回歸15年，香港新聞界自我審查愈來愈嚴重，傳媒老闆對此要負很大責任。親北京人士鼓勵報章股權易手，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資本控制，逐漸扭轉香港主流傳媒的報道取向和價值觀。
文/徐疾風
香港新聞業界的自我審查問題，早已是老生早談，甚至早在1997年回歸前已露端倪。回歸以來，隨著「文人辦報」年代的終結，多份報章股權易手，來自內地的資本透過或明或暗的方式入主個別報章，正在潛移默化影響媒體對中國新聞報道的角度和取向。近日發生的《成報》竄改特首選戰評論專欄事件，顯示一些傳媒機構的自我審查已經到了赤裸裸的地步，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向傳媒伸出的「無形之手」，已經愈來愈著痕跡。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今年4月進行的最新一期香港新聞傳媒評價顯示，近半數受訪者認為香港傳媒存在自我審查，比率與2007年該機構進行的同類調查相若。55%受訪者認為傳媒批評中央政府時有顧忌，比率遠高於認為傳媒批評香港特區政府時有顧忌的36%。
香港記者協會在2007年1月委託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進行的調查顯示，在受訪的506名新聞從業員中，58.4%認為香港現時的新聞自由比回歸時有所倒退。當中回答新聞自由在香港回歸以來十年有所倒退者，高達72.5%認為當中最主要原因是業界自我審查。受訪者認為最常見的三個自我審查情況，依次是淡化中央政府的負面消息（20.8%）、淡化中央政府可能認為敏感的消息（20.8%）、淡化老闆或其相關利益的負面消息（16.2%）。
傳媒紛紛被「染紅」
香港電台電視部紀錄片組監製潘達培認為，上世紀的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可說是香港媒體言論自由最好的時光。「1989年的鎮壓學運事件，整個新聞界都很關注。那時候媒體對很多事情還是可以暢所欲言的，什麼都可以說，算是很奮勇。」1989年7月，64名曾經親赴廣場、來自左中右不同媒體的記者，從京城回港，得知內地方面全面封鎖關於鎮壓學運消息，紛紛寫下自己的親歷手記，集結成書。這本香港記者手記實錄《人民不會忘記》，至今仍是八九學運記錄的重要資料。
從90年代開始，到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香港不少媒體出現股權變動，例如《明報》和《南華早報》分別被兩位馬來西亞富商收購。2000年底，任職《南華早報》中國版編輯十年，在行內被視為中國問題專家的林和立遭到解職，由在內地出生和受教育的媒體人王向偉接任。王向偉在今年初獲晉升為總編輯，因為他身兼吉林省政協委員的背景，讓外界質疑《南華早報》親北京的轉向。
衰落的老牌報紙《成報》和免費電視台亞洲電視，也在幾次轉手後落入內地資本的手中，《星島日報》、《東方日報》的老闆在回歸後陸續成為了全國政協委員，這也讓外界解讀為傳媒向北京靠近的訊號。
潘達培形容，這是一種慢慢形成的媒體「歸邊」。「例如，某些方面的報道是越來越少傳媒提及，最明顯是關於台灣獨立的議題，關於西藏、新疆的議題，這些觸及中共政權的報道是越來越少了。」
「以前做記者，覺得沒什麼局限，只要是按照新聞專業的原則，真實的事件，什麼都可以報道。但是回歸前後，很多媒介老闆跟內地的關係慢慢深厚，會有一些媒體被『收編』的感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媒體報道議題的框是慢慢形成了。以往我們不會覺得做新聞採訪會有太多『不能做』的議題，但是越到1997年的時候，越會感覺到有個『框』出現了。包括我們在香港電台，也會有這樣的感覺。」
讓潘達培真正感受到具體的恐懼的，是最近十年，發生在自己身邊媒體人身上的事情。例如在2004年，商業電台「名嘴」鄭經翰、黃毓民、李鵬飛相繼被「封咪」（中止主持節目），而頻道總監梁文道和營運經理蔡東豪也被解職撤換。2005年，任職新加坡《海峽時報》的香港媒體人程翔，在深圳過關時被帶走，最後被內地法院以間諜罪判囚。香港電台節目主持吳志森因為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尖銳批評，在2010到2011年的一年內，被親北京報章評論文章點名批評達70多次，最後難逃被撤換的命運。
「身邊太多這些事情，會製造出寒蟬效應。如果整個媒介環境都是這樣的話，其實是越來越難免於恐懼。」潘達培認為，自我審查對於一個專業媒體人來說，是一個不光彩的事情，多數媒體人都不會承認。但是他還是坦白說，看到身邊這樣的環境下，碰到敏感題目，多少讓人感到顧慮。
香港傳媒照妖鏡
一些內地的負面或「敏感」消息，是否報道及報道的篇幅有多大，在不少同業眼中，一直是各傳媒機構自我審查有多大的標尺，也是各大機構有否昧於良心，自甘放棄追求公平公義等核心價值的照妖鏡。
長期被軟禁在家的失明維權律師陳光誠，4月27日傳出已逃離山東老家，秘密進入北京美國駐華大使館，更發佈視頻錄影片段，親口要求總理溫家寶依法嚴懲罪犯、保障其家人安全和懲治腐敗。視頻中的一句：「究竟是地方黨委幹部違法亂紀、胡作非為，還是受中央指使，我想不久您應該給民眾一個明確的答覆。」可謂擲地有聲，正中陳光誠長久以來被無故粗暴剝奪人身自由問題的要害。
這宗受到國際傳媒重視的新聞，香港各大報章翌日如何處理？結果，在當天出版的13份全港各大收費中英文報章，只有《明報》和英文《南華早報》把陳光誠出逃作為頭版頭條。其中，《明報》當天以三個全版報道事件，數量居全港各報之冠，甚至還全文刊出陳光誠的錄影講話。該報還發表社評，狠批山東當局對陳光誠的打壓手段殘酷，天理難容。
至於一向標榜追求民主自由中國的《蘋果日報》，當天出乎意料未有把陳光誠放在頭版，只在A疊封底作全版報道，而當日的A1頭條則為該報記者在吉林直擊「狗肉即食麵」。也許該報高層事後也認為新聞判斷有失誤，於是在第二天即作出「補贖」，在4月28日就以頭版另加兩個版面報道陳光誠事件。
其他報章方面，《經濟日報》和《新報》各在內頁的中國新聞版，以一個版面報道事件，其餘報章大約有半版，不算顯眼。三份傳統親北京報章，隻字不提陳光誠屬可以預期。至於早前發生竄改專欄事件的《成報》，則僅在A16的兩岸新聞版有一段關於陳光誠，題為「網傳陳光誠逃進美領使」，但這則數百字的新聞僅限在印刷版上出現，在網站和電子報均被「河蟹」消失。
4月30日，《成報》評論版再度「開天窗」，亞太國際關係學會研究員林匡正撰寫題為《這是人道問題》文章，內容談到陳光誠「無故受到不合法的粗暴私刑對待」，外國介入及施壓是出於保護人道，不應受到譴責。這篇文章同樣也在網站和電子報「被失蹤」，電子報的相關位置變成空白一片。在作者公開投訴後，《成報》才在網站「恢復」該文章。
知情者透露，近一兩年來，《成報》為求營造其仍然有別於傳統「左報」的形象，故此還是會刊登一些內地敏感政治新聞，例如「六四」周年、去年部分城巿的「茉莉花集會」、異見人士消息等，但前題是篇幅一定不能大。此外，為求報章網站可在內地自由瀏覽，《成報》會把此類新聞從網站和電子報抽起，實行「一報兩制」。
近年頻頻易手的《成報》，近年因為老闆銳意要把該報打造成「能夠進入內地」的媒體，立場已逐漸倒向北京，往往把有關中國人權、民主、自由等政治敏感的新聞淡化和壓縮。4月9日，原本可以在內地自由瀏覽的《成報》網站，因為刊登時事評論員劉銳紹一篇悼念流亡異見人士方勵之的文章而遭到屏蔽。4月13日，劉銳紹已在《成報》副刊寫作了幾年的「新聞風眼」固定專欄，即被該報以「版面改革」為由終止。
據悉，《成報》原訂在5月1日才終止劉銳紹的專欄，悼方文章是專欄被提前腰斬的導火線。早在3月22日，劉銳紹於《成報》刊登的特首選戰評論文章，便遭到擅自竄改，不但標題由原來的「唐（英年）梁（振英）都不值得幫」，改成「兩人中揀，寧揀梁振英」，原文批評梁振英的字眼也被全面「磨平」，作者原來的結論也由「唐英年梁振英兩人爭鬥不能磨練成材」，變成「梁振英還是個可磨練成材者」。外界認為，《成報》改稿是為了在中聯辦向建制派吹響「挺梁」的集結號後，配合該報的挺梁立場。
自我審查的小動作
事件的主角劉銳紹，接受《陽光時務》訪問時說：「揣測往往是驚慄的來源。」個別傳媒機構或工作者為求「政治正確」，往往會揣摩「上意」，往往就會因此作繭自縛，在新聞判斷和選題上處處自我設限。他謂回歸15年來，香港新聞界的自我審查不但已經浮出水面，而且隨著現實環境的改變，已經愈來愈嚴重，傳媒老闆對此要負很大責任。
「經營者的意識淡薄，不把經營傳媒看作是社會責任，把它看成是一間企業而不是事業。傳媒如果變成『純企業』，就會以利益主導，完全沒有傳媒天職的素養。」造成新聞自我審查的很大原因，是傳媒機構的廣告和巿場考慮，尤其是在內地巿場的份額，以至傳媒老闆在其他行業的業務考慮。「報社的中層人員，上至總編輯下至採訪主任，會否自我審查因人而異，現在仍然有人願意守住這條界線。但是如果老闆不支持，這些努力只會是事倍功半。」
公眾在各種媒體看到的很多不甚起眼的微小細節，其實可能就是自我審查的結果。劉銳紹舉例稱，新華社香港分社在2000年1月正式改稱為中聯辦的前夕，某電子傳媒製作特輯，介紹中聯辦改名前後的功能對比。有關節目原先選擇以跑馬地新華社為終點的「六四」周年遊行作為資料片段，但總編輯認為選擇這些政治性片段「並非太好」，最後改以內地「爛尾樓」的港人苦主遊行作為資料片段。
又例如在1999年台灣「9.21」大地震，災後香港某機構打算把收集得來的港人捐款電匯至台灣，但由於台方收款機構的名稱有「中華民國」四個字，港方機構認為此舉屬「政治不正確」，最後要把捐款輾轉透過第三方匯至台灣。可是，當年只有少數香港報章報道此宗港台關係的政治敏感事件。
劉銳紹又指，近年香港報章已鮮有派員親自採訪在內地的維權或異見人士，例如艾未未、趙連海等，多是引用外電消息。這當中或者是出於出差成本的考慮，但相對於回歸前的情況，部分傳媒明顯是傾向淡化有關中國人權狀況受損害的新聞。至於部分傳媒的汶川大地震的周年紀念報道，在追究到豆腐渣工程的問題時往往就「收步」，也有自我審查的嫌疑。
「中聯辦現在很多官員不知道香港的演變歷史，很多都是過客，都是按照中央的精神處理事件。他們的仕途都與港澳的工作成績有關，只要任內『不出事』，返回內地就可以繼續升官。國內的思維是把香港傳媒視為『亂源』，既要鞏固自己的陣地，同時也要佔領別人的陣地。」劉銳紹指出，在此等思維主導下，親北京人士鼓勵報章股權易手，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資本控制，逐漸扭轉香港主流傳媒的報道取向和價值觀。
淡化中國負面新聞
《陽光時務》接觸的幾名現職前線新聞工作者，對自我審查問題都顯得有一點忌諱，並要求不透露機構名稱才願意談及有關情況。有資深的香港報章中國新聞記者說，回歸前香港傳媒在報道內地消息時，往往「喜歡怎樣寫就怎樣寫」，但現在資訊遠較當年發達，社會透明度較當地為高，因此編輯根據專業判斷，便會放棄刊出一些「不合邏輯」的報道，未必一定是出於自我審查。
在回歸以前，較多港媒都會使用「中共打壓人權」等字眼，但現在報道此等負面新聞時，就較少提及「中共」兩字，取而代之的是較多使用「內地」或「某省（巿）」等字眼取代。「因為如果每次也寫『中共』，給讀者的感覺就是突出這個執政黨所做的壞事。」
這位資深記者又說，他所任職的機構在中國新聞報道方面，並未有自我審查，他任職的報社還是能夠以較大篇幅報道內地的敏感和負面消息，包括維權運動、茉莉花行動、揭發地震豆腐渣工程等。不過，他也曾因為就內地新聞的報道，收過來自內地發出的律師信，雖然對方最終還是沒有起訴，但這對新聞工作者來說仍是構成一定壓力。
此外，中聯辦特別留意香港媒體有關中國新聞的報道，對每間媒體中國組的記者，都建有「個人檔案」。多年前，香港某家報社駐深圳跑突發新聞的記者，在「六四」周年前夕的敏感時期，竟然被深圳當局無故扣留，單獨「囚禁」於一間密室之中，歷時一周才獲釋返港。
在一些老闆在內地有深厚政商關係的報章，在中國新聞的自我審查問題就較嚴重。例如在一家老闆為政協委員的新聞集團，旗下報章在2006年曾推出文革四十周年的專題，最後卻疑因高層施壓，原有五天的每天一整版專版報道，刊出兩天後即被高層叫停，第三天的專題在壓縮至僅餘半版後草草收場。由於老闆與廣東省當局友好，高層在去年底又下令編輯部要壓縮汕尾陸豐烏坎村民爭取民主選舉的報道，並且不批准派記者到當地現場採訪。
有些時候，報社的自我審查並非來自政府，而是來自老闆自身。例如，曾有香港報章刊出一宗有關上海某娛樂場所的負面報道，報道刊出後卻遭到上層責難，原因是該場所與報社老闆是「老友」。
至於早前香港進行的行政長官選舉，中聯辦被指在最後階段頻頻介入，甚至影響了個別媒體的報道取向。有在某份報章任職的新聞工作者透露，最近上層已向前線員工作出「指引」，要求他們在撰寫新聞分析解讀文章時，不要過於針對候任特首梁振英，可以繼續批評，但要「留有餘地」。他又指，即將離任的特首曾蔭權，以往曾多次透過特首辦公室官員致電該報高層，要求該報不要在一些政策問題上把矛盾對準曾蔭權本人，這些也對前線員工構成若干壓力。
香港本地政治人物在敏感問題上的言論，傳媒如何處理同樣也涉及自我審查問題。前述的2007年《香港記者協會年報》提到，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民建聯主席馬力在當年5月與傳媒茶聚時，指六四事件並非「屠城」，又稱根本沒有發生坦克車輾斃人的事件，「可以找一頭豬測試」。當時有11份報章記者在場，但翌日只有六份報章報道，其中只有四份以顯著篇幅刊出。部分傳媒對此隻字不提，或者輕輕帶過，也許是要避免影響內地與香港關係，或者也是為了避免親北京的政治頭領，受到輿論的更大責難。
總括而言，新聞業界內一些自我審查的「小動作」，並不容易被公眾察覺，而且從來不會有傳媒機構會公開承認，它們內部存在自我審查。一宗新聞報不報道，或者報道篇幅有多大，傳媒機構大可以推說這是員工按其「專業判斷」所作的決定。在現實世界，沒有人能夠做到「絕對客觀中立」，然而按著良心去把一些社會的不公不義揭露出來，表彰普世人類共尊的價值，應該是傳媒的天職。
香港目前仍然享有新聞自由，但如果任何媒體為了老闆在內地的關係和利益，屈從於「北大人」有形無形的壓力，甘於把有價值的新聞按下不表或作低調處理，長遠來說它們只會被香港讀者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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