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驳陈文芬对莫言批评者的指责——茉莉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

（原题《莫言获诺奖引发的争议仍未停息》）

作者 流芳 （法广华语记者）

法广：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莫言，不仅曾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官方与民间截然不同的反响，也在海外受到密切关注；更有一些异见人士抨击这次评奖结果。旅居瑞典的中国学者茉莉女士曾以《瑞典文学院背叛诺贝尔》为题，发表撰文指责瑞典文学院将这一奖项颁给“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个专制政权组织的成员”。时隔半年后，莫言获诺奖引发的争议仍在继续。《上海文学》不久前刊出一篇题为《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的文章。引发了茉莉女士与文章作者之间的论争。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来当事人之一-茉莉女士，请她来谈谈有关此次争论的话题。

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的太太陈文芬女士前不久在《上海文学》2013年第3期发表了文章，题为《莫言在斯德哥尔摩》。作为莫言的批评者，你对这篇文章有什么看法？

茉莉：

陈文芬此文属于一种日记之类的随笔，围绕莫言在瑞典的那几天的事情，罗罗嗦嗦东扯西拉。由于日记体散文这种问题比较随意，不需说理分析，不需逻辑求证，因此被陈文芬用来信口开河，歪曲事实真假掺杂，塞进自己的许多偏见和歪理。她以直接或者引用，甚至是含沙射影的手法，对批评莫言的人做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攻击。

由于陈文芬在日记体散文中大量引用其他人的观点，因此，她的看法，应该可以代表马悦然及其吹捧莫言一派的观点。《上海文学》给予她那么多版面发表如此冗长、琐碎的文字，却不会给我们这些莫言批评者一点版面。

最近国内出版的《莫言批判》一书已经被禁，那本书还是比较温和的国内学者的文学评论，都被禁书。因为莫言是中共政权的文化官员，所以当局禁止别人批判。而丧失诺贝尔理想的瑞典文学院却颁给这种专制体制的御用文人。陈文芬作为院士马悦然先生的太太，她很努力地搜集各种有利于他们的观点，为瑞典文学院的这次错误的颁奖大唱赞歌。

在陈文芬的长文中，她攻击的对象，除了像我这样的中国批评者之外，还有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穆勒，还涉及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

法广：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在莫言获奖时发表看法，称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是一场“灾难”，并批评作为官方认可的作协副主席的莫言“颂扬审查制度”。这一批评是否获得陈文芬女士的认同？

茉莉：

陈文芬的手法是引用其他人话来攻击米勒。例如，她引用一位和她聊天的院士的话，说“米勒非常可怜，使人感觉怜悯而遗憾的是，她说了那些话语批评莫言，跟文学毫无关系。”她还引用马悦然的学生夏谷发表的这篇评论，说瑞典《每日新闻报》的主管，“拥荷塔－穆勒女士以自重来围攻莫言，称其根本不值得一提。”

陈文芬还写道：“回家以后，我跟悦然说了Tomas的见解。悦然说，穆勒会后悔。总会有这一天。”

我认为，米勒来自前共产党国家罗马尼亚，她曾因为描写共产党铁幕统治下的民生百态而遭迫害，因此，她完全理解正直的中国作家的处境。她说莫言获奖是“一场灾难”，这当然是一场灾难。因为莫言不但依附强权，还渲染野蛮暴力。所以他的获奖，对中国文学本来就微弱的人文主义是雪上加霜。

法广：

陈文芬女士在文章中，引用了瑞典学院常务秘书的说法，说“也应该看看另一位亚洲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看法，大江非常推崇莫言作品，是纯粹文学的看法。”为什么大江健三郎会推崇莫言呢？

茉莉：

大江健三郎从来就不是纯文学的，他过去曾经推崇“积极的人道主义与积极的文学观”，对日本的战争罪恶表示痛苦的赎罪，这是很好的。但最近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拼命拉拢这位亚洲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例如，2006年中国官方作协在北京举办大江作品研讨会，后来还给他颁发"21世纪最佳外国小说奖"，令这位在本国比较冷落的日本作家非常激动。

大江健三郎因此和中共打得火热，他投桃报李，一味赞扬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甚至当着莫言的面，说他在想象，莫言是否会是超越鲁迅的那个人。鲁迅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人，他曾为被害学生刘和珍写下感人肺腑的纪念文字，而莫言却背叛八九民运死难学生的理想，甚至以坐飞机出国要被检查为例，说明中共侵犯人权的新闻检查是必要的。他怎么可以和鲁迅比？

法广：

陈文芬女士在文章中提到一位叫夏谷的人，说“夏谷是瑞典广播电台资深的书评家、影评人，汉学博士论文写的是《文心雕龙》，他的老学生。夏谷这一篇评论把所有批评莫言的无理意见都压倒了，他好高兴。”你对夏谷这篇题为《对莫言的围攻不值一哂》的文章怎么看？

茉莉：

我想只要是具有基本学术理性的人，看到夏谷文章的题目《对莫言的围攻不值一哂》，大概就知道此文是哪个档次的了。这种文题本身就是学霸作风。这位马悦然的学生大概认为，他的老师在瑞典文学院有一票投票权，那么他们师生就掌握文学的最终审判权，就可以以如此轻蔑藐视的态度对待批评莫言的观点。

同时，夏谷的文章文不对题，缺乏论据。他并没有什么自己的观点，只是建议读者读刘再复等人的评论。而刘再复先生近年来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歌德派，主张文学走进象牙塔，一味误导中国读者。

法广：

关于莫言获奖的政论，还牵涉到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陈文芬女士在文章中说：”如果把莫言的文学作品解释成‘党的安全阀’，那么波兰的诗人辛波丝卡曾歌颂过斯大林，辛波丝卡的作品如何能跟党棍普特拉门特、切克区分文学的价值？……是不是没有足够使政权不舒服，没有去坐牢就不能测量度衡文学的价值？”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茉莉：

所有西方左派都经历过痛苦的自我反省和精神裂变，辛波斯卡曾经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倾向，但她从来没有歌颂过斯大林，说这样话的人，能举证吗？如果不能举证，对不起辛波斯卡的在天之灵。

而莫言却和辛波斯卡完全不同。莫言不但对中共侵犯人权的体制没有反省，而且至今还在为斯大林一样的暴君毛泽东辩护。就在今年4月21日，莫言应邀在中共中央机关读书活动上，还歌颂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文艺的发展意义重大，妖魔化毛泽东是‘蚍蜉撼大树’。”

辛波丝卡在波兰共产党未垮台的1957年，就写了一首诗《未进行的喜马拉雅之旅》，含沙射影地把斯大林喻为喜马拉雅山的野人，即“邪恶的雪人叶提”，展示文明与野蛮的对抗，诺贝尔基金会发布的瑞典学院简报明确地指出:在辛波丝卡这首诗中，“邪恶的雪人，叶提，强烈地唤起对斯大林的联想，辛波丝卡对他的主义已经幻灭。”

法广：

瑞典文学院颁奖给莫言已有半年时间，半年后的今天，再来看这一奖项的颁发，你有什么感想？

茉莉：

我深感瑞典文学院终身制的弊病。瑞典是我的第二祖国，这个仅有九百万人口的国家，却有着世界上最完善、最人道的民主制度；但是，瑞典文学院是一个非政府机构，两百年前瑞典国王在建这个文学院的时候，就规定了院士终身制。这个制度至今未改。但是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问题就显现出来了：现在瑞典文学院院士最高年龄94岁，马悦然先生89岁。平均年龄超过70岁。都早就过了退休年龄。如果不是超人，这个年龄已经没有精力和能力去钻研很深奥的文学问题。不能再去看大量的文学作品，他们怎么有能力去评判世界文学？

同时，中国文学又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不懂中文是瑞典文学院院士都有的问题。只有一个马悦然先生懂中文。但是马悦然先生自己承认，他的文学理论不行。马悦然先生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家、语言学家，但是，他的文艺理论、就是看文学的眼光、对于包含历史、社会、人的心理、哲学这个广大的文学来说，如果只有语言能力，是远远不够的。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种令人悲哀的现象。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人早就该在家里颐养天年，但是他们却在担任有着五千年文化的中国文学的审判官，其实他们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尽管瑞典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民主制度对这个非政府机构不起作用。
2013年 5月 27日

瑞典茉莉——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wem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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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图伯特，在破碎与完整之间 http://zhu-ruiblog.blogspot.com/2013/06/blog-post.html

莫言接受德国媒体采访，反驳外界指责

中国——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荣誉的同时也遭到了猛烈的批评，他的作品《蛙》即将在德国出版，近日他接受了德国《明镜》周刊的采访，对批评做出了回应，也提到了他对文革等一些事件的看法。

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莫言就艾未未认为他与政府关系亲近以及不能代表中国的批评进行了反驳，莫言反问“哪一个知识分子可以宣称代表中国？我肯定不会这样说。艾未未可以吗？那些徒手挖地的农民和铺平道路的工人能够真正代表中国。”

另一名中国作家廖亦武早先批评莫言是“国家诗人”，称他与政府关系太近。莫言也反驳称，“我知道他嫉妒我获得诺贝尔奖，我理解这种心情。但他的批评是不公平的。”莫言说批评者们“使用放大镜放大镜去寻找我的瑕疵，他们甚至歪曲我的诗的意义。”莫言早先赞扬薄熙来的一首诗在他获奖后遭到了批评，他说那不是赞美而是讽刺。

莫言指出他曾公开表示希望刘晓波能获得自由，他说“我当时立即遭到批评，并我被迫一遍又一遍就同一事件表态，这令我想起文革中那些事情。如果我决定开口，没人可以阻止我，如果我决定沉默，即使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让我开口。”

莫言还表示“我不喜欢发表政治声明，我是一名作家，但我思考的很全面。当我在公开场合讲话，我会反问自己是否表达的够清晰。我的政治观点很明确，只要读了我的书就会了解。”

关于文革，记者询问他的书中的人物尽管认识到错误，但还是严格执行政策。对此莫言称“这是我们那一代的精神体验，一些人认识到文革是错误的，但他们也意识到中共纠正了这一错误。”

1979年，莫言在部队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个别领导人犯下的错误。”他认为共产党本身没有太大错误。

莫言的《蛙》即将在德国出版，书中描绘了计划生育政策带给人们的痛苦。他说，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中的大多数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很少的人扪心自问，“我有伤害过别人吗？”莫言谈到他11岁上学期间加入红卫兵，还参加了对自己老师的公开批斗。他说“我嫉妒其他人的成就和天赋，还有他们的幸运。之后，我甚至为了前途要求妻子流产。我是有罪的。”

对于计划生育政策，莫言说，中国的人口问题不易解决，他同其他官员一样遵守了计划生育政策，但他也认为，没有人可以通过暴力手段阻止他人生育。

记者提出莫言在书中严厉的批评了官员，但有关政治的言论却又十分温和。莫言回应这并不矛盾，“我强调很多遍我为人民写作，而不是共产党。我痛恨腐败的官员。”

莫言曾作为100名文艺界人士中的一员，参与抄写了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段落，这一举动令他受到批评。莫言表示，他是出于想展示自己书法的虚荣心。

“这个讲话是一个历史文献，有其合理性也有它的限制。当我和我同时代的作者开始写作，我们一步步拓宽这些限制并最终跨越它们。真正读过我那一时期作品的人，不会说我是个不批评的作家。”莫言说，“实际上抄写讲话是一个商业项目。出版社的编辑是我的一位老友，想出了这个点子。他说服了100名作家，当我们一起出席会议时，他拿着书和笔走过来请我手抄一段毛泽东的讲话。我问’我要写什么？’他说，’我帮你选了这段’。”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没有人批评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荣誉头衔。莫言反问“有人认为诺贝尔只应授予反对政府的人。是这样吗？诺贝尔文学奖不应授予文学，授予写出那些东西的人吗？”FMN

from FMN 自曲新闻 http://cn.fmnnow.com/2013/03/02/13810/

林沛理：莫言的委婉和遁詞

亞洲週刊 4-1-2013

莫言把敏感的政治事件和歷史傷痕「非敏感化」，往往不過是對政治謊言的掩飾。

我討厭人侮辱我的智慧，即使那人手上拿的，是光芒萬丈的諾貝爾文學獎。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莫言到瑞典出席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典禮，順道在 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瑪格納禮堂演講。他說：「文學遠遠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教人打架，文學教人戀愛。」這番話出自政治觸覺敏銳、深懂生存之道的莫言口中，就像 半點紅唇萬人嚐的名妓要把自己裝成一株含羞草，如此荒唐的天真太不可信。

西方的學術研究和文學藝術，將東方描繪成愚昧、野蠻、落後又充滿異國風情的他者和黑暗大陸，以突顯西方文明的優越，並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提供冠冕堂皇的藉口；這是薩伊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立論。

父權社會的文化商品，以不同方式展現男性對女性的歧視和物化(objectification)，以及種種施加於她們身上的暴力。在女性主義者的心目中，文學不清白，藝術非無辜，因為它們的內容往往複製和再現了存在於真實世界的不平等兩性關係。

用 莫言必定耳熟能詳的馬克思的話來說，政治與文學同屬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的構成部分，兩者的關係當然是互為補充和相輔相成，多於互相 抗衡和互相排斥。莫言歌頌的毛澤東，在七十年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不是說過一切文學、藝術和新聞等上層建築必須為政治服務，以及服從黨的領導嗎？

莫言為生存、為寫作、為出人頭地而選擇折腰、妥協和逢迎，也許不光彩但情有可原。可是，當他站在榮譽的頂峰，卻忽然天真起來，當世人是任由他洗腦的傻子，這不是勝利沖昏頭腦是什麼？

莫 言說政治教人打架，文學教人戀愛，實情是政治可以教文學打架，也可以教它戀愛，莫言的作品就是最好的例證。莫言並不迴避中國自共產黨執政以來血淋淋的近代 史，但他用黑色幽默來代替政治批判，只談人的動物性而絕口不提權力的本質。《豐乳肥臀》的?事橫跨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史，但莫言對歷史事件、政治運動和 大?述皆沒有興趣，他要寫的是一個男人對女性胴體的迷戀。《生死疲勞》用介乎鬧劇與荒謬劇的筆觸寫文革的批鬥，其中一幕受害者被指與驢子性交並使其成孕， 批鬥在群眾的喧鬧和嘻笑中進行和結束。

很明顯，莫言是要將敏感的政治事件和歷史傷痕「非敏感化」(desensitize)。在這個意義 上，莫言的歷史小說是不折不扣的遁詞和委婉詞（euphemism）。本來委婉語是人類使用語言過程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既是一種修辭方法，也是一種社交技 巧，幫助我們用較為禮貌和含蓄的方法，去提及甚至談論某些令人不快或尷尬的事情。可是委婉語的政治性使用，卻通常是一種愚弄群眾、隱瞞真相的操縱行為。關 於這一點，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政治與英文》（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文中早已說得非常清楚明白。他指出，委婉詞的最大特色是它的模糊、蒼白和沒有顏色。它一方面要扼殺我們的想像力，另一方面又企圖抹去 我們的記憶。它彷如文字上的義肢（verbal false limb），裝在原本健全卻遭摧殘的日用詞彙之上。

其實，委婉詞本身就是一 個委婉詞，它往往不過是謊話的掩飾而已。在奧威爾膾炙人口的政治寓言小說《一九八四》裏，統治者透過消滅舊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來控制人民的思想。這不是 杞人憂天或者神經過敏；統治者、執政者和侵略者最擅長的，就是用語言來隱藏、粉飾和合理化它們在運用權力時的兇殘、錯失或荒謬。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的大 獨裁者斯大林假革命之名實行種族清洗，將大批蘇共幹部和老百姓囚禁於西伯利亞勞改營加以殘酷折磨。他在西方的支持者為他辯護，說「不把蛋打碎，哪得煎蛋 餅」（You can't make an omelet without breaking eggs），意思是革命是大事業，畏首畏尾則大事難成。

這 種「革命性的委婉語」到今日仍然大有市場。美國侵略和佔領伊拉克，布殊政府和美國傳媒異口同聲地稱之為「解放」（liberation）。以色列以高壓手 段管治巴勒斯坦人，美國政府袖手旁觀，時任國務卿賴斯說國際社會無需慌張，它看到的不過是「中東新秩序誕生的陣痛」（birth pangs of a new Middle East）。這種近乎文學語言的措詞和修辭壓制我們的想像，使我們無法從有關的名稱與描述中聯想到真正發生的事情與事實的真相。文學教人的，豈止戀愛那麼 單純！

林沛理，牛津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及藝術評論小組主席。著有《英文玩家》、《玩起中文》及《反語》，最新的一本書是《祝你分手快樂》（快樂書房）。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h&Path=4472867941/02ah.cfm

from 政經評論 http://allcommentators.blogspot.com/2013/01/blog-post_2116.html

葉蔭聰：說書人還是知識分子？——莫言獲獎後的爭議

明報 31-12-2012

初中的歷史科老師告訴我一個故事：朱元璋把《水滸傳》作者施耐庵關進牢房，大臣劉伯溫是施的舊友，到獄中探訪施並告訴他：「你怎樣進來，便怎樣出去吧！」施想了一會，便把《水滸傳》結尾改為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於是，施馬上重獲自由。

這其實只是民間傳說，並無歷史憑據。我這位老師像個說書人，把許多歷史人物與事件，混在民間傳說與武俠小說之中，學生如我聽得如癡如醉。事後想起，他沒有怎麼教歷史，卻在沉悶的教室裏延續了宋代以來的民間說書傳統。

也許因為他，令我把歷史當作故事，小說更只是說書的話本。這有點貶低了現代小說家地位，因為有人認為，他們就是知識分子，跟樹下說書先生不能同日而語。我其實也無異議，但直覺上還是認為他們與古代的說書人近一點，包括剛拿了諾貝爾獎的莫言。

體制內文化工作者的身分定位

莫言的故事，我讀了超過20年，帶給我許多對中國大陸社會歷史的想像，享受其中的趣味。可是，我從來沒有認真想過：他是否夠資格獲諾貝爾獎？環繞覑他該不該獲獎，以至對他領獎所說的話的評價，有覑各種爭辯詰難。我個人認為，這些是非，才是令莫言獲獎一事成為2012年中國最重要的文化大事的因素，也令我重新思考體制內文化工作者的身分定位。

稱莫言為說書人，其實也不怎麼妥當。說書傳統已失，莫言不是坐在樹下的說書先生，而是一年可以收到超過2000萬人民幣版稅的作家，是作協的副主席。但是，視他為現代知識分子，爭議恐怕更大。正如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在《立法者與詮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分子》一書中所說，芸芸對知識分子的定義裏，只有一個共性，就是自我定義。我們又該不該把自己定義的崇高標準，套在莫言身上，以至對他的言行作出指摘？

林培瑞與孫笑冬的批評
當然，許多人也認為應該。這方面較完整的批評，可參考林培瑞（Perry Link）在《紐約書評》的〈這個作者有資格拿諾貝爾獎嗎？〉（1）。林培瑞長年關心中國異見分子，早年編過劉賓雁的文集，10多年前譯過《天安門文件》，今年剛出版了劉曉波的英譯文集，他對莫言的不滿完全可以預計。從文學語言及美學角度出發的，有孫笑冬（Anna Sun）的〈莫言的「染病語言」〉（2），亦寫得相當辛辣。

雖然莫言在獲獎初期表達了少許支持劉曉波的委婉之聲，但觀乎他在瑞典的表現，實在比他小說中任何一個窩囊男人更窩囊。他和應大陸官方說法，對中共的唯一反抗，可能只有「忘記」帶備講稿的小動作。對莫言的憤恨，自然跟劉曉波兩年前獲諾貝爾和平獎有關，林培瑞在這點上很坦白，他與劉霞一樣，覺得中國這個國家太荒謬了。兩年前，中國政府剛把劉曉波判刑11年不久，卻收到劉獲和平獎的消息，除了憤而大罵西方「干涉內政」，國內封鎖消息，把劉的妻子劉霞軟禁。民間的支持者除了繼續抗議，便只能「飯醉」慶祝。如今，中國政府卻為莫言大肆慶祝，大力吹捧。

我其實不怎麼關心諾獎本身，諾獎充其量是一面照妖鏡，照出中共愛慕兼嫉妒西方榮譽的醜相，也照出中國知識分子的艱難處境。期望諾獎得主是值得我們崇敬的公共知識分子，是人之常情，事實上，絕大部分得主又的確代表了不服於現世權威的道德及美學信念。劉曉波肯定是，但不為中共所容，用鮑曼的話，劉儼如民間立法者，為眾生指出普世的理想方向。莫言不是，他的故事寫得再精彩，如何對中共嘲諷，也走不出施耐庵的困境。

把莫言放回說書人的處境去看

用公共知識分子來作標準，莫言肯定是不及格的。莫言獲獎前不久，參加了手抄毛澤東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事，其實已足以證明了。嘗試為莫言辯護的學者羅福林（Charles Laughlin）也承認了以上事實，可是，他還特別寫了〈莫言的批評者們錯在何處〉一文（3），回應林培瑞與孫笑冬等的批評。他認為，不能只看到體制外的異見者的悲壯，也要肯定或起碼理解體制內知識人的文化創作意義。這我倒是同意的，不過，我想把羅福林的想法再推一步：要理解莫言，便要把他放回到說書人的處境中去看。

讀過莫言小說的人，即使不喜歡，也會注意到他小說的故事，充滿了「我」與家族鄉里在共產中國大歷史中的小故事，是十分典型的「國家寓言」。例如，早期的《紅高粱家族》有我奶奶，最近期《蛙》的我姑姑。故事人物往往包含覑國家及黨賦予的歷史任務及角色，卻又有覑個人自身的渴望、情慾與個性，溢出前者設下的框框。我奶奶是抗日英雄，可是，她不受禮教束縛的情慾與個性，使故事又不太像官方敘事。而《蛙》裏的我姑姑，保留了幾分我奶奶的狂野之餘，是新中國一位鄉村醫生，這個角色設定也太白了。她愛國愛黨，為大量新中國嬰兒接生，卻又要執行國家在1960年代中之後的計劃生育，迫害不少村民，自己在文革也被迫害，她的人生與信念遭受重重的矛盾與煎熬。這樣的故事，肯定不是黨八股文學，是文化反抗嗎？我也不敢肯定。至於是否如黃秋生所言的「變態、扭曲、極端的性壓抑」？我則覺得太簡化了。

孫笑冬認為，莫言的語言內裏「混雜覑農村方言、老一套的社會主義修辭和文學上的矯揉造作」，既平庸又缺乏美學信念（conviction）。孫的批評，同樣是建立在一種立法者式的知識分子的標準上，即要求超脫主導權威的美學政治。的確正如孫所說，莫言是在「破碎的、世俗的、可怕的」人間中講故事，欠缺偉大的視野。我最近剛好讀他的《蛙》，內裏有一段令人不禁莞爾：1979年農村生活好起來，一位農民覺得，能過上這樣的好日子，要感謝華國鋒主席，他接覑又說：「我看得感謝毛主席，他老人家要不是主動死了，一切還是照舊呢。」

這是犬儒主義？還是綿裏藏針？

這是犬儒主義？還是綿裏藏針？許子東教授寫了一篇很有意思的短評，名為〈莫言獲獎的「幸運號碼」〉，相當能點出了莫言的處境。如今中國創作及思想自由多了（出名如莫言者版稅也多了），但「行為」與「影響」還是被管得很嚴，包括出版或改編電影電視劇。小說家洋洋灑灑十數萬字，在這個講求速度與感官的流行文化年代，影響很有限，很多人還不知莫言是何許人呢！而且，莫言與官大人大概也都懂分寸，只要不改編成電影便比較好辦。莫言其實有點像鮑曼所說的後現代知識分子，是受困或依仗於「地方傳統」的詮釋者，難登普世的大雅之堂。他的地方傳統很有中國特色，有點像《水滸傳》，但可能更受管束，他活在一個由官方限定，破碎又不完全馴服的庶民想像。

所以，諾貝爾獎可能不是評議莫言的最好場合。據說，他的《透明的紅蘿蔔》將來被編入中學教材，讀過的人應該也會很期待，這個說書話本，老師及學生在教室與教材裏會如何讀它？

延伸閱讀

1. Perry Link. "Does This Writer Deserve the Priz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2/dec/06/mo-yan-nobel-prize/?pagination=false#fnr-2

2. Anna Sun. "The diseased language of Mo Yan"

http://www.kenyonreview.org/kr-online-issue/2012-fall/selections/anna-sun-656342

3. 羅福林〈莫言的批評者錯在何處？〉《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12/17/c17moyan

from 政經評論 http://allcommentators.blogspot.com/2012/12/blog-post_31.html

再谈莫言：政治以何种方式影响这位作家

这是汉学家林培瑞对《莫言的批评者错在何处》一文的回应。 林培瑞认为莫言深受毛式语言影响，他对历史轻佻的处理也转移了读者对中国历史和深层文化的专注。

本月初，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中国小说家莫言。中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对此纷争四起。大约两周前，“中参馆”发表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罗福林(Charles Laughlin)的题为《莫言的批评者错在何处》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更早以前林培瑞为《纽约书评》所撰的《这位作家配得诺贝尔奖吗？》(Does This Writer Deserve the Prize?)一文的批评。中参馆在此特别邀请林培瑞回应罗福林的评论。

我认为，罗福林的文章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莫言和其他中国当代作家有没有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陷入了毛式语言，因此不仅限制了他们的文学表达也限制了他们的境界？第二，尽管他们生活在政治言论审查的制度中，这样的作家有没有办法写出漂亮的文学？

毛式语言的陷阱有多深有多广？ 

在这个问题上，罗福林不赞成孙笑冬(Anna Sun)在《凯尼恩评论》上发表的《莫言的病态语言》(The Diseased Language of Mo Yan)一文的观点。孙发现莫言所写的几乎每一页都充斥着农村方言、社会主义流行语的老生常谈，以及文学的装模作样的大杂烩。孙把这归咎于莫言上学时学到的共产主义术语和毛式语言，后者罗福林也提到。但是孙认为莫言陷入了毛式语言的陷阱，而罗则认为莫言置身其外，只是在讽刺它，而这种讽刺解释了孙所发现的“大杂烩”的存在。罗福林写道：“莫言的小说呼应了对‘毛式’那种荒诞的平庸乏味的讽刺，并把视角放在更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之中，而不仅仅局限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文化之内。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的小说才显示出多种多样的语言来源。”

我赞成孙的观点。把莫言将不同语源的大杂烩称为“讽刺”的最大问题是：大部分他的大杂烩语言很难被读成讽刺，如果有讽刺的意味那也似乎比较偶然。比如，莫言的《檀香刑》是描写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小说，远早于社会主义流行语出现的年代，但小说中的人物却不断说出社会主义的术语。一个年轻女子说出她的“领导者”——这个词在1900年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是“讽刺”吗？讽刺什么？我认为更大的可能是莫言写得太快（通常作者写得太快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导致他的思维定式不经意地呈现在写出的文字中。孙笑冬正确地指出：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翻译在审美统一和确定性上比原作高明。

但是不经意的语言习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或者像孙所建议的那样，决定对世界的构思方法？孙引用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如下引言：“如果思想腐化语言，语言也同样可以腐化思想。”这出自1946年出版的《政治和英文语言》(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仅仅在著名的“沃尔夫假定(Whorf hypothesis)”出现的几年之后。 “沃尔夫假定”推进了不同的语言导致不同的世界观的理论。在西方的认知科学家中，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一向都很有争议性。但是很有趣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借用了沃尔夫的任何理论）总是对同样的原则忠诚不渝。自从1950年代以来，中共宣传部总是根据政治的需要散发媒体所需的“强调”或者“避免”的词汇清单[1]，他们这样做的不变理由就是相信：对词汇的控制有助于“指导思想”。有很多的证据显示这一套确实有效。1989年我在北京见过一面的女子，现在已经成为一位中文语言老师，最近我又和她在普林斯顿大学重逢。试着想记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细节，她这样问我：“我们见面是在‘动乱’以前还是以后？”我笑着试探她：“你指的‘动乱’是什么意思？是学生动乱还是政府动乱？”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学生动乱。”然后她盯着我看了一阵，意识到我的问题所在，恍然大悟地说：“啊，对了！是政府动乱。是大屠杀！”然后她开始了一长串的抱歉解释：1989年，她自己也是上街抗议的学生，在屠杀之前的几天还一直呆在天安门广场，她站在学生一边，她支持我的观点。但是现在“学生动乱”这一个词，可以像说“星期三”那样，从她嘴里脱口而出。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思维定势造成的？这种被引导的语言习惯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了政府的权力？这样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作家？罗福林和孙笑冬提出了很关键的问题。

1993年，文学评论家李陀发表了一篇精彩的关于著名作家丁玲（1904-1986）的文章[2]。丁玲在1920年代是一位先锋派的女权主义者，1930到1940年代是理想的共产主义者，1960到1970年代是政治犯。李陀指出，丁玲在其中年时候吸收了毛式语言，在经历了毛政权20年的迫害之后，显然还是无法从毛式语言脱身。李陀的结论是：“一旦一个人钻进了某种语境，要想脱离这种语境就异常困难”。

李陀说服了我。在我最近发表在《纽约书评》关于莫言的文章中，我认为，那些选择流亡的中国作家，尽管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至少有机会让他们的语言变得自由。我写道，哈金“不仅离开了中国，也离开了中国的语言。他只用英语写作，部分原因是要保证哪怕是深藏在潜意识的影响也不要波及他的表达”。罗福林评论说，“还无法确定这就是哈金以英文写作的主要原因，但如果作家在面对母语中意识形态的包袱时竟会那么脆弱，以至于不能以母语创作出健康的文学语言，这实在是太可悲了”。这里的关键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所说的母语并非任何一种语言，而是毛式语言——它包含着比其他大多数语言更多的军事用语和政治偏见。毛式语言已经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今天还在中国被鲜活地运用着。莫言在他的大杂烩中用了毛式语言，哈金想逃脱它。（插一句，我不敢肯定罗福林所说的哈金想逃离毛式语言是他用英文写作的“主要”原因。哈金亲口告诉我了这个理由，但他并没有说是不是“主要”的理由。罗福林建议可能还有“更主要”的理由，但没有明确地说出来。如果他有更好的信息，我乐听其见。）

生活在政治审查制度中的作家能够找到方法写出漂亮的作品吗？

在我为《纽约书评》所撰的文章中，我反对莫言的下列写作模式：在他的描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全景式小说中，每当描写到中国的大灾难时期，比如大跃进、大饥荒，莫言便诉诸“娴熟的调笑”笔法——比如把羊的精子射入兔子，或者强迫某人当众吃下一个削成假驴生殖器形状的萝卜，然而对导致三、四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却只字不提，因此转移了读者的视线。这里罗福林误解了我的有关莫言写作的观点，但我对这样的误解也有部分责任。我的观点可能表述得不太清楚。我没有说，因为莫言陷入了毛式语言的陷阱，他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避免禁忌话题就只是一个偶然——作者对此可能没有想得太多。但是对于莫言以及其他在中国体制内出版作品的作家，这不可能是真的。他们都意识到这些禁忌话题，要么避免这些话题，要么想办法侧面处理这些话题。莫言只是好几个用我所谓的“娴熟的调笑”的笔法写作的作家之一。这里再举一个例子，余华所写的全景式小说《兄弟》充满了“娴熟的调笑”笔法（余华的《十个词汇的中国》抛弃了这种技法，所以更诚实也更动人）。

我在别的文章中谈到在“后毛时代”中国作家的写作呈现出一种“反磁性症状”，这种症状的表现就是：这些作家瞄准毛主义的中心，然后开始向它推进，但是当他们快到中心的时候，他们就转移了方向[3]。1970年代后期的“伤痕文学”，张贤亮和从维熙的劳改营自传，以及1980年代的“先锋派”作家比如余华，韩少功，苏童和残雪，尽管他们各有不同，都有这种症状的表现。

罗福林不赞成我的观点，至少在莫言的问题上。他说：“莫言的目标读者知道大跃进导致了灾难性的大饥荒，对历史创伤的任何艺术化处理都会有自己的变化和扭曲。”罗福林认为莫言是在讽刺，而非掩盖。如果罗是这样表述他的这种观点，我在比较狭隘的意义上是可以接受他这种说法的（尽管我个人理解的讽刺并不延伸到驴子的生殖器）。在我看来，问题出在罗福林所指的“目标读者”上。莫言在一次采访中说过，他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谁会是他的读者，因此这里的“目标读者”可以理解为作者语汇中暗指的读者，而非真正的读者。在这一点上，“暗指的读者”在文学研究中是一个常用的术语，所以我就以此进行分析和理论。

我的担心在于真正的读者。“娴熟的调笑”会如何影响这些读者？我希望罗福林在这点上和我观点一致：莫言的真正读者数量众多，大多比较年轻，并且在中国的历史上相对来说并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要达到罗福林所指的莫言的理想型“目标读者”的程度，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必须越过好几级中共教育体制设置好的智力障碍：首先，并没有什么大饥荒，这只不过是外国人杜撰出来的诽谤；第二，如果有大饥荒，这是恶劣的气候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第三，如果大饥荒确实是人为的，那也不是毛造成的，因为毛很伟大；第四，如果真是毛造成的，人们只是因为饥饿而死，而不是像杨继绳在《墓碑》中所记录的因为殴打，活活被烧死（称为“点天灯”），或者用铲锹将脑浆迸裂（称为“开花”）而死。

对于真正的读者来说，莫言对历史的轻佻的处理方式转移了他们对难以正视的以及在深层文化中潜伏事情的关注。规避这些事情可能对某些、甚至大多数的读者来说是令人欢迎的。但是不管怎样，对于中国当局来说一定是值得欢迎的。莫言有没有可能并没意识到政府欢迎他的这种处理笔法？他怎么会呢？罗福林写道：“难道林的意思是暗示莫言这样的写作风格是在洗白历史，或者向共产党献媚吗？”但是，我确实如此认为，或者和这意思很相近。我只是会用“扭曲”而非“洗白”，用“为了确保他在党领导下的职业前途”而非“向共产党献媚”。

罗福林写道，我“好像希望文学创作在处理历史悲剧主题时应该采取忠实纪录的形式，还要附上统计数字、图表和大量叙事者的哀悼”。我想罗和我都知道这一表述只不过是个稻草人，他如此引申发挥一点儿也伤不了我的感情。在正视残酷的作家中，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和萧红是我最喜欢的两位作家。他们两位既不引用统计数字，也远离那种“作者的自怨自艾”式的表达方式。正因为他们允许读者自己内生出与其作品强烈的共鸣，他们那种简约的文风尤其有力。

罗福林提出了一个与审查制度下的艺术相关的问题：作家是否有可能生活在政治审查中但是忽略它的存在――不遵从，不反抗，也不讽刺它，但是描写一些当局并不关心的生活领域，由此你既不用扭曲任何事情，也不用担心忤逆当局？他举出了周作人、梁实秋和张爱玲的例子。除了很偶然的时候，他们在1930和1940年代所写的散文和故事都很少涉及日本侵略中国的话题。那个时候的其他中国作家基本上都会写到日本的问题，要么他们生活在日本审查制度之下，要么他们生活在自由的中国，但是抗日的主题却异常迫切。罗福林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他所引用的三位作家确实有助于他的论点，即政治压力（除非它们像毛统治后期那样严厉）未必会灭绝精彩的写作。

将生活在1937年至1945年日本审查制度下的中国作家，和生活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作家并列比较，罗福林这样做的勇气令我敬佩。这是中国历史学家不愿意，中国出版商不可能去触碰的对比。大致而言，日本审查制度要比中共的审查制度有更多的机械化规定，更少的心理威慑。但是它们对作家的基本两难选择却很相似：我要合作吗？合作到多大的程度？我要去批评吗？怎样去批评？我几种选择的风险和收益各是什么？

这里有必要指出日本和中共审查制度在背景上的两大不同之处。中共放大其中的一种，试图抹杀另外一种。放大的一点是：日本人是侵略者，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压迫者是外国人的话都会有更痛的感觉。要抹杀的一点是：在毛统治时代，中共杀掉了超过日本人杀戮的八到十倍的中国人。有人会说日本人更残忍，因为他们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比赛削人头和活埋中国人。但是谁又能说这些比文化大革命时期1969年发生在广西的挖眼睛，杀死“阶级敌人”之后吞噬肝脏的仪式，就像郑义在他1993年的《红色纪念碑》［4］中所描述的那样，更残酷呢？后毛时代的中国教育体系放大日本统治期间的残酷性，但是却完全掩盖中共统治下所发生的残忍真相。美国的父母，如果他们想对这种巨大的扭曲有一种本能的领悟，可以试着想象如下的情景：他们的孩子放学回来，充满了对英国人在1775年到1783年以及1812年侵犯时的仇恨，但是却说，“内战”（发生在1861至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只不过是自然灾害或者不幸所造成的“五年困难时期”。（这样的历史比较不是特别完美，但是它显示的弥天大谎却比较相似。）

尽管有这样不同的背景，让我们也和罗福林一起把莫言和日本审查时期的作家如张爱玲比较一下。罗福林写道：“我并非说莫言可和这些作家相提并论”。希望确实如此。张爱玲鲜明的，精致编织的语言不仅比莫言不同语源的大杂烩要好，并且好得太多；而且她的深层心理描写让莫言狂欢节似的表象成为笑柄。但是罗福林想说的论点却与此不同。罗的论点是莫言“也坚持自己的独特看法，不愿为摆出政治姿态而承受压力”。但是这一点罗福林一定是错了。很清楚，莫言从1980年代至今，一直对政治压力异常敏感，而且在不断地调整他的政治姿态。他和其他同样在体制内的作家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他计算得更聪明，他也有更多不同的层次。罗福林和莫言都要求我们把他的政治立场和文学造诣分开来看，但我们无法这么做。莫言的政治立场体现在他的艺术之内，也体现在他的艺术之外。他的作品描述了地方上的政治暴力和腐败（党中央也希望尊重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他避免做出是整个体制的问题的结论。同样地，用“娴熟的调笑”来描写大跃进、大饥荒又是怎么回事儿？即便我们只提“暗指的读者”以及纯粹的讽刺，我们能够想象张爱玲用大笑话的方式去写南京大屠杀吗？她没有这样做过。她怎么可能这么做？

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

中文的“西方中心主义”不太好翻译，所以请原谅我用这个有点笨拙的词West-centrism。我在罗福林的文章中发现了西方中心主义，尽管并不是只有罗有这个问题。尽管并非故意有时也没有意识，西方学术界和文学政治评论广泛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

当孙笑冬抱怨说，莫言的语言重复啰嗦，是可以预见的，而且是不同语源的大杂烩。罗福林这样回答说：“对一个21世纪的作家做出这样的评价是很奇怪的”，因为“世界历史乃至世界文学逐渐悖离了狄更斯们(Dickens)的那种道德必然性，这正是工业革命兴起，以及帝国主义世界的道德基础崩塌所带来的后果”。现在的世界有沃尔夫(Woolf)，乔伊斯(Joyce)，品钦(Pynchon)，拉什迪(Rushdie)，德里罗(DeLillo)，等等。孙笑冬显然是落伍了。

当罗福林谈到“世界”的时候，他所指的不是“世界”而是西方。尽管西方的文学学者反对“霸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但在建立理论动态以及考量非西方如何模仿西方上，他们在完全实践这些他们口头上反对的主义。（这种模式在文学“理论”上要比在文学评论上更清楚，更可鄙）。

莫言真的是以狄更斯开始直至哈代(Hardy)，最终演进为福克纳(Faulkner)、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这一流派中的一员吗？为什么他应该是其中之一呢？为什么他的“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就不能植根于山东的民间故事？这些民间故事已经有会说话的动物以及吊丧的鬼怪这些志怪想象。在莫言的诺贝尔领奖词中，他特别提到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鬼怪故事对他的影响。对我而言，他描写的血腥打斗以及男子汉气概让我想到《水浒传》，也是发生在山东的故事。他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和《蛙》所显示的道德确定性和狄更斯的小说一样有自信。我们真的要说莫言其他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想象力是他吸取了西方包括后现代主义经验的结果吗？如果他的“不同语源”不是“工业革命兴起以及帝国主义世界的道德基础崩溃”后的“21世纪结果”呢？为什么我们非要把他划入西方的话语兜袋中呢？

自从19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那里的文化精英提倡“走向世界”。中国作家喜欢说他受到这位或那位著名外国作家的影响，尽管他可能没有读过或者读过很少他的作品。莫言在他的诺贝尔领奖词中也说到这一点：他受到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巨大影响，但是他马上加了一句：“尽管我并没有广泛地阅读他们的作品”。西方人和中国人一样，也喜欢并且要保持西方中心主义。那些来自世界另一端的神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天分的作家把我们西方看作是文学的主流和前沿是多么荣光的事情啊！

有时候西方人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来描述中国也显示了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中共政权当然称自己是“社会主义”。但是所有生活于其中的人都知道他们的社会在疯狂地追逐金钱，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公信力极低，社会福利制度支离破碎或者根本不存在，以及为了政治上的安全，当政治表演需要的时候，操纵使用像“社会主义”这样的词汇。中国社会几乎是瑞典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面。但是当罗福林（我在此并非针对他个人，这种情况广泛存在）好几次用“社会主义”来描述中国的时候，我不仅担心这种用法的不准确性，而且也担心其中暗含的微妙的居高临下态度：你们生活在大洋另一端的人居然有我们这边自由派所指的“社会主义”。真不错啊。

刚刚过世的天体物理学家和人权活动家方励之先生，正确地指出西方态度的双重标准。当欧洲的共产主义失败时，冷战被认为是“结束”了。但是中国，朝鲜和越南呢？如果相反的事情发生了—-亚洲的专制主义失败了，但却在欧洲存活了——华盛顿和伦敦还会欢呼冷战的结束吗？假如索尔仁尼琴，不是去揭露古拉格，而是对它去开玩笑呢？那么我们还会为他的“艺术”唱赞歌，因为他的目标读者都知道古拉格是怎么回事，并且也欣赏他的黑色幽默？或者，令人悲哀的是，只有非白人才能以这种方式赢得诺贝尔奖？

潘杰拉·米什拉(Pankaj Mishra)在最近发表在《卫报》的一篇题为《为什么萨尔曼·拉什迪应该停止在审查问题上谴责莫言》(Why Salman Rushdie Should Pause before Condemning Mo Yan on Censorship)中承认莫言给予中国的统治者令人不齿的支持。但是米什拉文章的主旨却是：西方的作家同样也是压迫远方人民强权的帮凶。因此，他向拉什迪（还有我，他文中也提到了）叫“停”。我年轻的时候反对过美国对越南的战争；我从来都没有替美国政府帮过腔，而且我也赞成米什拉的一些透彻观察，比如，“简·奥斯汀(Jane Austen)高雅的相对封闭的世界”有赖于加勒比地区“地狱般的奴隶庄园”的存在。但是所有这些为什么会意味着我应该在批评北京及其追随者时“停止”呢？

在关于人权的论争中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论调。这种论调有几种版本，但大致都是这样的思路：

A: X国有问题P。

B: 与人们的印象相反，Y国也有问题P。

在一般的言谈中，人们通常忽视B的荒谬逻辑，因为B的真正用意是他给A的建议：如果A是Y国的公民，他或她最好在X国问题上闭嘴。但是，在我们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为什么我们要像B所建议的那样行事？是否只有等伦敦一尘不染，萨尔曼·拉什迪才可以对北京发表意见？我猜，如果你真的去撼动他的肩膀，米什拉会说（就像我一样）任何国家的任何人都应该自由地批评压迫任何人的任何政府。但是他的文章没有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专制者经常要求外国人停止对他们的批评，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很明显。但是西方的自由派为什么也这样做就不那么明显，所以值得对此进行探讨。我在有关中国人权问题演讲之后，经常有听众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自己的政府如此糟糕的时候，为什么你要批评中国政府？”我想，尽管有其表象，这样的观点有赖于我上面提到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态度。我下面就此再解释一下。

当同样的问题出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时候，问题严重的程度常常是非常不一样的。莫言和刘晓波所呈现出的问题——压制言论，骚扰和囚禁“反抗者”以保证国家权力——也有可能发生在民主社会，但是发现了这一点然后断言：“你看，这世界哪里都一样，所以我们不要说了”，就不仅仅是弱智的表现了；如果说这话的人远离那些真正受苦的人，他们这样说就更经不起道义的考验。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坐在单调囚室里一条冷板凳上的中国自由派人士，听到一个手拿《卫报》坐在沙发上的美国自由派人士这样的话：“我的朋友，你我都有各自爱寻衅的政府，所以我不能批评你的政府”，这位中国人会是怎样的感受？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去猜测答案。来自很多国家的前政治犯，包括来自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南非、缅甸等等国家的前政治犯，都已经充分地表示：当他们呆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期望得到来自外国给予他们的任何支持。

当我发现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安慰自己，这种带着优越感表示关心的态度就更让我生厌。在美国的自由主义文化中，如果他们批评了他自己的社会，就自我感觉良好。这样就显示他们具有“批评性思维”，“独立性”，以及思维开阔，他们欣慰自己具备这些特质而心安自喜。（实际上，真正的独特常常很稀有；人们常听到的所谓“批评性”观点其实有很大的趋同性。我所指的心安的主要来源就是，人们有自信觉得他们表达的趋同观点不会遭到同伴的攻击。）心安理得当然是好事，我也不反对。但是，对一个坐在扶手椅上的人的心理舒适度的考虑，多过对一个被监禁者精神和肉体上所受到的折磨，那就令人作呕了。

罗福林担心我们西方的旁观者，在为像刘晓波那样的英雄加油鼓劲（因此而得到心理安慰）的时候，想当然地认为那些选择留在体制内工作的人就是懦夫。罗福林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我完全同意罗的观点。其实，刘晓波本人也这么看。在2006年发表的《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一文中，刘晓波这样写道：

“当从事高调反抗政府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看待那些留在体制内低调周旋的人的时候，高调反抗应该把低调周旋当作一种补充，而不是自以为绝对英雄而横加指责……。一个人自愿为自己选择的理想而付出巨大代价，并不构成去强制别人也为理想而作出同等牺牲的理由。”

刘晓波可能不会像罗福林那样认为莫言属于体制内推动人权民主的人。莫言所做所写的某些事情是在推动，没错；但是有些其他的事情又非常明显地是在默认政府的反击。我肯定，刘晓波会觉得莫言没有必要地软弱。

莫言配得诺贝尔奖吗？ 

罗福林注意到我发表了一篇题为《这位作家配得这个奖吗》的文章，但并没有给出答案。罗的观察比较公允。我文章的标题是《纽约书评》的编辑加的，我也是直到发表才看到。我现在给出我的答案。

“X是否配得诺贝尔”的问题，在自然科学领域，测定优秀与否有比较客观的标准，因此回答这样的问题会比较有信心（但从来就没有一定性）。但是在文学奖和和平奖方面，这个问题就取决于个人偏好，人人共识是不可能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都得过和平奖。如果这已经是事实，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我只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个人会选择莫言吗？”另外再加上下列的限定语：“在活着的中国作家之中”。（只有活着的作家才能得诺贝尔奖。）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莫言不会在我的名单的顶端。在中文语言的真实性和控制力上，我认为钟阿城，贾平凹，王安忆，廖亦武和王朔比莫言优秀；在小说构思的技法上，我认为白先勇和哈金显然要比莫言高明；在开阔的精神境界上，郑义是我的首选；最后我认为余华和金庸（写出风行的历史武侠小说的香港作家）也要高于莫言。但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你也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注释

1. 见Michael Schoenhals：《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动态’选集》（1992， M.E.Sharpe 出版）。

2.  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华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今天》1993年第三期。

3. 《序言》，《共产中国的无辜人生》，康正果著 （诺顿， 2007）。

4. 《红色纪念碑：现代中国人吃人的故事》 （Ross Terrill 和T. P. Sym翻译，Westeview出版, 1996)。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12/27/c27perry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