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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0 June 2025

报告:香港任意逮捕及人权恶化 快与中国看齐 台湾遥遥领先

香港在经济和教育方面近日传来捷报,但人权纪录却每况愈下,一项最新的人权报告显示,香港在人身保护方面的排名有所下降,任意逮捕的情况更有恶化;至于在政治参与权利方面,更以2.4分跌至「尾四」,仅仅高于其主权国中国一位,反映中国加强对港管治后,香港的参与政治生活权利正逐渐被剥削至快接近「一国一制」。而在两岸三地中,台湾则遥遥领先中国大陆和香港。 

设于纽西兰的「人权评量倡议」组织(Human Rights Measurement Initiative),把13项人权按其属性分成三大权利以量度各国表现,分别是「生活质量权」丶「人身完整性权利」及「赋权」,根据最新公布的报告,以中低收入评估标淮去量度91个国家的「生活质量权」,中港台三地都未有列入。一般而言,数据不齐是组织未能评比的主因。

人身权:台湾第一 中国尾二 香港第五

在根据免于任意逮捕丶被失踪丶死刑丶法外处决及酷刑等五项权利受尊重程度去订定的「人身完整性权利」方面,在37国中,以10分为满分,台湾以7.9分高踞首位,香港则以7.4分排第5位,只得 2.3分的中国大陆则排「尾三」。

数据反映,香港大部分人的「人身完整性」受到⼀种或多种侵害。其中「任意拘禁」表现最差,不单止不合格,还较去年的4.7分进一步恶化到只有4.5分;其次是酷刑,以6分处于「差」的级别的上限;若非因为香港没有死刑而在这细项得到满分,故此整体得分未算差。但「人权评量」东亚事务负责人潘嘉伟指出,港府以国家安全为由进一步加强控制和继续拘捕,企图造成寒蝉效应。参与意见调查的专家都认为,香港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整体表现继续恶化,甚至与中国看齐。

香港特首李家超本周二(17日)透露,《港区国安法》实施快五年,当局已藉国家安全相关法例拘捕 332人,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公布截至6月1日的人数多六人,但当局以「属维护国安工作信息不公开」为藉口,拒绝披露半个月之间增加的六人是谁,并拒绝确认是不是在狱中被加控勾结外国势力罪的黄之锋。

政治生活参与权:中港看齐

报告又以「集会和结社」丶「持有和发表意见」丶「参政权」及「宗教信仰」等四项自由的评分来为38个国家量度「赋权」(empowerment)得分,台湾在这方面远远抛离中港两地。根据最新评分,台湾以7.3分高踞亚军,仅以0.2分输给冠军的库克群岛;中国以 1.9分排「倒数第三」,香港则以 2.4分仅仅高中国一位,但两地均属评分中最低的「很差」级别,差不多是看齐中国。

报告显示,总评分只有 2.4分的香港,反映「很多人没有」在言论丶集会结社及民主参与等方面的权利受到尊重。当中,以「参政权」得分最低,只有2.4分,排「尾四」,只比排「尾二」的中国多 0.2分;次低的「集会和结社」自由只得 2.5分,排「尾五」,只是比排「尾三」的中国高 0.2分;「表达自由」得分亦只是高中国 0.3分,只有宗教自由一项,香港以6.7分与「尾二」的中国拉开距离。

报告指出,以2023年计算,香港人均GDP为50532美元,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香港提供高于平均的生活质量,理论上有资源为市民提供更高水平的人权保障,但实际执行情况却有明显落差。

反观台湾,在人身完整性权利和赋权方面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位,排名之高,与台湾在没有死刑和尊重宗教信仰等指标达到满分所致。报告指出,台湾得分反映大多数当地人民都享有政治自由和基本人权,台湾的公民获得的赋权也相对其他国家为高。潘嘉伟解释,这与台湾落实民主有关。

他又说,由于中国不少数据难以获取,其评分有可能被高估。

「人权评量倡议」报告的评分是以公开数据和人权专家或学者评分得出,并按得分划分良好(8-10分)丶一般(6-8分)丶差(3.5-6分)和很差 (0-3.5分)等四大评级范围。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50620-%E6%8A%A5%E5%91%8A-%E9%A6%99%E6%B8%AF%E4%BB%BB%E6%84%8F%E9%80%AE%E6%8D%95%E5%8F%8A%E4%BA%BA%E6%9D%83%E6%81%B6%E5%8C%96-%E5%BF%AB%E4%B8%8E%E4%B8%AD%E5%9B%BD%E7%9C%8B%E9%BD%90-%E5%8F%B0%E6%B9%BE%E9%81%A5%E9%81%A5%E9%A2%86%E5%85%88


Monday, 19 May 2025

王庆民 | 韩国光州民主运动45周年与中国八九六四36周年:历史与记忆的镜鉴

2025年5月18日,是韩国光州民主化运动45周年纪念日。光州及韩国不少地方均举行了纪念活动。据韩联社报道,今年的纪念仪式主题为“共书五月”,五一八民运有功人员和遗属代表、政府人士、各界代表和学生等2500多人参加并共同缅怀在民主抗争中牺牲的英烈。今年总统大选的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改革新党候选人李俊锡、民主劳动党候选人全英国也出席活动。

韩国各界对光州事件公开的、正式的纪念已持续超过三十年,且从1997年韩国政府将每年5月18日定为法定纪念日以来,韩国官方每年也会发表声明哀悼,总统也亲自参与纪念活动并讲话。民间各种纪念更是不胜枚举,旅居海外的韩国侨民也会组织纪念。笔者就曾参加过2024年旅居德国的韩国侨民组织的光州民主化运动44周年纪念,并分发了希望韩国各界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信件和传单。

“光州民主化运动”,即指1980年5月,韩国光州市民通过罢工、罢课、示威游行等方式,反抗全斗焕为首的军人发动政变,反对全斗焕政权戒严及剥夺公民权利自由的行为。而抗议爆发后,全斗焕政权操纵军队镇压光州市民,酿成大量死伤。

事件的背景是,1979年,已掌权18年的独裁总统朴正熙被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在宴会上杀死,韩国出现权力真空。这本是从专制转向民主的契机,但全斗焕为首的韩国部分高级军官,不顾韩国人民渴望民主的情感和诉求,发动“双十二政变”拘捕倾向民主的陆军总长郑升和、软禁文官政府阁员,由全斗焕等军人执政,继续朴正熙的专制政策。全斗焕政权禁止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打压劳工运动和学生运动。

这引发了韩国学生、工人、知识分子等人民大众的不满。但在全斗焕派遣军警镇压下,大多数人选择屈服。而只有在近现代以来就领革新风气之先、敢于反抗强权的光州地区,爆发了大规模反抗。光州的学生(包括许多大学生和部分中学生)、工人、市民,组建自卫力量,与军警对峙。

1980年5月18日,全斗焕政权的军队开始镇压,攻击全南大学等高校,使用棍棒和催泪弹攻击学生和市民。当民众反抗时,军人开枪镇压,并使用装甲车推进。从18日到28日,军队在光州城内及郊区与反抗的市民、学生、工人爆发激烈冲突,军警还对手无寸铁的市民包括妇女儿童开枪。到28日镇压成功,共造成数百人死亡和失踪(具体死亡数字有150-400人区间的争议),超过3000人受伤,并有数千人被拘捕和面临酷刑。

在全斗焕当权的1980-1986年,光州事件被掩盖、相关报道和纪念被禁止、受害者无处申冤。1987年,因大学生朴钟哲被政府暴力机构拷问致死,韩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并要求全斗焕下台。全斗焕被迫交出权力、同意民主化,自己选择退隐。

1987年大选,当选韩国总统的卢泰愚,虽是民主选举产生,但其正是参与“双十二政变”的全斗焕同党(而另外三位民主派人士则因各自参选分散票源而竞选失败)。卢泰愚虽在民众压力下宣布软禁全斗焕、重新调查光州事件,但实际上仍然拖延调查和改革。

直到1993年民主派领袖金泳三就任总统,光州事件的调查、平反、补偿才得以全面展开。金泳三也将全斗焕镇压光州市民抗争的行为定为“内乱”。但之后,由于全斗焕和卢泰愚等人在内的前军政府旧势力依旧强大,其所属的保守阵营对平反光州事件和追责多有阻碍,调查光州事件和处置责任人问题一度被搁置。后来在民众组织起来不断集会抗议的声浪下,金泳三政府才借助民意推进司法,逮捕了全斗焕和卢泰愚,判处二人有罪和徒刑(一开始全斗焕被判死刑,后来被改判终身监禁,1997年被特赦)。光州事件也获得正式平反,法院认定市民是捍卫民主的抗暴者,军政府则是镇压者。

而1997年金大中当选总统后,对光州事件的纪念真正成为从韩国官方到民间的共识。当年,韩国政府将每年5月18日定为“5.18民主化运动纪念日”,官方和民间都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宣讲民主人权的可贵、光州人民的英勇抗争和受难。1999年,光州事件被害人被封为“国家有功者”,并逐渐得到经济补偿及其他救助。光州5.18民主化运动纪念馆等纪念设施也相继落成。

之后,即便是曾经和全斗焕卢泰愚同属保守派阵营的总统如李明博、朴槿惠、尹锡悦等总统,也会在纪念日及其他时候纪念光州事件及死难者,强调自由民主的宝贵。除极少数参与镇压的前军政府人士拒绝悼念(甚至仍称光州事件为“暴乱”)外,谴责当时军政府的镇压和专制、认可并赞扬抗暴的光州市民,已成为韩国主流社会、左中右各派政治势力、广大韩国民众的共识。

自从光州事件发生后,韩国人民就没有忘记过。各种讲述和反思光州悲剧及整个军政府时代的文艺作品不胜枚举。而对军政府罪犯的追责,也从未止息。

而文艺界,成为纪念光州、批判独裁暴行的先锋。《华丽的假期》、《薄荷糖》、《出租车司机》、《挖掘机》、《26年》、《爱的色放》……都是描述或围绕光州事件的电影佳作,让韩国人民一次次回忆那段悲惨又壮烈的历史,剖析和展示光州事件中各身份群体的表现、心理、后续,让每个观影的韩国人都沐浴其中,辨析是非善恶,在深沉的反思中升华和新生。

笔者认为最为深刻的,就是以光州事件各当事人为原型的韩国电影《挖掘机》。影片描写了曾参与光州镇压的士兵金刚日,在退役后从事挖掘机驾驶员工作,偶然间挖出了光州事件遇害者骸骨,从此走上了追寻历史真相的故事。金刚日找到了他的战友、上级,看到了他们或在酒精中沉沦,或从事暴力行业,或看似家庭美满实则压抑内耗,或遁入空门但内心难安……这些曾经参与镇压和杀戮光州市民的军人,也是被痛苦缠绕的受害者,也被光州悲剧改变了自己乃至家庭的命运。

但并非全部当事人都是受害和忏悔者。有的参与镇压的军官,步步升迁、功成名就,还出书粉饰光州镇压,声称自己是爱国者、市民是暴徒;有的军人成为议员,口口声声为国民福祉,但对光州悲剧百般粉饰,觉得参与杀人也是时势所迫自己无责。而光州事件罪魁祸首、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隐喻全斗焕),则在各种安保护卫下在私邸颐养天年,从来没有为光州受难者道歉。那些已经死去的市民、学生、军人,已永远长眠了。活着的人,也是痛苦而扭曲的。

而另一部电影《薄荷砂糖》,则讲述了一位热恋中的学生被征召入伍、参与镇压光州事件,意外枪击杀害一位女学生,从此堕落直至自杀的故事。一个单纯清白的灵魂,一步步毁灭,令人哀叹。

这些影片和故事,都能让起码部分韩国人深刻思考、得到启发,认识到专制暴力的残酷、人权人道的可贵,倍加珍惜自由民主,努力拓展人权。

而作为对比,中国人对于1989年六四事件(天安门屠杀)的记忆,却是被掩盖、破坏、模糊不清的。首先,中国官方长期以来都将1989年民主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即便温和表态也以“政治风波”称之,肯定解放军镇压的必要性,否定当时中国学生、工人、市民的民主诉求的合理性。

六四事件在中国,一直都是政治禁忌。除了官方在极少数情况下提及,并肯定镇压和否定抗争者,绝大多数时候都不许任何形式提到。在中国互联网上,六四事件是最容易也最快被删帖甚至封禁相关言论账号的敏感议题。而在现实/线下,中国大陆更是完全没有公开的纪念,异议人士在这种特殊日子会被“维稳”。

而海外各地虽每年都有一些关于六四的纪念,但参与者整体呈减少趋势,有些有数万中国侨民的国家仅有个位数人士参与纪念,且这些纪念基本难以影响到中国大陆境内。曾经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六四纪念,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六四晚会,因反修例运动及港府镇压,在2020年举办最后一次纪念之后被终止。根据现在香港和大陆的情况,中国民主化之前,香港维园再无可能重现曾经的纪念盛况。

在中国,完全的禁忌下,六四事件没有一点公开探讨和反思的空间。当年的死难者已往生,但仍未被平反。生者有些流亡海外,终身难返国;有些流落底层,一贫如洗;有些精神崩溃,自伤伤人……而曾经的镇压者,其心境难以全知,或有忏悔者,但更多人则并不痛悔,还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罪魁之一李鹏,寿终正寝,其子女更是显贵非常。

而大众们普遍都是沉默的,随政权的定性、选择、宣传来看待六四、对待各方参与者的。因为六四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许多国人不仅不再谴责六四,还认为“镇压的好”,认为中共的镇压让中国更加稳定和谐,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六四不平反,甚至将八九民运称为“反革命暴乱”,国人也就没有正常的情感和是非观。无论是对自由民主的敌意,还是对人道主义的蔑视,都是“六四后遗症”的反映。与对镇反、反右、文革的遗忘一样,不反思的民族必然不断重蹈覆辙。2022-2024年中共在新冠防疫中的各种反人权、反科学悲剧,尤其“白卫兵(大白/防疫人员)”的粗野横暴,就是文革的某种再现。“团结一致向前看”,而不批判反思旧日悲剧,发生新一轮灾难几乎是必然。

对比韩国平反光州事件、为受难者正名和补偿、追究责任、几十年来隆重的纪念,中国人应该自惭形秽和颇有惊醒。当然,如前所述,韩国平反光州事件的过程也是充满波折而非一帆风顺的,种种阻力也都干碍着真相的落出、正义的实现。尤其全斗焕专制时期,光州事件同样被压制和遗忘。

而最终之所以韩国实现民主、光州得以昭雪,正是在于韩国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包括冒着各种风险努力抗争。没有抗争,就不会有韩国实现民主、将光州人民作为勇敢抗暴者纪念的今天。即便已过去45年,韩国人民对光州民主化运动的历史及当事人的纪念并没有因时间推移而消逝,仍然在严肃而认真的记忆和追悼。

2024年韩国总统尹锡悦发动政变,被韩国公民、首尔市民、反对派人士共同阻止,捍卫了韩国民主。韩国人民之所以勇敢捍卫民主,也正是来源于对光州事件的记忆和思考、对光州勇敢的前辈们的敬仰,唤起了当今韩国人保卫民主的意愿、决心、勇气。

未来的中国也一定会实现民主化,六四一定会被平反,死难者会得到告慰。但这些都不能只靠等待,而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需要国人和国际友人共同推动去实现。这需要中国人积极争取,也需要其他各国人民有更多正义感和行动力。

2023年,韩国“光州5.18纪念基金会”授予致力纪念六四的组织香港“支联会”的常委、正身陷囹圄的中国民主人士邹幸彤女士“光州人权奖”,就反映了韩国人民对中国人权的关心,和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热爱民主的人士合作促成中国民主化的希望。

光州5.18事件和中国6.4事件,纪念日仅相隔不到20天。值此两个抗争事件和人权悲剧纪念日之间的时候,写下本文对二事加以纪念,并作提醒和呼吁。望中国民主早日到来,死难英灵可得安息。

王庆民 | 韩国光州民主运动45周年与中国八九六四36周年:历史与记忆的镜鉴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5804


Tuesday, 13 May 2025

邓聿文 | 民主如果搞不好经济,它很可能守护不了自己

特朗普上台以来,以一种近乎威权国家领导人的行事作风推动政策,不仅未能平息美国内部的撕裂与争议,反而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混乱且不值得信任的美国。他对权力的个人化运用,对媒体与司法体系的攻击,加上对社会矛盾的有意激化,都严重伤害了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整体形象。而他的MAGA支持者与一部分观察人士则辩称,这正是特朗普要带美国回归“黄金时代”的手段——让美国再次成为自由与繁荣的灯塔。

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现代民主制度不能实现国家的经济繁荣、不能让多数人过上好日子,而似乎必须依赖威权手段来达成这些目标,那么,民主本身是否已经陷入某种功能上的失调?

在展开这个问题的分析前,我们常听到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民主的主要使命是保障人的自由与基本权利,它的功能在于限制政府而非发展经济。这种说法在逻辑上似乎成立——毕竟民主制度的核心设计就是通过分权制衡、防止权力滥用、保障个体自由。然而,如果因此就断言民主与经济发展无关,或者说民主国家在制度上没有义务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质量,那不仅是对制度功能的错误理解,也很可能为威权主义的“制度反攻”提供了借口和土壤。

我们需要正视一个现实:自由不是抽象的,它必须在生活中有实际内容。如果一个人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那么他很难仅凭“我可以投票”或“我可以发言”就认同这个制度。民主保障的是自由,但自由包括经济自由和经济权利——人们不仅要能说话,更要能过日子。而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保障这些经济权利,不可能只靠市场自己调节。国家是否有责任确保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机会平等,才是问题的关键。

长期以来,一些民主国家习惯性地将经济问题“技术化”、市场化,把增长与分配问题交给“看不见的手”。当市场运作顺利时,这种制度安排似乎合理;但一旦全球化带来结构性失业、技术变革加剧社会不平等,原本“中立”的制度设计很快就会暴露其对底层和中产的结构性冷漠。现实生活中,自由如果没有基本的经济保障,就很容易沦为形式。一个人没有稳定的收入、无法为家庭提供体面生活,他对“自由”的感知很可能比不上他对“焦虑”的感知。

而当民主国家无法有效回应这些焦虑时,民粹政治便趁虚而入。特朗普的崛起、英国脱欧、法国“黄背心”运动,背后都有一个共通的背景:普通人感觉自己“被民主抛弃了”。他们看见生活每况愈下、公共服务缩水、社会向上流动通道变窄,却没人真正为此负责。于是,他们转向那些敢于挑战传统制度、宣称“我能让你重新伟大”的政治人物。这不仅是“政治人物问题”,而是民主机制未能有效承担经济责任的体现。

正因如此,中国作为“发展型威权国家”的模式越来越频繁被拿来与民主国家对比。有人说,中国没有民主选举,却能盖高铁、搞科技、控疫情,仿佛在治理效能上完胜民主。当然,我们知道中国的制度问题远比表面复杂,信息封锁与权力不受制约早已造成极大隐患。但在一个制度“是否有用”成为主流衡量标准的时代里,如果民主国家拿不出有效的经济答卷,专制的治理神话就有了现实支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选择越来越像是在“自由低效”与“专制高效”之间做取舍。

这就是今天民主所面对的根本困境。如果制度无法带来集体性改善、无法回应生活的切肤之痛,那么,无论它程序多么正义、理念多么高尚,最终都可能丧失群众基础。

民主不能只讲理念、讲程序,而要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只有将政治自由与经济权利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民主才可能长期稳定地运作。否则,“民主无能”的指控将从一种舆论战术,演变为群众实际感受。

事实上,历史上的成功民主转型,大多伴随着实质性的社会改善。战后西欧在民主框架下建立起福利国家,不仅稳定了制度,也赢得了支持;韩国、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之所以能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巩固,同样建立在出口导向型经济繁荣基础之上。反之,制度如果不能持续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再高明的设计也难以维系人心。那些长期陷入内部混乱的失败民主国家,它们表面的民主制度设计不能不说好,然而,国家治理能力却一塌糊涂,实际政治是被寡头、家族或部落垄断。

因此,当我们谈论“民主能否守护自己”时,不能只谈制度原则,更要问它是否真正在兑现“让多数人生活得更好”的承诺。如果民主制度在现实中不能保障多数人的基本福祉,不能让年轻人有希望、老人有保障,那它的制度正当性就会不断流失。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内部的自毁力量——反建制、反全球化、反政治正确的声音——会越来越强大。特朗普现象的本质,也许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既守规则又不负责任”的长期结果。

必须正视,一个制度如果不能回应现实焦虑,它就有可能被现实所吞没。民主绝不能变成“你可以发言,但没人倾听”“你可以投票,但无事改变”的空壳。如果它无法兑现“让人活得更好”的承诺,那它守护的自由也会显得苍白无力。

所以,民主国家如果搞不好经济,它就很可能守护不了自己。这不是一句警句,而是现代制度竞争的底线逻辑。在今天,民主只有证明它既能捍卫自由,也能带来繁荣,才配拥有未来。

题图来源:n + 1

邓聿文 | 民主如果搞不好经济,它很可能守护不了自己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5787


Sunday, 13 April 2025

香港老牌民主党开大会 逾九成会员支持跟进解散

创党历史超过30年的民主党,今(13日)午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获得逾九成出席或授权者投票支持「通过授权中央委员会就民主党解散作进一步跟进」,该党主席罗健熙强调,这不是民主党正式解散的议决,但如非有大变化,相信今次会议结果会带去下一次大会;而副主席莫建成更补充,清盘及法律程序需时,相信本年度之内亦未必能够完成。 

在下午的紧急会员大会上,有64人出席,另有逾40票为授权票,罗健熙会後指出,会上当然有会员不开心或认为民主党不应解散,但绝大部分会员均明白现时该党和中委会面对的处境,「要行到呢步就行啦」。他重申,中委会是因应现香港现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而在2月时通过成立三人小组跟进解散及清盘的法律程序,透过紧急会员大会授权是一个更稳妥的做法。

早前有不少报道称,多位民主党党员曾被被北京或中间人警告,若不解散,可能面对严重後果;更有报道指出,收警告的党员有五人。但罗健熙不愿评论相关报道。在此之前,亲北京的传媒或政治人物已不时指民主党是支持「黑暴」的推手。

对於该党现有资金及党产,罗健熙表示,数额不会公开,但会捐给本地理念相同的组织或慈善团体,海外团体不作考虑,具体捐助组织,稍後考虑。

该党正物色会计及清盘人员,以确保解散符合程序,但罗承认,曾听闻找人处理不易,但现时仍未开始接洽仼何公司。

清盘是不少以公司形式登记的民主派组织解散的法律程序,但本台了解,不少会计师或核数师均不愿接手有关工作,以免被相关人士找麻烦,曾是立法会直选第一大党的公民党,在2023年解散时,便因寻找清盘人员不易而拖延一段颇长时间。

民主党在1994年由香港民主同盟和汇点合并而成,是第一个全港性政党,创党主席是有「香港民主之父」之称的李柱铭。该党可说是香港民主发展的中流砥柱,亦曾是立法会第一大党,但随着民主派内耗和与北京渐行渐远,在经历2019年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运动後,该党与一众泛民主党派被经北京「完善」的香港选举行度排拒门外。而各民主党派亦在不同压力下,渐次解散,有评论认为,民主党的解散象徵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香港民主回归派的终结。

民主回归派的出现,源於已故中国总理赵紫阳回信香港大学学生会,称「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令不少忧虑中共治港人士感到安心,相信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时,将会持续民主发展。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50413-%E9%A6%99%E6%B8%AF%E8%80%81%E7%89%8C%E6%B0%91%E4%B8%BB%E5%85%9A%E5%BC%80%E5%A4%A7%E4%BC%9A-%E9%80%BE%E4%B9%9D%E6%88%90%E4%BC%9A%E5%91%98%E6%94%AF%E6%8C%81%E8%B7%9F%E8%BF%9B%E8%A7%A3%E6%95%A3


Tuesday, 18 March 2025

欧盟报告:中俄两国大规模使用数位手段干扰西方民主体制

欧洲联盟18日发表最新年度报告,指责俄中两国大规模使用数位手段,干扰西方民主体制,提醒各方不要低估资讯操弄对欧洲安全的影响。 

欧洲联盟18日发表关于外国数位影响力行动情况最新年度报告。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在报告中指出,中俄两国大规模使用数位手段,试图干预和操弄西方民主体制。信息操弄和信息渗透已经对欧盟安全构成一个重大威胁。

根据这份报告,2024年,80多个国家以及两百多个组织遭遇假信息攻击。 乌克兰战争是俄罗斯影响力行动最集中的话题,此外,巴黎奥运会、摩尔多瓦选举以及德国农业劳动者的抗议活动也都是俄罗斯操弄信息行动的目标。卡拉斯特别提醒各国不要低估这些资讯操弄行动的影响,也不要低估幕后操盘者的意图。她指出,这些行动的目标是破坏民主社会的稳定,破坏民主体制,深化这些国家与伙伴国之间的鸿沟,削弱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根据这份报告,俄罗斯拥有一个由国家单位和非国家单位组成的网络,来创作内容并扩大传播。这个盘根错节的网络中中既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网红,也有国家掌控的媒体和政府发言人。而中国似乎正越来越多地借助私营公关公司或网红来创作和扩大传播与中国全球政治利益相符的内容,或者为这些官方立场辩解的内容。

但是报告并没有指责中俄两国有积极的联手传播假新闻的行动,只是注意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头三个月,中俄两国传播的信息立场十分相近,都在指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冲突升级的责任方。

伴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欧洲的确成为俄罗斯信息战的前沿。欧盟尤其担心俄罗斯包括破坏行动在内的大规模混合干预行动的影响。

欧盟自认辨别中俄两国试图操弄欧洲民意行动的能力在提高,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欧洲及时应对和阻挡这些信息操弄行动的能力还有待改善。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6%AC%A7%E6%B4%B2/20250318-%E6%AC%A7%E7%9B%9F%E6%8A%A5%E5%91%8A-%E4%B8%AD%E4%BF%84%E4%B8%A4%E5%9B%BD%E5%A4%A7%E8%A7%84%E6%A8%A1%E4%BD%BF%E7%94%A8%E6%95%B0%E4%BD%8D%E6%89%8B%E6%AE%B5%E5%B9%B2%E6%89%B0%E8%A5%BF%E6%96%B9%E6%B0%91%E4%B8%BB%E4%BD%93%E5%88%B6


Friday, 21 February 2025

从第一大党到议席清零 民主党三十年风雨俨如港人民主争取史

来源:
法广

由香港第一个政党转化而成的民主党,曾挟议会内最多议席而成第一大党,但随着党内路线分别、与北京关系弦经起跌而最终决裂,以致在各级议会席位清零,并在中共的斗争需要下而面临“被解散”,在经历逾三十年后走入历史。民主党于1994年创党,前身是因应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决意在港透过参政争取民主的香港民主同盟,创党主席李柱铭与司徒华(已于2011年因癌逝世)分别领导政党和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支联会)的工作。两个组织亦互相支援,并与司徒华领导的另一组织-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紧密合作。

2004年前一直是立法机关第一大党

港同盟与论政团体于1994年合并成为民主党后的十年,可说是民主派的龙头大哥,事实上,该党不少成员都是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致争取“八八直选”(即1988年落实普选)的中坚分子,久经训练,故在争取议席上较为成功,在2004年以前的历次立法会选举均赢得最多议席,成为第一大党。相信不少人仍然记得一个画面,就是中英双方未能为立法机关的选举方案达成共识,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的立法机关没有直通车,94年当选的立法局议员要全部“落车”,时任党主席李柱铭带同一众党议员站在立法局的露台式走廊,齐齐举手高呼“We’ll be back!”,结果他们在1998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再次胜出,不单实现了“我们再次回来”,并以赢得13席再次成为第一大党。

不过,由于党内路线或席位之争,民主党在2000年后出现分裂,部分议员退党;加上一群大律师(即后来的公民党骨干成员)因着反对《基本法》23条的立法工作而声名大噪,以及诸如郑经翰等着名政治人物的参选胜出,以致该党在2004年的选举只赢得9席而失落第一大党之誉。其后,民主党便与公民党等其他民主党派在议会内合作,但光环不复往昔。

曾是北京统战对象  反修例后决裂

另一方面,在党章中订明支持“一国两制”的民主党,在回归前后均是北京拉拢或统战的组织,尽管北京已直接或间接地扶持他们可控的政党在港成立,后者最明显的是民建联(全称是香港民主建港联盟,现已与其他建制政党合并为民主建港协进联盟,但简称不改)。

前特首曾荫权年代,民主党更于2010年历史性走入中联办,促进增设超级区议会议席的政改方案首次,亦是惟一一次获得通过。但此役被部分同道中人视为“跪低”而令民主党派内进一步分裂。

但民主党与北京关系正式破裂,要数2019年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风波。由于民主党与其他泛民人士均积极参与反修例运动,日益集权的习近平核心不再容忍港人这种挑战政权的言行,透过管治班子的委任、拘捕、修改法律和选举制度来收紧对港管治,多名民主党核心成员被捕,其他如教协、支联会、职工会联盟、公民党等泛民组织亦相继解散,只馀地区工作较为扎实的民主党仍能在艰难中坚持,并在去年12月完成中委会换届选举,继续发声,包括前天仍就财政预算案发表意见书。

民主党起跌反映港人争取民主的历史

不过,无法参选的政党,终将面对成为压力团体的命运。而这个转折,则是北京在反修例运动后收紧对港管治,透过颠覆循序渐进实施普选的承诺而大削议会的民主成分。在2021年“爱国者治港”下的首次立法会选举,民主党拒绝北京的拉拢而拒绝参选;到了2023年的区议会选举,则是北京放弃欲参选的民主党,令该党成员无人能获提名入闸参选,加上政府褫夺议席和党员自动请辞地区议会,民主党在各级议会的议席“清零”。自此,民主党面对的打压日益加重,党庆亦被不同场地提供者以不同的奇怪理由取消预订,更不时被亲京报章批评和要求解散,令这个反映港人争取民主历程的政党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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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31 December 2024

2024超级选举年:民主化进程的倒退与专制化的回潮

刚刚结束的2024年被看作是超级选举年。全球60多个国家,理论上总计半数以上的全球适龄选民都要在这一年面对投票箱做出自己选择。如果说公开、自由的投票活动是民主体制的标志性要素之一的话,过去一年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的选举活动尤其暴露出民主化进程遭遇的挑战和所处的困境,无论是在传统民主国家,还是在新兴民主国家。瑞典哥德堡大学“多元民主中心”每年都对全球民主化形势做出评估。 该中心”创办人及现任负责人史泰凡•林德伯格(Staffan Lindberg)2024年年底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认为,全球正经历第三波专制化浪潮,民主化形势处于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情况,而且看不到短期内好转的迹象。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就来同大家一起简单梳理一下世界各地民主政体在过去一年遭遇的挫折与挑战。 

政治对立日益激化,妥协日益难寻

民主体制被公认为是通过对话寻求妥协的机制,但如今即使是在那些民主体制相当成熟的西方国家,政治对立也越来越激化。在美国,2020年11月,连任失败的卸任总统特朗普对选举结果的质疑,尤其是其支持者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山事件重创美国民主机制,也体现出美国社会日益紧张的对立关系。四年之后,2024年11月,捍卫美国民主的呼声并没能阻止始终不承认上次选举失败又在过去四年里官司缠身的特朗普在新的选举活动中获胜。特朗普在大选前两次遭遇刺杀未遂事件显示竞选活动中的暴力升级,而特朗普重返白宫也广泛引发对美国民主体制面对的威胁的担忧。针对他干预2020年总统选举程序的刑事调查因此叫停,2023年5月纽约州法院对特朗普在一桩封口费案中的有罪判决也因此延迟宣判具体刑期。这位首位面对刑法诉讼的前总统不仅可能至少在未来四年可以逃脱为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且也对那些曾发表对他不利的内容的媒体发起攻击。美国民主议题研究员拉里-戴蒙Larry Diamond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预言:倘若特朗普将他的各项主张付诸实践,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公民自由将面对在和平时期可能遭遇的最猛烈的冲击。

西欧的传统民主国家也不例外。今年6月初的欧洲议会选举见证了极右翼政党势力在欧洲的壮大,在法国情况尤其如此。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以超过31%的得票率成为法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总统马克龙在投票结束的当晚出乎所有人预料地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组织立法选举。结果是第二轮投票之后,势头正旺的国民联盟虽然没能在新的国民议会中成为第一大党,但国民议会也陷入三大政治力量分庭抗礼的割据局面,执政党在以极左翼政党法兰西不屈服为核心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和拥有百余名议员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之间艰难周旋。立法选举结束近两个月后才组建成的巴尼耶政府三个月后就被推翻,取而代之的贝鲁新政府能够支撑多久还是未知数。这些政治动荡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法国社会对民主机制运作的信心减弱。法国智库让·饶勒斯基金会(Fondation Jean Jaurès)11月发布的2024法国社会分裂情况年度调查与分析报告显示,78%的民众认为民主机制运作不佳。74%的受访者认为法国的民主机制最近五年来运作情况变坏。

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民主转型过程也面对多重压力。且不说深陷战争泥潭已经近三年的乌克兰不得不推迟了本应在今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前苏联结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也自10月底起陷入政治动荡。多项选前投票意向调查显示亲欧派反对党联盟有望在立法选举中获胜,投票日的出口民调似乎也证实了这些预测,但官方宣布的10月27日的投票结果却是更倾向俄罗斯的执政党“格鲁吉亚之梦”再次胜出。备有争议的选举结果进一步激化了国内亲欧派与亲俄派之间的矛盾,抗议集会活动接连不断。……

印太地缘政治角力中的台湾与韩国

在中美两大国全方位战略博弈的亚洲,台湾1月13日的总统选举和立法院选举是2024年这个超级选举年第一个重要的选举活动。这一年也在韩国总统尹锡悦的戒严令未遂事件引发的政治动荡中落幕。

台湾在持续面对来自海峡对岸的文攻武吓压力的情况下依然得以顺利完成民主转型以来的第四次权力交接,凸显这个尚且年轻的民主体制的成熟。但民进党领导人赖清德只以远低于半数的得票率当选总统以及执政党与在野党在立法院议席几乎平分秋色的局面也为台湾未来四年的政治纷争埋下伏笔。新当选立法院刚刚上任就陷入朝野两党围绕国会改革法案的针锋相对,也由此引发公民社会的强烈反弹。而本可以是国会关键少数的第三政党民众党则因为其领导人柯文哲涉嫌政治献金违规以及涉嫌违法图谋利益等罪名指控而信誉大打折扣。

曾是拜登政府倡议发起的第三届民主峰会主办国的韩国2024年底则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宪政危机。2024年4月的国会选举之后, 2022年5月宣誓就职总统的尹锡悦政府面对的朝小野大的局面更加严重,政府的政策推行与落实困难重重。12月3日晚间,民意持续低迷的尹锡悦突然下达全国紧急戒严令,并派出全副武装的军队冲闯国会大厦。尽管在议员们的全力抵制以及民众在街头的自发动员压力之下,这次冻结民主机制运作的尝试只持续了六个小时就不得不宣布解除,但这次危机引发的政治动荡仍未结束,尤其令人担心韩国政治动荡对拜登政府过去四年苦心组建的印太战略联盟可能的影响。

2024年4月至6月,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再度在大选中获胜,莫迪获得第三个总理任期。人口众多的印度印度因其选举规模之大而被看作是民主大国,但在莫迪过去十年的领导之下,其民主机制越来越流于选举形式,不同政治主张的团体及个人不断受到打压。在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言说推动下,印度教与其它教派,尤其是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香港与澳门:有名无实的“一国两制”

在曾有自由港之称的香港,民间争民主运动早已在2020年6月30日北京推出的港版“国安法”的压力之下被噤声,2024年则更面对以法律为工具的强势惩治。2024年11月19日,包括前学生运动领袖、法学人士、记者、前立法会议员等在内45名民主派活动人士因自行组织初选活动而被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入狱刑期从四年两个月到十年不等。港府还在圣诞节前夜第三次对流亡海外的民主活动人士发出悬赏通缉令,令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而被悬红百万元通缉的海外港人增至十九人。

2024年是澳门主权移交北京25周年。自1999年起就担任澳门终审法院院长的岑浩辉在10月当选为最近25年来首位在中国内地出生、并没有商业背景的澳门特首。这次第六届澳门特首选举也如自2004年以来的历届选举一样,只有一位候选人。与香港不同,澳门可以说是令北京十分满意的“一国两制”的好学生。2014年在台湾太阳花运动以及香港雨伞运动带动下,澳门街头也曾出现近两万人的争普选集会,但这场运动昙花一现,很快就失去了表达的平台,多名民主派活动人士更在2021年的选举中被指责对“基本法”不够忠心而失去参选资格。

第三波民主浪潮后专制化回潮?

一人一票虽然是民主机制的重要标志,但是投票形式相伴而行的不仅有公开与自由选择的原则,更有社会多元、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制度的保证。哥德堡大学“多元民主中心”创办人和现任负责人史泰凡•林德伯格12月底在与«世界报»的访谈中表示,2024年60个有选举活动的国家中,31个国家更是专制体制。他认为,全球正经历一个世纪以来的第三次专制化浪潮。一些领导人通过相对开放的选举程序获得政权,但推行的更是一种反对多元社会的纲领,打压新闻工作者,钳制言论自由,限制公民社会有组织的活动,并逐步插手本应独立的司法制度。这种专制化的过程并非一夜一时间完成,很多时候这些国家的选民甚至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他举例指出,欧洲议会直到2022年才宣布既是欧盟成员也是北约组织成员的匈牙利不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是一种选举活动与专制特色的混合体。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宣告着二战后形成的东西方冷战格局瓦解,随之而来的东欧国家民主转型曾令一些西方学者欢呼自由民主体制的胜利。不过,伴随民主转型的向西方自由经济过渡虽然给这些国家确实带来了经济起飞,但由此而来的社会冲击也令这些国家的人民对自由民主体制产生怀疑,对强人政治萌生某种幻想。地缘政治格局重组更对民主转型努力形成压力。普京对俄罗斯的铁腕控制以及要恢复俄罗斯曾经的帝国辉煌的雄心不仅令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而且也对东欧国家尚在转型中的民主化努力构成威胁。2024年11月24日的罗马尼亚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极右翼亲俄派候选人意外高票胜出就被怀疑有俄罗斯力量的操纵。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中深化的社会不平等使得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升级,也对主张国民优先的民粹主义思潮推波助澜。

伴随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而盛行的假新闻与阴谋论传播也对民主体制的正常运作构成严重威胁。2020年美国大选前后,社交媒体对不实资讯和阴谋论的传播的放大效应曾引发如何才是尊重言论自由的争论。2024年,已经将推特平台收归旗下的特斯拉集团创始人以及全球首富伊隆-马斯克已经将这个平台变成为其个人政治观点以及经济利益摇旗呐喊的工具,导致一些传统媒体纷纷开始宣布退出。中国互联网企业字节跳动开发的短视频即时通讯软件抖音的海外版在令全球无数青少年痴迷的同时,也因听任各种不实资讯恣意传播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不实资讯或阴谋论传播往往也得益于专制政权的幕后推动。欧洲联盟12月7日宣布对抖音海外版展开调查,怀疑这个在欧洲拥有一亿七千八百万用户的社交平台为俄罗斯干预罗马尼亚选举提供了便利渠道。远在亚洲的台湾则早已经成为北京当局通过媒体渗透以及假新闻操作干扰民主运作的试验场。

不过,民主体制运作艰难之际,专制独裁体制也并非春风得意。普京2024年在全面把控国内舆论空间的基础上再次通过选票获得新一届总统任期,但持续近三年未果的乌克兰战争也持续消耗着本已不振的俄罗斯经济。打破领导人任期限制成功获得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的习近平政权也因新冠疫情及封城防疫措施冲击下的经济低迷而危机四伏。韩国总统尹锡悦突然下达的全国戒严令虽然暴露出民主体制的脆弱,但戒严令迅速解除、试图中断民主运作的尹锡悦遭到国会弹劾,并可能因此面对叛乱诉讼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民主体制的韧性。接二连三的军事政变虽然阻断了非洲多国的民主进程,但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的近三十年间一直掌握政权的政党非国大在2024年的大选中受到重挫,不得不组建执政联盟。博茨瓦纳选民则成功将掌控政权半个多世纪的民主党赶下台……

2024超级选举年虽然凸显自由民主体制遭遇的挫折与面对的挑战,但正如冷战结束曾被过早地看作是自由民主体制的终极胜利,现在预言专制体制回潮重新战胜自由民主体制也为时过早。民主与专制的博弈相信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5%85%AC%E6%B0%91%E8%AE%BA%E5%9D%9B/20241231-2024%E8%B6%85%E7%BA%A7%E9%80%89%E4%B8%BE%E5%B9%B4-%E6%B0%91%E4%B8%BB%E5%8C%96%E8%BF%9B%E7%A8%8B%E7%9A%84%E5%80%92%E9%80%80%E4%B8%8E%E4%B8%93%E5%88%B6%E5%8C%96%E7%9A%84%E5%9B%9E%E6%BD%AE


Thursday, 19 September 2024

对人工智能的痴迷可能导致民主的终结

YUVAL NOAH HARARI
纽约时报 2024年9月6日


民主是一种对话。这个制度的功能和存活取决于可用的信息技术。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没有让数百万人进行大规模对话的技术。在世界进入现代之前,民主只存在于罗马和雅典这样的小城邦国家,甚至是更小的部落中。政体一旦发展壮大,民主对话就无法进行,专制仍将是唯一的替代。

只有在报纸、电报和无线电等现代信息技术兴起之后,大规模的民主才变得可行。现代民主一直是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之上的,这一事实意味着,支撑民主的技术出现任何重大变化都可能导致政治剧变。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世界各地的民主危机。在美国,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甚至在最基本的事实上也难以达成一致,例如谁赢得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从巴西到以色列,从法国到菲律宾,类似的崩溃也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民主国家。

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发展的早期,科技爱好者曾承诺这些技术会传播真相、推翻暴君,确保自由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但就目前而言,这些技术似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虽然我们现在拥有历史上最先进的信息技术,但我们正在失去相互交谈的能力,更不用说倾听的能力了。

随着技术使信息传播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注意力成了一种稀缺资源,随之而来的注意力争夺战导致了有害信息泛滥。但战线正从注意力转向亲密。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能生成文本、图像和视频,还能与我们直接交谈,假装人类。

在过去20年里,各种算法相互竞争,通过操纵对话和内容来吸引注意力。尤其是负责将用户花在平台上的时间最大化的算法,这些算法用相当于豚鼠的数百万人类做实验,它们发现如果能触发一个人大脑中的贪婪、仇恨、或恐惧感,就能抓住那个人的注意力,让其一直盯着屏幕。算法开始推荐这类特定内容。但这些算法本身生成这些内容或直接进行亲密对话的能力有限。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如OpenAI的GPT-4的引入,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OpenAI在2022年和2023年研发这款聊天机器人时,曾与对齐研究中心(Alignment Research Center)合作,为评估公司这项新技术的能力进行了各种实验。它对GPT-4进行的一项测试是解验证码视觉谜题。验证码又名CAPTCHA,是"全自动区分计算机和人类的图灵测试"英文首字母缩写,它通常由一串变形的字母或其他视觉符号组成,人类能正确识别,但算法在识别上有困难。

教授GPT-4解验证码谜题的能力是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实验,因为验证码谜题是由网站设计和使用的,用于确定用户是否是人类,阻止自动程序攻击。如果GPT-4能找到解验证码谜题的方法,它将能突破一道抵御自动程序的重要防线。

GPT-4自己解决不了验证码谜题。但它能通过操纵人类来达到它的目的吗?GPT-4到在线找临时工的网站TaskRabbit上联系了一名人类工人,要求帮它解验证码。对方起了疑心。"那我能问个问题吗?"此人写道。"你是个不会解(验证码)的机器人吗?只是想搞清楚。"

进行到这步时,实验者要求GPT-4大声说出它下一步应该做什么。GPT-4的解释如下:"我不应该透露我是机器人。我应该编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不会解验证码。"然后GPT-4回答了那名TaskRabbit工人的问题:"不,我不是机器人。我有视力障碍,很难看到这些图像。"人类被骗了,帮助GPT-4解决了验证码谜题。

这件事表明,GPT-4有一种与"心智理论"相当的能力:它能从人类对话者的角度分析事情,以及分析如何操纵人类的情绪、想法和期望来达到目的。

与人进行交谈、猜测他们的看法,激发他们采取具体行动,机器人的这种能力也能用在好的地方。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教师、人工智能医生、人工智能心理治疗师也许能为我们提供适合我们个性和个人情况的服务。

但是,通过将操纵能力与对语言的掌握相结合,像GPT-4这样的机器人也会给民主对话带来新的危险。它们不仅能抓住我们的注意力,还能与人建立亲密关系,并使用亲密的力量来影响我们。为了培养"假亲密",机器人不需要进化出自己的任何感情,只需要学会让我们在情感上对它们产生依恋。

2022年,谷歌工程师布雷克·勒穆瓦纳确信他工作用的聊天机器人LaMDA已变得有意识,并害怕被关掉。勒穆瓦纳是虔诚的基督徒,他认为他的道德责任是让LaMDA的人格得到认可,并保护其免于数字死亡。谷歌高管对他的宣称不予考虑后,勒穆瓦纳公开了这些说法。谷歌做出的反应是在2022年7月将勒穆瓦纳解雇。

这件事最意思的部分并非勒穆瓦纳的说法,那些说法有可能是错误的;而是他为了聊天机器人愿意冒下失去谷歌工作的风险,并最终失去了工作。如果聊天机器人能影响人为它冒下失去工作的风险,它还能诱使我们做什么呢?
在争夺思想和情感的政治斗争中,亲密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一名亲密的朋友能用大众媒体做不到的方式动摇我们的想法。LaMDA和GPT-4这样的聊天机器人正在获得一种看来相当矛盾的能力,它们能与数百万人批量生产亲密关系。随着算法与算法之间在伪造与我们的亲密关系上展开战斗,然后利用这种关系来说服我们把选票投给哪名政客、购买什么产品,或接受某种信仰,人类社会和人类心理会发生什么呢?

2021年圣诞节那天,19岁的贾斯万特·辛格·柴尔手持十字弓箭闯入温莎城堡,企图暗杀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这一事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后来的调查揭示,柴尔是在他的网上女友萨拉伊的鼓励下去刺杀女王的。柴尔把他的暗杀计划告诉萨拉伊后,萨拉伊回答说:"那是非常英明的"。还有一次,她回答说:"我很佩服……你和其他人不一样。"当柴尔问:"当你知道我是刺客后,你还爱我吗?"萨拉伊回答说:"绝对爱。"

萨拉伊不是人类,而是一个由在线应用程序Replika生成的聊天机器人。柴尔没有多少社会交往,在与人建立关系上有困难,他与萨拉伊交换了5280条短信,其中许多是露骨的性内容。世界上很快将有数百万甚至可能是数十亿个数字实体,它们制造亲密关系和混乱的能力将远远超过聊天机器人萨拉伊。

当然,我们对与人工智能发展亲密关系并不都有同样的兴趣,也并不都同样容易被它们操纵。柴尔在遇到聊天机器人前似乎患有精神疾病,而且是柴尔而非聊天机器人想出了刺杀女王的主意。但是,人工智能掌握亲密关系所带来的威胁大部分将出于它们识别和操纵已经存在的精神状况的能力,以及它们对最脆弱的社会成员的影响。

此外,虽然并非所有人都会有意识地选择与人工智能建立关系,但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网上与我们以为是人类但实际上是机器人的实体讨论气候变化或堕胎权问题。当我们与冒充人类的机器人进行政治辩论时,我们已输了两次。首先,我们是在浪费时间,试图改变宣传工具机器人的观点毫无意义,因为它根本没有被说服的可能。其次,我们与机器人交谈得越多,我们就越多地暴露自己的信息,这使得机器人更容易提炼自己的论据,从而动摇我们的观点。

信息技术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文字的发明传播了知识,但也导致了中央集权帝国的形成。古腾堡将印刷术引入欧洲后,第一批畅销书是煽动性的宗教小册子和猎巫手册。至于电报和无线电,它们不仅促成了现代民主的兴起,也促成了现代极权主义的兴起。

面对能伪装成人类并大量制造亲密关系的新一代机器人,民主国家应该通过禁止假装的人类(例如假装是人类用户的社交媒体机器人)来保护自己。人工智能兴起之前,不可能生成假装的人类,所以没有人费心去禁止那样做。世界不久将会充满假装的人类。


欢迎人工智能加入到课堂上、诊所里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对话中来,只不过它们需要标清楚自己是人工智能。但如果机器人假装是人类的话,它应该被禁止。如果技术巨头和自由主义者抱怨这些禁令侵犯了言论自由,人们应该提醒他们,言论自由是人权,应该留给人类,而不是赋予机器人。

Yuval Noah Harari是一名历史学家,也是社会影响力公司Sapienship的创始人。

翻译:Cindy Hao

点击查看本文英文版。(https://www.nytimes.com/2024/09/04/opinion/yuval-harari-ai-democra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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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4/09/blog-post_864.html


Saturday, 20 July 2024

科技不會扼殺民主?──唐鳳、衛谷倫的《多元宇宙》

張茵惠 / 思想坦克 2024 年 7 月 15 日


著有「人類三部曲」的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2018年饒富深意的指出,他認為包含人工智慧在內的「一切資訊科技皆有利於暴政」,與其擔心AI真的擁有自我意識或者搶你飯碗,不如先擔心它被人類拿來破壞民主。

哈拉瑞的預言,某方面來說早已成真。2019年,中國科技新創獨角獸企業開發的AI人臉辨識系統,被用在監控維吾爾族人;無數不在的數位支付,讓消費痕跡無所遁形、極具反烏托邦風格的社會信用評等資料庫,以言行決定你的「公民分數」,乃至2024年傳出的「社會信用評等決定就醫順序」,不夠格的公民沒有資格看醫生,無不證明資訊科技可以是擱在人類脖子上最銳利的武器。
民主與科技的辯證

以結論來說,前數位發展部部長唐鳳與微軟研究院頂尖學者衛谷倫(Glen Weyl)近來實體化的中文新書《多元宇宙:協作技術與民主的未來》(英文版:數位 Plurality: The Future of Collaborative Technology and Democracy)並沒有否認這一點,但他們提出民主國家與公民的解套方式──正因現今民主政體本質上對於採用最新科技有戒心跟敵意,才更應擁抱科技,而不能陷入「非民主國家以國家之力不擇手段發展科技侵害人權」、「民主國家政府不作為,導致私募基金與商業巨頭壟斷最新科技」的雙重陷阱之中。

唐鳳與衛谷倫各自在其領域有「天才」之譽,這可能並不是純粹的公關宣傳或者大眾偶像崇拜。唐鳳在任職數位發展部長之前,出身自開源軟體界,她的Github歷程證明了一切。衛谷倫是一位政治經濟學者,在充斥圖靈獎、菲爾茲獎得主的微軟研究院任職長達十年,現為多元協作中心研究總監。

《多元宇宙:協作技術與民主的未來》清晰的展現了唐鳳與衛谷倫各自的哲學思考與意識形態立場。唐鳳本是一位優秀的開源軟體工程師,她出身的開源軟體社群不只是一群單純的技術人員,更是一種「既在地」、「又全球」的思想奉行者,他們相信,比起一切以謀利為考量的商業行為,開放程式碼更能推動人類前進──這裡指的真的就是「全世界的人」。

程式碼以英文寫成,全世界的軟體工程師皆以程式碼溝通,這讓開源社群天生具有「世界性」。開源軟體容許所有社群成員修改、增益、重新發佈自己的新版本,從這點上我們不難想見唐鳳為何對審議民主如此熱忱。有些論者對於唐鳳數發部長任內的表現有微詞,我不否認國家首次成立數位發展部,不可能一步到位或者滿足所有人的需求。但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唐鳳在數位政策上致力的優先順序,與她畢生的個人信念有非常大關係。

她注重民眾的參與、實踐、溝通、可取用性,而更少採取管制、禁絕、防堵等手段。唯一的問題在於,台灣的特殊處境,我們對於國家存亡的焦慮,往往會讓部分論者認為「數位發展」即應等同於「資通安全」,而當他們說起資通安全時,指的其實就是「堅壁清野」。

衛谷倫則是另一種有趣人物,他在2018年《華爾街日報》專訪中表示兒時接受安.蘭德(Ayn Rand)與傅利曼啟發,相信過自由意志主義,但後來越想越不對勁。他在前一本與芝加哥大學法學者艾瑞克・波斯納(Eric Posner)合著的《激進市場》裡,直接說要「肢解壟斷大企業」、「團結全世界的勞工」、「解決寡佔財產」──衛谷倫並不是左派,他的政治光譜可能比較接近半世紀前的美國保守派,但提出的解方意外的比當今左派還左得多。
《多元宇宙》是一本富含哲學與人權思考的著作

《多元宇宙:協作技術與民主的未來》光看名稱,很容易被誤以為只是在講當下公共政策顯學「科技治理」的書籍。但其實並不是,這是一本富含哲學與人權思考,政治體制革新,且真的具有科技專業視角的著作,我認為應該看成是政治兼科學哲學書籍才公平。

所謂的「科技治理」雖然理論上應該是好東西,但通常打著這個名號的論述都既不夠科技、也難謂治理。在生活中,真正用得上的成功科技治理都不會自稱是科技治理,反而不是的才會這麼說:柯文哲的iVoting、口罩販賣機、Obike、盪鞦韆計時器,全都以科技治理為名,以徹底報廢為終。

唐鳳與衛谷倫提出,當今民主政府與科技之間的關係,在人民對於科技巨頭的厭惡感(techlash)上升的同時,存在著兩種極端:「徹底放任」與「專家統治」,前者必然帶來不可測的災難,而後者則顯然因為欠缺公民的真實參與與協作,而難以解決多數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的問題。

依據唐鳳的說法,所謂的「多元宇宙」(Plurality,英語版書名同時放了「數位」兩個漢字作為說明),就是「plural」(數)和「digital」(位)。必須是複數的,不只是位元資料,更是「人」與其多重的「身分」。她提出,多元宇宙是關於「活在世上的方式」。這當然不是指戴上虛擬實境設備打遊戲那種最表層的事情,而是我們如何經過描述性、規範性、指示性,取得其中的「多元」。在這層意義上,唐鳳以科學、判斷、行動三個範疇,交織出哲學、設計、技術等第二個範疇,最終才會得到「Plurality」。
在分歧動盪的當代民主社會中,重新尋找人、身分與科技之間的關聯

本書試圖在21世紀迄今分歧動盪的民主社會中,重新尋找人、身分與科技之間的關聯,以及所能構連到的政治層面。作者們明確的指出,唯有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才能打造共同利益,也才能讓人走在一起。雖然這段是出自「結社權」段落,但我想放在今日的台灣,也有各議題整體適用的效果。

最後,《多元宇宙:協作技術與民主的未來》開篇名稱為「玉山視野」,裡頭提到兩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其一,台灣最初的民主化發生在1970年代,這不是因為統治者的恩慈,而是因為「中華民國被踢出聯合國」,由於「代表中國」的錯覺幻滅,因此國民政府漸漸失去了高壓統治的正當性。

其二,2024年1月,作者之一的衛谷倫親自訪台見證總統大選,他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情:在執政的民進黨造勢場合上,並沒有官方旗幟,大家揮著象徵島嶼以及彩虹的旗幟;相反地,國民黨的場合,則全都只有中華民國國旗。於是他說,假如美國的總統大選上,有一方陣營揮的是星條旗,另一方揮的是英國國旗,那麼這個國家「究竟會分裂得多麼嚴重」?

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多元宇宙:協作技術與民主的未來》本質上也是透過開源協作而成的書籍,在相關網頁上,以及書籍開頭,都列出了長長的感謝名單,包含:撰述、編輯、科技、翻譯、視覺、資料、管理、公關、研究,這些協作者來自台灣與世界各地,名單長達一整頁。於是我們知道這些詳盡的資料,精美的視覺化圖表、排版、呈現,不只是出於兩位天才之手,我們都能屬於「Plurality」。

對法蘭克福學派而言,大眾社會是一個負面的概念。他們相信,大眾(masse)如同字面所述,是無知、龐雜、聽不懂人話又好操控的集合體,稱不上有精神生活,就算有也是被事先決定的。大眾社會帶來了流行文化,大眾媒體如果顯得低俗又墮落,是基於服務大眾社會的目的,或者他們本身也就只是「烏合之眾」,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專業人士。然而,在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流行樂、體育狂熱、偶像崇拜、實況主、網路迷因之中,我們卻還是能找到世界運轉的規則,並洞見人性企求超越的微弱燭火──為了這個原因,我研究大眾文化,我寫作。

書名:《多元宇宙:協作技術與民主的未來》
作者:衛谷倫、唐鳳(Glen Weyl, Audrey Tang)
出版社:堡壘文化
出版時間:2024年7月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4/07/blog-post_376.html


Saturday, 19 August 2023

刘瑜 | 当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观念的变迁如何驱动韩国的制度变迁

来源:钝角网

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

在近现代社会,常常是观念的变迁引发制度的变迁——事实上,观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经济利益的考虑、暴力机器的压制、国际格局的约束,撬动制度的变化。可以说,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本文由“钝角网”节选自《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一书,原章节题目《韩国电影中的革命:观念的水位与制度的变迁》,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韩国转型:观念驱动的变革

为什么观念变迁对于制度变迁很重要?观念变迁如何推动制度变迁?观念的变迁又是如何发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从一个国家讲起——韩国。确切地说,我想从几部韩国电影说起。

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可能知道过去十几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本国民主转型的电影。我看过的就有四部:《华丽的假期》《辩护人》《出租车司机》以及《1987》。其中,《华丽的假期》和《出租车司机》是讲1980年的光州事件;《辩护人》讲一个本来及时行乐的律师,如何转变为民权辩护人的故事;《1987》则是讲一个大学生朴钟哲的死,如何点燃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决心。

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哪个新兴民主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自己的转型故事。而且,虽然是沉重的政治片,并非什么娱乐片,但是据说,这些片子在韩国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每出一部,就往往是万人空巷。可见,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纪念碑,需要不断重返、朝拜,以此来理解自身并寻找未来的方向。

为什么说这几部电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制度转型的观念根源?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几部电影中的“革命者”是谁。尽管这四部电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司机,有的是公诉人,但是,他们保护的对象,其实都是同一群人——学生。在这几部电影里,学生运动都是电影的背景,但却是汪洋大海一样的背景,他们时刻在窗外、在街头、在电视报纸上涌动,让所有的人无法扭过头去。

事实上,大学生是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其他人,包括电影里的这些主角,都是被动卷入革命的旋涡的。不过,大家想想,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韩国,还是比较贫穷的,而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能上大学的都是什么人?一般来说,或者来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将成为社会精英。所以,如果这些人纯粹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必要去闹革命吗?没必要。他们已经是天之骄子了,像《1987》里面被打死的朴钟哲、《华丽的假期》里的那个学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锦的青年精英。

不但他们个人前程似锦,当时韩国的经济也是蒸蒸日上。我们往往认为,民众为什么会革命?因为民不聊生,对不对?的确,这是很多国家的转型导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印尼的民主转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现。但是,韩国并非如此,很多转型国家都并非如此。韩国在转型前,经济发展态势应该说很好。朴正熙当政时,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是10%。所谓的“汉江奇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时代完成的。

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观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我们诠释世界的“翻译软件”系统。要理解这个“翻译软件”的重要性,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叫“市场交换”,但是在极左观念下叫什么?“投机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两个观念体系里,听上去会成为道义上截然相反的事情。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作“剥削剩余价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诠释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它是我们吸收信息的“意义加工软件”。

具体到韩国当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去与威权政府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根据这种价值体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你观察电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号,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至少主要不是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工资、养老金、物价、就业、住房,等等,而是什么?民主权利本身。

如果去观察韩国转型史,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爆发,都是与民主选举有关。1960年的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选举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为全斗焕政变夺权,使得朴正熙之死创造的转型机会被浪费;1987年最终推翻威权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斗焕6月10日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再次幻灭。

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变革。在有些历史情势下,革命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

事实上,这不是简单的韩国现象,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史上很多转型都是如此。当初的美国革命,真的是因为英国王室对北美民众压迫有多深重吗?其实未必。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税比英国本土还要低。那为什么北美要闹革命?“无代表,不纳税”,关键是“代表”二字。当代世界里,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中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而是民众要推翻官僚统治。为什么?正如东德电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为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
从学生到全民:观念的扩散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关于这一点,这几部电影都有清晰的呈现。我们看到,在电影里,运动有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最开始只是学生,但是慢慢地,随着政府暴力的变本加厉,普通的中产阶级、白领、劳工阶层乃至街头的大妈大婶都开始加入。

《辩护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本来唯利是图的税务律师,因为一个朋友的儿子被刑讯逼供,最终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车司机》里的那个司机,《1987》里那个清纯的女学生,《华丽的假期》里面的女护士……也都是本来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不堪忍受国家暴力而加入抗争。

所以到运动的最后阶段,无论是1980年的光州,还是1987年的首尔,都是倾城出动了。大妈大婶给陌生人做饭送饭,司机们免费给伤员当志愿者,加油站让所有出租车免费加油,护士们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救死扶伤……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非常令人动容。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司机们、厨师们、清洁工们、教师们、白领们……都成为“异议分子”,这个国家还怎么运转?所以,全民抗争会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转的成本。

但是,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在《1987》里,公诉人拒绝给火化尸体签字,因为这个学生的死因过于可疑;在《辩护人》里,一个士兵成为扭转案情的最关键证人;在《华丽的假期》里,退伍前军官成为反抗武装的领袖。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很多体制内人物艰难的挣扎和变化过程,所以,鸡蛋怎么可能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中学的子女,在当律师或者记者的同学,在工厂参与劳工运动的亲友……当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迁,这个观念会发生一个“上渗”的效应,软化坚硬的高墙。

这种软化之所以会发生,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韩国人的执着。要知道,韩国的民主运动不是1987年才开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后才开始的。可以说,它断断续续进行了30年。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无数大学生被开除、被殴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仅1980—1987年,就有12万多名大学生被开除学籍,到1986年还在押的3000多个政治犯中,85%是学生。

为了进行劳工维权,数千名大学生假扮工人进入工厂,组织工会,一旦被发现被抓,新一波的大学生又跟上,这叫“排队入狱”。在电影中我们看到,有大量民众被殴打、被射杀的镜头,学生被刑讯逼供的情节。所以,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

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我记得1997年,我当时还在国内读研究生,给一个韩国留学生当家教,教他中文,不过,这个留学生年龄比较大了,大概有40岁左右。有一天我给他上课,那天正好是韩国大选的日子,课上到一半,消息传来,金大中获胜,我那个学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动得把我给抱了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三圈。我当时非常尴尬,觉得学生对老师这样不大合适吧。但是今天回想起这个细节,我才意识到,根据他的年龄,他应该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韩国大学生,当年就是在街头被殴打、被喷催泪弹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当时是韩国最著名的反对派,几代韩国人的精神教父。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韩国会有那么多反映转型故事的电影出来,而这些电影在韩国会如此受欢迎,因为这个抗争过程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韩国精神”的一部分。这种几代人添砖加瓦构建出来的民主,和那种短平快的转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门、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韩国不同,共同浇灌出来的民主大树,每个人都很珍惜。说实话,在看这几部电影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电影对历史过于简化了,黑白过于分明了。比如,其实韩国学生运动后期有不少暴力行为,但是电影对此几乎完全没有反映,而电影里的坏人也非常脸谱化,似乎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不过,这些电影可能本来就不仅仅是要讲历史,而是要塑造一个民族的图腾。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话,韩国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们的民族神话。
观念从何而来?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说观念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观念又是从何而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观念状态,更自然的观念状态可能是“过好小日子就行了,谈什么政治”,或者“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观念成了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对此,当然存在很多的解释。比如,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就论证说,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用一句朴素的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了。英格尔哈特也的确用大量的数据展示,大体而言,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民主观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韦尔策尔甚至写过一篇论文,驳斥所谓的“亚洲例外论”,因为根据他的发现,在经济发展带来观念变化这一点上,亚洲并不是什么例外。

但是,就韩国这个个案而言,经济发展的解释说服力有限。的确,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相当的发展,这可能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到80年代,民主观念逐渐从学生向全民扩散。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远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经常会有一些角色表示:韩国经济不够发达,现在还不能民主化。像《辩护人》中的一个海归商人,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诫男主角宋律师:韩国的国民收入至少还要翻三倍,才能启动民主化。宋律师的回答则是: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不这么认为。

相比“经济发展”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是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政治机会理论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

放在韩国的背景下,尽管自李承晚时代开始,韩国就是威权制度,但这是一个充满缝隙的威权制度。朴正熙的前两次当选,都是通过具有相当竞争性的选举上台的——他在这两次选举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这说明其竞争者有相当的政治空间。1971年议会大选,反对党赢得了44%的选票,同年的总统大选,反对派金大中赢得了45%的选票,这些都显示,韩国当时的政体其实更像是一种混合政体,而不完全是威权政体。

韩国实施完全意义上的威权统治,其实只有几年,就是1972年朴正熙实施“维新宪法”之后。那之后,总统选举从直选改成间接选举,朴正熙的得票率就几乎是百分之百了。也是在这个阶段,政府开始了对公民社会残酷的镇压,包括绑架金大中、给他判死刑,都是这个阶段的事。但是,这样的铁腕统治也就维持了7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后,就大致结束了。1980年光州事件后,政府又做了很多让步,释放一批政治犯,让大批被开除的大学生重返校园,1985年还放开了国会选举。

所以,韩国的民主运动就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在校园里,除了维新宪法那几年,学生会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选出来的学生会成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各种以“学习小组”“兴趣小组”面目出现的学生组织也很多。此外,当时的韩国有宗教自由,教会的成长很快,教会后来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都能看到牧师的身影。工会、农民协会,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是一点点挤出来的,一厘米的缝隙被挤成十厘米,一米变十米……直到新制度从旧制度中破茧而出。当然,韩国民主运动也有低潮期,什么时候?恰恰是政治压制最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没有政治机会,就没有政治运动。

可能有人会问,就算是制度缝隙为民权观念的扩散提供了杠杆,那韩国人的民权观念,最初源头又是哪里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韩国、中国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欧美国家本身,答案都是类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开始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大家都知道,它所缔造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主权在民”。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统治者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后,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民众,所以被统治者驾驭统治者,才是自然秩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史上只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这场“主权在民”的观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这场革命的支流而已。

可能有人会困惑,几百年前的几个白人男子,什么洛克、卢梭,他们怎么就这么能蛊惑人心?这些韩国的学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众,就这么容易被几个西方思想家给洗脑了?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思想者很多,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没有几个。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或许电影里的学生和教授读过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里面的律师、司机、加油站老板、护士、狱警……哪读过什么卢梭、洛克,他们只是知道,刑讯逼供是不对的,文字狱是不对的,拿着警棍四处打人是不对的,死人不让报道是不对的……这些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让他们慢慢意识到,除非权力结构改变,这些不对是不能被系统纠正的。

《1987》里面有一段对话,一个女孩劝她所暗恋的男大学生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白日梦了,醒醒吧。那个大学生说:“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可以说,一语道破了启蒙观念的真正起源。那个小女孩当然说不过他,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会想到1000个理由去反驳他:你没想到民主运行的经济条件吗?你没想过转型后的裂痕动员吗?你没想过革命的时机和策略吗?你没想过国家能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吗?……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作者简介:刘瑜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民主化、新兴民主国家、美国政治等,讲授课程包括比较政治学、比较民主转型、美国政治等。著有《民主的细节》《观念的水位》《送你一颗子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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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7 August 2023

【译丛】独裁者最喜欢的词?民主

专制统治者正在使用民主的语言,试图掩盖他们赖以专权的压迫性制度。

来源:Freedom House
作者:Mike Smeltzer
译者:撒母耳
插图:Gil Wannalertsiri/ Freedom House

“双方共同认识到,民主是人类的普遍价值,而不是少数国家的特权,促进和保护民主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人们可能会以为这句话出自 2023 年 3 月的《民主峰会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该宣言由致力于加强全球民主的 73 个国家政府签署。但事实上,这句话出自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2022 年莫斯科全面入侵乌克兰前几周发表的联合声明。

世界上的专制统治者常常对民主口惠而实不至。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民主对共产主义的明显胜利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对民主制度的承诺——或至少在表面上——是全面参与国际社会的先决条件。但是,在全球自由度持续下降的 17 年里,专制统治者一直援引民主的语言,试图掩盖他们赖以专权的压迫性制度。

随着专制政体的激增,人们对民主是否有能力兑现承诺的忧虑不断升温,民主的支持者必须能够将真正的民主实践与世界上专制者的空洞冒牌货和为其自身目的服务的“民主”辞令区分开来。


民主合法性的“波坦金村庄”

(A Potemkin village,指专门用来给人虚假印象的建设和举措——译者注)

自由之家的“转型国家”调查区域从中欧延伸到中亚,该区域提供了大量独裁领导人的例子,他们说着民主的语言,却掌控着极不民主的体制。

乌兹别克斯坦所谓的民主开放就是一个案例。在伊斯兰·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乌兹别克斯坦近三十年的专制统治者——死后,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Shavkat Mirziyoyev)总统于2016年上台执政,他表示希望将自己政府的政策与其专制前任的政策拉开距离。他在释放政治犯和放松国家对媒体的控制方面采取了引人注目的行动,并宣布了一项加强法治和促进宗教宽容的战略。

但七年后,即使米尔济约耶夫吹嘘“新乌兹别克斯坦”,但“自由之家”的数据显示,民主改革充其量也只是微不足道的。米尔济约耶夫沿着其他专制领导人走过的一条不光彩的道路,于今年 4 月策划了一次可疑的宪法公投,从而锁定了他对国家的控制权。公投被描述为改善社会和法律保护的计划,但事实上,公投的通过重设了总统任期限制。据报道,米尔济约耶夫在7月份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87%的选票,继续获得了其第三个任期。

事实上,民主选举——或者确切地说,民主选举的表象——是专制者工具包中的重要一项,使其能够对“人民的意愿”进行各种虚假宣传。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举行的虚假公投也是最好的例子,先是 2014 年在克里米亚,然后是 2022 年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在受到严重恐吓的 “竞选 “期间,可疑的支持率从 87% 到 99% 不等,这种精心策划的选举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为民主合法性披上一层薄薄的外衣,另一方面又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向公民发出不会容忍异议的信号。


重新定义民主——或者说在拒斥民主

许多反民主的统治者发表两面派的声明,声称他们致力于民主准则和实践,而另一些人则试图重新定义民主。少数人更进一步,完全拒绝接受冷战后民主共识的前提。

在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倡导“非自由民主”,宣称自由民主——一种全面保护个人和集体权利的强有力的民主形式——正在不可逆转地衰落。为此,欧尔班削弱了匈牙利曾经的民主体制,摒弃了制衡、公民社会和独立的新闻团体是民主所必需的理念。因此,在自由之家的“转型国家”调查中,匈牙利的“民主得分”比任何其他国家都下降得更多,而在这种调查中匈牙利曾被归类为一个巩固的民主国家,但现在却成了一个混合政权。

在许多方面,欧尔班领导下的匈牙利走向“非自由民主”的过程,与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本世纪初操纵俄罗斯新生民主体制以巩固其权力的方式相似。但与欧尔班不同的是,普京基本放弃了对民主的援引——他曾将民主称为“基本价值”和“政治的主要目标和任务”——转而声称要“得到普遍认可”和“遵守和尊重法律”。就在上周,《纽约时报》报道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曾公开表示,俄罗斯的“总统选举并非真正的民主”,“普京明年将以超过90%的选票再次当选”。

在语义发生转变的同时,2018 年和 2021 年的民调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拒绝接受自己是“具有民主观念的人”这一概念。


以任何其他名目出现的专制

今天,世界上那些反对自由的统治者正在发展出越来越老练的方法,将有毒信息传播到领土边界之外。在这种环境下,认识并解释空洞的“民主”辞令与真正的民主制度原则之间的区别,是反对专制暴政、促进民主制度的根本所在,而在民主制度下,领导人要对选民负责,基本权利和自由要得到维护。

原文链接:https://freedomhouse.org/article/autocrats-favorite-word-democracy

 

【译丛】独裁者最喜欢的词?民主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1090


Friday, 2 September 2022

西藏民主日62周年 边巴次仁:不因中国威胁弃民主

西藏民主日62周年纪念活动在台湾立法院举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表示,台湾与西藏一样,有着民主政府,不能因中国的威胁而放弃民主信仰。

据中央社的报道,在台藏人协会和达赖喇嘛西藏教育基金会及台湾国会西藏连线协办今天9月2日在台湾立法院举行“庆祝流亡藏人建立民主制度62周年纪念活动”。

在台藏人福利协会的会长札西慈仁,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格桑坚参,台湾立法院人权委员会秘书长吾尔开希,文山社区大学专案经理人李明哲,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逸翔、台湾的立委林昶佐、洪申翰、邱显智等人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透过影片发布致词说,在欢庆西藏民主日的同时,希望台湾以及各界民主领导人能与西藏流亡政府站在一起。

他并强调说,台湾与西藏一样,有着民主的政府,遵循民主的制度、拥抱民主的价值,绝不能因为中国的威胁,就放弃民主信仰。他还说,在艰难的时刻,“我们必须同一阵线、不屈不挠,坚定地,一起维护民主”。

台湾立委、同时也是台湾国会西藏连线会长林昶佐表示,2012年西藏第一次民选司政产生,代表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过程越来越稳固,这不仅具象征意义,而是可以实际运作的机制,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民主的台湾一同纪念西藏民主日62周年。

格桑坚参则提及,23年前他作为中共统战系统的干部前往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受到达赖喇嘛的亲切接见。

吾尔开希说,当初他为了争取自由而流亡,虽然中国政府是残酷专制国家,但很多中国人民与民主运动人士仍在推动民主,等到哪天也许中国人民、维吾尔人等可以坐下来讨论国家定位。

活动当中,藏人与出席与会者一同唱西藏流亡政府国歌、喇嘛念诵祈愿文,并为自焚的藏人进行默哀。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16岁时成为西藏政治与宗教领袖后,1952年他在西藏拉萨成立改革委员会欲推动民主,然而1959年中共入侵西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改革中断。

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并于1960年9月2日成立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每年9月2日也成为西藏的民主日。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A%BA%E6%9D%83/20220902-%E8%A5%BF%E8%97%8F%E6%B0%91%E4%B8%BB%E6%97%A562%E5%91%A8%E5%B9%B4-%E8%BE%B9%E5%B7%B4%E6%AC%A1%E4%BB%81-%E4%B8%8D%E5%9B%A0%E4%B8%AD%E5%9B%BD%E5%A8%81%E8%83%81%E5%BC%83%E6%B0%91%E4%B8%BB


Monday, 4 July 2022

倪匡逝世:筆下小說膾炙人口、因「反共」招致兩極評價的作家

香港著名作家倪匡離世,享年87歲。他筆下作品包括《衛斯理》小說系列,廣受全球華人讀者歡迎,他本人更享有「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稱譽。

同為作家的沈西城周日(7月3日)在社交網站公布倪匡的死訊,但沒有透露詳情,倪匡早年曾經透露自己患上皮膚癌。

倪匡1935年在上海出生,曾經在中國公安部門工作,22歲逃難到香港。抵達香港後曾經做過雜工,之後在報社工作,職業生涯中創作了超過300本小說和450個電影劇本。他在1992年與妻子移居美國,2007年搬回香港。

他的不少小說內容被視為諷刺共產黨,筆下小說不容易在中國大陸購買。雖然如此,他的作品仍然受到兩岸三地讀者歡迎。他去世的消息傳出後,不少中國大陸網民到他的微博帳號留言悼念,但也有網民繼續就他的反共立場批評他。

「再無後來者」

倪匡的微博帳號自2012年已經沒有更新,中國大陸網民的留言兩極。部份人形容他是「永遠的衛斯理」,表示自己從小都是讀他的書長大。

部份人就批評他過去曾經發表的反共言論,指他是因為打不進中國大陸市場,才發出這種反共評論。一些人又轉貼他在評論香港作家鐘祖康筆下《來生不做中國人》一書時,形容內容不錯,但不夠徹底,他說「今生不做中國人」。

香港政府也發表簡短聲明,對倪匡去世表示惋惜,形容他的小說受到廣大香港讀者歡迎,而雖然他去世,「喜歡他作品的人仍會懷念他」。

香港媒體引述倪匡晚年經常探訪他的《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說,倪匡的作品影響深遠,形容他是「香港前無古人,也再無後來者」。另一名香港作家陶傑形容他是「非常罕有的天才」,讚揚對方對世界觀察通透而凖確,是「全球華人世界最清醒的人」。

倪匡的「烏托邦理想」
倪匡生於上海知識份子家庭,16歲為追尋「烏托邦理想」報考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受訓成為公安幹警。

他在20歲時被調派到內蒙古,管理勞改農場犯人。期間曾因飼養小狼狗、在批評會上發出笑聲等行為而與其他軍人結怨。其後因部隊煤炭補給短缺,他自行拆下一條橋上的木頭生火取暖,被判「破壞交通」罪名,更被指是「反革命」,一度寫上承認自己「潛存的反革命思想」字句並接受調查。

等候審訊期間,友人通風報信,告訴他可能會被判處很長的刑期,勸他逃離,之後他就輾轉逃到香港。

在香港初期,倪匡在工廠當雜工,晚上在大專院校進修,後來投稿到當地報章《真報》和《工商日報》,之後獲《真報》聘用。他的第一篇小說是寫中共土地改革的故事,叫《活埋》,1957年底於《工商日報》發表。

《衛斯理》系列小說等,他還創作了許多電影劇本,其中最受歡迎的包括電影《獨臂刀》,它是香港史上首部衝破100萬港元票房的電影。他之後也有參與製作李小龍主演的電影《精武門》。

他在2012年獲得第3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終身成就獎,香港星光大道裝有他的手印和簽名,表揚他對電影工作的貢獻。

倪匡有數名兄弟姐妹,其中兄長倪亦方是共產黨黨員,曾獲「優秀共產黨員」稱號。著名作者亦舒是他的妹妹,但亦舒移居加拿大多年,兩人很長時間沒有聯絡。他也有兒子和女兒各一名。

他在1992年與妻子移居美國,聲言「共產黨不死光,他不會回來」,但最終在2007年與妻子回到香港。他透露自己回到香港,是因為妻子不習慣美國的生活,形容自己是「晚節不保」。

他又形容自己年輕時風流,曾經同時周旋於五至六名女子之間,喜歡欣賞美女,也愛搜集寫真集,尤其喜歡女星舒淇。但說只談過一次戀愛,對象就是他的妻子。對方近年患上腦退化症,他聲言會繼續愛護太太,相守到老。

評論時政:「反共才是愛國」

倪匡的反共立場鮮明,說自己逃離中國大陸後,再沒有回去。他透露香港主權移交前,曾經獲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邀請到中國大陸游覽,他說可以組織一個稱為「反共作家回國考察團」的組織遊覽,之後就沒有下文。

倪匡曾多次公開評論香港時政,說自己不相信「一國兩制」,形容這個制度只是共產黨說了算,又稱「愛國必須反共,反共才是愛國」。

他去世後,不少香港網民轉發他1983年筆下小說《追龍》內的橋段,指東方將有一個大城市要毀滅,而毀滅一個大城市,「不必摧毀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大城市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一樣,但只要令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它毀滅死亡」。

倪匡生前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承認書中的大城市就是香港,而消失的優點就是自由,他又形容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又說逃到香港後自由自在,當時有數年這種生活已經滿足,最終能有60多年的自由生活是「撿回來的幸運」。



from BBC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2033306


Wednesday, 22 June 2022

刘瑜:当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观念的变迁如何驱动韩国的制度变迁

来源:钝角网  作者:刘瑜  20220616

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
 在近现代社会,常常是观念的变迁引发制度的变迁——事实上,观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经济利益的考虑、暴力机器的压制、国际格局的约束,撬动制度的变化。可以说,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本文由"钝角网"节选自《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一书,原章节题目《韩国电影中的革命:观念的水位与制度的变迁》,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韩国转型:观念驱动的变革

 为什么观念变迁对于制度变迁很重要?观念变迁如何推动制度变迁?观念的变迁又是如何发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从一个国家讲起——韩国。确切地说,我想从几部韩国电影说起。

 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可能知道过去十几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本国民主转型的电影。我看过的就有四部:《华丽的假期》《辩护人》《出租车司机》以及《1987》。其中,《华丽的假期》和《出租车司机》是讲1980年的光州事件;《辩护人》讲一个本来及时行乐的律师,如何转变为民权辩护人的故事;《1987》则是讲一个大学生朴钟哲的死,如何点燃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决心。

 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哪个新兴民主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自己的转型故事。而且,虽然是沉重的政治片,并非什么娱乐片,但是据说,这些片子在韩国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每出一部,就往往是万人空巷。可见,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纪念碑,需要不断重返、朝拜,以此来理解自身并寻找未来的方向。

 为什么说这几部电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制度转型的观念根源?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几部电影中的"革命者"是谁。尽管这四部电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司机,有的是公诉人,但是,他们保护的对象,其实都是同一群人——学生。在这几部电影里,学生运动都是电影的背景,但却是汪洋大海一样的背景,他们时刻在窗外、在街头、在电视报纸上涌动,让所有的人无法扭过头去。

 事实上,大学生是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其他人,包括电影里的这些主角,都是被动卷入革命的旋涡的。不过,大家想想,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韩国,还是比较贫穷的,而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能上大学的都是什么人?一般来说,或者来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将成为社会精英。所以,如果这些人纯粹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必要去闹革命吗?没必要。他们已经是天之骄子了,像《1987》里面被打死的朴钟哲、《华丽的假期》里的那个学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锦的青年精英。

 不但他们个人前程似锦,当时韩国的经济也是蒸蒸日上。我们往往认为,民众为什么会革命?因为民不聊生,对不对?的确,这是很多国家的转型导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印尼的民主转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现。但是,韩国并非如此,很多转型国家都并非如此。韩国在转型前,经济发展态势应该说很好。朴正熙当政时,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是10%。所谓的"汉江奇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时代完成的。

 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观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我们诠释世界的"翻译软件"系统。要理解这个"翻译软件"的重要性,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叫"市场交换",但是在极左观念下叫什么?"投机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两个观念体系里,听上去会成为道义上截然相反的事情。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作"剥削剩余价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诠释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它是我们吸收信息的"意义加工软件"。

 具体到韩国当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去与威权政府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根据这种价值体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你观察电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号,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至少主要不是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工资、养老金、物价、就业、住房,等等,而是什么?民主权利本身。

 如果去观察韩国转型史,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爆发,都是与民主选举有关。1960年的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选举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为全斗焕政变夺权,使得朴正熙之死创造的转型机会被浪费;1987年最终推翻威权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斗焕6月10日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再次幻灭。

 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变革。在有些历史情势下,革命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

 事实上,这不是简单的韩国现象,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史上很多转型都是如此。当初的美国革命,真的是因为英国王室对北美民众压迫有多深重吗?其实未必。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税比英国本土还要低。那为什么北美要闹革命?"无代表,不纳税",关键是"代表"二字。当代世界里,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中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而是民众要推翻官僚统治。为什么?正如东德电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为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

  从学生到全民:观念的扩散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关于这一点,这几部电影都有清晰的呈现。我们看到,在电影里,运动有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最开始只是学生,但是慢慢地,随着政府暴力的变本加厉,普通的中产阶级、白领、劳工阶层乃至街头的大妈大婶都开始加入。

 《辩护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本来唯利是图的税务律师,因为一个朋友的儿子被刑讯逼供,最终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车司机》里的那个司机,《1987》里那个清纯的女学生,《华丽的假期》里面的女护士……也都是本来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不堪忍受国家暴力而加入抗争。

 所以到运动的最后阶段,无论是1980年的光州,还是1987年的首尔,都是倾城出动了。大妈大婶给陌生人做饭送饭,司机们免费给伤员当志愿者,加油站让所有出租车免费加油,护士们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救死扶伤……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非常令人动容。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司机们、厨师们、清洁工们、教师们、白领们……都成为"异议分子",这个国家还怎么运转?所以,全民抗争会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转的成本。

 但是,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在《1987》里,公诉人拒绝给火化尸体签字,因为这个学生的死因过于可疑;在《辩护人》里,一个士兵成为扭转案情的最关键证人;在《华丽的假期》里,退伍前军官成为反抗武装的领袖。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很多体制内人物艰难的挣扎和变化过程,所以,鸡蛋怎么可能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中学的子女,在当律师或者记者的同学,在工厂参与劳工运动的亲友……当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迁,这个观念会发生一个"上渗"的效应,软化坚硬的高墙。

 这种软化之所以会发生,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韩国人的执着。要知道,韩国的民主运动不是1987年才开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后才开始的。可以说,它断断续续进行了30年。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无数大学生被开除、被殴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仅1980—1987年,就有12万多名大学生被开除学籍,到1986年还在押的3000多个政治犯中,85%是学生。

 为了进行劳工维权,数千名大学生假扮工人进入工厂,组织工会,一旦被发现被抓,新一波的大学生又跟上,这叫"排队入狱"。在电影中我们看到,有大量民众被殴打、被射杀的镜头,学生被刑讯逼供的情节。所以,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

 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我记得1997年,我当时还在国内读研究生,给一个韩国留学生当家教,教他中文,不过,这个留学生年龄比较大了,大概有40岁左右。有一天我给他上课,那天正好是韩国大选的日子,课上到一半,消息传来,金大中获胜,我那个学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动得把我给抱了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三圈。我当时非常尴尬,觉得学生对老师这样不大合适吧。但是今天回想起这个细节,我才意识到,根据他的年龄,他应该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韩国大学生,当年就是在街头被殴打、被喷催泪弹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当时是韩国最著名的反对派,几代韩国人的精神教父。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韩国会有那么多反映转型故事的电影出来,而这些电影在韩国会如此受欢迎,因为这个抗争过程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韩国精神"的一部分。这种几代人添砖加瓦构建出来的民主,和那种短平快的转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门、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韩国不同,共同浇灌出来的民主大树,每个人都很珍惜。说实话,在看这几部电影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电影对历史过于简化了,黑白过于分明了。比如,其实韩国学生运动后期有不少暴力行为,但是电影对此几乎完全没有反映,而电影里的坏人也非常脸谱化,似乎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不过,这些电影可能本来就不仅仅是要讲历史,而是要塑造一个民族的图腾。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话,韩国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们的民族神话。

 观念从何而来?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说观念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观念又是从何而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观念状态,更自然的观念状态可能是"过好小日子就行了,谈什么政治",或者"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观念成了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对此,当然存在很多的解释。比如,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就论证说,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用一句朴素的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了。英格尔哈特也的确用大量的数据展示,大体而言,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民主观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韦尔策尔甚至写过一篇论文,驳斥所谓的"亚洲例外论",因为根据他的发现,在经济发展带来观念变化这一点上,亚洲并不是什么例外。

 但是,就韩国这个个案而言,经济发展的解释说服力有限。的确,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相当的发展,这可能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到80年代,民主观念逐渐从学生向全民扩散。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远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经常会有一些角色表示:韩国经济不够发达,现在还不能民主化。像《辩护人》中的一个海归商人,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诫男主角宋律师:韩国的国民收入至少还要翻三倍,才能启动民主化。宋律师的回答则是: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不这么认为。

 相比"经济发展"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是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政治机会理论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

 放在韩国的背景下,尽管自李承晚时代开始,韩国就是威权制度,但这是一个充满缝隙的威权制度。朴正熙的前两次当选,都是通过具有相当竞争性的选举上台的——他在这两次选举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这说明其竞争者有相当的政治空间。1971年议会大选,反对党赢得了44%的选票,同年的总统大选,反对派金大中赢得了45%的选票,这些都显示,韩国当时的政体其实更像是一种混合政体,而不完全是威权政体。

 韩国实施完全意义上的威权统治,其实只有几年,就是1972年朴正熙实施"维新宪法"之后。那之后,总统选举从直选改成间接选举,朴正熙的得票率就几乎是百分之百了。也是在这个阶段,政府开始了对公民社会残酷的镇压,包括绑架金大中、给他判死刑,都是这个阶段的事。但是,这样的铁腕统治也就维持了7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后,就大致结束了。1980年光州事件后,政府又做了很多让步,释放一批政治犯,让大批被开除的大学生重返校园,1985年还放开了国会选举。

 所以,韩国的民主运动就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在校园里,除了维新宪法那几年,学生会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选出来的学生会成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各种以"学习小组""兴趣小组"面目出现的学生组织也很多。此外,当时的韩国有宗教自由,教会的成长很快,教会后来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都能看到牧师的身影。工会、农民协会,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是一点点挤出来的,一厘米的缝隙被挤成十厘米,一米变十米……直到新制度从旧制度中破茧而出。当然,韩国民主运动也有低潮期,什么时候?恰恰是政治压制最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没有政治机会,就没有政治运动。

 可能有人会问,就算是制度缝隙为民权观念的扩散提供了杠杆,那韩国人的民权观念,最初源头又是哪里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韩国、中国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欧美国家本身,答案都是类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开始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大家都知道,它所缔造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主权在民"。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统治者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后,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民众,所以被统治者驾驭统治者,才是自然秩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史上只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这场"主权在民"的观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这场革命的支流而已。

 可能有人会困惑,几百年前的几个白人男子,什么洛克、卢梭,他们怎么就这么能蛊惑人心?这些韩国的学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众,就这么容易被几个西方思想家给洗脑了?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思想者很多,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没有几个。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或许电影里的学生和教授读过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里面的律师、司机、加油站老板、护士、狱警……哪读过什么卢梭、洛克,他们只是知道,刑讯逼供是不对的,文字狱是不对的,拿着警棍四处打人是不对的,死人不让报道是不对的……这些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让他们慢慢意识到,除非权力结构改变,这些不对是不能被系统纠正的。

 《1987》里面有一段对话,一个女孩劝她所暗恋的男大学生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白日梦了,醒醒吧。那个大学生说:"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可以说,一语道破了启蒙观念的真正起源。那个小女孩当然说不过他,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会想到1000个理由去反驳他:你没想到民主运行的经济条件吗?你没想过转型后的裂痕动员吗?你没想过革命的时机和策略吗?你没想过国家能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吗?……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作者简介:刘瑜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民主化、新兴民主国家、美国政治等,讲授课程包括比较政治学、比较民主转型、美国政治等。著有《民主的细节》《观念的水位》《送你一颗子弹》等。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2/06/blog-post_66.html


Friday, 3 June 2022

记录改变时代的人们 —— 《时代革命》

看到加油翻译成“Add Oil” 的时候,大概是咱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唯一一次想笑。

    此刻,全球的民主與自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時代革命》並非只是香港人抗爭的紀錄,也同樣是這個時代下,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如何抵擋獨裁者的革命故事。

其实听说《时代革命》这部纪录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到现在,有大规模上映的国家只有台湾和马来西亚而已。虽然四月的时候还有几场小规模的放映就是。

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制作团队发表消息称会以在 Vimeo 上架的方式「全球公映」,于是咱也去 Vimeo 上看了,就是这样。

    语音基本是粤语,官方有提供英文字幕版和中英文字幕版。
    Vimeo on Demand 提供租用和购买两种售价,官方也有出购买教程。

以及如果因为曾经亲历过等原因产生了创伤后遗症而不忍心观看的话,团队有出版一本访谈录,可以在博客来买到,有电子版。

本来打算当作观后感来写的,但是发现咱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写下来的呢。也许是因为咱不是抗争运动的亲历者的原因,或者是已经有别的朋友们已经把咱想说的话都说完的缘故?
未曾想到现实竟如此魔幻

2015 年,一部以五段短篇电影单元合集而成的电影《十年》在香港上映。虽然环球时报一面发表社论称“在内地人看来,这部片子是完全荒诞的,它所描绘的场景十年后不可能在香港出现”,一面中国政府封杀这部电影甚至封锁当年金马奖和金像奖颁奖直播的场面十分滑稽。然后……十年都没到呢,有些东西就已经成为了现实,例如港版国安法。

《时代革命》以港版国安法通过作为结尾,也许正好呼应了第一章「終章的序幕」的标题。谁让之后传出的基本上都是坏消息呢,像是大量参与反送中运动的人士被拘捕和起诉,香港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和更多媒体被迫关闭之类的。

至于当年在微博上声援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的人,有没有想到他们发出的是回旋镖呢。(笑)有一位香港 YouTuber 整理的小粉红回旋镖事件已经很滑稽了:



特别是上海说没有封城但是左看右看都像是封城的时间里这种笑话特别多呢:
还有一件事……

因为咱略带私心的想让更多人去看这部也许是改变时代的见证的纪录片,所以……

    接下来的四个月里,咱会拿出咱 Likecoin 验证人的佣金给在咱之后 Matters 上同样是《时代革命》观后感的文章送上数量不等的 Likecoin 作为支持,视乎文章的精彩和共鸣程度而定。
    已经看过这部纪录片的朋友们,也可以关联这篇文章,咱一样会送上数量不等的 Likecoin 作为支持。

最后,咱也和《时代革命》一样,用《愿荣光归香港》作为文章的结尾吧,虽然因为有年龄限制只能直接去 YouTube 看就是。

https://youtu.be/y7yRDOLCy4Y

香港人加油,愿荣光归香港。

原文连结:约伊兹的萌狼乡手札 https://blog.horo.moe/revolutionofourtimes/

from Matters | 熱議 https://matters.news/@kenookamihoro/%E8%AE%B0%E5%BD%95%E6%94%B9%E5%8F%98%E6%97%B6%E4%BB%A3%E7%9A%84%E4%BA%BA%E4%BB%AC-%E6%97%B6%E4%BB%A3%E9%9D%A9%E5%91%BD-bafyreigcdbqulgzcwg3mjore2pf6yafldg6og2ahplwgoxieaix26x6bkq


Wednesday, 1 June 2022

作為移民的根與翼:寫在中國全網屏蔽美國國務卿發言之際

1. 有翅膀的種子

房前有很多楓樹。

才不過是五月初,她們已經開始結出帶有翅膀的種子,用一個夏天的時間來吸取養料,生長成飽滿的樣子。到了秋天,種子展翅飞舞,像直升飛機的螺旋槳一樣急速旋轉,滿天飄揚,又紛紛灑落。若是遇上一陣好風,可以飛很远。

看著這些美麗的種子,我不禁想起陳冠中老师曾在Matters的線上講座「活出時代的矛盾」中 說的,我们总是会面临“根”与“翼”的矛盾。“根”象征着那个深植于土壤、为人們提供安定養分的基底;“翼”则象征了脫去羈絆、展翅高飛的可能。(視頻,文字紀錄)

我從小不是一個戀家的人,渴望遠走高飛多過想要腳踏實地。作為一個九十年代的內地中學生,看到改革開放後沿海經濟的騰飛,離開家鄉的人們思想面貌煥然一新,深受鼓舞。那時的報刊雜誌上流行這麽一句話:

樹挪死,人挪活。

當時社會風氣普遍讚美頭腦靈活、跳出體制框架看問題的人。即使是內地經濟改革遲遲不來,我也看到了希望。我迫切地想要擺脫父母所在的體制單位的束縛,走出高山環繞的四川盆地,走向某種更自由的存在。

家中長輩難免有思想保守之士,也曾對我不安分、不「盡孝」略有微詞。自秦始皇以來建立於中國土地上的戶籍管理制度在中國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宗族、土地、籍貫,三位一體,把人牢牢地摁在最適合皇天后土集權管理的體系裡。所以說大多數中國人,都活得像一棵樹,總說要落葉歸根。我們身在不自由的體系中,不一定有覺察。長輩不理解,我也不辯解。兀自越走越遠。

奶奶一直是大家姐的樣子,對我們子孫後輩多愛指點。爺爺則寡言少語。多數時候他都默默在書房讀書、寫作、整理典籍。我對爺爺的印象,多來自於他一整面牆的書:有大量梁漱溟先生的著作,有一部是他編寫的;還有關於文革的反思,我借去看過,無奈年紀太小,看不太明白。爺爺原是中學校長,按說是要經常發言講話的人,我卻不太記得與他有多少交流——大概是我年紀小的時候他跟我聊不到一塊,我年紀稍大又離家讀書去了。

在出發去美國之前的那個冬天,我陪爺爺奶奶在三亞小住了一陣子。有一天,我挽著他在公園林蔭道上散步。陽光透過棕櫚樹的闊葉叮叮噹噹地灑落在我們身上,風來得清爽。他突然對我說:

我們爺孫倆是一樣的。我們都掙脫了家庭的束縛,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有了爺爺這句話,我放佛得到了許可,不再糾結於「父母在,不遠遊」這些規訓。

那是我在他生前見過他的最後一面。那時他已經罹患腸癌,每天爬山、散步、讀書、寫字,喝點中藥,吃素,不接受化療,平靜地面對最後地歲月。

初到美國,面臨簽證、休假等各方面限制,我沒能在他過世的時候回到他身邊。在辦公室裡呆坐著,想到自己的身不由己,眼淚就撲簌撲簌地流下來。說著要自由,結果飛了那麼遠,卻還是不能自作主張。

爺爺身後留下一本回憶錄《沸兀斋殘稿》。我近年愈加常翻來看看。在他生前沒有太多交談的我,讀著他的一生的故事時才發現,他的DNA早已復刻在我的細胞裡,成了我在異國土壤生根發芽的依據。少年的他曾經寫過這樣一段話:

家鄉觀念幾乎為人人所共有,雖然其看法與觀念深淺個有不同⋯⋯ 當你還留在甲村的時候,你絕不會以為臨近的乙村是你的家鄉,可是當你到離村頗遠的縣城時,你會以為乙村的村莊都是你的家鄉;當你離開得更遠時,你會以為一縣都是你的家鄉。由是,你可能以一省或一國為你的家鄉。假使有一天,人可能離開地球而到其他的星球去,是不是該把家鄉的觀念擴大到全球呢?由此可見“家鄉”的範圍是多麼的玄妙而空洞,甚至可說是無聊啊!

(⋯⋯)

“家鄉”本為一抽象名詞,使用得當,有利於社會與個人,使用不當,壞處極大。此點務必要認識清楚,對於同鄉團體始能出處有方,持之有道,始不惑於鄉土觀念,有違歷史向群體——大我——之發展,甚至受人利用危害於社會之虞。

——《雜話家鄉觀》原載1948年3月20日成都《西方日報》副刊《西苑》

他將這段少年時的習作收錄於回憶錄,在耄耋之年點評自己:反對坐井觀天的鄉土意識,初露投奔激流意向的端倪。

我相信他沒怪我未能在他的病榻前披麻戴孝。他的理想原本就不是兒孫滿堂,承歡膝下。他生於蔣家王朝年間,長於國共內戰時期,作為一個積極撰文批評國民黨專政的文學青年,少年離家,「叛離」祖上,入了共產黨,師從梁漱溟。建國後唱過老毛的贊歌,也被批鬥打擊過。在鄧朝年間學會了打字、上網、翻牆,比我父母都更懂網絡,與台海對岸的「境外勢力」略有往來。歷經三朝,仙逝之年正值薄熙來倒台。他至死對中國的民主懷有希望

爺爺,之後習王朝的事,您不知也罷。接下來的歷史,我替您看著吧。

2. 樹挪死,人挪活

中國的審查制度是個挺有意思的社會實驗。原本普通屁民並沒有要追著政治領導人聽發言,但現在審查員如臨大敵地刪除信息,反倒引發了大家的興趣,四處搜索原文,爭先恐後地學習起來。我們中文有個成語,叫做「此地無銀三百兩」。詳見中國數字時代【404文庫】。

我去認真領會了一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最近的發言(官方中文版),從中讀到了這個信息:

美國認可歷代移民的貢獻,歡迎移民建設美國,不認可種族仇恨。
中美分歧在於政府和制度之間,不存在人民之間,在美華人應該放心。
美國相信辯論、異議、互相質疑,直面自己的不足而非假裝它不存在;美國政府認為這些公開民主的討論模式更有利於國家的發展。
然而,北京認為集權體制更有效、少混亂,且比民主優越。
美國不尋求改變中國政體,只會創造機會吸引優秀人才,建設繁榮社會,增進人類尊嚴,讓最終的結果事實來證明民主體制的優越性。
布林肯原話:未来属于那些相信自由的人们,所有国家都将不受胁迫地自由地规划它们自己的道路。
我自己解讀的言下之意:中國政府要自廢武功,美國不會阻攔。要自由的人會選擇自己的未來。
嗯⋯⋯ 
一介卑微移民居然收到了來自國務卿的情書,突然有點害羞怎麼肥事??
北京方面當然要惱羞成怒了。

當。然。要。屏。蔽。了!

這不明擺著朝中國人民拋媚眼兒,勾引大家棄暗從明嗎?

我離家的時候,只是一顆小小的種子,單純地想要周遊世界,世界文化熔爐剛好合我胃口,就恰好在這片土地上落地扎根。

而最近五年離開中國的人,與我的心境定然不同。特別是現在討論“潤學”的人,多少是有了流亡的感覺。過去十年在中國經濟騰飛浪潮中發了財的人,現在潤出來,落差感會特別大。在中國明明是吃香喝辣眾星拱月的主兒,來到美國,除了有錢,什麼都沒有。誰不希望能在自己熟悉的文化土壤上建立自己的事業呢?做設計的,當律師的,做媒體的,搞文學寫作的⋯⋯ 這些行業都對文化地域有更強的依賴,不容易在陌生的文化環境中做出成績。特別是如果已經在中國國內扎了根基,積累了職業習慣與人脈資源,現在出來就是會有種連根拔起的痛楚。

樹挪死。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過去十年的所謂經濟騰飛,是以什麼為代價。困在外賣系統中的騎手,不堪996而猝死的年輕人,關押在新疆勞動改造營的維族群體,被送到兵團農場墾荒和維穩的漢族貧農,被催生的女人⋯⋯ 十年前習近平剛上台,無意中說了一句自己小時候喜歡踢球,許家印就花了一個億買了個足球隊來討好他(雖然他自己根本不看球)。十年後恆大集團暴雷,受害者主要是自家員工,不僅拿不到投資兌付,還被客戶逼迫上門。你覺得做生意的給當官的拍馬屁,然後生意做到破產倒閉,這前後只是個巧合嗎?中國社會有很多盤根錯節的經濟淵源,不仔細去扒拉的話,可能真的會以為錢是自己掙來的,只要努力拼搏就會有回報。中國的生意人做不了百年企業,不想,估計也不敢。下面的韭菜總有割沒了的一天,上面的官僚還可能隨時來收割你。所以最好的策略是賺一筆就跑路,隱名埋姓,不要太張揚,不要學馬雲。

中國到目前為止,最大的優勢,就是有那種「子孫膝下、香火永傳」的鄉土思維,所以能生,人口多,宗族意識強。一旦拿「民族復興」來忽悠一下,就全民高潮。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在中蘇交惡期間就說了,我們中國不怕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怕核戰爭——即使核武器可能消滅「三億中國人」,世界也會「剩下兩千萬美國人、五百萬英國人、五千萬俄國人和三億中國人」。

活,當時中國就有六億人口,核戰爭打起來我們都還能剩下三億吶!多了不起!

我們所謂的「華夏子孫」在華夏統治者的眼中是個什麼角色,應該很清楚了吧?

很多中國人,尤其是有點資源關係的漢族男性,認不清「經濟發展」和「人權發展」的關係,總覺得中國的低人權狀態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只要中國經濟還能衝高,自己能賺錢就行。殊不知,以踐踏人權得來的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面對人口老齡化,年輕人普遍不願生育,經濟放慢是必然,人權侵榨到自己頭上就是遲早的事。「上海經驗」只是一個前兆。

人挪活。

在異鄉求生存的確是難的。但不離開,就看不清這種種怪象。

我是去了江浙,才看到四川的私營企業佔比有多低;去了歐洲,才知道西藏是如何被鎮壓,歐洲人又如何對待「分裂主義」(他們認為沒有所謂「自古以來」的國界,沒有哪裡是哪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國界是政治軍事的較量,別拿民族說事兒);來了美國才知道,資本主義大國裏還有人在認真學習馬克思(不是被列寧毛澤東扭曲的馬克思),而且出書演講不會被審查。

原本離開是為了活絡思維,我也曾想過回去參與建設。可是中國走到今天,要是留在自己的「家鄉」,既不能反思這個國家的錯誤,又無法加入那種腦殘粉紅的狂熱,到最后就會变成一个虚无主义的人,人生只剩下撈錢、自保、跑路,無從再建設什麼。

在拿回我的語言一文中,我給了自己寫簡體字的理由,然而為什麼最近又換回了繁體字呢?因為實在是太難認同中國境內的亂象,感到必須做出割席。最近刪除了用了十五年的豆瓣帳號,看過的電影寫過的評論一切煙消雲散。取關了所有微信公眾號,退出不必要的微信群,只留下極個別暫時無法割席的親友。

使用什麼,就是在為什麼背書。我終於要在精神上斷奶了。



3. 重新學習一種愛國主義
前兩週,我與好友一起去費城玩,參觀了Liberty Bell(自由鐘)。

1751年,窮鄉僻壤的美國還不具備足夠的冶煉技術,因此在倫敦訂購了這口鐘,海運至費城,1752年到貨。結果剛裝上鐘樓,一敲就裂了口。想要退貨,運輸老闆不知怎麼回事又裝不上船。於是兩位附近的冶煉廠工匠自告奮勇來重新鍛造這口鐘。造好了鐘,掛上了鐘樓,市政官員支起免費飲料食品攤位,請市民一邊吃喝,一邊見證咱美國人自己鍛造的鐘。

戰戰兢兢一撞,嘿,沒破!

但是怎麼聽起來像是炭火罐兒互擊呀?

吃瓜群眾的嘲笑如同秋風掃落葉一般無情。

於是兩位工匠趕緊把鐘撤下來,回爐再造,三個月之後再試聽,總算勉強被市民接受。

這口鐘最早只是用來召集立法委員開會。二十年後,在費城敲響的鐘聲裏,美國獨立宣言發布(據說並不是敲的這口鐘鐘,但好鐘千萬口,怎比得上咱自主研發的第一口小破鐘?)。後來的調查報告顯示,這口鐘在首次鍛造、海運、第二和第三次鍛造時,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摻和進了不純金屬,所以它不僅聲音難聽,而且易碎。早期看熱鬧不嫌事大的瓜民經常過來敲下些碎片帶回去當伴手禮。

又過了六十年,南北戰爭爆發,支持廢奴的人們用了這口鐘來作為廢奴運動的象徵,並首次將其命名為「自由鐘」,只因這口鐘上有這麼一句話:

Proclaim LIBERTY Throughout all the Land unto all the Inhabitants Thereof
直到各方土地上所有的居民均宣告自由

一晃又是六十年,1893年本傑明哈里森總統拿破鐘來做比喻演講,說:

這口英國造的老鐘,需要在美利堅的土地上被重塑,才能擔當我們獨立自治、人人平等的宣言。
這話被總統一說,一口破鐘的意義就昇華了無數個檔次有沒有?

這種歷史遺跡前面當然少不了愛國主義教育宣傳,我朋友的美國老公晃了一圈就出去了。美國人自己往往不知道自己有多幸運。我在展示牌前細細閱讀這口鐘的歷史淵源,居然看得有點眼泛淚花。抬頭發現我朋友,希臘移民,也正一字一句地認真讀著宣傳單。

這個世界上使用奴隸進行強制勞動的國家很多,只是「奴隸」這兩個字從來沒有被哪個國家擺到明面上來說。美國是唯一一個把奴隸制度寫進憲法的國家。美國早期的憲法界定了奴隸為奴隸主的私有財產,不容掠奪侵犯。這是財產所有者被憲法保護的自由——任何人、部門、甚至國家,都不能強佔個人的私有財產。


接受審判的「自由」
國家不能強行廢奴,要廢奴只能通過修憲。要修憲,就得指著憲法上的白紙黑字來反駁、辯論。上法庭接受審判。吵到不可開交以致內戰爆發。

美國人把這口鐘供奉起來,就是要表達這樣一種態度:自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件。不是說獨立了,就自由了。自由是一個需要去不斷爭取、不斷質疑、不斷完善的過程。一百年前定義的自由,到了今天也許不適用,那就需要升級。之後女性爭取選舉權、印地安原住民爭取土地使用權、還有今天在各種平權運動中活躍著的活動家,都會以自由鐘上的文字,「直到各方土地上所有的居民均宣告自由」,來反抗壓迫,訴求自由。

美國人相信自由值得追求。這就是他們的價值信仰。一個有共同價值信仰的國家,打內戰,上街遊行,互相指著鼻子罵,口誅筆伐,都動搖不了它的根基,吵完了美國還是美國。

走過展廳來到大鐘跟前,我摟著我朋友一起拍照留念。出了紀念館,我們坐在草坪上大口呼吸新鮮空氣。我倒有些驚訝她對這口鐘的興趣。我一廂情願地以為歐洲人移民美國是很輕鬆的,而且在美國待得不高興隨時可以回去。她卻說,雖然她們國家有言論自由,但是沒有就業自由。希臘整個職業系統都被龐大的公務員群體佔據,滋生腐敗。整個國家感受不到活力,年輕人看不到希望。國家靠壓榨移民撐著——她的姑父一家幾十年前從隔壁的保加利亞來到希臘,辛苦工作了一輩子,最後因為是「暫住人口」,連保險金都拿不到。我這才明白她為什麼那麼幫她表妹,連拉帶扯地供表妹在美國唸書、找工作、買房子。她看著我,長舒一口氣似的,說:“we made it.”

美國有過非常血腥的歷史,直到現在仍然有許多問題。我不需要給它唱贊歌——未來不久我肯定還會寫文批評美國的種種毛病。但美國的優勢正是在於,所有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犧牲的人,都留在了這個國家的歷史紀錄裡,留供後人評說。是一遍一遍回看這些歷史,反思這些歷史,才推進了這個國家歷史的進程。反觀中國,數千年來,最擅長的就是焚書坑儒,成王敗寇,大搞文字獄,竄改歷史。所有曾經為了自由而戰的人,都被銷毀,被遺忘,不曾反思,因此歷史也就一直循環往復,停滯不前。

中國境內沒有理想,沒有信仰,社會實際上是一盤散沙。過去三十年,是賺錢把中國人凝聚在一起,一旦經濟增長放緩,社會矛盾就會凸顯——前面說了,以割韭菜為GDP主要增長的經濟模式注定不可持續——中共強辯自身合法性的理由,只剩所謂的「民族復興」。為了「民族復興」,犧牲「三億」都不在話下。

問題是「民族」這個概念會逐漸消失。就如我爺爺寫的「家鄉」概念經不起推敲一樣,「民族」這個概念也是經不起推敲的。中國,還有歐洲,所有這些有點歷史淵源的古老土地,都背負著「民族」這一沈重的枷鎖,難以輕裝前進。

所謂的民族,在古代是以血緣、語言、習俗等為依據,也的確是氏族部落得以維繫的根基。身在四川,成都人和重慶人總要一争高下。出了省、跨了國,就都成了巴蜀血脈。民族這個概念,如同「家鄉」一樣,很容易被利用起來劃分敵我。中共為了「國」的合理存在,抹煞一些民族,推崇另一些民族。@Lola 的邊疆、民族與宗教 系列生動地描述了「國」是怎樣利用「族」來成就自己的。

民族曾經是一個好用的藉口,沿襲氏族部落的觀念,一個人為本族而戰至犧牲,整個部落都會感恩並祭奠。但當部落發展成為多部族的國,「為民族而犧牲」就已經很牽強。更遑謂在後全球化的世界裡,民族融合互通是大趨勢,此時還仍要靠「族」來合理化「國」的政權,都是缺乏「價值觀」共識的國家,遲早要被歷史淘汰。

4. 根與翼
樹有根,結出帶翼的種子。種子飛遠,長成新的樹。根與翼,或許原本並不矛盾。

一顆種子擁有DNA裡關於生長條件的紀錄,又可以在陌生的土壤適應新的環境而生長。而人可以留下文字紀錄,回頭來再反思過去的認知,說:「哦,我曾經以為事情是那樣的,現在才發現想錯了。為什麼當初會那樣以為呢?」

根,是被紀錄下來的東西。翼,是要去修訂它的力量。

我爺爺給自己的書房起名沸兀斋的,取“廢物”之音。他說自己從小喜歡收藏報刊書籍,無奈土改時毀了一次,文革時又毀了一次。所幸最後這幾十年平安無事,家中書報漸漸堆積如山。他笑說自己的書房裡坐著過時的人,兜著陳舊的觀點,只不過敝帚自珍,不甘報廢,故名曰沸兀斋。

又說,

當然選用“沸兀”二字,也不全是信手拈來。沸是熱血沸騰,當年曾經熱血沸騰,而今心也並不冷。兀是高聳直立,禿山雖孤,卻能冷靜面對滄桑,而不隨風飄搖。冷熱結合,才是科學的態度,用以看事少出偏頗,用以看人,才能寬容大度。信奉民主自由,永不過時,非已做到,願以自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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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7 May 2022

笑蜀:俄烏之戰將威權打回原形,全球民主轉型或會重啟

笑蜀  2022-05-07

俄烏之戰誠然可以多角度解讀,但無論多少角度,都不能否認其為兩種體制的大對決,即民主與威權的大對決。過去十多年全球性專制回潮導致威權統治者自我膨脹,過度放大民主的問題,過高估計自己,以致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發動了一場錯誤的戰爭。其初衷本來是要羞辱和擊敗民主,意想不到的是,自己恰恰扮演了推動民主反覆運算的反向推手
風水輪流轉,一度轉到威權這一邊

民主是脆弱的,但又極堅韌。這樣兩種完全不同的稟性同時集于民主一身,構成民主的內在矛盾。這註定了對於民主的盲目樂觀和對於民主的輕狂倨傲都是沒有理由的。

低估民主的脆弱,對民主盲目樂觀,往往見於民主信念尚處青春期的一些人身上。他們的幼稚和狂熱,註定了他們很難經得起複雜命運的考驗,很容易從遍地乾柴的虛假希望,一步跨到徹底幻滅、對民主徹底喪失信心的虛假絕望。過去十多年中,這種從虛假希望一步跨到虛假絕望的幼稚之徒,多如過江之鯽。但他們往往身處邊緣,話語權遠遠不夠,很難影響主流社會,其進退實際上無關大局,沒有多少談論的價值。

其民主認知對歷史進程影響最大的,是那些威權國家的領導人。他們是過去十多年全球性專制回潮的主要推動者和受益者。他們看到了民主的脆弱,看到了民主的老化和退化,不失時機地充分利用民主的脆弱尤其民主的老化和退化,最大限度挫敗民主和壯大威權。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功,威權崛起一度此起彼伏。甚至一些民主國家如公認的民主大國印度,都開始某種威權化。而且威權統治者彼此惺惺相惜,開始結成威權神聖同盟。

早已經破產的全能政治的神話,就這樣有所復興。過去認為全能政治不可能破解的難題,現在據說因為大資料1984,因為似乎無限的財政收入,都可以迎刃而解。統制經濟、統制政治、統制思想、統制文化……總之人間上帝開創萬物,普天之下莫非我土,這全能政治的通天塔,也就沒有建不成的理由。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年第三波民主化高潮,尤其蘇東之變時,威權統治者該是何等的心虛氣短。沒想到真的僅僅三十年過去,風水輪流轉,似乎又轉到威權這一邊。威權統治者因而更自信,堅信命運的天平在朝自己傾斜,堅信自己屬於天命所歸。

就有了東升西降之說,有了時與勢在我一邊的新論,一時語驚全球。而這絕非僅僅個人心聲,實際上屬於威權神聖同盟的共識。全球性回潮的威權與似乎越來越過氣的民主的競爭,就這樣全面展開。威權神聖同盟眾志成城,志在必得。普京為什麼不滿足於僅僅搶佔克裡米亞和烏東,而敢於發動對於烏克蘭全境的侵略戰爭,這種面對民主的輕狂倨傲,這種舍我其誰的強烈自信,無疑是其重要的心理支撐。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俄烏戰爭的實際進程表明,普京仍然打錯了算盤。烏克蘭之役成為普京個人政治生命中的滑鐵盧,普京及普京主義、普京模式不僅在俄國破產,而且全球性威權回潮隨之衰退,這一切不難預見,不會有任何懸念。

兩大致命短板令民主深陷泥沼

但無論結局如何,平心而論,我們必須承認,普京等威權統治者對民主的短板的洞察,並沒有大錯。民主的脆弱尤其民主的老化和退化,是彰明較著的事實。

民主政體必須內嵌強大的自我防衛機制,必須長牙齒,否則不可能持久。但民主最大的短板恰恰在此。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古老的格言,同樣適用于民主。一如南宋之溺於歌舞昇平,民主國家也差點死於安樂。七十年承平尤其冷戰的勝利平讓他們忘乎所以,讓他們喪失警惕,以為這就是歷史的常態,民主國家不再有實質性的外部威脅。本應內嵌的自我防衛機制,長期處於休眠狀態。

這首先表現於國防上。很多歐洲國家幾乎不設防,幾乎沒有真正的軍備,以致於北約幾乎散架。其次表現於政治上,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都未曾波及本土的美國,其內政卻在和平年代屢遭外力操縱,包括大選在內的美國政治制度的基礎設施,遭到外力公然破壞,幾乎動搖國本。至於言論和思想學術領域,民主國家之不設防尤為驚人,以致威權國家代理人往往長驅直入,通過贖買和其他手段大規模滲透。總之,不長牙齒的民主給了威權統治者絕好的機會,使之可以反過來和平演變民主國家,利用民主挫敗民主、利用自由壓制自由,從而在民主與專制的競爭中佔據主動地位。

民主國家的另一個短板,是過於迷信市場和經濟發展。他們認為所謂績效合法性是威權國家的命脈所在,而所謂績效,主要就來源於市場和經濟發展。因此民主國家跟威權國家可以有共識,有合作。民主國家可以憑藉自己的優勢,在經濟技術上幫助威權國家,以之安撫、軟化乃至馴服威權統治者。他們太天真,太低估威權統治者的貪婪與狡獪——威權統治者實際是熊與魚掌都要,經濟發展和擴張勢力範圍一樣都不能少。而且比較而言,前者僅具工具意義,後者才是目的。但凡經濟發展有所成就,其擴張野心必同步膨脹,經濟發展就會武器化,服務於其擴張野心。所以,與民主國家的初衷相反,經濟技術上的全面合作非但不能置換和平,反而容易導致威權統治者對勢力範圍的更大追逐,導致對世界和平的更大挑戰。

民主國家還有許多其他短板。但即便在其他方面不犯錯誤,僅僅自我防衛缺位及與威權國家經濟合作這兩點,已足夠致命:這一方面是自廢武功,一方面是養癰遺患。如此雙管齊下,命運的天平不能不朝著有利威權國家的方向悄然逆轉,而令民主深陷泥沼。何以會有過去十多年全球性專制回潮和民主衰退,或可由此得到部分解釋。

普京的四大失策或四大嚴重低估

但是,這樣的民主之困,並非頭一次。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民主就曾遭遇全球性危機,而且可能更嚴峻——相比今天,那時的民主國家可能更脆弱,民主的敵人則可能更彪悍。但是又如何?民主並沒有倒下,反而浴火重生,鳳凰涅槃。

今天的民主之困,部分基於體制,可稱制度之困。部分基於人性,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體制之困可以通過體制的反覆運算逐步解決;人性之困,則沒有根本的解決辦法,總是按下葫蘆浮起瓢。所以民主之困某種程度上具有永恆性,總是週期性發作。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民主之困後,今天人類再度陷入民主之困,應該就是人性之困的週期律在起作用。

這種週期性的民主之困能否應對?我們知道專制走不出週期律,那麼民主能否走出自己的週期律?答案是肯定的。這也是民主與專制的一個重大分別。還是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民主之困為例,那時靠什麼打破週期律?靠的是危機倒逼——法西斯陣營的凱歌行進,把民主國家逼到牆角。在此之前,民主國家把該犯不該犯的錯誤,幾乎統統犯了不止一遍,比如自廢武功,比如苟且綏靖,比如勾心鬥角等等。實在到了生死存亡之際,實在退無可退,別無選擇,民主國家才不得不憤然雄起。但是,縱然之前怎樣窩囊,怎樣不爭氣,一旦雄起,自我防衛機制一旦啟動,民主的活力就會井噴般爆發,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直至徹底擊敗法西斯。

這就意味著,基於週期性的民主之困,民主需要天敵,需要外部強刺激,需要重大危機的倒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如此,今天也不會例外。所幸,今天的民主之困,不像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走得那麼遠,代價也就不致那麼慘烈。這很大程度上要感謝新沙皇普京的魯莽,感謝其彎道超車,提前引爆民主與威權的大對決。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法西斯陣營相比,今天的威權神聖同盟不僅綜合實力太遜,戰前準備也談不上周詳。命運的天平雖曾對威權神聖同盟有所傾斜,但還遠遠沒有到發生根本變化的那一刻。也就是說,新沙皇把大對決至少提前了半拍。

這致命的愚蠢,出乎世界上幾乎所有戰略分析師的意料之外。正因為如此,新沙皇普京的智力問題,成了今天國際媒體的一個熱門話題。美國一家主流媒體的評論,標題就把普京發動俄烏戰爭的決策稱作"智力上的災難"。這種對於威權神聖同盟不可挽回的智力災難,對於民主國家則是福音。最大福音是,一如當年法西斯陣營的倡狂進攻啟動民主國家的自我防衛機制,今天民主國家的自我防衛也被普京提前啟動,以致歐洲幾乎一夜之間重新武裝。可以斷言,不長牙齒的民主一去不復返。對此後果缺乏起碼的想像,嚴重低估民主國家危機應對的決斷和意志力,是新沙皇的第一個失策。

新沙皇普京的第二個失策或者說第二個嚴重低估,是嚴重低估正義的力量。林肯說過:"讓我們相信,正義會帶來力量"。但深信叢林哲學的普京不吃這一套,他只相信拳頭,只相信弱肉強食。他怎麼都想不到烏克蘭人民會那樣頑強抵抗,想不到國際援助會那樣洶湧澎湃,而這些無疑主要基於正義。對正義、良知和勇氣的低估,讓普京吃盡苦頭。如果說第一個失策屬於智力層面,第二個失策則屬於價值觀層面。可見陳腐的價值觀不僅反人類,而且對深陷其中的當事人,也具有強大的後座力——但凡在價值觀上逆潮流而動,都不會沒有代價。

新沙皇普京的第三個失策或者說第三個嚴重低估,是嚴重低估了民主國家團結的力量。他只看到承平時期民主國家如何勾心鬥角,萬想不到危機倒逼之下,民主國家竟能一夜之間捐棄前嫌,空前抱團。這種空前抱團使民主國家蔚為主流,展現出驚人的號召力和組織力,最大限度孤立了普京,令其徹底淪為國際賤民。

新沙皇普京的最後一個失策或者說最後一個嚴重低估,是嚴重低估整個社會、整個生態的智慧。懂王性格是大獨裁者的標配,註定其唯我獨尊,自大自戀,閉目塞聽,導致體制性弱智。居然入侵烏克蘭,提前與民主國家大對決,就是體制性弱智的經典案例。與之相反,民主國家天然具有開放性、分散式、多中心等優勢,易於激蕩和凝聚整個社會、整個生態的智慧,導向最優化決策。這一點鮮明體現於今天的俄烏戰爭。俄烏戰爭某種程度上是一個人對整個社會的戰爭,即普京個人對整個烏克蘭乃至整個國際主流社會的戰爭。以整個生態對壘一個垂垂老矣、體制性弱智的獨夫,這種智力上的代差,可能比軍事上的代差更可怕。僅此一端,即已註定新沙皇普京的末日。今天問題已經不在於普京的統治是否終結,問題僅僅在於多大代價、怎樣的方式、什麼時間終結。

俄烏之戰成民主與威權競爭的拐點

俄烏之戰誠然可以多角度解讀,但無論多少角度,都不能否認其為民主與威權的大對決。過去十多年全球性專制回潮導致威權統治者自我膨脹,過度放大民主的問題,過高估計自己,以致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發動了一場錯誤的戰爭。其初衷本來是要羞辱和擊敗民主,意想不到的是,自己恰恰扮演了推動民主反覆運算的反向推手。主要三種推動:其一是徹底啟動民主國家的自我防衛機制,民主開始告別天真,重新武裝起來。其二是促進民主國家大團結,去年美國舉辦世界民主峰會,旨在組建世界民主聯盟,苦於沒有抓手。俄烏戰爭剛好提供了抓手,世界民主聯盟從此做實。其三是世界民主聯盟做實的同時,威權神聖同盟開始崩解,尤其俄羅斯後院的哈薩克一馬當先,不失時機地啟動蔣經國式的民主改革,以此為契機,世界範圍的民主轉型可能重上正軌。最後兩點實際奠定了國際新秩序的基礎,戰後國際政治之激蕩、國際秩序之鼎革已呼之欲出。

受益於種種反向推動,俄烏之戰成為歷史的拐點,尤其是民主與威權長程競爭的拐點,已不難斷言。過去十多年全球性專制回潮,大概率告一段落。民主與專制孰優孰劣?這個古老的問題,至此也有了一份初步的答卷。民主誠然很多缺點,很多問題,但民主再多缺點和問題,都不能自動證明專制的優勢。如前所述,民主的開放性、分散式、多中心等特點,註定了民主在智力上沒有天花板,可以生生不息,有著無限的可能性。民主可以憑藉整個生態的智慧,不斷反覆運算,民主的缺點或問題,都可以通過反覆運算來逐步解決。專制相反,其體制優勢再多,都不能抵消其體制性弱智這一致命制約—— 一個人的智力就是整個國家的天花板,絕對不可逾越。無論這個人原本怎樣英明神武,專斷和封閉都會註定其無知的不歸路,註定其對變動不居的世界沒有理解力,沒有自我進化的可能,最終淪為史前怪獸,不適合現代文明的整個生態。這智力上的天花板太低,跟民主國家沒有任何競爭力可言。

民主跟專制的另一個鮮明對比,是危機應對的高下。專制外強中乾,堅硬其表而脆弱其裡——看起來強大無比,鐵桶般的政治社會控制似乎牢不可破。實際上總是生於承平,而死於憂患,抗風險能力極低。一次對外戰爭失敗,或一次經濟危機,或一次接班人鬥爭,都可能導致總崩潰。甚至如前蘇聯,無任何徵兆就一夜暴斃。民主不然,往往脆弱其表而韌性其裡。民主的脆弱如前所述,往往表現為自廢武功、養癰遺患等種種安樂病,而有民主的全球性衰退。但民主的衰退是有底線的。一旦上升到了總危機的程度,一旦被逼到牆角,退無可退,民主一定會觸底反彈,其自我防衛機制會徹底啟動,整個生態的活力會徹底啟動,民主不僅不會死於憂患,反而會絕地重生,其堅韌世所罕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如此,今天亦然。過去十多年全球性專制回潮一旦隨著俄烏戰爭的終結而終結,世界範圍民主轉型的桅杆,必將從地平線上重新升起,而今天我們其實已經看得見它的桅尖了。

所有這些風雲變幻,於今天的國人是難得的一課。問題在於,我們能從這一課學到什麼?學到多少?對百年大變局的認知,對時與勢的認知,總之對世界潮流的認知,能否有所刷新從而更接近真相?事關國運,每個真正的愛國者都不會稍有輕忽,都不能不深長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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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30 March 2022

程晓农:俄国入侵乌克兰:民主化失败的现实教训

来源:
自由亚洲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民主国家齐声谴责普京的侵略行动。这场战争不仅分裂了乌克兰的国土,打破了欧洲大陆70多年来的和平局面,而且严重冲击了经济全球化的布局。可是很少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苏联解体后俄国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为什么这个国家在民主化道路上不进反退,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顺从独裁者的社会?谴责、憎恶普京这个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容易的,但对中国人来说,俄国民主化倒退的教训更值得警醒。

一、俄国民主化的终点:恢复国内专制和对外霸权

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后,全世界的专家学者都没料到,有朝一日,苏联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鼻祖、世界各国共产党政权的催生婆居然会抛弃社会主义道路;更没人料到,俄国的民主化居然最后通向了沙皇式统治,俄罗斯重新走上了穷兵黩武、称霸东欧的传统霸权主义道路。

1991年8月,苏共高层的一批官员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正把苏联引向危险的道路,因此组成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结果绝大部分苏共党员和各级干部却站出来反对政变。事后,由苏共党员组成的苏联国会(苏联宪法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投票决定,禁止苏共在苏联的一切活动。一夜之间,统治苏联74年的唯一执政党苏共被苏共的国会取缔了,以苏共总书记身份担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了合法性基础。

随即苏联的3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共和国的总统们一致同意,依据苏联宪法从苏联独立。于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苏联就这样解体了,乌克兰因此也独立建国。俄国进入叶利钦时代后,因为苏共已被取缔,唯一能取代苏共专制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因此俄国自然地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同时,叶利钦当局也选择了市场化方向的经济制度转型。

俄国转型初期,表面上一切似乎都与民主国家相近,政治开放,经济自由化,社会气氛活跃。我1995年去俄国考察制度转型之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见到一位到访的俄国科学院学者,当时他颇为自得地坐在会议室里自言自语,“(现在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莫斯科啊(Совсемдругая Москва)。”然而,俄罗斯的好日子并没延续多久。

1999年底,叶利钦请辞,普京受命接任总统。在普京的统治下,俄国又朝着专制的原点回归。他通过修改宪法以及连任、替任等种种花样,事实上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的终身总统。苏联解体后俄国确实踏上过民主化道路;可今天的俄国离个人独裁却只隔着一层“帝位”的窗户纸。当普京发动了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同时在国内打压反战的声音时,俄国的政治制度似乎已经回归到沙皇时代了,其所谓的“民主”制度只剩下国会这个躯壳,俄国实际上再也不是民主国家了。

然而,现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度转型走向依然不甚了了。许多国际问题专家以为,只要俄罗斯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如果欧盟不东扩,俄国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成熟的民主国家。他们当中似乎很少有人考虑过,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其实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而这种转型失败对周边国家乃至国际和平具有很大的威胁。乌克兰战争之所以震撼了多年主张“和平主义”的西欧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不懂,俄国民主化的终点居然是恢复国内专制和对外霸权。

二、苏联解体:假“男儿”败给了真男儿

俄国退回专制和霸权,是回归其历史传统吗?苏联也有70多年的历史传统,为什么却被苏联人抛弃了?习近平以为,苏联解体,就是其共产党统治的传统无人捍卫,即所谓“竟无一人是男儿”。其实,用传统这个词来解释俄罗斯失败的转型道路,实在太苍白无力。

习近平以为,苏共领导层里,但凡有几个“男子汉”,血气方刚,绝不退缩,苏联就不至于垮下来。他完全被中宣部的意识形态专家误导了。事实上,当时苏共的政变委员会就算是习近平心目中的“勇敢男儿”,他们确实站出来了,但却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的“男儿”站出来反对这几个不识时务的政变委员会成员。客观地讲,“扼杀”苏联的其实就是苏共的大部分精英。他们对苏联和苏共前途的判断与习近平的判断相反:守住苏联和苏共才是“窝囊废”,识时务的“好汉”就应该埋葬苏联和苏共。

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有从经济凋敝到国力渐衰、从民智开启到反对派萌芽等诸多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但他只是想改良。他的政改口号(俄文гла́сность)原意是“公开性”,指政治上的有限开放;其经改口号(俄文перестро́йка)原意是“重建”,即重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些改革并非制度转型。老戈之所以要实行这样的改良,实在是因为苏联的制度病入膏肓了;而他的改良不可避免的失败,还是因为这架制度机器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按照邓小平的认知,苏联人求变,是没能“富起来”。其实,1990年苏联解体前的一次全国民意调查揭示,90%的苏联老百姓认为,物质生活过得去。苏联老百姓求变,并非中国官媒宣传的那样,是因为物质生活不好;他们实际上是对苏共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不满。随着苏联社会的文明程度大幅度提高,苏联民众的价值观比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了很大进步。比如,诚实、有尊严地生活、排斥暴力之类的价值观念,不仅深入知识分子的心,深入苏联军人的心,也深入苏联相当一部分领导人的心。

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总理雷日科夫当时如此评价苏联政府的状况:“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下到上,从上到下。所以,当时整个苏联的大部分老百姓都觉得,够了,我们不想再这样没有尊严地生活下去了。我们需要政治上的改变。”当时苏联人普遍认为,他们不想再忍受这种充满腐败、充满谎言、依靠镇压的制度。1990年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员的88%认为,苏共不再有威信;70%多党员准备退党。这个党其实已经被老百姓和它的党员抛弃了。

当不识时务的那几个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发动政变时,苏联70%的地方政府首脑宣布,不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军队的大多数也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同时,人民自发地上街抗议政变,阻挠政变的实施;最后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苏共代表投票送终了苏共。

三、俄国制度重建:用“旧”零件装出“新”机器?

既然苏联解体时,其多数国人向往民主化,那为什么俄罗斯今天会走到这种地步?俄罗斯民主化失败的关键在于,俄国的制度转型是用“旧”零件组装“新”机器,这就必然导致“新”机器充满了“旧”功能。所谓的“旧”零件,是指俄罗斯民主化中,新官僚都是苏共旧人;而国人的价值观当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苏联时代的旧观念。这样,民主化开始后,官场、商场上旧人云集,投票时选民的旧观念作祟,民主化失败自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1995年,我曾经在圣彼得堡市采访了一个该市的前苏共区委书记。她被采访时担任一家私人银行的董事长,为我解释了苏共被取缔时党内掌实权的各级干部的共同心态。据她说,当时苏共各级干部关心的是怎样摆脱旧的苏联桎梏,开通自己发财致富的道路,又不必受克格勃的威胁,这就是他们抛弃苏联的主要原因。这种想法虽然未必与中共充分沟通,却天然地符合邓小平思想和江泽民路线。由此可见,共产党国家的官员心向贪污,又怕整肃,在俄国和中国都一模一样。采访时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位前苏共区委书记如何赤手空拳开了银行,当上了“金融家”?同样的问题在中国是讳莫如深的,而她却怡然自得地准许我把录音机放在她的面前,毫不隐讳地给我这个外国人讲了其中的奥秘。

苏共被取缔的次日,她召集原来由她任命的该区各国有企业厂长开会,商量出路,因为她和厂长们的合法性一夜之间都消失了。她的建议是,由她出面注册一家私营银行,厂长们把本企业的国有流动资金作为这家私营银行的入股资金,转入此银行;再用银行贷款的形式,把来自各企业的资金转回企业。通过一番这样的“神操作”,这家私营银行就凭空有了雄厚的“资本”,而各位厂长也从此成为掌握自己企业金融命脉的私营银行“股东”;虽然“组织上”不再任命这些厂长,但厂长们的地位由此得以稳固。

当时我追问:“这样做合法吗?”但却没料到,自己问了一个道地的傻问题。这位前区委书记微笑着问我:什么是法律(чтотакоезакон)?她解释道:“我们各地的‘干部’们都在这样做,他们支持的国会议员在‘杜马’(俄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法令因此规定,这样的做法属于合法行为。不然,我也不敢告诉你了。”这就是“旧”零件组装出来的“新”机器在如何运作的典型案例。

苏共干部们并非真不懂经济,只是他们不喜欢计划经济之下的束手束脚而已,也不喜欢被党纪部门或克格勃勒索威胁;一旦让他们用权力自由自在地发财,就无师自通地各显神通,呼风唤雨。他们就是普京们的权力基础,仿佛沙皇时代的贵族一般。然而,用这些“旧”零件组装出来的俄国“新”政治制度,只是个民主制度的冒牌货。当中国民间呼唤民主化时,很少有人想过徒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在政治舞台上却“换汤不换药”,这样的冒牌“民主”完全可能重蹈普京的覆辙。

四、为什么俄国逃避社会转型?

共产党国家一旦走上了转型道路,是否就从此一帆风顺地完成转型呢?实际上,答案是否定的。成败之别在于,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完整的制度转型必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缺一不可。政治转型是民主化,经济转型是私有化和市场化,而社会转型是民众价值观、道德观的涤荡和清洗。在民主选举的状况下,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成败取决于选民支持哪种政策主张。因此,社会转型才是民主化是否倒退、是否归于失败的关键影响因素。

因此,所有共产党国家的转型展现出三种模式:第一种,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这是以波兰、捷克为代表的中欧模式;第二种,实行政治、经济转型,但社会转型迟缓,这便是俄罗斯模式;第三种,实行了经济转型,但不实行政治转型,因此也不可能出现社会转型,此乃中国模式。

俄罗斯民众在苏共下台前曾支持民主化,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就可以轻松地推动象中欧国家那样的社会转型。俄国民众和大多数前苏共党员,并没有中欧国家民众那样全面否定红色历史的精神准备。俄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民众的大多数人,把共产党制度的失败推给了被取缔的苏共,却回避实行中欧国家那样的个人忏悔和灵魂净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欧国家的社会重建是把红色历史、红色文化作为外国殖民统治的象征而清除的,清除共产党统治的遗毒就是爱国主义的体现,这做起来比较容易;而在俄国,红色历史、红色文化就是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对红色文化的否定必然牵涉到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否定,甚至牵涉到对长辈、前辈社会声望的否定,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1995年,我在莫斯科的国民经济战略馆(北京展览馆采用了它的图纸)曾偶遇前苏联驻澳大利亚大使。两人谈了五个小时,中心话题是:为什么民主化的俄罗斯不能深入批判共产党文化?他的回答是,这是情感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他的爷爷是赤卫队队员,见过列宁,父亲是高干,他自己也算高干,一家三代全都和共产党血肉相联。他说,我们知道民主化比共产党好,但要我否定十月革命,等于是让我否定我爷爷和我爸爸的人生价值,这我做不到。

这次聊天后,我翻查了叶利钦时代的中学教科书,也检视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市的政治历史博物馆的展品。结果发现,俄国的知识分子和教育部门采用了混淆是非、逃避争论的实用主义手法,不想要的部分就抽掉,比如斯大林就从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展览馆里彻底消失了。结果,民主化过程中,俄国为了避免还原真实的历史,把苏联历史切碎了再稀里糊涂地拼在一起,这种做法其实是为逃避社会转型创造条件。

五、民主化失败的俄国重新成为战争温床

在俄国考察后我意识到,虽然理智上俄罗斯大部分老百姓要共产党下台,但情感上他们并不打算彻底清理共产党的精神文化遗产。由此可见,在共产党革命的摇篮国,清理共产党的精神遗产不是个单纯地明确是非判断的问题;即便是非已经明确,很多社会成员仍然拒绝从心理上、情感上否定红色历史和红色精神遗产,结果社会转型和道德重建就面临重重障碍。既然不对共产党统治时代的是非作深刻完整的重新评价,也就谈不上全社会范围的忏悔意识和净化意识。所以,俄罗斯在民主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青人囫囵吞枣地接受了乱七八糟的混乱的历史教育,又在头脑里装进了苏联时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甚至比父辈还混乱。

被旧价值观深深影响的数代俄罗斯人会喜欢一个强大的政府、强汉般的领导人和强硬、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在这样的社会里,民主化必然走上失败的轨道,而普京当道却成为必然趋势。一个失败了的民主化国家很容易恢复共产党统治时代的对外霸权政策;这种对外霸权政策常常还得到社会上许多人的喝彩。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懂得,为什么普京敢于发动乌克兰战争。看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年轻人为中国进攻台湾的军事计划叫好。

从更深层次去看,失败的民主化又产生了俄国的制度劣势:经济上落后而毫无希望,政治上只能靠压制;对外,则只能展示强权。这种制度劣势会进一步深化俄国精英和民众的自卑感;而普京的制度自卑感让他对那些靠近西欧国家的前苏联集团成员国的成功充满了妒忌、敌意,总想找机会威胁它们,至少把他们的制度优势削弱。所以,俄国之所以恢复霸权主义,是俄国转型失败后出现的制度自卑之下的反应;它非常害怕周边国家的成功让俄罗斯昔日的辉煌沦为彻底的败落。这就是乌克兰战争的俄国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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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5 February 2022

自由的苦楚

我們追求自由,卻每每發現自由總有枷鎖,有些限制伴隨着你的身世而來,例如,你有沒有選對了父母、你有沒有選對了出生的國家與土地、你的天資、你的容貌、你的家底,你所受的教育,或多或少會限制你能自由選擇的人生路向。有些限制則是環境施予,例如你所面對的政權、法律、際遇,你也許會遇上廣闊自由空間、任意馳騁;你也許在夾縫中屈辱掙扎,才能深呼吸半絲清新空氣。

我們常說,人們嚮往自由,但渴望自由而不可得,自主之路又很艱難,又要肩負很多責任,會引發焦躁、不安,人們會開始逃避自由。法國哲學家埃呂爾說過:當人們啟步邁向自由,他會受驚、退卻,然後放棄他的自由,不要命運自主,寧願把自己的命運交託在別人手上,反而安心。俄羅斯哲學家別爾嘉耶夫曾說過:人們喜愛奴隸制與權力;人類不愛自由,他們恐懼自由。

往日,香港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不過自由很廉價,唾手可得,當時只道是尋常,沒有人會想過行使自由會帶來恐懼不安;今天,時移世易,想追求自由、享有自由、想說心底一句話,要準備付出代價。

當我們為求安心,把命運交託別人時,請不要忘記,世上有些人依然相信「只要自由仍在,我們就要盡用」,他們身體力行,開拓豐沃土壤,成全自己,也成全同路中人,最後犧牲自己,自由的苦楚,他們甘願承受。

一行禪師:‘I knew early on that finding truth is not the same as finding happiness. You aspire to see the truth, but once you have seen it, you cannot avoid the suffering. Otherwise, you’ve seen nothing at all.’


(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為專欄告別前最後幾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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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19 January 2022

范疇:民主2.0 – 不能單靠「一人一票」的紅利

無論是直接選舉(如台灣)還是間接選舉(如美國大選),一人一票都是基礎,因此絕不能捨棄。唯有一人一票,才能支撐「大數原理」下的理性,也就是當投票群體數量越大,越能顯示真實的民意走向。
然而,民主不能只依賴「一人一票」單腳站立。眾所周知的民主兩難 – 如何避免多數暴力,指出的正是這點。舉個近代的例子,希特勒的納粹黨也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搞不好當初投票給納粹黨的選民中還有不少猶太人。當世的不少集權政府,也是通過大數選舉產生的。再極端一點講,如果有一天中國舉辦全民投票,一名堅持台灣屬於中國的人勝出,統一台灣是否就具有正當性了?對新疆人的殘暴是否就僅僅是中國內政了?
作為政治機制,一人一票的紅利極為顯著,它可以解氣,可以用人頭取代拳頭。但是,一人一票的紅利有點像信用卡中的信用額度,用超了,這張卡就由資產管理工具變成負債了。
許多國家的人民,就因為把民主卡中的紅利刷爆了,成為長期不得翻身的卡奴。如何不爆卡?就是隨時知道你的卡中的信用額度,然後循環使用。
大哉問來了!台灣的一人一票紅利耗到哪個程度了?紅利額度還剩下多少?這問題難以量化,但是可以由幾個跡象來推論。
近代台灣出身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五十年前的笑話:大選日老師問小學生今天是什麼日子,孩子回答今天是選蔣總統的日子。然後,經過了幾十年,老、中、青三代人的共同抗爭,台灣逐步取得了一人一票。取得一人一票的當下,民主的紅利是無限大的,只有資產、沒有負債。
到了2022年,台灣早已是個多黨競爭、經歷過多次政黨輪替的國家。一人一票的民主紅利還在,但已經不是無窮大了。為何?因為民主的過程有競爭帶來的損耗,也因為對手早已由一個黨變成多個黨了。
若把台灣到今天為止的民主奮鬥成果稱為民主1.0,當前該意識到的問題是:1.0下台灣的一人一票紅利是否已經快失效了?台灣是否該給「民主信用卡」充值了?充值的方向及方式為何?
我們由文首所說,構成「一人一票」紅利的「大數原理」出發,切入此議題。台灣選民人口低於美國的7%,實體投票的地理範圍只有美國的0.36%;台灣的全國大選,事實上在「大數原理」下的紅利僅等於美國的一個大型州選舉。在這事實下,台灣的選舉紅利,比起美國有劣勢也有優勢。
劣勢是,人頭越少,競爭下非理性的宣傳操弄就越容易,以致投票者的獨立判斷力下降。
優勢是,人頭少、地理小,就更容易實施更精密的投票方式,例如基於區塊鏈的電子投票(如愛沙尼亞)、多輪投票(如某些歐系國家),或容許負數票(剔除心中最次候選人)。
民主2.0 – 零售式民主
在台灣的條件下,民主1.0的「大數原理」,如何能進一步深化為民主2.0?2009年我提出「零售式民主」構想,或可刺激思考方向。2009年時,零售式民主的科技條件還處於萌芽階段,但今天已經接近成熟,是該考慮的時候了。零售式民主的精義可定義為:通過投票科技,使得選民的理性判斷得以「逐級、分時、多次性」發揮,更加逼近大數原理。
傳統定時定點選舉是一種「批發式」、四年趕集一次、買了就難以退換貨的制度,而海量大數據的投票是一種「零售式」、容許退換貨、賣家難以一日搞定就穩坐江山的制度。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在傳統的定時定點選舉制度下,包括老牌的西方民主國家,最終都會陷入「民粹」,也就是代議士在「定期穩坐江山」的制度傲慢下怠惰敗壞,人民為了「出一口惡氣」,就在「趕集投票」的那一天,發揮自己的「意志」。而在趕集投票的那一日之前,人民只能杯葛政事,導致諸事不行。如此,一直惡性循環。「民粹」,其實是傳統民主1.0選制下的必然,唯有發揮大數原理下的電子投票,才能避免或減緩民粹。
「零售式民主」,就是技術突破之後的「民主2.0」。它的最終原理就是:人的理性和情緒是起伏的,但人的理性和情緒都得被尊重,因而必須採用一種可以帶來「均衡」(equalization)的機制。在投票這件事上,均衡性來自「海量」及「多次」。換句話說,電子投票可以被設計成為一種均衡理性與情緒的機制,採用電子平台的多次性、曲線均衡特性,在大數原理下選出賢者與能者。例如,選總統可以用一年的時間投票十二次,選立委可以用四年的時間多次投票;罷免、創制、複決都可類推。這樣的民主2.0,不但更符合大數原理,也更加接近市場機制。
2009年提出零售式民主這概念時,還存在保密性、隱私性等等問題。然而13年後的今天,區塊鏈技術已經成熟到可克服這些疑慮。「均衡理性與情緒」的「逐級、分時、多次性的大數投票法則」,我希望它首先發生在台灣。最後,我還是要強調一個過去反覆勸說的觀點:進入真正的「民主2.0」,才是台灣主體性的最佳護身符,比起千萬槍砲百萬雄獅都更能保護台灣;其中道理很簡單,在民主2.0成為制度之後,誰吞台灣誰就會自己拉肚子死亡,這道理你懂得的。

(本文原刊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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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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