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法广
英国金融时报周日援引中国法院资料报道，自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中国借款人违约率已飙升至历史新高，凸显中国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
报道根据中国法院资料指出，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因无法偿还欠款而被当局列入失信黑名单的只有570万人，目前已突增至854万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年龄在18岁至59岁之间，占中国劳动人口1%，欠款包括房贷、商业贷款等各种贷款。
报道指出，违约者人数激增显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危机加深，也成为经济复苏的绊脚石。
根据中国法律，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将被禁止进行一系列经济活动，包括购买机票，通过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移动应用程序进行支付，这进一步拖累了受房市放缓和消费者信心低迷而陷入困境的经济。
报道引述恒生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表示，违约者急剧增加不仅是周期性问题，也是结构性问题。
据指出，中国的个人债务危机源于过去十年的借款热潮，北京智库国家金融与发展研究所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达到9月份的64%。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低迷工资不再增长甚至减少，许多人终于无力偿还债务而违约。
一些人被解雇，更多的人为找到工作而挣扎，6月份，中国青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21.3%，当局从此停止对外公布这一数据。
一位5月份被解雇的上海工作的王姓居民说，他只有找到工作，才能偿还28000元的信用卡债务。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找到工作。
列入黑名单的人生活可能会很困难，他们要应对数十项国家强加的限制。违约者及家人还被禁止担任政府工作，甚至可能被禁止使用收费公路。
报道引述一名在江西广告公司的张姓老板也因为拖欠银行债务而上了黑名单，她说，因为地方政府部门被禁止与列入黑名单的公司合作，她在失去客源的情况下，只好关闭公司。
今年5月她被当地法院禁止使用微信支付帐号，连为年幼的儿子购买食物都成问题。“因为我手上没有任何现金，所有日常开支都透过微信账户来支付”。
法院告诉她，如果她还清债务，她的生活就会恢复正常。但是她说，“我面临这么多限制，我怎样才可以赚钱还债呢？”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312/%E7%BB%8F%E6%B5%8E%E4%B8%8D%E6%8C%AF%7C%E4%B8%AD%E5%9B%BD%E6%AC%A0%E5%80%BA%E4%BA%BA%E6%95%B0%E5%88%9B%E6%96%B0%E9%AB%98%7C854%E4%B8%87%E4%BA%BA%E8%A2%AB%E5%88%97%E5%85%A5%E9%BB%91%E5%90%8D%E5%8D%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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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4 December 2023
Sunday, 3 December 2023
评论 | 程晓农：经济困境的来源--债毁中国(上篇)
今年初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拯救房市的措施，三个月后房市的反应是，二、三、四线城市房价持续下降，连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也降价一到两成。最近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中植集团宣布“严重资不抵债”，它的投资人多半是富人，似乎不象恒大、碧桂园暴雷那样冲击买房户的信心，但中植濒临破产，压住了非银行金融机构（保险、证券、信托类）的活跃度，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似乎被冻住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救不起来？答案是，因为“债毁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相关的内容很多，我将分上下篇来分析。
一、房地产的潜在客户濒临枯竭
过去20多年来，中国的房价涨了25倍，为什么房地产公司却亏得一塌糊涂？原因在于，债毁房地产业，恒大负债2.58万亿人民币，碧桂园更多。但民营房地产公司的巨额负债，比起中国居民的买房负债，其实只是九牛一毛。
由于房地产是中国过去20年来的经济支柱，而房地产业现在的衰微又与居民购房能力不足直接相关，所以，考察中国房地产的潜在购房户状况，才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行情的前景究竟如何。
全中国14亿人，按家庭户数来看是5亿户家庭，但并非所有这5亿户居民都想在城市里买房。因为，居住在乡村的2亿户农村居民都有自住房，他们基本上不需要、也没能力进城购房。所以，居住在城市的约3亿户居民的钱袋，就是房地产市场的购买力极限。
进一步来看，9亿城市人口当中，5亿是流动人口，或者是半流动型（即人口调查时确定为人户分离），这5亿人多半没有购房需求。扣除了9亿城市居民中的5亿流动或半流动型人口，只有4亿城市居民是潜在的住房购买者。而这4亿城市居民里，能够借房贷购房的，也只是年龄在30岁到50岁的人口，因为50岁以上的人离退休不远，未必能有偿还30年房贷的条件。根据人口普查的年龄构成来计算，4亿城市居民里，30岁到50岁的人口约占一半，即2亿人，相当于7千万个家庭。
从银行的调查中发现，现在从银行申请贷款的居民已经达到1亿户了，其中主要是申请了房贷。也就是说，城市家庭当中，虽然现在能够贷款买房的不到7千万户（这其中包含了已经还清贷款的家庭或不需要买房的家庭），但在银行里仍有房贷债务的达到了1亿户；换言之，有些家庭的成年成员现已超过50岁了，但还背着房贷没还清。
这样的分析说明了一点，20多年的房地产狂潮，早已把潜在的房地产客户吸空了；而现在及今后潜在的住房需求户，只能是随着年龄自然增长而又事业有成的一个很小的人群，以及想通过置换房产来改善居住条件的少量家庭，或想趁房产价格下跌、从中赚一把的投机客。这个结论说明了一点，中国的房地产趋跌，乃事所必然，在所难免。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房地产狂潮之后，必定是房产价格和房地产业务明显下跌。房地产被中国政府选定为经济支柱，其功能很明显是阶段性的；等到房地产客源萎缩，这个支柱就垮下来了，然后便带动整体经济持续下滑。
二、城市家庭负债沉重
到今年10月底为止，中国居民的银行贷款额达到了80万亿。申请过贷款的1亿户家庭当中，户均负债80万元。当然了，申请房贷的家庭，多少会有一些存款，把家庭负债扣除家庭存款（包括其他金融资产），就是家庭的净负债。这个数字反映出家庭今后的财务困难度和家庭支出及投资的潜在意向。
统计学用平均数来代表一个群体的数值，但前提是，数据的分布要基本上符合常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但是，中国的家庭金融资产处于偏态分布当中（skew distribution），即大多数家庭的资产数量很少，而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家庭占少数；用数据图来表示，就是横轴上显示的向右延伸的曲线，在靠近原点的位置非常高，然后曲线贴近横轴向右方延伸很远。偏态分布中少数富裕家庭的数据，会干扰用平均数所作的统计推论，因为少数富裕家庭的数据会拉高平均值，造成统计推断的偏差或失误。
胡润研究院今年3月发布的《2022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在中国，拥有600万以上金融资产的“富裕家庭”，只有518万户。由此推断，中国的3亿户城市家庭当中，金融资产比较多的不过占1.5%而已，而绝大多数家庭并没有多少金融资产。
“富裕家庭”的金融资产，绝大部分是股票、债券或其他理财产品，只有很小一部分会放在银行的存款户头里。而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越少，投资股市、债券的可能性就越低，存入银行的可能性则越大。
因此，笔者用居民家庭的银行存款，来估计他们的家庭金融资产，可以大体上排除极少数“富裕家庭”金融资产的影响。因为，金融资产不多的普通家庭之钱财，多半是银行存款，这样的家庭所组成的群体之财产分布，会比较接近统计学理论上的常态分布（即钟型曲线）。
到今年10月底为止，中国居民的银行存款总额是134万亿，全国5亿户家庭，户均存款25万，其中的2亿户农村居民的户均存款很少。那么，那1亿户申请了贷款的，其家庭存款总数大约是25万亿，而贷款总额是80万亿，净负债大概是55万亿，平均每户净负债55万。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万元，户均可支配收入为14万元；按照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三成用于偿还房贷本息来估计，那户均所欠的55万元净负债，还需要13年才能还清。
也就是说，从城市家庭已经非常沉重的债务负担来看，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家庭已经再也没有举债能力了，即便目前各地的二手房交易价格已平均贬值20%，也不会带来大量住房需求；何况各行业的薪资都在下降。由此可以推论，中国的房价可能继续贬值；而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好不起来了。由于居民的购买力被房贷重负压制，而房产价值又不断下降，现在城市居民们更关心的是尽量加快偿还贷款，同时不愿多消费。
三、各级政府债台高筑
所有的经济危机，本质上都是债务危机，当一个国家的债务大到再也还不起的时候，经济就没救了，中国当下就是如此。中国到底现在各行各业、各级政府的总债务是多少？从来没人算过这笔帐。按照国际惯例，要估算中国的总债务，就需要参考联合国的国民核算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这个分析框架是把整个经济分为政府部门、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四大部门。
上文已经分析过居民部门的债务负担，在这一节里分析政府部门的债务状况。关于这个部分，今年2月27日我在本台的文章《人大换届看财政》已经介绍过，地方政府的债务高达88万亿，中央政府的债务2022年底是26万亿，合起来是114万亿。2023年显然又有新的债务叠加上去了。
这些硬债务都是必须到期要还的，但各地政府还能够偿还吗？显然是不可能了。因为，2022年全国31个省市，除了京、沪、晋、粤、苏、鲁这6个省市以外，剩下的24个省市，债务都相当于年度财政收入的3倍以上；而其中债务负担最重的吉林和青海省，债务都超过年度财政收入的8倍以上。
上述所列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只是两级政府财政部门所欠下的债务，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并不止于此。因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有大量由这两级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其中，由中央政府所有的央企级国有企业里，许多是巨无霸型垄断大企业，比如中国铁路集团、联通、中石油、中石化、兵器工业集团、兵器装备工业集团、航天集团、造船集团等等，每个集团公司都下属几十乃至上百个企业。地方的省市一级也有数达上万的国有企业，多半是地方政府视为摇钱树的企业。
央企级大企业集团统一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管理；地方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由地方政府的国资委管理。逻辑上，这些国有企业如果欠债难还，应该由国资委作为所有者来负责偿还。但各级国资委其实只有所辖国企的管理权和主要负责人任免权，却没有自己的财源去偿债。
照道理，国资委作为一级政府的国企管理机构和政府所有权的代表者，其下辖国企的债务，理应由同级政府的财政部门偿还。而事实上，各级财政部门的预算里，根本就没有替国企还债的项目；也就是说，国企的债务，财政部门既还不起，也从来没打算还过。因此，国企的债务是一个迄今为止在中国从未讨论过的债务陷阱。
四、国有企业债务黑箱
联合国的国民核算体系把金融企业（如银行等）与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不涉及金融的企业区分开来分析，因此就出现了一个非金融企业这样的范畴。如此区分的原因是，金融企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不能与非金融企业混在一起对比。本节所谈的都是非金融企业，均简称企业。
如上节所述，企业因所有权不同，有国有和民营之别。国有企业当中，除了大量军工企业之外，许多国企都上市了。上市的国企虽然有很多小股东和机构股东，但国资委所代表的政府所有权始终在上市国企中居于控股地位，行政上国企也只听从政府的命令。
凡是企业，当然就有用于运营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库存和金融资产），同时也有债务。企业的资产到底应该如何估值，取决于它的经营状况，如果企业常年连续大规模亏损，那它的资产就会贬值。但是，企业资产贬值的情况下，企业的负债仍然必须偿还，如果资不抵债，这样的企业就属于行将破产的状况。
然而，如果企业是国有控股的，那政府可能就不许它破产。比如，中国铁路集团就是如此。去年及今年1季度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国铁集团”）的财务决算显示，去年亏损696亿元，今年继续亏损，该公司的负债已经超过6万亿。现在高铁通到全国，但没一条线路赚钱。过往唯一的一条赚钱的线路是京沪之间的高铁线路，但这条线路今年开始也赔钱了。很显然，中国铁路集团根本就无法偿还债务了；何况，它因为连年亏损，所欠银行债务越来越大。它只是靠国有银行不停地输血，才能够活下去。
日本的国有铁路公司(JR）在80年代也曾经如此，日本政府随即开始了JR民营化。日本的经济结构是私营企业大而多，国有企业少，因此JR很快就被切割成多个地区公司，分别完成了民营化。
日本的办法在中国行不通，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大而多，民营企业小而弱，不可能指望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而且，央企都属于战略型行业，政府不肯放手，而这些央企也大得卖不掉。这样一来，国有企业所欠债务，政府不打算还，就只能永远挂在国企的账上，这就形成了国企的债务黑箱。
五、国有央企的债务是中央财政债务的数倍
关于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数额，有一个估计，国有企业的债务大概占全部非金融企业债务的九成以上，而私营企业的债务只是一小部分。至于私营企业的负债，其中主要是私营房地产企业欠债，总债务约20万亿。
那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有多少？今年10月官方刚公布了《国务院关于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其中说，2022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40万亿、负债220万亿。其中央企的资产总额109万亿，负债总额74万亿。
这些债务，不管是贷款还是债券，都是要还的，那不是资产还很多吗？其中的花样就在于，债务是硬的，资产是软的。为什么资产是软的？因为两个原因，其一，资产在会计上都是按购进价或者投资数额算的，不作资产价值重估，所以，这个账面数的资产是靠不住的。比如。国有企业普遍涉入房地产炒作，那它们现在持有的房产，按照市价已贬值20%了。
另一个原因是，资产必须能够交易，才能变现，但中国央企的资产实际上是无法交易的，找不到买主。为什么？就算中共打算拍卖国有央企，但中国的私营企业买不下，因为国有央企都太大了。国有央企大约是1百家，单个企业集团的平均资产规模达到1万亿，有哪家民营企业能拿出那么多的现金，买下其中的一家，不可能。何况，民营企业会想并购军工企业吗？那是民企敢插手的领域吗？此外，央企还有一个财务黑箱，那就是，其中的军工集团因涉保密，其资产、负债和财务数据从不公开。因此，无法判断这些企业的负债状况到底如何。
基于以上原因，我做一个保守的估计，即地方国企的垄断性低，资产规模相对较小，其债务尚可通过部分民营化来化解一些，央企则基本上无法这样做。现在央企有70万亿债务，这些巨无霸集团无法依靠自身财力来偿还，中央财政又从不编列偿债预算，这种局面将长期维持下去。为什么中央财政不编列为央企偿债的预算？因为数额过大，中央财政目前的债务是26万亿，而央企的债务是中央财政债务的数倍。
事实上，央企除了发行债券以外，其债务的主体部分是欠银行的贷款；而央企的存续靠银行用新贷款维持。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国民核算体系里金融部门的债务问题了，我将在本文的下篇分析，并给出一个中国总体债务的估计，以及为什么国企的这第二次债务危机度不过去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11302023152105.html
一、房地产的潜在客户濒临枯竭
过去20多年来，中国的房价涨了25倍，为什么房地产公司却亏得一塌糊涂？原因在于，债毁房地产业，恒大负债2.58万亿人民币，碧桂园更多。但民营房地产公司的巨额负债，比起中国居民的买房负债，其实只是九牛一毛。
由于房地产是中国过去20年来的经济支柱，而房地产业现在的衰微又与居民购房能力不足直接相关，所以，考察中国房地产的潜在购房户状况，才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行情的前景究竟如何。
全中国14亿人，按家庭户数来看是5亿户家庭，但并非所有这5亿户居民都想在城市里买房。因为，居住在乡村的2亿户农村居民都有自住房，他们基本上不需要、也没能力进城购房。所以，居住在城市的约3亿户居民的钱袋，就是房地产市场的购买力极限。
进一步来看，9亿城市人口当中，5亿是流动人口，或者是半流动型（即人口调查时确定为人户分离），这5亿人多半没有购房需求。扣除了9亿城市居民中的5亿流动或半流动型人口，只有4亿城市居民是潜在的住房购买者。而这4亿城市居民里，能够借房贷购房的，也只是年龄在30岁到50岁的人口，因为50岁以上的人离退休不远，未必能有偿还30年房贷的条件。根据人口普查的年龄构成来计算，4亿城市居民里，30岁到50岁的人口约占一半，即2亿人，相当于7千万个家庭。
从银行的调查中发现，现在从银行申请贷款的居民已经达到1亿户了，其中主要是申请了房贷。也就是说，城市家庭当中，虽然现在能够贷款买房的不到7千万户（这其中包含了已经还清贷款的家庭或不需要买房的家庭），但在银行里仍有房贷债务的达到了1亿户；换言之，有些家庭的成年成员现已超过50岁了，但还背着房贷没还清。
这样的分析说明了一点，20多年的房地产狂潮，早已把潜在的房地产客户吸空了；而现在及今后潜在的住房需求户，只能是随着年龄自然增长而又事业有成的一个很小的人群，以及想通过置换房产来改善居住条件的少量家庭，或想趁房产价格下跌、从中赚一把的投机客。这个结论说明了一点，中国的房地产趋跌，乃事所必然，在所难免。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房地产狂潮之后，必定是房产价格和房地产业务明显下跌。房地产被中国政府选定为经济支柱，其功能很明显是阶段性的；等到房地产客源萎缩，这个支柱就垮下来了，然后便带动整体经济持续下滑。
二、城市家庭负债沉重
到今年10月底为止，中国居民的银行贷款额达到了80万亿。申请过贷款的1亿户家庭当中，户均负债80万元。当然了，申请房贷的家庭，多少会有一些存款，把家庭负债扣除家庭存款（包括其他金融资产），就是家庭的净负债。这个数字反映出家庭今后的财务困难度和家庭支出及投资的潜在意向。
统计学用平均数来代表一个群体的数值，但前提是，数据的分布要基本上符合常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但是，中国的家庭金融资产处于偏态分布当中（skew distribution），即大多数家庭的资产数量很少，而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家庭占少数；用数据图来表示，就是横轴上显示的向右延伸的曲线，在靠近原点的位置非常高，然后曲线贴近横轴向右方延伸很远。偏态分布中少数富裕家庭的数据，会干扰用平均数所作的统计推论，因为少数富裕家庭的数据会拉高平均值，造成统计推断的偏差或失误。
胡润研究院今年3月发布的《2022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在中国，拥有600万以上金融资产的“富裕家庭”，只有518万户。由此推断，中国的3亿户城市家庭当中，金融资产比较多的不过占1.5%而已，而绝大多数家庭并没有多少金融资产。
“富裕家庭”的金融资产，绝大部分是股票、债券或其他理财产品，只有很小一部分会放在银行的存款户头里。而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越少，投资股市、债券的可能性就越低，存入银行的可能性则越大。
因此，笔者用居民家庭的银行存款，来估计他们的家庭金融资产，可以大体上排除极少数“富裕家庭”金融资产的影响。因为，金融资产不多的普通家庭之钱财，多半是银行存款，这样的家庭所组成的群体之财产分布，会比较接近统计学理论上的常态分布（即钟型曲线）。
到今年10月底为止，中国居民的银行存款总额是134万亿，全国5亿户家庭，户均存款25万，其中的2亿户农村居民的户均存款很少。那么，那1亿户申请了贷款的，其家庭存款总数大约是25万亿，而贷款总额是80万亿，净负债大概是55万亿，平均每户净负债55万。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万元，户均可支配收入为14万元；按照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三成用于偿还房贷本息来估计，那户均所欠的55万元净负债，还需要13年才能还清。
也就是说，从城市家庭已经非常沉重的债务负担来看，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家庭已经再也没有举债能力了，即便目前各地的二手房交易价格已平均贬值20%，也不会带来大量住房需求；何况各行业的薪资都在下降。由此可以推论，中国的房价可能继续贬值；而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好不起来了。由于居民的购买力被房贷重负压制，而房产价值又不断下降，现在城市居民们更关心的是尽量加快偿还贷款，同时不愿多消费。
三、各级政府债台高筑
所有的经济危机，本质上都是债务危机，当一个国家的债务大到再也还不起的时候，经济就没救了，中国当下就是如此。中国到底现在各行各业、各级政府的总债务是多少？从来没人算过这笔帐。按照国际惯例，要估算中国的总债务，就需要参考联合国的国民核算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这个分析框架是把整个经济分为政府部门、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四大部门。
上文已经分析过居民部门的债务负担，在这一节里分析政府部门的债务状况。关于这个部分，今年2月27日我在本台的文章《人大换届看财政》已经介绍过，地方政府的债务高达88万亿，中央政府的债务2022年底是26万亿，合起来是114万亿。2023年显然又有新的债务叠加上去了。
这些硬债务都是必须到期要还的，但各地政府还能够偿还吗？显然是不可能了。因为，2022年全国31个省市，除了京、沪、晋、粤、苏、鲁这6个省市以外，剩下的24个省市，债务都相当于年度财政收入的3倍以上；而其中债务负担最重的吉林和青海省，债务都超过年度财政收入的8倍以上。
上述所列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只是两级政府财政部门所欠下的债务，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并不止于此。因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有大量由这两级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其中，由中央政府所有的央企级国有企业里，许多是巨无霸型垄断大企业，比如中国铁路集团、联通、中石油、中石化、兵器工业集团、兵器装备工业集团、航天集团、造船集团等等，每个集团公司都下属几十乃至上百个企业。地方的省市一级也有数达上万的国有企业，多半是地方政府视为摇钱树的企业。
央企级大企业集团统一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管理；地方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由地方政府的国资委管理。逻辑上，这些国有企业如果欠债难还，应该由国资委作为所有者来负责偿还。但各级国资委其实只有所辖国企的管理权和主要负责人任免权，却没有自己的财源去偿债。
照道理，国资委作为一级政府的国企管理机构和政府所有权的代表者，其下辖国企的债务，理应由同级政府的财政部门偿还。而事实上，各级财政部门的预算里，根本就没有替国企还债的项目；也就是说，国企的债务，财政部门既还不起，也从来没打算还过。因此，国企的债务是一个迄今为止在中国从未讨论过的债务陷阱。
四、国有企业债务黑箱
联合国的国民核算体系把金融企业（如银行等）与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不涉及金融的企业区分开来分析，因此就出现了一个非金融企业这样的范畴。如此区分的原因是，金融企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不能与非金融企业混在一起对比。本节所谈的都是非金融企业，均简称企业。
如上节所述，企业因所有权不同，有国有和民营之别。国有企业当中，除了大量军工企业之外，许多国企都上市了。上市的国企虽然有很多小股东和机构股东，但国资委所代表的政府所有权始终在上市国企中居于控股地位，行政上国企也只听从政府的命令。
凡是企业，当然就有用于运营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库存和金融资产），同时也有债务。企业的资产到底应该如何估值，取决于它的经营状况，如果企业常年连续大规模亏损，那它的资产就会贬值。但是，企业资产贬值的情况下，企业的负债仍然必须偿还，如果资不抵债，这样的企业就属于行将破产的状况。
然而，如果企业是国有控股的，那政府可能就不许它破产。比如，中国铁路集团就是如此。去年及今年1季度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国铁集团”）的财务决算显示，去年亏损696亿元，今年继续亏损，该公司的负债已经超过6万亿。现在高铁通到全国，但没一条线路赚钱。过往唯一的一条赚钱的线路是京沪之间的高铁线路，但这条线路今年开始也赔钱了。很显然，中国铁路集团根本就无法偿还债务了；何况，它因为连年亏损，所欠银行债务越来越大。它只是靠国有银行不停地输血，才能够活下去。
日本的国有铁路公司(JR）在80年代也曾经如此，日本政府随即开始了JR民营化。日本的经济结构是私营企业大而多，国有企业少，因此JR很快就被切割成多个地区公司，分别完成了民营化。
日本的办法在中国行不通，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大而多，民营企业小而弱，不可能指望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而且，央企都属于战略型行业，政府不肯放手，而这些央企也大得卖不掉。这样一来，国有企业所欠债务，政府不打算还，就只能永远挂在国企的账上，这就形成了国企的债务黑箱。
五、国有央企的债务是中央财政债务的数倍
关于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数额，有一个估计，国有企业的债务大概占全部非金融企业债务的九成以上，而私营企业的债务只是一小部分。至于私营企业的负债，其中主要是私营房地产企业欠债，总债务约20万亿。
那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有多少？今年10月官方刚公布了《国务院关于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其中说，2022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40万亿、负债220万亿。其中央企的资产总额109万亿，负债总额74万亿。
这些债务，不管是贷款还是债券，都是要还的，那不是资产还很多吗？其中的花样就在于，债务是硬的，资产是软的。为什么资产是软的？因为两个原因，其一，资产在会计上都是按购进价或者投资数额算的，不作资产价值重估，所以，这个账面数的资产是靠不住的。比如。国有企业普遍涉入房地产炒作，那它们现在持有的房产，按照市价已贬值20%了。
另一个原因是，资产必须能够交易，才能变现，但中国央企的资产实际上是无法交易的，找不到买主。为什么？就算中共打算拍卖国有央企，但中国的私营企业买不下，因为国有央企都太大了。国有央企大约是1百家，单个企业集团的平均资产规模达到1万亿，有哪家民营企业能拿出那么多的现金，买下其中的一家，不可能。何况，民营企业会想并购军工企业吗？那是民企敢插手的领域吗？此外，央企还有一个财务黑箱，那就是，其中的军工集团因涉保密，其资产、负债和财务数据从不公开。因此，无法判断这些企业的负债状况到底如何。
基于以上原因，我做一个保守的估计，即地方国企的垄断性低，资产规模相对较小，其债务尚可通过部分民营化来化解一些，央企则基本上无法这样做。现在央企有70万亿债务，这些巨无霸集团无法依靠自身财力来偿还，中央财政又从不编列偿债预算，这种局面将长期维持下去。为什么中央财政不编列为央企偿债的预算？因为数额过大，中央财政目前的债务是26万亿，而央企的债务是中央财政债务的数倍。
事实上，央企除了发行债券以外，其债务的主体部分是欠银行的贷款；而央企的存续靠银行用新贷款维持。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国民核算体系里金融部门的债务问题了，我将在本文的下篇分析，并给出一个中国总体债务的估计，以及为什么国企的这第二次债务危机度不过去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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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9 October 2023
中国赤字率将破3%红线 为扩大举债埋下伏笔？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宣布将在今年第4季增发1万亿元人民币国债，并预估财政赤字率将突破传统的3%红线。分析人士表示，这代表中国准备要彻底地一次性解决地方债务的问题，1万亿的数字看起来好像很大，实际上占地方政府转移收入的比例很小，能够挽救的效果可能有限。而赤字率的提升很可能是为扩大举债埋下伏笔，预期中国未来或许还会有下一个新的、更大的举债。
发行1万亿国债
中国官媒新华社10月24日报道，中央财政将在今年第4季增发国债1万亿元人民币，分两年转移支付安排给地方，今年使用5000亿元，结转明年使用5000亿元。这项超出市场预期的决策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一步。
据中国财政部介绍，增加发行的国债将做为特别国债管理，重点用于灾后恢复重建、重点防洪治理工程、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等八大方面。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忠明25日说，此次增发的1万亿国债全部列为中央财政赤字，还本付息由中央承担，不增加地方偿还负担。全国的财政赤字将由3.88万亿人民币增加到4.88万亿，赤字率估从3%提高至3.8%左右。
市场认为，这1万亿的国债是中国经济下行的“一场及时雨”，因为地方政府拿到中央的发款，可以追加投资基础建设，拉动相关行业的成长与就业，带动国内需求並刺激消费，有助活络经济，尤其是这1万亿的国债等于是中央在无息的条件下发钱给地方政府使用，对地方政府而言，风险几近于零，无疑是一项好消息。
美国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副教授邱万钧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于发行特别国债其实内心十分抗拒，因为会增加中央财政负担。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有两次规模比较大的发债，一个是2007年为了因应全球金融风暴，发行了1.55万亿元国债，另外一次就是2020年因新冠疫情而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
他说，这一次是因为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特别高，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都有“熄火”的现象，使得中央不得不采取一些挽救经济的措施。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中国整个经济力道减缓之后，过去靠融资平台去支援基础设施的投资收益变得急剧下降，以致负债累累，地方巨大的财政压力已经大到足以影响中国的经济成长和金融稳定。
支援地方财政
邱万钧说：“这次发债其实是在各方面期待了很久，然后最后中国政府才同意说要采用这种发债的方式，来支应地方政府财政上的困难。”
不过，他表示，从数字上来看，中国在202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21万亿人民币，所以1万亿事实上不到中国整个GDP的1%，因此，这虽然对中国经济是一项好消息，但影响可能有限。
其次，1万亿的金额对中国地方政府的总收入来讲并不是很多。根据世界级的金融分析机构“标准普尔全球评级”的副总监尹雨（Rain Yin，音译）表示，1万亿大约占中国地方政府转移收入的5%或总收入的2%左右。邱万钧表示，况且1万亿还要分两年慢慢拨入，也并非所有的钱都是拿去给地方政府还债，还有一些是要帮忙应对自然灾害等，所以这1万亿看起来金额很大，但实际上並不大，只能说在短暂时间内有推动中国经济成长，让中国经济回稳，恢复国内外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效果，从长期而言，则要看中国把钱用在什么地方。
他说：“但是依据过去中国它在用钱的一个效率的来讲，好像事实上这可以乐观的空间是比较小一点的。”
邱万钧说，这是因为无论是中国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在资金使用效率以及决策透明度方面一直为人诟病，这也造成中国有很多基础建设，乃至于连带相关的不动产建设，最后都形成所谓的烂尾楼的情况。所以如果这1万亿的国债跟过去使用的方法一样，好大喜功而没有经过审慎的投资评估，那么对中国经济长期来讲，可能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地方还款面临高峰
中国人民大学在今年元月间发表的地方财政发展报告指出，由于疫情冲击，中国去年各省债务增速远超过收入，偿债负担加重。
中国粤开证券今年2月份的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35.1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4.4万亿元，专项债务20.7万亿元。此外，自2017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以年均16.3%的速度快速增长，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速，导致负债率攀升、债务风险不断累积，并说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呈现总量大、增速快、付息激增、期限拉长的4大特征。
中国信评机构中诚信国际评级公司在7月底公布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券蓝皮书(2023)”也表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地方债余额突破35万亿元，预估今年底可能逼近40万亿元的历史新高。蓝皮书指出，地方债正面临还款高峰，2023年至2025年的年均还款量将高达3万亿元左右。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希望借由中央发债去支援地方财政危机，并持续在地方保持推动经济的能量，但分两年使用的1万亿国债对于即将面临还款高峰的地方负债只是九牛一毛，并不算多，何况地方政府自己也会发地方债，比例大概占了地方预算的4成左右。除了上海、北京、广东等主要省市外，大部分比较穷的省市发债占比更高，所以中国的地方债负担其实很沉重。
预留伏笔
他表示，1万亿国债的规模对中国来讲其实不算大，也可以看出中国发债其实算是相对谨慎，否则如果以地方债务的需求或是去做融通的考量，其实国债规模可以再更大一点。
他并表示，在当前财政收入有限，土地财政的空间受限的情况下，中国财政部又追加赤字规模，很可能是要将地方隐性债务显性化，为中央和地方扩大举债预留伏笔。
刘孟俊说：“预期来讲，这应该一兆元（1万亿元）可能只是刚开始，说不定后面还有更多的陆陆续续在发。”
财政赤字代表政府的支出超过收入，财政赤字额与GDP的比率就是赤字率。过去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将3%作为赤字率的警戒线，现在中共当局将赤字率从3%提升至3.8%，相当于自己踩破“红线”，显示中国正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
有分析认为，中国在正常的年份突破了守了几十年的3%红线，如果未来变成惯例，将标志着中国的财政从量入为出的古典财政思路，转变为债务扩张驱动性的现代财政思路，代表中国有意效法美国采取扩张式的财政政策。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赤字率维持3%以下是保守型的财政政策，中共属于这种思维，坚决维持财政收支平衡，不让财政赤字扩大。美国则是奉行现代货币理论，主张能发行主权货币的政府可以无限发债，不必担心还不出来，并主张财政赤字是迷思。所以美国这两年发行了很多国债，政府支出不断扩大，财政赤字不断攀高，但支出也会刺激经济，因此美国虽有衰退之说，但今年第三季美国GDP增长数据却“非常漂亮”。
谨慎发债
罗庆生表示，但中国不是美国，美国有美元霸权，中国如果发行太多国债，赤字太高，可能会被国际信评机构降低信用评等，造成国债卖不出去，甚至资金外流，反而可能引爆中国的金融风暴。因此他认为，中共还是会维持它稳健的财政纪律，谨慎发债，这一次的1万亿国债应该也是在审慎评估风险后的谨慎发债。
罗庆生说：“它这个拿捏是有它一定的一个标准在，它不能够借太多，但是又必须要能够处理问题，所以它这一次1万亿如果不能解决，如果再借，它的风险就越来越大，国际信评降信的风险很大。”
他表示，中国的地方债本身虽不致造成金融危机，但已经抵销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向前运行的动能，所以这一次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准备要用1万亿国债来彻底地一次性解决地方债务的问题”。
罗庆生说，这1万亿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必须要有中央或地方纪律委员的配合，确认每一笔钱都转移支付到该用的地方，并且正当使用。
他并表示，中共中央今年初步发的5000亿公债是用来填补地方财政的坑洞，所以必须等第一批的5000亿“填完坑”之后，第二部份的5000亿才可能是真正具有建设性的投资，地方财政才能真正开始活络。也就是说，要能够真正刺激中国经济发展的话，恐怕要看第二批5000亿的再拨入之后。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310/%E4%B8%AD%E5%9B%BD%E8%B5%A4%E5%AD%97%E7%8E%87%E5%B0%86%E7%A0%B43%E7%BA%A2%E7%BA%BF%7C%E4%B8%BA%E6%89%A9%E5%A4%A7%E4%B8%BE%E5%80%BA%E5%9F%8B%E4%B8%8B%E4%BC%8F%E7%AC%94%EF%BC%9F.html
美国之音
中国宣布将在今年第4季增发1万亿元人民币国债，并预估财政赤字率将突破传统的3%红线。分析人士表示，这代表中国准备要彻底地一次性解决地方债务的问题，1万亿的数字看起来好像很大，实际上占地方政府转移收入的比例很小，能够挽救的效果可能有限。而赤字率的提升很可能是为扩大举债埋下伏笔，预期中国未来或许还会有下一个新的、更大的举债。
发行1万亿国债
中国官媒新华社10月24日报道，中央财政将在今年第4季增发国债1万亿元人民币，分两年转移支付安排给地方，今年使用5000亿元，结转明年使用5000亿元。这项超出市场预期的决策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一步。
据中国财政部介绍，增加发行的国债将做为特别国债管理，重点用于灾后恢复重建、重点防洪治理工程、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等八大方面。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忠明25日说，此次增发的1万亿国债全部列为中央财政赤字，还本付息由中央承担，不增加地方偿还负担。全国的财政赤字将由3.88万亿人民币增加到4.88万亿，赤字率估从3%提高至3.8%左右。
市场认为，这1万亿的国债是中国经济下行的“一场及时雨”，因为地方政府拿到中央的发款，可以追加投资基础建设，拉动相关行业的成长与就业，带动国内需求並刺激消费，有助活络经济，尤其是这1万亿的国债等于是中央在无息的条件下发钱给地方政府使用，对地方政府而言，风险几近于零，无疑是一项好消息。
美国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副教授邱万钧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于发行特别国债其实内心十分抗拒，因为会增加中央财政负担。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有两次规模比较大的发债，一个是2007年为了因应全球金融风暴，发行了1.55万亿元国债，另外一次就是2020年因新冠疫情而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
他说，这一次是因为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特别高，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都有“熄火”的现象，使得中央不得不采取一些挽救经济的措施。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中国整个经济力道减缓之后，过去靠融资平台去支援基础设施的投资收益变得急剧下降，以致负债累累，地方巨大的财政压力已经大到足以影响中国的经济成长和金融稳定。
支援地方财政
邱万钧说：“这次发债其实是在各方面期待了很久，然后最后中国政府才同意说要采用这种发债的方式，来支应地方政府财政上的困难。”
不过，他表示，从数字上来看，中国在202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21万亿人民币，所以1万亿事实上不到中国整个GDP的1%，因此，这虽然对中国经济是一项好消息，但影响可能有限。
其次，1万亿的金额对中国地方政府的总收入来讲并不是很多。根据世界级的金融分析机构“标准普尔全球评级”的副总监尹雨（Rain Yin，音译）表示，1万亿大约占中国地方政府转移收入的5%或总收入的2%左右。邱万钧表示，况且1万亿还要分两年慢慢拨入，也并非所有的钱都是拿去给地方政府还债，还有一些是要帮忙应对自然灾害等，所以这1万亿看起来金额很大，但实际上並不大，只能说在短暂时间内有推动中国经济成长，让中国经济回稳，恢复国内外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效果，从长期而言，则要看中国把钱用在什么地方。
他说：“但是依据过去中国它在用钱的一个效率的来讲，好像事实上这可以乐观的空间是比较小一点的。”
邱万钧说，这是因为无论是中国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在资金使用效率以及决策透明度方面一直为人诟病，这也造成中国有很多基础建设，乃至于连带相关的不动产建设，最后都形成所谓的烂尾楼的情况。所以如果这1万亿的国债跟过去使用的方法一样，好大喜功而没有经过审慎的投资评估，那么对中国经济长期来讲，可能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地方还款面临高峰
中国人民大学在今年元月间发表的地方财政发展报告指出，由于疫情冲击，中国去年各省债务增速远超过收入，偿债负担加重。
中国粤开证券今年2月份的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35.1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4.4万亿元，专项债务20.7万亿元。此外，自2017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以年均16.3%的速度快速增长，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速，导致负债率攀升、债务风险不断累积，并说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呈现总量大、增速快、付息激增、期限拉长的4大特征。
中国信评机构中诚信国际评级公司在7月底公布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券蓝皮书(2023)”也表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地方债余额突破35万亿元，预估今年底可能逼近40万亿元的历史新高。蓝皮书指出，地方债正面临还款高峰，2023年至2025年的年均还款量将高达3万亿元左右。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希望借由中央发债去支援地方财政危机，并持续在地方保持推动经济的能量，但分两年使用的1万亿国债对于即将面临还款高峰的地方负债只是九牛一毛，并不算多，何况地方政府自己也会发地方债，比例大概占了地方预算的4成左右。除了上海、北京、广东等主要省市外，大部分比较穷的省市发债占比更高，所以中国的地方债负担其实很沉重。
预留伏笔
他表示，1万亿国债的规模对中国来讲其实不算大，也可以看出中国发债其实算是相对谨慎，否则如果以地方债务的需求或是去做融通的考量，其实国债规模可以再更大一点。
他并表示，在当前财政收入有限，土地财政的空间受限的情况下，中国财政部又追加赤字规模，很可能是要将地方隐性债务显性化，为中央和地方扩大举债预留伏笔。
刘孟俊说：“预期来讲，这应该一兆元（1万亿元）可能只是刚开始，说不定后面还有更多的陆陆续续在发。”
财政赤字代表政府的支出超过收入，财政赤字额与GDP的比率就是赤字率。过去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将3%作为赤字率的警戒线，现在中共当局将赤字率从3%提升至3.8%，相当于自己踩破“红线”，显示中国正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
有分析认为，中国在正常的年份突破了守了几十年的3%红线，如果未来变成惯例，将标志着中国的财政从量入为出的古典财政思路，转变为债务扩张驱动性的现代财政思路，代表中国有意效法美国采取扩张式的财政政策。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赤字率维持3%以下是保守型的财政政策，中共属于这种思维，坚决维持财政收支平衡，不让财政赤字扩大。美国则是奉行现代货币理论，主张能发行主权货币的政府可以无限发债，不必担心还不出来，并主张财政赤字是迷思。所以美国这两年发行了很多国债，政府支出不断扩大，财政赤字不断攀高，但支出也会刺激经济，因此美国虽有衰退之说，但今年第三季美国GDP增长数据却“非常漂亮”。
谨慎发债
罗庆生表示，但中国不是美国，美国有美元霸权，中国如果发行太多国债，赤字太高，可能会被国际信评机构降低信用评等，造成国债卖不出去，甚至资金外流，反而可能引爆中国的金融风暴。因此他认为，中共还是会维持它稳健的财政纪律，谨慎发债，这一次的1万亿国债应该也是在审慎评估风险后的谨慎发债。
罗庆生说：“它这个拿捏是有它一定的一个标准在，它不能够借太多，但是又必须要能够处理问题，所以它这一次1万亿如果不能解决，如果再借，它的风险就越来越大，国际信评降信的风险很大。”
他表示，中国的地方债本身虽不致造成金融危机，但已经抵销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向前运行的动能，所以这一次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准备要用1万亿国债来彻底地一次性解决地方债务的问题”。
罗庆生说，这1万亿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必须要有中央或地方纪律委员的配合，确认每一笔钱都转移支付到该用的地方，并且正当使用。
他并表示，中共中央今年初步发的5000亿公债是用来填补地方财政的坑洞，所以必须等第一批的5000亿“填完坑”之后，第二部份的5000亿才可能是真正具有建设性的投资，地方财政才能真正开始活络。也就是说，要能够真正刺激中国经济发展的话，恐怕要看第二批5000亿的再拨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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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10 October 2023
借新还旧 中国六省发行三千亿特殊再融资债券
近期，中国辽宁、重庆、云南、广西等省份加入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发行行列。据中国多家媒体报道，目前已经有六个省份已发行或待发特殊再融资债券，规模约3200亿人民币。这是为了让地方政府通过借新债偿还旧债。今年发行额度达到3.8万亿，再创新高。
近期各地政府被债务缠身，以至于要依靠新债还旧债。据21世纪经济报道网站消息，继内蒙古、天津之后，辽宁、重庆、云南、广西等省份也加入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发行行列。10月9日，辽宁、重庆、云南、广西披露发债材料显示，四省份拟发行用于偿还存量债务的再融资债券规模分别为870.42亿、421.9亿、533亿、498亿。市场将这类债券称为特殊再融资债，实际用途为偿还隐性债务。至此，内蒙古、天津、辽宁、重庆、云南、广西六省份发行规模约3200亿。
财经评论人士郑旭光本周二（10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国政府下令地方政府发债，其主要目的是缓解地方政府压力，防止爆雷现象：“借新债还旧债，这当然不是解决根本问题之道，他就是要缓一口气，不要让债务违约。否则，会带来很多经济问题，这和银行都是相互关联的，地方债务主要是从银行借。”
地方政府发特殊再融资债券防银行爆雷
郑旭光说，今年上半年，各地方银行爆雷、都是因为顶不住政府压力，而资产被地方政府掏空：“地方银行都掏空了，政府要是债务违约，出现储户挤兑，会立即引发社会问题。政府可能欠银行几亿元，但这笔钱牵扯到千家万户。”
根据报道和公开数据显示，另一类特殊再融资债券用于奖励债务管控好的地区。2021年10月至2022年末，北京、上海、广东三省份合计发行了5042亿该类债券，用于置换隐性债务，助力三省份隐性债务清零。
有地方政府用财政资金还债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去年的地方债是35万亿元，城投债是60万亿元。三年疫情导致地方债突然暴增。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姚洋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你经济不好的时候，你还是要靠地方政府负债，你看那几年地方政府负债蹭蹭的上，到现在5年的时间，我们又受不了了，我们债务的周期愈来愈短，从二十年到十四年，到五年。这一次，地方政府再到城投债市场上去融资，但不让它融资了。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从市场上基本上融不到资。我听说有些地方用财政资金还债。”
金融学者司令对本台说，这一轮债务危机难以化解：“只能通过发新债还旧债的办法拖延时间，勉强度日。这个信号表明中国已经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其地方政府累计的债务规模，单个省份超过一千亿元。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财力亏空的情况已经被严重低估了。”
今年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近四万亿
新增专项债于2015年首度发行，当年发行规模为1000亿。其后逐年增加，2018年超过1万亿，2022年达3.65万亿。2023年额度创出新高，达到3.8万亿。
记者：古亭 责编：许书婷 嘉远 网编：瑞哲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ngmao/gt2-10102023071445.html
近期各地政府被债务缠身，以至于要依靠新债还旧债。据21世纪经济报道网站消息，继内蒙古、天津之后，辽宁、重庆、云南、广西等省份也加入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发行行列。10月9日，辽宁、重庆、云南、广西披露发债材料显示，四省份拟发行用于偿还存量债务的再融资债券规模分别为870.42亿、421.9亿、533亿、498亿。市场将这类债券称为特殊再融资债，实际用途为偿还隐性债务。至此，内蒙古、天津、辽宁、重庆、云南、广西六省份发行规模约3200亿。
财经评论人士郑旭光本周二（10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国政府下令地方政府发债，其主要目的是缓解地方政府压力，防止爆雷现象：“借新债还旧债，这当然不是解决根本问题之道，他就是要缓一口气，不要让债务违约。否则，会带来很多经济问题，这和银行都是相互关联的，地方债务主要是从银行借。”
地方政府发特殊再融资债券防银行爆雷
郑旭光说，今年上半年，各地方银行爆雷、都是因为顶不住政府压力，而资产被地方政府掏空：“地方银行都掏空了，政府要是债务违约，出现储户挤兑，会立即引发社会问题。政府可能欠银行几亿元，但这笔钱牵扯到千家万户。”
根据报道和公开数据显示，另一类特殊再融资债券用于奖励债务管控好的地区。2021年10月至2022年末，北京、上海、广东三省份合计发行了5042亿该类债券，用于置换隐性债务，助力三省份隐性债务清零。
有地方政府用财政资金还债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去年的地方债是35万亿元，城投债是60万亿元。三年疫情导致地方债突然暴增。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姚洋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你经济不好的时候，你还是要靠地方政府负债，你看那几年地方政府负债蹭蹭的上，到现在5年的时间，我们又受不了了，我们债务的周期愈来愈短，从二十年到十四年，到五年。这一次，地方政府再到城投债市场上去融资，但不让它融资了。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从市场上基本上融不到资。我听说有些地方用财政资金还债。”
金融学者司令对本台说，这一轮债务危机难以化解：“只能通过发新债还旧债的办法拖延时间，勉强度日。这个信号表明中国已经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其地方政府累计的债务规模，单个省份超过一千亿元。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财力亏空的情况已经被严重低估了。”
今年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近四万亿
新增专项债于2015年首度发行，当年发行规模为1000亿。其后逐年增加，2018年超过1万亿，2022年达3.65万亿。2023年额度创出新高，达到3.8万亿。
记者：古亭 责编：许书婷 嘉远 网编：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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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4 September 2023
中国村落负债也严重
中国“小村大债”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官方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中国70万个行政村的债务总额已达人民币）9000亿元，各村平均负债达130万元。
据中央社今天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消息称，中国村级债务分布范围极广，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几乎都背负著村级债务，不少村庄债务近百万，负债最严重的村庄，只有一两千人，负债却达数千万。
据中国新闻周刊说，“小村大债”可说是中国实施乡村振兴的“拦路虎”，至于债务的形式可分为“传统村级债务（旧村级债务）”、“建设性债务”与“经营性债务”，后两者可归纳为新村级债务。据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桂华的专文“村级债务的‘堵’与‘疏’”指出，农村税费改革前，中国村级债务规模约为3600亿元。
至于新村级债务中，建设性债务主要是各类拖欠的工程尾款，主要是无息债务，债权人包括工程包商等，属于私人性质。
经营性债务主要是向当地农商行、信用社的贷款，还有向“先富起来的村级精英”的借款，通常是计息债务，因此经营性债务比建设性债务更棘手。
另据中国媒体第一财经网6月间引据官方和证券业者统计，今年前5个月，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总额累计达人民币3兆50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6%，凸显中国地方财政持续恶化。
该消息指出，不难发现，今年以来地方借由再融资债券筹钱骤增，而再融资债券向来用于偿还到期债务本金，即“借新还旧”，并说今年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券偿债高峰期，预计到期偿还金额约3兆6500亿元。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30904-%E4%B8%AD%E5%9B%BD%E6%9D%91%E8%90%BD%E8%B4%9F%E5%80%BA%E4%B9%9F%E4%B8%A5%E9%87%8D
Monday, 9 January 2023
中国地方债务危机 财政部强调：谁家孩子谁抱
中国财政部长刘昆针对地方政府债务强调，“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对于规范管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话题，他说，“将进一步打破政府兜底预期”。分析指，中国目前最大危机不是经济复甦或增长与否，而是陷入财政与金融双重危机。
中国财政部长刘昆近期接受中国官媒央视专访，据《每日经济新闻》报导，刘昆用不少篇幅谈及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重要性。刘昆坚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开“前门”、堵“后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他引用数据称，中国全国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负债率)，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风险总体可控。”
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刘昆特别强调规范管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重要性，他提出三点，一是持续规范融资管理，严禁新设融资平台公司；二是规范融资信息披露，严禁与地方政府信用挂钩；三是妥善处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和资产，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防止地方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平台化”。
中国旅美经济学者程晓农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表示，2022年中国31个省市地方财政全面亏损，必须发债举债，预期2023年不会比2022年好。地方政府借债手法就是把地方土地当作可卖出的资产，成立融资平台到银行借钱，借来的是民众的存款，等于把民众存款马上从融资平台画进财政填充当年的财政收入。
程晓农：“最后造成地方财政把银行存款搬家的方法，表面上好像财政账目赤字稍微少一点，留下巨大的金融风险。因为31省都是赤字没有能力还钱，最后赖在中央银行头上，等于中央银行要发行货币填补银行被地方财政掏空的存款。”
他进一步分析，在自由国家银行是商业银行，政府不能从银行搬钱；但是，在中国变成“官银”归地方政府管，就能从银行拿钱，问题是银行不造钱，只能掏空存户存款。中央政府表态的意思是谁借的债就自己还，还不了就砍开支，裁员、降薪等。
“中央政府逼地方政府自己解决财政问题，但是地方也可以倒逼中央政府，我没钱躺平，如果逼得没办法，很多开支不做，例如教师薪水不发、很多社会治安问题，可倒逼中央政府警察没发薪水不能出勤。”程晓农说道。
中国地方债5年到期高峰达15万亿元 发债仅能应急
据报导，中国上半年31个省区市的财政盈余全部为负，其中上海在全国各省市中缺口最小。今年上半年，除上海外，天津、海南以及宁夏的财政缺口相对较小。四川、河南、广东、湖南以及云南的财政缺口相对较大，均超过2800多亿元。
中国财政部在去年12月7500亿元特别国债，据中国党媒人民网称，“特别国债主要服务于经济改革、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等；不计入赤字，但纳入债务余额管理。”
“包括之前核酸检测债务是很大问题，各级财政、刺激经济应该都会做。但7500亿人民币对于各个地方不会有太多解方，这是应急而已。”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林雅铃对本台表示。
她指出，中国许多地方政府每年发债，名目是要投入基础建设，相当比例拿去还旧债，降低还债压力。“未来债务到期压力只会增加，中国地方政府一段时间就会调动，所以对地方官员来说，只要能解决‘当下、现在’的问题，不用替继任者烦恼后续的债务问题。”
据彭博报导，中国地方政府未来五年内将面临到期洪峰，近15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券将到期，占其债券余额的40%。
林雅铃认为，中国中央政府不会放任地方政府破产，但是会督促要求地方政府有所作为。她预期，地方政府还是会借新还旧(债)缓解压力，在举债力度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会再放宽。她说，“有些地方政府要求公务员返还已发放的奖金，势必引起地方公务员不满；或者新增各式各样罚款，恐增加民怨。”
中国地方债务危机 恐引发财政和金融双重危机
“现在变成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程晓农补充道，直到2021年中央政府都是从有盈余的省拿去补永远财政亏损的中西部很多省，2022年这条路走不通了，连最有钱的上海市政府也出现亏损赤字。“中央政府的意思是这些窟窿我不能再替你们还，否则明年窟窿更大，全部躺在我身上靠我喂奶，这样中央政府会垮掉。”
程晓农直言，中央继续喂奶的结果最后不是高额通货膨胀，就是银行金融危机。未来即将接掌国务院的李强又是没有经验的官员，“今后三年中国经济最大危机不是增长与否，而是财政和银行怎么活下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 台北报道 责编 陈美华 许书婷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ngmao/hcm1-01092023025727.html
Friday, 24 December 2021
地方债2.7倍年收入，薇娅之后人人有份
Original 小传姐 环球乡贤 2021-12-23
电视剧《琅琊榜》中，誉王谋逆，要取得皇后娘娘的支持，说“生死成败在此一举”，皇后大怒：“谁的生死，谁的成败？那是夏江的，不是你的！如今他死罪难逃，孤注一掷！”
夏江是谁？剧中梁王最宠信的当权派！
看到有文章称，罚薇娅是为了共同富裕，没来由的，就想起了这句台词。
看到不少人似乎也认同这种论调，我不得不翻一下地方政府的账本。当然，最后买单的，还是你我！
2015年以来近乎“裸奔”的地方财政
前不久，谈到公务员降薪和地方债务，浙江一位县领说，还息而非还本，是地方财政的底线。《公务员降薪疑云》这不是浙江一地的问题，过去10年，债务付息支出是地方政府支出中增长最快的，由564亿元上升至4299亿元。
研究显示，从2015年开始，财政支出增速超过收入增速，收支矛盾日益加剧。2020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1.0583万亿元，实际赤字还是高达2.7222万亿元，离3万亿只有一步之遥。
2020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为9.7655万亿元，同比增长19.76%，同项目支出则同比增长30.28%，实际赤字高达1.7688万亿元，且在过去3年的增速一直高于收入增速。
而且，地方财政的恶化，从去年以来陡然加速。今年上半年，如果不算基金收入，只看一般公共预算，全国31个省市区，只有上海一地有赢余！
好在排名第二的浙江，只有31.29亿亏损，否则，情形真的很可怕了。
北京的亏损额度虽然不高，但增速为负，且已经是连续第二年了。
而在2020年全年，还有8个省份出现了财政盈余，对中央财政是正贡献！他们分别是：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山东、福建。
南方会挣，北方会花！
数据显示，目前仅上海、广东、北京、浙江、江苏等五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债务率低于100%的风险警戒线。若将地方城投债等隐性债务计入债务，目前仅上海、广东两地债务率低于100%。
青海、黑龙江、宁夏、内蒙古，四个省区的地方债务率超过300%，青海省甚至超过500%（都不含城投债）。
负债率超过150%的，有18个省份。在这中间，包括了贵州、云南、广西、海南、湖南、湖北、安徽（151%）等7个传统意义上（以秦岭淮河为界）的南方省份，11个北方省份。
在负债率低于150%的13个省份中，有北京、山东、河南、山西等4个北方省份，其余9个为南方省份。
总体而言，还是北方省份最敢借钱。
但令人咋舌的是，青海、内蒙都这样了，但花钱可是一点也不落后。
2020年，青海、黑龙江、宁夏、内蒙古这四个省份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即机关开支，包括公务员薪资），占比均高于上海。
以青海为例，在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中，用于购买机关商品和服务的金额高达32.45亿元，占60.9%，而上海同类指标仅为21.9%。
同样，内蒙古这项支出的绝对金额竟然超过上海……
……………………………………………………
他们没有上海会赚钱，却远比上海会花钱！
总体而言，南方最会挣，北方最会花，且花得心安理得。
看看青海，你觉得他们会还钱吗？
我根据七普人口数据除了一下，大吃一惊：天津人均负担的政府债务最高！为45925.28元。
排名第二、三的青海和内蒙，分别为41452.71元和34383.74元。
查了下2020年的年人均收入，天津为43854元，仅比人均政府负债高2000元出头；青海人均收入为24037元，比人均政府负债还少1.7万多元；内蒙人均收入为31497元，比人均政府负债还少将近3000元。
如果按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中国，则北方总额10.1782万亿元，人均17971.10元；南方总额16.9025万亿元，人均20181.88元；全国人均负担19178.97元。
相比之下，南北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考虑到南北收入差距，北方人的压力明显高于南方人。
我直觉，不要说还钱行为，一开始，有些地方就连还钱的想法都是没有的！
稀奇的是河南，竟然人均政府负债最低，只有9884.72元！
从总额来看，不含城投债，地方债务总额达到27.0807万亿元，而2020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才10.0124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7494万亿元，全年估计也就10万亿出头吧。
2.7年不吃不喝都还不清债务本金！
上面已经尽力了
对于一些省份而言，渴望天恩，乃是生存的常态。“
天恩”来自发达地区的税收，一旦税源地出状况，大家只能一起完蛋。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以税收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主。但对于那些入不敷出的省份而言，只能依靠来自上面的转移性补助。2020年，地方政府转移性收入为83218亿元，同比上升11.91%，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5%，依赖性越来越高，已达史上最高。
这当然也有好处，吃谁的饭，听谁的话。拿上面好处越多，政令就越通畅。
但坏处是，上面财政收入在扣除本级支出后虽有盈余，但无法覆盖对地方的转移性支出，因此也是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2020年，我国最上面公共财政收入82771亿元，财政支出118314亿元，收支差额达35543亿元，有扩大趋势，已超过了3万亿元大关。
而在支出结构中，70%以上用于地方转移性支付。
可见，在2020年最上面收入大幅下降的情况下，转移支付又创新高。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还想继续从上面获得更多转移支付的额度，难度可能越来越高。
至于罚了薇娅的13亿元，杭州人也不用太开心。这笔钱，最终可能会成为向上面的财政贡献，再进入各省公务员的工资单。
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想还钱
金朝皇帝、文学男青年完颜有名诗《题临安山水》：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他虽然在南侵时后院起火，先被堂弟篡位，后被部将所杀，但他这28字“箴言”，则被后世完整传承，至今绵延不绝。
在他们的眼里，反正南方会交税的，反正中央会转移支付的。一旦发现南方喊累，就搞一出“江南岂有别疆封”。
如果还不听话，那就“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有网友曾在我们后台留言：我们是一盘大棋，你们南方现在不想交税，是想我们重新入关，还是想摸摸脖颈有多硬？
这两年，南方各省既要保证税收，又要防疫，还要面对来自北方的讥笑：“你们也不过如此！”
财政是一级政府的基础，也是运转的核心。在电视剧《琅琊榜》中，户部尚书楼之敬的倒台，直接触发太子一伙的倾覆之路。
至于最近的明星主播税案，有人问，薇娅不是很主流吗？为什么从她开始？
我说，狼饿极了吃羊的时候，是从最肥的开始，还是分亲疏远近？
参考资料：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副院长林采宜、研究员张菁相关报告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1/12/27.html
Friday, 18 September 2020
巴蜀独立评论 | 多地政府深陷债务危机，城改、棚改项目烂尾
撰文 | 巫英蛟 刘虎
“一想到两个孩子上不起学就头痛、失眠。”9月12日，田永芳躺在病房里输液，看上去有些疲惫。说话时，她露出在贵州北部山区常见的氟斑牙。今年41岁的田永芳家在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她有三个孩子，年龄分别为16岁、13岁和4岁。因前夫爱喝酒赌博而与之离婚，原本协议双方各承担一部分抚养责任，然而前夫表示要复婚才同意抚养。田永芳不得不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在9月这个开学的时间，她却因交不起杂费而焦头烂额。“我去学校求情，希望先让孩子上学，等讨回工钱了就补上。”田永芳说，“但是学校不交钱就不让进，我现在真的好累！”田永芳是遵义市汇川区一处棚改项目的农民工。公司欠她的工钱分文未付，令她的生活陷入困境。而她所务工的公司表示：非但当地政府拖欠数亿元工程款，挪走8亿元棚改专项资金，连国家下拨的1亿多元棚改补偿款也被政府挪用了，公司也焦急万分。
01
兰州建城史上最大城改项目：逼迁10年后仍未造好新房
在一个灰尘扑扑的工地上，有一排破烂的简易平房，屋顶上安装着密密麻麻的钢架，看上去像是给工人的住房，孙桂喜说：“这是给我们的临时过渡房，这里住着10几户人。最早遭拆迁的人，已经过了11年都还没得到安置房。”
孙桂喜今年54岁，家住兰州市城关区庙滩子片区，他永远记得那些半夜有人来砸门的日子，“即便现在，一听到敲门声心就乱跳，就像发生在昨天。”
2005年，孙桂喜买下了庙滩子靖远路的一套房子，一栋楼梯房的3楼。他和女友住在一起，过着安稳的日子。不料，五年后，一纸拆迁公告打破了平静的生活。
2010年愚人节那天，城关区庙滩子整体改造项目正式启动。官方宣布：该项目占地86公顷，建筑面积281万平方米，是甘肃省、市、区三级政府的重大项目，由元森地产投资建设。为了确保庙滩子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城关区政府成立了“庙滩子整体改造项目拆迁指挥部”。
项目启动那晚7点，孙桂喜所在的那栋楼，有些人提着小板凳拿着大衣喜笑颜开地前往拆迁办。“我问他们去干什么，他们说去（未来的安置房）选好的楼层。”孙桂喜说。为了鼓励住户搬迁，拆迁办出了一项政策：15天内搬走的一次性奖励8000元，16-30天内搬走的一次性奖励5000元，30-40天内搬走的一次性奖励3000元。
孙桂喜没有跟着邻居同去，他认为拆迁补偿方案不合理。庙滩子拆迁补偿方案是：异地安置，拆一还一。3-5年过渡期，过渡费每平米8元，而市场上相同地段同等条件的房屋租金都在每平米30元左右。如果选择货币补偿不要安置房，拆迁楼房每平米赔偿3600元，平房每平米2600元，而相同地段同等条件的商品房均价却在每平米9000元左右。
因此，除了孙桂喜，还有很多人不愿搬离。这群不愿搬离的住户，开始了后来漫长而艰辛的抗争。
2010年7月，没有搬迁的那些房屋开始断水，孙桂喜只能每天下楼到别的地方提水。到了年底，开始断电，人们自己买了电线从外面的电杆上接到家里，但经常半夜里有人剪断电线。
对断水断电依然没有逼走的住户，拆迁办另想“奇招”。例如，两家挨在一起的平房，拆迁队拆其中愿意搬迁的那家时，会故意用铁锤砸坏隔壁房子的墙面；有时住户外出时，会有一帮不明身份的人偷偷来砸玻璃，或者用强力胶水堵住锁眼……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愿搬迁的人们遭到了更惨痛的逼迫。家住王家沟40号的祖孙三人，有一天凌晨2时被冲进来的一伙人“绑架”到白塔山后山扔下。凌晨4时，三人摸黑徒步返回时，家中的六间房屋已变成废墟。在有些地方，拆迁队甚至开始挖地基，到了2011年底，孙桂喜所在的楼被挖成了一座孤岛。
“2012年8月7日半夜2点半的时候，一伙人上楼凶猛地砸我和邻居家的门。我和女友都吓坏了，恐惧到极点就不再害怕了。我提着一把斧头躲在门后，如果他们冲进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砍死一个保本，砍死两个赚一个。”孙桂喜说，但来人最终没有冲进来，把门砸了一个大窟窿就走了，他却被飞进来的木屑伤到了眼睛，造成视力不可逆转的减弱。
这期间，孙桂喜和其他遭逼迁的人们无数次报案，但警察从未立案。愤怒的人们于2011年7月26日与城管执法队、警察、防暴队发生严重冲突事件，居民毛卫国被打断两根肋骨。次日凌晨，警察大规模出动，抓走了包括毛卫国在内的17位“钉子户”。同年10月21日，他们戴着手铐脚镣上堂受审，被判刑的人中，年龄最大的62岁，最小的22岁。
毛卫国因为肋骨被打断，没被收监。后来伤势好一点以后，他外出上访，于2012年7月被关进监狱，坐牢三年，2015年方得释放。
“2013年3月8日，区应急救灾办张主任说我们这栋楼是危楼，同时出具了一份紧急避险通知。他说拆迁的事他们不管，他们只管救灾，要我们立刻搬出去避灾。”孙桂喜说，“地基都被你们挖了，你来告诉我是危楼？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当晚，该楼包括孙桂喜在内的三户人家被安置在北滨河路一家宾馆。孙桂喜也曾到北京上访，但最终不了了之。
孙桂喜说：“随后，拆迁办主任李卓、靖远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晓华等人拿着12号楼的图纸告诉我说这栋楼快，保证三年内能迁入回迁房，再给一间过渡房，过渡费也照常发。2013年3月24日，我在万般无奈下签下了拆迁协议。官官相护，我怎么上访也不会有结果。”
签下协议的人们被安置到现在的过渡房里，当初承诺的安置房如今仍遥遥无期。最先搬迁的那批人，11年过去了都还没见到安置房。
该项目的投资人是利嘉集团。公开信息显示，利嘉集团是一家来自香港，投资领域涉及地产、交通、矿产、能源等行业的企业。2008年利嘉集团进入兰州，成立兰州市元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后文简称元森地产）。2009年5月，元森地产以93亿元拿下当时号称是兰州建城史上最大的旧城改造项目，项目目标是通过全面规划开发，在兰州黄河北岸打造一座具有特色的新城，成为兰州城市又一个副中心。按照当时的计划，庙滩子将在2014或2015年基本建成。
然而，该项目进入2015年之后，一度处于停工状态。网络上传出消息称元森地产资金链出现问题。孙桂喜说：“2013年签协议时承诺的是3年内搬入，可到了2016年连地基都没打。”
2018年，该项目再次停工。2019年10月15日，甘肃省产权交易所发布了关于庙滩子两宗合计面积108.2亩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推介公告，整体转让挂牌价为11亿余元，交易保证金为5.6亿元。公告显示，本次转让标的是元森地产所有的2宗土地使用权。公告中称，“本次转让标的涉及拆迁安置、抵押等相关事项，意向受让方须同意关于拆迁安置、解除抵押及其他事宜的相关约定”。
孙桂喜说，过渡费已经停了一年，“我们去闹才给，不闹的人就不给。”
关于安置房、过渡费等问题，城关区信访局局长魏凯桥今年9月初曾对访民们称：元森地产卖地后的钱被多方监管，因为利嘉集团在各地都有债主和官司，只要元森地产每到一笔款就会被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这块肉就在盘子里，谁也吃不上，谁也拿不走。”原本计划用这笔钱来建安置房、发过渡费，但因多方债主争执不下，一直被冻结着。
拆迁户大多数都没有得到安置房，只能在外租房，拆迁户王秀玲说：“这些年，我前前后后搬过十几次家。每次朋友见面的时候，我都像祥林嫂一样不停地问哪里有便宜的房子租。”
“李卓这个人坏得很，他当年是拆迁办负责人，如今又是街道党工委书记。你说这样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做法，我们怎么能告赢？”孙桂喜说，“2020年6月1日，由李卓签发的信访处理文件上说元森地产部分地块已开工建设，纯属谎言。”孙桂喜带笔者来到计划建安置房的1号地块，该地块目前只是挖了一个大坑。
孙桂喜说：“这是今年两会期间挖来做做样子的。我有一点不明白，元森地产资金被冻结是事实，但已经修好的3号楼为什么不用来安置一部分人？因为房屋问题，害我两次婚姻告吹，我今年54岁了还是光棍一条，同龄人都已经抱上孙子了。城关区政府、拆迁办、元森地产等一起改写了我的人生。”
然而，兰州市的棚改步伐并未停止。2020年6月12日，兰州市住建局发布的《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实施方案》提出：“今年将加速推进棚户区改造，确保10月底前兰州市第一批8个棚改项目12099户全部开工。”
02
郑州疯狂消灭城中村：给不起过渡费后撕毁原协议
2020年9月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联合发布《机遇之城2020》报告，郑州排名前10，入选“全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标杆城市”，晋升全球二线大城市。那一天，郑州市中原区一名因安置房和过渡房都无着落的拆迁户却吃了一天的洋葱，“我是哪样便宜买哪样！”
根据官方数据，“十二五”期间，郑州市四个开发区、六个城市区及县城、产业集聚区、组团新区规划区范围内，共启动拆迁村庄627个，动迁175.65万人，郑州全域范围内保持着每年拆迁100多个村的进度。其中，中心城区（围合区域内和航空港区107国道以西）的476个村庄，已完成拆迁改造城中村383个，占总数的八成。
期间，有不少拆迁户认为拆迁补偿方案极不公平。家住二七区马寨镇张寨村的王娟女士告诉笔者，张寨村于2013年10月19日启动拆迁工作，同月27日，王娟与丈夫李新杰同二七区政府设立的“马寨镇合村并城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签订了《马寨镇合村并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次月12日，二七区政府开始向王娟支付过渡费。
2017年5月，二七区政府以王娟违反“一户一宅”原则为由，停止向王娟发放过渡费。2017年12月，王娟与二七区政府签订了新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2018年2月，王娟向政府退回了部分拆迁安置补偿款、过渡费，共计25.2万元。
“签新协议的原因是政府没钱给过渡费了。”王娟说：“当初政府与我们签订协议的时候是清楚我们家情况的，2017年却毁约，加了各种新的限制条件。而且，新协议完全是在政府胁迫下不得已而为之。”
关于“胁迫”一说，多位当年的亲历者向笔者证实，2017年12月下旬，该村村民陆续被要求到东方宾馆签订变更后的协议，没有去的就会被“警察”抓走。
“我听说我们一位村干部替老百姓说话也被抓起来了，我由于害怕就和父亲一起去到他们指定的宾馆。”王娟说，“宾馆门前有很多警察、警车，警灯一直闪烁着，那架势像随时准备着抓人。酒店一楼的客房都被他们包了，我被工作人员带着走进一间房间，工作人员正在让村民一个一个签字。我后院的邻居因为不满而去找工作人员辩解，那个人拿起对讲机叫了几个警察进来，二话不说就把人连拖带拉架了出去，塞进警车里。”
王娟就是在这一情况下签了字。事后，王娟等村民向郑州市中级法院提起状告二七区政府的行政诉讼，但被法院驳回；她们又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高院没有开庭，就下判维持了一审判决。
在该村其他相似拆迁案件诉讼中，二七区政府在法庭上声称“原告自愿将房屋腾空后，自愿将空房交付拆除。”
那些拆迁后腾出的空地，到现在依旧荒着。王娟带笔者来到她们曾经的村子，土地杂草丛生，电线杆东倒西歪。而且，二七区的情况在郑州并非孤例，据《中国房地产报》报道：“仅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涉案行政诉讼就达1100余起（截止2019年11月11日）。多是由于合法房屋遭到强制拆迁而把中原区政府作为被告而起诉。”另据《河南商报》报道，中原区政府区长因失信已被纳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知情人士告诉笔者，中原区丁庄村、天王寺村、付庄村、小李庄村、赵村、须水村于2016年前就拆除完毕，但至今没有建好安置房，天王寺村甚至连地基都没挖。
一位须水村的村民说：“别说安置房，就连过渡费也拖欠快一年了。以前没拆迁的时候，家里有几层小楼可以出租，田地里还可以种粮种菜。不说有多富裕，至少衣食无忧，生活没啥成本。而如今在镇上租房，喝口水都要钱，肉不敢多买。”
有人因为房屋被拆而精神失常。在等待安置房的过程中，一些老人相继离世，一些年轻人至今未能入住新房。
笔者在丁庄村、天王寺村、付庄村等地走访过程中发现，到处断壁残垣，宛若战后废墟。拆迁过后，村民四处漂泊，只有狗留了下来成为流浪狗。偶有摩托车经过，它们就从废墟中窜出来摇着尾巴跟在摩托车后面跑，在排出的尾气中打喷嚏。
2018年，河南省政府《关于限制土地管理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显示：河南省涉嫌闲置土地21.28万亩，数量居全国第一位。其中郑州、洛阳、南阳等5个省辖市涉嫌闲置土地较多，约占全省闲置土地总量的68%。
然而，郑州的“拆迁运动”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2020年7月29日，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对外发布的信息称：下半年将开工50万户城镇老旧小区和12.9万套棚户区改造项目。
03
遵义政府强抢8亿棚改专项债：2000多农民工讨薪艰难
本文开头，田永芳所说的工钱，是她于2019年5月至8月打工时被拖欠的2.3万余元。
汇川区地处遵义市中心城区北部，面积709平方千米。汇川区以汇川大道为轴线发展，在汇川大道北段尽头有一个杂草丛生的工地——双狮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该项目由七冶建设集团贵州第五建筑工程分公司（以下简称七冶第五分公司）承建，总占地面积13万余㎡，总建筑面积69.4万㎡，包含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幼儿园等。项目于2017年进场施工，原本计划3年建成，然而目前仍只开工了一半的楼房，且没有一幢成功封顶。
该项目当时有18个班组，总共2000多名工人，田永芳便是其中之一。被拖欠工钱的工人向施工方七冶第五分公司讨要，该公司民工管理负责人告诉笔者：“我们也很无奈，汇川区政府才是业主单位，他们不给工程款我们就无法支付农民工薪资。”
该负责人称，双狮棚改涉及住户4000多户、上万人，是上报了国家住建部的重点项目，主体是汇川区政府，由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设立的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投）作为融资平台。
“2016至2017上半年金融政策很松，很好融资，大家都觉得资金有保障，于是我们就进入了这个项目。”不料，2017年5月，风云突变，国家财政部、发改委、司法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六部门联合发布了《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该政策为防范风险，约束地方政府及平台杠杆融资。
2018年底，经投以付七冶工程款的名义，在债券市场发行了8亿元棚改专项债。
有了这8亿元专项债，再加上汇川区政府按合同在每个节点需支付的工程款，理论上项目可以如期完工。不料，非但工程款迟迟不到账，汇川区官员竟于2018年年底带领一队警察“挟持”七冶第五分公司高管，强迫七冶集团将8亿元转到汇川区政府账上，这才罢休。“七冶第五分公司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这一情况，但都没有得到解决。”该项目边坡支护班组负责人汤德富称。
“政府拿这些钱补窟窿去了。政府乱花钱，过不了年了，他们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是七冶自己垫付了8000万元给农民工过春节，过完春节，2019年便基本停工了。”对于这8亿资金的去向，汤德富抱怨，这跟汇川区领导有很大关系。“他们好大喜功，爱搞形象工程，跟前不久爆雷的独山县一样，完全不考虑自身财力。他们搞旧城改造，投资需要100多个亿，其中一条上海路，现在都还摆在那儿，成了烂摊子。那条街的拆迁户经常闹，没还人家的房，也没有给人家过渡费。”
“我们也非常苦恼，”高坪街道的一位领导说，因为经常有棚改户背着被褥要入住街道办公楼，严重影响他们正常工作。“加上其它棚改项目，旧房被拆掉等着搬迁的有几万人呀！我们希望上级能够早点解决这些问题，不要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和官民对立。”
“国家下拨的对棚改项目的补助款，每户约2万5，这个是专项资金，双狮项目有1亿多，也被政府挪用了，”该项目土建负责人黄小均说，“不仅如此，汇川区政府还耍赖皮，将七冶实际完成4亿左右的产值审定为2.8亿，且总共只付了4800万。我们只好被逼着去上访。”
众多农民工参与了上访找政府讨要工钱的行列。田永芳称，他们最开始找汇川区的政府、信访局，解决不了就到市里、省里上访，“但他们又将问题返回汇川区，让我们去汇川区找相关部门解决。”
田永芳告诉笔者，每次上访的时候都会有警察在场。“有一次，我们到汇川区政府上访，警察把我强行按住、抓走。在挣扎的过程中，我买成1000多元的VIVO手机也弄丢了。我一直在喊‘我的手机，我的手机’，但他们不理睬。”
上访讨薪过程中，田永芳在餐馆断断续续打过一些零工，但受疫情影响，再加上一个人带三个孩子，手里的钱根本不够开支。“我现在已经借了一万多了，
我多次向前夫打电话希望他承担一部分孩子的抚养费，但他并不理睬，很多时候连电话也不接。”田永芳说，为了省钱，她不得不把租的一间房子退了，寄住到亲戚家，把孩子送回老家桐梓，让他们跟着前夫吃口饭。
她最大的一块心病是孩子到现在都上不了学，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走在马路上喜笑颜开，她就想哭。“孩子们没有电话，也不知道过得好不好。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政府体谅一下我们，把工钱结了。”
田永芳的工友、53岁的程盛红也有两万多工钱没结。“我们两夫妻都这把年纪了，老婆和母亲都身体不好，经常要吃药。自从工地停工后就没有了收入，只能打些零工，现在已经把老底都快用干净了。”
程盛红和众多工友一起多次上访，有一次大家准备去省城贵阳，在高速上被拦截，他们只能在高速上步行回家。
今年8月31日，通过七冶领导层的努力以及和农民工自身的坚持，汇川区政府通过经投，总算是又付了500万元。该项目劳务负责人蔺龙飞说：“这笔钱我们
没有经手，经经投审核支付给农民工，七冶自己前前后后都垫付了1亿多，真的是欲哭无泪。”
双狮棚改项目停工一年多，笔者来到工地，放眼望去一片萧条。工地上荒草遍地，一堆堆工程设施早已锈迹斑斑。原本准备盖楼的地方，如今变成了一汪湖水，还有野鸭子在水里游泳。
工地一旁的茶水间外，写着“工友们，渴了请喝茶”“同甘共苦，坐下抽根烟”。杂草冲进棚内，占据了工人曾经的位置，顺着支撑物往上爬。工地虽然停了，但每天的成本却持续不断产生。设备和周转材料要付租金、钢材一天天腐蚀报废、还有其他材料商的利息……
据七冶统计，自2018年12月1日起至2020年8月31日，双狮累计停工639天，停工损失1.3亿元左右。理论上，把设备和周转材料撤了会减少很多成本，但遭到汇川区领导强烈阻止。“领导说，一旦把塔吊、钢架等撤走，拆迁户看到交房无望了，肯定就会闹起来，到时候收不了场，势必会发生不可控的事件。”蔺龙飞说，“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还是只能撤。9月9日，经投公司回复我们说，他们对资金问题无力解决。”
调查思考：地方政府乱铺烂摊子不可持续
我们走访的兰州、郑州、遵义三个典型场景，都是地方政府好大喜功，在自身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大兴土木留下的烂摊子。
一名遵义政府官员告诉笔者：汇川区是贵州省资不抵债、欠债最多的一个县区，总共欠下约700亿，远远超过了轰动全国的独山县。“每年支付利息都要50多个亿，而汇川区一年的总财政收入也才60多亿，你可以想一下有多困难。”
汇川区一位公务员向笔者证实，他们已经被拖欠了一年的薪资，每月只发基本工资，所有绩效、奖金都没有，很多公务员开始消极怠工。
近日，据天禄谈信托、国通信托、遵义经投其他民事裁定书发布显示：遵义经投作为被申请人，其3个银行账户下2亿元存款被冻结，冻结期限为一年。
据媒体报道，2019年末以来，融资方为汇川城投、担保方为遵义经投的多个项目相继出现逾期，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责任的遵义经投银行存款被冻结，说明其代偿风险暴露，遵义当地再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
土地是一切财富之母。在地方政府解决债务的方式中，最有效的一剂药莫过于“卖地”。城中村改造和棚户区改造，都能为政府换来宝贵的城区土地。2019年，CRIC统计的我国30个城市中，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50%的有26个，其中更有多达12个城市超过100%，足见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度之高。
但对于缺乏监督、大手大脚的地方主官来说，“卖地”又是最毒的一剂药。即便是政府通过卖地赚到了钱，不做合理安排，天量收入也经不住挥霍，连让拆迁户回迁的房子都无法保证。为数不少的地方政府常常是上一个烂摊子没解决，又开始铺下一个摊子。
住建部副部长倪虹曾批评一些地方政府“棚改实施过程中有一些地方想做好事，但是没有顾及到自己的财政承受能力，盲目地扩大范围。”
“盲目扩大范围”的结果是造成地方政府天量的债务。在2020-2024这五年，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面临集中偿债和资金周转的巨大压力。
地方政府天量的债务并非冰冷的数字，它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悲惨命运。在这里，我们惟有规劝地方主官对乱铺摊子的行为慎之又慎，因为不管对地方政府还是决策者本人，它都不可持续。
巫英蛟
2020.9.18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9/%E5%B7%B4%E8%9C%80%E7%8B%AC%E7%AB%8B%E8%AF%84%E8%AE%BA-%E5%A4%9A%E5%9C%B0%E6%94%BF%E5%BA%9C%E6%B7%B1%E9%99%B7%E5%80%BA%E5%8A%A1%E5%8D%B1%E6%9C%BA%EF%BC%8C%E5%9F%8E%E6%94%B9%E3%80%81%E6%A3%9A/
“一想到两个孩子上不起学就头痛、失眠。”9月12日，田永芳躺在病房里输液，看上去有些疲惫。说话时，她露出在贵州北部山区常见的氟斑牙。今年41岁的田永芳家在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她有三个孩子，年龄分别为16岁、13岁和4岁。因前夫爱喝酒赌博而与之离婚，原本协议双方各承担一部分抚养责任，然而前夫表示要复婚才同意抚养。田永芳不得不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在9月这个开学的时间，她却因交不起杂费而焦头烂额。“我去学校求情，希望先让孩子上学，等讨回工钱了就补上。”田永芳说，“但是学校不交钱就不让进，我现在真的好累！”田永芳是遵义市汇川区一处棚改项目的农民工。公司欠她的工钱分文未付，令她的生活陷入困境。而她所务工的公司表示：非但当地政府拖欠数亿元工程款，挪走8亿元棚改专项资金，连国家下拨的1亿多元棚改补偿款也被政府挪用了，公司也焦急万分。
01
兰州建城史上最大城改项目：逼迁10年后仍未造好新房
在一个灰尘扑扑的工地上，有一排破烂的简易平房，屋顶上安装着密密麻麻的钢架，看上去像是给工人的住房，孙桂喜说：“这是给我们的临时过渡房，这里住着10几户人。最早遭拆迁的人，已经过了11年都还没得到安置房。”
孙桂喜今年54岁，家住兰州市城关区庙滩子片区，他永远记得那些半夜有人来砸门的日子，“即便现在，一听到敲门声心就乱跳，就像发生在昨天。”
2005年，孙桂喜买下了庙滩子靖远路的一套房子，一栋楼梯房的3楼。他和女友住在一起，过着安稳的日子。不料，五年后，一纸拆迁公告打破了平静的生活。
2010年愚人节那天，城关区庙滩子整体改造项目正式启动。官方宣布：该项目占地86公顷，建筑面积281万平方米，是甘肃省、市、区三级政府的重大项目，由元森地产投资建设。为了确保庙滩子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城关区政府成立了“庙滩子整体改造项目拆迁指挥部”。
项目启动那晚7点，孙桂喜所在的那栋楼，有些人提着小板凳拿着大衣喜笑颜开地前往拆迁办。“我问他们去干什么，他们说去（未来的安置房）选好的楼层。”孙桂喜说。为了鼓励住户搬迁，拆迁办出了一项政策：15天内搬走的一次性奖励8000元，16-30天内搬走的一次性奖励5000元，30-40天内搬走的一次性奖励3000元。
孙桂喜没有跟着邻居同去，他认为拆迁补偿方案不合理。庙滩子拆迁补偿方案是：异地安置，拆一还一。3-5年过渡期，过渡费每平米8元，而市场上相同地段同等条件的房屋租金都在每平米30元左右。如果选择货币补偿不要安置房，拆迁楼房每平米赔偿3600元，平房每平米2600元，而相同地段同等条件的商品房均价却在每平米9000元左右。
因此，除了孙桂喜，还有很多人不愿搬离。这群不愿搬离的住户，开始了后来漫长而艰辛的抗争。
2010年7月，没有搬迁的那些房屋开始断水，孙桂喜只能每天下楼到别的地方提水。到了年底，开始断电，人们自己买了电线从外面的电杆上接到家里，但经常半夜里有人剪断电线。
对断水断电依然没有逼走的住户，拆迁办另想“奇招”。例如，两家挨在一起的平房，拆迁队拆其中愿意搬迁的那家时，会故意用铁锤砸坏隔壁房子的墙面；有时住户外出时，会有一帮不明身份的人偷偷来砸玻璃，或者用强力胶水堵住锁眼……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愿搬迁的人们遭到了更惨痛的逼迫。家住王家沟40号的祖孙三人，有一天凌晨2时被冲进来的一伙人“绑架”到白塔山后山扔下。凌晨4时，三人摸黑徒步返回时，家中的六间房屋已变成废墟。在有些地方，拆迁队甚至开始挖地基，到了2011年底，孙桂喜所在的楼被挖成了一座孤岛。
“2012年8月7日半夜2点半的时候，一伙人上楼凶猛地砸我和邻居家的门。我和女友都吓坏了，恐惧到极点就不再害怕了。我提着一把斧头躲在门后，如果他们冲进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砍死一个保本，砍死两个赚一个。”孙桂喜说，但来人最终没有冲进来，把门砸了一个大窟窿就走了，他却被飞进来的木屑伤到了眼睛，造成视力不可逆转的减弱。
这期间，孙桂喜和其他遭逼迁的人们无数次报案，但警察从未立案。愤怒的人们于2011年7月26日与城管执法队、警察、防暴队发生严重冲突事件，居民毛卫国被打断两根肋骨。次日凌晨，警察大规模出动，抓走了包括毛卫国在内的17位“钉子户”。同年10月21日，他们戴着手铐脚镣上堂受审，被判刑的人中，年龄最大的62岁，最小的22岁。
毛卫国因为肋骨被打断，没被收监。后来伤势好一点以后，他外出上访，于2012年7月被关进监狱，坐牢三年，2015年方得释放。
“2013年3月8日，区应急救灾办张主任说我们这栋楼是危楼，同时出具了一份紧急避险通知。他说拆迁的事他们不管，他们只管救灾，要我们立刻搬出去避灾。”孙桂喜说，“地基都被你们挖了，你来告诉我是危楼？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当晚，该楼包括孙桂喜在内的三户人家被安置在北滨河路一家宾馆。孙桂喜也曾到北京上访，但最终不了了之。
孙桂喜说：“随后，拆迁办主任李卓、靖远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晓华等人拿着12号楼的图纸告诉我说这栋楼快，保证三年内能迁入回迁房，再给一间过渡房，过渡费也照常发。2013年3月24日，我在万般无奈下签下了拆迁协议。官官相护，我怎么上访也不会有结果。”
签下协议的人们被安置到现在的过渡房里，当初承诺的安置房如今仍遥遥无期。最先搬迁的那批人，11年过去了都还没见到安置房。
该项目的投资人是利嘉集团。公开信息显示，利嘉集团是一家来自香港，投资领域涉及地产、交通、矿产、能源等行业的企业。2008年利嘉集团进入兰州，成立兰州市元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后文简称元森地产）。2009年5月，元森地产以93亿元拿下当时号称是兰州建城史上最大的旧城改造项目，项目目标是通过全面规划开发，在兰州黄河北岸打造一座具有特色的新城，成为兰州城市又一个副中心。按照当时的计划，庙滩子将在2014或2015年基本建成。
然而，该项目进入2015年之后，一度处于停工状态。网络上传出消息称元森地产资金链出现问题。孙桂喜说：“2013年签协议时承诺的是3年内搬入，可到了2016年连地基都没打。”
2018年，该项目再次停工。2019年10月15日，甘肃省产权交易所发布了关于庙滩子两宗合计面积108.2亩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推介公告，整体转让挂牌价为11亿余元，交易保证金为5.6亿元。公告显示，本次转让标的是元森地产所有的2宗土地使用权。公告中称，“本次转让标的涉及拆迁安置、抵押等相关事项，意向受让方须同意关于拆迁安置、解除抵押及其他事宜的相关约定”。
孙桂喜说，过渡费已经停了一年，“我们去闹才给，不闹的人就不给。”
关于安置房、过渡费等问题，城关区信访局局长魏凯桥今年9月初曾对访民们称：元森地产卖地后的钱被多方监管，因为利嘉集团在各地都有债主和官司，只要元森地产每到一笔款就会被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这块肉就在盘子里，谁也吃不上，谁也拿不走。”原本计划用这笔钱来建安置房、发过渡费，但因多方债主争执不下，一直被冻结着。
拆迁户大多数都没有得到安置房，只能在外租房，拆迁户王秀玲说：“这些年，我前前后后搬过十几次家。每次朋友见面的时候，我都像祥林嫂一样不停地问哪里有便宜的房子租。”
“李卓这个人坏得很，他当年是拆迁办负责人，如今又是街道党工委书记。你说这样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做法，我们怎么能告赢？”孙桂喜说，“2020年6月1日，由李卓签发的信访处理文件上说元森地产部分地块已开工建设，纯属谎言。”孙桂喜带笔者来到计划建安置房的1号地块，该地块目前只是挖了一个大坑。
孙桂喜说：“这是今年两会期间挖来做做样子的。我有一点不明白，元森地产资金被冻结是事实，但已经修好的3号楼为什么不用来安置一部分人？因为房屋问题，害我两次婚姻告吹，我今年54岁了还是光棍一条，同龄人都已经抱上孙子了。城关区政府、拆迁办、元森地产等一起改写了我的人生。”
然而，兰州市的棚改步伐并未停止。2020年6月12日，兰州市住建局发布的《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实施方案》提出：“今年将加速推进棚户区改造，确保10月底前兰州市第一批8个棚改项目12099户全部开工。”
02
郑州疯狂消灭城中村：给不起过渡费后撕毁原协议
2020年9月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联合发布《机遇之城2020》报告，郑州排名前10，入选“全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标杆城市”，晋升全球二线大城市。那一天，郑州市中原区一名因安置房和过渡房都无着落的拆迁户却吃了一天的洋葱，“我是哪样便宜买哪样！”
根据官方数据，“十二五”期间，郑州市四个开发区、六个城市区及县城、产业集聚区、组团新区规划区范围内，共启动拆迁村庄627个，动迁175.65万人，郑州全域范围内保持着每年拆迁100多个村的进度。其中，中心城区（围合区域内和航空港区107国道以西）的476个村庄，已完成拆迁改造城中村383个，占总数的八成。
期间，有不少拆迁户认为拆迁补偿方案极不公平。家住二七区马寨镇张寨村的王娟女士告诉笔者，张寨村于2013年10月19日启动拆迁工作，同月27日，王娟与丈夫李新杰同二七区政府设立的“马寨镇合村并城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签订了《马寨镇合村并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次月12日，二七区政府开始向王娟支付过渡费。
2017年5月，二七区政府以王娟违反“一户一宅”原则为由，停止向王娟发放过渡费。2017年12月，王娟与二七区政府签订了新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2018年2月，王娟向政府退回了部分拆迁安置补偿款、过渡费，共计25.2万元。
“签新协议的原因是政府没钱给过渡费了。”王娟说：“当初政府与我们签订协议的时候是清楚我们家情况的，2017年却毁约，加了各种新的限制条件。而且，新协议完全是在政府胁迫下不得已而为之。”
关于“胁迫”一说，多位当年的亲历者向笔者证实，2017年12月下旬，该村村民陆续被要求到东方宾馆签订变更后的协议，没有去的就会被“警察”抓走。
“我听说我们一位村干部替老百姓说话也被抓起来了，我由于害怕就和父亲一起去到他们指定的宾馆。”王娟说，“宾馆门前有很多警察、警车，警灯一直闪烁着，那架势像随时准备着抓人。酒店一楼的客房都被他们包了，我被工作人员带着走进一间房间，工作人员正在让村民一个一个签字。我后院的邻居因为不满而去找工作人员辩解，那个人拿起对讲机叫了几个警察进来，二话不说就把人连拖带拉架了出去，塞进警车里。”
王娟就是在这一情况下签了字。事后，王娟等村民向郑州市中级法院提起状告二七区政府的行政诉讼，但被法院驳回；她们又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高院没有开庭，就下判维持了一审判决。
在该村其他相似拆迁案件诉讼中，二七区政府在法庭上声称“原告自愿将房屋腾空后，自愿将空房交付拆除。”
那些拆迁后腾出的空地，到现在依旧荒着。王娟带笔者来到她们曾经的村子，土地杂草丛生，电线杆东倒西歪。而且，二七区的情况在郑州并非孤例，据《中国房地产报》报道：“仅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涉案行政诉讼就达1100余起（截止2019年11月11日）。多是由于合法房屋遭到强制拆迁而把中原区政府作为被告而起诉。”另据《河南商报》报道，中原区政府区长因失信已被纳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知情人士告诉笔者，中原区丁庄村、天王寺村、付庄村、小李庄村、赵村、须水村于2016年前就拆除完毕，但至今没有建好安置房，天王寺村甚至连地基都没挖。
一位须水村的村民说：“别说安置房，就连过渡费也拖欠快一年了。以前没拆迁的时候，家里有几层小楼可以出租，田地里还可以种粮种菜。不说有多富裕，至少衣食无忧，生活没啥成本。而如今在镇上租房，喝口水都要钱，肉不敢多买。”
有人因为房屋被拆而精神失常。在等待安置房的过程中，一些老人相继离世，一些年轻人至今未能入住新房。
笔者在丁庄村、天王寺村、付庄村等地走访过程中发现，到处断壁残垣，宛若战后废墟。拆迁过后，村民四处漂泊，只有狗留了下来成为流浪狗。偶有摩托车经过，它们就从废墟中窜出来摇着尾巴跟在摩托车后面跑，在排出的尾气中打喷嚏。
2018年，河南省政府《关于限制土地管理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显示：河南省涉嫌闲置土地21.28万亩，数量居全国第一位。其中郑州、洛阳、南阳等5个省辖市涉嫌闲置土地较多，约占全省闲置土地总量的68%。
然而，郑州的“拆迁运动”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2020年7月29日，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对外发布的信息称：下半年将开工50万户城镇老旧小区和12.9万套棚户区改造项目。
03
遵义政府强抢8亿棚改专项债：2000多农民工讨薪艰难
本文开头，田永芳所说的工钱，是她于2019年5月至8月打工时被拖欠的2.3万余元。
汇川区地处遵义市中心城区北部，面积709平方千米。汇川区以汇川大道为轴线发展，在汇川大道北段尽头有一个杂草丛生的工地——双狮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该项目由七冶建设集团贵州第五建筑工程分公司（以下简称七冶第五分公司）承建，总占地面积13万余㎡，总建筑面积69.4万㎡，包含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幼儿园等。项目于2017年进场施工，原本计划3年建成，然而目前仍只开工了一半的楼房，且没有一幢成功封顶。
该项目当时有18个班组，总共2000多名工人，田永芳便是其中之一。被拖欠工钱的工人向施工方七冶第五分公司讨要，该公司民工管理负责人告诉笔者：“我们也很无奈，汇川区政府才是业主单位，他们不给工程款我们就无法支付农民工薪资。”
该负责人称，双狮棚改涉及住户4000多户、上万人，是上报了国家住建部的重点项目，主体是汇川区政府，由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设立的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投）作为融资平台。
“2016至2017上半年金融政策很松，很好融资，大家都觉得资金有保障，于是我们就进入了这个项目。”不料，2017年5月，风云突变，国家财政部、发改委、司法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六部门联合发布了《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该政策为防范风险，约束地方政府及平台杠杆融资。
2018年底，经投以付七冶工程款的名义，在债券市场发行了8亿元棚改专项债。
有了这8亿元专项债，再加上汇川区政府按合同在每个节点需支付的工程款，理论上项目可以如期完工。不料，非但工程款迟迟不到账，汇川区官员竟于2018年年底带领一队警察“挟持”七冶第五分公司高管，强迫七冶集团将8亿元转到汇川区政府账上，这才罢休。“七冶第五分公司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这一情况，但都没有得到解决。”该项目边坡支护班组负责人汤德富称。
“政府拿这些钱补窟窿去了。政府乱花钱，过不了年了，他们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是七冶自己垫付了8000万元给农民工过春节，过完春节，2019年便基本停工了。”对于这8亿资金的去向，汤德富抱怨，这跟汇川区领导有很大关系。“他们好大喜功，爱搞形象工程，跟前不久爆雷的独山县一样，完全不考虑自身财力。他们搞旧城改造，投资需要100多个亿，其中一条上海路，现在都还摆在那儿，成了烂摊子。那条街的拆迁户经常闹，没还人家的房，也没有给人家过渡费。”
“我们也非常苦恼，”高坪街道的一位领导说，因为经常有棚改户背着被褥要入住街道办公楼，严重影响他们正常工作。“加上其它棚改项目，旧房被拆掉等着搬迁的有几万人呀！我们希望上级能够早点解决这些问题，不要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和官民对立。”
“国家下拨的对棚改项目的补助款，每户约2万5，这个是专项资金，双狮项目有1亿多，也被政府挪用了，”该项目土建负责人黄小均说，“不仅如此，汇川区政府还耍赖皮，将七冶实际完成4亿左右的产值审定为2.8亿，且总共只付了4800万。我们只好被逼着去上访。”
众多农民工参与了上访找政府讨要工钱的行列。田永芳称，他们最开始找汇川区的政府、信访局，解决不了就到市里、省里上访，“但他们又将问题返回汇川区，让我们去汇川区找相关部门解决。”
田永芳告诉笔者，每次上访的时候都会有警察在场。“有一次，我们到汇川区政府上访，警察把我强行按住、抓走。在挣扎的过程中，我买成1000多元的VIVO手机也弄丢了。我一直在喊‘我的手机，我的手机’，但他们不理睬。”
上访讨薪过程中，田永芳在餐馆断断续续打过一些零工，但受疫情影响，再加上一个人带三个孩子，手里的钱根本不够开支。“我现在已经借了一万多了，
我多次向前夫打电话希望他承担一部分孩子的抚养费，但他并不理睬，很多时候连电话也不接。”田永芳说，为了省钱，她不得不把租的一间房子退了，寄住到亲戚家，把孩子送回老家桐梓，让他们跟着前夫吃口饭。
她最大的一块心病是孩子到现在都上不了学，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走在马路上喜笑颜开，她就想哭。“孩子们没有电话，也不知道过得好不好。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政府体谅一下我们，把工钱结了。”
田永芳的工友、53岁的程盛红也有两万多工钱没结。“我们两夫妻都这把年纪了，老婆和母亲都身体不好，经常要吃药。自从工地停工后就没有了收入，只能打些零工，现在已经把老底都快用干净了。”
程盛红和众多工友一起多次上访，有一次大家准备去省城贵阳，在高速上被拦截，他们只能在高速上步行回家。
今年8月31日，通过七冶领导层的努力以及和农民工自身的坚持，汇川区政府通过经投，总算是又付了500万元。该项目劳务负责人蔺龙飞说：“这笔钱我们
没有经手，经经投审核支付给农民工，七冶自己前前后后都垫付了1亿多，真的是欲哭无泪。”
双狮棚改项目停工一年多，笔者来到工地，放眼望去一片萧条。工地上荒草遍地，一堆堆工程设施早已锈迹斑斑。原本准备盖楼的地方，如今变成了一汪湖水，还有野鸭子在水里游泳。
工地一旁的茶水间外，写着“工友们，渴了请喝茶”“同甘共苦，坐下抽根烟”。杂草冲进棚内，占据了工人曾经的位置，顺着支撑物往上爬。工地虽然停了，但每天的成本却持续不断产生。设备和周转材料要付租金、钢材一天天腐蚀报废、还有其他材料商的利息……
据七冶统计，自2018年12月1日起至2020年8月31日，双狮累计停工639天，停工损失1.3亿元左右。理论上，把设备和周转材料撤了会减少很多成本，但遭到汇川区领导强烈阻止。“领导说，一旦把塔吊、钢架等撤走，拆迁户看到交房无望了，肯定就会闹起来，到时候收不了场，势必会发生不可控的事件。”蔺龙飞说，“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还是只能撤。9月9日，经投公司回复我们说，他们对资金问题无力解决。”
调查思考：地方政府乱铺烂摊子不可持续
我们走访的兰州、郑州、遵义三个典型场景，都是地方政府好大喜功，在自身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大兴土木留下的烂摊子。
一名遵义政府官员告诉笔者：汇川区是贵州省资不抵债、欠债最多的一个县区，总共欠下约700亿，远远超过了轰动全国的独山县。“每年支付利息都要50多个亿，而汇川区一年的总财政收入也才60多亿，你可以想一下有多困难。”
汇川区一位公务员向笔者证实，他们已经被拖欠了一年的薪资，每月只发基本工资，所有绩效、奖金都没有，很多公务员开始消极怠工。
近日，据天禄谈信托、国通信托、遵义经投其他民事裁定书发布显示：遵义经投作为被申请人，其3个银行账户下2亿元存款被冻结，冻结期限为一年。
据媒体报道，2019年末以来，融资方为汇川城投、担保方为遵义经投的多个项目相继出现逾期，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责任的遵义经投银行存款被冻结，说明其代偿风险暴露，遵义当地再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
土地是一切财富之母。在地方政府解决债务的方式中，最有效的一剂药莫过于“卖地”。城中村改造和棚户区改造，都能为政府换来宝贵的城区土地。2019年，CRIC统计的我国30个城市中，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50%的有26个，其中更有多达12个城市超过100%，足见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度之高。
但对于缺乏监督、大手大脚的地方主官来说，“卖地”又是最毒的一剂药。即便是政府通过卖地赚到了钱，不做合理安排，天量收入也经不住挥霍，连让拆迁户回迁的房子都无法保证。为数不少的地方政府常常是上一个烂摊子没解决，又开始铺下一个摊子。
住建部副部长倪虹曾批评一些地方政府“棚改实施过程中有一些地方想做好事，但是没有顾及到自己的财政承受能力，盲目地扩大范围。”
“盲目扩大范围”的结果是造成地方政府天量的债务。在2020-2024这五年，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面临集中偿债和资金周转的巨大压力。
地方政府天量的债务并非冰冷的数字，它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悲惨命运。在这里，我们惟有规劝地方主官对乱铺摊子的行为慎之又慎，因为不管对地方政府还是决策者本人，它都不可持续。
巫英蛟
2020.9.18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9/%E5%B7%B4%E8%9C%80%E7%8B%AC%E7%AB%8B%E8%AF%84%E8%AE%BA-%E5%A4%9A%E5%9C%B0%E6%94%BF%E5%BA%9C%E6%B7%B1%E9%99%B7%E5%80%BA%E5%8A%A1%E5%8D%B1%E6%9C%BA%EF%BC%8C%E5%9F%8E%E6%94%B9%E3%80%81%E6%A3%9A/
Thursday, 25 October 2018
非洲陷入新一轮债务危机
来源:
德国之声
自2011年以来，这个背负着最沉重债务的大陆不堪重负。90年代很多非洲国家曾濒临破产边缘。现在情况再次紧急，进行救援也更加困难。
加纳给外人留下的原本都是积极的印象：政府和平换届、运作良好的民主政体和希望摆脱发展援助的政府。然而，现在的加纳相当依赖外援，因为这个所谓的模范国家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截至2017年底，国家债务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
又大笔举债
然而最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担心的是加纳代表了非洲的一个危险的发展趋势。世界银行德国执行董事扎特勒（Jürgen Zattler）说：“看来它现在的情况并不好”，“在摆脱了债务并经历了15年非常积极的经济发展之后，最近几年债务重新开始增加”。
据从事发展援助工作的英国“千禧年债务运动”组织公布的消息称，去年非洲国家的外债已经上升到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18个国家深陷或者濒临债务危机。这是一种危险的组合：非洲政府需要资金，同时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得资金。
非洲债务与发展论坛网AFRODAD的分析师穆塔祖（Tirivangani Mutazu）说：“原料价格下跌或者不稳定导致很多国家出现巨额收入亏损。因此很多国家的政府需要通过借贷来弥补财政漏洞。”
另一个原因是，非洲急需扩建公路、铁路或者港口。没有基础设施就没有发展，成千上万的非洲年轻人就难以找到就业岗位。据南非国际关系研究所公布的数据，为了扩建基础设施，非洲每年需要930亿美元的资金。因此很多政府为此举债。例如肯尼亚：去年位于港口城市蒙巴萨和首都内罗毕之间的新铁路投入运营。这条耗资40亿美元，由中国投资建造的铁路是该国独立以来成本最昂贵的一个交通项目。
因廉价资金动心
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在筹集资金。除了西方政府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传统捐助者外，还出现了新的机会。在欧洲史上的低利率时期，私人投资者正在拼命寻找投资机会。他们也发现了非洲国家。世界银行的德国代表扎特勒说：“一些国家获得积极的发展，并能在资本市场举债。他们借了贷，而且部分贷款的利率非常高”。中国也在其中扮演着角色：所有非洲外债的14%来自中国。中国通过提供廉价贷款来影响以及获得非洲的自然资源。
显然，这一切都令人更难驾驭当前的危机。世行德国代表扎特勒说：“从前就是将所谓的‘巴黎俱乐部债权人’召集在一起”，就减免在其成员那里借贷的国债进行谈判，“但是如今这种做法行不通了。因为无论是私人借贷者还是像中国或者沙特阿拉伯这样的新的国家债权人都不会坐到谈判桌旁。”
国际货币基金或改进
鉴于目前的危机，类似国际货币基金这样的传统贷款机构更受非洲国家的欢迎。加纳是获得华盛顿援助的国家之一。90年代非洲债台高筑之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制定了所谓的“结构调整方案”。国营公司被迅速实行了私有化，财政预算被缩减。由于也对社会福利、教育或者卫生领域实行了节俭措施，因此受到打击的主要是穷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它希望这次采取不同的行动。尽管如此，以穆塔祖为首的一些专家仍然忧心忡忡：“一大批国家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请求援助，国际货币基金当然会要求他们采取紧缩措施。其中有些措施似乎与80年代和90年代的措施没有质的区别。谁去找了国际货币基金，看来也就无法再摆脱。”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E9%9D%9E%E6%B4%B2%E9%99%B7%E5%85%A5%E6%96%B0%E4%B8%80%E8%BD%AE%E5%80%BA%E5%8A%A1%E5%8D%B1%E6%9C%BA.html
Wednesday, 27 June 2018
化解地方债务有高招：常德市政府要求辖内银行对城投平台到期贷款一律延期、续贷或借新还旧，不配合的银行由纪委清查
【财新网】（记者 韩祎 霍侃）财新记者独家确认，6月22日，湖南省常德市政府召集辖内银行和城投平台公司，召开化解政府债务的专题会议。
市场流传的一份会议纪要显示，常德市政府要求，从7月开始，银行要对平台公司的贷款利率提供优惠；到期贷款和分期还款计划，一律延期、续贷或借新还旧，甚至与银行有直接关联的表外业务，银行同样需要延期、续贷等；如果到期贷款及分期还款计划不能采取延期、续贷或借新还旧等措施，一律不归还；对于不配合政府化解债务的银行，常德市政府将采取相关措施，甚至作为问题线索提供给纪委清查。纪要提到，常德市人民政府要求平台公司在下周三（即6月27日）出具公文。
此言一出，令金融机构和市场颇为担心常德城投平台的偿债风险。
多个独立信源向财新记者表示，常德市政府的确召开了这个会议，但是这份会议纪要的内容不完全属实。
一位当地城投平台公司人士表示，在这次会上，常德市政府有关部门人士的确说过上述会议纪要中的话，但不代表是会议的结论和要求，也不会落实成文件，会议主要是“与金融机构协商不要抽贷”有关。
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有常德市领导在会上提出了上述要求，但是被金融机构驳回，不会按照这个框架执行。
另有一位当地银行人士透露，如何化解地方债务兹事体大，目前湖南省、常德市政府还存在的分歧，不会贸然按照发言的口径来执行。至于纪要里提到的6月27日要发布的公文，“是发不出来的”。
6月27日傍晚，常德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应，网传内容失实，常德市防控政府债务风险工作严格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没有也不会单独出台措施，并且一直与各金融机构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并称该市经济运行正常，债务风险可控。
在再融资收紧的环境下，偿债压力和违约风险有从民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蔓延之势。此前，因为城投平台的信用与地方政府隐性捆绑，其债务一直被金融机构视为较优质的资产，银行通过表内表外贷款向城投平台提供融资，很多投资机构都配置了大量城投债券。
今年以来，在这轮地方政府防控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中，湖南省颇为进取，频频出招。今年4月，湖南省财政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按照停、缓、调、撤的原则压减投资项目，以化解存量债务，严控债务增量。
6月5日，湖南常德市召开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及当前重点工作调度会议，提出全市各级部门要采取过硬的措施，狠抓工作落实，坚决主动打好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主动仗。
据《常德日报》报道，在6月20日召开的常德市委七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常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德睿在讲话中指出，以政府债务为例，很多高利息、高成本的贷款，就可以让银行展期，是可以降利息，这是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对于一些平台公司，这是转型升级、破茧成蝶的最好机遇期，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抓住了战略机遇期，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长痛不如短痛，如果三年五年后再防控，很多企业都要死掉。
“各省份都有城投偿债压力，湖南并不算最严重的，在全国应该属于中等水平，但是为什么湖南和新疆在防控政府债务风险方面抓得比较严？”前述银行人士向财新记者解释，可能是因为高层关注到了这两个省份的案例，因此地方政府积极处理。
早在2017年8月19日，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召开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座谈会，认为辖内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也存在地方融资平台过多、通过多种方式过度融资的现象，形成数额不小的限额以外债务和隐性债务的问题，尤其是个别地方政府单方面撤销先前出具的担保函、承诺函，引发了负面影响，必须引起重视，妥善应对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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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流传的一份会议纪要显示，常德市政府要求，从7月开始，银行要对平台公司的贷款利率提供优惠；到期贷款和分期还款计划，一律延期、续贷或借新还旧，甚至与银行有直接关联的表外业务，银行同样需要延期、续贷等；如果到期贷款及分期还款计划不能采取延期、续贷或借新还旧等措施，一律不归还；对于不配合政府化解债务的银行，常德市政府将采取相关措施，甚至作为问题线索提供给纪委清查。纪要提到，常德市人民政府要求平台公司在下周三（即6月27日）出具公文。
此言一出，令金融机构和市场颇为担心常德城投平台的偿债风险。
多个独立信源向财新记者表示，常德市政府的确召开了这个会议，但是这份会议纪要的内容不完全属实。
一位当地城投平台公司人士表示，在这次会上，常德市政府有关部门人士的确说过上述会议纪要中的话，但不代表是会议的结论和要求，也不会落实成文件，会议主要是“与金融机构协商不要抽贷”有关。
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有常德市领导在会上提出了上述要求，但是被金融机构驳回，不会按照这个框架执行。
另有一位当地银行人士透露，如何化解地方债务兹事体大，目前湖南省、常德市政府还存在的分歧，不会贸然按照发言的口径来执行。至于纪要里提到的6月27日要发布的公文，“是发不出来的”。
6月27日傍晚，常德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应，网传内容失实，常德市防控政府债务风险工作严格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没有也不会单独出台措施，并且一直与各金融机构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并称该市经济运行正常，债务风险可控。
在再融资收紧的环境下，偿债压力和违约风险有从民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蔓延之势。此前，因为城投平台的信用与地方政府隐性捆绑，其债务一直被金融机构视为较优质的资产，银行通过表内表外贷款向城投平台提供融资，很多投资机构都配置了大量城投债券。
今年以来，在这轮地方政府防控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中，湖南省颇为进取，频频出招。今年4月，湖南省财政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按照停、缓、调、撤的原则压减投资项目，以化解存量债务，严控债务增量。
6月5日，湖南常德市召开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及当前重点工作调度会议，提出全市各级部门要采取过硬的措施，狠抓工作落实，坚决主动打好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主动仗。
据《常德日报》报道，在6月20日召开的常德市委七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常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德睿在讲话中指出，以政府债务为例，很多高利息、高成本的贷款，就可以让银行展期，是可以降利息，这是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对于一些平台公司，这是转型升级、破茧成蝶的最好机遇期，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抓住了战略机遇期，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长痛不如短痛，如果三年五年后再防控，很多企业都要死掉。
“各省份都有城投偿债压力，湖南并不算最严重的，在全国应该属于中等水平，但是为什么湖南和新疆在防控政府债务风险方面抓得比较严？”前述银行人士向财新记者解释，可能是因为高层关注到了这两个省份的案例，因此地方政府积极处理。
早在2017年8月19日，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召开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座谈会，认为辖内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也存在地方融资平台过多、通过多种方式过度融资的现象，形成数额不小的限额以外债务和隐性债务的问题，尤其是个别地方政府单方面撤销先前出具的担保函、承诺函，引发了负面影响，必须引起重视，妥善应对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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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31893
Tuesday, 21 March 2017
德媒译稿首发：债务爆炸：美国面临无力支付
作者：野罂粟译稿
摘要：美国国债接近20万亿美元的关卡，即定下的最高限额。最迟在夏季，将面临无力支付。唐纳德·川普的军事幻想原则上是负担不起的。
美国债务接近20万亿美元的关卡，即从3月15日生效的赤字最高限额。因此在几个月后，财政危机将到来。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时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David Stockman预计在夏季，美国财政部将无力支付，正如他在接受美国金融平台 USAwatchdog.com的采访时所说。
“我认为，人们对这天，2017年3月15日的关注不够。这是标志着结束不断扩大债务的分水岭，它是由原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与那时的国会发言人 John Boehner在2015年10月谈判而定的。赤字的界限将在20万亿美元时冻结。之后将立法。这将是完完全全地叫停。”Stockman说道。
依Stockman看，到了赤字最高限额时，美国将陷入债务危机。财政部将无钱，因为再不能借新债去还旧债了。“财政部大约有2000亿美元。我们每个月却需要大约750亿美元。到夏季就再没钱了。之后我们就将经历”所有危机之母“。所有都将停止。我预料的是，公共机关将暂时关门。将不会有奥巴马医保的替代品、将不会有降税、将不会有基建投资。我们唯一得到的是，在国家财政上有一条巨大的血红宽带。过后，赤字的限额将要提升，但是为此谁都不想投赞同票。”
Stockman强调，现在美国股市上令人惊讶的重振将不会再继续发展下去。这是由之前的政府扳错了道岔导致，让川普基本没有采取措施的迂回空间。“股票继续上涨的想象将不会出现。这是错觉的。这是一个所有时期的巨大的”错误重振“。它完全是基于”鸦片希望“（由鸦片和希望组合而成的词），而且完全不是基于严肃地分析从根本上降税的前提。唐纳德·川普在一个陷阱里。如今债务到了20万亿美元。这相当于GDP的106%。川普继承了此前就设置好了的、由于现行计划影响今后十年的新增10万亿美元的赤字。即便如此，他想给企业和公民降税。他也想为保护边境和给安全部门支出更多的钱、他想为老兵多做些事、他想实施大规模的基建计划。如果审视所有这些的话，那么这简直是发疯。”
美国政府的债务现在为19.979万亿美元。联邦政府、州、地方、财政和财政机构总共加起来的债务近67万亿。自2000年以来，这个欠债总额增加了160%。在最后的40年里，美国的债务增长了27倍。美国67万亿美元的债务占世界总债务的1/4强。华尔街杂志的（世界总债务）数据是223万亿。
特别是在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任期里，大幅新借了近10万美元的债务。因此，在奥巴马任期内所借的债务基本相当于他之前43位总统所借债务的总和。
债务泛滥可能也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债权人抛售美国国债的原因。2016年年底，国外债权人所占份额首次自2009年危机年以来低于30%，如Baader银行债券部主任报告的。
令人担忧的是，私人欠债在去年也急剧地上升，特别是信用卡债务和买车贷款和上大学贷款。美国人总共的信用卡债务在7千亿到1万亿美元之间，对此有不同的数据。通过信用卡提供利率为12%-14%的贷款确实是银行业业务最为获利的，因而在最近几年里，银行以攻势大力招揽顾客。
因为美国经济的70%靠内部消费调节，欠债不断地增加，也将对整体经济的增长不利。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还预告，他想大力增强美军：这位共和党人想将军费的预算提高540亿美元，周一白宫通报说。相反，其他联邦部门，比如国务院或者是环保部EPA要承受削减。给国会的第一个预案是这样的，内部知情人透露。周二，川普要对两个议会发表其令人紧张期待的讲话。回过头来看，他在周一时，就已经讲了给军备“历史性的增加开支”
以每年近6千亿美元和巨大差距，美国的军费开支为世界之最。与此相反，德国每年支出370亿欧元（390亿美元）。鉴于这个背景，即将来临的支付危机（意味着什么）是清楚的：面对首要是由实际导致出的问题，美国对北约伙伴提出要求是由于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自己处在压力之下。实际上，军事幻想是无法承担的，除非将美国政府完全重新设置，但这也并不能那么快地实施，为使赤字一下子就消化掉。
周一，在同州长们会面时，川普说，安全处在财政的中心位置上。“被剥皮的军队”需要财政强心针。钱到底用在哪儿，据政府圈消息，在原上将Jim Mattis领导下的国防部决定。一位内部知情人讲，川普想用增加的钱购置更多的军舰和飞机，并且更多地展示在具有巨大潜在冲突的海航线上，如在进入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在南中国海。在这两个地方涉及的都是对中国的贸易战。
现今财政年的预算为5840亿美元，因而一些军事专家显然对再提高预算存疑。那么增加预算就是涨了9.2%。作为对比：给国务院和对外援助，一年的预算加起来是500亿美元。据内部知情人消息，川普恰恰盯上了这两个地方。有个人讲，Rex Tillerson的国务院将少得30%的钱。这就意味着，国务院要重新建设，并且删除很多计划。整体来说，大部分政府部门要做好削减的准备。
如像在竞选中许诺的那样，川普还预告了给予基建更多的支出。在周二，他将在国会的讲话里透露具体细节。这位房地产十亿富豪在财政问题上有赖于同议员们合作。两院虽然在共和党手中，但并不意味着人民的代表自动通过川普的这些计划。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投资人已经数天对其讲话高度关注。在周一，他们也还是收缩。由于预告提升基建开支，美元和美国债券下跌。一位分析人士说，计划可能让美国的投资有些风险。川普的税务改革计划也令人紧张期待。据政府圈，但这将不是周二讲话的内容。
https://deutsche-wirtschafts-nachrichten.de/2017/02/27/schulden-explodieren-usa-droht-die-zahlungsunfaehigkeit/
28.02.17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来源：《德国经济新闻》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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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国债接近20万亿美元的关卡，即定下的最高限额。最迟在夏季，将面临无力支付。唐纳德·川普的军事幻想原则上是负担不起的。
美国债务接近20万亿美元的关卡，即从3月15日生效的赤字最高限额。因此在几个月后，财政危机将到来。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时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David Stockman预计在夏季，美国财政部将无力支付，正如他在接受美国金融平台 USAwatchdog.com的采访时所说。
“我认为，人们对这天，2017年3月15日的关注不够。这是标志着结束不断扩大债务的分水岭，它是由原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与那时的国会发言人 John Boehner在2015年10月谈判而定的。赤字的界限将在20万亿美元时冻结。之后将立法。这将是完完全全地叫停。”Stockman说道。
依Stockman看，到了赤字最高限额时，美国将陷入债务危机。财政部将无钱，因为再不能借新债去还旧债了。“财政部大约有2000亿美元。我们每个月却需要大约750亿美元。到夏季就再没钱了。之后我们就将经历”所有危机之母“。所有都将停止。我预料的是，公共机关将暂时关门。将不会有奥巴马医保的替代品、将不会有降税、将不会有基建投资。我们唯一得到的是，在国家财政上有一条巨大的血红宽带。过后，赤字的限额将要提升，但是为此谁都不想投赞同票。”
Stockman强调，现在美国股市上令人惊讶的重振将不会再继续发展下去。这是由之前的政府扳错了道岔导致，让川普基本没有采取措施的迂回空间。“股票继续上涨的想象将不会出现。这是错觉的。这是一个所有时期的巨大的”错误重振“。它完全是基于”鸦片希望“（由鸦片和希望组合而成的词），而且完全不是基于严肃地分析从根本上降税的前提。唐纳德·川普在一个陷阱里。如今债务到了20万亿美元。这相当于GDP的106%。川普继承了此前就设置好了的、由于现行计划影响今后十年的新增10万亿美元的赤字。即便如此，他想给企业和公民降税。他也想为保护边境和给安全部门支出更多的钱、他想为老兵多做些事、他想实施大规模的基建计划。如果审视所有这些的话，那么这简直是发疯。”
美国政府的债务现在为19.979万亿美元。联邦政府、州、地方、财政和财政机构总共加起来的债务近67万亿。自2000年以来，这个欠债总额增加了160%。在最后的40年里，美国的债务增长了27倍。美国67万亿美元的债务占世界总债务的1/4强。华尔街杂志的（世界总债务）数据是223万亿。
特别是在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任期里，大幅新借了近10万美元的债务。因此，在奥巴马任期内所借的债务基本相当于他之前43位总统所借债务的总和。
债务泛滥可能也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债权人抛售美国国债的原因。2016年年底，国外债权人所占份额首次自2009年危机年以来低于30%，如Baader银行债券部主任报告的。
令人担忧的是，私人欠债在去年也急剧地上升，特别是信用卡债务和买车贷款和上大学贷款。美国人总共的信用卡债务在7千亿到1万亿美元之间，对此有不同的数据。通过信用卡提供利率为12%-14%的贷款确实是银行业业务最为获利的，因而在最近几年里，银行以攻势大力招揽顾客。
因为美国经济的70%靠内部消费调节，欠债不断地增加，也将对整体经济的增长不利。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还预告，他想大力增强美军：这位共和党人想将军费的预算提高540亿美元，周一白宫通报说。相反，其他联邦部门，比如国务院或者是环保部EPA要承受削减。给国会的第一个预案是这样的，内部知情人透露。周二，川普要对两个议会发表其令人紧张期待的讲话。回过头来看，他在周一时，就已经讲了给军备“历史性的增加开支”
以每年近6千亿美元和巨大差距，美国的军费开支为世界之最。与此相反，德国每年支出370亿欧元（390亿美元）。鉴于这个背景，即将来临的支付危机（意味着什么）是清楚的：面对首要是由实际导致出的问题，美国对北约伙伴提出要求是由于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自己处在压力之下。实际上，军事幻想是无法承担的，除非将美国政府完全重新设置，但这也并不能那么快地实施，为使赤字一下子就消化掉。
周一，在同州长们会面时，川普说，安全处在财政的中心位置上。“被剥皮的军队”需要财政强心针。钱到底用在哪儿，据政府圈消息，在原上将Jim Mattis领导下的国防部决定。一位内部知情人讲，川普想用增加的钱购置更多的军舰和飞机，并且更多地展示在具有巨大潜在冲突的海航线上，如在进入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在南中国海。在这两个地方涉及的都是对中国的贸易战。
现今财政年的预算为5840亿美元，因而一些军事专家显然对再提高预算存疑。那么增加预算就是涨了9.2%。作为对比：给国务院和对外援助，一年的预算加起来是500亿美元。据内部知情人消息，川普恰恰盯上了这两个地方。有个人讲，Rex Tillerson的国务院将少得30%的钱。这就意味着，国务院要重新建设，并且删除很多计划。整体来说，大部分政府部门要做好削减的准备。
如像在竞选中许诺的那样，川普还预告了给予基建更多的支出。在周二，他将在国会的讲话里透露具体细节。这位房地产十亿富豪在财政问题上有赖于同议员们合作。两院虽然在共和党手中，但并不意味着人民的代表自动通过川普的这些计划。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投资人已经数天对其讲话高度关注。在周一，他们也还是收缩。由于预告提升基建开支，美元和美国债券下跌。一位分析人士说，计划可能让美国的投资有些风险。川普的税务改革计划也令人紧张期待。据政府圈，但这将不是周二讲话的内容。
https://deutsche-wirtschafts-nachrichten.de/2017/02/27/schulden-explodieren-usa-droht-die-zahlungsunfaehigkeit/
28.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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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6 May 2016
北京将如何应对债务危机？
何清涟
最近，国际金融界与投行界几乎都在高度关注中国的债务危机。分析者从技术层面做了大量分析，最悲观的预测是债务风险最终将以急剧爆发的金融危机收场，如同美国2008年的“雷曼时刻”那样，即百年老银行雷曼兄弟倒闭、信贷市场瘫痪，占主流的意见则认为中国将陷入日本泡沫经济消退之后的经济困境，增长持续放缓，提振乏力。
所有指标都表明中国面临金融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数据表明，2016年一季度，中国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上升至创纪录的237%。国际清算银行（BIS）估算略高，认为中国债务与GDP之比为249%，与欧元区的270%和美国的248%大致相当。导致债务与GDP急增的主要原因，是北京采取大规模放贷的方法来提振经济增长，据报，中国2016年一季度新增贷款6.2万亿元人民币，是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季度增幅，同比增长逾50%。
因此，有人分析说，“按照当前的扩张速度，一些银行迟早会发现自己无法安全地为所有资产融资。到那个时候，就可能爆发一场金融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的估值使用了来自中国央行的所谓“社会融资规模”数据，加上了中国财政部以及审计署有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的数据，基本可信。中国官方要否认，大概也只能将坏帐率降低十几个甚至更多百分点，再从中国的债务结构与欧盟、美国不同等方面辩析，比如有一篇探讨希腊为什么发生债务危机而中国不会的文章就是如此辩解。
但以上都是从技术层面分析。如果只从技术因素看，中国可能早就发生过若干轮金融危机了。我将从中国与日本两国体制不同这个角度切入，说明中国未来的金融危机与日本的情况有何根本性的不同。
中国银行业现状与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异同
表面上看来，中国银行业与日本银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泡沫经济到来前极其相似，二者都经历了埋下信用风险因素的资产规模扩张过快阶段。
日本银行业受宽松货币政策、高储蓄率以及流动性充裕的推动，资产规模曾一度快速扩张，贷款增速远超GDP增速，从1984年到1990年，日本银行业总资产从373万亿日元增至757万亿日元，增长103%。这种资产增速与存款迅速增加有关，同期银行业总存款由268万亿日元增至495万亿日元，七年间增长84.7%。
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扩张速度比日本更快。2011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13.28万亿元，到2016年3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203.34万亿元，不到五年，资产规模增长79.5%。不同的是，中国银行业资产总规模扩大的因素并非主要来自于银行储户的总存款 ，中国业内人士也不讳言，公开承认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持续扩张，且维持在比较高的增速水平上，主要与国内宽松的货币环境有关。比如中央政府想助推经济，信贷投放加速，房地产回暖、基建投资需求回升等，这都是重要的生息资产，其增加对于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大是重要助力。
但细究起来，中日两国银行业的资产配置偏向只有部分相似，日本银行业的资产配置主要偏向房地产，因此积累了高风险。1984～1990年，日本国内的房地产贷款远远高于制造业贷款和GDP增速，在总贷款中的占比由7.5%增至12%，制造业贷款占比则由26.6%降至15%。其中，1986年和1989年房地产贷款增长最快，增速分别高达35.1%和27.7%。
中国经济的龙头产业是房地产，但银行业的资产配置却因经济体制及政府行政强干预的关系，中国银行业的坏账来源涉及几大经济领域。其中主要是房地产企业、大型国企，以及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以房地产业为例，全国城镇有待售住宅4.3亿平米、在建住宅44.4亿平米，合计48.7亿平米，这些待售房产积压的就是银行贷款。2016年一季度，中国个人购房贷款增加1万亿元，一季度全部新增贷款为4.61万亿元（国内数据，比《金融时报》估算少了约1.59万亿），意味着有超过20%的新增贷款流向了房地产市场。第二大源头就是国有企业，据2015年10月中国财政部月报显示，截止到9月30日，中国国有企业整体债务总额达到77.7万亿元人民币，超过中国GDP的总量。今年兴业策略研究报告估计，如果在两年之内，国企中占比约为15%的“僵尸企业”全部倒闭，70%的有息负债成为坏账，影响债务约10671亿，其中10%为债券，90%为银行债务。
中国银行业是政府的钱袋，国企号称是“共和国长子”，三者之间这种密不可分的利益关系，注定了中国银行业的命运与日本银行业不同。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同于日本，能与国同休
可以说，中国银行业的情况其实远比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本银行业要糟糕，但是如果以此来判定中国一定会发生日本式金融危机，显然是忽视了中日两国有个根本的不同，即金融安全事关中共政权安全，中国国有金融体系是“与国同休”；日本金融业与政府的关系当然比美国银行业与政府关系要亲近得多，但远非“与国同休”，内阁即使倒阁，也与银行生死无直接关系。
既然金融业安全事关政权安全，中共又视执政权为本党命脉，政权更替为“千百万人头落地”之事，其防范金融危机的手法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政府可以直接帮银行消除坏债，日本政府则不能，日本银行业迟至小泉纯一郎任日本首相时期，方才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措施有：大规模开始金融机构的合并重组浪潮；采用直接处理方式化解不良债权；强化不良债权整理回收机构的机能；促进企业再生等。这些措施有效地促使日本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比例下降，从2002年到2006年，银行业的不良债权比例从8.7%下降到了1.8%，金融机构整体不良比例从8.6%下降到了3.6%。
中国政府决不采用日本政府这种蜗牛爬行的方式化解银行坏帐，其措施既直接又强硬，短期内可让银行坏帐搬家。比如朱镕基时期既采取政府直接注资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理，剥离银行坏帐；又让企业玩债转股，帮助企业与银行从帐面上消除银行坏帐，轻装上阵。温家宝任总理时，则通过吸收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帮助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资产重组，再推至香港与中国A股市场上市，通过上市吸金不仅扭亏为盈，还顷刻间让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跻身为国际前十大金融巨头之列，成为最赚钱的银行。如今，中国政府为了摆脱金融危机，正在效仿朱镕基的老办法，只是今非昔比，老招术对付不了新困局。
简言之，中国金融危机缘于政府干预经济，政权安全系于金融安全，因此中国金融最后一道防波堤就是枪杆子。对这一点，全世界不明白，但中国专业人士都明白。中国金融业的学者最近隐晦地表明，中日两国政府调控能力不同，表面上，他们盛赞的当然是“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则更稳健、更前瞻”，但对这点心知肚明。我在《中国的金融危机为何总不爆发？》（VOA，2016年1月27日）一文中，指出中国金融危机不爆发的原因就在于“党指挥枪”。
理解“中国特色经济学”中的关键是“枪杆子定乾坤”，因为独裁或极权政治都是任借暴力获取并维持权力，权力不仅可以扭曲市场，还可以消灭市场。这是2015年中国股市的经验之一。对中国人来说，他们为债务危机所付的代价就是持续的通胀。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5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beijing-debt-20160501/3311216.html）
from 清涟居 http://heqinglian.net/2016/05/01/china-debt-crisis/
最近，国际金融界与投行界几乎都在高度关注中国的债务危机。分析者从技术层面做了大量分析，最悲观的预测是债务风险最终将以急剧爆发的金融危机收场，如同美国2008年的“雷曼时刻”那样，即百年老银行雷曼兄弟倒闭、信贷市场瘫痪，占主流的意见则认为中国将陷入日本泡沫经济消退之后的经济困境，增长持续放缓，提振乏力。
所有指标都表明中国面临金融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数据表明，2016年一季度，中国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上升至创纪录的237%。国际清算银行（BIS）估算略高，认为中国债务与GDP之比为249%，与欧元区的270%和美国的248%大致相当。导致债务与GDP急增的主要原因，是北京采取大规模放贷的方法来提振经济增长，据报，中国2016年一季度新增贷款6.2万亿元人民币，是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季度增幅，同比增长逾50%。
因此，有人分析说，“按照当前的扩张速度，一些银行迟早会发现自己无法安全地为所有资产融资。到那个时候，就可能爆发一场金融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的估值使用了来自中国央行的所谓“社会融资规模”数据，加上了中国财政部以及审计署有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的数据，基本可信。中国官方要否认，大概也只能将坏帐率降低十几个甚至更多百分点，再从中国的债务结构与欧盟、美国不同等方面辩析，比如有一篇探讨希腊为什么发生债务危机而中国不会的文章就是如此辩解。
但以上都是从技术层面分析。如果只从技术因素看，中国可能早就发生过若干轮金融危机了。我将从中国与日本两国体制不同这个角度切入，说明中国未来的金融危机与日本的情况有何根本性的不同。
中国银行业现状与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异同
表面上看来，中国银行业与日本银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泡沫经济到来前极其相似，二者都经历了埋下信用风险因素的资产规模扩张过快阶段。
日本银行业受宽松货币政策、高储蓄率以及流动性充裕的推动，资产规模曾一度快速扩张，贷款增速远超GDP增速，从1984年到1990年，日本银行业总资产从373万亿日元增至757万亿日元，增长103%。这种资产增速与存款迅速增加有关，同期银行业总存款由268万亿日元增至495万亿日元，七年间增长84.7%。
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扩张速度比日本更快。2011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13.28万亿元，到2016年3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203.34万亿元，不到五年，资产规模增长79.5%。不同的是，中国银行业资产总规模扩大的因素并非主要来自于银行储户的总存款 ，中国业内人士也不讳言，公开承认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持续扩张，且维持在比较高的增速水平上，主要与国内宽松的货币环境有关。比如中央政府想助推经济，信贷投放加速，房地产回暖、基建投资需求回升等，这都是重要的生息资产，其增加对于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大是重要助力。
但细究起来，中日两国银行业的资产配置偏向只有部分相似，日本银行业的资产配置主要偏向房地产，因此积累了高风险。1984～1990年，日本国内的房地产贷款远远高于制造业贷款和GDP增速，在总贷款中的占比由7.5%增至12%，制造业贷款占比则由26.6%降至15%。其中，1986年和1989年房地产贷款增长最快，增速分别高达35.1%和27.7%。
中国经济的龙头产业是房地产，但银行业的资产配置却因经济体制及政府行政强干预的关系，中国银行业的坏账来源涉及几大经济领域。其中主要是房地产企业、大型国企，以及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以房地产业为例，全国城镇有待售住宅4.3亿平米、在建住宅44.4亿平米，合计48.7亿平米，这些待售房产积压的就是银行贷款。2016年一季度，中国个人购房贷款增加1万亿元，一季度全部新增贷款为4.61万亿元（国内数据，比《金融时报》估算少了约1.59万亿），意味着有超过20%的新增贷款流向了房地产市场。第二大源头就是国有企业，据2015年10月中国财政部月报显示，截止到9月30日，中国国有企业整体债务总额达到77.7万亿元人民币，超过中国GDP的总量。今年兴业策略研究报告估计，如果在两年之内，国企中占比约为15%的“僵尸企业”全部倒闭，70%的有息负债成为坏账，影响债务约10671亿，其中10%为债券，90%为银行债务。
中国银行业是政府的钱袋，国企号称是“共和国长子”，三者之间这种密不可分的利益关系，注定了中国银行业的命运与日本银行业不同。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同于日本，能与国同休
可以说，中国银行业的情况其实远比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本银行业要糟糕，但是如果以此来判定中国一定会发生日本式金融危机，显然是忽视了中日两国有个根本的不同，即金融安全事关中共政权安全，中国国有金融体系是“与国同休”；日本金融业与政府的关系当然比美国银行业与政府关系要亲近得多，但远非“与国同休”，内阁即使倒阁，也与银行生死无直接关系。
既然金融业安全事关政权安全，中共又视执政权为本党命脉，政权更替为“千百万人头落地”之事，其防范金融危机的手法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政府可以直接帮银行消除坏债，日本政府则不能，日本银行业迟至小泉纯一郎任日本首相时期，方才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措施有：大规模开始金融机构的合并重组浪潮；采用直接处理方式化解不良债权；强化不良债权整理回收机构的机能；促进企业再生等。这些措施有效地促使日本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比例下降，从2002年到2006年，银行业的不良债权比例从8.7%下降到了1.8%，金融机构整体不良比例从8.6%下降到了3.6%。
中国政府决不采用日本政府这种蜗牛爬行的方式化解银行坏帐，其措施既直接又强硬，短期内可让银行坏帐搬家。比如朱镕基时期既采取政府直接注资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理，剥离银行坏帐；又让企业玩债转股，帮助企业与银行从帐面上消除银行坏帐，轻装上阵。温家宝任总理时，则通过吸收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帮助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资产重组，再推至香港与中国A股市场上市，通过上市吸金不仅扭亏为盈，还顷刻间让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跻身为国际前十大金融巨头之列，成为最赚钱的银行。如今，中国政府为了摆脱金融危机，正在效仿朱镕基的老办法，只是今非昔比，老招术对付不了新困局。
简言之，中国金融危机缘于政府干预经济，政权安全系于金融安全，因此中国金融最后一道防波堤就是枪杆子。对这一点，全世界不明白，但中国专业人士都明白。中国金融业的学者最近隐晦地表明，中日两国政府调控能力不同，表面上，他们盛赞的当然是“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则更稳健、更前瞻”，但对这点心知肚明。我在《中国的金融危机为何总不爆发？》（VOA，2016年1月27日）一文中，指出中国金融危机不爆发的原因就在于“党指挥枪”。
理解“中国特色经济学”中的关键是“枪杆子定乾坤”，因为独裁或极权政治都是任借暴力获取并维持权力，权力不仅可以扭曲市场，还可以消灭市场。这是2015年中国股市的经验之一。对中国人来说，他们为债务危机所付的代价就是持续的通胀。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5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beijing-debt-20160501/3311216.html）
from 清涟居 http://heqinglian.net/2016/05/01/china-debt-crisis/
Sunday, 20 March 2016
温克坚：先进城买房的农民，已经面临还不了贷的危机
有关中国经济走势一直是个热门话题。总的来说，公众情绪比较悲观，经济现象纷繁复杂，这种理解门槛也增加了焦虑氛围。近期就发生了一些影响深远的但未必被充分理解的重要信号，这其中包括3月2日信用评级公司穆迪把中国政府信用由稳定降至负面。穆迪给出的理由是中国财政指标正在并将持续转弱，政府债务上升，同时资本外流导致外汇储备下降，凸显政策、外汇和增长方面的风险。穆迪同时指出，评级展望调整反映中国实施改革以及解决经济不平衡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可以预见，根据相似的逻辑，包括像标普、惠誉等其他评级机构也会跟进降低中国政府的资信评级，随着后续经济形势的走衰，不排除进一步降低资信等级的可能。评级公司的这种降级行为最直接的后果是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加重债务压力，影响国际资本流向。并且这种后果会逐步叠加，直到有一天人们回溯历史的时候，才会重新发现这种资信评级下降带来的杀伤力。
简单罗列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就可以看到这种评级下降的肇因和可能带来的冲击波。社科院领衔编制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的研究报告提供了一副更全面的图景，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其实已经承受巨额债务压力，中国主权债务风险或许并不遥远。该报告显示，2014年末，中国经济整体(含金融机构)的债务总额为150.03万亿元，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70%上升到235.7%，6年上升了65.7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部对中国债务与GDP之比的预测也表明，到2018年，中国经济中的负债与GDP的比重会超过300%，而预计到2017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将增加到43%。而巨额债务对应的是系统性的违约风险，根据野村证券研究机构的估计，中国超过50%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已经不足以偿还利息或本金，而官方宣布2016年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额度将提升到5万亿的规模。根据彭博社的数据，去年中国经济用于支付利息的支出为7.6万亿元，而同期中国的社会融资规模为15.41万亿元。
上述数据是触目惊心的，并且彼此高度关联，对稍微关注过中国宏观经济的人士而言，过去若干年，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就是债务扩张，并且信贷主要投向政府部门主导的大工程、基础设施，而这些投资，往往只能产生非常有限的现金回报，根本不足以覆盖本金和利息成本。综合上述信号和数据，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明斯基时刻”正在到来。
所谓“明斯基时刻”，需要回溯到经济学家明斯基（Hyman Minsky)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该理论描述了信贷周期对经济的影响，该假说将信贷周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避险信贷阶段，投资者们负担少量负债，偿还其资本与利息支出均无问题；第二，投机信贷阶段，投资者扩大融资规模，以致只能负担利息支出；第三阶段，即旁氏骗局阶段，投资者手头的现金已经不足以支付利息和本金，必须不断借新债或出售资产才能维系流动性。随着市场上投机性信贷和旁氏信贷的增加，信贷环境恶化，金融系统出于避险考虑收紧信贷，当经济体系提供的贷款已经不足以支撑流动性需求时，就会出现“明斯基时刻”。
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明斯基的理论重新受到重视，而在中国面临巨大债务危机之际，明斯基理论所提供的知识洞见也日益受到关注，不过本文不准备从宏观数据和逻辑来推演和阐释，而是希望借助一个更加微观的样本，来刻画那些被人忽略的“明斯基时刻”的特定形成机制。
X市是位于沿海某省的一个小城，依托于地理区位优势以及当地民众的企业家精神，经济发展水平一路领先，城镇居民收入已经可以媲美一线城市。而当地农村居民大多数是勤恳劳作的朴实村民，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他们也都被卷入到这个进程中，通过打工做小买卖挣钱，进入了所谓的小康生活，有几间住房，生活电器基本齐全。很多家庭购置了汽车，银行里有几万到几十万的存款，大部分也加入了农村医保和养老体系，对未来的生活有了一定的安全感。撇开公共服务、环境和文化等方面的贫瘠，仅就经济而言，X市的农村呈现出一幅殷实而自足的景象。
但是，最近四五年以来，地方官员为了推动城镇化进程，推出了很多针对农村改造的政策，这其中之一就是农村集聚区的建设。推动集聚区建设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包括节约土地、提高公共服务、改善居住条件、加快城镇化进程等等，背后更深层的动力，当然是地方官员的政绩导向和与民争利的过程（主要是对土地溢价的争夺）。
原来自然形成的村落，在道路交通、公共设施、卫生绿化等方面当然有其天然缺陷，面对地方政府集聚区改造计划，很多村民的确有所期盼，希望通过旧村改造，改善居住条件、增加住房面积，同时可以把多余房子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获得一些所谓的财产性收入。这个过程中，也引发过部分村民的抵制，这些纠纷背后的社会苦难是另外一回事，但总的来说，农村居民并没有充分的谈判能力，胳膊拧不过大腿，客观上一片片集聚区开始形成，原来一片片的农村变成了一个个庞大的小区。
本来，村民收入参差不齐，相应的，他们拥有的房子也各式各样，好的看起来富丽堂皇，破败的则只是一两间瓦房。但这是一个由于各自努力、禀赋和机遇长期互动的结果，是一个可以为各方所接受的自然生态，而经过大一统的改造之后，房子变得整齐漂亮，农村风貌已经荡然无存，大部分村民也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原来的人际网络和文化环境，而被驱赶到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请不要误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网络和文化环境，我没有太多偏好，我认为演变和变化都是正常的，只是当这种变化背后有强大的国家意志在驱动的时候，总会带来某种不适的观感。
更直接的，当然是集聚区形成的经济过程。集聚区并不是免费的午餐，也不是政府的恩赐，村民们必须为之埋单，但大部分村民并没有相应的资本积累，来负担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建造成本。这个过程中，村民们往往需要从亲戚朋友处借贷，同时也可以从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部分贷款，这个过程，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村民通过杠杆进行信贷扩张，财富形态转换成了很多不动产，其代价是背负了巨额的债务。在政府意志的驱动下，很多原来并不具有相应资本积累的家庭都被迫进行了债务扩张。
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村民对未来的理解都是出于一些似是而非的信念，比如认为房子最保值，房价肯定是上涨的，同时既往的经验也表明，因为大量外来人口的存在，租房需求市场是旺盛的，通过把多余的房子出租，大量村民可以因此获得稳定收入。
很少有人预见到市场的巨大变化，由于经济萧条，工厂倒闭，就业吸纳能力一落千丈，几乎是一夜之间，X市外来人口急剧缩减。可供佐证的是，街上交通状况忽然变好了，公交车变空了，房屋租赁市场缩水了，对那些失去了土地获得房子的村民来说，挣钱不那么容易了，而他们拥有的房子已经不能像过往那样带来现金回报，但是他们背负的债务却必须要继续归还。经济环境的变化超出了他们的预判，这些无望的村民却需要独守空房，承受着不断攀升的债务压力。
如果说美国次贷危机的思想根源是福利主义，在实践上是金融机构把钱借给了那些本质上并不具有还款能力的人群，那么X市农民的加杠杆过程却是地方政府发展主义结下的后果。在这个版本中，地方官员们出于政绩需求，为了攫取利益，把一批批民众绑上经济发展的战车。
这里描述的X市是具体的，上述过程也是真实发生的，窥一斑而知全豹或许是一种文学化推理，但就中国经济而言，上述样本和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代表性的。从2009年以来的经济加杠杆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简单的叙事。不同层级的经济主体，从普通村民的债务，到企业的债务，到地方政府的债务，再到国家主权层面的债务，这些债务或许有着不同的形成机制，也有规模上的差异，但都面临着资产贬值和债务偿还的问题。
从一个小型县城农民的债务负担和资产价值的贬值，到整个经济体存在的债务压力和资产泡沫，基本逻辑是一致的，人们迟早需要为违背经济合理性的债务埋单，这符合明斯基理论的描述。至于“明斯基时刻”何时真正到来，以什么样的形式爆发，那更多的是历史研究者的事后回溯，而不必是事先的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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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见，根据相似的逻辑，包括像标普、惠誉等其他评级机构也会跟进降低中国政府的资信评级，随着后续经济形势的走衰，不排除进一步降低资信等级的可能。评级公司的这种降级行为最直接的后果是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加重债务压力，影响国际资本流向。并且这种后果会逐步叠加，直到有一天人们回溯历史的时候，才会重新发现这种资信评级下降带来的杀伤力。
简单罗列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就可以看到这种评级下降的肇因和可能带来的冲击波。社科院领衔编制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的研究报告提供了一副更全面的图景，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其实已经承受巨额债务压力，中国主权债务风险或许并不遥远。该报告显示，2014年末，中国经济整体(含金融机构)的债务总额为150.03万亿元，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70%上升到235.7%，6年上升了65.7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部对中国债务与GDP之比的预测也表明，到2018年，中国经济中的负债与GDP的比重会超过300%，而预计到2017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将增加到43%。而巨额债务对应的是系统性的违约风险，根据野村证券研究机构的估计，中国超过50%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已经不足以偿还利息或本金，而官方宣布2016年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额度将提升到5万亿的规模。根据彭博社的数据，去年中国经济用于支付利息的支出为7.6万亿元，而同期中国的社会融资规模为15.41万亿元。
上述数据是触目惊心的，并且彼此高度关联，对稍微关注过中国宏观经济的人士而言，过去若干年，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就是债务扩张，并且信贷主要投向政府部门主导的大工程、基础设施，而这些投资，往往只能产生非常有限的现金回报，根本不足以覆盖本金和利息成本。综合上述信号和数据，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明斯基时刻”正在到来。
所谓“明斯基时刻”，需要回溯到经济学家明斯基（Hyman Minsky)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该理论描述了信贷周期对经济的影响，该假说将信贷周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避险信贷阶段，投资者们负担少量负债，偿还其资本与利息支出均无问题；第二，投机信贷阶段，投资者扩大融资规模，以致只能负担利息支出；第三阶段，即旁氏骗局阶段，投资者手头的现金已经不足以支付利息和本金，必须不断借新债或出售资产才能维系流动性。随着市场上投机性信贷和旁氏信贷的增加，信贷环境恶化，金融系统出于避险考虑收紧信贷，当经济体系提供的贷款已经不足以支撑流动性需求时，就会出现“明斯基时刻”。
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明斯基的理论重新受到重视，而在中国面临巨大债务危机之际，明斯基理论所提供的知识洞见也日益受到关注，不过本文不准备从宏观数据和逻辑来推演和阐释，而是希望借助一个更加微观的样本，来刻画那些被人忽略的“明斯基时刻”的特定形成机制。
X市是位于沿海某省的一个小城，依托于地理区位优势以及当地民众的企业家精神，经济发展水平一路领先，城镇居民收入已经可以媲美一线城市。而当地农村居民大多数是勤恳劳作的朴实村民，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他们也都被卷入到这个进程中，通过打工做小买卖挣钱，进入了所谓的小康生活，有几间住房，生活电器基本齐全。很多家庭购置了汽车，银行里有几万到几十万的存款，大部分也加入了农村医保和养老体系，对未来的生活有了一定的安全感。撇开公共服务、环境和文化等方面的贫瘠，仅就经济而言，X市的农村呈现出一幅殷实而自足的景象。
但是，最近四五年以来，地方官员为了推动城镇化进程，推出了很多针对农村改造的政策，这其中之一就是农村集聚区的建设。推动集聚区建设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包括节约土地、提高公共服务、改善居住条件、加快城镇化进程等等，背后更深层的动力，当然是地方官员的政绩导向和与民争利的过程（主要是对土地溢价的争夺）。
原来自然形成的村落，在道路交通、公共设施、卫生绿化等方面当然有其天然缺陷，面对地方政府集聚区改造计划，很多村民的确有所期盼，希望通过旧村改造，改善居住条件、增加住房面积，同时可以把多余房子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获得一些所谓的财产性收入。这个过程中，也引发过部分村民的抵制，这些纠纷背后的社会苦难是另外一回事，但总的来说，农村居民并没有充分的谈判能力，胳膊拧不过大腿，客观上一片片集聚区开始形成，原来一片片的农村变成了一个个庞大的小区。
本来，村民收入参差不齐，相应的，他们拥有的房子也各式各样，好的看起来富丽堂皇，破败的则只是一两间瓦房。但这是一个由于各自努力、禀赋和机遇长期互动的结果，是一个可以为各方所接受的自然生态，而经过大一统的改造之后，房子变得整齐漂亮，农村风貌已经荡然无存，大部分村民也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原来的人际网络和文化环境，而被驱赶到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请不要误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网络和文化环境，我没有太多偏好，我认为演变和变化都是正常的，只是当这种变化背后有强大的国家意志在驱动的时候，总会带来某种不适的观感。
更直接的，当然是集聚区形成的经济过程。集聚区并不是免费的午餐，也不是政府的恩赐，村民们必须为之埋单，但大部分村民并没有相应的资本积累，来负担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建造成本。这个过程中，村民们往往需要从亲戚朋友处借贷，同时也可以从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部分贷款，这个过程，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村民通过杠杆进行信贷扩张，财富形态转换成了很多不动产，其代价是背负了巨额的债务。在政府意志的驱动下，很多原来并不具有相应资本积累的家庭都被迫进行了债务扩张。
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村民对未来的理解都是出于一些似是而非的信念，比如认为房子最保值，房价肯定是上涨的，同时既往的经验也表明，因为大量外来人口的存在，租房需求市场是旺盛的，通过把多余的房子出租，大量村民可以因此获得稳定收入。
很少有人预见到市场的巨大变化，由于经济萧条，工厂倒闭，就业吸纳能力一落千丈，几乎是一夜之间，X市外来人口急剧缩减。可供佐证的是，街上交通状况忽然变好了，公交车变空了，房屋租赁市场缩水了，对那些失去了土地获得房子的村民来说，挣钱不那么容易了，而他们拥有的房子已经不能像过往那样带来现金回报，但是他们背负的债务却必须要继续归还。经济环境的变化超出了他们的预判，这些无望的村民却需要独守空房，承受着不断攀升的债务压力。
如果说美国次贷危机的思想根源是福利主义，在实践上是金融机构把钱借给了那些本质上并不具有还款能力的人群，那么X市农民的加杠杆过程却是地方政府发展主义结下的后果。在这个版本中，地方官员们出于政绩需求，为了攫取利益，把一批批民众绑上经济发展的战车。
这里描述的X市是具体的，上述过程也是真实发生的，窥一斑而知全豹或许是一种文学化推理，但就中国经济而言，上述样本和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代表性的。从2009年以来的经济加杠杆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简单的叙事。不同层级的经济主体，从普通村民的债务，到企业的债务，到地方政府的债务，再到国家主权层面的债务，这些债务或许有着不同的形成机制，也有规模上的差异，但都面临着资产贬值和债务偿还的问题。
从一个小型县城农民的债务负担和资产价值的贬值，到整个经济体存在的债务压力和资产泡沫，基本逻辑是一致的，人们迟早需要为违背经济合理性的债务埋单，这符合明斯基理论的描述。至于“明斯基时刻”何时真正到来，以什么样的形式爆发，那更多的是历史研究者的事后回溯，而不必是事先的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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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103406
Friday, 24 April 2015
中国或将迎来一波债务违约大潮
来源:
VOA
天威集团是中国最大军工企业之一—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旗下的一家以生产变压器和输电设备为主的企业。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属于中央直属企业，旗下有100多家公司。
在保定天威集团发生债务违约前，中国国内债市只有民营企业出现过债务违约。去年3月，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无法在最后期限前支付8980万元 的债券利息，成为多年来中国国内债券市场上首家违约的公司。而就在天威集团宣布发生债务违约的一天前，深圳房地产开发商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无法偿还 5200万美元债券利息，成为中国首家美元债务违约的房地产企业。
首家国企债务违约，或成分水岭
有分析认为，保定天威集团的债务违约或许是一个分水岭，因为这显示政府可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给出现问题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兜底。
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认为，允许一家国有企业发生债务违约或许意味政府愿意让市场力量决定企业命运，这是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走向成熟的表现。 福布斯杂志专栏撰稿人章家敦(Gordon Chang)说：“如果政府最终没有救助，那么这可能会是一个改革的信号，因为政府愿意让经营不善的企业破产。”
保定天威所在的光伏行业和佳兆业所在的房地产业均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允许经营不善的企业破产、退出市场有助于消化过剩的产能，从而起到经济自我修复的作用。但章家敦说，企业大量破产可能会导致恐慌情绪和民众对政府丧失信心，这对北京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然而在去年上海超日太阳能发生债务违约后，地方政府伸出援手，找到了九家新投资方和两家担保机构。超日太阳能最终向债券持有人支付了利息和本金，也避免了破产和大规模遣散工人。那次违约后来被金融时报记者吉米欧戏称为一场“有管理的违约，甚至堪称一场戏”。
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已无力救助
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没有出手拯救保定天威和深圳佳兆业当中的任何一家。但这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地方政府已经债台高筑、自顾不暇。据海外研究机 构估算，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在20-30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上。在今年已公布的各省市政府预算报告中，多数省份出现预算赤字，有的省份收入甚至不及支出 的一半。福布斯杂志专栏撰稿人章家敦说：“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无力救助这些中国公司，因为形势已经非常严峻。这也是中国经济陷入更深层危机的一个迹象。”
长期以来，中国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严重依赖土地买卖。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收入约46%来自土地买卖。从2014年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低 迷期。2014年，新房成交量较上年下降7.6%，销售额下降6.3%。进入2015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形势更加严峻，第一季度卖地成交量和成交额均同比 下跌30%。一些地方政府为阻止地价一跌再跌不惜以成立空壳公司竞拍自己手中土地的方法来支撑地价。
中央政府虽然没有直接出手为地方债务埋单，但却出台了首期1万亿元人民币的地方债务充重组计划，也就是将现有融资平台上代表地方政府的债务以发行债 券的方式置换成低利息、期限长的政府直接债务。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3月底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坦言，会根据此次发债情况，准备进一步置换。这意味置换债券的额 度将不只1万亿。
知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认为，虽然债务置换是中国解决地方债务问题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但由于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允许地方政府发 行债券会导致地方政府任意发债而无意真正偿还。美银美林中国股市策略师崔伟表示，如果不能让地方政府和放贷方汲取深刻教训，那么地方债务问题就难以真正解 决，而且会带来道德风险，对发债人和市场发出误导信息。
中国债务问题有多严重？
对于中国债务问题到底有多严重，经济学家之间的看法并不一致。在印度出生的康奈尔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萨(Eswar Prasad)认为，虽然中国债务总体水平很高，但其本质是资本配置体系严重低效和浪费，而其主要债权人和债务人最终都是中国政府。此外，这些债务是由中 国国内的高储蓄率为维系的，外债比例并不高，不大可能引发连锁式金融危机。巴黎投资大中华区高级经济学家罗念慈(Chi Lo)认为，中国债务主要来自于过度投资，而不是过度消费。
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金融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客座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则认为，中国的高投资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浪费性投资的形式出现。这意味债务增长速度超过了还本付息能力的增长。中国国家发改委主持的一项 调查发现，2009-2013年间中国政府的无效投资造成6.8万亿美元的浪费，相当于投资总额的几乎一半。
央行降准或加剧债务问题
就在深圳佳兆业集团发生债务违约的同一天，中国央行宣布将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一个百分点。这相当于向中国经济释放1.2万亿元流动性。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央行规模最大一次降准，也是三个月内第二次降准。
福布斯杂志专栏撰稿人章家敦认为，降准对于提振经济的效果将是有限的。他说：“中国经济自身无法吸收这些流动性，因为市场需求疲弱。这些资金将有可能流入股市，进一步加剧股市的泡沫化。”
中国上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7%，为六年来最低水平。在全国已公布第一季度经济数据的25个省份中，有19个省份未能达到增长目标，其中煤炭大省山西今年头三个月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5%。
中国央行接连降息、降准意味中国将有可能不得不回到靠借贷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上，这将加剧已经十分严重的债务问题。不过，如果政府最终允许佳兆 业、保定天威这样的公司真正违约，这说明政府仍然致力于改革。巴黎投资大中华区高级经济学家罗念慈说，政府给所有人开“空头支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虽 然大型、有战略意义的企业仍然是大到不能倒，但一般企业、包括国企将会被市场淘汰。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4/%E4%B8%AD%E5%9B%BD%E6%88%96%E5%B0%86%E8%BF%8E%E6%9D%A5%E4%B8%80%E6%B3%A2%E5%80%BA%E5%8A%A1%E8%BF%9D%E7%BA%A6%E5%A4%A7%E6%BD%AE.html
Sunday, 19 October 2014
中国银行业“债务大爆炸”
面对不断累积的巨额债务，中国银行业如果不采取行动，可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一场“债务大爆炸”。
各大银行都已经开始实施自保的措施。据彭博新闻社，中国银行正在计划向离岸投资者出售65亿美元股份，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此举旨在创造一个资本缓冲空间。
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中国银行系统中的不良贷款规模已经达到金融危机以来最大，整个银行业都在为债务崩溃的一刻做准备。
在企业部门、房地产行业，情况尤为严峻。
首先看一下企业部门的情况。摩根士丹利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2014年上半年，中国企业的杠杆水平已经达到以往的5.4倍，这也是2006年以来从未曾出现的杠杆水平。
更重要的是，加杠杆的过程还没有停止。昨天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企业短期贷款激增至268亿美元，长期贷款增加至459亿美元，创下4个月内新高，此前8月份，这两项数据分别是112亿美元和393亿美元。
目前，正值中国整体货币政策倾向宽松、但央行一直表示不会采取大动作刺激经济的时节，在努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基调下，企业纷纷趁机增加贷款，预感未来可能会再度遭遇类似“钱荒”的经历。
与此同时，不容乐观的是中国企业利润一直不够高。过去36个月内，中国的PPI累计缩减6.7%。
法兴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姚炜认为，上述背景加剧了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债务问题主要存在于企业部门，这也意味着PPI的下降对债务活力的伤害比CPI更大。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巩固存量和债务重组，而不是再出台一个一揽子刺激政策以刺激投资需求。
房地产部门的问题更为严重，债务重组将不可避免。用益信托网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中国房地产信托发行数量下滑至300亿人民币(49亿美元)，创2010年初以来新低。
随着年底91亿美元房地产债券和贷款的到期，国内开发商的债券收益率开始大幅上扬。
彭博援引标普香港评级分析师Christopher Yip评论称：“从人和的现金流状况来看，他们明年可能不具备赎回的能力。不过我们仍然在观察其再融资或者现金流改善的可能性。”
据彭博统计，2015年，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到期债券和债务总额高达240亿美元。Yip预计一些开发商可能会在流动性和在融资上出问题，有几家开发商评级不高，但在海外发型了大量的离岸债券。
海通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房地产可能是引发中国出现一轮金融危机最大因素，如果没有有效的办法来降低企业的负债率，则发生的时点 可能在2017年左右，这背后的逻辑是，中国的建筑周期(也称库茨涅兹周期)早在2010年就已经出现向下拐点，目前继续处于下行中，或将一直延续到 2017、2018年甚至到2020年，这对于房地产、汽车这两大在过去10多年中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行业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78782
各大银行都已经开始实施自保的措施。据彭博新闻社，中国银行正在计划向离岸投资者出售65亿美元股份，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此举旨在创造一个资本缓冲空间。
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中国银行系统中的不良贷款规模已经达到金融危机以来最大，整个银行业都在为债务崩溃的一刻做准备。
在企业部门、房地产行业，情况尤为严峻。
首先看一下企业部门的情况。摩根士丹利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2014年上半年，中国企业的杠杆水平已经达到以往的5.4倍，这也是2006年以来从未曾出现的杠杆水平。
更重要的是，加杠杆的过程还没有停止。昨天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企业短期贷款激增至268亿美元，长期贷款增加至459亿美元，创下4个月内新高，此前8月份，这两项数据分别是112亿美元和393亿美元。
目前，正值中国整体货币政策倾向宽松、但央行一直表示不会采取大动作刺激经济的时节，在努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基调下，企业纷纷趁机增加贷款，预感未来可能会再度遭遇类似“钱荒”的经历。
与此同时，不容乐观的是中国企业利润一直不够高。过去36个月内，中国的PPI累计缩减6.7%。
法兴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姚炜认为，上述背景加剧了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债务问题主要存在于企业部门，这也意味着PPI的下降对债务活力的伤害比CPI更大。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巩固存量和债务重组，而不是再出台一个一揽子刺激政策以刺激投资需求。
房地产部门的问题更为严重，债务重组将不可避免。用益信托网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中国房地产信托发行数量下滑至300亿人民币(49亿美元)，创2010年初以来新低。
随着年底91亿美元房地产债券和贷款的到期，国内开发商的债券收益率开始大幅上扬。
彭博援引标普香港评级分析师Christopher Yip评论称：“从人和的现金流状况来看，他们明年可能不具备赎回的能力。不过我们仍然在观察其再融资或者现金流改善的可能性。”
据彭博统计，2015年，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到期债券和债务总额高达240亿美元。Yip预计一些开发商可能会在流动性和在融资上出问题，有几家开发商评级不高，但在海外发型了大量的离岸债券。
海通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房地产可能是引发中国出现一轮金融危机最大因素，如果没有有效的办法来降低企业的负债率，则发生的时点 可能在2017年左右，这背后的逻辑是，中国的建筑周期(也称库茨涅兹周期)早在2010年就已经出现向下拐点，目前继续处于下行中，或将一直延续到 2017、2018年甚至到2020年，这对于房地产、汽车这两大在过去10多年中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行业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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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7 October 2014
英媒：中國抗議安倍納祭•中國債務黑洞
2014年 10月 17日
位於日本東京的靖國神社除了供奉二戰中陣亡的數百萬軍人外，還有像東條英機這樣的甲級戰犯。
每年因為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一事都會引起中日間的外交關係緊張。包括中國和韓國在內的亞洲國家把靖國神社看作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
安倍上一次參拜靖國神社是在去年12月，當時引起了中國和韓國的強烈不滿。
但文章說，安倍目前並不在日本而且故意避開本人親自前往靖國神社參拜之舉說明，他對此有所顧忌，並希望能在下個月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有望能與中國主席習近平會面緩和關係。
中國債務黑洞危機
周五的《經濟學人》雜誌登載了一篇有關中國債務危機的分析文章。
文章說，世界目前對中國的債務危機還不太了解，雖然說中國的債務不會拖累世界經濟，但它很可能會使中國的金融體系變成「殭屍」。
過去幾年，中國的瘋狂借貸，使得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總債務額翻了一番，而2014年中國債務總額已經達到了GDP的250%。
而通常在金融危機前都存在瘋狂借貸現象，90年代的日本和韓國等就是先例。
因此，人們擔心中國會不會也在朝著危機的邊緣滑動。
文章指出，中國債務是一個大問題，雖然它不會引起突然的危機和讓全球經濟崩潰，但是中國的最大風險在於它的自滿。
中國官員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清理金融系統的壞債問題，這就導致了一些「殭屍」公司以及無法償還的債務。
而中國近一半的債務是由公司導致的，尤其是國企和房地產開發商。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和房價的放緩，許多債務最後則無力償還。雖然中國銀行說銀行壞債率僅佔借貸的1%，但實際的數字卻接近10%。
中國官員曾在2010年談論清理壞債問題，但最後還是無所作為，不了了之。
文章說，如果北京不想重覆日本的覆轍，就必須要挺得住，不要害怕讓公司倒閉，接受破產文化，而不是以更多的借貸方式來出手救助。這樣只能是浪費金錢，越來越糟，到時恐怕連強大的中國也無法永遠替人還債。
（編譯：凱露/責編：橫路）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4/10/141017_press_review
中國抗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靖國神社納祭品是星期五（17日）英國《衛報》關注的一個中國話題。
文章說，中國外交部對此表達了嚴重關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說，「中方對日本國內圍繞靖國神社出現的消極動向表示嚴重關切和堅決反對」。位於日本東京的靖國神社除了供奉二戰中陣亡的數百萬軍人外，還有像東條英機這樣的甲級戰犯。
每年因為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一事都會引起中日間的外交關係緊張。包括中國和韓國在內的亞洲國家把靖國神社看作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
安倍上一次參拜靖國神社是在去年12月，當時引起了中國和韓國的強烈不滿。
但文章說，安倍目前並不在日本而且故意避開本人親自前往靖國神社參拜之舉說明，他對此有所顧忌，並希望能在下個月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有望能與中國主席習近平會面緩和關係。
中國債務黑洞危機
周五的《經濟學人》雜誌登載了一篇有關中國債務危機的分析文章。
文章說，世界目前對中國的債務危機還不太了解，雖然說中國的債務不會拖累世界經濟，但它很可能會使中國的金融體系變成「殭屍」。
過去幾年，中國的瘋狂借貸，使得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總債務額翻了一番，而2014年中國債務總額已經達到了GDP的250%。
而通常在金融危機前都存在瘋狂借貸現象，90年代的日本和韓國等就是先例。
因此，人們擔心中國會不會也在朝著危機的邊緣滑動。
文章指出，中國債務是一個大問題，雖然它不會引起突然的危機和讓全球經濟崩潰，但是中國的最大風險在於它的自滿。
中國官員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清理金融系統的壞債問題，這就導致了一些「殭屍」公司以及無法償還的債務。
而中國近一半的債務是由公司導致的，尤其是國企和房地產開發商。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和房價的放緩，許多債務最後則無力償還。雖然中國銀行說銀行壞債率僅佔借貸的1%，但實際的數字卻接近10%。
中國官員曾在2010年談論清理壞債問題，但最後還是無所作為，不了了之。
文章說，如果北京不想重覆日本的覆轍，就必須要挺得住，不要害怕讓公司倒閉，接受破產文化，而不是以更多的借貸方式來出手救助。這樣只能是浪費金錢，越來越糟，到時恐怕連強大的中國也無法永遠替人還債。
（編譯：凱露/責編：橫路）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4/10/141017_press_review
Tuesday, 24 September 2013
福布斯：中国企业债台高筑 一场违约将引发雪崩
据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称，截止去年底，中国企业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113%。这要比2008年的86%“更上一层楼”。摩根大通（ J.P.Morgan）认为去年的这个数字是124%，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则更是估计这个数字达到130%。
事实上，这些数字都太低了。他们的计算依据是中国官方的GDP统计，而这是一个被严重夸大的产出数据。经过对名义GDP进行适当的通胀调整——这一调整的本身就会使中国去年的GDP规模减少1万多亿美元，然后再排除掉那些明显的数据造假，最后计算出的数字高得惊人，可能逼近155%。
中国的企业债务会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危机吗？“债务水平并不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严重问题的一个充分理据，”瑞银（UBS）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在7月份的时候曾如此表示，“问题在于这个国家能否承受这些债务，从目前来看，中国具备这个能力。”
到目前为止，汪涛的观点是对的。然而经过简单的数学计算可以看出，中国很快将迎来一波企业债务违约巨浪。正如香港《南华早报》的汤姆 霍兰德（Tom Holland）所指出：“中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正发出危险的信号。”具体地说，据霍兰德报道，市场研究公司Forensic Asia的吉列姆 塔洛克（Gillem Tulloch）指出，根据销售额，中国最大的1500家上市企业的债务是他们每年营运现金流的大约七倍，而健康的水平大约是三倍或者四倍，他表示，超过六倍就变得危险了。
此外，中国企业的状况一直在急剧恶化。2012年，企业部门的净负债是净利润的29倍，相比2011年的10倍大幅上升。
随着利润下降和债务的增加，中国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将迅速恶化。自由现金流已经处于严重的净流出状态，在亚洲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只有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几个月出现过。
一直关注“鬼城”的分析师们认为中国的债务危机将爆发于众所周知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s）。不过，现在他们逐渐意识到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庞大的国有企业还是小型民营企业都可能成为引爆危机的导火索。
中国的钢铁行业是国内面临困难最多的行业。中国已然占到全球钢铁产量的66%，却还在举债4900亿美元大建厂房。北京，已经陷入建设过度。中国目前过剩的钢铁产能高达3亿吨左右，几乎是欧盟总产量的一倍。
不可避免的产能过剩已经导致债务违约，但目前还只是发生在钢铁行业的外围。钢材贸易商，特别是江苏省的钢贸公司，已经发生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Citic Trust Co.）在今年4月份对未能还本付息的一只钢铁相关信托的债务进行了拍卖。
乍一看，对大型钢铁企业倒闭的担心似乎是杞人忧天，主要是因为该行业长期以来都得到中国政府大力支持。诚然，李克强总理是主张关闭那些效益差、盈利能力弱的钢铁厂，但是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他的倡议除了会使一两家小工厂倒霉外，不会取得多少成果。毕竟，他的前任也曾试图淘汰过剩产能，但因为地方势力的抵制而惨败。
考虑到这一切，即便像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李新创这样带着官方身份的人也认为，由于企业无法进行再融资，一年内将至少出现一宗违约。
一些人认为，钢铁行业内一些大企业倒闭将会引发多米诺效应。这似乎很难想象，但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尚德电力（Suntech Power）的主要子公司在今年3月份递交的申请破产就预示了钢铁行业会发生的事情。这份破产申请就是一个警告，是因为尚德所在的太阳能电池板行业，就像钢铁一样，也是得到中央政府大力扶持，才会导致大规模产能过剩。在整个中国重工业，钢铁和太阳能存在的问题明显很普遍。煤炭和电解铝行业的企业现在看起来尤其不堪一击。
分析师们因而对此焦虑不安。标准普尔驻香港分析师李国宜(Christopher Lee)预计，在未来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企业债务违约案例将增多。摩根大通经济学家朱海滨指出，企业债务是这家公司 “担心的头号问题”。“衰退不可避免，”Forensic Asia的塔洛克说道。“中国必须经历经济收缩来清理产业系统。”
一直以来，中国的技术官僚都能够避免这类系统清理式经济收缩。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上一次发生这种事情还是在mzd去世的1976年。事实上，中国经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也曾经陷入衰退，而眼下它即便还没有陷入衰退，那也已经处在衰退的边缘。
当前，为了避免经济收缩，李克强已经指示中国央行向经济系统注入大量资金。6月21日，中国央行开始秘密注入流动性——而且这种做法以公开和秘密的形式一直维持到现在。
如果官方统计数据准确的话，那么政府似乎就没有必要注入流动性。但是作为中国政府脸面的大型工业企业正面临资金短缺，用诸如银行承兑汇票来取代现金偿还他们的债务。银行承兑汇票本质上是本票。据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道，上海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大约三分之二的应收账款都是用这种方式支付的。因此，这家公司没有现金来付给其供应商。《金融时报》展示了一张面额100多万元人民币的承兑汇票，它来自吉林省一家汽车公司，而且已经被重复使用过了一次。
这种行为已经迅速蔓延开来——2008年未偿付汇票的总金额只占中国GDP的3%，但去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1%。在一个实际利率飙升的环境中——企业平均要支付大约8%的利息，远远高于两年前的0%——想要引发一场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的雪崩，只需要让一家公司在一条支付链中发生违约便足矣。
事实上，这些数字都太低了。他们的计算依据是中国官方的GDP统计，而这是一个被严重夸大的产出数据。经过对名义GDP进行适当的通胀调整——这一调整的本身就会使中国去年的GDP规模减少1万多亿美元，然后再排除掉那些明显的数据造假，最后计算出的数字高得惊人，可能逼近155%。
中国的企业债务会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危机吗？“债务水平并不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严重问题的一个充分理据，”瑞银（UBS）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在7月份的时候曾如此表示，“问题在于这个国家能否承受这些债务，从目前来看，中国具备这个能力。”
到目前为止，汪涛的观点是对的。然而经过简单的数学计算可以看出，中国很快将迎来一波企业债务违约巨浪。正如香港《南华早报》的汤姆 霍兰德（Tom Holland）所指出：“中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正发出危险的信号。”具体地说，据霍兰德报道，市场研究公司Forensic Asia的吉列姆 塔洛克（Gillem Tulloch）指出，根据销售额，中国最大的1500家上市企业的债务是他们每年营运现金流的大约七倍，而健康的水平大约是三倍或者四倍，他表示，超过六倍就变得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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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关注“鬼城”的分析师们认为中国的债务危机将爆发于众所周知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s）。不过，现在他们逐渐意识到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庞大的国有企业还是小型民营企业都可能成为引爆危机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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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产能过剩已经导致债务违约，但目前还只是发生在钢铁行业的外围。钢材贸易商，特别是江苏省的钢贸公司，已经发生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Citic Trust Co.）在今年4月份对未能还本付息的一只钢铁相关信托的债务进行了拍卖。
乍一看，对大型钢铁企业倒闭的担心似乎是杞人忧天，主要是因为该行业长期以来都得到中国政府大力支持。诚然，李克强总理是主张关闭那些效益差、盈利能力弱的钢铁厂，但是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他的倡议除了会使一两家小工厂倒霉外，不会取得多少成果。毕竟，他的前任也曾试图淘汰过剩产能，但因为地方势力的抵制而惨败。
考虑到这一切，即便像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李新创这样带着官方身份的人也认为，由于企业无法进行再融资，一年内将至少出现一宗违约。
一些人认为，钢铁行业内一些大企业倒闭将会引发多米诺效应。这似乎很难想象，但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尚德电力（Suntech Power）的主要子公司在今年3月份递交的申请破产就预示了钢铁行业会发生的事情。这份破产申请就是一个警告，是因为尚德所在的太阳能电池板行业，就像钢铁一样，也是得到中央政府大力扶持，才会导致大规模产能过剩。在整个中国重工业，钢铁和太阳能存在的问题明显很普遍。煤炭和电解铝行业的企业现在看起来尤其不堪一击。
分析师们因而对此焦虑不安。标准普尔驻香港分析师李国宜(Christopher Lee)预计，在未来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企业债务违约案例将增多。摩根大通经济学家朱海滨指出，企业债务是这家公司 “担心的头号问题”。“衰退不可避免，”Forensic Asia的塔洛克说道。“中国必须经历经济收缩来清理产业系统。”
一直以来，中国的技术官僚都能够避免这类系统清理式经济收缩。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上一次发生这种事情还是在mzd去世的1976年。事实上，中国经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也曾经陷入衰退，而眼下它即便还没有陷入衰退，那也已经处在衰退的边缘。
当前，为了避免经济收缩，李克强已经指示中国央行向经济系统注入大量资金。6月21日，中国央行开始秘密注入流动性——而且这种做法以公开和秘密的形式一直维持到现在。
如果官方统计数据准确的话，那么政府似乎就没有必要注入流动性。但是作为中国政府脸面的大型工业企业正面临资金短缺，用诸如银行承兑汇票来取代现金偿还他们的债务。银行承兑汇票本质上是本票。据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道，上海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大约三分之二的应收账款都是用这种方式支付的。因此，这家公司没有现金来付给其供应商。《金融时报》展示了一张面额100多万元人民币的承兑汇票，它来自吉林省一家汽车公司，而且已经被重复使用过了一次。
这种行为已经迅速蔓延开来——2008年未偿付汇票的总金额只占中国GDP的3%，但去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1%。在一个实际利率飙升的环境中——企业平均要支付大约8%的利息，远远高于两年前的0%——想要引发一场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的雪崩，只需要让一家公司在一条支付链中发生违约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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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3 September 2013
中国债务（1）：“祸”起全球金融危机
林楓
华盛顿 — 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最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要求全面监控地方政府性债务，并坚决制止地方政府及其下属单位、团体和融资平台违法担保或违规融资。 中国此举凸显中国债务问题的严峻性。在此之前，中国审计署应国务院要求，从8月1日起对全国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摸底和彻查。
实 际上，中国的债务问题早已令国际金融市场和观察人士感到担忧。今年4月，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惠誉同时还发出警告说，“信贷增速大大超过了中国GDP的增速，使威胁中国金融稳定的风险大增。”这是自 1999年以来，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首次被一家大型国际信用机构下调。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Yukon Huang)说：“一种估测认为，中国整体的债务水平从占GPD的160%上升到大约占GDP的210%，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历史上，债务比例的迅速上升曾在其它新兴市场国家，比如韩国和阿根廷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的数据，中国债务总额，即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的总和已经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
当 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为中国债务问题的分水岭。“2008年以前，债务算不上是个问题，债务水平上升得很慢。但到了 2008年，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出台了大规模的借贷和投资方案，其中的绝大多数是通过地方政府完成的。地方政府的债务在一年内就增加了一倍，”史剑道 (Derek Scissors)说，“这让人们感到非常担忧，因为你怎么可能在一年之内花掉那么多的钱。很多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都没什么回报。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得 花掉这些钱，那就找个项目。那么这些毫无回报的项目就导致这些贷款成为呆坏账。” 史剑道是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亚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
然而，中国猛增的债务并不只来自于地方政府。“中国债务困境的另一部分来自于企业借贷，其中主要是国有企业。当然，这也是2009年中国出台的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黄育川说。
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统计，到2012年底，中国企业和家庭未清偿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上升到170%，甚至超过美国的157%。这一比例在2008年为117%。
不 断累积的巨额债务给中国经济维持7%左右的增长目标构成挑战，因为对企业来说，大量资金将被用于偿还债务，而不能用于投资和研发；对政府来说，一些重要 的公共服务项目将不得不面临缩减。而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可能会面临违约甚至破产的威胁。
史剑道说： “问题不在于中国会怎么样，因为中央政府并没欠这么多债。问题在于各省、各市、各县，还有银行和企业，是这些实体欠下巨额债务。那么，这些欠债的银行、企业、省市县会不会垮掉？”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公布此次地方债务的审计结果。但一些中国经济的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可能会比上次审计增加一倍。
VOA卫视会在接下来的报道中为您介绍中国债务困局的来龙去脉。请您继续关注。
美國之音
from 明鏡新聞網 http://www.mingjingnews.com/2013/09/1.html
华盛顿 — 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最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要求全面监控地方政府性债务，并坚决制止地方政府及其下属单位、团体和融资平台违法担保或违规融资。 中国此举凸显中国债务问题的严峻性。在此之前，中国审计署应国务院要求，从8月1日起对全国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摸底和彻查。
实 际上，中国的债务问题早已令国际金融市场和观察人士感到担忧。今年4月，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惠誉同时还发出警告说，“信贷增速大大超过了中国GDP的增速，使威胁中国金融稳定的风险大增。”这是自 1999年以来，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首次被一家大型国际信用机构下调。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Yukon Huang)说：“一种估测认为，中国整体的债务水平从占GPD的160%上升到大约占GDP的210%，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历史上，债务比例的迅速上升曾在其它新兴市场国家，比如韩国和阿根廷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的数据，中国债务总额，即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的总和已经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
当 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为中国债务问题的分水岭。“2008年以前，债务算不上是个问题，债务水平上升得很慢。但到了 2008年，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出台了大规模的借贷和投资方案，其中的绝大多数是通过地方政府完成的。地方政府的债务在一年内就增加了一倍，”史剑道 (Derek Scissors)说，“这让人们感到非常担忧，因为你怎么可能在一年之内花掉那么多的钱。很多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都没什么回报。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得 花掉这些钱，那就找个项目。那么这些毫无回报的项目就导致这些贷款成为呆坏账。” 史剑道是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亚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
然而，中国猛增的债务并不只来自于地方政府。“中国债务困境的另一部分来自于企业借贷，其中主要是国有企业。当然，这也是2009年中国出台的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黄育川说。
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统计，到2012年底，中国企业和家庭未清偿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上升到170%，甚至超过美国的157%。这一比例在2008年为117%。
不 断累积的巨额债务给中国经济维持7%左右的增长目标构成挑战，因为对企业来说，大量资金将被用于偿还债务，而不能用于投资和研发；对政府来说，一些重要 的公共服务项目将不得不面临缩减。而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可能会面临违约甚至破产的威胁。
史剑道说： “问题不在于中国会怎么样，因为中央政府并没欠这么多债。问题在于各省、各市、各县，还有银行和企业，是这些实体欠下巨额债务。那么，这些欠债的银行、企业、省市县会不会垮掉？”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公布此次地方债务的审计结果。但一些中国经济的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可能会比上次审计增加一倍。
VOA卫视会在接下来的报道中为您介绍中国债务困局的来龙去脉。请您继续关注。
美國之音
from 明鏡新聞網 http://www.mingjingnews.com/2013/09/1.html
Monday, 1 July 2013
市政项目助推中国地方债务危机
6月27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作2012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时说，将通过严控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以及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等多种举措，切实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有效防范财政金融风险。
楼继伟在中国银行正在遭遇“钱荒”危机之下发表上述表态，这显然令各个急需资金的地方政府焦虑。而《上海证券报》上周三的报道更令地方官员不安。该报称，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贷款存在的一系列风险，中国银监会已要求商业银行严控贷款风险。这可能预示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难可能贯穿今年全年，并导致相当多的地方投资项目难以如期上马。
6月10日，国家审计署发布2013年第23号公告——《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细看，此份审计报告仍然相当粗线条。只不过是根据政务公开原则，审计署把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的概况告知国人，若要进一步分析中国的债务风险等更为深入的层面，只根据这个报告是没有可能的。
但该审计报告的意义并非不存在，根据审计报告透露出来的数据，我们仍可以得出基本的结论：只要地方政府不断在盲目地上项目，债务风险总是存在的，并有可能在某一天被引爆。
一直以来，对于地方债务危机的分析总是基于一些笼统的数据，很难看到一些更细微的分析。外界也很难清楚，到底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中，哪些行业的投资对地方债务危机起到了主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过去多年中，属于政府项目的市政类投资如何呢？
在中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公共设施管理业”属于大类，该大类下有“市政设施管理业”的中类和同名的小类。 “市政设施管理”指市政设施的维护、抢险、紧急处理，即污水排放、雨水排放、路灯、道路、桥梁、隧道、广场、涵洞、防空等城乡公共设施的抢险、紧急处理、管理等活动，但不包括对市政工程的施工，也不包括对城市水、电、煤气的抢修管理和城市生活污水管理。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市政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含在公共设施管理业大类下的，市政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占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的85%左右。从2004年到2011年，公共设施管理业总计发生了固定资产投资8.47万亿元，其中市政设施管理业约7.2万亿元，在国民经济435个行业中类中，排名第二（第一位是房地产行业中类）。
《中国统计年鉴》也显示，属于市政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99%是地方项目，90%以上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主体在投资。99%的地方项目中，地市级政府投资和县级政府投资占80%以上，省级政府投资约占6%。
可见，市政设施管理业的项目投资巨大。由于属于政府投资项目，所以很多项目的投资效率低下；而且，在立项、招投标和施工工程中，存在大量的腐败现象。
市政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之所以如此巨量，起因于1998年开始的全国性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运动”。 1998年7月，当时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表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公共设施管理业也属于“大力发展”之列。于是，1999年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其中85%是对市政设施管理的投资）就比上年增加了25%。而1998年该大类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仅9%。
因为关系到“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个国家大计，对市政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大开绿灯，各种明目只要能想得出，都成了投资的坚强理由。随着“景观工程”、“亮化工程”、“橱窗工程”“等市政建设中的“面子工程”频频上马和竣工，（这些工程中大部分都是赶进度的 “献礼工程”，质量隐患也不可避免），围绕着“面子工程”进行的维修抢险和管理活动也随之展开，于是，对市政工程维修抢险和管理活动的投资，就成了无底洞。举个例子：从2004年到2011年，市政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约7.2万亿元，超出同时段历来的投资大户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固定资产投资3%，超出同时段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1.3倍。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包括了从潜水艇到宇宙空间站的全部海陆空交通运输设备的制造——潜艇、轮船、火车、汽车、摩托车、自行车、飞机、宇宙飞船、宇宙空间站等交通运输设备的制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这些用于市政建设的巨额投资与地方债务有什么关系呢？
根据2010年审计署《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披露，在地方政府性债务支出的投向类别中，用于市政建设的支出列为第一，占比36.72%。政府债务的债权人中，银行贷款占79.01%，上级财政占4.18%，发行债券占7.06%。前者说明，市政建设债务是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后者说明，市政设施管理业的投资风险指向主要就是银行。
问题还在于，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家预算内资金”也是将公共设施管理业当作第一资金投向的，上文提到过，市政设施管理业要占到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的85%。
2009年，中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家预算内资金有16%投向公共设施管理业，在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家预算资金支出中列首位，投向制造业的只占3%；2011年，中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家预算内资金有17.5%投向公共设施管理业，15%投向道路运输业（主要用于建造公路），投向制造业的只比2009年增加了0.1个百分点。（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
2011年，中国市政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约1.7万亿，占行业中类投资第一位；道路运输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1.37万亿，占行业中类投资第二位；道路运输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含有对公路的投资。而在2013年审计署第23号公告披露的审计主要问题中，建造公路政府所欠债务的“债务规模增长较快”，其偿债能力也“压力增大”。问题是公路建设还属于“建造”性质，公路项目的“建造档案”相对完整；而对维修、抢险、管理性质的市政设施管理业的投资债务审计，难度远高于对公路投资债务的审计，因为“维修工程、抢险工程、管理市政设施”的项目档案非常不完整和不透明。
笔者注意到，2011年审计署《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和2013年审计署第23号公告都没有提到市政工程中的政府债务存在哪些问题（但提到了“债务资金投向中包括了市政建设），不过根据市政工程中地方政府性债务要占到全部地方政府性债务的36.72%（2010）来推测，审计报告中之所以没有提到市政工程中存在的债务问题，估计与维修工程、抢险工程的“审计难度”太高有关，因为市政工程项目在中国严重不透明和不公开，地方政府在审计过程中也常常会设置各种障碍。
市政工程其实就是“政府工程”。到2011年为止，我国有省级市政府34个，地级市政府 284个，县级市政府369个；市政设施管理业能搞出个天价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必然的。在我国，凡“政府”要上的项目从来都是“可行”的，资金从来不会短缺，而投资更是从来都是不受监督。
最近几年来，市政工程腐败案件不断被披露出来。今年年初，深圳市“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质疑一项观海栈桥工程，开工三年，已经耗资3000万元，却只打了几个桩。本该在2012年年底完工的项目，却一直拖延不决。有关部门还回应说这“符合程序”。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中国各地仍然有大量的市政项目正在开工或者等待开工。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所有项目都是无意义的且存在腐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项目肯定大量存在。在中国地方债务危机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如何对中国的市政类项目进行治理，并非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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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8 June 2013
中國審計報告警告地方債務隱患
中國審計署最新報告指出，一些地方政府負債率過高，國有金融機構違規放款，有地方債務率最高達189%。
官方新華網星期五（28日）報道，審計發現，一些地方通過信託、BT（建設-移交）和違規集資等方式變相融資現象突出，用這些方式融資2180.87億元人民幣。審計的地區中，負償還責任的債務率超過100%的有9個省會城市本級，最高達189%。
新華網說，當局檢控了同違規放款等問題有關的693人。
違規案例
中國市場研究組織雷小山（Shaun Rein）對BBC表示，審計報告的內容顯示中國當局承認壞債是一個急需處理的嚴重問題。
雷小山說，中國目前沒有2008年美國雷曼兄弟倒閉時的情況那麼嚴重。可是，假若中國讓這些問題膨脹，將會觸發嚴重危機。中國當局近日的舉措看來是狠下決心整頓壞債。
審計報告指出，一些地方政府過分依靠土地財政的現象最為引人關注。27家國有金融機構的分部向手續不全 或擔保不合規等項目放貸達284.43億元人民幣。違規的情況包括「九家分支機構在小企業貸款及出口賣方信貸中額外收費4.21億元；還有183.91億 元貸款被客戶挪用；22億多元被轉入民間金融市場，用於高利轉貸等。」
新華網報道列舉了違規案例：2007年，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遼寧東港市支行原行長李虓等人違反信貸審批程序，發放貸款2億多元，部分信貸資產面臨損失風險。審計署在2011年5月將此案件線索移送公安部查處。李虓等人在2012年被定罪。
報道列出的其他案例有：建銀國際（中國）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張傳斌內幕交易案、招商證券公司投資銀行部原執行董事李黎明涉嫌內幕交易案。
另外，審計署還發現銀行間債券市場關聯交易輸送利益個案11起，涉及非法輸送利益6億多元。
（編譯：葉珊 責編：東倫）
BBC
from 明鏡新聞網 http://www.mingjingnews.com/2013/06/blog-post_53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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