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會：普京從文化上挑戰西方自由主義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G20峰會前接受英國媒體採訪時表示，數十年來支撐西方民主國家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已經過時。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普京與歐美的右派所見略同。

普京還讚揚了歐美民粹主義的興起，稱多元文化主義等思想已經站不住腳，自由主義已經不合時宜。

普京在出發前往日本與世界各國領導人就貿易與安全問題舉行會談前，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就一系列問題的採訪。他的言論明確地從文化上挑戰西方自由主義，稱後者已經不合時宜。

批評西方社會自由主義潮流

擔任俄國領導人近20年的普京表示，自由主義者不能對任何人任何事情指手畫腳。

他補充說，自由主義與絶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相衝突。

就此，普京將批評矛頭對凖德國總理默克爾允許大批難民在德國定居的政策。他說，這種自由主義思想假設的是社會放任自流，假設移民可以殺人、掠奪和強姦而不受法律懲罰。

現年66歲的普京還表示，俄羅斯對LGBT（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與跨性別者)人群並沒有介意……但有些事情對俄國人來說確實有些過分了。

他說，他們現在聲稱，孩子們可以扮演五到六個性別角色。這是俄國人不能接受的。

普京說，讓每個人都開心，俄方對此沒有意見。但他說，絶不能讓這種趨勢把組成核心人口的數百萬人的文化、傳統和傳統家庭價值觀蒙上陰影。

除了對自由主義的攻擊外，普京還稱讚美國總統特朗普是一位有才華的人，稱特朗普知道如何與選民建立聯繫。

但普京也表示，美國的單邊主義是中美之間持續貿易戰以及霍爾木茲海峽與美伊關係緊張的部分原因。

歐盟的反駁

前往參加G20峰會的歐盟主席圖斯克之後激烈反駁抨擊普京。圖斯克對媒體記者表示，他強烈反對普京對自由主義的看法。

圖斯克表示，自由民主和人權對歐洲人來說是基本和充滿活力的價值觀。

圖斯克補充說，他發現真正過時的是威權主義、個人崇拜、寡頭統治，即使有時它們看起來可能有效。

歐美右派與普京所見略同

普京在歐美受到西方民主國家右翼領導人的廣泛讚賞，包括美國的特朗普、英國的法拉奇和法國的瑪麗·勒龐。分析人士指出，這種情況和過去冷戰時代時期，右派是最堅定的冷戰戰士已經完全不同。

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瑪麗·勒龐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時，毫不含糊地拒絶對全球現狀的認知。

她告訴BBC主持人安德魯·馬爾說，對歐洲構成真正威脅的是歐盟，而不是普京。

許多政治右派將普京視為捍衛西方文明的盟友，反對過度的多元文化主義和所謂普世信仰。他們認為，這種信仰威脅到更多的傳統價值觀。

此外，普京對世界事務的看法適合那些喜歡現實政治主義，而不是傳播民主價值觀的人。

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俄羅斯和歐亞問題專家卡裏莫娃表示，普京還被上述人士看作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他支持保守價值觀，並將自己國家的利益置於國際關切或政治正確的利益之上。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8801815

彭明輝：在新自由主義與良知之間

     過去三年來我至少讀過上百篇經濟學的期刊論文以及國外著名經濟學者的評論，為的是要在新自由主義與我的良知之間做一個清清楚楚的抉擇。
       新自由主義一直在壓縮弱勢勞工的生存空間，因為它實際上包含了四大要項：（1）推動國際貿易，加速產業出走（委外生產，out sourcing），因而加速勞工失業，使得勞動力市場對資方有利而對勞方不利；（2）壓制勞工團體，弱化他們的薪資協商權，使他們被資方各個擊破，在不 利於勞方的市場氛圍下接受越來越低的實質勞動條件與所得；（3）國營事業民營化，變相取消國營事業對弱勢階層的消費補貼；（4）政府對富人減稅，並削減對 弱勢的福利補貼。
       在這綜合的變局中，勞工的所得向落後國家看齊（競逐下游的 race to the bottom），生活補助卻下降而導致實質支出上升。至於成本的降幅，則由資方和高階經理人拿去犒賞自己。因此，做為消費者的勞工，失去的工資遠遠高於物價下跌的幅度，而導致實質所得越來越低的事實，底層社會的人也因而越來越難以維生。
       如果我們漠然地接受這樣的發展局勢，甚至因為無知而捍衛新自由主義，其實就跟執行納粹大屠殺的阿道夫．艾克曼（Adolf Eichmann）沒兩樣。

       較可靠的研究說：二戰期間被納粹殺死的人將近六百萬，其中約有 457 萬人死在波蘭的集中營，而執行這個「最後解決方案」的人就是納粹將領 Adolf Eichmann。漢娜‧鄂蘭想知道 Adolf Eichmann 怎麼面對他所犯下的滔天罪惡，所以主動要求去採訪這個人和對他進行的戰犯審判過程。出發前漢娜‧鄂蘭認定這個人一定是天生邪惡至極，甚至可能有嚴重的人格異常，才能做出這樣泯滅人性的罪行。沒想到，這個  Adolf Eichmann 對自己所做的事毫無悔意，甚至根本不覺得那是什麼罪行，而只不過是「忠於我的旗幟」而已。他對漢娜‧鄂蘭說：「We shall meet again. I have believed in God. I obeyed the laws of war and was loyal to my flag.」，而漢娜‧鄂蘭則在這一場採訪過程中毛骨悚然地感受到：「It was as though in those last minutes he （Adolf Eichmann） was summing up the lesson that this long course in human wickedness had taught us the lesson of the fearsome word-and-thought-defying banality of evil.」
       漢娜‧鄂蘭把這一份採訪報導出書，並用了「罪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當書名的副標題，因為她想告訴我們：一個平庸的人只需要放棄良知的判斷，而服從上級的命令或者專家的威權，就可以毫無悔意地接受或執行看似泯滅 人性的滔天惡性。因此，除非我們真的確知新自由主義是「必要之惡」，否則我們在接受新自由主義或捍衛新自由主義時，其實跟 Adolf Eichmann 沒什麼兩樣。
       三年下來，我很篤定：新自由主義不是必要之惡，而是無知之惡。因為，我們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我讀很多學術期刊，也讀了一本發展經濟學的教科書，目的是要確定新自由主義背後的理論基礎和假設。最後可以很篤定地說一句：新自由主義和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的基本假設離現實的世界太遙遠，根本就是「伊甸園經濟學」。在現實世界裡，北歐模式和萊茵模式都是更好的選擇。 
       德國、荷蘭和奧地利都被稱為「萊茵模式」，他們的人均 GDP 很高（名目所得：美國 53,101>奧地利 48,956美金>荷蘭 47,633>德國44,999>英國39,567>日本38,491>台灣20,930），貧富差距遠比美國小（財 富重分配後的基尼數：奧地利0.26<德國0.27~0.28<荷蘭0.31<台灣0.34<英國 0.34~0.40<日本0.38<美國0.45），長期失業率趨勢接近美國或比美國低，生活的節奏悠緩但是工作很有效率與秩序，普遍地遠比 美國人有文化涵養。
        雖然德國在東西德合併後的1990年代經歷了將近二十年的高失業率期間，而一步被稱為歐洲病人，並有人將禍首指向德國對勞工在制度上的保護。但是較仔細的研究報告指出：沒有明顯證據顯示勞工制度與工資的僵硬性是德國 90年代高失業率的主因，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許多複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且，2008金融風暴之後德國的失業率是比美國低。
       我無意主張「北歐模式和萊茵模式是完美無暇的經濟與社會展模式」，經濟與產業的問題太複雜，任何制度都有機會因為運作上的失當或未能有效因應潛在危機而遭遇未可預期的困難，因而長期找不到有效的脫困之計，且脫困後仍舊無法找到大家都一致認同的解釋。因此，不管是怎樣的經濟與產業制度設計，都需要國人一起努力去隨時因應挑戰，而沒有一勞永逸的處方。
       但是，在上述前提下，北歐與萊茵模式起碼可以有效維持高所得並處理財富重分配，以便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安心地去追求比較有品質的生活──而不是像台灣這樣沒日沒夜地工作，犧牲一切只為經濟成長（而結果經濟還不見得會成長）；也不像美國那樣既沒有文化又惡質地對待社會上的弱勢，任由他們活在溫飽的邊緣，看不到未來。
       這三個國家的勞工都有強大的組織，可以跟資方平起平坐地談公司治理與產業發展等攸關勞方工作條件的問題。但勞工組織只不過是社會建設的起點，他們之所以能做到美國主流經濟學認為不可能的事，是因為很多其他的因素。以後有機會再談。


from 清大彭明輝的部落格 http://mhperng.blogspot.com/2014/06/and-more.html

叶鹏飞；丰墙峭阯的民主政治

　西方阵营凭借民主政治尊重人类天性爱好自由的本能，终于在冷战中胜出，打败了苏东共产集团的专制主义。但是就在“民主”、“人权”搭乘经济全球化 顺风车，以“普世价值”姿态征服世界各国民心的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政体，却出现了自我颠覆的严重危机。套用“失败”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构成 民主政体豪厦的“下层建筑”，正被其“上层建筑”掏空根基而摇摇欲坠。马克思主义相信，人类社会由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组成，前者主要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也就是经济活动的性质；后者是指建立在前者之上的思想文化、社会制度、政治权力结构等等。下层建筑影响（马克思教条主义者甚至会说“决定”）了上层建 筑——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容易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政治，主要依靠自由市场，或者统称为资本主义来构成其下层建筑。自由市场假设个人根据自身能力，自愿提供劳力、产品或服务， 来自由交换所需的物品；市场则根据供应和需求的总量制定价格，作为调节供需的信号。个人因为资质、努力程度、运气的不同，而得到相应的报酬差异。换句话 说，财富分配不均是自由市场或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甚至是保障其运行的必要条件。要富有、要在社会上成功，就要不断努力、冒险。这种多劳多得的假设，不但 正当化了贫富差距，也让其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能够按照同样的逻辑——投票也是一种政治市场的自由选择——得到最大的认同。
　可是，近乎基本教义派的新自由主义，却鼓吹绝对的市场自由，反对政府监管市场。这股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成为主流后，逐渐造成“社会的市场 化”，连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需求也“按市价收费”。这种上层建筑异化的恶果，最近被社会学者用证据揭发出来。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丁·吉伦斯 （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学决策学教授本杰明·佩奇（Benjamin I. Page）的调查发现，美国的上层建筑其实并非其所标榜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已经成为寡头政治。他们在4月9日发表的文章《检测美国政治的理论——精英、利 益团体和一般公民》指出，美国公民（民主政治理论上的主人）的意见，已经越来越无法左右公共政策，主要利益团体和商界精英，才是决定美国政治结果的寡头。
　他们收集分析了从1981年到2002年的近1800项公共政策，结果发现“普通民众……对政策的影响极小，甚至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富裕阶层却 “对政策有着极大的、重要的影响”，他们“比其他任何受调查者的影响力都大”。此外，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也“在公共政策上有着强大积极的影响力”。例如，超 过80%的美国民众支持对购枪者，立法强制对其进行身份背景调查，避免精神病患者或有前科者合法买枪；接近80%的美国民众支持政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可 是美国政府在这两方面却迟迟没有按照民意立法。
　美国的民主政治退化为寡头政治，肇因或能从其下层建筑找到线索。被誉为“摇滚巨星经济学者”，其砖头般厚重的685页新著《21世纪的资本论》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英文译本，意外打败所有类别书籍，登上美国亚马逊畅销书榜首的法国巴黎经济学院经济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恰好提供了这方面的思考。这本被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克（Branko Milanovic）在一篇长达20页的书评里，形容为“经济思想的分水岭之作”的巨著，提出了一些颠覆性的观察。
　皮凯蒂在研究了20个国家过去200年的经济数据后说，贫富差距是历史的常态，近代两次世界大战后财富相对平均，中产阶级产生，反而是历史上独一 无二的反常现象。1980年代开始的贫富差距拉大趋势，正是自由市场通畅运作的自然结果。同时，一战后持续60年的社会相对平等的特殊现象，恐怕将一去不 复返。今后的趋势，会是朝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中产阶级将无可避免地消亡。
　他也发现，与马克思所宣称的相反，资本回报率非但没有递减，反而一直远大于经济增长率——工作的收入永远落后于钱滚钱的收益。随着科技的进步取代 了许多传统工作岗位，生产力的提高将加速资本回报（也意味着财富的进一步集中），同时也会加速中产阶级的没落，让贫富差距现象尖锐化。更糟糕的是，经济增 长率越慢，财富反而更集中——无论景气好坏，富人的财富只会越来越多。皮凯蒂在一篇访谈中表示，在常理内的贫富差距是好的，但“民主制度无法在贫富悬殊的 条件下运作”。
　美国的政府停摆、泰国的红衫军抗争、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似乎都印证了皮凯蒂的研究——中产阶级的空洞化，将带来社会意识的两极化，让根据基本共识 的一人一票民主政治难以正常运作。若承认下层建筑确实会影响上层建筑，即贫富差距恶化将导致社会撕裂，民主难以正常运行；从经济状况入手解决问题，似乎是 当然的结论。皮凯蒂因此提出了在全球征收累进财富税的建议，用来分配给缺乏资本的民众。这也是《21世纪的资本论》争议最大的章节。
　新加坡已经意识到贫富差距的政治后果，政府近来大力补贴低收入阶层，用财政转移的方式降低基尼系数，针对特定低收入职业实行渐进式加薪、就业奖励 计划（Workfare）补贴等，至今也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新加坡对资本的优待——不征收个人遗产税、赠予税和资本收益税；企业所得税为17%，比个 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20%还低——以及还未尽全力保护中产阶级，意味着因为资本收益长期超越工资增长，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趋势，并没能得到釜底抽薪式的 解决。维护民主地基稳如泰山的努力，还有许多未竟之功。

原载2014年4月2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from Study Room 書齋 http://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4/04/28/%e4%b8%b0%e5%a2%99%e5%b3%ad%e9%98%af%e7%9a%84%e6%b0%91%e4%b8%bb%e6%94%bf%e6%b2%bb

MPF大騙局

政府發表施政報告，部分輿論（卻是十分有影響力的部分）針對其中的扶貧措施，一再以「福利主義」和「無視財政紀律」作出猛烈批評，背後的權貴哲學（卻披著「自由主義」之名）令人齒冷。 就筆者看來，報告令人憤怒之處，是不少人經已指出的：沒有包括「取消以強積金「對沖」僱主應付員工的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這個特首選舉承諾。
有關這個不義的失信已有不少人作出論述，筆者不打算再作補充。我想借此帶出的，是「強制性公積金」（Mandatory Provident Fund）這個在香港推行了超過十三年的退休保障制度，本身便是如何荒唐混賬的一回事。
我們必須認識的，是這種荒唐混賬的事情並非香港獨有。正如無數在香港發生的事情都是世界潮流（筆者稱為「逆流」）的反映，退休保障也是如此。事情要 回溯至1979年戴卓爾夫人上台和1980年列根上台所推動的「新右回朝」。以「芝加哥經濟學派」為首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大 肆把政府妖魔化而鼓吹市場化（marketization）和私有化（privatization），表面的理由是打破官僚主義提升效率，實質是把所有東 西都變成一盤生意以盈利。煤礦、鐵路、郵政、電訊、供水、教育、醫療甚至社會保障於是一一陷落，香港的「領匯」只是大潮中的一點浪花。
就退休保障而言，舊有的「固定收益計劃」（defined benefits scheme）被一步一步改變為「固定繳款計劃」（defined contribution scheme）。前者是採取「隨收隨付」（pay-as-you-go）的財務方式來計收保險費，僱員無需從所得工資中再作供款。更重要的是，他們退休後 的每月養老金金額是預定和得到保證的。至於後者，僱員的繳款固定，但最後所得的福利則毫無保證。事實是，他們被逼拿養老金來參與全球金融投資（投機）的遊 戲，其結果可以是贏也可以是輸。但有一點是清楚的，無論贏輸也好，真正的贏家是管理費一文錢也不能少收的積金管理公司。市場化的結果，是養出多一批肚滿腸 肥的金融大肥貓。
世上沒有什麼東西是必然的。退休保障的私營化是「新右回朝」最重要的一步。在美國，直至九十年代初期，「固定收益計劃」（DB scheme）仍然是保障制度的主體。但到了九十年代後期，「固定繳款計劃」（DC scheme）的金額已經大大超越前者而成為退休保障的主流。到了今天，「退休保障基金」（pension funds）已經成為了全球金融市場中最大的一塊肥肉。而這些基金到處追逐無法滿足的超高回報，是世界金融動盪的一大源頭。
請想一想，如果所有香港打工仔的供款過去十三年都由香港的外匯基金管理，我們的退休保障會較今天的好多少倍？（代價是少了一批金融肥貓。）更宏觀地 看，我們的生產力較五、六十年前超出多少？全球的財富又增長了多少倍？那時我們（以美國和歐洲為例）可以為退休的員工提供穩定的生活保障，為何到了今天反 而不能？（新入職的香港公務員如今已經沒有長俸福利。）所謂「人口老化」只是一個借口，以DC取代DB，難道便能夠對抗人口老化的問題？
再宏觀的一點看，「新自由經濟主義已為人類打開通向無盡繁榮的金光大道」這個瞞天大謊，已被零八金融海嘯所徹底打破。但闖下彌天大禍的超級權貴不但 沒有受到絲毫懲罰，還提出了所謂「緊縮政策」（austerity），實質是要窮人為富人的罪行「埋單」。傳媒還不斷渲染「民粹主義」的為禍，謂人們（如 希臘人民）「依賴成性、好逸惡勞」，所以是咎由自取。這是在人民的傷口上撒鹽。
畢菲特說得好：這是一場階級戰爭，但發動戰爭的不是窮人而是富人，而且富人正在節節勝利。請大家睜開眼睛看清世局，不打破新自由主義的魔咒，世界的公義沒有希望，而香港的中央公積金亦永無希望。

from (title unknown) http://www.inmediahk.net/mpf102046

新自由主義下帶來的香港崩世代

「香港的崩世代危機：青年勞工怎麼辦？」工作坊第一場已在一月二十六日舉行。當日的主題是「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崩世代」。以下是當天工作坊的紀錄（由於之前公佈時的房間號碼不正確造成不便，活動負責人謹此致歉）。

台灣的崩世代

主持人先介紹了《崩世代》一書的大綱。基本上該書所述說的是新自由主義在台灣帶來甚麼衝擊。新自由主義在台灣的實踐，作者歸結主要在三個方面。首先是九十年代初開始的經貿自由化。第二是政府向財團減稅。同時因為減稅少了收入，政府要舉債應付公共開支，令公債惡化。第三就是勞資關係全面向資方傾斜。在九四年，台灣的工會組織率約在27%至28%之間。但隨著去工業化等因素，該數字已跌至約15%。

在這背景下，台灣社會正面對四大衝擊。第一個衝擊是貧富懸殊。儘管台灣的堅尼系數未如香港般恐怖，但0.35的數字已比九十年代初期的0.3為高。第二個衝擊則是創業無望。隨著資本愈來愈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打工仔女靠創業出頭的機會已漸少。第三個衝擊是文憑貶值與工作貧窮。高學歷不代表能在勞動市場換取高回報；有工作不代表不貧窮。第四個衝擊則是生育率減少。作者提到隨著台灣的工資佔GDP的比例愈來愈低，生育率亦一直呈下降的趨勢，可見當前途愈來愈無希望的時候，年輕人生育的意願就愈低。

作者大膽預言，新自由主義繼續實踐下去，以上提到的衝擊未能緩和的話，2030年的台灣將會出現大量失業、貧富懸殊、人口衰減、國家破產和族群衝突等惡果的社會。所謂崩世代，就是說當下台灣的年青人所面臨的惡劣社會趨勢。

頑強的新自由主義

那麼為何新自由主義會橫掃全球，它對香港青年又有甚麼影響？接著發言的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講師李劍明先生為大家提供了一些看法。李劍明先為參加者回顧了近百年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發展。由經典自由主義當道到戰後盛行的凱恩斯主義，再到七十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李劍明強調新自由主義和經典自由主義一個重要的分別是國家的角色。對經典自由主義者而言，政府只要不介入經濟活動，市場就會出現。但新自由主義下的國家卻是要主動打破窒礙市場發展的力量。英國的戴卓爾夫人打壓工會勢力就是一個例子。

李劍明沒有掩飾自己對新自由主義的質疑。但他承認要挑戰新自由主義並非易事。在西方政府上，不但戴卓爾夫人和美國的列根早在八十年代就打下新自由主義的基礎，到九十年代甚至是理應是中間偏左的新工黨貝理雅和民主黨的克林頓也在大搞新自由主義。隨了政治上的基礎外，佛列民等經濟學學者和《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的作者海耶克又為新自由主義打下經濟學的基礎和道德上的基礎。

植根昔日社會經驗的獅子山精神

李劍明認為，一向強調「積極不干預」的香港其實比西方世界更新自由主義。而且這一套思想在香港已成為一種霸權（hegemony）。大眾都認同了市場的價值，覺得只要肯努力就能取得向上流動的機會。然而，這只是建基於昔日「獅子山下」年代的經驗而成的信念。往日工業社會急速發展時，中層的空缺多，故年輕人能爭取向上流的機會不少。到九十年代初，雖然不少基層勞工因為工業北移而丟掉飯碗，但因為八九後的移民潮，九十年代初的大學畢業生仍可以輕易填補移民所留下的空缺。可是，現在香港的年青人所面對的卻是根本沒有太多這些空缺，故向上流動的機會大不如前。

香港的崩世代

同時要注意的是即使老一輩的香港人在職場向上爬似乎不太難，但真正令他們累積財富的途徑卻是在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獲利。而對當下的年輕人來說，他們的微薄薪金往往令他們連入場的機會也沒有，要致富更加困難。在這情況下，年青人的命運很大程度就要看其階級背景。是否有富有的父母送他們到外國的名校讀大學？如成績未如理想是否有父母能幫他們創業？是否有富有的父母幫他們置業？因此，除了那有一小撮幸運的年青人外，對「八十後」和「九十後」而言，他們很可能成為被遺忘的一代。但當掌握權力的上一代依然以七、八十年代的社會經驗來評價當下的年輕人時，就更加令我們意識到整個經濟環境的轉變如何衝擊著當下的年輕人。

李劍明在最後指出要對新自由主義霸權作出質疑，將依賴大家對「八十後」、「九十後」的生活經驗的重新認知，唯有透過進入基層勞工（無權者）的生活經驗，當權者或接受了新自由主義霸權的人才能重新認知當下的社會脈絡並作出批判，那才能離開當權者的宰制。

那麼，在這個局面下，究竟香港的青年勞工有怎樣的想法？這將是第二場的主題。第二場工作坊的詳情如下：

主題：香港崩世代何去何從
日期：2月2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四時至六時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B4702
嘉賓：江貴生先生（青年聯社）、譚健宗先生（職工盟培訓主任）

查詢：67154025

記錄：是但啦、Charles Fung

from (title unknown)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5398

李偉才 - 喪屍經濟學

信報   2012年11月26日

2008年4月，林行止先生在《信報》這樣寫道：「寫了三十多年政經評論，筆者對過去理直氣壯地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頗生悔意，因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詐性活動，而一些以為放諸四海皆準的理論則經不起現實考驗……」

林先生這種「覺今是而昨非」的勇氣實在令人欽佩之至。不要忘記的是，他行文時金融海嘯仍未正形式爆發。相比起來，楊懷康先生2009九年初則在《壹週刊》這樣說：「冰島『破產』後人民罕有地上街示威……而柯德信（帶領冰島追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前總理）則由人民英雄變成過街老鼠。倘若我是他，亦禁不住要問：我到底做錯了什麼？按本子辦事，走市場經濟的金光大道又有什麼不是？」在隨後的一篇文章他繼續說：「這是否天亡冰島不好說。然而在柯德信而言，就算落得如斯境地，亦肯定非戰之罪。半個地球之外遙想斯人，還望他萬勿氣餒、堅定信念，繼續走市場經濟的金光大道。」

唉！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理論就是具有這種巨大的迷惑性。自文明發軔以來，市場經濟從來便是人類生活的重要部分。試想想，《清明上河圖》中所展示的不是市場經濟是什麼？但柯德信帶領冰島所走的，是芝加哥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一種極端「市場原教旨主義」，更直接的稱謂是「市場迷信」。
或說楊先生行文時仍屬金融海嘯初期，芝加哥學說破產的認識仍未普遍確立。但他於2012年10月美國總統大選前夕所寫的社論，指出如果奧巴馬連任的話，「全世界將從戴卓爾夫人、列根總統聯手發動的私有化、市場化作大撤退……為三十年來的持續繁榮蒙上陰影。」其間竟完全沒有提到，導致奧巴馬上台的全球金融海嘯，正是這種「私有化、市場化」的浪潮一手做成的。

這種執迷當然不獨限於楊先生一人。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王于漸在他的新著《香港深層次矛盾》之中這樣寫道：「只有當市民認同市場機制最有效，才有可能擺脫既得利益的糾纏。政府應就此凝聚民意，爭取支持。」

對於這種死而不僵的思想宰制，澳洲經濟學家John Quiggin稱之為「喪屍經濟學」（zombie economics）。

from Vicsforum - One man's forum http://vicsforum.blogspot.com/2012/11/blog-post_9362.html

徐賁：也看新自由主義

當代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批判性知識份子，哈維（David Harvey），在他2010年寫就的《新自由主義簡史》（The Brief of Neoliberialism）一書導論的中寫到：「將來的歷史學家或許會把1978-1980這幾年視為世界社會史和經濟史的革命性轉捩點。」原因就在於，在他看來，鄧小平、戴卓爾、列根相繼在這一段時間出台了一系列的自由主義政策，以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並產生了革命性的推動力，使得周遭世界的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

在貧富差距嚴重並還在繼續擴大，世界金融危機的陰影還未散去的今天，由於中國國內民眾對於自由市場弊端的反感情緒正在上升，一種以反對自由主義的思潮開始甚囂塵上。並且認為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化進程，對已然存在的社會不平等也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了創造性的毀滅。

事實上，這些現象的出現，究其原因，縱然其中有新自由主義作用的部分，但其大部分，或不能全部歸因於新自由主義理論，或完全與人們的所想相反。

給你一個小政府的理由

如哈維所說，「新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經濟實踐的理論，即認為通過在一個制度框架內，釋放個體企業的自由和技能，能夠最大程度的促進人的幸福」。而國家僅僅是「創造並維持一種適應於此類實踐的制度框架」，而不是具體的參與到市場中去參加市場的實際運作。目下眾多的社會問題，追根溯源，並不是自由市場在運行過程中出現了問題，而是政府在對經濟進行調節的過程中，人為出現的很多制度性差異所導致的。

自由主義者認為，市場一旦建立，任何強加外力的介入都將導致市場調節的異化。並且，政府在市場中的干預必須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原因有二，其一，市場訊息是分散在參與市場的個人手中的，因此，政府的計畫無法獲取相應的政策制定所需要的準確資訊，也就無法獲得合理的價格，而合理的價格需要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其二，由於相關利益集團勢力的干涉，政府很難在決策中做到政治上無所偏袒。正因為利益集團對政府干預的扭曲和妨礙，政府所能獲得的資訊無法與市場信號所包含的資訊對稱，所以，政府有關投資和資本積累的決策註定錯誤。

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中提到過兩個先於理性而存在的原則：一是，我們熱烈的關切自身的幸福和存續；二是，在我們看到其他有生命的生物毀滅或者遭受痛苦的時候，我們心中會激起一種天然的厭惡感。所有的法則需要遵守的規則，都應該來源於這兩個原則共同配合。嗣後而來的理性迫使這些原則在其他基礎上進行了重建，並最終成功的窒息了天性。這些原始人類所不可能擁有的強加在人類身上的觀念，或多或少地建立在武斷的基礎之上。

將盧梭的這番理論應用到經濟市場領域，我們就會驚訝地發現仍然適用。盧梭口中人類的天性，即人生而自由。而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則與建立在理性之上的規則幾乎完全吻合。據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是對人本性中的自由的武斷背叛，是基於理性和自身利益強加給社會的，而非基於自然。那麼這種意義上制定的政府決策對於市場的干預，所必然引起的市場的制度性破滅便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原始自由的回歸

在我看來，無論是古典自由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都來源於人類固有的自然要求，即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希望獲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早期的新自由主義者，從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到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從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到波普爾（Karl Popper），都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因為他們都從根本上都信奉個人自由的理想。

而之所以稱他們為新自由主義者，是因為他們都支持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市場原則，也都對亞當斯密的看法持同意態度，即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是最好的工具，它可以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調動哪怕最卑下的人性本能。這兩者之間的聯繫便是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特徵，即市場和貿易的自由保障個人自由。所以，他們強烈反對政府對自由經濟市場的干預。

自由之所以可貴，首先是因為它在不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前提下，給每個人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來追求自主設定的人生目標提供了充分的機會和空間。而追求卓越這類人生目標不但是人性中固有的衝動，是不可能消除的，而且，它對於他人和社會也大有裨益。

一個人並非由於接受了後天有關智慧的教育而對他人履行義務，只要他不抗拒內心深處同情心的湧動，他就永遠不會傷害其他的人，甚至是其他有感覺的生物，除非他的生命受到威脅。政府只要不對個人的行為加以干涉和誤導，個人在追求個人自由的同時，在自身不受到威脅的前提下，在主觀上並不會對其他人的利益構成威脅。在我認為，將這一理論推廣到經濟市場仍然適用。眾多作為個體的人組成了市場，他們之間經濟利益的交織產生了市場經濟，在政府不干預市場運行的前提下，市場有其自身內在的規則存在--並且是天然存在的。人們在自由的前提下對於利益的追逐並不會對任何其他個體的利益造成傷害，並進而導致市場的無序和混亂。

論不平等的緣由

而將經濟市場中所存在的不平等，都歸結於自由主義在作祟，是一種被誤導的想法，是對自由主義理論在市場中不利影響的放大。如上一小節所說，追求卓越這一衝動是人固有的。其在市場中的作用所導致的最終結果必定會是社會個體之間差距的拉大，社會不平等感覺的上升。至於卓越的個人用這個不平等來做什麼，那是根本不同的另一回事；就算他們永遠注定了會用自己高出眾人的地位來為社會造福（這一點無法保證），不平等的事實也是無法否認的。

而且只要我們不被左派的理論弄昏頭腦，就能看清一件基本事實：儘管同一物種都有家族類似以區別於其它物種，但是，不論拿任何一種屬性來衡量，個體之間的差異都非常巨大。即，人人生而不平等，這是不容否認的起碼事實。西方名言人人生而平等，如果把它當作事實陳述，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謊言。實際上，這是左派經常犯的事實和價值不分、以主觀願望代替客觀現實的老毛病，是以事實陳述面目出現的價值訴求。

人人生而不平等，加上不可能也不應該消除的人際競爭，結果就是貧富分化、強弱對立。這就是過群居生活的人類所面臨的最重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而這樣的結果不應當由自由主義理論獨立承擔下來。

另一方面，窮人之所以是窮人，一部分歸結於社會，也一定有一部分歸結於自身。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一般都是窮人，大家的起跑線基本平等（特殊人群除外），但是現在貧富懸殊的局面，是僅僅社會原因根本無法解釋的，也是自由主義無法承受之重。而左派理論者卻無視現實，把貧困完全歸咎於社會因素。這一理論在社會中所塑造出來的個體的心理、價值觀必然是扭曲的，它將矛盾和仇恨導向社會，為社會的不穩定埋下了禍根。

回歸到人類不平等的起源這個層面上，盧梭有論，「當有些人仍然在一個較長時間內維持著他們的原始狀態的同時，另外一些人則通過獲得各種不屬於他們本性的或好或壞性格完善了或者墮落了，這就是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可是，這樣基礎性的不平等在當下我們討論人類不平等的時候，卻被忽視了。

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

雖然有上述眾多的不平等，但是這樣的不平等是不可能用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用物質分配的任何平等方案來解決的。把解決不平等問題的眼界局限於所謂的經濟基礎和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還聲稱其它一切的不平等都是由此決定的，這種唯物主義的哲學立場實在是過於狹隘、一廂情願了。

此外，正如布坎南所說，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特定年代下的社會思潮和理論，其產生的環境以及發展基礎都離不開當時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和理論。但是就其性質而言，它並不是特定物件的代表，而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因此，不能將作為理論的新自由主義，同政治化和範式化的‘華盛頓共識’相等同。前者是學術上獨立的政治理論思潮，後者是建立在政治現實之上的理論實踐。前者只是為後者提供理論基礎和路徑參考，而理論的實踐往往要在理論基礎上加以考慮眾多的其他因素，從而選擇性的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加以肯定、實踐和宣揚。因此，二者之間的差距顯然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微小。這正如中國古代正統思想之於儒學，不能因前者腐朽落後、殘害人性，就給儒學戴上一頂沉甸甸的道德帽子。

而在形形色色的挑戰中，新自由主義面對的最大問題，恰恰是上面所提到的資本主義，如何將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實現有效的結合，從而使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自由主義的目標不相背離，這是每一個新自由主義者所要面對的嚴峻問題。

資本主義當然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所崇尚的精神之一，否則它不會在過去三十年如此深刻地改變中國。在歷史的發展中，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也經常以整體的面目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直接後果是，加速了全球的產業分工和資本流動的步伐。產業分工的全球化以及資本的快速流動，必然需要政府對其進行規範和管理，這也就傷及了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但是如果政府不對產業分工的全球化以及資本的快速流動進行必要的規範和管理，那麼市場的運行必將陷入混亂，最終可能導致國家經濟陷入不安全的狀況當中，也將反過來令國家要實現自由和平等變得愈來愈難。

自由與平等

 但是，注重自由並不意味著放棄平等。在中國，很多人喜歡稱自由主義為右派，成為社會不平等的代名詞。

羅爾斯和其他自由主義者卻認為，自由主義不是在自由和平等之間作出無原則的妥協，而是同時重視自由和平等，並視兩者為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從而推導出一系列的社會政治制度安排。例如羅爾斯便主張，一個正義的社會，必須滿足他的兩條原則：（一）每個公民都應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基本自由，（二）社會及經濟的不平等分配，必須滿足公平的平等機會原則及對最弱勢者最為有利。在這樣的社會，公民不僅平等地享有自由民主，同時彼此關懷照顧，沒有人會因為先天能力和後天環境的偶然因素影響而受到不公平對待，每個人都能夠從經濟發展中得益。

在海耶克的眼中，平等不能簡單地與收入和財富直接掛鉤，而應該更多的理解為競爭機會的平等，即每個人在市場競爭或其他場合中都享有同樣大小的參與機會、獲勝機會和被挑選的機會。並認為，機會平等上的競爭才是提高效率的源泉。

比較一下我們就可以明白，自由主義重視的平等較左派更合理，因為它要求的並不是簡單的結果平等，而是在致力緩和人與人之間先天和後天的差異後，容許每個自由人能對自己的選擇負責。自由主義的平等，體現在權利平等、機會平等、社會平等和在公平合作中廣泛體現的平等尊重。

自由與民主

在與自由相關的問題上，民主是一個總也繞不過去的方面。由於二者都堅持法律應平等的對待所有人，並不斷地對法律賦予特定階層的特定人群特權的行為加以反對，因此二者的界限並不是很容易區分開來。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新自由主義理論學家對民主抱有深切的懷疑。因為他們相信由大多數人主政的政府，常常會傷害到市場的自由，也會帶有民粹主義的傾向。所以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市場是不安全的，或者經濟是不自然的。因此要想方設法在政府的權力方面設一些緊箍咒。他們認為，在民主國家裡面，經濟和金融部門應該儘量脫離政府的體制，這樣就能夠保證經濟部門不受民主政治的影響。另外，處於對政府效率低下的擔心，他們主張將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外派或者私有化，那麼這些服務將不僅會得到提供，而且將得到有效的提供。

而在海耶克看來，民主大致符合自由主義的要求，但是民主與自由的差別在於，民主並不是自由，民主本身也不是自由主義的目的，而只是一種比較可欲的政府形式。

將民主推及到民主制度--指各代議機構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程式性規則，保證各種政治結果都能反映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從民主制度建立之初的社會環境來看，其在保護公民自由免受封建君主特權侵蝕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

但是，在當今時代，民主發展卻趨向於另一個方向。在民主制發展的漫長歷程中，由於人們只看到了民主的形式，漸漸將實現民主的形式作為目的，而將實現自由這一原始的目的拋在了腦後。於是，民主開始走向異端，主張用一種多數意見去解決任何特定問題的權利，而放棄了憲政原則--憲政的根本就在於用恒定的政制原則限制包括民主代議機構在內的一切權利，它已經構成了對個人自由的嚴重威脅。

是恢復，也是重構

而在統治階級或者說是社會頂層精英實施新自由主義的動機上，哈維給出的解釋是，旨在實現國際資本主義重組的理論規劃，或旨在重建資本積累的條件並恢復經濟精英的權力。正如杜梅內爾和列維曾經說過的那樣，新自由主義化過程從一開始就是一項旨在重新恢復階級權力的計畫。

但是，在這之後，哈維卻列舉了一個戴卓爾夫人的事例。戴卓爾執掌英國之後，採用新自由主義理論，打擊了英國一些根深蒂固的階級力量形式。她發對原先的貴族傳統，而與魯莽的企業家和新興的富人站在同一陣營。同樣的事情在美國也發生著。在美國，金融家和大企業行政總裁的新生力量和重要性，以及一些暫新部門所迸發的巨大活力，深刻改變了上層階級經濟力量的核心。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化過程帶來的，有時並不是舊有的階級利益的恢復。正如哈維所說，新自由主義化過程帶來了階級力量的重建，但這並不意味著經濟力量恢復到同一批人那裡。

而在我看來，雖然這種意義上的恢復或是重構對於普通民眾而言意義不大。但是，由於精英之間為了實現自身階級利益的恢復而展開的角逐，在法律的框架內，很大可能性上是以經濟的角逐實現的。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定然會更加激烈，而激烈的市場競爭會進一步拓展市場的自由度。其次，市場乃至國家階級力量的重構和轉換，至少給市場經濟的轉型和更加繁榮提供了一種可能，即在一個更加廣闊的平台上實現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

國家干預與自由主義之度

在新自由主義看來，什麼樣的政府行為才是恰如其分的呢？正如海耶克反對給出一個明確細緻的量化標準，而主張通過漸進式實驗的方法來尋找政府（這裡指是廣義上的政府）在市場中的合適位置一樣，鄧小平也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提出「摸著石頭過河」的類似理論。

在歷史發展的不同時期，政府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對市場的自由進行干預，這個行為的度並不是量化固定的，而是相對動態的。因此，通過漸進式實驗來尋找自身的位置，成為政府在干預市場的情況下所要必須的經歷。

但此過程中的政府行動應當在法律的全面監管和約束之下。在改革開放之後，由於法制意識的淡薄以及法治推行的缺位，政府行動的過多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構成了對市場自由的干擾。就中國目前而言，政府應該給自身以及市場的行為建立一個穩定且持續的法律框架，盡可能減少人為的不確定性，以加速市場向規範化和制度化方向轉軌。

此外，很多反自由主義者有一個誤區，認為所有的自由主義者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對此，海耶克進行了反駁，他不否認政府在經濟社會生活中應當有所作為，這也是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之間存在的一個很重要的差異。在他看來，真正衡量政府介入的標準並不是其行為的量，而是質，只要政府行動以增進市場的作用以及與自由主義制度賴以為基礎的原則不相衝突為前提，那麼，政府行為的介入還是相當必要的。否則，寧可不需要政府行為的介入。

而在另一方面，與古典自由主義相似，新自由主義的中心思想是在法律下面的自由。人們可以追求自身原始的興趣和欲望，只是要受到一些法律的約束，以防止他們去侵犯別人的自由。也就是說，自由主義並不是無政府主義。但是，反過來，無政府主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自由主義的極端方式。總結為一句話，就是自由主義的自由觀是一種法治的自由觀，它限制每個人的自由，以保障一切人享有同樣的自由。

自由主義與中國的現狀和未來

今天中國的國家制度控制著從政治制度到經濟制度的幾乎所有領域，它包辦了所有的公共事務和大多數的經濟事務。國民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公共服務談不上有任何的選擇餘地。而公共服務提供的品質是否能夠得到提高，關鍵卻恰恰在於公眾是否有機會能夠參與到整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監督之中。

而在缺乏自由的前提之下，談公共服務應該由誰來提供的問題，無異于天方夜譚。在當下的中國，鐵路由國家提供服務，認為私營企業罔顧了許多未能獲得利益的少數人的需求。但是，政府的服務最終帶給我們的，確是永遠登不上的12306。

自由赤字根本使我們無法信任任何公共服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許多政府服務機構經常埋怨公眾對於公共服務吹毛求疵：可是既然政府已經包辦了所有的事務，難道它不就天生地應該對所有的事務負責任並且接受所有的抱怨和攻擊？

將自由赤字放大之後，我們會發現一種普遍社會心理的一個緣由，那就是對於政府強烈的缺乏信任感。政府用大量的央企、國企包乾了絕大多數的高利潤行業，攫取了大量的社會資源，民生的改善卻成為民眾厭煩的形象工程。而央企、國企在種種作為，例如員工高工資高福利、壟斷但是仍然貪婪的要求漲價、在市場競爭中無視競爭規則等等，都讓政府在民眾中的形象大幅受挫。

眾多反市場經濟學者反對自由化，並拿近期發生的世界金融危機為例，說明市場的自由化帶來的必定是市場的無序。而在我看來，這一切恰恰相反。正是由於政府的過多干預才使得此番世界金融危機來勢洶洶。西方國家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損失巨大，原因就在於它們對於市場的干預已經超出了它們本身應當所做的；而中國之類對於市場有強大干預能力的國家，之所以損失比較小，是因為政府的強大的干預已經將市場本身對於社會資源的配置能力排除在外，而並不是中國式監管之下的市場有很高的抗危機能力。

據此，中國需要做的還有很多。比如，放鬆市場管制，推進市場的自由化；再比如，建設服務型政府，實踐服務，而不是掌舵，將政府活動限制在市場之外。總之，即使面對金融危機，政府也應該更多地給市場一個自由的自我恢復的環境。政府要做的是防止社會動盪的出現，所以錢應該直接花在貧窮的、失業的、遭受損失的人身上，這是一個基本原則。如此，政府和市場就會相安無事，經濟會緩慢的自我修復，政府權力也不會急劇膨脹，乃至於取代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角。

一切正如學者周保松在《當代自由主義》中所說的那樣，在今天及可見的將來，中國人將面對兩重挑戰，一是政治上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二是資本主義市場對人的剝削和異化。自由主義恰恰在這兩方面，都能提供非常豐富的道德資源，供我們思考如何面對和批判這兩重壓迫。無論是在政治還是經濟改革上，我都不認為右派自由主義和左派，能夠較自由主義提供更好更合理的方案。

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1015691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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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才：官、商、學勾結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十)

信報財經新聞 14-9-2012

面對貧富懸殊加劇，有些人會說這是「新科技革命」加「知識型社會」加「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說法並非沒有道理。但問題是，這些發展趨勢不是外星人加諸人類，而是我們抉擇的結果。趨勢既由人所開啟，自然可以由人所修訂和改變。

另一些人則可能指出，空前富裕的世界裏還存在廣泛的貧困固然可恥，但所謂「官商勾結，魚肉百姓，自古皆然，何足怪哉！」

上 述兩種相反觀點各有道理。過往，為了維護統治者的地位和既有社會秩序，確有「天子受命於天」、「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等思想。傳統社會裏這些思想也確實發 揮巨大作用，令人們甘於接受現狀（類似情況也存在於西方）。但自西方啟蒙運動以來，我們已經從專制走向民主、從「傳統社會」步進講求理性和科學的「現代社 會」，經濟學作為一們科學，不應為某一階層或某一意識形態服務。然而，有識之士指出，貌似「超然」的現代經濟學其實正為既得利益階層服務。如果以往是「官 商勾結」，今天則是「官、商、學勾結」。

在以往的文章裏，我們已看過「市場崇拜」如何妨礙貧窮問題的解決，以及如何一步步蠶食社群價值。就 經濟動盪而言，「市場至上」論者皆認為「市場均衡」是常規而「失衡」只是例外，因此我們對經濟動盪（包括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蕭條和本世紀初的金融海嘯）實在 不應大驚小怪。一些死硬派的經濟學家會進一步指出：「市場是永不會錯的」（the market never fails），而一切經濟動盪都只是市場的「自我調節」。假如你在這種調節中驟然失業甚至積蓄盡喪，只是你的運氣不濟吧了。

就環境危機而 言，現代經濟學的為害在於以下兩大預設：一、大自然資源是無窮無盡的，即使某種資源有耗盡的時候，市場機制加上人類的聰明才智也很快便導致代用品的產生。 也就是說，「自然資源的限制」這個因素毋須被納入經濟分析之中；二、經濟活動的確可能會對當事人以外的第三者帶來一些影響，但這些影響屬於經濟活動的「外 部效應」（externalities）。如何處理這些效應屬於社會的問題，而不是經濟學的問題。

「官、商、學勾結」可以是「隱性」或「顯 性」的。前者是有關學者完全相信自己的一套而並不為誰的利益服務。至於後者在美國最為明顯。其間的政府高官、大企業CEO，以及大學名教授之間的「旋轉 門」運作，已經到了完全厚顏無恥的地步（紀錄片Inside Job中的數段專訪不能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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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才：環境生態慘遭殃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九)

信報財經新聞 13-9-2012

表面看來，任你如何批評「新自由主義」的種種不是，你總不能批評它的「創富能力」。一直以來，筆者似乎對它所帶來的巨大物質繁榮視若無睹，更沒有充分重視因此而令數以億計的人得以脫貧的巨大進步意義。這不是一種十分選擇性的偏頗分析嗎？

中 國和印度等人口大國從計劃經濟轉型至市場經濟所釋放的巨大生產力，確實令數以億計的人得以脫貧，成就毋庸置疑。但我們不應忽視以下幾個要點：一、筆者批判 的絕不是市場經濟而是「市場至上論」；計劃經濟的失敗絕不等於「新自由主義」正確；二、巨大財富增長的背後是愈來愈大的貧富懸殊；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 飛主要靠「出口主導」，而背後的「現代羅馬帝國經濟秩序」（整個西方世界便等同羅馬帝國）是不可持續的；四、數十年來的高度繁榮，是建立在對自然資源的極 度榨取和對環境生態的嚴重破壞之上，因此也是不可持續的。

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爆發，令我們清楚認識到「現代羅馬帝國」的高度繁榮原來是建築 在天文數字的債務之上。歐債危機更令我們驚覺，原來國家也可以破產！當然，要不是美元的主宰性地位，第一個破產的便應是美國本身。而它推行的 QE I、QE II、QE III等手段，其實是毒害全世界以自保的卑鄙行為。「新自由主義」的泡沫本質至此已是昭然若揭。

上世紀末，聯合國召 集逾千名來自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為人類迄今對地球的生態系統所造成的影響、進行了一趟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二〇〇五年，這項名為「千禧生態系統評估」 （Mille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的計劃發表了總結報告。報告顯示，無論在土壤、森林、草原、海洋、沿岸生態、山區生態、極地生態、淡水資源和生物多樣性等各個方 面，人類活動的破壞，皆已超出自然界可以自我更新復原的「總負荷量」（total carrying capacity）。其中一些更超出「負荷量」達百分之五十之多。也就是說，我們的繁榮已建築在「透支」之上。

最嚴重的「透支」無疑是「全球暖化危機」。透過大量燃燒煤、石油等化石燃料，已令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達百分之四十。若情況惡化，全球氣溫本世紀末將較現時高出六度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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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才：新經濟帶來的動盪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八)

信報財經新聞 12-9-2012

過去數天的文章裏，筆者揭示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所帶來的兩大禍害：令社會上的貧富懸殊不斷擴大，以及不斷侵蝕我們的社群價值。其實除此之外，它還帶來了另外兩大禍害，那便是令經濟變得愈來愈不穩定，以及令環境破壞愈來愈嚴重。

讓 我們先看看前者。當然，自有文明以來，經濟的興衰起跌自不可免。但自資本主義的崛起和資本累積的規模愈來愈大，因過度投資（也包括投機）以及投資不足所引 致的「繁榮── 過熱──衰退──蕭條──復蘇──繁榮」經濟周期，便一直伴隨着資本主義成長。在每一次周期裏，自然是有人快活有人愁。但總的下來，首當其衝的總是那些勞 苦大眾或中產階層，而快活的多是那些原本已掌握着巨額財富的豪門富戶。普羅大眾努力向上以拉近貧富差距，但一次經濟周期的巨浪掩來，不少人都打回原形甚至 變得更差。這當然便是宋鴻兵在《貨幣戰爭》中所說財閥們的「剪羊毛」行動。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美國建立了「金本位」的美元制 度，並且採取了大致上基於凱因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往後近四分一個世紀，全球的經濟相對十分穩定。但自「新經濟」崛興的這三十多年來，隨着經濟不斷「金融 化」，泡沫經濟和金融風暴一浪接一浪，頻率之高史所未見：一九八二年的墨西哥、一九八五年的智利、一九八九年的美國、一九九二年的瑞典、一九九七至九八年 的東亞、一九九八年的俄羅斯、二〇〇一至〇二年的阿根廷、二〇〇七至〇八年的美國……

在「華盛頓共識」主導的全球化浪潮下，資本主義已經發 展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壟斷性金融資本體制」（monopoly financial capitalism）。在聯儲局、國際金融大鱷（高盛、大摩、花旗）、IMF、國際評級機構等的共同聯手下，「剪羊毛」行動已不限於國內的普羅大眾，而 是延伸至整個第三世界的國家。上述的多次經濟動盪中（我們最有感受的當然是亞洲金融風暴），不少這些國家都被迫進行「資產大賤賣」，而西方的炒家則趁機 「大掃貨」。以往是赤裸裸的軍事掠奪，如今則是金融掠奪，這便是「新殖民主義」的真貌。

二〇〇八年爆發的金融海嘯，終於暴露了這種經濟模式 的不穩定性。這兒有一個弔詭，就是國際金融資本基本上沒有「國籍」，它有時會為宗主國的「新殖民主義」服務，但它最大的本能還是自我膨脹，而不理宗主國是 否會受累。它這次「玩火自焚」可能有點出乎意料，但明知政府會拿納稅人的錢救它們，偶然「玩過了頭」又有什麼所謂呢（新自由主義的禍害究竟是個「認識問 題」還是個「利益問題」？至此，大家應該明白這兩者間是如何的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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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才：脫離現實的經濟學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七)

信報財經新聞 11-9-2012

首先，讓我們對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立論作一總覽：

一、人類的自私本性令他不斷地追求個人效益（utility）的最大化，而這些追求是完全按照理性進行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假設）。

二、個人利益（效益）的量度指標是對「貨財與服務」的「消費」（consump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三、「社會的福祉」是個人效益的總和，亦即由貨財與服務總額構成的 GDP。

四、每個人基於自私的本能而在市場上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得出的不是無休 止的混亂與紛爭。相反，透過了市場機制的作用，最後反會導致社會整體利 益的最大化（這當然便是亞當．斯密所闡述的「無形之手」）。

五、上述的「市場機制」嚴格來說是指市場處於「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下的狀態。「完全競爭」的大前提是：

甲、有無限數目的供應商和消費者（因此沒有任何人或集團可以操控價格）；

乙、任何人皆可隨時從事（或離開）任何行業的生意；

丙、供應商和消費者都掌握着完全的市場信息（perfect information）；

丁、供應商和消費者都可以對上述的信息進行完備的分析和準確的計算；

戊、市場的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s）微乎其微，因此可以忽略不計；

六、 在上述「完全競爭」（又稱「自由市場經濟」，free market economy）的前提下，資源的配置已達到最優化。也就是說，按照「邊際效用理論」（marginal utility theory）的分析，我們無法把資源進行再分配，而不令某些人的利益受損。這便是著名的「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論旨。

七、同樣在「自由經濟」的前提下，「供應會創造自己的需求」（薩伊定律，Say's Law），因此不會出現「生產過剩」的問題；

八、進一步的推論是，市場總會找到它的平衡點（equilibrium level）。也就是說，「市場均衡」（market equilibrium）是常態，而「不均衡」（市場波動）只是 短暫出現的過渡性狀態。

九、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外部效應」（externality）即對第三者——包括對自然界——的影響，不屬於經濟學的主要課題。

各 位如果讀得頗為辛苦，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是因為這些基本立論當中，大多脫離現實甚至有悖情理。例如它把人約化為不斷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生物體，這是 把複雜的人性過度簡化了；可另一方面它假設人類擁有「超級理性」和「超級計算能力」，卻是把人的能力過度抬舉了。有學者便曾經幽默地說：「自由市場本身沒 有問題，只是它從來沒有真正出現過。」（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the free market; it's just that no one has tried it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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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才：是規律也是抉擇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六)

信報財經新聞 10-9-2012

數十年來，以「芝加哥學派」為首的新自由主義很成功地散播一種思想：「政治講的是抉擇、而經濟講的是規律」（Politics is about choice, and economics is about laws.）也就是說，現代經濟學是「超越意識形態」的（non-ideological）。

這當然大錯特錯！對「自由」的標榜本身就是一 種政治抉擇，新自由經濟主義也不例外！在一個社會裏，商人有沒有壟斷、合謀定價及於廣告中作虛假陳述的自由；工人有沒有怠工、罷工及進行罷工糾察 （picketing）的自由，這都是公共（也就是政治）的決定。再請大家想想：如果「一個願買、一個願賣」的自由就是最高的社會價值，那麼為什麼絕大部 分社會都不許賣血、賣器官（即使器官是自己的）、賣淫、賣毒品、買賣學位、買賣官職、買賣子女、「賣身葬父」，甚至不許賣「黃牛飛」？而彼此你情我願的高 利貸、包攬訴訟、金字塔式推銷等，在絕大部分國家都被列為非法？很明顯，自由交易不可能凌駕於社會價值和政治抉擇之上。

常識告訴我們：一個 運作良好的社會，必定有賴市場的「無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攜手合作、相輔相成。一方面，社會之上既有應該透過市場交易的私有財產（private goods），亦有應該由政府承擔的「公共財」（public goods）。有關後者最著名的例子，是亞當．斯密提過的海港燈塔，其他的還包括公路網絡、橋樑、道路照明、基礎教育、基礎醫療、國防、治安、消防、郵 政、天氣預報、食物安全、救災等等。而在另一方面，這隻「有形之手」亦應制定法例，以規管和保證市場的公平和暢順運作。

可是，在新自由主義 「市場至上論」或「市場萬能論」下，「將一切付託給市場」和「解除政府監管」（de-regulation）成了最「正確」的做法。香港政府將市民的退休 保障付託給私人市場而不肯實行中央公積金制度、將地下鐵路和過海隧道私有化、以及將公共屋邨商場管理變為私營（「領匯」）等，就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進行 的。留意筆者並非全盤否定私有化，因為私有化確有成功的例子（如機場管理局）。我想指出的是，高舉私有化作為不可抗拒的社會潮流，結果可能得不償失（遠的 教訓有玻利維亞的「水騷亂」，近的有領匯不斷加租導致小商戶結業）。

面對仍然方興未艾的私有化浪潮，我們必須要有清晰的頭腦。在權衡利害的 過程中，「舉證責任」必須在鼓吹私有化的一方，而不是在反對私有化的一方。按照新自由主義的主導思想，我們大可將香港郵政局、水務處、消防服務、救傷車服 務、環境保護服務私有化。所有國家甚至不再需要警察和軍隊，因為維持治安可由保安公司負責、國防則可由僱傭兵負責。從經濟角度看，所有這些轉變肯定會帶來 更高的「經濟效益」。但這真是我們想追求的文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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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才：市場化蠶食社會價值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五)

信報財經新聞 7-9-2012

以「芝加哥學派」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不但令貧富懸殊加劇，世界的貧窮問題長時間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這當然已是極大的罪狀），它所推動的「讓市場主導一切」的思潮，更嚴重地蠶食着人際間的倫理關係以及傳統的社群價值。

筆 者絕不反對市場。事實上，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市場便是人類經濟活動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筆者反對的是，對市場的迷信。美國學者Amory Lovins說得好：「市場只不過是一種工具。它是一個不錯的僕人，卻是一個糟糕的主人，更是一個糟透了的宗教。」可悲的是，自「新右回朝」以來，芝加哥 學派已成為當世的「顯學」，任何對它的批評都不會受到重視（更可能被嘲為無知）。由於這套理論「空前成功」，一些學者更把這種以「效益最大化」為本的方法 論和世界觀，推廣至經濟學以外的領域。其中最有名的是貝克（Gary Becker）對各種社會行為研究所提出的「理性預期理論」（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ory），以及布坎南（James Buchanan）等人對政治行為研究（包括選民投票的行為）所提出的「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等。

這 些理論固然有其啟發性的價值，但總的方向卻是進一步把人約化為「利益計算的超級機器」，而公民社會則成為了一個巨大的「利益交換場所」。按照這種世界觀， 「美德」是子虛烏有的：人們做善事是換取「自我感覺良好」；即使有人捨身救人，也不過是他認為這種感覺的效益大於他性命的效益吧了。以主持「正義」課程並 把它上載至YouTube而聞名的哈佛政治學教授Michael Sandel，便於他的新著What Money Can't Buy（2012）之中有力地指斥：這種「市場思維」（market norms）無孔不入，是如何地侵蝕着良好社會所建基的「社群規範」（social norms）。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愈來愈冷漠和計算。就以教育為例，在學生都變成了「顧客」而老師皆成為了「服務提供者」的前提下，傳統的師生關係將蕩 然無存。

耶穌在回答法利賽人之說：「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我們亦要堅持：「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社會的歸社會」。由市場主導一切的社會是一個泯滅人性的社會。「個人的惡會（透過無形之手）導致整體的善」（芝加哥學派的哲學立論）是一個絕不美麗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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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才：「滲滴式經濟」的迷思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四)

信報財經新聞 6-9-2012

我們生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一個人類歷史上空前富庶繁榮的世界？對！一個高、新科技不斷推陳出新、令人目眩的世界？也對！然而，這也是一個充滿貧困和不公義的世界。

二 次大戰後，隨着經濟復蘇和科技發達，不少人都樂觀地認為，消弭貧窮這個目標將在我們有生之年實現。近七十年過去了，這個目標卻仍然遙遠！現今事實是：世界 上最富有的百分之十五的人佔有全球近八成財富，並且製造三分之二的污染！其中最富有的一群，每人每月所賺的財富往往較貧國中的人畢生所賺的還要多！世界銀 行二〇〇八年數據顯示，全球每天只能靠不足二美元生活的人口達二十七億！而只能靠不足一點二五美元生活的達十四億（不要忘記，二十世紀初的全球人口只是十 六億）！而自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之後，情況的發展只有更差。

按照世界衞生組織的數據，第三世界國家每日因飢餓及有關疾病而死亡的兒童達一萬 六千人。亦即平均每五秒就有一個兒童因為營養不良致死。「新自由主義」最具迷惑性和欺騙性的一種論點是：惟有大力發展經濟才可真正解決貧窮問題；而要保持 經濟不斷增長，我們便須忍受愈來愈大的貧富差距！延伸的結論：任何「劫富濟貧」式的「俠盜羅賓漢行為」（例如向富人加稅）只會把問題弄得更糟！二〇一一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曾蔭權論及近年積累的社會怨氣時說：「貧富懸殊是資本主義下的必然產品，當局希望透過創造高的社會流動力，使人人都成為資本家。但要真正 解決貧富懸殊，只有共產主義。」他續說：「特區政府可以透過大幅加稅等手段逼走有錢人，但殘酷的現實是這根本無助於低下階層，有可能使窮人更加貧窮。」不 知是否「其人將走、其言也善」？事隔只半年多，曾蔭權在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四日最後一次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時卻道出了以下啟悟：「以前一直相信只要經濟啟 動，把餅做大，然後透過滴流效應，各階層自然可以共享。可實踐下來，現實與理論有出入。」他更坦言，在任期間因全球化帶來的貧富懸殊問題始終無法解決，以 至社會怨氣愈來愈大。

他應該補充的是，「下滲式經濟」（trickle-down economics）不但是個騙局，其真實結果是「上滲式」的財富轉移（trickle-up），即財富的集中變得愈來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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