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2012年3月30日明報)
在北京力挺之下，梁振英順利勝出特首選舉。
新特首上場，原是香港重新出發的契機，但綜觀整個政局的發展，香港只怕正步入新一波政治危機之中。
高度自治危機
港人治港是北京對港政策的核心，也是寫在《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憲制承諾。回歸初年，北京給予董建華極高自主度，各個駐港機關都恪守《基本法》第22條不得干預香港事務的條文。但2003年七一遊行，令北京驚覺特區政府無力駕馭局勢，開始積極介入香港事務，中聯辦亦漸趨活躍，不但協調各級選舉，甚至參與議會箍票及月旦時事。董落曾上後，香港管治未見好轉，眼見特區政府長期積弱，大國堀起自信滿滿的中方官員，逐漸流露出一種「香港人總是搞不好，中央還是要管的」心態，干預之手越伸越長，漸漸出現西環(中聯辦)壓倒中環(特區政府)的現象。
梁振英上台後，香港的自治空間有被進一步侵蝕的危機。我們無法確定地下黨員的傳聞，但客觀現實是梁振英與傳統左派關係密切，從爭取提名到成功當選，都見到中聯辦官員的身影。香港巿民有理由擔憂，在北京強調干預的治港方針下，第二支管治隊伍(中聯辦)將會全面接管香港事務，甚至直接領導第一支管治隊伍(梁振英政府)。西環治港的模式一旦落實，不單高度自治將名存實亡，更加意味政治價值與行事手法與港人南轅北轍的中方官員，將會與香港社會直接衝突——以往特區政府與巿民的矛盾，將轉化為中央與本土之爭，北京將面對比現時更棘手的困局。
自由倒退危機
去年政改通過後，香港政治逐漸出現「新加坡化」及「馬來西亞化」的趨勢：即政制逐步邁向2017普選之時，香港原有的自由空間卻面臨政權機器的壓制(見筆者2011年9月2日《明報》觀點版《共同守護香港這片自由之地》)。過去數月，從區議會種票、批鬥學者，到政治檢控社運人士等等，民主派及公民社會的活動空間備受打壓，各種核心價值岌岌可危。
梁振英的「防暴隊言論」是否屬實有待查証，卻令人重新記起這位新特首昔日的鷹派形象。梁振英去年還聲言要制裁七一遊行示威者，上台後會否效法新馬兩國政府，強硬壓制反對派及公民自由，為2017普選後確立「控制式民主」體制(managed democracy)鋪路？部分中方官員也許認為，港式社會抗爭溫溫吞吞，即使強推新馬模式逐步侵蝕港人自由，北京的政治代價也極為有限。這種想法的危險之處，在於忽略了港人對自由的堅持，其實更強於對民主的追求，一旦北京及特區政府決心將新馬模式移植香港，並企圖強推23條立法，必將激發巿民為自由而激烈抗爭，將社會推向騷亂邊緣，北京及香港都要付出沉重代價。
政府管治危機
回歸以來，由於各種政制缺憾(小圈子選舉的特首欠缺認受性、政府欠缺執政黨支援在議會沒有穩定支持)，已註定任何人出任特首，都要面對結構性管治危機。
梁振英上台後，除了要繼續面對這個破爛政制，還要應付比董建華及曾蔭權更多的政治問題。相比前兩任特首當選之時，梁振英可謂「三低特首」：低民望(民調支持率只有三成)、低選委會票數(建制派嚴重分裂)及低公信力(西九及黑金飯局等醜聞纏身)。一個早已破爛的政制，再加上一個「三低特首」，北京還可以寄望梁振英政府，可以走出管治能力不振的困局嗎？
擺在北京及梁振英面前的選擇，其實明確不過：假如北京及梁振英恪守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原則，尊重人權自由法治的核心價值，並且推動各黨派大和解建立全民政府，則仍然有望避免各種政治危機，開啟香港管治的良性循環；相反，假如北京領導人及梁振英迷信強硬管治路線，破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移植新馬模式強推23條立法，並且堅持一左二窄非友即敵的管治手法，則必會面對社會強烈反抗，引發連綿不絕的官民衝突。
美國總統甘迺迪曾經說過：「管治之道，在於作出明智抉擇」(To govern is to choose)。未來5年香港是亂是治，就看北京領導人及梁振英如何選擇。
from 大政治家 http://brian-fong.blogspot.com/2012/03/blog-post_30.html
Saturday 31 March 2012
藏区两名喇嘛自焚 一名已经死亡
【看中国记者周强编译】据《美联社》3月31日（周六）报道，流亡喇嘛和西藏人权组织表示，在中国西部城市又有两名藏人喇嘛自焚。
总部位于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周五称，这两名马尔康（Maerkang）地区的自焚藏人情况不明。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喇嘛则表示，一名示威者已经死亡，警方将他和另一名喇嘛带到了官方医院，以阻止他们成为更大示威游行的导火索。
这两名自焚喇嘛名字叫Tenpa Darjey和Chimey Palden，来自80公里之外的寺院。流亡的Losang Yeshe和Kanyag Tsering称，当其他喇嘛听说了自焚之后，出发去城里，但半路上被警察封堵。
周六，当记者打电话询问此事时，马尔康（藏人称之为巴克汉姆）的警察和政府官员或拒绝置评，或称他们没有听说此事。
如果此次事件得到证实，那么短短一年时间内已经有超过30起自焚事件，以抗议当局对藏人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和对喇嘛宗教习俗的侵犯，而这却是藏人生活的中心。许多自焚者是喇嘛和尼姑，他们一直以来站在反抗中共当局对藏人严厉统治的前列。
流亡藏人和自由西藏指，周五自焚喇嘛之一的Chimey Palden曾在2010年访问拉萨时被关押了1个月。流亡藏人表示，警察搜了他的身，发现了一张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照片，一个西藏的国旗并在他的手机里发现了一首国歌。
（点击看原文）
注：马尔康县：属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
from 看中国 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12/03/31/446307.html?%E8%97%8F%E5%8C%BA%E4%B8%A4%E5%90%8D%E5%96%87%E5%98%9B%E8%87%AA%E7%84%9A+%E4%B8%80%E5%90%8D%E5%B7%B2%E7%BB%8F%E6%AD%BB%E4%BA%A1&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kanzhongguo%2Fwww+%28%E7%9C%8B%E4%B8%AD%E5%9B%BD%29
主席憤怒了
事緣會議進行途中，奧地利財長費克塔（Maria Fekter，上面照片右；照片來自歐盟理事會網站，為２月２０日會議情況）突然離開會場會見記者，私自披露了會議將通過上述基金金額提高的建議。但當時會議還正式表決通過，而且一般應由會議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上面照片左）。此事令容克十分不滿，還決定中途結束會議，並臨時取消原定舉行的記者會，離開時記者大呼：「會議決定也給人宣佈了，記者會還要開嗎？」
這次會議在歐盟輪任主席國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舉行，會場一切由丹麥打點，但碰巧丹麥不是歐元區成員國，沒份開這次會議，令丹麥官員向記者會會場等候的記者通知記者會取消時也十分尷尬，表示這個決定不是他們作出的。
容克有火，據報是歐元區財長會議「洩密」情況越來越嚴重，例如上一次會議的閉門開會時的情況，給西班牙一份報章十分詳細地報導出來，因此容克決定要執行紀律，找費克塔開刀，警剔各位與會者守規矩。
與此同時，３０日的會議其實還有議程未討論。儘管容克拂袖離去，但會議中斷，不談該議程，則似乎是各成員國還未有共識有關。
那是歐洲央行理事會成員人選的議題。有一名西班牙籍的歐央行理事任期在５月屆滿，理論上要在３０日的會議拍板由誰接任，以趕及填補該空缺。
理論上，由西班牙另找人選填補是最合理的做法。然而，去年歐央行行長換人時，意外地未能由德國派人填補，反而是由意大利的德拉吉（Mario Draghi）接替。而原本以為是德國人接替，因此再之前換副行長時，決定了由葡萄牙人接任，於是出現正副行長都由南歐人出任的情況。為平衡一下理事會的組成，於是「北歐」國家推出盧森堡央行行長、目前唯一一個１９９９年歐元推出時仍在任央行行長的「元老」梅殊（Yves Mersch）接任。
不過，容克自己都是盧森堡人，梅殊接任，會令盧森堡這個小國在財金官員中，有著比例異常地大的人數。碰巧容克的歐元集團主席本屆任期將在６月屆滿，而容克又放風說，經過２年多歐債危機後，有點累，且有些病痛（例如腎石），所以希望退下火線。
目前接替容克的大熱是德國財長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因為德國之前失去了歐央行行長的位置，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希望找回另一個重要歐洲財金位置做補償，而且要加強對歐洲財金政策的控制。因此，如果３０日決定了梅殊入央行理事會，便等同宣佈由朔伊布勒接掌歐元集團。
不過，由一個德國人正式主持歐元區財長會議，而且還是資歷較默克爾更深、連默克爾都敢頂撞的朔伊布勒，「德國控制歐洲」之說只會更甚囂塵上，尤其是正面對總統大選的法國。因此據報法國要求押後有關決定，以免令法國選民覺得現總統薩爾科齊（Nicolas Sakozy）喪權辱國。
而且，大概６、７月還有２個重要財金職位要填補人選，包括目前由德國人做的歐洲重建及發展銀行（ＥＢＲＤ），以及新成立的基金歐洲穩定機制（ＥＳＭ），以取代臨時的歐洲金融穩定設施（ＥＦＳＦ，這個基金的主管目前又是德國人）。因此這４個職位要一同考慮，或者要５月底至６月、即法國總統大選結束後，才可拍板。
from 歐洲動態 http://europechinese.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html
中共使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缩短20年？或更长?
近悉，英国总人口中百岁以上老人占17%，前几年得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是八十四、五岁。中共官方则宣布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达七十四五岁，并且宣布中国超过六十岁的人数是1.77亿，八个人中有一个超过六十岁的，对中共官方宣布的数字我是不相信的。中国人之死就如牛马猪狗鸡鸭死去无别，无须进行死亡鉴定，无须开具死亡证明，没有死亡登记，这样平均寿命的数字岂非凭空得来。但即使有登记，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哪一样可信！为了政治需要，为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中共政府对外公布的数据，几乎全不可信。据经验估算，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大概就是六十多岁，比英国、日本、美国等文明民主国家的平均寿命要短二十岁左右，且不健康。
为什么会这样呢？按说，中国人的养生保健理论、实践水平，自古以来就不比别的国家民族差，《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水平恐怕要高出同时代其他国家民族很多，至今仍指导着中国人养生保健，甚至也被其他国家奉为经典。循此以往，药王孙思邈就活了一百多岁呢。若无中共出现，中国人依循传统中医文化前行，其平均寿命应高于而不是低于西方民主国家人民的平均寿命，更高于全世界人民的平均寿命。而如今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却比西方民主国家人民短少大概二十岁，究其原因，经再三思之，我认为这是由于中共在中国建立的共产极权专制制度造成的。
共产极权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个学说使人从一出生不平等，生而不平等。它共产党就应该永远领导一切，掌握一切政治权力，支配其他人。其他人生来就没有政治权利，被专政，无权选举政府，无权批评政府，无权对政府表示不满。人们对中共及其政府只能歌功颂德，只能阿谀奉承，稍有异议，即被批斗、毒打、折磨、迫害，甚至投入大牢，肉体消灭。中共及其走狗不仅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而且垄断了一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它将一切垄断起来，它靠垄断企业、垄断土地等获取暴利，肆意掠夺民众。它靠任命宗教、社会组织头目，使一切民间组织名存实亡，使中共渗透至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使中国人战战兢兢不敢说话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变得一贫如洗，没有消费能力，人们如何享受生活。中共的阶级斗争学说，使中国人相互监督，向中共告发，相互杀戮批斗，还在中国煽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使中国人仇视国外的批评中共者，而向中共邀赏，使中国人逐渐丧失了善良、仁爱之心，而起了相互损害之心，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中国成了极不安全的国家，使人人处于恐惧之中。而中共一党专政的极权制度，使公正司法成为不可能，违法犯罪后，有钱有权就可不受处罚或减轻处罚，故违法犯罪愈来愈猖獗，人对人的欺凌压迫愈来愈严重，合法权利愈来愈得不到保证，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动物庄园。这一切都使中国人恐惧、忧伤、愤怒、抑郁、焦虑，从心理对生理的影响来说，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中国人的健康，缩短中国人的寿命。
中共建立了共产极权专制政权后，极尽摧残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括对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摧残几乎所有名医都被中共打成“反动技术权威”，都被批斗、折磨、迫害，很多老中医过早去世，传统中医文化活的载体过早凋零，不能传播。多少经典传统中医书籍，被毛泽东称为“封、资、修”的东西，而被限制出版，更被毛泽东在“文革”中发动红卫兵以“破四旧”的名义予以焚烧，不知多少民间所藏传统中医书籍孤本从此灭绝，再也不能传承。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中国民众似乎从来不知什么叫养生保健，对今天对这一文化的接续造成了极大困难。传统中医文化的几十年的破坏停滞，也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健康，缩短了中国人的寿命。
中共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大食堂”，饿死了四千万中国人。我们不应该仅仅看到这个数字，那更多的未被饿死的几亿人也因饥饿而营养不良，而身体浮肿，而得其他病，有些病还被传给下一代。而近日呢，由于农村承包，城市人可做小生意，中共对中国民众的捆绑松了那么一点点，中国民众的穿衣、吃饭的温饱问题似乎已经基本解决。但由于中共对学校的掌控、审批，对医院的掌控、审批，对土地建筑市场的掌控、审批，对其他各部门、行业的掌控、审批，权力从这掌控、审批中掠夺，使得中国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坐不起车，使得中国人购买商品、服务的价格比西方民主国家高得多，钱本身就挣得少，同样数额的钱在中国购买的商品服务量少质差。中国的大多数人依然缺乏养生保健知识，依然有病迁就不就医，依然受严寒、恶风之侵袭，依然不能获得均衡的营养。这一切都妨碍他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并从而延年益寿。
中共的共产极权专制制度使有毒有害食品在中国泛滥。“三聚氰胺”毒奶粉、瘦肉精猪肉、丹顶红鸭蛋、染色馒头、毒大米、地沟油等等等等，在中国几乎不能吃到无毒无害的食品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中共极权制度，党凌驾于一切之上，不能法律至上，谁得到这个权力（当然变现为党政领导人的权力）的许可，就可以为所欲为，任意往食品中添加任何东西而不受追究，甚至受表彰。曾记否，三鹿奶粉、双汇火腿肠都是中共中央电视台上榜品牌呢。这样，食品行业违法犯罪当然也就越来越严重。终至中国几乎无无毒无害食品了。要知道，很多病都是“病从口入”，从口入之病又引发其他疾病。所以，食品有毒有害，对人体健康的损害是非同寻常的，从而也会缩短人的寿命。
自然环境是影响人类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但在中共一党专政的极权专制统治下，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被中共破坏的极不适宜人类居住了。中共的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全民炼钢”“以粮为纲”，滥伐林木、滥垦草原、滥捕滥猎，使中国水土流失、沙尘漫天、降水减少、温差增大，水灾、旱灾、塌方、泥石流频频出现，多少物种灭绝或濒临灭绝。中共改革开放后，对农民实行了土地承包，允许民众做小生意，对民众的捆绑羁绊放松了一点点，温饱问题立即解决，基本不再饿死人了。但中共奴役、支配他人、掠夺他人的本质没有变，它依然垄断着权力，它依然垄断着经济资源，尤其是其中的土地资源，它开办着央企和地方国企等大量的国有企业，直接经营经济活动，它垄断着一切重要的经济活动的审批权。人谓“公有制就是领导所有制”，这话一点也不假。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就是让中共权贵先富起来，一切看准机会想要赚大钱的人，都要从中共权贵那里获得审查批准，简称审批，要审批你就是先要向有审批权的人送钱行贿，先使权贵们富起来，省部级以上领导们的家族，其背后往往有几亿、几十亿、上千亿的财产。大家应该看一下，香港出版的《商场太子党》。
在中共权贵们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经济资源的情况下，中共权贵们整日谋划的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如何最大化的将财富聚敛在自己手中。至于环境保护，中共只是在国人和世界面前说说漂亮话。他的“以房地产为支柱”的产业结构政策，以每亩一万元左右至几万元的低廉价格强行将土地从农民那里“征用”劫夺过来，以每亩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几十年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卖个开发商的行为，就是最大限度的聚敛财富于己手的行为之一。这一行为，不仅最终摧毁了中国经济，使制造业一蹶不振，而且更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大量的林地被砍伐，草地被铲除，耕地被毁掉，或变成了道路、变成了房屋，或被圈起来荒芜在那里待价而沽。林地、草地、耕地等绿地的大量减少，使气候更加恶化，气候越来越不利于人的健康和长寿。公有制的央企国企，因其后台硬，地方政府对其超标排放废气、污水而实际不能过问。地方政府对地方国企因是自己的企业，而不愿让其为环保承担过多的成本而对其污染不闻不问。
至于私企，只要拿出足够的钱买通当地权贵，也可以超标准排放。一个地方的党政一把手就是那儿的土皇帝，土皇帝一发话，谁敢说个不字。所以，共产党领导一切，实际上就是不要法治。如此领导，不仅中国私企任意排放污染物。外国污染严重企业买通各地中共领导也可由堂而皇之的迁入中国，加入中国的制造污染的大军，中共权贵由于自己可以搞特供，甚至把污染严重的企业安排在人口十分稠密的城区，完全不顾民众的死活。厦门、大连的px项目风潮就是证明。整体说来，我们中国的空气是世界上最脏的、水也是世界上最脏的，中国人呼吸着最不洁净的空气，喝着最不洁净的水，活在灰霾下、浸在污水中，苟延残喘于最脆弱的即将崩溃的生态环境中。中国人要想使生态环境得到矫正、修复却很难，中共断送了中国人的生存前景。在这种大环境下，就是讲究改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加强运动，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也休想健康长寿了。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大大缩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非正常死亡太多。当然不正常死亡太多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中共的极权专制统治。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大食堂”饿死了四千万人，且使绝大多数人营养不良、身体浮肿、引发多种疾病。中共制造的不公、恐惧，使很多人焦虑不安、恐惧绝望而自杀。许多人被中共批斗、毒打、迫害而死。许多人被暗杀，如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许多人在劳教所、拘留所、收容所、看守所、监狱不明不白的死去或被刑讯逼供而死，许多人“被自杀”，“被意外事故”而死，多少人在中共的造成的中国气候恶化所造成的水灾、风灾中致死，多少人在中共掠夺性开发造成的地质破坏的塌方、山体滑坡、泥石流中丧生；因中共政府对交通运输车辆的高收费、乱收费、敲诈勒索，守法运输不能盈利，车主就花钱买来超速超载搞运输，就使许多人死在超速超载造成的车祸（包括校车车祸）的车祸中；公有制企业可以在政府庇护下，少付或不付出劳动安全保护成本，私人企业可以买通权力少付或不付出劳动安全成本，于是劳动者的安全就失去了保障，于是各种矿难和其他劳动生产安全事故频频发生；中共的各种镇压、屠杀，如八九.六四、如对西藏、新疆人民的镇压屠杀，这样死亡的人数也很多；中共的所谓法院，其每年执行死刑的总数是全世界其他各国加起来执行死刑的总数的十倍还要多。中共政府滥设血站，不规范采血、输血，造成大量艾滋病人，尤其是河南省，很多村庄的很多家庭的人几乎死光，中共又将艾滋病信息封锁，使得艾滋病患者难以得到救助，且将病毒又传染他人。中国农民为防中共将土地廉价抢走，就在土地上搞些建筑，中共又予以禁止，农民慌张建房中经常发生事故而大量死人。
中国在非正常死亡方面，无论是其绝对数还是占总人口的比例之高，都应是世界之最，都令全人类震惊。但就这一点，不知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就能比西方民主国家的人的平均寿命缩短几岁。所以，中国人的真正的平均寿命大概也就是六十多岁，大约比欧美日国家的人的平均寿命要短少二十岁或更多。这都是中共造的孽，中共不亡，中国人的状况就会越来越糟，前景不堪设想。
中共开设学校的目的，就是进行奴化教育，所以学生一进入学校，就如同进了监狱。学校实行封闭化管理，使学生尽量与社会隔绝，使学生尽可能少地获得社会的真实信息、社会的真实状况。关于社会信息，他们只被告知中共权贵上层社会的表面活动，被告知中共伟大、光荣、正确、英明，被告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安定和谐，人民生活幸福。至于教育教学方面，几乎所有的学校都不开设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逻辑学、历史学课程，学生的兴趣全被引向数、理、化、体、音、美、书法等远离社会人生重大问题的领域。
中国最热衷于体育比赛、书法比赛、绘画比赛、数学竞赛，中国有个说法，叫做“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教学方法是死记硬背，使学生都陷入题海之中，重复、重复、再重复。学生天不明就被赶进教室，几节夜自习学至深夜，就是在做题，在背诵。为高考而备考，政治课方面就是背诵中共灌输的阶级斗争、四项基本原则、共产党好、美帝国主义坏、西方国家的人民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等着解放等荒谬的胡言乱语。这样的教育制度设置，占用的学生的全部时间，使学生除了重复教材的学习内容之外，无暇阅读课外浩如烟海的优秀图书，无暇在同学之间、师生之间，更无暇与社会知识精英之间展开对重大社会政治人生问题的讨论。这样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即使上到研究生毕业、上到博士后，往往也只是知识面十分狭窄，对社会政治人生重大问题的认识也是十分肤浅可笑的。他们实际上已经脑残。不仅脑残，而且身残。在学校学习时间太长，使学生疲劳，学习知识的单调及一再重复也使学生疲劳，学生长期处于疲劳状态，身体当然要生病。
从中国学校出来的学生几乎全是近视眼，很多学生在小学就近视。从小就不健康，再加上脑残，心智不健全，容易情绪激动，难以产生绅士风度，难以保持心理平衡，所以也就难以健康，难以长寿。学生出了学校走向社会后，除了极少数有背景者进入社会高层，忙于抢掠，忙于权斗者外，其余的几乎全要为谋生而疲于奔命。
中共前三十年使人累死累活，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后三十年是“发展才是硬道理”“闷声发大财”，此招术却是使人疲于奔命，无暇他顾，中共得到了权力，却妨害了民众的健康长寿。
毛泽东时代，中共骗民众说，体力劳动者光荣伟大，使全国民众尤其是农民，除了吃饭及必要的睡眠时间外，其他时间几乎全在干体力活，除了极为恶劣的天气外，农民几乎每天都要干十几个小时的农活，天不亮就开始干，晚上赶到深夜，几乎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为挣那每天几个工分，价值约几分钱或一两毛钱的每日工分，以获得衣食，维持生命。农民没有闲暇之日，甚至在中国人民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这一天都要干农活。农民除了播种、管理、收获农作物的农活外，还从事一种所谓积肥活动，把沟边、路边、河边的带点草的土用人力板车（架子车）拉回村边，卸在人工挖的几个大坑边，加上点麦秸、牛粪等，一铁锨一铁锨地铲进大坑中，放上水或先放水再铲土，在坑里沤了一两个月挖出来，就是所谓的肥料，再人力运到地里去，匀开，就是施肥。一年中，农民的活，最多的就是这种活，拉来拉去，反反复复地将土来回运。
在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中共、毛泽东就是用这种高招将中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他们用“劳动光荣”去麻醉农民，使他们陶醉于自己的“主人”地位，使他们为挣几个工分谋生而整日疲累，使人们无暇享受生活，无暇考虑社会政治人生，无暇考虑自己的权利，无暇考虑其他的一切，中共及毛泽东就用这种办法保住了自己的权力。
邓小平改革开放后，中共对民众松了一点绑，土地承包，民众可以做小生意，基本不再饿死人了，衣食温饱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但中共依然垄断着政治权力，垄断着经济资源。中共权贵靠垄断、靠权力审批，就将中国财富的绝大部分聚敛在自己手里。以权力为后盾赚钱，民间企业难以生存，民众累死累活只能挣个小钱勉强维持生存。他们要用高价买垄断的商品和服务，接受盘剥，他们依然买不起书、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中共就是要使广大民众为谋生而疲于奔命、无暇他顾，以维持他们的权力。一个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无论强者弱者都是脑残者，中共权贵为虎狼是强者，民众为羔羊是弱者，强者是只知权力和利益的脑残者，弱者是不知自由、民主、人权为何物的脑残者。“发展才是硬道理”“闷声发大财”，中共就是这样的告诉中国人，使中国成人为“谋生”、为“发财”而疲于奔命，无暇他顾。使学生为高分而奔忙，使成人为生存而奔忙，使他们终日疲累，身残、脑残，既不能健康，也不能长寿。
综上所述，中共统治几十年，由于其一党专政、公有制之共产极权制度，等于没有法治。导致滥伐森林，滥垦草原，滥占耕地，使中国原始森林、天然草原几乎不存在，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巴西、澳大利亚等国的原始森林面积往往是中国的几倍、几十倍、甚至南美洲、欧洲、非洲的几个小国家的原始森林面积也比中国多。从而导致水土大量流失、土地沙漠化，降水减少、温差增大、气候极度恶化、水旱灾害频发、地质灾害频发、沙尘灰霾天气愈来愈多，很多物种灭绝或濒临灭绝。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对污染物的任意排放，使中国的生态环境几近崩溃。中国人现在呼吸着世界上最不洁净的空气，引用着嘴部洁净的水，食用着最不安全的食品。
中国人的绝大多数现在是无知者麻木不仁，有知者焦虑忧郁，都活得很无奈，与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生存状态大大不同、人性大不同。有人把极权国家比作动物庄园，应该没错。极端的环境恶化，长期的奴化服从教育，中共从肉体到心灵毒害了中国几代人。即便它现在就灭亡，它过去行为贻害之严重也是难以估量的。如果它继续存在，全人类就会遭到像中国人同样的灾难。即便是现在，其危害也绝不止于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缩短二十年，中国的有毒有害食品不是泛滥到其他国家了吗？在中国的极脏的空气和水由于其流动性，能不危害到其他国家吗？再考虑到中共对国际上一切邪恶势力的支持呢？中共行为的方方面面都在危害着全人类。
人类能不对中共警醒吗？看到奥巴马、马英九之流仍在对中共实行绥靖政策，实在为人类的前途担心。
from 看中国 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12/03/31/446288.html?%E4%B8%AD%E5%85%B1%E4%BD%BF%E4%B8%AD%E5%9B%BD%E4%BA%BA%E7%9A%84%E5%B9%B3%E5%9D%87%E5%AF%BF%E5%91%BD%E7%BC%A9%E7%9F%AD20%E5%B9%B4%EF%BC%9F%E6%88%96%E6%9B%B4%E9%95%BF%3F&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kanzhongguo%2Fwww+%28%E7%9C%8B%E4%B8%AD%E5%9B%BD%29
从“重庆事变”看中共三大派系瓜分权力
薄熙来免职是事变而非政变
从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到薄熙来、王立军双双免职，重庆事变闹得沸沸扬扬。中国共产党刚刚庆祝了它的九十周年，自诩如何先进，一下子，显出了它在现代政党发展中远远落后的原形。
薄熙来被中共中央免职，本来没什么不正常，因为他是中共中央派到重庆去担任书记，其权力来自任命而非选举。然而，中共在各地部署军警，防范不测，显出此次事变本身的政变性质。同时，国内有孔庆东声称薄熙来免职是〝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外有王希哲破口大骂，直斥〝胡锦涛温家宝寡头右派党中央〞实行〝白色恐怖〞，随后又有北京发生政变的传言，看上去大有重庆事变发展为北京事变之势。
其实，中共用政变手段解决其自身的问题，是它的历史传统。当中共认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它就自觉地转型为依恃刺刀的政治军事集团，打AB团是早期的突出表现，延安整风时似乎成熟了许多，以思想理论路线的斗争为主，而发展到〝抢救运动〞，又露出原形。掌握政权以后，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和林彪，华国锋和叶剑英打倒〝四人帮〞，邓小平逼退华国锋、罢黜胡耀邦和赵紫阳，江泽民和曾庆红击败杨氏兄弟，都程度不同地运用政变手段。相比较而言，陈希同、陈良宇垮台，算不上什么政变，而薄熙来被免职本身也还算不上政变，但此次事变看来牵一发动全身，是否触发政变，尚待观察。
今日中国〝党军〞统领一切
中共的一位大使厚着脸皮声称中国不是〝共产党国家〞，据说就像英国不是〝保守党国家〞一样。英国当然不是保守党国家，保守党要同工党及其它政党竞争，才能得到执政地位。中国则不同，中国共产党发誓要永远执政，将〝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的基本原则，不仅不准其它政党争取执政，甚至不准人们组建新的政党，只因为那在它看来〝没有必要〞。这样的国家，当然是共产党国家，而这样的国家既然缺乏基本的权力制衡，国家化的中共本身，也就根本难以实行民主。
这样，即使中共已经执政，它还是自觉地保持它作为政治军事集团的本色，习惯于运用政变手段解决它自身的政治矛盾。中共咬牙切齿地反对〝军队国家化〞，将〝人民军队〞据为其一党之私产，作为〝党军〞保护它的永久的执政地位。然而，即使它发誓不允许〝枪指挥党〞，而事物的辩证法却表明，非〝国军〞的〝党军〞既然是党派之军，也就注定会被用于党派之争，成为政变的工具。毛泽东以林彪取代彭德怀，使军队成为〝毛家军〞，军人要作〝毛主席的好战士〞，并依靠这支军队的支持打倒刘邓官僚集团。但是，林彪掌握着军队，依然是毛泽东的心腹之患。他处心积虑，挑起争论，发起运动，还风尘仆仆走遍全国，形成对林彪不利的局势，迫使林彪走向失败。
邓小平清除了胡耀邦、赵紫阳等开明的政治家，党内矛盾看上去大为减弱；于是，经过持续的努力，中共权力的〝一代两任十年〞格局基本成型，庞大的党政官僚机器臻于完善。然而，毛泽东当年发现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以及更早年间托洛茨基的类似论述，都是基于共产党国家的现实，即共产党专政之下，政治变化与政治矛盾，都必然集中出现在共产党内部。中共塑造出一党专政的新秩序，终究无法避免政治矛盾在这一新秩序下仍然存在与发展。
薄熙来独树一帜失势
薄熙来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标新立异，意味着他不甘心听从最高层的政治安排，试图自己闯出一条进入最高层的路来。他的〝重庆模式〞之突出地方自主创新、关注民生之类，实乃顺应时势之举。而他要从实用性、投机性明显的政客，成长为有独特政治纲领与执政风格的政治家，本来也不无可能。然而，他在紧要关头只顾自己的利益，无情抛弃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下属，结果遭遇反击而陷入被动。
这一来，却牵动了中共权力的格局。
〝文革〞失败后，毛泽东式的政治家成为昨日黄花，中共由党政官僚主导。而〝六四〞之后，胡赵为代表的开明政治家失势，中共的官僚气更为浓重。邓小平本为讲究实用主义的官僚，这时勉为其难，以政治家姿态作最后一搏，推动中共接受市场经济，此后，中共之派系格局更为明显，与此前大为不同。
中共三大派系瓜分权力
大体而言，中共有三大派系，即团派官僚、非团派官僚，以及太子党。江泽民较为特殊，他本人与邓胡赵等同属中共第二代，身为地方官僚，且多少有些太子党血脉，一旦晋身最高层，即依靠太子党支持而施展权力。他在邓小平逼迫下走向市场经济，逐渐地自己也主动起来，不仅维持改革开放之势，而且为权贵集团开辟出相当广阔的空间。
平民出身的团派官僚因胡锦涛掌权而起，温家宝本身为党机构官僚，也因团派崛起而得势。他们本来易于得到民众支持。但他们的习惯于守成，使他们比江泽民辈更倾向于权力交接新秩序较规范运行。同时，他们对党国大局则缺乏政治家视野。偏偏中国处在改革开放、亟需根本转型的年代，团派官僚便逐渐以平庸而著称。
新秩序在形成之时，就受到江泽民挑战。继而，薄熙来不甘寂寞，在西南弄出大动作。同时，改革停滞，社会各阶层对胡温执政日益不满，官民矛盾逐渐尖锐化。团派习惯性地以维稳为重，太子党则对于危机逼近较为敏感，许多人显示出以变革救党的雄心。
当此之时，即使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有仿效毛泽东的〝改造〞与〝革命〞宏图之嫌，即使薄熙来被免职实乃咎由自取，但胡温处置重庆事变，终究触动其它两派。要恢复权力平衡，须经复杂的博弈，特别是，政变之势一旦出现、形成，要走出来并不容易。
迷雾笼罩下的局势将如何发展，还很难判断。现在能够肯定的是，试图以中共党内民主而求中国民主，此路不通。〝国际大循环〞乃求助于国际市场，加入世贸组织则是求助于国际规范。显然，只有国际通行的民主可以救中国，而中共仍拒绝民主，则只能与政变相伴。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原题: 陈迹：从〝重庆事变〞看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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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压法轮功 中共财政投入已超过一场战争
【看中国记者齐于善报导】2012年3月5日，人大开幕期间公布数字，2012年用于警察、民兵、法院、监狱和其它“公共安全”项目的预算，即所谓维稳开支将增至人民币7,018亿元。国防预算增至人民币6,703亿元。据《中国实时报》6日报导，今年的国内安全开支将连续第三年超过军费。而这些维稳开支费用，最主要都用到哪儿去了？
有消息指出这些费用绝大部分都用到对付法轮功上面去了，而且其费用之庞大就如同2004年时一位辽宁省的司法厅高级官员曾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解教大会上所说的：“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究竟事实真相如何，或许从以下可一窥端倪。
1999年后 法轮功成为头号打压对象
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发现，1999年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不顾中共政治局其他六个常委的反对，执意要镇压法轮功，并且透过媒体舆论宣传机器及庞大费用来执行镇压的手段。
自1999年以来，中共将法轮功作为头号打压的对象。因此，维穏的支出大部分是用于对于法轮功。据国家计委一位官员透露，为迫害法轮功，江泽民把中共财力都整垮了。甚至花巨资请海外学者、媒体在镇压法轮功上配合舆论宣传。这名官员说：“若对法轮功镇压政策不变，谁做最高领导人都不可能有作为，因为要维持这场镇压，耗费的人力、财力太大，官员、老百姓等，都在钻这个政策的空子，从中捞好处，国家法制给破坏了，财力耗空了。”一位中共国务院财政部的官员私下说：“镇压政策是钱堆出来的，没有钱，镇压就维持不下去。”
国内斥资镇压法轮功的五大措施
江泽民为了打压法轮功，不顾有关人员的反对，将大量国家资源用于迫害法轮功。在国内主要进行以下五个方面的措施：
一、 将巨额资金投入公检法机构，大量兴建、改建和扩建监狱、劳教所，每项工程动辄数百亿。例如：2003年据大陆官方媒体报导，经薄熙来批准，辽宁省投资十亿元在全省进行监狱改造，仅在沈阳于洪区马三家一地就耗资五亿多元，建成中国第一座监狱城，占地2000亩。1999年以前，马三家教养院连年亏损，连电费都缴不上。镇压法轮功后，当地政府对于从省内各地押送到马三家的法轮功学员，按每人一万元拨款。从1999年至2004年，该所获得了用于“转化”法轮功学员的4000多万财政拨款；中共还拨专款100万给马三家劳动教养院“改善”环境，并获专款600万用于建立所谓的“马三家思想教育转化基地”；全体狱警被授予“集体二级英模”，马三家女二所所长苏境当年因迫害法轮功得力而被司法部奖励5万元人民币，还被评为所谓的“一级英雄”。副所长邵力获得3万元；马三家的迫害“经验”也在全国各监所广泛推广。
二、 在各地县、市、乡镇等企、事业基层单位大量举办洗脑班。
三、 中共各地一直把打压法轮功的力度，作为其中官员升迁的政绩。采用告密、“揭批”给钱等形式，用钱奖励收买警察及民众一起参与迫害。例如：湖北武汉何湾劳教所二大队管教干事高君安，2003年曾对劳教人员透露，二大队每‘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劳教所就‘奖’大队十万元。
四、 花费巨额的人事费用来镇压法轮功：全国各地的武警、公安、国安，(中国官方网站资料：全国区县级行政单位)有2,862个县市的各级610成员及其大批雇佣人员，每年的工资花费就上千亿元人民币。各地酷刑迫害法轮功的事件几乎每日在各监所、劳教所、看守所发生，其参与迫害单位和管教人员都受到中共的奖赏。
有外媒称，周永康手下有250万公安，150万武警，而胡锦涛掌控的军队只有200多万，除了重型装备比军队差点外，武警公安的常规武器有的比军队还先进，中共维稳的开支超过军队投入，是众所皆知。中共内部不少官员抱怨，对法轮功的镇压是现行政府最大也最不必要的财政包袱。
五、花费巨资引进先进科技，封锁网络及监控电话等工程上，全方位的监视法轮功，并巨资动用全部媒体来制造谎言煽动仇恨。例如：前重庆书记薄熙来、副市长王立军，在重庆对民众推行文革式洗脑，制造新的红色恐怖：耗资170亿在重庆安装50万个监控摄像头、建设世界上最大的监控系统。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通过警察、便衣、保安、城管、“红袖标”（注：指居委会、街道人员）等人和各种摄像头来对付纳税人，对付法轮功，还下发了红头文件，给各街道办分摊了迫害法轮功的名额指标。
在海外花费巨额 延伸对法轮功的迫害
在国外，中共花费大量外汇向海外输出迫害政策，并渗透海外华文媒体，特别是华文报纸电视台等，藉以煽动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对法轮功的仇恨。例如：2008年的美国法拉盛事件，海外媒体多次报导指出，就是周永康指示雇佣打手用暴力打伤美国的法轮功学员。
利用中共驻各国使领馆、国安、公安、网络警察、海关警察、特务等，收集海外法轮功学员名单，并且收买海外华人进行监视、骚扰、猥亵、谩骂、甚至殴打海外法轮功学员。同时制定政策，让中共驻各国使领馆利用拒发、扣留法轮功学员的护照或签证的手段，剥夺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在生活、学习及就业等方面带来巨大困扰。延发和扣留法轮功学员护照的事件在美国纽约、华盛顿、洛杉矶、芝加哥、加拿大、西班牙、丹麦、澳大利亚、新加坡、爱尔兰等地都有发生。
此外，为躲避国际制裁，中共利用银弹外交，用牺牲中国的整体经济利益来换取外国对中共人权迫害的沉默。
据一位中共内部官员透露，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迫害的初期，曾把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投入到直接或间接镇压法轮功上，也正好印证了2004年辽宁省一位司法厅高级官员曾在马三家教养院解教大会上公开表示的一段话语：“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而此一经费从那时之后，还在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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