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內地luosyin獨立媒體) : http://jandan.net/2012/09/06/twisted-psychiatry-2.html
圖二 : 1923年至1961年古拉格集中營綜合分佈圖，根據俄人權社團“紀念碑”的數據。
圖三 : 莫斯科的Serbsky 研究中心，專門研究社會類精神問題，成立於1921年。
圖四 : 囚禁在精神病監獄里的人，及所受到的對待。
蘇聯，在其長達69年的歷史中，一直因為嚴厲的政治鎮壓而臭名昭著——其中最聲名狼藉的當屬位於西伯利亞的，被稱作是“紅色恐怖”的古拉格勞改營（GULAG ：古拉格是蘇聯勞動懲戒營的管理部門，直屬於NKVD，因為在索爾仁尼琴的書中出現而被西方世界所熟知。古拉格一詞不僅意味著勞改營管理， 也意味著所有形式的蘇聯政治迫害）。但是在上世紀60到70年代，蘇聯共產黨對那些有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人失去了耐心，採取了不寬容政策，既將那些“反革命分子”（counterrevolutionaries）診斷為有精神疾病。這在整個蘇聯歷史裡是極其黑暗的一幕：心智完全健康的公民僅僅因為政見不同而被強制性關進精神病院粗暴對待。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上世紀80年代，戈爾巴喬夫影響力上升時期，這項運動（多半）都被停止了
但是確實，除了認定他們精神狀態不穩定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來對付這些激進分子和唱反調的傢伙呢？持異議者，通常被認為是整個體制的負擔和威脅，而在當時，通過這樣的方法，他們被很輕易地定性為“不可信”，“無聲譽”，並且還被名正言順地集中關押控制了起來。
此外，蘇共此舉也更加有力而又令人恐慌地讓民眾知道，他們必須要緊緊追隨[蘇共]政黨的路線——並且任何一種偏離蘇共路線的意見都無疑會被視作是精神疾病的病症。如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在1959年所指出的，在蘇聯這個共產主義國家聯盟，絕對不應該也不可能出現持反共產主義意見的人，所以“在此基礎上仍在大呼反共產主義的人，很明顯我們就能斷定這些人的精神狀態絕對不正常。”
因此，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起，蘇維埃對精神病的診斷開始包括政治反抗（political disobedience）。但是最後，它的本質也就是政治壓迫的一種形式。反蘇維埃的行動分子並不是精神疾病患者——他們是被帶有政治色彩的偽科學的受害者。
“政治意義上的瘋狂” / “Politically defined madness”
蘇維埃精神監獄（psychoprison）的到來在時間上剛好和克格勃（KGB）影響力大增相重合。克格勃是一個怎樣的組織想必大家都清楚。早在1948年的斯大林政權時期時，這個間諜組織就對精神類藥物產生了興趣，他們將此視作是一種潛在的有效控製手段。古拉格在那段時期逐漸失去了往日的地位，也正是在那段時間，克格勃內部高級官員Andrey Vyshinsky 命令使用精神療法來作為鎮壓反動和警告那些心懷異議的人的手段。
確實，精神療法一直就有潛質成為體制的控制工具——並不僅僅是藥物方面。蘇共非常急迫地想利用精神療法。他們知道精神病的確診會允許他們將“病人”進行關押，並且在在押病人身上實施“療法”——而且他們可以說這是為了“病人的利益”，更是為了“社會的利益”。
在被叫做“psikhushka”的精神病監獄裡，異見人士不僅被關押和控制，還要接受治療。 “psikhushka”迅速成為精神療法控制系統中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在這個系統中，真正的精神病學和被蘇維埃政治扭曲了的精神病學並行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它成為了一種兩級並行的系統（two-tiered system）：在莫斯科法醫精神病學研究所（Moscow Institute for Forensic Psychiatry）內進行的並不是科學的研究，而是政治迫害；而在列寧格勒心裡神經學研究所裡，學者們又在進行著真正的，科學的研究。在該系統的作用發揮到頂峰時，真正的精神病學和披著精神病學外衣的政治迫害在整個蘇維埃聯盟裡，幾百家醫院裡互相協調，互不妨礙。
在上世紀60年代後期，公開的抗議活動比之前任何時候都要多，而精神療法控制的任務也比以往承載這更多的歷史使命，尤其是出現了偉大的思想者和實踐家亞力山大-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和安德烈-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當時的克格勃主席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也就是日後接替伯格日涅夫成為蘇共總書記的人，倡議向“持不同政見者和他們背後的帝國主義力量”發起復興式的抗爭。後來他在1969年提出並且實施了一個“卓有成效”的計劃。本著一次性全部清理掉反蘇維埃的異見人士的目的，安德羅波夫再次確保了精神療法控制仍然在實施當中。
值得一提的是，他頒布了一條發令：“防止精神病人危險行為措施條令”，結果，所有的精神科醫生都被授權並被鼓勵確診那些在政治上符合條令描述的患有精神疾病，並且監禁他們。更誇張的是，醫生們接到上級精神，被鼓勵主動去“捕獲”甚至“設陷阱”讓所有有嫌疑的政治反對者落網，這就讓精神科醫生的身份性質發生了變化——他們變成了士兵，軍官，和審訊者。精神病學家們被迫給出當局想要的診斷，為他們“節省時間”。
呆滯型精神分裂症 / Sluggish schizophrenia
上面提到過，蘇聯的精神病醫生還是會使用科學和通用的方法來對病人進行診斷，而在已經有了政策條令的前提下，當局也很細心地想到了這一點，不想給醫生們造成困難和心理上的障礙，於是當局製定了一張精神病人症狀列表來輔助醫生們能夠順利地控制住異見人士。
其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診斷結果就是“呆滯型精神分裂症”（“Sluggish schizophrenia”），是由前蘇聯著名精神病學家Andrei Snezhnevsky 提出的，全稱是“緩慢樣漸行性精神分裂症”（“sluggishly progressing schizophrenia”）。他當時同意了蘇維埃政府的觀點，認為存在一種精神分裂症的子類型促使一些人反抗政體。
之後，他就“想出來”這樣一種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一大特徵就是對現行政體不滿或表示抗議。從病理上說，他認為這是病人“無法把握現實而轉向對體制的不滿”。這種症狀打擊範圍相當大，可以適用到任何對共產主義有異議的人身上（此後這種手段也從蘇聯流傳到了西方世界，這樣的政治迫害並不僅僅在蘇聯才有）。尤其，Andrei Snezhnevsky 將此形容為是一種“漸進性的精神分裂症，病情會由重到輕，惡化的過程有快有慢，並且在極度惡化之前病人身上並沒有預兆”。
換句話說，這種精神分裂症是不可被治癒的，它具有超高的普遍性，診斷方法非常狡猾陰險。另外，當時蘇聯的精神病診斷並不需要出示病人有相關症狀的證明。醫生們同樣被告知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去發現病人身上潛在的症狀，比如精神變態（psychopathy），憂鬱症/臆想症（hypochondria）和焦慮症。除了精神疾病以外，他們還監視著社會上那些有令人排斥的特徵的人，比如有嚴重悲觀情緒，厭世情緒，較差的社會適應能力，與權威和政府作對，“妄想改革”，不屈不撓和”為了真理和公平而奮鬥“的人——上述特徵都會被歸入精神病的潛在症狀，在日後診斷之時都能派上用場。
根據Snezhnebsky，“呆滯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未經專業訓練的人眼中可能很正常，因為他們很會冒充正常人——他們其實是“表面正常者”（quasi-sane）。只有專業的精神病醫師才能辨別一個人到底有沒有“呆滯型精神分裂症”。
實際上，這其實就是一個關押控製成百上千政治犯的工具。將他們與社會隔離，毀掉他們的聲譽，然後從生理和心理上折磨直至摧毀他們。
被囚禁者
當年被囚禁在精神病監獄里而死去的人數由於歷史原因已經不可考了，但是儘管如此，我們知道這會是一個令人震驚又痛心的數字。一些倖存者，比如Viktor Nekipelov，之後都一直致力於告訴世人“當年在精神病監獄裡醫生們所做的不人道的實驗和納粹集中營無異”。
還有一些比較出名的前在押人員，就是之前提到過的前蘇聯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烏克蘭作家和人權活動家Pyotr Grigorenko ，文學批評家，翻譯家Valery Tarsis 還有女性活動家，詩人Natalya Gorbanevskaya。
至於說到這個運動的具體規模，很難準確估計——但是隨著多年這些年來歷史學家們的深度挖掘，真相也在漸漸浮出水面。
根據政治用途精神療法國際聯盟（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n the Political Use of Psychiatry）的檔案庫資料來看，至少有20,000名公民曾經因為政治原因被囚禁在精神病院裡——這個數字被國際上眾多歷史學家認為過於保守，因為當年為克格勃和蘇共效力的一些人現在還在世上，處於私人或者其它一些原因，他們還在保護著一些資料/檔案不被公開。
不過確定的是，在上世紀80年代，也就是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掌權時期，此類活動（多半）都被停止執行了，這也直接導致很多被關押的政治犯被釋放。 1986年釋放了19名政治犯，1987年釋放了64名。 1988年，據宣布，在蘇聯的精神病人名單上（總共有550萬人），其中有30%都會被清除出名單。再過一年，之前提到的名單內病人數字被修訂為1020萬，既有1020萬人是在蘇維埃“心理性精神疾病診療所”（“psychoneurological dispensaries”）註冊登記——以及335,200張各個醫院的病床。
悲哀的是，這種行為就算是在今日的俄羅斯，也還有遺留。 iO9 給出了一個鏈接，我簡略看了下標題，大致和持反對意見的激進社會評論家被送進精神病院有關，其中文章標題為“蘇維埃式的再次墮落”（“In Soviet Relapse，Critics Sent to Psychiatric Hospitals”）。
精神病學史上的污點
這段歷史很容易就被人看成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小插曲，又一個極權專制，恐怖統治的故事，不過這對今後的精神疾病確診以及精神病學史也造成了不良的影響——一個人的精神健康在他人和社會看來，文化屬性太多。我們對精神健康/不健康的評判隨著時代的遷移，同樣也是隨著社會價值觀和道德體係而改變，那麼這從宏觀角度上很難說清到底是客觀還是不客觀，科學還是偽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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