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退路”是送外卖，那外卖员的呢

来源: 
大何崛起

上个月我就吐槽过一件事，当时有媒体宣传公职人员送外卖，说得好像又快乐又赚钱。

我当时的评价就两个字：离谱。

简直是“翻车现场”级别的宣传。

结果呢？这才几天，又刷到一篇同款文章，还是写公职人员送外卖。

不得不说，这次宣传的角度“进步”多了。

说送外卖不但能赚钱，还能得到工作上难得的及时反馈，也暂时放下了焦虑和迷茫，还找到了久违的成就感。

我特意瞅了眼岗位，好家伙，三位主角不是干行政就是搞宣传的。那没事了，这俩岗位是挺容易没获得感和方向感的。

说实话，看到写材料的“笔杆子”居然有时间准时下班去送外卖，我第一反应是震惊的（毕竟我在体制内也混过几年）。

就说平时吧，领导白天基本是不在的，不是开会就是出去调研，经常是非得等到快下班了，才扫一眼稿子，轻飘飘一句“不行，思路不对”，你就得留下加班。

至于怎么不对，自己琢磨去吧。

很多时候临时起意明天开个会那也得加班写，请示，报告，参阅材料，征求意见，总有一款会让你崩溃。

而能在上班时间开写材料就已经是万幸了，大多数情况是上班时间得在工位上坐着无所事事地收集资料等上级消息，到了下班再根据意见开改。

就这么一套流程下来，人基本就废了，还谈什么成就感？不给你一连串的负反馈就不错了。

要知道，在体制内，“写稿子”已经算是技术含量高、相对核心的工作了，连这都如此，那些更机械、更重复的活儿，能带给你什么，可想而知。

但送外卖不一样。

就像文章里说的，你跟着手机App的路线跑就行，付出了体力，立马就有钱进口袋。这就是最直接、最上瘾的正向反馈。

能从所做的事情上获得正反馈，多巴胺的刺激，从本来虚无的工作中转为实际的，让人踏实的，有获得感的工作确实是不错的“暂时”选择。

但是，我想说的是，媒体接二连三地拿这种事大做文章，到底想干嘛？

往浅了说，这是想塑造一种亲民形象：

你看，公务员也能深入群众，体验基层劳动，这对本职工作多有帮助啊。

顺便也告诉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送外卖不丢人。

再往深了想，这其实是在给所有公职人员打了一剂预防针：

准备好，苦日子要来了。

现在各地财政吃紧，过去靠各种补贴撑起来的高收入正在缩水。

大部分基层岗位的“铁饭碗”，未来很难再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出多少了。

一个月就那么三五千块，大学毕业生们，你们还挤破头地往里冲吗？

正是在这种预期下，我们才看到官方开始松口，允许公职人员合规兼职，甚至出台了“副业白名单”。

这次宣传的案例包括上个月的那一篇，不就是政策出台后，官方找来的“模版案例”吗？

这其实也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预期管理。

然而，在我看来，这背后还藏着更深的一层算计。

还记得之前对大学生们说的“脱不下的长衫”吗？

这套路其实如出一辙。

它巧妙地将大家对收入下降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个人选择”的问题。

潜台词就是：

你看，人家公务员都能放下身段去送外卖，还干得像打游戏一样快乐，你有什么理由不行？

别动不动就喊躺平了。

问题是，现在公众对于这种「诱导教育」的新闻题材，已经越来越不买账了，所以我想这个报道也不例外。

说实话，公职人员去送外卖，有政策依据，也合情合理。

谁说公务员就一定生活优渥？几年前不还有副镇长下班跑滴滴的新闻吗？

可是，拜托能不能别再把“送外卖”这件事娱乐化、游戏化了？

别再用那种调侃、猎奇的视角去看待这个行业和这个行业里的人。

大家最反感的，就是把底层人的苦难，包装成一碗励志鸡汤。

不光是公职人员，最近什么大厂精英、富二代，一个个都“下凡”体验送外卖。

媒体也乐此不疲地把这描绘成一种轻松、解压、还能顺便减肥的潮流生活方式。

搞得好像送外卖是救赎所有人的诺亚方舟，而且过程轻松得像玩儿一样，顺便还能把钱挣了。

说这些话的人，你们自己送过外卖吗？你们的至亲好友里，有外卖员吗？

干过的人都知道，这份职业不说能累死人，至少要褪层皮吧，风里来雨里去，被平台的算法追着跑，被无理的投诉压得喘不过气。

送外卖不是打游戏，就算是兼职送外卖，也不是打游戏，这是劳动者的一种生存方式，这是柴米油盐的来源。

所以，能不能不要高高在上的俯视，也不要信口开河的说教，不仅外卖员们不想听，我们普通大众劳动者也不想听。

正如我之前文章所说的，

这就好比一个天天吃鲍鱼龙虾的人，偶尔尝了一口穷人家的窝窝头，然后咂咂嘴对穷人说：“哎呀，这个好啊，健康，我们平时都吃不到呢！”

他不是不知道你天天吃这个有多苦，他只是想用自己的“体验”，来定义你的“生活”，甚至堵住你抱怨的嘴，反过来指责你“心态不好”。

不过，我觉得这些文章还算是有点基本生活常识的，幸好只说一个月赚760块，没编出“公职人员下班兼职摆地摊月入过万”的童话来。

但我们必须思考一个更残酷的问题。

连“铁饭碗”都得靠送外卖来补贴家用了，那那些本就“灵活就业”的朋友们呢？他们是不是得打三份工才能勉强度日？

真正该被推上热搜的问题，难道不应该是：

为什么送外卖、跑滴滴这种低门槛、弱保障的零工，会成为这么多人赖以生存的“救命稻草”？

这难道不是恰恰说明，那些稳定、有保障、有前景的好岗位，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吗？

我们再往下想一层。

像新闻里的公职人员、大厂精英，他们原本站在社会的较高层级。

当他们“跌落”时，接住他们的是外卖、是滴滴。

那么，那些原本就靠送外卖为生的人，如果他们再失业了，会跌到哪里去？

下面还有什么能接住他们吗？

我想起了08年金融危机，一夜之间几千万农民工返乡，当时的农村是接住他们的蓄水池。

但现在的情况，和那时已经完全不同了。

08那一代的农民工，我们称之为“漂一代”，他们在农村长大，会种地。

城市没活儿干了，他们可以回家，重操旧业，至少能养活自己。

但现在这批人，很多是“漂二代”。

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会干农活。

他们要么在城市出生，要么成年后就一直在城市打拼，在工厂流水线上，在建筑工地上。

所以，当他们失业，回到那个所谓的“故乡”时，面对的是无尽的陌生感。

别说地了，可能老家的房子都塌了。

那个故乡，早已回不去了。

城市是他们唯一熟悉的地方，但当他们失业时，城市会把他们当成家人吗？

我想不会。

你看之前那些警情通报，总会写着“外地来务工人员”。

“外地”两个字，冰冷地划清了界限：你只有在犯罪时才归我管。

那家乡的社保体系呢？更不会管，因为你压根没在本地缴过社保。

你看，他们就这样被悬在了半空中。

城市不认他们是归人，乡村看他们是过客。

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精准地绕开了这个庞大的群体。

当这个群体被生活挤压，掉落到社会最底层时，又该怎么办？

我真心希望，我们的媒体，能把镜头多分一些给这些“沉默的大多数”。

他们的故事，远比精英体验生活更值得被看见。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509/%E4%BB%96%E7%9A%84%E2%80%9C%E9%80%80%E8%B7%AF%E2%80%9D%E6%98%AF%E9%80%81%E5%A4%96%E5%8D%96%EF%BC%8C%E9%82%A3%E5%A4%96%E5%8D%96%E5%91%98%E7%9A%84%E5%91%A2.html

经济衰落加速崩解 中国学不了日本

来源:
大纪元

《有冇搞错》。5月18日。

5月份，刚刚过了16天，中国大陆爆出的命案就有14宗，伤亡人数有67人。需要说明的是，因为中国网络封锁，媒体也不报类似的新闻，因此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数字。

5月1日，山西定襄县宏道镇西社村发生村长一家3口被杀的灭门案。网传凶手曾被村长冤枉入狱，出狱后就开始报复。

5月7日，河南濮阳县柳屯镇这河寨村发生一起凶杀案，一名村民因邻里纠纷杀人，致2死4伤。

5月7日的另一起案件，是福建南平发生的一起开枪伤人案件。据说，嫌疑人男性50岁，户籍所在地是延平区茫荡镇宝珠村。警方公布说，提供重要线索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奖励5万元。消息说，当时是农管强拆猪场，养殖户用散弹枪击伤数名政府工作人员，然后携枪在逃。

5月8日，网传吉林省吉林市的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也发生一起学生割喉凶案，案发原因是在教室内因座位发生冲突。从视频看，1名受害者已经死亡。

同一天，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甲山镇发生持刀伤人案，承德县公安局通告“重大刑事案件”。当地监控录下了一男子连续捅倒两人的视频，疑似至少2人死亡。

这一天的第三起命案在福建。福建宁德蕉城区西门路诊所发生持刀伤人案，2人死亡，分别为60余岁的医生和他40余岁的儿子。

5月10日，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的凶杀案，发生在崮云湖街道常春藤小区，凶手为一名贾姓英语老师，死者为长清区文昌街道西李村中共党支部书记刘继杰，刘的妻子是政协委员，还有儿子，3人都被杀死。案发不久，作案的贾姓老师也畏罪自杀身亡。

5月11日晚，网上传出重庆九街砍人事件的视频，显示至少1人死亡，血流满地。嫌犯在现场向公安自首。

同一天，辽宁丹东东港市椅圈镇马家岗村发生凶杀案。一杀猪匠因田地纠纷，怒杀村长亲属和亲戚以及多名路人。官方没有通报案情。最新传闻是11人死亡，还有1人在抢救中。

5月12日晚，江苏扬州宝应县一小区发生命案，一位九旬老人因吵架，将其八旬老伴杀害。

5月13日，山西吕梁兴县奥家湾乡沟门前村一男子因感情纠纷，先杀人又开车撞人，至少7死11伤。

同一天，网传重庆巫溪县城绿海市场附近发生菜刀砍人命案，传2死1伤。官方次日回应称1死2伤。

5月14日晚，网上传出的多段视频显示，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盐务街百草巷有男子手持长剪刀，当街伤人。网传至少5人被刺，有人死亡。但事后官方称无人死亡。

5月14日和15日，北京人大附中通州校区一名高中生接连两天伤人。官方17日通报，该生14日晚杀死两名邻居，并将自己母亲打伤；次日在学校又打伤一名同学和两名老师，其中一人是副校长。共致2死4伤。

北京时间5月16日晚，广西梧州市一男子当街砍人，并用刀挟持人质与公安对峙。官方通报2死2伤。

这么密集的各种凶案，印象中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和之前在中国曾经出现过。2000年之后比较少见。究其原因，这个和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有关系。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原来的被压抑的社会体系开始松动，社会流动大幅度增加，中国社会那种结构性的不公平发生了一些，对社会造成各种冲击。

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改革，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社会矛盾又进入了一个激化的高峰期。那时中国社会矛盾严重，群体事件此起彼伏，恶性案件频发。直到中国加入世贸，经济开始高速成长，情况才发生好转。

看起来，经过了2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又进入了另一个循环，又进入了另一个社会矛盾紧张激化的高峰阶段。

除了凶杀案之外，我们也见到越来越多的自杀案件，尤其是年轻人集体自杀案件。这反映了中国社会目前的两个特征。

第一是社会阶层固化带来的社会气氛压抑，年轻人因为上升通道受阻，无论多么努力，年轻人都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各种拼爹、各种社会关系限制、各种阶层和地域歧视，都给年轻人造成极大压力。

第二个是经济整体下滑。实际上，中国社会出现巨大不稳定，一般都和经济下滑有关。有人说，中国历朝历代都是被穷灭掉的。这话说对了一半。因为中国很多朝代末期，经济并不是很差，社会财富不少，但是却贫富悬殊严重，社会资源被权贵阶层严重垄断。

比如说明末，民变四起，导致明王朝最后崩溃灭亡的，首先是贫富悬殊、阶层固化严重，其次是经济危机导致底层民众陷入生无可恋的状态，最后铤而走险。

中国大陆现在的贫富悬殊有多严重，外界已经无法得知，2008年中国基尼系数高达0.491，处于全球最高的水平，随后中国停止公布基尼系数。官方的研究告诉你说，中国的基尼系数逐年下降，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效果，体现了共同富裕的成果。但这些说法极为可疑。

我们以银行存款为例。深圳招商银行的数字显示，该行的个人存款，约百分之三的账户，占了存款总金额的约九成。这和一般民众的印象大致相当。

中国的贫富悬殊，却和个人努力没有太大关系。比如两个人，一个户口在北京，一个在河北邯郸。工资差距不说，社会福利差距不说，两个人工作20年，都买了房子，房价的差距就在10倍以上。现在中国居民的资产，七成以上体现在房产上，于是北京人的资产自然地就比邯郸人多了10倍。问题在于，决定这一差距的，不是两个人自己的选择，而在于他们的户口。

习近平推出全面小康、消除贫困的政策，但却从来没有去解决造成贫困的真正的结构性社会体制问题。一个城市户口的居民，个人资产因为房价上涨而上升，但一个农村户口的居民，他的土地或者是住宅却不能合法转让、抵押，或者变成其它金融性的资产，等于是被规定了就是一个穷人。

这种户籍上的歧视，在2000年后曾经有所松动，但最近五年却在加强。因此，我绝不相信中共有关全面小康、消除了贫困的宣传。

从上面的刑事案件案例就可以看出，案件绝大部分发生在乡村以及城乡结合部位的地区。这些地方正是贫困和富裕的边界，眼睛看得到，却无能为力，于是化为愤怒的情绪，以刑事案件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在美国也是一样的。美国刑事案件最多的是大都市，也是贫富的边界地带。

中国有句老话，贫贱夫妻百事哀。人如果穷了，什么事情都不对，家庭矛盾急遽上升，社会纠纷容易激化，谁看谁都不顺眼。

以前，这种情况主要在乡村和城市贫民群体中，但现在看来即将普及到原本的中产阶层。

有人说，中国上世纪50年代末饿死了几千万人，中国人也没有造反，所以现在中国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原因是有比较才造成伤害。中国自1937年到1949年经历了12年的全面战争年代，经济基本上彻底崩溃，人民的问题不是发展，而是恐惧，恐惧战争的暴力，也恐惧被饿死。即使到了50年代末期，经过十年的和平时期之后，这种恐惧记忆犹新，饥饿的感受仍然不太陌生，大部分人仍然选择顺从以图活着。

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过去20年是所谓发展的20年，主导中国人情绪的是发展的欲望，对生存本身的恐惧，早已经淡忘了。因此，变穷会成为刺激冒险和发泄不满的巨大动力，如果加上持续的社会不公，各种暴力反抗预计会层出不穷。

最重要的，是中共基层的权力单位慢慢失效，各种躺平和不作为横行，再多的理论和思想都无法解决问题。我甚至认为，最近的暴力蔓延，就是和基层政府和底层官吏的躺平有关。

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局面。一旦北京的高度权威衰落，中共的基层很可能会以难以想像的速度衰败，导致整个社会大崩解。问题是，中国恐怕不会再有一次高速成长的时机了。

香港的老生意人常说，一间公司经营如何，不是看生意顺利的时候，而是看生意艰难、举步维艰的时候表现如何。中国人常嘲笑日本失去的30年，扪心自问，中共这样的体制，能够撑过去一个低落的30年吗？恐怕到时候，中国想要做日本而不得呢。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305/%E7%BB%8F%E6%B5%8E%E8%A1%B0%E8%90%BD%E5%8A%A0%E9%80%9F%E5%B4%A9%E8%A7%A3%7C%E4%B8%AD%E5%9B%BD%E5%AD%A6%E4%B8%8D%E4%BA%86%E6%97%A5%E6%9C%AC.html

武汉大连爆发反政府削减医保示威 "白发运动"蔓延

继2月8日武汉爆发抗议削减健康福利的大规模街头示威后，以退休老人为主体的“白发运动”15日再次在同一座城市爆发。同一天，东北大连数以千计的退休老人也站出来抗议医保福利缩水。

法新社报道指出，在维稳高于一切的中国爆发街头示威非常罕见，尤其在中国两座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同时爆发抗议示威，更加罕见。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开启第三任以来，如此大规模的抗议已在11月底爆发过，那场最初旨在反清零政策的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大规模抗争遍及中国数十座城市，抗议者并且提出要求习近平下台，要改革不要倒退的政治诉求。这场持续时间短暂，但影响巨大的抗争被形容为“白纸运动”。

武汉2月8日首次爆发的退休者示威由政府削减医保福利引爆。据武汉市民说，当局最近将退休人员每月的个人医保从每月260元削减至83元。抗议者当时就表示，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他们还会再次走上街头。

武汉当局2月1日推出『武汉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实施细则』，遭到广泛反对。官方称这一改革是为了强化统筹资金，扩大医保报销范围，目的是为“更有利保障参保职工的权益”。

推特上持续上传的大量视频显示，2月15日，武汉中山公园一带抗议人群众多，主要是退休老人，他们与大批的组成封锁线的警察对峙，一度发生推搡，视频显示有几位老人被推倒在地。抗议人群中还有人喊“打倒反动政府!”有许多人高唱“国际歌”和“团结就是力量”。

同时，社交媒体上传的多个视频显示，15日当地时间上午，中国东北城市大连的人民广场也聚集了数以千计的民众，主要也是退休人员对政府缩减医保福利表示不满。视频显示，大连集会现场有人被警察押送上大巴车。

武汉抗议声势为什么这么大？“良知欣然自知”对美国之音表示，“武汉第一个遭遇封城，满城血泪；一夜解封，几乎所有人都感染了，很多老人都去世了。他们大多认为克扣医疗资金要将老年人逼死，减轻政府负担。”

专门研究中国政治和经济的『透视中国』(SinoInside)的人士在一份研究中警告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正确地实施医保改革，它有可能加剧社会紧张和对政府的愤怒"。

研究指出，这项医保改革发生在地方政府财政在经历了三年昂贵的清零政策之后，地方财政面临严重财政困难的时期。

美国之音引述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学者李恒青说，中国各地民众对医保福利欠缺的现状普遍不满，现在老百姓上街了，这件事很难平静下来。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30215-%E6%AD%A6%E6%B1%89%E5%A4%A7%E8%BF%9E%E7%88%86%E5%8F%91%E5%8F%8D%E6%94%BF%E5%BA%9C%E5%89%8A%E5%87%8F%E5%8C%BB%E4%BF%9D%E7%A4%BA%E5%A8%81-%E7%99%BD%E5%8F%91%E8%BF%90%E5%8A%A8%E8%94%93%E5%BB%B6

武汉多地上万民众大游行 反对“医疗新政”加重经济负担

武汉市上万民众本周三（15日）聚集在中山公园及解放大道游行示威，要求当局撤回“医疗新政”。抗议者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参与者包括退休工人和武汉市民，他们抱怨医疗补贴被削减，经济负担加重。

周三上午八点多，武汉再度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我这里是武汉市，2023年2月15日，为医保改革，维权的人山人海。（唱歌）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在武汉市中山公园门口及解放大道上，聚集着数以万计的示威者，他们高唱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一名现场人士说，大批警察筑起人墙，有个别抗议者被带上警车，但大部分人仍在公园门口。他说警察叫他们都去中山公园内：“要我们全部都进中山公园，到处是警察、便衣站在公园门口。”

这是继上周三之后，武汉另一场民众大规模游行事件。民众抗议政府将每月两百六十多元的医药补贴，降至数十元。全市近两百万名退休人员受此影响，当时民众就说如果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诉求，本周三要再次举行更大规模的抗议。

武汉居民张海当天告诉本台，退休人员上周集体抗议政府推出的所谓医疗新政，但得不到满意的回应，今天再度抗议：“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有很多人（政府方）说不要到中山公园，不到首义路去。今天上午，武汉有很多小区都被封住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出来了，准备在此集结后，沿着长江大桥一带游行。”

张海说，当地去了很多警察，同时关闭了多个地铁站出入口：“同时也屏蔽了手机网络信号，然后就把人群冲散。在现场的人说，已经抓了不少人了。”

数千警力维稳封路封地铁口

武汉居民张强说，当天游行的规模比一周前更大，警察早有准备，但没有采取激烈行动：“很多人被稳控在家，我也被稳控了，解放大道和中山公园周边，警察严阵以待。”

之所以周三民众的抗议情绪更为激烈，周先生说，受政府“医保新政”影响的不仅仅是退休人员，就连普通居民的医疗费也被收缩：“我们每月缴400元医疗保险的人，他们（政府）现在也没钱打到账号里面去了，就没钱买药了。非要你去看门诊消费掉，以前每月有一百多元反馈，现在不反馈给你了。本来这些钱可以灵活买药的，现在非要去医院看门诊，现在去药房买药的钱没有了。”

对于武汉当局早前向居民解释称，医疗新政长期看增加了普通门诊待遇。立即有网民回应：缴费上涨了，返还变低了。因此不想受这个益。另有网民说，规则可以改变，但必须得到大多数人认可，不少政府说改规则就改。

普通居民看病报销五成 公务员全额报销

武汉个体户马永年对记者说，这次医改新政广州也在搞，但受到大多数人反对，被迫停止，而武汉的官员想争取中央表扬，归根结底是医保基金没钱了：“今天人多，把路都封锁了，上万人是有的。因为居民有意见，广州已经不执行这个新政了，但是武汉市要坚持。我也受影响，我以前一个月收到一百多元医疗费，我自己报销，现在要我到医院去买药，到三甲医院只能報50%，还有门槛费要超过700元以后到钱才能报销。” 

马永年说，最让民众愤怒的是政府公务员不受医疗新政影响，可全额报销医疗费。

此次武汉医疗新政涉及的人群已不仅仅是两百万退休人员，而是数百万人。本台将继续关注武汉民众的诉求以及官方的回应。

记者 古亭 责编 陈美华 许书婷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gt2-02152023030256.html

小民之心：武汉发出危险信号 天下大乱已经不远

武汉发出危险信号 天下大乱已经不远 2023.02.09 No.199

打赏： https://www.paypal.com/paypalme/Ying6789

https://youtu.be/WVweajnU5hE

昨天，武汉市成千上万的退休人员冒雨聚集在市政府门前请愿，抗议武汉政府新实施的医保改革，并要求政府官员解释为何将他们每月两百多元的医药补贴，降至数十元。发生在武汉的这场抗议活动迅速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出现这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让当地的警方十分紧张，当局在现场派出了大量的警力。只是，由于这些示威者都是些老人，警方的镇压行动有所克制。集会者表示，削减医药补贴，导致全市近两百万名退休工人受到影响，倘若政府不恢复原来的医保，将于本月15日举行更大规模的抗议。

武汉政府对医保进行的改革从今年2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按新方式计入，实施普通门诊统筹政策。这个新的医保规定，让退休人员的切身利益明显受到了损害。以前他们的医保卡每月收到260元，改革后，医保卡每月只能收到83元。以前的政策，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医保卡的钱基本上可以满足日常买药，甚至还可能略有结余。关键是，钱在自己的医保卡里，有需要随时可以去药店买药，比较方便。改革后，医保卡里的钱变少了，根本就不够买药，要想吃药，只能去医院。去医院不仅麻烦，而且，医院里的药价格比较贵。尤其是，得超过500元才能报销。实际上，是削减了退休人员的医药补贴。

我们知道，武汉是这场疫情的重灾区，三年前，疫情爆发之初便遭到残酷的封城。最近这一年多，武汉又几次受到疫情的影响，百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三年下来，当地的社会和经济都受到巨大冲击，百姓的生活很是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当局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雪上加霜，变相削减退休人员的医药补贴，加重百姓的生活负担，这当然会激起百姓的不满。值得一提的是，武汉拥有许多大型企业，工人们大多都居住在单位宿舍，产业工人先天组织性强，再加上住在一起，容易形成群体行动。据说，这次抗议活动，大部分集会者都是武汉钢铁厂的退休工人。可以想象，如果武汉政府不去回应百姓的诉求，大批百姓上街并非不可能，特别是这些退休人员，他们少有牵挂，又没有退路。对于很多退休员工来说，他们的收入原本就很少，两百块钱的变动就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武汉的抗议事件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面对大批民众的抗议，武汉当局急忙做出回应，宣称这次医保改革民众得到的补助不会减少。只是，无论当局怎样花言巧语替这个医保改革辩护，在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百姓还是能够算清楚的，他们是无法轻易蒙蔽的。否则，不会有这么多的人上街进行抗议活动。事实上，这些年来，但凡中共当局推动的改革，都是有利于当局，而不利于百姓，都是在推卸政府的责任，加重百姓的负担。他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以至于，人们根本就不相信当局会做好事。正是在所谓改革的名义下，让医疗成为了压在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让百姓生活的格外沉重。多少年来，百姓一直期待，能够像大多数国家那样，实施全民免费医疗。只是，这样的愿望根本没有可能实现了。而眼下的问题是，百姓的医保不仅没有提升，反而是降低了，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显而易见，武汉当局这么做，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医保基金面临枯竭，地方财政入不敷出。过去这三年时间，为了实现动态清零，把大量用于医保的资金用于核酸检测以及建造方舱医院。更严重的是，习近平这些年对民营经济的打压，导致经济发展失去了动力，失去了活力，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再加上房地产市场的急剧萎缩，土地财政已经难以为继。这对地方当局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中共当局一再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也就是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实际上，很多地方连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都难以按时发放，在这种情况下，保基本民生根本就是一句空话。在地方政府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自然不可能拿出资金补贴医保。相反，为了减少财政支出，他们会减少对医保的补贴，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退休人员。在权力得不到制约的情况下，特别是百姓根本无法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的情况下，财政紧张的后果，便是社会福利被削减，百姓的利益受到损害。

事实上，类似武汉这样的情况已经在多个省市出现过。这些年，当局也公开承认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要过紧日子。可以推断，基于地方财政状况的恶化，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地方压缩医保投入，甚至会减少退休金。毕竟，有很多地方已经大幅度地削减了在职公务员的工资和奖金。显而易见，当局真实的财政状况一定非常严峻，绝大多数的省市都已经在寅吃卯粮，负债累累，中共当局正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而武汉发生的抗议事件告诉我们，财政危机有可能直接带来社会危机。削减医保、削减退休金，这等于断了底层百姓的生路，他们当然要起来反抗。这也就意味着，武汉出现的抗议活动，今后，将会在其他地方大量出现，甚至，成为一种新常态。

今后这些年，在无法确保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退休人员的不断增加和劳动人口的不断减少，领钱的人越来越多，交钱的人越来越少，将会导致养老和看病问题更加严重。特别是，随着60年代初大饥荒过后出现的婴儿潮那一代人开始退休，形成中国史上最大的一波退休潮，导致退休人员总数会急剧增加，这势必会严重冲击医疗、养老等公共财政支出和社会保障体系。问题就在于，为了维持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转，每年必须有足够的财政资金投入。只是，随着退休人数的增加，以及财政状况的恶化，能否拿出足够的财政资金将成为一个巨大的疑问。早在2019年，中国社科院就曾经发布过《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中国养老金结余将在2035年耗尽。可是，如果，财政出现问题，不能够提供足够的资金补贴，养老金结余耗尽的时间可能会大大提前。也就是说，在今后几年的时间内，人们就会面临严重的危险，不仅医保无法保证，甚至养老金也无法保证。

只是，习近平关心的事情，只有他的权力和地位。百姓对柴米油盐的担心，百姓对看病养老的担心，显然不足以让他感到压力。就在前天，2月7日，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思想和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大谈了一通中国式现代化，宣称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是在讲话的最后，习近平才提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抓好开局之年的工作，努力实现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只是，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连经济运行好转都是问题，又怎么能谈得上中国式现代化和伟大复兴呢。值得注意的是，主持会议的李强宣称，习近平的讲话对于全党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和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实，召集这个会议，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让中共的高级官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也就是，拥戴习近平。由此可知，习近平的心思并不在经济上，他在意的依然还是他的统治，他在给官员和百姓画一个美好远景，为他的长期统治提供理由。习近平似乎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应对已经到来的财政危机。生活在九天宫阙的习近平想的是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而地方官员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让眼下的日子正常化，经济能够正常运作，财政能够正常运转。而百姓想的只是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希望能够吃得起饭、看得起病，能够过上健康平安的日子。习近平的统治能力不能不受到质疑。

可以肯定，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社会保障的缺乏，社会矛盾势必会加剧，类似武汉这样的抗议活动会大量出现，这必然会导致当局强化维稳的力度，加大维稳的投入，因而，进一步加剧财政困难。而财政困难，又会进一步限制对社会福利的投入，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对于中共当局来说，更严重的问题是，一旦财政枯竭，无法保障公务员的工资和奖金，那统治机器将会无法正常运转。而这种危险，随着财政危机的不断加深，正在逐渐成为现实，长此以往，势必天下大乱、国将不国。

目前，财政困难不仅出现在湖北这些地方，就是最发达的东南五省也面临着财政困难。而东南五省是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这也就意味着中央财政状况也面临严重的困难，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支持地方。其结果便是地方自行其是，中央将失去权威，习近平的统治会陷入困境。就眼下来看，人民的力量还难以打败习近平。但是，人民币却有可能打败习近平。

中共确实有枪，但是，它确实快没钱了。真的财政崩溃了，距离政权的崩溃也就不远了。

原图链接： https://xiaominzhixintupian.blogspot.com/2023/02/20230209-no199.html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3/02/blog-post_48.html

“白纸革命”席卷而来，中国官媒社媒贴文甩锅境外势力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多日来爆发“白纸革命”，但这波抗争浪潮却不见诸中国官媒报道，也在微博等社交平台遭到封禁。一位抗争者告诉美国之音，随着举白纸、唱国际歌等相关抗争符号被禁，民众周一（11月28日）开始在微信流传习近平的话，用习近平的话来打习近平，他说，习近平“惹翻了中国人是不好办的，不管他未来如何甩锅，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短短几天来，从乌鲁木齐到上海，再从武汉到北京，全中国约三分之一省份的诸多民众、超过50所大学院校的学生大规模走上街头，悼念新疆乌鲁木齐大火的死难者，也手拿白纸，抗议官方坚守的极端防疫政策，并究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他“到站下台”。

不过，这波被外界视为“白纸革命”的大规模社会抗争浪潮，中国官媒连日来却视而不见，也只字不提，就连社交平台微博也看不到任何相关的抗议视频或贴文，和国际社交平台推特（Twitter）上一则接着一则涌入的抗议视频推文，包括中国警方粗暴逮捕手持花朵、在街头发声之民众或大学生手持白纸抗议等实况视频，形成极大的反差。

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抗争者告诉美国之音，手举白纸、唱国际歌等连结抗议行为的象征，现在都已普遍被当局视为挑衅，一一被禁，就连习近平已故父亲习仲勋的话“人民的声音是不能压制的”也成为被封禁的敏感词，他讽刺地问，若民众在下一波的抗议现场唱中国国歌，是不是当局连中国国歌也要封禁？

抗争者：习近平惹翻了中国人民

他说，中国互联网内，已经有很多贴文或视频传不开来，所以，周一起，很多串连的民众开始在微信群里转传习主席的名言：“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已经团结起来了，什么都不怕，是惹不得的”。他说：“惹翻了中国人民是不好办的，现在就看他（习近平）怎么办呗！”

这个抗争者说，习近平把人们关在家里，人民没饭吃了，总要出来找吃的，大多数人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就是要吃饭。他还说，多数人也都不怕被抓，“反正在家是饿死，抗争（被抓），那是在看守所里，那是管吃管住，多好，抗争是好事。”

他分析，中国这次的“白纸革命”起因于新疆乌鲁木齐的大火，因为那是一场人为封控所导致的悲剧，包括年纪最小的3岁幼童一生都活在疫情中，多么悲惨，人都有同理心，所以，中国民众知道后，都无法容忍，也从自身出发，感受到封控对生计的巨大影响，尤其是不在体制内工作、无工资可领的阶层，包括农民工“手停，口就停了”，再加上，清零封控措施层层加码，还把人封到被火烧死，因此，现在人民忍耐不下去了，一一站出来，手举白纸，抗议中国政府坚守清零政策的不人道。

他说：“为什么大家拿张白纸？一切尽在不言中，谁都知道，会想的都知道。世界杯在卡达尔举办，但是全世界是没有戴口罩的，难道是全世界都疯狂，就中国不疯狂吗？这（动态清零）就是一个非常蠢的笑话，这个笑话就看什么时候结束，正是因为它是一个笑话，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大家就拿着一张白纸，你不让我说，我什么都不说，不行吗？”

武汉游行抗议奏效 汉正街商家解封

这位来自湖北武汉的抗争者还说，武汉周日晚也爆发抗议，大批民众聚集汉正街，还沿路拆除围挡，所幸，警方或清场人员相当平和，只是把民众清到路的两旁，让出路来，并约在午夜12点过后就撤场，而且民众的游行抗议奏效，周一起，汉正街的商家都可以一一开门做生意了。

但他说，清零政策已经严重打击中国的经济，他引述中国税务单位的统计数据称，每天平均有4万家的微小企业倒闭，这些小商家平均关系著3-10人的生计，当大家活不下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警方再怎么维稳也没辄。

他预期，中国在紧接著经济萧条之后，就是社会的动荡，未来不管要不要追责、那一位政府高官来承担责任，或不管习近平如何甩锅，扛“200斤（麦子）不换肩的他肯定是会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

中国官媒社媒封禁白纸 甩锅境外势力

虽说“白纸革命”受到中国网路防火墙的封禁，且中国官媒也都噤声未报道，但吊诡的是，在微博搜寻“白纸”关键词，还是有十多则相关贴文未被封禁，只不过这些贴文多针对所谓境外势力透过白纸革命在中国“搞事”的讨论，但令人意外的是，留言区几乎多数都在讽刺这种甩锅或自欺欺人的说法。

例如，有网民质疑称：“一夜之间全是境外势力。我想知道这么多境外势力，飞机票能买上吗？隔离期满了吗？码变绿了吗？”

也有网民嘲讽网路五毛党老是带风向，把中国内部的矛盾甩锅给美国。他写道：“天天就会甩锅，拜登家里都能开炊具店了。”

另一位网民则笑称：“境外势力这两天放感恩节假。大家都知道，外国人不加班。”

还有网民酸言酸语地说，中国房企暴雷、出生率为负、乌鲁木齐大火、贵州大巴侧翻--“责任全在美方，怪美国就对啦！”

但也有网民澄清：“刚刚我几个熟悉的群里都有人去了，真的不是境外势力，别骗自己了。”

胡锡进：外因找内因生事

就连前党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11月28日也接连发文称：“近日敏感事件发生后，我们要防堵外因，治理改善内因。”

胡锡进分析，近日抗议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加乘的结果。他写道：“那些外部因素希望中国乱，如果有机会，他们不争取染指其中，那才怪了，与此同时，我们要了解这些外部因素常年存在，他们是个常数，即使中西方关系相对好的时候，那些因素也不曾离开。与之不同的是，内因是变量，这种变量更有可能决定事情在什么时候浮上水面，传播速度能有多快等等。换句话说，外因需要寻找内因生事造势，以逞其意。”

他的贴文吸引了1.1万位中国网民留言，但部分留言对他提及的外部因素也是多所讽刺。

一位来自北京的网民说：“每次一有群众抗议，就是外部力量趁虚而入，怎么不想想为什么给人家趁虚而入的机会呢？不能因为有外部势力的存在，就不能让群众表达诉求吧。两码事搞清楚啊！老胡。”

另一名来自河北的网民也批评：“张嘴就境外势力，天天精选评论，境外势力从何处渗透？听听人民的声音吧！”

另一名来自江苏的网民就直言：“我不是境外势力，我是中国公民。”

还有来自湖北武汉的网民就调侃：“对对对，昨晚汉正街的五万多人全都是外部势力。”

中共转移国内矛盾

原籍中国、现已入籍台湾的网络工程师佐拉原是中国知名的公民记者，对中国网络文化非常清楚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甩锅境外势力是中共常见的一种转移国内矛盾的方法。

佐拉说：“在中国的话，由于是一党专政，加上共产党这么多年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所以，所有的民间组织，包括律师协会、大学的学生会或是民间的种种组织都会被打压，或者是被中共进行管理后，完全地控制，所以民间组织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是真的没有境内势力了，所以只要有这种民意汹涌的情况下，当局就指责就是境外势力去推动的社会运动。但社会运动真的是这个社会有一个共识，大家都觉得受不了这个防疫政策了，受不了这个删帖了，受不了中共的这种社会治理措施，所以这个是他们常见的一种转移国内矛盾的一个方法。”

他说，拿白纸抗议最早起于前苏联时代，也是一种带有艺术性、反讽警察的抗议方式，因为抗议者举白纸，什么都没说，也会被警方以“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的自编理由逮捕。中国近日的白纸革命也有类似抗议基础。

佐拉说：“现在在中国的话，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民众被压抑得太久了。网上有网络审查，然后线下又不让（人）有集会自由，没有结社自由，所以大家就用这种方式来抗议，表达对政府目前的这个防疫政策、社会治理政策的不满。”

虽然部分观察人士将近日的“白纸革命”与1989年的六四运动相提并论，但也有不少人悲观地说，在习近平的高压统治下，这类的抗争最后一定会被镇压下去，改变不了北京坚持的清零防疫政策，也难以撼动习近平的权力或极权统治。

中国人民勇于发声 形塑民间力量

但佐拉说，中国几乎不存在公民社会，或许透过此次的社会运动能让中国民众勇于发声、反应民情并形塑能与官方抗衡的民间力量，即便还无法达到拉下共产党的目的。

佐拉说：“我是希望透过这次社会运动，让大家意识到，民间的自我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保护自己免受这种基层的胡作非为之外，也能在大的社会议题上去推动社会发展。这一次可能仍然会很多人受打压，可能有很多人会入狱，所以大家要继续团结起来，关注这些受到迫害的人或是被抓走的人，然后持续地形成一种民间的力量去跟政府制衡，假设将来能形成党外运动，形成对共产党的威胁会是竞争的话，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局面。”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211/%E2%80%9C%E7%99%BD%E7%BA%B8%E9%9D%A9%E5%91%BD%E2%80%9D%E5%B8%AD%E5%8D%B7%E8%80%8C%E6%9D%A5%EF%BC%8C%E4%B8%AD%E5%9B%BD%E5%AE%98%E5%AA%92%E7%A4%BE%E5%AA%92%E8%B4%B4%E6%96%87%E7%94%A9%E9%94%85%E5%A2%83%E5%A4%96%E5%8A%BF%E5%8A%9B.html

大城市里的富人和穷人

来源:
萧湘zzz

1.一线城市的生活水平高低，核心是有没有房产。上车买了房而且没有还贷压力的人，工资收入高低都没多大影响。单纯以日常物价而言，京沪甚至比二三线城市还低，因为规模效应和政府补贴存在。所以很容易观察到，在京沪很多单位和公司里，土著二代可以接受城市平均水平一半左右的薪水（例如五六千），而同样的薪水对于外地青年就是灾难。在房租占收入1/3以上的条件下，低物价的优势就压根谈不上；

2.把外地青年分成两拨来看，一拨教育程度较高的是白领，另一波各种非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的，后者平均薪水不会高过前者。那后者在京沪的生存是靠什么呢？当然是靠压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啦。用群租房这种形式压低最大的生活成本——房租，饭店、理发店、各种小业主招人时，一般会附带提供租房，当然是四、六人一间的宿舍，分摊下来钱也不多。这种临时的生活就得搭配临时的身份，这就是京沪户籍制度的奥秘了，尤其是北京，靠着高不可攀的门槛，从一开始就消灭了落户的预期，把临时状态长期化。你要大家接受的是什么预期呢？是这种住集体宿舍、跟老婆孩子两地分居、自己打工几十年到五六十岁后被赶回老家的预期吗？这不是活脱脱地‌‌“低人权优势‌‌”吗？

3.胡锡进那代人，早年当然也没房子，毕业后都住单位宿舍。运气好排队若干年能分上房，这是第一套；然后2000年趁着商品房兴起，买第二套；如果胆子大、本钱多，且会利用杠杆，那三四五六套也不是什么问题。我见过不少这个岁数的人，工资也不高（一年二十来万），家中囤了几套房的。这是特殊时代的机遇，这种人，就是食利阶层，更何况胡锡进还有足额的养老金和公费医疗，未来二三十年只要财政不崩盘，他们的好日子长着呢？他当然是德不配位了；

4.但是这些食利者一旦获得了巨大好处，他们就是这套逻辑的最大拥护者。一边享受高房价高资产，一边享受着低劳动成本低物价。而对于后来者呢，是错题家把自己压缩成纯的劳动力，花了三四十年被京沪榨干后回到老家，还是做题家们面对高额的房价房贷，上车是错不上车也是错，被绑在日渐恶化且增长暗淡的劳动力市场上。

5.就这两种前景，你让人调整预期，调你妈个头。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210/%E5%A4%A7%E5%9F%8E%E5%B8%82%E9%87%8C%E7%9A%84%E5%AF%8C%E4%BA%BA%E5%92%8C%E7%A9%B7%E4%BA%BA.html

【閱讀筆記】便利與過勞 壓榨社會的縮影—《萬能店員：我的便利、你的過勞，超商的社會代價》

「哪有什麼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

這兩句廣為傳誦的話語，著實為當代社會的寫照。在高度專業分工的時代，我們鮮少看見各項產品背後辛勞工作的人們，當我們鞭策著商品的完美、期待著越來越好的服務品質時，形同揮舞著鞭子加重工作者的負擔；而我們對於便利無止盡的要求，正吞噬著許多人的工作現場，讓他們陷於無邊無際的忙碌之中，包括我們自己。

超商如今已成為台灣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尤其是在疫情期間藉由其高密度才得以進行的口罩實名制，更是超商與日常生活緊密依存的明證。然而，在享受其便利性的同時，超商店員卻往往成為理所當然，甚至是被忽略的存在，殊不知其實他們正是現代台灣社會中，勞動者在職場所面臨困境的最佳代表。

曾為超商店員的作者 寫出萬能背後的辛酸

《萬能店員：我的便利、你的過勞，超商的社會代價》是由論文改編而成的作品，作者張立祥以自身長年在超商基層的經驗、觀察，輔以超商的歷史變遷，運用社會學的觀點，探討原本單純的「店員」，成為顧客眼中無所不包、萬能的存在。而在「萬能」的背面，作者也帶領讀者來到櫃檯的另一邊，介紹了超商店員的工作項目、型態，及他們所必須經常面對的兩難處境，最後更帶出了現代「便利」背後的黑暗面，以及許多人未曾思考其背後可能潛藏的危機。

身為超商店員，身為服務業前線的人員，我們沒有好好專心做一件事的權利。

從結帳、整理貨架、處理進貨，到各種機器的操作應用，由於超商多元的服務，讓店員被冠上「萬能」的美名。但許多人不知道的，卻是這樣的「萬能」，在缺乏自主性、只能夠按照SOP、並且借助大量機器的幫助下，讓工作本身難以獲得成就感，甚至就連薪資，都永遠是處於最低標準。由於是論文改編，藉由完整的分析與統整，在嚴謹的結構下，這些「去技術化」、「組合勞動」的深層問題得以被清楚、完整地呈現。

追求效率的時代 被壓榨的我們值得深切省思

這些只是超商店員的困境嗎？跟著作者的腳步，我們得以看見同樣的問題，其實存在於各行各業，在追求效率的最高準則下，許多勞工被要求能夠多工、隨傳隨到，這種「便利性被勞動者內化」的現象，促成了每個人都想要藉由便利的服務，掙得更多自己的時間，並且弔詭地造就了彼此互相為難的荒謬景象。

工作者透過辛苦工作獲得薪水，希望每一筆錢的投入都值回票價，於是我們在下班時間壓榨別人，上班後再等待著被壓榨。

由於從小看著家人從事零售相關行業，對於《萬能店員：我的便利、你的過勞，超商的社會代價》中的景況，其實並不陌生；尤其自從脫離都市生活，回到家鄉後，更經常反思過去那段日子裡，儘管表面光鮮亮麗，卻總是存在著異物感，更濫情地或許可以說「不快樂」。儘管我們似乎已經難以回到沒有超商的日子，但這本作品的重點，或許就在於讓讀者重新思考便利後所代表的真正意義。而在閱讀過後，那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歡迎光臨」，或許也將會有不同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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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媒：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困难有可能很快转化为“社会不稳定”

来源: 

法广

在河南，账户上的存款被清零的储户们示威抗议却被镇压的消息受到周一法国世界报的关注。该报相关文章写道，4月份以来，四家地区级银行的数千名储户无法再使用他们存在银行账户上的钱。储户们周日就此集会抗议，但遭到暴力驱散。

法国世界报记者西蒙·勒普拉特（Simon Leplâtre）撰写的文章首先描写了一位余姓男子的遭遇。余姓男子今年33岁，居住在黑龙江。余姓男子从黑龙江穿越了半个中国到河南来打听自己的积蓄怎么样了。7月10日黎明时分，他和自4月中旬以来在四家地区银行的资产被冻结的数百名储户一起，在河南省会郑州，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支行前集会抗议。从社交媒体上传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他们举着的横幅上用黑底白字写道：“向河南政府的腐败和暴力说不！40万个家庭的中国梦破灭了。”

临近中午的时候，数百名便衣男子冲进了人群，余姓男子遭到殴打后被拖上一辆公共汽车，他的眼睛在流着血。几个小时后获得释放的余先生叹着气说，“我把家里所有的积蓄100万元人民币都存进了这家银行。现在我们什么都再也买不了了。”

储户们从4月18日起就开始动员起来了，当时，河南省四家银行的客户发现他们无法再取钱了。银行的APP或银行的取钱机都显示的是：系统正在更新。央行就此展开的调查，指责一个金融平台代表四家银行进行“非法集资。”几个星期过去了，情况越来越糟。6月底，警方宣布有好几个人被逮捕，警方的声明说，“此案涉及先前的老案件、犯罪嫌疑人众多、情节复杂。”

“社会不稳定”

法国世界报相关文章表示，当局和警方的行动是无法让储户们安心的，越来越多的储户聚集在一起共同发声。这一事件也表明，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困难是有可能很快转化成为北京担心的“社会不稳定”的。因为在相关的四家银行的背后，是4000家农村银行的情况令人担忧。香港恒生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王丹说，“这些鲜为人知的地方银行通常会提供很高的利息来吸引储户。他们把筹集到的钱借给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尤其是借给非常冒险的房地产开发商。可最近，在房地产领域，出现了很多违约事件。”

6月初，当数十名愤怒的储户发现他们的健康码变红时，这一案件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蔓延了。在中国社交网络上，这种出于政治目的而使用健康码来限制相关储户行动的办法，让数百万网民感到震惊。中央当局最终介入，惩罚了几名郑州的官员。

但储户们的钱的问题是没有进展的。王丹说，“令人惊讶的是，央行没有干预：在中国，存款的保证金额可达50万元，是不应该有这样的恐慌的”。根据《财新》杂志，涉及的金额可能相当于15亿欧元。经济学家警告说，“如果人们开始害怕并试图取钱，那么传播开来的风险是很高的。如今，已有九家银行受到影响。银行系统对这样的感觉是非常敏感的。”

只透露自己姓氏的28岁的李女士说，由于她在金融领域工作，她已经存了20万元，存在此次涉案机构之一的禹州新民生银行。她在电话中强调，这笔钱占她储蓄总金额的90%。”5月份，她曾犹豫是否要参加抗议行动，她说，“我认为没有必要，当地政府会给我们答复的。”她继续说，“但当我看到示威者受到暴力对待时，我对自己说，我也必须来捍卫我的权利。”7月10日，她从她居住的陕西省乘火车前往郑州。虽然她逃脱了便衣特工的暴力，但她震惊地说：“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是不可思议。我们感到完全无助。”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207/%E6%B3%95%E5%AA%92%EF%BC%9A%E4%B8%AD%E5%9B%BD%E6%AD%A3%E5%9C%A8%E7%BB%8F%E5%8E%86%E7%9A%84%E7%BB%8F%E6%B5%8E%E5%9B%B0%E9%9A%BE%E6%9C%89%E5%8F%AF%E8%83%BD%E5%BE%88%E5%BF%AB%E8%BD%AC%E5%8C%96%E4%B8%BA%E2%80%9C%E7%A4%BE%E4%BC%9A%E4%B8%8D%E7%A8%B3%E5%AE%9A%E2%80%9D.html

中国学者：大陆近10亿人月收入低于二千元

来源:
自由亚洲

2021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中国广州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孔岳近日公开指出，中国有9.4亿人的人月收入低于2000元人民币，而且现在有八亿人负债，二亿多人失业。

在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李孔岳表示，中国最穷的百份之二十，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7800元人民币，即一个月600元人民币。

李孔岳：中国有9.4亿人的（人）月收入低于2000（元人民币）。中国最穷的百份之二十，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7800（元人民币），一个月600（元人民币）。百份之二十啊，2.8亿（人）。次低收入的百份之二十，每年的收入16000（元人民币）。16000（元）是多少？一个月1200多（元人民币）。

他又提到，现时中国大陆有百份之四十的人口平均每月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

李孔岳：这百份之四十的群体，他的收入的平均不到1000（元）。中国有6个亿的人月工资不到1000（元人民币），实际是5.96亿（人）。前百份之六十的人注意了！

他又指出，即使是中等收入的百份之二十人口，其年均收入也就是25000元人民币。

李孔岳：另外中等收入的百份之二十的群体收入多少？年均250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注意了⋯⋯这前百份之六十的人的平均是不到2000（人民币）的。这就9.6亿人。实际是9.4亿。

2020年，中国总理李克强曾提到，中国大陆有6亿人月入仅1000元人民币。李孔岳这次进一步提到中国大陆有9.4亿人的人口每月收入低于2000元人民币，令外界质疑中国是否真如习近平所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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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附中的特权 叫“小镇做题家”情何以堪

来源: 

自由亚洲

近日，一条名为《我在北大附中的一天》的视频冲上热搜，视频中北大附中高中生八点上课，课程自选，课后开设击剑、话剧等特长活动，轻松的素质教育引发教育资源、乃至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网络讨论。素质教育培养出的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有志之士还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这场清北附中学子和“小镇做题家”的口水战中，答案呼之欲出。

早上八点开始第一堂课，体育课有击剑项目，中午可以选择娱乐或午休，下午五点半放学后可以观看戏剧演出，还没有作业，每年举办的篮球赛、舞蹈节等大型活动应有尽有，《我在北大附中的一天》视频一出，立即冲上热搜，引发争议。网友们纷纷表示羡慕，留言说这比大学都精彩，自己输在了起跑线上。相比之下，普通人高中生活的一天则是“衡水模式”“小镇做题家”的日常。即使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但由于地域限制和人数要求，不能被名牌大学录取。有网友感慨道：“我们每天暗无天日，人家言笑晏晏，到头来还不如人家。”

视频展现了世界的参差，再次引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全民大讨论。

但旅美资深媒体人王剑则表示，社会制度不公造成的社会鸿沟，教育只是其中一个环节：“首先，教育资源是不足够的，原因是政府不愿投入。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大家竞争优质教育资源，有权有钱的人在这场竞争中是赢家，普通老百姓永远是输家。这和教育方式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这必须进行制度性的改革，但中国看不到进行改革的可能性。”

中国教育部发布的2020年高考数据显示，北京市一本上线率为45.68%，居全国之首，而仅有一所211大学的高考大省河南一本上线率仅有11.48%，每百人中仅有11人能考取一本院校，差距显而易见。有网友说：“生在北京的孩子考上北大清华的概率是我的许多倍，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样巨大的不公。”面对舆论指控，北京学生纷纷现身说法，指责公众是“酸狗”，是“羡慕嫉妒恨”。

与此同时，有博主发文大肆吹嘘认识的清华附中国际班的妹妹，因为拥有双国籍，所以有特权直升清华，并称自己在有特权的环境下学会了善良。她写道：“写到这里，我的高傲已经尽数体现了”、小镇做题家“真让我恶心”。网友们纷纷对此表示无语。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专家程方平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虽然体制无法进行根本性变革，但为了让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实行素质教育本身没有错： “现在公务员高职学历的就能录取，这就是歧视，我们现在很多事都是唯学历主义。高考作为一个进入大学的社会指标，但国外还有别的，社会劳动、对自己潜能的认识和社会评价，但我们的社会评价一做就变成权力寻租了。”

程方平认为，北大附中作为全国顶尖的重点中学，受到资源的倾斜照顾是不争的事实。因配套设施不到位，“北大附中”模式的推广在教育体制改革实践中常常适得其反，不具有普适意义。真正的素质教育是因材施教，但受限于乱套的教育格局，千人、万人学校纷纷涌现，难以推广，教育体制改革面对的困难重重。

“北大附中，包括清华附中，原来都不是最棒的学校，但现在办学有理想，又有条件，带着北大和清华的光环，这种经验是最不值得推广的。你有好多的特权和别人没有的资源，你的经验谁能学？这个普适性经验不要出在重点学校，最重要的是在薄弱校和普通校摸索的经验，根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样的学生都能教。”

王剑认为，教育体制改革只能解决教育效率存在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阶级固化和分化。

2017年，北京市文科高考状元熊轩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谦虚地承认了自己出身外交官家庭，和农村孩子相比，考大学走了很多捷径，他的坦诚引来一致好评。2018年，北大学子岳昕声援“深圳7·27维权工人被捕事件”而被拘捕，至今下落不明。她曾在公众号发表《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因内容鞭辟入里，该文迅速被和谐。她在文中写道，出生于北京中产之家，“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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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民之心：两千元罚款司机自杀 人命再贬值震惊社会

前天，4月5日，一位来自沧州的卡车司机，驾驶他的卡车经过唐山市丰润区的时候，被超限检查站检查，结果，并没有发现车辆超载，却检测出北斗定位系统掉线。当地交通执法部门决定扣车并罚款2000元。卡车司机认为这样的罚款不公平，在与执法人员沟通无果后，买了一瓶农药，在检查站里服毒自杀。服毒后，他写下了遗书，并在一个卡车司机的微信群里发布了视频。后来，被送到医院，几个小时后，卡车司机不幸身亡。消息传出后，引发外界的一片震惊，他的遗书更是打动了很多的人，各种评论如潮水涌来。这个情况，可能已经让当局感到了不安，不少评论已经被删除。

这位司机来自沧州的农村，名字叫金德强，今年刚刚51岁。有报道说，他的家庭负担很重，他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已经成家，也是卡车司机。两个女孩还小，他的母亲已经70多岁，年老多病，每年吃药就要花很多钱。至今，一家人还住在一座非常窄小的旧宅子里。他的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存款，他被送到医院后，家人发现他的银行卡里只有6000元，这可能就是他全部的积蓄。

他在遗书里表示，明明是检查是否超载的问题，却因为我的北斗卫星定位掉线了，罚款2000元，请问我一个司机怎么会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按照有关规定，大货车必须安装北斗卫星定位装置，如果在车辆行驶中定位装置出现故障不能保持在线，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800元罚款。如果故意破坏卫星定位装置以及恶意人为干扰、屏蔽卫星定位装置信号的，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从这些规定来看，当地的执法人员明显存在恶意。甚至可以说，是在敲诈。这位司机并不知道车上安装的北斗定位装置没有工作，更没有去故意破坏卫星定位装置。在正常情况下，执法人员有责任提醒驾驶员检查卫星定位装置，而不是不由分说便进行罚款。这位司机在遗书一开头便说，我不是不值2000元，而是为广大卡车司机说句话。这位司机清楚，卡车司机被执法部门欺压、勒索是一个普遍现象。他在遗书中特别提到，他要用他的死来唤醒领导对这个事情的重视。这是他的善良本质的表现，他想牺牲自己，来帮助其他的卡车司机。真是可惜，他的死并不会引起领导的重视。相反，执法人员胡作非为，恰恰是领导支持的结果。

最近这些年，中国的整体经济形势日渐严峻，底层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难过。可是，中共当局的压榨也越来越严重，对百姓的敲诈勒索，各种罚款越来越多。特别是，这些年来，中共的基层政权普遍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很多地方早已是债台高筑。随着经济形势恶化，地方财源越来越少，地方当局的开支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依赖罚款、乱收费之类的措施，也就是说，中共的基层政权已经变成了明火执仗的强盗，交通罚款，其实就是让外地司机留下买路钱。在去年的年末，中共的人民政协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警惕罚没收入逆势上升"，开篇便写道，一些基层政府过度使用行政处罚手段，在今年财政收入增速普遍下降或负增长的情况下，不少地方罚没收入逆势上升。这篇文章还写道，每遇经济下行，一些地方在税收收入增长"失速"情况下，非税收收入总会出现大增。将非税收收入尤其是罚没收入，作为财政"增收挖潜"重要途径，几乎已是公开秘密。这在过去曾经多次出现，被称为是"罚款经济"。事实上，中国民众的工资水平大大低于欧美，然而，中国很多商品的价格却已经接近欧美国家，有些甚至超过了欧美国家，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物流的成本太高。而物流成本高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基层当局针对交通运输的各种罚款。巨大的成本，实际上都由最底层的百姓承担了。有报道说，2020年，单交通罚款一项，中共当局就得到了3000亿之多。这其中，不知道有多少的不公正，有多少百姓的血泪。

似乎是为确保秩序和安全，当局推出了各种规定，只是，当局出台的每一项管理措施，最终都变成了百姓的陷阱。所谓的执法人员，在挖空心思的利用这些陷阱，以执法的名义，敲诈百姓。其实，人们都知道，卫星定位装置没有工作，只是那些执法人员敲诈的借口。没有这个理由，他们还会找到其他的理由。这位卡车司机自杀，一方面，是因为过于贫困，这2000元罚款，确实难以承受；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是他感到了不公，感到了被欺压。然而，面对强权，他却无可奈何。不交罚款，他的卡车就无法开走。这才是他愤而自杀的根本原因。真是苛政猛于虎！

他在遗书中写道，干运输10年了，不但没有挣到多少钱，反而落下一身病。三高、心脏也坏了。面对这样的身体，也得坚持工作。卡车司机的哥哥说，他的弟弟刚刚把买车的贷款还上。今年的行情又不太好，从过年到现在，弟弟还没赚到5000元。大家都知道，开卡车跑运输，非常的辛苦，然而，近两个月的收入，还不到5000块，上有老，下有小，他确实太艰难了。在遗书中，他告诉人们，他的死最对不起的是年迈的老母亲，他九岁父亲就去世了，那年哥哥才12岁。可以想象，一个母亲，独自抚养两个年少的孩子，该是多么的艰难。从小到大，这位司机的一生都很不容易。他吃了太多的苦，遭受了太多的磨难，更是承受了太多的屈辱。他还说，我对人生已经看透了，太没意思了，早晚是死只不过早几年而已。虽然他只有51岁，但是，惨淡而屈辱的生活，早已经让他心如死灰。尤其令人难过的是，他在遗书中特别提到，"我死后也许有人说我熊，人的思想不一样，不要对我语言攻击。"对于很多无奈的善良百姓来说，面对压迫，面对屈辱，他们确实无可奈何，他们最刚强的反抗，便是自杀。这位司机料到有人会不认同他的自杀，但是，这位司机别无选择。面对这个让他绝望的世界，这是他唯一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他在最后写道，"儿子姑娘们永别了，我死后好好的疼你的奶奶和母亲，儿子照顾好你妹妹。我走后不要过度悲伤，生气赌气，把日子过好。别学我窝囊一辈子。"他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够争气，把日子过好。他对他的一生很是自卑，他感到自己的一生过的很窝囊。我们不知道，在他这短短50 年的生命当中，他经历过多少的委屈；我们不知道，在他从事卡车运输这个工作的10年，他忍受了多少的欺压。我们可以想象，他经历过多少的委屈，我们可以想象，他忍受了多少的欺压，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吃人的制度。常年被人欺负的感觉，令人难以忍受。这一次，他终于承受不了了。他不愿意自己受伤害，更不愿意伤害别人。他所以选择了自杀。在这篇记录了他一生的遗书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不幸、感受到他的艰辛，更是能够感受到他的绝望。2000块钱，只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这位卡车司机的情况，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中国农村地区贫困的现实。农村土地的收入非常的微薄，青壮年要从事其他的工作，才能维持生活。而且，农村的老人没有退休金，或者只有象征性的一点点退休金，生活依赖子女的供养。如果年老多病，更是给子女增加很大的负担。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大约一半的家庭是零存款，也就是一分钱的存款都没有。在中国这样一个严重缺乏社会保障的国家，这些家庭显然是处在极端贫困状态，他们的收入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所需。他们就在生死线上挣扎，已经被压榨到了极限。尤其是，作为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确实生存压力很大。只要再有多一点的压力，都会让他们崩溃。就在不久之前，有位外卖员，为了讨回5000元的工资而被逼自焚。（百姓的命到底值多少钱？）这件事情给我们的精神冲击还没有过去，结果，又有人因为无辜被罚款2000元而服毒自杀。贫困，让百姓的生活变得悲惨。贫困，更让百姓的生命贬值。某个底层百姓的死，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的震动，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因为自己相似的际遇而引起共鸣。

中国底层百姓的苦难，一方面是源自经济上的贫困，另一方面是他们遭到了太多的屈辱。他们的生命毫无尊严，只是像动物一样活着。只要和那个政权有点关系的人，都可以欺压侮辱他们。在强权面前，他们处在绝对的弱势地位。他们看不到希望，每天只是为了生存而奔忙。就像这位卡车司机的家庭，父亲是卡车司机，儿子还是卡车司机，似乎只是在重复上一辈的命运；父亲遭受屈辱，儿子也注定会遭受屈辱。除了亲人，没有人真的在意他们的生死，更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存在，很多人陷于绝望之中。这位卡车司机，只是这底层百姓中的普通一员，像他这样处境的人比比皆是。只不过，他们都还活着，而这位卡车司机却为了反抗对他的欺压，愤而自杀了，他要用生命换回尊严。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金德强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1/04/blog-post_10.html

广州番禺一村委会遭自杀性爆炸 分析：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明经村村委会周一上午召开例会期间，有村民携带爆炸物闯入并引爆，当场造成5死5伤。这是中国多年来罕见的针对官员的“自杀性”同归于尽事件。有分析表示，如果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不通过法律公平合理地解决，这类事件可能还会发生。

爆炸致五死五伤

据广州番禺警方星期一晚些时候通报，3月22日10点许，化龙镇明经村发生一起刑事案件。经初步调查，59岁的胡姓嫌疑人携带可燃爆物到该村一建筑物内并引燃，造成胡某在内5人当场死亡，5人受伤。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网传的爆炸后村委会办公楼二层的视频显示，墙身及梁柱严重受损，天花板被炸落，杂物遍地，包括楼梯等处的墙上地上血迹清晰可见，有伤者或死者倒在地上，消防员已进入现场。另有视频显示，警察在楼外拉起警戒线。

美国之音记者几天来拨打网上搜索出的明经村的多个手机和电话号码，不过都是“通话中”或无法打通。有广州当地消息转述，目前警方对化龙镇事发当地的封锁严密，很难获取第一手信息。记者周三联系上的一位在被炸村委会办公楼边上班的人士表示，当天爆炸的声音很大，警方很快便将附近公路、道路等等封锁很长时间。目前，不清楚引爆的详细原因。

网友评论有人“叫好”有人谴责

目前还没有关于这起自杀性爆炸起因的官方说法。网上转发的据信是与一位明经村村民的社媒对话截图。截图显示，事涉鱼塘征收补偿问题，引爆炸弹者验出肝癌，与同村干部“一拍两散”（同归于尽）。据该村民介绍，共16伤7死，包括书记、2名高层官员，2名队长，2名党员。凶手明知开党员会议去炸，显然是有计划有预谋。

据网上据信是来自一位村民的粤语音频介绍，有一个人浑身绑着炸弹，冲进去炸。当时党员村干部在开会，他们卖了人家很多地。维权了很久但也搞不定，拉横幅又被人捉。目前，网上的截图和粤语音频都无法得到独立核实。

另据香港亲中媒体东方日报的东网报道，有居住在化龙镇的港人透露，胡姓男子是退伍军人，因愤恨村官不作为且涉嫌贪腐而采取极端手段。网传消息则指，事件或涉及明经村近日展开的旧村改造工程。

这次针对官员的爆炸事件发生后，网上有一些人对这位胡姓男子不伤及无辜平民百姓或学生的做法叫好。

有网友说：“谁的过错就去找谁比乱砍学生的强多了”，“敢于对政府下手而不是对比自己更弱的平民下手，这才是真汉子”，“总算明白‘冤有头债有主’，不到路上随机砍人或到幼儿园门口发泄了”。

不过，也有些网友担心未来这类的自杀性爆炸会增多。有人说，“以后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暴政必然促生暴力。全国都是火药桶”。还有人认为，这种行为是“恐怖”的，“反人类”，不应有这么大的仇恨。

上访路被堵死 此类事件不可避免

前纽约时报北京记者站中国研究员赵岩近年在美国组织和参与多起访民拦截习近平在内的访美中共高官申冤维权的行动。

赵岩表示，在目前基层民众面对上下串通贪腐，上访之路基本被堵死，而一切听党的法律又无法为民伸张正义舒缓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出现番禺这样的自杀性同归于尽的爆炸案是不可避免的。

他说：“在法律没有作用，要看党委书记的眼色才能运转的前提下，那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早晚的，也是必然的。老百姓在法律面前就是弱者，如果你想实现正义的话，就只能自我实现正义。各级纪委对这些基层贪官的保护是已经到了破坏法律的、无以复加的地步，才逼迫老百姓不得不行而反之。”

赵岩还表示，以往发生的例如陕西村民怒杀村官一家的案件不如这次番禺的爆炸案更具警示性。在大批各级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断侵蚀百姓权益的情况下，如果当局只想维稳捂盖子，而不为民众解决矛盾维护他们的权益，官民对抗会更加激化。

民杀官事件时有发生

随着官民矛盾激化出现的几起重大的“民杀官”事件曾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北京青年杨佳2007年10月在上海游玩骑车被民警叫停，因警察要求杨佳出示证件而发生纠纷，被强制带到派出所后惨遭8警员殴打施暴。2008年7月1日，杨佳在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内刺杀6名警员、刺伤4警和1保安人员的重大杀警案，引发社会对警察暴力和公平正义的讨论。

2011年5月26日，江西抚州市居民钱明奇对拆迁补偿不满，长期上访诉冤无门，引爆抚州检察院、临川区政府、区药监局3处，造成包括本人在内的4死5伤。

2012年12月13日中午，柳州市规划局长何彬在家被一名上访户炸死，何妻受伤。

2015年2月19日，河北青年贾敬龙因婚房被村委会下令强拆，持射钉枪将村党支书兼村长何建华杀死。该案因贾敬龙的遭遇及死刑审判中对情节的认定在中国法学界及社会引起了广泛讨论。

而就在贾敬龙2016年11月15号处决后一天，陕西延安延长县村民黑延平因征地补偿纠纷刺杀村主任及家人，致4死5伤。

2017年3月17日，江西赣州南康区村民明经国因反抗强拆，用镰铲杀死乡人大主席卓宇，事件曾轰动一时。

此类案件还会有，但不会更多？

赵岩说，尽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已发现政权当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号召全国要反腐要从基层打黑开始，但是打了3年了，其结果是打出番禺这样爆炸性的事件。

他说：“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在忍都在让，他不忍不让没有招儿呀要活命呀。这番禺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件，也是对大陆政权再一次的警钟。这种结果继续下去，我们可以预见，中国大陆的明天就像一个高压锅一样，爆炸的结果是一个什么样。”

因在中国代理多起敏感，也包括维权案件而遭受当局打压被迫逃离中国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曾在美利坚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陈建刚表示，中共当局目前铁桶式的高压控制正在一步步“朝鲜化”，在包括高科技等各种严密监控之下，像番禺这样有勇气又有能力进行激烈反抗的民间人士少之又少，未来这类案件不会更多。

他说：“中国人逆来顺受成为一种习惯，敢于反抗的是极少数。这是中共对民间的这种打压封锁造成的，因为老百姓真是手无寸铁，中共又武装到了牙齿。你反抗的结局就是灭亡。再加上几十年的洗脑、奴化教育，把中国人的血性都已经耗尽了。第二呢，现在中国在猛烈地收紧民间的自由空间，在社会控制越来越紧的时候，人通常的做法会倾向于收缩、倾向于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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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失业率攀升至17年最高点 特首林郑月娥支持率不足两成

来源: 

美国之音

香港就业状况继续恶化，失业率到达17年的最高水平。香港政府统计处星期二（3月16日）表示，目前有超过26.16万人失业，截至2月的三个月失业率达到7.2%，为17年来的最高水平。

根据香港最新的劳动人口统计数字，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的7.0%，上升至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的7.2%。就业不足率（未充分就业率）也从3.8%上升到4.0%。

这两个数字都创下了17年来的新高。失业人数比前三个月增加了大约8300人，同期就业不足的人数增加大约6400人。与完全失业不同，就业不足指的是仍有工作，但是就业人员只能完成标准工作时间的一部分。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说，大多数行业的失业情况都在恶化，特别是在进出口贸易、邮政和快递业、教育、艺术、娱乐和康乐活动业。

罗致光补充说，就业不足率上升主要出现在零售业、饮食服务业和艺术、娱乐及康乐业。

按行业分析，包括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与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的失业率虽然比前期略降0.2个百分点，但仍然高达11.1%；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由14.7%下跌至14.1%，是失业率最高的行业；零售业的失业率则由8.9%上升至9.1%。

罗致光预期，疫情尚未完全受控，加上访港旅游业仍然“冰封”，劳工市场在短期内将继续面对挑战。不过，他认为随着疫苗接种计划的开展，疫情的威胁应该会逐步减退，今年稍后有助纾缓劳工市场的压力。

分析人士指出，香港就业状况恶化除了新冠病毒疫情的因素之外，最近两年香港的社会动荡更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后者正在导致香港经济长期陷入衰退。

另外，香港民意研究所（或称香港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二公布民调结果显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支持率只有18%，反对率则高达72%。香港民意研究所的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2019年初脱离港大自行注册成立，一直被视为亲泛民主派的民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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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恶意讨薪”的背后：失灵的机制与被定义的“维权”｜劳动政策观察

导语：“恶意讨薪”无疑成了2021年初、庚子年末最火的热词之一。2月5日，甘肃省甘南州警方通报，一工地包工头爬50米塔吊威胁工地负责人跳楼讨薪，工程款涉及38名农民工工资，当地警方最终以包工头恶意讨薪“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此通报一出，引发舆论哗然：既然有恶意讨薪违法，难道资方欠薪就是善意合法？

原文：服务业劳动观察，作者：黄德新

2015年工人群体案例10425起（图中数字有误），绝大部分是建筑工人，制造、加工、服务业工人占一小部分，国企工人极少。引发示威的原因主要是欠薪，其他原因有失业赔偿、搬迁赔偿、低薪、克扣工资、欠缴社保等。图源：非新闻

农历年底向来都是农民工讨薪的高峰。春节返乡在即，农民工被拖欠工程款、材料款、工资等矛盾都在此刻触发，由此而引发的讨薪事件远超日常十倍。民间媒体“非新闻”曾不完全记录2015年发生的工人群体事件（以建筑工讨薪为主）共10425起（实际发生案例应以十倍计），其中发生于春节前夕的超过5000起，数量接近全年一半，引发抗议的原因主要是欠薪，而这其中因讨薪而被抓的工人便达数千人。

✲2021年1月5日，广东南雄，多名工人以跳楼威胁讨要被欠工程款，一名工人被处以15日行政拘留；

✲1月15日，福建厦门，有工地拖欠22名工人35万元工资，其中一人爬塔吊讨薪，而后被处以治安处罚，被拖欠工程款而后追回；

✲1月20日，广东汕头，一工地拖欠工人工资达100多万元，工人组团游行讨薪，七人被处以行政拘留，被拖欠工程款而后追回；

✲2月1日，黑龙江大庆，一药房拖欠员工20个月工资，工人市政府信访维权被警察带走；

✲2月2日，广东汕头，一工人因被拖欠工程款跳楼威胁，被处5日行政拘留，被拖欠工程款而后追回；

✲2月8日，广西梧州，4名讨薪人员向包工头讨薪，其中两人以砸毁财物方式恶意讨薪被行政拘留。

回溯过去年底两个月，网络可查及的工人因讨薪被抓案件至少有7起。这些以建筑业为主的纠纷，工人陷于非正规劳动关系保障的模糊边界。即便2020年国家强力推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常态的维权机制并未革新改进，部分走投无路的工人最后只能无奈选择以拉横幅、阻碍交通、跳楼爬塔吊等——这些被官方所定义的“恶意讨薪”方式——才能拿回自己的工资。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被官方定义为“恶意讨薪”的工人维权行为背后的合法性呢？

机制下的法律维权：失灵与无力

机制失灵是既成事实，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机制本身也无意正视这一点。当工人被问及对于法律维权的看法，不是“不知道怎么弄”，便是“好难好长、太难成功”。不知道怎么弄，源于维权机制中的高门槛；而历时久、难成功，则是机制本身的复杂性和偏向性。法律运行机制对个体化/原子化维权的引导，实则分解了工人维权内在的团结性，将具集体特性的劳资争议孤立成个体行为，同样造就了个体工人机制内维权的无力。

“一调一裁两审”的争议处理体制，是一套建立在正规劳动关系体制下维权机制，本意是建立特殊快速的劳动者维权路径，但劳动者在实际维权过程中却存在着重重阻碍。所谓“一调一裁两审”，指劳动争议必须经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后（在此之前可以申请劳动调解委员会调解或直接仲裁），不服裁决后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调解期限常规为15日，仲裁一般为45天，复杂案件最长应在60天内结案，进入到法院环节则可长达1-2年不等。

流程的复杂性和专业性造成的时间、经济、精神成本的损耗，已经足以令劳动者望而却步。尤其劳动者需要承担大量的举证责任——如劳动关系、工作时间等证明；如上述的建筑农民工，在真正进入讨薪争议之前，就必须耗费大量精力奔走上述流程先行佐证“存在劳动关系”才行。

再者，仲裁成功率并不乐观。《中国统计年鉴2020》统计显示，2014-2019五年间每年受理仲裁案件逐年上涨，但劳动者一方单独获胜的裁决比例却在逐年下降，从35.20%下降到29.40%。这有劳动者证据准备上的缺陷与弱势的原因，同样有机制对资方的倾斜，更“玩得转”这套游戏规则——资本可调动整个组织的资源（时间、金钱和法律专业）对抗孤立个体劳动者：劳动者是在兼职打官司，但资方并不是。2019年结案的106+万个劳动仲裁案中，有超过48万的劳资争议最终上诉到法院阶段，这也意味着近一半的争议并不能在仲裁阶段结案，而劳动者必须花更多时间和金钱与资方（被）玩“法律游戏”。

机制外的反抗：被定义的“恶意讨薪”与维权“黑名单”

当官方机制里的维权路径趋于式微，劳动者（中的幸运者）必须千辛万苦才得以拿回应得的几分之几；更核心的是，基层执法/司法部门和资本间互踢皮球和偏袒，这对劳动者维权的否定更令人陷入绝望与无力。这并未令工人从中得到释怀解放，反而深陷于另一个不占优势的博弈循环。失灵的机制并不能令工人重获劳动的尊严，但工人仍需设法拿到欠薪，应对生存刚需，仅有的渠道则是寻求机制外的反抗——结果却是被官方所定义为“恶意讨薪”和被列入“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

即便“恶意讨薪”一词引发舆论哗然，但这并不是地方政府第一次提出。早在2004年，北京市政府就首度联合市建委、劳动及公安多部门声称要打击恶意讨薪行为；2007年，南宁市政府更明确定义5种过激行为被界定为“恶意讨薪”，包括：采取拉横幅、堵塞道路、阻碍交通、封锁出入口等影响社会治安的方式；采取爬楼、爬吊塔、切断水电、冲击施工现场等妨碍管理的方式；以及敲诈、胁迫、威胁，甚至聚众闹事、围堵政府机关等系列手段，都会被列为严惩的“恶意讨薪”。从国家的角度，“恶意讨薪”话语内嵌的贬抑性色彩无不显露：对机制外的民工讨薪行为之厌恶已经超乎对资本欠薪本身的容忍度。

在对“恶意讨薪”行为的谴责之外，官方还设立劳动者“黑名单”亦试图压制工人的法外维权行动。近一年来，浙江湖州、嘉兴地区法院先后公布“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剑指常年频繁进行劳监投诉（三年10次）、劳动仲裁（三年3件）或一年内讨要工资款3-5次的劳动者，或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职场“碰瓷”者（法院语）。被列入名录的劳动者，将在求职、劳动维权上从严审查甚至进行惩处。这一举动无疑是极具“开创性”和模范效应的。企业间、行业协会内部多年来共享员工“黑名单”——这一令工人积极分子求职受阻的潜规则，业已在政府内部明目张胆的铺开。官方“黑名单”旨在恫吓走投无路的维权工人，但并未给予工人提供一条更为有效的道路。

政府毫不吝于指责机制外的工人讨薪，但对于企业本身违法在先的用工行为似乎持续缄默。2018年人社部首立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针对克扣农民工工资并达一定数额或引起恶劣社会影响的企业进行惩戒。但在“信用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网站上，2020全年全国仅录得179个企业或自然人计入黑名单，多为中小型企业或包工头。事实上，官方针对企业黑名单的定义也仅局限于欠薪或者引发群体性事件，目的在于维稳而非维权，但对于其他如过度加班过劳、降薪裁员、社会保障纠纷、霸凌歧视及职场狼性文化等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均不在其监管的考量之中。既往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企业“996”违法加班现象、饿了么骑手猝死无工伤保障仅得“2000元人道主义赔偿”、华为“奋斗者协议”漠视员工权益等网络热点事件，官方并不视其为对劳动者权益的侵犯。

维权合法性的来源：是压迫本身，而不是法律

简言之，所谓“恶意讨薪”和劳动者维权“黑名单”，正是政府用以打压工人机制外抗争，消解工人维权合法性的制度化手段。在常态机制失效的情形下，劳动者亦被剥夺了额外寻求保障的行动路径，任何捍卫合理生存空间的挣扎成了一个必须付出代价的举动。

“一调一裁两审”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限定了工人个体可寻求的法律救济手段，但失灵且无力；“恶意讨薪”与“黑名单”消解了工人集体行动、阻断生产过程的合法性，维权便意味着代价；再加上工会本身于工人的虚假代表性，法律正在一步步限缩工人维权的合法性边界。

最高检在针对雇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相关案件中，曾极力赞赏地方法院为违法的欠薪雇主进行取保候审而非拘押，以避免出现“办一个案件，倒一个企业，失业一片”的结果。但可曾有违法的工人因“家里老人小孩失去生计”，而获得法律同样的“仁慈”、享有取保待遇呢？

究其根本，现行劳动法律并非由工人意向所制定，亦非为工人而制定，其核心内轴仍是控制和消解工人的自发维权，营造利商的投资环境。工人总是试图寻求制度外渠道争取权益——其恰恰表明，工人维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工作场所的压迫本身，而不是现成的法律框架——法律既不能给予工人完整保障，亦形成制度霸权限制工人的自我解放。所谓“恶意讨薪”行为，背后无非是指向现存劳动维权机制运作的失效危机与机制制定的失代表性；而“黑名单”之举，只可能成为一种对工人自发反抗的无效控制，只会蓄积集体危机。保障工人权益，需要的是一条更为有效的路径，由集体工人自主定义和运转的规则。

资料&注释  

1. 非新闻“2015年统计” ，非新闻为民间自发专门纪录维权事件的平台，核心成员于2016年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判刑，记录工作亦于2016年6月15日终止；本文引用2015年数据，因该年数据最为完整，放在今天仍具参考意义，根据核心成员估计，实际发生的案例至少为可记录到的数据的10倍。
2. 《中国统计年鉴2020》，国家统计局
3. 2004.12.21 北京：恶意欠薪和恶意讨薪都该治 ; 2007.8.31 南宁：5种行为被界定为“恶意讨薪”。
4. 2020.5.4,专打职场“碰瓷”浙江首创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 
5. 2021.2.8,嘉兴首个“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公布！一旦被纳入后果很严重 
6. 2009.5.20, 广州日报：工人维权上“黑名单” 在同行业求职无门，一名在珠宝行业工作了12年的劳动者，因为与工厂发生纠纷，被工厂以“职业道德沦丧”为由纳入黑名单，并提交行业协会，导致其求职屡屡碰壁，10多家珠宝厂没有一家肯聘用他。
7. 2017.9.25，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8. 依照，《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拖欠工资“黑名单”信息通过部门门户网站、“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予以公示。因此文章统计2020年数据采用“信用中国网站”的统计数据，但仍受网站收录完整度影响，不可避免与各地方政府实际公布数据有所出入。
9. 民间有自发组织的黑心企业评比，覆盖范围和议题多元，以大企业恶劣违法为主，详见：2020年度十大黑心企业评选
10. 2021.2.6，以案说法 | 最高检发布6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例！详见第二：黄某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

from 熱門文章 - Matters https://matters.news/@free51/%25E5%25B7%25A5%25E4%25BA%25BA-%25E6%2581%25B6%25E6%2584%258F%25E8%25AE%25A8%25E8%2596%25AA-%25E7%259A%2584%25E8%2583%258C%25E5%2590%258E-%25E5%25A4%25B1%25E7%2581%25B5%25E7%259A%2584%25E6%259C%25BA%25E5%2588%25B6%25E4%25B8%258E%25E8%25A2%25AB%25E5%25AE%259A%25E4%25B9%2589%25E7%259A%2584-%25E7%25BB%25B4%25E6%259D%2583-%25E5%258A%25B3%25E5%258A%25A8%25E6%2594%25BF%25E7%25AD%2596%25E8%25A7%2582%25E5%25AF%259F-bafyreiewcpa65xibutc23ja3csy65andliafv275px23utytudfwxfriae

中国快递员：新形式的奴隶？

周二的法国世界报刊出了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指出，中国经济的“滴滴化”正在造成灾害。

署名勒梅特（Frédéric Lemaître）的文章指出，中国劳动人口中，超过10％的人受雇于网络销售和送货平台，由于竞争加剧，这些员工的薪资条件也越来越差。

文章首先介绍了震动中国社会的拼多多员工猝死或自杀的事件，并指出，9-9-6文化是中国科技巨头的一个特征，它一直没有消失。

文章回顾了十年前苹果公司的主要分包商富士康发生的自杀浪潮，当时，富士康内的自杀浪潮引起了国际舆论对中国工厂内十分艰苦的工作条件的关注。如今的中国以服务业为主导，受到拷问的是像阿里巴巴，腾讯，拼多多，京东，美团这样的科技巨头。十年前的富士康和现今的科技巨头企业，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现今的受害者很少是这些科技巨头企业的员工，他们通常是那些所谓的个体户。

世界报的文章承认，这一发展趋势是全球性的，它不仅仅只是在中国。经济的优步化没有绕过任何国家。在中国，优步曾不得不向当地的竞争对手滴滴投降，因此，就中国，我们可以说是经济在“滴滴化”。文章的作者说，这里同样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就是，在大部分其他国家中，这一现象最多只涉及到劳动人口的4％，比如英国就是这样。相反，在中国，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于2020年秋季发布的研究报告，这一现象至少涉及7千800万中国人，占劳动人口的10％。

中国的快递员根据其所服务的平台穿着蓝色，黄色或红色的外衣，他们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已成为一个真正的机构。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游行中，他们是被邀请在习近平面前走步的少数几个行业之一，他们也给应该说是庸俗的游行带来了现代感。

但是，平日他们更多地不是在走步而是在奔跑，他们踩着摩托车的踏板，眼睛紧盯着手机，按照算法指示的路线行驶。这些成千上万的通常很年轻的男性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对于他们中的每个人来说，时间的压力是巨大的。只要有客户抱怨，大多数的送货平台就会将相关的快递员停工半天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世界报的文章还指出，深圳的一项研究表明，滴滴等平台的驾驶员发生的事故是传统出租车司机的三倍。超过一半的送餐快递员说他们在工作中受过伤。然而，在2018年，将近一半的北京快递员都没有任何社会保险。既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养老保险。

同一文章还表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文件，快递员的身份有多种，有的是个体户，有的是为中介公司工作。但是，他们有两个共性：一个是，快递员极少是发货的平台的员工，是员工的比例只有8％；另一个是，在竞争的压力下，他们的工作条件和薪酬条件在恶化。

国际劳工组织指出，快递员的唯一的明显好处是：从书面上来看，这些快递员和出租车司机的薪水相对较高。在一些省份，他们的收入比普通工人要高30％，但是，这是以随时可以工作送货和不人道的工作时间为代价的。30％的送餐员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十个小时，而且，每周7天，天天如此。

世界报的文章表示，在许多国家，这样的工作条件都有可能会导致集体性的行动。有时，勇敢的中国人民也呼吁建立独立的工会，但这还没有被列上议事日程。

欧洲人最近担心中国尚没有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禁止强迫劳动的公约。此外，北京也没有签署结社自由的公约，这间接地促进了新形式的奴隶的出现。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6%B3%95%E5%9B%BD%E4%B8%96%E7%95%8C%E6%8A%A5/20210126-%E4%B8%AD%E5%9B%BD%E5%BF%AB%E9%80%92%E5%91%98-%E6%96%B0%E5%BD%A2%E5%BC%8F%E7%9A%84%E5%A5%B4%E9%9A%B6

以自焚做最后抗争 维权之路“难于上青天”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最近发生的几起以死维权抗争事件引起广泛的关注。劳工观察和维权人士称，这些事件表明，即使中国有现成的法律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是在没有法治，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共威权体制下，劳动者的维权之路可谓“难于上青天”。

送餐员讨薪不成而绝望自焚

今年1月11日，48岁的外卖送餐员刘进，在江苏泰州市海陵区时代花园东门靖江赢跑泰州店门外，将汽油倒在身上，以自焚的方式抗议店方克扣他应得的送餐配送服务费，幸好被周边的群众发现，迅速用灭火器将火扑灭，并立即送医救治。

幸运的是，经过医生的治疗，刘进的命被保住了，但是泰州市人民医院诊断，刘进呼吸道烧伤，全身80%二度、三度烧伤，需要在重症监护室治疗至少两个月，前期全部治疗费约100万元人民币。

据中国媒体报道，身高只有1.6米的刘进到泰州打工已经10多年，2019年10月与“好活（徐州）”公司签订《项目转包协议》，承揽靖江赢跑公司的“饿了么”餐点外卖配送业务。“饿了么”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提供网上订餐等服务的生活服务平台。

自焚前，刘进在老家的母亲住院，他跟同事借了2千元。此外，他的妻子有肝病，不能正常工作，需要额外支出看病吃药。小女儿去年考上大学每个月需要生活费1500元，租房1000多元，家庭日常生活支出等各种费用1500多元，每个月的收入所剩无几。

每个月家中“等米下锅”的刘进，为了追讨薪资，多次找配送站长和靖江赢跑公司老板，但是资方认定刘进的行为是“急辞”（没有提前一个月申请辞职者，则当月工资按配送费每单1.5元计算。），因此要扣掉他的工钱。

刘进在追讨被克扣的5000元配送服务费不成之后，采取了自焚的极端抗争方式，但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全身大面积烧伤，眼下需要支出一笔天文数字的医疗费，未来还有可能丧失工作能力，无法赚钱养家。

只有自焚才能引起政府重视吗？

人们普遍认为，生命的价值高于金钱，为了区区5千元而自焚，似乎有些不值得。但是对于每天从早到晚驾车穿梭在大街小巷送餐，家境困难的刘进来说，“钱比命贵”。据悉，刘进在事发前曾对妻子说：“工钱太难要了，要了好几次都不给”。即使在自焚送医后，刘进对他妹妹刘萍说：“我不想活了，我活够了，太累了”。

在刘进自焚事件发生后，中国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泰州海陵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也发布了情况通报。通报说，区委、区政府第一时间协调医疗专家队伍，全力救助伤者，并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事件展开全面调查。情况通报说，在当地政府与“饿了么”公司交涉后，首笔医疗费已经由“饿了么”汇至指定账户。

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给海陵区政府新闻办了解刘进自焚事件的调查和处理进展，接电话的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值班人员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说境外媒体的采访必须要“通过某些外交途径”。

美国之音记者还打电话给配餐外送平台“饿了么”在泰州的承包商“赢跑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女士称，她知道刘进的自焚事件，但详细情况并不了解，负责此事的公司负责人不在。

中国广西桂林的维权人士王德邦表示，在媒体的关注下，在泰州当地政府的介入下，刘进自焚后得到了及时的救治，或许他将来也能得到相应的赔偿，但是这种个案绝不代表中国普通民众因为劳资纠纷受到伤害，或者导致死亡，都能普遍得到安抚和赔偿。他说，这是地方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出于自身的政治前途和利益，不得不做出的反应和姿态，不是法治社会下应有的表现。

王德邦说：“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能够建立持久普遍保护公民的机制，即使得到相应、合理的赔偿也是偶然的，个案的。在欢迎媒体监督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媒体监督的作用很有限，必须要建立其一个真正能够保护权益的社会、法治环境，法治平台，将权力放在法治之下，而不是凌驾于法治之上。”

其实，不仅劳工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就连有律师执照，法学博士的大学教授也因面对维权之路的艰难，最终走上了绝路。

中国媒体日前报道，四川大学法学、新闻学双博士庹继光教授从2011年开始抗争当局强拆他们位于成都成华区的两套房子，在多次实名举报区长浦发友，无法得到他认为应得到的赔偿后，房子最终于2020年下半年被当局强拆。精通法律条文，了解如何维权，身为博士教授的庹继光最后也在绝望之中，用生命去做最后的抗争，于2021年1月18日从四川大学一栋教学楼的10楼跳下身亡。

真正工会缺失 公权力袒护资方

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说，中国劳工受资方压榨，欺凌事件经常发生，而劳工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权之路很艰难，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他说：“第一，维权不一定能维得回来（要不回来工资）。第二，投入的时间成本，根本拖不起的，还不如忍气吞声，赶紧找另外一个工作。而且，维权过程中，（政府）没有对企业惩罚性的条款，即使企业输了，最多是把钱给你，所以说中国普通工人维权的成本很高。刘进为什么选择自焚，维权就是一条不归路。”

李强认为，中国劳工维权艰难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经济越来越下行的时候，当局为了保就业，在处理劳资纠纷时，往往偏袒提供就业机会的公司企业。他说，普通百姓维权时，一旦出现过激行为，若被当局认为造成所谓的社会不稳定，可能会以“扰乱社会秩序罪”或“寻衅滋事罪”被捕入狱。

李强指出，中国没有一个真正能代表公司企业员工的强大的工会，依照法律法规支持和帮助员工维权，员工“单枪匹马”与资方交涉和维权，往往是“孤掌难鸣”，无法促使企业真正执行国家的相关法律，因此很难得到好的结果。

前中国维权律师、法律学者滕彪博士说，中国的劳工权利一直受到当局和资方的限制和剥夺，无论是工资、福利，还是工作环境。他说，中国没有三权独立，新闻自由，在发生劳资纠纷时，包括警方、法院或仲裁等政府机构，基本上站在资方一方。

滕彪说：“因此，当工人的工资被拖欠，工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很难找到有效地渠道来解决，所以这就造成了大量的悲剧，像工人得不到工资，工伤得不到补偿，有些人就选择自杀，也有一些人选择用暴力来报复社会，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维权人士王德邦说，在新冠病毒疫情之下，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更加严重，社会底层百姓的工作、生活也更加艰难，维权之路也步履维艰。

他说：“无论是自焚，还是讨薪，都是整个经济艰难的一个表现。多年来，中共当局强调的所谓民生，但是老百姓本身却没有感受到什么好处，只是感到生活日益艰难，绝望情绪日益浓重，不知道前途在哪里，出路在哪里，这种民生艰难的确让人忧虑，这是个普遍现象。”

保护劳工的法律形同虚设

王德邦说，中国百姓讨薪等维权问题长期存在，历届中国政府也都知道。

2003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曾经亲自帮助农民工熊德民追讨拖欠工资。温家宝还专门召开会议，制定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敦促有关部门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

但是王德邦指出，温家宝总理出面帮百姓讨薪，只是权宜之计，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劳资关系，原因在于，中国没有构建一个保护公民权益的法治和公平正义机制。

2018年12月，中国人大第二次修改的旨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也可以协商解决”，“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广西的维权人士王德邦说，表面上来看，中国已经制定了一些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但是事实上，这些法律都是一些摆设，起不了作用。他说，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正如中国官媒也公开承认的那样，中国要到2035年才能基本建成一个法治国家，因此，言外之意，中国现在不是个法治国家。

王德邦说：“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些法律仲裁，包括法院起诉，最后的结果都是维护权贵一方。他们说了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们就是法律。所以，民众要通过合法的途径讨薪，希望获得权力的保护，这个土地（中国）没有提供这种途径，否则的话，分布在这片土地上每年几千万访民，就不会这么庞大。”

超时超强度工作被推崇为企业文化

除了讨薪问题之外，企业员工还面临一个超时超强度工作的维权问题。

虽然类似刘进自焚的事件在中国并不常见，但是社会底层的蓝领阶层，甚至一些白领阶层员工，在公司企业片面追逐最大利润，迫使员工在极大压力下超出法定工作时限工作，造成员工非正常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

去年12月21日，“饿了么”的外送员韩某某在超时超强度的送单途中猝死。一开始，“饿了么”拒绝承认与死者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仅出于人道赔偿2千元，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拿出60万平息此事。

12月29日，在乌鲁木齐工作的网络购物平台拼多多的员工张某，凌晨1点多与同事一道回家途中突然昏厥倒地死亡。23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中国企业员工，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都自愿或者不情愿地在超过法定每天8小时的规定工作。“996”（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已经成为公司企业普遍的企业文化。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2019年4月11日在谈到“996”企业文化时就曾经说过，“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今天中国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

在“996”这种超时超强度工作环境的企业文化驱使下，企业员工只能以牺牲自身健康为代价获得他们应得的收入，但回报给公司老板的是财富暴增。

最新的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显示，拼多多创始人黄峥的身价达到631亿美元，马云为512亿美元，腾讯的老板马化腾560亿美元，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53亿美元。

压在中国工人身上的两座“大山”

中国劳工问题观察人士李强说，中国工人的法定工作时限是没有保障的，因为他们身上压着两座“大山”。他说：“实际上，中国工人身上压着两座大山，一座是中共专制下的大山，通过压榨劳工来维持中共专制精英阶层的利益。另外一座大山是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中国要发展，走强国之路，引进外国先进科技，管理经验，就要牺牲掉劳工的利益。用劳工换取外国的资本进入中国。”

就在刘进因追讨薪水未果而自焚，拼多多外送员因过劳猝死等事件引起媒体关注的时候，一项法律援助法草案在1月20日提交给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根据草案，对于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事项，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等事项，也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维权律师滕彪说，中国新出台的法律援助法草案后，如果有更多的社会底层员工能得到法律援助，固然是个好事，但是他认为，当局的法律援助法能起到的效果是有限的。

他说：“因为很多情况下，不仅仅是个法律服务，或者是法律咨询的问题，还涉及到政府公权力部门的腐败，涉及到整个救济渠道，无论是涉及到仲裁，上访、信访，还是法院等司法渠道等等，这些基本的制度安排，都存在问题。所以，法律援助的效果，非常有限的。”

滕彪指出，中国过去几十年来，出台了各种法律，而且法律制度在不断完善，也有进步。但总的来说，中国离一个法治国家还差很远。他说：“关键在于，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和法治是背道而驰的。具体来说就是，中国政府和中共是凌驾在法律之上的，如果这样一个根本的体制不变的话，出台多少法律、法规都是没什么用的。”

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通过法律的途径保障自身权益的状况未来有望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就像中国现存的其它法律一样，如何实施，怎样实施有关法律，能否真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仅有待观察，而且值得质疑。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101/%E4%BB%A5%E8%87%AA%E7%84%9A%E5%81%9A%E6%9C%80%E5%90%8E%E6%8A%97%E4%BA%89%7C%E7%BB%B4%E6%9D%83%E4%B9%8B%E8%B7%AF%E2%80%9C%E9%9A%BE%E4%BA%8E%E4%B8%8A%E9%9D%92%E5%A4%A9%E2%80%9D.html

陶傑：不穩定無產階層

全球化秩序崩潰，「中國製造」生產鏈開始斷裂，加上武漢肺炎全球散播，國際經濟難免陷入百年未見的蕭條。

在香港，只有多達 18 萬的公務員持有前網絡時代殖民地體制留下的所謂「鐵飯碗」。

即使中國強推「國安法」，或經歷一年的社會動盪，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的內心世界無論是支持民主或「愛國」，為了避免失去工作，勿忘在社交媒體展開自我審查，就不必顧慮失業。

因為全球包括美國，在此大動盪期間，即使找到一份工作，成為受薪僱員，也淪為社會學家所說的「不穩定無產階層」（The Precariat）新族群。

「不穩定無產階層」並非失業人士，相反他們有一份工作。然而他們的地位很特別，不高於專業人士，但也不等於工匠，唯工作與地位欠缺發展潛力。

例如：雖然是某種技術人員，卻以合約形式受僱。「不穩定無產階層」會隨時陷入「地位失調」（Status Discord）的狀態。如擁有大學畢業程度，卻因時勢所逼，要從事地位或收入低於自己的學歷與能力的工作，而陷入所謂身份挫折（Status Frustration）的困境。

例如香港的大學有藝術系。進入藝術系的學生多半天生有創作與叛逆的氣質。但由於香港自從「反送中運動」與中國關係失卻信任基礎，加上特區政府無能，肺炎病毒全球失控，香港必需封關，連國際的大型藝術展也不來香港舉行。

曾有香港的大學藝術畢業生找不到與本行匹對的工作，包括無法在博物館從事導賞或中小學的美術科教師，而要被迫轉做 Uber 司機，長達三年。

從事 Uber 的司機，收入可能不太微薄，每天工作超過十小時，也有兩三萬元。但此一職位，明顯令這位大學生覺得頹喪，覺得學非所用，或認同是特區政府無能，與外部環境問題，令自己無法一伸壯志。

「不穩定無產階層」成為世界反抗運動的一股力量，因為他們不一定走上街頭，上下班的時候卻擁有網絡。一名藝術系畢業生開計程車，在中途午飯休息時，其手提電話社交媒體必然接通街頭的反警暴示威，而且全力支持。

加上自從美國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許多公司企業盈利大減，無法為員工加薪，但又不想裁員，只好為員工更換更華麗的職銜。

一些員工明明獨自工作，並無帶領下屬團隊，職銜變成「總監」、「首席執行官」之類。連一家寫字樓的垃圾筒清潔員也被冠以「物資回收主任」、「公共衛生主任」等職銜。至於香港的巴士司機則一早就稱為「車長」，好像與豪華郵輪的船長地位相當。

職銜稱呼的通貨膨脹由美國發起，法國就將掃地的阿嬸稱為「地板維護師」（Les Techniciennes de Surface）。

「不穩定無產階層」的工作性質或許需要動用某種高科技，但無法掌控或設計科技。無所不在的 IT 資訊包圍四周，影響了的思考方式與思考能力。

「不穩定無產階層」並無長久與成熟的人生觀，因為發展個人職業生涯，並無遠大前景，致使一大群人無法為人生長期規劃。同輩的社交媒體又造成壓力，交互比較薪金與成就，很容易造成孤立。

此一階層並非文盲，而是大學學位膨脹之後的高學歷者。香港在主權移交之初，除了九家大學頒發學位，還有大量副學士學位。香港的「不穩定無產階層」成為不滿特區現狀的一股主要力量。他們成為香港網民的中堅，雖然使用粗言穢語而且不少港女，但他們是全球化此一階層的香港現象。

這一點，一位在 70 年代中學畢業、長期奉為精英的特首，進入香港大學畢業而投身香港政務官，又豈會了解今日世界心理潮流之巨變？


原文連結  https://www.cup.com.hk/2020/07/07/the-precariat/


from  http://hktext.blogspot.com/2020/07/cup-199.html

陶傑：不穩定無產階層

全球化秩序崩潰，「中國製造」生產鏈開始斷裂，加上武漢肺炎全球散播，國際經濟難免陷入百年未見的蕭條。

在香港，只有多達 18 萬的公務員持有前網絡時代殖民地體制留下的所謂「鐵飯碗」。

即使中國強推「國安法」，或經歷一年的社會動盪，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的內心世界無論是支持民主或「愛國」，為了避免失去工作，勿忘在社交媒體展開自我審查，就不必顧慮失業。

因為全球包括美國，在此大動盪期間，即使找到一份工作，成為受薪僱員，也淪為社會學家所說的「不穩定無產階層」（The Precariat）新族群。

「不穩定無產階層」並非失業人士，相反他們有一份工作。然而他們的地位很特別，不高於專業人士，但也不等於工匠，唯工作與地位欠缺發展潛力。

例如：雖然是某種技術人員，卻以合約形式受僱。「不穩定無產階層」會隨時陷入「地位失調」（Status Discord）的狀態。如擁有大學畢業程度，卻因時勢所逼，要從事地位或收入低於自己的學歷與能力的工作，而陷入所謂身份挫折（Status Frustration）的困境。

例如香港的大學有藝術系。進入藝術系的學生多半天生有創作與叛逆的氣質。但由於香港自從「反送中運動」與中國關係失卻信任基礎，加上特區政府無能，肺炎病毒全球失控，香港必需封關，連國際的大型藝術展也不來香港舉行。

曾有香港的大學藝術畢業生找不到與本行匹對的工作，包括無法在博物館從事導賞或中小學的美術科教師，而要被迫轉做 Uber 司機，長達三年。

從事 Uber 的司機，收入可能不太微薄，每天工作超過十小時，也有兩三萬元。但此一職位，明顯令這位大學生覺得頹喪，覺得學非所用，或認同是特區政府無能，與外部環境問題，令自己無法一伸壯志。

「不穩定無產階層」成為世界反抗運動的一股力量，因為他們不一定走上街頭，上下班的時候卻擁有網絡。一名藝術系畢業生開計程車，在中途午飯休息時，其手提電話社交媒體必然接通街頭的反警暴示威，而且全力支持。

加上自從美國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許多公司企業盈利大減，無法為員工加薪，但又不想裁員，只好為員工更換更華麗的職銜。

一些員工明明獨自工作，並無帶領下屬團隊，職銜變成「總監」、「首席執行官」之類。連一家寫字樓的垃圾筒清潔員也被冠以「物資回收主任」、「公共衛生主任」等職銜。至於香港的巴士司機則一早就稱為「車長」，好像與豪華郵輪的船長地位相當。

職銜稱呼的通貨膨脹由美國發起，法國就將掃地的阿嬸稱為「地板維護師」（Les Techniciennes de Surface）。

「不穩定無產階層」的工作性質或許需要動用某種高科技，但無法掌控或設計科技。無所不在的 IT 資訊包圍四周，影響了的思考方式與思考能力。

「不穩定無產階層」並無長久與成熟的人生觀，因為發展個人職業生涯，並無遠大前景，致使一大群人無法為人生長期規劃。同輩的社交媒體又造成壓力，交互比較薪金與成就，很容易造成孤立。

此一階層並非文盲，而是大學學位膨脹之後的高學歷者。香港在主權移交之初，除了九家大學頒發學位，還有大量副學士學位。香港的「不穩定無產階層」成為不滿特區現狀的一股主要力量。他們成為香港網民的中堅，雖然使用粗言穢語而且不少港女，但他們是全球化此一階層的香港現象。

這一點，一位在 70 年代中學畢業、長期奉為精英的特首，進入香港大學畢業而投身香港政務官，又豈會了解今日世界心理潮流之巨變？



原文連結  https://www.cup.com.hk/2020/07/07/the-precariat/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20/07/cup-199.html

在美國，身為白人要談論種族議題而不被標籤為種族主義者，很難

原文連接：As a white person in America, it’s difficult to discuss race without being labeled racist
原文作者：Kevin B.
發表日期：2020年6月14日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

自從三年前搬到中國後，我越來越多地思考我所說的 "種族主義 "的武器化，以此作為贏得爭論的手段，或者在許多情況下，完全關閉爭論。作為一個美國的白人，你害怕被貼上種族主義的標籤。這是一個可以讓你失去工作、聲譽和人生的標籤，正如Amy Cooper 的案例所示的那樣。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有人在社交媒體上搜索任何公開說出種族污言穢語的人，並要求聘任他們的學校或公司解僱他們。

我指出這一點並不是在為Amy Cooper 辯護，也不是在為使用那個N字母開頭的字眼辯護。相反，我指出這一點是因為被貼上 "種族主義 "標籤的門檻越來越低，而後果卻越來越嚴重。危險源於網絡暴民充當法官、陪審團和劊子手，就像他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Gordon Klein 的案件中一樣。在我的朋友中，即使是BLM最強烈的支持者也對他的停職感到震驚，他的一個學生在毫無根據地指責他種族主義後，他很迅速的被停職。如果你讀到這裡，已經得出了我是種族主義者或捍衛種族主義或法西斯主義辯護者的結論，你是我最想接觸的人。我並不是說被人罵 "種族主義者！"就等於忍受美國黑人較高的警察暴力率或製度化的歧視。我也不是想分散解決這個問題的注意力。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部分原因是中國的外交政策機器非常喜歡指責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等國家，只要這些國家中的任何一個國家採取不利於中國的政策，就會被指責為種族主義或排外主義。中國的決策者明白，他們的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同行害怕這些標籤。他們也明白，這些社會中的"左派"很容易沿著這個軸心被操縱，以至於上海復旦大學一位有影響力的研究員最近發表了一篇題為"若改善中美關係，為何必須爭取美國左派？"的文章。我與中國的交往，讓我對美國國內以 "種族主義者 "作為結束爭論的工具也更加敏感。

2017年，我和幾個朋友去墨西哥過年。我們從洛杉磯驅車前往下加利福尼亞州的瓦萊德瓜達盧佩。一路上，我們開車經過海灘上的幾個廢棄的建築項目。一年前我也曾做過同樣的旅行，我注意到這些未完工的建築和一年前的狀態一模一樣。我會講西班牙語，在墨西哥做過很多工作。我的哥哥在墨西哥城住了10年，我經常去看他。我在那裡的朋友和同事都抱怨當地的腐敗和幫派暴力的斷層，這往往導致建築項目半途而廢或直接放棄。考慮到這一點，我不認為我即將在車上問我的朋友的問題會引起爭議。儘管如此，我知道我的同伴們都是洛杉磯的自由主義者，我還是小心翼翼地表達了這個問題。 "我不是想以種族主義的方式問這個問題， 但你們認為墨西哥有什麼原因導致這麼多廢棄的建築項目？" 根據我在墨西哥的經歷，我對墨西哥有自己的看法，我很想知道他們是怎麼想的。

小組中最左傾的那人答話， "我認為，任何使用 '我沒有種族主義的意思'這說法的人基本上就是一個種族主義者。" 談話結束。不可能推測我提出這個問題是為了真誠地討論。

似乎為了避免被美國白人左翼最堅定的成員指責為種族主義，你只能對另一個國家或文化說些積極的話。我本以為我的問題會引發一場關於腐敗等問題的討論，而墨西哥人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罵我種族歧視的人可能把我的問題理解為暗示腐敗問題，也可能認為我是在反過來指責墨西哥人類似於懶惰。無論哪種情況，這次經歷都讓我學會了不再問這樣的問題。這就是自我審查。

幾個月後，在那次談話中一直在車裡的一個朋友說，他認為那個說我種族歧視的女孩太過分了。他當時不想指責她，因為他認為那會讓他成為下一個名列她那個狗屎名單的人。雖然這是一個人的例子，但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我相信溫和的白人自由主義者害怕在他們更自由的朋友中叫出"表演式的醒悟"--因為害怕被貼上種族主義的標籤。出於同樣的恐懼，他們更不願意質疑有色人種提出的觀點。這也是自我審查。這也解釋了人們是何以繼續支持一些他們自己都不喜歡的東西，例如已經演變成暴力的抗議活動。

在喬治-弗洛伊德之死的抗議活動爆發之前，這種對政治正確性高於一切的渴望，在2019年12月武漢發現的Covid-19的討論中就體現出來了。自病毒爆發以來，我一直在中國。直到2月中旬世界衛生組織給它起了一個正式名稱為止，大多數中國人都把它叫做 "武漢肺炎"。即使在它被正式命名為 "新冠肺炎 "之後，許多人仍然用它的非正式名稱來稱呼它。在2月底和3月初，中國外交官不僅開始否認病毒來自武漢，而且開始說它很可能來自美國。然而，左傾媒體和政客們堅持認為，任何在描述病毒時使用 "武漢 "一詞的人都是種族主義者，MSNBC 評論員 Chris Hayes 也許是最好的體現。

"稱之為武漢病毒真是可鄙得驚人"

當一個外國政府在全球範圍內散佈病毒起源於美國的錯誤說法時，美國左翼的許多人不願意說病毒來自中國。這樣做將是種族主義的，正如眾議院民主黨人Judy Chu 在中國外交部開始宣傳公然敵視美國利益的陰謀論近兩週後提出的那樣。我認為對中國外交官提出的宣傳進行反擊是完全合理的。西方自由主義者通過混淆任何關於病毒起源的討論，主動抹去了重要的歷史事實。這並非完全沒有後果：這遠不是第一個從中國荒野中出現的新型病毒，必須努力防止未來的病毒爆發從這裡開始。

如今，雖然美國各地既有和平抗議，也有暴力抗議，但對暴力分子的強烈譴責似乎是按照黨派路線進行的，保守派譴責暴力，自由派則更不願意。我所看到的來自左派的最慷慨激昂的懇求不是來自一位民選官員，而是來自亞特蘭大的一位活動家。在某種程度上，我相信這是因為以白人為主的民選官員不敢說任何可能被認為是不支持當前運動的話。如果你是白人，你不支持抗議，暴力和一切，你可能會被判斷為種族主義者。即使是公開譴責掠奪，也足以被冠上種族主義的標籤--彷彿掠奪這個詞自動指涉非白人。

在今天的環境下，身為一個白人，討論種族問題時，很難有半點細微的差別。要麼你採用左派最響亮的聲音提出的最極端觀點—不問問題，不討論—要麼你就是一個種族主義者。

不跟大隊說#BlackLivesMatter的是種族主義者。不跟大隊說#DefundThePolice的可能是種族主義。說#ACAB（所有警察都是混蛋）的前設荒謬--也可能是種族主義。我對喬治-弗洛伊德的遭遇感到震驚。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支持在黑人生命有關痛癢這旗幟下發生的一切，例如在大體上和平的抗議活動中的暴力行為。對我來說，相當清楚的是，當一群人說"所有的警察都是混蛋"的同時，也在呼籲截斷警察的資金，他們並不是深思熟慮地重新分配資金以提高整體警務質量- -他們是指，不向警察提供資金，解散警察。雖然民主黨內的高層聲音拒絕這個建議，但沒有跡象表明群眾會仿效。

在發表之前，我就著這篇文章和幾位朋友做了辯論。對於我上面提出的批評，最常見的回答是為這些激進聲音做出一種辯解。 "好吧，我不認為人們真正的意思是我們應該完全截斷警察的預算。他們只是希望看到合理的改革。" 彷彿是為了證明我的觀點，紐約時報評論版剛剛發表了一篇文章，其標題很明白。"是的，我們的意思直截了當：廢除警察"。

我家裡有兩個前警察。他們都知道一些警察在最常規的工作中喪生的故事--交通攔截和家庭暴力電話。總有可能他們剛剛因超速而攔下的人，因為更嚴重的犯罪而有逮捕令，並且無意被帶回警局。有時候，當警察接到家暴電話時，應門的醉酒丈夫拿著槍。在這個人人都有權利擁有武器的國家，人們總是有一種隱隱的恐懼，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接到家暴電話，或者最後一次交通攔截。 "有些警察是混蛋，但一般來說，他們都是善意的人，有時會因為警務監督不夠而做出不道德的行為"，這句話不如 "所有警察都是混蛋 "那麼朗朗上口。但我們必須討論前一個前設的含義，拒絕後一個前設。

從長遠來看，我更害怕的是極左派，而不是極右派。是的，部分原因是因為我是白人男性，因此不太可能成為極右派暴力的目標。我之所以更害怕極左派，還因為他們的觀點對主流自由主義者的影響力，比極右的觀點對主流保守主義者的影響力要大得多。像AOC 這樣有魅力的政客，在公眾面前的聲音要比Steve King 這樣的極右政客大得多--前者才上任一年半，但推特粉絲是後者的60倍。

此外，右派和左派的暴民心態在範圍和程度上也有重要區別。我沒有忘記夏洛茨維爾和 Heather Heyer。然而，2017年8月的 "團結右派 "集會，儘管積極宣傳，並挖掘了約20個白人至上主義團體，但只招攬了約100人支持他們。他們的想法是垃圾，主流保守派也是這樣評斷的。另一方面，國會山自治區(Capitol Hill Autonomous Zone, CHAZ) 儘管在成立之前沒有做任何宣傳，但參加活動的人數似乎比夏洛茨維爾的集會多了十倍。

我有一位在西雅圖的熟人，是有30多年經驗的成功律師，他為CHAZ辯護說："至少現在比警察向該地區發射催淚彈的時候要好一些。" 有道理，但為什麼不承認這只是不可持續的，與抗議前的西雅圖市中心相差甚遠？我認為，在直接拒絕與黑人生活物質有關聯的東西時，有一種恐懼的因素。

南方邦聯將軍的雕像最近幾天被推倒了。我對這些雕像沒有任何好感，這些雕像美化了那些為了保衛奴隸製而犯下叛國罪的人。但是，我尊重法律，法律規定不能破壞財產。如果有人被抓到破壞財產，法治意味著這個人需要被繩之以法。你不能同時維護法治，同時僅僅因為看起來有足夠多的人希望雕像倒塌而有選擇性地執法。市議會的存在就是為了維護法治這個原因。

在5月的反封城抗議中，我被各個市政廳前手持衝鋒槍的蒙面人嚇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但他們沒有砸窗，沒有燒樓。沒有人死亡。相反，在弗洛伊德抗議活動的頭兩週，有19人喪生。這些人的死亡似乎大多是犯罪分子趁亂施暴所致，有些人是在槍戰中被警察打死的；有些人是在抗議時被汽車撞死的。網上有很多視頻顯示，警察的行為是無法辯解的暴力。我接受這樣一個前提，即警察的這種不當行為會增加抗議者採取暴力行為的可能性。然而，無論警察的不當行為有多少，都不能成為謀殺像 David Dorn 這樣的人的藉口。

無數的商店，無論是連鎖店還是小企業，都被摧毀或搶劫（下手的犯罪分子有白人，也有非白人）。毀掉一個人傾注了畢生積蓄的小生意，可以說是毀滅性的挫折。在推特上，我經常看到那些反對搶劫的人說的話被蓋過。 "比起黑人的生命，你更關心的是物品！！" Vice寫了一篇文章，講的是如何對付一個 "比起黑人的生命，對搶劫更在意 "的親戚。文章基本上建議使用上述類型的喊話。小生意是一種謀生手段。它不僅僅是物品。我還看到有人用 "反正有保險可申領的！！"來使那些譴責破壞連鎖店的人閉嘴。一家Target 或AutoZone 或 Wendy's被毀掉之後，可能半年都不會重建，這會讓工人失業，直到店面重新開張為止。

在網上，生活也會被毀掉。一位教授拒絕因為喬治-弗洛伊德之死而給學生一個 "不會造成傷害(no harm)"的期末考試，結果被公開羞辱。學生們要求解僱這位教授。 "我們要求你們支持終止Klein 教授的教職，因為他對學生在內亂時期要求的同情和憐憫做出了極度不敏感、輕蔑和可悲的種族主義反應" 我不知道學生們是在反抗他拒絕給予不會造成傷害的期末考試，還是在反抗他郵件中公認的尖刻語氣。無論如何，在現實世界中，你不能因為一個對你沒有關係的人進行的不公正而改變一個機構的規則。你也不應該能夠把任何冒犯你的東西重新貼上種族主義的標籤。儘管如此，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已經暫停了克萊因教授的職務，並將他的課程重新分配給其他教師。

這不是關於黑人的生命。這是關於一個新興的運動，測試其欺凌行為所能達到的極限。諷刺的部分原因是，學生們將自己視為受害者，而他們卻在系統地破壞教授的生計。對我一些說華語的朋友來說，不論他們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這都隱約讓人想起了文化大革命，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黑暗的時代，在那個時代，學者們被公開羞辱，被迫下崗，被送進勞改營，以彌補他們在認知上的罪過。不同之處多於相似之處，但像Klein 這樣的人可以因為執行UCLA的期末考試政策而被停職，或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在討論他們看到的#BLM問題時感到不安全，還是應該讓你感到震驚。

另一個例子是，一個幾年前在社交媒體上使用N字母開頭的字眼的女孩被起底。最近，有人找到了那個帖子，據之要求耶魯大學開除她。中學時，墨西哥孩子有時叫我whiteey，黑人孩子有時叫我cracker。孩子們都會說些蠢話。我不想縱容這種語言。但我也不想看到一個人的生活因為他們15歲時說的話而被毀掉。懲罰太重，超過了犯下的罪過 (罪罰相稱呢？)。

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你們同情，也不是要點明身為白人的難處。相反，我想為走向更有成效的對話做出一點貢獻。

要想讓我們的民主制度取得成功，我們的制度所需的變革需要從法律上進行，就像現在紐約所發生的那樣，州議會在3天內通過了10項警察改革法案。在某種程度上，我希望這種迅速的行動能夠向抗議者揭示他們的注意力最有效的方向。我也希望這說明，我們不需要跨越黨派界限互相發火。我從許多自由主義者那裡得到的感覺是，他們認為他們的保守派同胞是美國系統性種族主義仍然存在的原因。但紐約州參議院有40名民主黨人和22名共和黨人。以這樣的多數，這些改革隨時都可以通過。可是，他們到現在才終於因為抗議活動帶來的壓力而有所行動。如果當你投票給民主黨時，你以為你選出的是會積極打擊種族主義的人，這應該讓你感到憤怒。據報導，Amy Cooper曾投票給奧巴馬和希拉里-克林頓。

如果你與政治上比你靠右的人交談，他們可能會說一些你認為違背了政治正確原則的話，或者偏離了你對抗議活動、對BlackLivesMatter、對暴力事件等的信念路綫。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同意你對核心問題的看法，即基於膚色的機會不平等在美國仍然存在。

試著壓制你生氣、做出種族主義指責、證明你在道德上比他們更好的第一本能。

如果這就是你反應的方式，你會把每一個潛在的盟友變成敵人。這只會對解決我們都關心的問題造成阻礙。

與這個運動中更激進的原則保持距離。

明確表示你不想廢除警察。明確指出，那些對為自己膚色道歉不感興趣的白人仍然可以成為運動中的盟友。

明確定義什麼是盟友。

我曾多次被告知，光是不種族歧視是不夠的，我需要積極反種族歧視。然而對於這意味著什麼，卻沒有一致的定義。這話聽起來不錯。但是，如果反種族主義意味著我需要加入解僱戈登-克萊恩教授這樣的人的行列，我就不能成為一個反種族主義者。

在美國，沒有什麼目標比有色人種機會平等更崇高。然而，今天運動最響亮的支持者最終卻在把像我這樣的人推開。

延伸參考 / 聆聽資料:

• Getting On The Same Page About Racism (Trumpcast)
• The Still-Vital Case for Liberalism in a Radical Age (Intelligencer)
• Joe Rogan Interview with Bret Weinstein (Joe Rogan 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