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報紙還活著，但已經死了。從中國唯一榮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獎章的報紙，淪為幫內地政府在香港招商引資、「報社高層佔坑等錢」的機器，在大陸創辦的《大公報》，從提倡「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到在香港變成統戰工具，這個過程是如何發生的？這個歷史的弔詭，仍未終結。
文/曠達
2012年2月6日，中環大會堂，重慶「唱紅」表演贏得滿堂喝彩，香港《大公報》社長姜在忠熱烈鼓掌：「每場都看，每看一場都有新的感受和體會！」第二天，王立軍就從重慶去了成都。所謂「重慶模式」戛然而止。此後事態的發展，顯然超出了這位資深傳媒人的預判。
新記《大公報》的崛起
今年6月17日，是《大公報》創辦110週年的紀念日。《大公報》的第一把火延續了二十餘年，到了1925年冬天因為多種原因，被迫停刊。1926年1月，發行人英斂之與世長辭，該報眼見將深埋於故紙堆。幸運的是，它等來了三個人，這三人將帶領這份報紙迎來其百年歷史上最為燦爛輝煌的黃金歲月。
在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的緊張籌備後，1926年9月1日，《大公報》以全新姿態復刊，頭版頭條提出了著名的「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主義」宣告報紙不再為政黨服務，也不以盈利為目的。因為只有這樣，報紙才能盡到「對於國家社會負有積極的扶助匡導之責任」。
吳鼎昌的資本、胡政之的經營，加上張季鸞的文筆，這三駕馬車很快將重生的《大公報》拉上正軌。到了1930年，日銷量已經最高達3萬份，胡適之、梁漱溟、梅蘭芳等人都開闢了專欄。一時間新《大公報》名聲鵲起。
1938年，因為上海、南京、武漢相繼淪陷，走投無路的胡政之來到了香港，希望能夠將報館開在暫時安全的英國殖民地上。辦公室在利源東街的一座唐樓上。1942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報館宿舍也受到日軍轟炸，胡只好帶著同仁撤出香港。
1948年3月15日，還是在利源東街，港版《大公報》正式復刊。在社論中，胡解釋了來到香港的原因：「我們願意在中國的國門邊上與世界愛好和平的有志之士共同努力。」沒過多久，胡政之便因病逝世。整個報館的未來壓在了王芸生的肩上。
倒向共產黨
王芸生早年受張季鸞提拔，因此他早期思想與張頗為相似，對共產黨寫過很多批評，《新華日報》封給他一個稱號：「法西斯的有力幫兇」。但是他對國民黨的日益腐敗與專制，也很看不過眼。於是，蔣介石的《中央日報》也送給他一個別名：「雙料的新華社應聲蟲」。
處於左右夾攻中的王芸生坐臥不安，不知道該往何處去，他不願長期滯留香港。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就把自己反鎖在家中，思考未來的出路。恰在此時，兩個人登門造訪。一個是《大公報》駐美記者楊剛，另一個是香港同事李純青。他們另外的身份是，中共地下黨員。
經過幾次試探，李純青向王芸生交了底：「我問你，願不願意到解放區去？毛主席願意見你。」聽到自己仍然被共產黨的「最高領袖」關注，王芸生一連幾日睡不著覺，興奮異常。
他決心抓住自己最後的機會，帶領《大公報》向中共投誠。那是1948年11月。
就在王芸生等待北上「面聖」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令他始料不及的事情：天津版的《大公報》被中共易名為《進步日報》！
後來有人回憶了當時場景：「某夜，新華社一條電訊，謂天津《大公報》改名《進步日報》出版……時夜班諸人都已上班，王芸老（王芸生）、李純公（李純青）也來了，或立或坐於臨窗兩橫一豎的三張寫字台前，瞠目結舌不能語。」
第二天，港版的《大公報》全文刊登了新華社轉發的《進步日報職工同人宣言》：「《大公報》擅於在所謂的社評宣傳上運用狡詐手段……他們在蔣介石御用宣傳機關中，取得特殊優異的地位，成為反動政權一日不可缺少的幫手。」
翻查新聞史，這恐怕是一個絕無僅有的新紀錄：在自己的報紙上轉發痛駡自己的社論。
原本還有稍許期待的王芸生坐不住了，《大公報》至此全面倒向共產黨。他懷揣著《我到解放區來》的自白回到大陸：「我這次到解放區來，不是來『中立』的，也不是來『獨立』的，乃是向革命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的人民陣營來投降的。」
他一定記得，10年前上海版《大公報》停刊前的最後一期社論就是他寫的：「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惟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幾十年後，王芸生彌留之際，嘴裏喃喃道：「先輩把《大公報》交到我的手上，但是我給你們的是一張白紙……」
統戰報的衰亡
中共建政後，香港《大公報》全面轉左，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這份報紙仍然不失為一份大報，它的晚報版本《新晚報》還一度是香港市面上最為暢銷的晚報。
原因在於，周恩來曾一再提醒負責監管《大公報》、《文匯報》的港澳工委：「不要在香港辦黨報！」 而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也提出，在香港的報紙，不要搞黨報左報，不要老擺一張紅面孔、一副「愛國主義」的架子。
中共是希望《大公報》發揮統戰的作用，吸引到更多的資本、人員，因此從那時候起就有一個說法：《文匯報》是機關報，而《大公報》則是統戰報。大公可以活一點，文匯比較左一點。
當時的總編是老大公人李俠文，他和《文匯報》總編金堯如一起進京時，兩人壯著膽子向廖承志請求：「在香港辦報要講社會化，就不怕五顏六色、五花八門……否則怎麼做到雅俗共賞，與眾同樂，為香港同胞喜聞樂見？」
金堯如進一步解釋了何為五顏六色：「都是打打殺殺、偷偷搶搶、非禮強暴、卿卿我我。」陳毅大笑。
就這樣，《大公報》聚焦點從社論轉到了副刊。當時刊載了不少優秀的傳記、書畫、小說等。海內外如章士釗、丁玲、林徽因等一流學者都是《大公報》的專欄作家。
在那個年代裏，《大公報》是香港左派的必讀刊物：「是我們左派的精神讀物。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來臨，李俠文擁有的空間越來越小。廖承志、陳毅、周恩來等人自身難保，於是港澳工委在文革風的吹動下，對《大公報》的要求越來越左。
首先內容上要求《大公報》多轉載新華社消息，反而香港市面的新聞和國際新聞、台灣新聞擠在了一個版裏面。國內難民潮湧來香港的新聞，一條不報。報頭一律得是套紅大字標題，刊有「毛主席語錄」。每天喊喊口號，批鬥英殖民政府。「而且報社裏面也有批鬥，雖然沒到武鬥的程度，但也非常厲害。」一位當年老人回憶說。
而這個年代恰好是香港民間報紙興起的年代，《明報》、《東方日報》紛紛成立，憑藉著「馬經」、「狗經」等版面搶佔了讀者，《大公報》的銷量跌到不足1萬份，主要是一些中資機構、左派學校仍在訂閱。
因此，《大公報》減少了港人編輯，多了很多內地調來的編輯。這些人對香港一無所知，報紙上的內容因此越發與香港市民的生活脫軌，甚至它的讀者也被香港主流社會看不起。總編李俠文事後回憶：「讀左派報紙被視為羞事，一些人要躲在廁所裏才能閱讀！」
最後的掙扎
李俠文是1990年離任的，原因自然與前一年的事件有關。一位老記者提到：「六四時港人遊行，正好經過《大公報》館，他們就全都走下來去參加遊行啊！」
與《文匯報》開天窗不同，《大公報》在版面上比較低調，但也發表評論《歷史的裁判必將是嚴峻的》、《人民軍隊豈能殺人民》、《天安門廣場上的屠殺》。這是《大公報》老報人最後的努力。
根據金堯如的回憶錄記載，半個月後，江澤民與李鵬召見《大公報》社長，見面就是一句質問：「共產黨出錢辦的報紙，罵共產黨！這是怎麼一回事？」「吃共產黨的飯，就應該聽共產黨的話，替共產黨辦事！」中央下令兩報「盡快轉彎」，第二年總編一職交給了曾德成（現任香港特區民政事務局局長）。
諷刺的是，他們找曾德成的目的，是爲了證明該報紙還是一份「港人報紙」，可是在曾的下面安插了一位「負責編輯業務的副總編」。
從1950年代後期開始，《大公報》就已經需要依靠北京的資金。後來一直是從中宣部直接撥款，「條條」（預算）找中宣部，「塊塊」（印章）找港澳工委。
報社記者也加快了換血，大量內地人進入報社。「我們都知道現在不是給香港人看的啊，就是給內地看的。」一位在職的記者這麼透露。如果說十數年前的《大公報》還是香港左派的精神食糧的話，現如今完全成了「報社高層佔坑等錢」的機器。
到現任社長姜在忠2008年上任，每年《大公報》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幫內地政府在香港招商引資。如重慶市「唱紅」團來香港「唱響香江」這樣的活動，姜也多有出席。
2002年《大公報》100周年慶典，會場牆上高懸著四個大字「不黨、不群」，有與會者看到後哭笑不得：「你說他們這是欺負嘉賓太傻，還是太沒有自知之明啊？還掛著不黨的招牌，完全是黨的了嘛。」
×小資料(張季鸞的四不主義)：
即「純以公民的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
即「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即「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即「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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