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30 November 2012

李怡 - 梁振英大勢已去,是市民行動的時候了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1日

僭建事態的發展,使筆者預感到,梁振英的大勢已去!傳媒和市民只要再加把勁,極有機會把這個香港人的恥辱拔除。

儘管大部份傳媒已歸邊,但一星期來已看到傳媒的風向在變。之前,似乎只有一兩份報紙和一個電台在批梁,但這兩天幾乎沒有一個傳媒在挺梁了。有的傳媒較少報道有關事態的發展,很可能在觀察北京的風向,但不會再公開挺梁。連中共在香港的喉舌,也只是選擇性作不顯著的報道,社評對有關問題則迴避。其他報紙即使較少報道,但對梁已不再維護。曾經在選舉期間挺梁的大報,則大篇幅報道和評論僭建醜聞。兩個收費電視台,和商業電台,也都參與對梁醜聞的揭發與評論。這些變化,可能是出自傳媒良知,但更可能是看到大部份的民意趨向,傳媒始終不能過份逆民意操作。

政府官員,梁振英之下最高主管林鄭月娥,不再重複說梁的僭建問題不涉誠信,而是選擇迴避有關提問。眾高官中,目前唯一仍說梁不涉誠信的只有本身誠信備受質疑的陳茂波,而他也不敢多言,以免自己的誠信再度尋底。其他官員則一概採取沉默。行會成員大部份龜縮,身兼立法會議員並背負民意的李慧琼和葉劉淑儀表示,希望梁振英再到立法會為他的僭建問題作解釋。前天,行會召集人林煥光促請梁振英慎重考慮,向公眾清晰交代僭建始末,否則打擊政府管治威信。這算是既了解民意取向又仍然想挽救政府執政危機的高層聲音。只是讓人感到奇怪的是;他和李慧琼、葉劉的話,難道沒有機會在行會中說出來並討論嗎?

剩下的挺梁小丑,是羅范椒芬的僭建好平常、人人申請「屋宇署都批唔切」的怪話,張志剛說讓「事情有個了結」的想讓梁走出困境的不可能實現的願望,以及蔡涯棉與劉夢熊說梁不是「聖人」的奇談。這些為梁所作的辯解,其實都沒有否定梁有「錯」,不是說「聖人都有錯」嗎?聖人固也會有錯,但「過則勿憚改」,孔子的弟子子夏說「小人之過必也文」,文過飾非在孔聖眼中是「小人」。

近日公開說梁的誠信沒有問題的,只剩下行會成員、緊跟北京的鄭耀棠了。

北京的意向真那麼清楚嗎?很可能北京高層未及處理香港問題,也可能是北京還要看香港事態的發展。在沒有新的因素使北京改變之前,它一定是只抱住原有的立場「支持梁特首依法施政」也。

但由於中共在港喉舌、大部份親共人士都沒有再公開挺梁,即使想為梁開脫的講話也「就住就住」,因為梁醜聞已禍延整個政府。林鄭月娥在任發展局長和政務司司長期間,涉嫌讓屋宇署「放生」梁振英,使梁醜聞禍延林鄭,禍延屋宇署,甚而禍延整個公務員隊伍的形象與士氣。

挺梁與護梁,又已禍延部份行會成員和建制派立會議員,因此,12日民主黨在立會提出對梁振英的不信任動議,雖在分組點票的機制下會被否決,但自由黨5票已表示會支持,加上謝偉俊,極有可能在總投票中超過半數。跟着下來會有社民連提出對特首的彈劾,這只要四分一議員聯合動議就可立案調查。當然彈劾案還需要三分二議員通過。但若兩個議案分別有過半數支持,香港的有效管治即現危機。

這是梁的管治危機,不是香港的危機,相反是香港擺脫危機的轉機。現在是香港人行動的時候了。有網友在筆者周一的「絲絲世語」中留言說:不僅給梁幫腔的人在糟蹋香港,由於大多數港人容忍度太高,香港人(包括我在內)也有份糟蹋香港。今天論壇版楊繼昌的文章說,有甚麼樣的人民,就有甚麼樣的政府,為表示我們不是道德侏儒,我們必須表現出我們不能容忍一個最缺德的政府。香港人應乘着梁振英處於大勢已去未去之時,以當年反23條的氣勢,促使包括建制派在內的立會議員向兩個議案投下支持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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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昌 - 倒梁形勢與護港運動芻議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1日

我相信今時今日放眼全球享有法治和自由的開放社會之中,香港一定是當中最沒有政治倫理的地方,簡而言之,就是我們有一個最缺德的政府。然而有云「有甚麼樣的人民,就有甚麼樣的政府」,那末是否香港人是如斯缺乏政治道德觀?我希望在此懇請各位讀者,這一次必須做好準備,支持所有推翻梁振英的號召,證明我們香港人並非道德侏儒。

更甚的是,這不僅為名譽而戰,而是難免一戰─我倒有點喜愛邵善波的坦白,不似他主子酷愛語言魔法(不是Magic的魔法,而是Evil Method的「魔」法),明刀明槍宣戰,講明要以中共土法將本土的自由與法治「回歸祖國」。「中國模式」之所以高效益,眾所「久」知(即大眾長久以來所知道的),就是拍板下來立即雷厲風行,將所有反對意見打為反黨反革命,或是煽動顛覆政權。現在,梁振英以至背後的西環,正明顯地執行極左的高效政治路線,那股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氣勢,要換走的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所以說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到現在才提出彈劾梁振英,實可視之為失職。試問就算沒有揭發梁振英的僭建,他的當選乃至掌權至今的作為,有多少項足以構成瀆職?我相信議員要在彈劾動議內對梁振英列舉「告天七大恨」,應該會較當年努爾哈赤容易得多,唯一的難處只會在選擇哪七項寫進去的時候比較費心思而已。

但是倒梁,不應該是唯一的目標。我們應該視倒梁為一次名副其實動員全民參與的民主運動。要知道要令梁振英下台,那表示要向梁背後的西環全面開戰。西環為保梁,面對中央時必須有功可邀,其結果只會蠻幹起來,下令梁將二十三條盡速上馬,或按梁愛詩之言設法將香港的司法與內地「接軌」。這已經是他們宣之於口的「陽謀」。是故,倒梁是捍衞香港自由法治的急迫一戰,但如要真的倒梁成功,那就得必須挫敗中共於香港的極左路線。香港人唯一的籌碼,就是以一場足以有茉莉花革命規模的全民運動,使中共中央產生變天的畏懼,才會掉轉槍頭將治港極左路線鎮壓下去。

所以泛民主派如非只當「梁振英下台」為一句口號,那就一定要有一幹到底的決心。為促使全民參與,我們必須吸取董落曾上的教訓,說服市民只要全身參與這一次運動,香港就有機會走完最後的一里路,成就一次終極爭取立即雙普選的民主運動。為此,泛民主派各黨派以及公民社會,應該立即召開協商會議,議定梁振英下台後立即實行雙普選的方案細節,如此運動才有一個清晰的目標以說服市民投身參與。同時,各方也要協商一位帶領運動的領袖;其實現在有號召力足以服眾,能統合分裂的泛民之人選,除了李柱銘之外,還能有誰?

楊繼昌
國事學社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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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赞中国专制的加拿大学者 激网民愤怒(图)

清华大学首名外籍教授贝淡宁
清华大学首名外籍教授贝淡宁

加拿大籍的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贝淡宁(Daniel A. Bell)在中共十八大召开期间,于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为中国选择领袖的方式辩护》的合著文章,声称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的独裁国家,有着良性的贤能政治,因为中共已经演变成为精英组织,只有一流的学生和模范工人才被允许加入,只有通过考试才能成为公务人员,尽管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模式不透明,但七名政治局常委无一不是经过大省和关键部委的历练。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京记者马凯认为“这一说法使他成为在北京的最富争议的外国学者”,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总编布莱克在推特上形容“中国的辩护士贝淡宁又往前走了一步”。

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贝淡宁在家乡的麦吉尔大学毕业后远赴英伦,拿到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一直在新加坡和香港生活,直到2004年受聘于清华大学成为该校首名外国籍的哲学教授,并搬去北京定居。但他与中国的缘分并非由此开始,1988年他在牛津就结识了日后成为其夫人的中国留学生宋冰,后者为他取中文名贝淡宁,据说是寄望夫婿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在中国,贝淡宁似乎并没有享受到仙风道骨的宁静,11月24日马凯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撰文《赞誉北京贤能政治而酿风波的贝淡宁》,形容他正在那里体验冷暖交加的双重感受:中国官方媒体的宠儿,学术界同行攻击和鄙视的目标,甚至有人把他视为共产党政权腐败和镇压行为的“辩护士”。

贝淡宁在《辩护》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西方媒体对中共十八大领导人换届的报道几乎完全是负面评价”,对“中共高层蔓延的腐败、得不到公开讨论的政策议题以及中国人民完全被排斥在政治协商过程之外”的批评并“没有抓住全局”。真相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过去30年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更加接近管理大国的最好模式:高层实行贤能政治、底层实行民主,中间预留实验空间”。

他质疑“大国的一人一票选举”,因为“从道德角度看,公民应该投票支持公共利益,但选民往往根据自身利益投票,许多人甚至连这也做不到,因为他们没有起码的经济判断能力。而富人选民则更透彻地理解经济,更容易把制度转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他认为“民主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投票权仅赋予国家边界内的成年人,可受政府政策影响的人不仅限于选民,还有子孙后代和生活在国界外的人”,他举例欧美选民一再支持减税和高福利,结果抵押了国家的未来,还导致全球变暖。

他盛赞“只能在一党制国家进行的贤能政治专门为选择德才兼备的领袖而设计”,“在多党制国家,基层工作表现良好不一定能得到提拔,因为政党更迭后政府中的主要人员都得更换”。对于“中国式贤能政治里的腐败猖獗”,他主张用“更开放和可信的媒体、更透明的制度、更有效的司法体制、官员更高的收入、更独立的反腐机构等” 来限制权力的滥用。

贝淡宁的观点激起了一些中国网民的愤怒,在其《财经网》的实名博客上,有人称他为“司马南的洋人同胞,孔庆东的同党,政治投机家,高级五毛”,“身在自由阳光他国,却在赞美专制黑暗,这种人是撒旦魔鬼,就是摩靡斯特帮凶”。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京记者马凯前往贝淡宁在北京顺义高尚住宅区里的家中探望,贝淡宁的夫人在高盛中国任职高管,其岳父是中共老干部,贝府对面就是英国德威贵族学校在中国的分校,马凯发现从个人而言,已经“跻身中国统治阶层”的贝淡宁是个“典型的加拿大好人,为人彬彬有礼说话轻声细语,教书之余还经营着一家火爆的泰式餐厅,每周组织在京洋人打一场冰球比赛”,当然也不会忘了在人们耳边“大谈令他着迷的孔夫子的现代意义”。

马凯写道“贝淡宁对自己的观点激怒读者已经习以为常,并把它归咎于西方人对自己政治制度的优越感。他认为无论何时,只要对中国政府稍加褒扬,总会激起一些人极大的敌意”。

原题目:盛赞中国接班体制的加拿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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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二奶扳倒的贪官们的四大警示

近日,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成为了倒在“二奶”裙下的第N位官员。贪官倒台固然可喜,只是又让“二奶”抢了头功却让人倍感无奈。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来二奶成了腐败分子的“克星”。到目前为止,由二奶牵出的贪官可以说是无计其数或者说是99%的贪官都有二奶。数据表明,在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包养“二奶”的甚至几乎达到了100%。这让人们看出,在中国官场,已经活跃着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情妇,已经形成了一支反腐“义勇军”。

到底有多少官员养情妇、包二奶?

如今养情人包二奶已成为时尚和贪官最大的爱好。“一个情人没有是废物,两三个情人是人物,五六个情人是动物”。老百姓以生动简练的语言,这样形象地描述他们的生活状态:“早上围着轮子转(下乡),中午围着盘子转(接待),下午围着桌子转(麻将),晚上围着裙子转(跳舞)”。“吸烟基本靠送,喝酒基本靠贡,工资基本不动(奖金就够了),老婆基本不用(二奶专门伺候)”。“官场男人三大喜事:升官、发财、死老婆”。个中奥妙,人尽皆知。

中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巡视组组长、原中纪委常委祁培文在给广东东莞领导干部作“三纪”教育报告时说,在中纪委查处的大案中,95%以上都有女人问题。如:湖北省天门市“五毒书记”张二江与107名女人有染,加上妻子,正好凑足“一百零八将”。南京市车管所长查金贵包养13名情人,经常向人炫耀:“红楼梦有金陵十二钗,我有金陵十三钗”。江苏省前建设厅长徐其耀包养140名情妇,其中还有一对母女,他经常在酒后当众夸耀自己“一箭双雕”的高超本领。更有像成克杰、胡长清、李纪周、陈良宇、王怀忠、杜世成等人,台上高调反腐,台下钻进二奶的石榴裙。

二奶为何最后成为贪官身边的潜伏者?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贪官和“二奶”原本是“两厢情愿”“两情相悦”的,“二奶”们肯定知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可为何要冒险举报包她的男人呢?这是因为“二奶”们担心贪官仕途坎坷,自己的靠山不能长久;担心贪官们花心太重,移情别恋;担心其他“二奶”横刀夺爱,争了自己的宠,占了自己的位;担心贪官持心不公,让其他“二奶”在经济利益的争夺中占了上风。最让二奶们伤心的是,明明和那个男人晚上可同床拥抱,白天却如陌生人,连一句甜蜜的话也不敢说,甚至连招呼也不敢打,孩子也不敢认父亲。

于是,当贪官们与情妇、二奶、干女儿在一起尽享鱼水之欢的时候,也就为自己种下了祸根,一旦与情妇争风吃醋或利益得不到满足,情妇就会发起狠来,就成天底下最“毒”的东西了。有的贪官妻妾成群,因二奶们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才露出了贪官的“马脚”。有的贪官因无法摆平“内室”与“外室”的关系后院起火,甚至引发了血案,进而才露出了贪官的狐狸尾巴。有的贪官因二奶争权、争名、争大小,而引起纠纷、露了馅,最终锒铛入狱。情妇、二奶就成了贪官们的掘墓人,就成了埋在贪官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二奶反腐的巨大威力

二奶能反腐,关键在于腐败官员的罪恶行径,了解最深、摸得最透的莫过于情妇、二奶。一旦反目成仇,撕咬起来,一定是句句不空,口口致命,一句一个事实,一口一个铁证,想赖都赖不掉。这也充分印证了“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这一真理。当你大权在握,如日中天,出手阔绰,慷慨解囊的时候,她会用谄言媚语讨好你、巴结你、奉承你、顺从你;一旦你不能满足她的需求,马上就会反过来恨你,骂你,检举你,揭发你。贼咬一口,入木三分。

  

于是,有网友建议:既然“二奶”们成了反腐败的生力军,那么,可不可以考虑,由各级纪检部门牵头,定期地物色、选拔一批年龄适宜、容貌姣好、善解人意,又具备冒险精神、挑战精神和献身精神的女性,经过必要培训后,通过各种渠道,派遣到腐败的“重灾区”、“多发区”,或有重大犯罪嫌疑的异性官员身边,充当“二奶”(或“二爷”),卧底侦查。这样,既可以开拓一个全新的职业,安排一批高学历人才(尤其是一批女性高学历人才)就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就业难”的问题;又可以大幅度地节省纪检、监察部门的人力和经费,提高办案效率,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数”全其美,何乐而不为之也?此建议的黑色幽默,呈现的是国人对腐败问题的焦虑和无奈。

反贪何时能不再靠情妇和二奶?

当然,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个贪官的老婆、情妇、二奶都能够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告状”,义无反顾地“造反”,反腐败也不能完全指望着以贪官老婆“告状”、二奶“造反”来惩处贪官污吏。但是,有线索总比没线索好,毕竟贪官老婆“告状”、二奶“造反”提供的证据材料更真实、更准确、更可靠、更有力。在此,还是要真诚地为她们的行为鼓掌、加油!看来各位官老爷们为了自身安全,最好戴好安全帽,带上避孕套,远离“二奶”。

几十年来,官方反腐虽然每年都有“阶段性进展”,每年都会让一些官员落马,让人高兴一时,但是,如同一个患了重病的老人,止痛针经常打,消炎药不停地吃,精神状态虽然也有不错的时候,但是,真正的病根却没有得到根治。现在是该认真考虑执行政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时候了,这一点要向我们的亚洲邻国越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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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宇案与中国的未来

25岁的任建宇是重庆万州人,2009年大学毕业,获选派为大学生村官,在重庆彭水县任村主任助理。这个年轻人对人生和职业的规划可谓务实,而他的日常生活可谓平淡:他通过考试,被录用为公务员,他准备不久后谋求调动,与在异地工作的女友相聚。但互联网把置身于偏远角落的任建宇和更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并且改变了他的命运。和大多数中国年轻人一样,任建宇经常上网,在网络上浏览信息,试图把握他生活的世界,并发表自己的看法。2011年9月,在重庆“打黑”最高潮的时候,他因为转载一些对重庆做法的批评,被重庆警方逮捕,随后劳教两年。

任建宇的遭遇凸显了两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命运的问题:一是互联网能否继续扩大中国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二是中国能否坚持法治,继续限制权力滥用。

在中国,议论公共事务有一套标准的修辞,真正的意见通常被包裹在许多大而无当的废话和空话之中。不但官员如此,普通人也一样。1990年代末以来,互联网迅速在中国发展,如今已经成为5亿中国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信息流通的成本大大降低了,普通人有机会接触到他们以前接触不到的信息,特别是和政府和官员有关的信息。同样,他们有了公开发表意见的平台。套话被抛弃了,用来包裹和修饰个人看法的那套陈腐修辞成了嘲笑的对象。不正当的政府行为受到针砭和嘲弄。这使得政府与互联网的关系成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

许多中国人在网络上和生活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一个现实中说话持重中庸的人,在网络上的言论可能尖锐大胆。这可能和网络言论的匿名性有关——解除了等级制度和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网民可以平等地讨论问题,也可能与网络上言论之间的激烈竞争有关——只有最醒目的说法才能赢得读者。虽然有人抱怨中国的网络语言过于粗鄙,但更多的人辩护说,直接而生动的网络语言有效地推动了讨论。网络不但使一些平日里乏味的人变得风趣而辛辣,也释放了中国人被压抑的公共精神。

对互联网言论的打击也已经有了许多案例。极少数网民受到惩罚是因为他们发布虚假信息,误导了公众,但在多数案例中,网民对地方政府某些做法的批评,是完全正当的。不管是发表言论,还是批评政府,他们都只是行使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第三十五条和第四十一条)。但地方政府采取了粗暴的做法来应对批评。在已有的几个案例中,政府先是向批评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闭嘴,如果不能如愿,就采取非法追踪和抓捕,直至对他们实施劳教——任建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任建宇的遭遇还将劳动教养制度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从1955年实施以来,劳动教养制度的功能和目标并非一成不变,学者于建嵘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之前,劳教主要作为政治斗争工具而存在,1978年至今则转变成社会管治手段。他在公开发表的研究中,曾分析100个劳教案例,发现其中存在三个严重的问题:处罚依据随意,权力缺乏制衡、违背正义原则。劳教制度的核心是不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凭借公安机关或党政部门成立的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到3年不等,甚至可以延期为4年,这不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关于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和第十一条关于行政处罚设定权限的规定)和《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关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限之规定)。

一方面是“劳教制度所依据的法规,都已经成为非法”,另一方面,据重庆市披露的信息,薄熙来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包括任建宇在内的多位重庆市民因为批评政府或其他事宜被处以劳教,其所谓依据,实乃子虚乌有。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的报告指出,中国在发展自己的政治道路时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劳教制度的存在已然违法,与生俱来的内在缺陷,则导致其沦为任意限制公民自由的工具。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劳教制度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政治学界和法律界多年来致力于呼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现在,是下定决心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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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庇护坐拥20亿财产的村官?

11月25日,举报人网友周某杰发帖称,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村委主任周伟思在当地拥有私家住宅、别墅、厂房、大厦超过80栋,豪车超过20辆,估计资产超过20亿元。

据悉,举报人并不只有一位,因为在举报行为发生后的第二天,多位举报居民与被举报人周伟思在社区主任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当面问答。周伟思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回应:“你问我有多少物业?我也不清楚,但有钱是肯定的,前几年深惠路改造,政府就赔了一个亿现金给我。”

尽管之后周伟思被停职,深圳市龙岗区监察局也成立调查组正式介入此事。但到目前为止,调查组并没有进一步公布村官究竟拥有多少亿财产。

令人不可思议事情是,在举报村官第三天后,举报人中的牵头人周某杰被深圳市龙岗区警方逮捕,引发舆论一片哗然。在执行逮捕的过程中,《逮捕通知书》上的批准机关竟然是“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而非“龙岗区人民检察院”,这一违法行为虽然马上得到改正,但警方的致歉却没有让围观的网民信服,反而更加怀疑龙岗警方是在进行“选择性执法”。

警方的介入让20亿村官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也把龙岗警方和调查组卷入其中。龙岗警方虽然指出周某杰6月初就被立案侦查,是正常执法办案,与其举报周伟思无关。但在如此巧合的时间进行逮捕,警方的回答显然无法让公众释疑。更何况,逮捕的理由“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在商界属于欲加之罪。

有网帖称,周某杰原本打算27日下午4点就举报一事接受各大媒体采访,但在下午3点被龙岗分局传唤,后被正式逮捕。这位发帖人问:为何在周某杰即将站出来与媒体见面的关键时刻,却被公安机关逮捕了?不能说世上没有巧合,但巧合的发生总有原因,为了消除公众对巧合的疑惑,当地警方应该给出解释。昨日,新浪认证用户“深圳龙岗网警”发布微博,称“周某杰举报的线索相关部门已启动调查,但举报不是护身符,自身涉嫌犯罪,一样会被查处。”

另外,警方下发《逮捕通知书》,涉及限制被逮捕人的人身自由,应该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为何出现将批捕机关写错这样的低级错误?即便是经办民警粗心写错,接下来应该还有其他人审核把关,难道都未发现?连逮捕通知书都能出错,那让公众如何相信逮捕的整个程序合法合规?

“社区干部坐拥20亿元资产”的事件尚未查清,公众迫切希望能有更多真相,以推动举报事件的调查进展。逮捕举报人无疑将影响对举报事件的公允调查,一个社区干部坐拥数十亿财产,财产是如何得来?背后又有谁庇护撑腰?老百姓实名举报贪腐为什么要冒如此大的风险?这不仅仅是深圳思考的问题,更是执政党面临的巨大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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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新闻的另一种可能性(2)

想象新闻的另一种可能性(2)

□方可成

(上接第一部分

我刚才大致列举了政治、经济、技术三个方面,它们很重要地影响了之前新闻的发展变化,但也并非完全局限在这三方面。

可能有人会说这种状况很好,市场化的进程给媒体带来了一定的自由,这与二三十年前的状态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我们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也并不完全在威权的压制之下。再加上我们日新月异的技术,我们可以用iPhone等随时在微博上发表观点。我就可以满足于这些,为什么还要再去想象新闻的可能性呢?为什么要带来一些变化呢?

可能是我个人比较喜欢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我总觉得目前的状态,并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状态。有一句话叫:“我们不能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究竟为什么出发。”这句话虽然文艺但却有它的道理。新闻从几百年前,几十年前,从1978年之后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我们从中享受了很多的好处,那我们是否就会忘了我们当初为什么需要新闻?或者对我个人而言,为什么要从事新闻?我对新闻理解的核心就是它对我们社会的民主和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存在。我以前和大家交流、写博客的时候经常引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ames Carey说的话:“新闻是民主的另外一个名字”。这也是一句格言级的话,它很简略,但你却可以从中解读出很多东西。

我非常认同这种说法。我觉得可以从我个人的经历讲一讲。我在北大读了四年的本科和两年的研究生都是在学新闻,现在又做了两年多的记者,那我为什么要坚持这么长时间一直做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我高中时是学理科的,本打算在大学里学习理工科,然后出国读博士,成为一名科研人员或工程师。那为什么要改变这条道路来学新闻做新闻呢?一个最直接的案例就是在我高二高三时发生的一些事件,比如有名的孙志刚事件、南都案。这些事件让我产生了一种青春期的冲动:与其在实验室中做科研,不如来学习新闻,做记者,来更直接地参与社会,贡献一些社会需要的东西。目的是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而好的价值在于让我们社会变得更加民主自由。一路走来我始终都是这样的想法。但现在,在媒体里工作了两年多,看到了中国的新闻业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会阻碍我们对民主和自由价值的推动。

还是按照之前政治、经济、技术的分类。比如从经济上来看,媒体市场化的弊端已经显现了。美国一份叫做“The Nation”的杂志,他有一句很有意思的广告语“我们的杂志不是被默多克所拥有的”。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它所说的这句话。直接的原因是当时发生英国发生“窃听门”事件:它旗下的一些小报去做一些窃听的这个事情。它后面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在默多克陷入这个窃听门的丑闻之前,他在中国或许被很多人作为一种英雄式的存在。包括我自己也认识一个很资深的这个传媒人,他之前就会说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中国的默多克。其实在当时,如果几年前他如果在这儿说这句话,那可能大家台下会赞叹:啊!非常仰视的这个状态。就真是有非常宏大的这个野心,非常好的这个愿望。但在国外,真正被默多克影响的这些人来看的话,会觉得你想成为默多克是一件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可能在他们看来,默多克不是英雄式的,而是有些时候会是一种有些邪恶的存在,因为他垄断了很多的媒体在手中。对媒体形成这种所有权上的垄断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你想当所有的媒体都在一个人手上的时候,那他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能力去影响我们的每一个人,影响我们整个世界。

当然这件事情,跟我们中国的情况显然是不完全一样的,因为中国现在没有私人媒体。所以在中国,就算他的梦想仍然是成为默多克的话,他暂时也没有办法成为默多克的。但是其实市场化的垄断的弊端已经在其他方面有所显现了。比如,公司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影响新闻的内容,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事情。在中国的媒体而说,这些在最好的一些媒体也许是一件比较少见的事情,但是在稍微差一点的媒体,那简直就是一件非常公开的事情了。比如说有一本杂志,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工作,写了关于中国非常富有的一个人的一篇文章。然后我看了之后就觉得挺恶心的,就是很肉麻的在吹捧他。然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写这种吹捧的文章?他说他也没办法,这是公关公司要求的:公司说这个大公司要给这个媒体一笔钱,然后要写一篇对他们CEO的报道,甚至这个文章的内容有四分之三都是公关公司提供的,就是说真正他写的就是有四分之一的内容。我想这种事情,其实在这个圈内会非常常见。就是当你市场化的时候,当你以经济利益为最大目标的时候,其实手中有钱的那些人,是非常容易能够影响你的内容,然后甚至再通过你的内容来影响大家每个人对他的感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IPO敲诈,可能在财经类的媒体中会比较常见。简单来说就是在一家企业上市之前,会有很多记者找到它,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公司存在非常严重问题,你赶紧给我们一笔钱,否则我就要把报道报出来。”当然这个钱形式可能广告赞助或者是其他什么。这些情况的出现都与市场化的变革相关,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市场化在这些方面的弊端。

在政治方面,我个人的感受:我们的媒体人的发言有一个肤浅和走向套路的趋势。有一个叫“诗词生成器”的东西,你规定诗有几行几个字,然后点一下按钮就可以自动生成一首诗。微博上有人说,他可以开发一种“时评生成器”,把新闻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什么的安排进去,选一下基本的观点,点一下按钮,就可以生成一篇可以投给任何一份都市报的时评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损的讽刺,但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符合事实的,新闻和评论都确实有走向套路的趋势。我个人感受比较深的一个案例是去年做过的一篇关于南科大的报道。南科大基本上被舆论认为是英雄式的或者说改革先锋式的存在。我的报道是对学校提出了很多质疑,比如它有很多先进的理念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我的报道出来之后,反响很大。但是我觉得比较可笑的一件事情是:我之后再看关于南科大的后续报道,许多报道的基本思路和以前是完全一样的——还是把它当作是英雄式的存在。它本身是由深圳市政府来投钱来做了一个公立的学校,但是大家可以一厢情愿的把它想象成反体制的,把自己对教育部的诸多不满变成了对这个学校的诸多追捧。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这个媒体的报道却依然是之前的那种套路。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记者在报道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对这些和政治体制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大家的理解还是相当的有限和相当肤浅的一种程度。

再说技术方面,如果研究传播技术方面,有一个在传播技术方面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做“赋权”。就是说有了这个技术你可以给予人们什么样的权力。我自己就瞎编了一个词叫“夺权”,也就是技术有的时候也能把你手上一些的权力夺走。有时候你可能觉得你被技术所赋予的权力一种可能是一种幻象。拿最流行的微博来说,它确实给我们赋权,我们很多重大事件在微博上得到了非常多的传播和关注,得到了解决。它确实也形成了一种监督的力量,比如说表哥,确实是有非常好的案例存在。但是从另一方面则不然。新浪有两个排行榜。一个是名人排行榜,排名第一的是姚晨,都是些明星之类的。另外还有一个排行榜叫草根排行榜,就是那些没加V的账号的排名。这个排行榜本身叫“草根排行榜”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因为它完全不是草根所拥有的账号。我不知道这些排行榜上最流行的是哪些了,反正大意就是说“我爱讲冷笑话”,或者是说“我们都是某某座”,或是“每天多学一点英语”这些。他们在这个所谓的草根排行榜上。但其实这个草根排行榜可以完全改一个名字,变成可以叫商业排行榜或是什么排行榜。之前《创业家》曾经报道过说所谓的这些草根账号,其实都可以理解为是由一批商人所拥有的,可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账号的粉丝也都是百万级的,当这些人在微博上,利用微博来做一些营销,他对这个人群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这其实会带来某种危险,也许你觉得讲讲冷笑话之类的学点英语挺好的没什么,顶多是他教的英语很屎,有很多语法错误,这个也没什么大危害。但是也有很多这种账号在利用一些社会情绪,发布不符合事实的一些信息或者是谣言。他们通过这种东西来迎合社会情绪,来获得更多的关注。那他其实在对着我们的社会情绪来说是一个,起码不是一个正能量,不是一种理性的能量。这是我想讲的一个方面,就是这种技术你可以用,大家都可以用,但是用的最好的,往往是最有权势最有钱的那些人。他用的最好的时候,也许自己手上有权利会被他夺走。

还有一点:或许是本身拥有这个权力的公司,他有可能成为一个挺可怕的存在,比如说新浪。新浪有个挺可怕的功能,就是新浪公司官方账号所发出的微博,它是可以自己来修改的。大家知道,自己发出来的微博,要么是可能自己删掉,要么就是转发怎么样,没有任何的办法来进行修改的,但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证明,他的官方账号的内容是完全可以被修改的,具体的事情就不展开了。有人觉得这些事可能也没什么啊,一些人的微博写一个错别字,我想改一改,这也没什么啊。但讲得更严重一点的话,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到《1984》这本小说里这些对历史篡改的章节。在《1984》里面篡改历史的资格就是掌握在老大哥手上的。在微博上,篡改历史的这个权利就掌握在新浪这家公司手上。他如果是改一个错别字那没有什么,但是他如果改了一些特别关键的内容,甚至他也可以更改微博发布的时间。如果是一条非常关键的微博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史料或着一个证据又或是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那很可能有这种类比存在的。所以我认为,技术它本身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赋权,但是它也有很多可怕的地方,它也许可能会夺走你的权利。

这是我结合自己的一些经历、最近的一些思考,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我认为说为什么我会觉得现在的媒体不管是传统的媒体或是新媒体,也都远远不是一个我们理想的状态、不是一个真正能够最好达到我们心目中的这种推动民主、自由的价值的这样一个程度。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做《传播革命》。这本书我觉得蛮好的,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它是在04年左右写的吧,而且它写的是美国的事情。但是在现在看来,这对于我们中国也是有很多启发的。它里面提到说,“我们可能面临一些紧要的时刻,我们的这个媒体或许面临非常重要的变革。那这个变革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呢?”它提到了三个条件,当这三个条件都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这样一种传播的变革。它提到的三个方面包括:第一个方面是新的传播技术摧毁了现存的制度,这个情况好像真的在发生。第二个是新闻业传播的内容可信度逐渐下降,或者被视为非法,这个也许没那么严重,但我认为可信度逐渐下降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显然大家对党报的信任度已经降了很低了。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些,现在所谓的市场化的媒体里面的严肃媒体,包括我所工作的媒体在内。我个人感觉是说大家的信任度其实也是在下降。另外一方面就是国家或社会出现了主要的政治危机、严重的社会失衡,也貌似是符合当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也许按照它的这个理论来说的话,或许我们中国的媒体也会面临这样的一种革命性的紧要的关头。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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