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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1 December 2012

杨恒均：腐败不除，中国将再次回到原点

幸福感下降缘于社会不公与贫富差距

　　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中，前总书记胡锦涛再次提到腐败可能导致亡党亡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但同腐败导致“亡党亡国”相比，笔者认为，腐败造成的更严重的恶果，恐怕是对社会的危害，对中国人心的侵蚀，对人性的扭曲。这种危害恐怕持续更久，造成的破坏也更加难以恢复。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腐败不除，不但难以抵达目的地，很可能让经济发展前功尽弃，中国再次回到原点。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小平南巡以后的20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不但是世界各国都承认并羡慕的，也是每一位中国人都切切实实感受到的。然而，为何在这种情况下，对改革开放的异议声不断？相当数量民众的幸福感反而有所降低？社会焦虑有增无减，移民浪潮后浪推前浪？群众包括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所选择的道路忧心忡忡，缺乏自信呢？笔者认为，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不公与贫富差距，而隐藏在“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背后的始作俑者，却是腐败。

　　特权、权力寻租与贪污腐败是贫富差距的最大甚至是唯一的原因

　　中国并不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甚至相比中国的香港地区，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也相对较小，更何况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有其地理、人口与历史的客观原因。然而，由于贪污腐败与权力寻租日益普遍并常态化，并扩大了利益集团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使得民众越来越坚信，特权、权力寻租与贪污腐败是贫富差距的最大甚至是唯一的原因。

从长远来讲，中国今后出现任何经济问题，都有可能相当一部分民众转移到对贪污腐败的不满与愤怒上来，这是对和谐社会的最大的潜在威胁。如果我们回头看，各地发生的越来越多的小规模的突发事件，绝大多数是由腐败权利与利益集团的“贪婪”所引发的。仅仅由此一项，我们几乎就可以得出结论：维稳的关键在于遏制贪污腐败的蔓延，防止腐败对老百姓的侵害。当贪污腐败被有效地遏制，中国的老百姓也才能理性地看待历史与现实造成的贫富差距。

　　“社会不公”背后的那只最大“黑手”，同样是腐败

　　“社会不公”背后的那只最大“黑手”，同样是腐败。笔者曾在与亲朋好友及网友交谈中，多次假装很随意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和人打官司，你第一要去做的是什么？令人惊讶的是，问了20位，几乎20位都回答：“赶紧找人啊。”可没有“人”的该怎么办？通过关系或者熟人去找“人”——这个“人”就是公检法内部的人，或者能够影响公检法的那些有点权势的人。笔者并不认为中国的公检法真的如此腐败，也不认为“找人”就真能影响中国所有地方的司法公正，可是，这种调查得出的结果几乎都是如此的一致，这不能不让人心寒，让人痛心。民众对对权、钱侵蚀法律，法律面前不能做到人人平等的愤恨，使得他们毫不犹豫地，甚至不顾事实地一致认为腐败是造成社会不公的最大也是唯一的原因。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腐败不除，公正谈何容易？

　　腐败是造成中国社会道德水平低下的最主要原因

　　腐败是造成中国社会道德水平低下的最主要原因，腐败也正在侵蚀社会与人心。常常有人对比中外修建一条高速公路（或者高铁），权力寻租与腐败造成的高成本与质量问题。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尤其是高成本而造成的质量问题，但相比于这类腐败案件对整个社会规则与道德水准的破坏，恐怕还算是可以控制，也不那么严重的。

　　例如，中美修建一条高速公路，都需要招标公司承建，美国的按照达标标准选择，中国的按照哪位同领导关系亲近、哪位请客送礼到位来选择。从结果来看，两条高速公路（高铁）可能都能够如期建好，如果那位请客送礼的中国承包商不是那么贪得无厌，甚至还有一定的“良心”与“责任心”，不去偷工减料，中美两条高速公路（或者高铁）很可能一样好用与耐用，可见问题不一定出在经济发展与发展质量问题上，而是这种“发展模式”对人心与人性的腐蚀，对中国整体道德观念与法治的侵害。有权有势者的腐败，让民众不再认为遵纪守法与勤奋努力是发财致富的条件，而是靠歪门邪道、溜须拍马、走后门，大家都去走邪路，这个社会能好吗？这个国家能好吗？

　　新一届领导班子肩上的反腐任务之重，是前所未有的

　　我非常赞赏新一届领导人的反腐决心——对了，看看新闻，应该绝对不至于“决心”，而是拿出了实际行动！但也要意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届领导班子肩上的反腐任务之重，是前所未有的。我个人觉得，要反腐，就要正确的指导方正与方式方法，习总书记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就是一针见血的。那么，再方式方法上，如何入手？我认为，要从“阳光法案”开始。毫无疑问，“阳光法案”实施起来的困难是非常大的，而最大困难在于利益集团的阻扰。不过，从最近包括俞正声、汪洋、张春贤等多位高级官员公开对“阳光法案”表态来看，已经讨论多年并在内部实行了申报制，民众无时无刻不在期待的“阳光法案”有可能被提上全面实行的议事日程。

　　其实，早在1988年，当现任总书记还在任福建宁德市党委书记时就告诫干部“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他上任后的致辞，“打铁还是需自身硬”、“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更是让民众对中央打击腐败的力度和广度充满期待。民众对新任总书记与领导班子的期待，足以让他们克服利益集团设置的任何障碍。可见，目前推行“阳光法案”可谓天时地利，利益集团恐怕也无法阻挡。不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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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3 December 2012

杨恒均:新一届领导人教官员们如何“说话”

习总等新一届领导人亮相不到一个月，没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给出什么承诺，但他们就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得到来自普通网友与民众的好评。原因有很多，但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新一届领导人改变了“说话”的方式。这可谓新官上任烧的第一把火。

“说话”当然是谁都会的事，然而，由于刻板的体制与僵化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空话、套话、官话、大话甚至假话、谎话在中国官场与媒体上长盛不衰。极端的例子是1949年后的近三十年里，由于政治生活不正常，思想僵化，极左路线盛行，加上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与“一言堂”，不但在中国官场，甚至整个社会，都使用同一僵化的语言。而每一次政治运动，几乎都是从对文字与文学进行大批判与杀戮开始的。以致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超过一半的国民吃不饱穿不暖，精神生活极度贫乏，亿万万中国人却依然说着同一种语言，唱着那几首红歌，看着那几部样板戏。当时中国只有一个人敢于“讲话”，而且不时的风趣幽默，只不过，他每讲一句话，中国大众的语言环境就更恶劣一次，甚至会导致一批人的非正常死亡。

党中央及时果断除掉“四人帮”后，小平同志上台拨乱反正。如果大家注意到的话，小平正是从改变了说话方式与内容，从“说话”本身开始了他提倡的改革开放，从而开创了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大发展。小平是从说“人话”，而不是空话、官话与假话开始，小平说“白猫黑猫”、“摸石头过河”等一系列“平常人的话”，不但一针见血，也紧紧攫住了国人的心。

三十年过去了，大多数普通的民众恐怕并不是太清楚邓小平理论到底指什么，但有几个中国人不记得他的“白猫黑猫”与“摸石头过河”？正是“白猫黑猫”这样平常人家的句子，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十年；正是“摸石头过河”这样形象生动的句子，中共在过去三十年里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在驳斥那些对“摸石头过河”不以为然的人时说，过去三十年年，中共摸到了“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这三块巨石，今后还将摸出更大的石头。中国要复兴，过去三十年摸出的这三块巨石正是必不可少的基石。

小平的话如此深入人心，并始终不一的主导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充分说明不说大话、官话与空话，而说“人话”的重要性。语言与说话是思想的载体，语言与表达的变化，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前奏。从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都是从语言与“说话”开始的；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白话文运动，说白话，就是说老百姓的话，说“人话”。

“说话”很重要，然而，僵化的体制对语言与说话的禁锢与摧残也是不容忽视的。曾经有英美同前苏联的语言专家对前苏联的官方话语体系进行过研究，他们发现，由于僵化的思想体系与体制，长期以来，官方话语也变得僵化。由于只有这类僵化的假、大、空式语言与表达被允许在体制内使用，在党内会议与官方媒体上不断重复，结果久而久之，这些官话与空话不但脱离了民众与社会，而且也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反过来限制了政治变革、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甚至当原苏联官员同外部世界接触时，突然发现因为自己的语言与说话方式而无法与外部世界沟通。当时就有专家断言，一个执政党与体制使用的话语体系如果僵化了，那么，这个执政党也将失去活力，失去与时俱进的能力，最终也会导致体制出现大问题。

换种说法就是，当一个政权不能用正常的语言表达自己，与民众沟通时，也就差不多玩完了。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极端的例子，就是出现在明清等朝代的“文字狱”，直接摧毁了语言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让人噤若寒蝉，最终导致社会思想停止不前，多少要对王朝的灭亡负责任。现在虽然没有了纯粹的“文字狱”，但因言获罪还时有发生。当政者要引以为戒，且莫重蹈覆辙。

改革开放后，中国官场已经大大改进了“说话”，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体制的僵化，与僵化的思想，长期束缚着各级官员。互联网兴起后，民众不满官媒体与社会上的僵化语言，甚至在网络上创造出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结果把只会使用官话与空话沟通的官员甩得更远。前几年，一些官员也试图出来表达想法、为自己辩护，可一露面就说错话。记得那几年，几乎每个月都有官员说“错话”而遭到网民的讥讽与围攻。据说官员们也看出了自己的弱点，说官话、空话很在行，但千万不能面对民众说“人话”，这可不是他们的强项。据说，这两年官员们都学乖了，干脆就不说话。不知道这算是一种进步呢，还是退步。

但有些场合你却不能不说话，于是总是那么老一套。这种墨守成规甚至影响到我们在外交上的交往。例如一说到领土，就是“自古以来”——自古以来就没有美国啊，你同人家美国讲这个，他能听进？一说到“人权”就是干涉内政——人家本来只是关心你人权，你硬扯到主权，弄得内外交困，民众也纷纷联想开来；一说到纠纷，就是“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不作为才伤中国人的感情；连赢球了，也要先“感谢党感谢国家”——弄得咱们的运动员一个个都像不孝子女，竟然忘记了一把屎一把尿把他们拉扯大的父母……听着这些上个世纪就渐渐从地球上消失了的话语，真让人为咱们不会说话的政府与官员脸红，你们要学会“说话”啊。连“说话”都不会，如何同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接轨”？如果同中国老百姓沟通？

官员们不会说话，并非他们没有学问，也不是缺乏演讲才能，是否会说“人话”，不说大话空话与假话，关乎一种思想境界、一种工作作风，折射的是执政理念与价值观念。刚刚上任的新一届领导人给外界最深的印象，恐怕就是他们“说话”方式与内容的改变，以及他们在这方面对各级官员们发出的明确信息。

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习近平一个月来的公开讲话。公开亮相时的脱稿发言，轻松自如，却又字字点到根子上；语言严谨朴实，通俗易懂，却又滴水不漏，尤其是“打铁还需自身硬”等短语，颇有邓公之风，揭示了这届领导人的工作重心与决心，将会是继江泽民理顺外交搞定国际环境、提出三个代表，胡温关注民生帮助弱势，理顺内政之后的最重要的大转移：注重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反腐倡廉，执政为民，赢得新的执政合法性。

习总定义“中国梦”，点燃了不少中国人对未来的热情与梦想。他谈宪法，更是简单两句话，却说得很到位。在深圳谈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追寻“富国富民”，遣词造句别具匠心。大家都知道，一般的说法是“强国富民”，但习总强调的是“富国”而不是“强国”，中国富了，一定会强，然而，地球上不是所有的强国都是富国，更不是强国就有富民，有些体制下，甚至正好相反，国家越强，民众越穷。例如刚刚发射卫星的北朝鲜可能已经因为拥有少数国家才有的发射卫星能力而跻身“强国”之列，但这是一个民不聊生的穷国，而不是富国，民众更是饥寒交迫。而当习近平等领导人接见二炮部队官兵以及在广州战区视察时，简短的讲话，却又清清楚楚宣示了中国的国家意志，以及中国将会从“富”变“强”的必然性。

我们看到这届领导人不但自己改变了说话方式，而且也在竭力改变中国官场的说话模式。习总上台伊始就警告“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广东的汪洋书记曾经要求官员要讲“人话”，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话，而不要讲官话。他在广东同网友的几次见面会上，那网络语言使用的，可是比资深网友都熟练。上海的俞正声也常常能够把深刻的道理用简单平和的语言表达出来。

李克强在近日参加的一次汇报工作讨论问题的会议上，让干部放下稿子，要只谈问题。王岐山也在防腐反腐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指出专家是在念稿子，没有展开来谈。当一位专家开口就是“尊敬的王书记”时，就被王岐山打断，他请大家少说客套话。 常委刘云山日前赴北京西城区调研座谈。他引用李瑞环文集典故批空谈误国：神农架野猪横行，有人把狮子、老虎等猛兽声音录下来、放出去。刚开始，野猪还真怕，但不久野猪又回来了，因为它们发现只有声音，没危险。乡亲们感慨，看来唱高调、说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

连野猪都骗不了的高调与空话，官员们一直以来却用来敷衍、对付与愚弄老百姓。中国要改变，要变革，最先要做的就是不说空话、大话与假话，提倡说人话，说实话，说真话。这一届领导人上来后，几乎不约而同地从简洁、平实的“说话”入手，以身作则，要求各级官员摈弃官话、套话、大话、空话与假话，言为心声，本人希望，新一届领导人说话方式的改变，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更不要仅仅止于“说话”，而要进一步在思想领域，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诸多方面带来实际的变革。

当然，我也期盼，领导人改变工作作风，学会“说话”的同时，还要允许老百姓“说话”，允许老百姓对那些说官话、空话与假话的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不会失望，国家也才有希望。

杨恒均 2012年12月13日，海口， “走遍中国”之“路边谈话”：与体制内网友聚会时的发言，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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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3 September 2012

杨恒均： 路边谈话：洗脑与爱国主义教育

  　苏联著名的科学家巴甫洛夫发现了“条件反射”：当他在训练一条狗时，把食物与某种动作联系起来，那么今后他指令这条狗做某种动作就非常容易，甚至狗会为了食物而不自觉地做某个动作。列宁听说了巴甫洛夫的理论，若有所思，过了几天，他让人把巴甫洛夫招进宫来。
　　能被列宁招到克里姆林宫，巴甫洛夫很是兴奋，且做了一番功课，准备把自己的高深理论以通俗的方式呈现给伟大领袖。但列宁只听了一半就打断他，慈祥地笑着说：你的试验非常有意义，但我对狗没有兴趣。他饶有兴致地问迷惑不解的巴甫洛夫：如果把试验中的狗换成人，会怎么样呢？
　　巴甫洛夫后来是否直接介入大规模对人的试验不得而知，但列宁同志把巴甫洛夫的科学理论用于对苏联社会主义新人的改造，则是有目共睹的。从此以后，苏联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让“公民们”言听计从，只要你不相信、不服从，你就有可能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甚至被处死。于是乎，只经历不到两代人，苏联人民，基本上都同巴甫洛夫的狗一样，为了食物、为了生存，而重复一些不可思议的动作，例如告密，例如“爱国”，例如疯狂地热爱冷酷无情的领袖与那个残害同类的党，例如杀人、放火……
　　这个从对狗的试验而得出的理论，从苏联传到世界各地，成为东欧、亚洲等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用来对民众进行“洗脑”的科学依据。据苏联的老同志在回忆录中记载，列宁同志曾兴奋地宣称，把巴甫洛夫的科学理论用于人类，是比任何武器都强大百倍的“致命武器”，它能确保苏联的江山万年不倒。他的继任者则计划，搞定了苏联人民后，只要再把这个理论推广到西方国家，那么不用核子武器，全世界都将会匍匐在苏联的脚下。可惜，苏联当时没有四万亿，所以无法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否则，我们今天可能不是驾驶日本、德国车，而是驾驶伏尔加；我们不是在看好莱坞大片，而是拉着手风琴而唱着红歌。
　　不过，千万别以为苏联不存在了，上面的故事就成了笑话。苏联已经倒掉 20 多年，但如果你去现在的俄国接触苏联时代教育出来的人，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大多苏联人同巴甫洛夫试验的那些狗还有相同之处。这就是“洗脑”的威力，这就是愚民、奴化教育的强大力量与难以消除的后果。
　　还有几个鲜活的例子值得一提。去过东西德的人都会注意到，两德统一这么多年了，西德也不遗余力地资助东部德国，可这一国的两个地区还依然判若云泥，社会主义东德留下假大空的建筑以及对资源的破坏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人的价值观、信仰与精神面貌。一位德国教育家曾伤感地告诉我：东西德要想真正“统一”，除非等到被社会主义东德教育起来的那几代人都去见了上帝。
　　如果你觉得扯欧洲的事有点远，那么，你应该不难接触到朝鲜人与韩国人吧？我可以告诉你，南北朝鲜的统一并不困难，（由于国家不大）经济差距也不是无法弥补的，但要想现在存活着的朝鲜人与韩国人在价值观与思想上达到“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北朝鲜政权对朝鲜民族最大的伤害不是经济也不是政治，而是用那种违反文明社会规则、反人类的方式进行“洗脑”，弄残了整整几代的朝鲜人！资源破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也许可以恢复；经济破坏可以奋起直追；政治走上邪路也可以拨乱反正，唯独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脑残了，则只能等到他们慢慢死去，希望才能够闪现。
　　一个政权能够对国民造成的最大伤害除了肉体上消灭与精神上折磨之外，最大的就是“洗脑”了。有人说，洗脑对统治者有利，也可以维护社会和谐，让民众失去反抗，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他们却不知道，洗脑是让一个民族脑残，让一个国家永远沦落到劣等国家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个人，一个民族一旦被洗脑，他们不但在人格上永远沦落为犬类，而且在发明创造，在生产精神财富上，也永远落后于其他民族。因此，当一些人打着爱国主义教育的旗帜来洗脑的时候，我要强调的是：正因为爱这个国家，才要坚决地抵制洗脑！
　　我们看到，现代文明国家，国民除了限制政府的权力，利用民主决定统治者的合法性，以及用法治捍卫个人自由之外，对政府介入“教育”公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大家知道，能够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的“美国之音”是不允许在美国国内广播的，而美国总统奥巴马要到小学去做一个有关国会的演讲，竟然都被家长抵制，最后不得改变初衷而去讲了一些不关痛痒的教育问题。生活在海外的华人都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如果被灌输意识形态与某个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我们会立即到学校找老师理论，甚至会去国会大厦外抗议！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对学校的孩子们进行国情与爱国主义教育（有的称通识教育）的情况，例如，当我在澳洲首府堪培拉访问时，战争纪念馆与议会大厦不时涌进一大队的澳洲小学生，老师与家长带他们到处参观，为他们讲解。看一孩子脸上的表情，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爱戴。然而，如何教育孩子，采用的什么内容，以及用什么方式，却直接决定这到底是爱国主义教育还是赤裸裸的洗脑。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较高高、社会相对稳定的国家，都对“教育”与“洗脑”有着非常明确的界定：一个政权教育民众毫无保留地接受现实，对当今执政者的政策与成绩歌功颂德，是洗脑；一个执政党（例如澳洲的工党）向孩子们灌输爱党就是爱国，是洗脑； 一个老师，不教导孩子们独立思考，而是填鸭式地告诫他们如何服从老师与当权者，也是洗脑；把大量有违事实的“知识”、大话甚至谎言塞给孩子们，并让他们考试的时候以此作为“标准答案”，更是洗脑。
　　洗脑的种类很多，但最可怕的一种洗脑就是当权者主导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启蒙，也有些朋友认为我一直在做启蒙。实际上，近代欧洲等启蒙的历史表明，启蒙要想成功，当时的国家政权一定不能太独断专行，例如允许部分的言论自由，而且，他们不会强力主导“洗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启蒙才有可能成功。而在希特勒、斯大林主导的国家里，“洗脑”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强大到无处不在，一个孩子从牙牙学语开始就被“洗脑”，等到他们成长起来，基本上已成为思想上的侏儒，精神上的畸形儿，可以说靠杯水车薪的启蒙是无法奏效的。当然，更可悲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洗脑，甚至大多数人又参与到对自己和对下一代的“洗脑”接力赛中。
　　以个人或者群体知识分子为主的启蒙运动，根本无法对抗以全民体制为主的“洗脑”教育，历史事实揭示一个让人胆战心惊的真理：列宁、斯大林式的“洗脑”国家，没有一个是靠启蒙运动发挥作用而渐变，最后的变化要么就是靠杀死独裁者的革命，要么就是靠执政者内部的某种形式的“政变”。毫不客气地说，大多民众，被洗脑得连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没有被洗脑——而这正是被洗脑的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洗脑。
　　谢天谢地，列宁、斯大林式的洗脑国家，在当今地球上，除了北朝鲜之外，还真没有几个了。对于我来说，这些年耗尽了自己的精力，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是想以自己的文字，把一些事情尽量说清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但真要靠这样几行文字，试图去纠正一个强大的教育体系的洗脑结果，实在是杯水车薪。
　　好在还有香港，我恳求你们，留一片净土吧！爱这个国家的人们，就是要坚决反对以洗脑的方式强迫人家去“爱国”，那是误国，那是残害民族，而不是爱国！
　　杨恒均 20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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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31 July 2012

杨恒均：中国向何处去？


左右两种思潮夹击下的中国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思潮潮起潮落、千变万化，但归根结底，无外乎三种：以回到过去63年历史中某个时期为号召的左派，以回归到过去两千年历史中某个时代为诉求的儒家，以及主张接受当今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效仿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右派。中国向何处去，将视乎这三种思潮的消长，民心的向背，以及执政当局的取舍。

无论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偏右的左派，还是那些死守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不变、坚持在河里摸石头的人，又或者呼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派、毛派，他们万变不离马克思、列宁这个宗。形形色色左派们的主张在基层民众（尤其是被改革与飞速增长的GDP拉得越来越远的弱势群体）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拿来说事的历史并不长，一些“美好的”东西被他们夸大，拿来同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消极现象对照——例如那时全国从上到下基本上都一样贫穷，相对比较“平等”与“公正”；干部同群众还偶尔一起下地干活，干活之余他们顶多利用职权玩点通奸，性启蒙一下革命女青年，很少像今天的领导们那样肆无忌惮地包二奶、三奶、四奶、N奶……那时，知青们还能够在绿色的田野上享受处女处男们的初吻，流利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很可能让一位女青年投入你的怀抱，不像现在，没房没车的屌丝一族，学富五斗也没什么屌用。

左派的问题是，他们不承认那个时代当权者们犯下的各种错误，导致的人祸，更不用说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而且，他们否定基本事实，掩盖真相，一味的美化来忽悠大众。这使他们在谈起那段时期的历史时，看上去与白痴无异。当然，他们更不愿意承认，他们试图把中国拉回到这样一条路上——从苏联时开始，总共有几十个国家，几十亿人民用民族命运与个人的生命财产参与了这场试验，试验的结果是：此路不通。左派们试图利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作为武器，要挟大众，试图劝说执政者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用大众的生命财产与国家前途再“试验”一次。

右派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们试图在中国推广一种既无历史、无文化根基，也从来没有“试验”成功过的外来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在远远没有达到万分之一的中国人（这万分之一的中国人也大多移民或者正在办理移民）切身体验或者走马观花见识过这种制度的情况下，靠少数顶着压力的知识分子们的推销与“启蒙”，效果可想而知。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当然得“归功”于当权者的打压，以及肥沃的左派土壤。但右派们不是没有自身的问题。

稍微分类一下就不难发现，左派中的新左们几乎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其中大部分还在海外工作与生活），而最早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宪政学者，几乎都无海外留学与生活经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怪现象，新左派在国际会议上侃侃而谈，吸引外国学者的眼球，右派们甚至连在国际会议上发言需要的英语都说不好，只能躲在国内大谈西方。这虽然只是表面现象，但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早期的自由主义学者们传播民主自由与普世价值都是从西方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虽然经过三十年的薪火相传，终于让当局把“民主”、“自由”与“人权”这些概念解禁，放进了宪法里，出现在媒体上，但以自由主义学者为主的右派，却被折腾得七零八落、精疲力竭。

右派之中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问题，例如与民众始终隔着一层，同时对当今西方的现实问题很少关注与研究，更无答案。要知道，地球上没有一种社会与政治制度，是真正能够达到理论的高度与纯度的。理论是苍白的，右派中的务实派与实干家们如何把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变革融为一体，既开民智，更开官智，可能是最终引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关键所在。

三种思潮，三足鼎力，逐鹿中央

世界离我们很远，49年后的历史又离我们太近，左右派的水火不容，使得说远不远、说近不近，若即若离的儒家传统思想死灰复燃，并迅速坐大。儒家思想严格说不是一种政治学说，或者说，在制度建设层面上，儒家思想是流传了两千年的“乌托邦“，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接近过儒家主张的理想国的标准，历代统治者们（皇帝）既没有真正顺应过儒家的教导，也从来没有能够以儒家思想彻底驯服过国民，否则，就根本不会有动乱、农民起义与改朝换代了。

当今中国的儒家们——无论是新儒家还是老儒家，无论是专制儒家还是儒家宪政，正在努力把我们拉回到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时代，或者说，他们正在构建一个新的“乌托邦”。很显然，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然而，儒家追求的最美的境界也就在这里，只有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才是最美、最诱人的，这也是为什么作为道德说教与品格教育的儒学本来就是世界大多国家小学课本里的常识（绝大多数也成为了“普世价值”）的同时，在政治层面的儒学，却能够持续玩了两千年。其实，如果愿意，他们还可以继续玩两千年。尤其在当今因制度引起的道德败坏、信仰迷失的时代，他们的努力总是显得很伟大，很感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左右思潮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儒家反而在凝聚人气的原因。当然，这也和儒家是根基于中国历史，有浑厚的基础与潜力有关。这些年，左右两派一边向其他几种思潮挥舞橄榄枝的时候，也都开始羞羞答答地向儒家抛媚眼。左右未来的博弈中，谁能把缺乏政治纲领与建国实践的儒家收编，谁就能击败对手，结束三足鼎立的状态。从目前情况看来，右派们比较给力，但有时又用力过头，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不是寻求两者的优点与共识，而是不惜扭曲二者而试图把他们硬按在一张床上，颇有霸王硬上弓的态势，一些学者因此而误入歧途。当然，左派们也没有占到便宜，他们在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始终寻求不到任何对孔子与传统文化的支持。毛先生至今还能躺在天安门广场，孔先生站了一段时间后被悄然请走。但在不久的将来，孔老二很可能重返广场，取而代之。

前面说过，中国向何处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左右之争的结果，那么，目前左派与右派的势力对比如何呢？作为一名被大多读者划归右派的我，自然是参加右派学者与网友的聚会比较多，但每当看到他们信心满满的时候，我几乎都会唱反调，扮演右派中的反对派。就我可能不太准确的观察显示，知识分子中右派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普通民众以及体制内，则难分高下。

就拿当今比较活跃的两个群体，知识人群中的儒家与民众中的维权群体来说，既有持左派观点的，也有持右派观点的，而且长期以来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当然，这几年情况稍有变化，例如早期的维权百姓骨子里是左的多，可我们中国的那些左派很奇怪，他们不顺应马克思的学说去关心维权群体，反而选择站在欺压弱势的权贵与政府一边。这使得从2008年开始，维权群体的思想急速向“右”转向，现在他们不再拿毛主席来维权，而是高举“民主”与“自由”的招牌，甚至远涉重洋，到联合国去维权。

然而，左右思潮要想分出胜负尚为时过早，除了上面说的左右力量的变化，双方的基础支持群体变化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左右双方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最高当局身上。毋庸讳言，在目前三分天下的局势下，当局的举手投足才是真正举足轻重的。

你想让中国走向何处？

那么，最高当局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持什么态度，对左右互搏怎么看？作为右派，我个人肯定希望当权者励精图治，顺应潮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拥抱普世价值，在可控与渐进的安排下，一步一步把中国建设成自由、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但左派们不也想建设一个理想国？儒家们不也在追求一个“乌托邦”？他们两种思潮的支持者加起来可不比右派们的追随者少，设身处地地问一句：当局凭什么选择站在右派这一边？凭你的群众基础？凭你设计的可行的路线图？凭你手里的笔杆子还是枪杆子？

这话虽然有些较劲，有些不讲原则，忘记了政治正确，但政治历来如此。中国也许至今仍然不乏有远见卓识的政治人物，不排除正在高层左右观望，可是当今各种思潮割裂社会，三分天下的情况下，没有一定数量的觉醒了的民众，靠当权者的所谓“明智”选择，靠谱吗？就我们目前的社会现状，别说中国历史上，就是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如果当权者今天选择任何一种思潮主导的政治改革，不但会立即激起另外两股势力的联手反弹（以前不是没有这种情况，两个总书记都下台了），甚至会造成比这个更加严重的后果。

因此，以我的观察，当局在面对当今各种社会思潮的时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也保持了相对的中立，力图均衡各派势力。当局的这个态度看在左右派眼里，都是又爱又恨。例如，我的左右派朋友唯一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他们都指责当局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左派认为当局不够左，偏离了社会主义道；右派则指责当局走回头路，始终抵制普世价值。

而很有意思的是，当局在左右摇摆的同时，却左右逢源。最高当局在打掉极左与极右两个极端势力后（左的如重庆以及关闭“乌有之乡”网站，右的更不用说了，多了去，我说出来，你小子就看不到这篇文章了），对不那么极端的左和右都保持了一定的容忍度，也给了社会相对自由的空间。与此同时，这届政府在过去十年也进一步从意识形态与主义收缩，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这种务实的事情上，尤其是从广大的农村入手，重视弱势群体。他们从互联网民意中提起建议，“从善如流”，凭借世界第二大经济实力的强大后盾，争取（收买）广大民众的支持，让左右两派都相对显得有些“空洞”。尤其是执政者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又大谈政治体制改革，给人民以自由，逐步实现法治与民主，几乎把左右两派本来互相排斥的“精华”思想都一网打尽。这种搞法，就更让无权无势也无钱的左派与右派有气说不出，有力无处使。左右两派眼睁睁看着追随自己身后的民众越来越少。

今年是政府换届的一年，对这一届政府过去十年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是有必要的。首先，当左派与右派表达对当局的失望时，我想弱弱地问一句，左派们真设计好了路线图？你们的路线图会不会再次把中国引向毁灭的边缘？还有右派们，你们真认为自己周围的人觉醒了？或者问一句，你真看清了前方的道路？也许，这届政府在对待各种社会思潮上的一些做法不可取，但却并不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从毛时代的毛泽东思想，那可谓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事无巨细，到民众的卧室与厨房里的食与色，什么都被这种思想管了起来；到了小平时代，拨乱反正，提出了务实的“白猫黑猫”理论，但必须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务实”；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试图以改良党而迁就群众、迎合时代，而不是改造群众以适应党。再到这届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 ……常听到有体制内的朋友向我抱怨，这到底是什么理论呢？到底想说什么呢？我说，能够让你问出了这样的问题，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所在。难道你那么怀念伟人帮你规定具体思想的时代？当这届政府提出一个让你可以自己思考与发挥的“理论”时，你反而迷茫了？

不难看出，从毛时代的毛泽东思想到这届政府的“科学发展观”，这之中有一个脉络可循，那就是当局越来越放松对中国社会的具体思想的指导与控制，给了体制内更多的主动权，给了社会更多的空间。问题在于，你如何利用这个空间去博弈，去推广你的理念，去发力，去把中国朝向你希望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坚定地推动？所以，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是：与其问中国向何处去，不如行动起来，把中国推向你所向往的道路，推到历史正确的轨道上。

杨恒均 2012.7.25 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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