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政情變色遠近間(1-3)

一「德」一心顯優秀 一錘二制成「絕」響

八月底九月初，筆者夫婦在柏林，從電視新聞看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制改革設定連下三閘的框架，心情沉重，出外時特請司機取道柏林圍牆（殘存圍牆約一千公尺）的露天畫廊後才往目的地開去；圍牆壁上的彩圖雖然不二三年便「推陳出新」，換上新畫（由市政府出資請畫家「塗」上新畫，但那幅蘇聯布里茲涅夫「濕吻」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納克〔史稱社會主義同志愛之吻〕十多年不變且「歷久常新」），可是，這回看來比過去所見更亂更邋遢。不是順道的「重遊」，而是為了那回頭一瞥的感觸！德國是無產階級革命思潮的「原產地」，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國人，是共產主義的祖師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政治陣營分庭抗禮，對壘最力的冷戰時期，柏林圍牆是切斷人情、分割世界的標誌！
德國群眾在一九八九年攀上隔離盟軍（美英為首的西歐國家）與蘇軍勢力的圍牆，踏出缺口；長凡一百六十公里的圍牆終於在同年十一月九日拆除，東西柏林合而為一，德國統一到明年便足四分之一世紀。
當初合併時，東德蕭條困頓，西德繁盛豐裕，雙方強弱形成很大對比，經濟落差非常大。西德政府以一視同仁的態度貫徹統一，不惜代價地扶助東德，共同建設，一起發展，十五年後，來自東柏林，曾在秘密警察陰影下生活了三十六年的安格拉．默克爾女士，於二○○五年的大選中，當上德國聯邦總理，連任至今，仍然甚孚民望；經濟同舟、政治互濟，德國的東與西，只是地緣方向之別，民族情意無分軒輊；雖然德國在歷史上出過一個冷血殘酷、麻木不仁且濫殺無辜的納粹狂魔，這回結束分治，德人以無比的包容、犧牲和耐力，造就真正的統一與共和，重現其為一個優秀民族的高尚。
柏林圍牆倒下的那一年，中國的「六四風波」使香港籌備回歸的過程出現曲折。高舉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九七回歸，看來還算順利，可是，香港隨後的高度自治質素不高且日趨委靡；與此同時，內地的經濟實力與時俱增，尋且國力全方位崛起，在不同實力的互有消長下過了十七年，北京終於忍不住有權不用的「寂寞」，於今年六月十日單方面發表一份題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澄清」「高度自治」設限的指引是「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而近日人大常委對香港的定位，亦與過往略有不同的「說法」—香港是中央政府的直轄城市。制訂香港進行普選的制度框架，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擺明不是「有商有量」的決定，而是北京按《基本法》劃地為牢，請君入甕。
「一錘定音」是一聲絕響，是香港自主性大打折扣的「定音鼓」。歷來是自由港的香港，經濟必將因而失色，因為港人將不由自主地失去自由發揮的活力，生產潛力由是無法發揮。大勢已去的殘酷現實很難挽回，如果泛民議員真的能夠否決框架下的選舉新方案，香港政制原地踏步，那便有若投資「止蝕」，是個將會留下創傷卻可避免再受重創的決定。要是接受日後受制於框架的京官制訂的方案，未來變化真不知伊於胡底，猶如取法凌遲的民主人格的自戕。人大決定對港人意願不假辭色，讓大多泛民議員容易作出不再參與第二輪政改諮詢而繼續獲得選民支持的決定。
回看港人爭取普選本當允公見正的那些日子，「和平佔中三子」還未「犯法」，便被硬指其已「犯法」；學生躁動更被比擬作當年「國產」的紅衞兵（提出此說的饒戈平教授是否試圖藉此吹響「批毛」的號角；被他批得一文不值的紅衞兵，都是毛主席的「革命小將」啊！），一次又一次地動員群眾活動，或聲討或威脅或抹黑或檢舉，未至於武鬥的文攻是什麼作風？是一國遺風抑或是兩制新風？筆者以為香港特區只是沒有政治自決的權利，何以高度自治之下個人自主與選擇的空間亦愈來愈窄？香港是個人口擠迫的蕞爾小島，卻不是一個人擠人的社會；如今，人擠人的現象出現了，香港還是福地嗎？

梁錦松擔任財政司司長的時候，在一次財政預算演詞中，引用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獅子山下》劇集的主題曲歌詞，鼓勵港人當以集體奮鬥的意志，迎難而上，面對生活現實的高高低低。經梁氏品題，本已膾炙人口的《獅子山下》主題曲，成為經典名曲中的經典，由此引申，港人建設此一彈丸之地，使之成為美好家園的自強不息拚搏犯難，被美名為深入民心的「香港精神」！
一九七九年，已故才子黃霑，填寫的《獅子山下》主題曲歌詞，其中的「金句」如「人生中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人生不免崎嶇／難以絕無掛慮／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當時是英國治下華人佔了九成多的殖民地香港，是製造業不斷刷新紀錄、創造奇迹的年頭。香港無論在世界市場需求殷切的紡紗、織布、膠花、玩具、假髮、製衣……，總是快人一步，高踞國際市場的領導地位。當年香港的華人文化產業，包括書報、唱片、電影以至電視製作等等，亦大都成為海外華人的精神糧食。
黃霑博士寫《獅子山下》歌詞，至今已三十五年，香港主權回歸大統，已經十有七年，香港製造業的花榮葉茂，都已成枯槁，形神北移，早在內地生根、開花、結果。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實際功能已起變化，成為國內企業與貪官大款土豪資財的集散地，香港就像一些遠洋船舶的「方便旗」（Convenient Flag），註冊地是香港，真身誰屬是不必隱瞞亦毋須保密的「事不離實」。香港是金融重鎮，卻已經不是當年港人打拚出來的國際金融中心，而是高度依賴內地，香港近年已成為其幾近「專用」的集資、調節和部分有財有勢人士迄今為止安全洗錢因此亦可說有「特異功能」的金融樞紐。

兩制名存實亡 香港失魂落魄

以一個荒蕪的漁港、悽惶難民的聚居地，香港自內地「解放」（其實是「關門成一統」的鎖國）後不久，兩地關係疏離了三四十年，期間除了依賴內地糧油副食品的穩定供應外，港人營商「搵錢」便得勇闖世界，開拓海外市場、發展國際貿易，在創富路上順心應手「步步高」（這著名粵曲小調恰是《獅子山下》劇集早期用了七年的主題音樂），白手興家「夢想成真」，福地之名亦如影隨形，除了歸功於港人—原居民和新移民—的勤快、靈活，其為自由港、政府對市場「積極不干預」；加上在謀事營商方面有充分的自主自由（Business Independence），與海闊天空的智性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這種過往數千年華人聚居地所未之見的「選擇自由」，正是難能可貴的香港核心價值中的核心。
這兩個像香港成功故事靈魂般的核心價值，在主權回歸以後，變了質。如今這兩方面都出了問題，香港神情困頓，前路多艱，那不是有人故意加害，而是大家在不知不覺間，墮進了沒有多少轉圜空間的險境。
中國經濟開放，實力冒起（內地術語：「全方位崛起」），港商在「祖國好，香港好」的籠統抽象觀念下，自然會有近水樓台、早着先鞭的進取心理；加上一九八四年六月間「一言而為天下法」的鄧小平接見香港工商界代表團的一席話，令港商信心大振。據當時率團北上「面聖」的香港總商會主席唐驥千的話，鄧小平對訪問團大表歡迎，態度誠懇地說：「我不是要你們香港的錢，來內地投資當然很歡迎，我是要你們做生意的經驗，香港這個方面非常成功，我需要你們這個……。」（見唐師曾、李梅香的《百年毗陵唐氏》頁一三三）港商積極參與內地經建、把香港生產線北移，遂蔚成潮流，其對內地經改起了積極功能，不言而喻。事實上，港商生產線北移是一端，內地漸漸成為舉世最大的新興市場，卻使港商墮入極度依賴、不敢不仰其鼻息，劈開香港業商素具自主性傳統的缺口。中國權力集中，國企、民企，不管大商家或小商販，都不像開放社會的無拘無束，香港人往內地談生意，耳濡目染，能對政府大官小吏不買賬嗎？能不唯唯諾諾或忌憚三分麼？
過去開拓海外市場，港商同樣會遇上多方困阻，卻不像內地市場問題那般大同小異，亦未致有泰山壓頂動彈不得的無形壓力；跟國內交手，公式化的難題公式化解決，只要書記、市長、大小幹部疏通疏通，搞好關係、走對後門，便事事好辦；若與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交惡或未能投他們之「所好」，便寸步難行。早着先鞭，配合中央政策，真的是得勢得力者得市場、花花銀子「袋住先」……。
我國先賢早有明訓：「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港商着眼現實，怎會不聽京官明令暗示，不跟中央路線接軌？換句話說，去內地做生意，自然而然地便要與中央保持一致。不過，與北京愈接近、對中央作風愈有點認識的港人港商（且不說那些利慾薰心埋沒良心的少數），他們明說為理想跟中央爭持，完全無效（強大的中國不會為香港的一小撮人而改變主意），不論佔中或罷課，都會四面碰壁，徒勞無功，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該白費心機。又有另一些說得同樣「坦誠」的特區賢達，他們勸誡港人要以「你敬他一丈，他敬你一尺」的態度，如此低聲下氣，也許可能換來一點商討議事的空間，否則只會令北京龍顏不悅（遑論大怒），而出更辣的招式，給這類「不聽教」的港人以「好看」……。諸如此類的苦口婆心，往往會被爭民主的港人罵個狗血淋頭。不過，筆者倒認為勸港人聽從北京之言，未必不是盡安好心的肺腑之言，只是既不中聽更不中用就是了。
專制政府的權威與開放社會的義理對碰，由於意識有別，價值觀與理解都有不同，連說同一個字同一句話的意思亦不相通。香港人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力謀一種較為健全的選舉制度，不是堂堂正正（是否符合所謂「國際標準」，且不去說）的一回事嗎？為什麼不能直接公開的請願？要是得不到政府正面回應，不提抗議、罷課，難道要跪地請罪、赴京求饒？在政治上欲有所為而沒骨頭，是站不起來的，即使站起來，亦不是挺着腰板。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曾以「推銷員」的功架，對京官陪盡笑臉、曲意奉承，為想在政改上「玩鋪勁」做點公關工夫，結果不是換來左一記三部曲變成五部曲啟動政改，右一記押後落實一人一票選舉嗎？
在全方位崛起的中國眼中，香港繼續是隻會生金蛋的肥鵝固然妙不可言，下不了金蛋，由於如今中國有的是錢，亦沒什麼大不了。「兩制」是當初起草《基本法》時，呵護肥鵝令牠「好生好養」天天下金蛋的設想，如今香港已是難下金蛋的鵝，「兩制」中有關政改循序漸進之類的說法，港人視之為中方承諾，換成鐵板一塊，照足文字狹義的解釋，還深入什麼實行起來的真假意義？畢竟「番書仔」都知道：「Promises are meant to be broken!」

中國對「兩制」的態度，「今時不同往日」，港人想憑群眾壓力，謀求一個比較開明開放的社會局面（香港原是頗有般公民意識的社會），可惜亦不如想像般順理成章。從近年的國民教育與政改風潮，港人看到北京對香港「公民」不感興趣、不假辭色，因為北京要扶持的是「盲從」的黨友、聽話的「國民」（可惜港人自認中國人的比例日趨「下行」，看強調有「中國人」此一鼓舞人心字樣的國慶煙花表演後會否回升）。掀開這張底牌後，無論泛民黨派或是有不同看法的政團，均較以前更難有立足之地。因為有錢人害怕得罪建制而不敢、不便予泛民以資助，缺乏商界的「經援」，它們的活動更難推動；黎智英的捐款惹來「周身蟻」，意味港人的隨心樂助、隨緣捐輸的自由已受到後果可大可小的打壓，更何況商界的政治捐獻，一向講求「回報」，永遠當不了權、入不了局的政界中人，又有誰會對之作出捐款?! 對着「財難」之困，香港的民主路還能走多遠？那是個很現實的問題！
對筆者而言，「一國兩制」的重大意義在於中國雖然是集權的一黨專政國家（中國憲法明文規定；這是筆者反對任何高喊打倒中共口號的底因），若能夠容得下極度資本主義（與醜陋資本主義只有一薄紙之隔）的香港持續發展，並行不悖，那就好比太極的黑白雙魚，知黑守白、知白守黑的對照，放到政經互濟顯生化之妙，生逢其時，應當感到幸運！怎料眼前情景是黑白混淆，兩儀失正，怎會有不失落甚且不知所措之感！
維持謀事營商的自主性與智性（知識）自由，筆者認為是實行「兩制」的意義所在，可惜無論前者或後者，如今都風雨飄搖、岌岌可危，那是筆者的最大憂慮。要是香港仍有充分的經濟自主和智性自由，香港會出現當前這股對政改強加框架而此間官員會如奉綸音不敢置一否詞的情況嗎？會把「同胞」分成敵我嗎？會把中學生罷課比喻為紅衞兵造反而熱線檢舉罷課學生是愛護學生的顛倒言論嗎？
香港難道只剩下兩種互不理解、不求諒解的完全溝通不來的語言嗎？

上賓堂前飲敬酒！ 抗命有理勝讀書?

時間將證明人大常委對香港「普選」訂定的框架，是過程粗暴的決定，是扼殺「兩制」、摧毀港人核心價值，把原本相得益彰、中西互補短長的開放社會，變為一個可能由中共「直轄」而毫無「直轄市」格局、氣派、條件和失去真實價值的政治怪胎！在中共體制內，像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般的直轄市，地位特殊、人事任免及機制運行，不能不講究權力網絡的「生態」與平衡，千絲萬縷的關係交織，絕非三朝兩夕可以建立和駕馭。香港「被直轄」容易，要有內地直轄市的架構和實質，恐怕便難乎其難，那位人大香港代表有關香港是直轄市的說法，不是胡言亂語，便是癡人說夢。
因為抗議人大常委劃地為牢的普選「樊籠」，香港二十五家大專院校部分師生，由昨天起啟動罷課（組織者學聯指參與和平靜坐罷課的學生達一萬三千之眾，從電視直播觀之，應與事實十分接近），為期五天。與此同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接見由政協副主席、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率領約七十位香港富商巨賈及專業人士……
在追求利潤的金錢世界，爭取賺錢優勢和機會，是營商者的本分，因勢利導（或說「勢利」），是商人須有的本事，助公益、說公義，是優裕商賈在不妨礙生意、甚至有機可乘、有空子可鑽的前提下才出現的「餘興」，亦是為在生時最易引起大眾注目的「炫耀性消費」及為「身後名」投資的門路。所以，與相當部分港人以「雞蛋碰石牆」即不惜付出代價抗拒政改框架的同時，赴北京的港商和專才會毫無猶豫地表態，認為人大常委拋出的那一套合情合理合法（《基本法》），對未來香港發展只有好處……這類言詞，有人聽了會感彆扭，卻不該以為那是他們違心之論。持不同見解的香港人用不着罵他們，因為香港人實在不宜在彼此間繁衍敵意、遑論互相仇視。要知道，這些資本主義世界的精英，莫不牢牢記得這句老話：「窮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他們也許還未醒覺無論貧富以至意識形態存着重大差異，如今港人都是躋身在同一條船上，「動彈」—自由活動—的空間有限。這批應中央邀請的「上賓」，哪來不飲敬酒的豹子膽?!事實上，他們在香港「人和政通」，能夠盤滿缽滿的其中一項原因，便是慣性附和政府（北京和香港）的看法，不會同情反對勢力，因此認為罷課佔中都是心智未成熟的表現，是受人（尤其是「外人」）教唆，他們的行動因而不利香港且對國家有害。這些北京「上賓」，遂把擔心「後生細仔」的行動「失控」以致貽誤香港競爭力及令經濟發展倒退這類「大道理」，掛在口邊。
商人是繁榮的使者，但在政治方面，大多只有「應聲」的膽量和戲分，「正」見與群情脫節，是意料中事；讓筆者深以為異的是，對北京而言，他們北上的作用何在？要是為了減少分歧的「統戰」，這班商家和專才還需要「統」麼？若非為「統戰」，難道是華麗包裝版的「幫港出聲」？當然，這種安排更可以是為人大常委打打氣，讓領導人不只聽到而是親睹港人的「支持」—連「啦啦隊」亦不同凡響，豈不反證了人大常委決定的正確（稍後再組織一些圈外圍內人士上京表態支持，令人大常委的「正確性」大大提高）。這樣說來有點輕浮，卻非犬儒之說。

回歸十七年，先後出任行政長官的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均由小圈子選舉產生，他們都是個人能力不弱、肯負責任、積極任事、工作勤奮且能入中央「法眼」的愛國愛港人士。可是，出掌香港，卻稱不上勝任愉快且常出狀況！
董建華砸破前朝文官傳統的行政主導（變為行政長官主導，董氏以為「得計」，哪知卻因根基不穩、籌劃不周而處處碰壁），在二十三條立法上因急於求成、甘冒不韙而犯眾怒，未終任便借「痛」下台。好歹完成任期的曾蔭權，靠攏商界（資本家）、奉承北京（巴結黨官），在市民眼裏成了官商勾結、從公不力的庸吏，受「政敵」暗算，在繪聲繪影下被塑成「貪曾」，此形象拖拉至今未被擱下，「浮」冤能否得雪，在波譎雲詭的政治情勢下，誰亦說不準。梁振英角逐行政長官時，擺出走進民間的開明開放姿態，給人以作風民主、親民的觀感；他是否「潛伏」的中共黨員，曾受質疑，因為二三年前，不少港人尚有中共黨人「匿藏議程」（hidden agenda）的憂懼。至於其矢口否認是真是假，如今已無關宏旨；稍後由於梁氏施政缺乏支持，他於是公然倒向北京，由港共出面撐腰，這令他的施政與民意愈行愈遠；其治港功過，現在當然未能蓋棺論定，惟眾目睽睽，政治諮詢展開以來，「兩制」已在他手上斷送，港人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石，分崩離析，能否挽回，機會微乎其微。
特區政府經歷幾屆人事調遣，行政長官並不易為，精簡地說，原因之一是當權者的所作所為無法獲得港人信任。足為選舉布局設限的「權」，與應付管治的「責」，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政治文化，「信」與「任」的切割，兼祧權、責的行政長官，在「兩制」之間如何分身，端賴對「兩制」分野的拿捏而左右兼顧的打點，難免會有閃失而動輒得咎。
港人對《基本法》的理解，大多以為二○○七年以後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若要修改，據《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的規定，只要經立法會三分之二的多數票通過，獲得行政長官同意，再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批准便可推行。由於《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六十八條，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都是一式一樣地說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長官以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所以，當人們感到行政長官在位無力、管治失效時，自然想到在認受性方面，可藉選票顯示意向，予行政長官以貼近民意民情的主張，增添力度。
證諸過去小圈子選舉的「聽阿爺吹雞」（聞京樂起舞）而投票，港人對《基本法》那句「最終達致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充滿疑惑，因為「廣泛代表性」，早被「愛國愛黨」人士包抄而失衡。「和平佔中三子」帶頭提出要有「真」普選，泛民「老餅新秀」隨後透過「民間公投」，捧出「公民提名」，京派港共拿着逸出《基本法》規定的口實，繼聲討誣衊和平佔中行動之後，推出一波又一波的還擊行動，都是一些理性社會罕見、難以置信、非常反智、不是為解決問題而辯論、集思、溝通、講理，而是與「黨八股」相若，毫無意義的宣傳、表態和蠢動。把政改不同意見的爭拗，激化為幾近敵我矛盾的對壘！
假 如說「三子」表達政改訴求，以「和平佔中」要挾特區和中央政府是策略錯誤，以此舉惹怒北 京而招致得不償失的反效果；那麼，人大常委連下三閘的政改框架，筆者今天便可斷言其對國家和香港的損害，是鑄成大錯！無論習近平總書記怎樣情詞懇切地說 「『一國兩制』不會改變」，已經於事無補。
看到中大校園那一萬三千多名參與罷課誓師的學生，大家不難明白北京單方面公布「一國兩制白皮書」與人大的政改設限，是傷透多少熱愛和保護「兩制」不變的港人的感情，年輕一輩的反感和失望，自此把他們從黃金大道的起點引往尋求「命運自決」的長期抗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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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專欄 - 新聞自由 代價不菲

林行止專欄 - 捍衞自由老共起家 擺布言論欺世誤民
信報   2014年2月5日

一、 用共產黨「元祖」馬克思（1818-1883）在其著作《論新聞自由》（On Freedom of the Press）的話：「缺乏（新聞）自由是對人類的致命打擊！」（lack of freedom is the real mortal danger for mankind）。

馬克思「捍衞」新聞（言論）自由，看全球各國共產黨所為（共黨統治的地方便沒有新聞自由），真的有點不可思 議，惟實情確是如此。一八四二年一月一日在科隆創刊的《萊茵日報》（Rhenish Newspaper），創辦宗旨是親政府即屬今人所說的「建制派」，只是出版不數月，編輯立場便隨民意轉為強烈批評首府設於柏林的普魯士政府，指其為「高 壓的外來勢力」，發表了不少激昂文章，引起時在波恩「憤青」馬克思的注意，開始為該報撰稿，針砭時弊、猛烈抨擊柏林政府的土地政策及不透明的議會制度，頗 受讀者歡迎，卻令柏林政府極為不快……。是年十月十五日，年僅二十四歲的馬克思獲聘為該報總編輯，從其每日銷量由他接手時的八百八十五份逐日上升至是年年 底的近一千份看，馬克思貼近民情的編輯方針有點市場。

不知新聞自由為何物的普魯士政府，對《萊茵日報》的言論縱有不滿，卻不敢明目張膽打 壓，只在暗裏刁難，以當局認為該報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很快會關門大吉；一八四三年一月，馬克思擔任老總後兩個多月，該報發表揭露政府魚肉萊茵地區農民的 系列文章，令當局暴跳如雷，「首相會同國會」，在取得國王威廉四世同意後，於一月二十一日宣布考慮以最嚴厲手段取締該報。非常明顯，普魯士政府對馬克思於 一八四二年五月十五日在該報發表的《論新聞自由》置若罔聞。當此消息傳出後，萊茵地區居民組織起來，派代表赴柏林請願，要求收回對付該報成命，惟當局不為 所動，拒見「民意代表」；由於大事報道及評論此熱門新聞，《萊茵日報》的銷量激增至三千多份，成為當年最暢銷及言論被廣泛引述的報章。

柏 林政府揚言設法對付該報，令擔心投資付諸流水的《萊茵日報》股東，干預編務，要求總編馬克思收斂，別再刺激當局、惹怒皇上。年少氣盛、滿腹經綸、思想前衞 的馬克思，對資方插手編輯部非常反感，交涉無效後於一八四三年三月十七日「請辭明志」；資方隨即委派一名「謙謙君子」任總編輯，科隆市的新聞檢查官認為此 君可以接受，該報遂得以繼續出版。

威權統治者對新聞自由的漠視、打壓，令馬克思不再相信可用和平手段促使「君主政體走向立憲民主」之路； 他的革命鬥爭思想由此滋生！五年後的一八四八年，三十歲的馬克思與二十八歲的恩格斯（1820-1895）聯署撰寫《共產主義宣言》，還於是年六月一日創 辦《新萊茵日報》，雖然只辦了一年多，在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便為當局出重手「查禁」，但已播下「小資產階級、工人和農民聯合起來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種 子！

沒想到在《新萊茵日報》被禁停刊後近一百七十年，盤據內地的新聞檢查幽靈已在港澳傳媒之間徘徊！在上引《論新聞自由》的短論中，馬克 思還這樣寫道：「人們不能因為報章有些報道和評論不合道德標準而要限制新聞自由，那便如採摘美麗而帶刺的玫瑰一樣，報刊亦有一些你不喜歡的東西」（意 譯）。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因其有刺而把玫瑰摧毀，比起其「監督政府」的功能，傳媒有瑕疵是「必要之惡」，絕不可因此而嚴加管制甚且封殺。可 惜，當代自稱馬克思主義信徒的當權者，顯然故意忘卻這段話！

二、去年二月中旬，行政長官梁振英威嚇控告練乙錚（本報前總編輯、現為本報特 約評論員），雖然此事在《信報》有點模棱兩可的道歉後，不了了之，但已突顯了特區政府領導人稍欠自省涵養及對言論自由容忍度急速下降，且其打壓言論自由的 意向甚為明顯。這種隨着北京有「選擇自由」的「政權輪替」而來的變化，那是否質變的開始？本港的制度和法律，對新聞自由的尺度並無收緊，新聞自由的理念亦 深植港人心坎，這反映在每當有關新聞自由可能受侵蝕時，社會主流意見肯定站出來維護新聞自由上。一月二十二日立法會以「少數大多數」通過一項不具法律效力 的議案，對本港的「新聞自由、編採自由、傳媒自我審查和公信力下降問題的關注。」展示了議會存有新聞自由空間縮窄的隱憂。

雖然制度和法律 依然未變，惟回歸以來，與新聞有關的各種自由的確正在萎縮；這種衝擊香港「核心價值之母」的力量，來自擺布新聞令其漸漸質變的人，愈來愈多，這些人，有在 名利場「掙扎向上」的報業東主，有以為公理在我而不顧後果的「惡造新聞」業界。當然，在讓新聞工作者無法本着新聞原則自由發揮工作潛能的，還有來自包括 「西環」的特區政府不尊重事實進而干預干擾新聞工作，令從業人員的自由編採評論工作困阻重重。一句話，回歸以來新聞自由空間的窒息感，根本源於有關各色人 等失去恪守職份、彼此尊重的社會規範！

新聞自由，可說是文明社會信奉的價值和理想，可是，就像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這個地球上亦沒有絕對無 拘無束的新聞空間。過往筆者多次分析，「免費」午餐的成本非常昂貴；同理，要有人肯付出重大代價（包括經濟損失〔廣告被抽〕、失去人身自由甚至性命），才 有換取新聞自由的一絲希望！《倫敦時報》社論主筆之一的時評家休姆（Mick Hume）年前寫過一本薄薄不足二百頁談新聞自由的專著，書名便叫《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Press》（Imprint Academic, 2012）。

事實上，新聞禁區多的是，新聞工作者稍不留神，便很易誤蹈侵犯私隱和誹 謗的羅網，社會主流想法似乎是傳媒只應報道有關公益（Public Interest）的事，「過分」暴露的圖片（不論男女）和煽情的新聞不可刊登。在言論「最自由」的英國，主張新聞工作者須考牌的呼聲近日此起彼伏；而當 權者當然希望對他們不利的負面新聞愈少愈好、任何足以引致社會不和諧的新聞應當隱惡揚善……。非常明顯，在自由民主社會，當局不能強制傳媒按照他們的意旨 報道新聞和評論時事；但在專制國家，假借和諧、維穩之名，當局這樣做便屬「恆常」公事！

新聞自由　代價不菲．二之一


林行止專欄 - 獨立辦報多掣肘 不受操控莊敬強
信報   2014年2月6日

三、 在經濟利益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即使新聞自由是憲法寫明人民享有的權利，實際上亦受諸多限制。筆者是「辦報」的過來人，對此總算有點切身體會。過往《信 報》廣告不多的其中一項理由，是報方嚴守市務與編務分流理事，令一些「有廣告」的企業（不論公司規模大小）和老共感到《信報》不賣賬，經常刊出一些他們不 願讀到的新聞和評論，廣告商有時會通過公關人員「疏通廣告部同人」，但廣告主通常的做法是「抽廣告」。煙草公司從不在《信報》刊登廣告，因為當年有個反對 吸煙強調香煙害人的專欄。不可一世的物業發展商更容不下他們不中聽的片言隻字，取消廣告（即使是明天見報已排版的）便是他們的「利器」。當然，當年的《信 報》從沒機會刊登投機（忽然「愛黨愛國」）親中企業和正統左派機構的廣告（除了「經濟杯葛」，左派人士從未直接向筆者「曉以大義」，這點「公道」是應該還 給他們的）。當時雖然困阻重重，財政捉襟見肘，但筆者和內子從來不曾（一次都沒有）要求作者和編採同事「自律」（那位反香煙「上腦」的欄主反而私下向筆者 「道歉」，說他的文章斷了《信報》的財路）。事實上，辦報若無法如實道來，哪能心安！

筆者與內子從一九七三年開辦《信報》，至二○○六年 年底退出經營，一直是小本的「家庭式小工業」，可以不因外界影響而改變辦報的心願和本意（說「方針」和「原則」便言重了！），沒有在言論和編採自由方面行 差踏錯，令《信報》在言論開放而不失理性上得享清譽，沒大閃失（是否有失，當然是讀者的看法才是定論）；退休後與內子「憶往」，我們歸納的根本原因有三。 其一是我們追求經濟利益，卻沒有無厭之求；其二是在智性領域，誠實貼近所知；其三是謹守報格「獨立」而非中立的底線。三者令內容贏得一點信譽，建立了不入 浮誇的個性。

至於對廣告（民辦報刊的兩項經濟來源之一）的態度，我們盡力爭取，有時甚且不惜溢出自定的內容與廣告比率，抽起內容遷就廣告 （局限於印刷條件，加上成本考慮，多次因廣告「太多」不得已令內容讓步）；然而，我們不會為了廣告而修改作者（任何一位，包括「讀者來論」）的文字初衷， 做出絲毫違背前述三「原則」的事！

資本家雖然財大氣粗，但他們笑裏藏刀、勾心鬥角，視同業為競爭對手，除了圍標坐地分肥，極少在針對一份 報章（如當年的《信報》）上「攻守同盟」，這讓傳媒仍有生存空間，甲公司不刊登廣告，乙公司仍有機會，被甲公司杯葛的傳媒因之可能「收之桑榆」，不致完全 沒有廣告客戶……。現在的傳媒面對的廣告問題遠較回歸前的複雜和嚴峻，因為嚴格來說，如今香港（和全中國）只有一個大老闆。大老闆稍為不滿、略有暗示（不 必開腔遑論拍案大駡），觀顏察色希旨承風之輩便會全面配合，甚且「超額完成任務」，令廣告全線失蹤！捨此政治因素，商業運作上對傳統報業亦頗為不利，以媒 體不斷增加，一個電視頻道吸納廣告的能量可能如同一份報章（還有愈來愈多的網誌在旁虎視眈眈），這等於廣告載體多了，廣告主有更廣泛的選擇空間，對印刷傳 媒來說，廣告難求，不在話下。顯而易見，目的在有形和無形利益的傳媒（尤其是東主有報業以外的廣泛生意），為廣告作出這樣那樣的「交換」，在所難免。不必 諱言，這樣做會讓新聞自由逐步失色！

四、網（絡雜）誌經營成本較輕，編輯方針因此可以少受廣告商左右，惟看「習博剽竊疑雲」效應，在網誌 上毫無顧忌暢所欲言，已因為有無形刀斧手在旁伺候而不得不「自我約制」！在這種情形下，便如向一黨專政的北京爭取「真普選」，要在香港保持中共所不容許的 新聞自由，難度不比攀梯登月低，危險度則甚於與虎謀皮！客觀形勢如此險峻，筆者要向力爭在港貫徹普選和維護新聞自由的人致敬！不過，由於現在的政治形勢與 馬克思時代完全不同，普魯士政權正在解體而中國則全方位崛興，力爭選舉自由、維持新聞自由言論開放，成仁的機會遠高於成功！眾所周知，沒有新聞自由是愚昧 之始，但如今北京對整體發展自我感覺良好，鐵腕箝制言論亦因之愈顯理直氣壯，且不會手軟……。

中國領導人這種心態，既錯誤亦短視，因為以 揭露不合理事象為天職的記者（muckraker，香港一向直譯為「扒糞者」，有貶意，宜改之），促成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美國進入全方位改革的「進步時 期」（Progressive Era），自此美國洗心革面、清除污垢，為成為堂堂正正大國奠下紥實的道德基礎。在美國成為世人敬重的大國上，新聞工作者可說居功厥偉。美國名記者桃麗 絲．古德溫的近著《聲大夾惡—言論霸權：羅斯福、塔虎特和新聞工作黃金時代》（Doris K. Goodwin: The Bully Pulpit……；九百餘頁，尚未讀完），寫的便是這二位總統（在位年期依次為一九○一至一九○九年及一九○九至一九一三年）如何重視新聞報道和評論（白 宮設記者室及記者招待會始於羅斯福任內），其時強盜資本家（Robber Baron）壟斷市場、收買官員，巧取豪奪、貪婪無厭、刻薄勞工階級，資本家牟暴利且走私漏稅，令貧富兩極化。羅斯福和他的好朋友塔虎特利用報刊揭秘式的 「內幕報道」，暴露了這些無良資本家無法無天的行徑，令全民共憤，逼使共和黨內力主「市場的歸市場」的自由放任派，不得不支持「政府必須立例管制市場活 動」的新政策路向，規範商人的活動，進而令金權政治解體，奠下了以後百餘年美國逐步成為社會最公平經濟最發達，終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 一強權的地位……。

社會人的自由，包括新聞自由，不是單方面的意願足以促成，需要各方人等遵循規範、行止有度，才能騰出彼此自在的自由空 間。如今有很多香港人為回歸中國而露骨諂媚，有人憂慮昔日光輝不再而暴跳如雷，讀者舉目回望，不知方向，新聞自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因為大家都想擺布 別人，爭取全面操控的惡勢力逼人而來，自由的空間便如此這般萎頓而難堪。

內地開放新聞自由的政治條件也許尚未成熟，但北京若能以香港為試 點，看看新聞自由對社會進步帶來的貢獻，對中國站在道德高地躋身世界大國強國之列，必有莫大幫助。此外，新聞自由還有令特區政府（不論誰在位）不敢以「下 有對策」扭曲國家的香港政策以遂己意、以逐私利；當然，新聞自由還有監督被放任自由寵壞了的資本家，有否勾結官府魚肉消費者的功用！

奧國 學派巨擘米賽斯在一九四九年初版（去年仍「再版」）的傳世巨構《人的行為》（Human Action；第十五章）指出，自由市場不等於完全放任自由，那便如車輛和路人一樣得遵守交通規則（沒有交通燈、斑馬線等交通規矩，惟坦克車才享有交通自 由），新聞自由亦可作如是觀。筆者理性上期望新聞業同人能制訂具體準則（如專業團體的守則），讓業界知所遵循，但在現實上似乎已不大可能，以本港新聞界早 有不同政治立場，進而對新聞自由取態涇渭分明的組織（有東主、行政人員及編採人員的），制訂一套全體新聞工作者認可認同的「行為標準」，可能性甚低；而由 當局立法規範新聞工作的具體準則，在現實上是天方夜譚，不談也罷。正因為如此，筆者對香港的新聞自由前景並不樂觀，香港人也許要認真思考為什麼英國資深傳 媒人認為「世上沒有新聞自由這回事」的道理了。

新聞自由 代價不菲．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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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選票何價今昔比 問責闖關誤港人

一、經過十多年回歸後的生活，港人今天估量這塊向稱福地的未來，究竟是明天會更好還是日趨墮落、比不上 過去的活力和朝氣？以九七回歸時只有二三十歲的年青人來說，到了「五十年不變」之期屆滿時，這批「回歸老人」是活得比他們的前輩更有出息、更富意義，還是 不進則退，比起鄰近地區人民的生活大有不如而萎頓失色！

在 「八十後」尚在牙牙學語的時候，筆者於「政經短評」已反覆論述民主政制並不是最有利於香港的種種觀點，舊作如〈民選立法局──玩完〉（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 六日）、「精英諮詢是最適合香港的政制」（八四年八月的系列短論）等等，適足以反映一人一票的選舉，在筆者心目中，並非位列至尊，更不是唯一可取、無可代 替的政治制度。

若 干年後，於前途談判大局底定的九十年代初葉，英國人定期歸國，有鑑於殖民者撤走時屢屢留下尾大不掉的民主（姑勿論種族和宗教）「炸彈」的「往績」，筆者心 有所危，極不願見一人一票的普選匆匆就道，以草率始，以不可收拾的亂局終。這種考慮使筆者反對直選的態度，一以貫之，絕不含糊。

九 七以後，情況再不一樣。繼續以香港為家的人，須奉《基本法》為立「區」之本，而《基本法》對行政長官和香港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指引（第四十五條和六十八 條），非常明確。前者是「最終達致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而立法會的產生，則「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別 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致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基本法》具法律效用的有關規定，令筆者對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從懷疑變為不得不支持！

扼要地說，不問是否「愛國愛港」，單是守法奉公，香港人已別無選擇、必須以走向雙普選為政治依歸。換言之，無論是否喜歡一人一票的選舉，只要是香港人又無意興革反抗推倒《基本法》的意向，便得遵循《基本法》定下的政改路線，迎接雙普選的來臨。

荒謬的是，一班自視「愛國愛港」人士形成的社會「板塊」，卻千方百計、讒言游說，拖延普選之期，那些爭取按《基本法》指引定期貫徹普選指引的，反而被中央和特區當權在位者「定性」為立心不良、有心搗亂，甚至被冠上「反中亂港」、「勾結外國勢力」的大帽子！

港 人究竟應當怎樣詮釋「按《基本法》辦事」？比較崇尚理性文明的香港人，究竟是應該追隨《基本法》指引，還是任由一班當朝權貴故意曲解才算數？斷是論非究竟 還有沒有客觀和公道？香港何以在短短十數間變得如此顛倒？眼底下，究竟誰在行不由徑？誰是身不由己？誰在欺人騙己、言不由衷？誰被歸邪？誰能允正？〈均衡 參與一起糊塗〉，是筆者近十年前（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本欄）一篇舊文的題目，當年憂顧，盡呈眼底，如今看來，事態的發展，只有日比日甚的更難堪，不是 最難堪。老香港能不痛心！

不 少香港人，尤其是商界中人，並不特別在乎行使那張選票的公平權利，因為政治之於一般人，並非理想而是實惠，任何形式產生的政府，只要能夠保障社會有序、人 身自由、言論自由、市場自由、私有產權、個人意願、公平競爭、機會開放、沒有集體意志凌駕獨立人格的威脅；加上政權和平交替……。這樣的政治體制，還用斤 斤計較其是否由選舉產生？不用投票而有這樣的政體，豈不更為省時省事？

二、 港人對民主政治的成效，很少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不會幼稚地認為有了選舉的政治，管治便能安然上軌；近三四十年來那些數以萬計湧來香港「打工」的傭工，哪 個不是來自擁有民主選舉機制的鄰近國家？這些民主國家，或因貪腐成常態，或因法治不彰，或因宗教種族的爭權鬥法，弄得民不聊生、經濟頹唐、治安不靖、國富 流失……。至於民主政治政客為爭取選票傾向大派「免費午餐」，造成福利過度的流弊，港人更是耳熟能詳；然而，何以回歸後，一般港人對普選的要求愈來愈殷 切，除了追隨定於一尊的《基本法》，董建華連任（雖然無法終任）行政長官的若干錯誤決定，可說是刺激港人爭取普選訴求更上層樓的主要原因。

二 ○○二年二月，董先生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連任；第一屆任內的經驗，讓他感到公務員系統的處事方式，令他難展抱負、壯志難酬，這種「積怨」，促使 他在連任後隨即宣布會在履新第二屆行政長官的第一天（同年七月一日），實行參照美國部長制的「高官問責制」，將所有原來由公務體系遞升的司長和局長職位， 由行政長官直接委任，這等於讓行政長官獨攬大權，各問責高官（政策局長）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務司司長統領各局的職能，於彈指間喪失。九月五日本欄〈非 關政權惹禍事，只緣管治出蹺蹊〉，對此如何把「行政主導」變為「行政長官主導」的無窮後患已有論述，於茲不贅。

從 港英政府最後一位布政司過渡到特區政府出任政務司司長的陳方安生，她對「行政長官主導」的複雜性和缺失，看得比誰都清楚，可是，她說服不了董氏打消主意， 而掌管香港事務的京官讀不通香港這本書－－「公務員系統必須保持政治中立」，對他們來說，若非不知所云，便是言不及義；向京官條陳利害的陳方安生被以為權 威受挑戰的京官「曉以黨義」，結果是，陳方安生在與她的上司董建華不和的傳言中，自動請辭，結束了三十九年的公職生涯！

高 官問責出台時，市民不是人人像陳太般看到當中的缺失，料無不良存心的董氏，只是急於求成，怎麼亦想不到雖然因而多了聽命於他的政治問責團隊，卻嚴重削弱了 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實力，令管治效果出於董氏意想之外的不濟。在未有問責制前，朱鎔基總理指他「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到落實問責制三二年後，胡錦濤主席着 他「查找不足」，董建華下台時到底有多清醒，固然是個謎，作為評論者，筆者卻清楚看到《中庸》的「愚而好自用，災必及其身」在香港政治現實上充分反映。

當 初沒有堅持《基本法》的指引，放任董建華在管治統屬上改弦易轍，那些負責香港事務的一眾京官，可曾反躬自省？他們可有為了彰顯京官的權威本色、支持董氏行 差踏錯而知所反省？取吸教訓？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迄今為止，筆者看不出負責香港事務的京官意識到董建華邁出令香港走向難以管治的一步！

縱 使港人未能即時覺察董先生實施高官問責制的貽害，但是對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地位不保，怎會無動於衷？行政長官委任政治官員的權力膨脹，市民對官員權力制約不 夠健全的疑慮日深！至於中央一力支持表現並不理想、對行政系統可說有破壞無建設的董氏，竟能於毫無對手的情況下連任，那與港人意願落差甚大，港人治港看來 已不再實在。一連串的失落、憂慮、不滿，因董政府有意強行通過「二十三條」立法而激發為五十萬人上街的大型示威遊行，「二十三條」擱置立法，訴諸民意的民 主訴求更為具體。

上 街示威成為港人最有聲勢表達訴求而效果大小不一的途徑，二○○四年初，董建華成立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研究原則程序蒐集公眾意見，兩份相關報告，分別於同年 三、四月間發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卻於第二份報告發表後不數日便解釋《基本法》條文及附件，否決了二○○七年普選行政長官，亦不認同二○○八年進行立法會議 員普選；二○○七／○八年雙普選，是九十年代民主黨、自由黨和民建聯成立時不約而同、毫無異議的進程，一經人大「解釋」，全盤落空；而在人大常委會表態前 不久，民建聯已把其政綱中「爭取二○○七／○八年雙普選」，悄悄地改為「爭取二○一二年雙普選」。其他政黨與不少市民發覺《基本法》的指引，根本沒從香港 形勢作考慮，要求及早雙普選的民主訴求，自此滙成洪流。二○○四年七月一日再次有五十萬人上街，要求是清晰的二○○八／○九年雙普選！

治絲愈棼的香港政治．之一

from 山中雜記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2427.html

林行止:不滿現狀不見前途

 一、在傳統印刷傳媒評論時政，不知同行有什麼感想，以筆者來說，愈來愈有時不我予之感，以當今電子媒體深入民間、網絡信息無遠弗屆，印刷媒體論者執筆時，可評述的角度幾乎都被論及，重復已成明日黃花的「新」聞和拾人牙慧的論述，顯非自重的獨立論者所樂為。這正是在「新時代」作為傳統媒體撰稿人難為之處。遠的不說，僅是打開昨天本報，有關埃及亂局的評論，便有凌劍豪、練乙錚和關愚謙等的鴻文，珠玉在前，更增筆者落筆之難度。

然而，埃及「屠城」這等大事，不可不寫，惟此事蔓延經月，該從何處入手讀者才不會有似曾相識之感？便從把民選總統穆爾西趕落台的「可畏後生」說起吧。原來，導致當前埃及政局變天的「主謀」，是今年二十八歲的印刷媒體記者、社運分子及電台節目制作人巴亞（Mahmoud Bahr﹔一九八五年生），他在前總統穆巴拉克治下後期，加入草根反對派組織「受夠了」（Enough），亦是剛剛辭掉副總統（主管對外事務，就任僅一個月）職位、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二○○五年諾和獎得主）巴拉迪（Mohamed El Baradei）發起的「求變國家協會」成員。穆巴拉克二○一一年二月被軍事集團攆下台，翌年年中軍人「還政於民」，舉行大選，六月三十日由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支持的自由正義黨（與兄弟會信念理念相同但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不同）黨魁穆爾西，以得一千三百余萬票（得票率百分之五十二）當選。這位埃及一九五二年以來第一位民選總統，全面推行貫徹伊斯蘭法典（沙裡亞），等於以《古蘭經》經文治國，剝奪了經商、社會活動以至家庭和個人生活的自由﹔加上失業率上揚人身安全愈無保障，反穆爾西及其庸政「幕後黑手」兄弟會的民憤高漲……。今年年初，巴亞和四名同路人發起「叛逆」（Tamarod）運動，目的在征集全國簽名，看看能否有足夠票數迫使穆爾西落台，當六月二十九日巴亞宣布征集的簽名達二千二百一十三萬四千四百六十五個（由最高憲法法庭核實），比穆爾西當選的得票總數多近倍，顯示反穆爾西民情已達沸點﹔三十日「叛逆」發起全國促穆爾西下台的群眾大示威，「警民」沖突日有所聞，延至七月三日，軍事集團「俯順民情」「逼宮」，穆爾西被褫奪總統職務並遭軟禁……。

導致埃及政權變天的主角，是一名今年二十八歲的青年，這使筆者想起令美國政府從道德高地下墜的斯諾登，今年才三十歲（他在香港過三十歲生日！）﹔而美國陸軍一等兵曼寧（B. Manning﹔一九八八年生）三年前把美國國防及外交機密電子檔案交給「維基解密」（Wiki leaks）時僅二十二歲……。回看我們香港，「學民思潮」的主要發起人黃之鋒才十五六歲，他的「同工」亦大多在二十歲上下！在「耆英」心目中這些少不更事的「八十後」，竟然於無聲無息間做出轟轟烈烈令國家翻天覆地以至左右世界政局的大事，這可不是一句「後生可畏」或「自古英雄出少年」便能解釋！

二、穆斯林兄弟會於一九二八年成立，是遜尼派的政治組織，「一切以伊斯蘭教義為最高原則」（Islam is the Solution），其排外性保守性及唯我獨尊的傲慢，概可想見﹔在受西潮影響不斷尋求進步追求公義的埃及，兄弟會成為阻礙國家現代化的絆腳石，而兄弟會為落實其主張，多次參與刺殺與其政見不同的總統，亦因此被多屆政府如於一九四八、一九五四及一九六五年定性為非法組織。由於埃及九成以上人民為回教徒（絕大部分屬遜尼派），扛出穆斯林招牌的兄弟會，很快恢復合法地位，但仍被禁止直接參與政治活動。這次兄弟會假保衛民主選舉果實之名闖出大禍，有關暴亂的是非，不易判斷（若雙方各打五十大板，沒意思）。軍方動手推倒兄弟會支持的穆爾西政府，兄弟會連日「搞事」，理所應為﹔它雖遭軍方強暴鎮壓，領袖被殺被捕數以百計，但仍誓言抗爭到底，不僅埃及亂局仍未見平息端倪，其被再次定性為非法組織，已呼之欲出。

自從納塞上校於一九五二年發動政變推翻埃及王朝，這六十多年來，埃及經歷了社會主義、民主、軍事獨裁等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統治，數度折磨，國家元氣大傷。穆爾西在位雖僅一年多，但執政黨與兄弟會結成牢不可破的議會聯盟，通過了不少不利勞工階級而大利於資本家的法例，成為巴亞這個小伙子登高一呼千萬人響應的根本原因。有關穆爾西政府「經濟極端保守主義」的細節，七月號（時埃及倒穆爾西民意甚盛卻未有大規模示威）法國《世界報外交月刊》（有英文版Le Monde de Diplomatique）有長文詳述，由於已失時效，這裡不引述了，大家只要知道聯合國屬下的世界勞工組織去年底已把埃及列入違反國際勞工協約（埃及是簽署國）的黑名單已足！

昨天美國一位熟悉中東事務的共和黨參議員對傳媒指出，埃及「正」、「邪」雙方都不是好東西，他沒有進一步闡述的是，基於其在中東地位的政經利益，美國（和親美的西方國家）只能毫無選擇地支持埃及的當權者。這即是說，以目前的政治格局，不論當權的埃及政府行民主政制、社會主義或軍事獨裁，美國都不得不支持。這是為什麼以世界警察自居、自以為代表正義的美國，不對槍殺示威者以千計的「開羅屠城」發惡聲的底因。

美國這種雙重標准（軍方射殺示威者以千計，歐盟還在「審視局勢」不置一詞，歐美之偽善，一丘之貉也），目的無非在使埃及政府信守其與以色列簽訂的和約，此和約保障了為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控制的加薩地帶—夾於以色列和埃及之間長約四十公裡闊在十公裡左右容納一百五十多萬巴勒斯坦人的狹長地帶—的和平，等於免去以色列「後」顧之憂（如此才能專注應付伊朗的「挑戰」）﹔而穆爾西以為繼續穆巴拉克時代遵行的政策，對美國和以色列有利，因此可令美國運用影響力防止任何推翻其政權的政變，哪知此次「計算錯誤」！

埃及是人口近億（約八千五百萬）的中東大國，在地緣政治上舉足輕重，以其控制水運要道蘇伊士運河和流經多國的尼羅河（據一九五九年簽署的協議，埃及每年可抽取五百五十五億立方米尼羅河水〔主要注入阿斯旺水庫〕，蘇丹只有一百八十五億立方米，而上游的埃塞俄比亞等國並無「配額」﹔近年尼羅河水分配已起爭執，埃塞俄比亞決定在上游截流興建大規模的「新生〔Renaissance〕水壩」，將令埃及漸失優勢）﹔由於兄弟會痛恨沙地阿拉伯皇室（最大罪狀為「勾結引進外國（美國）勢力」），穆爾西被趕落台，沙地國王阿卜杜拉第一時間發電祝賀新政府並實時提供五十億（美元．下同）經援（十億現金、二十億等值的石油及十億銀行存款〔Bank Deposits〕，那與現金有什麼分別，不明）﹔而來自海灣國家的經援總數達一百二十億。沙地為美國在區內重要盟友，其動向應可看出美國對埃及政府「輪替」的態度。美國雖然中止與埃及的年度「軍演」並押後四架F十六戰機的付運，但十三億軍援（《世界報外交月刊》不稱軍援而說是給「埃及軍事領袖」的金錢）及二億五千萬經濟援助則如期撥付，美國這樣做的最終目的在為以色列買「後門」的和平。循此思路，控制政權且表明信守「以埃和約」的政府，都會獲美國支持！

from Just Getting By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4642.html

林行止:笑說鴻門宴 實為紅門威

 一、在昨天立法會的宴會上，主賓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表現，可說頗為得體，既從容收下多位議員「別有用心」甚至「存心挖苦」的「禮物」（從電視所見，「禮物」都不屬中聯辦網站昨天張貼嚴禁官員收受香港市民的「禮包和貴重禮物」）﹔在接下馮檢基議員的「筲箕船」時，還即興對「筲箕」的來源與功用作出一番中規中矩且具深意的說明，從中輕描淡寫地帶出「篩選行政長官」的必要性！當然，問題亦出在這裡，北京認為應被過濾掉的「渣滓」，也許正是港人（當然不是全部）心目中的「精英」，此中的偏差，希望可從張主任實現他來港就任時許下的「三個願望」（包括與立法會議員真誠溝通，多交、廣交、深交朋友也交知心朋友﹔協助立法會組團往內地參觀、考察、訪問和研習﹔與香港各界為香港順利實現普選努力）中，拉近彼此的距離。看他以「相互體諒、求同存異、理性溝通，良性互動」這十六個字作結語，這種可能性不必抹煞。

張主任致詞時響應立法會曾鈺成主席的發言，再次強調希望並會盡力協助立法會議員赴內地參觀、交流。看昨午與會的五十多名議員中，數名早被拒絕進入內地，未知張曉明能否替這些議員「平反」讓他們回內地？

出席昨天的午宴，不僅是「破天荒」，張主任且與數名向被視為「反中亂港」的反對派健者「同枱食飯」，彼此「真誠交談」，頗有把「敵我矛盾」扭回為「人民內部矛盾」的示意﹔不過，在「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的統戰大方向未變之下，這種看法未免流於單純和天真，看張主任飯後對記者表示「堅決反對佔領中環行動，不論發起者如何花言巧語及粉飾包裝，違法就是違法」﹔又說「假若容許一些人為了表達政治訴求，不惜挑戰香港法律底線，將是一個禍，後患無窮」。張主任是封疆大吏，說這些話以宣示立場，是分內事，但從中可看出任何不肯在北京設定范圍內與當局「求同存異」的個人或團體，均會成為被打壓對象，而張主任選擇這個時候赴此非鴻門宴的午宴，真正目的也許正是顯示中聯辦堅定打擊「佔領中環」的決心。在北京眼中，「佔領中環」諸君子既然選擇以行動爭取「真普選」而不與有關當局（中聯辦？特區政府？）就此命題進行「理性溝通、良性互動」，是「自絕於人民」，因而其言行均屬違法。應該一提的是，違法與否，應由法庭裁決，近來坊間有不少指「佔中違法」的說法，都是言論自由下的自由表述，沒有實際意義﹔但「違法」出自中聯辦主任之口，便有點「違法」的不尋常況味。

二、張主任午宴後這席話，反証了中聯辦已深切體會到「佔領中環」一旦成事，後果堪虞。以這一方面顯示了備受注目的反對建制力量不容小覷，一方面看出北京主導的雙普選未能普遍得到港人信任。由於客觀條件不許對「佔中」活動痛下殺手（見筆者較早前的剖析），中聯辦遂對「大多數」伸出統戰的「友誼之手」。換句話說，在香港主權回歸後十六年，中聯辦主任首度（還攜帶多名中聯辦高干同行）應邀與不同黨派的立法會議員午宴，當然目的不在「免費午餐」而在分化「佔領中環」的力量！張主任親和、誠懇的友善態度，也許因此有人願意就普選問題與有關方面「理性溝通」，結果很可能不再全力支持已被京官定性為「挑戰香港法律底線」的群眾運動。「佔中」聲勢被分薄的可能性大增。

筆者十多天前曾指能否妥善處理「佔領中環」活動，是行政長官梁振英能否終任的試金石﹔現在看來，此事亦與張曉明主任的仕途息息相關！這裡所說的妥善，「最善」是說服廣大市民，令「佔中」因得不到多數民意支持，無疾而終﹔「次善」是「佔中」活動和平有秩序地進行，不致影響中區商業生態、不會涂污香港的國際聲譽。但張主任和梁特首有這種本事嗎？

由於張主任在致詞中強調中央政府對在香港實現普選的誠意（若無誠意，《基本法》不會把《中英聯合聲明》沒提及的「普選概念」納入），對此港人不必懷疑，問題隻在京港之間對如何貫徹普選的具體細節出現「原則性」分歧而已（比方說，張主任的篩選論不少港人便期期以為不可）。事到如今，在梁振英政府施政處處受阻且顯得無能為力（有心無力!?）的情形下，中聯辦已把普選事務攬上身，但願中聯辦清楚地看到聽到相當部分港人對普選的訴求（這部分港人，不能說是「大多數」，但他們一旦齊心行動起來，足使商區癱瘓！），在日後中聯辦與議員或任何願意與其進行真誠溝通的人討論此問題后，得出與「佔中」諸君子提出的普選訴求相近的結論。惟有如此，才能化解一場可能是「後患無窮」的禍事！

林行止:汪洋庄諧並茂 中美異床同夢

 一、在去周於華盛頓舉行的「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禮上，國務院副總理汪洋的「開場白」，盡顯中方的自信與汪氏風趣幽默的風格。這次對話是奧巴馬連任及中國領導層換屆後的首次，雙方的代表都是「新人」，汪氏因此指出：「在中國的語境裡，『新人』是指剛剛結婚的夫妻……中美經濟關係有點像夫妻，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我們二家不能走離婚的路！」輕鬆得體，預示這次會議延續了六月上旬中美領袖在加州「（陽光）庄園之會」確立的合作務實精神，「對話」果真取得「較大進展」。

有趣的是，汪洋的中美聯婚說，與近日「是非多多」在哈佛任教的英國歷史學家富（費）格遜（及經濟學家M. Schularich，柏林Freie大學經濟學教授）於二○○六年提出的「中美利加」（Chimerica，這是筆者自詡為音義俱佳之譯）不謀而合。筆者認同中美關係如夫婦對雙方有利的論証，數度在本欄指出中美婚姻亮紅燈但不應離婚—這點看法與富格遜不同，以他從二○○九年中開始多次為文（以至在美國國會「作証」）指「中美利加將以離婚收場」（Chimerica is headed for divorce），更與M. S.合撰論文〈中美利加的終結〉在二○一一年三月號的《國際金融學報》（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發表。

富格遜（和他的合作者）認為過去十年，世界經濟受惠於中國大量出口和美國的過度消費，但二○○八年的「金融危機（海嘯）」令這種「婚姻」出現重大困難。富格遜的理由值得重視—一九九八年至二○○七年中國的經濟增進，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德和日本壓低匯率全力促進出口造成巨額外貿盈余無異，惟中國和德日有二點重大差異，其一為中國以「前無古人」（without precedent）的手段干預（壓低）人民幣匯價，成效彰彰，扭曲了世界經濟﹔其一則是中國堅拒讓人民幣升值，這與德、日完全不同，富格遜因此預期：〈中美利加「玩完」—友善地分手或匯價戰〉（The End of Chimerica - Amicable Divorce or Currency War，在國會「作証」用的題目）。富格遜說的不無道理，以中國不肯像德、日般乖乖就范升值，恐有後患﹔但由於中、美經貿往來這麼多年，正如汪氏所說，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然也有吵架，有分歧」﹔然而，只要「增進了解，增強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礎」，便不應離婚……。

隨著這次華盛頓對話「圓滿結束」，中、美短期內「異床同夢」（政制不同，有如夫妻意見不合分房而睡，因稱「異床」，惟彼此都發發財的美夢），即使婚姻已起「質變」（美國「重返亞洲」後，筆者二度為文指出「中美利加質變」），亦因為「共同利益」仍在，遂不致離異！

二、汪洋以風趣幽默口吻說出中美和諧相處雙方經濟上均可受益的現實，在這種情形下，雖然她們之間舊（固）有新增的矛盾多不勝數，惟「看在錢銀份上」，一切都可坐下來慢慢商量……。六月十八日本欄提及哈佛國際法教授（伊斯蘭思想專家，曾協助戰後伊拉克草擬憲法）費爾明的新書《Cool War : The Future of Global Competition》，筆者終於譯之為《暗斗—中美幕後發功各謀私利的全方位競爭》，此書「文本」不足一百七十頁（加六七十頁的參考書目、注釋及索引），簡明可讀且有新意，特向各位推薦。書中僅一處提及香港，作者認為戴卓爾夫人一九八二年因福克蘭島主權不惜遠涉重洋對阿根廷用兵，有向中國宣示英國不會讓中國信手拈來（impunity）即可無條件收回香港的用心〈頁二十一〉。

「冷戰」（Cold War）是指世界各國分成二大政治意識對立的陣營，一方以美國為首、一方由蘇聯挂帥，雙方各以核彈瞄准對方（以摧毀對方為標的），彼此劍拔弩張、嚴陣以待，別說導彈亂飛，僅僅「擦槍走火」亦會釀成文明世界覆滅的大災難（第四次世界大戰的武器是石頭！）。在一般人眼中，「冷戰」於推倒柏林圍牆、蘇聯解體後已成陳跡，但事實上，敵我怒目相向的局面仍隨處可見，比如歐美與中俄對敘利亞及南蘇丹亂局的態度，美國及其「盟友」義無反顧地支持以色列而中國和俄羅斯則不希望伊朗變天親美﹔這種對峙情況在亞洲更清晰，釣魚島以至南海岩礁的主權紛爭，中、美（扮演幕後黑手角色）唇槍舌劍甚至槍炮相向，各不相讓，局勢看似十分緊張。不過，費爾明反復論辯，認為這類地域性沖突，即使有關雙方「短兵相接」，亦不致釀成「環球沖突」（世界大戰），那從近年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和阿富汗戰事，以至較遠的韓戰及越戰僅局限於國境內可見。

為什麼「列強」特別是現階段的中國及美國會自我克制？本書提出三項解釋。

第一、經濟各取所需各有所得，不等於會使地緣沖突消失於無形，但力保既得利益的政客皆以「中美利加」可以滿足雙方經濟需求為念，大打出手便不難避免。

第二、中美都要盡量避免挑戰彼此的「底線」。中國的「底線」為不實行民主選舉而中共可以持續執政﹔美國（及其盟友）則不可在人權問題上退縮（以免觸動國內人民的道德神經而引起反政府風潮）。換句話說，避免雙方關係惡化，彼此都不能觸及對方的「底線」。非常明顯，中國不得不接受美國對其人權狀況的抨擊，而美國在這方面點到即止（僅觸及中國能夠接受的層次）不會「認真」﹔另一方面，美國亦不可迫使中國行多黨民選政體，一旦越此雷池，「婚姻」必然破裂。

第三、為免使「暗斗」激化為熱戰，國際性組織如聯合國安理會及世貿組織等，應被賦予更大權力，而經濟互利的國際性組織愈多愈妙﹔這類發展都有助減低戰爭風險。但雙方因此「拉幫結派」，形成劇烈的「暗斗」。這方面，短期內中國似取得不錯成績，以其「不干預他國內政」的外交政策，比起美國硬銷「普世（包括民主政制）價值」，更易令人接受。不過，畢竟民主是當今民智盛開的政治主流，與中國友善的國家便只有諸如伊朗、北韓和蘇丹這類宗教狂熱或軍事獨裁政權，她們很難經受內部變革或外來力量的沖擊，一旦有變，其潰散之快速，已見証於侯賽因的伊拉克。

中美既是對手，然而合作卻對雙方有利，以經濟發展念茲在茲的理性政客，因此都希望「中美利加」這段婚姻可以維持，只要彼此別「撕破臉皮」、抵觸對方的「底線」，便可各懷鬼胎、「異床同夢」，不致以離婚收場。汪洋的「開場白」以輕鬆的腔調描繪了中美繼續同居一屋檐下表面和睦相處的「路線圖」。

不過，地緣戰略的沖突，在內地人民愛國情緒高漲混合對官僚系統的貪腐極度不滿的民情，於美國「誓死」協防日本、保護台灣條件下，便可能爆發不可收拾令「暗斗」變為「明爭」成為牽動環球政治生態的熱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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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政治理念有別各自表述

 一、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六月七日和八日在南加州的「陽光莊園」（Sunnylands，看去周《經濟學人》的封面，筆者以為此譯名恰可）的「歷史性非正式會晤」已落幕。佔地二百公頃的「陽光庄園」為美國傳媒大亨華特．安納伯格（W. Annenberg, 1908-2002）名下基金的產業，其家族在費城辦馬經報起家，至華特手上，以創辦周刊《電視指南》和《十七歲》成巨富。華特服膺大慈善家卡耐基前半生「聚財」（創富）后半生「散財」（行善）的哲學，多次賣出旗下報刊，成立慈善基金。「陽光庄園」於六十年代中期落成，成為安納伯格夫婦避暑庄園，他們在此招待過不少在位和退休政要，包括多位美國總統和日本首相。奧巴馬選擇在這裡與力圖與他「平起平坐」的習近平「促膝論天下大事」，甚為合適﹔而向來講究禮炮迎賓、食必國宴即注重排場的中國領袖，同意這次隨和不結領帶之會，顯示了大國崛起後難能可貴的自信！事實上，習近平的權力遠遠在奧巴馬之上，他按慣例可做足十年，有決定和戰的權力﹔而他的主人任期隻餘三年多，連人民的電話都不能聽！

「莊園之會」，主、賓各自表述，沒什麼具體成果。中方一如舊貫，拋出連串抽象口號，如中、美要建設前無古人、後啟來者的「新型大國關系」，又指藉此可加強對話、增加互信、發展合作以至管控分歧﹔但「文化根底」不足的老美，「無詞以對」，據周日《紐約時報》報道，會後奧巴馬隻表示兩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而這樣做是否做得妥當，有待未來數周、數月以至數年的對話。為中國打開進入世界大門的前國務卿基辛格，九日在CNN的訪談中說，如果一切順利進行，而且雙方都不致行差踏錯（... both sides are lucky），十年之後，國際關係將因中、美而改變。老於「世故」的基辛格最後說，如果中、美的「合作」出岔，那亦不打緊，以「兩國會各自追求本國利益﹔美國肯定會這樣做！」基辛格退休後成立顧問公司，大賺人民幣（事實是向美企提供與中國打交道之道大賺美元），被視為親華的中國通，惟在此骨節眼上，他的美國立場十分鮮明﹔他上述這段話的真意是，假如中國不遵照美國定下的「指引」行事，美國將按本身的意願辦事，必要時不惜付諸戰爭！

二、中國要和美國建構「新型大國關係」、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美國的解讀也許是中國要和她「分治」世界──事實上正是如此──美國對此肯定不會同意。首先是，一如上述，美國對這類內容虛無的抽象名詞並不習慣，因此只是中國自說自話，沒什麼實際意義﹔換句話說，一切要看實際行動（亦是中方最常說的「聽其言、觀其行」）。其次是，中國追求這種關系，目的無非在使「中國夢成真」，而撇除連串美好動聽的話，「中國夢」便是要實現「富強的中國」﹔對於「富」（rich），包括美國在內的民主世界樂觀其成，以各國極可能雨露均沾，但「強」（powerful）美國便有所顧忌和保留，以美國馬首是瞻（一旦爆發戰爭莫不依賴美國「協防」、「保護」，因此小事可以自由表述大事不得不隨美國音樂起舞）的西方諸國，與美國同一鼻孔出氣，理所當然。

不管中國如何「崛起」，只要政體不改、一黨獨大，美國在亞洲增兵「圍堵中國」的策略便不會變。美國這樣做有她強詞奪理但實際上不無道理的理由，比方說，她在亞洲各盟國駐重兵，如此日本和南韓甚至台灣便不必自己發展核武（按照「常理」，以色列有核武，伊朗隻好「冒大不韙」跟進﹔北韓有核武，南韓、日本亦只有向之看齊才能「保家衛國」﹔同理，中國有核彈，台灣若沒反擊力量，怎能在公平條件下達致長期和平？），亞洲爆發戰爭尤其是核戰的可能性反而下降。另一方面，亞洲「諸小」（包括文萊和馬來西亞，今年三月中旬，中國艦艇開進她們聲稱擁有主權的海域而起糾紛）只要人民幣而對解放軍怕得要死，唯其本身力量有限，在中國軍事崛起的陰影下，不得不借助追求自由民主政治理念相同的美國。越南一面大購俄武一面與美國達成防衛協議讓美艦進駐金蘭灣基地﹔而菲律賓購美艦之餘尚與日本「協防」﹔澳洲五月上旬通過的「國防白皮書」，把無條件支持美國重返亞洲策略法律化。台灣在經濟上（應該說是商業上比較確切）與內地打成一片，但政治上設法與北京保持遠距離（民主與非民主國家的關系通常如此），在「五九事件」（五月九日菲海安人員射殺台灣漁民）之後，為免「盟友」內訌，美國也許會把台灣拖進區內海岸防衛網之中，這意味現在只「訪問」中國的美國海防艦隻日後會進出台灣港口，同時令台灣與日本及菲律賓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關系。非常明顯，美國國內問題多多，但其重返亞洲的策略只會不斷升級。

三、澳洲學者懷德的《為什麼美國須與中國分享權力》（H. White:《The China Choice: Why America Should Share Power》），從經濟角度入手，其分析以後再說。今天只提懷德提醒世人，希臘史家修昔狄德（Thucydides）的《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詳細紀述五世紀雅典經濟及軍事崛起（rise of wealth and power），令擔心權益被分薄（侵佔）的斯巴達惴惴不安，是為兩國大戰的伏線（去周《經人》社論亦引此典）。當今之世雖然遠遠比千五、六百年前多元、復雜，但新興強國要在政經利益上分杯羹，兵強馬壯的既得利益集團──老牌強國──又豈會拱手相讓!?權益受侵加上妒忌，令自恃武功過人者動輒啟戰端。古希臘太遠，近事又如何？二十世紀初葉，歐洲各國君主稱兄道弟（各國皇室通婚是傳統），可是一宗意外便肇啟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於政體不同政治意識有異，中、美（中國與民主世界）和平分享世界權益，永遠是空中樓閣。

這一期（六月九日）的《大西洋雜誌》有〈中國如何令血洗天安門變得無關宏旨〉（How China Made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Irrelevant）的短文，一句話，便是經濟滿足了人民追求物質生活的欲望，令他們對自由民主的訴求淡化。文章指出，一九八九年，中國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自由批評政府、傳媒受嚴格控制……，二十四年後的二○一三年，中國人民這些「待遇」不變。然而，如今中國人有擇業自由、旅游自由、選偶自由（除了同性）、消費自由，還有教育、醫療種種一般百姓可以享受的「福利」，令這個高壓、貪腐政權仍受大多數人擁戴。但是，這種把經濟與政治分離的現象，一出國門，便遇反抗，民選政府不能不俯順憎厭獨裁的民情，這正是中國不作政治改革便不可能與自由世界融合同時無法安坐世界第二大國（就經濟體積看，至二○一五年也許是第一大國）寶座的根本原因！

加州「 莊園會」和今後一定出現包括「正式峰會」的連串會議，不管如何成功，都無法改變中國自絕於自由世界民主社會的宿命。回到本港，如果北京不及時與「佔領中環」諸君開誠布公對話，而以恐嚇、高壓手段對付，不論內地經濟如何興盛、武備如何先進，中國的國際地位便無法真正確立！

from Just Getting By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3/06/blog-post_2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