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28 February 2018

林保华:習特勒萬歲?台灣怎麼辦?

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提出修憲建議為習近平終身制鋪路。海內外一片罵聲,我卻非常高興,恨不得放鞭炮。因為「習特勒」終於現形了。去年十九大前我逛重慶南路一書店,簡體字那一層居然出現以「希特勒」命名的四種新書。可見有些人已覺察到這將是熱門話題。這像文革後期中國出版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雖是內部出版,我沒有資格看,然而還是千方百計借看,堅定決裂之心。
把習近平視為「好人」的川普總統,面對新的「超級火箭人」,應該百感交集;川普敢於支持以色列定都耶路撒冷,那麼面對這位本世紀的習特勒,他又該如何?做張伯倫還是丘吉爾?
面對習特勒的崛起,台灣可能成為捷克的蘇台德地區,還是波蘭?如果列強向習特勒妥協,台灣就成為蘇台德被中國吞併;如果成為波蘭,也可能有暫時亡國之痛,不少人會關進集中營,然而因為列強的參戰,最後是新台灣的浴火重生。
中共在宣佈修憲前夕,起訴鄧小平的外孫女婿吳小暉。吳的安邦集團有它的問題,然而此舉一箭三鵰:一是與廢除終身制的鄧小平決裂,二是震懾紅二代的其他利益集團不得輕舉妄動,三是繼續製造反貪假象為終身制取得民意支持。後續就讓我們欣賞三月的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如何製造三呼萬歲的「一致通過」醜劇。
習近平此舉雖然是自殺性的,然而台灣還得認真面對。國民黨對此沒什麼反應,就如說他們「騙吃騙喝」一樣,對共產黨不敢說不。而蔡英文政府剛對有關台海兩邊的政府部門作出重大人事更動,應該不是收到情資而是巧合吧?但能否因應新局有待檢驗。
我關心媒體表現,因為對民眾有導向作用。台灣媒體,尤其是深入家庭的電視政論節目,一直在開展批判蔡政府的比賽,據報罵得越兇收視率越高,親中媒體這樣做不奇怪,但如果親台媒體也要趕超親中媒體,那還能叫親台嗎?親中媒體有的還把中國的修憲叫做習近平的「改革」,令人作嘔;不過親台媒體有些也只是虛晃一槍,繼續把現政府說的一無是處。
如果依靠罵人來提高收視率,台灣媒體為何不罵投共的國民黨,為何不罵台灣最大敵人的共產黨?有人說國民黨完蛋了,不用罵。即使真的如此,為何不罵共產黨?是利益共同體,還是沒有料而無從深入解析批判?不要以為留學外國就有國際觀,也不要以為身為中國民運人士就懂得共產黨。國民黨許多「匪情專家」哪裡去了?執政黨的中國事務部又做過什麼?台灣要獨立建國,過不了美國與中國的關卡,只能自身取暖,有的可能只是玩假的。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02/blog-post_50.html

黎安友:终身制会让习近平骑虎难下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黎安友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上终身执政道路后将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当他遇到麻烦时,权力斗争将爆发。”他认为,虽然现在的世界潮流显示民主体制有功能障碍,“但长期而言,专制体制更危险,不受制约的最高领导人迟早会犯大错”。

中共上周日悄悄宣布,将取消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任的限制。

星期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此举最主要目的“是向所有怀疑者和竞争对手,以及目前不属于他派系的人发出一个信号,告诉他们,我的权力确实是绝对的,我没有对手。”

黎安友说,这一举措“是个最后确认,我准备要再做10年,或者超过10年。所以有其它想法的人最好要习惯于服从我。”

黎安友认为,习近平这样做的危险在于,他怎么“从老虎背上下来?”他解释说,“当他犯错的时候,当他开始生病的时候,当他要下来的时候,当你没有接班人的时候,当某种事情发生,需要政治继承人的时候,中国政治制度的长期风险是不稳定的。由于中国没有任何政治继承的规则,权力斗争或不稳定就可能爆发。”

星期一,现年87岁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孔杰荣撰文指出,中共提出废除国家领导人有限任期的建议,“意味着中共已经忘记了毛泽东长期专制主义的主要教训之一。”如该文的标题所示《中国可能进入另一个很长的严厉独裁期》。

孔杰荣是最早把国际法律介绍给中国的美国法学教授之一。他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就应邀前往北京协助中国商务部和税务总局官员组织国际税收法律的学习,为当时迫切需要外国投资的中国官员了解国际法律和制定中国的相应法律提供了帮助。

孔杰荣认为,这一为习近平终身执政铺平道路的举动,将对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这将使他更加大胆地行动,并增加他任意或可能错误地在国际关系中行事的风险。这肯定会使中国为其‘软实力’及其军事经济实力被尊重作出的努力受阻。”

孔杰荣认为,虽然习近平的“莽撞举措无疑引起了精英阶层的高度关注”,但他预计“抗议活动不会很多”。因为习近平“在过去几年中扼杀了言论自由。”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建议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孔杰荣说:“这将使这个政权更具镇压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没有法律限制,并将强加‘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裁判所’”。

孔杰荣认为,习近平在国内遭遇的风险很大,因为中国的麻烦正在超越其成就;他认为,习近平的外部风险更为直接,他“将增强外界对‘中国威胁’的恐惧,他的更严厉镇压将使人们想到斯大林长达数十年的集权。”

不过黎安友认为,眼下只要中国的经济强劲,人民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他们可能会支持习近平,”虽然他认为,或迟或早“如果他遇到麻烦,由于他的权力如此个人化,而不是制度的权力或权威,恐怕会导致产生权力斗争,而不是有序的政治继承过程。”

而在国际上,黎安友表示,习近平试图走向终身执政的影响可能并不是很负面的,“因为外国领导人会认为他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他们知道在那里有他们可以打交道的人,有可以做决定的人,他们会尊重这一点,他们会适应这一点。外国领导人只需要与习近平打交道。”

黎安友不认为中国政治的这一变化中有任何积极因素可言。“我的意思是说,习近平已证明了自己是位非常出色的政治家。他擅长玩政治游戏,击败了所有敌人,熟练地处理了很多政策问题。”

但黎安友认为,习近平的政治才能对中国长期来说并不利,“因为中国是一个现代社会,需要开放,需要信任它的人民,但是现在的政权显然不相信中国人。”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中共准备取消对国家主席任期的宪法限制,允许习近平无限期领导中国,“标志着世界毅然决然地向专制治理倾斜。”习近平加入了俄罗斯普京、埃及塞西、土耳其埃尔多安等专制强人队伍。

黎安友说,“1990年代后期,冷战结束后,似乎历史表明民主是一种最好的政治制度。现在,民主政体显示出很多功能障碍。作为一种观念或作为一种模式的民主,其威望现在很低。”

但他说,历史还在继续,“专制模式的威望像过去那样再次受损的时候将会到来。”他补充道,“我仍然相信没有完美的政治体系,它们都会犯错误。但长期来说专制体系更危险,因为最高领导者没有挑战,他迟早会犯下一些巨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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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习近平在倒车还是飙车?

来源:
德国之声

2月25日,中国微信群出现怪现象:一些时事讨论群里突然鸦雀无声,一些平时很少谈论政治的群里却因为政治新闻热闹起来。一个宪政学者群“如死亡之后般的安静”,而一个幼儿教育群里转发著各种敏感消息。

两种异常都可以用一个词来解释:震惊。对于那些宪政学者来说,尽管知道迟早一天会被打脸,但是耳光真正落到脸上的时刻,还是吓得傻了。那个幼教群里,前两天还在传诵“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如今却发现永不落的红太阳比黑暗还要可怕,鸡汤救不了沉疴。

人们蒙受羞辱。中国人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全球化,可以和西方人一起思考移民火星。有一个人走过来说:“我是你们的皇帝!”大家都不理他,继续自己的思考。然而那个人说:“我是认真的,都给我跪下!”尤其蒙羞者,是那些曾经坚持认为中国正在朝着现代政治文明前进的人们。“开历史的倒车!”这是一种普遍的反应。

我能理解这个比喻。自1949年以来,中国人对这种比喻耳熟能详,甚至都变成了一个表达政治愤怒的口头禅。然而,它不是事实。毋宁说,我希望它是事实。在我看来,习近平一直在往前疯狂飙车。如果他真的能够倒车,把历史的大卡车开回到1949年以前,那就真的是英明领袖了。

1982年宪法就是权斗的工具

捍卫1982年宪法,成为一时之政治义旗。我非常敬佩在此万马齐喑之际敢于大声反对的中国人,但是这个义旗值得商榷。首先,1982年宪法本身有其荒谬之处,一方面规定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另一方面又在序言中规定“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宪政学者煞费苦心。一个通行的说法是,宪法序言不具备法律效力。这是彻底的自欺欺人之说,官方也曾出面否定。

其次,1982年宪法本身就是适应当时权斗(而不是根据普世人权原则)修正而来,有什么理由不能为了权斗再次修改呢?当时修宪的流程,跟今天并没有什么两样:领导意志、中央开会、建议修改、全国人大修改。它也没有促成任何确保宪法实施的机制。

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这部宪法未能阻止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也未能阻止之后的思想禁锢和全民去正义化教育,未能阻止执政党一如既往地全面腐败,也未能阻止它对人权律师的残酷迫害,当然也不能阻止伟大领袖要对它再次修改。

再次,1982年宪法确定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任期作出限制:“国家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是邓小平“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伟大功绩。讽刺的是,邓小平本人的权力毫无疑问是一个终身制。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很多人相信这是因为他的“崇高威望”。

翻开历史看任何独裁者,在其权力控制期间,无一例外都享有“崇高威望”。政治权术并没有那么浪漫。邓小平不是依靠崇高威望而是宫廷政变攫取了权力。在连连废黜了毛泽东的嫡系“四人帮”和华国锋之后,邓小平要获得统治正当性,必须和毛泽东有所区别,不可能在形式上变成另一个毛泽东。扶植一个长期傀儡的难度,显然大于轮流坐位的傀儡们。这也是为什么慈禧太后一定要毒死光绪皇帝。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

那么,习近平巩固权力,是否背叛了邓小平的改革初衷?或者说,习近平修改宪法,是否偏离了邓小平铺设的轨道?

邓小平从来没有隐瞒他的改革目的,而且反复强调“中国要有自己的模式”,那就是著名的“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简单地说,就是一边发展经济,一边巩固权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更准确地说,发展经济是为了救党,维持中共的长期统治。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明白,邓小平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是“行政体制改革”,甚至就是工作方法的变更。如果说这也算政治体制改革追求,那么习近平一直都做到了“勿忘初心”。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发生之后,邓小平首先考虑的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人民福祉,而是中共统治危机。流行的辩解是,镇压和屠杀维持了社会稳定。如果逆天下人心,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和民众大开杀戒可以维持稳定,那么为什么不用这支强大的军队来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后盾呢?

正是邓小平为中国设定的发展模式,导致了今天官员滥权、腐败丛生、法治倒退的政治现实。也正是天安门屠杀闯关成功,让中共自信再大的罪恶也无人可以奈何之。

习近平是典型的中共官员

习近平并非横空出世的政治怪胎,他是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在邓小平时代经受历练的中共官员。知青、红二代、从基层干起、血腥权斗,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共干部特色。从习近平的自身经历看,打通“前后三十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习近平赖以运作权力的系统,也并非他的创造,基本上还是1989年以后,在江泽民、胡锦涛两任统治之下形成的维稳体制。如果说真有所谓的“习近平思想”的话,那么其核心就是“四个自信”,也就是摆脱“文革”包袱和国际压力,肆无忌惮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自信,是在2008年前后,西方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北京举办奥运会等背景下建立的。

只要不加以阻止,这种维稳体制是不停上升的螺旋。是它选择了习近平,培养了习近平,一直将习近平扶持到今天。如果它选择了另外的人,而这个人要破坏它,结果要么是它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废了此人,要么是此人得到外力相助造反成功。无论哪种情况,都是系统的错误。

如果说有什么让人意外的话,那就是整个国际社会在强权面前仍然如此脆弱和怯懦。习近平比他的前人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走在一条康庄大道上,他可以爽快地飙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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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纪念日两岸互呛 蒋介石棺柩遭泼漆

来源:
美国之音

今天(2月28日)是二二八事件71周年纪念日。民进党政府在228公园举行纪念仪式。当天上午,也有一些反蒋民众来到桃园大溪区慈湖蒋介石陵寝,用红漆泼洒蒋介石的棺柩,并将照片传到网络上。泼洒者称,他们这样做是要落实转型正义。

对此,台湾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在28日这天发表声明说,蒋中正并非十全十美,但功远大于过,对陵寝泼漆是很不好的事情,伤害社会和谐,希望类似事件千千万万不要再发生。吴敦义还表示,转型正义的名字很好听,但有些已经变成转型不正义。

前总统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徐巧芯也表示,少数特定人士对蒋中正棺柩泼漆的非理性行为,只会造成更多仇恨,无助于社会的对话与和解,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应该尽快停止。

台湾在二二八纪念周年期间,都时常会发生一些针对反蒋介石威权,落实转型正义的突发事件。去年3月台湾新北市中和区一座半身蒋介石铜像遭人砍头。在去年二二八事件70周年之前,台湾辅仁大学的蒋介石铜像在夜间被人挂上布条,上面写着“外来殖民中国屠夫立即拆除”。铜像的脸部被涂满水泥浆,无法辨识。

与此同时,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二二八事件71周年发表评论说,这是台湾人民反对专制统治争取基本权利的正义行动。安峰山称,二二八事件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同时他还警告说,大陆反对任何歪曲历史事实,企图借这一事件为“台独”鼓噪和张目的做法。

安峰山还针对台湾主张独立的言行发表评论,指出“一股‘台独’分裂逆流蠢蠢欲动,不停鼓噪所谓‘公投’、‘修宪’,挑动两岸同胞的敌意和对立”。他说,“台独”才是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同胞利益福祉的最大威胁。

台湾陆委会在回应中国国台办的声明时说,中国大陆当局应尊重台湾人民还原历史真相以及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与态度。声明还指出,台湾进行民主转型与促进和解,经验弥足珍贵,可作为中国大陆处理内部诉求的价值与借鉴。

另一方面,主张台湾独立的“喜乐岛联盟” 28日上午宣布,将在2019年4月6日举行独立公投。在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前总统李登辉、前副总统吕秀莲等主张台湾独立,加入联合国的重量级人物出席。前总统陈水扁和前总统府资政彭明敏通过视频致辞。

李登辉说,通过全民公投来推动正名制宪的目标,让台湾变成正常化的国家。陈水扁在视频中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实现台湾国的梦想一定要实现,也一定会成功。陈水扁在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大力推动“入联公投”,但是台湾要加入联合国的努力,由于中国大陆的打压,屡遭挫败。吕秀莲说,希望能就独立公投尽速向司法院大法官提出释宪,一通万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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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内心有多不安

来源:
上报

中共打算修宪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一位长期研究两岸关系的台湾学者评论道,习近平从制度上突破任期限制,这显示大陆内部赞同出现一个拥有比较大权力的领导人,台湾期待藉由对岸领导人更迭而出现不同对台政策可能落空,必须有长期面对大陆强势领导人的准备。

修宪将自己的任期延长,甚至可以做到死,那就是准备当皇帝了,这当然很强势。但强势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中国的问题沉痾太严重了,没有他来不行,所以要一直掌权下去;另一种强势是其实是反映自己内心的不安,觉得已经危机四伏,所有人都要对他不利,所以要一直巩固领导中心,一直掌权下去,否则即便哪一天下台了也不得安宁,因为总有政敌要清算他在任的所作所为。

民主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受宪法规范,两届任期到了,就拍拍屁股走人,没什么好说的。但中国的权力继承问题其实一种政治继承,它牵涉的不只是权力的递换,甚至还包括一整套政治体系与政治的变迁。由于牵一发而动全钧,这种权力交接对许多人是死生相搏的性命攸关,格外难解。

就是因为无法解决政治继承问题,所以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晚年发生文化大革命,数百万生灵涂炭,文明倒退。接任的邓小平生怕重蹈覆辙,因此设计了集体领导与隔代接班。他早年曾在中共八大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表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主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之后他在江泽民接班前后又说:“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

不过习近平不信这套,他修宪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就是正式毁掉邓小平辛苦建立的这套政治继承制度。但这其实也不能全怪习近平,因为邓小平所设计的集体领导与隔代接班早在江泽民交棒予胡锦涛时已经遭到破坏。江一度留任军委会主席,甚至以利益金钱笼络军方,导致胡无法实质掌握军方,凡此种种,习近平都看在眼里,也认为唯有透过反腐手段铲平军方与政治局的敌对势力,才能开展自己的权力;早在十九大没有安排接班人,就已经预告习近平不想交棒了。

依照习近平的想法,他可能认为中国正在转型危机中,唯有效法毛泽东那样建立绝对的权威,甚至终身掌权,才能够度过危机。不过习近平显然没看到历史上所有独裁政权最终崩溃的例子,它们的崩溃不是因为独裁者权力不够大,而是因为独裁者权力大到无人可以对他提出质疑,这种绝对的权威势必导致绝对的腐败与疯狂,最终灾厄降临。

从政治与人性的常理来看,当习近平自信到要让自己不受宪法节制无限期连任之后,势必加剧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与反对的伏流,而为了遏阻可能的反对,甚至夺权政变与暗杀窜位,习近平势必更加专断与独裁:两者不断地形成恶性循环,中共政局岂有宁日?

知名史学家余英时在评论此事时就表示,习进平就是要做一个独裁者,过去30年出不了这样的独裁者是因为大家在过程中无法同意。在他看来,(中共)内部的危机很多,正是因为内部有很多人不同意习,才要把习的说法搞进宪法里,目前也不敢指定任何人接他的班。余英时提醒,无论是删除宪法中国家主席“不得连任多于两届”的规定,还是习思想入宪,都是习近平害怕的表现,台湾不要被吓倒了。

习近平要进一步掌权,这代表他的不安。台湾如何面对一个权力满溢却不安的中国领导人,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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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智囊刘鹤访美 能否实现突破存疑

来源:
德国之声

白宫发言人称,美国财长姆努钦、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特朗普经济顾问考恩将与刘鹤会晤。中国外交部则称,刘鹤此行将与美方讨论“中美关系和两国经贸领域合作”。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三位高级经济顾问将与本周访美的中国经济官员刘鹤会晤。

中国外交部周一(2月26日)称,应美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刘鹤将于2月27日至3月3日赴美访问。届时,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和两国经贸领域合作交换意见。

白宫发言人则向路透社表示,美国财长姆努钦、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以及特朗普经济顾问考恩(Gary Kohn)预计将在华盛顿与刘鹤会晤。

会谈主题可能涵盖一系列分歧,包括知识产权和钢铁产品。

上周五,特朗普向媒体表示:“我不认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曾像现在这样好过。唯一能构成阻碍的是贸易,因为非常单方面、不平衡。”

路透社评述说,美方与刘鹤的会谈或将有助于决定未来美中贸易关系的走向。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对于美中近期能在贸易上实现突破,美方存在质疑。这名官员称:“我们尽量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但中方希望的是保持现状。”

目前没有特朗普会见刘鹤的计划。

刘鹤是一名曾在哈佛大学就学的经济学者,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称,刘鹤是中国央行下任行长的热门人选。作为习近平在经济政策上的首席顾问,预计刘鹤还将成为主管中国经济的副总理。

周二,美国商务部建议提高对中国铝箔纸品的进口关税,称其价格过低,存在政府补贴行为。中国商务部周三作出回应,称美方的做法“错误”,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今年2月,美国商务部还曾建议总统特朗普对来自中国等国家的钢铁产品加以限制,措施选项包括全球性及国别关税、或者更广泛的进口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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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之死》:伟大领袖倒在尿泊之后

大盗贼霍老爷

对于什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苏联有个笑话:


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苏联人谈论什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英国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冬天晚上回家,穿着羊毛裤坐在壁炉前面。

法国人:你们英国人就是古板,最幸福的事情是和一个金发女郎一起去地中海度假,然后我们好和好散。

苏联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半夜有警察敲门,开门后:伊万,你被捕了。

这个人说:你弄错了,伊万在隔壁。

对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人民,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名单上的那个人不是自己,秘密警察找错了,至于邻居的不幸,那谁管得上呢?

那么对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民而言,最恐怖的是什么呢?恐怕莫过于,苏联人民的慈父,斯大林同志死了,而且是死在了尿泊中。

英国人就是拍了一部这样的电影,台湾人把它翻译成《斯大林嗝屁了》,我觉得最好的翻译应该是《斯大林死在尿泊中》。

这是一部难以言说的电影,说它是严肃历史片吧,它全程隐藏了无数的梗和笑点,每个人物都在一本正经地搞笑,但是你又不能说它是喜剧,它的笑点荒诞不经又无比真实,令你毛骨悚然,比任何惊悚片和恐怖片还要恐怖,但是,正如片名所示,这当然也不可能是一部恐怖片。

斯大林是如何死的,现在已经莫衷一是,按影片中的说法,一个家人受到迫害的女钢琴家,在给斯大林要的音乐会唱片中,夹杂了一个诅咒的小纸条:

约瑟夫·斯大林,你背叛了我们国家,摧毁了我们的国民,我祈求你的终结之日,祈祷上帝能原谅你,暴君。



斯大林看到纸条后哈哈大笑,竟至于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尿失禁。

我们且不去关注这一说法的真实性,但是随后的一系列事件,却如同真实的历史一般荒诞。

正如影片中所描述的一样,在真实的历史中,斯大林同样在凌晨四五点钟结束宴请,宴请对象是他的最高权力中心,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人,按照正常的时间,他会在11点左右起床,然后传唤工作人员。

但在他死的那天,一直到晚上20:00,都没有动静,工作人员和服务员惴惴不安,但没人敢擅自进入斯大林的房间。直到23:00,终于有个工作人员壮着胆子,决定以送一份邮件的名义看一下这位伟大的领袖。等他进去以后,却发现苏联人民的慈父已经倒在地上,已经不能说话,身下完全尿湿了,他身上怀表的时间是6:30。



伟大领袖倒在了尿泊中,一个权力的拥有者,关于发号施令的人,一旦不能发号施令,势必会形成权力真空,而这种真空让周围的人无所适从,这些人包括苏联的最高权力中心,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们。

服务人员打电话联系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伊格纳季耶夫表示,请找苏联的二号人物马林科夫。

苏联的二号人物马林科夫接到电话,但他表示无能为力,“他找不到贝利亚。”半小时后,贝利亚终于来了电话,“不要告诉任何人。”

等到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终于鼓起勇气前往斯大林的别墅,已经是次日凌晨3-4点钟,在影片中,三位苏联的高层战战兢兢地进入房间并讨论怎么帮助斯大林。

但真实的情况更加不堪,贝利亚坚持认为斯大林正在酣睡,骂了服务人员一通,但据赫鲁晓夫的回忆,他们压根连斯大林的房间都没进。

“我们听出了这样的事情(斯大林摔倒并尿湿了),现在他似乎在睡觉,于是认为,既然他处于如此不体面的状况,我们就不便到他的房间去,让自己在场。我们各自驱车回家了。”

是的,最高领袖倒在了尿泊中,这是多么尴尬的局面,这是多么不体面的场景,如果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如果如实描述,那是怎样的亵渎领袖?而领袖一旦醒来,又该是怎样的报复?

所以,最好的事情是什么?是伊万在隔壁,我最好当鸵鸟,静待事情由别人发现,由别人处理。

而别人也是这样想的。

于是,历史上最吊诡的一幕发生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斯大林,74岁高龄的斯大林,当突发疾病倒地并尿失禁以后,他只能穿着尿湿的裤子继续等待,等待康复,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他自己,他自己的生命力。

然而荒诞还在继续,几个小时以后,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终于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一个办法,但是当斯大林同志尿失禁的情况下,是不是找一个医生就是一个问题,这个责任由谁来负?幸好,天才的苏共中央做出一个决定:表决。在这个极权统治的国家,民主看来有点好处,至少它可以分担责任。



于是,他们终于通过决议,决定找来一个医生,但问题又来了,斯大林同志前不久刚刚发动了一场清洗,好医生都在古拉格。



所以,他们能找到的只能是坏医生,这是个现实问题。



于是,米高扬同志提议,大家觉得请个坏医生怎么样?



那么问题又来了?斯大林恢复了怎么办?天才的斯大林同志知道他们给他找了一个坏医生怎么办?大家可是要上枪毙名单的啊。



但幸好,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哲学解决。





尽管,在莫斯科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上的好医生,但是他们依然可以给斯大林同志找到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好医生。

而且他们决定给这个决定加上双保险,让之前了解所有医生地址的季马舒克女士去找一个医生来,如果出了岔子,至少可以枪毙她。





多么天才的主意,多么伟大的委员会,这真是一个团结而有智慧的集体,他们终于决定给尿泊中的斯大林同志找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好医生。



可惜,这已经是一天以后,斯大林已经在冰冷的尿泊中躺了整整一天多了。

我不想再描述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之后的争权夺利,也不想再过多剧透。我只想问,在斯大林濒死的时候,在伟大领袖倒在了尿泊之中的时候,是谁促成了他的悲剧?

是斯大林自己害死了自己,是斯大林的绝对权力害死了他自己,他利用大清洗制造的恐怖,令从政治局委员到他的服务人员都感到恐惧。

贝利亚、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这些响亮的名字,这些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赢得卫国战争胜利的英雄,在这个关键时刻,在斯大林倒在尿泊的时候,都像一个小丑。

而在斯大林生前,他们本来就活得像个小丑,在斯大林同志的宴会上,赫鲁晓夫主要的任务是讲黄段子逗开心,与贝利亚顶肚子,把番茄放在口袋里。



而斯大林的二号人物马林科夫,却是一个愚昧迟钝、颟顸昏庸的傀儡,他不敢做出任何决断,却斤斤计较任何排位、排名。



在绝对权力之下,在斯大林的身边没有耿直之士,没有不同声音,只有斯大林一人的天才独断,当斯大林倒下之时,也没有一个人能为他做出一个决定,哪怕是为他换一条裤子。

苏共的高层如此,苏联的人民也如此,在斯大林的绝对权力中,因为最高领袖临时要听一下音乐会唱片,而恰好音乐会忘了录制,于是所有观众都必须回到现场,所以演奏人员重新就位,重新来一遍。

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例子,正是权力腐蚀人民、腐蚀国家的一个铁的事实。

而更可悲的是,即使斯大林死了,他的阴影依然无处不在,无论是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这些人都是一个小斯大林,他们同样滥杀,同样多疑,他们都无法避免权力的腐蚀。

影片的最后,赫鲁晓夫撺掇苏共中央和军队首领朱可夫,以斯大林同样的手段处决了贝利亚。

在影片结束之后的历史中,1957年6月1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马林科夫等七人要求赫鲁晓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联合朱可夫命令国防部用军用飞机将中央委员火速接到莫斯科,苏共召开中央委员会,不同意此决议,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被解除职务。

而就在四个月以后,朱可夫也被他的盟友赫鲁晓夫解除职务。

自此以后,苏联的政治中从来就不乏政治阴谋、政变,一代代领袖以不正当的手段成为最高领袖,走上神坛,又一代代被以不正当手段退下神坛,黯然收场。

而人民,永远是那个在名单上的伊万和他幸灾乐祸的邻居。

这就是绝对权力对一个国家的腐蚀。

也许正如那个纸条上说的,约瑟夫·斯大林你背叛了我们国家,摧毁了我们的国民,我祈求你的终结之日,祈祷上帝能原谅你,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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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终身制和中共执政合法性

来源:
法广

2018年2月28日结束的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前半年举行,却在公报中对3天前公布的“修宪”只字未提。如果人们的焦点这次能从终身制议题转入更深的层次,即中国宪法规定的中共执政权问题,或许将更接近问题的核心。

中共以往举行的三中全会一般在党代会后约一年后的秋天举行,通常讨论经济问题,但此次三中全会距中共十九大仅过去四个月,距二中全会只有一个多月时间。这显示有特殊紧迫的议题需要进行讨论或者仅仅是需要中央委员们举手表决。25日新华社将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先发出英文稿,透露出有关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限期规定将被取消。引发国际间海内外惊愕嘲讽恶评如潮。解放军立即表态坚决支持的文章发表后,香港媒体又曝光习近平对新华社文稿高级黑因此“龙颜震怒”的反应。

就在人们等待三中全会公报对所谓修宪特别是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职年限规定的解释说辞时,这份充满套话官话的文件中却对此只字未提。对此如何解释?BBC引用的分析认为,第一,海内外的激烈反应或许是中共三中全会公报不再明确提及修宪问题的原因。另外,修宪建议以中共中央委员会致信全国人大的方式提出后,已经走完了应有的程序,不再列入三中全会公报内容,也在情理之中。但把202名中央委员和171名候补中央委员提前半年从全国各地召集到北京举行三中全会不太可能与即将举行的中国两会无关,不太可能仅仅是通过拟向全国人大推荐的一份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向全国政协推荐一份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

诚然,这次中共三中全会听取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报告,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同意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部分内容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中国官方没有公布这几份文件的任何具体内容,但从三中全会公报来看,这些报告的内容主要涉及机构改革,不仅没有任何政治改革的新意,而且因循中共十九大提出的方向,党国完全不分,要“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更好发挥党的职能部门作用,统筹设置党政机构,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并称必须“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

总之,在中国两会召开之前,习近平并不在乎人大政协橡皮图章的面子,仍然口气强硬地突出中共永久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因为这是写入中国宪法的内容,十九大报告也已经说的很清楚:“党的权力要贯穿一切。”

习近平上台5年来在反腐的大旗下,加强个人集权个人崇拜打压舆论等一系列作为有目共睹,很多人早已看清习近平的梦就是红色帝王之梦,今天通过修宪试图恢复终身制,对他来说只是水到渠成而已。

海内外对习近平通过所谓修宪恢复终身制非常敏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经历两千年专制王朝的中国人对终身制已有共识,认为这是开历史倒车。但也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一个寡头终身掌权不好,多个寡头集团及家族合伙分食国家全部资源,就稍微好了一点吗?难道中国人就只能在这两种最坏的国家制度中进行选择吗?

终身制议题的聚焦深化无疑将提示与中共执政合法性相关的问题,正如海外著名学者何清涟文章所说:“本次修宪无关政治体制的改变。不管有无任期限制,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独裁,这种只与全国八千万党员有关的制度修改完成之后,独裁政治还是未改分毫。”“正确的方向是将这部中共宪法改成人民宪法,解决执政者的权力来源问题。核心点则是:要求废除现行《宪法》中规定的中共执政权,确立民选政治与三权分立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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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纳瓦罗或重获川普重用 美贸易政策或更强硬

在川普总统就与中国有关的几项贸易调查作出决定的期限日趋临近之际,有关被冷落的白宫贸易政策顾问彼得·纳瓦罗或被提升的消息,似乎预示川普政府中的贸易强硬派占了上风。北京方面,刚刚抛出修宪的习近平决定此时派其最倚重的经济高官刘鹤访美,显然希望缓和日趋紧张的美中关系和面临危机的经贸纠纷。

星期一,华盛顿的贸易界人士仍然无法就周末传出的有关川普总统打算给纳瓦罗升职的消息加以确认。纳瓦罗将从总统副助理升任总统助理消息最早由“美国贸易内参”(Inside U.S. Trade)披露。

周一,美国几家主要媒体的相关报道,所援引均为不便具名的消息来源。华尔街日报周五联系到纳瓦罗,但对方不予置评。纽约时报报道说,白宫女发言人娜塔莉·斯特罗姆周六回答媒体提出的有关问题时说,“白宫目前没有要发布的人事消息。”

2016年底,川普在就任总统前夕,宣布设立新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并任命纳瓦罗为该委员会主任。在外界看来,新设的贸易委员会和传统上影响力重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处于同一级别。

纳瓦罗在川普竞选早期以及入主白宫初期,是川普在贸易方面的主要顾问。此前,纳瓦罗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经济学教授,曾因在其著作的《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和《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中强烈批评中国政策而被视作对华贸易“鹰派”人士。

华尔街日报称纳瓦罗是川普贸易观的强烈拥护者,他们认为贸易赤字是很糟糕的问题,而贸易政策也应该从削减不平衡着手。这样的贸易观受到众多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

据纽约时报报道,纳瓦罗进入白宫履新时,已经拟好了几项贸易行动方案,等待总统签字生效,其中包括美国退出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执行方案。纽约时报过往曾报道纳瓦罗在川普任内第一年,至少三次推动美国退出NAFTA,但均被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为首的更支持贸易的总统顾问挡回。

但是,纳瓦罗主笔的另一个贸易政策方案,成为总统最早签署的行政令之一,就是宣布美国退出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但他主张通过退出美国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主张对进口钢制品征收关税的努力未获成功。

2007年4月,纳瓦罗主管的国家贸易委员会被撤销,他被重新任命主管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当年9月,该办公室被划归国家经济委员会管理。该委员会主任科恩成为纳瓦罗的直接上司。

在白宫幕僚长凯利的严格以级别划定的管控制度下,纳瓦罗无法参与白宫高层会议,也失去对总统贸易政策的影响力。

纽约时报说,纳瓦罗的升迁或许是权力平衡向川普强硬贸易政策主张倾斜的一个讯号。

华尔街日报和Politico报道均引述了与纳瓦罗相识的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成员迈克尔·韦塞尔的看法。韦塞尔说“他的职务变化表示总统曾经在贸易和制造业方面所作出的承诺可能得以实施。”

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的贸易政策研究主任丹尼尔·艾肯森对美国之音说,周末从白宫传出的各种消息有的是相互矛盾的。报道说川普本人想到纳瓦罗,问为何不让他参加会议,因此要给他升职。但也有可能川普说过后,幕僚长会将此压一压,因而纳瓦罗最终能否得以升职尚存变数。

由于川普临近在几个贸易调查上作出行动决定,或公布结果的期限,纳瓦罗的升职使得这些问题更为敏感。

不久前,商务部长罗斯就对进口钢制品和铝制品是否影响到国家安全的基于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的调查提出若干行动建议。川普需要在4月11日截止期限前作出决定。这些建议包括对所有钢制品和铝制品征收关税,或针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或设定进口产品配额等。由于美国进口的钢制品中,中国所占份额很小,因而全面关税影响最大的是加拿大和韩国等盟国。这使其成为一个政治上敏感的决定。

尽管中国在美国进口钢制品中所占份额不大,但美国指责中国钢产能过剩造成全球钢制品价格扭曲。

在据信已经结束的针对中国迫使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调查也需要在近期发布调查结果。分析认为,一些调查结论会激怒中国,或可最终导致两国打起贸易战。白宫方面可能在如何处理这项调查方面也有意见分歧。

加图研究所的贸易专家艾肯森认为,纳瓦罗的升职若得以确定,对美中贸易关系不利。他说:“彼得·纳瓦罗对于美中关系不是个好消息。他对中国持强烈批评态度。不幸的是,他也不是很懂经济。”

美国众多主流经济学家对纳瓦罗都有类似于艾肯森的批评,许多人担心他的“极端主张”若成为美国贸易政策,会对美中贸易,以致全球贸易造成不利影响。

过去这个周末传出的另一个消息来自北京,即习近平将派亲信刘鹤前往华盛顿。这个消息周一得到中国外交部的证实。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刘鹤将于2月27日和3月3日期间访问美国。该发言人说,刘鹤访美期间将与美方官员就“中美关系和两国经贸合作”交换看法。

刘鹤是中国近几周派赴华盛顿的第二位高层官员。此前,国务委员杨洁篪于2月8、9两日到访华盛顿。但双方都认为那次访问并不成功。

刘鹤与杨洁篪都是中共政治局委员。近期有消息来源称,刘鹤会接替即将离任的周小川,成为下一任中国央行行长。更早的消息称,刘鹤将在3月召开的中国人大期间被任命为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如以上消息成为事实,刘鹤将是继朱镕基之后第二个同时任副总理和央行行长的官员。

外界将刘鹤视作习近平最信赖的经济顾问,称这位曾就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官员主张推动经济改革。他被广泛认为是习近平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概念的来源,因而对习近平在经济政策上具有无人可比的影响力。

刘鹤今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演讲时曾说,中国的经济转型会为外国公司创造巨大的机会。他说中国今年将会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并会推出一些会超出国际社会期待的改革举措。

但一些美国的中国观察和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话并不会令美国人信服,听过太多承诺后,能真正起到作用的只有实际行动了。

美中双方在去年4月川习会时同意设定新的对话机制,包括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但7月中旬的对话因为双方在重要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最终不欢而散。在那之后,美方加大对中国在贸易方面的行为采取行动,包括更多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双反调查”),以及绕过世界贸易组织的纠纷机制,用国内贸易法规对中国商品和贸易行为展开调查。

尽管中国方面一直强调与美方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但川普政府认为对话只能将问题拖延下去,执意将对话搁置。

Axios报道说,中方相继派出杨洁篪和刘鹤访美,一方面表现出中方希望与美方进行接触,再者就是希望弄清楚川普政府到底想要什么。

加图研究所的学者艾肯森,川普政府最想要的是中国削减钢和铝产能,关闭国内的一些工厂,还有就是要中国采取行动、停止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方面,以及知识产权方面的侵权行为。

至于刘鹤此行会否在美中贸易僵局上有所突破,艾肯森认为还是有希望的。他说:“或许美国不愿意恢复对话,是想要在要求中国政府作出改变承诺时,手中掌握更多筹码。”

艾肯森认为,如果中国最终认识到美国威胁通过关税设置壁垒并非只是说说而已,那么很有可能这次会看到双方通过声明宣称中方会如何削减钢产能,并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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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7 February 2018

中共领导任期之“潜规则”与“显规则”

来源:
德国之声

周日,新华社一条简短的消息引发了全球媒体关注:中共中央提出宪法修改建议,删除“国家主席及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之表述。这是否在为习近平恢复“领导人终身制”铺设道路?在中共执政近70年的历史上,领导人任期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作为中共政权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在1954年宪法颁布后被选为首任国家主席。不过,他的实际权力来自于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职务。二十余年时间里,他成功清洗了所有潜在的挑战者,一直到他去世,他都用古代帝王的方式统治中国。

实际上,毛泽东1959年就卸去了国家主席一职,由刘少奇接任。后者任期未满,就在没有经过宪法程序的情况下遭罢免、迫害。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潮。此后,国家主席一职一直空缺,其职权一度由国家副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代理。1975年制订的第二版宪法,索性废除了国家主席这一职位。

82年宪法限制任期不提中共领导权

文革期间,众多知识分子以及忠诚的共产党高级干部遭到了迫害,这让人对党内个人崇拜产生了警惕。而恢复“国家主席”一职,则要等到1982年第四版宪法颁布之时。

70年代末,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成为了实质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通过中央军委主席这一要职掌握了权力。他也推动了在1982年第四版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职务。当时,这一职务并无太多实权,主要是象征性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宪法颁布之时,即明确规定了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到了80年代后期,虽然邓小平依然是无可争议的领导核心,中共高层内部的其他要员之间却发生了严重的权力斗争,1989年的六四事件也与这场斗争有着直接关联。“六四”之后,尽管许多人依然对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心有余悸,但是个人集权的势头已经有所显现。

江泽民竖立“潜规则”

在经历了李先念、杨尚昆这两名不掌握太多实权的国家主席之后,1993年,作为第三代中共领导核心的江泽民接任国家主席一职。他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任期内频繁以国家主席身份出国访问或是接待外宾,极大地提高了这一职务的实际地位。

2003年春,江泽民两届国家主席任满,不再连任。同时,他也卸下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在中共党章中,并未对党的最高领导人任期进行限制。而江泽民同时卸任国家主席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做法,也为今后的中国领导人任期制定了“潜规则”:不多于两届。胡锦涛遵守了这潜规则。

习近平突破“潜规则”

现年64岁的习近平,目前已经成为了毛泽东之后最具实权的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作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以全球重要领袖的形象示人,致力于增强中国的存在感与影响力。2017年初,他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发言,更是让他一度被认为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而在中国国内,他则主要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及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来掌握权力。他还担任中共中央多个委员会、工作小组的领导,涵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掌握了比以往中共领袖更大的权力。

去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新一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并没有潜在的习近平接班人。外界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习近平要突破领导人任期限制以及集体领导制原则。

此次修宪建议,若无意外将会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获得高票通过。修宪建议案还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写入宪法正文。外界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中共当局将完全服从于习近平的治国远景,在2050年前将中国打造为现代化强国;同时也打消了外界对中国实行真正民主改革的预期,并向美国等西方国家释放出一个强烈讯号:中国将强烈挑战冷战后的西方主导国际秩序,坚定地寻求地区主导权。

曾任白宫亚洲事务高级顾问的麦艾文(Evan Medeiros)指出,这一修宪案也意味着中共此前宣布的“依法治国”目标被终结。目前供职于智库“欧亚集团”的麦艾文说:“习近平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身边都是忠诚的助手。在一个列宁式的政治体系下,他们不太会对掌权者说出真话。”

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内已经成功地排除掉多个党内对手。今后,他的实际权力地位,将取决于他如何应对高额政府及企业债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经济增长放缓等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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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评中共为习近平“定制”的终身制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共建议人大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有台湾学者认为,这种为习近平“量身定做”的“党国一体”的修宪,是一种倒退,牺牲了民主机制,其独裁行为越来越明显。

中共中央委员会25日向中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将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修宪盖橡皮图章

由于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所谓修宪建议,被认为将在下个月初召开的中国人大会议上加盖橡皮图章。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认为,中共建议人大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基本上是为习近平的延长任期做准备。他说,在习近平看来,两个任期的时间还不足以完成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他说,在习近平看来,如果受制于目前任期的限制,可能使他的政策中断,也担心后继者未来是否能继续贯彻其制定的蓝图。

取消任期制是一种倒退

王高成教授说,中国大陆是“以党领政”,中共总书记没有明文规定任期,即使中国不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只要习近平的总书记继续做下去,仍然能够掌握实权。他认为,习近平是希望能够党政合一,所以把国家主席的任期制也取消。

他说:“对他来讲的话,用目的合理化他的手段,当然对于大陆的政治体制来讲的话,这算是一种倒退。因为毕竟过去国家主席有个任期制,有个权力的限制”。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40年前取消了中共领导人的终身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为两届,每届五年。邓小平希望能以制度化的形式实现领导人权力的和平交接,从而不再重蹈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独断。

14亿人会接受“新皇帝”独裁吗?

台湾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董事长、前外交部长陈唐山说,中共去年十九大会议上没有指定接班人,已经显示习近平将大权独揽,在未来十数年继续长期执政,其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形象很像是外媒所称的“新皇帝”。他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写入中共党章,也将在人大会议上纳入中国的宪法。

他说:“这一步步就看出来他独裁的行为越来越明显。在一个本应该越来越开放的情况下,他反而把开放收紧,您认为中国14亿的人口会接受这样的制度吗?

台湾战略研究学会理事长翁明贤说,在3月份人大会议上如果修宪条文得到通过,不仅习近平还能再任期10-15年,未来中共领导人也能得到任期的保障。

他说:“我觉得重点是未来中国大陆要走向怎么样的宪政体制。如果仍然是以党为基础,党控制一切,国家主席任期修改不会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

中共的“党国一体”

翁明贤教授说,中共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两届的任期限制,一方面是为习近平“量身定做”的修宪,也出于中共“党国一体”制度完整的考量。

翁明贤说,习近平党政军一把抓,凸显出习近平决心,未来中国大陆可能会更加强调主导国际议程的走向,国际社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可能会面临更多中国的挑战。

政治大学教授严震生说,中共在邓小平时代取消领导人终身制后,规定了领导人两届任期的限制,以此来避免个人威权的统治。如果“拿掉”任期限制,可能会再出现个人的威权。

民主机制被牺牲掉了

他说:“这个未来会不会对中国大陆的政权造成一种程度的不稳定,也就是说,跟着他的人会长期执政,过去有一些年龄的东西都拿掉了,包括王岐山由于年龄的关系,不能留在政治局常委,结果现在要去当国家副主席,有些东西是不是就会有些灰色地带,让党内的民主机制被牺牲掉了”。

严震生教授说,一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延长任期,其追随者,也就是既得利益的抬轿子的人,不希望坐轿子的人下来,就可能形成政权被少数人把持的局面。不过,他也表示,目前要评估习近平及其追随者未来将会怎样,还为时过早。

如果习近平长期执政的话,将如何影响目前陷入僵局的两岸关系?对此严震生教授认为,长期来讲,完全没有办法脱离目前的困境。但短期来看,如果习近平继续执政,大陆至少不会对台湾有“轻举妄动”的行为,但台湾会更难脱离中国大陆未来对台湾的控制。

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说,如果习近平再执政10-15年,台湾将长期面对相同的大陆领导人,他的对台政策就比较连贯。他说,习近平非常坚持“九二共识”,软硬两手同时出击,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两岸的统一。对台湾而言,我们面对一个非常厉害的对手,这个人权力很大,理念很强,对台的“反独促统”政策也非常清楚和一贯,统一和反独的压力会持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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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维持现状”不是单一国家的责任

来源:
美国之音

台湾总统蔡英文2月27日表示,新的一年将不会改变两岸关系“维持现状”的立场。不过,蔡英文也提醒说,“现状的维系,不是单一国家的责任,‘维持现状’需要整个区域所有国家共同来努力”。

蔡英文是在出席外交部为驻台使节举办的2018年“新春联欢晚会”时做出的上述表示。

蔡英文说,东亚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是世界秩序的重要关键,台湾作为印太区域的自由民主国家将同周边所有国家一起努力,携手保卫自由、开放的共同成果,守护以法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2016年520蔡英文就职演说中承诺要两岸关系“维持现状”,但由于民进党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两岸的关系陷入僵局,官方与“两会”的接触完全停摆。中国大陆认为,民进党政府必须接受“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原则,否则两岸关系的发展无从谈起。

面对两岸关系的僵局,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陆客来台人数骤减,蔡英文政府采取了“踏实外交、互惠互助”的外交政策,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根据台湾官方的统计,去年1月至10月,台湾同“新南向国家”的双边贸易额成长了近两成。在大陆游客减少的情况下,包括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在内的“新南向国家”的游客来台观光的人数越来越多。

蔡英文在外交部27号为驻台使节举办的2018年“新春联欢晚会”上还表示,美国去年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示同台湾维持“强劲关系”,这证明了,拥有共同价值的台美关系,持续在增长。蔡英文还感谢美国参众两院对“台湾旅行法”的支持。同时她也感谢台湾友邦在国际场合上对台湾的支持,无论是在联合国大会以及周边组织,或是在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等议题上。她说,很多朋友为台湾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发声。

为了开拓台湾外交、两岸关系的新局面,蔡英文上个星期主导了外交、两岸等部会首长的改组。长期以来一直是蔡英文核心成员的总统府秘书长吴釗燮取代被认为是“老蓝男”的李大维,成为新的外交部长。被认为同中国大陆官方有私人关系的前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取代张小月,“回锅”陆委会。

尽管吴釗燮深得蔡英文总统的倚重,这次从幕后走到台前,但是面对中国在联合国、国际组织上对台湾的打压,阻挠台湾的参与和参加,台湾要走出外交和参与国际事务的困境绝非易事。

吴釗燮说:“在国际参与方面,台湾透过积极参与以及分享发展经验,在全球共同关切的议题上做出具体的贡献。未来我们会持续推动有意义的国际参与”。

吴釗燮以最近南北韩恢复对话为例说,南北韩恢复对话,为区域和平注入新的动能。他说,台湾将掌握这一契机,强化与国际社会新的协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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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立谈习修宪-“中国式普京”

来源:
德国之声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时政评论人以及《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的作者林和立认为,习近平为了继续巩固权力,会进一步实行思想的箝制,公民社会的自由度将会越来越收紧。

中共中央即将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其中提出要废除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成为全球关注焦点。拥有40年研究中国经验的政治评论员、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林和立接受德国之声专访,剖析修宪取消任期限制,让习近平2023年后继续任国家主席;源于习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帝皇思想浓厚,希望成为“21世纪的毛泽东”。林又分析自习近平上台开始,已经部署中央集权的道路、要作“中国式的普京”。林又预计修宪取消任期限制后,习为了继续巩固权力,会进一步实行思想的钳制,公民社会的自由度将会越来越收紧。

德国之声:为什么中共中央会在即将举行的人大提出修改宪法取消任期限制的建议?

林和立:事实上习近平他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从政开始,他就希望成为21世纪的毛泽东,个人帝皇思想浓厚,他希望权力可以千秋万世。过去五、六年,习近平的中央集权可说非常成功的,在党的领导层成立了许多新的领导小组、如改革经营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等,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十九大之后,习成功地把自己心腹及爱将,主要是在福建及浙江工作时的亲信、亦包括解放军的人马安放在党政军的高位。目前尽管他的政治敌人也不少,例如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或以胡锦涛为首的共青团;然而,习已经成功地把权力转移到自己为首的习近平帮派。因此相信他认为时机成熟,所以进一步修改党章及宪法,来巩固他的长治久安的地位。

照目前来看,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后,毫无疑问,本来他当国家主席的任期由2013年至2023年,看来他似乎最少会多做一至两届。换句话说,他合共会当国家主席10年至20年。同一个逻辑显示,他担任含金量最高的位置,即党的总书记和党的军委主席,也是不会甘于担两任便退休,所以他至少会担任至党的21届大会,即2027年。假设他健康的话,他甚至会当总书记及军委主席至2032年。

德国之声:你认为习近平是否一开始便积极部署这个长治久安的方向?

林和立:其实在2007年召开的17大,习近平意外地击败了劲敌即胡锦涛系李克强,作为总书记的接班人,李克强只得到总理“安慰奖”。2007那年,习做了六个月上海书记晋身排名第六名政治局常委的时候,他已经部署中央集权的道路,部署高度集权于一人的政治图谋。当然,他在十九大时候已经修改了党章、把习近平思想放在党章内;而即将在3月5日举行的人大也会修改国家宪法,把习近平思想放在国家宪法之内。当然,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他是不需要向人民解释的。但是,根据亲政府的知识分子解释说,习近平在18大2012年上台之后,引进了一些新的思维、定调了一些跨时代的大方案:如“中国梦”、“一带一路”、在十九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些庞大计划是要横跨二三十年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达标年是2049年或2052年,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所以他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他倡导的新政策需要他在未来继续亲自督导的。

而习近平是一个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帝皇式领导,他应该是充分相信,中国缺了他是不行的,即是中国需要一个这么有远见、有能力的人,类似中国封建时代帝皇人物才可以达到一些如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宏图或大政策。所以无论在公开场面或心底里,他毫无疑问地认为可以作一个“中国式的普京”,在他执政的年代,起码他主观愿望是可以与普京总统媲美的。

德国之声:你认为这个修宪取消任期限制的建议,习近平是否已经胜券在握,还是会受到很多阻力?

其实在几个星期前,中共中央召开的二中全会第二次中央全体委员会会议时,主要的主题是讨论这个修改的宪法,当时对于是否取消主席及副主席的任期限制是有争议的,所以二中全会结束时新闻稿并没有提出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可能的解释是二中全会在国家主席任期方面是有争论的,并设有达到共识。但是二中全会之后,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大权在握,有理由相信他已经克服了一些阻力,在今天二中全会后几过星期才宣告这个举世瞩目的新举动。

德国之声:你认为修宪取消任期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一方面?

我们不要忘记,习近平权力的积累,包括习近平帮派在党政军占据重要位置,只不过是4、5年间的事,直至到十八大开会的时候,党外两股最大的势力,以前总书记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及胡锦涛为首的共青团派。习近平上台后,把这两股势力打散了,目前上海帮及共青团都是靠边站的,然而,这班和习近平矛盾比较深的所谓反对派仍然建在的,虽然目前他们因惧怕习近平强大力量而不敢公开反对或挑战习的决定。

习目前大权在握,若回复毛泽东时代的执政基制,即是一言堂治国,一个人在政治、经济、外交说了算。这个政治体制模式是非常危险的,例如在毛泽东时代,毛是全世界都承认的一个天才,但正正因为没有制衡,在1949年上台之后屡次犯了滔天大祸,包括三年饥荒,全中国起码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所以没有制衡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目前习近平让我们看到了一些重蹈覆辙的危险,他可能心里认为自己是“21世纪的毛泽东”,作出的重大决策亦是他一个人负责,而就是他的心腹、非常信任的智囊也只会向他说一些他喜欢听的说话,绝对不会挑战他的权威。

这种统治决策非常危险,等于恢复毛泽东时代。将来倘若习无论在经济上内政或外交上犯了重大错误时,他的党外敌人如现在几近销声匿迹的上海帮,可能会利用机会去挑战他,甚至粉碎习近平的权力。因为他犯了重大错误,他一定要付最大责任,可能被迫宫或甚至下台的。

德国之声:你认为修宪取消任期限制是否会获得通过?是否会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支持?

林和立:当然国家宪法修定议案毫无疑问是会在三月的人大通过的,因为人大是一个投票机器。我相信,97%、98%甚至99%的人大代表都会举手通过的。但是全中国,尤其是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甚至企业家,他们都应该会认为,于21世纪2018年推行封建复辟行动、恢复毛泽东基制是一个大倒退。当然目前没有人走出来公开反对,但实际上知识水平较高的、认识西方世界或曾经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士对这个大倒退,相信反对的人数是不少。然而,表面上习近平大权在握,所以在公开媒体上不会听到明显的反对声音。

德国之声:你认为修宪取消任期限制,会对习近平执政中国的政策有什么影响?

林和立:当然习近平作为21世纪的“帝皇”,为了继续巩固权力,他一定会实行一些思想的钳制,无论中小学,对于年轻一代,灌输个人崇拜的思想,一些所谓奴化的思想;而公民社会里,包括宗教、维权律师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人士,相信他们会受到非常严苛的打击。其实打压及噤声的运动早在习执政没多久已经开始了,如2014年在浙江把千余所教堂强烈破坏、2015年发生维权律师大搜捕;以及最近大这几年大规模的大学讲师敎授,只要他们思想上支持西方改革或稍为同情西方制度的,便受到开除或甚至逮捕。因此,这种类似警察国家的制度会越来越收得紧,在可见将来,中国的公民社会的自由度是会越收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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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学者:习近平任期不受限 区域紧张或持续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共产党提议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一事,几天来成为全球媒体和舆论注意的焦点,原本已对中国崛起在地区表现强硬感到不安的东南亚地区,对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权力集中为地区带来何种影响也十分关注。有学者认为,如果习近平任期不受限制,这可能表示区域紧张会持续一段时间。

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日宣布,中共中央建议修改宪法,删除其中关于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的表述,消息传出后各种反应显示,一般都对习近平权力将不受节制,中国领导层将成为一人决策感到担忧。

美国自由之家的声明说,废除中国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告诉人们,由习近平主导并推动的加强控制与镇压,可能在一人统治下更加恶化,“这个决定对正面临北京巨大压力的香港与台湾民主派人士,发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

新加坡学者庄嘉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习近平任期不受限制,这表示毛泽东以后由邓小平建立的内部权力约束机制被推翻,领导层不再遵循集体领导的决策模式,在包括外交政策的许多议题上都是由个别领导人决定,目前在习近平主导下与区域,特别是台湾的紧张就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庄嘉颖说:“我觉得习近平任期如果延长的话,如果这代表他现在对整个区域,特别是台湾比较强硬的态度的延续,这可能就代表这个区域可能会有一段比较紧张的区域关系,但之后会不会有一个互相谅解或是新的合作模式这我们就不晓得了。”

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担任助理教授的庄嘉颖说,如果习近平不受任期约束,这表示中国在政策上会比较有一致性,但一致性与稳定性是不同的问题,就美中两国的竞争而言,习近平任期延长不至于对双方的关系有所影响,那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以及是否愿意继续接受彼此摩擦的存在。

庄嘉颖星期二在华盛顿东西方中心一场关于东南亚问题的座谈会上表示,川普政府上台后美国似乎对东南亚地区投注的兴趣不多,而东盟十国成员都面临内部政治转型阶段,领导层无力在强化集体对话机制上付出,这也使得中国有更多空间寻求合作对象,建立一个区域新秩序。

随着近年来中国在周边的活动更加活跃,对区域的经济、外交影响力大增,庄嘉颖认为美国应该加大对区域的关注和投资,否则中国的影响力将变得更大,而“东盟是否愿意成为由中国主导的新秩序的一部分”还是一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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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习近平的终身制对“赵家共和”的震撼

来源:
上报

2月25日开始,新华社公布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称中国共产党将修改宪法,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建议取消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任期不可以超过两届的规定。这意味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完成第二个任期后,极有可能继续担任国家主席。此文一出,海内外不少中国人陷入激动、愤怒状态。

谁之共和?赵家人的共和

有老资格政治学者评曰:习近平要恢复终身制,是要恢复帝制,是对共和的伤害。还有人截了一段电影中袁世凯行洪宪帝制前国人反对的视频,放在网上,点击率飚涨。其中最关键的一句是:“都共和了,还想一人称帝?”更有多位民运人士发动网上签名,要捍卫共和,反对帝制。

人们要对习近平的做法表达愤怒,这点可以理解。但他们发射的炮弹却找错了目标,因为中国的共和与民众无关。今天的中国国号确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与人民毫无关系,是名副其实的“赵家共和”。“赵家”,是近几年中国网民对中共统治集团的称呼,典出鲁迅小说《阿Q正传》,当地的一号士绅姓赵。

在政治思想上,共和主义指以共和制来治国的一种意识型态,区别于君主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将所有公民共同统治国家的民主,以及只有部分人统治国家的贵族政治及寡头政治都视为共和政体。现代国家兴起以后,共和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实践及理论发展上有所不同,但被称之为“共和”政体的国家,必须具备以下特征:人民不是统治者的所有物或附属品,并且大多有一部有效宪法确定人民基本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政府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

从上述特征来判断,中国确是共和体制,但是不是现代意义的人民共和,而是少数人垄断权力的寡头共和,即赵家人的共和。当今世界共有200个国家,193个国家进入了联合国,其中有174个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只有19个,其中有五个是共产专制国家。而可怜的中国人民,到了21世纪,连一张选票都没有。因此,中国的“共和”,只与八千万中共党员及其家属有关。不信请看事实:自邓小平开始,历经江胡两朝形成的家国一体的资源输送体制(共产党资本主义),受益者主要是共产党官员,与占人口80%的平民无关。

一党专制下,个人专断与集体领导都是独裁

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的五年当中,无论是反腐还是军改,所有的政治动作都是集权,尤其是十九大之后,中共规定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委员都必须向总书记述职,彻底改变了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的格局,这种集权早已引发如潮批评。批评者将习近平集权、鼓励对他的个人崇拜,都视为习要建立独裁政治,回归文革。行将紧急召开的三中全会,宣布要修宪废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导致批习搞独裁的声音铺天盖地。

对习近平集权想建立独裁的批评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政治学常识。批评者假定集体领导不是独裁,个人专断才是独裁。对此我曾撰文指出,政治学对独裁的定义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集团拥有绝对政治权力而不受宪政与法律限制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统治权常由一人或一集团所垄断,通过不同的镇压机制来发挥其政治权威。从一战以来,世界的独裁政体分为宪法独裁、共产独裁(名义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独裁及法西斯独裁,20世纪60年代非洲各国经过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之后,又发展出许多不同类型的独裁政体,如宗教独裁、家族独裁等。

中共政府以其政治实践昭告世界,中共的政治体制就是独裁政治,无论是毛泽东个人垄断权力的统治模式,还是邓小平开创,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奉行的集体领导(寡头共治,即媒体称谓的“九龙治水”)的统治模式,都没改变中共的独裁政治本质;习近平并非想恢复独裁,因为他接手的政权就是独裁政体,他只是想将寡头独裁变为个人独裁。观诸世界近现代史,独裁政治中的个人独裁与宗教独裁,比较容易出现个人崇拜现象,比如前苏联的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伊朗的霍梅尼。

政治迫害也非文革的专利,而是专制极权政治的共性。从毛泽东建立中共政权那一天开始,中国的政治迫害就从未停止过,区别只在于有时进入宽松期,有时进入严控期。在各种运动期间,政治迫害集中,规模大,受迫害的人数多,比如反右、文革、六四运动被镇压之后,政治迫害就非常密集。文革期间因领袖意愿多变,政治形势变化太快,这一波政治运动的迫害者,在下一波政治运动中,就可能成为被迫害者。怀念文革的人,多数属于文革的最终受益者。

因此,批评者认为习近平想建立或恢复独裁政治,是个虚假命题,因为中共独裁政治的性质一直未变,习近平只是想将“九龙治水”的寡头独裁变成个人独裁。

反对独裁的批评要找准方向

廓清了中国的共和是“赵家共和”,中共一直是独裁政体这两点之后,现在再来探讨是否要批评以及应该从什么方向批评。

对于习近平变寡头独裁为个人独裁、将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变为终身制,利益受损者并非民众,而是中共党内高层,尤其是省部级以上高官中的接班人“种子选手”。中共在邓小平时代确定的集体领导制、五年任期制,让权力变成寡头(政治局常委/委员)共享,寡头们纷纷将这些权力通过市场变现为金钱,其家族大都成为巨富。更重要的是,这些种子选手们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长跑,得益于任期制,可以按部就班爬到权力金字塔的顶峰,比如胡锦涛与习近平登位大宝,让一干种子选手有了盼头。现在你习近平居然要修宪废除任期限制,让种子选手们等不到接班机会。对于赵家人来说,此种修宪,不可不反。

但本次修宪无关政治体制的改变。不管有无任期限制,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独裁,这种只与全国八千万党员有关的制度修改完成之后,独裁政治还是未改分毫。因此,我觉得赵家人为此激动、愤怒,都是可以理解之事;但赵家之外的平民,与本轮修宪没有相关利益,他们遑论投票权利,就连议论国是的资格都没有,当真用不着太将自己不当“外人”,代替赵家人出征,去骂习近平要建立独裁、想当皇帝。

赵家人以外的中国人当然应该关心、批评修宪,但方向不同,正确的方向是将这部中共宪法改成人民宪法,解决执政者的权力来源问题。核心点则是:要求废除现行《宪法》中规定的中共执政权,确立民选政治与三权分立的基本框架。中国人不主张自己的政治权利,却代赵家族长的种子选手能否接班操心,即使操碎了心也还是赵家家奴,成不了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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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市场波动不会阻挡加息步伐

来源:
华尔街见闻

北京时间周二晚9:30,美联储先行发布了新任主席鲍威尔首次向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进行半年度货币政策的书面证词。北京时间周二晚11:00,鲍威尔的国会首日听证开始。

谈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

鲍威尔在证词中表示,美国经济在2017下半年以稳定的速度增长到今年。经济此前面临的部分阻力已经成为动力,财政政策变得更具刺激性。美联储认为,近期金融环境收紧不会严重压制经济前景、就业和通胀。

他强调,“自己和前任主席耶伦致力于顺利交接班,以及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

“在经历了相当宽松的2017年之后,美国的金融市场环境最近宽松程度有所逆转。不过在我们看来,这还不足以影响到经济活动、就业市场和通胀的前景。事实上,经济增长依然强劲。”

鲍威尔明确表达了进一步加息的立场:

“预计将进一步渐进式加息,美国经济展望维持强劲。进一步逐步加息将最有利实现美联储的通胀和就业目标。”

他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认为,进一步渐进式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将促进我们实现双重目标。与以往一样,货币政策的路径将取决于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所展现出来的经济前景。

谈通胀问题

至于市场高度关注的通胀问题,鲍威尔表示,在稳固的经济增长和强劲的劳动力市场背景下,通货膨胀率一直处于低位,并保持着稳定状态。事实上,通货膨胀率一直低于FOMC制定的2%目标位:

“在上述环境下,我们预计通货膨胀率将在今年上升,并在中期内内持稳于2%这一目标附近。FOMC认为风险基本均衡,正密切关注通胀;必须努力求得平衡,以在提升通胀的同时避免经济过热。去年通胀未达标的部分原因是受到暂时性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预计不会重现。”

他还称,委员会认为,近期经济前景的风险大致平衡,但将继续密切关注通货膨胀的发展。

鲍威尔还称,薪资应当以更快速度增长。强劲的就业市场会继续支持家庭收入和消费者开支的增长,我们的贸易伙伴稳固的经济增长应会使美国出口进一步获益。

谈财政政策

至于财政政策,鲍威尔表示,财政政策更具刺激性,同时,美国的出口需求变得更强劲。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表明,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在3月20-21日会议上宣布进一步加息的概率高达97%,预计美联储2018年有57%的可能性加息三次。

听证会:没说加息超过三次的适用场景,承诺坚持缩表

在回答众议院听证中,鲍威尔强调了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后的量化宽松政策富有实效,未来将坚持缩表并无意改变缩表计划。美联储所持资产长期仍以美债为主,预计资产负债表未来将长期维持在2.5-3万亿美元区间,大概四年左右实现正常水平。

针对个别国会议员关心的上调长期通胀率目标等政策框架调整,鲍威尔也持否定态度,重申美联储现有围绕2%的“匀称”通胀目标奏效。不过仍有立法议员认为,应把通胀率目标上调至2.5%左右,以便反映美国经济的增长态势。

对于市场最关心的话题,即今年加息是否会超过三次,鲍威尔没有给出过多线索。有国会议员问到了如果加息超过三次适用的场景,鲍威尔表示,他个人依据去年12月以来的经济数据,对通胀回升的信心增强、对美国经济的看法得到强化,但在3月FOMC议息会议提供经济、通胀和利率点阵图预测之前,“不会预判相关预期”。

此外,鲍威尔还提到了资产价格确实在上涨,美联储必须对通胀和金融失衡保持警惕,但也不认为当前存在很高的经济衰退风险。他也认为很难准确衡量税改等财政刺激手段对薪资的影响。从理论上说,税率下调会鼓励企业扩大资本投资,进而推升长期生产率并推高薪资。

市场反应:美元涨美债跌,对加息四次预期提升

《华尔街日报》分析称,鲍威尔在回应适用于加息超过三次的场景提问时,虽然只陈述了自己对美国经济和通胀前景的乐观看法,但很难想象FOMC其他委员不会认同主席的想法。

在鲍威尔听证会期间,美元指数涨幅扩大至0.74%,刷新2月12日以来的盘中新高至90.50。美债收益率普遍走高,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5个基点,重回2.90%关口上方。

美国三大股指平开后短线走高,在听证会期间全线转跌,但在接近午盘时跌幅收窄,道指一度转涨。

据路透社统计,联邦基金利率期货的交易数据暗示,市场人士认为,美联储到2018年12月加息至2.25%-2.50%的可能性为25%,即今年加息四次的可能性上升。

此前在鲍威尔的国会证词公布后,国际金价一度反弹,收复1330美元/盎司关口。但在其听证会期间重新回落,跌破1320美元/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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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政治正当道 经济触手引担忧

来源:
德国之声

习近平和李书福是近日德语媒体最为关注的两个中国人,前者的修宪计划究竟对中国政治体系有何影响?而后者大举入股戴姆勒又有何意图?

在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习近平即将迎来他担任国家主席的第二个任期。但对于他来说,未来的五年显然还不够。所以就有了中共中央提出取消宪法中对于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建议。《新苏黎世报》记者Nina Belz周二发表评论文章,提醒道“即使强人也有可能失足”。作者先是总结了习近平在第一个五年任期里,如何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清除政治对手。“目前看不出来中共党内还有什么派系争斗。总理李克强始终站在习的阴影之下,人们不知道他在第二个任期还能有多少发言权。”

这是一个强人政治大行其道的时代,不仅仅中国如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在步步为营地强化自己的权力,瓦解法治国家体系;而在俄罗斯,普京正在忙于选战,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的所谓选举根本不能名符其实。”文章接着指出,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至今,连民主或者法治的假象都没有过。所以中国即将面临的这次修宪,其实并不会带来什么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过去是,现在也是一党专政的国家,而目前看起来这个专政体制却非常成功地做到了对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掌控。除了打压、恐吓和任意审判之外,技术进步也得到了有目的的应用:人脸识别,跟踪技术,个人数据的收集,都让全面的监控变得更加轻而易举。数字化给一个社会带来的不一定全都是好处,中国就是最令人警醒的案例。”

作者指出,要说这一发展是习近平一个人所推动,也有些言过其实。“不如说是处在中共最高层的一个领导集团,他们手中聚集了非常大的权力。而他们希望能够尽可能长时间地掌握权力。也许到2023年习近平不会退下来,但是这并不一定会改变中国的权力格局。虽然是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把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写入了宪法,以避免中国出现又一个毛泽东。但恰恰也是邓,在自己的任期结束之后,仍然对国家政治'垂帘听政'。”

而习近平选择了终结这个实行了30多年的规则,这个规则曾经使得党内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利益集团多样化。“但是目前来看,这样的局面会威胁到中共的最高目标:稳定。对于中国的这位强人领袖来说,目前一切似乎运行顺利,他暂时还无需担心在领导层内部遇到阻力。但即使是他,也应该谨慎走好每一步,以避免有朝一日失足跌倒。”

李书福到底想要什么?

除了“习大大”之外,最近一段时间里德语媒体最关注的还有另一个中国人,他就是一跃成为戴姆勒集团最大的单一股东的李书福。《南德意志报》记者Max Hägler对于吉利大举入股这一德国知名汽车制造商的举动进行了分析。“人们可以说,这很公平啊,终于有了可以抗衡西方经济霸权的力量。但是中国的巨大影响力是存在问题的,虽然戴姆勒能够因此而获得诸多裨益。”

文章先是简述了中国市场对于戴姆勒的重要意义,以及李书福入股的优势所在。“毕竟他是一位汽车业内人士,不是什么只求资金回报率的金融投资商。……他收购了沃尔沃,并且将这个汽车品牌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他还入股伦敦的全新电动计程车项目,也在中国运营汽车共享业务。”

接著作者笔锋一转,指出了令人忧虑的地方:“尽管在过去几个月,双方已经进行了谈判,但是戴姆勒方面似乎始终没有弄清楚,自己在李书福的全球企业构建计划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具体点说就是,戴姆勒未来是不是要把自己的技术转移到沃尔沃甚至是在德国无人知晓的中国品牌手中?”

而除了商业和技术层面,还有文化和价值层面的担忧也是不可忽视的:“当独裁政权具有了重要发言权的时候,游戏规则会有多么剧烈的变化,不久前就得到了验证。戴姆勒集团不得不为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引用达赖喇嘛名言而多次公开道歉。况且那时候,戴姆勒的重要股东里还没有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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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移民”搜寻频率暴增的背后

(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中共官媒新华社2月25日公布中共中央委员会提议删除国家主席不得连任多于两届的宪法规定后,如同投下震撼弹一般,立即引来舆论热议。与之相随的,是“移民”关键字的搜寻频率暴增。

不祥征兆

中共当局打算修改宪法,修宪建议包括:序言新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写入宪法第一条;删除有关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

删除中国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此举被认为掌握军政大权的习近平可能无限期执政。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这项提议,将在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被提出。然而,该会议被批评是橡皮图章会议,因此上述提议若无意外,将得到不曾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通过。

消息公布后,立即引来批评声浪,亦有许多评论表达担忧。香港学者林和立向媒体指出,习近平此举形同要恢复帝制。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罗曼(Walter Lohman)向台媒中央社表示“这是不祥征兆”,他称,历史证明集权于一人是不稳定的,政治将更受限、人民的权利也将变得更为脆弱,最终将导致混乱。

官媒称是信仰

别于境外媒体的质疑,被要求姓党的中国官媒则群起护航,甚至引用“广大网民”的民意,操作舆论企图明显。

《人民日报》以全版评论称〈西方政治运行面临选人用人难题〉、〈竞选方式无法确保选人质量〉,指西方选举常有令人意外的结果,并批评美国多党制。

人民网则刊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实的宪法保障——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报导。内文提到“广大网民也在网上留言表示,坚定支持党中央对宪法作出修改的建议。大家认为,改革走到今天,需要一个坚强稳定的领导核心”。

《环球时报》更在社评中直言,“坚定支持中央修宪建议,这是理性也是信仰”,并称中共领导中国是历史的选择,但“不断有少数力量在境外势力支持、鼓动之下试图挑战这一原则”,因此十分必要写入宪法总纲。

“倒车”

虽然官媒声称,建议删除国家主席任期规定的提议,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但在中国社交网站上,有不少网友称中国要变成朝鲜了,但这类反弹的评论,遭到大量的封锁删除。

除了大面积删除与官方不同调的留言外,在一些微信对话撷图中,可看到被转达的要求有:要民众管好个人社交媒体,不要对重大新闻做评论,不要转载新华社以外的稿件等等。

不过,网上同时出现许多“倒车”行为艺术的视频,人们表演各种夸张的“倒车”动作,显然暗讽中共当局开“历史倒车”

新一波移民高峰?

百度网站“移民”关键字的搜寻频率在修宪消息公布后,当日搜寻频率暴增10倍。Google搜寻也显示同样趋势,在中国搜寻“移民”的指数,过去7天均低于25分,修宪消息公布后,指数上升至最高100分。据Google搜寻趋势,100分代表该字词的热门程度在该时间点达到最高峰。

在过去,当中国迎来政治上的动荡或运动时,也一再引发“移民潮”。例如从中共建政初期、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反右运动、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等,皆迫使大量民众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至当时仍属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

近年来,中国严重的雾霾等环境问题、政府欺压民众消息,也总有网友声称这些消息就像移民广告。在中共专制体制下,不少人以各种方式离开中国,前往自由国家。而这次修宪建议伴随来的“移民”热搜,可认定是有更多的人对受中共统治的国家失望。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人,恐怕是更早失望的一群。据美国之音1月报导,台湾政府数据显示,每当香港政局出现重大变化,更加亲近中共时,从香港移民到台湾的人数就会增加。在今年1月以来,香港民众的集会、参政等权利及人身自由更饱受打压,台湾预计将迎来另一波香港移民潮。

在中共政权日益强大下,人们已难以置身事外。一名推特网友“鱼子酱”26日就表示:“社会各阶层都感到不安全,是今天中国的基本现状。底层民众怕强拆和被骗;基层干部怕一票否决;中层干部怕反贪腐;高级干部怕站错队。一个没有法治和不守规则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受害者。每个中国人都应问问自己:是逃离还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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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寡头政治是中国的最大陷阱

应该是整好五周年之前写的,首发在共识网上。后来有人零星转发。

当时有人看成针砭时弊,其实相反,那时是刚看到了点儿解决的希望。

真看不到希望的那十来年,我绝对不会写,因为写明白了更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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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眼里的中国历史,就是几千年皇权专制,其实不然。

中国还有过寡头们垄断政权的时代,他们联合起来架空皇权,确保自己的家族特权代代相传,变成“贵族”世家,动辄延续上百年。

这种局面甚至发生过不止一次:春秋、魏晋、民国,乃至……贵族寡头一直在和皇权做跷跷板游戏。

一,孔子的雇主们

中国第一个贵族寡头们当权的时代,是春秋。

春秋有三百年时间。我们拿春秋末年的孔子当坐标,看看那时寡头政治的特征。

孔子是鲁国人。从春秋中期开始,鲁国的政治就让三大家族给垄断了,这三大家族的始祖,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按照长幼排行,依次是孟孙氏(也叫仲孙)、叔孙氏、季孙氏。因为出自桓公,又合称“三桓”家族。鲁国的政局,其实是这三个家族的联合统治。到孔子在世时,三家专权已经一百多年了。

这三家的政治地位,却是倒过来排行的:季孙氏最厉害,叔孙氏次之,孟孙氏最末。

那时中原列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叫“卿”,各国习惯不同,数量在从三个到十来个之间,他们组成最高国务会议,类似后世的宰相,或今天“常委”的职能。

鲁国的“卿”都是三桓家族祖传。史书对此记载不太明确,大概是季孙家世代当司徒(也叫“正卿”,意为首相,类似今天的国务院总理),叔孙家世代当司马(国防兼外交部长),孟孙家世代当司空(国土、资源、水利、建设部长)……还有一个三桓之外的臧孙家,可能是世代当司寇(管公检法司,类似政法委)。这个臧孙家族来历更老,但势力不如三桓。

鲁国的国土,也基本让三桓家族瓜分完了。他们在自己的封地收税、执法(其实那时也没法律,就是管理农奴而已),组建家族军队,还建造了坚固的城池,派自己最得力的管家管理。历代鲁国国君都被三桓家族架空,没什么实权。间或有位国君不甘当傀儡,要除掉三桓家族,但都失败,被赶到国外当寓公,一辈子不能回国。三桓再继续扶植一个傀儡国君。

再说孔子。孔子出身小贵族,前半辈子都在教书做学问,本来没机会挤到鲁国政治最高层。到他五十来岁时,机会忽然来了。

原来,这时三桓的前两家是季桓子和叔孙武叔,这两人都是少年继位,没能力掌握局面,只有一个成年的孟懿子,独力难支。而当时鲁国政局又很乱,阳虎,一个和孔子长得一模一样的小贵族(其实很可能和孔子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两人都没挑明这一层),一度篡夺了季孙家的权力,想除掉三桓家族,后来失败逃到国外,还在策动政变。

此时鲁国内忧外困,三桓应付不了,急需个社会声望高的人来维持局面,过渡一下。孔子家族又曾长期给孟氏服务,孔子就这么有了当官的机会。

至于孔子,他主张的是“周礼”,就是国君和贵族都有存在的价值,应当和衷共济。他掌权之后推行“堕三都”,就是劝三桓家族把自己封邑的城墙拆掉,不要和国君做对。不过孔子嘴上说的,是防止再出现阳虎那样的叛臣。三桓拆了两座城,才醒过味来。这时季桓子和叔孙武叔也都长大了,根基已固,孔子就被迫辞职,周游列国去了。

春秋列国里,和鲁国政治比较像的,是郑国。不过郑国世代掌权的家族不是三个,而是七个:罕、驷、丰、国、游、良、印。它们比三桓家族出现稍微晚一点儿,也是由一位国君的儿子们繁衍出来的。这位国君是郑穆公,所以七家合称“七穆”,和鲁国的“三桓”得名的原则一样。

郑国“卿”的编制有六个,必须来自七穆家族,外人不得染指(其实“染指”这个典故也和七穆家族有点关系)。但和鲁国不一样,郑国这七家是“轮流做庄”,按资历和能力相结合的标准,轮流当首席执政轮。从孔子幼时,郑国是罕、国、游、驷四家依次执政。孔子很崇拜的政治人物子产,就出自国氏家族,他是孔子爷爷那辈的人,长期主政郑国,以贤明、忍让著称,善于调节七家内部的关系。至于国君,完全是这七家操纵的傀儡。如果引起七穆家族不满,会被杀死换人。

鲁、郑两国的贵族寡头政治相对稳定,它的特点,是几个寡头家族有共同的始祖(鲁桓公和郑穆公),所以他们容易结成利益共同体,对付共同的威胁。

对三桓、七穆的威胁,主要来自和他们出身类似的贵族,先朝国君的后人们。比如,在鲁桓公之前国君的后人,可以叫“老贵族”;而鲁桓公之后的历代国君,也会生很多公子,繁衍成“新贵族”。新老贵族不甘心资源都被三桓七穆垄断,经常发生内战。三桓、七穆的寡头统治,就是建立在取代老贵族、并不断战胜新贵族的基础之上。

春秋的其他中原列国,也都是贵族寡头专权,但不如鲁、郑这么整齐,往往是老贵族、新贵族兼有。比如齐国,孔子时候还保存着三四百年的老贵族世家:国氏和高氏(此国氏和郑国七穆的国氏没有亲缘关系),此外是一些产生较晚的贵族,甚至有外国迁来的贵族,比如来自陈国的田氏。后来,这个田氏家族就篡夺了齐国的君权,成为战国时候的齐国。

卫国、宋国也和齐国类似,新、老贵族并存,内斗起来也显得没规律。南方的楚国,则君权一直没旁落,历代国君都重用新贵族,就是自己的兄弟、叔伯,这些人的血缘总比老贵族近一些。但老贵族也没消失,只是比较边缘而已。比如战国诗人屈原,就出自很老牌的屈氏家族,政治地位并不算高。

二,春秋贵族的落幕

说了这些,回头再看孔子。他周游列国,四处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一直没人采用。道理很简单,孔子政治理念的核心是“仁”,希望统治者实行仁政,对底层老百姓好一点,不要盘剥太厉害,这跟孔子少年经历过贫贱有关,也是为了统治者的长远利益。

但对列国的贵族寡头们来说,搞让步的仁政完全是不着调,因为寡头之间永远有争夺,不是铁板一块,没人愿意为了抽象的“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牺牲自己的家族利益。所以他们连样子戏都懒得做。

只有到了皇权专制时代,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产业,他才会考虑自己和子孙的长期利益,约束一下自己和大臣们的欲望,儒学才成了官方意识形态。孔子自己来不及看到这一幕了。

春秋的贵族寡头政治是怎么终结的?

首先,是贵族之间的内斗太厉害,一直难以形成稳定的统治秩序。即使像三桓、七穆家族那样勉强能控制局面,但搞得国家越来越衰弱,最终树倒猢狲散,被大国吞并了。

有人会联想到欧洲的中世纪,他们也是世袭贵族社会,为什么就能很稳定地维持一千多年,而春秋贵族就不行?

这后面有个大家都没关注的因素:婚姻制度。欧洲是一夫一妻制,贵族们生的孩子少,争夺也就没那么激烈。欧洲贵族没儿子,女儿可以当继承人;儿女都无,就找别的亲戚继承。看似人丁不兴旺,其实正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贵族都一夫多妻,儿子一堆,资源却有限,难免厮杀内讧。

其次,欧洲有古罗马的法制传统,很多问题都通过法制和契约解决。比如长子继承制,大儿子继承全部家当,其余的自己出去闯天下,这样就没有“三桓”一类的问题。

所以欧洲的贵族社会比较稳定,能实现贵族们的“共和”。中国却只能靠寡头们维持局面。

春秋贵族政治终结,第二个原因是国际竞争。

春秋时蛮夷色彩很强的外围国家,比如秦、楚、吴等,贵族传统比较弱,君权一直强大,他们对中原老牌国家形成很大威胁。

此外,春秋最大的超级大国是晋国,而晋国有一项特殊的国策,就是太子之外,公子王孙们不准在国内立足(这是晋献公搞的特殊政策,知道晋献公的人不多,但他儿子晋文公很著名)。所以在晋国长期掌权的,是十来个和国君没有亲缘关系的外姓家族。这些家族斗得更厉害,到春秋末年只剩了三家,就是韩、赵、魏,他们瓜分了晋国,变成了战国七雄里面的三个。

战国初年,韩、赵、魏、楚、齐(已经是被田氏篡权的那个齐国了)、秦等主要国家纷纷“变法”,核心就是加强专制王权,打击王亲国戚、贵族世家,王权要越过贵族阶层,直接统治老百姓。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在国际战争中取得优势。

那些贵族寡头势力一直很强大、没法搞变法的老牌中原国家,如郑、卫、鲁、宋等等,就逐渐衰落下去,最终亡国了。贵族寡头政治也随之消失,新崛起的是专治王权,从秦、汉开始成为历史主流。提倡仁政的儒学也随之光大起来。

不靠贵族的话,皇权靠什么统治国家?靠文官制度,也叫官僚制。

“官僚”这个词现在含义不太好,但作为和“贵族”相对的政治制度时,它是一种进步。官僚制的原则是:1,官员择优录取,不考虑家族门第;2,官员靠工作的薪水养活自己,不像贵族,靠祖传的封邑收入;3,有一套监督和考评体制,防止徇私舞弊,按工作能力或工龄晋升,职位不能被某些人垄断。

战国时候列国搞变法,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用官僚制取代世袭贵族。

三,汉魏皇权的衰微

从秦到汉都是皇权独尊。到汉代,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官僚制度。所有官员都要从基层小吏干起,靠绩效升迁,通过考试进入正式官员序列——不要以为从隋唐的科举制才有考试,汉代当公务员也是要考试的,所谓“儒生试经法,文吏课笺奏”。这样,所有官僚都是皇帝的雇员,必须为皇帝服务,而不是给自己家族牟利。

汉初时候,皇帝也分封了很多亲属为王,他们有自己的封国,类似春秋的贵族甚至小国君。但当这些人威胁皇权时,他们立刻被剥夺了政治和经济特权。到汉文帝时候,诸侯王就没什么权势了。

汉朝还非常警惕民间的家族势力。各地都会有一些非常富裕的大家族,汉代人给他们叫“豪强”。他们的子弟有条件接受文化教育,进入地方政府担任小吏,逐渐升迁。但他们不能随意扩张势力。汉代地方官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抑制、打击那些势力过大、为害乡里的豪强家族。这种打击有时十分血腥:一个大家族的数百名成员被全部逮捕,成年男人被处死,女子和儿童成为苦役犯,家产被充公。在汉代,勇于“搏击豪强”是地方官的重要政绩。

战国秦汉的集权政治持续了五六百年。但汉朝衰亡之后,新一轮贵族政治开始抬头了。

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各地官员纷纷拥兵自立,互相混战。这些动乱是地方豪强扩大影响的好机会。他们有大量宗族成员和家丁奴婢,宅墙高大坚固,粮储丰富,可以组织自己的小规模武装,在乱兵中自保。门户单薄的百姓,只能向豪强献出自己的土地和人身权,换取他们的保护。

州郡的地方官们(正在形成的军阀)也需要豪强支持,来建立地方武装。活动在中原的曹操、袁绍、刘备,南方的孙策、刘璋等军阀,都要拉拢豪强。

曹操在混战中统一北方,努力将支持过自己的豪强大族和官僚机构结合起来,承认一些他们的特权,同时希望他们服从自己的权威。大族成员相继进入了中央政权,成为高级官员。

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两人,一度想打压豪门的势力,重塑皇权,但他们执政的时间太短。司马懿乘机夺权,到他的孙子司马炎终于废黜魏朝、建立西晋。

和曹魏相似,西晋改朝换代也是权臣篡位,采用和平“禅让”的形式:早已被架空的先朝皇帝被迫宣布,自己的王朝天命已去,应该仿效尧、舜、禹相继让贤的方式,交给众望所归的贤人建立新朝。

但和曹家战场上打出来的天下不同,西晋是靠“和平演变”,司马氏之心路人皆知,他们需要群臣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就承诺了更多的特权。这些高官们已经足够富裕,只有靠世袭特权收买他们,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正好可以利用。

“九品中正制”是将尚未做官的人分为九个等级,这决定他起步官职的高低。第一品最高,理论上属于圣人,永远空缺。第二品是事实上的最高一级。再以下的各品之间,是量的区别;它们和二品,则是质的区别。

司马炎的收买措施是:每一个官员家族的“品”都固定下来,他们的子孙后代,将永远属于这一品,享有做官和提升的各种便利。家族等级就这样被法律认可了。“士族”由此产生,意指凭借门第可以世代做官的阶层。真正的士族都是二品家族。一个原本低于二品的士人想进入这一等级,需要获得皇帝的赏识,或者士族官僚队伍的一致认可,近乎凤毛麟角。

二品家族的确定标准,除了照顾所有当朝高官外,还要按照地域原则,每郡有几个二品名额,分配给最有势力的家族。数百个家族由此垄断了从朝廷到地方的整个官僚队伍。因为品第和地域的联系,他们很重视自己的籍贯,习惯将家乡郡名放在自己姓氏之前,这就是“郡望”。即使已经在京城定居数代,他们依旧认为自己是博陵人、陇西人或者陈郡人。

西晋朝数十年间,皇室、宗王和士族官僚在奢靡腐败中堕落,集体投身到瓜分天下财富的狂欢中。曹魏时期的国有资产很多,主要是类似国有农场的屯田。司马氏掌权后,国有屯田、包括耕种它的农民,都被权贵们瓜分一空,屯田农民成为权贵的私家奴婢。历史上很著名的石崇、王恺斗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时。

分赃不均带来争斗。司马炎的继承人晋惠帝是个傻子,他在位时,外戚和宗王开始打内战,原本臣服的北方民族乘机起兵,两位西晋皇帝相继被匈奴人俘虏、杀死。中原落入匈奴、羯、鲜卑等少数族的统治下。北方士族纷纷南下避难,他们在江南拥立了一个西晋宗室,建立起偏安朝廷:东晋。

经过这一番动荡,皇帝和宗王权力大大削弱,朝廷和各州政权都落入了士族高门之手。如果说西晋士族得到了皇权的纵容,那么,东晋的士族则架空和瓜分了皇权。

四,东晋门阀政治

东晋士族高门之间,既有合作,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重点是军权。

为防范北方的威胁,东晋形成了两大军区:长江中上游的荆州(两湖、四川,有时包括江西),和长江下游的扬州(江苏、浙江、安徽,也包括京城建康)。最显赫的家族控制朝廷和扬州,但荆州统帅也不甘人后。荆扬二州之争,贯穿了东晋百余年的历史。

“旧时王谢堂前燕”,出自琅琊的王敦、王导家族,出自陈郡的谢万、谢安家族,相继控制过荆州和扬州。此外还有颍川庾氏、谯国桓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等等,构成了东晋的贵族寡头集团。

这种垄断政权的东晋士族,当时也叫“门阀”。阀的本意也是门。街道两侧都有半掩的院门,门内是宅院家庭,家庭的职能是繁衍子孙后代。世代相承的特权家族,便是当时的门阀。

和春秋的三桓七穆不同,东晋的士族高门较少世袭某个职位的特权,要通过和其他高门的竞争、妥协,才能成为最显赫的军区都督、丞相。但他们成功垄断了所有高层官职,近百年里,政治上层再没有新面孔出现。

士族政治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社会底层,而是士族高门内部。总有个别野心家不甘于人臣身份,梦想为帝独尊。最早的野心家王敦,他是丞相王导的堂兄弟,长期控制荆州军权,还一度带兵占领京师。控制其他各州的豪门联合起兵反对,王导为了自己的利益袖手旁观,王敦还没失败就病死了。

第二个野心家是桓温。他也在荆州崛起,而且借口“北伐”,逐渐侵夺下游。虽然他的北伐败多胜少,最终还是成功控制了京师。桓温晚年准备仿效曹丕、司马炎,暗示朝廷“禅让”给自己。此时控制朝廷的是晚辈士族王坦之、谢安(都做过桓温的下属),他们百般拖延,桓温没有等到禅让便病死了。

二十多年后,桓温的幼子桓玄已经长大,他以荆州为根据地,再次兵临京师,而且废黜掉有名无实的晋帝,自己登上皇位。但数月之后,一群下层军官发动兵变,击败了桓玄。为首的军官刘裕最终取代东晋,建立了南朝第一个政权,刘宋。

南朝宋、齐、梁、陈都是军人政权。此时北方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北魏王朝,如果南方还是萎靡的士族当政,恐怕早已被北魏统一了。南朝时,士族门阀已经退居次要,但还保留了担任最高级文官的特权。因为军人都没文化,需要士族做点缀。虽然权势有所下降,南朝士族更加在意自己的身份,他们不和身份低的人通婚,甚至不肯一起就坐、交谈。

东晋南北朝时,中国南北分裂,士族政治的大本营在南方,但北方也一度有士族崛起的趋势,这是北魏的孝文帝改革时期。

北方政权本来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汉人士族地位非常边缘。但魏孝文帝非常推崇东晋南朝的士族文化,他的改革也要模仿士族政治:诏书划定了几个汉人高门士族,如博陵崔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等,他们有各种做官特权,也和北魏皇族密切通婚。

北魏士族没发展到威胁皇权的程度,王朝就因腐化而分崩离析了。随之兴起的是两个鲜卑血统的军人政权,其中的北周统一了北方。

隋、唐皇室家族,也是出身北周上层的军人。他们并不认可士族的高贵地位。随着隋朝统一中国,专制皇权重新开始整合社会,士族的特权都被取缔,田产强制充公,官僚制再次确立,从政不再有门第限制。王谢旧宅的主人都变成了平民百姓。

五,贵族寡头、专制皇权与底层民众

贵族寡头政治的特点,是架空帝王,家族分肥。和土地一样,平民百姓也被们瓜分,成为贵族寡头们的私家农奴,他们成为贵族的私产,不再由国家登记户口,不给国家纳税、服兵役,不受国家法律管辖。春秋贵族的产业是封邑,两晋士族则是大田庄。

和贵族身份一样,农奴身份也世代相传,不能改变。这是政治层面。而在经济层面,依附于贵族寡头的这些农奴,生活境遇到底如何?史书几乎完全没有记载。

这很容易理解:在专制皇权之下,文人士大夫是国家的雇员,他们的法律地位和农民没有太大差别,有义务和良知去反映民生艰难。但在贵族寡头政治下,上层社会根本不会关心农奴的境况,如果有人敢这么做,就是与整个贵族阶级为敌。所以我们会看到,反应民生疾苦的那些作品,像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杜甫的“三吏”“三别”,都是皇权时代的产物(据说孔子倒有“苛政猛于虎”的说法,但真伪很难考证了)。

但底层农奴也有选择的机会。当皇权振兴,开始打压贵族集团时,底层农奴就是专制皇权的合作者。做专制国家的编户齐民,毕竟比做贵族寡头的农奴更好过:除了经济上少受剥削,专制国家的农民还有通过读书或军功做官,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所以,如果没有底层民众这个天然同盟军,专制皇权不可能获胜。

古罗马共和国转向帝国的历程,也和中国专制王权的振兴类似。罗马共和国来自部落民主制,但随着共和国的扩张壮大,元老院贵族阶级急剧膨胀,攫取了最多的利益。底层社会不甘心这种局面,于是全力支持内战中崛起的军人将领凯撒、屋大维,他们的联盟压倒了元老院贵族派,最终形成罗马帝国。当(西)罗马帝国覆亡后,西欧进入中世纪,又开始了贵族时代。

和欧洲不同,中国贵族寡头政治缺乏法治基因,内耗极大,所以更为低效、萎靡。除了压制底层民众,中国寡头们在重大问题上都难以达成一致,没有任何政治改良的可能。一句民间俗语说得贴切:“九龙治水”——龙多了,反倒不会下雨了。贵族寡头当政的春秋时代、两晋时代,政治分裂,外忧频频,政治局面最颓废。

而反过来,当专制皇权刚刚战胜贵族寡头政治、完成社会整合时,中国政治也最富有进取性。

从战国到秦、西汉,政府的行政效率空前强大,社会经济和人口大量增长,中国的版图也急剧扩张;魏晋南北朝之后的隋唐王朝,也几乎是秦与西汉的重演。

当然,刚刚完成集权的皇权,空前强大而无所顾忌,往往成为暴君滥用民力的试验田,秦和隋的暴亡也根源于此。

对比一下西欧的历程,也会发现相似之处。西欧中世纪整整一千年,是典型的贵族政治。但进入十五世纪,专制王权开始兴起,封建贵族被压制,王权统治力深入底层社会。同时,西欧也开启了全球扩张的“大航海时代”,全球历史进入近代和现代。

当然,西欧的专制王权时代并不长。近代工商业阶层的崛起,加上古希腊的民主、古罗马的法制传统,中世纪贵族的协商“共和”习俗,使欧洲的专制王权并不绝对,而是要接受民主的制约。早期是有钱人的民主,十九世纪工人阶级运动和全社会民权运动,又造成了民主的普及,直到今天的局面。

六,民国贵族寡头化的趋势

回到中国。隋唐之后,虽然科举制确立了职业化官僚体系,但贵族政治并未完全消失。在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比如辽、金、蒙元、满清,统治者会重用本民族的贵族,由此形成和汉人官僚体系的制衡。但这并未架空皇权,也形不成贵族寡头政治。

进入二十世纪,满清覆亡,民国肇建,旧的皇权—科举体系终结,民主制度尚未建立,给少数家族固化权力、垄断资源提供了机会,中国社会一度有贵族寡头化的趋势。国民党确立统治之后,少数家族垄断政治和经济资源的趋势更明显。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就是代表。有个美国人写过一本《宋家王朝》,如今的果粉们很少提及,其实正反映了民国上层的家族特征。在民国时,蒋介石的权威还达不到专制帝王的程度,而更像最大的寡头之一。

贵族寡头政治最重要的是控制政权,其次是经济特权。和春秋、东晋相比,二十世纪的贵族寡头们也有新特点,就是经济特权不再以封地、庄园为主,而是控制垄断暴利行业,比如四大家族控制的银行、能源矿山、垄断专卖权。

从政治、经济上,贵族寡头政治都是反动的,但在文化方面,却颇有建树。因为贵族们衣食无忧,又垄断了文化。春秋贵族们有周礼,有诗经,魏晋更有士族风流、琴棋书画。他们的言行举止,都写在了《左传》和《世说新语》里。贵族是个小圈子,大家都认识,有点什么矫情做派,很容易传扬和记录下来。前几年流行民国文人热,也和魏晋的情况类似:民国的文化人少,就那么几家,小圈子很明显。

国民党贵族寡头化的进程并不长,刚开始出现第二代,就被赶到台湾去了。如果能延续到第三、第四代人,就能建立起真正的贵族寡头政治。农民革命推翻国民党,也是历史的再一次重演,而且是加速版。毕竟,进入近代之后,历史进程也大大加速了,不像古代那么节奏缓慢。

而偏安台湾之后,蒋介石痛定思痛,一方面搞集权,铲除高层异己,一方面推行社会改革,也扭转了寡头化进程,使自己更像个专制帝王。蒋氏父子的专权逐渐过渡到今日之台湾。

三千年国史盘点下来,贵族寡头政治的发展规律,似乎是总要被专制集权取代,如果是“开明专制”的话,或者能过渡到民主社会。寡头政治没法直接通向民主。至于如何确保专制的“开明”,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完】

————————————————

知乎重发补记:当时写的仓促,有个别错别字,后来一直懒得改了。我又不当带鱼,仅仅是观察而已,适当记录。

红旗落地换朝廷,有俄罗斯的前车之鉴,今日彻底堕入寡头贵族阶层世袭统治,看不到翻身希望。

华人社会搞票选,有台湾的前车之鉴,社会撕裂经济下行。

如今台湾、俄罗斯的GDP,都跟广东省差不多。

选票制的好处是监督,防止腐败;劣势是决策,容易贻误时机,和沦为寡头分肥。

逐步引入选票民主监督机制是大趋势,但不能急于搞选票决策。

千古冢累累,

何限残碑?

几人埋骨几人悲?

雪点红炉炉又冷,

历劫成灰。

年月日,于夏河县拉卜楞寺前旅社。

另:此文发出两小时后,被网站方设置为不能回复、转发。谨向点赞的各位致谢。小雨初落,也难免会让人敏感一下,我理解。这也不是问题,惊蛰不远,谷雨在后,以后照样该干啥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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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打压:安邦之后,谁是下一个倒下的灰犀牛?

来源:
BBC

航空公司、足球俱乐部、五星级酒店,还有电影制片公司。

中国那些最大的商业集团一直在世界各地大举收购各类企业,其中包括一些相当带劲的领域。

尽管扩张得这么厉害,借的钱又这么多,但是由于它们的政治人脉,这些公司常常令人觉得动摇不了。

直到去年年中,看起来无法阻挡的增长势头过后,北京突然对其中一些巨头企业有所行动了。

然后在上星期,开始动真格了。北京踩了其中一家公司的场——接管保险及金融巨头公司安邦,并对公司董事长提起公诉。

分析人士指,这可能暗示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干预措施。

谁是下一个?

对安邦采取的行动,被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形容为一次“鸣枪警告”。

而安邦只不过是其中一家。这个行业一个渐渐被普及的代号是“灰犀牛”——指一些巨大而可见的经济问题常常被忽略,直到有一天“犀牛”开始狂奔,毁掉一切。

分析人士预测,北京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是海航集团(HNA),它被形容为你从未听过的公司里面最大的一家。

过去三年总投资约达400亿美元(287亿英镑)的海航集团与安邦不同的是,它最初更倾向于收购“实业”而不是主要围绕一个复杂的金融体系实现扩张。

它拥有中国海南航空公司、机场服务公司瑞士国际空港(Swissport)、飞机餐饮供应商盖特美食公司(Gate Gourmet),持有德意志银行的大部分股权,也持有希尔顿酒店集团的25%股权,拥有运营丽笙连锁酒店的卡尔森酒店集团(Carlson Hotels)。

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分析师迈克尔·赫尔森(Michael Hirson)指,虽然没有迹象显示海航有任何财政困难,但可以预计北京将会将手伸向海航,清除其大部分金融股份。

本月较早前,海航表示,已经将对德意志银行的持股份额从9.9%减少至9.2%。

安邦的大部分投资者都是将现金投入保险政策之类业务的个体投资人,而海航的持股者则主要是各家机构。

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它垮台的政治敏感性要小得多。当金融巨头不小心踩到火坑的时候,普罗大众很少会有什么情绪起伏。

但是,欧亚集团表示,我们不应该期待,政府会采取惩罚性大强的措施。

“北京不愿意迫使债券持有人承受巨大损失,因为这样会令其他中国企业对外融资时付出更高的代价,”赫尔森说。

重大的企业破产也会带来政治风险。

海航目前尚未有评论。但是在去年,首席执行官谭向东在接受BBC访问时,对于北京有计划收紧对中国企业海外业务限制的情势仍然相当乐观。

他预计,海航仍然会得到中国各大银行的支持,而由于它在中国以外也有较大的存在感,因此也可能会依靠国际机构。

到今天,他很可能不会如此轻松了。

大连万达又怎样呢?

在所有面对打压的中国企业当中,大连万达在海外的知名度是最高的,一部分是由于它所投资的类别。

在中国最大富豪之一王健林的经营下,万达已经成长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地产发展商之一。

而它也有海外投资,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好莱坞——它控制着AMC电影院线以及传奇影业(Legendary Entertainment),后者是大制作电影《哥斯拉》和《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等的联合出品公司。

然而,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北京当局宠儿的王健林,与政府意见相左,贷款方被要求不再支持万达。

而在警告讯号出现后,他很快地卸掉了手上的业务,包括中国最大地产协议当中的主题公园和酒店,将重要放在购物广场和电影业等核心业务上。有关协议随后的多番调整也从侧面反映了混乱的态势。

较早前,万达已经中止了10亿美元竞购迪克·克拉克制作公司(Dick Clark Productions,DCP)的计划,该公司拥有电视和电影金球奖(Golden Globe)。外界指中国当局对海外投资的限制是其中的原因。

欧亚集团的赫尔森形容,出售这些业务是“去风险化”的“激烈举措”。

他表示,这对王健林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但是现在看来是精明的”。

还有谁在聚光灯下?

另一个2017年中被列入观察名单的大企业是复星国际。

它的投资对象包括英格兰足球俱乐部狼队、休闲度假集团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旅游公司托迈酷客(Thomas Cook)以及娱乐公司太阳剧团(Cirque de Soleil)等。

不过,与其他公司不同的是,它仍在进行海外收购。

上星期,该公司表示已经完成一项协议,成为法国最古老时装品牌朗雯(Lanvin)的主要持股人;虽然以它的标准来看,1.2亿美元的投资属于相当小。

据赫尔森所说,万达和复星“似乎是站在了比较坚实的政治基石上”。

这对中国海外投资来说意味着什么?

中国当局的打压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广泛投资多个领域的大型企业。

其他大多数的公司则仍然能够继续进行海外投资。

不过,与顶峰的2015和2016年相比,已经有所下降。

资本市场咨询公司Dealogic指,2017年,美国和欧洲企业与中国达成的协议数量比之前一年下降了近25%。

而特朗普政府在美国施展反对中国投资的言论也意味着,这一趋势可能会继续。

本周,在吉利汽车收购奔驰汽车母公司戴姆勒(Daimler)将近10%的股份之后,德国表示将会密切关注。

为什么是安邦?

回溯上个星期,安邦一向以大胆的跨国并购著称,包括对纽约华尔道夫·阿斯多利亚酒店的收购。

但是中国当局一直在压制这家金融企业,防止过度贷款的风险。

该公司董事长吴小晖在去年6月就已经被当局关押,涉嫌“经济犯罪”面临检控。

欧亚集团的分析人士形容,这既是接管,也是救助。

赫尔森说:“北京的做法显示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压制大企业时采用的方式——惩罚行政管理者的不当行为,同时又向市场发出稳定人心的信息。”

中国本来可以将安邦国有化——就像2008年英国金融危机时政府对苏格兰皇家银行所做的那样。

又或者,迫使它被另一家公司收购——再次以英国为例,就是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HBOS)当年被卖给埃德银行集团(Lloyds Banking Group)一样。

但是,北京选择了将这家公司交给中国保险监管机构代管一年。

赫尔森指,这是一个“相对透明和对投资者友善”的做法,容许监管当局出售安邦的资产,在不将其国有化的同时换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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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修宪长期执政拟防太子党夺权与美国抗衡

来源:
法广

在中共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报道传出后,媒体纷纷解读其真正目的。据香港《苹果日报》整理各大媒体报道分析,习近平想称帝的原因,很可能和曾遭太子党政变夺权有关。对外习近平的中国梦带领中国与美国和西方抗衡。

据苹果日报指出,中共党中央为习近平不受任职限期提修宪建议,除了个人野心外,主要有内在和外在两大因素。对内,习近平一度遭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为首的集团与太子党、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连手,进行宫廷政变夺权;而对外,美国重返亚洲,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民主体制国家筑成“印太”围堵网,与中国抗衡。习近平认为只有他才能领中国突出重围。

报道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连续执政为中国提供了可学榜样。中外舆论一直认为,习近平不仅学普京,其野心甚至超越普京大帝。习近平为完成他提出“一带一路”以实现其“强汉盛唐”的中国梦。

报道指习近平的中国梦升级版,无非就是世界梦;前者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后者则要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甚至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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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二称帝”与“歪脖子树”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喉舌新华社星期天(2月25日)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委员会提议修改宪法有关条款,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条文。“袁二称帝”的这种带有调侃和诅咒的戏剧性说法在许多中国公众和网民当中不胫而走。

中国公众和网民所说的“袁二称帝”是指习近平掌控的中共中央提议中共控制的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今年3月上旬召开的年会中修改宪法,给恢复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铺平道路。对比100多年前袁世凯在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之后再度称帝的历史,一旦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宪法规定取消,习近平便无异于袁世凯二世。

此外,在当今中国的汉语俚语中,“二”还有很坏,很傻,很楞的意思。

旧戏重演细节丰富

说到这里,有两个历史背景小知识需要说明:

——毛泽东实行的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给中国造成极大和连续的祸害,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差点死在毛泽东的黑牢里;在毛泽东1976年死后,中共一度明确表示要坚决废止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并在宪法上做了相应的规定;

——袁世凯称帝之后,受到当时的中国社会上下各阶层的强烈反对,在众人的调侃、谴责和诅咒声中,袁世凯在83天之后在1916年3月下旬被迫宣布放弃帝位,两个多月后病死。

在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民众对袁世凯具体都有些什么样的调侃和谴责?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史书在这方面没有十分详细的记录。

然而,由于有了互联网,由于有了中共当局的网路信息控制和审查制度,在习近平当局宣布要全国人大修改宪法以方便习近平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可以在任至死之后,中国网民的调侃和谴责犹如洪水滔滔,奔泻而下,一切都有记录有案可查。

总部设在美国的新闻网站《中国数字时代》报告说,中共当局在2月25日当天采取紧急措施,禁止使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的网民在自己的微博贴中发出如下的调侃、戏弄和调侃习近平和习近平当局的词:

吾皇、万岁、登基、称帝、劝进、主席+终身制、袁世凯、复辟、戊戌变法、向天再借五百年、动物庄园、终身制、移民、习近P、登机、不同意、昏君、戊戌(取代之前的“戊戌变法”)、张勋、年号、黄袍加身、袁大头、洪宪、1984、小熊维尼。

人们对中国的新浪微博禁止发表的上述关键词之所以犯禁大都可以理解。但有些个别词或许需要解释。

例如,“1984”显然是指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描写集权统治的谴责小说;本来看似绝对无害的“移民”“移民”一词也被列入禁忌词,是因为在习近平当局发布习近平要担任在中国担任终生领导人令许多中国人大为绝望,“移民”这个关键词的网络搜索次数出现爆炸性的增长。

“小熊维尼”本来是美国卡通片当中的一个无害又可爱的动物形象,但近年来众多的中国网民用“小熊维尼”来暗示在他们看来是又坏、又蠢、又肥的习近平。

美国之音在被北京时间2月27日晚上试验在新浪微博搜索“小熊维尼”,被立即告知:“抱歉,因此内容中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微博社区公约》的信息,无法进行当前的操作。”

美国之音的试验还显示,目前在新浪微博,“称帝”一词可以发布,但不能搜索。用户搜索“称帝”,便会被告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称帝’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另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除了上述一大串的微博禁止发送词之外,中国当局目前还有一套跟“袁二称帝”相关的禁止搜索词,其中包括“昏君”“不要脸”“千秋万代”。

美国之音在2月27日北京时间晚上进行的试验显示,“歪脖子树”在新浪微博也不能搜索。

“歪脖子树”眼下是中国网民用来诅咒习近平的词,诅咒他要像明朝末代皇帝一样吊死在皇宫后面的小山上的歪脖子树上

此外,有中国网民在互联网上贴出中共内部通知:

“全国人大将对宪法和检查法进行修订,部分内容可能会引起争议,请各地各单位务必做好本单位的自媒体发布和舆情监测。对自媒体上的各种敏感的评论内容、原创文章、敏感案件等做到不转不发不跟评,…”

公民发声反对终身制

面对来自网民的滔滔洪水般的反对意见,中共当局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封锁手段,阻止反对意见的扩散和凝聚。

与此同时,中国网民则采取游击战的方式来传播反对意见。2月26日,为了躲避中共当局的立即封杀,无数的中国网民用横放和倒放的图片形式,传播中国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呼吁北京市人大代表投票反对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李大同的呼吁书说:

“众所周知,1982年宪法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任期不得连续超过两届的规定,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经过文革的巨大苦难,痛定思痛后采取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改革举措,是防止个人独裁、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最高也是最有效的法律制约,是顺应历史潮流,整体提升中国政治文明程度的重大进步;也是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中国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前进,而绝无任何从此倒退的理由。取消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将被全世界文明国家所耻笑,开历史的倒车,将埋下中国再次陷于动乱的种子,始害无穷。”

几乎在李大同发表反对意见的同时,中国网民也以同样游击战方式,传播中国企业家王瑛的反对修宪的声明。该声明说: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王瑛。我认为,实现共和是中国人100多年来为之浴血奋斗的理想,也是当今执政党的承诺。2018年2月25日公布于众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修改宪法第十四条,即取消国家最高领导人任期制的建议,是地地道道的背叛、背离,是逆潮流、开倒车。我知道,你们已经是什么事儿都敢干,也能做到全票通过,也能保证全票通过,一个老百姓说句什么一定没用。可是,我是一个中国公民,也不打算移民,这也是我的祖国!!!我连吭一声都做不到,就无颜面为人了。我是管不了你们的建议如何,我要给自己一个挺着脸活下去的理由!”

中共当局很快就发现了中国网民的这种游击战信息传播的方式,将那些以横放或倒放的图片很快删除。但是,不屈不挠的中国网民再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他们对“袁二称帝”的反对。眼下,一首题为《我反对》的现代派诗歌中国网民当中流传:

我反对
我反对北风
我反对雾霾
我反对落雨阴湿的早晨
我反对晦暗颓废的傍晚
我反对错乱的季节
我反对颠倒的时辰
我反对窗帘反对铁门
还有那些高耸的墙
我反对生不出花和树的水泥路
我反对圈养天鹅的池塘
和塘边的铁丝网
我反对不合身的衣服
反对咯脚的鞋
和染在上面的单调的色彩
我反对打女人的男人
我反对压迫孩子的父母
我反对无情地转身离去
反对背叛
反对辜负
反对得意的笑声
反对尖叫
反对无力地啜泣
我反对丑恶的嘴脸
和那些嘴里唱出的恶俗的歌
我反对散布这歌的风
我反对随风倒的草
我也反对我自己
反对我的蠢笨贪婪和怯懦
但我不反对自己写这一首诗
写我反对
反对世界的喧嚣
反对故作镇定
反对伟大
反对消泯伟大
反对自封的真理
反对赤裸的愚蠢
反对被承诺的明天
我只想你们和我一起大声说
我反对

美国之音中文网成为意见汇聚之地

在中共当局竭尽全力封杀中国网民反对修改中国宪法让习近平拥有皇帝一般的终生最高权力之际,中国的中国网民蜂拥到美国之音等国际媒体的网站发表他们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包括:

——一个“名正言顺”的“窃国贼”

——终身制是第一步,接下来是世袭制。。。但由于中共是个生殖器器官的联合体,所以一定会有一个人接班,接下来就是低能儿的私生子大战私生子。。。

——表面服,99%不服,某人要这个皇帝名份干什么?太贪心了!

——包子之前以“野心家”之罪名拿下了无数的共匪大小官员。这一回,包子真得“露宪”了----谁才是真正的、最大的“野心家”,一切都不言自明了!

——习近平的能力作个挑粪班的小组长,挖土工的小组长,或厕所间间长或许是可以的。但在工厂、企业、公司作技术活的班组中他即使作个普通工人也不一定能胜任。因为他不仅数理化不及格,而且学习,反应能力都非常差!

在美国之音网站留言的,也有一些支持中共,支持习近平的人,他们发表的意见包括:

——没那么严重吧?习近平主席也是为了中国的强大才勇挑重担的。

——现任的常委无一人出来反对修宪,前任常委无一人出来反对终身制,这本身就体现集体领导制中躲避责任的严重问题。所以,破一破集体领导制,让能者上位,让强者上位是符合逻辑和自然发展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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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添:国王的名字

来源:
粟添



王国里第一条禁令是国王的名字,说出来就会掉脑袋,但是王国里除了国王之外并没有别的话题,于是人们为国王编出昵称。

国王的名字可以用词法学方式重组、倒装,在王国里长大的孩子看懂了,就刻在墙上、写在碎纸条上让风吹走,让牧羊的孩子捡起来。国王的名字有很多的同音词,于是牧羊的孩子把这些词编成了歌,从南到北传唱了很多年。

国王发现了之后,下令禁止传颂一切指代他的名字,国王的人出动,不少谐音谐形的词遭了秧,不少字典付之一炬。

后来国王的名字只能通过比喻和寓言来指涉。比喻像是一个离家很远的人通过电话给一个盲人指路,寓言像是一个没有去过法国的人梦见了巴黎的每一块砖每一块瓦。首长、司机、龙尾骨、迎客松、复仇、壶、湖、上上签、大人、内人、讽刺剧、莎士比亚、智利人、下水、他、他们、你。聪明的比喻家连代词都要加以利用。

国王发现了之后,下令组建意义委员会,审查意义。委员会的成员们抓着光秃秃的脑壳,日夜兼程地解读世界上所有的文字,挖掘一切潜在含义。在诠释的道路上,委员们死死追着比喻家。委员抓住一个比喻,比喻家就造出一个新的词。

最后一天,比喻家发现意义用完了。国王的名字用尽了世界上所有的意义。委员会气喘吁吁地把比喻家埋了,但是这个时候,国王的名字已经世人皆知了。街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国王的名字,尽管他们说不出来。尽管他们说不出这个名字,他们在谈论花鸟树木的时候,却总是在阳否阴述地谈论国王。委员们看得目瞪口呆。

国王发现了之后,下令禁止一切语言。王国里每一个人的嘴都闭上了,但是让委员会没想到的是,国王的名字在包括了所有意义之后也成为了沉默。国王的原名不再重要,国王现在有无数个名字,无数个名字包括了人类声道能发出的一切声音的一切组合,也包括沉默。王国里每一个人的嘴都闭上了,这个王国里的沉默震耳欲聋。

国王的真名响彻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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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报刊:习打造21世纪极权统治 西方应捍卫民主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共产党宣布准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等西方主流报刊纷纷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指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想打造的21世纪极权统治,这不仅是对追求更大自由的中国人的挑战,更是对全球捍卫民主和人权的人们的挑战。他们呼吁西方国家捍卫民主体系。

中国星期日(2月25日)悄悄宣布了一项新的修宪建议,实际上等于允许习近平无限期地在前台领导中国。

西方媒体纷纷惊呼中国从此将再次走向“强人”统治的年代。它们在担心中国人的自由受到进一步限制的同时,还担心习近平对西方民主和自由体系的挑战。

《华盛顿邮报》:极权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中国生根

美国《华盛顿邮报》2月26日发表题为《新形式极权主义在中国生根》的社论说,一种新形式的极权正在中国生根。

这篇社论说,习近平五年前上台时,西方人希望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会慢慢变成一个多元和法治,但是习近平政权走向了那个愿望的反面。

社论说,取消对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这意味着64岁的习近平将成为终身国家主席,中国重返毛泽东之后再没有出现过的个人独裁年代。

文章写到,“忘记了毛泽东灾难性统治的教训,习近平正企图打造二十一世纪的极权统治模式,并把它作为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他的挑战不仅是针对那些追求更大自由的中国人的,更是针对全世界捍卫民主和人权的捍卫者们的。”

《邮报》的社论说,虽然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绝对独裁失败了,但是习近平却希望在人工智能等21世纪新技术的帮助下对内统治,并通过“一带一路”在全球建立影响,并输出自己的政治模式。

社论说,在习近平对自由主义的人类治理模式提出根本挑战的时候,美国这个最大的捍卫者却因总统川普似乎不相信这种模式而被束缚了手脚,在没有白宫的帮助情况下,全世界明白并担心这样一个挑战的人们应该找到办法来捍卫自由民主体系。

《金融时报》:西方必须指定连贯和一致战略,防止中国的干预

英国《金融时报》2月27日发表题为《习近平揽权西方需明确回应》的社评说,中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对全球产生影响。文章认为,对西方来说,中国的独裁统治对西方形成了一系列挑战。

这篇社评说,尽管习近平表示北京不打算向世界其他地方输送“中国模式”,但是,中国政府也提议为世界的发展中国提供“中国方案”

文章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将为全球80多个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北京把这个宏大计划打造成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计划。

文章说:“这样的语言应该提醒西方领导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是没有意愿融入‘美利坚治世’的世界秩序的。他们计划在国际交往中制定自己的办法,遵循一种他们认为优于西方民主管理方式的模式,并将其作为一种特别的发展理念来推广。”

《金融时报》的文章说,这样的现实给西方提出了迫切的挑战。西方应该一起努力,制定一个连贯和一致的中国战略。这个战略强调国际投资的互惠、保护知识产权,并捍卫美欧政治体系,以防止中国干预等核心利益。文章说,习近平的强人统治之路可能还很长,西方必须做出长期的准备。

《时代》:习近平的“一人统治”应该让我们所有人担忧

美国《时代》周刊也发表驻北京记者查理·坎贝尔的文章说,习近平的一人统治应该让我们所有人担忧。

文章援引专家的意见说,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全球体系中的重要性,很难不特别强调这件事对未来中国和全球的影响。

文章说,习近平在国内大肆巩固权力的同时,也是在他在国际上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时候。习近平的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大大推进中国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力量,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却在质疑关键的同盟关系和国际机制,而这些一直是美国称霸的基础。

文章说:“习近平毫无顾忌地改写中国四十年来的政治正统,这意味着北京在国外撕毁准则时也会毫不内疚。如果北京对某些国际准则有重大的影响力,而他们又认为这些准则限制了他们的利益。”

《纽约时报》:习近平敢这么做,因为没有国家公开抗议

纽约时报发表驻北京记者史蒂芬·李·迈尔斯的文章说,在习近平掌控下,中国加入全球威权回归趋势。

这篇文章说,习近平等人采取这种举措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在这个由新技术加剧动乱、恐怖主义与战争的时代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站在有力的道义或权威立场上公开抗议,最显著的是美国。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说,习近平这种做法也是世界目前流行的“威权回归”的一个例子。这些人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文章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如果三十年前,习近平这么做,国际社会纷纷表示关切:“你是在偏离正道”。但是,现在,文章继续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如今,国际社会谁会惩罚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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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钟:我看“文革”起源和“文革”翻案

——评中国教育部新历史教科书送审本(一)
来源:
自由亚洲

中国教育部推出新版八年级历史教科书送审本,毛泽东“文革”错误成“艰辛探索”

前不久中国教育部推出新版八年级中国历史教科书送审本,其中删去了原教科书中“文化大革命”一课,将有关“文革”的内容与“十年探索”合并归入第六课,题目是“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把以前课本中“毛泽东错误的认为”中的“错误的”这三个字删去,改为“毛泽东认为”。同时删去原版中的毛泽东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九个字。目前这一送审本还没有获得高层签字,尚未印刷。未来新版教材如果投入印刷使用,将改变过去中国统一教学大纲之下多版教材的局面,成为全中国初中二年级统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

金钟:全程经历“文革”后到香港做新闻工作接触内幕资料,形成对“文革”起源独特看法

就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这一修改送审本公布,我采访了多年从事编辑、出版和政论写作的资深专家、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

金钟先生先谈了他多年来对“文革”的关注与思考。

金钟:“关于‘文革‘这个问题,这个事件,是我多年关注思考,也是我们杂志很多作家反复议论的一个题目。所以,我对‘文革‘已经形成了一个我觉得自己比较独立的看法。”

主持人:“您也是‘文革‘的亲历者……”

金钟:“对。我是‘文革’从头到尾都经历过,而且那时候我已经成年,已懂得了很多事情,所以跟‘红卫兵‘这一代是有一个距离的。就是说,学生、‘红卫兵‘,甚至于‘造反派‘,在我们看来,都完全是被利用。但我‘文革’初期是在一个设计院工作。”

主持人:“‘文革‘开始时,您毕业几年,在那个设计院工作几年了?”

金钟:“已经工作好几年了,在云南,昆明水利设计院。‘文革‘结束,我还在那个设计院。

实际上在‘文革‘之前,我们已经对当时的所谓‘极左路线’很反感了,在几个好朋友中间,我们都经常悄悄议论。‘文革‘初期,我就被打成‘四类‘,就是‘反党分子‘,当然,不是很严格的一种定性,就是运动中间打倒的对象、批判对象。

所以我对‘文革’的看法有自己亲身的感受。尤其是后来我来到香港,又做新闻工作,等于说又从新闻和研究的角度,充实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接触到大量我们在‘文革‘中或‘文革‘后在大陆都不可能了解的一些内幕和资料。所以就形成了我对‘文革‘起源的一个比较独特的看法。

我在‘文革’50周年(1966-2016)的时候,曾写了一篇上万字的文章《论文革起源:反苏》。这个背景。当时和几位相熟的‘文革‘研究者……包括王友琴、郭建、丁抒等当然他们就表示支持我发表这个观点,因为这个观点是没有其他人有的、比较独特的一个观点。”

金钟:我说“文革”的起源,简单两个字——反苏,“文革”核心口号是“反对修正主义”

金钟:“我认为,‘文革‘的起源简单两个字——反苏,这个看法,当然要加以论证,那就有很多材料、很多话可说。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

我也写了一个初稿,我太太给我翻译成了英文,交给了对研究‘文革‘起源特别有很大影响的麦克法夸尔,他是著名的汉学家。他写了一整套‘文革’起源,四本吧他写第一本的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

因为麦克法夸尔跟我太太Stacy Mosher他们还有一些翻译工作上的联系,就请教他。他拿到我的稿子看了。说,我说的他都说过。麦克法夸尔讲‘文革‘的起源,讲到‘文革‘的国际背景时,提到跟苏联的关系,但只讲到这个事情,而不是像我这样把‘文革’终极的原因归结为反苏,实际上就是众所周知的反修。

‘文革‘的一个核心口号就是‘反对修正主义‘,后来加上‘反革命修正主义‘,所以说‘文革’的实质和它的终极目的,就是反对修正主义。”

金钟: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现在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准备翻“文革”的案

金钟:“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现在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准备翻‘文革‘的案。所谓‘翻案‘,就是翻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给‘文革‘作的一个结论,六中全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指出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现在透过这个教科书的修改,就是企图翻这个案。”

主持人:“修改教科书的具体内容,恰恰是把关于‘文革‘的背景里边,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他刚好把这一句删掉了,您为什么要重申?您认为他这个送审本的删掉,和事实是不是相符?”

金钟:“‘文革’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如果你看从发动来讲,已经是五十多年了,1966年到现在已经52年,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是共产党官方现在有新的这么一个动向,这个新的动态是怎么产生的呢?”

主持人:“是啊,中共在1981年时就作出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了‘文革‘是浩劫,对毛泽东的功过‘三七开‘……您怎么看这次修改教科书的背景和这个时间点?您怎么解读这一举措?”

金钟:“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为什么在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对‘文革’这个历史问题的结论之后,1981年到现在,为什么36年之后,他们又要来翻案?”

金钟:“文革”究竟是不是错误?为什么要掩盖、篡改真相?看“红卫兵”一代局限性

金钟:“这个当然就跟现在、跟新闻话题有关系了。实际上我觉得还不仅是一个我们回答和评论这样一个具新闻性的动态、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回答‘文革‘究竟是不是错误的?为什么他们要掩盖?要篡改历史的真相?

因为现在在‘文革’研究上面,我想你也很清楚,现在当红的这批人,正好就是当时的‘红卫兵‘跟‘造反派’这一代。包括从中共当权派的习近平这一代知青起,和许多海内外精英,都是五零后。这一代人在文革中出过风头,也吃了苦头。我觉得会有一些局限性表现在他们身上。”

(插播:“文革”歌曲片段)

“红卫兵,红卫兵,伟大的统帅是毛泽东。
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毛主席的话我坚决听。
举红旗,擂战鼓,革命赤胆忠心闹革命。
早晨的太阳光芒万丈,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就在这样的歌声中从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据当时中共内部报告说,仅北京被打死的就有1,772人。有研究者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更多。

“文革”研究者丁抒博士说,仅在1966年所谓“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中国被打死和被迫自杀的人数在二十万以上。

金钟:现在修改教科书把“错误”两字删掉,我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

谈到近期修改历史教科书“文革”部分,我问金钟先生:“您得到关于这次修改教科书的信息中,有哪些关键词引起了您的注意?”

金钟:“关键词我看到的……因为我们在这边,他们原先有一个提法,就是‘毛泽东错误的认为资本主义复辟了’,有‘错误’两个字,有这么一个判断在中间。那么他这个判断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1981年的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文革’的那样一个历史结论。

所以,我认为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关键词。毛他当年发动‘文革’长达10年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口号,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而这个‘复辟’是以什么名义呢?是以‘修正主义’的名义,就说是‘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是当时家喻户晓的一个提法,就是那个‘516通知’,毛提到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对于‘文革’反修正主义的这样一个错误,原先中共中央是肯定加以否定的,那么现在他把‘错误’这个两个字删掉,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

主持人:“您认为,这个举措,这两个字的除掉,释放出什么信息?”

金钟:“他释放的信息那当然就是要给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已经被中共中央否定的这样一个事件翻案嘛!”

金钟:中共一贯用巧言令色的说法掩盖问题实质,掩盖他们所犯的错误,甚至于罪行

主持人:“具体的措词里边还有‘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他以这个来替换那个‘错误’,您怎么看他加的这几个字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金钟:“这个我想这是中共的宣传手法,这是他们惯用的。就是掩盖真相,掩饰错误的一些手法。明摆的……你比方说这‘三年大饥荒’,中共高层……具体说,就是毛泽东,他发动‘大跃进’这样一个错误政策,造成的‘大饥荒’,但是他们从来就不说‘大饥荒’,就说是‘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呀,还有一些其他解释啊,什么‘苏联断绝援助’啊等等。他们经常都能够用一些巧言令色的说法来掩盖问题的实质,掩盖他们所犯的错误,甚至于罪行,这是一贯的做法。

所以他们现在用‘艰辛的探索’,‘必须付出的代价’,‘必须交的学费’等等这些说法,是屡见不鲜的。你看,又还提到好像‘历史上所有的国家进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就是用这些一般性的似是而非的一些措辞,来为自己洗清抹白、达到欺骗公众,尤其是欺骗、误导对历史无知的年轻人。”

金钟:1989年的“六四事件”,成为一个大倒退的转折点

主持人:“您刚才也谈到一点,就是这次修改教科书的背景。关于选择的这个时间点,除了刚才已经谈到的之外,您看还有没有关于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而且我们注意到,现在如果这个教科书就这样定稿的话,会变成统一教材。而以前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没有统编的教材,就是在起码现在这个时候并不是统编的历史教材,这个时间点和他这次修改将会发生、可能发生的影响,您怎么看?”

金钟:“为什么在这30多年都没有发生这样一个波折,为什么在最近,在这个时间点上突出这个事情?我想那就是跟整个中共政治、中国政治的‘改革开放’以来,‘文革’之后的整个趋势有关系,是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成为一个大倒退的转折点后的必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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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钟:习近平巩固独裁肯定“文革”

——评中国教育部新历史教科书送审本(二)

来源: 
自由亚洲

就中国教育部新版八年级历史教科书送审本,专访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

在前面节目中谈到,前不久中国教育部推出新版八年级中国历史教科书送审本,其中删去了原教科书中“文化大革命”一课,将有关“文革”的内容与“十年探索”合并归入第六课,题目是“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把以前课本中“毛泽东错误的认为”中的“错误的”这三个字删去,改为“毛泽东认为”。同时删去原版中的毛泽东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九个字。目前这一送审本还没有获得高层签字,尚未印刷。未来新版教材如果投入印刷使用,将改变过去中国统一教学大纲之下多版教材的局面,成为全中国初中二年级统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

就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这一修改送审本公布,我采访了多年从事编辑、出版和政论写作的资深专家,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

在上周节目里播出了访谈录的第一部分,今天请收听第二部分。

金钟:历史转折点——1989年的“六四事件”

在上次节目中谈到修改教科书的时间点。

金钟先生说:“为什么在这30多年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波折,为什么在最近、在这个时间点上突出这个事情?我想那就是跟整个中共政治、中国政治的‘改革开放’以来,‘文革’之后的整个趋势有关系,那就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

听到这里,我们简要回顾一下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历史大事件——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辞职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的“反腐败、争民主”的请愿游行。

以下请听一段当时北京街头请愿游行的实况录音。

(呼喊声)

“耀邦不朽!”

“言论自由!”

“解除报禁!”

“要求清除腐败!”

“铲除官倒!”

“保障人权!”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以下一段当时的实况录音剪辑是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喊声)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

到目前,丁子霖和几位难属一起,已经寻访到二百零二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他们组成的“‘六四’难属群体”也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群体”。

金钟:八九“六四”之前,我觉得还是沿着否定“文革”、推行“改革开放”的方向

2018新年伊始,我就近来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修改送审本访问金钟先生时,他谈到:“为什么在最近这个时间点上突出这个事情?我想跟整个中共政治、中国政治‘改革开放’以来,‘文革’之后的整个趋势有关系。1989年‘六四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

因为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前,我觉得他们整个发展还是沿着否定‘文革’,重新开始一个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新的探索。就是说,整个八零年代这个方向我觉得大致还不错,可以理解、比较理性。”

金钟:1989年后开始转向,苏东崩盘。中共把所谓“改革派”全部打下去,赶尽杀绝

金钟:“但是1989年之后他们开始转向,因为1989后紧跟着一、两年,苏东风波,苏联和东欧整个崩盘,社会主义阵营整个瓦解。苏联的瓦解,苏共的倒台,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事件,是紧跟着八九‘六四’之后发生的。对中国共产党保守派、顽固派有非常大的刺激和打击。

所以,后来他们就强化了政治上的控制,把胡耀邦、赵紫阳这一派党内的……那时候我们都称为所谓‘改革派’全部打下去,赶尽杀绝。所以这个路线一直从邓小平还在的时候开始,江泽民十年和胡锦涛十年都是沿着这条政治路线发展的。”

金钟:习近平加强政治极端化,巩固个人独裁地位,出现修改教科书肯定“文革”

金钟:“但是到习近平当权之后,他更加把这条政治上面的极端化……就是把‘政治改革派’清除、清洗掉,更加厉害,发展到更为高峰的这样一个地步。目的是为了树立他个人的权威,巩固他个人实质上的独裁地位、独裁权力。

大家都知道‘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他们在政治上采取了很多措施,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江泽民跟胡锦涛时代对意识形态都比较少触及的。江、胡那个时期,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封锁状态,没有任何松动。停滞在镇压‘六四’的邓小平所定的政治上面保守的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到了习近平,他还不满足于这样,他又朝极‘左’方面推进,所以就有一连串的事件发生。我想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出现了历史教科书对于‘文革’……实际上是肯定‘文革’这样一种倾向的出现。”

金钟:毛泽东为反修和反资本主义复辟发动“文革”,判断是否错误是今天要害之处

主持人:“现在做这种修改,您觉得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那个《决议》最大的不相符合之处在什么地方?在现在习近平当政的这样情况下,对中共的《决议》做这样背离不符的事情,您是怎么评估?怎么看的?”

金钟:“这中间有两点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第一,他们说对于中国……对于中共这个党内、这个国家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这样一个判断呢?

以前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说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根本没这回事。这一点,我觉得是今天的一个要害之处。他们认为毛泽东当时提出的这个论点是对的,因此就必须要反修,要‘文革’。

但是事实上在我看来,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当时中国并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这样一回事。”

金钟:真正问题是毛发动“大跃进”造成“大饥荒”几千万人饿死,人吃人,经济危机

金钟:“当时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就在‘大饥荒’。毛发动‘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这个事情是千古大罪呀,导致了几千万人……他们叫作‘非正常死亡’,饿死呀,饿殍千里,造成了人吃人这样一个大面积非常恐怖的灾难。

当时,就曾经爆发了毛泽东跟刘少奇在中南海面对面的一次争执。刘少奇讲‘人相食,这是要写进历史的,你我都跑不掉的!’这是非常尖锐的一个细节。后来就出现了1962年年1月份的‘七千人大会’。

跟着,2月份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一个事态,就是所谓‘西楼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去了南方,就他一个人没参加,其他都参加了。会议是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他们主持,他们把‘七千人大会’上没有说的、说得不够的全盘托出来。就说国家的经济……当时刘少奇说‘沿着现在我们这个趋势干下去,经济就要崩溃’,你看后来‘六中全会’的决议是讲‘文革使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实际上在1962年‘大跃进’‘大饥荒’造成的不仅是‘大饥荒’,整个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正式指出来的。

而陈云也有详细的报告,说明了国民经济的全盘危机、一些错误的政策、存在的问题,事态是非常严重的。”

金钟:中共较理性领导人挽救危机被毛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睡我们身边”

金钟:“所以,后来‘大饥荒’之后,中共比较理性、健康的这一派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他们都在内,他们就是去挽回这种危机局面,而且出现了缓和,重新带来了给整个国家经济生活方面新的一个生机,实际上只不过是这样一个趋势。

但这个趋势被毛泽东指为是什么‘修正主义复辟’,他根据下面的一些很片面的零星的资料,就指出全国的地方政权什么‘三分之一已经不在我们手上了’,最后到‘文革’前夕更提出来‘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金钟:从教育入手是中共一重要手段,以似是而非说法掩盖错误失败是中共惯性思维

金钟:“所以今天又来翻这个案,他们当然也是昧着良心做的,就说习近平中央和他的理论家、吹鼓手们,现在企图透过修改教科书来做。

为什么呢,共产党非常清楚,教育、新闻、舆论、宣传,是他们在国共斗争中间取得政权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很重要的方面。不但是有军事战场上面的武装夺取,而且配合这种宣传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很重视这个经验。

所以他们现在就要从教育来入手,反正新闻方面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包括互联网。说什么‘媒体姓党’,所以他要来抓教育。

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最近他们提出来的用一般的政策错误、失误来掩盖他们在决策方面的问题,这是站不住脚的。他就说‘古往今来,哪个执政党没有错误啊?哪个进步是不不付出代价呀’……这一套说法,完全似是而非。

实际上情况是,一个理性的政党,一个有智慧的政治家,并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承认错误,而且去修改错误。但是中共的政治路线,他们的领导人从毛开始,下来一直到今天习近平,他们已经做成了一个模式、一个习惯——第一,小的错误,他们可以承认,但是严重的他们就不承认。第二,他们可以抽象的承认‘我们有错误’,但是不具体的交待这个错误的内容。因此,真正的错误往往就被掩盖掉了,以后还会重犯。

所以现在习近平当权,他在意识形态方面,对新闻言论思想自由的封杀方面,完全是在重复以前‘文革’时期的错误。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点,他们对于错误失败的这种掩盖的一种惯性思维。”

金钟:中共坏传统之一是口是心非,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私有制……说一套做一套

主持人:“在中共中央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那个《决议》里,讲到毛泽东的错误,讲的是‘三七开’。那现在教科书作了这样的改动,拿掉了毛泽东‘错误的’认为中的‘错误’以后,改成‘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您觉得事实上的效果……对于资本主义的评价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金钟:“中共还有一个非常坏的传统,就是口是心非。他们的说法是‘两面派’。他说一套、做一套。你看现在,他们在大旗帜上写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有一些基本理论规范的,是不能违背的。

比方说,他们最经典的纲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的著作。这是他们不敢否定的,对不对?

但是《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核心就是要反对私有制,要用‘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因为有了这个私有制,就有了剥削压迫’所以就要发动革命……这是他们理论的起点。

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是有一些基本的明显区隔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待私有制的态度。”

金钟:“文革”后中国“改革开放”“挂羊头卖狗肉”用资本主义方式改善经济

金钟:“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文革’之后……实际上我们把它叫做‘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挂的是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的用资本主义方式来改善经济,发展经济。

比方说,引进外资这个问题,在传统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间是被否定的。苏联从列宁到斯大林,以及到后来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甚至于到他们最后,这个问题他们都没有动摇的。

还有加入‘世贸’,跟国际资本合流,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教条。”

金钟:对教条可以修改否定,摆到台面上争论说明,例如“第二国际”走议会道路等

金钟:“对这个教条,你可以修改它,甚至否定它。‘第二国际’时代发生的修正主义浪潮就是这样,对马克思主义原始的一些理论、一些教条提出批判,修改嘛。所以修正主义是从那个时候来的。那么后来伯恩斯坦、考茨基,他们这一派就主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否定暴力革命,叫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欧洲,像德国、英国这些地方的工人运动,都用和平的道路,他们已经出现了……因为那些国家已经进步到工人都有普选权,他们可以透过选举进入国会。

所以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就提出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有可能透过选举在议会中间取得稳定的多数,来掌握政权’。

这就变成了一种‘和平过渡’。就是说走议会道路,而不是去上山打游击呀,像中共一直走的这条路线——武装割据,最后发动内战,夺取政权。

像这种事情,充满了很多共产革命的理论、意识形态和他们的政策纲领中间的分歧。是可以摆到台面上来争论、来说明的。”

金钟: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说“文革从任何意义上来讲,都不是一场革命”

金钟:“但是他们不。邓小平他的所谓‘三论’,‘猫论、摸论、不争论’,就提出来,不准你争论。‘你就听我的,我要你摸着石头过河,你就摸着石头过河’,哈哈!过得了河就行了,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中间的一些分歧。

因为有些东西他们不敢说,或者说也说不清楚。他们要真是作为一个透彻的所谓‘唯物主义者’的话,摆出来谈的话,他们就不能回避共产党的历史……尤其是对于毛泽东这个人的评价,一个最大的焦点就是‘文革’。

他们最后《决议》中间没写这两个字,但是在《人民日报》当时大量的议论中间,用的两个字是——浩劫。那是全面彻底的否定‘文革’嘛!

这个《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间有句话非常精彩,就是说‘文革从任何意义上面来说,都不是一场革命和社会进步’。这句话,原文可以找得到,他们比较体面的说法,是一场‘内乱’。

人类历史上的革命有很多种,资产阶级也有革命,上千年的历史中间也有各种各样的革命,《决议》中间提出这样一句话,‘文革从任何意义上来讲,都不是一场革命’。这句话,我曾经引用过。是对文革非常严重的否定。”

金钟:1980年四千中共高干北京开会,说“文革”是封建法西斯专政,毛泽东是暴君

主持人:“它(新教科书)现在用了‘探索’这个词,您觉得您自己经历过的‘文革’、您所认识的毛泽东,在这个‘文革’全过程中,如果用‘探索’来表述的话,是不是符合您所了解的事实?”

金钟:“我觉得对‘文革’的否定,最有力、最无可辩驳的是1980年……这个材料我们都登过的,就说有四千个高干在北京开会,后来就有了1981年的这个《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些高干全部都是有高级职务真名实姓的。这个材料曾经在《炎黄春秋》登过,在《开放》杂志都登过。他们对‘文革’的批判那真是已经都到了顶级了。

比方,他们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这是共产党的高干说的,不是我们说的。当时他们在《人民日报》都有大量对‘文革’的批判。因为中共中央已经否定了,他们说‘文革’是封建法西斯专政,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独裁’两个字他们不敢用,这个有保留,但是其它的非常尖锐、非常厉害的词,在那段时间他们都用了。

实际上,的确是一种封建专制的复辟,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根本就没有‘文革’那么严酷、那么乱来、那样无法无天。

所以,完全可以给‘文革’、给毛泽东的独裁下这八个字的定义,就是‘阶级斗争、无法无天’,所谓‘资产阶级专政’哪有这种无法无天!”

金钟:“文革”把社会秩序全打乱,我们作为亲历者想起来作为中国人觉得很没面子

金钟:“资产阶级是有它一套法治,当然你可以认为这个法治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进程中间……这个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中间高度肯定的,他们是有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封建贵族。

‘文革’是这样一种性质,那么他们现在用‘艰辛探索’,这个在我看来,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很多人对‘文革’的研究都有一条,就是‘毛泽东的理想主义’。

前几年出版的美国的一个学者叫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和Steven I. Levine合着)写了一大本毛泽东的故事(《Mao:The Real Story》),其中也非常肯定说‘毛泽东是20世纪一个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当然也是一个最最残暴的暴君’。他们都指出毛有这样一种两重性,一方面他是一个暴虐的暴君,给国家也带来很大的伤害;但另外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满意现在的这种体制。

那么在今天,美国、西欧、香港、台湾,都有对现行体制的批判者、不满意者,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体制,但是毛泽东是怎么做的呢?他是采取无法无天的手段,把国家体制和社会秩序全部打乱。那时候搞的那一套,我们作为一个亲历者,真是想起来作为一个中国人都非常觉得很没有面子啊。”

金钟:“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崇拜程度不可理喻

主持人:“您能提供一些事实吗?当时比较有典型性的‘文革’做法,和‘探索’不相符的,您能提供一些具体事实吗?”

金钟:“有。大量的就是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迷信的程度。

我们现在在美国很多人包括我的家庭,每个礼拜都上教堂。那都是有教会……基督教的整个一套文明的仪式。崇拜也好,祈祷也好,这是他们的一种信仰。跟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完全不形成冲突甚至于矛盾。

但是,‘文革’不啊,‘文革’把中国传统的、优良的那些伦理全部打破,当然,在‘大跃进’中间已经是那么干的。但是以前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远远没有达到‘文革’中间对毛泽东的那种迷信崇拜的程度。

比方说‘早请示’、‘晚汇报’,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去理个发,上饭馆吃餐饭,买个几毛钱的炒肉片,动筷子之前都要读一段‘(毛泽东)语录’,你说这是不是笑话嘛!这种事情简直已经是完全不可理喻,还有很多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工人、农民,什么东西都要‘语录挂帅’。去练兵也好,下田耕作也好,医生看病也好,都要先读‘语录’。做成一个什么事情,都说是因为学了毛主席著作才取得的成就和胜利。”

金钟:“文革”中对所谓“阶级敌人”人身侮辱,血腥的、赤裸裸的暴力,原始野蛮

金钟:“对于所谓‘阶级敌人’呢,比方说对‘四类分子’,对地主这些,他们是什么方式?

毛泽东在1920年代,大概在1926年、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发表)中间的那些方式,提出来戴高帽子、打砸抢……实际上就是这么来的嘛。

你看现在大量关于”文革“的照片,都是抓了一些什么‘走资派’,斗争他们,‘坐喷气式’、‘剃阴阳头’……这种人身侮辱,最后‘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本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间,当时斗地主当然也是很残忍残酷的,杀人放火这些事情都有,但是并不见得是全国的城市乡村普遍的这样做。到‘文革’中间公然就变成了血腥的、赤裸裸的暴力行为。当时那种暴力不仅相当残酷残忍,而且非常原始野蛮,所以这毫无什么‘艰辛探索’可言!完全是北京一班御用笔杆子为了讨好上面的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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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习近平水平低 体制化独裁遇难题

尽管很多人都知道习近平想长期独裁,但是,当取消任期限制的修宪方案公布后,依然在海内外华人舆论中激起轩然大波。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习近平想以这种方式来把自己的独裁体制化,不仅不能稳定社会预期,反而给中国的未来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从而意味著中国发生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巨大风险。

那为什么习近平要做这样的选择?或者说,习为什么能做这样的选择,而中共高层却不能阻止他做这样的选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要把独裁体制化,有没有更高明的选择?

对这些问题思考得出的结果之一,就是在寡头分赃政治难以为继的危机下,中共坚持党魁两届任期出现了无法克服的难题。一方面,人人屁股有屎,谁都不能接受别人提出的接班人选,否则就面临将来被选择性打虎的危险,更重要的理由可能是,中共历史上接班人的宿命,令无人敢上这个位置,习近平既拿不出自己的接班人,更不可能接受其他人推出的接班人。在无法产生接班人的情况下,习又不可能接受由党内选举接班人的安排,其结果就只能是自己干到底。

现在不知道的就是,习的这个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江、胡、曾等大佬的认可,但可以想像的是,他们也别无选择,只能敷衍习近平,换取时间安排子女和亲信的后路。但是,习近平终生独裁的选择,是对邓小平遗产的颠覆,更重要的是,这一选择带来了宪法危机,因为这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大退步,给朝野反对势力提供了最好的动员理由。

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习近平为什么不干脆一步到位,直接修宪搞全民普选国家主席或总统?我的理解是,这个选择颠覆了党在国家的绝对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基础,带来更多复杂问题。更何况,直选国家元首不能保证终生连任,因为一次当选就终生连任,等于是选皇帝,于理不通。一个更现实的约束,就是时间不够。直接向直选国家元首过渡,需要准备,而习近平已经决定利用此次政府换届,就把终生独裁的体制化预期稳定下来。

但习近平以这种最省事的方式建立体制化独裁,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从现在看来,首先是这个选择太突然,虽然对农民来说可能无所谓,但对中产和知识阶层的心理冲击巨大。与普京不同,甚至与拿破仑三世也不同,习近平话语和文字表达能力、知识水平都相当欠缺,对知识人缺乏魅力,他的毛式做派和话语,不仅令富贵阶层,也令中产阶级害怕,他的长期独裁会给自己和子女带来很大风险。

那么,习近平独裁的体制化有没有胜算呢?我的想法是,短期而言,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会接受他长期独裁,但习近平五年执政,未能为落实农民的基本权利奠定稳定预期,这与普京的俄国完全不同。因此,一旦农民工大量失业,就会严重加大社会动荡的风险。现代技术可以帮助习近平压制大规模民变,但长时间的高压所带来的社会和精神氛围,是现代信息环境下生活的官僚、文化和技术精英难以承受的,高端人口和中产阶级的移民潮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如果习近平在下个任期内不能找到一种比较切实可行的顶层权力安排,比如某种具有竞争性的内阁制安排,习近平的独裁体制化努力,完全可能以彻底失败告终。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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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最坏的独裁

来源:
自由亚洲

中共中央建议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条新闻一发布,举世哗然。论者纷纷对中共当局的这一倒行逆施大张挞伐,指出此举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终结,意味着毛时代极权政治的回归,比当年袁世凯称帝还丑恶,是没有帝制之名的帝制复辟。这些批评都很正确。我这里要补充的是,习近平要建立的无限期个人独裁,是当年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独裁,是共产专制特有的独裁,是比传统的帝制更坏的独裁,是最坏的一种独裁。

第一、传统的帝制,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皇帝在理论上就是独裁的。但是皇帝之所以为皇帝,是靠那套君权神授的神话。皇帝并不被认作是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皇帝也可能说错话做错事,因此是可以批评的,这就为臣民发表异议留下一定的空间。共产党伟大领袖却不同。伟大领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被视为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而这一点是写进党章、写进宪法的。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不同于伟大领袖的观点见解,按定义就是错误的。谁要是坚持不同政见,按定义就是反党,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第二、在传统的帝制下,皇帝的权力来自神话、来自世袭,皇帝和群臣的分际是明确的,因此皇帝犯了错误可以承认错误,可以下罪己诏而仍然继续当他的皇帝。共产党伟大领袖则不然,因为伟大领袖被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按定义就是不会犯错误的,一旦犯了错误就不是正确路线代表,也就没资格继续当伟大领袖了。这就是说,伟大领袖犯了错也绝不敢认错,因为一旦认错就会下台,所以伟大领袖永远不认错,永远不下罪己诏;而为了维护永远正确的谎言,伟大领袖必须用另一个错误去掩盖前一个错误,因而必然会犯更大的错误。

第三、传统的帝制是终身制,皇帝一辈子不需要定期改选。伟大领袖却不然。认真说来,取消任期限制并不等于终身制。所谓终身制,是指从制度上明文规定终身执掌最高权力,不需要定期改选。伟大领袖没有任期限制,但是在名义上在形式上还是要定期改选的。皇帝从不担心自己被别人改选掉,伟大领袖却不能不时时担心被别人选下台,因此伟大领袖必然比皇帝更多疑寡恩,更妒能害贤,更热衷于不断地搞清洗。

第四、最高权力的继承,制度化的方式无非两种:要么选举,要么世袭。共产党伟大领袖的独裁制,既不要真选举,又不敢明码实价地搞世袭,因此无法以制度化的方式解决接班人问题,因此围绕着接班人问题必定少不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少不了血雨腥风。

第五、传统的君主,由于有神话有传统做支撑,故而其地位相当稳定,其权力可以弱化乃至虚化,传统的君主制可以转化为君主立宪。历史上不乏先例。共产党伟大领袖的独裁却必须实权在握,不能成为虚君,也不敢成为虚君,因此比其他专制制度都更难走上宪政之路。

在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毛泽东实行无限期个人独裁,给全国人民、也给中共自己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才有了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限制的这点小小的、效果很有限的改革。如今的习近平硬是要在惨痛教训血迹未干的情况下,连这点小改革都抛弃,全面恢复毛泽东式的独裁制,因此它势必比先前的毛泽东独裁更无耻更骄横,更蔑视民意更蔑视普世价值,因此更具危害性。而习近平的独裁又是建立在经由四十年改革而拥有了远比毛时代更强大的综合国力的基础之上,因此它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极大的威胁。

有人说,如今中国的事,只有坏透了才会好转。然而我们不可忘记,所谓物极必反,所谓否极泰来,都离不开人们的抗争,等是等不来的。我们需要的是抗争,而不是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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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修憲:中國廢除主席連任期限 二十大後中國何去何從

2018年 2月 26日

2012年12月5日,在當選國家主席不到一個月後,習近平在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週年大會上引用了鄧小平的語錄: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是1982年《憲法》的重要貢獻。36年後,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卻被中共委員會建議從憲法中取消。不出意外,這條建議將在今年兩會期間獲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

25日新華社發佈消息後,社交媒體上一石激起千層浪,很多用戶或明或隱地表達了反對之意。有一篇「我為什麼想當皇帝——袁世凱採訪手記」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熱傳,但很快遭到刪除。

幾小時內,微博啟動了審查機制,大量的微博帳號遭禁言甚至刪號。百度指數上,從新華社下午3點多發佈消息至晚上7點,「移民」二字的指數從不到100飆升至近2500。目前,「袁世凱」在微博上的搜索結果已被屏蔽,「移民」一詞在百度指數上的顯示也已被屏蔽。

「已經忘記毛澤東獨裁教訓」

「我認為這是一個大倒退、倒行逆施,猶如回到毛澤東時代,毛在1949年至1976年有絶對權力……現在是習近平一人說了算,沒有制衡。」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林和立對這一建議並不意外,但他認為,宣佈時間比外間預期的早了不少,而且時間點微妙。

早在中共十九大前期,坊間一直有傳言習近平會通過修改憲法以求在二十大之後連任。

「習近平在這方面是個冒險者,他已打破所有鄧小平引進的改革,例如集體領導、指定接班人、制度上的改革等等。他已成功通過十九大在黨、政、軍安插自己親信,他既然已經打破這麼多常規,再多一條也不會有人反對。」 林和立說。

「鄧小平思想和鄧小平時代都結束了。 儘管鄧小平思想也寫進了憲法,但是鄧小平所作出的第一個範例,也就是主動下台,已經中斷並且不再存在了。」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政治秘書鮑彤告訴BBC中文。

「主席任期限制取消的意義在於,全世界都了解了什麼是習近平所說的新時代,什麼是四個意識, 什麼是初心,什麼是使命。 這些言辭的重中之重就是要使國家主席擺脫任期的限制,成為無限制的領袖。」 鮑彤說。

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認為,中國廢除國家主席最多連任兩屆制意味著中國已經忘記了毛澤東獨裁時代最重要的一個教訓。「國家主席最多連任兩屆制度是文化大革命以後寫入憲法的,寫入的目的就是防止回到一人獨裁的時代。此次廢除該條款意味著一個可能的長期獨裁時代的來臨。」

二十大之後會出現什麼

「在毛澤東執政後期,我們看到有很多阿諛奉承。有很多低層官員爭相諂媚,好讓得到毛澤東提拔……我認為在二十大之後,你會看到這些『毛澤東後期』現象,包括拍馬屁和政策停滯。(中國政策)不會有很多新想法,因為人們不想提出與領導人取向相反的意見。」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政治經濟學助理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說。

史宗瀚認為,習近平個人支持國有經濟(state-owned sector)在中國經濟佔有大比重,如果連任,那我們不會看到任何重要的國企改革。

但史宗瀚也認為,習近平長期連任對中國也有潛在的好處。「習近平已讓外界知道中國夢是他的目標:要有持續增長、在地緣政治擴張。習近平會在可見將來都擔任領導人,中國會一貫地追求這些目標,而我們在其他國家或許會看到很多政策上的浮動。」

對這一消息同樣不意外的,還有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在他看來,連任早有徵兆,因為「長期都是照這個趨勢發展」。

在他看來,去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後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到2023年,習近平繼續擔任黨的總書記,同時繼續擔任國家主席。但還有另一種可能,就是在2023年或者稍早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體制發生變化,恢復中共黨主席的位置,黨的主席下面再設一個權力很大的總書記。

「如果是第二種可能,2023年他就可以自己做中共中央主席,然後同時兼任中國國家主席,讓另外一個接班人擔任總書記。」丁學良說。

也有學者擔心,世界秩序也會因此受影響。「民主國家會增加對『中國威脅論』的恐懼。在國際事務上,習近平會更加大膽和任性,中國為增強軟實力所作的努力以及中國的軍事和經濟威力都會受到影響。」孔傑榮說。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3193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