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法广
根据英国最新解密的档案，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同中共永远不会放弃中央集权，而且认同一个讲法，即中国人像螃蟹，要前进就要横行（to move forwards they had to move sideways）。
档案披露，1988年7月李光耀和戴卓尔（又译名柴契尔）夫人曾在新加坡见面，李同意戴称中共永远不会放弃中央集权。李又指共产主义违反中国特性（against the grain of Chinese character），长远不会成功。李又说，中国对于协调意识形态与经济需要所面对的困难，是很务实的。
李光耀又说，有中国人跟他说过，他们就像螃蟹，要前进就需横行（they were like crabs：to move forwards they had to move sideways）。
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毛孟静看过档案原文后分析，李光耀的意思是指共产主义与经济发展存在冲突，因此中国经济不能直接向前走，而是用旁门左道的方法打斜走，才可勉强向前。曾经在香港英文传媒工作多年的毛孟静又指，中国现时的金融及经济确实不能以开放市场制度直接发展，而是要在政府控制下迂回前进。
在最新一批解密的档案仲，包括了一份李光耀评价赵紫阳的文件。1989年10月，即六四事件后约4个月，李光耀与戴卓尔夫人见面，李当时指六四的结果是邓小平培养10年的团队被放弃，反而旧人重新上位。这对中国是灾难性的，是一个真正的悲剧。
李又说，假如时任领导人邓小平对八九民运有更高警觉及每天亲自主理事件，又或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不是差劲的权斗者（bad infighter），六四事件就可避免。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6%9D%8E%E5%85%89%E8%80%80%E8%AE%A4%E5%90%8C%E4%B8%AD%E5%85%B1%E6%B0%B8%E8%BF%9C%E4%B8%8D%E4%BC%9A%E6%94%BE%E6%9D%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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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9 December 2018
Wednesday, 8 July 2015
知我罪我的“唯才是用”政策
执政前与敌对党的激烈斗争，使得李光耀很早便深刻体会到人才的重要性。在他的回忆录里，李光耀对于政治对手以及深受左派思潮影响的华文教育群体的人
才济济，表露出钦羡而畏惧的复杂心理，这对他上台后的政治理念影响深远。从他时刻留意吸收身边的人才，以及把人才吸引到政府部门和行动党的流程高度体制化
——即为国家与执政党培育精英，输入新血，又同时阻断对手吸纳人才的能力——生动地展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锐以及高瞻远瞩。
李光耀在1971年的一篇经常被后人引用的英语演说中，对当时国家治理的状况直言不讳地说：“在民事服务、警察部队、武装部队服务的杰出人才、法定机构的 主席及其高管，已经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出细节并付诸实践。这些人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学校。新加坡是个唯才是用的社会。这些人凭借自己的功绩、努力与良好表现 升任高位。他们是一群紧密联系并协调有致的坚强核心。如果这300人同乘的珍宝机坠毁，新加坡也将解体。这反映了我们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领导层之微 小。我们必须，且我们必将之扩大。”
这种对治国人才近乎偏执的态度，贯穿李光耀的政治生涯，也成为了治理新加坡的关键理念。他在自传《李光耀回忆录》第二册的结尾时指出，新加坡要减少失败的 风险，就必须坚持基本原则，包括“唯才是用，尤其是政府领袖，必须由最能干的男女担任”。然而，李光耀对于人才的认定，也同其政治理念一样的务实，包括必 须“学以致用”；但他对“用”的理解，则显得过于片面。
《李光耀回忆录》第二册第22章“共和联邦俱乐部”，记录了他在1966年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一顿晚宴：“出席者有一些他的高级部长，还有在恩克鲁玛完 成学业的大学里担任校长的一名年轻人。这个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叫亚伯拉罕，年龄不过30岁上下，是牛津大学古典文学系一等毕业生，也是全灵学院的研究生。恩 克鲁玛非常以他为荣，我也惊叹于他的才气。但是我觉得奇怪，一个那么以农业为生的国家，为何把它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送去攻读古典语文研究——拉丁语和古 希腊语。”
这种对待人才的务实——批评者形容为短视狭隘——的态度，在建国后的最初二三十年，不但保证了新加坡党政体系的活力，也决定了教育体系的基调。其成功之处 是在于政府通过奖学金制度，把成绩最好的学生吸收到体制内——公共服务奖学金、武装部队奖学金、警察部队奖学金，并以象征最高荣誉的总统奖学金——为国家 栽培和储蓄了大量人才。这些优秀生在海外（主要是英美）顶尖大学留学，学成后加入公共部门及军队、警察，逐步成为这些部门的领导者。表现出色、忠诚可靠并 有意愿者，还被行动党吸收为从政候选人，成为国会议员乃至于最终出任制定政策的内阁部长。
奖学金制度的特点，在于其做到了唐太宗所谓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效果。这意味着政府及行动党得以在人口不多的新加坡，近乎全面地垄断社会俊杰，阻断 了反对势力壮大的潜力；对于国家而言，尤其是独立后的最初二三十年，它也促进了社会流动性，达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综合起来，吸收及善用人才，为新加坡的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新加坡公务员队伍有效、廉洁且声名远播，“唯才是用”政策功不可没。比如，总部位于香港的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 （PERC），2012年评比亚洲公务员体系，新加坡继续名列第一。
应当说，李光耀对网罗人才为国服务念兹在兹且身体力行，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新加坡政府在他退居二线后保持高效运行，政治过渡平顺，与国家体制内 人才济济不无关系。1971年共乘一架珍宝机的“300壮士”，在李光耀退休时，散布在内阁团队、民事服务、警察部队、武装部队、法定机构，乃至占新加坡 国内生产总值约六成的政联公司的精英人才数量，恐怕已经可以坐满一个机队了。
“唯才是用”政策的成功有目共睹，但遭到批评也在所难免，其中引发较大批评的是政策实施背后的精英主义心态。比如，在上述政府奖学金得主当中，具备上珍宝 机资格的其实并不多，他们才是决定新加坡命运的极小数。获得政府奖学金凭的是高中的成绩，那些在大学毕业时成绩特优的得主，才会被吸收成为“行政服务 官”。根据管理公务员队伍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官方网站介绍，他们是公共服务的最核心，由常任秘书、副常任秘书、法定机构主官等顶级公务员组成。
行政服务官系统延续自英国殖民地政府制度，李光耀认为，他们的品质决定政府公共政策的成败。他在回忆录里记述了与两名印度公务员共进早餐的经过——他们是 英国殖民印度时高标准录取的“行政服务官”，其中一人缅怀殖民地时代，数百名“行政服务官”就足以代女皇政府把4亿5000万印度子民管理得井井有条。李 光耀不无感慨地评论说，独立后的印度政府“不那么坚持于精英制度或规定通过考试来决定谁进入名校或顶尖大学”。他说：“英国时代的印度公务部门官员，是从 印度举国精英中精挑细选的。一个印度平民必须才华出众，才能加入这个顶尖的英国公共服务行列。……民粹主义者施加的压力降低了录用标准，同时导致公务员之 间的沟通水平下降。”
因此，李光耀对新加坡“行政服务官”水准的要求非常严格，因为他们不但是治理新加坡的核心团队，也是行动党从中吸纳候选人入阁的主要人才库。一旦成为“行 政服务官”，这些精英公务员会被赋予普通公务员所没有的训练与工作机会，一般到30岁出头就已经被委以重任，薪金也比普通公务员优渥——常任秘书级别的官 员年薪至少100万元，资深常秘更可以获得近200万元。他们在壮年退休后，则仿效日本精英官僚的制度安排，大部分继续到政联公司出任高薪职务。李光耀相 信，为了与私人企业界竞争这些出类拔萃的精英，高薪是必要的手段。当然，高薪也可以确保他们对体制的忠诚。
为了筛选出这些精英，整个教育体系越来越偏重于考试与分流，通过成绩甄别出同龄孩子当中最聪明的5%。筛选过程从小学四年级的高才教育计划（天才班）开 始，层层淘汰。对于天赋异禀的孩子，无论家庭背景如何，只要能在学校考取好成绩，就有可能成为收入丰厚又享有社会地位的高官，从此改变命运。但是命运可能 取决于一分之差的残酷现实，对于普通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和体制内的老师，都变成越来越变成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惨烈竞争。教育理念显得被分数主义所主导， 课外补习则迅速茁壮，在2014年成为年值11亿元的产业。
这套精英制度，在网络时代公民意识普及之际，开始面对李光耀所担心的“民粹”压力。公务员本来就比私人部门相对要有“铁饭碗”；顶级公务员的高薪，加上他 们基本上自毕业后一直到退休，只要不犯法，就终身享受国家的优厚待遇，生活无忧，自然会被质疑不知民间疾苦。另一个重要的副作用，是经历层层残酷竞争上位 的精英，会把自己的高薪与地位视为理所当然，而忽视了公共服务乃至从政的社会义务。这种“治人”和“治于人”之间的矛盾，更因为部长加薪问题而持续成为困 扰新加坡政治的关键课题。
李光耀1985年3月在国会中，与当时的工人党议员惹耶勒南激烈辩论部长加薪。李光耀坚持政府必须防止私人企业用高薪争夺顶级公务员，且吸引在私人企业界 的人才从政。1994年，从总理改任资政的他干脆在国会动议，采取一套计算公式，试图一劳永逸解决部长薪金的争论。在历次的辩论当中，对于从政及公共服务 涉及的“牺牲”，以及用金钱衡量政治与公共服务会否导致异化，成为正反两方交锋最激烈的地方。
李光耀把高智商等同于精英的单向定义，以及把高薪当做吸引他们从政唯一动机的假设，在他从总理位置退下后一直引发民间的激烈议论，并困扰着后续的政府。他 坚持精英高薪的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过。不幸的是，他把精英局限在一流脑袋，并假设高薪足以保证精英不腐败的看法，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时遭到了严厉的 检验。至今逐渐形成的共识认为，席卷全球的危机之所以爆发，全是华尔街金融高管不负责任的贪婪心态所致。投资银行高管利用高薪招揽名校毕业的顶尖人才，发 明各种难以监控的有毒金融产品，通过全球化网络销售出去，使得危机一发不可收拾。李光耀在2007年4月访问澳大利亚后接受媒体访问，为部长高薪辩护时还 说：“你必须支付市场价格，否则人才将加入摩根斯坦利、雷曼兄弟或高盛集团，然后你只剩下无能的人（从政），你的损失将是以数十亿元计。”
“唯才是用”政策，确实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因素，李光耀对吸收人才的重要判断，至今依然有效。可是，政策背后的精英主义思维，尤其是李光耀对部长高薪的坚 持，却推高了民众对高官的期待。任何政策上的失误，“官无所值”都会是舆论批判背后隐约的心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公共课题的理性辩论，也让政府与 民众之间出现一道情感鸿沟。李光耀所提倡的“唯才是用”政策，会继续是新加坡治国理念的重要原则，如果政府在2011年大选后主动给部长减薪是一种征兆， 他想一劳永逸用高薪解决治国人才不易延揽的想法，恐怕还将面对检验。
原载《怡和世纪第26期》
from Study Room 書齋 https://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5/07/06/%e7%9f%a5%e6%88%91%e7%bd%aa%e6%88%91%e7%9a%84%e5%94%af%e6%89%8d%e6%98%af%e7%94%a8%e6%94%bf%e7%ad%96/
李光耀在1971年的一篇经常被后人引用的英语演说中，对当时国家治理的状况直言不讳地说：“在民事服务、警察部队、武装部队服务的杰出人才、法定机构的 主席及其高管，已经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出细节并付诸实践。这些人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学校。新加坡是个唯才是用的社会。这些人凭借自己的功绩、努力与良好表现 升任高位。他们是一群紧密联系并协调有致的坚强核心。如果这300人同乘的珍宝机坠毁，新加坡也将解体。这反映了我们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领导层之微 小。我们必须，且我们必将之扩大。”
这种对治国人才近乎偏执的态度，贯穿李光耀的政治生涯，也成为了治理新加坡的关键理念。他在自传《李光耀回忆录》第二册的结尾时指出，新加坡要减少失败的 风险，就必须坚持基本原则，包括“唯才是用，尤其是政府领袖，必须由最能干的男女担任”。然而，李光耀对于人才的认定，也同其政治理念一样的务实，包括必 须“学以致用”；但他对“用”的理解，则显得过于片面。
《李光耀回忆录》第二册第22章“共和联邦俱乐部”，记录了他在1966年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一顿晚宴：“出席者有一些他的高级部长，还有在恩克鲁玛完 成学业的大学里担任校长的一名年轻人。这个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叫亚伯拉罕，年龄不过30岁上下，是牛津大学古典文学系一等毕业生，也是全灵学院的研究生。恩 克鲁玛非常以他为荣，我也惊叹于他的才气。但是我觉得奇怪，一个那么以农业为生的国家，为何把它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送去攻读古典语文研究——拉丁语和古 希腊语。”
这种对待人才的务实——批评者形容为短视狭隘——的态度，在建国后的最初二三十年，不但保证了新加坡党政体系的活力，也决定了教育体系的基调。其成功之处 是在于政府通过奖学金制度，把成绩最好的学生吸收到体制内——公共服务奖学金、武装部队奖学金、警察部队奖学金，并以象征最高荣誉的总统奖学金——为国家 栽培和储蓄了大量人才。这些优秀生在海外（主要是英美）顶尖大学留学，学成后加入公共部门及军队、警察，逐步成为这些部门的领导者。表现出色、忠诚可靠并 有意愿者，还被行动党吸收为从政候选人，成为国会议员乃至于最终出任制定政策的内阁部长。
奖学金制度的特点，在于其做到了唐太宗所谓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效果。这意味着政府及行动党得以在人口不多的新加坡，近乎全面地垄断社会俊杰，阻断 了反对势力壮大的潜力；对于国家而言，尤其是独立后的最初二三十年，它也促进了社会流动性，达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综合起来，吸收及善用人才，为新加坡的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新加坡公务员队伍有效、廉洁且声名远播，“唯才是用”政策功不可没。比如，总部位于香港的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 （PERC），2012年评比亚洲公务员体系，新加坡继续名列第一。
应当说，李光耀对网罗人才为国服务念兹在兹且身体力行，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新加坡政府在他退居二线后保持高效运行，政治过渡平顺，与国家体制内 人才济济不无关系。1971年共乘一架珍宝机的“300壮士”，在李光耀退休时，散布在内阁团队、民事服务、警察部队、武装部队、法定机构，乃至占新加坡 国内生产总值约六成的政联公司的精英人才数量，恐怕已经可以坐满一个机队了。
“唯才是用”政策的成功有目共睹，但遭到批评也在所难免，其中引发较大批评的是政策实施背后的精英主义心态。比如，在上述政府奖学金得主当中，具备上珍宝 机资格的其实并不多，他们才是决定新加坡命运的极小数。获得政府奖学金凭的是高中的成绩，那些在大学毕业时成绩特优的得主，才会被吸收成为“行政服务 官”。根据管理公务员队伍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官方网站介绍，他们是公共服务的最核心，由常任秘书、副常任秘书、法定机构主官等顶级公务员组成。
行政服务官系统延续自英国殖民地政府制度，李光耀认为，他们的品质决定政府公共政策的成败。他在回忆录里记述了与两名印度公务员共进早餐的经过——他们是 英国殖民印度时高标准录取的“行政服务官”，其中一人缅怀殖民地时代，数百名“行政服务官”就足以代女皇政府把4亿5000万印度子民管理得井井有条。李 光耀不无感慨地评论说，独立后的印度政府“不那么坚持于精英制度或规定通过考试来决定谁进入名校或顶尖大学”。他说：“英国时代的印度公务部门官员，是从 印度举国精英中精挑细选的。一个印度平民必须才华出众，才能加入这个顶尖的英国公共服务行列。……民粹主义者施加的压力降低了录用标准，同时导致公务员之 间的沟通水平下降。”
因此，李光耀对新加坡“行政服务官”水准的要求非常严格，因为他们不但是治理新加坡的核心团队，也是行动党从中吸纳候选人入阁的主要人才库。一旦成为“行 政服务官”，这些精英公务员会被赋予普通公务员所没有的训练与工作机会，一般到30岁出头就已经被委以重任，薪金也比普通公务员优渥——常任秘书级别的官 员年薪至少100万元，资深常秘更可以获得近200万元。他们在壮年退休后，则仿效日本精英官僚的制度安排，大部分继续到政联公司出任高薪职务。李光耀相 信，为了与私人企业界竞争这些出类拔萃的精英，高薪是必要的手段。当然，高薪也可以确保他们对体制的忠诚。
为了筛选出这些精英，整个教育体系越来越偏重于考试与分流，通过成绩甄别出同龄孩子当中最聪明的5%。筛选过程从小学四年级的高才教育计划（天才班）开 始，层层淘汰。对于天赋异禀的孩子，无论家庭背景如何，只要能在学校考取好成绩，就有可能成为收入丰厚又享有社会地位的高官，从此改变命运。但是命运可能 取决于一分之差的残酷现实，对于普通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和体制内的老师，都变成越来越变成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惨烈竞争。教育理念显得被分数主义所主导， 课外补习则迅速茁壮，在2014年成为年值11亿元的产业。
这套精英制度，在网络时代公民意识普及之际，开始面对李光耀所担心的“民粹”压力。公务员本来就比私人部门相对要有“铁饭碗”；顶级公务员的高薪，加上他 们基本上自毕业后一直到退休，只要不犯法，就终身享受国家的优厚待遇，生活无忧，自然会被质疑不知民间疾苦。另一个重要的副作用，是经历层层残酷竞争上位 的精英，会把自己的高薪与地位视为理所当然，而忽视了公共服务乃至从政的社会义务。这种“治人”和“治于人”之间的矛盾，更因为部长加薪问题而持续成为困 扰新加坡政治的关键课题。
李光耀1985年3月在国会中，与当时的工人党议员惹耶勒南激烈辩论部长加薪。李光耀坚持政府必须防止私人企业用高薪争夺顶级公务员，且吸引在私人企业界 的人才从政。1994年，从总理改任资政的他干脆在国会动议，采取一套计算公式，试图一劳永逸解决部长薪金的争论。在历次的辩论当中，对于从政及公共服务 涉及的“牺牲”，以及用金钱衡量政治与公共服务会否导致异化，成为正反两方交锋最激烈的地方。
李光耀把高智商等同于精英的单向定义，以及把高薪当做吸引他们从政唯一动机的假设，在他从总理位置退下后一直引发民间的激烈议论，并困扰着后续的政府。他 坚持精英高薪的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过。不幸的是，他把精英局限在一流脑袋，并假设高薪足以保证精英不腐败的看法，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时遭到了严厉的 检验。至今逐渐形成的共识认为，席卷全球的危机之所以爆发，全是华尔街金融高管不负责任的贪婪心态所致。投资银行高管利用高薪招揽名校毕业的顶尖人才，发 明各种难以监控的有毒金融产品，通过全球化网络销售出去，使得危机一发不可收拾。李光耀在2007年4月访问澳大利亚后接受媒体访问，为部长高薪辩护时还 说：“你必须支付市场价格，否则人才将加入摩根斯坦利、雷曼兄弟或高盛集团，然后你只剩下无能的人（从政），你的损失将是以数十亿元计。”
“唯才是用”政策，确实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因素，李光耀对吸收人才的重要判断，至今依然有效。可是，政策背后的精英主义思维，尤其是李光耀对部长高薪的坚 持，却推高了民众对高官的期待。任何政策上的失误，“官无所值”都会是舆论批判背后隐约的心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公共课题的理性辩论，也让政府与 民众之间出现一道情感鸿沟。李光耀所提倡的“唯才是用”政策，会继续是新加坡治国理念的重要原则，如果政府在2011年大选后主动给部长减薪是一种征兆， 他想一劳永逸用高薪解决治国人才不易延揽的想法，恐怕还将面对检验。
原载《怡和世纪第26期》
from Study Room 書齋 https://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5/07/06/%e7%9f%a5%e6%88%91%e7%bd%aa%e6%88%91%e7%9a%84%e5%94%af%e6%89%8d%e6%98%af%e7%94%a8%e6%94%bf%e7%ad%96/
Monday, 8 June 2015
茉莉：鲜为人知的“新加坡的伤口”——李光耀制造的“冷藏行动”
如果用地质学的眼光来考察政治历史，那么新加坡，一个洋溢着热带风情的花园城市，其表面好像光滑而色彩斑斓的页岩，但在其层层叠叠的地层深处，隐藏着凝结受害者血泪的黑色化石。
今
年一月中旬，在新加坡繁华街区的宽敞书店，我惊讶地看到一排排书架上摆着的《李光耀传》，令我记起文革时中国书店里摆满《毛选》的情景。而后，朋友带我走
进牛车水地段不起眼的草根书室，我在那家中文书店里买了两本封面简洁的书：《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50周年纪念》、《我的黑白青春》。
身
为旅游者的我，就这样偶然地一瞥，发现了那个美丽国家的一道未曾愈合的伤口。放弃坐船去印尼旅游的计划，我埋头于两本沉重苦涩的书之间，并设法与"冷藏行
动"的受难者亲属会面交谈。两个多月后，强人离世。在一片歌功颂德的赞美声中，少有人提及"冷藏行动"那道历史创伤，少有人批评李光耀执政时期残酷的政治
迫害。
我为此感到困惑：在一个建立了民主制度并拥
有一定自由的国家里，为什么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对"冷藏行动"这个人权迫害事件做出清算？为什么新加坡人至今没将这一事件提交给国会调查听
证，以促使政府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并做出赔偿？新加坡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为此公开抗争？难道知识分子都因成了既得利益者而放弃了批判的使命，而人民都因
为恐惧焦虑而成为自由的叛徒了吗？
◎ 阴谋夺权，未审关押昔日同盟
"冷藏行动"是李光耀于六十年代犯下的一桩不可原谅的侵犯人权的罪行，其中充满了冷血的背叛与阴谋，此案至今仍未平反。
1963
年2月2日，在李光耀的主导下，新加坡政府和马来亚联合邦发动"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
Store），在全城搜捕133位在野党社阵、工会、学运和社运人士等人。不经正当程序和公开审判，那些左翼人士就被以"涉嫌参与共产党颠覆国家罪"关押
入狱，其中有的人被囚时间竟然长达32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对
于这段极不光彩的历史，李光耀的官方解释是："冷藏行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共产党控制公共机构，所以与马来亚合作阻遏共产党的扩张。就在近几年，李光耀的
儿子——现任总理李显龙还在重复其父的观点，仍然指已故的左翼政治领袖林清祥是马共党员，社阵（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当年受马共控制。
然
而时间不在李氏家族一边。五十年后的今天，英国的历史档案解密了。档案显示：当年英国驻新加坡情报机构军情5号（MI5）研究了李光耀的报告后，称李光耀
指控社阵有共产党渗透、企图颠覆政府的文件是"垃圾"。老奸巨猾的英国人在新加坡殖民一百多年，他们知道社阵只是左倾的民族主义组织而已，林清祥主张宪制
观点温和，并没有像共产党那样鼓吹暴力。
那么，李
光耀究竟为什么要在1963年逮捕林清祥及其同仁呢？直到2013年，新加坡历史学者覃炳鑫才在研究英国档案局解密文件后发现，李光耀是应马来亚首相东姑
阿都拉曼的要求而展开大逮捕行动的。当时李光耀要求东姑接受新、马合并方案及成立马来西亚，因而和东姑合谋铲除新加坡左派。
李
光耀曾一度是林清祥的左翼同路人。五十年代初，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因代表新加坡罢工工人与政府谈判而声名大噪。时任工会领袖的林清祥
结识了他，两人共同筹划，与1954年成立了人民行动党。1956年，林清祥和李光耀双双代表新加坡去伦敦与英国殖民当局商谈独立事宜。
1954年，林清祥（右）与李光耀（左）初次相识
两
位年轻人都在旺盛年华里走上从政之途，为新加坡的独立做出了贡献，他们共同创立的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大选后执政，李光耀成为自治后第一任总理。
1961年，由于政治分歧尖锐，林清祥为首的左派退出政府和人民行动党，另组社阵，成为李光耀的政治竞争对手。当时李光耀在芳林补选遭受重挫，其政治前途
岌岌可危。
这也是李光耀要下狠手陷害昔日盟友的另
一重要原因。林清祥是非常出色的魅力型政治领袖，拥有广大草根群众的支持。李光耀曾赞美林清祥的人格，还曾预言林清祥前途无量："他是新加坡一流的华人演
说家，他将成为新加坡的下一任总理。"然而，最后的结局却出人意外：李光耀本人成为新加坡声名显赫的"国父"，而比他更受人民喜爱的林清祥却成了政治牺牲
品。林清祥坐牢六年饱受摧残，又变相流亡英国十年，后回到新加坡，在忧伤中病逝。
◎ 内安法：街头霸王的铜节指套
以奸诈绝情的政客手段，李光耀玩天真的左派理想主义者于掌心之中。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李光耀并不否认。他曾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政界的"街头霸王"，得意地说："如果你惹怒我，我会戴上铜节指套（打人用凶器），把你逮进一个死胡同。"
也
难怪李光耀会和邓小平惺惺相惜，强烈共鸣。李光耀曾大赞邓小平的名言"杀20万学生保20年稳定"，公开为邓小平"镇压"六四学生运动辩护，说镇压是"为
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很遗憾，新加坡的政治体制追随的是英国民主体制，总理李光耀不能像中国总理李鹏一样把坦克开上街去杀人。但李光耀在他可能的范
围内，把"街头霸王"的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这个霸王在镇压异己时，既有理论，也有恶法作为工具。
没
有其他宗教信仰，李光耀信仰的是中世纪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的理论。这种理论主张权术和谋略，为控制他人不惜使用欺诈和机会主义手段，坚信"政治无道
德"。直到晚年，李光耀还在向马基维利致敬，说："在被敬爱和畏惧之间，我一向相信马基维利是对的。如果没有人怕我，我就没有任何意义。"
那
么，李光耀怎样才能如他所愿"令人畏惧"呢？在他为争夺、把持权力所使用的铁血手段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内部安全法》。新加坡在英国殖民时期就设有安
全部门，独立后，李光耀利用这个内安法大肆迫害异己。据统计，在李光耀执政40年间，他引用内安法囚禁了2600名异见人士，很多人被长期囚禁。此外还有
大批人被驱逐到国外，终身不许回新加坡。
这个可怕
的内安法就是街头霸王李光耀用以打人的铜节指套。该法为人诟病之处在于：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得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那么，由
谁来认定危害国家安全呢？在李光耀看来，当然是由他和他的政府来认定。为什么囚禁他人不须经过审判？李光耀回答是："因为共产党人组织能力太强且按正常程
序审判效率太低。"
和中共的国安法相似，新加坡内安法可以任意拘留反对派人士，因而恶名昭彰。近年来，邻国马来西亚废除了内安法，在新加坡引起强烈反响，新加坡人也纷纷要求废除内安法。目前，新加坡政府表明会继续保留这项法令，但只会用来对付一些如恐怖主义之类的重大威胁。
与
极端腐败的中国政府相比，李光耀可以引以为傲的是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然而，从用恶法迫害异己这一点看来，自诩清廉的李光耀，却陷入严重的"权力腐败"之
中。"权力腐败"特指权力的蜕变，即权力主体滥用权力，使正常的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变。为了满足政治贪欲，李光耀父子建立了一个唯我独尊的"李氏王朝"，
这难道不是典型的权力腐败吗？
◎ "冷藏行动"为何至今未能平反？
我从台湾到新加坡，我的问题也涉及这两个国家的比较。为什么台湾二二八事件受难者能够在1995年获得政府的道歉，政府并公布处理和补偿条例，而新加坡政府却至今不承认冷藏行动是一个错误？
对
新加坡朋友，我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中国人拥有你们这么多自由，我们一定把"六四事件"提上国会听证。我认为新加坡人现在就可以这样做：在内安法仍然存在的
情况下，向国会提出要求开放档案，调查"冷藏行动"这桩民怨很深的历史事件。这样，国会可以查证政府是否有错误以致犯罪之嫌疑，揭露问题所在，进行立法补
救。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即使新加坡拥有一个议会民主制，还有近年来颇具战斗力的反对党，也没有人将这桩历史公案向国会提出来。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
首
先，新加坡和台湾不同，台湾二二八事件涉及族群冲突，本省受害者及其家属坚持发声，被反国民党专制的党外人士当作精神资源，因此他们的抗争从未中断，几十
年延续下来。而新加坡的冷藏行动里没有族群因素，在林清祥等反对党领袖被一网打尽之后，左翼组织的声音嘎然中止，从此一蹶不振。后来出现的反对党已经隔了
世代，并未继承林清祥和社阵的源流，他们对为新加坡历史上的这一大污点似乎视而不见。
其次是李光耀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由于李光耀的亲西方路线，新加坡在独立后获得了大量的西方投资，人民在经济上受益，这条路线因此被认为是走对了。历史似乎只能由胜利者书写，新加坡人于是患上了集体健忘症。
在
一个公民素质优良的民主国家，即使政府能搞好经济，也绝不允许他们去侵犯人权，因为人不是经济动物，而是必须享有权利和尊严的公民。但是，新加坡人是被李
光耀所严重歧视的人民。他曾在1978年对前来访问的邓小平说："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他赤裸裸地
宣称："至于群众在不同时刻怎么看待我，我认为完全不重要。"
既
然视新加坡人为不值得尊重的贱民子孙，李光耀便摆出一副"受我恩惠不许忤逆"的严父姿态。他深知人性的恐惧与贪婪，因此利用他的宣传机器一再重复这种观
点："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天富裕的新加坡。"他还吓唬新加坡人说："我们必须把人们收监，毋须审判。""如果不这样做，今日国家就会灭亡。"
然
而新加坡人也真的可以被忽悠，很多人居然相信李光耀如此明显的逻辑谬误。在这里李光耀犯下的是"虚假两分"的逻辑错误，他让那些头脑简单的新加坡人相信，
该国只存在两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尊重人权，要么贫穷亡国。事实上，尊重人权与发展经济并不是对立的，反而是互相促进的。
◎ 人民的背叛与知识分子的软弱
美 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施莱辛格曾有这样的名言："在自由社会，焦虑驱使人民成为自由的叛徒。"在像上帝一样英明的国家领袖面前，住上了舒服组屋里的 大多数新加坡人感恩戴德，他们害怕失去较为富足的生活。来自政府的谎言更容易成功，因为说谎者事先知道人们恐惧什么，希望什么，从而引导了舆论。而普通人 由于惧怕社会孤立，会对主流的优势舆论采取趋同行动。
这
就形成了"沉默的螺旋"现象：心怀不满者不敢公开发表意见，不占主流的受害者及其亲属处于无助的地位，越发孤寂下去。李光耀使用各种手段打击异议人士，钳
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逼得反对派走投无路。这种对人权的压制，被一些新加坡人看作是为使社会井然有序必须付出的代价。享有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新加坡人，并
未随之发展出现代化思维。
那么新加坡知识分子呢？
难道他们不应该是守护人权价值、揭开历史真相的人？笔者孤陋寡闻，只能从中文出版物上一睹新加坡杰出华人知识分子的阵容。首先是《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
行动》一书的编者和作者傅树介，陈国防和孔莉莎等人，《我的黑白青春》的作者——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其次有挑战主流历史论述的覃炳鑫等新加坡学者。此外
还有一个叫"圆切线"的批判性思想团体，那些中青年学者挖掘本国的历史，争夺由当权者独占的历史解释权。
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
然
而，敢于抗争的知识分子在新加坡仍然是寥若晨星。按照"圆切线"的创办者柯思仁的说法，这是因为新加坡有一个"选贤与能"制度，"这个制度长期以来为新加
坡政府与相关机构吸收了大量的最优秀的人才。不过，这个制度也对民间能量的储存与发挥，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效果。"这就点明了新加坡民间知识分子力量软弱
的原因。批判性思想一般是教育程度高的人所具有的，但这些人才都被执政者网罗去了。对那些优秀人才来说，体制内的利益实在太大了。
按
照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观，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一些"谔谔之人"（nay-sayers），这些人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局外人。只有从体制内的特殊利益之
中走出来，才能坚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但是，在现实中愿意做批判性知识分子并为此付出代价的人，毕竟太少了。
无论历史进展如何缓慢，李光耀留下的威权政治遗产终将失去影响力。近几年，新加坡人对"冷藏行动"的研究与揭露越来越多，受害者已经敢于说出自己的故事。新加坡人将从集体失忆中醒悟过来，开始正视李光耀给这个国家留下的阴暗面，揭开长期被人捂住的历史伤口。
－－－－－－－－－－－－－－－－－
原载香港《太平洋月刊》2015年6月号
原载香港《太平洋月刊》2015年6月号
万维读者网瑞典茉莉博客：http://blog.creaders.net/Swemoli/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5/06/blog-post_7.html
Tuesday, 26 May 2015
《金融时报》李光耀的新加坡：法治外衣之下
作者：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 孔杰荣（Jerome A. Cohen）
鲜有亚洲领导人去世后能如李光耀这样获得西方世界如此多的赞誉。赞美之词多到不可思议，但对于这位名人，确实也是实至名归：是他将新加坡这样一块弹丸之地打造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成功国度。
纵使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在地理面积和政治法律文化上有着巨大不同，许多观察者都强调，当中国领导层孜孜寻求一个既不牺牲共产党专政统治、又能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处方时，“新加坡模式”对他们有着诱人的吸引力。
有关李光耀的很多书作描绘了他的绝顶聪明、自信人格，和他对全球政治的深邃见解——在渴望弥合中西方鸿沟的各国政治领导人面前，李光耀总是很乐意分享这样的见解。
在他去世后不久，一些赞美他的文章甚至刻意淡化他成就背后的代价，尤其是他的威权主义政策和实践。
我写作本文的一个谦卑目的，是希望通过回忆数十年前我与李光耀的几次亲身接触，为历史学家的磨坊提供一点原始材料。
1968年，哈佛
一切缘起于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Nixon) 1968年11月初当选美国总统之际。此后不久，李光耀受到新成立的肯尼迪政治研究所邀请来到了哈佛大学。不像大部分其他国家领导人那样仅仅是参加一天的 拍照行程，李光耀要留宿一个月。那时我是哈佛法学院教授，刚领导该研究所完成了一项需要保密的调研，主张美国应该重新规划对华政策，研究所的主任理查德· 诺伊施塔特 (Richard Neustadt)于是请我一同负责接待这位新加坡总理。我们了解到，李光耀以傲人成绩从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毕业，绝不是来我们这里享受一个为自己充电的 学术休假。他从一开始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来到哈佛是为了工作，而他的工作就是要弄明白，是什么力量在搅浑当时动荡的美国社会，以帮助他更好地设计新加坡 治理之道。
跟大多数政治家比起来，李光耀更早觉察到，深陷越南战争的美国已处在改变其亚洲策略的边缘，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即使当时的中国大陆正处在疯狂的文 化大革命之中。尼克松本人虽然是反对共产主义者的中坚分子，却在当选总统一年前就暗示过美国需要对北京采取更开放的姿态——哪怕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制衡苏 联。李光耀认定，留在美国的某一个地方研习媒体、倾听当地外交政策和政界的想法，才能最准确地预判华盛顿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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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学习非常认真。他不打算做许多演讲，而是抓住所有的机会学习。我邀请他到法学院，与对亚洲感兴趣的学生举行了一场午餐研讨会，席间大家的对话 坦诚而放松，谈到了亚洲和美国的政治和抱负。李光耀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与他回答的问题一样地多，虽然当时已有人抱怨他“傲慢”，但他席间完全没有表现出一丝 一毫的傲慢态度。
我很喜欢他，因此我和我的夫人、亚洲艺术学者柯珠恩(Joan Lebold Cohen)邀请李光耀来我们家中与几位哈佛同事一起共进晚餐。同样的，谈话气氛活跃、友好且有着充分的信息交流。或许是因为我们对于外交性质的宴客活动 没有经验，当我们事前收到李光耀部属的书面通知说：总理在场时不要吸烟，房间的温度应当是如何如何，以及哪些食物是禁忌时，我们感到些许的不寻常。但不论 如何，这是一个欢乐的晚上。
1969年，新加坡
接下来的那个夏天里，珠恩和我在一趟亚洲研究考察行程中短暂地访问了新加坡。李光耀总理的确是一位周到的东道主，他回馈了我们之前的接待，邀请我们 与新加坡的律政界精英们一同参加一个小型圆桌晚餐。到场的人包括新加坡的总检察长、法律部长、副检察长、一两个法学教授以及李光耀的妻子——其本人也是一 名出色的律师。
我们的谈话集中在几个话题上。李光耀知道我是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的顾问，肯尼迪那时虽然还很年轻，但已对尼克松三年后争取连任的努力构成了威胁。席间我们探讨了自李光耀离开哈佛之后美国政治上的一些新 进展。他在访问哈佛大学期间，对于校园内反越战、 反政府的气氛感到不安，晚餐当晚则表达了对美国年轻人的智慧和影响力的忧虑。确实，李光耀回国之后就要求，在新加坡机场出现的长发西方男青年，必须服从剪 发令才可以进入新加坡。他想要降低新加坡国内青年被“精神污染”的危险！
那天晚上，李光耀还对于马来西亚政府近期宣布的、要求所有学生学习马来语的政策表示不屑。他反问道：这样的政策能有什么好处呢？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看起来比在哈佛的时候更有气魄。他说，如果马来西亚想要走向现代化的话，应该坚持让每个学生掌握好英文。他认为普及马来语的政策简直是在引领马来西亚走回 原始丛林生活！
其余我还能回忆起的，除了患上糟糕的夏季流感的珠恩坚持加入了我们的活动外，就是当时的总检察长陈文德先生(Tan Boon Teik)在晚饭后开车送我们回酒店时所说的话。他主动对我说： “我欣赏你能直言面对总理。”确实，那晚在我与李光耀长时间交流辩论中，桌上的其余人都未敢插话。
1973年，重访新加坡
四年之后，正如李光耀所预料的，很大程度上由于尼克松1972年神奇的中国之旅，世界开始产生了变化。一些我从前在哈佛法学院的学生想要参与这个新 的时代。他们其中一群人在著名的国际律师事务所“高特兄弟”执业，问我是否能够帮助高特兄弟在香港和新加坡建立办公室。香港的英国殖民政府已经允许一家加 拿大律师事务所进入本地市场，但新近独立的新加坡还没有核准任何外国事务所在本地开业。
新加坡与许多亚洲国家首都一样对外国律所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但当地律师也同样强烈反对外国律所进入国内市场，以期保持本地律师在法律业的垄断地位。 然而，在李光耀总理加快新加坡现代化的决心下，新加坡政府对外国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到来，抱着积极的期待。他们认为，具有丰富外商投资经验的国际律所将帮助 新加坡提高国内法律职业的水平，为新加坡国内的年轻律师提供更好的培训、更多的工作机会，并提升跨国公司对新加坡的信心。
新加坡政府自然也不希望完全忽视本地律师的反对声音。李光耀总理本人从政之前在法律界执业多年，他的妻子和兄弟还在经营着新加坡利润丰厚的本地律所 之一。李光耀以巧妙的手段逐渐推展这项变革，允许高特兄弟率先进驻新加坡市场，然后随着新加坡国内市场对外国律所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增长，再顺势允许其他外 国律所进入。
那时，新加坡本土法律行业几乎已经完全失掉了从英国殖民系统中继承来的那些有限的影响和声誉，根本无力抵抗这种变化。事实上，李光耀多年来想方设法 维持个人权力，最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让越来越多的律师、立法人员、检察官和法官们屈服在他意志之下。他可以不经审判就直接通过“预防性拘禁”关押政治律师 和其他民主异见人士，而这只不过是他压制司法机构、媒体、民间社会和反对党所使用的诸多工具之一。1969年，李光耀因为对某些涉及死刑的陪审团判决不 满，直接废除了新加坡的陪审团制度——普通法系最为神圣的制度之一。一些新加坡律师对此表达不满，却发现本已受限的执业自由遭到了更大威胁。
1988年，不愉快的重访之旅
我最后一次到访新加坡是在1988年的5月，那是在一些国际人权机构的请求下紧急做出的决定。李光耀那段时间重拾了他未审先押的嗜好，许多天主教社 会活动家和呼吁法律改革的律师在没有经过审判的情况下被关了起来，有些人甚至被施以酷刑，因为他们尝试向新加坡民众宣传社会底层人士和外国劳工被剥削的情 况，呼吁新加坡加强劳动法保护。
把合法表达不同意见的声音扭曲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是李光耀屡试不爽的伎俩。李光耀政府异想天开地指控这些人属于一个在伦敦设法颠覆新加坡政府的 “马克思主义阴谋”集团。这项未经证明的指控使得新加坡政府得以援引恶名昭彰的内部安全法案——类似于英国殖民高压统治时期的法律——逮捕任何批评政府的 异见人士，而不需要向法院或公众提交任何相关事实。
当时有消息称，李光耀即将抓捕那些被关押者的主要辩护律师萧添寿(Francis Seow)，国际人权社会对此表达了前所未有的深切关注。萧添寿，这位当时十分活跃的新加坡前副检察长及律师公会主席，虽然无力赢得与李光耀独裁统治的抗 争，但也并没有被试图打压他和使他噤声的手段吓退。
由于我所从事的法律业务与中国相关，我那时住在香港。两个国际人权组织得知我之前与李光耀有所交往，问我是否能够飞去新加坡劝阻李光耀逮捕萧添寿。 我迅速安排了一整天的紧张访问行程。那天早晨，我先去了法院，目睹萧添寿在冷漠的法官面前，尝试通过人身保护令和新加坡宪法对公民自由的保护，为他的客户 争取司法救济。
之后，我与我的老朋友，当时仍是新加坡检察长的陈文德先生共进午餐。我向他阐明了我的看法：如果新加坡再一次公然违反本国宪法和执政党宣称的“法 治”，逮捕那些异见人士的律师，新加坡政府在西方法律界和人权圈内的形象将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他礼貌地听我讲完。如同我预料的那样，他告诉我，一切都将取 决于我与李光耀定于当日下午四点钟的一小时会面。我知道，我将面对一场艰苦的谈判。
李光耀总理接见我时简直不能更加热忱了。自七十年代中期他第二次去哈佛长期访问之后，我就几乎不曾再见到他。但他见到我后立即问候道：“珠恩还好 么？家里的男孩儿们都怎么样？”我们也很快切入主题，开始了一段诚恳的长谈。期间唯一一次被打断，是在四点半的时候，李的副官递给他一张便条。他迅速地扫 了一眼，将纸条放进口袋，然后我们又恢复到之前的谈话主题。
当我于下午五点离开的时候，我感到，或许我这一趟新加坡之旅并没有白费。然而，就当我回到酒店打开电视观看晚间六点新闻时，我才得知，萧添寿早在四点多一点儿时就已被拘禁。官方的理由是，萧与美国外交官合作，帮助美国干涉新加坡内政！
我很少感到愤怒，然而这次，我确信李光耀对我的接待完全是一次“友好”伪装下的凌辱。回到香港的第二天一早，我接到BBC的电话，采访我对于萧添寿 被拘禁的看法。我直接了当地批评了李光耀的行为。那时，BBC基本上是唯一可以在新加坡自由播报的西方新闻媒体 。我在新加坡的朋友们迅速告诉我，那段采访当天在新加坡播放了好多次，把李光耀这位铁杆亲英派气得要命。朋友们随即建议我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要再去 新加坡。十多年前，我又被朋友们告知，虽然新加坡当局还没有对我完全释然，但已可以接受我再次访问。然而，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结语
如何综合全面、客观平衡地评价李光耀复杂的一生，将有待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和分析。这项工作在新加坡体制内一直因李光耀及其追随者对自由言论的严厉限 制而受阻至今。然而，幸运的是，已有一批出色的学术研究脱颖而出，研究李光耀之功过，检视他如何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成功地给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发展披上法律 的虚饰，通过高明地操纵“法治”，让一个集权而武断的政府具有表面上的合法性。
大部分这类研究是由新加坡学者完成的，他们虽然无法在新加坡境内进行此类学术追求，但在国外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一名杰出的学者是美国律师基金会的 研究教授Jothie Rajah。她2012年的书作(原本是她在墨尔本法学院的博士论文)，虽然未受到许多注意，但成功地达到了她的研究目标：揭露 “一个对全球理论和政治可能有深远影响的法律、政治和正当性的布局”。
Rajah令人惊艳的新加坡研究就像一盏探照灯，隐约照在了北京为发展一套符合现代需求的法律体系而正在经历的艰难进程上。虽然中国仍继续复制着西 方的法律名词和范式，然而在实践中，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似乎执意要复兴中国传统，把强调等级秩序的儒家和严酷刑罚的法家的独特结合，运用在当代中国。
历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让中国加入了至少26项国际人权公约，这一定让习近平时常感到懊恼吧，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权力必须受到这些条约规定的制 约。相比之下，李光耀作为一名骄傲的剑桥培育的律师，却“精明”地没有批准新加坡加入主要的人权公约。在西方法律的外表背后，李光耀的新加坡实际上传承着 大中华帝国的传统：将法律用作政府统治的工具，不受任何个人权利概念的制约，哪怕是聘请独立辩护律师的权利。
1988年，我得以一窥这样体制的运作。它并不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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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有亚洲领导人去世后能如李光耀这样获得西方世界如此多的赞誉。赞美之词多到不可思议，但对于这位名人，确实也是实至名归：是他将新加坡这样一块弹丸之地打造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成功国度。
纵使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在地理面积和政治法律文化上有着巨大不同，许多观察者都强调，当中国领导层孜孜寻求一个既不牺牲共产党专政统治、又能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处方时，“新加坡模式”对他们有着诱人的吸引力。
有关李光耀的很多书作描绘了他的绝顶聪明、自信人格，和他对全球政治的深邃见解——在渴望弥合中西方鸿沟的各国政治领导人面前，李光耀总是很乐意分享这样的见解。
在他去世后不久，一些赞美他的文章甚至刻意淡化他成就背后的代价，尤其是他的威权主义政策和实践。
我写作本文的一个谦卑目的，是希望通过回忆数十年前我与李光耀的几次亲身接触，为历史学家的磨坊提供一点原始材料。
1968年，哈佛
一切缘起于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Nixon) 1968年11月初当选美国总统之际。此后不久，李光耀受到新成立的肯尼迪政治研究所邀请来到了哈佛大学。不像大部分其他国家领导人那样仅仅是参加一天的 拍照行程，李光耀要留宿一个月。那时我是哈佛法学院教授，刚领导该研究所完成了一项需要保密的调研，主张美国应该重新规划对华政策，研究所的主任理查德· 诺伊施塔特 (Richard Neustadt)于是请我一同负责接待这位新加坡总理。我们了解到，李光耀以傲人成绩从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毕业，绝不是来我们这里享受一个为自己充电的 学术休假。他从一开始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来到哈佛是为了工作，而他的工作就是要弄明白，是什么力量在搅浑当时动荡的美国社会，以帮助他更好地设计新加坡 治理之道。
跟大多数政治家比起来，李光耀更早觉察到，深陷越南战争的美国已处在改变其亚洲策略的边缘，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即使当时的中国大陆正处在疯狂的文 化大革命之中。尼克松本人虽然是反对共产主义者的中坚分子，却在当选总统一年前就暗示过美国需要对北京采取更开放的姿态——哪怕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制衡苏 联。李光耀认定，留在美国的某一个地方研习媒体、倾听当地外交政策和政界的想法，才能最准确地预判华盛顿的新方向。
广告
李光耀学习非常认真。他不打算做许多演讲，而是抓住所有的机会学习。我邀请他到法学院，与对亚洲感兴趣的学生举行了一场午餐研讨会，席间大家的对话 坦诚而放松，谈到了亚洲和美国的政治和抱负。李光耀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与他回答的问题一样地多，虽然当时已有人抱怨他“傲慢”，但他席间完全没有表现出一丝 一毫的傲慢态度。
我很喜欢他，因此我和我的夫人、亚洲艺术学者柯珠恩(Joan Lebold Cohen)邀请李光耀来我们家中与几位哈佛同事一起共进晚餐。同样的，谈话气氛活跃、友好且有着充分的信息交流。或许是因为我们对于外交性质的宴客活动 没有经验，当我们事前收到李光耀部属的书面通知说：总理在场时不要吸烟，房间的温度应当是如何如何，以及哪些食物是禁忌时，我们感到些许的不寻常。但不论 如何，这是一个欢乐的晚上。
1969年，新加坡
接下来的那个夏天里，珠恩和我在一趟亚洲研究考察行程中短暂地访问了新加坡。李光耀总理的确是一位周到的东道主，他回馈了我们之前的接待，邀请我们 与新加坡的律政界精英们一同参加一个小型圆桌晚餐。到场的人包括新加坡的总检察长、法律部长、副检察长、一两个法学教授以及李光耀的妻子——其本人也是一 名出色的律师。
我们的谈话集中在几个话题上。李光耀知道我是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的顾问，肯尼迪那时虽然还很年轻，但已对尼克松三年后争取连任的努力构成了威胁。席间我们探讨了自李光耀离开哈佛之后美国政治上的一些新 进展。他在访问哈佛大学期间，对于校园内反越战、 反政府的气氛感到不安，晚餐当晚则表达了对美国年轻人的智慧和影响力的忧虑。确实，李光耀回国之后就要求，在新加坡机场出现的长发西方男青年，必须服从剪 发令才可以进入新加坡。他想要降低新加坡国内青年被“精神污染”的危险！
那天晚上，李光耀还对于马来西亚政府近期宣布的、要求所有学生学习马来语的政策表示不屑。他反问道：这样的政策能有什么好处呢？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看起来比在哈佛的时候更有气魄。他说，如果马来西亚想要走向现代化的话，应该坚持让每个学生掌握好英文。他认为普及马来语的政策简直是在引领马来西亚走回 原始丛林生活！
其余我还能回忆起的，除了患上糟糕的夏季流感的珠恩坚持加入了我们的活动外，就是当时的总检察长陈文德先生(Tan Boon Teik)在晚饭后开车送我们回酒店时所说的话。他主动对我说： “我欣赏你能直言面对总理。”确实，那晚在我与李光耀长时间交流辩论中，桌上的其余人都未敢插话。
1973年，重访新加坡
四年之后，正如李光耀所预料的，很大程度上由于尼克松1972年神奇的中国之旅，世界开始产生了变化。一些我从前在哈佛法学院的学生想要参与这个新 的时代。他们其中一群人在著名的国际律师事务所“高特兄弟”执业，问我是否能够帮助高特兄弟在香港和新加坡建立办公室。香港的英国殖民政府已经允许一家加 拿大律师事务所进入本地市场，但新近独立的新加坡还没有核准任何外国事务所在本地开业。
新加坡与许多亚洲国家首都一样对外国律所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但当地律师也同样强烈反对外国律所进入国内市场，以期保持本地律师在法律业的垄断地位。 然而，在李光耀总理加快新加坡现代化的决心下，新加坡政府对外国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到来，抱着积极的期待。他们认为，具有丰富外商投资经验的国际律所将帮助 新加坡提高国内法律职业的水平，为新加坡国内的年轻律师提供更好的培训、更多的工作机会，并提升跨国公司对新加坡的信心。
新加坡政府自然也不希望完全忽视本地律师的反对声音。李光耀总理本人从政之前在法律界执业多年，他的妻子和兄弟还在经营着新加坡利润丰厚的本地律所 之一。李光耀以巧妙的手段逐渐推展这项变革，允许高特兄弟率先进驻新加坡市场，然后随着新加坡国内市场对外国律所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增长，再顺势允许其他外 国律所进入。
那时，新加坡本土法律行业几乎已经完全失掉了从英国殖民系统中继承来的那些有限的影响和声誉，根本无力抵抗这种变化。事实上，李光耀多年来想方设法 维持个人权力，最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让越来越多的律师、立法人员、检察官和法官们屈服在他意志之下。他可以不经审判就直接通过“预防性拘禁”关押政治律师 和其他民主异见人士，而这只不过是他压制司法机构、媒体、民间社会和反对党所使用的诸多工具之一。1969年，李光耀因为对某些涉及死刑的陪审团判决不 满，直接废除了新加坡的陪审团制度——普通法系最为神圣的制度之一。一些新加坡律师对此表达不满，却发现本已受限的执业自由遭到了更大威胁。
1988年，不愉快的重访之旅
我最后一次到访新加坡是在1988年的5月，那是在一些国际人权机构的请求下紧急做出的决定。李光耀那段时间重拾了他未审先押的嗜好，许多天主教社 会活动家和呼吁法律改革的律师在没有经过审判的情况下被关了起来，有些人甚至被施以酷刑，因为他们尝试向新加坡民众宣传社会底层人士和外国劳工被剥削的情 况，呼吁新加坡加强劳动法保护。
把合法表达不同意见的声音扭曲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是李光耀屡试不爽的伎俩。李光耀政府异想天开地指控这些人属于一个在伦敦设法颠覆新加坡政府的 “马克思主义阴谋”集团。这项未经证明的指控使得新加坡政府得以援引恶名昭彰的内部安全法案——类似于英国殖民高压统治时期的法律——逮捕任何批评政府的 异见人士，而不需要向法院或公众提交任何相关事实。
当时有消息称，李光耀即将抓捕那些被关押者的主要辩护律师萧添寿(Francis Seow)，国际人权社会对此表达了前所未有的深切关注。萧添寿，这位当时十分活跃的新加坡前副检察长及律师公会主席，虽然无力赢得与李光耀独裁统治的抗 争，但也并没有被试图打压他和使他噤声的手段吓退。
由于我所从事的法律业务与中国相关，我那时住在香港。两个国际人权组织得知我之前与李光耀有所交往，问我是否能够飞去新加坡劝阻李光耀逮捕萧添寿。 我迅速安排了一整天的紧张访问行程。那天早晨，我先去了法院，目睹萧添寿在冷漠的法官面前，尝试通过人身保护令和新加坡宪法对公民自由的保护，为他的客户 争取司法救济。
之后，我与我的老朋友，当时仍是新加坡检察长的陈文德先生共进午餐。我向他阐明了我的看法：如果新加坡再一次公然违反本国宪法和执政党宣称的“法 治”，逮捕那些异见人士的律师，新加坡政府在西方法律界和人权圈内的形象将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他礼貌地听我讲完。如同我预料的那样，他告诉我，一切都将取 决于我与李光耀定于当日下午四点钟的一小时会面。我知道，我将面对一场艰苦的谈判。
李光耀总理接见我时简直不能更加热忱了。自七十年代中期他第二次去哈佛长期访问之后，我就几乎不曾再见到他。但他见到我后立即问候道：“珠恩还好 么？家里的男孩儿们都怎么样？”我们也很快切入主题，开始了一段诚恳的长谈。期间唯一一次被打断，是在四点半的时候，李的副官递给他一张便条。他迅速地扫 了一眼，将纸条放进口袋，然后我们又恢复到之前的谈话主题。
当我于下午五点离开的时候，我感到，或许我这一趟新加坡之旅并没有白费。然而，就当我回到酒店打开电视观看晚间六点新闻时，我才得知，萧添寿早在四点多一点儿时就已被拘禁。官方的理由是，萧与美国外交官合作，帮助美国干涉新加坡内政！
我很少感到愤怒，然而这次，我确信李光耀对我的接待完全是一次“友好”伪装下的凌辱。回到香港的第二天一早，我接到BBC的电话，采访我对于萧添寿 被拘禁的看法。我直接了当地批评了李光耀的行为。那时，BBC基本上是唯一可以在新加坡自由播报的西方新闻媒体 。我在新加坡的朋友们迅速告诉我，那段采访当天在新加坡播放了好多次，把李光耀这位铁杆亲英派气得要命。朋友们随即建议我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要再去 新加坡。十多年前，我又被朋友们告知，虽然新加坡当局还没有对我完全释然，但已可以接受我再次访问。然而，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结语
如何综合全面、客观平衡地评价李光耀复杂的一生，将有待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和分析。这项工作在新加坡体制内一直因李光耀及其追随者对自由言论的严厉限 制而受阻至今。然而，幸运的是，已有一批出色的学术研究脱颖而出，研究李光耀之功过，检视他如何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成功地给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发展披上法律 的虚饰，通过高明地操纵“法治”，让一个集权而武断的政府具有表面上的合法性。
大部分这类研究是由新加坡学者完成的，他们虽然无法在新加坡境内进行此类学术追求，但在国外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一名杰出的学者是美国律师基金会的 研究教授Jothie Rajah。她2012年的书作(原本是她在墨尔本法学院的博士论文)，虽然未受到许多注意，但成功地达到了她的研究目标：揭露 “一个对全球理论和政治可能有深远影响的法律、政治和正当性的布局”。
Rajah令人惊艳的新加坡研究就像一盏探照灯，隐约照在了北京为发展一套符合现代需求的法律体系而正在经历的艰难进程上。虽然中国仍继续复制着西 方的法律名词和范式，然而在实践中，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似乎执意要复兴中国传统，把强调等级秩序的儒家和严酷刑罚的法家的独特结合，运用在当代中国。
历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让中国加入了至少26项国际人权公约，这一定让习近平时常感到懊恼吧，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权力必须受到这些条约规定的制 约。相比之下，李光耀作为一名骄傲的剑桥培育的律师，却“精明”地没有批准新加坡加入主要的人权公约。在西方法律的外表背后，李光耀的新加坡实际上传承着 大中华帝国的传统：将法律用作政府统治的工具，不受任何个人权利概念的制约，哪怕是聘请独立辩护律师的权利。
1988年，我得以一窥这样体制的运作。它并不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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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89570
Tuesday, 5 May 2015
從李光耀的「亞洲價值」看善霸與惡霸的雙重鏡像
◎ 李明勳／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讓「新加坡模式」逐漸成為一種「亞洲例外論」（Asian Exceptionalism），彷彿一切標準遇到新加坡後，都自然而然退居成為次要選項。即便許多證據顯示，亞洲價值充其量不過是獨裁政權的掩護，以合 理化自身的獨裁統治；但無可諱言地，仍有許多新加坡民眾對亞洲價值欣然買單。
進一步探究會發現，整個新加坡社會猶如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孔，在李光耀「亞洲價值」論述上，映照出「善霸」與「惡霸」的雙重鏡像。 Macdonald Critchley（1928）在《鏡像書寫》（Mirror-writing）中解釋，「所謂鏡像書寫……是指各種書寫字體以反方向書寫出來，個別文字 因而反轉過來。書寫出來的文字必須擺在鏡子面前才能閲讀。」而「雙重鏡像」（double mirror）意指不僅左右顛倒，連上下也相反。本文以「雙重鏡像」的概念，重新理解新加坡社會如何在亞洲價值洗禮下，逐漸形成雙方互為顛倒、上下相反， 但也同時並存的雙重鏡像之矛盾現象。
善霸？凡事都是為你（妳）好的「大家長」
誠如〈「亞洲價值」？新加坡與亞洲價值國家的人權實證分析〉1所 述，所謂亞洲價值包含五種特性：階層式的集體主義、家父長制的菁英領導、人際互惠性和調和、社群利益和和諧、儒家式家庭主義。如果將這五種特性做個正面的 形象包裝，即是「凡事都是為你（妳）好的『大家長』！」無可否認的，許多人認為李光耀就像是一位在家父長制下的大家長，照顧國家各種大小事，連個人的私領 域也不例外，因為大家長不管對自己做了什麼事，都可以在「我這麼做都是為你（妳）好」的論述下被掩蓋。大家長對於國民的照顧是一種恩賜與贈禮，要時時刻刻心懷感激；即便要求自己做不想做的事，都要接受，因為他「都是為了我好」。換言之，為了整體社群的利益犧牲個人的利益，理所當然。如同李光耀所述（1987）2 ：
對擁戴者而言，「沒有李光耀，就沒有現在的新加坡」。當初被馬來西亞踢出聯邦，使新加坡被迫獨立，並在對其懷有敵意的伊斯蘭國家（馬來西亞和印尼） 環繞內勉強求生存。然而，李光耀並未因此而一蹶不振；相反的，他反而讓新加坡這個蕞爾小島一躍成為經濟大國。從1959年的五百美元，到2010年時已超 過五萬美元，如此輝煌的經濟成就，成為擁戴者屢屢傳頌的佳績。這種悲情式論調特別容易引起50年代的新加坡人民的同情，因為道德領袖必須在悲情傳奇中才能襯托自己的不凡與道德正當性。於是在「經濟發展」的大旗下，什麼都可以被犧牲，包括人權；為了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個人利益都必須讓步。藉由「亞洲價值」的提倡，來為自己的人權侵犯尋找託辭。
於是亞洲價值就在李光耀的反覆論述下，使「經濟發展」與「人權保障」幾乎成為兩個互斥且對立的詞彙。然而，對擁戴者而言，新加坡不是沒有自由，他們可以選舉、可以投票，而這些都被視為是李光耀的「恩賜」，即便這只是最低限度的「選舉式民主」。而現代威權政體最獨到的統治之術就是善於利用「自由的幻覺」，讓民眾以為我們很自由、很民主，但實則仍活在李光耀塑造的牢籠裡。
惡霸？不容異己的鐵腕「獨裁者」
另外一些人則認為李光耀是不折不扣的「獨裁者」，不僅嚴格控制大眾媒體，而且運用「國內安全法」來打擊異議人士及反對勢力，對人民的政治活動施加許 多侷限和管制。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等成為遙遠的烏托邦想像。他一邊讓民眾享受經濟發展的甜蜜果實，一邊卻高舉「亞洲價值」來鞏固自己的威權 統治。如上所述，經濟發展和人權保障在李光耀的形塑下幾乎成為兩個對互斥且對立的詞彙。然而，這無疑是一種謬論，為什麼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以人權保障為代 價？從台灣和南韓的發展經驗可知，經濟發展和人權保障其實是相互並行的。因此，不是經濟發展必然與人權保障相脫鉤，而是統治者願不願意落實國民基本的人權 保障。
簡言之，不是每個國家在經濟條件未臻成熟之前，就能夠合理推延權利的賦予和人權保障，而是「究竟國家能否為了經濟發展這樣的集體目標來合理化侵犯個人權利的行為？抑或是能否藉由侵犯人權來維持某一個政府的繼續執政？」 對反對者而言，答案昭然若揭。然而，50年代起的新加坡國民卻活在李光耀的迷思下，深信「如果沒有李光耀，新加坡就不可能由當年的一無所有晉身為現在的經 濟強國」。但實際上新加坡能有這樣的佳績，更多是因為過去的歷史、地緣政治等因素所致，讓新加坡早在30年代（英國殖民時代）就已是重要的貿易轉口港，從 而為其後的經濟發展奠定基礎，而非李光耀個人的豐功偉業。另外，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的經驗，並不支持威權體制成為「亞洲例外論」，反而成為民 主作為普世價值的另一次驗證（林宗弘，2007）4 。
近日，一位16歲新加坡青年余澎杉（Amos Yee）於YouTube上載一部短片，標題為「李光耀終於死了！」（Lee Kuan Yew is finally dead！）5， 他在影片中質疑李光耀「被過分的讚譽」，指李光耀是個「極具馬基雅維利色彩」（意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領袖，批評「（李）是獨裁者，卻愚弄世人以為他 民主，給予新加坡人投票機會便裝作我們有選擇自由的模樣」。此外，李還全面箝制傳媒和教育，締造了「一個貧富懸殊、以物質富足論成敗」的社會。總之，就是 「假民主，真獨裁」。
影片一上載後，就吸引數萬人次瀏覽。但兩天後，該位青年即被警方逮捕，並控以「傷害宗教族群情感」、「片中出現淫穢字眼」與「蓄意散布侮辱的言論」 3項罪名，其中「傷害宗教族群情感」最重可判3年監禁。自李光耀逝世以來，余澎杉並不是唯一批評李光耀的人，但卻是唯一因此被逮捕的6。新加坡基督教協會和新加坡保護記者協會均呼籲釋放該位青年，保護記者協會更指稱該事件「顯見當局是如何的鉗制言論自由。」事實上，該位少年只是表達他對李光耀的看法，就被入罪。設想這種狀況如果發生在台灣，那豈不是千千萬萬的「婉君」（即網軍）都要被入罪、被逮捕呢？
除了嚴格控制大眾媒體，他還運用《國內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來打擊異議人士及反對勢力，對人民的政治活動施加許多的限制與管制。新加坡「國內安全局」（Internal Security Department, ISD）被賦予非常大的權力，英國殖民時期留下來的《內部安全法》授權內部安全局可在必要時無限期拘留任何可能威脅種族和諧與社會穩定的人士，並可在不經 審訊的情況下羈押多年7。
基本上，他對於反對者的打壓策略，不外乎是控告、誹謗、使其破產，最顯為人知的就是1997年的「鄧亮洪事件」。李光耀不僅控告其政敵鄧洪亮誹謗， 加上稅局又指控鄧逃稅，最終牽連到其太太及子女，並查封他們全部資產。最後鄧亮洪不得不流亡香港，後往澳洲尋求政治庇護。當年大選，鄧亮洪曾多次收到死亡 恐嚇信，但向警局報案卻不受理。在其所著的《鄧亮洪回憶錄》中，花不少篇幅指責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用行政和司法手段限制反對黨，並以操縱選舉時間、減少新 聞採訪反對黨、針對反對黨勝選選區進行限制公共經費、選區重新劃分等等手段，操弄選舉制度和規則，確保反對黨無法構成挑戰8。
1989年中國發生嚴重侵害人權的天安門事件，但李光耀卻公開為鄧小平辯護。他認為：「（鄧小平）當時想的是，『如果我要射殺20萬個學生，才可令 中國免於陷入百年亂世，那就這樣吧！』」並聲稱「此一舉措與人權問題無關，是維護國家穩定的必要手段」。這種公然藐視人權的言論，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他會被 反對者視為「獨裁者」般的惡霸了。
無論是「善霸」還是「惡霸」，都是「霸」！
綜上所述，李光耀式的權術（新加坡模式）與亞洲價值，映照出兩種截然不同的鏡像。一方面，擁戴者看到他的「善霸」，因為李光耀就是儒家式的大家長， 他做什麼事都是「為了我們好」。為了經濟發展、為了社會穩定，人權保障與民主都必須讓位，成為次要的政策目標。這種「為你（妳）好」父權在新加坡被發揮的 淋漓盡致，總之就是菁英領袖高瞻遠矚的德政。
另一方面，反對者卻看到他的「惡霸」，不容他人表異議的鐵腕作風，使國家只存在一種聲音，即對李光耀的歌功頌德。能做到這樣「一言堂」的國家，除了 北韓之外，還有誰能與之相比妳呢？相比於經濟低迷的北韓，經濟蓬勃發展的新加坡卻反倒成為值得借鏡的「模範生」？同樣都是獨裁統治和人權紀錄堪虞，只因為 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就有了截然不同的評價。
從新加坡模式中，驗證了「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AI）東南亞與太平洋研究主任魯佩特（Rupert Abbott）所述：「李光耀建立現代的新加坡，在經濟發展上他留給新加坡無人能及的遺產，然而他也留下了黑暗的一面，基本的自由與人權太常為了確保經濟 成長而被犧牲，限制言論自由、消音批評聲浪依舊是新加坡人現實日常生活的一部分。」9
簡言之，「善霸」的鏡像映照出「為了經濟發展的集體利益而犧牲人權保障，也不足為惜」；相對的，「惡霸」的鏡像則映照出「人權保障在經濟發展的大旗下，時常被忽視與犧牲」。不難理解的是，前者傾向支持亞洲價值，而後者則傾向反對亞洲價值。在「亞洲價值之鏡」下，所有人皆無所遁形。從某一方向看入是善霸，反方向看回來卻是惡霸，彼此成為彼此鏡像的他者，共存在亞洲價值之鏡的兩面。
「亞洲」或「東方」是歐洲人在向外殖民的過程中，以歐洲作為「自我」，而以東方作為拓展的「他者」所形構的詞彙。同樣的詞彙在李光耀的操弄下，使他一方面否定西方，一方面卻用亞洲價值來對自己的人民「再殖民」，是故人民始終是被拓展的他者。又，如何理解沒有民選基礎的李光耀，為何可以聲稱有一種適用於全體社會或東亞地區的價值，叫做「亞洲價值」呢？在完全沒有徵得被亞洲價值所再現的主體的同意之下，就貿然宣稱所有的再現主體都存在某種共享文化價值，因而使亞洲價值使終囿限於這種顯著的「錯誤再現」。
不管從哪個面向來分析，新加坡模式或許更像是一種「恐怖統治」，整個國家的運作奠基在「恐懼」之上。無論是「善霸」還是「惡霸」，都是「霸」，都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菁英領導與威權統治。人民遵守法律並不是真的內化了「法治」（rule of law）精神，而是因為「恐懼」，深怕自己一不小心就觸犯了嚴刑峻法，如鞭刑。表面上是城市的井然有序與和諧穩定，實則是對法律的「恐懼」，擔心因為挑戰體制，會讓自己原本安逸的生活付之一炬。基本上，整套法律體系其實就是為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的執政來量身訂做，形成「法制」（rule by law），法律只是李氏政權這個統治集團的工具，其立法目的只是為了方便專制體制的有效統治，而非保障全民福祉。
矛盾的是，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鏡像同時並存在新加坡的社會裡。不僅如此，連非新加坡社會亦如是。以台灣為例，李光耀逝世的消息一傳到台灣，主流媒體極 盡所能的歌功頌德與造神運動，只有在網路社群軟體上才有質疑李光耀的獨立新聞在散播。一方面，主流媒體映照了「善霸」的面孔，為了經濟發展而犧牲人權保障 不僅是基於情勢所迫，更是情有可原，甚至作為一種「價值示範」，足以成為他國仿效學習的模範。另一方面，社群軟體上的獨立新聞則映照了「惡霸」的面孔，亞 洲價值不過是獨裁者為了合理化自身獨裁統治的託辭。人權彌足珍貴，怎可在經濟發展的大旗下，就犧牲人權保障。
其中可能的解釋因素為「世代差異」，即上一輩的人習慣使用電視媒體和平面新聞，而電視向來是威權政府政令宣傳的 傳聲筒，因而使上一輩的人較有可能映照出李光耀的「善霸」；反之，年輕人則善於使用網路與新興科技，而無可諱言的，網路的興起使之較能逃脫國家政府的言論 控制，使真實的聲音較能在此平台上被體現，因而使新世代較有可能映照出李光耀的「惡霸」。因此，接觸訊息管道的差異，造成了這種雙重鏡像得以共存在同一個 社會裡。
第三代人權與亞洲價值
國際人權概念的發展大致有三個時期，第一代為公民政治權利，第二代為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第三代則為集體權利。其中第三代人權即建立在社群、集體聯帶 關係（solidarity）和同胞愛（fraternity）的基礎上，透過大家努力方能實現之和平權、環境權、發展權等集體權（collective rights），亦即「連帶的權利」10。而李光耀的「亞洲價值」某種程度上即是以集體權利中的「發展權」為基礎來論述。根據《發展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第一條（關於發展權的定義）：「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由於這種權利，每個人和所有國家人民均有權參與、促進並享受經濟、社會與文化和政治發展，在這種發展中，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都能獲得充分實現。」11 1993年世界人權大會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再次重申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
集體權利的主張容易被極權或威權政體錯誤的援引，以合理化自己的作為符合人權，例如他們會主張為了達成快速的經濟成長，違反國際所認可的人權是必要的、可辯護的，甚至認為是值得的。簡言之，犧牲個人權利來換取經濟成長的集體權利。李光耀「亞洲價值」的論證邏輯即是如此。
然而，筆者試圖揭開李光耀「亞洲價值」論述並不符合第三代人權的主張。第一，「亞洲價值」再現了誰的聲音？集體 權利的主張之前提必須「符合個人自主的程序」。如果全體人民是經過自主程序來主張「亞洲價值」，則此種集體權利將具有其合法性；反之，如果「亞洲價值」的 主張只是統治者個人為了滿足自己或政權的利益，則這種集體權利當然不具有合法性，只是獨裁者為了合理化自身獨裁統治的託辭。換言之，發展權這種集體權利的 主張某種程度上必須奠基在一定程度的民主程序，否則此種權利的主張往往流於統治者個人利益的偏頗（Jack Donnelly, 2003）12 。即上段所述在完全沒有徵得被亞洲價值所再現的主體的同意之下，就貿然宣稱所有的再現主體都存在某種共享文化價值，因而使亞洲價值使終囿限於這種顯著的「錯誤再現」。
第二，比例原則。即便全體人民經過自主程序，而主張存在一價值，即「為了經濟發展，有時候可以犧牲個人權利的保障」，但政府必須強烈銘記在心，這種犧牲必須被限縮在極少數事例、極短時間的極小範圍內，而不應該長期拖延對於個人權利的賦予，因為此種犧牲只是暫時為 了國家的經濟發展這個集體權利，一旦經濟發展的目標達成了，國家就應該立刻將個人權利的保障付諸實現（Jack Donnelly, 2003）。而目前新加坡的經濟榮景早已不是當年的百廢待舉，國家沒有理由持續拖延個人權利的賦予，這種論述將隨著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實現，而逐漸失去其論 述基礎。更何況這種理由還沒有符合「理由一」的論證，即它並不是經過全體人民自主程序下的決定，而只是李光耀片面的說詞。
由此可知，李光耀的「亞洲價值」之所以不符合第三代人權的主張，在於亞洲價值的主張並沒有經過全體人民的自主決定，憑什麼李光耀的個人片面說詞可以 代表全體人民，甚至是整個「亞洲」？再者，隨著新加坡的經濟發展之目標逐步實現，國家沒有理由持續拖延個人權利的賦予。因此，李光耀的「亞洲價值」的論述 正當性與合法性並無法被第三代人權所證成。
「後李光耀時代」的警鐘
或許，我們不得不承認李光耀為新加坡帶來的經濟成就，但在缺乏保障自由與人權的政治體制下，如果領導者不是像李光耀這樣的善霸，而是惡霸，則新加坡現有的體制應該如何制衡呢？猶如杭廷頓所述「李登輝過世的話，台灣民主還能留下來，但是李光耀過世，制度卻無法留下」13。的確，一個為李光耀量身訂做的體制在缺乏李光耀這位舵手操盤的狀況下，應該如何運作呢？
除了李光耀這位舵手外，必須注意的是，2011年五月的國會大選和八月的總統大選，人民行動黨遭遇自獨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敗，只取得六成的選票，顯示 網路及社群媒體的運用成為反對黨的重要串聯管道，以突破執政黨對新聞媒體的箝制。另外，也顯示其逐漸不受人民的青睞，尤其是青年族群，形成世代上的差異14。
獨立製片人施忠明表示：「人民行動黨向來以打壓異見人士見稱，這是所有專制政權的DNA，但我預示這高壓手段撐不住，在沒有李光耀的道德權威，現時的領導人難以再將這高壓手段合理化」15 。
50年代的新加坡國民深受李光耀悲情式論述的浸濡，而景仰李光耀，但對新世代的青年而言，這幾乎是遠古時代的想像。就如同生活在新世代的台灣青年， 也很難想像蔣中正當年的大撤退是如何的風雨飄搖，更遑論景仰蔣中正。由於與上一世代的人們不存在共同的知識與歷史背景，因而形成世代間的認知差距，但也因 為超脫於歷史情境，更容易客觀公正的看清蔣中正的作為，使青年無疑成為台灣轉型正義的重要推手。
同理可證，新加坡青年亦如是。相比於未知的歷史想像與悲情式論述，他們更關注青年當下遭遇的困境，例如貧富差距擴大、生活物價昂貴等。再者，相較於 強調經濟發展的物質主義思考，青年更注重心靈層次的滿足、自我價值的實現、生活品質的滿意，這些無疑是「後物質主義」（Post- materialism）的體現。我們必須嚴正思考，當國家從物質主義逐漸邁入「後物質主義社會」時，一個缺乏保障自由、民主與人權的體制，應該如何滿足 人民的需求呢？我想，除了邁向自由、民主與促進人權之外，別無他途。一個指日可待的「新加坡之春」或許正在悄然醞釀。
最後，「國際特赦組織」呼籲下個世紀的新加坡領袖問問這個問題16：「這 是個開放的社會？還是個封閉的社會？這是否是一個人們可以對既有的教會、既有的政府宣傳想法的社會？不論這些想法是新奇的、非傳統的還是異類的。在這個社 會裡，人們的心智是否能夠在正確與否、公正與否、符合國家利益與否的基礎上不斷競爭？還是這是個封閉的社會，包括報紙、期刊、出版品、電視、廣播等大眾媒 體，都被單調且對特定傳統政治哲學的阿諛奉承所餵養？我在這裡說的是一個開放社會的原則，開放的辯論與靈感，而非恐嚇；是說服，而非脅迫。」
from 菜市場政治學 http://whogovernstw.org/2015/05/05/minghsunlee2/
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讓「新加坡模式」逐漸成為一種「亞洲例外論」（Asian Exceptionalism），彷彿一切標準遇到新加坡後，都自然而然退居成為次要選項。即便許多證據顯示，亞洲價值充其量不過是獨裁政權的掩護，以合 理化自身的獨裁統治；但無可諱言地，仍有許多新加坡民眾對亞洲價值欣然買單。
進一步探究會發現，整個新加坡社會猶如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孔，在李光耀「亞洲價值」論述上，映照出「善霸」與「惡霸」的雙重鏡像。 Macdonald Critchley（1928）在《鏡像書寫》（Mirror-writing）中解釋，「所謂鏡像書寫……是指各種書寫字體以反方向書寫出來，個別文字 因而反轉過來。書寫出來的文字必須擺在鏡子面前才能閲讀。」而「雙重鏡像」（double mirror）意指不僅左右顛倒，連上下也相反。本文以「雙重鏡像」的概念，重新理解新加坡社會如何在亞洲價值洗禮下，逐漸形成雙方互為顛倒、上下相反， 但也同時並存的雙重鏡像之矛盾現象。
善霸？凡事都是為你（妳）好的「大家長」
誠如〈「亞洲價值」？新加坡與亞洲價值國家的人權實證分析〉1所 述，所謂亞洲價值包含五種特性：階層式的集體主義、家父長制的菁英領導、人際互惠性和調和、社群利益和和諧、儒家式家庭主義。如果將這五種特性做個正面的 形象包裝，即是「凡事都是為你（妳）好的『大家長』！」無可否認的，許多人認為李光耀就像是一位在家父長制下的大家長，照顧國家各種大小事，連個人的私領 域也不例外，因為大家長不管對自己做了什麼事，都可以在「我這麼做都是為你（妳）好」的論述下被掩蓋。大家長對於國民的照顧是一種恩賜與贈禮，要時時刻刻心懷感激；即便要求自己做不想做的事，都要接受，因為他「都是為了我好」。換言之，為了整體社群的利益犧牲個人的利益，理所當然。如同李光耀所述（1987）2 ：
「我經常被人指控干預公民的私人生活。沒有錯，如果我沒有那麼做的話，我們不會有今天的成績。我講起這些不會有任何一點悔恨的成分，如果我們沒有介入非常 私人的領域，像是你的鄰居是誰，你怎麼生活，你發出什麼噪音，你怎麼吐痰，或是你說什麼語言，我們就不會有經濟發展。我們決定什麼是對的，『才 不 管 別 人 怎 麼 想』。」對李光耀而言，他對國家的想像不過是李氏家族的外延。政治就是聖君賢相，只有賢達的人才有資格擔任領導者。因此，人民行動黨自執政以來就一直注重人才的培養，好的政治領袖要兼顧品格、學識與紀律，總之就是儒家思想下的「正人君子」之典範3 。然而，到底誰可以成為聖君賢相、正人君子呢？判斷標準又是什麼？又是誰在判斷呢？可以想見的是，所謂的國家領導者往往符合儒家式的家庭想像，即「高教育的中產階級異性戀男性菁英」。 他不會是低學歷，不會是中下階級、不會是女性，更不會是同志（LGBT）。「大人說話，小孩子別插嘴」、「男人說話，女人不要表示意見」，其中的大人、男 人即為亞洲價值所讚揚的道德領袖與菁英，而小孩子與女人則是那些不成熟的、未見世面的、品德有缺陷的常民。這種只重視個人的菁英領導，而不容許反對聲音存 在的「為你（妳）好」父權，在新加坡被發揮的淋漓盡致。
對擁戴者而言，「沒有李光耀，就沒有現在的新加坡」。當初被馬來西亞踢出聯邦，使新加坡被迫獨立，並在對其懷有敵意的伊斯蘭國家（馬來西亞和印尼） 環繞內勉強求生存。然而，李光耀並未因此而一蹶不振；相反的，他反而讓新加坡這個蕞爾小島一躍成為經濟大國。從1959年的五百美元，到2010年時已超 過五萬美元，如此輝煌的經濟成就，成為擁戴者屢屢傳頌的佳績。這種悲情式論調特別容易引起50年代的新加坡人民的同情，因為道德領袖必須在悲情傳奇中才能襯托自己的不凡與道德正當性。於是在「經濟發展」的大旗下，什麼都可以被犧牲，包括人權；為了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個人利益都必須讓步。藉由「亞洲價值」的提倡，來為自己的人權侵犯尋找託辭。
於是亞洲價值就在李光耀的反覆論述下，使「經濟發展」與「人權保障」幾乎成為兩個互斥且對立的詞彙。然而，對擁戴者而言，新加坡不是沒有自由，他們可以選舉、可以投票，而這些都被視為是李光耀的「恩賜」，即便這只是最低限度的「選舉式民主」。而現代威權政體最獨到的統治之術就是善於利用「自由的幻覺」，讓民眾以為我們很自由、很民主，但實則仍活在李光耀塑造的牢籠裡。
惡霸？不容異己的鐵腕「獨裁者」
另外一些人則認為李光耀是不折不扣的「獨裁者」，不僅嚴格控制大眾媒體，而且運用「國內安全法」來打擊異議人士及反對勢力，對人民的政治活動施加許 多侷限和管制。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等成為遙遠的烏托邦想像。他一邊讓民眾享受經濟發展的甜蜜果實，一邊卻高舉「亞洲價值」來鞏固自己的威權 統治。如上所述，經濟發展和人權保障在李光耀的形塑下幾乎成為兩個對互斥且對立的詞彙。然而，這無疑是一種謬論，為什麼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以人權保障為代 價？從台灣和南韓的發展經驗可知，經濟發展和人權保障其實是相互並行的。因此，不是經濟發展必然與人權保障相脫鉤，而是統治者願不願意落實國民基本的人權 保障。
簡言之，不是每個國家在經濟條件未臻成熟之前，就能夠合理推延權利的賦予和人權保障，而是「究竟國家能否為了經濟發展這樣的集體目標來合理化侵犯個人權利的行為？抑或是能否藉由侵犯人權來維持某一個政府的繼續執政？」 對反對者而言，答案昭然若揭。然而，50年代起的新加坡國民卻活在李光耀的迷思下，深信「如果沒有李光耀，新加坡就不可能由當年的一無所有晉身為現在的經 濟強國」。但實際上新加坡能有這樣的佳績，更多是因為過去的歷史、地緣政治等因素所致，讓新加坡早在30年代（英國殖民時代）就已是重要的貿易轉口港，從 而為其後的經濟發展奠定基礎，而非李光耀個人的豐功偉業。另外，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的經驗，並不支持威權體制成為「亞洲例外論」，反而成為民 主作為普世價值的另一次驗證（林宗弘，2007）4 。
近日，一位16歲新加坡青年余澎杉（Amos Yee）於YouTube上載一部短片，標題為「李光耀終於死了！」（Lee Kuan Yew is finally dead！）5， 他在影片中質疑李光耀「被過分的讚譽」，指李光耀是個「極具馬基雅維利色彩」（意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領袖，批評「（李）是獨裁者，卻愚弄世人以為他 民主，給予新加坡人投票機會便裝作我們有選擇自由的模樣」。此外，李還全面箝制傳媒和教育，締造了「一個貧富懸殊、以物質富足論成敗」的社會。總之，就是 「假民主，真獨裁」。
影片一上載後，就吸引數萬人次瀏覽。但兩天後，該位青年即被警方逮捕，並控以「傷害宗教族群情感」、「片中出現淫穢字眼」與「蓄意散布侮辱的言論」 3項罪名，其中「傷害宗教族群情感」最重可判3年監禁。自李光耀逝世以來，余澎杉並不是唯一批評李光耀的人，但卻是唯一因此被逮捕的6。新加坡基督教協會和新加坡保護記者協會均呼籲釋放該位青年，保護記者協會更指稱該事件「顯見當局是如何的鉗制言論自由。」事實上，該位少年只是表達他對李光耀的看法，就被入罪。設想這種狀況如果發生在台灣，那豈不是千千萬萬的「婉君」（即網軍）都要被入罪、被逮捕呢？
除了嚴格控制大眾媒體，他還運用《國內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來打擊異議人士及反對勢力，對人民的政治活動施加許多的限制與管制。新加坡「國內安全局」（Internal Security Department, ISD）被賦予非常大的權力，英國殖民時期留下來的《內部安全法》授權內部安全局可在必要時無限期拘留任何可能威脅種族和諧與社會穩定的人士，並可在不經 審訊的情況下羈押多年7。
基本上，他對於反對者的打壓策略，不外乎是控告、誹謗、使其破產，最顯為人知的就是1997年的「鄧亮洪事件」。李光耀不僅控告其政敵鄧洪亮誹謗， 加上稅局又指控鄧逃稅，最終牽連到其太太及子女，並查封他們全部資產。最後鄧亮洪不得不流亡香港，後往澳洲尋求政治庇護。當年大選，鄧亮洪曾多次收到死亡 恐嚇信，但向警局報案卻不受理。在其所著的《鄧亮洪回憶錄》中，花不少篇幅指責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用行政和司法手段限制反對黨，並以操縱選舉時間、減少新 聞採訪反對黨、針對反對黨勝選選區進行限制公共經費、選區重新劃分等等手段，操弄選舉制度和規則，確保反對黨無法構成挑戰8。
「鎮壓，是一種日益成長的習慣。我聽說幹這事就像做愛，第二次就會容易些！第一次有些良心上的創痛呀、罪疚感呀。但是一旦搞上了，重覆幾次，你就會越來越厚顏無恥，放手大搞了」（李光耀，1956年）。
1989年中國發生嚴重侵害人權的天安門事件，但李光耀卻公開為鄧小平辯護。他認為：「（鄧小平）當時想的是，『如果我要射殺20萬個學生，才可令 中國免於陷入百年亂世，那就這樣吧！』」並聲稱「此一舉措與人權問題無關，是維護國家穩定的必要手段」。這種公然藐視人權的言論，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他會被 反對者視為「獨裁者」般的惡霸了。
無論是「善霸」還是「惡霸」，都是「霸」！
綜上所述，李光耀式的權術（新加坡模式）與亞洲價值，映照出兩種截然不同的鏡像。一方面，擁戴者看到他的「善霸」，因為李光耀就是儒家式的大家長， 他做什麼事都是「為了我們好」。為了經濟發展、為了社會穩定，人權保障與民主都必須讓位，成為次要的政策目標。這種「為你（妳）好」父權在新加坡被發揮的 淋漓盡致，總之就是菁英領袖高瞻遠矚的德政。
另一方面，反對者卻看到他的「惡霸」，不容他人表異議的鐵腕作風，使國家只存在一種聲音，即對李光耀的歌功頌德。能做到這樣「一言堂」的國家，除了 北韓之外，還有誰能與之相比妳呢？相比於經濟低迷的北韓，經濟蓬勃發展的新加坡卻反倒成為值得借鏡的「模範生」？同樣都是獨裁統治和人權紀錄堪虞，只因為 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就有了截然不同的評價。
從新加坡模式中，驗證了「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AI）東南亞與太平洋研究主任魯佩特（Rupert Abbott）所述：「李光耀建立現代的新加坡，在經濟發展上他留給新加坡無人能及的遺產，然而他也留下了黑暗的一面，基本的自由與人權太常為了確保經濟 成長而被犧牲，限制言論自由、消音批評聲浪依舊是新加坡人現實日常生活的一部分。」9
簡言之，「善霸」的鏡像映照出「為了經濟發展的集體利益而犧牲人權保障，也不足為惜」；相對的，「惡霸」的鏡像則映照出「人權保障在經濟發展的大旗下，時常被忽視與犧牲」。不難理解的是，前者傾向支持亞洲價值，而後者則傾向反對亞洲價值。在「亞洲價值之鏡」下，所有人皆無所遁形。從某一方向看入是善霸，反方向看回來卻是惡霸，彼此成為彼此鏡像的他者，共存在亞洲價值之鏡的兩面。
「亞洲」或「東方」是歐洲人在向外殖民的過程中，以歐洲作為「自我」，而以東方作為拓展的「他者」所形構的詞彙。同樣的詞彙在李光耀的操弄下，使他一方面否定西方，一方面卻用亞洲價值來對自己的人民「再殖民」，是故人民始終是被拓展的他者。又，如何理解沒有民選基礎的李光耀，為何可以聲稱有一種適用於全體社會或東亞地區的價值，叫做「亞洲價值」呢？在完全沒有徵得被亞洲價值所再現的主體的同意之下，就貿然宣稱所有的再現主體都存在某種共享文化價值，因而使亞洲價值使終囿限於這種顯著的「錯誤再現」。
不管從哪個面向來分析，新加坡模式或許更像是一種「恐怖統治」，整個國家的運作奠基在「恐懼」之上。無論是「善霸」還是「惡霸」，都是「霸」，都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菁英領導與威權統治。人民遵守法律並不是真的內化了「法治」（rule of law）精神，而是因為「恐懼」，深怕自己一不小心就觸犯了嚴刑峻法，如鞭刑。表面上是城市的井然有序與和諧穩定，實則是對法律的「恐懼」，擔心因為挑戰體制，會讓自己原本安逸的生活付之一炬。基本上，整套法律體系其實就是為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的執政來量身訂做，形成「法制」（rule by law），法律只是李氏政權這個統治集團的工具，其立法目的只是為了方便專制體制的有效統治，而非保障全民福祉。
矛盾的是，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鏡像同時並存在新加坡的社會裡。不僅如此，連非新加坡社會亦如是。以台灣為例，李光耀逝世的消息一傳到台灣，主流媒體極 盡所能的歌功頌德與造神運動，只有在網路社群軟體上才有質疑李光耀的獨立新聞在散播。一方面，主流媒體映照了「善霸」的面孔，為了經濟發展而犧牲人權保障 不僅是基於情勢所迫，更是情有可原，甚至作為一種「價值示範」，足以成為他國仿效學習的模範。另一方面，社群軟體上的獨立新聞則映照了「惡霸」的面孔，亞 洲價值不過是獨裁者為了合理化自身獨裁統治的託辭。人權彌足珍貴，怎可在經濟發展的大旗下，就犧牲人權保障。
其中可能的解釋因素為「世代差異」，即上一輩的人習慣使用電視媒體和平面新聞，而電視向來是威權政府政令宣傳的 傳聲筒，因而使上一輩的人較有可能映照出李光耀的「善霸」；反之，年輕人則善於使用網路與新興科技，而無可諱言的，網路的興起使之較能逃脫國家政府的言論 控制，使真實的聲音較能在此平台上被體現，因而使新世代較有可能映照出李光耀的「惡霸」。因此，接觸訊息管道的差異，造成了這種雙重鏡像得以共存在同一個 社會裡。
第三代人權與亞洲價值
國際人權概念的發展大致有三個時期，第一代為公民政治權利，第二代為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第三代則為集體權利。其中第三代人權即建立在社群、集體聯帶 關係（solidarity）和同胞愛（fraternity）的基礎上，透過大家努力方能實現之和平權、環境權、發展權等集體權（collective rights），亦即「連帶的權利」10。而李光耀的「亞洲價值」某種程度上即是以集體權利中的「發展權」為基礎來論述。根據《發展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第一條（關於發展權的定義）：「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由於這種權利，每個人和所有國家人民均有權參與、促進並享受經濟、社會與文化和政治發展，在這種發展中，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都能獲得充分實現。」11 1993年世界人權大會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再次重申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
集體權利的主張容易被極權或威權政體錯誤的援引，以合理化自己的作為符合人權，例如他們會主張為了達成快速的經濟成長，違反國際所認可的人權是必要的、可辯護的，甚至認為是值得的。簡言之，犧牲個人權利來換取經濟成長的集體權利。李光耀「亞洲價值」的論證邏輯即是如此。
然而，筆者試圖揭開李光耀「亞洲價值」論述並不符合第三代人權的主張。第一，「亞洲價值」再現了誰的聲音？集體 權利的主張之前提必須「符合個人自主的程序」。如果全體人民是經過自主程序來主張「亞洲價值」，則此種集體權利將具有其合法性；反之，如果「亞洲價值」的 主張只是統治者個人為了滿足自己或政權的利益，則這種集體權利當然不具有合法性，只是獨裁者為了合理化自身獨裁統治的託辭。換言之，發展權這種集體權利的 主張某種程度上必須奠基在一定程度的民主程序，否則此種權利的主張往往流於統治者個人利益的偏頗（Jack Donnelly, 2003）12 。即上段所述在完全沒有徵得被亞洲價值所再現的主體的同意之下，就貿然宣稱所有的再現主體都存在某種共享文化價值，因而使亞洲價值使終囿限於這種顯著的「錯誤再現」。
第二，比例原則。即便全體人民經過自主程序，而主張存在一價值，即「為了經濟發展，有時候可以犧牲個人權利的保障」，但政府必須強烈銘記在心，這種犧牲必須被限縮在極少數事例、極短時間的極小範圍內，而不應該長期拖延對於個人權利的賦予，因為此種犧牲只是暫時為 了國家的經濟發展這個集體權利，一旦經濟發展的目標達成了，國家就應該立刻將個人權利的保障付諸實現（Jack Donnelly, 2003）。而目前新加坡的經濟榮景早已不是當年的百廢待舉，國家沒有理由持續拖延個人權利的賦予，這種論述將隨著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實現，而逐漸失去其論 述基礎。更何況這種理由還沒有符合「理由一」的論證，即它並不是經過全體人民自主程序下的決定，而只是李光耀片面的說詞。
由此可知，李光耀的「亞洲價值」之所以不符合第三代人權的主張，在於亞洲價值的主張並沒有經過全體人民的自主決定，憑什麼李光耀的個人片面說詞可以 代表全體人民，甚至是整個「亞洲」？再者，隨著新加坡的經濟發展之目標逐步實現，國家沒有理由持續拖延個人權利的賦予。因此，李光耀的「亞洲價值」的論述 正當性與合法性並無法被第三代人權所證成。
「後李光耀時代」的警鐘
或許，我們不得不承認李光耀為新加坡帶來的經濟成就，但在缺乏保障自由與人權的政治體制下，如果領導者不是像李光耀這樣的善霸，而是惡霸，則新加坡現有的體制應該如何制衡呢？猶如杭廷頓所述「李登輝過世的話，台灣民主還能留下來，但是李光耀過世，制度卻無法留下」13。的確，一個為李光耀量身訂做的體制在缺乏李光耀這位舵手操盤的狀況下，應該如何運作呢？
除了李光耀這位舵手外，必須注意的是，2011年五月的國會大選和八月的總統大選，人民行動黨遭遇自獨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敗，只取得六成的選票，顯示 網路及社群媒體的運用成為反對黨的重要串聯管道，以突破執政黨對新聞媒體的箝制。另外，也顯示其逐漸不受人民的青睞，尤其是青年族群，形成世代上的差異14。
獨立製片人施忠明表示：「人民行動黨向來以打壓異見人士見稱，這是所有專制政權的DNA，但我預示這高壓手段撐不住，在沒有李光耀的道德權威，現時的領導人難以再將這高壓手段合理化」15 。
50年代的新加坡國民深受李光耀悲情式論述的浸濡，而景仰李光耀，但對新世代的青年而言，這幾乎是遠古時代的想像。就如同生活在新世代的台灣青年， 也很難想像蔣中正當年的大撤退是如何的風雨飄搖，更遑論景仰蔣中正。由於與上一世代的人們不存在共同的知識與歷史背景，因而形成世代間的認知差距，但也因 為超脫於歷史情境，更容易客觀公正的看清蔣中正的作為，使青年無疑成為台灣轉型正義的重要推手。
同理可證，新加坡青年亦如是。相比於未知的歷史想像與悲情式論述，他們更關注青年當下遭遇的困境，例如貧富差距擴大、生活物價昂貴等。再者，相較於 強調經濟發展的物質主義思考，青年更注重心靈層次的滿足、自我價值的實現、生活品質的滿意，這些無疑是「後物質主義」（Post- materialism）的體現。我們必須嚴正思考，當國家從物質主義逐漸邁入「後物質主義社會」時，一個缺乏保障自由、民主與人權的體制，應該如何滿足 人民的需求呢？我想，除了邁向自由、民主與促進人權之外，別無他途。一個指日可待的「新加坡之春」或許正在悄然醞釀。
最後，「國際特赦組織」呼籲下個世紀的新加坡領袖問問這個問題16：「這 是個開放的社會？還是個封閉的社會？這是否是一個人們可以對既有的教會、既有的政府宣傳想法的社會？不論這些想法是新奇的、非傳統的還是異類的。在這個社 會裡，人們的心智是否能夠在正確與否、公正與否、符合國家利益與否的基礎上不斷競爭？還是這是個封閉的社會，包括報紙、期刊、出版品、電視、廣播等大眾媒 體，都被單調且對特定傳統政治哲學的阿諛奉承所餵養？我在這裡說的是一個開放社會的原則，開放的辯論與靈感，而非恐嚇；是說服，而非脅迫。」
- 李明勳，2015，〈「亞洲價值」？新加坡與亞洲價值國家的人權實證分析〉，《菜市場政治學》，http://whogovernstw.org/2015/04/28/minghsunlee1/ ↩
- 梁展嘉，2015，《幹嘛羨慕新加坡？：一個台灣人的新加坡移居10年告白》，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64275?hc_location=ufi ↩
- 顧長永，2013，〈新加坡：威權政體的持續與挑戰〉，《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持續與變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 林宗弘，2007，〈民主與威權的制度績效：亞洲四小龍政治經濟發展的量化分析〉，《台灣政治學刊》，11(1)：175-238 ↩
- 蕭爾，〈網上批評李光耀的新加坡少年被起訴〉，BBC中文網：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5/03/150331_singapore_amos-yee_charges ↩
- 同上註 ↩
- 顧長永，2013，〈新加坡：威權政體的持續與挑戰〉，《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持續與變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 〈李光耀病逝 新加坡建國之父 「威權資本主義創造者」〉，立場新聞：http://is.gd/CeVepC ↩
-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https://m.facebook.com/AITW0528/photos /a.238537679595189.53763.238507146264909/758654084250210/?type=1&source=46 ↩
- 呂炳寬、楊智傑，2005，〈全球化脈絡下的人權保障〉，21世紀政治學研究的新趨勢學術研討會論文。 ↩
- 《發展權利宣言》中文版，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evelopment/DeclarationRightDevelopment_ch.pdf ↩
- Jack Donnelly, 2003.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 林朝億，〈李登輝：我主張自由民主 與李光耀不一樣〉，新頭殼：http://www.peoplenews.tw/news/8c59d806-beb5-4527-a2d7-1e7617a9bc02 ↩
- 顧長永，2013，〈新加坡：威權政體的持續與挑戰〉，《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持續與變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 〈拍片批李光耀 星17歲藝人被捕〉，蘋果日報：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50331/19096125 ↩
- 國際特赦組織 台灣分會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https://www.facebook.com/yestnc/posts/813903335361942 ↩
from 菜市場政治學 http://whogovernstw.org/2015/05/05/minghsunlee2/
Tuesday, 28 April 2015
「亞洲價值」？新加坡與亞洲價值國家的人權實證分析
◎ 李明勳／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不可否認的，李光耀的確是20世紀末期的一代傳奇。他的逝世，讓他所締造的新加坡模式再度浮上檯面，成為世人討論的熱點，其中一項便是他所提倡的「亞洲價值」。本文試圖從人權角度切入，實證分析近年來新加坡的人權紀錄與亞洲價值的關聯，從而論證亞洲價值的虛實。
什麼是「亞洲價值」（Asian Values）？
1994年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Lee Kuan Yew）接受Fareed Zakaria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訪問時，進一步闡述「亞洲價值」的內涵，他認為中國、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越南存在共享的「儒家主義」（Confucianism）價值，因而型塑了這些地方目前的社會文化面貌。大體上，這些價值包括五個特性：第一，階層式的集體主義，即對群體中的領袖忠誠。第二，家父長制的菁英領導，即道德菁英領導下的德政。第三，人際互惠性和調和，即避免和他人發生衝突。第四，社群利益和和諧，即當社群利益和個人利益相衝突時，必須為了社群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第五，儒家式家庭主義，即把家庭的重要性放在個人之上1。
綜上所述，這些區域性的共享文化導致東亞國家的集體主義傾向，而非個人主義與擅作主張（self-assertion）。個人是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家庭又是社會的一部分；社會秩序的維持來自於家庭，而政府僅是保護此功能的運作不受其他因素所阻礙。簡言之，國家社會的最小單位是家庭，而非個人。李光耀從而宣稱個人主義的西方式民主與人權概念並不適用於東亞，因為東亞存在著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價值。然而，「亞洲價值」無疑為東亞國家開了後門，以合理化人權的保障必須考慮特定的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之狀況。換言之，當人權價值與文化價值、社群價值、宗教價值等相衝突時，人權必須退位。而亞洲在各方面均與西方不同，所以亞洲不適合發展人權，聲稱無論是人權還是民主都是西方的舶來品。
文化決定論的悲觀宿命？
諷刺的是，被李光耀認為是亞洲價值共享圈的南韓與台灣卻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挑戰了李光耀的論點。1994年還未當上南韓總統的金大中同樣在《外交事務》上發表一篇標題為「文化是宿命嗎？亞洲反民主價值的迷思」（Is Culture Destiny? The Myth of Asia’s Anti-Democratic Values）的文章，回應李光耀「民主不適用於亞洲」的論述，金大中認為東亞國家過去的傳統文化並非文化決定論的悲觀宿命；相對的，對於民主與人權的追求是普世皆然，不因文化差異而有不同2。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論述只是為了捍衛自己的獨裁政權和家族利益。至於台灣方面，李登輝前總統早年與李光耀曾有互動情誼，但多年下來卻漸行漸遠。李登輝日前坦承：「李光耀和我思想不一樣，我是主張民主社會，李光耀則是主張亞洲價值，就是中國社會5000年歷史，皇帝制度要管到底，一家族全家人都要管政治。」3 。由此可知，李光耀聲稱的亞洲價值共享圈可能只是假想虛構的幻覺，試圖以文化價值來為自己的獨裁政權背書，而佯裝東亞國家都是如此。
當時擁護亞洲價值的國家除了新加坡外，還得到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和印尼總統蘇哈托的肯認。然而，無論是新加坡、馬來西亞還是印尼，當時均為獨裁威權政體。且若依據李光耀對亞洲價值的定義來看，馬來西亞和印尼還不是他所聲稱的亞洲價值共享圈之內。此外，我們幾乎難以相信亞洲價值背後的儒家主義對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發揮了重要影響力。因此，合理的解釋是，亞洲價值不過是獨裁者合理化獨裁統治的託辭。1998年亞洲人權的非政府組織發表了《亞洲人權憲章》，認為「亞洲價值」的說法是「為了他們的威權所做的細薄偽裝」（thin disguise for their authoritarianism）4 。著名的國際人權學者Jack Donnelly（2003）所述，「亞洲價值」只是亞洲的統治者為了合理化自身獨裁統治的託辭。印度學者Amartya Sen則認為，亞洲有那麼多的風土民情、不同的宗教信仰，我們難以想像亞洲有單一一套的價值叫做「亞洲價值」。他進而質疑專制獨裁有助於經濟成長的說法5 。
文化價值確實會影響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為規範，但這不應過度推演成彷彿身處同一文化內的個人都是同質的單元，他們的思維、行為與信念都被文化結構所制約，形成文化決定論的悲觀宿命。相對的，即便在不同文化下，人權價值的本身都是存在的，只是他們不見得以「權利」的語言來言說。
成也經濟，敗也經濟
「亞洲價值」直到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後才有了鬆動的機會。如前所述，經濟的蓬勃發展成為亞洲價值的論述基礎；換言之，當經濟榮景不在時，亞洲價值就會頓然失去支撐。而新加坡之所以能持續倡議「亞洲價值」之立場於不墜的原因便是「成也經濟，敗也經濟」。相較於金融危機爆發後的泰國、印尼等國的經濟崩盤，使他們最後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求援，新加坡則幸免於難。雖然新加坡同樣受到危機的波及，但其良好的銀行系統、監管體系和強大的經濟基礎，使其能夠抵擋危機的衝擊。因此，新加坡經濟很快地復甦到過往的水平，使亞洲價值論述得以持續。經濟奇蹟讓新加坡躍升為經濟強國，但也因為經濟奇蹟使亞洲價值進一步得到掩護。
即便1990年李光耀就辭去總理職務，但他改而擔任內閣資政（Senior Minister）和人民行動黨的中央常務委員，持續在新加坡政壇以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來發揮影響力，例如之後的吳作棟總理和李顯龍總理均為李光耀事先安排好的政治接班人。從1959年李光耀擔任新加坡第一位總理以來到2011年卸任內閣資政，李光耀在新加坡政壇上馳騁了約五十多年的光景，也難怪有人會說「李光耀的一生就是新加坡建國史！」
新加坡人權的實證分析
進一步我們從人權保障的實質落實程度來看「亞洲價值」對新加坡人權的影響，並以李光耀所聲稱的亞洲價值共享圈的國家做比較。透過「CIRI人權資料庫」（The CIRI Human Rights Dataset）的人權保障指數來比較1980年至2010年的新加坡、日本、南韓、台灣、中國、越南，再加上與新加坡一同提倡亞洲價值的馬來西亞（當地華人對馬來西亞政局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此外，之所以擷取1980到2010年，一方面是因為1980年東南亞經濟的蓬勃發展成亞洲價值形成的背景，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段時間為李光耀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時間。因此，取東南亞經濟榮景的1980年為分析起點，取李光耀卸下內閣資政前夕的2010年為分析終點。再者，關於人權保障指數，最高為14，最低為0；指數愈高，表示人權保障程度愈好。最後，實證結果如圖所示。
如折線圖所示，大致可以將這些國家分成四類：
（一）成熟民主政體－日本：人權保障程度幾近完美表現，維持在最高指數14左右（2008年起些微下降）。
（二）新興民主化政體－台灣、南韓：民主化之前的人權保障程度不甚良好，但隨著民主化進程，其人權保障程度也逐漸上揚，指數從6逐漸上升至13。
（三）威權政體－新加坡、馬來西亞：人權保障指數大致維持在4至6，三十年下來大致維持在穩定狀態（馬來西亞則有下滑的趨勢），但該狀態是上述新興民主化國家民主化之前的人權保障狀態。
（四）（後）極權政體－中國、越南：人權保障程度幾近低迷，人權指數在0至2之間徘徊。
由此可知，「亞洲價值」所聲稱的亞洲價值共享圈（新加坡、日本、南韓、台灣、中國、越南）並不存在，該地區有像日本這種人權保障良好的國家，也有像中國和越南這種人權保障程度不良的國家，也有因為民主化進程而逐漸改善人權紀錄的台灣和南韓，所謂「人權是西方的舶來品」、「亞洲不適合發展人權」等說法其實站不註腳。文化決定論的悲觀宿命不應被過度推演成彷彿生活在同一個文化下的個人只是個被動的載體，等待一套固定的文化信念來銘刻。事實上，文化對於人權的促進與保障之影響並不是那麼絕對，即便是儒家主義共享圈的日本、台灣和南韓，仍舊持續改善其人權保障程度，且並未因此而否定人權的普世性意義。對這些國家而言，「人權促進與保障」並非只是嘴上說說的cheap talk，或是悲觀宿命的文化決定論，而是有其普世的正當性意義。
若從目前世界上主要18項國際人權條約之批准狀況來看（如下圖所示），新加坡屬於紫紅色區塊，迄今為止只批准了四項國際人權公約，分別為《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兒童權利公約》（CRC）、《關於兒童捲入武裝衝突問題之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前兩項為1995年批准；後兩項分別為2008年和2013年批准。必須注意的是，新加坡至今仍未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ICCPR）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ICESCR）（以上合稱《兩公約》）。目前在東南亞地區，只剩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與汶萊未批准《兩公約》。
此外，相較於鄰國馬來西亞持續深陷種族對立的泥淖（馬來人與華人），新加坡向來以「種族多元」、「多種族意識」為榮。但即便如此，新加坡至今仍未批准《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ICERD）。更重要的是，它也未批准《禁止酷刑公約》（CAT），惡名昭彰的鞭刑制度持續成為國際人權組織抨擊的焦點。
新加坡對於國際人權公約的猶疑態度（甚至是否定）在東南亞並非常態，因為印尼、泰國、菲律賓不僅早已批准《兩公約》，也批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和《禁止酷刑公約》。雖然批准不代表會實質落實，但「批准」這項行為至少釋放一個訊號，即政府預先承諾（precommit）未來將會推行該項人權，因而成為國內公民社會抗爭時的依據，以增加自己論述的正當性，並提供「人權動員」（mobilizing for human rights）的基礎（Simmons, 2009）6。然而，新加坡連人權條約的「批准」都寥寥可數了，遑論保障人權和國內公民社會的正當性。
再者，從「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公布的2014年「新聞自由指數」（Press Freedom Index）可知，在評分的180個國家中，新加坡位列第150名，屬於新聞自由「受限制」的國家。從2003年開始，新加坡的新聞自由指數就不斷徘徊在140名左右徘徊，2014年更是down到歷史新低。由此佐證新加坡聲名狼藉的新聞自由，李光耀不僅經常控告批評他的外國媒體，或限制這些媒體在新加坡的發行，他更於1971年提出「新聞自由必須膺服於新加坡國家主體及民選政府的需要之下」的說法，因此是否能有效發揮第四權完全不是他考慮的重點。另外，從「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公布的自由指數可知，新加坡2014年的自由指數為4（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均為4），屬於部分自由（Partly Free）的國家。從1973以來到現在，新加坡均被評比為「部分自由」的國家。
綜上所述，飽受批評的新加坡人權紀錄並非空穴來風，他有其實證資料佐證，筆者試圖補足這部分，並分析所謂的「亞洲價值」其實並不存在，卻被繪聲繪影地描述成煞有介事。
人權普世性？人權是西方的舶來品嗎？
在國際人權領域上，對於人權是否具有「普世性」為各家討論的爭點，此論證建立在人權是源自於西方的概念，並不能直接移植到其他文化中。他某種程度上是對的，但某種程度上也是錯的。的確，人權概念的發展跟散播蘊含某一特定的文化價值和傳統特徵（例如基督教文化），但若我們據此而宣稱人權就是西方的舶來品，則往往會忽略不同文化中的人權意涵，也忽略這些蘊含在反抗暴政、爭取政治及社會自由的實踐和應用。人權有其普世性的意義，只是在非西方社會裡並不是以「人權」和「權利」的語言來述說。無可否認的，沒有人想要因為他的膚色、種族、階級、性別、黨派等而遭受歧視或酷刑；每個人都希望能夠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不必恐懼遭到迫害；每個人都希望在同一個屋簷下過有尊嚴的生活等，這些都包含在人權的普世性概念裡。
因此，重點並不是人權是否具有普世性，因為人權的普世性「無庸置疑」，從各個地區、各個文化中都可以看到人們追求人權的足跡（例如對於暴政的反抗幾乎是舉世皆然）。相對的，重點應該是，到底都是誰在提倡像「亞洲價值」這種文化相對主義論述呢？換言之，是誰在詮釋人權？是如何詮釋？其詮釋的目的又是為了什麼？而誰在這種詮釋過程中獲益？無可否認的，屢次詮釋出「人權只適用於西方」這種論述的國家、團體或個人，往往就是那些應該為人權侵害負責的罪魁禍首，才會去質疑人權的普世性。說穿了，亞洲價值只是獨裁者為了合理化自身獨裁統治的託辭，卻佯裝亞洲國家都是如此，進而指稱普世人權是西方思想、西方霸權的入侵等似是而非的指控，來為自己的獨裁行為找台階。總之，亞洲價值只不過是人為虛構的產物，創造這種論述的目的只是為了服膺李光耀政權的利益。因此，亞洲價值對於新加坡人權、甚至是對普世人權的蔑視，李光耀絕對責無旁貸。
from 菜市場政治學 http://whogovernstw.org/2015/04/28/minghsunlee1/
不可否認的，李光耀的確是20世紀末期的一代傳奇。他的逝世，讓他所締造的新加坡模式再度浮上檯面，成為世人討論的熱點，其中一項便是他所提倡的「亞洲價值」。本文試圖從人權角度切入，實證分析近年來新加坡的人權紀錄與亞洲價值的關聯，從而論證亞洲價值的虛實。
什麼是「亞洲價值」（Asian Values）？
1994年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Lee Kuan Yew）接受Fareed Zakaria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訪問時，進一步闡述「亞洲價值」的內涵，他認為中國、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越南存在共享的「儒家主義」（Confucianism）價值，因而型塑了這些地方目前的社會文化面貌。大體上，這些價值包括五個特性：第一，階層式的集體主義，即對群體中的領袖忠誠。第二，家父長制的菁英領導，即道德菁英領導下的德政。第三，人際互惠性和調和，即避免和他人發生衝突。第四，社群利益和和諧，即當社群利益和個人利益相衝突時，必須為了社群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第五，儒家式家庭主義，即把家庭的重要性放在個人之上1。
綜上所述，這些區域性的共享文化導致東亞國家的集體主義傾向，而非個人主義與擅作主張（self-assertion）。個人是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家庭又是社會的一部分；社會秩序的維持來自於家庭，而政府僅是保護此功能的運作不受其他因素所阻礙。簡言之，國家社會的最小單位是家庭，而非個人。李光耀從而宣稱個人主義的西方式民主與人權概念並不適用於東亞，因為東亞存在著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價值。然而，「亞洲價值」無疑為東亞國家開了後門，以合理化人權的保障必須考慮特定的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之狀況。換言之，當人權價值與文化價值、社群價值、宗教價值等相衝突時，人權必須退位。而亞洲在各方面均與西方不同，所以亞洲不適合發展人權，聲稱無論是人權還是民主都是西方的舶來品。
文化決定論的悲觀宿命？
諷刺的是，被李光耀認為是亞洲價值共享圈的南韓與台灣卻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挑戰了李光耀的論點。1994年還未當上南韓總統的金大中同樣在《外交事務》上發表一篇標題為「文化是宿命嗎？亞洲反民主價值的迷思」（Is Culture Destiny? The Myth of Asia’s Anti-Democratic Values）的文章，回應李光耀「民主不適用於亞洲」的論述，金大中認為東亞國家過去的傳統文化並非文化決定論的悲觀宿命；相對的，對於民主與人權的追求是普世皆然，不因文化差異而有不同2。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論述只是為了捍衛自己的獨裁政權和家族利益。至於台灣方面，李登輝前總統早年與李光耀曾有互動情誼，但多年下來卻漸行漸遠。李登輝日前坦承：「李光耀和我思想不一樣，我是主張民主社會，李光耀則是主張亞洲價值，就是中國社會5000年歷史，皇帝制度要管到底，一家族全家人都要管政治。」3 。由此可知，李光耀聲稱的亞洲價值共享圈可能只是假想虛構的幻覺，試圖以文化價值來為自己的獨裁政權背書，而佯裝東亞國家都是如此。
當時擁護亞洲價值的國家除了新加坡外，還得到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和印尼總統蘇哈托的肯認。然而，無論是新加坡、馬來西亞還是印尼，當時均為獨裁威權政體。且若依據李光耀對亞洲價值的定義來看，馬來西亞和印尼還不是他所聲稱的亞洲價值共享圈之內。此外，我們幾乎難以相信亞洲價值背後的儒家主義對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發揮了重要影響力。因此，合理的解釋是，亞洲價值不過是獨裁者合理化獨裁統治的託辭。1998年亞洲人權的非政府組織發表了《亞洲人權憲章》，認為「亞洲價值」的說法是「為了他們的威權所做的細薄偽裝」（thin disguise for their authoritarianism）4 。著名的國際人權學者Jack Donnelly（2003）所述，「亞洲價值」只是亞洲的統治者為了合理化自身獨裁統治的託辭。印度學者Amartya Sen則認為，亞洲有那麼多的風土民情、不同的宗教信仰，我們難以想像亞洲有單一一套的價值叫做「亞洲價值」。他進而質疑專制獨裁有助於經濟成長的說法5 。
文化價值確實會影響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為規範，但這不應過度推演成彷彿身處同一文化內的個人都是同質的單元，他們的思維、行為與信念都被文化結構所制約，形成文化決定論的悲觀宿命。相對的，即便在不同文化下，人權價值的本身都是存在的，只是他們不見得以「權利」的語言來言說。
成也經濟，敗也經濟
「亞洲價值」直到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後才有了鬆動的機會。如前所述，經濟的蓬勃發展成為亞洲價值的論述基礎；換言之，當經濟榮景不在時，亞洲價值就會頓然失去支撐。而新加坡之所以能持續倡議「亞洲價值」之立場於不墜的原因便是「成也經濟，敗也經濟」。相較於金融危機爆發後的泰國、印尼等國的經濟崩盤，使他們最後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求援，新加坡則幸免於難。雖然新加坡同樣受到危機的波及，但其良好的銀行系統、監管體系和強大的經濟基礎，使其能夠抵擋危機的衝擊。因此，新加坡經濟很快地復甦到過往的水平，使亞洲價值論述得以持續。經濟奇蹟讓新加坡躍升為經濟強國，但也因為經濟奇蹟使亞洲價值進一步得到掩護。
即便1990年李光耀就辭去總理職務，但他改而擔任內閣資政（Senior Minister）和人民行動黨的中央常務委員，持續在新加坡政壇以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來發揮影響力，例如之後的吳作棟總理和李顯龍總理均為李光耀事先安排好的政治接班人。從1959年李光耀擔任新加坡第一位總理以來到2011年卸任內閣資政，李光耀在新加坡政壇上馳騁了約五十多年的光景，也難怪有人會說「李光耀的一生就是新加坡建國史！」
新加坡人權的實證分析
進一步我們從人權保障的實質落實程度來看「亞洲價值」對新加坡人權的影響，並以李光耀所聲稱的亞洲價值共享圈的國家做比較。透過「CIRI人權資料庫」（The CIRI Human Rights Dataset）的人權保障指數來比較1980年至2010年的新加坡、日本、南韓、台灣、中國、越南，再加上與新加坡一同提倡亞洲價值的馬來西亞（當地華人對馬來西亞政局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此外，之所以擷取1980到2010年，一方面是因為1980年東南亞經濟的蓬勃發展成亞洲價值形成的背景，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段時間為李光耀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時間。因此，取東南亞經濟榮景的1980年為分析起點，取李光耀卸下內閣資政前夕的2010年為分析終點。再者，關於人權保障指數，最高為14，最低為0；指數愈高，表示人權保障程度愈好。最後，實證結果如圖所示。
如折線圖所示，大致可以將這些國家分成四類：
（一）成熟民主政體－日本：人權保障程度幾近完美表現，維持在最高指數14左右（2008年起些微下降）。
（二）新興民主化政體－台灣、南韓：民主化之前的人權保障程度不甚良好，但隨著民主化進程，其人權保障程度也逐漸上揚，指數從6逐漸上升至13。
（三）威權政體－新加坡、馬來西亞：人權保障指數大致維持在4至6，三十年下來大致維持在穩定狀態（馬來西亞則有下滑的趨勢），但該狀態是上述新興民主化國家民主化之前的人權保障狀態。
（四）（後）極權政體－中國、越南：人權保障程度幾近低迷，人權指數在0至2之間徘徊。
由此可知，「亞洲價值」所聲稱的亞洲價值共享圈（新加坡、日本、南韓、台灣、中國、越南）並不存在，該地區有像日本這種人權保障良好的國家，也有像中國和越南這種人權保障程度不良的國家，也有因為民主化進程而逐漸改善人權紀錄的台灣和南韓，所謂「人權是西方的舶來品」、「亞洲不適合發展人權」等說法其實站不註腳。文化決定論的悲觀宿命不應被過度推演成彷彿生活在同一個文化下的個人只是個被動的載體，等待一套固定的文化信念來銘刻。事實上，文化對於人權的促進與保障之影響並不是那麼絕對，即便是儒家主義共享圈的日本、台灣和南韓，仍舊持續改善其人權保障程度，且並未因此而否定人權的普世性意義。對這些國家而言，「人權促進與保障」並非只是嘴上說說的cheap talk，或是悲觀宿命的文化決定論，而是有其普世的正當性意義。
若從目前世界上主要18項國際人權條約之批准狀況來看（如下圖所示），新加坡屬於紫紅色區塊，迄今為止只批准了四項國際人權公約，分別為《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兒童權利公約》（CRC）、《關於兒童捲入武裝衝突問題之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前兩項為1995年批准；後兩項分別為2008年和2013年批准。必須注意的是，新加坡至今仍未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ICCPR）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ICESCR）（以上合稱《兩公約》）。目前在東南亞地區，只剩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與汶萊未批准《兩公約》。
此外，相較於鄰國馬來西亞持續深陷種族對立的泥淖（馬來人與華人），新加坡向來以「種族多元」、「多種族意識」為榮。但即便如此，新加坡至今仍未批准《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ICERD）。更重要的是，它也未批准《禁止酷刑公約》（CAT），惡名昭彰的鞭刑制度持續成為國際人權組織抨擊的焦點。
新加坡對於國際人權公約的猶疑態度（甚至是否定）在東南亞並非常態，因為印尼、泰國、菲律賓不僅早已批准《兩公約》，也批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和《禁止酷刑公約》。雖然批准不代表會實質落實，但「批准」這項行為至少釋放一個訊號，即政府預先承諾（precommit）未來將會推行該項人權，因而成為國內公民社會抗爭時的依據，以增加自己論述的正當性，並提供「人權動員」（mobilizing for human rights）的基礎（Simmons, 2009）6。然而，新加坡連人權條約的「批准」都寥寥可數了，遑論保障人權和國內公民社會的正當性。
再者，從「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公布的2014年「新聞自由指數」（Press Freedom Index）可知，在評分的180個國家中，新加坡位列第150名，屬於新聞自由「受限制」的國家。從2003年開始，新加坡的新聞自由指數就不斷徘徊在140名左右徘徊，2014年更是down到歷史新低。由此佐證新加坡聲名狼藉的新聞自由，李光耀不僅經常控告批評他的外國媒體，或限制這些媒體在新加坡的發行，他更於1971年提出「新聞自由必須膺服於新加坡國家主體及民選政府的需要之下」的說法，因此是否能有效發揮第四權完全不是他考慮的重點。另外，從「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公布的自由指數可知，新加坡2014年的自由指數為4（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均為4），屬於部分自由（Partly Free）的國家。從1973以來到現在，新加坡均被評比為「部分自由」的國家。
綜上所述，飽受批評的新加坡人權紀錄並非空穴來風，他有其實證資料佐證，筆者試圖補足這部分，並分析所謂的「亞洲價值」其實並不存在，卻被繪聲繪影地描述成煞有介事。
人權普世性？人權是西方的舶來品嗎？
在國際人權領域上，對於人權是否具有「普世性」為各家討論的爭點，此論證建立在人權是源自於西方的概念，並不能直接移植到其他文化中。他某種程度上是對的，但某種程度上也是錯的。的確，人權概念的發展跟散播蘊含某一特定的文化價值和傳統特徵（例如基督教文化），但若我們據此而宣稱人權就是西方的舶來品，則往往會忽略不同文化中的人權意涵，也忽略這些蘊含在反抗暴政、爭取政治及社會自由的實踐和應用。人權有其普世性的意義，只是在非西方社會裡並不是以「人權」和「權利」的語言來述說。無可否認的，沒有人想要因為他的膚色、種族、階級、性別、黨派等而遭受歧視或酷刑；每個人都希望能夠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不必恐懼遭到迫害；每個人都希望在同一個屋簷下過有尊嚴的生活等，這些都包含在人權的普世性概念裡。
因此，重點並不是人權是否具有普世性，因為人權的普世性「無庸置疑」，從各個地區、各個文化中都可以看到人們追求人權的足跡（例如對於暴政的反抗幾乎是舉世皆然）。相對的，重點應該是，到底都是誰在提倡像「亞洲價值」這種文化相對主義論述呢？換言之，是誰在詮釋人權？是如何詮釋？其詮釋的目的又是為了什麼？而誰在這種詮釋過程中獲益？無可否認的，屢次詮釋出「人權只適用於西方」這種論述的國家、團體或個人，往往就是那些應該為人權侵害負責的罪魁禍首，才會去質疑人權的普世性。說穿了，亞洲價值只是獨裁者為了合理化自身獨裁統治的託辭，卻佯裝亞洲國家都是如此，進而指稱普世人權是西方思想、西方霸權的入侵等似是而非的指控，來為自己的獨裁行為找台階。總之，亞洲價值只不過是人為虛構的產物，創造這種論述的目的只是為了服膺李光耀政權的利益。因此，亞洲價值對於新加坡人權、甚至是對普世人權的蔑視，李光耀絕對責無旁貸。
- 其原文如下：”He identifies five values that continue to shape the culture of these societies today: hierarchical collectivism (loyalty to group leaders), paternalistic meritocracy (benevolent rule by a moral elite), interpersonal reciprocity and accommodation (avoiding conflict with others), communal interest and harmony (sacrificing personal interest for the community), and Confucian. familism (placing family above self).” Nathan, Andrew. 2012. “Confucius and the Ballot Box: Why ‘Asian Values’ Do Not Stymie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91(4): 134-139.
- Kim Dae Jung. 1994. “Is Culture Destiny? The Myth of Asia’s Anti-Democratic Values.” Foreign Affairs 73(6): 189-194.
- 林朝億，〈李登輝：我主張自由民主 與李光耀不一樣〉，新頭殼：http://www.peoplenews.tw/news/8c59d806-beb5-4527-a2d7-1e7617a9bc02
- 陳瑤華，2010，《人權不是舶來品：跨文化哲學的人權探究》，台北：五南出版社。
- 黃默，2013，〈百年糾纏（一）：華人與普世人權標準〉，《台灣人權學刊》，2(2): 183-199。
- Beth A. Simmons. 2009. Mobilizing for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Law in Domestic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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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8 April 2015
李光耀‧新加坡‧中国
来源:
动向
盖棺论定李光耀与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于三月二十三日不幸辞世，全球对这位政治强人的铺天盖地的评价颇为两极，是谓“鲜花与口水不断，掌声与骂声共存”；在一片争议声中，李光耀的名字被更多的人知晓，是谓“无争议，不光耀”。
一九六五年，新加坡以被马来西亚联邦驱逐的方式独立，欧美媒体纷纷嘲笑这个人口稀少、资源匮乏的城邦小国是个“没有明天的国家”。李光耀（时年四十 二岁）因此在记者会上流下了难过的眼泪：“从未有过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我们必须尝试新的方法”。李光耀认为“要实现国家发展，与民主主义相比，更加需要纪 律”。在二战后美式民主与苏式极权两种社会制度在全球范围厮杀的大背景下，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李光耀却另辟蹊径，开辟了一条介乎于西方民主与东方集权之间 的“新加坡型民主主义”，并将经济发展作为最优先的国家战略。在李光耀的强势领导下，新加坡仅用半个世纪就一跃成为全球屈指可数的富裕国家和众多新兴经济 体竞相学习的榜样。
然而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并非只有光环、没有阴影。新加坡对媒体的管制之严苛在亚洲仅次于北韩和中国，在民主和发达国家中颇为另类；新加坡的法律法 规被批评为践踏人权、过于严厉，小至对乱扔垃圾、不讲卫生的处罚，大至对生产伪劣产品与违约的重罚，直至羞辱人格的鞭刑等。虽然重罚之下罚出了一个秩序井 然的社会，但它与二十一世纪既追求物质自由、又崇尚精神自由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以致不少新加坡人愤然弃新加坡而去。在新加坡长大的人，大多过于循规蹈 矩、按部就班，思维不活跃、缺乏创新精神，导致整个社会的创造力被扼杀。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虽然政府投入了大笔资金，但新加坡在学术方面非常落后，在科技 上也一直缺乏竞争力。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虽然长期独霸政权，在新加坡左派走上历史舞台期间将很多左派人士投入监狱，但新加坡没有暗杀、绑架过左派人士， 没有一起肉体折磨左派人士的案例，也没有判处过一位左派人士死刑。所有与左派人士有关的案件都依法解决，当事人如果悔过和愿意出国，当局一律放行。英帝国 留下的宪制和李光耀政权牢固的法治意识使他们把与左派的政治斗争严格限制在法律的框架内，一言以蔽之：“独裁但非暴君”是对李光耀的恰如其份的盖棺论定； 李光耀开创的“新加坡模式”是威权政治与“开明独裁”的综合体。
李光耀与邓小平：强人与明君梦
李光耀与邓小平都是政治强人，且惺惺相惜。李光耀一直十分尊重邓小平，他曾公开为邓小平“镇压”六四运动的行为辩护。邓小平对李光耀也很推崇。他在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讲话中，特意强调要学习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
李光耀与邓小平的双面人格也颇为相似。李光耀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他，他曾说过，他不需要受人爱戴，而是要令人畏惧。邓小平一生经历三起三落，是中 国最著名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对六四镇压也从不后悔。一位英国议员说过：李光耀是这位议员在苏伊士运河以东见到过的最英国化的人。李光耀也在接受英国 政府颁发的终身成就奖时很感慨地说，这是他这辈子得到的最高肯定。然而李光耀在治理新加坡时表现出的与英式民主背道而驰的“东方式独裁”，曾令西方普遍不 满。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的极左言论与毛泽东不相上下，在中苏论战时表现出的强硬态度连赫鲁晓夫都吃不消，这些言论和态度与邓小平义无反顾地推动“极右”的 “改革开放”形成了鲜明对比。甚至邓小平隔代指定胡锦涛也与李光耀隔代指定李显龙如出一辙。
李光耀是位“明君”，新加坡官员大多数是清官，而中国人是最崇尚“明君”和最盼望清官的民族。问题是“明君”的出现犹如买彩票中奖，可望不可得。在 缺乏有效监督与制衡的专制制度下，古往今来的“明君”、清官都会犯错误，也没有“明君”的后代能逃脱“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历史规律。现代“明君”李光 耀和新加坡众清官都是在民主制度和民主监督的制衡下才成名成家的，只有用民主宪政才能真正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真正实现国富民强。明君梦、清官梦都不如民 主宪政梦。
新加坡模式与中国
虽然统治新加坡的是“黄皮白心”的“香蕉华人”，但中国人坚信“血浓于水”，对新加坡有种天然的亲近感。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一九五九年 执政以来一直是新加坡的执政党，与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即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出一辙。新加坡既实现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也实现了“党天下”和“家天 下”的政治传承。中共急欲借助新加坡的成功为中共维持“一党专制”找借鉴、标榜“一党专制”的合理性，为此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国各届领导人都热心推崇和意欲 效法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新加坡是中国官方公开声称要学习的唯一国家。一直为中国培训各级政府官员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被戏称为中国的“海外党校”，这是连 世界首屈一指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都无法享有的“殊荣”。
然而，“新加坡模式”这只“南橘”被移植到中国后，必定会成为“北枳”。首先，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不同于中国特色的“一党专制”。新加坡有完善的法 治、多党制、议会和选举制度；有有效的、能相互监督制约的政治体制，能有效铲除产生贪污腐败的土壤；人民行动党每次都是通过选举上台的，这些在中国通通付 之阙如。其次，官员的素质有差异、追求也不同。中国官员大多只想拥有权力和金钱，却不愿意像新加坡官员那样克尽政治责任。
新加坡位于“亚洲的十字路口”马六甲海峡东端的出口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上拥有优良的深水港，使新加坡成为欧洲、非洲、中东和南亚地区与东北 亚、东南亚地区海上航运的唯一通过地和转运地。异常繁忙的航运业带动了金融业、保险业、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使新加坡选民在较长时间内享受到了经济增长带来 的实惠，“人民行动党”也得以长期执政。这些都是中国无法具备的。
新加坡只是一个蕞尔小国，面积不过七百一十六平方公里，国土长、宽仅二、三十公里，李光耀一天就能在新加坡转个遍，自然能监管、“开明独裁”到位。 而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是新加坡面积的一万多倍，人口更是世界第一，搞个人专权、一党独裁，能监管过来吗？所以新加坡与中国根本不具可比性，恰恰是 中国这种面积和人口大国更需要依靠民主制度、有效监督、权力制衡来治国。
新加坡在二○一二年即以人均GDP四万九千九百二十二美元超过了美国，被世人称羡。然而，随着“李光耀时代”落下了帷幕，新加坡会否逐渐失去光芒和 魅力？随着民众素质和追求的进一步提高，李光耀式强硬治理方式会否遭到民众越来越多的反抗？随着中国为节省航运成本、防止美国阻断马六甲海峡航道而开凿位 于泰国的克拉运河，新加坡的国际地位和收入都将有未知的变数。
《动向》2015年4月号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于三月二十三日不幸辞世，全球对这位政治强人的铺天盖地的评价颇为两极，是谓“鲜花与口水不断，掌声与骂声共存”；在一片争议声中，李光耀的名字被更多的人知晓，是谓“无争议，不光耀”。
一九六五年，新加坡以被马来西亚联邦驱逐的方式独立，欧美媒体纷纷嘲笑这个人口稀少、资源匮乏的城邦小国是个“没有明天的国家”。李光耀（时年四十 二岁）因此在记者会上流下了难过的眼泪：“从未有过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我们必须尝试新的方法”。李光耀认为“要实现国家发展，与民主主义相比，更加需要纪 律”。在二战后美式民主与苏式极权两种社会制度在全球范围厮杀的大背景下，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李光耀却另辟蹊径，开辟了一条介乎于西方民主与东方集权之间 的“新加坡型民主主义”，并将经济发展作为最优先的国家战略。在李光耀的强势领导下，新加坡仅用半个世纪就一跃成为全球屈指可数的富裕国家和众多新兴经济 体竞相学习的榜样。
然而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并非只有光环、没有阴影。新加坡对媒体的管制之严苛在亚洲仅次于北韩和中国，在民主和发达国家中颇为另类；新加坡的法律法 规被批评为践踏人权、过于严厉，小至对乱扔垃圾、不讲卫生的处罚，大至对生产伪劣产品与违约的重罚，直至羞辱人格的鞭刑等。虽然重罚之下罚出了一个秩序井 然的社会，但它与二十一世纪既追求物质自由、又崇尚精神自由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以致不少新加坡人愤然弃新加坡而去。在新加坡长大的人，大多过于循规蹈 矩、按部就班，思维不活跃、缺乏创新精神，导致整个社会的创造力被扼杀。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虽然政府投入了大笔资金，但新加坡在学术方面非常落后，在科技 上也一直缺乏竞争力。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虽然长期独霸政权，在新加坡左派走上历史舞台期间将很多左派人士投入监狱，但新加坡没有暗杀、绑架过左派人士， 没有一起肉体折磨左派人士的案例，也没有判处过一位左派人士死刑。所有与左派人士有关的案件都依法解决，当事人如果悔过和愿意出国，当局一律放行。英帝国 留下的宪制和李光耀政权牢固的法治意识使他们把与左派的政治斗争严格限制在法律的框架内，一言以蔽之：“独裁但非暴君”是对李光耀的恰如其份的盖棺论定； 李光耀开创的“新加坡模式”是威权政治与“开明独裁”的综合体。
李光耀与邓小平：强人与明君梦
李光耀与邓小平都是政治强人，且惺惺相惜。李光耀一直十分尊重邓小平，他曾公开为邓小平“镇压”六四运动的行为辩护。邓小平对李光耀也很推崇。他在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讲话中，特意强调要学习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
李光耀与邓小平的双面人格也颇为相似。李光耀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他，他曾说过，他不需要受人爱戴，而是要令人畏惧。邓小平一生经历三起三落，是中 国最著名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对六四镇压也从不后悔。一位英国议员说过：李光耀是这位议员在苏伊士运河以东见到过的最英国化的人。李光耀也在接受英国 政府颁发的终身成就奖时很感慨地说，这是他这辈子得到的最高肯定。然而李光耀在治理新加坡时表现出的与英式民主背道而驰的“东方式独裁”，曾令西方普遍不 满。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的极左言论与毛泽东不相上下，在中苏论战时表现出的强硬态度连赫鲁晓夫都吃不消，这些言论和态度与邓小平义无反顾地推动“极右”的 “改革开放”形成了鲜明对比。甚至邓小平隔代指定胡锦涛也与李光耀隔代指定李显龙如出一辙。
李光耀是位“明君”，新加坡官员大多数是清官，而中国人是最崇尚“明君”和最盼望清官的民族。问题是“明君”的出现犹如买彩票中奖，可望不可得。在 缺乏有效监督与制衡的专制制度下，古往今来的“明君”、清官都会犯错误，也没有“明君”的后代能逃脱“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历史规律。现代“明君”李光 耀和新加坡众清官都是在民主制度和民主监督的制衡下才成名成家的，只有用民主宪政才能真正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真正实现国富民强。明君梦、清官梦都不如民 主宪政梦。
新加坡模式与中国
虽然统治新加坡的是“黄皮白心”的“香蕉华人”，但中国人坚信“血浓于水”，对新加坡有种天然的亲近感。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一九五九年 执政以来一直是新加坡的执政党，与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即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出一辙。新加坡既实现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也实现了“党天下”和“家天 下”的政治传承。中共急欲借助新加坡的成功为中共维持“一党专制”找借鉴、标榜“一党专制”的合理性，为此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国各届领导人都热心推崇和意欲 效法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新加坡是中国官方公开声称要学习的唯一国家。一直为中国培训各级政府官员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被戏称为中国的“海外党校”，这是连 世界首屈一指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都无法享有的“殊荣”。
然而，“新加坡模式”这只“南橘”被移植到中国后，必定会成为“北枳”。首先，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不同于中国特色的“一党专制”。新加坡有完善的法 治、多党制、议会和选举制度；有有效的、能相互监督制约的政治体制，能有效铲除产生贪污腐败的土壤；人民行动党每次都是通过选举上台的，这些在中国通通付 之阙如。其次，官员的素质有差异、追求也不同。中国官员大多只想拥有权力和金钱，却不愿意像新加坡官员那样克尽政治责任。
新加坡位于“亚洲的十字路口”马六甲海峡东端的出口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上拥有优良的深水港，使新加坡成为欧洲、非洲、中东和南亚地区与东北 亚、东南亚地区海上航运的唯一通过地和转运地。异常繁忙的航运业带动了金融业、保险业、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使新加坡选民在较长时间内享受到了经济增长带来 的实惠，“人民行动党”也得以长期执政。这些都是中国无法具备的。
新加坡只是一个蕞尔小国，面积不过七百一十六平方公里，国土长、宽仅二、三十公里，李光耀一天就能在新加坡转个遍，自然能监管、“开明独裁”到位。 而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是新加坡面积的一万多倍，人口更是世界第一，搞个人专权、一党独裁，能监管过来吗？所以新加坡与中国根本不具可比性，恰恰是 中国这种面积和人口大国更需要依靠民主制度、有效监督、权力制衡来治国。
新加坡在二○一二年即以人均GDP四万九千九百二十二美元超过了美国，被世人称羡。然而，随着“李光耀时代”落下了帷幕，新加坡会否逐渐失去光芒和 魅力？随着民众素质和追求的进一步提高，李光耀式强硬治理方式会否遭到民众越来越多的反抗？随着中国为节省航运成本、防止美国阻断马六甲海峡航道而开凿位 于泰国的克拉运河，新加坡的国际地位和收入都将有未知的变数。
《动向》2015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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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14 April 2015
叶鹏飞：建国神话的两难
不丹国王旺楚克在参加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国葬后接受记者访问，回忆他和李光耀见面时的一段对话。35岁的旺楚克表示，自己十分敬仰李光耀，在那次会面时希望李光耀能赐福予他。旺楚克说：“我清楚地记得，李光耀看着我，然后笑着说：‘我不赐福予人！’我于是接着说：‘阁下，那你能否给我一些建议？’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一点：关键不在于你如何开始你的旅程，而在于你如何完成它。’”
不丹是个深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国家，日常生活里充满了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对于长期在这种氛围下成长的年轻旺楚克而言，李光耀既是德高望重的长辈，也是睿智甚至拥有超常能力的圣者，所以才会根据自己的文化习惯，要求李光耀赐福。一生深受英国理性主义影响，人生态度务实的李光耀，对旺楚克的要求有那样直率的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对生命脚踏实地的态度，也可以从李光耀的孙子李绳武，在悼词中所转述的一件小事窥见一斑：“有一次，有人建议为他立一座纪念碑，我祖父回答：‘要谨记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他指的当然是诗人雪莱（Shelley）一篇关于埃及法老的诗章。诗中，一个独行者在沙漠中看到一尊破碎的石像，上面刻着‘我是王中的王者，奥兹曼迪亚斯；功业盖世，强者折服’。然而一切已荡然无存。”
“我想，他的意思是，若新加坡无法生存，立碑于事无补。若新加坡得以生存，那也没立碑的必要。他的评断是正确的。他留下的不是冰冷的石座，而是一个生机蓬勃的国家。就如苍天在上，我们将很难把他遗忘。”
显然，李光耀深知神化凡人的危险，对个人崇拜的那一套政治把戏，因而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他于2009年评论某亚洲领导人时，尖刻地形容他“在体育场手舞足蹈，寻求众人的阿谀”。因此，李光耀非但反对人们为自己立碑，更主张自己于欧思礼路的故居不应保留。他在2011年说：“我已经告诉内阁，我死后，拆了它……我看过其他故居，（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莎士比亚的，一段时间后都成了废墟。”
从李光耀过世后那一周所发生的情况看，一种两难正在形成。在那一周，超过144万人不分昼夜、扶老携幼，在国会大厦和各个社区悼念处向他致敬；3月29日的国葬日，更有数以万计的国人，在滂沱大雨中夹道送别，延绵15公里。社会陷入了集体的悲伤中，且这种不舍之情，正逐渐形成一股民意，要以法定纪念日、设立纪念馆、为公共建筑如樟宜机场改名、保留故居、在货币印上其头像等各种方式，继续表达对李光耀的崇高敬意。
另外，对于李光耀的尊称，也出现由“建国总理”向具有一定神圣性的“国父”倾斜。官方至今还没有正式采用这个谥号，但从民间讨论，包括读者投书来看，社会似乎存在一股要神化他的强烈心理需求。国葬日当天移灵时恰如其时的倾盆大雨，也提供了某种“天现异象”的宗教暗示，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心理需求。
但是，李光耀自己对于生死却是个“不可知论者”，他在89岁那年写道：“我并不会自称为无神论者。我既不否定也不接受上帝的存在……所以我并不会取笑那些信奉上帝的人。但我未必相信上帝，也不否定或许确有其神。”在谈到其逝去的爱妻时，李光耀说：“我希望在来生和妻子重逢，但我不认为我会。我将停止存在，一如她停止存在一般——否则世界将人口爆满。”他自始至终是个理性主义者，只看证据，对不可知存疑，且不妄下定论。
纵观历史，就算是基于理性主义的欧洲现代民族国家，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建国神话。建国神话并不一定非得同怪力乱神有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和兰杰（Terence Ranger）在他们的名著《传统的发明》，通过对英国皇家仪式的变迁、英属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苏格兰的典籍再造、威尔士的民族服装、19世纪至一战前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的演变，以及非洲原住民如何模仿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揭示了很多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其实都是当代人生造出来的文化产物。
国民的集体身份认同感，需要类似的传统来凝聚。这不全然是个理性的过程。对真善美的渴望，是人类心理的深层需求，也是宗教长期存在的原因。尽管激进的理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试图全面否定宗教的积极作用，但取消了上帝，人们还是会转去崇拜其他偶像，来填补这个心灵需要。根据同名纪录片撰写的《富流感》一书，就说明了当人们失去宗教信仰，很容易感染上物质崇拜的心理病，不断追求物质，导致负荷过重、负债累累、焦虑不安和虚耗浪费等状态，让人痛苦万分。百万人集体悼念李光耀，不妨也可以解读为意图对所处的消费主义有所超越，追寻生命中更有意义的价值象征和精神慰藉。
于是，一方面社会有普遍的心理需求，要通过李光耀筑起建国神话；另一方面，李光耀生前却最反对让人神化自己。是要尊重他的遗愿，让他以凡人的身份安息，还是让他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建国事业的精神层面？如何完成李光耀的建国旅程，恐怕将不易在短时间内获得解答。
from Study Room 書齋 https://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5/04/13/%e5%bb%ba%e5%9b%bd%e7%a5%9e%e8%af%9d%e7%9a%84%e4%b8%a4%e9%9a%be/
不丹是个深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国家，日常生活里充满了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对于长期在这种氛围下成长的年轻旺楚克而言，李光耀既是德高望重的长辈，也是睿智甚至拥有超常能力的圣者，所以才会根据自己的文化习惯，要求李光耀赐福。一生深受英国理性主义影响，人生态度务实的李光耀，对旺楚克的要求有那样直率的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对生命脚踏实地的态度，也可以从李光耀的孙子李绳武，在悼词中所转述的一件小事窥见一斑：“有一次，有人建议为他立一座纪念碑，我祖父回答：‘要谨记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他指的当然是诗人雪莱（Shelley）一篇关于埃及法老的诗章。诗中，一个独行者在沙漠中看到一尊破碎的石像，上面刻着‘我是王中的王者，奥兹曼迪亚斯；功业盖世，强者折服’。然而一切已荡然无存。”
“我想，他的意思是，若新加坡无法生存，立碑于事无补。若新加坡得以生存，那也没立碑的必要。他的评断是正确的。他留下的不是冰冷的石座，而是一个生机蓬勃的国家。就如苍天在上，我们将很难把他遗忘。”
显然，李光耀深知神化凡人的危险，对个人崇拜的那一套政治把戏，因而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他于2009年评论某亚洲领导人时，尖刻地形容他“在体育场手舞足蹈，寻求众人的阿谀”。因此，李光耀非但反对人们为自己立碑，更主张自己于欧思礼路的故居不应保留。他在2011年说：“我已经告诉内阁，我死后，拆了它……我看过其他故居，（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莎士比亚的，一段时间后都成了废墟。”
从李光耀过世后那一周所发生的情况看，一种两难正在形成。在那一周，超过144万人不分昼夜、扶老携幼，在国会大厦和各个社区悼念处向他致敬；3月29日的国葬日，更有数以万计的国人，在滂沱大雨中夹道送别，延绵15公里。社会陷入了集体的悲伤中，且这种不舍之情，正逐渐形成一股民意，要以法定纪念日、设立纪念馆、为公共建筑如樟宜机场改名、保留故居、在货币印上其头像等各种方式，继续表达对李光耀的崇高敬意。
另外，对于李光耀的尊称，也出现由“建国总理”向具有一定神圣性的“国父”倾斜。官方至今还没有正式采用这个谥号，但从民间讨论，包括读者投书来看，社会似乎存在一股要神化他的强烈心理需求。国葬日当天移灵时恰如其时的倾盆大雨，也提供了某种“天现异象”的宗教暗示，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心理需求。
但是，李光耀自己对于生死却是个“不可知论者”，他在89岁那年写道：“我并不会自称为无神论者。我既不否定也不接受上帝的存在……所以我并不会取笑那些信奉上帝的人。但我未必相信上帝，也不否定或许确有其神。”在谈到其逝去的爱妻时，李光耀说：“我希望在来生和妻子重逢，但我不认为我会。我将停止存在，一如她停止存在一般——否则世界将人口爆满。”他自始至终是个理性主义者，只看证据，对不可知存疑，且不妄下定论。
纵观历史，就算是基于理性主义的欧洲现代民族国家，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建国神话。建国神话并不一定非得同怪力乱神有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和兰杰（Terence Ranger）在他们的名著《传统的发明》，通过对英国皇家仪式的变迁、英属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苏格兰的典籍再造、威尔士的民族服装、19世纪至一战前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的演变，以及非洲原住民如何模仿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揭示了很多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其实都是当代人生造出来的文化产物。
国民的集体身份认同感，需要类似的传统来凝聚。这不全然是个理性的过程。对真善美的渴望，是人类心理的深层需求，也是宗教长期存在的原因。尽管激进的理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试图全面否定宗教的积极作用，但取消了上帝，人们还是会转去崇拜其他偶像，来填补这个心灵需要。根据同名纪录片撰写的《富流感》一书，就说明了当人们失去宗教信仰，很容易感染上物质崇拜的心理病，不断追求物质，导致负荷过重、负债累累、焦虑不安和虚耗浪费等状态，让人痛苦万分。百万人集体悼念李光耀，不妨也可以解读为意图对所处的消费主义有所超越，追寻生命中更有意义的价值象征和精神慰藉。
于是，一方面社会有普遍的心理需求，要通过李光耀筑起建国神话；另一方面，李光耀生前却最反对让人神化自己。是要尊重他的遗愿，让他以凡人的身份安息，还是让他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建国事业的精神层面？如何完成李光耀的建国旅程，恐怕将不易在短时间内获得解答。
from Study Room 書齋 https://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5/04/13/%e5%bb%ba%e5%9b%bd%e7%a5%9e%e8%af%9d%e7%9a%84%e4%b8%a4%e9%9a%be/
Sunday, 12 April 2015
練乙錚 - 談李光耀、論大陸對港利多還是利少
吳裕彬 中國獨立經濟學家
2015年 4月 12日
2015年4月13日
李光耀去世，新加坡有六成民眾甚為悲慟，不少更潸然淚下、不能自已。論者有以為那是李氏豐功偉業的感性明證，但為領導人流淚與為親人流淚，本質上是兩回事，尤其如果領導人是獨裁者。
為獨裁者流的淚：三個實例
列 寧死了，四天的遺容瞻仰，比不上李光耀的七天，但凜冽風雪裏蘇維埃聯邦民眾依然絡繹不絕，卻猶勝新加坡。蘇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扶靈哭泣，悼詞是斯大林親手撰 作的，寫得和東正教╱羅馬公教大彌撒裏的啟應禱文（litany）的格式一模一樣，斯氏早年念神學院時學會的功架派上用場。這篇飽含宗教潛意識的悼詞是馬 列文獻裏的奇葩，「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造成的」這個黑色真實，便是源於此悼詞首段！【註1】。誰料，老列屍骨未寒，斯大林剷除異己的撒手鐧便啟動，布卡 林、季諾維耶夫、卡米涅夫等老革命陸續遭殃喪命，連列寧遺孀、蘇維埃聯邦國母克魯普斯卡婭也受到秘密居住監視。哭，是為勾心鬥角作掩飾。
毛澤東死的時候，場面更偉大，群眾呼天搶地，誓要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解放全人類；在香港，悼念儀式在舊中國銀行大廈進行，愛毛群眾萬人空巷，得進入靈堂者幾乎無一不哭。可十億人民喊口未完，四人幫包括毛妻沒幾天都給活捉了，成為終身的階下囚。眼淚，代表被欺騙。
還 未死的北韓金仔更厲害，對黨國根本談不上有什麼大貢獻，可平日出巡，那些前呼後擁的美女兵哭得七情上面更不停扭腰頓足，這從弗洛伊德心理學的最合理解釋是 性慄動。在大陸的社會主義天堂時期，民間最性感的男人當然不是萬寶路世界裏那個用刀子刮鬍子的牛仔型男，而是站在櫃枱後面賣豬肉拿刀的，一來因為通常體態 較肥胖，那在幾乎所有人都瘦骨嶙峋的年代裏，確實不得了；二來就是有權，可以分派一些極難得的好處（今天的香港八九十後沒經歷過大陸的糧票時代，不知道何 謂「好處」，以為能污上一兩億人仔的才算有點權，真是需要來些憶苦思甜再教育，方知今天幸福貪腐得來不易）。
本地當權派當中，現在連一些公關販子也鼓吹特區領導人學習李光耀，沒準學得精了準了，到死之日，港人不論階層都哭、哭、哭，原因不一定是最直覺的，要若干時日之後才知道，而且很難說到時後悔呻笨的是融派還是獨派。
新加坡優勢的外在條件
閒 話休提，更有意思的是細看李光耀在某些方面取得比香港更亮麗成績的原因。這方面的論述其實已經相當豐富，筆者只補充幾點，都是着眼外在條件。首先是人才方 面的。新加坡因為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輸入人才的政策與執行完全可控，香港則大致上做不到。而且，在人才維護╱避免流失方面，新加坡更已贏了香港七十年（早 在她立國之前便如此）。星、港在某些重要方面例如高等教育不如西方，故歐美發達國對星、港兩地中產精英始終是一個吸引，構成這兩地人才流失的拉力 （pull factor）； 不過，香港人才流失，還多了有一個推力（push factor）。
都說香港古往今來就是移民城市，但要 留意的是，香港並不是移民終點城市，而是大陸人移民海外的一塊「行」之有效的踏腳石。中華帝國每有嚴重天災人禍特別是政治動盪，大陸難民便一波一波湧港， 然後繼續前往他國；災難愈嚴重，停留在香港生根的便愈少。殖民主義時期，英國人的有效管治，特別是加上1949年之後中共要在香港問題上採取「維持現狀、 充分利用」的政策，確實令一整代大陸來的難民中的大部分駐足、生根於此；然而，八十年代以來的歷次震盪，又一再導致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流失，部分就算再回 流，也虛耗了多年的時間和經驗，而這個問題最近又趨嚴重（本土派提倡「身土不二」，是一種理想主張，能在逆境裏遏制多少人才外流，還是一個疑問）。推力因 素導致的人才流失，後果一般比較嚴重，二戰的歐洲因為納粹肆虐，推走了一大批猶太知識分子給美國，結果把科技、文化方面的領先地位也拱手讓給後者。但是新 加坡沒有像香港那樣強大的push factor。
歸根到柢，問題在於香港有大陸這個強鄰，而對絕大多數「並非特殊材料造成的普通人」來說，大陸是一個長期多方面令人厭惡、間歇表現出恐怖臉面和手段的強鄰。新加坡的所謂「強鄰」，不過是一個帶點歷史心結因而態度可能不那麼恆常友善的馬來西亞而已。你若是一個生活在強鄰陰影下的中產知識或技能精英，興許還是從強鄰那邊移過來的，然則再多移一站的可能性，在香港還是在新加坡強一些呢？
當然，有強鄰不一定不好。看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有美國這個強鄰，卻幾十年來相安無大事，並因之成為美洲除了美國之外的兩個最富國。顯然，強鄰本身非壞事，要看是什麼的強鄰。讓我們進一步分析。
大陸對香港利多還是利少？
香 港因強鄰而內部分裂，新加坡則沒有。1949年之後，中共勢力開始在香港坐大，起先靠民族主義，八十年代以來還加上對商界的經濟誘因，成功爭取到兩成多的 「鐵桿支持者」、四成以上的總體支持者，並以這個「關鍵少數」成功把香港塑造為一個以「親共、反共」、「愛國、西奴」為主要矛盾的社會，對立愈發不可調 和。新加坡幸運得多：她跟她的「強鄰」馬來西亞的血緣關係不深，國內的巫人比例不到14%，華巫矛盾一直保持在可控範圍；至於一度來自遠鄰中國的共產黨威 脅，卻可以用極端殘酷的手法打擊並徹底剿滅於萌芽階段（那種手法無疑是面對強鄰只一河之隔的港英政府無法使用的）。在新加坡，李光耀的反共清共政策成為新 加坡社會團結而不是分裂的基礎，而且更是得到她的「強鄰」馬來西亞充分支持合作的，因為馬國要對付的馬共其實是兩國的共同敵人（這一段裏筆者替馬來西亞這 個新加坡的「強鄰」加了引號，因為馬來西亞其實並不十分強，GDP不過是新加坡的雙倍左右，人口倒有五六倍，是新加坡勞動力的主要補充來源。下面為了方 便，把引號略去）。
關於反共，這裏不妨多加一筆。李光耀因為反共能力強，而且新加坡地處東南亞要塞，所以儘管搞獨裁，西方國家還是願意容 忍（西方一向支持發展中國家之中的反共獨裁者），經濟方面從來不施壓，對新加坡絕對信得過。香港則於1997之後沒有了這個來自西方的優待，反而因為特府 愈來愈親共陷共與共融合，港資也跟着愈來愈赤化，西方已對香港信不過，令香港經濟日漸成為「單引擎」，一旦大陸經濟下行，香港的處境比新加坡要惡劣得多。 這方面的劣勢，便是當權派、商界裏的大戶，也得承認；最近長和系的「離家出走」，無疑是一個避免形象染紅的好辦法。
還有就是與強鄰的關係 的性質。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之間的，是平起平坐的國與國關係，更由於二戰之後的去殖運動，國際關係裏的弱肉強食現象已經退潮，故就算將來馬來西亞的綜合國力 大大超越新加坡，也不可能對新加坡作出任何欺凌言論或行為，故新加坡的國民和商界，完全沒有需要因戒懼強鄰外力而誠惶誠恐，於是少了一個政治風險。反觀香 港，強鄰一直是客觀上的宗主國，之間特別是在九七之後，並非平起平坐而是從屬、上下、尊卑、主僕等的兩級關係。別說大陸官員可以對一般港人吆吆喝喝，以前 的本地大資本家也因為大陸經濟急速膨脹而變成《環時》指的大陸經濟大海中的一滴水，任憑你什麼姑爺是一度的座上客，時移世易對方一反枱，你便落得個灰頭土 臉，說不定還要落荒而逃。說得白一點，香港的強鄰富起來之後，恢復了中華帝國的歷史記憶，與周邊地方的關係是爺爺和孫子的關係。這在星、馬之間的國與國關 係裏是無法想像的。
然而，這正正是以興業為本事的階級的大忌。歷史上的資產階級最要的是自由，遂奮力打破了封建主義的束縛，脫穎而出，創 造了世界新秩序。馬克思因此在他的《宣言》裏大篇幅論述「資本無祖國」這個歷史事實（從而導出他更想要的「工人無祖國」的結論）。一旦資本家學乖了，圖吃 方便飯因此學會扮孫子叫爺爺，那麼他那打拚全世界的本事的雄勢就去掉了、閹割了。香港與強鄰之間的爺孫關係腐蝕了這根重要的社會棟樑。這一點也無法在新加 坡與馬來西亞的關係裏找到。
大陸對香港的若干壞影響
有人會問，難道香港從大陸這個強鄰不是得到很多好處嗎？筆者的答案 是，不是沒有，但實際上的代價太大。例如自由行及由之衍生的水貨業，給香港帶來了局部「決堤式的機會激增」，的確有助提升GDP及某些行業或特殊某幾類產 品的銷售額增長，卻同時令不少其他很多行業或很大數目的其他商品及服務的產銷量下降，財富和經濟效益於是向少數行業少數人集中，更多的行業或勞動者的利益沒有增加，甚或可能下降了。這還沒有算入自由行╱水貨業帶來的街坊生活不便、空間壅塞及公共設施無償分薄等問題。這些都是主流經濟學裏說的負界外效應，嚴重性看得出也很難量度，因此，有責任解決這類問題的政府卻往往不予重視！
放 眼看全面，可知整個大陸的「改革開放」帶來的，是更大範圍的「決堤式的機會激增」，而負面因素更強大，因為出現了大規模的產業結構改變、製造業掏空。受此 影響的地區和國家很多，出現的問題也大致相同：大陸成為廉價生產基地，讓商界的利潤增加，但本地製造業消失，職缺多由服務業的較快增長填補，但由於服務業 的技術改良一直相對緩慢，拖慢了整體實質工資增長，因此出現本地的財富分配兩極化。這個問題不僅困擾香港，其他地方如日本、台灣、東南亞、歐洲、北美諸 國，全部受影響，後果也相似。但是，香港因為與大陸的地理及政治距離最短、融合程度最高，受的影響也最快最大最直接：八九十年代的短短十年裏，整個香港製 造業掏空了。沒錯GDP增加了（如果用GNP量度，增幅必然更大）；是好是歹，卻要看你是什麼階級。【註2】
新加坡同樣受大陸的這個影響，但不同的是，新加坡的強鄰馬來西亞提供給她的機會，卻不是決堤式而是連續一貫的細水長流，因此新加坡沒有出現製造業全面掏空，反而做到了技術升級，其後出現的勞工短缺，由輸入外勞加徵收企業的僱用外勞稅解決（儘管也有很大爭議和勞工反抗）。
港陸之間需有更大政經距離
最後，筆者還可以舉出一個港、星強鄰的不同處。香港面對強鄰大陸，有強大的政治壓力促使融合；這是與一個政經都落後、貪腐問題十分嚴重、價值觀念南轅北轍的實體的融合。新加坡卻沒有這種壓力。
一 直以來的政治論述，都強調大陸對香港經濟的正面價值蓋過一切的負面影響；但這個論述十分偏頗，因為完全欠缺不利因素的分析。全面的看法應該包含本文提出的 反面論述，而正確的政策必須包含港陸之間嚴格保持一定的政經距離。政權力推融合、磨蝕這個必要距離，因此必然產生強大反作用；這個本能的反作用就是分離意 識、命運自主的政治訴求。這個反作用，並不是立一條《反港獨法》就可解決；相反，那種立法及與之同來的抗爭，卻會直接加強獨立意識。
【註1】斯大林為列寧撰作的悼詞全文見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stalin/works/1924/01/30.htm；悼詞的格式就是耶穌教的聖事儀式中的啟應禱文（又稱連禱文）——斯大林每朗讀一段讚詞，其他人以標準附和詞回應，如此重複若干次，完成一個循環。
【註2】主流經濟學對「決堤式的機會」的分析不足夠，主要原因之一是所使用的傳統分析工具（「連續數學」）不能應用在突發的（「決堤式的」）現象上面。
from Vicsforum - One man's forum http://vicsforum.blogspot.com/2015/04/blog-post_13.html
2015年 4月 12日
2015年4月13日
李光耀去世，新加坡有六成民眾甚為悲慟，不少更潸然淚下、不能自已。論者有以為那是李氏豐功偉業的感性明證，但為領導人流淚與為親人流淚，本質上是兩回事，尤其如果領導人是獨裁者。
為獨裁者流的淚：三個實例
列 寧死了，四天的遺容瞻仰，比不上李光耀的七天，但凜冽風雪裏蘇維埃聯邦民眾依然絡繹不絕，卻猶勝新加坡。蘇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扶靈哭泣，悼詞是斯大林親手撰 作的，寫得和東正教╱羅馬公教大彌撒裏的啟應禱文（litany）的格式一模一樣，斯氏早年念神學院時學會的功架派上用場。這篇飽含宗教潛意識的悼詞是馬 列文獻裏的奇葩，「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造成的」這個黑色真實，便是源於此悼詞首段！【註1】。誰料，老列屍骨未寒，斯大林剷除異己的撒手鐧便啟動，布卡 林、季諾維耶夫、卡米涅夫等老革命陸續遭殃喪命，連列寧遺孀、蘇維埃聯邦國母克魯普斯卡婭也受到秘密居住監視。哭，是為勾心鬥角作掩飾。
毛澤東死的時候，場面更偉大，群眾呼天搶地，誓要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解放全人類；在香港，悼念儀式在舊中國銀行大廈進行，愛毛群眾萬人空巷，得進入靈堂者幾乎無一不哭。可十億人民喊口未完，四人幫包括毛妻沒幾天都給活捉了，成為終身的階下囚。眼淚，代表被欺騙。
還 未死的北韓金仔更厲害，對黨國根本談不上有什麼大貢獻，可平日出巡，那些前呼後擁的美女兵哭得七情上面更不停扭腰頓足，這從弗洛伊德心理學的最合理解釋是 性慄動。在大陸的社會主義天堂時期，民間最性感的男人當然不是萬寶路世界裏那個用刀子刮鬍子的牛仔型男，而是站在櫃枱後面賣豬肉拿刀的，一來因為通常體態 較肥胖，那在幾乎所有人都瘦骨嶙峋的年代裏，確實不得了；二來就是有權，可以分派一些極難得的好處（今天的香港八九十後沒經歷過大陸的糧票時代，不知道何 謂「好處」，以為能污上一兩億人仔的才算有點權，真是需要來些憶苦思甜再教育，方知今天幸福貪腐得來不易）。
本地當權派當中，現在連一些公關販子也鼓吹特區領導人學習李光耀，沒準學得精了準了，到死之日，港人不論階層都哭、哭、哭，原因不一定是最直覺的，要若干時日之後才知道，而且很難說到時後悔呻笨的是融派還是獨派。
新加坡優勢的外在條件
閒 話休提，更有意思的是細看李光耀在某些方面取得比香港更亮麗成績的原因。這方面的論述其實已經相當豐富，筆者只補充幾點，都是着眼外在條件。首先是人才方 面的。新加坡因為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輸入人才的政策與執行完全可控，香港則大致上做不到。而且，在人才維護╱避免流失方面，新加坡更已贏了香港七十年（早 在她立國之前便如此）。星、港在某些重要方面例如高等教育不如西方，故歐美發達國對星、港兩地中產精英始終是一個吸引，構成這兩地人才流失的拉力 （pull factor）； 不過，香港人才流失，還多了有一個推力（push factor）。
都說香港古往今來就是移民城市，但要 留意的是，香港並不是移民終點城市，而是大陸人移民海外的一塊「行」之有效的踏腳石。中華帝國每有嚴重天災人禍特別是政治動盪，大陸難民便一波一波湧港， 然後繼續前往他國；災難愈嚴重，停留在香港生根的便愈少。殖民主義時期，英國人的有效管治，特別是加上1949年之後中共要在香港問題上採取「維持現狀、 充分利用」的政策，確實令一整代大陸來的難民中的大部分駐足、生根於此；然而，八十年代以來的歷次震盪，又一再導致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流失，部分就算再回 流，也虛耗了多年的時間和經驗，而這個問題最近又趨嚴重（本土派提倡「身土不二」，是一種理想主張，能在逆境裏遏制多少人才外流，還是一個疑問）。推力因 素導致的人才流失，後果一般比較嚴重，二戰的歐洲因為納粹肆虐，推走了一大批猶太知識分子給美國，結果把科技、文化方面的領先地位也拱手讓給後者。但是新 加坡沒有像香港那樣強大的push factor。
歸根到柢，問題在於香港有大陸這個強鄰，而對絕大多數「並非特殊材料造成的普通人」來說，大陸是一個長期多方面令人厭惡、間歇表現出恐怖臉面和手段的強鄰。新加坡的所謂「強鄰」，不過是一個帶點歷史心結因而態度可能不那麼恆常友善的馬來西亞而已。你若是一個生活在強鄰陰影下的中產知識或技能精英，興許還是從強鄰那邊移過來的，然則再多移一站的可能性，在香港還是在新加坡強一些呢？
當然，有強鄰不一定不好。看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有美國這個強鄰，卻幾十年來相安無大事，並因之成為美洲除了美國之外的兩個最富國。顯然，強鄰本身非壞事，要看是什麼的強鄰。讓我們進一步分析。
大陸對香港利多還是利少？
香 港因強鄰而內部分裂，新加坡則沒有。1949年之後，中共勢力開始在香港坐大，起先靠民族主義，八十年代以來還加上對商界的經濟誘因，成功爭取到兩成多的 「鐵桿支持者」、四成以上的總體支持者，並以這個「關鍵少數」成功把香港塑造為一個以「親共、反共」、「愛國、西奴」為主要矛盾的社會，對立愈發不可調 和。新加坡幸運得多：她跟她的「強鄰」馬來西亞的血緣關係不深，國內的巫人比例不到14%，華巫矛盾一直保持在可控範圍；至於一度來自遠鄰中國的共產黨威 脅，卻可以用極端殘酷的手法打擊並徹底剿滅於萌芽階段（那種手法無疑是面對強鄰只一河之隔的港英政府無法使用的）。在新加坡，李光耀的反共清共政策成為新 加坡社會團結而不是分裂的基礎，而且更是得到她的「強鄰」馬來西亞充分支持合作的，因為馬國要對付的馬共其實是兩國的共同敵人（這一段裏筆者替馬來西亞這 個新加坡的「強鄰」加了引號，因為馬來西亞其實並不十分強，GDP不過是新加坡的雙倍左右，人口倒有五六倍，是新加坡勞動力的主要補充來源。下面為了方 便，把引號略去）。
關於反共，這裏不妨多加一筆。李光耀因為反共能力強，而且新加坡地處東南亞要塞，所以儘管搞獨裁，西方國家還是願意容 忍（西方一向支持發展中國家之中的反共獨裁者），經濟方面從來不施壓，對新加坡絕對信得過。香港則於1997之後沒有了這個來自西方的優待，反而因為特府 愈來愈親共陷共與共融合，港資也跟着愈來愈赤化，西方已對香港信不過，令香港經濟日漸成為「單引擎」，一旦大陸經濟下行，香港的處境比新加坡要惡劣得多。 這方面的劣勢，便是當權派、商界裏的大戶，也得承認；最近長和系的「離家出走」，無疑是一個避免形象染紅的好辦法。
還有就是與強鄰的關係 的性質。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之間的，是平起平坐的國與國關係，更由於二戰之後的去殖運動，國際關係裏的弱肉強食現象已經退潮，故就算將來馬來西亞的綜合國力 大大超越新加坡，也不可能對新加坡作出任何欺凌言論或行為，故新加坡的國民和商界，完全沒有需要因戒懼強鄰外力而誠惶誠恐，於是少了一個政治風險。反觀香 港，強鄰一直是客觀上的宗主國，之間特別是在九七之後，並非平起平坐而是從屬、上下、尊卑、主僕等的兩級關係。別說大陸官員可以對一般港人吆吆喝喝，以前 的本地大資本家也因為大陸經濟急速膨脹而變成《環時》指的大陸經濟大海中的一滴水，任憑你什麼姑爺是一度的座上客，時移世易對方一反枱，你便落得個灰頭土 臉，說不定還要落荒而逃。說得白一點，香港的強鄰富起來之後，恢復了中華帝國的歷史記憶，與周邊地方的關係是爺爺和孫子的關係。這在星、馬之間的國與國關 係裏是無法想像的。
然而，這正正是以興業為本事的階級的大忌。歷史上的資產階級最要的是自由，遂奮力打破了封建主義的束縛，脫穎而出，創 造了世界新秩序。馬克思因此在他的《宣言》裏大篇幅論述「資本無祖國」這個歷史事實（從而導出他更想要的「工人無祖國」的結論）。一旦資本家學乖了，圖吃 方便飯因此學會扮孫子叫爺爺，那麼他那打拚全世界的本事的雄勢就去掉了、閹割了。香港與強鄰之間的爺孫關係腐蝕了這根重要的社會棟樑。這一點也無法在新加 坡與馬來西亞的關係裏找到。
大陸對香港的若干壞影響
有人會問，難道香港從大陸這個強鄰不是得到很多好處嗎？筆者的答案 是，不是沒有，但實際上的代價太大。例如自由行及由之衍生的水貨業，給香港帶來了局部「決堤式的機會激增」，的確有助提升GDP及某些行業或特殊某幾類產 品的銷售額增長，卻同時令不少其他很多行業或很大數目的其他商品及服務的產銷量下降，財富和經濟效益於是向少數行業少數人集中，更多的行業或勞動者的利益沒有增加，甚或可能下降了。這還沒有算入自由行╱水貨業帶來的街坊生活不便、空間壅塞及公共設施無償分薄等問題。這些都是主流經濟學裏說的負界外效應，嚴重性看得出也很難量度，因此，有責任解決這類問題的政府卻往往不予重視！
放 眼看全面，可知整個大陸的「改革開放」帶來的，是更大範圍的「決堤式的機會激增」，而負面因素更強大，因為出現了大規模的產業結構改變、製造業掏空。受此 影響的地區和國家很多，出現的問題也大致相同：大陸成為廉價生產基地，讓商界的利潤增加，但本地製造業消失，職缺多由服務業的較快增長填補，但由於服務業 的技術改良一直相對緩慢，拖慢了整體實質工資增長，因此出現本地的財富分配兩極化。這個問題不僅困擾香港，其他地方如日本、台灣、東南亞、歐洲、北美諸 國，全部受影響，後果也相似。但是，香港因為與大陸的地理及政治距離最短、融合程度最高，受的影響也最快最大最直接：八九十年代的短短十年裏，整個香港製 造業掏空了。沒錯GDP增加了（如果用GNP量度，增幅必然更大）；是好是歹，卻要看你是什麼階級。【註2】
新加坡同樣受大陸的這個影響，但不同的是，新加坡的強鄰馬來西亞提供給她的機會，卻不是決堤式而是連續一貫的細水長流，因此新加坡沒有出現製造業全面掏空，反而做到了技術升級，其後出現的勞工短缺，由輸入外勞加徵收企業的僱用外勞稅解決（儘管也有很大爭議和勞工反抗）。
港陸之間需有更大政經距離
最後，筆者還可以舉出一個港、星強鄰的不同處。香港面對強鄰大陸，有強大的政治壓力促使融合；這是與一個政經都落後、貪腐問題十分嚴重、價值觀念南轅北轍的實體的融合。新加坡卻沒有這種壓力。
一 直以來的政治論述，都強調大陸對香港經濟的正面價值蓋過一切的負面影響；但這個論述十分偏頗，因為完全欠缺不利因素的分析。全面的看法應該包含本文提出的 反面論述，而正確的政策必須包含港陸之間嚴格保持一定的政經距離。政權力推融合、磨蝕這個必要距離，因此必然產生強大反作用；這個本能的反作用就是分離意 識、命運自主的政治訴求。這個反作用，並不是立一條《反港獨法》就可解決；相反，那種立法及與之同來的抗爭，卻會直接加強獨立意識。
【註1】斯大林為列寧撰作的悼詞全文見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stalin/works/1924/01/30.htm；悼詞的格式就是耶穌教的聖事儀式中的啟應禱文（又稱連禱文）——斯大林每朗讀一段讚詞，其他人以標準附和詞回應，如此重複若干次，完成一個循環。
【註2】主流經濟學對「決堤式的機會」的分析不足夠，主要原因之一是所使用的傳統分析工具（「連續數學」）不能應用在突發的（「決堤式的」）現象上面。
from Vicsforum - One man's forum http://vicsforum.blogspot.com/2015/04/blog-post_13.html
Thursday, 9 April 2015
黎蝸藤﹕李光耀對香港政治的啟示
【明報專訊】李光耀辭世標誌着新加坡李光耀時代的終結。無論世人如何評價他以及他一手創建的新加坡模式，都必須承認：李光耀和歷屆新加坡政府在絕大多數新加坡民眾心目中享有極高的威信。民衆對政府的信任是新加坡模式可以長期有效運作不可或缺的保障，而這種信任的建立和長期維繫是不可能單靠鐵腕政治和對異見的打壓得到的。那麼這種信任源於何處？香港政治又可從中得到怎樣的啓示？
5點啟示
第一，有認受性。李光耀雖然被批評為專制，但他其實是民選的總理。他在第一次新加坡自治大選中通過選舉上台，其後也一直堅持選舉制度。他既篤信精英制度，亦明白領袖和政府的合法性需要透過程序顯示。新加坡每5年進行一次議會選舉，獲得大多數議席的黨擁有執政權，黨領袖成為總理。儘管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但它的執政每次都是經過人民授權的。香港回歸以來，一直沒有建立一個具有認受性的政府。3屆政府都是出自小圈子選舉，認受性在程序上就已經有先天缺陷。如果政府再無所作為，那麼認受性從何而談？
第二，既要有遠見又要有切實的階段性進展。李光耀認為領袖和政府的成功不僅在於能夠平衡各方利益、為民眾解決問題、帶給盡可能多數的國民更好的生活水平和安穩的社會環境，而更加在於能夠不斷引領民眾放眼更高更遠更好的前景，並朝着那個方向持續不斷地取得一個又一個階段的成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從建國初期就開始克服無數現實困難，建設花園城市國家。此規劃和實施着眼的不僅是良好的環境會大大利於吸引境外的投資和人才，還有新加坡民眾在建設和保持花園國家的過程中生活環境和文明程度得到大步有效的提升。民衆在切實的進步中不斷增加對政府的信心。反觀香港，回歸之後，形勢大好。但有特首描繪了「高瞻遠矚」的藍圖，最後卻淪為利益輸送和地產商撈錢的工具；有特首徒有令人羡慕的高人望，卻只是抱着打好這份工的平庸心態。
第三，敢於和不同意見辯論。李光耀相信言論自由絕對不能妨礙國家穩定，因而新加坡的媒體處於嚴格的監管之下。但是新加坡畢竟是開放的國家，無法封鎖外來的聲音。新加坡政府不但要面對可控制的國內傳媒，更要面對不受控制的國外傳媒。李光耀既沒有對外來批評一封了之，也不當縮頭烏龜，而是勇於辯論。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是，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刊登文章，批評李光耀治國不當。李光耀不是在國內開記者招待會駁斥了事，而是跑到英國去要求和對方電視辯論。最後英國記者避戰了事，再不寫批評李光耀的文章。李光耀頗為自豪地說：「（當別人指摘我們錯的時候）如果我們不站起來回應外國媒體的抨擊，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記者和學者們，便會相信自己的領袖不敢辯駁或辯不過人家而不再尊重我們」。反視香港，政改到現在，政府高官一直不肯與反對派辯論：原先承諾的討論平台不見蹤影；政務司長多次下選區也不過是單方面的宣傳和問答大會；陳弘毅教授提出的電視辯論，政府中人沒有一個敢應戰。
第四，最大限度地吸納精英人才。李光耀強調政府要有成效就必須確保能幹、肯幹、實幹的人才進入政府，並令他們保持工作熱情和敬業精神。為此，需要盡攬人才，委任最出色最實幹的人掌管最重要的部門。新加坡能做到這點當然和相關制度分不開，但李光耀令人折服的政治智慧和領袖魅力顯然也是重要因素。再看香港，從一開始就否定了民主派精英參與管治的可能。現在更是任人唯親，黨同伐異，把大批精英推到反面，連政通人和都未能做到，遑論盡攬精英。
第五，廉潔自律。儒家傳統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李光耀深信要維持民眾對政府寶貴的信任，就沒有比保持政府領袖和公職人員的廉潔和正面形象更為重要的。新加坡建立了高薪養廉制度，強有力的反腐機構和嚴厲的懲腐法律。李光耀本人更是私德無暇，家庭和睦有愛。反看香港，前特首正被廉政公署調查，前後兩個政務司長一個因「貪欲」而被繩之於法，一個因桃色事件而敗選。現任特首先有僭建醜聞，再有400萬英鎊利益無申報，就連家事也紛紛攘攘。其挑選的高官更是接二連三地因各種醜聞而辭職。如此形象，如何取得民衆信任？
2015年4月10日 星期五
from 黎蝸藤的歷史博客 http://dddnibelungen.blogspot.com/2015/04/blog-post_10.html
5點啟示
第一，有認受性。李光耀雖然被批評為專制，但他其實是民選的總理。他在第一次新加坡自治大選中通過選舉上台，其後也一直堅持選舉制度。他既篤信精英制度，亦明白領袖和政府的合法性需要透過程序顯示。新加坡每5年進行一次議會選舉，獲得大多數議席的黨擁有執政權，黨領袖成為總理。儘管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但它的執政每次都是經過人民授權的。香港回歸以來，一直沒有建立一個具有認受性的政府。3屆政府都是出自小圈子選舉，認受性在程序上就已經有先天缺陷。如果政府再無所作為，那麼認受性從何而談？
第二，既要有遠見又要有切實的階段性進展。李光耀認為領袖和政府的成功不僅在於能夠平衡各方利益、為民眾解決問題、帶給盡可能多數的國民更好的生活水平和安穩的社會環境，而更加在於能夠不斷引領民眾放眼更高更遠更好的前景，並朝着那個方向持續不斷地取得一個又一個階段的成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從建國初期就開始克服無數現實困難，建設花園城市國家。此規劃和實施着眼的不僅是良好的環境會大大利於吸引境外的投資和人才，還有新加坡民眾在建設和保持花園國家的過程中生活環境和文明程度得到大步有效的提升。民衆在切實的進步中不斷增加對政府的信心。反觀香港，回歸之後，形勢大好。但有特首描繪了「高瞻遠矚」的藍圖，最後卻淪為利益輸送和地產商撈錢的工具；有特首徒有令人羡慕的高人望，卻只是抱着打好這份工的平庸心態。
第三，敢於和不同意見辯論。李光耀相信言論自由絕對不能妨礙國家穩定，因而新加坡的媒體處於嚴格的監管之下。但是新加坡畢竟是開放的國家，無法封鎖外來的聲音。新加坡政府不但要面對可控制的國內傳媒，更要面對不受控制的國外傳媒。李光耀既沒有對外來批評一封了之，也不當縮頭烏龜，而是勇於辯論。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是，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刊登文章，批評李光耀治國不當。李光耀不是在國內開記者招待會駁斥了事，而是跑到英國去要求和對方電視辯論。最後英國記者避戰了事，再不寫批評李光耀的文章。李光耀頗為自豪地說：「（當別人指摘我們錯的時候）如果我們不站起來回應外國媒體的抨擊，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記者和學者們，便會相信自己的領袖不敢辯駁或辯不過人家而不再尊重我們」。反視香港，政改到現在，政府高官一直不肯與反對派辯論：原先承諾的討論平台不見蹤影；政務司長多次下選區也不過是單方面的宣傳和問答大會；陳弘毅教授提出的電視辯論，政府中人沒有一個敢應戰。
第四，最大限度地吸納精英人才。李光耀強調政府要有成效就必須確保能幹、肯幹、實幹的人才進入政府，並令他們保持工作熱情和敬業精神。為此，需要盡攬人才，委任最出色最實幹的人掌管最重要的部門。新加坡能做到這點當然和相關制度分不開，但李光耀令人折服的政治智慧和領袖魅力顯然也是重要因素。再看香港，從一開始就否定了民主派精英參與管治的可能。現在更是任人唯親，黨同伐異，把大批精英推到反面，連政通人和都未能做到，遑論盡攬精英。
第五，廉潔自律。儒家傳統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李光耀深信要維持民眾對政府寶貴的信任，就沒有比保持政府領袖和公職人員的廉潔和正面形象更為重要的。新加坡建立了高薪養廉制度，強有力的反腐機構和嚴厲的懲腐法律。李光耀本人更是私德無暇，家庭和睦有愛。反看香港，前特首正被廉政公署調查，前後兩個政務司長一個因「貪欲」而被繩之於法，一個因桃色事件而敗選。現任特首先有僭建醜聞，再有400萬英鎊利益無申報，就連家事也紛紛攘攘。其挑選的高官更是接二連三地因各種醜聞而辭職。如此形象，如何取得民衆信任？
2015年4月10日 星期五
from 黎蝸藤的歷史博客 http://dddnibelungen.blogspot.com/2015/04/blog-post_10.html
Wednesday, 8 April 2015
余英时：李光耀的治国理念
李光耀死掉全世界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各国的重要领袖都去参加他的葬礼，新加坡也举行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悼念，有四五十万人都去瞻仰他的遗体。所以这样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在当今是很少见的，当今恐怕没有这样的人。
李光耀作为一个天才型的政治家是世界公认的。我还记得多少年前看过尼克松的回忆录，讲世界领袖，其中有一章就是讲的李光耀，他对李光耀极为佩服。他 说李光耀就像一个老虎在一个小笼子里面，跑来跑去一身的劲无处可使，非常可惜，这是因为新加坡当时只是200万人口左右的一个小城市，华人在 70-80%，其他的是马来人，印度人还有其他小的民族，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特殊性，主要是因为最早马来西亚是跟新加坡连在一起的。马来西亚是一个联邦，但 是在1965年他被马来西亚赶出外了，当时李光耀还在电视上痛哭，他认为失去了一个机会施展他的才能，所以他的精力只能用在新加坡，而新加坡是任何自然资 源都没有的，包括水都要靠马来西亚那边运过来。他居然能够在十几二十年之内就把它变成一个第一流的国家，用他在自传里的说法就是把一个第三等国家变成第一 流国家，教育程度都那么高，行政效率又那么好，又那么干净，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完全避免贪污这个问题。
1980年初他就有个计划，要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儒家伦理的计划，这个儒家伦理计划他认为华人需要有社会支持他的政治。如果支持他的政治就需要现代化 的儒家文化不是照原来的旧的儒家伦理，而是怎么样建立现代化的儒家文明，他就找了一些顾问，多数是美国来的，6、7个人到他那里访问，我也是其中之一，后 来我和另外一个朋友留下来做他的长期顾问。我为这件事情从1982 到1986年，年年都有两三次去新加坡为他计划做讲演、计划各种各样的儒家伦理。我发现他的头脑极其灵敏。
可是我跟他也有个很大的分歧，这个分歧是他把儒家伦理这些东西当作一个工程的样子来处理，如果用之有效我马上就用它，没有效就可以随时取消。所以换 句话说，他讲伦理是没有文化的背景在后头，没有文化的意识在后面。这个原因就是等于他的宗教没有信仰一样，他对宗教不但没有信仰，对宗教本身也不看重。他 看重的主要是两种力量，一种是政治力量，组织社会。社会怎么样控制得井井有条；第二个他要发展经济，让老百姓的生活提高，经济发展是相当自由的，可是政治 控制他是要严格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两难。一方面要政治控制得井井有条，主要是不许反对派形成多党制，跟他为难，他的人民行动党建成唯一的大党。但 是他采取的方式我们必须注意，不是用武力，而是靠组织。
这个组织结果使他的人民行动党确实得到了当初200多万人的支持，所以在社会各个角度都发生作用。有这样的党做基础，他几年一次的选举是照常举行 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虽然他反对民主，甚至是批评民主，事实上他是借了英国民主的形式建立他的国家。他不是靠武力打天下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建国的 时候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当时他要建立一个组织，让社会上的人跟随他。在1960年代初他进行这种活动的时候新加坡是非常左倾的地方，是共产党遍布各地的， 中国的共产党也拼命在新加坡发生作用。所以，他用的人最初是跟共产党合作的，在共产党的合作之下他才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建立他的政权。
可是在政权建立之际，他忽然发现，他必须对共产党加以处理。他的处理方式就是仿效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的办法，就是清党，要把共产党清除出去，因为共产党是不准备选举的，是要靠武力夺权，武力夺权之后就搞一党专政，这跟人民行动党是完全相反的。
人民行动党虽然也想一党控制整个社会，可是它只能走法治的路，靠法律，跟共产党始终没有关系，也不准他的老百姓去中国大陆访问，如果你去了以后就回 不来了。这件事情使他跟共产党的关系一直很僵，一直到1990年才跟共产党建交。在共产党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曾经访问过新加坡，而且对新加坡表示很高的兴 趣，所以李光耀也接待他，但是还是不肯跟中共建立政治关系，只是有人民的贸易的来往。所以，一直到90年他才承认中共，但是中共也是以他的一党专政经济又 能发展而作为楷模，邓小平甚至说中国应该仿效他。但李光耀建国过程中就把共产党全部清除出去了。他并没有杀共产党，只是关起来。关了很多。
新加坡模式之说一方面是政治工具，一方面是削减人民的个人自由。确实是存在这种现象，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当时华人多数认为先要把国家建立起来，把经济搞好，所以在这种条件之下他们就跟随李光耀。
李光耀一步一步地做，到了80年代他注意到社会组织的问题、社会文化上的问题，可是他对文化本身没有真正懂得尊重。他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有效率，效率之高可以说是我所看到的政府没有超过他的，所谓效率就是开始在社会上有没有用？没有用，或者有别的问题他马上就放弃。
李光耀在精神层面、文化层面是有他的缺点的，可是在建立一个干干净净的有法律基础的，但是以选举为基本模式的这样一个社会他还是保持的。人民行动党 确实能控制老百姓，而其他的反对党没有这样的能力，同时他也全力以赴地压制反对党。他用这种方式消灭反对党，取消言论自由是世界闻名的，而且也是受到世界 责备的。
他认为亚洲的价值跟西方民主不同，跟西方的自由也不同，但是可以用政治统一的方式，政治控制的方式来建立国家。允许有经济自由，不许有反对党自由， 因为他的声望很高，而且人民行动党的效率又高，他给所有官员最高薪水，让他们不可能贪污，所以一党专政而不贪污这是新加坡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别的人是做 不到的。
中共想仿效他但是它的一党专政事实上就培养出最高阶层的党员都成特权了，在这个特权的情况之下就不可能不贪污，所以贪污会变成它的一部分。所以，这就是说新加坡的模式实际上只是一个空话，因为这个模式只能存在于新加坡一个地方，而且也只能存在于李光耀一个人的时期。
2011年已经发现支持选举人民行动党的只有60%，40%是走到反对党那边去了。虽然反对党只有6个当选的人，可是对他是极大的震动。这个时候他 已经不能像从前一样为所欲为了，所以李光耀也就从2011年完全退休下来了。他死以后虽然是全国举哀，可是反对的意识是非常普遍的。李光耀建立的所谓新加 坡早期的模式是在改变中，而且这个改变可能会很迅速。所以亚洲价值论虽然轰动一时，但是非常经不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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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作为一个天才型的政治家是世界公认的。我还记得多少年前看过尼克松的回忆录，讲世界领袖，其中有一章就是讲的李光耀，他对李光耀极为佩服。他 说李光耀就像一个老虎在一个小笼子里面，跑来跑去一身的劲无处可使，非常可惜，这是因为新加坡当时只是200万人口左右的一个小城市，华人在 70-80%，其他的是马来人，印度人还有其他小的民族，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特殊性，主要是因为最早马来西亚是跟新加坡连在一起的。马来西亚是一个联邦，但 是在1965年他被马来西亚赶出外了，当时李光耀还在电视上痛哭，他认为失去了一个机会施展他的才能，所以他的精力只能用在新加坡，而新加坡是任何自然资 源都没有的，包括水都要靠马来西亚那边运过来。他居然能够在十几二十年之内就把它变成一个第一流的国家，用他在自传里的说法就是把一个第三等国家变成第一 流国家，教育程度都那么高，行政效率又那么好，又那么干净，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完全避免贪污这个问题。
1980年初他就有个计划，要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儒家伦理的计划，这个儒家伦理计划他认为华人需要有社会支持他的政治。如果支持他的政治就需要现代化 的儒家文化不是照原来的旧的儒家伦理，而是怎么样建立现代化的儒家文明，他就找了一些顾问，多数是美国来的，6、7个人到他那里访问，我也是其中之一，后 来我和另外一个朋友留下来做他的长期顾问。我为这件事情从1982 到1986年，年年都有两三次去新加坡为他计划做讲演、计划各种各样的儒家伦理。我发现他的头脑极其灵敏。
可是我跟他也有个很大的分歧，这个分歧是他把儒家伦理这些东西当作一个工程的样子来处理，如果用之有效我马上就用它，没有效就可以随时取消。所以换 句话说，他讲伦理是没有文化的背景在后头，没有文化的意识在后面。这个原因就是等于他的宗教没有信仰一样，他对宗教不但没有信仰，对宗教本身也不看重。他 看重的主要是两种力量，一种是政治力量，组织社会。社会怎么样控制得井井有条；第二个他要发展经济，让老百姓的生活提高，经济发展是相当自由的，可是政治 控制他是要严格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两难。一方面要政治控制得井井有条，主要是不许反对派形成多党制，跟他为难，他的人民行动党建成唯一的大党。但 是他采取的方式我们必须注意，不是用武力，而是靠组织。
这个组织结果使他的人民行动党确实得到了当初200多万人的支持，所以在社会各个角度都发生作用。有这样的党做基础，他几年一次的选举是照常举行 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虽然他反对民主，甚至是批评民主，事实上他是借了英国民主的形式建立他的国家。他不是靠武力打天下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建国的 时候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当时他要建立一个组织，让社会上的人跟随他。在1960年代初他进行这种活动的时候新加坡是非常左倾的地方，是共产党遍布各地的， 中国的共产党也拼命在新加坡发生作用。所以，他用的人最初是跟共产党合作的，在共产党的合作之下他才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建立他的政权。
可是在政权建立之际，他忽然发现，他必须对共产党加以处理。他的处理方式就是仿效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的办法，就是清党，要把共产党清除出去，因为共产党是不准备选举的，是要靠武力夺权，武力夺权之后就搞一党专政，这跟人民行动党是完全相反的。
人民行动党虽然也想一党控制整个社会，可是它只能走法治的路，靠法律，跟共产党始终没有关系，也不准他的老百姓去中国大陆访问，如果你去了以后就回 不来了。这件事情使他跟共产党的关系一直很僵，一直到1990年才跟共产党建交。在共产党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曾经访问过新加坡，而且对新加坡表示很高的兴 趣，所以李光耀也接待他，但是还是不肯跟中共建立政治关系，只是有人民的贸易的来往。所以，一直到90年他才承认中共，但是中共也是以他的一党专政经济又 能发展而作为楷模，邓小平甚至说中国应该仿效他。但李光耀建国过程中就把共产党全部清除出去了。他并没有杀共产党，只是关起来。关了很多。
新加坡模式之说一方面是政治工具，一方面是削减人民的个人自由。确实是存在这种现象，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当时华人多数认为先要把国家建立起来，把经济搞好，所以在这种条件之下他们就跟随李光耀。
李光耀一步一步地做，到了80年代他注意到社会组织的问题、社会文化上的问题，可是他对文化本身没有真正懂得尊重。他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有效率，效率之高可以说是我所看到的政府没有超过他的，所谓效率就是开始在社会上有没有用？没有用，或者有别的问题他马上就放弃。
李光耀在精神层面、文化层面是有他的缺点的，可是在建立一个干干净净的有法律基础的，但是以选举为基本模式的这样一个社会他还是保持的。人民行动党 确实能控制老百姓，而其他的反对党没有这样的能力，同时他也全力以赴地压制反对党。他用这种方式消灭反对党，取消言论自由是世界闻名的，而且也是受到世界 责备的。
他认为亚洲的价值跟西方民主不同，跟西方的自由也不同，但是可以用政治统一的方式，政治控制的方式来建立国家。允许有经济自由，不许有反对党自由， 因为他的声望很高，而且人民行动党的效率又高，他给所有官员最高薪水，让他们不可能贪污，所以一党专政而不贪污这是新加坡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别的人是做 不到的。
中共想仿效他但是它的一党专政事实上就培养出最高阶层的党员都成特权了，在这个特权的情况之下就不可能不贪污，所以贪污会变成它的一部分。所以，这就是说新加坡的模式实际上只是一个空话，因为这个模式只能存在于新加坡一个地方，而且也只能存在于李光耀一个人的时期。
2011年已经发现支持选举人民行动党的只有60%，40%是走到反对党那边去了。虽然反对党只有6个当选的人，可是对他是极大的震动。这个时候他 已经不能像从前一样为所欲为了，所以李光耀也就从2011年完全退休下来了。他死以后虽然是全国举哀，可是反对的意识是非常普遍的。李光耀建立的所谓新加 坡早期的模式是在改变中，而且这个改变可能会很迅速。所以亚洲价值论虽然轰动一时，但是非常经不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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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5 April 2015
聊聊“单点故障”——关于“德国空难”和“李光耀”的随想
前不久的两个热点新闻分别是：3月23日新加坡的李光耀死了，3月24日德国发生了空难。这两件事挨得很近，所以当俺看到这俩新闻的时候，“单点故障”这个词汇就在脑海中浮现。今天跟大伙儿聊聊与“单点故障”相关的话题。
“单点故障”一词，洋文称为“Single Point of Failure”（缩写是“SPOF”）。
这个词汇貌似源自于 IT 行业，其大致意思是：系统中某个单一的环节出问题，会导致整个系统出现严重问题。
虽然是 IT 行业发明的词汇，但其实在各个学科、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单点故障”的例子。比如这次德国空难，已经查明是副驾驶蓄意制造坠机。在这个案例中，如果你把整驾飞机看成是一个系统，那么“驾驶员”就是所谓的“单点”，当驾驶员蓄意制造空难，此人就成为“单点故障”。
如果某个系统中存在“单点”，但是尚未发生故障，则称之为“单点故障风险”。
还以德国空难为例。
一旦某个客机的飞行员企图人为制造空难，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地面的安检再严格，也无助于事；
即使飞机的性能再优良，也无助于事；
即使飞机的结构再牢固，也无助于事；
即使飞机上配备了再多的反劫机保安，无助于事；
......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单点故障”的特殊之处——如果某个系统存在“单点”，即使系统的其它部分做得再完备，也【无法】降低单点故障造成的破坏性。
介绍完“单点故障”的特点，再来说说“单点故障”的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危险性是不同的）：
1. 可以恢复
2. 不可恢复
这俩是啥意识捏？俺举个2例子：
假设你有一台日常使用的笔记本，而且里面的数据【没有】备份。有一天，如果笔记本的内存条突然坏了，那么整个笔记本都没法用了（不可用）。但如果你找售后维修人员，帮你换一个内存条，那么这台笔记本又重新可以用了（可恢复）。
现在换一个假设：不是内存条坏掉，而是硬盘彻底坏了。这时候，笔记本同样处于不可用的状态。但更严重的是——即使你找售后维修人员帮你换了一个新硬盘，你也无法找回原先的数据。这就是所谓的“不可恢复”。
在这两个例子里：内存条导致的单点故障是“可恢复的”，而硬盘导致的单点故障是“不可恢复的”（除非你有“实时备份机制”）。
很显然，后一类单点故障更加危险。
既然在标题中提到了“李光耀”，所以俺首先拿“政治领域”来说事儿。
“李光耀”此人，争议很大，诽誉皆有。为了避免跑题，在这里，俺就不点评李光耀此人如何。不论是“李粉”还是“李黑”，想必都赞同一点——李光耀对新加坡的影响极大。别的不说，光看此人连任了30多年的总理。卸任总理之后，又当了21年的“资政”（14年国务资政，7年内阁资政）——单从这些数字，你就能体会到此人对新加坡的影响力（顺便说一下：如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是他的亲儿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光耀俨然是新加坡的“僭主”（“僭主”是政治学术语，其解释参见《政治常识扫盲：聊聊常见的政治体制》，通俗地说，就是“独裁者”）。如果你把新加坡看成是一个系统，那么李光耀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这个系统中的“单点”。
不仅是李光耀，任何一个僭主，都是其所在国家的“单点”。
为了说明这点，再来举希特勒的例子。
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希特勒在1933年1月当选总理之后，就成了独裁者。其实不然。真正让希特勒成为独裁者的，是1933年3月的“授权法案”。
希特勒充分利用了1933年2月底发生的国会纵火案，大肆制造恐怖气氛，然后迫使议会通过了“授权法案”（法案的详情参见“这里”）。这个法案相当于给希特勒开了一张政治上的空头支票。有了这个授权法案之后，总理（希特勒）及其内阁，可以不经过议会，直接行使“立法权”。从那之后，三权分立荡然无存。于是，德国境内再也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可以阻止希特勒的疯狂。
开头部分提到“单点故障”的两种类型。“国家强力领导人”导致的单点故障，其类型通常是后者——不可恢复型。
除了希特勒的例子，再来说说毛腊肉发动的“文革”。文革期间，很多人被迫害致死（其中不乏精英知识分子），大量的古迹被砸烂（其中不乏国家级名胜），大量书籍被销毁（其中不乏古籍珍本、孤本）......
上述这些，都是【不可恢复】的。
经常听到朝廷喉舌以及某些五毛批评欧美民主政治的低效率。俺本人也承认：民主体制（相对于“个人独裁者”）效率会有明显下降。但是这种效率的下降，换来的好处是——消除了“个人独裁者”这个“单点故障风险”。
在经济领域经常听到一句老话“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这句话在几个不同的层面都有体现。咱们先来聊聊国家层面。
有很多国家依靠的是“单一经济支柱”。比如冷战时期，古巴严重依赖蔗糖的出口。当时以苏联为首搞了一个“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其成员都是共产党国家。古巴也加入了“经互会”，专门负责出口蔗糖（苏联提供巨额补贴），然后换取石油和粮食。等到1989年之后，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华约”和“经互会”纷纷解散，古巴一下子傻逼了——1989年到1992年，古巴的 GDP 猛降达 35% 之多。
古巴是过去的例子。如今的例子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单一经济支柱”也就是“石油出口”。所以最近1年，国际油价大跌，导致俄罗斯的卢布和外汇储备都跟着猛降（关于这事儿，俺还专门发过一期《每周转载》）。
说完“国家层面”，再来说说个人/家庭层面。
生活在天朝的读者，应该都听说过“国营企业改制”。在“改制”的过程中，很多国营企业经过“重组、兼并、合资、管理层收购”。然后有大量的员工被裁员。有很多家庭，其家庭成员（夫妻、子女、女婿、儿媳）都在【同一个】工厂上班。一旦碰到裁员，整个家庭收入一下子陷入困境。
在这个例子里，所有家庭成员都在同一个机构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单点故障风险”。
（如果你不晓得啥是“社会工程学”，请看俺写的扫盲系列）
作为俺的老本行，再来聊聊信息安全领域的话题。
很多政府机构以及很多的跨国大公司，都有非常完备的软硬件体系来确保整个机构信息系统的安全。比如在各个子网的边界部署防火墙，比如在每一台单机上部署杀毒软件，比如部署统一的安全监控/管理系统......
但是上述这些措施，如果遭遇“社会工程学”的攻击，都将变得不堪一击。因为“社会工程学的攻击”，针对的是人性的弱点。
在一个组织机构内部，不管你部署再多再牛逼的安全设备，也无法彻底消除【人性的弱点】。这时候，“人的因素”成为信息安全体系中的“单点”。
举例：
关于“斯诺登”和“棱镜门丑闻”，想必大伙儿都知道了。斯诺登后来接受采访，提到他是如何拿到 NSA（美国国安局）的那么多机密。一方面，他采用了某些技术手段（具体细节，以后有空再聊）；另一方面，他也采用“社会工程学”手段。比如，他以“系统管理员”的身份，向 NSA 的某些职员索要个人帐号密码。很多人都给他了。很显然，这些给斯诺登密码的人，缺乏足够的安全培训，不懂得防范“社会工程学”的风险。
顺便说一下，俺本人支持斯诺登的爆料——他捍卫了个人自由，反击大政府对隐私权的侵犯（说到侵犯隐私，咱们朝廷比美国政府更恶心）。
前面提到的几个领域，都是反面教材——介绍系统中的某个因素如何成为“单点故障”。再来介绍一些正面教材——规避单点故障的例子。
生态圈中，不同的物种是通过“食物链”耦合在一起的。在食物链的每一个层次，都会有 N 个不同的物种。所以，单个物种的灭绝，并【不会】导致整个食物链崩溃。另外，如果你注意观察，大部分物种，都有不止一个的天敌；同样的，大部分物种都会有不止一个的食物来源。
从上述的介绍可以看出——生态圈充满了“多样性”。恰恰是这种“多样性”避免了“单点故障风险”。
咱们今天用的互联网，其前身是阿帕网（ARPANET），由美国国防部设计。
当初设计这玩意儿的目标之一是“抗核打击”（那会儿还是冷战）。所以，阿帕网被设计成“网状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每个互联网节点都与其它的多个节点相连。万一发生核大战，即使有半数节点被摧毁，剩余的大多数节点还是有可能相互连接。
白人刚到美洲时，当地有非常多的印第安人部落中。在南美洲有非常庞大的印加帝国，在墨西哥有同样庞大的阿兹特克帝国。这两个帝国虽然庞大，但是很快就被白人殖民者灭掉了（阿兹特克帝国于1521年灭亡，印加帝国1533年灭亡）。
与之对比，在北美洲的阿帕奇族，是所有印第安部落中抗争最久的，一直到19世纪后期，才投降美国政府。
阿帕奇族从来就没有形成一个大帝国，而是始终处于松散的部落联盟形态。各个部落的酋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每个部落都是各自为战。这种形态，反而很难彻底消灭——因为找不到明显的“单点故障”。
相比之下，印加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都是等级森严的大帝国。白人殖民者只要干掉或俘虏了皇帝，整个帝国瞬间瓦解。
在看本小节之前，某些聪明的读者或许已经意识到这两者的相似性。
“木桶原理”说的是：木桶的装水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假设最短的木板长度为零，那么木桶的容量也变为零。这时候，木桶处于“不可用”的状态。这跟前面提到的某些“单点故障”的案例，有相似之处。
在本文开头，俺提到了“单点故障”的两种类型（“可恢复”与“不可恢复”）。极端情况下的木桶（某块木板长度为零）类似于第一类“单点故障”。换句话说，你可以用“木桶原理”来演示第一类单点故障；但是你【没法】用木桶原理来演示第二类单点故障。
“黑天鹅现象”一词，源自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所写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此书写得很好，有兴趣的同学建议从头看完（俺的网盘上有电子版）。
如果你没看过此书，俺大致解释一下：“黑天鹅现象”（也称“黑天鹅事件”）指的是那些“不可预测的、稀有的、影响巨大的事件”（比如 911事件）。
俺个人认为，有相当一部分“黑天鹅事件”跟“单点故障”有关。能够引发“黑天鹅事件”的“单点故障”，通常都非常隐蔽，以至于人们没有意识到该“单点”的存在。
比如911事件中倒塌的世贸双子塔，在当初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飞机撞击”的风险（因为早些年，帝国大厦曾经被飞机误撞过）。但是设计师【没有】考虑到大量航空燃油燃烧导致的风险（大量航空燃油产生的热量远大于普通火灾，导致了双子塔中钢结构的破坏）。911当天，撞击双子塔的两架客机都是刚刚起飞，装满了航空燃油。
稍微跑题一下，说说“911阴谋论”：
几乎每个重大事件发生后，都能在网上看到阴谋论的影子。911当然也不例外。俺举个阴谋论的反驳，作为例子。
某些阴谋论者称：钢筋的熔点是2700度，而航空燃油燃烧只能达到1500度，所以不足以让钢筋融化。
但是捏，那些学过“材料力学/金属力学/建筑力学”的同学，会对这种质疑表示不屑——早在温度达到钢筋溶点之前，钢筋的强度就已经显著下降了。俺看过某网友引述的一篇MIT论文来反驳阴谋论的这个质疑——钢筋在1200度左右就会失去 50% 的强度。
很多基于阴谋论的质疑，都如同上述这个——企图以外行的立场来质疑某个细节，进而质疑整个事件的真实性。
（关于阴谋论，俺曾经写过一篇《聊聊阴谋论流行的原因及其弊端》，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
前面提到“国企改制”过程中，某些家庭的遭遇。这些家庭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家庭成员的收入来源太过单一化。
从这个例子反过来思考，就可以发现应对“单点故障”的措施之一——多元化/多样化。
前面提到生态圈的健壮性，同样也是基于“多样化”。
在 IT 行业搞过系统管理或运维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双机热备”。顾名思义就是：同时运行两台服务器，万一某台坏了，还有另一台。
这个原理，其实也可以应用到其它领域。
举例：
在现实生活中，夫妻两人都带了家里的钥匙。万一哪天某人忘记带钥匙了，还可以依靠另一个人的钥匙开门。
和“备用系统”类似的措施是“备用计划”。当你要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或重要的决策，【不要】只考虑一套方案——至少你要留一个备选方案。
现实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各种小意外。因此，再怎么精密的计划，都可能出现始料未及的纰漏。如果某个纰漏足够严重，会让你的计划流产。如果你事先准备了“B计划”，就不至于太尴尬。
前面说的这几条，相对而言都比较容易搞定（至少是比较想到）。最难的大概是“系统化思考”。
大部分人在考察一个系统的时候，往往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知缺陷。在这种局限下，许多“单点故障风险”你是无法察觉的。
而“系统化思考”要求你具备“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能力，你还要能察觉到：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如何互动的（正反馈、负反馈）。如果能做到这点，就可以察觉到更多的“单点故障风险”。
关于“系统化思考”，限于篇幅，就不展开了。推荐大伙儿可以去看《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和实务》一书。此书是很经典的管理学名著（俺已经上传到网盘），书中提及的“5项修炼”分别是：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
虽然刚才提到了一些单点故障的防范措施，但是有必要在结尾说一个悲观的论点——当某个系统的规模达到一定的程度，你有可能永远做不到“消除【所有】单点”。
因为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是有局限性的，思维能力也是有局限性的。当系统的复杂性达到一定程序，必定会有一些“单点”处于所有人的盲区。如果这个系统的影响力足够大，那么当其中某个不为人知的单点发生故障，那么就会引发一次黑天鹅事件。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某个系统极度复杂。即使系统中发生了单点故障，你甚至在【事后】都无法找出“单点”在哪儿？
举例：
1987年10月19日是全球金融史上有名的“黑色星期一”。那天全球股市（北美、欧洲、亚洲）全都暴跌。当时暴跌的情况之严重，以至于香港联交所宣布10月20日至10月23日，股市及期市停止交易四天（香港史上从未有过）。
股灾本身不奇怪，奇怪的是：在那天之前，没有任何重大的利空消息发布。
此事已经过去快30年了，至今对暴跌的起因，依然众说纷纭。维基百科的“这个页面”给出其中5种比较有名的解释。但这些都仅仅是猜测，真相依然未知。
为啥会这样捏？因为“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太大太复杂了。在人类社会中，很少有哪个系统的复杂性会超过它。这个系统中必定隐藏了很多无人知晓的单点。而且金融系统本身就具有很多“正反馈机制”，会把单点故障产生的影响力成倍放大。再加上全球金融市场每秒钟的交易量都是海量的。即使有人想做“事后调查”，面对的任务也如同“大海捞针”。
俺博客上，和本文相关的帖子（需翻墙）：
书评：《你的灯亮着吗？——找到问题的真正所在》
思维的误区：忽视沉默的大多数
政治常识扫盲：聊聊常见的政治体制
社会工程学扫盲（系列）
聊聊阴谋论流行的原因及其弊端 
from 编程随想的博客 http://ift.tt/1GWalTE
★啥是“单点故障”？
“单点故障”一词，洋文称为“Single Point of Failure”（缩写是“SPOF”）。
这个词汇貌似源自于 IT 行业，其大致意思是：系统中某个单一的环节出问题，会导致整个系统出现严重问题。
虽然是 IT 行业发明的词汇，但其实在各个学科、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单点故障”的例子。比如这次德国空难，已经查明是副驾驶蓄意制造坠机。在这个案例中，如果你把整驾飞机看成是一个系统，那么“驾驶员”就是所谓的“单点”，当驾驶员蓄意制造空难，此人就成为“单点故障”。
如果某个系统中存在“单点”，但是尚未发生故障，则称之为“单点故障风险”。
★“单点故障”的特点
还以德国空难为例。
一旦某个客机的飞行员企图人为制造空难，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地面的安检再严格，也无助于事；
即使飞机的性能再优良，也无助于事；
即使飞机的结构再牢固，也无助于事；
即使飞机上配备了再多的反劫机保安，无助于事；
......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单点故障”的特殊之处——如果某个系统存在“单点”，即使系统的其它部分做得再完备，也【无法】降低单点故障造成的破坏性。
★“单点故障”的两种类型
介绍完“单点故障”的特点，再来说说“单点故障”的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危险性是不同的）：
1. 可以恢复
2. 不可恢复
这俩是啥意识捏？俺举个2例子：
假设你有一台日常使用的笔记本，而且里面的数据【没有】备份。有一天，如果笔记本的内存条突然坏了，那么整个笔记本都没法用了（不可用）。但如果你找售后维修人员，帮你换一个内存条，那么这台笔记本又重新可以用了（可恢复）。
现在换一个假设：不是内存条坏掉，而是硬盘彻底坏了。这时候，笔记本同样处于不可用的状态。但更严重的是——即使你找售后维修人员帮你换了一个新硬盘，你也无法找回原先的数据。这就是所谓的“不可恢复”。
在这两个例子里：内存条导致的单点故障是“可恢复的”，而硬盘导致的单点故障是“不可恢复的”（除非你有“实时备份机制”）。
很显然，后一类单点故障更加危险。
★各个行业/领域的【反面】教材
◇政治领域的例子——独裁者/僭主
既然在标题中提到了“李光耀”，所以俺首先拿“政治领域”来说事儿。
“李光耀”此人，争议很大，诽誉皆有。为了避免跑题，在这里，俺就不点评李光耀此人如何。不论是“李粉”还是“李黑”，想必都赞同一点——李光耀对新加坡的影响极大。别的不说，光看此人连任了30多年的总理。卸任总理之后，又当了21年的“资政”（14年国务资政，7年内阁资政）——单从这些数字，你就能体会到此人对新加坡的影响力（顺便说一下：如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是他的亲儿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光耀俨然是新加坡的“僭主”（“僭主”是政治学术语，其解释参见《政治常识扫盲：聊聊常见的政治体制》，通俗地说，就是“独裁者”）。如果你把新加坡看成是一个系统，那么李光耀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这个系统中的“单点”。
不仅是李光耀，任何一个僭主，都是其所在国家的“单点”。
为了说明这点，再来举希特勒的例子。
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希特勒在1933年1月当选总理之后，就成了独裁者。其实不然。真正让希特勒成为独裁者的，是1933年3月的“授权法案”。
希特勒充分利用了1933年2月底发生的国会纵火案，大肆制造恐怖气氛，然后迫使议会通过了“授权法案”（法案的详情参见“这里”）。这个法案相当于给希特勒开了一张政治上的空头支票。有了这个授权法案之后，总理（希特勒）及其内阁，可以不经过议会，直接行使“立法权”。从那之后，三权分立荡然无存。于是，德国境内再也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可以阻止希特勒的疯狂。
开头部分提到“单点故障”的两种类型。“国家强力领导人”导致的单点故障，其类型通常是后者——不可恢复型。
除了希特勒的例子，再来说说毛腊肉发动的“文革”。文革期间，很多人被迫害致死（其中不乏精英知识分子），大量的古迹被砸烂（其中不乏国家级名胜），大量书籍被销毁（其中不乏古籍珍本、孤本）......
上述这些，都是【不可恢复】的。
经常听到朝廷喉舌以及某些五毛批评欧美民主政治的低效率。俺本人也承认：民主体制（相对于“个人独裁者”）效率会有明显下降。但是这种效率的下降，换来的好处是——消除了“个人独裁者”这个“单点故障风险”。
◇经济领域的例子——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在经济领域经常听到一句老话“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这句话在几个不同的层面都有体现。咱们先来聊聊国家层面。
有很多国家依靠的是“单一经济支柱”。比如冷战时期，古巴严重依赖蔗糖的出口。当时以苏联为首搞了一个“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其成员都是共产党国家。古巴也加入了“经互会”，专门负责出口蔗糖（苏联提供巨额补贴），然后换取石油和粮食。等到1989年之后，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华约”和“经互会”纷纷解散，古巴一下子傻逼了——1989年到1992年，古巴的 GDP 猛降达 35% 之多。
古巴是过去的例子。如今的例子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单一经济支柱”也就是“石油出口”。所以最近1年，国际油价大跌，导致俄罗斯的卢布和外汇储备都跟着猛降（关于这事儿，俺还专门发过一期《每周转载》）。
说完“国家层面”，再来说说个人/家庭层面。
生活在天朝的读者，应该都听说过“国营企业改制”。在“改制”的过程中，很多国营企业经过“重组、兼并、合资、管理层收购”。然后有大量的员工被裁员。有很多家庭，其家庭成员（夫妻、子女、女婿、儿媳）都在【同一个】工厂上班。一旦碰到裁员，整个家庭收入一下子陷入困境。
在这个例子里，所有家庭成员都在同一个机构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单点故障风险”。
◇信息安全领域的例子——社会工程学
（如果你不晓得啥是“社会工程学”，请看俺写的扫盲系列）
作为俺的老本行，再来聊聊信息安全领域的话题。
很多政府机构以及很多的跨国大公司，都有非常完备的软硬件体系来确保整个机构信息系统的安全。比如在各个子网的边界部署防火墙，比如在每一台单机上部署杀毒软件，比如部署统一的安全监控/管理系统......
但是上述这些措施，如果遭遇“社会工程学”的攻击，都将变得不堪一击。因为“社会工程学的攻击”，针对的是人性的弱点。
在一个组织机构内部，不管你部署再多再牛逼的安全设备，也无法彻底消除【人性的弱点】。这时候，“人的因素”成为信息安全体系中的“单点”。
举例：
关于“斯诺登”和“棱镜门丑闻”，想必大伙儿都知道了。斯诺登后来接受采访，提到他是如何拿到 NSA（美国国安局）的那么多机密。一方面，他采用了某些技术手段（具体细节，以后有空再聊）；另一方面，他也采用“社会工程学”手段。比如，他以“系统管理员”的身份，向 NSA 的某些职员索要个人帐号密码。很多人都给他了。很显然，这些给斯诺登密码的人，缺乏足够的安全培训，不懂得防范“社会工程学”的风险。
顺便说一下，俺本人支持斯诺登的爆料——他捍卫了个人自由，反击大政府对隐私权的侵犯（说到侵犯隐私，咱们朝廷比美国政府更恶心）。
★各个行业/领域的【正面】教材
前面提到的几个领域，都是反面教材——介绍系统中的某个因素如何成为“单点故障”。再来介绍一些正面教材——规避单点故障的例子。
◇生物学领域的例子——生态圈的多样性
生态圈中，不同的物种是通过“食物链”耦合在一起的。在食物链的每一个层次，都会有 N 个不同的物种。所以，单个物种的灭绝，并【不会】导致整个食物链崩溃。另外，如果你注意观察，大部分物种，都有不止一个的天敌；同样的，大部分物种都会有不止一个的食物来源。
从上述的介绍可以看出——生态圈充满了“多样性”。恰恰是这种“多样性”避免了“单点故障风险”。
◇网络领域的例子——网状拓扑
咱们今天用的互联网，其前身是阿帕网（ARPANET），由美国国防部设计。
当初设计这玩意儿的目标之一是“抗核打击”（那会儿还是冷战）。所以，阿帕网被设计成“网状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每个互联网节点都与其它的多个节点相连。万一发生核大战，即使有半数节点被摧毁，剩余的大多数节点还是有可能相互连接。
◇军事领域的例子——阿帕奇族
白人刚到美洲时，当地有非常多的印第安人部落中。在南美洲有非常庞大的印加帝国，在墨西哥有同样庞大的阿兹特克帝国。这两个帝国虽然庞大，但是很快就被白人殖民者灭掉了（阿兹特克帝国于1521年灭亡，印加帝国1533年灭亡）。
与之对比，在北美洲的阿帕奇族，是所有印第安部落中抗争最久的，一直到19世纪后期，才投降美国政府。
阿帕奇族从来就没有形成一个大帝国，而是始终处于松散的部落联盟形态。各个部落的酋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每个部落都是各自为战。这种形态，反而很难彻底消灭——因为找不到明显的“单点故障”。
相比之下，印加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都是等级森严的大帝国。白人殖民者只要干掉或俘虏了皇帝，整个帝国瞬间瓦解。
★“单点故障”与“木桶原理”的关系
在看本小节之前，某些聪明的读者或许已经意识到这两者的相似性。
“木桶原理”说的是：木桶的装水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假设最短的木板长度为零，那么木桶的容量也变为零。这时候，木桶处于“不可用”的状态。这跟前面提到的某些“单点故障”的案例，有相似之处。
在本文开头，俺提到了“单点故障”的两种类型（“可恢复”与“不可恢复”）。极端情况下的木桶（某块木板长度为零）类似于第一类“单点故障”。换句话说，你可以用“木桶原理”来演示第一类单点故障；但是你【没法】用木桶原理来演示第二类单点故障。
★“单点故障”与“黑天鹅现象”的关系
“黑天鹅现象”一词，源自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所写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此书写得很好，有兴趣的同学建议从头看完（俺的网盘上有电子版）。
如果你没看过此书，俺大致解释一下：“黑天鹅现象”（也称“黑天鹅事件”）指的是那些“不可预测的、稀有的、影响巨大的事件”（比如 911事件）。
俺个人认为，有相当一部分“黑天鹅事件”跟“单点故障”有关。能够引发“黑天鹅事件”的“单点故障”，通常都非常隐蔽，以至于人们没有意识到该“单点”的存在。
比如911事件中倒塌的世贸双子塔，在当初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飞机撞击”的风险（因为早些年，帝国大厦曾经被飞机误撞过）。但是设计师【没有】考虑到大量航空燃油燃烧导致的风险（大量航空燃油产生的热量远大于普通火灾，导致了双子塔中钢结构的破坏）。911当天，撞击双子塔的两架客机都是刚刚起飞，装满了航空燃油。
稍微跑题一下，说说“911阴谋论”：
几乎每个重大事件发生后，都能在网上看到阴谋论的影子。911当然也不例外。俺举个阴谋论的反驳，作为例子。
某些阴谋论者称：钢筋的熔点是2700度，而航空燃油燃烧只能达到1500度，所以不足以让钢筋融化。
但是捏，那些学过“材料力学/金属力学/建筑力学”的同学，会对这种质疑表示不屑——早在温度达到钢筋溶点之前，钢筋的强度就已经显著下降了。俺看过某网友引述的一篇MIT论文来反驳阴谋论的这个质疑——钢筋在1200度左右就会失去 50% 的强度。
很多基于阴谋论的质疑，都如同上述这个——企图以外行的立场来质疑某个细节，进而质疑整个事件的真实性。
（关于阴谋论，俺曾经写过一篇《聊聊阴谋论流行的原因及其弊端》，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
★“单点故障”的防范措施
◇多样化/多元化
前面提到“国企改制”过程中，某些家庭的遭遇。这些家庭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家庭成员的收入来源太过单一化。
从这个例子反过来思考，就可以发现应对“单点故障”的措施之一——多元化/多样化。
前面提到生态圈的健壮性，同样也是基于“多样化”。
◇备用系统
在 IT 行业搞过系统管理或运维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双机热备”。顾名思义就是：同时运行两台服务器，万一某台坏了，还有另一台。
这个原理，其实也可以应用到其它领域。
举例：
在现实生活中，夫妻两人都带了家里的钥匙。万一哪天某人忘记带钥匙了，还可以依靠另一个人的钥匙开门。
◇备用计划（Plan B）
和“备用系统”类似的措施是“备用计划”。当你要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或重要的决策，【不要】只考虑一套方案——至少你要留一个备选方案。
现实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各种小意外。因此，再怎么精密的计划，都可能出现始料未及的纰漏。如果某个纰漏足够严重，会让你的计划流产。如果你事先准备了“B计划”，就不至于太尴尬。
◇系统化思考
前面说的这几条，相对而言都比较容易搞定（至少是比较想到）。最难的大概是“系统化思考”。
大部分人在考察一个系统的时候，往往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知缺陷。在这种局限下，许多“单点故障风险”你是无法察觉的。
而“系统化思考”要求你具备“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能力，你还要能察觉到：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如何互动的（正反馈、负反馈）。如果能做到这点，就可以察觉到更多的“单点故障风险”。
关于“系统化思考”，限于篇幅，就不展开了。推荐大伙儿可以去看《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和实务》一书。此书是很经典的管理学名著（俺已经上传到网盘），书中提及的“5项修炼”分别是：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
★防范措施的局限性
虽然刚才提到了一些单点故障的防范措施，但是有必要在结尾说一个悲观的论点——当某个系统的规模达到一定的程度，你有可能永远做不到“消除【所有】单点”。
因为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是有局限性的，思维能力也是有局限性的。当系统的复杂性达到一定程序，必定会有一些“单点”处于所有人的盲区。如果这个系统的影响力足够大，那么当其中某个不为人知的单点发生故障，那么就会引发一次黑天鹅事件。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某个系统极度复杂。即使系统中发生了单点故障，你甚至在【事后】都无法找出“单点”在哪儿？
举例：
1987年10月19日是全球金融史上有名的“黑色星期一”。那天全球股市（北美、欧洲、亚洲）全都暴跌。当时暴跌的情况之严重，以至于香港联交所宣布10月20日至10月23日，股市及期市停止交易四天（香港史上从未有过）。
股灾本身不奇怪，奇怪的是：在那天之前，没有任何重大的利空消息发布。
此事已经过去快30年了，至今对暴跌的起因，依然众说纷纭。维基百科的“这个页面”给出其中5种比较有名的解释。但这些都仅仅是猜测，真相依然未知。
为啥会这样捏？因为“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太大太复杂了。在人类社会中，很少有哪个系统的复杂性会超过它。这个系统中必定隐藏了很多无人知晓的单点。而且金融系统本身就具有很多“正反馈机制”，会把单点故障产生的影响力成倍放大。再加上全球金融市场每秒钟的交易量都是海量的。即使有人想做“事后调查”，面对的任务也如同“大海捞针”。
俺博客上，和本文相关的帖子（需翻墙）：
书评：《你的灯亮着吗？——找到问题的真正所在》
思维的误区：忽视沉默的大多数
政治常识扫盲：聊聊常见的政治体制
社会工程学扫盲（系列）
聊聊阴谋论流行的原因及其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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