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川普上任以来的内政改革最大之举措当属联邦政府的裁员，但自8月11日开始向华盛顿特区派遣国民警卫队已经触及联邦政府与地方分权这一层面。美国几大左派媒体对此称为“军事介入”，将军队卷入地方政事。但考察事情的缘起及干预的后果，很难说川普此举不正确。
总统令直指民主党的刑事司法改革零元保释
8月11日，川普宣布向华盛顿特区派遣8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以解决首都地区的暴力犯罪和无家可归问题，“今天是华盛顿特区的解放日，我们将我们国家的首都从犯罪、流血、混乱、肮脏和更糟糕的境况中拯救出来”。川普陈述了行动的法律依据，“根据我作为美国总统所赋予的权力，我正式援引《哥伦比亚特区地方自治法》第740条……并将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置于联邦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
此举当然引起左派媒体的强烈批评，《纽约时报》于次日发表《国民警卫队进驻华盛顿，特朗普再将军方卷入政治问题》。此文的所谓“再”当然是指还有第一次，这个第一次是2020年5月下旬，民主党利用弗洛伊德事件在全美发起BLM抗议，华府成为BLM活动的重镇 。川普当时想援引《地区自治法》接管华盛顿特区警察局，6月1日，川普与国防部长马克·T·埃斯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A·米利(Mark A. Milley)将军一道步行到白宫附近的教堂，沿途国民警卫队为之开道，民主党指此举为借军方之力干预国内政治，《纽约时报》就是称“也许就是在这一时刻，一切都变了”。事情就是这么回事，但当时川普面对Deep State与媒体处于绝对弱势，加之军方完全投靠民主党，川普连辩解的余地也没有。
华盛顿特区市长穆丽尔·鲍塞（Muriel Bowser） 也坚决反对总统派兵清理华府犯罪的举动，坚称“该市仍然拥有控制权”。民主党籍华盛顿特区议会主席菲尔·门德尔松（Phil Mendelson）尽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在这座城市，杀人也能逍遥法外”，但仍然坚持总统不能派军队干预地方政务。
不过，《纽约时报》的指责与华盛顿特区市长、议员的说法不正确，川普这次行动有法可依，1973年《地方自治法》赋予了总统这一权限。
1973年《哥伦比亚特区地方自治法》赋予总统的权限
华盛顿特区是联邦政府所在地，也是唯一一个不属于美国五十个州的城市。在 1973 年之前的大约一个世纪里，华盛顿特区一直由三位总统任命的专员管理。
川普派国民警卫队进入华盛顿特区后，《地方自治法》成为媒体高频词汇。这部法律全称是《哥伦比亚特区地方自治法》（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Home Rule Act），是 1973 年 12 月 24 日通过的联邦法律，该法律将哥伦比亚特区的某些国会权力移交给地方政府，授权特区居民选举市长和市议会，促进了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自治。
但这部《地方自治法》也规定，如果“存在紧急性质的特殊情况”，总统可以控制该市的警察部队，可以使用华盛顿特区的警察部队48小时，如果通知国会，则最多可以使用30天。特朗普表示，他计划在最初的48小时后继续维持联邦政府对警察部队的接管，并将正式通知相关方。截至本文完稿之时，川普还未越权。
川普总统令直指零元保释制度
华盛顿行动开始14天之后，川普于8月25日签署了行政命令，命令全美范围内采取措施终止无现金保释制度，保护美国人民。美国舆论哗然，叫好者称这是向保护零元购的零元保释开战；实施这些法律的城市（川普称之为“问题城市”）则老调重弹，称这是对贫穷的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侵犯。
这里需要稍加解释。2020年5月下旬开始，BLM抗议全美遍地开花，同时在纽约、旧金山、芝加哥、洛杉矶等几十座民主党管辖的城市均发生以黑人为犯罪主体的劫掠商店、超市的抢劫活动，名之为“零元购”。美国商界与守法者对此深恶痛绝却束手无策，全因民主党城市实施“零元保释”（无现金保释，Cashless Bail）。这是民主党人实施所谓的“刑事司法改革”，他们声称保释金制度对于贫穷的犯罪嫌疑人（主体是黑人）不公平，要求改变以保释金为基础的保释制度， 无需缴纳保释金就可以让犯罪嫌疑人出狱，许多犯罪者被抓后很快释放，再重复犯罪。
从8月25日的总统令中可看出，川普了解“零元购”问题的核心——零元保释制度，他下令司法部收集所有实施“零元保释”的城市以及州的名单，然后以停止联邦拨款威胁，要求这些地方取消“零元保释”。 如果说洛杉矶和旧金山是最先实行“零元保释”的城市，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诺伊州于2024年全面实施《SAFE-T法案》，成为美国首个彻底取消现金保释的州。
零元保释政策允许大多数被捕人员在未支付保释金的情况下获释，被视为这些民主党城市犯罪率高发的重要原因——这种看法其实完全有道理。犯罪经济学的奠基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的提出的犯罪成本论是犯罪经济学的核心，意指犯罪率高低与犯罪成本呈正相关关系，犯罪成本低（不受或者少受惩罚）必将导致犯罪率高发，犯罪成本高（受惩率高）则会降低犯罪率。贝克享誉全球，但在美国，由于民主党大力推行DEI政策，人们几乎忘记了这位犯罪经济学的奠基者就在芝加哥。
“问题城市”将被清理
9月3日，白宫在X上的官方号“The White House”发表推文并附上芝加哥犯罪地图，推文写道：我们对民主党执政城市中美国民众的告诫：衰败是可选择的。数十年来，民主党城市的领导者们始终未能尽责。现状本不必如此。每位美国人都应享有安全感。“
与此同时，川普宣称民主党主政的芝加哥、洛杉矶、纽约、巴尔的摩和奥克兰等城市为“问题城市”，宣布将派遣多达 1700 名国民警卫队，从 8 月起一直部署到 11 月中旬，支援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及国土安全部（DHS）。作为关键边境州的德克萨斯，将获得最大规模的兵力投入。其他涉及的州还包括：阿拉巴马、阿肯色、佛罗里达、佐治亚、爱达荷、印第安纳、艾奥瓦、路易斯安那、内布拉斯加、内华达、新墨西哥、俄亥俄、南卡、南达科他、田纳西、犹他、弗吉尼亚和怀俄明等19个州——当然不是全州铺开，而是针对“问题城市”。所谓“问题城市”例如芝加哥、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奥克兰和华盛顿特区都有个共同特点：民主党执政、黑人较多。
美国宪政奠基于法治之上，联邦与地方分权（包括联邦法与地方司法各有权限）是美国司法体系的特点。但近年民主党当政，从各方面破坏美国法治，比如以DEI的身份政治为由保护黑人犯罪者、无视移民法以人权名义引进数千万非法移民保护犯罪者，都造成了法治废弛，民主党当政的城市与地区犯罪率高发，民主党地方政府又无能或者无意愿清理整顿之时，确实需要联邦介入。具体到川普派遣国民警卫队至“问题城市”清理犯罪、重建秩序这一事情来看，一是《地区自治法》确实赋予了总统相应的权限，二是需要从实施后果评断。如果确实降低了犯罪率，让当地人民生活更安全，那么就应该支持，而不是坚持民主党那套害民说辞。
(原载《联合早报》，2025年9月9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50909-748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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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9 September 2025
Friday, 22 August 2025
结束俄乌战争为何如此困难？
何清涟
8月18日，7位欧洲领导人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统默茨、北约秘书长吕特等为泽连斯基华盛顿之行护驾，但是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唯一确定的就是川普在Truth Social上宣布美俄乌将举行三方会谈，并强调这是朝着结束这场持续近四年的战争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外界悲观地预测，最有可能发生的两种结局已日渐清晰，一是乌克兰可能会失去部分土地，但将作为一个拥有安全和主权（尽管领土缩小）的民族国家而幸存下来。另一种结果可能是，乌克兰既失去土地也失去主权，重新落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根据川普在会见泽连斯基之前在Truth Social上发文“乌克兰收不回克里米亚，也不能加入北约”推测，估计川普目前可能倾向第一种方案。
欧洲想让俄罗斯成国际孤儿但力量不够
欧盟认为阿拉斯加美俄元首峰会为普京带来了无成本的胜利，他们对川普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极度反感川普出尔反尔，居然将“停火”暗换成 “和平协议”；二是对美国给普金“红地毯、礼炮”的高待遇很有看法，认为此次会见让俄罗斯这个“国际孤儿”重新回到国际社会。
对于第一点，外界如果不了解欧盟的心思，有可能觉得欧盟太在意细节，在外界看来，要停止俄乌战争，一步到位达成“和平协议”，远比停火更彻底。那么欧盟为什么要在“停火”与“和平协议”之间纠结不已？如果了解欧盟拒绝俄乌停战是希望藉美国之力长期将俄罗斯困在战争中并严重削弱之，就明白欧盟只想要“停火协议”，让乌克兰在目前战场形势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获得喘息机会，一旦乌克兰精气神稍微恢复，便可让乌克兰再战。集北约之力（主要是依赖美国），三年半打不赢俄罗斯，但可以让俄罗斯困在战争中，再耗个几年，总会轰然倒下。但一旦达成停战的“和平协议”，美国将会跳下这辆战车，今后若干年内只要不是民主党重返白宫，想将川普或共和党（比如万斯）当政的美国重新拉上这辆战车，几乎没有可能。更重要的是，欧洲主要大国虽然咬紧牙关承诺要建立加强欧洲防务，但那需要大把银子，没有个五到七年，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象话的防务。
对于第二点，切莫以为这是欧盟小心眼。在欧盟眼中，那条红地毯象征着礼遇与准国是访问礼遇，以及川普本人对普金的友好。这当然不是欧盟多虑，从川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与欧盟的关系日行日远，尤其是在关税问题上，盟友的待遇似乎比“准敌人”中国还要粗暴得多，没有哪个欧盟领导人来华府访问能够获得与普京相等的待遇。
也正因此，法广对8月18日7位欧洲领导人陪同泽连斯基到白宫与川普会谈，称之为：“‘欧洲+乌克兰’对阵‘俄罗斯+美国’”，马克龙要求的“四方会谈”，即欧洲必须加入进来，完全被川普无视，目前白宫透露的信息是美俄乌三方会谈有望举行。
上图为8月18日欧洲七位领导人在白宫等待川普接见。
乌克兰为什么从棋子成了棋手之一？
世界皆知，如果没有美国欧洲的援助，乌克兰仅凭本国力量最多只能支持半年。但这位演员出身的民选总统，在这三年多战争中，对国际政治从不熟悉到熟悉，甚至将代理人这一棋子角色终于变成棋手之一，川普安排的俄乌会谈可以撤掉欧盟的座椅，但泽连斯基却必须到场，足证他的能力远高于外界的估算。
泽连斯基能够完成这一蚕蛹化蝶的过程，实因他完全看透了在这场一仆多主的代理人战争中，俄罗斯打不起持久战；而不同主人对他这位仆人的需要程度也完全不一样。泽连斯基早就看出欧盟这位主人对他这位仆人的需要，甚至高于他这位仆人对主人的需要，而主人之间的矛盾，正好是他完成角色转换的凭藉。
在阿拉斯加特普会谈之后，泽连斯基的讲话，除了提出领土问题必须由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在乌美俄三边会谈期间进行讨论、美国同意与欧洲合作提供安全保障很重要，他再次强调，安全保障是一支强大的军队，而这只有乌克兰才能提供。欧洲可以为这支军队提供资金和武器——包括乌国产和欧洲生产的武器，以及只有美国才能提供的稀缺物资。
他看透了俄罗斯不想长期陷足于乌克兰战争泥潭，持久战需要消耗大量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人力、物力与国际支持，尤其是对人力的消耗，会成为普京的硬伤。今年6月3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自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双方军队伤亡人数累计近140万人，其中俄军约100万、乌军约40万人。报告指出，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是二战结束至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前，苏联与俄罗斯所有战争的约5倍——当然还有其他相反的统计认为乌军伤亡远比俄军惨重，但哪怕俄军伤亡人数打个对折，都会造成俄罗斯人厌战。
泽连斯基愿意让乌克兰充当欧洲的盾牌，实际上是完全拒绝俄罗斯要求乌克兰保持中立的要求，让乌克兰从此走上“以战立国”的道路。欧盟这几十年在和平主义的幻梦中，安全依靠美国，军备废弛，一场俄乌战争让欧盟各国领导人看清楚自己的实力：离开美国的提携，欧盟完全没能力保护自己。正因为看透了欧洲的虚弱与怯懦，今年2月15日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泽连斯基敢于公开表示，欧洲不能排除“美国也许在对欧洲构成威胁的问题上对欧洲说不”的可能性，他因此呼吁欧洲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部队。他强调，面对来自俄罗斯的持续威胁和美国支持的不确定性，欧洲在防务上必须“依赖自己”，只有乌克兰有一只强大的军队可以保证欧洲的安全，这一说法就是这次会议上提出来的。
本人预测：在主人们意见不一致，又没有主人敢抽身走人之时，俄乌战争是个未了局，直到其中一方疲惫倒下。
美国态度的变化是决定俄乌战争走向的关键
按照欧洲几个主要领导人的想法，俄罗斯应该无条件停火并退出乌克兰领土，如何能达到这目标他们不管，在他们看来，这是美国应该做的事情。但普京提出的停战条件，主旨一直未变。西方媒体近日披露了莫斯科方面提出的冲突解决方案：
1、乌克兰军队撤出顿巴斯地区，冻结其余前线；2、俄罗斯同意将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部分领土归还乌克兰；3、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式承认克里米亚为俄罗斯领土；4、对俄经济制裁至少部分解除；5、乌克兰被禁止加入北约；6、俄语在乌克兰获得官方语言地位。
上述内容与今年6月2日俄罗斯官方《关于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的完整备忘录摘要》没本质差别，唯一的“让步”是第二条，以前是寸土不让，现在愿意拿出领土来交换。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月17日曾表示，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细节需要由两国共同决定，并强调美国“未直接参与的战争”，美国只是充当调解人，试图在双方正式会面之前拉近双方距离。鉴于卢比奥对川普的亦步亦趋，可以说，美国自身已经由代理人战争的主要委托代理者退位，变身为“调解人”，普京的态度始终未变，和平谈判能否进一步推进，取决于乌克兰领导层及其欧洲盟友的抉择。可以说，川普态度的游移不定，例如7月中以来对俄罗斯的核武呛声，是欧盟与乌克兰不放弃的外因。
（原载《联合早报》，2025年8月22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50822-739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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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7位欧洲领导人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统默茨、北约秘书长吕特等为泽连斯基华盛顿之行护驾，但是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唯一确定的就是川普在Truth Social上宣布美俄乌将举行三方会谈，并强调这是朝着结束这场持续近四年的战争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外界悲观地预测，最有可能发生的两种结局已日渐清晰，一是乌克兰可能会失去部分土地，但将作为一个拥有安全和主权（尽管领土缩小）的民族国家而幸存下来。另一种结果可能是，乌克兰既失去土地也失去主权，重新落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根据川普在会见泽连斯基之前在Truth Social上发文“乌克兰收不回克里米亚，也不能加入北约”推测，估计川普目前可能倾向第一种方案。
欧洲想让俄罗斯成国际孤儿但力量不够
欧盟认为阿拉斯加美俄元首峰会为普京带来了无成本的胜利，他们对川普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极度反感川普出尔反尔，居然将“停火”暗换成 “和平协议”；二是对美国给普金“红地毯、礼炮”的高待遇很有看法，认为此次会见让俄罗斯这个“国际孤儿”重新回到国际社会。
对于第一点，外界如果不了解欧盟的心思，有可能觉得欧盟太在意细节，在外界看来，要停止俄乌战争，一步到位达成“和平协议”，远比停火更彻底。那么欧盟为什么要在“停火”与“和平协议”之间纠结不已？如果了解欧盟拒绝俄乌停战是希望藉美国之力长期将俄罗斯困在战争中并严重削弱之，就明白欧盟只想要“停火协议”，让乌克兰在目前战场形势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获得喘息机会，一旦乌克兰精气神稍微恢复，便可让乌克兰再战。集北约之力（主要是依赖美国），三年半打不赢俄罗斯，但可以让俄罗斯困在战争中，再耗个几年，总会轰然倒下。但一旦达成停战的“和平协议”，美国将会跳下这辆战车，今后若干年内只要不是民主党重返白宫，想将川普或共和党（比如万斯）当政的美国重新拉上这辆战车，几乎没有可能。更重要的是，欧洲主要大国虽然咬紧牙关承诺要建立加强欧洲防务，但那需要大把银子，没有个五到七年，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象话的防务。
对于第二点，切莫以为这是欧盟小心眼。在欧盟眼中，那条红地毯象征着礼遇与准国是访问礼遇，以及川普本人对普金的友好。这当然不是欧盟多虑，从川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与欧盟的关系日行日远，尤其是在关税问题上，盟友的待遇似乎比“准敌人”中国还要粗暴得多，没有哪个欧盟领导人来华府访问能够获得与普京相等的待遇。
也正因此，法广对8月18日7位欧洲领导人陪同泽连斯基到白宫与川普会谈，称之为：“‘欧洲+乌克兰’对阵‘俄罗斯+美国’”，马克龙要求的“四方会谈”，即欧洲必须加入进来，完全被川普无视，目前白宫透露的信息是美俄乌三方会谈有望举行。
上图为8月18日欧洲七位领导人在白宫等待川普接见。
乌克兰为什么从棋子成了棋手之一？
世界皆知，如果没有美国欧洲的援助，乌克兰仅凭本国力量最多只能支持半年。但这位演员出身的民选总统，在这三年多战争中，对国际政治从不熟悉到熟悉，甚至将代理人这一棋子角色终于变成棋手之一，川普安排的俄乌会谈可以撤掉欧盟的座椅，但泽连斯基却必须到场，足证他的能力远高于外界的估算。
泽连斯基能够完成这一蚕蛹化蝶的过程，实因他完全看透了在这场一仆多主的代理人战争中，俄罗斯打不起持久战；而不同主人对他这位仆人的需要程度也完全不一样。泽连斯基早就看出欧盟这位主人对他这位仆人的需要，甚至高于他这位仆人对主人的需要，而主人之间的矛盾，正好是他完成角色转换的凭藉。
在阿拉斯加特普会谈之后，泽连斯基的讲话，除了提出领土问题必须由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在乌美俄三边会谈期间进行讨论、美国同意与欧洲合作提供安全保障很重要，他再次强调，安全保障是一支强大的军队，而这只有乌克兰才能提供。欧洲可以为这支军队提供资金和武器——包括乌国产和欧洲生产的武器，以及只有美国才能提供的稀缺物资。
他看透了俄罗斯不想长期陷足于乌克兰战争泥潭，持久战需要消耗大量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人力、物力与国际支持，尤其是对人力的消耗，会成为普京的硬伤。今年6月3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自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双方军队伤亡人数累计近140万人，其中俄军约100万、乌军约40万人。报告指出，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是二战结束至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前，苏联与俄罗斯所有战争的约5倍——当然还有其他相反的统计认为乌军伤亡远比俄军惨重，但哪怕俄军伤亡人数打个对折，都会造成俄罗斯人厌战。
泽连斯基愿意让乌克兰充当欧洲的盾牌，实际上是完全拒绝俄罗斯要求乌克兰保持中立的要求，让乌克兰从此走上“以战立国”的道路。欧盟这几十年在和平主义的幻梦中，安全依靠美国，军备废弛，一场俄乌战争让欧盟各国领导人看清楚自己的实力：离开美国的提携，欧盟完全没能力保护自己。正因为看透了欧洲的虚弱与怯懦，今年2月15日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泽连斯基敢于公开表示，欧洲不能排除“美国也许在对欧洲构成威胁的问题上对欧洲说不”的可能性，他因此呼吁欧洲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部队。他强调，面对来自俄罗斯的持续威胁和美国支持的不确定性，欧洲在防务上必须“依赖自己”，只有乌克兰有一只强大的军队可以保证欧洲的安全，这一说法就是这次会议上提出来的。
本人预测：在主人们意见不一致，又没有主人敢抽身走人之时，俄乌战争是个未了局，直到其中一方疲惫倒下。
美国态度的变化是决定俄乌战争走向的关键
按照欧洲几个主要领导人的想法，俄罗斯应该无条件停火并退出乌克兰领土，如何能达到这目标他们不管，在他们看来，这是美国应该做的事情。但普京提出的停战条件，主旨一直未变。西方媒体近日披露了莫斯科方面提出的冲突解决方案：
1、乌克兰军队撤出顿巴斯地区，冻结其余前线；2、俄罗斯同意将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部分领土归还乌克兰；3、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式承认克里米亚为俄罗斯领土；4、对俄经济制裁至少部分解除；5、乌克兰被禁止加入北约；6、俄语在乌克兰获得官方语言地位。
上述内容与今年6月2日俄罗斯官方《关于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的完整备忘录摘要》没本质差别，唯一的“让步”是第二条，以前是寸土不让，现在愿意拿出领土来交换。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月17日曾表示，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细节需要由两国共同决定，并强调美国“未直接参与的战争”，美国只是充当调解人，试图在双方正式会面之前拉近双方距离。鉴于卢比奥对川普的亦步亦趋，可以说，美国自身已经由代理人战争的主要委托代理者退位，变身为“调解人”，普京的态度始终未变，和平谈判能否进一步推进，取决于乌克兰领导层及其欧洲盟友的抉择。可以说，川普态度的游移不定，例如7月中以来对俄罗斯的核武呛声，是欧盟与乌克兰不放弃的外因。
（原载《联合早报》，2025年8月22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50822-739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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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0 July 2025
《大而美法案》：撬动美国经济转型的财政杠杆
何清涟
《大而美法案》（One Big、Beautiful Bill）于7月4日通过之后，美国主流媒体除了WSJ、彭博等经济类专业媒体愿意从影响产业变动方面分析之外，《纽约时报》等竭力夸大的是弱势群体受损、左派视为至宝的绿能计划受挫、减税将让富人得利，仿佛穷人的末日已经到来。其实，由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与消费大国，美国政府通过赤字财政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对全世界影响都相当巨大，从客观中道的立场来分析这部法案，有利于认清现实。
《大而美法案》重点在哪？
这项立法标志着美国财政政策的重大转向，从奥巴马时期到拜登时期的清洁能源投资和社会保障扩张，转向延续川普第一任期内的减税、国防开支增加和移民执法强化的政策组合，大幅削减了医疗项目、食品援助和清洁能源项目的资金。
一、为了减少支出，该法案削减了医疗补助、低收入美国人的食品援助以及大学生经济援助的财政预算。
法案对社会安全网项目进行了大幅削减，特别是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未来十年将削减近1万亿美元。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估计，到2034年，该法案对医疗补助计划的修改可能导致1180万美国人失去健康保险。这一点成为美国主流媒体指责批评的重点，但仔细查看，就会发现具体措施包括：
1、为医疗补助接受者增加工作要求，比如要求无子女、无残疾的成人自2026年12月起，每月须工作至少80小时才能获得补助资格；要求受助者将一年一次的注册，改为每六个月重新注册一次，并需要提供更多收入与居住证明。2、限制各州向医疗保健提供者征税以资助该计划的能力；3、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增设新的工作要求；4、要求各州承担SNAP计划更大比例的成本。
CBO估计，SNAP的扩大工作要求将减少约320万人参与该计划。
美国自奥巴马以来，身体健康的成年人不去工作却依靠社会福利为生的人越来越多，任意扩大SNAP范围，成为社会弊端。川普此举是促使原来不工作的人去工作，对民主党维持基本盘的选举方略不利，但有利于美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因为这种号称公平的措施实则是豢养懒人，对纳税人极不公平。
减少对大学生的资助，其实是让大学生及其家庭更负责任地规划未来。美国近年来教育扩充，主要是以新马克思主义内核的进步主义教育门类，一大批不合资质的学生为了文凭，去学习这种学科，导致的结果是教育投入成本高昂、教育回报率却逐年降低，出现各种“文凭通胀”现象。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目前全美的整体失业率保持在4%左右，但是就刚刚毕业、正在求职的大学生（20-24岁拥有学士位者）而言，失业率要高得多：在截至5月份的过去12个月里为6.6%。不包括疫情期间失业率飙升的情况，这大约是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也高于一年前同期6%的水平。这些年轻毕业生的失业率与整体人口失业率之间的差距达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约35年可比分析历史中的最大值。在过去12个月中，年龄在35至44岁、拥有学士学位的人群的失业率为2.2%，高于一年前同期的1.8%。
投入了大量教育资源的毕业生，在社会上创造的价值可能并没有达到预期。拜登时期为了选票不断许诺免除大学生学贷，更鼓励了这种不负责任的借贷现象。《大而美法案》减少对学生的资助，看似无情，但却促使学生及其家庭在考虑教育的投资价值时更加理性，更加关注教育的实用性和社会效益，而不是盲目追求高学历。
二、提高债务上限，增加移民与国防支出
该法案将国家债务上限提高至 5万亿美元，消除了财政部预测可能在没有国会行动的情况下最早在8月中旬出现的市场震荡性支付违约风险。该法案将为军事国防、边境巡逻和移民执法增加数千亿美元的新支出（包括：近470亿美元用于美国南部边境墙的建设；450亿美元用于拘留中心）。
提高军事国防支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虽然仍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但从俄乌战争以来暴露的短板也非常多，比如美国军火生产供应链高度依赖外包，不少甚至来自中国。这种情况让美国智库人士开始反思美国重振国防工业的紧迫性。4月14日，彭博社发表了一篇《乌克兰战争正在耗尽美国的民主军火库》，2023年《华尔街日报》发表《西方再次认识到战争需要工业》（The U.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s Not Prepared for a Possible Conflict with China）。此外还有更详细的一些智库报告，将中美军事力量与国防工业做详细比较分析，最终让华府政圈认识到美国在国防军备上存在的一些弱点，将使自身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失去优势。2023年12月12日，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通过了近150项政策建议，以《重置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竞争的战略》(Reset, Prevent, Build: A Strategy to Win America’s Economic Competiti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为题发表。这份由两党议员共同签署的报告认为，中国开展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侵略运动”，削弱了美国公司的实力，主导了全球关键产业，并使美国在发生更广泛的军事冲突时非常脆弱，希望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重振美国国防产业。
观察人类历史，战争-战争忧惧症-各国军备竞赛-军火生产与销售（产业链）兴旺，是相继出现的现象，结果必然促使制造业兴盛。美国要想维持美国第一，国防工业的自主自给是完全必需的。增加国防支出，加大政府采购，可以重新提振美国军火工业。民主党议员全员反对《大而美法案》，更多是出于意识形态与党派斗争的需要，否则无法解释一年半以前全员通过重振国防工业的政策建议书，如今却要全员反对。
至于处置2500-3000万非移的问题，这本来就是拜登政府为了构建民主党票仓以保证该党永久执政的毁灭美国之举，川普政府如今要遣返这些非移，自然需要相应的财政支出。但是，这与拜登政府每年使用1000-2000亿资金为非移提供福利、生活费用，还得忍受大量夹杂在非移里面的罪犯对美国人生活安全造成的恶劣影响相比较，纳税人承受的痛是短暂有限的。如果象欧洲一样，被数百万难民永久性地改变，对美国来说才是不可承受之灾难。
三、受质疑的方面：未来十年的3.4万亿财政赤字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该立法将在未来十年为美国赤字增加3.4万亿美元。
川普政府声称减税和放松管制带来的经济增长，以及关税收入，将有助于抵消法案成本。减税与放松管制肯定带来经济增长，区别只是幅度大小，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计算，法案的减税措施将在四年内将通胀调整后的GDP增速提高至 4.2%至5.2%。被质疑的主要是关税收入，多位经济学家引用4月以来的关税收入163亿美元预估：关税收入难以覆盖减税成本。由于关税征收还未真正开始，更兼这是一个变数极多的动态调整过程，根据过去一个月的关税收入来确定今后的关税收入，意义不大，只能留待将来有足够的数据后建模分析。
小结：
经过多年全球化与左派政府的绿能及福利扩张，美国的经济结构从生产领域到分配都存在严重问题。《大而美法案》有如一剂猛药，有望成为撬动美国经济转型的财政杠杆。而且带来的弊端远不象美媒所指责的那样。以最受诟病的打击绿色能源一项来说，该法案通过减税、降低土地和水域使用费等措施鼓励传统能源产业，并大幅削减拜登气候法案的多项绿能补助，规定风力与太阳能计划必须在2027年底前投入劳动，方可享有《降低通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的减税优惠。论者的批评看似有理，其实完全无视拜登绿能政府的荒谬与巨大浪费，不少获得拜登巨额补贴的绿能企业，至今都未投入生产。
拜登的绿能项目之浪费，比比皆是。仅以《拜登资助的五个最糟糕的绿色能源项目》一文中，调味品企业卡夫亨氏以“减少番茄酱的碳足迹”获得美国经济与发展部（OCED）高达1.709亿美元的拨款。联邦政府支持的绿色钢铁制造克利夫兰-克利夫斯钢铁公司（Cleveland-Cliffs）以“绿色钢铁”为名获得了美国能源部高达5.75亿美元的拨款，据称在未来几年内还看不到开工的迹象； 福特汽车公司与韩国SK On集团的合资企业BlueOval SK LLC以“为福特汽车公司未来的福特和林肯电动汽车生产电池”为由，从联邦政府获得 96.3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埃克森美孚以“使用氢气替代天然气”为名获得美国经济与发展部（OCED）3.32亿美元的拨款。以上所有这些基本看不到回报，仅仅只是拜登那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府投资法案虚掷资金的九牛一毛。
任何法案的执行，需要来自政府、媒体与社会的全面监督。《大而美法案》将成为撬动美国经济转型的杠杆，但最后能有多大成效，还有赖于川普政府部门的监督执行。至于美国主流媒体对川普政府乃至其家庭成员的全方位强力监督，地球人都知道不会缺位。
（原载台湾镜周刊，2025年7月9日，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9434）
from 清涟居 http://heqinglian.net/2025/07/09/one-big-beautiful-bill/
《大而美法案》（One Big、Beautiful Bill）于7月4日通过之后，美国主流媒体除了WSJ、彭博等经济类专业媒体愿意从影响产业变动方面分析之外，《纽约时报》等竭力夸大的是弱势群体受损、左派视为至宝的绿能计划受挫、减税将让富人得利，仿佛穷人的末日已经到来。其实，由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与消费大国，美国政府通过赤字财政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对全世界影响都相当巨大，从客观中道的立场来分析这部法案，有利于认清现实。
《大而美法案》重点在哪？
这项立法标志着美国财政政策的重大转向，从奥巴马时期到拜登时期的清洁能源投资和社会保障扩张，转向延续川普第一任期内的减税、国防开支增加和移民执法强化的政策组合，大幅削减了医疗项目、食品援助和清洁能源项目的资金。
一、为了减少支出，该法案削减了医疗补助、低收入美国人的食品援助以及大学生经济援助的财政预算。
法案对社会安全网项目进行了大幅削减，特别是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未来十年将削减近1万亿美元。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估计，到2034年，该法案对医疗补助计划的修改可能导致1180万美国人失去健康保险。这一点成为美国主流媒体指责批评的重点，但仔细查看，就会发现具体措施包括：
1、为医疗补助接受者增加工作要求，比如要求无子女、无残疾的成人自2026年12月起，每月须工作至少80小时才能获得补助资格；要求受助者将一年一次的注册，改为每六个月重新注册一次，并需要提供更多收入与居住证明。2、限制各州向医疗保健提供者征税以资助该计划的能力；3、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增设新的工作要求；4、要求各州承担SNAP计划更大比例的成本。
CBO估计，SNAP的扩大工作要求将减少约320万人参与该计划。
美国自奥巴马以来，身体健康的成年人不去工作却依靠社会福利为生的人越来越多，任意扩大SNAP范围，成为社会弊端。川普此举是促使原来不工作的人去工作，对民主党维持基本盘的选举方略不利，但有利于美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因为这种号称公平的措施实则是豢养懒人，对纳税人极不公平。
减少对大学生的资助，其实是让大学生及其家庭更负责任地规划未来。美国近年来教育扩充，主要是以新马克思主义内核的进步主义教育门类，一大批不合资质的学生为了文凭，去学习这种学科，导致的结果是教育投入成本高昂、教育回报率却逐年降低，出现各种“文凭通胀”现象。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目前全美的整体失业率保持在4%左右，但是就刚刚毕业、正在求职的大学生（20-24岁拥有学士位者）而言，失业率要高得多：在截至5月份的过去12个月里为6.6%。不包括疫情期间失业率飙升的情况，这大约是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也高于一年前同期6%的水平。这些年轻毕业生的失业率与整体人口失业率之间的差距达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约35年可比分析历史中的最大值。在过去12个月中，年龄在35至44岁、拥有学士学位的人群的失业率为2.2%，高于一年前同期的1.8%。
投入了大量教育资源的毕业生，在社会上创造的价值可能并没有达到预期。拜登时期为了选票不断许诺免除大学生学贷，更鼓励了这种不负责任的借贷现象。《大而美法案》减少对学生的资助，看似无情，但却促使学生及其家庭在考虑教育的投资价值时更加理性，更加关注教育的实用性和社会效益，而不是盲目追求高学历。
二、提高债务上限，增加移民与国防支出
该法案将国家债务上限提高至 5万亿美元，消除了财政部预测可能在没有国会行动的情况下最早在8月中旬出现的市场震荡性支付违约风险。该法案将为军事国防、边境巡逻和移民执法增加数千亿美元的新支出（包括：近470亿美元用于美国南部边境墙的建设；450亿美元用于拘留中心）。
提高军事国防支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虽然仍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但从俄乌战争以来暴露的短板也非常多，比如美国军火生产供应链高度依赖外包，不少甚至来自中国。这种情况让美国智库人士开始反思美国重振国防工业的紧迫性。4月14日，彭博社发表了一篇《乌克兰战争正在耗尽美国的民主军火库》，2023年《华尔街日报》发表《西方再次认识到战争需要工业》（The U.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s Not Prepared for a Possible Conflict with China）。此外还有更详细的一些智库报告，将中美军事力量与国防工业做详细比较分析，最终让华府政圈认识到美国在国防军备上存在的一些弱点，将使自身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失去优势。2023年12月12日，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通过了近150项政策建议，以《重置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竞争的战略》(Reset, Prevent, Build: A Strategy to Win America’s Economic Competiti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为题发表。这份由两党议员共同签署的报告认为，中国开展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侵略运动”，削弱了美国公司的实力，主导了全球关键产业，并使美国在发生更广泛的军事冲突时非常脆弱，希望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重振美国国防产业。
观察人类历史，战争-战争忧惧症-各国军备竞赛-军火生产与销售（产业链）兴旺，是相继出现的现象，结果必然促使制造业兴盛。美国要想维持美国第一，国防工业的自主自给是完全必需的。增加国防支出，加大政府采购，可以重新提振美国军火工业。民主党议员全员反对《大而美法案》，更多是出于意识形态与党派斗争的需要，否则无法解释一年半以前全员通过重振国防工业的政策建议书，如今却要全员反对。
至于处置2500-3000万非移的问题，这本来就是拜登政府为了构建民主党票仓以保证该党永久执政的毁灭美国之举，川普政府如今要遣返这些非移，自然需要相应的财政支出。但是，这与拜登政府每年使用1000-2000亿资金为非移提供福利、生活费用，还得忍受大量夹杂在非移里面的罪犯对美国人生活安全造成的恶劣影响相比较，纳税人承受的痛是短暂有限的。如果象欧洲一样，被数百万难民永久性地改变，对美国来说才是不可承受之灾难。
三、受质疑的方面：未来十年的3.4万亿财政赤字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该立法将在未来十年为美国赤字增加3.4万亿美元。
川普政府声称减税和放松管制带来的经济增长，以及关税收入，将有助于抵消法案成本。减税与放松管制肯定带来经济增长，区别只是幅度大小，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计算，法案的减税措施将在四年内将通胀调整后的GDP增速提高至 4.2%至5.2%。被质疑的主要是关税收入，多位经济学家引用4月以来的关税收入163亿美元预估：关税收入难以覆盖减税成本。由于关税征收还未真正开始，更兼这是一个变数极多的动态调整过程，根据过去一个月的关税收入来确定今后的关税收入，意义不大，只能留待将来有足够的数据后建模分析。
小结：
经过多年全球化与左派政府的绿能及福利扩张，美国的经济结构从生产领域到分配都存在严重问题。《大而美法案》有如一剂猛药，有望成为撬动美国经济转型的财政杠杆。而且带来的弊端远不象美媒所指责的那样。以最受诟病的打击绿色能源一项来说，该法案通过减税、降低土地和水域使用费等措施鼓励传统能源产业，并大幅削减拜登气候法案的多项绿能补助，规定风力与太阳能计划必须在2027年底前投入劳动，方可享有《降低通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的减税优惠。论者的批评看似有理，其实完全无视拜登绿能政府的荒谬与巨大浪费，不少获得拜登巨额补贴的绿能企业，至今都未投入生产。
拜登的绿能项目之浪费，比比皆是。仅以《拜登资助的五个最糟糕的绿色能源项目》一文中，调味品企业卡夫亨氏以“减少番茄酱的碳足迹”获得美国经济与发展部（OCED）高达1.709亿美元的拨款。联邦政府支持的绿色钢铁制造克利夫兰-克利夫斯钢铁公司（Cleveland-Cliffs）以“绿色钢铁”为名获得了美国能源部高达5.75亿美元的拨款，据称在未来几年内还看不到开工的迹象； 福特汽车公司与韩国SK On集团的合资企业BlueOval SK LLC以“为福特汽车公司未来的福特和林肯电动汽车生产电池”为由，从联邦政府获得 96.3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埃克森美孚以“使用氢气替代天然气”为名获得美国经济与发展部（OCED）3.32亿美元的拨款。以上所有这些基本看不到回报，仅仅只是拜登那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府投资法案虚掷资金的九牛一毛。
任何法案的执行，需要来自政府、媒体与社会的全面监督。《大而美法案》将成为撬动美国经济转型的杠杆，但最后能有多大成效，还有赖于川普政府部门的监督执行。至于美国主流媒体对川普政府乃至其家庭成员的全方位强力监督，地球人都知道不会缺位。
（原载台湾镜周刊，2025年7月9日，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9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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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8 July 2025
美越贸易协议：孤立中国的样本
何清涟
美越初步贸易协议于7月2日宣布签订，表明川普达成了他对华关税战的部分目标：孤立中国，遏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将中国从国际供应链中排挤出去。该贸易协议中最醒目的一点是将对来自越南并被归类为转口贸易（主要来自中国）的出口商品征收40%的关税。越南得到的好处是对美国出口关税降至20%，远低于川普此前威胁施加的税率46%，美国得到的好处是越南市场对美国全面开放，而且是零关税。
越南迈出对中国战略性脱钩的第一步
川普政府用美越贸易协议的相关条款提醒东南亚国家：如果你们想在将来继续当美国的贸易伙伴的话，必须让华盛顿看到你们与中国进行战略性脱钩。有消息说，川普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推动东南亚一些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减少供应链中的中国产品含量；要求泰国政府审查外来投资，希望阻止中国企业进入该国。他们甚至向一些国家施压，要求它们考虑对半导体等技术采取出口管制措施。
目前美越贸易协议的细节尚不明确，外界暂时无法对其影响进行准确的全面评估。因为“转运产品”可能指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越南更换标签后出口美国，但也可能包括在越南制造但含有一定比例中国零部件的产品。美越贸易协议的最终影响取决于条款对此的具体界定标准，例如越南的出口产品中允许含有的中国原材料比例上限，以及具体的执行机制（海关如何量化是个技术性难题）。
美国鞋类分销商和零售商协会（FDRA）首席执行官马特·普里斯特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谈到，如果最终的条款是严格限制使用来自中国的零部件的话，美国公司就会将生产线迁出越南。如果协议过于繁琐或难以遵守，美国企业不会把其作为扩大在越南采购的机会，“它们甚至也许会回到中国，如果那里的价格更有竞争力的话。”
对出口产品中包含的中国成分进行量化限制也给当地的海关关员带来负担，他们以前从未被要求对出口商品进行如此严格的溯源审查，让人对监管效能存疑。一些国家甚至考虑为出口美国的产品建立完全不同的供应链。
北京方面正在评估美越贸易协议可能带来的冲击
在地缘政治中，东南亚国家对北京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处于中国主导全球贸易与制造业的前沿，美越贸易协议中的“转运条款”与当下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产业布局紧密相关。7月3日，中国商务部表示正在对越美贸易协议“开展评估”，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牺牲中方利益为手段达成交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对东南亚国家来说，顺从美国意愿孤立中国也是一场有风险的赌博，中国政府已展示出采取越来越富攻击性反制措施的意愿，例如抵制邻国产品，限制向邻国出口其依赖的关键矿产。
重中之重，当然是中国企业供应链面临重塑挑战。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国家布局，其实早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以前就开始了，那时的中国企业是为了寻找“成本洼地”，因为中国的土地、劳动力成本都已经相当高，越南正值改革开放，有各种优惠政策，非常欢迎中国企业投资建厂。2019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中国企业将东南亚作为投资之地，则有政府主导因素。也因此，越南对美出口的商品中，依赖中国企业运至越南的原材料加工或零部件组装，化身“越南制造”出口美国市场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在越南的中国企业也通过这种方式，或直接更换产品标签后出口美国，以此规避美国对华高额关税。越南成为对美家电、服装、鞋类产品的重镇，实际上是中国将“老三样”转移至越南的效应。
针对这一现象，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曾多次公开指责“越南是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就在今年3月底关税战开打之际， 越南提出将把对美关税降为零，想以此向白宫求饶，但纳瓦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这还不够”，对越南而言，包括倾销、货币操纵等“非关税的欺骗”才是症结所在。在这次采访中，纳瓦罗将越南称之为“共产中国的殖民地”，称美国对越南每卖出1美元商品，越南就对美国出口15美元商品，而其中约5美元是透过越南“洗产地”的中国货。美越贸易协议中列入转运条款，中国当然明白，这是将中国排挤在对美供应链的一大举措；中国更明白，协议草案中要求越南接受美国的海关数据监控、采纳更严格的“实质性转型”标准、允许美国进行突击验厂与物流链核查等，无疑将直接封堵这些企业的中转路径。
对布局越南的众多中国企业来说，20%的税率尚能承受，而40%的惩罚性关税将是“灭顶之灾”。面对此局，企业要么承担巨额关税面临倒闭，要么必须彻底重构供应链。产业链布局重构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资金，因此关税此举的影响是颠覆性的。以在越南的中国家电企业为例，美的、海尔等家电头部企业已在越南构建本地化运营，但大多企业仍依靠转运出口，其中70%-80%最终都是销往欧美市场。因此转运条款已成悬顶之剑，必须在协议敲定这一时间窗口重新审视并调整供应链。
孤立中国的条款可能只用于东南亚国家
川普称将从7月4日开始向贸易伙伴发出信函通知征收的关税税率，各国将于8月1日开始支付新关税。据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电视采访中表示，约100个国家可能面临10%的对等关税税率。被列在初始关税税率为10%的123个国家当中的大多数并未与特朗普政府进行任何谈判，英国是个例外。这些国家即使与中国有贸易来往，但不是美国要针对的目标。美国也正在努力与日本、韩国和欧盟这些重要的贸易伙伴敲定协议，但媒体均未提及协议中是否会包括类似越南这种孤立中国的条款。
美越贸易协议的签订，算是完成川普总统在其第一个任期里对华贸易战的未竟之功，那一轮贸易战，他曾强迫企业戒除对中国的依赖，而中国则采用转产东南亚邻国“洗产地”，中国制造仍然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重要位置。美越贸易协议的签订，将逼迫越南“孤立中国”，估计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会根据自身对美依赖度，不同程度地接受美国的“孤立中国”的要求，加入这场有风险的赌博，少数几个对美经济依赖极低的国家不在其列。
（原载台湾上报，2025 年7月5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34243）
from 清涟居 http://heqinglian.net/2025/07/05/usa-vienam-trade-deal/
Tuesday, 17 June 2025
美国政治报复文化大行其道
何清涟
美国政治有病，全世界也只得不正常，这是目前世界的政治生态，谁也无法否认。但美国政治病到什么程度，外界不知。作为美国左媒重要友军的英国《经济学人》，于5月19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认知衰退的不只有拜登一人，还有民主党和媒体》，总算承认包括自身在内的左派媒体有病。看了此文之后，美国人必须承认，自己被民主党狠狠耍了若干年。
媒体之病并非“认知衰退”这么简单
文内提到的事情外界其实知道很多：
“假设，我们暂且接受乔·拜登自称他的思维‘敏锐如初’的说法。那么，该如何解释新近出版的白宫回忆录中披露的细节呢？例如：
拜登从未召开过正式会议讨论是否竞选连任；
他从未直接听取自己的民调团队关于支持率低迷（或其他任何事）的汇报；
到2024年，大部分内阁部长已经无法直接见到拜登；
在白宫时，他经常下午4:30分用晚餐，5:15分左右就返回卧室；
在出访时，拜登经常跳过日常简报，却坚持每天早晨预约一名化妆师替他遮掩皱纹和老年斑。
您可能会认为，任何处在拜登位置的人都会安于接受现实——这些迹象只是年迈导致的认知衰退。但这是更加体面的评价，还有一种不那么体面的评价：虚荣、傲慢，以及无能。”
所有这些，其实美媒多年都有过登载，且不说最擅长刊登各种华府政坛秘闻的Axios，就连《华尔街日报》也忍不住在2024年大选之后，于12月19日发表《白宫在拜登掌权后如何运作》，指出拜登的助手团队是白宫的实际掌权人。
谈政治报复文化，为什么要提《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因为它太重要了，正因为社会的第四权力服务于一个政党、一个政治派别的利益，方才导致社会监督功能缺失，三权分立的制衡格局被严重破坏——这根本不是“认知衰退”这一概括就能轻松卸责的。
拜登为何大量使用“预防性特赦”？
拜登总统卸任前一个月，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签发特赦令，他的特赦将以四大特点载于史册：
一是人数庞大，离任前总共赦免了8,064人，数量堪称第一。位居第二的是1865–1869在位的总统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共赦免7,654人，但其中包括对数千名前邦联士兵的赦免。那时正值南北战争后，这种赦免是社会和解，完全不同于拜登的赦免，拜登赦免的 6,500 人是大麻犯罪者；
二是创造了最大的单日赦免，，在离任前3天的1月17日，一天内赦免2500名，数量超过除安德鲁·约翰逊之外的所有总统赦免的总数，白宫称这是美国史上单日最大规模的赦宥行动。
三是使用了美国历史上总统极少使用的“预防性赦免”（Preemptive Pardons）。拜登在卸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宣布对前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及“国会山骚乱”调查委员会成员、以及川普的强烈批评者、前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丽兹・钱尼（Liz Cheney）实行预防性赦免。拜登在一份声明中宣称，此次赦免是为了防止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对他们进行“不公正且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发布这些赦免不应被误解为承认他们参与任何不法行为，接受赦免也不应被误认为他们承认犯下任何罪行”，“我们国家对这些公务员为国家做出的不懈贡献心怀感激。”
四是空前的赦免亲属，拜登在2024年12月1日以遭到不公平对待为由宣布赦免其子亨特·拜登。1月20日在卸任前一刻宣布“预防性”赦免其多名亲属，包括其弟詹姆斯·拜登夫妇、另一位兄弟弗朗西斯·拜登、妹妹瓦莱丽·拜登·欧文斯夫妇共5人。拜登在赦免令中说，上述几人自2014年1月1日至赦免日期间可能犯下或参与的任何非暴力犯罪都获得完全和无条件赦免，在随附的一份声明中说：“我的家人遭受了无情的攻击和威胁，其动机完全是为了伤害我——这是最糟糕的党派政治。不幸的是，我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攻击会结束”，因此，“这些赦免不应被误读为这几人有任何过错，他们接受赦免也不应被误读为承认有罪”。
不过，3月17日，美国现总统川普在其 “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前总统拜登对调查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的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和其他人的赦免“无效”，且“不具有任何效力”，因为拜登用了自动签名笔而非真正亲笔签名。
拜登及民主党政客担心报复的缘由何在？
拜登与一干民主党官员担心报复不为无因。奥巴马时代开始的“司法改革”将美国司法系统大加改造，任命党派化立场特别强的人出任法官与检察官，共计334名联邦法官（总额为870名，奥巴马任命接近40%），大多是女性、非裔美国人或有色人种。”加上索罗斯资助地方检察官竞选，任命了不少进步派检察官，基本完成了司法系统的党派改造。
因为司法系统的政党化色彩，也因此，司法界各种针对川普的政治迫害大行其道，完全置司法公正于不顾。
这种迫害从2017年就开始。2007年开始为川普打理法律和商业事务曾长期担任美国总统川普私人律师的迈克尔·科恩，于2018年12月被纽约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被判3年监禁。美国联邦法官威廉·波利(William H. Pauley III)表示，科恩除了承认向国会撒谎外，还承认违反联邦竞选资金相关法律，在2016年美国选举日前夕按川普指示，安排向声称与川普有染的两名女性支付封口费，“意在影响选举结果”。除3年刑期，科亨还被判罚没50万美元、补缴近140万美元税款并就此交纳10万美元罚金。他将从2019年3月6日起自行入狱服刑。科恩案的调查为后来川普封口费案34项罪名全部成立提供了基点。
川普的经济顾问纳瓦罗及政治助理史蒂夫·班农皆因抗拒国会传票，拒不配合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对2021年1月6日事件的调查，以藐视国会罪先后入狱。
以上这些，包括子虚乌有的“通俄门调查”等，足以说明民主党政府曾对政敌川普及其团队成员施加各种政治迫害，对此，川普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希望报复批评他的人以及那些从他手中偷走2020年大选胜利的人。
川普整顿联邦机构被冠以“政治报复”
川普于2025年1月20日正式入主白宫，《纽约时报》于1月22日就刊载《川普开启报复运动：针对司法部和拜登政府官员》，开头就是：“在周一（20日）晚间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中，川普明确表明，他绝对有意寻找、并可能惩罚司法部和美国情报机构的政府官员，以“纠正过去”针对他及其支持者的“不当行为”，完全无视川普遭受过的政治迫害，称这一切是“伪装在受害者的语言之下的报复”。
自此之后，川普政府采取的所有行动几乎都被左派媒体与当事机构、当事人称之为“政治报复”，最近的川普VS哈佛，川普要求哈佛就过度左倾的DEI教学、教学人员聘用标准的意识形态整改，确实是对美国大学极左病的对症下药，但哈佛也说成是“政治报复”（并未说明引发川普报复的原因）。
成王败寇本是专制政治的特点，为竞争失败者保有体面的退出机制是民主政治的特点。但美国两党政争白热化，从2020年美国选举因民主党州大量引入邮寄选票且不验证选民身份，开启了“去民主化”这一进程，极端化政治状态下，政治报复已经成了美国政治常态。
（原载台湾镜报网，2025年6月3日，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4523）
from 清涟居 http://heqinglian.net/2025/06/03/american-political-revenge-culture-is-prevalent/
美国政治有病，全世界也只得不正常，这是目前世界的政治生态，谁也无法否认。但美国政治病到什么程度，外界不知。作为美国左媒重要友军的英国《经济学人》，于5月19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认知衰退的不只有拜登一人，还有民主党和媒体》，总算承认包括自身在内的左派媒体有病。看了此文之后，美国人必须承认，自己被民主党狠狠耍了若干年。
媒体之病并非“认知衰退”这么简单
文内提到的事情外界其实知道很多：
“假设，我们暂且接受乔·拜登自称他的思维‘敏锐如初’的说法。那么，该如何解释新近出版的白宫回忆录中披露的细节呢？例如：
拜登从未召开过正式会议讨论是否竞选连任；
他从未直接听取自己的民调团队关于支持率低迷（或其他任何事）的汇报；
到2024年，大部分内阁部长已经无法直接见到拜登；
在白宫时，他经常下午4:30分用晚餐，5:15分左右就返回卧室；
在出访时，拜登经常跳过日常简报，却坚持每天早晨预约一名化妆师替他遮掩皱纹和老年斑。
您可能会认为，任何处在拜登位置的人都会安于接受现实——这些迹象只是年迈导致的认知衰退。但这是更加体面的评价，还有一种不那么体面的评价：虚荣、傲慢，以及无能。”
所有这些，其实美媒多年都有过登载，且不说最擅长刊登各种华府政坛秘闻的Axios，就连《华尔街日报》也忍不住在2024年大选之后，于12月19日发表《白宫在拜登掌权后如何运作》，指出拜登的助手团队是白宫的实际掌权人。
谈政治报复文化，为什么要提《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因为它太重要了，正因为社会的第四权力服务于一个政党、一个政治派别的利益，方才导致社会监督功能缺失，三权分立的制衡格局被严重破坏——这根本不是“认知衰退”这一概括就能轻松卸责的。
拜登为何大量使用“预防性特赦”？
拜登总统卸任前一个月，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签发特赦令，他的特赦将以四大特点载于史册：
一是人数庞大，离任前总共赦免了8,064人，数量堪称第一。位居第二的是1865–1869在位的总统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共赦免7,654人，但其中包括对数千名前邦联士兵的赦免。那时正值南北战争后，这种赦免是社会和解，完全不同于拜登的赦免，拜登赦免的 6,500 人是大麻犯罪者；
二是创造了最大的单日赦免，，在离任前3天的1月17日，一天内赦免2500名，数量超过除安德鲁·约翰逊之外的所有总统赦免的总数，白宫称这是美国史上单日最大规模的赦宥行动。
三是使用了美国历史上总统极少使用的“预防性赦免”（Preemptive Pardons）。拜登在卸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宣布对前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及“国会山骚乱”调查委员会成员、以及川普的强烈批评者、前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丽兹・钱尼（Liz Cheney）实行预防性赦免。拜登在一份声明中宣称，此次赦免是为了防止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对他们进行“不公正且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发布这些赦免不应被误解为承认他们参与任何不法行为，接受赦免也不应被误认为他们承认犯下任何罪行”，“我们国家对这些公务员为国家做出的不懈贡献心怀感激。”
四是空前的赦免亲属，拜登在2024年12月1日以遭到不公平对待为由宣布赦免其子亨特·拜登。1月20日在卸任前一刻宣布“预防性”赦免其多名亲属，包括其弟詹姆斯·拜登夫妇、另一位兄弟弗朗西斯·拜登、妹妹瓦莱丽·拜登·欧文斯夫妇共5人。拜登在赦免令中说，上述几人自2014年1月1日至赦免日期间可能犯下或参与的任何非暴力犯罪都获得完全和无条件赦免，在随附的一份声明中说：“我的家人遭受了无情的攻击和威胁，其动机完全是为了伤害我——这是最糟糕的党派政治。不幸的是，我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攻击会结束”，因此，“这些赦免不应被误读为这几人有任何过错，他们接受赦免也不应被误读为承认有罪”。
不过，3月17日，美国现总统川普在其 “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前总统拜登对调查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的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和其他人的赦免“无效”，且“不具有任何效力”，因为拜登用了自动签名笔而非真正亲笔签名。
拜登及民主党政客担心报复的缘由何在？
拜登与一干民主党官员担心报复不为无因。奥巴马时代开始的“司法改革”将美国司法系统大加改造，任命党派化立场特别强的人出任法官与检察官，共计334名联邦法官（总额为870名，奥巴马任命接近40%），大多是女性、非裔美国人或有色人种。”加上索罗斯资助地方检察官竞选，任命了不少进步派检察官，基本完成了司法系统的党派改造。
因为司法系统的政党化色彩，也因此，司法界各种针对川普的政治迫害大行其道，完全置司法公正于不顾。
这种迫害从2017年就开始。2007年开始为川普打理法律和商业事务曾长期担任美国总统川普私人律师的迈克尔·科恩，于2018年12月被纽约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被判3年监禁。美国联邦法官威廉·波利(William H. Pauley III)表示，科恩除了承认向国会撒谎外，还承认违反联邦竞选资金相关法律，在2016年美国选举日前夕按川普指示，安排向声称与川普有染的两名女性支付封口费，“意在影响选举结果”。除3年刑期，科亨还被判罚没50万美元、补缴近140万美元税款并就此交纳10万美元罚金。他将从2019年3月6日起自行入狱服刑。科恩案的调查为后来川普封口费案34项罪名全部成立提供了基点。
川普的经济顾问纳瓦罗及政治助理史蒂夫·班农皆因抗拒国会传票，拒不配合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对2021年1月6日事件的调查，以藐视国会罪先后入狱。
以上这些，包括子虚乌有的“通俄门调查”等，足以说明民主党政府曾对政敌川普及其团队成员施加各种政治迫害，对此，川普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希望报复批评他的人以及那些从他手中偷走2020年大选胜利的人。
川普整顿联邦机构被冠以“政治报复”
川普于2025年1月20日正式入主白宫，《纽约时报》于1月22日就刊载《川普开启报复运动：针对司法部和拜登政府官员》，开头就是：“在周一（20日）晚间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中，川普明确表明，他绝对有意寻找、并可能惩罚司法部和美国情报机构的政府官员，以“纠正过去”针对他及其支持者的“不当行为”，完全无视川普遭受过的政治迫害，称这一切是“伪装在受害者的语言之下的报复”。
自此之后，川普政府采取的所有行动几乎都被左派媒体与当事机构、当事人称之为“政治报复”，最近的川普VS哈佛，川普要求哈佛就过度左倾的DEI教学、教学人员聘用标准的意识形态整改，确实是对美国大学极左病的对症下药，但哈佛也说成是“政治报复”（并未说明引发川普报复的原因）。
成王败寇本是专制政治的特点，为竞争失败者保有体面的退出机制是民主政治的特点。但美国两党政争白热化，从2020年美国选举因民主党州大量引入邮寄选票且不验证选民身份，开启了“去民主化”这一进程，极端化政治状态下，政治报复已经成了美国政治常态。
（原载台湾镜报网，2025年6月3日，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4523）
from 清涟居 http://heqinglian.net/2025/06/03/american-political-revenge-culture-is-prevalent/
Thursday, 10 April 2025
何清涟：美中关税战 “中国+1”策略走到尽头
来源:
上报
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战打到如今，只要有点眼力，就明白所谓“全面对等关税”的核心打击对象是中国，针对东盟10国尤其是越南等征收重税，只是“剪裙边”孤立中国的策略。美国之所以会采用这一策略，应该是接受了2019年贸易战的教训，当时美国对华贸易战采取的策略是直击中心，但中国采取“china
+1”（中国+1）策略，从容将产业链转移至其他国家，在让出部分利润的同时成功止损，当然也带动了被选成“1”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在川普2025关税战步步紧逼之下，这个“中国+1”策略已经走到尽头。
2025对华关税战，对东盟诸国“剪裙边”
川普1.0贸易战中，中国之所以受伤甚微，只因采取了以拖待变之策，在等待2020年大选这段时期，中国将低中端产业如服装、鞋类及旅游用品及部分低端电子产品的生产链转移至东盟国家，东南亚尤其是越南与柬埔寨，以及当时颇受川普青睐的“近岸外包”（Nearshoring）目标国墨西哥。川普于4月2日下午宣布，将对150多个国家实施“对等关税”政策，在此次“对等关税”名单中，东盟几个国家成为加征关税最高的国家，这是因为东盟诸国是中国+1战略的主要目标地。
截至2023年底，中国在东盟的ODI存量达到1756.2亿美元，占总存量的5.9%，以及亚洲投资存量的8.7%。到2023年底，中国已在东盟设立了超过7400家直接投资企业，雇佣了超过72万名外国员工。其中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三国是承接中国产业链转移的重点国，不仅让本国经济获得增长动力，还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国。
柬埔寨成为被加征关税幅度最高的国家，高达49%，高于邻国老挝（47%）和越南（46%），原因很简单，柬埔寨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中国。2014年，中国（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投资占柬埔寨外资比重为55%，2023年已上升至90%。截至2022年底，中国企业累计对柬各类投资额超过100亿美元；2024年，中国继续稳居柬埔寨最大的投资来源国，投资额达34.5亿美元，占当年柬埔寨总投资额69亿美元的50%。2024年，中国从柬埔寨获顺差128.38亿美元，柬埔寨从美国获贸易顺差达123亿美元（同年柬美双边贸易总额为130亿美元），柬埔寨对美主要出口商品包括服装、鞋类、旅行用品和半导体设备，而美国对柬主要出口商品则为汽车和机械设备。
越南是东盟国家中加关税第三高的国家，加征46%，直接原因是2024年越南从美国获得顺差1230亿美元，实质原因是中越经济合作关系太密切，中国连续20多年保持越南最大交易伙伴地位。2024年，越中双边贸易额突破2600亿美元大关，中国从越南获得顺差631.28亿美元。中国也是越南最主要的投资大国，居第四位。截至2023年年底，中方对越直接投资存量278.18亿美元。越南中国商会现有会员4000多家，中国对越南投资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房地产和电力生产等领域，深度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近年中国与墨西哥经贸关系密切。2024年，中国从墨西哥的贸易中获得710.37亿美元，墨西哥从对美贸易中获得顺差1720亿美元。墨西哥当年被川普选为“近岸外包”的首选国，因此也成为China+1的重要目标国。根据“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中国问题学术网路”的资料，2022-2024年，中国公司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每年都超过20亿美元。与十年前相比，这一数字大约翻了一番。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去年曾一度准备在墨西哥建造第一家工厂，这个预计能创造1万个就业岗位、耗资约6亿美元的项目在川普重返白宫之后暂停。现在，一度热络的中墨经贸关系已经冷却，双方都在后退。
这轮对东盟、墨西哥加征关税的“剪裙边”策略，确实对中国形成了真正的打击，让中国在2019年之后实施China+1策略失效，在这些国家投资的中企只能自求多福了。
中美贸易结构的互补曾是美国推动全球化的目的
川普发动关税战主要是两个目标，一是弥补贸易逆差以舒缓本国财政困难，二是制造业回归。制造业回归是个需要详细解说的问题，仅有政府愿望是不行的，我将在另一篇里专谈这问题。本篇分析川普关税战能否顺利达成第一个目标：消除贸易逆差。
中国号称“亚马逊式”的世界工厂，什么都能生产。中国生产，美国消费。2019年以来，中国采取china+1的模式之后，总体上没改变中美互补的贸易结构，以2024年中美两国贸易主要门类为例：
根据统计，2024年全年，中美贸易额为6882.8亿美元，同比增长3.7%。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5246.56亿美元，增长4.9%；中国自美国进口1636.24亿美元，下降0.1%。
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产品集中在机械电子类产品，占出口总额的41.45%，其中，智慧手机、笔记型电脑和通讯／音像设备及零部件是主要出口商品。此外，纺织鞋服类产品占出口总额的12.55%，家俱／玩具／运动杂项制品占12.31%，共同构成中国对美出口的三大支柱。
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结构则以高科技和资源类产品为主。机械电子类产品居首位，占进口总额的23.17%，其中积体电路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及零部件是关键组成部分。
中美两国贸易结构各自与本国经济同构，中国对美出口的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家俱、玩具和纺织品，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依赖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和成熟的供应链体系。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更多集中于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例如飞机、半导体、医疗设备，以及大豆和家禽等农产品。
这种产品结构的差异揭示了两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承担的角色不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生产消费品，美国则凭借技术创新和高附加值产业占据优势。这也是在1990-2012年这长达20多年的时期内，美中两国对两国经济结构互补互利极度满意的原因。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2007年甚至创造出“中美国（Chimerica）”一词（其它译名：中美共同体、中华美利坚、中美联合体、中美经济联合体）来形容这种状态，并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成为流行词。
美国关税战的目的能否达到？
然而，这种贸易模式也导致了显著的贸易失衡。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即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价值远超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总额，这种巨额贸易逆差引起美国的注意，但直到川普1.0时才开始认真对待，并成为2019年中美贸易战的重要原因。
但这种源自两国经济结构的贸易失衡，在两国经济结构均无根本性的调整之前无法消失。自2019年至2025年1月川普上任之前，美国对中国的各种经济制裁不断，关税实际上也比2019年贸易战之前高了25%，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却呈现如下趋势：2018年3233.3亿美元，2019年2959.6亿美元，2020年3,169亿美元，2021年3965.8亿美元，2022年一度急降至1,977亿美元，2023年迅速升为3361.3亿美元，2024年高达3610.32亿美元。
美国此次推出的“对等关税”政策，部分目的在于通过提高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削减对华贸易赤字，鼓励消费者转向购买美国本土产品。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出口美国的各种产品，美国早就不生产。因此，批评者指出，关税未必能有效缩小贸易差距，反而可能推高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并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干扰。
4月7日，川普宣布，如果中国到9日不取消中方为对等而对美国商品加征的34%关税，将宣布对中国再加征50%，总共高达104%，此决定于4月9日开始实行，据华尔街日报测算，如果迭加在此前已实施的关税，美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总税率将达到近125%。这意味着中美经济硬脱钩将成现实，中美建交几十年，不断拓展的合作领域，今后就只剩下外交关系了。
川普的MAGA，从大方向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从政策层面来说失之操切。目前，他的关税政策正遭到华尔街与美国商界（包括中小企业）的强烈反对，连马斯克也在其中，反对的理由很充足，“川普式衰退”（the Trump recession）一词已经频繁出现在美国媒体及经济评论中。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504/%E4%BD%95%E6%B8%85%E6%B6%9F%EF%BC%9A%E7%BE%8E%E4%B8%AD%E5%85%B3%E7%A8%8E%E6%88%98%7C%E2%80%9C%E4%B8%AD%E5%9B%BD1%E2%80%9D%E7%AD%96%E7%95%A5%E8%B5%B0%E5%88%B0%E5%B0%BD%E5%A4%B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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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战打到如今，只要有点眼力，就明白所谓“全面对等关税”的核心打击对象是中国，针对东盟10国尤其是越南等征收重税，只是“剪裙边”孤立中国的策略。美国之所以会采用这一策略，应该是接受了2019年贸易战的教训，当时美国对华贸易战采取的策略是直击中心，但中国采取“china
+1”（中国+1）策略，从容将产业链转移至其他国家，在让出部分利润的同时成功止损，当然也带动了被选成“1”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在川普2025关税战步步紧逼之下，这个“中国+1”策略已经走到尽头。
2025对华关税战，对东盟诸国“剪裙边”
川普1.0贸易战中，中国之所以受伤甚微，只因采取了以拖待变之策，在等待2020年大选这段时期，中国将低中端产业如服装、鞋类及旅游用品及部分低端电子产品的生产链转移至东盟国家，东南亚尤其是越南与柬埔寨，以及当时颇受川普青睐的“近岸外包”（Nearshoring）目标国墨西哥。川普于4月2日下午宣布，将对150多个国家实施“对等关税”政策，在此次“对等关税”名单中，东盟几个国家成为加征关税最高的国家，这是因为东盟诸国是中国+1战略的主要目标地。
截至2023年底，中国在东盟的ODI存量达到1756.2亿美元，占总存量的5.9%，以及亚洲投资存量的8.7%。到2023年底，中国已在东盟设立了超过7400家直接投资企业，雇佣了超过72万名外国员工。其中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三国是承接中国产业链转移的重点国，不仅让本国经济获得增长动力，还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国。
柬埔寨成为被加征关税幅度最高的国家，高达49%，高于邻国老挝（47%）和越南（46%），原因很简单，柬埔寨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中国。2014年，中国（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投资占柬埔寨外资比重为55%，2023年已上升至90%。截至2022年底，中国企业累计对柬各类投资额超过100亿美元；2024年，中国继续稳居柬埔寨最大的投资来源国，投资额达34.5亿美元，占当年柬埔寨总投资额69亿美元的50%。2024年，中国从柬埔寨获顺差128.38亿美元，柬埔寨从美国获贸易顺差达123亿美元（同年柬美双边贸易总额为130亿美元），柬埔寨对美主要出口商品包括服装、鞋类、旅行用品和半导体设备，而美国对柬主要出口商品则为汽车和机械设备。
越南是东盟国家中加关税第三高的国家，加征46%，直接原因是2024年越南从美国获得顺差1230亿美元，实质原因是中越经济合作关系太密切，中国连续20多年保持越南最大交易伙伴地位。2024年，越中双边贸易额突破2600亿美元大关，中国从越南获得顺差631.28亿美元。中国也是越南最主要的投资大国，居第四位。截至2023年年底，中方对越直接投资存量278.18亿美元。越南中国商会现有会员4000多家，中国对越南投资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房地产和电力生产等领域，深度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近年中国与墨西哥经贸关系密切。2024年，中国从墨西哥的贸易中获得710.37亿美元，墨西哥从对美贸易中获得顺差1720亿美元。墨西哥当年被川普选为“近岸外包”的首选国，因此也成为China+1的重要目标国。根据“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中国问题学术网路”的资料，2022-2024年，中国公司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每年都超过20亿美元。与十年前相比，这一数字大约翻了一番。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去年曾一度准备在墨西哥建造第一家工厂，这个预计能创造1万个就业岗位、耗资约6亿美元的项目在川普重返白宫之后暂停。现在，一度热络的中墨经贸关系已经冷却，双方都在后退。
这轮对东盟、墨西哥加征关税的“剪裙边”策略，确实对中国形成了真正的打击，让中国在2019年之后实施China+1策略失效，在这些国家投资的中企只能自求多福了。
中美贸易结构的互补曾是美国推动全球化的目的
川普发动关税战主要是两个目标，一是弥补贸易逆差以舒缓本国财政困难，二是制造业回归。制造业回归是个需要详细解说的问题，仅有政府愿望是不行的，我将在另一篇里专谈这问题。本篇分析川普关税战能否顺利达成第一个目标：消除贸易逆差。
中国号称“亚马逊式”的世界工厂，什么都能生产。中国生产，美国消费。2019年以来，中国采取china+1的模式之后，总体上没改变中美互补的贸易结构，以2024年中美两国贸易主要门类为例：
根据统计，2024年全年，中美贸易额为6882.8亿美元，同比增长3.7%。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5246.56亿美元，增长4.9%；中国自美国进口1636.24亿美元，下降0.1%。
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产品集中在机械电子类产品，占出口总额的41.45%，其中，智慧手机、笔记型电脑和通讯／音像设备及零部件是主要出口商品。此外，纺织鞋服类产品占出口总额的12.55%，家俱／玩具／运动杂项制品占12.31%，共同构成中国对美出口的三大支柱。
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结构则以高科技和资源类产品为主。机械电子类产品居首位，占进口总额的23.17%，其中积体电路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及零部件是关键组成部分。
中美两国贸易结构各自与本国经济同构，中国对美出口的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家俱、玩具和纺织品，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依赖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和成熟的供应链体系。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更多集中于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例如飞机、半导体、医疗设备，以及大豆和家禽等农产品。
这种产品结构的差异揭示了两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承担的角色不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生产消费品，美国则凭借技术创新和高附加值产业占据优势。这也是在1990-2012年这长达20多年的时期内，美中两国对两国经济结构互补互利极度满意的原因。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2007年甚至创造出“中美国（Chimerica）”一词（其它译名：中美共同体、中华美利坚、中美联合体、中美经济联合体）来形容这种状态，并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成为流行词。
美国关税战的目的能否达到？
然而，这种贸易模式也导致了显著的贸易失衡。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即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价值远超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总额，这种巨额贸易逆差引起美国的注意，但直到川普1.0时才开始认真对待，并成为2019年中美贸易战的重要原因。
但这种源自两国经济结构的贸易失衡，在两国经济结构均无根本性的调整之前无法消失。自2019年至2025年1月川普上任之前，美国对中国的各种经济制裁不断，关税实际上也比2019年贸易战之前高了25%，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却呈现如下趋势：2018年3233.3亿美元，2019年2959.6亿美元，2020年3,169亿美元，2021年3965.8亿美元，2022年一度急降至1,977亿美元，2023年迅速升为3361.3亿美元，2024年高达3610.32亿美元。
美国此次推出的“对等关税”政策，部分目的在于通过提高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削减对华贸易赤字，鼓励消费者转向购买美国本土产品。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出口美国的各种产品，美国早就不生产。因此，批评者指出，关税未必能有效缩小贸易差距，反而可能推高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并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干扰。
4月7日，川普宣布，如果中国到9日不取消中方为对等而对美国商品加征的34%关税，将宣布对中国再加征50%，总共高达104%，此决定于4月9日开始实行，据华尔街日报测算，如果迭加在此前已实施的关税，美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总税率将达到近125%。这意味着中美经济硬脱钩将成现实，中美建交几十年，不断拓展的合作领域，今后就只剩下外交关系了。
川普的MAGA，从大方向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从政策层面来说失之操切。目前，他的关税政策正遭到华尔街与美国商界（包括中小企业）的强烈反对，连马斯克也在其中，反对的理由很充足，“川普式衰退”（the Trump recession）一词已经频繁出现在美国媒体及经济评论中。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504/%E4%BD%95%E6%B8%85%E6%B6%9F%EF%BC%9A%E7%BE%8E%E4%B8%AD%E5%85%B3%E7%A8%8E%E6%88%98%7C%E2%80%9C%E4%B8%AD%E5%9B%BD1%E2%80%9D%E7%AD%96%E7%95%A5%E8%B5%B0%E5%88%B0%E5%B0%BD%E5%A4%B4.html
Saturday, 28 December 2024
何清涟：中国经济2025——摸着石头过河
来源:
自由亚洲
每逢年终，预测次年中国经济增速及大势是中外经济界热衷之事。但今年不同，尽管中国政府、IMF等仍然在预测，但中国民间声音却因当局整肃首席经济学家事件而消声，不再“妄议”中国经济。但凡对中国经济稍有研究的人都明白，影响中国经济的两件大事正在同时发生，一是中国政府正在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希望阻止经济下滑，国际社会称之为螺旋式通缩（这名词是否噱头待议）。二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风雷之势表达的将向中国以及墨西哥（中国转口贸易的重镇）加征高关税，这两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导致2025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极不确定，注定要“摸着石头过河”，目前显露的有三块河中巨石：
中美科技战的2025将蔓延燃烧
中美两国围绕数字技术展开激烈竞争。路透社这么概括这场竞争：成为云服务基地的是数据中心。半导体芯片就是数据的“化身”。这里存在世界各国展开激烈争夺的半导体竞争的本质。因为即使无法捕获虚拟空间中无形的数据，如果利用存在于物理空间中的半导体，就可以对贸易实施管理，对工厂加以控制。
中国为了应对与美国的竞争，正在亚洲增强数据处理能力。截至2021年的估算显示，中国的服务器机房的面积达到170万平方米，2022年2月，中国政府启动了建设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国家项目“东数西算”工程。计划推动北京、上海和广东等东部地区的数据中心分散到甘肃、内蒙古、贵州和宁夏等各地，据说这些远离沿海地区的“老少边穷”地区在军事上更容易防守。
日经新闻称，无论是美国的五大科技企业GAFAM（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和微软）的服务，还是中国推进的“东数西算”工程，如果没有先进的半导体都无法实现。也不可能开发出尖端的AI。正因如此，世界各国才将半导体定位为战略物资，竭尽全力在国家层面加以管理。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半导体产品和技术流向中国，建立了很高的出口管制壁垒。如流水般源源不断注入补贴的不仅仅是美国。还有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EU）各国，还有英国和印度，以及以新加坡为首的东盟（ASEAN）各国。台湾、韩国和日本想要实现的目标也都相同，各国和地区之间还存在微妙的竞争关系。但有个趋势是明显的：当芯片生产被列为政府管制的战略特质时，企业渐渐失去自由度。
据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与Bernstein的数据显示，在当前的中美芯片战中，美国在最尖端技术方面明显占据上风。但在成熟制程芯片赛道，中国可能正在获得优势。鉴于美国国内认为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即对有限数量的先进技术实施严格限制不太成功，特朗普政府在芯片战上极有可能改变政策，因此，中美科技战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得看特朗普1月20日正式就职之后推出什么政策。
中国制造业的瓶颈问题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的2024报告显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全球占比将上升至45%，西方发达国家加起来为38%。
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之后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对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电力装备这三个领域、曾被《中国制造2025》计划列为重点的10个尖端行业进行投资，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从“投资+住房+出口”驱动转变为“内需+制造业+碳中和驱动”，这个长期的结构转型中不少劳密型企业死亡，结构性失业不可避免。但中国方面还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目前只是制造业大国，并非制造业强国，正处在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不少短板需要克服。
据中国工程院对26类制造业主要产业存在短板的分析，中国当前产业基础的薄弱环节聚焦于“五基”：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制造工艺和装备、基础工业软件、基础检测检验设备和平台（五基）。造成这种进口依赖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基础研究和产业共性研究投入限制、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发展不均衡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等。
另一个需要克服的短板则是制造业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仍然较低。2020年，中国制造业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占比仅为3.55%，远低于德国的23.2%和欧盟的14.2%。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分析，到2025年，智能制造领域将需要900万人才，而人才缺口预计将达到450万。
这两大短板要克服，并非一朝一夕，还有重要的国际环境因素起作用。
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将成为“技术创新”？
特朗普的MAGA大业，最关键的一环就是重振美国制造业，向中国与墨西哥加征关税，就是要逼迫制造业流向美国本土。自奥巴马时代起，美国历届政府都把制造业回归本土作为其经济政策的关键部分。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再工业化”计划，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归美国”计划，以及拜登政府的“制造业复兴政策”，虽然在策略和措施上各有侧重，但其根本目标一致，振兴美国制造业。
拜登政府大量启动基础设施投资，2021年中之后美国制造业建筑经历了快速上升，并在2022年3月历史性地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增速在2023年二季度达到峰值。通常来说，建筑投资的高峰期之后会迎来设备投资的高峰期，然而美国的工业设备投资增长并没有跟上建筑投资快速增长的步伐。但202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建筑投资增速有所放缓。设备投资的表现显得不温不火，与建筑投资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这些迹象反映出美国“制造业回流”可能并没有按预期顺利展开，美国国内的设备投资是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缩写为ITIF）今年9月曾为国会撰写一份长报告，标题为《中国正迅速成为先进产业的领先创新者》（China Is Rapidly Becoming a Leading Innovator in Advanced Industries），该报告指出，尽管中国尚未取得总体领先，但在某些领域已经领先，而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国企业很可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赶上或超过西方企业。而美国关注中国问题的政策专家中，绝大部分来自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背景，而非技术经济背景。因此，这些担忧会给叙事和议程带来影响。例如，限制中国进口的主导论点几乎总是关于安全，而不是保护美国的技术经济能力。
该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权威人士、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将气候变化和减少不平等——而不是中国——视为当今的生存挑战。此外，即使是那些认识到中国威胁的人，也会默认加倍支持资本主义和美国制度。我们需要明白，这个体系未能应对中国挑战。现在是时候接受现实了，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的创新体系虽然并不完美，但比美国以前所理解的要强大得多，其中有很多方面值得美国效仿。”
报告撰写者指出，为了实施这些政策，美国应该采取适合当前生存竞争的“国家实力资本主义”。政府必须确定对国家实力至关重要的关键领域，并进行充分投资以赢得技术经济战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应该创建五个工业研究机构、一个“竞争力高级研究计划局”和一个工业发展银行；将研究和实验税收抵免增加三倍；并为资本设备提供为期七年的折扣期。
这个报告发表在9月，有些看法很有见地。民主党政府如果继续当政，不大可能放弃气候教；但特朗普政府2.0会接受，只是巨额债务会影响政府的投入规模与时间。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判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流向，上述三块石头都有影响，但现在没有一块的影响力可以确定。而中国政府能够主动做的，就是尽力克服自身的短板。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12/%E4%BD%95%E6%B8%85%E6%B6%9F%EF%BC%9A%E4%B8%AD%E5%9B%BD%E7%BB%8F%E6%B5%8E2025%E2%80%94%E2%80%94%E6%91%B8%E7%9D%80%E7%9F%B3%E5%A4%B4%E8%BF%87%E6%B2%B3.html
自由亚洲
每逢年终，预测次年中国经济增速及大势是中外经济界热衷之事。但今年不同，尽管中国政府、IMF等仍然在预测，但中国民间声音却因当局整肃首席经济学家事件而消声，不再“妄议”中国经济。但凡对中国经济稍有研究的人都明白，影响中国经济的两件大事正在同时发生，一是中国政府正在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希望阻止经济下滑，国际社会称之为螺旋式通缩（这名词是否噱头待议）。二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风雷之势表达的将向中国以及墨西哥（中国转口贸易的重镇）加征高关税，这两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导致2025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极不确定，注定要“摸着石头过河”，目前显露的有三块河中巨石：
中美科技战的2025将蔓延燃烧
中美两国围绕数字技术展开激烈竞争。路透社这么概括这场竞争：成为云服务基地的是数据中心。半导体芯片就是数据的“化身”。这里存在世界各国展开激烈争夺的半导体竞争的本质。因为即使无法捕获虚拟空间中无形的数据，如果利用存在于物理空间中的半导体，就可以对贸易实施管理，对工厂加以控制。
中国为了应对与美国的竞争，正在亚洲增强数据处理能力。截至2021年的估算显示，中国的服务器机房的面积达到170万平方米，2022年2月，中国政府启动了建设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国家项目“东数西算”工程。计划推动北京、上海和广东等东部地区的数据中心分散到甘肃、内蒙古、贵州和宁夏等各地，据说这些远离沿海地区的“老少边穷”地区在军事上更容易防守。
日经新闻称，无论是美国的五大科技企业GAFAM（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和微软）的服务，还是中国推进的“东数西算”工程，如果没有先进的半导体都无法实现。也不可能开发出尖端的AI。正因如此，世界各国才将半导体定位为战略物资，竭尽全力在国家层面加以管理。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半导体产品和技术流向中国，建立了很高的出口管制壁垒。如流水般源源不断注入补贴的不仅仅是美国。还有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EU）各国，还有英国和印度，以及以新加坡为首的东盟（ASEAN）各国。台湾、韩国和日本想要实现的目标也都相同，各国和地区之间还存在微妙的竞争关系。但有个趋势是明显的：当芯片生产被列为政府管制的战略特质时，企业渐渐失去自由度。
据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与Bernstein的数据显示，在当前的中美芯片战中，美国在最尖端技术方面明显占据上风。但在成熟制程芯片赛道，中国可能正在获得优势。鉴于美国国内认为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即对有限数量的先进技术实施严格限制不太成功，特朗普政府在芯片战上极有可能改变政策，因此，中美科技战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得看特朗普1月20日正式就职之后推出什么政策。
中国制造业的瓶颈问题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的2024报告显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全球占比将上升至45%，西方发达国家加起来为38%。
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之后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对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电力装备这三个领域、曾被《中国制造2025》计划列为重点的10个尖端行业进行投资，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从“投资+住房+出口”驱动转变为“内需+制造业+碳中和驱动”，这个长期的结构转型中不少劳密型企业死亡，结构性失业不可避免。但中国方面还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目前只是制造业大国，并非制造业强国，正处在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不少短板需要克服。
据中国工程院对26类制造业主要产业存在短板的分析，中国当前产业基础的薄弱环节聚焦于“五基”：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制造工艺和装备、基础工业软件、基础检测检验设备和平台（五基）。造成这种进口依赖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基础研究和产业共性研究投入限制、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发展不均衡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等。
另一个需要克服的短板则是制造业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仍然较低。2020年，中国制造业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占比仅为3.55%，远低于德国的23.2%和欧盟的14.2%。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分析，到2025年，智能制造领域将需要900万人才，而人才缺口预计将达到450万。
这两大短板要克服，并非一朝一夕，还有重要的国际环境因素起作用。
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将成为“技术创新”？
特朗普的MAGA大业，最关键的一环就是重振美国制造业，向中国与墨西哥加征关税，就是要逼迫制造业流向美国本土。自奥巴马时代起，美国历届政府都把制造业回归本土作为其经济政策的关键部分。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再工业化”计划，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归美国”计划，以及拜登政府的“制造业复兴政策”，虽然在策略和措施上各有侧重，但其根本目标一致，振兴美国制造业。
拜登政府大量启动基础设施投资，2021年中之后美国制造业建筑经历了快速上升，并在2022年3月历史性地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增速在2023年二季度达到峰值。通常来说，建筑投资的高峰期之后会迎来设备投资的高峰期，然而美国的工业设备投资增长并没有跟上建筑投资快速增长的步伐。但202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建筑投资增速有所放缓。设备投资的表现显得不温不火，与建筑投资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这些迹象反映出美国“制造业回流”可能并没有按预期顺利展开，美国国内的设备投资是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缩写为ITIF）今年9月曾为国会撰写一份长报告，标题为《中国正迅速成为先进产业的领先创新者》（China Is Rapidly Becoming a Leading Innovator in Advanced Industries），该报告指出，尽管中国尚未取得总体领先，但在某些领域已经领先，而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国企业很可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赶上或超过西方企业。而美国关注中国问题的政策专家中，绝大部分来自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背景，而非技术经济背景。因此，这些担忧会给叙事和议程带来影响。例如，限制中国进口的主导论点几乎总是关于安全，而不是保护美国的技术经济能力。
该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权威人士、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将气候变化和减少不平等——而不是中国——视为当今的生存挑战。此外，即使是那些认识到中国威胁的人，也会默认加倍支持资本主义和美国制度。我们需要明白，这个体系未能应对中国挑战。现在是时候接受现实了，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的创新体系虽然并不完美，但比美国以前所理解的要强大得多，其中有很多方面值得美国效仿。”
报告撰写者指出，为了实施这些政策，美国应该采取适合当前生存竞争的“国家实力资本主义”。政府必须确定对国家实力至关重要的关键领域，并进行充分投资以赢得技术经济战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应该创建五个工业研究机构、一个“竞争力高级研究计划局”和一个工业发展银行；将研究和实验税收抵免增加三倍；并为资本设备提供为期七年的折扣期。
这个报告发表在9月，有些看法很有见地。民主党政府如果继续当政，不大可能放弃气候教；但特朗普政府2.0会接受，只是巨额债务会影响政府的投入规模与时间。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判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流向，上述三块石头都有影响，但现在没有一块的影响力可以确定。而中国政府能够主动做的，就是尽力克服自身的短板。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12/%E4%BD%95%E6%B8%85%E6%B6%9F%EF%BC%9A%E4%B8%AD%E5%9B%BD%E7%BB%8F%E6%B5%8E2025%E2%80%94%E2%80%94%E6%91%B8%E7%9D%80%E7%9F%B3%E5%A4%B4%E8%BF%87%E6%B2%B3.html
Wednesday, 25 December 2024
奥巴马-拜登治国以DEI为纲，人未走茶已凉
何清涟
这世界变化得太快。从奥巴马执政以来，DEI风光无限，拜登政府鼓励联邦政府部门开展 DEI 计划，每年花数千万费用对联邦雇员进行DEI培训；在今年8月1日川普接受ABC 的 Rachel Scott采访时称哈里斯为“DEI雇员”，左派选民认为这是犯了“天条”，只此一“罪”就可将川普灭掉。但民主党万万没想到，拜登还在白宫审批长长的特赦名单之时，一些高等学府与跨国企业都已陆续废除DEI。
DEI之战中的大学
多元、平等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缩写成为DEI，是在美国的社会背景下创建的一种社会组织构建理念。自从美国在《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后，开始在政府、高校、企业中施行该理念，进入21世纪后，该词组之后也随着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传播到了全球。但是，万事皆有度，奥巴马政府以多元、平等和包容为名，将DEI发展成为一种与多元平等包容完全相悖，注重给黑人及有色人种特权的新身份政治，并以此为重建美国价值观之纲，试图消灭资本主义优胜劣汰的竞争精神，重塑美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终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感。
自2022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夺回众议院之后，共和党立法者已针对高等教育机构提出了 40 项反 DEI（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法案。这些法律针对基本机构实践，包括对员工进行强制性 DEI 培训、招聘中要求的多元化声明、DEI 办公室规划，以及与系统性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压迫和特权相关的课程和概念。
左派惊呼为“针对DEI的战争”。最高法院于 2023 年决定终止大学录取中的平权行动之后，多个州颁布了针对大学多元化、公平和包容 (DEI) 计划的法律。据Axios 报道，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爱荷华州和犹他州已禁止 DEI 办公室和计划，而阿拉巴马州则实施了限制。例如，犹他大学正在取消其黑人文化中心、妇女资源中心和 LGBT 资源中心。据《盐湖城论坛报》报道，该校校长表示，这些变化是为了“重新调整我们整个机构的努力重点” 。韦伯州立大学也做出了类似的调整。
在德克萨斯州，北德克萨斯大学修改了教育学院数十门课程的名称和描述，删除了与种族和平等相关的内容。之前名为“教育中的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的课程现在被称为“教育中的批判性探究”。据《德克萨斯论坛报》报道，该大学表示，这些变化是努力使课程与州教学教育标准保持一致的一部分。
密歇根大学还宣布，将不再要求教师在聘用、晋升和任职期间提供多元化声明。
大学放弃DEI计划，与近年力推DEI计划的常春藤大学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其学生在就业市场上不受欢迎有关，哈佛大学DEI校长被辞风波的影响不可小覤。
DEI先锋贝佐斯在沃尔玛撤销DEI计划
11 月 25 日，沃尔玛宣布将撤销一系列与 DEI相关的举措，成为最新一加入此行列的跨国公司。
当初沃尔玛实施 DEI 政策有多全面，这次撤消就有多彻底：退出著名的同性恋权利指数；逐步取消“向 51% 股权由女性、少数族裔、退伍军人或 LGBTQ 社区成员持有的供应商提供援助的计划，并将禁止卖家在网站上列出一些与跨性别有关或主题的商品” 。该公司在2020年5月弗洛伊德事件之后成立了慈善基金“种族平等中心” ，如今宣布在 2025 年到期后，将不再为该项目提供资金。沃尔玛还表示，将逐步在其公司信息中取消“DEI”一词。
沃尔玛的老板——亚马逊总裁贝佐斯（Jeff Bezos）在2020年BLM运动初起时，与微软总裁盖茨，脸书总裁扎克伯格等同为支持BLM的急先锋。贝佐斯甚至发出豪言壮语，说纵使失去许多反对BLM运动的顾客，也要捍卫这场运动，并立刻向社会承诺，雇佣的员工中，黑人不少于33%。
不幸的是，左派仍然将其视为敌人。2020年6月28日，左派示威者在贝佐斯位于 华府的豪宅门前架起了断头台，断头台前有一副标语，上书“支持贫困社区，不支持富人”， 并要求废除亚马逊。 这场断头台示威是由一个自称“砸烂今天，建立明天” （Abolish the Present Reconstruct Our Future）的组织发动的。
波音公司终于切除DEI癌细胞
对于沃尔玛来说，DEI无非是个效率问题，但对波音来说，却事关公司的前途与命运。这家曾领跑全球航空市场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制造商，近年来陷入了严重的发展危机，安全事故频发，营收严重下降，财务状况持续恶化，股价从2019年的最高点446美元一路下跌到今年11月的152美元，一度市值仅为1113亿美元，负债高达450亿美元。
波音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内部员工归咎于该公司的DEI文化庇护下产生的“印度病”。自从丹尼斯·米伦伯格2015年成为波音的首席执行官之后，他主导了多个重要的项目和决策，比如将波音飞控软件外包给了印度软件企业，为波音后来的事故频发埋下了炸弹。同时他还积极响应民主党政府的DEI政策，提拔和使用了大批印度裔高管，并将负责人事招聘副总裁一职交给了印度裔，从而使大量的印度裔员工迅速涌入了波音，截至2019年，波音公司的印度裔员工数量从一千多人激增至近两万人。印度裔员工热衷拉帮结派搞圈子，善于纸上谈兵而非实干，不仅影响了波音的凝聚力和创新能力，还排挤了大量优秀的非印度籍工程技术人才，让波音的“工程师派”员工纷纷出走。更严重的是，印度裔高管专注以股东利益优先，忽略了工程质量和安全性的重要性，让这家曾经以品质著称的企业丢失了灵魂。
波音在面临生死难关之时，终于解雇了这位DEI总裁。7月 31日，波音公司董事会选举罗伯特·凯利·奥特伯格为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的理念是：造出好飞机靠的是诚信、努力、和技术，在企业内部推行“多样性”是波音衰落的罪魁祸首，盲目地雇佣多种族、多性别的员工，人为地实施“种族配额”，这是波音最大的问题所在。凯利上任后的第二个月，就解散了全球DEI“多样性”审查部门，DEI 副总裁于 10 月 31 日离职，波音恢复以才能和技术优先的录用考核原则，并开启“大裁员模式”，辞退1.7万名非必要员工。
与此同时，星巴克、摩根大通、卡特彼勒、莫尔森库尔斯、哈雷戴维森 、约翰迪尔、劳氏、福特汽车、丰田汽车 、布朗福尔曼等企业巨头都宣布放弃 DEI。
“以DEI为纲”与中国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均是身份政治
DEI系统在现实中不仅严重影响企业与政府效率，还造成了黑人成为享有法外特权的种族，破坏了法治。在2024大选败选之后，部分中间派民主党人将矛头转向极左派，称“身份政治”正在“彻底杀死我们”。经历过中国文革的我们这一代，很容易看出奥巴马推行的以种族、性别为等级的新身份政治，其实与毛泽东时代中国推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身份政治本质相同，二者都强调与生俱来的因素，DEI只是加进了变性人这一后天因素。
拜登政府（WSJ称奥巴马第三任期）运用政治正确杀手锏并以联邦补贴为诱饵，也无法阻拦红州废除DEI。许多企业在2024年8月民主党代表大会之后，看出民主党必败，川普有极大可能胜选之后，纷纷宣布取消“DEI”审查部门。奥巴马推动的以DEI为核心的新身份政治将在川普2.0政府任期内逐渐消亡。
（原载《联合早报》，2024年12月24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41225-564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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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变化得太快。从奥巴马执政以来，DEI风光无限，拜登政府鼓励联邦政府部门开展 DEI 计划，每年花数千万费用对联邦雇员进行DEI培训；在今年8月1日川普接受ABC 的 Rachel Scott采访时称哈里斯为“DEI雇员”，左派选民认为这是犯了“天条”，只此一“罪”就可将川普灭掉。但民主党万万没想到，拜登还在白宫审批长长的特赦名单之时，一些高等学府与跨国企业都已陆续废除DEI。
DEI之战中的大学
多元、平等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缩写成为DEI，是在美国的社会背景下创建的一种社会组织构建理念。自从美国在《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后，开始在政府、高校、企业中施行该理念，进入21世纪后，该词组之后也随着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传播到了全球。但是，万事皆有度，奥巴马政府以多元、平等和包容为名，将DEI发展成为一种与多元平等包容完全相悖，注重给黑人及有色人种特权的新身份政治，并以此为重建美国价值观之纲，试图消灭资本主义优胜劣汰的竞争精神，重塑美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终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感。
自2022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夺回众议院之后，共和党立法者已针对高等教育机构提出了 40 项反 DEI（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法案。这些法律针对基本机构实践，包括对员工进行强制性 DEI 培训、招聘中要求的多元化声明、DEI 办公室规划，以及与系统性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压迫和特权相关的课程和概念。
左派惊呼为“针对DEI的战争”。最高法院于 2023 年决定终止大学录取中的平权行动之后，多个州颁布了针对大学多元化、公平和包容 (DEI) 计划的法律。据Axios 报道，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爱荷华州和犹他州已禁止 DEI 办公室和计划，而阿拉巴马州则实施了限制。例如，犹他大学正在取消其黑人文化中心、妇女资源中心和 LGBT 资源中心。据《盐湖城论坛报》报道，该校校长表示，这些变化是为了“重新调整我们整个机构的努力重点” 。韦伯州立大学也做出了类似的调整。
在德克萨斯州，北德克萨斯大学修改了教育学院数十门课程的名称和描述，删除了与种族和平等相关的内容。之前名为“教育中的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的课程现在被称为“教育中的批判性探究”。据《德克萨斯论坛报》报道，该大学表示，这些变化是努力使课程与州教学教育标准保持一致的一部分。
密歇根大学还宣布，将不再要求教师在聘用、晋升和任职期间提供多元化声明。
大学放弃DEI计划，与近年力推DEI计划的常春藤大学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其学生在就业市场上不受欢迎有关，哈佛大学DEI校长被辞风波的影响不可小覤。
DEI先锋贝佐斯在沃尔玛撤销DEI计划
11 月 25 日，沃尔玛宣布将撤销一系列与 DEI相关的举措，成为最新一加入此行列的跨国公司。
当初沃尔玛实施 DEI 政策有多全面，这次撤消就有多彻底：退出著名的同性恋权利指数；逐步取消“向 51% 股权由女性、少数族裔、退伍军人或 LGBTQ 社区成员持有的供应商提供援助的计划，并将禁止卖家在网站上列出一些与跨性别有关或主题的商品” 。该公司在2020年5月弗洛伊德事件之后成立了慈善基金“种族平等中心” ，如今宣布在 2025 年到期后，将不再为该项目提供资金。沃尔玛还表示，将逐步在其公司信息中取消“DEI”一词。
沃尔玛的老板——亚马逊总裁贝佐斯（Jeff Bezos）在2020年BLM运动初起时，与微软总裁盖茨，脸书总裁扎克伯格等同为支持BLM的急先锋。贝佐斯甚至发出豪言壮语，说纵使失去许多反对BLM运动的顾客，也要捍卫这场运动，并立刻向社会承诺，雇佣的员工中，黑人不少于33%。
不幸的是，左派仍然将其视为敌人。2020年6月28日，左派示威者在贝佐斯位于 华府的豪宅门前架起了断头台，断头台前有一副标语，上书“支持贫困社区，不支持富人”， 并要求废除亚马逊。 这场断头台示威是由一个自称“砸烂今天，建立明天” （Abolish the Present Reconstruct Our Future）的组织发动的。
波音公司终于切除DEI癌细胞
对于沃尔玛来说，DEI无非是个效率问题，但对波音来说，却事关公司的前途与命运。这家曾领跑全球航空市场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制造商，近年来陷入了严重的发展危机，安全事故频发，营收严重下降，财务状况持续恶化，股价从2019年的最高点446美元一路下跌到今年11月的152美元，一度市值仅为1113亿美元，负债高达450亿美元。
波音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内部员工归咎于该公司的DEI文化庇护下产生的“印度病”。自从丹尼斯·米伦伯格2015年成为波音的首席执行官之后，他主导了多个重要的项目和决策，比如将波音飞控软件外包给了印度软件企业，为波音后来的事故频发埋下了炸弹。同时他还积极响应民主党政府的DEI政策，提拔和使用了大批印度裔高管，并将负责人事招聘副总裁一职交给了印度裔，从而使大量的印度裔员工迅速涌入了波音，截至2019年，波音公司的印度裔员工数量从一千多人激增至近两万人。印度裔员工热衷拉帮结派搞圈子，善于纸上谈兵而非实干，不仅影响了波音的凝聚力和创新能力，还排挤了大量优秀的非印度籍工程技术人才，让波音的“工程师派”员工纷纷出走。更严重的是，印度裔高管专注以股东利益优先，忽略了工程质量和安全性的重要性，让这家曾经以品质著称的企业丢失了灵魂。
波音在面临生死难关之时，终于解雇了这位DEI总裁。7月 31日，波音公司董事会选举罗伯特·凯利·奥特伯格为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的理念是：造出好飞机靠的是诚信、努力、和技术，在企业内部推行“多样性”是波音衰落的罪魁祸首，盲目地雇佣多种族、多性别的员工，人为地实施“种族配额”，这是波音最大的问题所在。凯利上任后的第二个月，就解散了全球DEI“多样性”审查部门，DEI 副总裁于 10 月 31 日离职，波音恢复以才能和技术优先的录用考核原则，并开启“大裁员模式”，辞退1.7万名非必要员工。
与此同时，星巴克、摩根大通、卡特彼勒、莫尔森库尔斯、哈雷戴维森 、约翰迪尔、劳氏、福特汽车、丰田汽车 、布朗福尔曼等企业巨头都宣布放弃 DEI。
“以DEI为纲”与中国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均是身份政治
DEI系统在现实中不仅严重影响企业与政府效率，还造成了黑人成为享有法外特权的种族，破坏了法治。在2024大选败选之后，部分中间派民主党人将矛头转向极左派，称“身份政治”正在“彻底杀死我们”。经历过中国文革的我们这一代，很容易看出奥巴马推行的以种族、性别为等级的新身份政治，其实与毛泽东时代中国推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身份政治本质相同，二者都强调与生俱来的因素，DEI只是加进了变性人这一后天因素。
拜登政府（WSJ称奥巴马第三任期）运用政治正确杀手锏并以联邦补贴为诱饵，也无法阻拦红州废除DEI。许多企业在2024年8月民主党代表大会之后，看出民主党必败，川普有极大可能胜选之后，纷纷宣布取消“DEI”审查部门。奥巴马推动的以DEI为核心的新身份政治将在川普2.0政府任期内逐渐消亡。
（原载《联合早报》，2024年12月24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41225-564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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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3 December 2024
何清涟：美中关税战的前哨战硝烟弥漫
来源:
自由亚洲
美国拜登政府并未满足于“跛脚鸭”角色，正在国际事务中积极作为，自12月2日开始发起第三波打击中国晶片产业的重大行动，宣布对近140家中国实体进行出口管制。北京也没闲着，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已开始限制向欧美等国出口用于制造无人机的关键零部件，很可能是北京出台更大规模禁令的前奏。考虑到拜登政府积极介入叙利亚内战及俄乌战争的行动，直到1月20日新旧政府交接班之前，中美两国绝对不会处于“西线无战事”状态，所有这些，可算作美中关税战开幕前的“前哨战”。
美中晶片战：三年以来最大规模之战
12月2日，拜登政府出台任内第三波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大规模出口禁限措施，将140家中国公司纳入管控清单，这轮制裁包括三方：中方，包括总部位于北京的半导体设备和服务供应商北方华创科技集团公司（NAURA Technology Group），拓荆科技（Piotech）和深圳新凯来技术公司（SiCarrier）。东南亚国家：这些措施对24种额外的芯片制造工具和三种软件工具实施限制，其中包括对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制造的半导体设备也实施了出口管控。美国国内及盟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路透社分析，这轮与半导体设备相关的出口管控措施很可能影响到泛林集团（Lam Research）、科磊（KLA）、运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等美国公司以及荷兰阿斯麦（ASMI）等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要言之，新管控规则将扩大美国的权力，以遏制美国、日本和荷兰制造商在世界其他地区制造的芯片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的某些芯片工厂。以色列、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制造的设备也受该管控规则约束，而日本和荷兰将获得豁免。该管控规则还将决定某些外国商品何时受美国管制的美国产品内涵的数量降至零。这将使美国能够监管从海外运往中国的任何物品，如果其中含有任何美国芯片。
美国出手打压以晶片为核心的中国科技产业之战自2018年开始。拜登政府从2021年以来开始共发动三轮晶片战，但从打击范围和深度来看，最近这第三轮前所未有，条款要求对列于管制名单的中国公司申请购买的产品一概拒绝，而且不只适用于美国厂家和供货商，也适用于韩国、日本、荷兰等地公司。
中国的回应：我不买了
出乎意料的是，中国这次一反过去隐忍的姿态，不仅口头抗议，还摆出“你不卖，我还不买了”的强硬姿态，12月3日，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在北京发表声明，指美国随意修改贸易规则，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给中国相关行业和产业链的安全稳定造成实质性损害，建议国内企业谨慎采购美国晶片，实则是要求中国企业尽快摆脱对美国晶片的依赖，转向寻求国内替代。考虑到这四大行业协会的官方背景，可以看作是政府态度。
美国媒体目前重心在叙利亚、川普内阁任命与民主党反对这类事情上，对这轮制裁未作多少反应，新加坡于泽远那篇《中美科技打响脱钩战》（联合早报，12月8日）流传甚广，其观点有参考价值。该文主要观点是：因为中国这几年在晶片研发领域取得进步，有底气与美国晶片脱钩。论据是：1、自2019年-2022年，美国持续扩大对中国的制裁范围，从限制晶片在手机领域的使用，扩大到了军工、医疗、汽车等领域，最后基本覆盖了所有领域。这类制裁确实一度让华为遭受巨大损失，甚至被迫出售部分手机业务。但华为不仅熬过了难关生存下来，还在包括手机业务在内的不同领域取得重大发展，据说华为已经能够自主研发和迭代高端晶片。2、中国在应用范围更广的中低端晶片领域更是异军突起。去年，中国进口了3500亿美元的晶片（约2.5万亿人民币），是中国耗费外汇最大的一项进口商品。但今年1月至10月，中国出口的晶片已经超过9300亿元人民币，全年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不成问题，中国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晶片出口国，尽管中国出口的主要是中低端晶片，但中低端晶片涵盖了大部分应用范围。
中国的报复行动接二连三，按日期排序如下：
12月3日，中国表示将禁止向美国出口某些稀有矿产，立即停止向美国销售镓、锗、锑和所谓的超硬材料，理由是它们属于军民两用物项。石墨的出口也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彭博社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出口管制的开局，如果与华盛顿的贸易摩擦升级，出口管制可能会扩大到数十种利基材料。美国固然可以在全球范围寻找替代原材料，但这些原材料的开采和提炼需要时间，成本也要远高于中国，美国相关企业的生产成本短期内将大幅上升。
12月9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美国人工智能晶片巨头英伟达开展反垄断立案调查。
12月10日，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从新年开始，中国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向美国和欧洲供应乌克兰用于制造无人机的关键零部件。中国电机、电池和飞行控制器生产商已开始减少向欧洲、美国等地发货，甚至索性停止了交付。根据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报告，中国控制著近80%的商用无人机市场。
美中关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艰困时期
特朗普近日宣布他与习近平通话，希望北京在结束俄乌战争上发挥作用。按照原来设想，以关税作为谈判工具，会在此事上让北京配合。被视为“跛脚鸭”的拜登看守政府这么多作为，实出外界意料。
中国在大选之后，与世界各国一样，认为只要专心应付特朗普2.0政府就行。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的几条原则性的调控措施，例如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应付国际贸易中单边主义的兴起与地缘政治风险，就是为了应付国际市场紧缩，具体措施当然得等特朗普2.0正式上任有所动作之后。12月10日早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赴华出席“1+10”对话会的IMF、世界银行、WTO、新开发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时，强调“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是好事而非风险”，算是隔空向特朗普放话。特朗普及时作出反应，12月11日宣布将邀请习近平来参加1月20日的就职典礼。
但华府最近的几项行动，却使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止是关税战：
12月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27票对62票的结果通过《共产主义关键教育法案》（Crucial Communism Teaching Act），旨在教育美国学生有关共产主义的危害和历史影响，中国作为共产极权国家的代表，将成为选修教育材料的主要来源。
12月10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联邦调查局黑客局、联邦通信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安全机构为全体众议员举行了一次机密简报会，说明中国涉嫌通过“盐台风”（Salt Typhoon）深入美国电信公司并窃取美国通话数据等攻击行为。鉴于此前“伏特台风”（volt typhoon）行动造成的伤害，两党议员纷纷表示，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网络黑客攻击行动令人担忧，国会也将采取立法措施。
此时距1月20日还有将近40天，鉴于克林顿总统1994年12月为应付墨西哥金融危机在圣诞假期都日以继夜地办公，以及本届政府正在积极作为，特朗普2.0对华关税战还未开幕，前哨战已经硝烟弥漫，我相信美中双方还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拳脚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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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美国拜登政府并未满足于“跛脚鸭”角色，正在国际事务中积极作为，自12月2日开始发起第三波打击中国晶片产业的重大行动，宣布对近140家中国实体进行出口管制。北京也没闲着，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已开始限制向欧美等国出口用于制造无人机的关键零部件，很可能是北京出台更大规模禁令的前奏。考虑到拜登政府积极介入叙利亚内战及俄乌战争的行动，直到1月20日新旧政府交接班之前，中美两国绝对不会处于“西线无战事”状态，所有这些，可算作美中关税战开幕前的“前哨战”。
美中晶片战：三年以来最大规模之战
12月2日，拜登政府出台任内第三波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大规模出口禁限措施，将140家中国公司纳入管控清单，这轮制裁包括三方：中方，包括总部位于北京的半导体设备和服务供应商北方华创科技集团公司（NAURA Technology Group），拓荆科技（Piotech）和深圳新凯来技术公司（SiCarrier）。东南亚国家：这些措施对24种额外的芯片制造工具和三种软件工具实施限制，其中包括对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制造的半导体设备也实施了出口管控。美国国内及盟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路透社分析，这轮与半导体设备相关的出口管控措施很可能影响到泛林集团（Lam Research）、科磊（KLA）、运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等美国公司以及荷兰阿斯麦（ASMI）等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要言之，新管控规则将扩大美国的权力，以遏制美国、日本和荷兰制造商在世界其他地区制造的芯片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的某些芯片工厂。以色列、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制造的设备也受该管控规则约束，而日本和荷兰将获得豁免。该管控规则还将决定某些外国商品何时受美国管制的美国产品内涵的数量降至零。这将使美国能够监管从海外运往中国的任何物品，如果其中含有任何美国芯片。
美国出手打压以晶片为核心的中国科技产业之战自2018年开始。拜登政府从2021年以来开始共发动三轮晶片战，但从打击范围和深度来看，最近这第三轮前所未有，条款要求对列于管制名单的中国公司申请购买的产品一概拒绝，而且不只适用于美国厂家和供货商，也适用于韩国、日本、荷兰等地公司。
中国的回应：我不买了
出乎意料的是，中国这次一反过去隐忍的姿态，不仅口头抗议，还摆出“你不卖，我还不买了”的强硬姿态，12月3日，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在北京发表声明，指美国随意修改贸易规则，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给中国相关行业和产业链的安全稳定造成实质性损害，建议国内企业谨慎采购美国晶片，实则是要求中国企业尽快摆脱对美国晶片的依赖，转向寻求国内替代。考虑到这四大行业协会的官方背景，可以看作是政府态度。
美国媒体目前重心在叙利亚、川普内阁任命与民主党反对这类事情上，对这轮制裁未作多少反应，新加坡于泽远那篇《中美科技打响脱钩战》（联合早报，12月8日）流传甚广，其观点有参考价值。该文主要观点是：因为中国这几年在晶片研发领域取得进步，有底气与美国晶片脱钩。论据是：1、自2019年-2022年，美国持续扩大对中国的制裁范围，从限制晶片在手机领域的使用，扩大到了军工、医疗、汽车等领域，最后基本覆盖了所有领域。这类制裁确实一度让华为遭受巨大损失，甚至被迫出售部分手机业务。但华为不仅熬过了难关生存下来，还在包括手机业务在内的不同领域取得重大发展，据说华为已经能够自主研发和迭代高端晶片。2、中国在应用范围更广的中低端晶片领域更是异军突起。去年，中国进口了3500亿美元的晶片（约2.5万亿人民币），是中国耗费外汇最大的一项进口商品。但今年1月至10月，中国出口的晶片已经超过9300亿元人民币，全年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不成问题，中国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晶片出口国，尽管中国出口的主要是中低端晶片，但中低端晶片涵盖了大部分应用范围。
中国的报复行动接二连三，按日期排序如下：
12月3日，中国表示将禁止向美国出口某些稀有矿产，立即停止向美国销售镓、锗、锑和所谓的超硬材料，理由是它们属于军民两用物项。石墨的出口也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彭博社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出口管制的开局，如果与华盛顿的贸易摩擦升级，出口管制可能会扩大到数十种利基材料。美国固然可以在全球范围寻找替代原材料，但这些原材料的开采和提炼需要时间，成本也要远高于中国，美国相关企业的生产成本短期内将大幅上升。
12月9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美国人工智能晶片巨头英伟达开展反垄断立案调查。
12月10日，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从新年开始，中国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向美国和欧洲供应乌克兰用于制造无人机的关键零部件。中国电机、电池和飞行控制器生产商已开始减少向欧洲、美国等地发货，甚至索性停止了交付。根据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报告，中国控制著近80%的商用无人机市场。
美中关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艰困时期
特朗普近日宣布他与习近平通话，希望北京在结束俄乌战争上发挥作用。按照原来设想，以关税作为谈判工具，会在此事上让北京配合。被视为“跛脚鸭”的拜登看守政府这么多作为，实出外界意料。
中国在大选之后，与世界各国一样，认为只要专心应付特朗普2.0政府就行。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的几条原则性的调控措施，例如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应付国际贸易中单边主义的兴起与地缘政治风险，就是为了应付国际市场紧缩，具体措施当然得等特朗普2.0正式上任有所动作之后。12月10日早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赴华出席“1+10”对话会的IMF、世界银行、WTO、新开发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时，强调“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是好事而非风险”，算是隔空向特朗普放话。特朗普及时作出反应，12月11日宣布将邀请习近平来参加1月20日的就职典礼。
但华府最近的几项行动，却使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止是关税战：
12月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27票对62票的结果通过《共产主义关键教育法案》（Crucial Communism Teaching Act），旨在教育美国学生有关共产主义的危害和历史影响，中国作为共产极权国家的代表，将成为选修教育材料的主要来源。
12月10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联邦调查局黑客局、联邦通信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安全机构为全体众议员举行了一次机密简报会，说明中国涉嫌通过“盐台风”（Salt Typhoon）深入美国电信公司并窃取美国通话数据等攻击行为。鉴于此前“伏特台风”（volt typhoon）行动造成的伤害，两党议员纷纷表示，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网络黑客攻击行动令人担忧，国会也将采取立法措施。
此时距1月20日还有将近40天，鉴于克林顿总统1994年12月为应付墨西哥金融危机在圣诞假期都日以继夜地办公，以及本届政府正在积极作为，特朗普2.0对华关税战还未开幕，前哨战已经硝烟弥漫，我相信美中双方还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拳脚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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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0 November 2024
川普回归意味奥巴马进步主义的失败
何清涟
2024年美国民主党败选，共和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与历史上所有美国大选不同，除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官员林迪·李（Lindy Li）宣称哈里斯的竞选活动是一场耗费10亿美元的史诗般灾难”之外，更有趣的是奥巴马这位民主党前总统亦发表败选声明，表示权力将和平接交。这对美国人来说倒也不意外，因为媒体都公开谈论拜登四年是奥巴马第三任期，哈里斯败选意味着奥巴马失去第四个任期。只是奥巴马声明中的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却被忽视了：“但生活在民主国家就是要认识到我们的观点并不总是获胜，并愿意接受和平的权力转移。”——奥巴马在这里的所谓“观点”，其实是以DEI系统为核心构建“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价值观。DEI系统是按照受害者理论（Diversity-多样性；equity-公平； inclusion-包容性，缩写为DEI）构建的一个按身份赋权的等级金字塔，谁被定义为最大的受害者，谁就居于顶端，在政府、军队及学术部门甚至企业的升职竞争中按照这个等级优先考虑，同时兼具数种的更加优先。奥巴马创设的DEI系统是引起美国近十多年社会分裂的深层原因。
部分民主党人承认进步主义不得人心
大选前夕，《纽约时报》首席政治评论员Nate Cohn文章：《为什么民主党想击败川普那么难》，首次承认进步主义大势已去。该文先回忆进步主义的风光：自2008年以来，民主党和自由主义一直主导着美国政治。民主党连续四次在总统大选中赢得大多数选票。自由主义在文化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以一系列积极的左翼民众运动为标志，从奥巴马2008年的竞选到“占领华尔街”、Black Lives Matter、Metoo、伯尼·桑德斯的竞选，以及呼吁“绿色新政”和全民医保。
作者接下来就是陈述拜登四年“进步主义”政策的雪崩式瓦解：拜登政府的政策“对自由主义的论点造成了严重损害”，高政府支出刺激了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绿能政策（暂停钻井许可和终止Keystone输油管道项目）导致油价高涨；政府宽松的边境政策导致移民（其实是非法移民）激增，在政治上站不住脚；无家可归、犯罪和混乱使“法律和秩序”成为必要，美国社会向右转变。这点在政党认同方面也很明显。大选之年，多份民调发现，民主党在政党认同方面近20年的优势已经消失，甚至被逆转了。皮尤研究中心、盖洛普、NBC/WSJ、时报/锡耶纳等都发现共和党自2004年以来首次领先于民主党。国家政治环境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有利于民主党获胜，民主党人不得不淡化几年前他们满怀信心向选民宣扬的政策（国家主义经济、开放边境、绿能），在上述问题上，通过向右转来应对。作者不得不承认“进步主义时代或已终结”。
《华尔街日报》在选前的10月30日发表社论《哈里斯胜选意味着奥巴马第四次连任》，除了嘲讽这场选举不诚实之外，指出哈里斯参选实际上是奥巴马的第四个任期，是试图延续进步政治浪潮。结论是“我们对川普先生的缺点及其带来的风险不抱幻想。但选民也有理由担心现代左派的血腥，包括其监管胁迫、文化帝国主义、经济国家主义以及剥夺司法独立的愿望。如果哈里斯女士输了，这就是原因。”
新身份政治遭遇美国社会抵制
强调种族肤色性别、忽视本国民生是奥巴马进步主义的特质。奥巴马从第一任期开始，就着手在联邦政府与军队中推行DEI系统，从2020年以来，这个身份金字塔的成员从BLM、穆斯林、女权增加到lgbtqi+，等级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女权现调整至最后。
这种DEI教育成为新身份政治的理论基础，加剧了社会分裂，遭遇共和党州的抵制。2022 年底以来，共和党立法者已针对高等教育机构提出了 40 项反 DEI法案。这些法律针对基本机构实践，包括对员工进行强制性 DEI 培训、招聘中要求的多元化声明、DEI 办公室规划，以及与系统性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压迫和特权相关的课程和概念。现阶段，禁止 DEI 倡议的立法已在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签署成为法律。
共和党州这些行动被左派称为“针对DEI的战争”（War On DEI），左派媒体一片挞伐之声。2023年10月以巴战争发生之后，美国校园的反以反犹风潮，让原来支持大学DEI教育的犹太捐款者们意识到DEI系统是反犹主义源泉，开始关上支票本并对大学施加压力。10月28日，对冲基金Pershing Square创始人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在X上发表一篇 4,000 字的文章，概述了他对哈佛大学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 (DEI) 政策的各种批评，指出 DEI 是“哈佛反犹太主义的根源”，是“逆向种族主义”， 是加剧美国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消亡。
2024年大选，奥巴马及其周围的亲信仍然沉溺于身份政治的“情绪价值”难以自拔，钦定了哈里斯。这位美国历史上唯一没有通过党内初选（Vote）只是被党内高层指定（Choice）的候选人，被媒体称颂的优势与能力无关，均是美国新身份政治认定的优势，一是女性，二是黑人与亚裔。奥巴马等偏离美国民众具体感受，无视底层人民在物价、福利、移民上现实的经济生活问题，大规模操控媒体与民调机构，以为2020年那种“巨额资金+媒体助阵+民调造势+投票不验ID”模式仍然是赢得选举的必胜法宝。他们甚至对《纽约时报》/锡耶纳学院的民意调查所显示的只有72%的选民表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也无视《纽约时报》一项对选举结果的早期分析：自2020年以来，美国3100多个县中的绝大多数都向右倾斜。
败选之后，民主党人陷入互相指责的怪罪游戏，只有极少数左派对战略和价值观进行了反思，比如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这位将共产主义与马克思带回美国公开政治叙事的进步派旗手公开指责：“不只是哈里斯的问题，……民主党越来越成为一个身份政治的政党，而没有理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是工薪阶层，无视工人离开民主党的趋势“。
部分中间派民主党人则猛烈抨击他们的极左派同事，认为他们对“身份政治”和其他问题的强调为共和党带来了巨大的胜利。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里奇·托雷斯 (Ritchie Torres) 认为，种族政治、反警察言论和性别恐慌正在疏远数百万选民。托雷斯在 X 上写道：“迎合极左派，在政治上得不偿失，因为极左派更代表 Twitter、Twitch 和 TikTok，而不是现实世界。工人阶级不会相信极左派兜售的那些高高在上的胡说八道。”长期担任民主党战略家的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在11月10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得更直白，称“撤资警察”（Defund The Police）是“英语中最愚蠢的三个词，我们永远洗不掉它的恶臭”。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塞思·莫尔顿（Seth Moulton）在大选失败后发表声明，称“我们输掉大选的部分原因是我们羞辱和贬低了太多选民持有的太多观点，这种做法必须停止。”
川普宣布上任后会立即颁布总统禁令并让众议院立法，在五十个州严禁学校老师宣传变性，严惩医务人员参与变性手术，调查为牟利而参与鼓动未成年人变性的药厂和医院，以及隐瞒使用性别阻断剂带来的严重副作用，并且起诉相关人员。这一决定宣布，社交媒体上一片沸腾。
在选前几天被拜登称为“垃圾”的川普支持者们正在欢庆共和党全面胜选。《华尔街日报》总算愿意转述选民的一句话：“我们太累了。我们认识的每个人都太累了，好比过去四年一直有人用脚踩在美国人民的胸口上一样。”不少经历过文革的美籍华人的共同感受是，美国总算逃过了一劫，心情犹如1976年毛泽东离世、“四人帮”被打倒时那般畅快。
（原载《联合早报》，2024年11月19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41119-5364800）
from 清涟居 http://heqinglian.net/2024/11/19/trump-return-means-the-failure-of-progressivism/
Tuesday, 12 November 2024
何清涟：从竞选策略分析美国民主党缘何大败
来源:
上报
这次民主党面临近30年来最大的惨败，共和党一方赢得选举人票、参院、众院、多数州长、全国普选票。但民主党的铁杆们除了嚎哭诅咒之外，极少有人反思。从奥巴马时代开始，民主党就养成了一种不能失去政权的政党意识，不仅将国会、媒体当作政党斗争工具，还进入一种选举依靠舞弊、司法武器化、将不同意见者视为敌人的恶性状态。这种政治生态一旦形成，就很难思考自己为什么失败。
我个人希望这个百年老党的精英们能够思考并付诸行动，将这个严重奥巴马化（Woke化）的政党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本文先从竞选策略分析这个党全面失败的原因。
沉溺于身份政治的情绪价值难以自拔
拜登在今年6月与川普辩论中失利，其实主要原因并非他“年老痴呆”，主要是他执政三年半乏善可陈，不仅“拜登通胀”（Biden Inflation）曾达到40年未有之严重程度），还给美国深种祸根（新增2000万非法移民、10万亿国债）。这些劣绩在左派控制的媒体平台上可以被美化掩盖，但如果要辩论，肯定一败涂地。对此，我曾写过一篇《拜登辩论失败背后是左派理念的失败》（上报，2024年7月5日），不再赘述。
拜登辩论失败之后，民主党高层强行换人，不仅不从能力与德行方面考虑，连党内推选这道程式也省去，换上与奥巴马关系亲近的哈里斯。但这位美国历史上唯一没有通过党内初选（Vote）只是被党内高层指定（Choice）的候选人，被媒体称颂的优势只有两点，一是女性，二是黑人与亚裔（其实只有印裔是真实的），均是美国新身份政治认定的优势，算是为被新身份政治荼毒的左派选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至于哈里斯的政绩，掰着手指头从加州总检察长到其任美国副总统，都找不出几样实绩。在她成为民主党高层选定的总统候选人以来三个多月，所有的公开讲话与媒体采访，无不一败涂地。以至于前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在11月1日密西根州马斯基根高地为哈里斯举行的集会上只能表示，川普执政期间“经济更好”，但人们仍然应该投票给哈里斯。
哈里斯的“黑人”身份优势提供的情绪价值，黑人并不买账，称她模仿黑人口音只是为了选票。女性优势也安慰不了选民，各族裔选民无论男女都做了视频接力表达：我们不在意哈里斯是否女性，我们只在意她是否有能力领导美国。但恰好在领导美国这一点上，哈里斯完全没任何优势，从她接棒之后，她的经济政策只是没贴上拜登标签的拜登经济政策。2020年拜登大谈的进步主义经济政策比如国家经济主义、气候环保绿能因被选民厌弃不能再搬出来，除了照抄川普一些作业如小费不交税、恢复液压石油开采之外，只有一个空泛的“机会经济”。
玩身份政治走火入魔的美国民主党，完全不考虑总统这个位置需要的是领导能力而非他们着迷的身份“优势”，2016年希拉蕊落败，她本人归因于“玻璃天花板”。这次哈里斯败选，左媒第一时间声称“美国还没准备好迎接一位女总统”。因此，民主党要想挽救自身，得从身份政治的自我迷恋中走出来。
低估了美国人对2020盗选模式的警惕
奥巴马等敢推出无德无能的哈里斯，是出于民主党2020年窃选的成功经验：不在于有多少真实的合格选民投票给民主党圈定的候选人，只在于控制好计票权。美国民主党阵营通过2019年成立的捍卫民主联盟建立了八爪鱼式的巨大网路，通过天量邮寄选票与六大战场州延迟开票（最晚的长达1个多月），辅之以七十八天政变计划，成功地将拜登送进白宫（参阅本人《窃选者的炫耀》系列，2021年3月6日），http://heqinglian.net/2021/03/06/show-off-by-pick-thief-1/食髓知味，今年民主党仍然想重施故伎。从选前三个月开始，七大战场州当中的四个州例如宾夕法尼亚、密西根、乔治亚、亚历桑那就宣布要延迟计票，大选结果要5-15天之后才能公布。2020大选舞弊的重灾区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郡公开宣布：“不排除选举结果需要数天时间才能确定，更加不排除，大选夜领先者随后被反超，这很正常”。并公示了盗选路线图（熟悉2020年该县选举情况的就知道这是2020年的盗选经验）：
“选举日晚8点只有70%-75%的预投票选票结果被公布”（预留25%-30的造票空间）；
“随后的晚间会陆续公布大选日亲自投票的计票结果”（所谓“陆续公布”是为了营造透明计票的假像）；
“绝大部分选票会在11月6日晚7点前统计完成”（“绝大部分选票”之外，得计算一下需要造多少票来填补差额，达到“大选夜领先者随后被反超”这一目标）
马里科帕郡是美国人口第四大郡，占亚历桑那总人口的61%。2020年，拜登在此赢得4.5万张选票，从而在亚利桑那全州超出川普所获选票1万张。这个县一直被诟病是偷盗大选的重灾区，这位马里科帕县的选举官几乎是对外公布了该县将按差额完成灌票的路线图。
2020年模式辅之以J6对川普支持者的大规模镇压，确实让美国人经历了少见的政治恐怖，但却引发了共和党阵营对2024年大选盗选的警惕。共和党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在RNC高层换将，Laura Trump（川普的二儿媳）出任RNC联合主席，投入巨额资金，在全国征召了23万志愿者监票，并聘请了5000名律师，七大战场州当然是重点投入。
据司法观察（Judicial Watch）11月初公布的资料，多达3位元数的诉讼中，赢得了一些重要胜利，例如密西西比州法院裁决，允许在选举日后五个工作日内收到缺席选票计入。此案由司法观察、RNC上诉至联邦上诉法院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第五巡回法院裁定，必须在选举日之前收到选票，任何允许在选举日后接收和计票的州法律都违反了联邦法律。此外，不少民主党掌控的州与战场州被迫达成案件和解，删除不合法选民名单，仅洛杉矶县就删除了120万个名字，纽约州删除了45万个名字；宾州1个县就删除了69,000个名字；肯塔基州删除了50万个名字；北卡清理了大约400万个名字。
乔治亚州亦是2020年的舞弊大州，2024年该州州务卿亦公开宣布将有占选民总数25%的海外选票要延后计算，此案经乔治亚州高法裁决，州内任何地方的选举官员都不得在截止日期之后接受和计算选票，打破了该州的窃选计划。
结果是：不仅民主党原定的盗选计划被成功狙击，导致民主党只能在自己完全控制的州内胜选，还坐实了2020舞弊的指控。2024大选是两党搜寻动员每个可能的选民付出最大努力的一年，但结果发现，哈里斯团队攒足劲花费三倍于川普的竞选经费，却只得到7025万票，比拜登2020年的8100万选票少了整整1000万，：X（前身为Twitter）上的多篇帖子声称卡马拉·哈里斯主要在不需要选民身份证的州获胜。每条帖子都展示了哈里斯和川普赢得选举人团选票的地图，以及需要出示带照片身份证件、需要无照片身份证件和不需要身份证件的州。虽然民主党一方努力辩护，但无法消除人们心头的疑云。
过分相信选举造势的作用，忽视了真正的民意
长期以来，民主党偏离美国民众具体感受，无视底层人民在物价、福利、移民上现实的经济生活问题，在宏观资料和媒体上进行大规模操控，以为巨额资金+媒体助阵+民调造势+投票不验ID这种模式仍然是赢得选举的必胜宝。10月下旬，民主党支持者中的富豪纷纷与川普接触，铁杆左派媒体也开始转向，例如《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与《今日美国》等知名媒体纷纷宣布不支持2024年总统大选中的任何候选人。10月28日川普纽约集会气势如虹，即使形势如此不利于民主党，左派媒体还是齐齐推出11份民调，调高哈里斯领先优势，希冀努力营造的回音壁效应能够帮助她获胜。
但是，这些民调只能安慰民主党的铁粉，民主党的政治高层其实并不相信民调。2020年独家披露七十八天政变消息的左媒Axios报导，众议院民主党人对11月5日的焦虑加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表现得比副总统哈里斯好”，一位众议院民主党人说。新民主党联盟主席（New Democrat Coalition Chair）安妮·库斯特（Annie Kuster（D-N.H.）表示，她“正在查看资料，我们很容易发现有十几场竞选几乎打成平手”，“我认为你甚至不能指望民调结果准确。好吧，误差范围很广”。还有一位众议员称看了内部民调，不乐观。
其实，提醒民主党对民调不要乐观的不止这一位。另一件是8月20日DNC大会上，支持哈里斯竞选总统的最大金主“未来前进”（Future Forward）的负责人昌西·麦克莱恩（Chauncey McLean）发言，称据他们采访了约37·5万美国人的民意调查，没有其他公开民调显示的那么“乐观”，并警告说民主党人在关键州的竞选中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以上这些，仅仅只是分析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中所显示的权力的愚蠢与骄横，还未涉及最根本的原因——左派的政治方向性谬误。也许，用被称为“民主党党报”的《纽约时报》选后的几篇文章做总结最合适，《一个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政党遭遇惨败》，《绝望、分裂和指责：民主党面临“黑暗的未来”》。
这场选举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美国民主政治回归常识的一场选举。这些被操控的媒体在大选后难得地开始关心美国民间疾苦，华尔街日报：一位选民说，“我们太累了。我们认识的每个人都太累了，好比过去四年一直有人用脚踩在美国人民的胸口上一样。”
与欧洲各国相比，美国人民还未左倾到不可救药的状态（气候环保lgbtqi+这类情绪价值的话题被置于现实中的厨房餐桌与生活安全之后），终于用选票将民主党踢走，当然，这还得归功于川普这位特殊人物的存在，否则，这无数个零的集合也找不到这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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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
这次民主党面临近30年来最大的惨败，共和党一方赢得选举人票、参院、众院、多数州长、全国普选票。但民主党的铁杆们除了嚎哭诅咒之外，极少有人反思。从奥巴马时代开始，民主党就养成了一种不能失去政权的政党意识，不仅将国会、媒体当作政党斗争工具，还进入一种选举依靠舞弊、司法武器化、将不同意见者视为敌人的恶性状态。这种政治生态一旦形成，就很难思考自己为什么失败。
我个人希望这个百年老党的精英们能够思考并付诸行动，将这个严重奥巴马化（Woke化）的政党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本文先从竞选策略分析这个党全面失败的原因。
沉溺于身份政治的情绪价值难以自拔
拜登在今年6月与川普辩论中失利，其实主要原因并非他“年老痴呆”，主要是他执政三年半乏善可陈，不仅“拜登通胀”（Biden Inflation）曾达到40年未有之严重程度），还给美国深种祸根（新增2000万非法移民、10万亿国债）。这些劣绩在左派控制的媒体平台上可以被美化掩盖，但如果要辩论，肯定一败涂地。对此，我曾写过一篇《拜登辩论失败背后是左派理念的失败》（上报，2024年7月5日），不再赘述。
拜登辩论失败之后，民主党高层强行换人，不仅不从能力与德行方面考虑，连党内推选这道程式也省去，换上与奥巴马关系亲近的哈里斯。但这位美国历史上唯一没有通过党内初选（Vote）只是被党内高层指定（Choice）的候选人，被媒体称颂的优势只有两点，一是女性，二是黑人与亚裔（其实只有印裔是真实的），均是美国新身份政治认定的优势，算是为被新身份政治荼毒的左派选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至于哈里斯的政绩，掰着手指头从加州总检察长到其任美国副总统，都找不出几样实绩。在她成为民主党高层选定的总统候选人以来三个多月，所有的公开讲话与媒体采访，无不一败涂地。以至于前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在11月1日密西根州马斯基根高地为哈里斯举行的集会上只能表示，川普执政期间“经济更好”，但人们仍然应该投票给哈里斯。
哈里斯的“黑人”身份优势提供的情绪价值，黑人并不买账，称她模仿黑人口音只是为了选票。女性优势也安慰不了选民，各族裔选民无论男女都做了视频接力表达：我们不在意哈里斯是否女性，我们只在意她是否有能力领导美国。但恰好在领导美国这一点上，哈里斯完全没任何优势，从她接棒之后，她的经济政策只是没贴上拜登标签的拜登经济政策。2020年拜登大谈的进步主义经济政策比如国家经济主义、气候环保绿能因被选民厌弃不能再搬出来，除了照抄川普一些作业如小费不交税、恢复液压石油开采之外，只有一个空泛的“机会经济”。
玩身份政治走火入魔的美国民主党，完全不考虑总统这个位置需要的是领导能力而非他们着迷的身份“优势”，2016年希拉蕊落败，她本人归因于“玻璃天花板”。这次哈里斯败选，左媒第一时间声称“美国还没准备好迎接一位女总统”。因此，民主党要想挽救自身，得从身份政治的自我迷恋中走出来。
低估了美国人对2020盗选模式的警惕
奥巴马等敢推出无德无能的哈里斯，是出于民主党2020年窃选的成功经验：不在于有多少真实的合格选民投票给民主党圈定的候选人，只在于控制好计票权。美国民主党阵营通过2019年成立的捍卫民主联盟建立了八爪鱼式的巨大网路，通过天量邮寄选票与六大战场州延迟开票（最晚的长达1个多月），辅之以七十八天政变计划，成功地将拜登送进白宫（参阅本人《窃选者的炫耀》系列，2021年3月6日），http://heqinglian.net/2021/03/06/show-off-by-pick-thief-1/食髓知味，今年民主党仍然想重施故伎。从选前三个月开始，七大战场州当中的四个州例如宾夕法尼亚、密西根、乔治亚、亚历桑那就宣布要延迟计票，大选结果要5-15天之后才能公布。2020大选舞弊的重灾区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郡公开宣布：“不排除选举结果需要数天时间才能确定，更加不排除，大选夜领先者随后被反超，这很正常”。并公示了盗选路线图（熟悉2020年该县选举情况的就知道这是2020年的盗选经验）：
“选举日晚8点只有70%-75%的预投票选票结果被公布”（预留25%-30的造票空间）；
“随后的晚间会陆续公布大选日亲自投票的计票结果”（所谓“陆续公布”是为了营造透明计票的假像）；
“绝大部分选票会在11月6日晚7点前统计完成”（“绝大部分选票”之外，得计算一下需要造多少票来填补差额，达到“大选夜领先者随后被反超”这一目标）
马里科帕郡是美国人口第四大郡，占亚历桑那总人口的61%。2020年，拜登在此赢得4.5万张选票，从而在亚利桑那全州超出川普所获选票1万张。这个县一直被诟病是偷盗大选的重灾区，这位马里科帕县的选举官几乎是对外公布了该县将按差额完成灌票的路线图。
2020年模式辅之以J6对川普支持者的大规模镇压，确实让美国人经历了少见的政治恐怖，但却引发了共和党阵营对2024年大选盗选的警惕。共和党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在RNC高层换将，Laura Trump（川普的二儿媳）出任RNC联合主席，投入巨额资金，在全国征召了23万志愿者监票，并聘请了5000名律师，七大战场州当然是重点投入。
据司法观察（Judicial Watch）11月初公布的资料，多达3位元数的诉讼中，赢得了一些重要胜利，例如密西西比州法院裁决，允许在选举日后五个工作日内收到缺席选票计入。此案由司法观察、RNC上诉至联邦上诉法院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第五巡回法院裁定，必须在选举日之前收到选票，任何允许在选举日后接收和计票的州法律都违反了联邦法律。此外，不少民主党掌控的州与战场州被迫达成案件和解，删除不合法选民名单，仅洛杉矶县就删除了120万个名字，纽约州删除了45万个名字；宾州1个县就删除了69,000个名字；肯塔基州删除了50万个名字；北卡清理了大约400万个名字。
乔治亚州亦是2020年的舞弊大州，2024年该州州务卿亦公开宣布将有占选民总数25%的海外选票要延后计算，此案经乔治亚州高法裁决，州内任何地方的选举官员都不得在截止日期之后接受和计算选票，打破了该州的窃选计划。
结果是：不仅民主党原定的盗选计划被成功狙击，导致民主党只能在自己完全控制的州内胜选，还坐实了2020舞弊的指控。2024大选是两党搜寻动员每个可能的选民付出最大努力的一年，但结果发现，哈里斯团队攒足劲花费三倍于川普的竞选经费，却只得到7025万票，比拜登2020年的8100万选票少了整整1000万，：X（前身为Twitter）上的多篇帖子声称卡马拉·哈里斯主要在不需要选民身份证的州获胜。每条帖子都展示了哈里斯和川普赢得选举人团选票的地图，以及需要出示带照片身份证件、需要无照片身份证件和不需要身份证件的州。虽然民主党一方努力辩护，但无法消除人们心头的疑云。
过分相信选举造势的作用，忽视了真正的民意
长期以来，民主党偏离美国民众具体感受，无视底层人民在物价、福利、移民上现实的经济生活问题，在宏观资料和媒体上进行大规模操控，以为巨额资金+媒体助阵+民调造势+投票不验ID这种模式仍然是赢得选举的必胜宝。10月下旬，民主党支持者中的富豪纷纷与川普接触，铁杆左派媒体也开始转向，例如《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与《今日美国》等知名媒体纷纷宣布不支持2024年总统大选中的任何候选人。10月28日川普纽约集会气势如虹，即使形势如此不利于民主党，左派媒体还是齐齐推出11份民调，调高哈里斯领先优势，希冀努力营造的回音壁效应能够帮助她获胜。
但是，这些民调只能安慰民主党的铁粉，民主党的政治高层其实并不相信民调。2020年独家披露七十八天政变消息的左媒Axios报导，众议院民主党人对11月5日的焦虑加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表现得比副总统哈里斯好”，一位众议院民主党人说。新民主党联盟主席（New Democrat Coalition Chair）安妮·库斯特（Annie Kuster（D-N.H.）表示，她“正在查看资料，我们很容易发现有十几场竞选几乎打成平手”，“我认为你甚至不能指望民调结果准确。好吧，误差范围很广”。还有一位众议员称看了内部民调，不乐观。
其实，提醒民主党对民调不要乐观的不止这一位。另一件是8月20日DNC大会上，支持哈里斯竞选总统的最大金主“未来前进”（Future Forward）的负责人昌西·麦克莱恩（Chauncey McLean）发言，称据他们采访了约37·5万美国人的民意调查，没有其他公开民调显示的那么“乐观”，并警告说民主党人在关键州的竞选中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以上这些，仅仅只是分析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中所显示的权力的愚蠢与骄横，还未涉及最根本的原因——左派的政治方向性谬误。也许，用被称为“民主党党报”的《纽约时报》选后的几篇文章做总结最合适，《一个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政党遭遇惨败》，《绝望、分裂和指责：民主党面临“黑暗的未来”》。
这场选举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美国民主政治回归常识的一场选举。这些被操控的媒体在大选后难得地开始关心美国民间疾苦，华尔街日报：一位选民说，“我们太累了。我们认识的每个人都太累了，好比过去四年一直有人用脚踩在美国人民的胸口上一样。”
与欧洲各国相比，美国人民还未左倾到不可救药的状态（气候环保lgbtqi+这类情绪价值的话题被置于现实中的厨房餐桌与生活安全之后），终于用选票将民主党踢走，当然，这还得归功于川普这位特殊人物的存在，否则，这无数个零的集合也找不到这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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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2 October 2024
何清漣：美國地緣戰略的十字路口：「中國威脅」VS「和平崛起」（二之二）
3月6日，在北京全國兩會期間看望政協部分委員並參加聯組會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罕見地公開指名稱在過去五年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圍堵、打壓，給中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過去五年是指從2019年3月下旬美國總統川普宣佈對華貿易戰至今。但是，美國國內對華政策開始發生分歧應該早在18年前，標誌性事件是2005年1月，美國兩大地緣戰略家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與米塞斯·海默（John Joseph Mearsheimer）接受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邀請，在該基金會的刊物《外交政策》上討論中國是否「和平崛起」這個問題，如今終於走到了美國地緣戰略的十字路口。
討論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背景
中國2001年加入WTO，當年GDP總值為1,339億美元，此後幾年增長非常迅速，到2004年，中國GDP總量高達19,317億美元，占全球當年GDP總量的比重，由3.8%提高到4.4%，躍升世界前十大的第六位。隨著GDP總量的迅速上升，中國在2003年博鼇亞洲論壇、第30屆世界高峰年會、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東亞區域合作與中美關係高層研討會等國際會議上，開始發表中國和平崛起發展新道路的講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國曆鄧、江、胡三朝而不倒的「理論常青樹」鄭必堅的演講，他的演講最終稿就是美國《外交事務》2005年9/10月合刊上發表《中國的和平崛起至大國地位》（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此後數年間，鄭必堅成了國際社會閃亮的中國理論明星，在各種國際會議及外媒採訪中，他多次重申，中國的和平崛起僅僅是一個解決中國內部問題的「中國夢」；中國夢不同於美國夢、歐洲夢，也不同于蘇聯夢，中國只出口電腦，不出口革命。鄭必堅不斷強調的一點是，中國無意挑戰或推翻現行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
與「中國和平崛起」相伴隨的是對鄧小平「韜光養晦」謀略的理解，中國研究專家開始討論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到底是什麼意思？有一種翻譯被公認比較傳神，那就是「在沒有力量的時候收起利爪與尖牙，有力量的時候再露出來」。對「韜光養晦」的這種理解直接關係到對「中國崛起」的看法，除了人權組織及少數中國研究專家不看好之外，基本共識是認為「中國崛起」指日可待，分歧點隻在是否「和平」。布魯津斯基與米塞斯·海默兩位相差20歲，但至少有十餘年，兩人同時活躍在地緣政治戰略研究圈，而且都是大師級的理論扛鼎人物，《外交政策》因此想出了這一高招，邀請二位觀點相左的大師同台「打擂」，就中國是否和平崛起，會不會給世界造成威脅直接交鋒。
兩位大師究竟談了什麼？現在回望這場「和平崛起」VS「中國威脅論」的辨論還十分有意義——個別預測細節不准無傷大雅。
布里辛斯基從現實感受出發談「中國和平崛起」
布里辛斯基與美國現階段影響甚大的地緣政治大師米爾斯·海默之間的那場爭論，其實就是「中國和平崛起」VS「中國威脅論」。
2005年1月1日，雙方在美國的《外交政策》雜誌上進行了一場辯論，標題是《巨人間的衝突》（Clash of the Titans），主題是美國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
布里辛斯基的觀點被雜誌編用「掙錢，而不是戰爭」加以概括，他的主要觀點是： 「今天，在東亞，中國正在崛起——到目前為止還是和平地崛起。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國對其歷史的某些部分懷有憤恨甚至感到羞恥。民族主義是一股重要的力量，而且對外部問題——特別是臺灣問題——中國國內存在著嚴重的不滿。但是，衝突並非不可避免，中國領導者並不想在軍事上挑戰美國，他們關注的重點依然是經濟發展，以及贏得別國對其大國地位的承認。」他的依據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經濟和心理投資的規模驚人，2010年中國將在上海舉辦世界博覽會。對於中國來說，成功地組織這些國際活動，暗示著一種謹慎的對外政策（對外贏得國際認同）將會占主導地位，對抗性的對外政策可能中斷中國的經濟增長，損害數億的中國人口，威脅中國共產黨對權力的控制。基於上述觀察，布里辛斯基認為，中國領導者對於中國的崛起以及中國的軟肋有理性的認識與算計。所謂「軟肋」，就是中國的軍事力量與美國相差甚遠，真要發生衝突，並無一支能夠和美國對抗的軍事力量，因此，中國只能在戰略層面繼續保持最低限度的防禦威懾姿態。
布里辛斯基在這次對話中提到他在中國訪問時聽到不久前中共中央領導層那次「有趣的訓練」——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九個大國的興衰」，這事指的是2003年11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九次集體學習，聽取首都師範大學齊世榮與南京大學錢乘旦兩位教授主講「15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發展歷史考察」這一題目並進行討論，這事當時在國內甚是轟動，被認為時任中國領導層對中國的未來有深刻思考。
米賽斯·海默從邏輯推論出發的「中國威脅論」
被目為「中國威脅論」的主要代表人物米爾斯·海默反對這個觀點，他認為：「中國不可能和平地崛起，如果它的經濟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繼續保持飛速發展的話，美國和中國之間很可能會進入一場激烈的防務競爭，並極有可能發展為戰爭。中國的絕大多數鄰國，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韓國，俄羅斯和越南，都可能加入美國的陣營以脅制中國的勢力。」
與布里辛斯基從觀感出發的「中國和平崛起論」不同，米塞斯·海默的中國威脅論是基於邏輯推論，第一點是他的國際政治理論：最強大的國家會努力在自己所在的地區內建立霸權，同時確保沒有其他強大的競爭勢力控制其他區域，並最終主宰整個體系。國際體系的主要參與者是依照無政府主義行事的國家，在這種體系中生存的最佳方式，就是盡可能使自己比潛在的競爭對手更強大。一個國家越強大，其他國家攻擊它的可能性就越小。第二點是美國無法容忍與其相抗衡的對手出現。1991年，在冷戰結束之後不久，老布希政府大膽地宣佈，美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且計畫繼續保持這種地位；小布希政府2002年9月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仍然強調「美國應當防範崛起中的國家，保持它在全球勢力均衡中的控制地位」，並且提出的「先發制人」的戰爭立場。
米塞斯海默的結論是：中國有可能試圖像美國支配西半球一樣去主導亞洲。具體而言，中國將努力擴大與鄰國、尤其是日本和俄羅斯之間的勢力差距，並確保亞洲沒有一個國家能威脅到它。日漸強大的中國也可能試圖將美國趕出亞洲，就像美國以前將歐洲列強趕出西半球一樣。相應地，獲得地區霸權可能是中國收回臺灣的唯一途徑。
因此他認為美國必須設法遏制中國，最終把中國削弱到與美國無法抗衡，不再有能力控制亞洲為止。
這場討論在地緣政治理論圈影響深遠，兩位大師各有數量眾多的支持者，其論點經常被美國對華外交圈的人反復提及，多是選擇A還是B的問題。2016年美國大選川普當選，白宮對華政策急劇轉彎，2018年11月29日，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發表《中國影響和美國利益：推動建設性警惕》報告（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承認美國的中國研究界對中國誤判，指出中國利用美國的開放民主加以滲透、大舉操弄美國政府、大學、智庫、媒體、企業和僑界，希望借此阻斷美國對中國的批評、以及對臺灣的支持。 此後，「中國威脅」看來已成事實，米塞斯·海默的「中國威脅論」再無爭議。
現階段真正的問題是：臺灣成了美中兩國未來衝突的引爆點，雙方究竟就此做好切實的準備沒有？尤其是美國，現在處在歐亞地緣戰略的十字路口。
何清漣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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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背景
中國2001年加入WTO，當年GDP總值為1,339億美元，此後幾年增長非常迅速，到2004年，中國GDP總量高達19,317億美元，占全球當年GDP總量的比重，由3.8%提高到4.4%，躍升世界前十大的第六位。隨著GDP總量的迅速上升，中國在2003年博鼇亞洲論壇、第30屆世界高峰年會、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東亞區域合作與中美關係高層研討會等國際會議上，開始發表中國和平崛起發展新道路的講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國曆鄧、江、胡三朝而不倒的「理論常青樹」鄭必堅的演講，他的演講最終稿就是美國《外交事務》2005年9/10月合刊上發表《中國的和平崛起至大國地位》（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此後數年間，鄭必堅成了國際社會閃亮的中國理論明星，在各種國際會議及外媒採訪中，他多次重申，中國的和平崛起僅僅是一個解決中國內部問題的「中國夢」；中國夢不同於美國夢、歐洲夢，也不同于蘇聯夢，中國只出口電腦，不出口革命。鄭必堅不斷強調的一點是，中國無意挑戰或推翻現行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
與「中國和平崛起」相伴隨的是對鄧小平「韜光養晦」謀略的理解，中國研究專家開始討論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到底是什麼意思？有一種翻譯被公認比較傳神，那就是「在沒有力量的時候收起利爪與尖牙，有力量的時候再露出來」。對「韜光養晦」的這種理解直接關係到對「中國崛起」的看法，除了人權組織及少數中國研究專家不看好之外，基本共識是認為「中國崛起」指日可待，分歧點隻在是否「和平」。布魯津斯基與米塞斯·海默兩位相差20歲，但至少有十餘年，兩人同時活躍在地緣政治戰略研究圈，而且都是大師級的理論扛鼎人物，《外交政策》因此想出了這一高招，邀請二位觀點相左的大師同台「打擂」，就中國是否和平崛起，會不會給世界造成威脅直接交鋒。
兩位大師究竟談了什麼？現在回望這場「和平崛起」VS「中國威脅論」的辨論還十分有意義——個別預測細節不准無傷大雅。
布里辛斯基從現實感受出發談「中國和平崛起」
布里辛斯基與美國現階段影響甚大的地緣政治大師米爾斯·海默之間的那場爭論，其實就是「中國和平崛起」VS「中國威脅論」。
2005年1月1日，雙方在美國的《外交政策》雜誌上進行了一場辯論，標題是《巨人間的衝突》（Clash of the Titans），主題是美國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
布里辛斯基的觀點被雜誌編用「掙錢，而不是戰爭」加以概括，他的主要觀點是： 「今天，在東亞，中國正在崛起——到目前為止還是和平地崛起。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國對其歷史的某些部分懷有憤恨甚至感到羞恥。民族主義是一股重要的力量，而且對外部問題——特別是臺灣問題——中國國內存在著嚴重的不滿。但是，衝突並非不可避免，中國領導者並不想在軍事上挑戰美國，他們關注的重點依然是經濟發展，以及贏得別國對其大國地位的承認。」他的依據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經濟和心理投資的規模驚人，2010年中國將在上海舉辦世界博覽會。對於中國來說，成功地組織這些國際活動，暗示著一種謹慎的對外政策（對外贏得國際認同）將會占主導地位，對抗性的對外政策可能中斷中國的經濟增長，損害數億的中國人口，威脅中國共產黨對權力的控制。基於上述觀察，布里辛斯基認為，中國領導者對於中國的崛起以及中國的軟肋有理性的認識與算計。所謂「軟肋」，就是中國的軍事力量與美國相差甚遠，真要發生衝突，並無一支能夠和美國對抗的軍事力量，因此，中國只能在戰略層面繼續保持最低限度的防禦威懾姿態。
布里辛斯基在這次對話中提到他在中國訪問時聽到不久前中共中央領導層那次「有趣的訓練」——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九個大國的興衰」，這事指的是2003年11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九次集體學習，聽取首都師範大學齊世榮與南京大學錢乘旦兩位教授主講「15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發展歷史考察」這一題目並進行討論，這事當時在國內甚是轟動，被認為時任中國領導層對中國的未來有深刻思考。
米賽斯·海默從邏輯推論出發的「中國威脅論」
被目為「中國威脅論」的主要代表人物米爾斯·海默反對這個觀點，他認為：「中國不可能和平地崛起，如果它的經濟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繼續保持飛速發展的話，美國和中國之間很可能會進入一場激烈的防務競爭，並極有可能發展為戰爭。中國的絕大多數鄰國，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韓國，俄羅斯和越南，都可能加入美國的陣營以脅制中國的勢力。」
與布里辛斯基從觀感出發的「中國和平崛起論」不同，米塞斯·海默的中國威脅論是基於邏輯推論，第一點是他的國際政治理論：最強大的國家會努力在自己所在的地區內建立霸權，同時確保沒有其他強大的競爭勢力控制其他區域，並最終主宰整個體系。國際體系的主要參與者是依照無政府主義行事的國家，在這種體系中生存的最佳方式，就是盡可能使自己比潛在的競爭對手更強大。一個國家越強大，其他國家攻擊它的可能性就越小。第二點是美國無法容忍與其相抗衡的對手出現。1991年，在冷戰結束之後不久，老布希政府大膽地宣佈，美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且計畫繼續保持這種地位；小布希政府2002年9月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仍然強調「美國應當防範崛起中的國家，保持它在全球勢力均衡中的控制地位」，並且提出的「先發制人」的戰爭立場。
米塞斯海默的結論是：中國有可能試圖像美國支配西半球一樣去主導亞洲。具體而言，中國將努力擴大與鄰國、尤其是日本和俄羅斯之間的勢力差距，並確保亞洲沒有一個國家能威脅到它。日漸強大的中國也可能試圖將美國趕出亞洲，就像美國以前將歐洲列強趕出西半球一樣。相應地，獲得地區霸權可能是中國收回臺灣的唯一途徑。
因此他認為美國必須設法遏制中國，最終把中國削弱到與美國無法抗衡，不再有能力控制亞洲為止。
這場討論在地緣政治理論圈影響深遠，兩位大師各有數量眾多的支持者，其論點經常被美國對華外交圈的人反復提及，多是選擇A還是B的問題。2016年美國大選川普當選，白宮對華政策急劇轉彎，2018年11月29日，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發表《中國影響和美國利益：推動建設性警惕》報告（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承認美國的中國研究界對中國誤判，指出中國利用美國的開放民主加以滲透、大舉操弄美國政府、大學、智庫、媒體、企業和僑界，希望借此阻斷美國對中國的批評、以及對臺灣的支持。 此後，「中國威脅」看來已成事實，米塞斯·海默的「中國威脅論」再無爭議。
現階段真正的問題是：臺灣成了美中兩國未來衝突的引爆點，雙方究竟就此做好切實的準備沒有？尤其是美國，現在處在歐亞地緣戰略的十字路口。
何清漣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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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中國，美國「歐亞大棋盤」上曾經的盟友——重讀布里辛斯基的《大棋局》（二之一）
2月28日，美國兩大針對中國的動作再度引發關注，一件是美國駐中國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NBC採訪中表示，華盛頓並沒有尋求與北京的對抗，而是需要中國認可美國在某些區域的領導：「中國必須接受美國是亞洲的領導者……華盛頓並不尋求與北京對抗，但美國在某些領域的領導地位需要得到承認。」同日，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 舉行了首次公開聽證會，該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在開場白中為美中之間未來的戰略競爭定了調，「這是關乎21世紀的生活將是什麼樣子的存亡鬥爭，最基本的自由正面臨威脅」。
歐亞地區領導權是美國地緣政治的重中之重
推特中文圈對中國特別委員會對中美關係的定調並不吃驚，但部分推主對美駐華大使要求中國認可美國在一些區域的領導權有點吃驚，因為他們記得「軟實力」是影響他國或者他國人民自動追隨的能力，不是要求或者挾制得來的。
伯恩斯大使這個要求其實並非他一廂情願的念想，而是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歐亞地緣政治的核心戰略，由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28年3月28日-2017年5月26日）提出。布里辛斯基曾任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是美國20世紀後30年的三位國際戰略大師之一，如果說亨廷頓是框架構建師，季辛吉的功勞在於提出聯中制蘇從而讓美國兵不血刃地贏得冷戰，那麼布林津斯基的功勞就是在冷戰結之後，因應全球化局勢，提出了美國通過地緣政治謀求歐亞地區的領導地位，進而控制全球的構想。他的《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1997）是冷戰結束後最重要的文獻之一。
在引言中，布氏稱：制定一項全面和完整的歐亞大陸地緣戰略是該書的目的。他分析了冷戰後的國際局勢及歐亞地區的權力真空，擘劃了美國在冷戰後在世界範圍內應該如何謀求並實現本國的戰略利益。其中就包括中歐局勢、中東局勢、中國崛起的發展和走向等，該書極富前瞻性的眼光體現出了他驚人的政治智慧和遠見。他指出，歐亞大陸作為世界力量的中心長達500年歷史，今後世界重要的政治博弈仍然將在歐亞大陸展開。布里辛斯基將歐亞大陸比做一塊巨大的、形狀不規則的棋盤，從里斯本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國稱之為符拉迪沃斯托克），為「棋賽」提供了舞臺。布里辛斯基提出：美國是不同於過去所有帝國的一種新型霸權（即主要依靠影響力而非武力贏得世界領導權），就是要在法、德、俄、中、印這五個地緣戰略國家和烏克蘭、亞塞拜然、韓國、土耳其、伊朗這五個地緣政治支軸國家之間縱橫捭闔，以在歐亞大棋局中保持主動，實現領導權。從策略上來說，為保持並儘量延長美國在歐亞亦即在世界的主導地位，美國要依靠西頭的大歐洲民主橋頭堡和東頭「必將成為地區主導大國」的中國，這塊棋盤上的幾個實力強弱不等的棋手則是美國在不同的戰略階段需要縱橫捭闔的物件與目標，支援誰、削弱誰，達到什麼目標都有非常清楚的謀劃。布里辛斯基的建議是：「要在歐亞棋局中成功地使用地緣戰略力量，主要的做法是隨機應變、施展外交手段、建立盟友關係、有選擇地吸收新成員加入聯盟，並十分巧妙地部署自己的政治資本。」
布里辛斯基反對過高估計中國的競爭力，並據此得出美國應該遏制中國的結論。
在歐亞大棋局中，美國對地緣政治利益的戰略掌管，就是扼制削弱俄羅斯，要點在於爭取烏克蘭，因為俄羅斯失去烏克蘭之後，就不再是一個歐洲國家，只能蜷縮在中亞，對歐洲的影響力大為減弱。
歐亞大棋盤上的中國構想
在《大棋局》一書中，布里辛斯基對國際局勢尤其是中美雙方國力的變化有判斷，他認為：美國作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全世界佔有軍事優勢，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尖端科技領域地位領先，「美國文化」（講的應該是約翰·奈斯比稱之為「軟實力」的美國傳統價值觀）具有吸引力，憑藉這些優勢，美國作為第一個新型的也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其世界霸權地位將維持到2015年左右，在此之前，為了未雨綢纓，需要早作準備，建立符合美國利益的國際秩序。為此，美國必須防止另一個超級大國的興起，和任何一種威脅美國霸權地位的反美聯盟的出現。
這裡的「另一個超級大國」，就是指中國。布里辛斯基認為，中國到2020年會成為「地區主導大國」，在亞太地區擁有一個勢力範圍或受別國畏服的範圍，但不可能成為在各個主要領域都富於競爭力的全球性大國。
如何對待中國？布里辛斯基反對過高估計中國的競爭力，並據此得出美國應該遏制中國的結論。他認為，對美國的中長期歐亞地緣戰略來說，同中國建立起合作夥伴關係是不可或缺的條件，儘管他認為中國有可能走向所謂「民主化」和「自由市場化」——這一觀點通過美國前總統克林頓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學的公開演講，在長達20年左右的時間內成為美國政界、中國研究學界的共識——但他認為美國應接受中國的影響在亞太地區必然上升這一前景，更應看到兩國在東北亞和中亞有共同的地緣政治利益。他認為，中國當前（指1990年代中2015年）的目標是希望看到美國因在亞太力量減弱而需要以中國為夥伴和盟友，中國也應該把留在亞太的美國看成天然盟友。他認為美中關係惡化會對整個亞太地區和美國的歐亞戰略產生嚴重後果，因而應該盡力避免這一前景。
布里辛斯基與季辛吉一樣，都建議美國一定要想方設法避免中、俄、伊朗這幾個國家形成聯盟，因為那對美國十分不利。
歐亞大戰略遭遇的大變數——中俄聯盟
在這本出版於1997年的書中，布里辛斯基當時對中國的判斷是：「中國一定會發展壯大，這將為世界所公認。但不管中國多麼強大，它都不會去爭奪所謂主導權，無論是地區的還是全球的，因此勢力範圍的概念是和它套不上的。」同時，他認為美國一定要極力避免中、俄、伊結成大聯盟的情況，因為這對美國霸權是最大的潛在危險。
回望2014年以來的烏克蘭種種變局，應該承認美國歷屆政府（包括川普任上四年）在這歐亞大棋盤上的戰略掌管上一以貫之。這一戰略視中國為盟友，加之小布希總統時期因為反恐需要中國配合，美國對華政策的天平幾乎完全傾向於盟友（「合作夥伴」乃至「戰略合作夥伴」）。如果說在1990年代美國對華政策分成「屠龍派」（dragon slayer）與「擁抱熊貓派」（panda hugger）兩派，到小布希政府時期，「屠龍派」因其視中國為敵而淡出外交政策圈，稍微溫和一點的被稱為「熊貓避險派」（panda hedgers）而存留下來，但聲音越來越小，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批評中國的聲音在美國的中國研究圈裡不受歡迎，非常孤立。
俄烏戰爭的發生，其實早在25年前甚至前蘇聯崩潰之時就已經註定。布里辛斯基在「歐亞大棋盤」中已經給定了這種局面。另一個東部大國——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之演變則複雜得多，幾乎走完了從合作到對抗這一過程，而臺灣問題註定牽涉其中。俄烏戰爭以來，中俄在地緣政治上的聯盟已成為事實。
1990年代全球化開始至今，美國在世的國際戰略大師與地緣政治專家，就美中關係的討論從未中止，其中有些相當有見地。（見後續文章）
何清漣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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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地區領導權是美國地緣政治的重中之重
推特中文圈對中國特別委員會對中美關係的定調並不吃驚，但部分推主對美駐華大使要求中國認可美國在一些區域的領導權有點吃驚，因為他們記得「軟實力」是影響他國或者他國人民自動追隨的能力，不是要求或者挾制得來的。
伯恩斯大使這個要求其實並非他一廂情願的念想，而是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歐亞地緣政治的核心戰略，由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28年3月28日-2017年5月26日）提出。布里辛斯基曾任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是美國20世紀後30年的三位國際戰略大師之一，如果說亨廷頓是框架構建師，季辛吉的功勞在於提出聯中制蘇從而讓美國兵不血刃地贏得冷戰，那麼布林津斯基的功勞就是在冷戰結之後，因應全球化局勢，提出了美國通過地緣政治謀求歐亞地區的領導地位，進而控制全球的構想。他的《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1997）是冷戰結束後最重要的文獻之一。
在引言中，布氏稱：制定一項全面和完整的歐亞大陸地緣戰略是該書的目的。他分析了冷戰後的國際局勢及歐亞地區的權力真空，擘劃了美國在冷戰後在世界範圍內應該如何謀求並實現本國的戰略利益。其中就包括中歐局勢、中東局勢、中國崛起的發展和走向等，該書極富前瞻性的眼光體現出了他驚人的政治智慧和遠見。他指出，歐亞大陸作為世界力量的中心長達500年歷史，今後世界重要的政治博弈仍然將在歐亞大陸展開。布里辛斯基將歐亞大陸比做一塊巨大的、形狀不規則的棋盤，從里斯本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國稱之為符拉迪沃斯托克），為「棋賽」提供了舞臺。布里辛斯基提出：美國是不同於過去所有帝國的一種新型霸權（即主要依靠影響力而非武力贏得世界領導權），就是要在法、德、俄、中、印這五個地緣戰略國家和烏克蘭、亞塞拜然、韓國、土耳其、伊朗這五個地緣政治支軸國家之間縱橫捭闔，以在歐亞大棋局中保持主動，實現領導權。從策略上來說，為保持並儘量延長美國在歐亞亦即在世界的主導地位，美國要依靠西頭的大歐洲民主橋頭堡和東頭「必將成為地區主導大國」的中國，這塊棋盤上的幾個實力強弱不等的棋手則是美國在不同的戰略階段需要縱橫捭闔的物件與目標，支援誰、削弱誰，達到什麼目標都有非常清楚的謀劃。布里辛斯基的建議是：「要在歐亞棋局中成功地使用地緣戰略力量，主要的做法是隨機應變、施展外交手段、建立盟友關係、有選擇地吸收新成員加入聯盟，並十分巧妙地部署自己的政治資本。」
布里辛斯基反對過高估計中國的競爭力，並據此得出美國應該遏制中國的結論。
在歐亞大棋局中，美國對地緣政治利益的戰略掌管，就是扼制削弱俄羅斯，要點在於爭取烏克蘭，因為俄羅斯失去烏克蘭之後，就不再是一個歐洲國家，只能蜷縮在中亞，對歐洲的影響力大為減弱。
歐亞大棋盤上的中國構想
在《大棋局》一書中，布里辛斯基對國際局勢尤其是中美雙方國力的變化有判斷，他認為：美國作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全世界佔有軍事優勢，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尖端科技領域地位領先，「美國文化」（講的應該是約翰·奈斯比稱之為「軟實力」的美國傳統價值觀）具有吸引力，憑藉這些優勢，美國作為第一個新型的也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其世界霸權地位將維持到2015年左右，在此之前，為了未雨綢纓，需要早作準備，建立符合美國利益的國際秩序。為此，美國必須防止另一個超級大國的興起，和任何一種威脅美國霸權地位的反美聯盟的出現。
這裡的「另一個超級大國」，就是指中國。布里辛斯基認為，中國到2020年會成為「地區主導大國」，在亞太地區擁有一個勢力範圍或受別國畏服的範圍，但不可能成為在各個主要領域都富於競爭力的全球性大國。
如何對待中國？布里辛斯基反對過高估計中國的競爭力，並據此得出美國應該遏制中國的結論。他認為，對美國的中長期歐亞地緣戰略來說，同中國建立起合作夥伴關係是不可或缺的條件，儘管他認為中國有可能走向所謂「民主化」和「自由市場化」——這一觀點通過美國前總統克林頓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學的公開演講，在長達20年左右的時間內成為美國政界、中國研究學界的共識——但他認為美國應接受中國的影響在亞太地區必然上升這一前景，更應看到兩國在東北亞和中亞有共同的地緣政治利益。他認為，中國當前（指1990年代中2015年）的目標是希望看到美國因在亞太力量減弱而需要以中國為夥伴和盟友，中國也應該把留在亞太的美國看成天然盟友。他認為美中關係惡化會對整個亞太地區和美國的歐亞戰略產生嚴重後果，因而應該盡力避免這一前景。
布里辛斯基與季辛吉一樣，都建議美國一定要想方設法避免中、俄、伊朗這幾個國家形成聯盟，因為那對美國十分不利。
歐亞大戰略遭遇的大變數——中俄聯盟
在這本出版於1997年的書中，布里辛斯基當時對中國的判斷是：「中國一定會發展壯大，這將為世界所公認。但不管中國多麼強大，它都不會去爭奪所謂主導權，無論是地區的還是全球的，因此勢力範圍的概念是和它套不上的。」同時，他認為美國一定要極力避免中、俄、伊結成大聯盟的情況，因為這對美國霸權是最大的潛在危險。
回望2014年以來的烏克蘭種種變局，應該承認美國歷屆政府（包括川普任上四年）在這歐亞大棋盤上的戰略掌管上一以貫之。這一戰略視中國為盟友，加之小布希總統時期因為反恐需要中國配合，美國對華政策的天平幾乎完全傾向於盟友（「合作夥伴」乃至「戰略合作夥伴」）。如果說在1990年代美國對華政策分成「屠龍派」（dragon slayer）與「擁抱熊貓派」（panda hugger）兩派，到小布希政府時期，「屠龍派」因其視中國為敵而淡出外交政策圈，稍微溫和一點的被稱為「熊貓避險派」（panda hedgers）而存留下來，但聲音越來越小，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批評中國的聲音在美國的中國研究圈裡不受歡迎，非常孤立。
俄烏戰爭的發生，其實早在25年前甚至前蘇聯崩潰之時就已經註定。布里辛斯基在「歐亞大棋盤」中已經給定了這種局面。另一個東部大國——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之演變則複雜得多，幾乎走完了從合作到對抗這一過程，而臺灣問題註定牽涉其中。俄烏戰爭以來，中俄在地緣政治上的聯盟已成為事實。
1990年代全球化開始至今，美國在世的國際戰略大師與地緣政治專家，就美中關係的討論從未中止，其中有些相當有見地。（見後續文章）
何清漣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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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30 September 2024
评论｜何清涟：经济工作并非“阶级斗争”，很难“一抓就灵”
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承诺加大对经济的支持力度的新闻红遍世界。具体来说，中国当局宣布了近年来最大胆与广泛的货币刺激和房地产市场支持措施，以提振当前的经济困境和可能达不到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并努力应对强烈通货紧缩的压力、青年失业率、以及长期的房地产行业债务危机。这表明，北京放弃“固本培元”、调整经济结构的原则，再度走上以房地产为切入口提振经济的旧路。
所谓真金白银利好只是几滴毛毛雨
据国新办发布会消息，央行推出一系列重磅政策，存量房贷利率降0.5%，二套首付统一15%，降息降准释放1万亿流动性。这就是媒体盛传的“政府官员承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调整住房限购政策”。中国国内与海外报道一致指称，经济学家们认为，此举可能为在国内主要城市采取更大胆的房地产救市措施铺平道路。
为什么要提振房地产？这笔帐以2021年的销售额为基准这样算：2021年全成商品房销售额18.2万亿，2023年降至11.7万亿。2024年1-8月5.97万亿，降23.6%，如无提振，全年会是约9万亿，比2021年减少9万亿——不清楚计算者何以认为每年18.2万亿房地产消费力是可以保持的恒常状态。对于99·9%的人来说，房地产是昂贵的消费品，社会购买力是消费者购买力加总；能消费什么级别的房子，体现的是单个消费者购买力的高下。大多数消费者购买房子，是集家庭财力一搏，多数不可能购买两套以上。
有人认为，对存量房贷降0.5%利率，确实影响不小。过去超过4%的房贷利率，对不少近几年买房付月供的，是一笔沉重的负担，细算的帐是：对于100万贷30年的，能少付10万元，每月少付280元。这等于发钱了，是真金白银给利好。
以下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逐项分析，说明这280元“真金白银”只是几滴毛毛雨。
消化房地产靠的是居民购买力
1、2023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1.17亿平方米，销售金额11.66万亿元，得出的销售均价10437元/平——280元这真金白银有多重？能够支付0.027平方米的房价。
2、房地产需求已达饱和程度。据中国住建部部长亲口所言，截至2023年底，中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按照国际定义，中高收入的国家的人均住房面积通常在29.3平米以上；高收入国家则为46.6平米。中国这个第二人口大国，只低于澳大利亚（90.3平）、加拿大（63.9平米）、美国（62.4）、德国（46.6）等四个国家，与第五名波兰（40）持平，高于位列第10的第一人口大国印度（32.4）。
3、解困房（美国俗称穷人房）。住建部称：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6400多万套，1.5亿多人喜圆安居梦，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第一条已经说明280元能够支付0.027平方米的房价，也就是说，居民购买房子还得依靠自家。
2023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18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3036元。其中，高收入组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9.5万元，占人口20%。
回到常识层面来看，即居民购买力。对于月收入2000以下的人来说，280元可能是个利好，但他们买不起房；对于那些在日本与国外横扫LV包的消费群体（属于年收入9.5万元这20%的群体）来说，这个群体应该早就有大房而且可能不止一套，仅从居住角度来说，他们不需要；从投资角度来说，如今不是房地产投资的好时机。
能否指望年收入5万-9·4万这个群体来消化？不能。据2024年1月消息，中国的法拍房有400万套，这几个收入组的高端者能够保住自己尚需供款的房子不进入法拍屋行列，已是万幸，再去买套房枷套在脖子上，那是找死。
即使是逆周期，政策措施也不能反市场规律
其实，仔细考察新华社颁发的调控政策，在“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中只多了“逆周期”三字，真正的措施都多次反复出台。这“逆周期”三字至关重要，用大白话表述，就是“反经济周期规律”，这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一再强调放权让利、尊重市场规律相反。
提到逆周期，那就得解释一下什么是经济周期。全球化态势之下，世界经济总体上呈现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中美两国被称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但从2020年以来都出现了严重问题，这问题不仅仅只是疫情带来的，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尤其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都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美国强调民主经济体与非民主经济体的区隔，这些对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在内都有巨大影响，连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都陷入严重衰退。无论是资源还是市场都对外依赖严重的中国，自然不能在美欧经济都衰退的时期保持一枝独秀。
就在这四五年之间，北京咬紧牙关，让经济“脱虚向实”，发展实业，好不容易将出口产品的“新三样”做出一点气象，却遇到国外市场萎缩（购买力与市场壁垒都是原因）。加上高科技产业对劳动力需求本就远低于劳密型的房地产业与出口外贸的“老三样”，又逢AI时代，就业问题不可能依靠高科技行业解决，因此出现了大量躺平族，高校毕业生70-80%无法就业。在居民财富缩水（房地产价格下降）、就业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北京再度放弃“固本培元”的发展实体经济的道路，重新走上政府财政刺激提振房地产，可谓不明智。
道理非常简单：经济工作并非“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否则，习近上任以来强力推行“房住不炒”就不至于经常让位于政策松绑。只是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奉行政府干预经济思路，比如这次特别强调“由24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誓言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分析师们认为财政刺激对中国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等评论都来自强调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美国经济大报WSJ，只是出于两个原因：1、说明分析师们潜意识里相信“经济发展的动力不是市场需求而是政治首脑的意愿”。2、急于帮助美国投资界解套。中国的房地产业，本来就是一个世纪超大泡沫，只是由于它在国内成了消费者的货币储水池，在国外成了国际铁矿石等建筑材料的支撑需求，房地产公司成为国际风投行业放债的重要客户。据野村证券（2021年）称，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当中，银行贷款占比最大，达到46%；债券约占10%，其中包括2,170亿美元等值的美元债券，因此“大而不能倒”，只要房地产公司赚了钱，债务就不会泡汤。
这几天中国股市上扬，评论都赞是政策效应。中国30多年的股市历史中，这种政策刺激翻红的戏码曾反复上演，但很快就会由牛变熊，充分证明：经济运行依靠“内力”，外部刺激这种强行拉抬解决不了问题。可以估计，在买主没有大量涌入的情况下，这轮放松很快就无疾而终。但有批有备而来的人可以在短暂时间内套利。最后，中国经济还得顺应经济周期，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强本固元，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就业、提振内需开始。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economic-management-not-class-struggle-09302024112537.html
所谓真金白银利好只是几滴毛毛雨
据国新办发布会消息，央行推出一系列重磅政策，存量房贷利率降0.5%，二套首付统一15%，降息降准释放1万亿流动性。这就是媒体盛传的“政府官员承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调整住房限购政策”。中国国内与海外报道一致指称，经济学家们认为，此举可能为在国内主要城市采取更大胆的房地产救市措施铺平道路。
为什么要提振房地产？这笔帐以2021年的销售额为基准这样算：2021年全成商品房销售额18.2万亿，2023年降至11.7万亿。2024年1-8月5.97万亿，降23.6%，如无提振，全年会是约9万亿，比2021年减少9万亿——不清楚计算者何以认为每年18.2万亿房地产消费力是可以保持的恒常状态。对于99·9%的人来说，房地产是昂贵的消费品，社会购买力是消费者购买力加总；能消费什么级别的房子，体现的是单个消费者购买力的高下。大多数消费者购买房子，是集家庭财力一搏，多数不可能购买两套以上。
有人认为，对存量房贷降0.5%利率，确实影响不小。过去超过4%的房贷利率，对不少近几年买房付月供的，是一笔沉重的负担，细算的帐是：对于100万贷30年的，能少付10万元，每月少付280元。这等于发钱了，是真金白银给利好。
以下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逐项分析，说明这280元“真金白银”只是几滴毛毛雨。
消化房地产靠的是居民购买力
1、2023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1.17亿平方米，销售金额11.66万亿元，得出的销售均价10437元/平——280元这真金白银有多重？能够支付0.027平方米的房价。
2、房地产需求已达饱和程度。据中国住建部部长亲口所言，截至2023年底，中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按照国际定义，中高收入的国家的人均住房面积通常在29.3平米以上；高收入国家则为46.6平米。中国这个第二人口大国，只低于澳大利亚（90.3平）、加拿大（63.9平米）、美国（62.4）、德国（46.6）等四个国家，与第五名波兰（40）持平，高于位列第10的第一人口大国印度（32.4）。
3、解困房（美国俗称穷人房）。住建部称：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6400多万套，1.5亿多人喜圆安居梦，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第一条已经说明280元能够支付0.027平方米的房价，也就是说，居民购买房子还得依靠自家。
2023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18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3036元。其中，高收入组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9.5万元，占人口20%。
回到常识层面来看，即居民购买力。对于月收入2000以下的人来说，280元可能是个利好，但他们买不起房；对于那些在日本与国外横扫LV包的消费群体（属于年收入9.5万元这20%的群体）来说，这个群体应该早就有大房而且可能不止一套，仅从居住角度来说，他们不需要；从投资角度来说，如今不是房地产投资的好时机。
能否指望年收入5万-9·4万这个群体来消化？不能。据2024年1月消息，中国的法拍房有400万套，这几个收入组的高端者能够保住自己尚需供款的房子不进入法拍屋行列，已是万幸，再去买套房枷套在脖子上，那是找死。
即使是逆周期，政策措施也不能反市场规律
其实，仔细考察新华社颁发的调控政策，在“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中只多了“逆周期”三字，真正的措施都多次反复出台。这“逆周期”三字至关重要，用大白话表述，就是“反经济周期规律”，这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一再强调放权让利、尊重市场规律相反。
提到逆周期，那就得解释一下什么是经济周期。全球化态势之下，世界经济总体上呈现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中美两国被称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但从2020年以来都出现了严重问题，这问题不仅仅只是疫情带来的，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尤其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都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美国强调民主经济体与非民主经济体的区隔，这些对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在内都有巨大影响，连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都陷入严重衰退。无论是资源还是市场都对外依赖严重的中国，自然不能在美欧经济都衰退的时期保持一枝独秀。
就在这四五年之间，北京咬紧牙关，让经济“脱虚向实”，发展实业，好不容易将出口产品的“新三样”做出一点气象，却遇到国外市场萎缩（购买力与市场壁垒都是原因）。加上高科技产业对劳动力需求本就远低于劳密型的房地产业与出口外贸的“老三样”，又逢AI时代，就业问题不可能依靠高科技行业解决，因此出现了大量躺平族，高校毕业生70-80%无法就业。在居民财富缩水（房地产价格下降）、就业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北京再度放弃“固本培元”的发展实体经济的道路，重新走上政府财政刺激提振房地产，可谓不明智。
道理非常简单：经济工作并非“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否则，习近上任以来强力推行“房住不炒”就不至于经常让位于政策松绑。只是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奉行政府干预经济思路，比如这次特别强调“由24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誓言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分析师们认为财政刺激对中国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等评论都来自强调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美国经济大报WSJ，只是出于两个原因：1、说明分析师们潜意识里相信“经济发展的动力不是市场需求而是政治首脑的意愿”。2、急于帮助美国投资界解套。中国的房地产业，本来就是一个世纪超大泡沫，只是由于它在国内成了消费者的货币储水池，在国外成了国际铁矿石等建筑材料的支撑需求，房地产公司成为国际风投行业放债的重要客户。据野村证券（2021年）称，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当中，银行贷款占比最大，达到46%；债券约占10%，其中包括2,170亿美元等值的美元债券，因此“大而不能倒”，只要房地产公司赚了钱，债务就不会泡汤。
这几天中国股市上扬，评论都赞是政策效应。中国30多年的股市历史中，这种政策刺激翻红的戏码曾反复上演，但很快就会由牛变熊，充分证明：经济运行依靠“内力”，外部刺激这种强行拉抬解决不了问题。可以估计，在买主没有大量涌入的情况下，这轮放松很快就无疾而终。但有批有备而来的人可以在短暂时间内套利。最后，中国经济还得顺应经济周期，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强本固元，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就业、提振内需开始。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economic-management-not-class-struggle-09302024112537.html
Thursday, 19 September 2024
RFA评论 | 何清涟：香港自由港将因《香港国安法》而衰败
自9月9日开始，美国众议院针对近30项法案进行表决，其中大多数聚焦与中国有关的议题，目标在于应对北京对美国所构成的国家和经济安全威胁。这些法案锁定与中国有关的议题，内容横跨香港、台湾、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无人机、电动车电池制造和外国人购买美国农地等多领域。因此，美国媒体多将这一个星期称为国会立法的“中国周”(China Week)，其中与香港的立法虽然只有一部《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Hong Kong Economic Trade Office Certification Act），但对香港国际经济地位的打击却很严重。
美国关闭香港经贸处，欧盟响应与否很重要
9月10日，美国众议院以413赞成、3票反对的压倒性表决结果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该法案由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和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Jim McGovern)联袂提出。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的提案人为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里(Jeff Merkley)。
法案要求行政部门在法案生效30天内认证包括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的三个香港经贸办是否得以延长目前享有的特权、例外与豁免。如果美国政府认证这三个香港经贸办不应再继续享有这些外交待遇，香港经贸办将在180天内停止运作；反之，若美国政府认为香港经贸办继续享有这些外交权利，香港经贸办将得以延长一年的运作，或直到下一次进行评估的时间。
香港在世界各地共有14个经贸代表处，在中国内地共有四个，广东、上海、成都、武汉。在世界各国共有10个，曼谷、迪拜、雅加达、柏林、布鲁塞尔、日内瓦、伦敦、新加坡、悉尼、东京、华盛顿、纽约、旧金山、多伦多。美国的三个香港经贸办事处如果关闭，作为美国盟友的几个欧洲国家可能也不得不考虑权衡是否紧跟“带头大哥“。
众议院对关闭香港在美三个海外经贸办的立法目的阐述得非常清楚，1、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不仅丧失了言论自由，还带来的巨大的商业风险； 2、中方利用香港来逃避美国制裁和出口管制的行为越来越多，尤其是美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实施的对俄制裁和出口管制。“我们不能让中共使用香港之前的合法性来持续渗入我们的体系中”。此前，美国国务院亦表示，俄罗斯越来越多地求助于香港等第三方司法管辖区，以逃避制裁并继续采购关键物品。
香港自由港不再，金融中心地位不稳
长期以来，香港以自由放任的经济、开放的金融体系及高度的言论自由吸引着全世界的投资者。2020年5月28日，中国人大立法机构正式通过《香港国家安全法》，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下达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区待遇，宣布“从现在起，香港将受到与中国大陆相同的待遇”。从那以后，外界预测，外资将会陆续撤出香港，香港将失去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并由新加坡取代。
四年以后，外资确实正在陆续撤离香港，新加坡成为远东金融中心也渐成现实，只是速度较慢。
1、外资企业陆续撤出
2019年，香港有9000家外资企业，其中1300家来自美国。2019年下半年政治动荡，香港开始陷入衰退。2020年1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一份报告中表示，2019年流入中国香港的投资几近减半，只有550亿美元， 有480亿美元从香港股市撤资。四分之三在香港经营的美国企业对国家安全法感到焦虑。他们最担心的是法律的模糊性，香港著名的独立司法机构是否受到危害，以及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地位是否受到威胁。
据港府2022年11月24日公布的调查结果，以2022年6月1日计算，境外企业驻港公司共有8978家，同比减少71家，其中46家属地区总部，也因此涉及的就业人数，大幅减少2万5千人，是自2018年以来，录得最大的跌幅。在香港运营的美国公司数量已连续四年下降，据香港方面的统计，2022年6月时这一数量降至1,258家，为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也显示，在港设立公司的境外企业中，母公司在中国的占比最多，有2114家，同比增加34家，但与香港还未发生反送中示威和疫情爆发前相比，4年间增加523家。
香港与中国大陆的联系曾被跨国企业视为优势，但现在已成为一个麻烦。
2、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已被新加坡超过
自从2007年3月英国智库机构Z/Yen颁布“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简称GFCI）以来，这一指数就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竞争力的评价指数，用于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评价体系由商业环境、金融业发展、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声誉与一般性因素等五大指标构成。
香港的排名，2020年排名第五，新加坡第六；2022年排名第三，新加坡排名第四； 2023年排名第四，新加坡成为第三，2024年排名与2023年相同。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超过香港，但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魅力未下降很多。
如果美国行政当局对众议院关闭香港在美三个海外经贸办的立法予以首肯，香港的外资撤出将会加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会继续下降。
“大湾区”概念无助香港再现1990年代辉煌
90年代初期，香港的GDP一度接近内地的1/4，人均GDP更是达到内地的50倍，那时，制造业是香港的根本。如今香港的支柱产业主要包括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和房地产，2020年，香港的GDP从全国第1跌至第6。
这里有中国加入WTO，香港作为中国贸易出口中转站地位下降的原因；也有香港四大制造业中的制衣、玩具、电子三大产业转移至中国这一原因。自21世纪以来，制造业空心化、高科技缺位，只靠金融、地产支撑的香港经济，有如在跛脚行走。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使香港丧失自由港的优势，香港经济快速滑落，2020年香港GDP实总值27107.3亿（大约相当于人民币2.4万亿元），与2019年同比实质下跌了6.1%，这个跌幅不仅超过了1998年和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时的降幅，而且还是有详细记录数值以来的“最大年度跌幅”。
长期以来对香港前景一直抱持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他在2024年3月《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香港完了，这样说我很难过。”北京对罗奇的说法颇为不满，发文批评，罗奇干脆为香港《南华早报》撰写一篇评论文章，指出香港缺乏活力，无法克服北京日益收紧的政治控制、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紧张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下滑，罗奇写道，“活力和无拘无束的乐观精神曾经是香港最显著的特征与最大的资产，如今已被渐渐消耗。”
北京也不想看到香港经济滑落， 2019年2月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希望围绕珠江三角洲和伶仃洋组成的城市群，包括广州、深圳两个一线城市和副省级市与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肇庆七个地级市，以及香港与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以此保障香港经济的繁荣。
但是，北京当局忽视了一点（也许是觉得正视无用），香港成为亚洲最大自由港与金融中心，缘于其成为英国殖民地，其特点就是政治自由与经济开放；如今《香港国安法》实行之后，保障经济安全的政治自由荡然无存，导致外资撤出。外资的活动空间与活力，绝非深圳珠海等中国城市可比，可以说，“大湾区”概念只是重组中国港澳广深经济，对保住香港自由港与金融中心地位助益不大。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hong-kong-national-security-law-09172024105602.html
美国关闭香港经贸处，欧盟响应与否很重要
9月10日，美国众议院以413赞成、3票反对的压倒性表决结果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该法案由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和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Jim McGovern)联袂提出。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的提案人为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里(Jeff Merkley)。
法案要求行政部门在法案生效30天内认证包括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的三个香港经贸办是否得以延长目前享有的特权、例外与豁免。如果美国政府认证这三个香港经贸办不应再继续享有这些外交待遇，香港经贸办将在180天内停止运作；反之，若美国政府认为香港经贸办继续享有这些外交权利，香港经贸办将得以延长一年的运作，或直到下一次进行评估的时间。
香港在世界各地共有14个经贸代表处，在中国内地共有四个，广东、上海、成都、武汉。在世界各国共有10个，曼谷、迪拜、雅加达、柏林、布鲁塞尔、日内瓦、伦敦、新加坡、悉尼、东京、华盛顿、纽约、旧金山、多伦多。美国的三个香港经贸办事处如果关闭，作为美国盟友的几个欧洲国家可能也不得不考虑权衡是否紧跟“带头大哥“。
众议院对关闭香港在美三个海外经贸办的立法目的阐述得非常清楚，1、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不仅丧失了言论自由，还带来的巨大的商业风险； 2、中方利用香港来逃避美国制裁和出口管制的行为越来越多，尤其是美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实施的对俄制裁和出口管制。“我们不能让中共使用香港之前的合法性来持续渗入我们的体系中”。此前，美国国务院亦表示，俄罗斯越来越多地求助于香港等第三方司法管辖区，以逃避制裁并继续采购关键物品。
香港自由港不再，金融中心地位不稳
长期以来，香港以自由放任的经济、开放的金融体系及高度的言论自由吸引着全世界的投资者。2020年5月28日，中国人大立法机构正式通过《香港国家安全法》，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下达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区待遇，宣布“从现在起，香港将受到与中国大陆相同的待遇”。从那以后，外界预测，外资将会陆续撤出香港，香港将失去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并由新加坡取代。
四年以后，外资确实正在陆续撤离香港，新加坡成为远东金融中心也渐成现实，只是速度较慢。
1、外资企业陆续撤出
2019年，香港有9000家外资企业，其中1300家来自美国。2019年下半年政治动荡，香港开始陷入衰退。2020年1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一份报告中表示，2019年流入中国香港的投资几近减半，只有550亿美元， 有480亿美元从香港股市撤资。四分之三在香港经营的美国企业对国家安全法感到焦虑。他们最担心的是法律的模糊性，香港著名的独立司法机构是否受到危害，以及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地位是否受到威胁。
据港府2022年11月24日公布的调查结果，以2022年6月1日计算，境外企业驻港公司共有8978家，同比减少71家，其中46家属地区总部，也因此涉及的就业人数，大幅减少2万5千人，是自2018年以来，录得最大的跌幅。在香港运营的美国公司数量已连续四年下降，据香港方面的统计，2022年6月时这一数量降至1,258家，为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也显示，在港设立公司的境外企业中，母公司在中国的占比最多，有2114家，同比增加34家，但与香港还未发生反送中示威和疫情爆发前相比，4年间增加523家。
香港与中国大陆的联系曾被跨国企业视为优势，但现在已成为一个麻烦。
2、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已被新加坡超过
自从2007年3月英国智库机构Z/Yen颁布“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简称GFCI）以来，这一指数就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竞争力的评价指数，用于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评价体系由商业环境、金融业发展、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声誉与一般性因素等五大指标构成。
香港的排名，2020年排名第五，新加坡第六；2022年排名第三，新加坡排名第四； 2023年排名第四，新加坡成为第三，2024年排名与2023年相同。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超过香港，但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魅力未下降很多。
如果美国行政当局对众议院关闭香港在美三个海外经贸办的立法予以首肯，香港的外资撤出将会加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会继续下降。
“大湾区”概念无助香港再现1990年代辉煌
90年代初期，香港的GDP一度接近内地的1/4，人均GDP更是达到内地的50倍，那时，制造业是香港的根本。如今香港的支柱产业主要包括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和房地产，2020年，香港的GDP从全国第1跌至第6。
这里有中国加入WTO，香港作为中国贸易出口中转站地位下降的原因；也有香港四大制造业中的制衣、玩具、电子三大产业转移至中国这一原因。自21世纪以来，制造业空心化、高科技缺位，只靠金融、地产支撑的香港经济，有如在跛脚行走。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使香港丧失自由港的优势，香港经济快速滑落，2020年香港GDP实总值27107.3亿（大约相当于人民币2.4万亿元），与2019年同比实质下跌了6.1%，这个跌幅不仅超过了1998年和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时的降幅，而且还是有详细记录数值以来的“最大年度跌幅”。
长期以来对香港前景一直抱持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他在2024年3月《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香港完了，这样说我很难过。”北京对罗奇的说法颇为不满，发文批评，罗奇干脆为香港《南华早报》撰写一篇评论文章，指出香港缺乏活力，无法克服北京日益收紧的政治控制、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紧张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下滑，罗奇写道，“活力和无拘无束的乐观精神曾经是香港最显著的特征与最大的资产，如今已被渐渐消耗。”
北京也不想看到香港经济滑落， 2019年2月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希望围绕珠江三角洲和伶仃洋组成的城市群，包括广州、深圳两个一线城市和副省级市与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肇庆七个地级市，以及香港与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以此保障香港经济的繁荣。
但是，北京当局忽视了一点（也许是觉得正视无用），香港成为亚洲最大自由港与金融中心，缘于其成为英国殖民地，其特点就是政治自由与经济开放；如今《香港国安法》实行之后，保障经济安全的政治自由荡然无存，导致外资撤出。外资的活动空间与活力，绝非深圳珠海等中国城市可比，可以说，“大湾区”概念只是重组中国港澳广深经济，对保住香港自由港与金融中心地位助益不大。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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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3 September 2024
清理“中美合作”遗产 美国谍影重重
何清涟
中美关系日趋复杂，各种类别的中国间谍相继被抓，从以异议人士身份活动的唐元隽，到纽约州长前助理孙雯，即使再不敏感，也知道这些信息预示着中美关系恶化。不过，只要熟悉二战以来美国外交史，对中美关系这种走势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因为这几乎就是当年美苏关系从盟友到冷战这一过程的再现。
前车之鉴：苏联间谍战斗在美国心脏里
大国交往，尤其是在友好期间的各种交流中互派间谍（包括线人）几乎是常态。美国在“十月革命”16年后才与苏联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二战期间，双方是盟友。战争结束后，苏联势力扩张到了东欧，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担心苏联势力的扩张会影响到自身利益，开始了以意识形态对立为表的争夺国际影响力的斗争。这场旷日持久、涉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式的斗争，约从1947年开始，持续到苏联解体的1991年12月26日，史称“冷战”。
谈及这段历史，如今在世的人只记得美苏互视对方为敌，不太记得两国作为盟友期间的紧密合作。这种合作包括军事合作与文化交流。美国在二战中通过过租借法案给苏联提供大量的兵器、船舶、飞机、机动车、战略物资和食品。根据统计数据，西半球向苏联运送了大约1750万吨军事装备，车辆，工业用品和食品，其中94％来自美国。
更多的人完全不知道美苏作为盟友期间的文化交流。1942年，美国俄罗斯文化协会（Американо–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н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在美国成立，以鼓励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冷战史曾描写过当年美苏两国互派留学生的趣事：苏联派来美国留学的学生多学习核物理等理工科，而美国学生赴苏联，非常喜欢学习苏联文学、历史、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内，美国出现了很多因为意识形态倾向而成为苏联间谍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2023年克里斯托弗·诺兰的传记片《奥本海默》上演，剧中出现在一连串政府听证会中出现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学家、政治人士和疑似苏共特工，并非剧作家的想象，而是重现当时历史。
另一个著名的苏联间谍是美国前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1892年10月9日—1948年8月16日），很多人都知道美国在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称做“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知道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不知道建立这个体系的关键人物就是怀特，更不知道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怀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总设计师。美国不多宣扬这点，乃因怀特是一个崇拜苏联社会主义体制、货真价实的苏联间谍，他领导的美国财政部财金研究所里聚集了大量共产党同情者，其中，怀特、柯福兰（Virginius Frank Coe）、哈罗德·葛莱瑟（Harold Glasser）、厄尔文·卡普兰（Irving Kaplan）和维克托·佩洛（Victor Perlo）都被FBI认定为苏联间谍。
可以说，麦卡锡主义是对苏美盟友时期间谍活动的一次清算。这与中美关系从战略合作伙伴到全面竞争关系的历程如出一辙。
中美关系一颗先甜后苦的果实：千人计划及中国行动计划
奥巴马第一任期，中美关系升温。自2009年7月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之后，中美关系从小布什政府的“经济合作伙伴”升温至“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人赴美十年签证就是这时颁发的。
无巧不成书，中国的“千人计划”于2008年12月启动。据《人民日报》消息，至2013年，该计划已分10批引进了4180余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其中引进国外名校教授1400多位，超过1978-2008年30年间引进数量的总和，其中包括50名发达国家的院士。“千人计划”的入选者主要来自美、英、德、日、加拿大等科教发达国家的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和跨国企业，90%左右来自美国。其中，科技创新者研究水平大多居于国际前沿，科技创业者大多掌握转化和产业化成熟度较高的科技成果、自主专利或具有丰富的跨国企业经营管理经验。
必须注意的是：千人计划可谓大张旗鼓，但美国等国似乎都未对这计划提出反对意见。直到川普上台之后，“千人计划”的命运终于逆转。2018年美国司法部正式启动“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不少“千人计划”的参与者陆续被FBI约谈，其中主体当然是美籍华人科学家，也有少数美国人，其中最著名的案件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利伯（Charles Lieber）案。密歇根大学于今年3月主办了一场 “‘中国行动计划’及其影响的研讨会”，与会成员分享了他们的经历、见解和鲜为外界所知的事实。在“中国行动计划”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调查教职员工是否正确使用了联邦资金，包括教职员工是否将资金用于在中国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六年里，至少有255名科学家（绝大多数是华人）被认定没有披露在中国的“重叠资助或研究”，或违反了其他规定。 这些调查的法律结果只有两起起诉和三起定罪，但112名科学家因此失去了工作。[1]
被FBI约谈的华人科学家中，有两位颇有成就者自杀，一位是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张首晟，人称“离诺贝尔物理学奖最近的人”；还有一位是今年7月10日在家中自杀的西北大学教授、著名神经科学家吴瑛，她因在RNA剪接生物学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而广受赞誉。
这一引发科学家恐惧的计划在美国学术界引发强烈反对。2022年2月23日，美国司法部迫于科学界压力，宣布终止这一计划。
孙雯事件表明清理中美合作遗产深入到州级政府
截至2021年，中美已建立284个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其中纽约号称“美国的门户”，纽约市与北京市早在1980年就成为友好城市，纽约州与江苏省1989年结成友好省州，纽约州也是中国在美统战工作的重点。
在川普政府中担任国务卿的彭佩奥，特别关注中国对美国的红色渗透，曾指出中国红色渗透已经深入至州级政治。彭佩奥曾受邀参加“全美州长协会2020冬季会议”，并在此会上做了讲话。当时全美各州州长都认为中国经济十分繁荣，希望与中国加强联系，发展经贸关系，彭佩奥则发出警告：“中国政府在有条不紊地分析我们的系统，我们非常开放的、深感自豪的系统。他们评估了我们的漏洞，并决定利用我们的自由，在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层面，获得超越我们的优势。”[2]
这284个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的建立，当然不会缺少“孙雯”这类华裔的推动。在中美两国是“伙伴关系”之时，“孙雯们”在中国政府中的人脉是搭建中美桥梁关系的 重要资源；但如今成了全面竞争关系甚至被视为冷战前阶段，美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当然得清理战略合作伙伴时的遗产。美国FBI会盯上“孙雯们”，正是因为这一“潜伏在美国地方政府内部”的中国经营模式，形同是从根基上威胁美国政治，且直接破坏了国家内部信任。美国司法部一波波的起诉，锁定目标都指向了那些具有美国身分，但戳力推动北京利益的“中国代理人”，纽约自然是清理重点。过去四年，仅仅在纽约华人集中的布鲁克林区，就有12起间谍案被起诉，牵连多达90余人。
与美苏谍战不同的是，苏联间谍们的身份是隐藏的，许多人包括奥本海墨都未承认自己是苏联间谍；但中国的“千人计划”参与者与“孙雯们”与中国的关系却是公开的，在奥巴马时期包括以前几任总统，在中国拥有人脉与资源的人，都是美国对华外交倚重之人，他们的“两头通吃”在当时不仅合法，而且风光。
（原载《联合早报》，2024年9月10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40911-4682013） ↑
from 清涟居 http://heqinglian.net/2024/09/11/spy-is-legacy-of-china-us-cooperation/
中美关系日趋复杂，各种类别的中国间谍相继被抓，从以异议人士身份活动的唐元隽，到纽约州长前助理孙雯，即使再不敏感，也知道这些信息预示着中美关系恶化。不过，只要熟悉二战以来美国外交史，对中美关系这种走势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因为这几乎就是当年美苏关系从盟友到冷战这一过程的再现。
前车之鉴：苏联间谍战斗在美国心脏里
大国交往，尤其是在友好期间的各种交流中互派间谍（包括线人）几乎是常态。美国在“十月革命”16年后才与苏联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二战期间，双方是盟友。战争结束后，苏联势力扩张到了东欧，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担心苏联势力的扩张会影响到自身利益，开始了以意识形态对立为表的争夺国际影响力的斗争。这场旷日持久、涉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式的斗争，约从1947年开始，持续到苏联解体的1991年12月26日，史称“冷战”。
谈及这段历史，如今在世的人只记得美苏互视对方为敌，不太记得两国作为盟友期间的紧密合作。这种合作包括军事合作与文化交流。美国在二战中通过过租借法案给苏联提供大量的兵器、船舶、飞机、机动车、战略物资和食品。根据统计数据，西半球向苏联运送了大约1750万吨军事装备，车辆，工业用品和食品，其中94％来自美国。
更多的人完全不知道美苏作为盟友期间的文化交流。1942年，美国俄罗斯文化协会（Американо–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н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在美国成立，以鼓励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冷战史曾描写过当年美苏两国互派留学生的趣事：苏联派来美国留学的学生多学习核物理等理工科，而美国学生赴苏联，非常喜欢学习苏联文学、历史、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内，美国出现了很多因为意识形态倾向而成为苏联间谍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2023年克里斯托弗·诺兰的传记片《奥本海默》上演，剧中出现在一连串政府听证会中出现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学家、政治人士和疑似苏共特工，并非剧作家的想象，而是重现当时历史。
另一个著名的苏联间谍是美国前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1892年10月9日—1948年8月16日），很多人都知道美国在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称做“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知道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不知道建立这个体系的关键人物就是怀特，更不知道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怀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总设计师。美国不多宣扬这点，乃因怀特是一个崇拜苏联社会主义体制、货真价实的苏联间谍，他领导的美国财政部财金研究所里聚集了大量共产党同情者，其中，怀特、柯福兰（Virginius Frank Coe）、哈罗德·葛莱瑟（Harold Glasser）、厄尔文·卡普兰（Irving Kaplan）和维克托·佩洛（Victor Perlo）都被FBI认定为苏联间谍。
可以说，麦卡锡主义是对苏美盟友时期间谍活动的一次清算。这与中美关系从战略合作伙伴到全面竞争关系的历程如出一辙。
中美关系一颗先甜后苦的果实：千人计划及中国行动计划
奥巴马第一任期，中美关系升温。自2009年7月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之后，中美关系从小布什政府的“经济合作伙伴”升温至“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人赴美十年签证就是这时颁发的。
无巧不成书，中国的“千人计划”于2008年12月启动。据《人民日报》消息，至2013年，该计划已分10批引进了4180余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其中引进国外名校教授1400多位，超过1978-2008年30年间引进数量的总和，其中包括50名发达国家的院士。“千人计划”的入选者主要来自美、英、德、日、加拿大等科教发达国家的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和跨国企业，90%左右来自美国。其中，科技创新者研究水平大多居于国际前沿，科技创业者大多掌握转化和产业化成熟度较高的科技成果、自主专利或具有丰富的跨国企业经营管理经验。
必须注意的是：千人计划可谓大张旗鼓，但美国等国似乎都未对这计划提出反对意见。直到川普上台之后，“千人计划”的命运终于逆转。2018年美国司法部正式启动“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不少“千人计划”的参与者陆续被FBI约谈，其中主体当然是美籍华人科学家，也有少数美国人，其中最著名的案件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利伯（Charles Lieber）案。密歇根大学于今年3月主办了一场 “‘中国行动计划’及其影响的研讨会”，与会成员分享了他们的经历、见解和鲜为外界所知的事实。在“中国行动计划”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调查教职员工是否正确使用了联邦资金，包括教职员工是否将资金用于在中国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六年里，至少有255名科学家（绝大多数是华人）被认定没有披露在中国的“重叠资助或研究”，或违反了其他规定。 这些调查的法律结果只有两起起诉和三起定罪，但112名科学家因此失去了工作。[1]
被FBI约谈的华人科学家中，有两位颇有成就者自杀，一位是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张首晟，人称“离诺贝尔物理学奖最近的人”；还有一位是今年7月10日在家中自杀的西北大学教授、著名神经科学家吴瑛，她因在RNA剪接生物学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而广受赞誉。
这一引发科学家恐惧的计划在美国学术界引发强烈反对。2022年2月23日，美国司法部迫于科学界压力，宣布终止这一计划。
孙雯事件表明清理中美合作遗产深入到州级政府
截至2021年，中美已建立284个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其中纽约号称“美国的门户”，纽约市与北京市早在1980年就成为友好城市，纽约州与江苏省1989年结成友好省州，纽约州也是中国在美统战工作的重点。
在川普政府中担任国务卿的彭佩奥，特别关注中国对美国的红色渗透，曾指出中国红色渗透已经深入至州级政治。彭佩奥曾受邀参加“全美州长协会2020冬季会议”，并在此会上做了讲话。当时全美各州州长都认为中国经济十分繁荣，希望与中国加强联系，发展经贸关系，彭佩奥则发出警告：“中国政府在有条不紊地分析我们的系统，我们非常开放的、深感自豪的系统。他们评估了我们的漏洞，并决定利用我们的自由，在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层面，获得超越我们的优势。”[2]
这284个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的建立，当然不会缺少“孙雯”这类华裔的推动。在中美两国是“伙伴关系”之时，“孙雯们”在中国政府中的人脉是搭建中美桥梁关系的 重要资源；但如今成了全面竞争关系甚至被视为冷战前阶段，美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当然得清理战略合作伙伴时的遗产。美国FBI会盯上“孙雯们”，正是因为这一“潜伏在美国地方政府内部”的中国经营模式，形同是从根基上威胁美国政治，且直接破坏了国家内部信任。美国司法部一波波的起诉，锁定目标都指向了那些具有美国身分，但戳力推动北京利益的“中国代理人”，纽约自然是清理重点。过去四年，仅仅在纽约华人集中的布鲁克林区，就有12起间谍案被起诉，牵连多达90余人。
与美苏谍战不同的是，苏联间谍们的身份是隐藏的，许多人包括奥本海墨都未承认自己是苏联间谍；但中国的“千人计划”参与者与“孙雯们”与中国的关系却是公开的，在奥巴马时期包括以前几任总统，在中国拥有人脉与资源的人，都是美国对华外交倚重之人，他们的“两头通吃”在当时不仅合法，而且风光。
- US universities secretly turned their back on Chinese professors under DOJ’s China Initiative, March 29,2024,（https://news.umich.edu/us-universities-secretly-turned-their-back-on-chinese-professors-under-dojs-china-initiative/ ）
- U.S. States and the China Competition, Speech,Michael R. Pompeo, Secretary of State 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Winter Meeting, Walter E. Washington Convention Center, Washington, DC. February 8, 2020, （https://2017-2021.state.gov/u-s-states-and-the-china-competition/ ）
（原载《联合早报》，2024年9月10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40911-4682013） ↑
from 清涟居 http://heqinglian.net/2024/09/11/spy-is-legacy-of-china-us-cooperation/
Tuesday, 3 September 2024
“哈里斯经济学” 继承与发扬了“拜登经济学”
何清涟
DNC 大会经得力的宣传包装，展示了民主党内士气提振，以至于人们忽视了一条重要信息：8月20日DNC大会上，哈里斯的最大金主”未来前进”（Future Forward）负责人昌西·麦克莱恩（Chauncey McLean）在发言中称，他们自己的民意调查没有公开民调显示的那么 “乐观”，并警告说民主党人在关键州的竞选中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1]那么，决定2024大选王座归属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是真实的民意，还是重演2020年破坏规则的选举？这确实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美国大选的“第一战场”，经济问题是定盘星
自当年克林顿说出那句经典名言“笨蛋，问题在经济”以来，经济政策历来被视作总统候选人核心的选举承诺，对中间选民的选择起着关键作用。8月16日，在DNC大会召开前三天，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公布了她上任 100 天内将实施的经济政策——其中包括高达 1.7 万亿美元的补贴，其主要主张包括：1、承诺在四年内努力建造 300 万套新房，以给每位首次购房者发放 25,000 美元帮其支付首付；2、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在儿童出生第一年提供高达 6,000 美元的税收减免。但并未没有说明哪些收入属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3、承诺要“取消数百万美国人的医疗债务，并帮助他们避免将来积累此类债务”，限制药价，超出的部分由政府买单。4、限制零售业物价。哈里斯计划降低食品杂货成本，包括与国会合作禁止“哄抬价格”，或阻止卖家对产品定价过高。食品价格如果涨得太离谱，要高额罚款。
派发的蛋糕够多够大，但最关键的一条却未予以说明：做蛋糕的钱从哪里来？多位记者都当面向她提出这个问题，哈里斯不耐烦地表示，询问她计划如何支付她在竞选期间提出的几项经济提案的费用“是一个错误”。不过，她没法堵住所有经济学家的嘴，包括哈佛大学名经济学教授曼昆(Greg Mankiw) [2]在内的多位智库经济学家都批评她的经济政策，集中于三点：1、住房补贴会导致通货膨胀，导致更严重的财政赤字。2、控制价格会造成短缺与强制配给。3、对资金来源表示困惑。[3]
大概她的竞选团队想表示资金来源可靠，哈里斯竞选团队19日证实，她希望向美国家庭和企业增税 5 万亿美元 。[4]
美国历届大选的经验证明，增加税收从来不受欢迎，美国主流媒体多支持哈里斯，对这增税计划基本轻轻带过，读者几乎注意不到。在发布之后的一周之内，只有美国税收改革网站(Americans for Tax Reform)详细列举了这个计划并予以评点。
增税5万亿计划上贴“向富人征税”标签
增税5 万亿美元计划，主要内容包括：
1、 将目前 21% 的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提高到 28%，高于共产主义中国的 25% 和欧盟 21% 的平均水平。
2、 小企业税率上调至39.6%。
3、 将美国与国际税收卡特尔捆绑在一起，对美国企业征收21% 的全球最低税率 。
4、 股票回购税增加四倍——哈里斯税将影响到所有拥有 401K 或IRA 或工会养老金的美国人
5、 对加密货币挖矿使用的电力征收 30% 的联邦消费税
6、 对美国能源征收370亿美元税；
7、 取消父母去世时的加倍税基，征收第二笔遗产税；
8、 对未实现收益征收违宪的财富税；
9、 资本利得税和股息税是共产主义中国的两倍多
10、 退休税与医疗税。
该文指出，为了征税，国税局规模要大大扩大。
拜登被要求退选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其经济政策的失败，因此，民主党内原来曾希望哈里斯远离拜登经济学，但在政府干预经济上，如前所述，哈里斯走得比拜登更远。在税收政策上，哈里斯其实继承了拜登的绝大多数主张，比如1、2、3、7，9；而对未实现的收益征收财富税，完全违宪，美国人都知道，没有实现的预期收入不能征税。
川普的税收政策
川普三次竞选都主张国内减税，2017年11月公布了《减税和就业法案》（The Tax Cuts and Jobs Act，简称TCJA），影响到美国非常多的个人与企业公司。在川普之前，美国的公司税率为31%，TCJA将公司税率降为21%，此外还取消了对小企业的转嫁扣除（Pass-through Deduction），使这些企业的营业收入获得20%的税收减免，当时，由于民主党人都反对这项法案，因此规定这项法案将在2025年12月到期。
民主党一直攻击川普的TCJA是对富人的税收减免，完全不提中产阶级其实也从中受益。例如，根据TCJA，平均收入在49,000至86,000美元之间的中产阶级家庭，其税收减少了800美元，在税收减免的基础上减少了1.4%；收入在308,000至733,000美元之间的上层阶级，税收减少了3.4%。
2024年川普竞选时公布的税收政策在维持原有TCJA的基础上向外延伸，主要包括对所有美国进口商品普遍征收所谓的基线关税，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同时维持TCJA的减税政策，具体为使TCJA中即将到期的个人所得税减免和企业所得税减免永久化。
选民对税收的态度
税收政策是美国两大政党之间最大的分歧之一，即使是微弱的国会多数席位也可能导致企业利润和家庭财务状况出现巨大差异。因此，凡纳税的选民（美国民主党选民很多不用交税）都关心税收政策。
今年3月26日，彭博社公布该社就税收问题在七个摇摆州的民调，民调结果显示，受调选民表示更信任川普的税收政策，以47%对35%领先拜登。但对于川普的关税政策，只有50%的受调选民支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关税，26%反对；49%的受调选民支持普遍征收基线关税，25%反对。
该民调还显示，“向富人征税”成为受2024年大选关键州选民欢迎的政策立场，在7个摇摆州中，69%的登记选民支持对亿万富翁与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人群增税，支持者中包括58%的共和党人、83%的民主党人和66%的无党派人士。同时，大多数选民仍然希望维持对个人所得税与遗产税的减免政策，只有32%的受调查选民支持让TCJA的减税政策在2025年如期到期。[5]
选民对川普的国内税收政策与关税政策持不同态度，原因也一目了然，对国内税收政策的支持反映了美国纳税人对维持减税政策的需求，认为TCJA的政策能够提高纳税人的税后收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反对高关税政策，可能是缘于选民担心高额关税会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加剧通货膨胀，甚至可能引发贸易战，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TCJA政策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美国社会对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的关注，迎合了美国社会推进经济公平与公正的基本主张，获得选民的广泛支持。根据美国财政部2019年报告，TCJA使24个州的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 。[6] 拜登的税收政策虽然强调向富人增税，降低高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但未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税后收入；提高企业税率和资本利得税将对企业投资和资本市场造成负面影响，并降低美国国际竞争力，进而减缓经济增长。税务基金会（Tax Foundation）初步估计拜登的2025财年预算将使长期GDP减少2.2%，即期GDP减少1.9%，工资减少1.6%，并减少78·8万个全职工作岗位 。[7]
川普有过四年执政业绩，任期内的经济发展让美国人受益；哈里斯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税收基本继承“拜登经济学”，本人并无创意，过去从政业绩也乏善可陈。也因此，从竞选的第一战场上，哈里斯绝无赢的可能；但第二战场涉及选举规则之争，共和党试图恢复2016年及以前那一人一票、身份验证、当天完成选举的选举规则，罢用有争议的DOMINI机器；民主党则坚持不验ID、鼓励非法移民投票、邮寄选票、依旧使用DOMINI机器。如今这场涉及规则的战斗正如火如荼，尤其是在七个战场州特别激烈，可以预知，决定这场选战胜负的因素不完全在第一战场。
from 清涟居 http://heqinglian.net/2024/09/02/harris-inherits-and-develops-biden-economics/
DNC 大会经得力的宣传包装，展示了民主党内士气提振，以至于人们忽视了一条重要信息：8月20日DNC大会上，哈里斯的最大金主”未来前进”（Future Forward）负责人昌西·麦克莱恩（Chauncey McLean）在发言中称，他们自己的民意调查没有公开民调显示的那么 “乐观”，并警告说民主党人在关键州的竞选中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1]那么，决定2024大选王座归属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是真实的民意，还是重演2020年破坏规则的选举？这确实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美国大选的“第一战场”，经济问题是定盘星
自当年克林顿说出那句经典名言“笨蛋，问题在经济”以来，经济政策历来被视作总统候选人核心的选举承诺，对中间选民的选择起着关键作用。8月16日，在DNC大会召开前三天，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公布了她上任 100 天内将实施的经济政策——其中包括高达 1.7 万亿美元的补贴，其主要主张包括：1、承诺在四年内努力建造 300 万套新房，以给每位首次购房者发放 25,000 美元帮其支付首付；2、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在儿童出生第一年提供高达 6,000 美元的税收减免。但并未没有说明哪些收入属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3、承诺要“取消数百万美国人的医疗债务，并帮助他们避免将来积累此类债务”，限制药价，超出的部分由政府买单。4、限制零售业物价。哈里斯计划降低食品杂货成本，包括与国会合作禁止“哄抬价格”，或阻止卖家对产品定价过高。食品价格如果涨得太离谱，要高额罚款。
派发的蛋糕够多够大，但最关键的一条却未予以说明：做蛋糕的钱从哪里来？多位记者都当面向她提出这个问题，哈里斯不耐烦地表示，询问她计划如何支付她在竞选期间提出的几项经济提案的费用“是一个错误”。不过，她没法堵住所有经济学家的嘴，包括哈佛大学名经济学教授曼昆(Greg Mankiw) [2]在内的多位智库经济学家都批评她的经济政策，集中于三点：1、住房补贴会导致通货膨胀，导致更严重的财政赤字。2、控制价格会造成短缺与强制配给。3、对资金来源表示困惑。[3]
大概她的竞选团队想表示资金来源可靠，哈里斯竞选团队19日证实，她希望向美国家庭和企业增税 5 万亿美元 。[4]
美国历届大选的经验证明，增加税收从来不受欢迎，美国主流媒体多支持哈里斯，对这增税计划基本轻轻带过，读者几乎注意不到。在发布之后的一周之内，只有美国税收改革网站(Americans for Tax Reform)详细列举了这个计划并予以评点。
增税5万亿计划上贴“向富人征税”标签
增税5 万亿美元计划，主要内容包括：
1、 将目前 21% 的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提高到 28%，高于共产主义中国的 25% 和欧盟 21% 的平均水平。
2、 小企业税率上调至39.6%。
3、 将美国与国际税收卡特尔捆绑在一起，对美国企业征收21% 的全球最低税率 。
4、 股票回购税增加四倍——哈里斯税将影响到所有拥有 401K 或IRA 或工会养老金的美国人
5、 对加密货币挖矿使用的电力征收 30% 的联邦消费税
6、 对美国能源征收370亿美元税；
7、 取消父母去世时的加倍税基，征收第二笔遗产税；
8、 对未实现收益征收违宪的财富税；
9、 资本利得税和股息税是共产主义中国的两倍多
10、 退休税与医疗税。
该文指出，为了征税，国税局规模要大大扩大。
拜登被要求退选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其经济政策的失败，因此，民主党内原来曾希望哈里斯远离拜登经济学，但在政府干预经济上，如前所述，哈里斯走得比拜登更远。在税收政策上，哈里斯其实继承了拜登的绝大多数主张，比如1、2、3、7，9；而对未实现的收益征收财富税，完全违宪，美国人都知道，没有实现的预期收入不能征税。
川普的税收政策
川普三次竞选都主张国内减税，2017年11月公布了《减税和就业法案》（The Tax Cuts and Jobs Act，简称TCJA），影响到美国非常多的个人与企业公司。在川普之前，美国的公司税率为31%，TCJA将公司税率降为21%，此外还取消了对小企业的转嫁扣除（Pass-through Deduction），使这些企业的营业收入获得20%的税收减免，当时，由于民主党人都反对这项法案，因此规定这项法案将在2025年12月到期。
民主党一直攻击川普的TCJA是对富人的税收减免，完全不提中产阶级其实也从中受益。例如，根据TCJA，平均收入在49,000至86,000美元之间的中产阶级家庭，其税收减少了800美元，在税收减免的基础上减少了1.4%；收入在308,000至733,000美元之间的上层阶级，税收减少了3.4%。
2024年川普竞选时公布的税收政策在维持原有TCJA的基础上向外延伸，主要包括对所有美国进口商品普遍征收所谓的基线关税，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同时维持TCJA的减税政策，具体为使TCJA中即将到期的个人所得税减免和企业所得税减免永久化。
选民对税收的态度
税收政策是美国两大政党之间最大的分歧之一，即使是微弱的国会多数席位也可能导致企业利润和家庭财务状况出现巨大差异。因此，凡纳税的选民（美国民主党选民很多不用交税）都关心税收政策。
今年3月26日，彭博社公布该社就税收问题在七个摇摆州的民调，民调结果显示，受调选民表示更信任川普的税收政策，以47%对35%领先拜登。但对于川普的关税政策，只有50%的受调选民支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关税，26%反对；49%的受调选民支持普遍征收基线关税，25%反对。
该民调还显示，“向富人征税”成为受2024年大选关键州选民欢迎的政策立场，在7个摇摆州中，69%的登记选民支持对亿万富翁与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人群增税，支持者中包括58%的共和党人、83%的民主党人和66%的无党派人士。同时，大多数选民仍然希望维持对个人所得税与遗产税的减免政策，只有32%的受调查选民支持让TCJA的减税政策在2025年如期到期。[5]
选民对川普的国内税收政策与关税政策持不同态度，原因也一目了然，对国内税收政策的支持反映了美国纳税人对维持减税政策的需求，认为TCJA的政策能够提高纳税人的税后收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反对高关税政策，可能是缘于选民担心高额关税会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加剧通货膨胀，甚至可能引发贸易战，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TCJA政策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美国社会对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的关注，迎合了美国社会推进经济公平与公正的基本主张，获得选民的广泛支持。根据美国财政部2019年报告，TCJA使24个州的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 。[6] 拜登的税收政策虽然强调向富人增税，降低高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但未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税后收入；提高企业税率和资本利得税将对企业投资和资本市场造成负面影响，并降低美国国际竞争力，进而减缓经济增长。税务基金会（Tax Foundation）初步估计拜登的2025财年预算将使长期GDP减少2.2%，即期GDP减少1.9%，工资减少1.6%，并减少78·8万个全职工作岗位 。[7]
川普有过四年执政业绩，任期内的经济发展让美国人受益；哈里斯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税收基本继承“拜登经济学”，本人并无创意，过去从政业绩也乏善可陈。也因此，从竞选的第一战场上，哈里斯绝无赢的可能；但第二战场涉及选举规则之争，共和党试图恢复2016年及以前那一人一票、身份验证、当天完成选举的选举规则，罢用有争议的DOMINI机器；民主党则坚持不验ID、鼓励非法移民投票、邮寄选票、依旧使用DOMINI机器。如今这场涉及规则的战斗正如火如荼，尤其是在七个战场州特别激烈，可以预知，决定这场选战胜负的因素不完全在第一战场。
- Harris super PAC founder says public polls are too optimistic, By Jarrett Renshaw and Trevor Hunnicutt,
August 19, 2024(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harris-super-pac-founder-says-public-polls-are-too-optimistic-2024-08-19/ )
- Greg Mankiw, Maybe Ms. Harris needs some economists Sunday, August 18, 2024 (https://gregmankiw.blogspot.com/ )
- Kamala Harris unveils economic plan — including a whopping $1.7T in
handouts, fed ban on grocery store ‘price gouging’, By Diana Glebova,
Josh Christenson and Victoria Churchill Published Aug. 16, 2024
(https://nypost.com/2024/08/16/us-news/kamala-harris-unveils-economic-plan-including-a-whopping-1-7t-in-handouts-fed-ban-on-grocery-store-price-gouging/ )
- $5 Trillion List of Tax Hikes Kamala Harris Just Endorsed, By Mike Palicz, 08/21/2024
(https://atr.org/5-trillion-list-of-tax-hikes-kamala-harris-just-endorsed/· )
- Tax the Rich Is Actually a Popular Bipartisan Stance, Poll Shows, Bloomberg, March 26,2024(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4-03-26/swing-state-voters-favor-tax-the-rich-movement-election-poll?leadSource=uverify%20wall )
-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December 10, 2019, Tax Cuts and Jobs Act: Delivering for Businesses, for Families, and for You(https://home.treasury.gov/news/featured-stories/tax-cuts-and-jobs-act-delivering-for-businesses-for-families-and-for-you )
- Details and Analysis of President Biden’s Fiscal Year 2025 Budget Proposal, Tax Foundation, March 22,2024(https://taxfoundation.org/research/all/federal/biden-budget-2025-tax-proposals/ )
from 清涟居 http://heqinglian.net/2024/09/02/harris-inherits-and-develops-biden-economics/
Friday, 9 August 2024
评论 | 何清涟：中国政府为何拒绝IMF万亿美元救房市的建议？
月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一份中国经济年度审查报告，称该组织呼吁中国动用 "一次性 "财政资源约1万亿美元来完成和交付预售房产，或对购房者进行补偿。中国政府以避免公众形成“政府兜底预期”为由，拒绝IMF这一计划。中国政府拒绝这一计划，我不吃惊，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会接受这样一个计划，为消费者行为买单。但IMF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倒是让我意外。
IMF对中国经济过于乐观
有必要概述IMF这份正式报告对中国经济的全面分析。IMF这份报告再次上调中国2024年和2025年经济增速分别至5%和4.5%，较今年4月的预测均上调了0.4个百分点。对这一上调，IMF在报告中给出的理由是：1、2024年中国家庭储蓄率有望继续回归疫情前的正常水平，私人消费预计将继续保持强劲。2、公共投资预计也将保持强劲，并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3、预计净出口也将提振经济增长。4、中国的服务业是一股未被充分利用的经济增长动力。虽然近年来在经济增加值中的比重已上升至高于50%，但仍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约为75%），有极大的扩张空间。IMF认为，发展服务业将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创造就业。
正是对中国经济抱持乐观态度，IMF曾建议，用一揽子综合政策促进房地产行业更高效、更低成本的转型，具体做法是“为房地产行业提供一次性中央财政支持”（实施这项方案，可能会在四年内产生约为GDP 5.5%的财政成本，预计近 1 万亿美元）。在7月19日的IMF执行董事会讨论这一建议时，中国执行董事张正鑫表示，现有政策足以为房地产市场带来积极势头。应当继续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推动项目建设交付，同时切实保障购房人合法权益。不宜由中央政府直接提供财政资金支持，避免形成政府兜底预期。
中国政府乐见IMF调高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但比IMF更了解中国的经济情况，目前正是小心度劫之时，哪有1万亿美元的真金白银来救房市？通过近十年对房地产市场反复调控终归劳而无功的实践，中国最高当局早就意识到，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导致该行业的扩张幅度远远超过经济合理性，必须经历房地产行业的重大调整以及房价大幅下跌的过程。如今好不容易培育了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不趁此时集一国之力帮助经济转型，更待何时？
西方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衰退连累世界
IMF提出这种建议，完全是因为自从2009年中国五万亿救市之后，就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之一（另一个是美国）。自从疫情发生后，中国经济下滑，西方分析者认为，因为中国这台经济引擎失速，拖累了全世界。这种拖累体现在各方面，认识也与时俱进地复杂化。
早在2020年之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进入下滑通道，这个龙头产业存在长达30年，在中国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产业的兴盛，一旦陷入低迷，影响巨大。对国际市场（包括资源市场与商品市场）来说，大至铁矿石市场的萎缩，中至欧洲、日本的旅游业，以及以中国人为主要顾客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无不受到影响。
从2023年以来，美欧政界与媒体则进入抱怨中国的过剩产能影响了全球经济布局，美国财长耶伦访华时，就将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作为与中国洽谈的重要内容。今年5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中国经济走入死胡同对全世界都是坏消息》，文章的逻辑关系是这样：多年来反复无常、不负责任的政策，过度的共产党控制和未能兑现的改革承诺让中国经济走入了国内消费需求疲软和增长放缓的死胡同。为摆脱困境，中国领导人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重新扩大出口，廉价的中国出口产品充斥全球市场，扭曲了世界贸易，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在竞争中举步维艰。中国出口的浪潮将会继续，与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将会加剧。
关于中国政府陷入债务泥潭更是西方媒体长盛不衰的话题。2023年6月摩根大通的研究报告称，中国境内的总体债务已达到其年度经济产出（GDP）的282%，明显高于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比例256%和美国的257%。这一研究结果经《纽约时报》同年7月10日的文章《中国是如何深陷债务困境的》广为传播，让人印象深刻。
我相信，IMF的研究部门是看到这些信息的，在这种情况下还希望中国拿出1万亿美元救房市，非常不切实际。
中国政府为何断然拒绝IMF的建议？
自从2009年中国总理温家宝推出五万亿救市计划以来，地方配套资金高达20余万亿，这些资金的大部分都投入房地产，导致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飚升，房地产市场成了一个巨大的货币储水池，高度泡沫化，此后几经调控，都无法改变中国的经济定势。习近平上任之后，曾说过“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想改变中国经济过份依赖房地产这一定势，几轮调控都劳而无功——因为地方政府过份依赖土地财政、银行深陷地方政府举债（用于“七通一平”的土地开发）与房地产公司的天量借贷、个人住房贷款的债务网络当中，当局害怕引发金融震荡，每次调控都半途而废。
直到近三年，中国经济有了别的出路，中国当局才放弃救房地产。这条出路从开始铺设到见效，前后花了十来年时间。李克强主政国务院时，于2015年推出《中国制造2025》，方向是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从房地产转向科技和制造业，此举获得习近平肯定与支持，多次在讲话中提到中国要发展制造业（实体产业），中国经济开始了脱虚向实（见本人文章《中国行业整顿的即期目标：脱虚向实》，RFA，2021年8月14日）。近三年支持中国出口的“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就是中国政府不再救房市，将有限的政府资金投入扶持制造业的结果。
中国政府不接受IMF建议的原因
中国政府不接受IMF建议的原因有多种，简述如下：
1、中国政府需要对地方实施巨额转移支付，让地方政府还能维持核心功能的运转。2024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10.2万亿元，就是出于这一目的。目前，地方政府正在过“紧日子"，想方设法精兵简政，比如广东省公务员集体降薪25%；山东省河南省近日发文，要求该省属事业单位编制人员转制为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合同制员工。
2、中国目前正遇财政困难时期。今年赤字率按3%安排，全国财政赤字达40600亿元。已经声明，这样可使全国公共预算支出28.5万亿元，增长4%，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必要支撑。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中国将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万亿元，不计入赤字，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3、积多年对房地产市场反复调控之经验，中国当局已经意识到，继续向房地产注资施救是饮鸩止渴。与其花费巨资去救一个注定要破灭的泡沫，不如集中力量财力扶持国内企业转型。
西方观察者一直认为不救房地产中国经济会出大事。他们虽然观察到中国制造充斥世界，一致批评中国产能过剩，现在也有部分媒体评论意识到国家补贴是中国制造强大的原因，8月5日，《华尔街日报》在《中国对制造业的扶持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一文开篇就更出：“据估计，中国每年向本国工业投入的资金几乎相当于国民收入的5%，这一比例是第二大投入国韩国的六倍。除了补贴，中国企业获得的国家支持还包括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廉价土地、廉价能源和股权融资帮助等”， 但他们可能认为中国政府财力雄厚，能够兼顾所有破口，IMF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拿出一万亿美元拯救房地产，可能是出于这种认识。
（本文仅代表评论员个人观点立场）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8082024155408.html
IMF对中国经济过于乐观
有必要概述IMF这份正式报告对中国经济的全面分析。IMF这份报告再次上调中国2024年和2025年经济增速分别至5%和4.5%，较今年4月的预测均上调了0.4个百分点。对这一上调，IMF在报告中给出的理由是：1、2024年中国家庭储蓄率有望继续回归疫情前的正常水平，私人消费预计将继续保持强劲。2、公共投资预计也将保持强劲，并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3、预计净出口也将提振经济增长。4、中国的服务业是一股未被充分利用的经济增长动力。虽然近年来在经济增加值中的比重已上升至高于50%，但仍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约为75%），有极大的扩张空间。IMF认为，发展服务业将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创造就业。
正是对中国经济抱持乐观态度，IMF曾建议，用一揽子综合政策促进房地产行业更高效、更低成本的转型，具体做法是“为房地产行业提供一次性中央财政支持”（实施这项方案，可能会在四年内产生约为GDP 5.5%的财政成本，预计近 1 万亿美元）。在7月19日的IMF执行董事会讨论这一建议时，中国执行董事张正鑫表示，现有政策足以为房地产市场带来积极势头。应当继续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推动项目建设交付，同时切实保障购房人合法权益。不宜由中央政府直接提供财政资金支持，避免形成政府兜底预期。
中国政府乐见IMF调高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但比IMF更了解中国的经济情况，目前正是小心度劫之时，哪有1万亿美元的真金白银来救房市？通过近十年对房地产市场反复调控终归劳而无功的实践，中国最高当局早就意识到，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导致该行业的扩张幅度远远超过经济合理性，必须经历房地产行业的重大调整以及房价大幅下跌的过程。如今好不容易培育了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不趁此时集一国之力帮助经济转型，更待何时？
西方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衰退连累世界
IMF提出这种建议，完全是因为自从2009年中国五万亿救市之后，就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之一（另一个是美国）。自从疫情发生后，中国经济下滑，西方分析者认为，因为中国这台经济引擎失速，拖累了全世界。这种拖累体现在各方面，认识也与时俱进地复杂化。
早在2020年之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进入下滑通道，这个龙头产业存在长达30年，在中国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产业的兴盛，一旦陷入低迷，影响巨大。对国际市场（包括资源市场与商品市场）来说，大至铁矿石市场的萎缩，中至欧洲、日本的旅游业，以及以中国人为主要顾客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无不受到影响。
从2023年以来，美欧政界与媒体则进入抱怨中国的过剩产能影响了全球经济布局，美国财长耶伦访华时，就将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作为与中国洽谈的重要内容。今年5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中国经济走入死胡同对全世界都是坏消息》，文章的逻辑关系是这样：多年来反复无常、不负责任的政策，过度的共产党控制和未能兑现的改革承诺让中国经济走入了国内消费需求疲软和增长放缓的死胡同。为摆脱困境，中国领导人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重新扩大出口，廉价的中国出口产品充斥全球市场，扭曲了世界贸易，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在竞争中举步维艰。中国出口的浪潮将会继续，与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将会加剧。
关于中国政府陷入债务泥潭更是西方媒体长盛不衰的话题。2023年6月摩根大通的研究报告称，中国境内的总体债务已达到其年度经济产出（GDP）的282%，明显高于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比例256%和美国的257%。这一研究结果经《纽约时报》同年7月10日的文章《中国是如何深陷债务困境的》广为传播，让人印象深刻。
我相信，IMF的研究部门是看到这些信息的，在这种情况下还希望中国拿出1万亿美元救房市，非常不切实际。
中国政府为何断然拒绝IMF的建议？
自从2009年中国总理温家宝推出五万亿救市计划以来，地方配套资金高达20余万亿，这些资金的大部分都投入房地产，导致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飚升，房地产市场成了一个巨大的货币储水池，高度泡沫化，此后几经调控，都无法改变中国的经济定势。习近平上任之后，曾说过“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想改变中国经济过份依赖房地产这一定势，几轮调控都劳而无功——因为地方政府过份依赖土地财政、银行深陷地方政府举债（用于“七通一平”的土地开发）与房地产公司的天量借贷、个人住房贷款的债务网络当中，当局害怕引发金融震荡，每次调控都半途而废。
直到近三年，中国经济有了别的出路，中国当局才放弃救房地产。这条出路从开始铺设到见效，前后花了十来年时间。李克强主政国务院时，于2015年推出《中国制造2025》，方向是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从房地产转向科技和制造业，此举获得习近平肯定与支持，多次在讲话中提到中国要发展制造业（实体产业），中国经济开始了脱虚向实（见本人文章《中国行业整顿的即期目标：脱虚向实》，RFA，2021年8月14日）。近三年支持中国出口的“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就是中国政府不再救房市，将有限的政府资金投入扶持制造业的结果。
中国政府不接受IMF建议的原因
中国政府不接受IMF建议的原因有多种，简述如下：
1、中国政府需要对地方实施巨额转移支付，让地方政府还能维持核心功能的运转。2024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10.2万亿元，就是出于这一目的。目前，地方政府正在过“紧日子"，想方设法精兵简政，比如广东省公务员集体降薪25%；山东省河南省近日发文，要求该省属事业单位编制人员转制为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合同制员工。
2、中国目前正遇财政困难时期。今年赤字率按3%安排，全国财政赤字达40600亿元。已经声明，这样可使全国公共预算支出28.5万亿元，增长4%，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必要支撑。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中国将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万亿元，不计入赤字，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3、积多年对房地产市场反复调控之经验，中国当局已经意识到，继续向房地产注资施救是饮鸩止渴。与其花费巨资去救一个注定要破灭的泡沫，不如集中力量财力扶持国内企业转型。
西方观察者一直认为不救房地产中国经济会出大事。他们虽然观察到中国制造充斥世界，一致批评中国产能过剩，现在也有部分媒体评论意识到国家补贴是中国制造强大的原因，8月5日，《华尔街日报》在《中国对制造业的扶持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一文开篇就更出：“据估计，中国每年向本国工业投入的资金几乎相当于国民收入的5%，这一比例是第二大投入国韩国的六倍。除了补贴，中国企业获得的国家支持还包括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廉价土地、廉价能源和股权融资帮助等”， 但他们可能认为中国政府财力雄厚，能够兼顾所有破口，IMF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拿出一万亿美元拯救房地产，可能是出于这种认识。
（本文仅代表评论员个人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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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4 August 2024
评论 | 何清涟：改革不改方向，变革不变颜色 ——《改革家习近平》评析（下）
改革方案多达2千，每个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改革家习近平》称，“10多年来，中国出台2000多个改革方案，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多，并保持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位置”——考诸内容，其实多是事权调整、以及政府对某些领域的加强介入，但都称之为“改革”。这2000多个改革方案，就算是涉及国企改革引致的“国进民退”（2015年），以及后来略加调整的“发展与扶持民营经济”，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主体”的方向，无关政治方向。有关建设新农村、环境保护 等的“改革方案”，等等，从无一项涉及政治方向。
《改革家习近平》称：“在改革方向上，习近平头脑清醒。他用‘邯郸学步’、‘画虎不成反类犬’、‘水土不服’、‘死路一条’来警告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将带来严重后果。‘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习近平强调，改革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段话中所引用的，就是从国内官媒上历年登载的“习近平语录”中的话语集锦，只要翻查《人民日报》头版，就能轻易找到。
综上所述，中共的改革方向就是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后来的几届领导人反复表述的内容，习近平的改革并未改变政治方向，反腐只能算是对江胡留下的政治经济利益格局的一次大清算，学术一点的表达是“变革现存的政治、经济利益格局，重塑了权力及利益分配机制”。在没有新的官方表述出来之前，认为二十届三中全会改变了改革方向，那是论者认为自邓以降，直至胡温的改革是以“改变中国政治体制”定位，基本属于“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之论。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中共
《改革家习近平》是如此描述的：“他们（指邓小平与习近平）肩负相同的使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但两人面对的形势迥然不同。”以我积长达40年对中国改革进程的研究，基本符合事实。
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的1978年，中国人均GDP不到200美元。改革几乎从零开始。通过江胡两代，中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行政权力管制下的市场经济，我将期概括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专制政体联姻的共产党资本主义”（见《中国：溃而不崩》，台湾，2017年出版）。
中共官场的腐败与对腐败的批判，几乎从邓小平时代就开始。1989年六四运动中著名的“反官倒”，就是反对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利用权力倒卖计划物质赚快钱（Easy Money）；江时代对批判腐败并未关门，但有官方尺度，上限是禁止评论“制度性腐败”，即腐败源于中国一党专制体制。我当年撰文称这是“制度性腐败”，必须从体制入手才能最大限度反腐，遭遇禁言。从习近平的言论来看，他同样认为腐败不是体制性产物，是共产党放松了思想教育，一大批被资本主义思想严重腐蚀的党员干部吃党的饭、砸党的锅所造成，因此，他想通过反腐清党整党，“恢复党的健全肌体”——从他的成长历程中的思想资源来看，他可能认为毛时代是不腐败的（这当然不是事实），因此，他将反腐当作自己任期内最大的政治任务。《改革家习近平》总结为“习近平的改革一直在艰难中突围。他要打破更多的利益藩篱。他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不过，鉴于中共党政军系统无官不贪这一背景，他这一反腐，几乎成了党内官僚集团的公敌；与此同时，他将各种异议视为破坏国家安全之举，特别严厉地镇压各种不同意见，因此也成了海内外中国异议者之敌。因此，在对待习近平的态度上，这两大完全不同的群体，在反习的态度上高度一致，在后者眼中，贪官奸商都比习近平可亲可爱一些，集腐败、欺诈等各种恶行于一身的郭文贵在海外民运圈曾得到广泛支持就是一例。
权力产生腐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习近平的反腐，一律评之为权力斗争，那是反共心切；因为不断产生贪官，就认为反腐失败，也不算是平心之论。我这些年观察下来，哪国都有腐败，只是体制不同，对腐败范围的界定不同。比如西方国家的政治献金（包括竞选资金的捐献），在中国则肯定划入买官卖官的范畴。不同的是，中国反腐已成为中共管治体系的核心支柱，西方的政治献金则以是否违法区分。
习近平一生论定取决于两大因素
一是内因。内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共的寿命。习近平执政，大概20年应该届满。这之后，他交班给谁，交班时的国内政治经济状态决定继任者能撑多久。撑的时间越长，越有利于习近平。这道理只要想一下江泽民的死后哀荣就明白：人们因对现实的不满，成数倍放大江时期的“德政”与好处。
二是外因。这个外因主要是国际格局的巨变导致中国的国际社会地位发生巨大变化。就在三年前，习近平因为有过“东升西降”的说话备受讥嘲，但一场俄乌战争，让世界结束了冷战之后美国独大并领导全球的单极世界，形成美-中-俄多极世界。即使最不愿意面对这一局势变化的《纽约时报》，也于2023年发表了一篇《从俄乌战争到巴以冲突，被重塑的全球政治格局》，承认了美国一些地缘政治专家早就指出的现实：“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已就俄乌战争问题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轴心，三国追求在外交、经济、战略甚至意识形态上的合作”。全球南方国家（又被称为“77国和中国”）隐然奉中国为领导国。
中共自邓小平以来，就坚持“改革不改方向，变革不变颜色”，而且将这当作中国（中共）的核心利益，不可触碰。最终结果是：曾经奉行“接触、合作、影响、改变”对华方针的美国，到了拜登执政时期，国务卿布林肯多次声明：美国对华外交不以改变中国体制为目标，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更是称，拜登政府无意重复此前对华政策中的“其中一个错误”，即寻求给中国体制带来“根本转变”。无论今后中国与国际局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习近平的历史定位不会是“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家”，只是算是“中共在极度腐败时期自救的改革家”。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ql-reform-not-color-revolution-07262024181501.html
《改革家习近平》称，“10多年来，中国出台2000多个改革方案，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多，并保持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位置”——考诸内容，其实多是事权调整、以及政府对某些领域的加强介入，但都称之为“改革”。这2000多个改革方案，就算是涉及国企改革引致的“国进民退”（2015年），以及后来略加调整的“发展与扶持民营经济”，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主体”的方向，无关政治方向。有关建设新农村、环境保护 等的“改革方案”，等等，从无一项涉及政治方向。
《改革家习近平》称：“在改革方向上，习近平头脑清醒。他用‘邯郸学步’、‘画虎不成反类犬’、‘水土不服’、‘死路一条’来警告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将带来严重后果。‘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习近平强调，改革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段话中所引用的，就是从国内官媒上历年登载的“习近平语录”中的话语集锦，只要翻查《人民日报》头版，就能轻易找到。
综上所述，中共的改革方向就是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后来的几届领导人反复表述的内容，习近平的改革并未改变政治方向，反腐只能算是对江胡留下的政治经济利益格局的一次大清算，学术一点的表达是“变革现存的政治、经济利益格局，重塑了权力及利益分配机制”。在没有新的官方表述出来之前，认为二十届三中全会改变了改革方向，那是论者认为自邓以降，直至胡温的改革是以“改变中国政治体制”定位，基本属于“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之论。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中共
《改革家习近平》是如此描述的：“他们（指邓小平与习近平）肩负相同的使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但两人面对的形势迥然不同。”以我积长达40年对中国改革进程的研究，基本符合事实。
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的1978年，中国人均GDP不到200美元。改革几乎从零开始。通过江胡两代，中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行政权力管制下的市场经济，我将期概括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专制政体联姻的共产党资本主义”（见《中国：溃而不崩》，台湾，2017年出版）。
中共官场的腐败与对腐败的批判，几乎从邓小平时代就开始。1989年六四运动中著名的“反官倒”，就是反对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利用权力倒卖计划物质赚快钱（Easy Money）；江时代对批判腐败并未关门，但有官方尺度，上限是禁止评论“制度性腐败”，即腐败源于中国一党专制体制。我当年撰文称这是“制度性腐败”，必须从体制入手才能最大限度反腐，遭遇禁言。从习近平的言论来看，他同样认为腐败不是体制性产物，是共产党放松了思想教育，一大批被资本主义思想严重腐蚀的党员干部吃党的饭、砸党的锅所造成，因此，他想通过反腐清党整党，“恢复党的健全肌体”——从他的成长历程中的思想资源来看，他可能认为毛时代是不腐败的（这当然不是事实），因此，他将反腐当作自己任期内最大的政治任务。《改革家习近平》总结为“习近平的改革一直在艰难中突围。他要打破更多的利益藩篱。他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不过，鉴于中共党政军系统无官不贪这一背景，他这一反腐，几乎成了党内官僚集团的公敌；与此同时，他将各种异议视为破坏国家安全之举，特别严厉地镇压各种不同意见，因此也成了海内外中国异议者之敌。因此，在对待习近平的态度上，这两大完全不同的群体，在反习的态度上高度一致，在后者眼中，贪官奸商都比习近平可亲可爱一些，集腐败、欺诈等各种恶行于一身的郭文贵在海外民运圈曾得到广泛支持就是一例。
权力产生腐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习近平的反腐，一律评之为权力斗争，那是反共心切；因为不断产生贪官，就认为反腐失败，也不算是平心之论。我这些年观察下来，哪国都有腐败，只是体制不同，对腐败范围的界定不同。比如西方国家的政治献金（包括竞选资金的捐献），在中国则肯定划入买官卖官的范畴。不同的是，中国反腐已成为中共管治体系的核心支柱，西方的政治献金则以是否违法区分。
习近平一生论定取决于两大因素
一是内因。内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共的寿命。习近平执政，大概20年应该届满。这之后，他交班给谁，交班时的国内政治经济状态决定继任者能撑多久。撑的时间越长，越有利于习近平。这道理只要想一下江泽民的死后哀荣就明白：人们因对现实的不满，成数倍放大江时期的“德政”与好处。
二是外因。这个外因主要是国际格局的巨变导致中国的国际社会地位发生巨大变化。就在三年前，习近平因为有过“东升西降”的说话备受讥嘲，但一场俄乌战争，让世界结束了冷战之后美国独大并领导全球的单极世界，形成美-中-俄多极世界。即使最不愿意面对这一局势变化的《纽约时报》，也于2023年发表了一篇《从俄乌战争到巴以冲突，被重塑的全球政治格局》，承认了美国一些地缘政治专家早就指出的现实：“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已就俄乌战争问题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轴心，三国追求在外交、经济、战略甚至意识形态上的合作”。全球南方国家（又被称为“77国和中国”）隐然奉中国为领导国。
中共自邓小平以来，就坚持“改革不改方向，变革不变颜色”，而且将这当作中国（中共）的核心利益，不可触碰。最终结果是：曾经奉行“接触、合作、影响、改变”对华方针的美国，到了拜登执政时期，国务卿布林肯多次声明：美国对华外交不以改变中国体制为目标，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更是称，拜登政府无意重复此前对华政策中的“其中一个错误”，即寻求给中国体制带来“根本转变”。无论今后中国与国际局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习近平的历史定位不会是“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家”，只是算是“中共在极度腐败时期自救的改革家”。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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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何清涟：改革不改方向，变革不变颜色 ——《改革家习近平》评析（上）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开过，外界认为没解决经济问题，表示失望，还有的认为这次大会改了方向。前者是将党代会的功能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混淆了，因为党代会历来主打政治方向与政策大纲，重心不是政府经济工作。但如果说改了方向，那是因为论者自己认为中共的改革曾有个他想象的方向。这个问题，笔者想通过分析三中全会召开前发表又被迅速下架的《改革家习近平》，探讨一下自1978年以来中共的改革方向。
从邓到习的不变：政治专制+行政管控下的市场经济
中共的改革方向，就是中共政治专制+行政管控下的市场经济，这从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有变过，如果有变化，也不是方向性的变化，只是框架内的调整。习近平的“改革”与外界期盼相反，就是这种框架内的调整，目的是为了拯救腐败透顶的中共。
对该文迅速下架的原因，外界有很多猜测，我同意《新华社特稿〈改革家习近平〉下架真相》一文的分析：该文犯了一个史实错误，将1978年11月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的改革功绩部分安到1980年5月去安徽调研学习的习近平头上，这是硬伤，必会引起痛诟。
海外对这篇文章当然是批评为主流，批评点在两方面：习近平的施政根本不是改革，此文全是阿谀奉承。其实，之所以有这种批评，是因为批评者早就将“改革”这个词神圣化，他们的改革只有一种定义：改变中国政治体制，不以此为诉求的就是假改革。
这篇《改革家习近平》，称“习近平被认为是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这是官媒首次为习近平冠上“改革家”之名，通篇看下来，是一篇写得比较认真的颂圣文章，既然是颂圣，当然免不了拔高颂扬。但是关于习近平是不是当得起“改革家”，一是看所谓改革内涵，二是主要看改革的具体内容，这两点决定了习近平是什么类型的“改革家”。
讨论“改革”必先界定改革之内涵
从词的原生意义来说，凡是触动现存政治经济格局、改变利益分配方式的都可称之为“改革”，其成败与影响决定当时的评价，后世的评价80%以上基于当时的评价。只有一种情况除外：改革后政权的生命太短。
“改革”从一个中性词变成完全积极意义，是邓小平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之后，中国人与世界对“改革”的一种新的赋义，由此在中国的语境中派生出了“真改革”与“假改革”、“全面改革”与“跛足改革”之分义。我在22年前发表的长文《中国改革的得与失》（《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 第1期，总第76期）中，就明确地指出，中共对改革的赋义，早就不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目标，而是任何对现存秩序的变动，都称之为“改革”。
我为什么要特别指出这点？就因“改革”这个名词，因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以新面目出现于世界并迅速崛起，成为一个非常积极的名词。那时候，全世界都有一个幻想：经济改革必然引发政治改革。美国前总统克林顿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开演讲，是为了解除美国政界反对中国入世的压力，他那番讲话，开创了美国中国研究圈两个堪称经典的中国预想：1、中国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促使中国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2、对中国开放西方的互联网技术，有助于瓦解中国的言论管制。这两点最终都会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这个中国预想影响的不止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圈，几乎是世界多数中国研究者。
有关“政治改革”这点，官方、民间及海外各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官方将所有政府机构的变化、行政事权在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重新分割，全算成“改革”。但从邓以来，历经江泽民、胡锦涛前后20年，直到习近平前十年，从来都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共通过宪法自赋的中共是中国人民的天然代表，拥有无可质疑的执政权力。这一点，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历经江泽民的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胡锦涛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都没有任何实质改变，只是话语表达的变化，比如习近平表述为“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翻阅中共官方文件，我从来没发现过中共要改变方向的表述，一点暗示与蛛丝马迹都找不到。
习近平执政12年的改革具体内容
《改革家习近平》第一节第三段有这样的表述：“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段话，我认为是事实，因为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中就论述过，邓（胡赵）自1978年开启的放权让利、国民普遍受益的改革在江朱时代前期已经结束，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
所谓“皆大欢喜的改革”、指的是江时代的放权让利与多龙治水格局。放权让利，就是让政府部门根据事权划分行使资源分配之大权，这一过程产生大量寻租活动，形成官商合作体制瓜分改革红利，这些红利就是“好吃的肉”，中国在这段时期创造了数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富豪群体，约占人口23%的中产阶级”。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朱镕基“抓大放小”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为中共留下了一笔宝贵资产，那就是在能源、公用事业、粮食系统等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寡头垄断型国企，这是温家宝十年“太平宰相”的本钱。
所谓“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政治上，指的是江朱时期多龙治水（5-7位常委）、胡温时期“九龙治水”格局下形成的高层权贵“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在经济上，是温家宝5万亿救市加上几十万地方债的巨额债务。习近平接班时，胡温已将“改革红利”食尽，当时太子党成员张木生公开批评胡锦涛的无为之治是“击鼓传花”，北京坊间盛传的是“老太子党”成员接班之后，必拿“新太子党”（江朱胡温两朝的政治局常委子弟亲属）开刀，为反腐祭旗。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金融时报》（比《纽约时报》更早）成了当时揭露高层腐败的主要载体。
要完成这最难的人事清洗，习近平自然只能通过加强权力、近于独裁的手段，才能与整个官僚队伍为敌；而且习近平必须寻求连任，不说永久执政，至少也得执政足够长的时间。这就是习近平变多龙治水的集体领导为个人专断、党内独裁的背景。独裁是种政治体制 ，形式有个人独裁、宗教独裁、寡头（集团）独裁、家族独裁等多种形式，中共自建政开始，政权的独裁性质没有变过，只是从毛的个人独裁变成邓、江、胡的寡头独裁，习近平又将寡头独裁变成个人独裁。江胡时代的中国国内政治确实相对宽松，但主要不是九龙当中有谁更“民主”，而是九龙的利益链条多，分割改革红利的途径多；更多的是国际环境所致，江时代说的是“与国际接轨”，与美国是“战略合作伙伴”；胡第一任期与美国是“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由于中国在2009的APEC夏威夷峰会上，提出”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今后要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中美关系降格成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直至“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江胡两朝多少有点顾忌。习近平时期则处在“经济合作伙伴”向“重要的竞争对手”转变阶段，中美关系日趋恶化，打击外国资本（尤其是有选择性地打击事涉“国家安全”的信息产业资本），这一切，被认为是习近平要改变改革方向的倒行逆施之举。但其实与改革方向无关，最多算是收窄了对外资的“开放之门”。（待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reforemer-xi-jinping-assessed-07242024172305.html
从邓到习的不变：政治专制+行政管控下的市场经济
中共的改革方向，就是中共政治专制+行政管控下的市场经济，这从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有变过，如果有变化，也不是方向性的变化，只是框架内的调整。习近平的“改革”与外界期盼相反，就是这种框架内的调整，目的是为了拯救腐败透顶的中共。
对该文迅速下架的原因，外界有很多猜测，我同意《新华社特稿〈改革家习近平〉下架真相》一文的分析：该文犯了一个史实错误，将1978年11月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的改革功绩部分安到1980年5月去安徽调研学习的习近平头上，这是硬伤，必会引起痛诟。
海外对这篇文章当然是批评为主流，批评点在两方面：习近平的施政根本不是改革，此文全是阿谀奉承。其实，之所以有这种批评，是因为批评者早就将“改革”这个词神圣化，他们的改革只有一种定义：改变中国政治体制，不以此为诉求的就是假改革。
这篇《改革家习近平》，称“习近平被认为是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这是官媒首次为习近平冠上“改革家”之名，通篇看下来，是一篇写得比较认真的颂圣文章，既然是颂圣，当然免不了拔高颂扬。但是关于习近平是不是当得起“改革家”，一是看所谓改革内涵，二是主要看改革的具体内容，这两点决定了习近平是什么类型的“改革家”。
讨论“改革”必先界定改革之内涵
从词的原生意义来说，凡是触动现存政治经济格局、改变利益分配方式的都可称之为“改革”，其成败与影响决定当时的评价，后世的评价80%以上基于当时的评价。只有一种情况除外：改革后政权的生命太短。
“改革”从一个中性词变成完全积极意义，是邓小平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之后，中国人与世界对“改革”的一种新的赋义，由此在中国的语境中派生出了“真改革”与“假改革”、“全面改革”与“跛足改革”之分义。我在22年前发表的长文《中国改革的得与失》（《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 第1期，总第76期）中，就明确地指出，中共对改革的赋义，早就不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目标，而是任何对现存秩序的变动，都称之为“改革”。
我为什么要特别指出这点？就因“改革”这个名词，因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以新面目出现于世界并迅速崛起，成为一个非常积极的名词。那时候，全世界都有一个幻想：经济改革必然引发政治改革。美国前总统克林顿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开演讲，是为了解除美国政界反对中国入世的压力，他那番讲话，开创了美国中国研究圈两个堪称经典的中国预想：1、中国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促使中国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2、对中国开放西方的互联网技术，有助于瓦解中国的言论管制。这两点最终都会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这个中国预想影响的不止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圈，几乎是世界多数中国研究者。
有关“政治改革”这点，官方、民间及海外各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官方将所有政府机构的变化、行政事权在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重新分割，全算成“改革”。但从邓以来，历经江泽民、胡锦涛前后20年，直到习近平前十年，从来都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共通过宪法自赋的中共是中国人民的天然代表，拥有无可质疑的执政权力。这一点，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历经江泽民的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胡锦涛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都没有任何实质改变，只是话语表达的变化，比如习近平表述为“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翻阅中共官方文件，我从来没发现过中共要改变方向的表述，一点暗示与蛛丝马迹都找不到。
习近平执政12年的改革具体内容
《改革家习近平》第一节第三段有这样的表述：“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段话，我认为是事实，因为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中就论述过，邓（胡赵）自1978年开启的放权让利、国民普遍受益的改革在江朱时代前期已经结束，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
所谓“皆大欢喜的改革”、指的是江时代的放权让利与多龙治水格局。放权让利，就是让政府部门根据事权划分行使资源分配之大权，这一过程产生大量寻租活动，形成官商合作体制瓜分改革红利，这些红利就是“好吃的肉”，中国在这段时期创造了数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富豪群体，约占人口23%的中产阶级”。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朱镕基“抓大放小”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为中共留下了一笔宝贵资产，那就是在能源、公用事业、粮食系统等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寡头垄断型国企，这是温家宝十年“太平宰相”的本钱。
所谓“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政治上，指的是江朱时期多龙治水（5-7位常委）、胡温时期“九龙治水”格局下形成的高层权贵“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在经济上，是温家宝5万亿救市加上几十万地方债的巨额债务。习近平接班时，胡温已将“改革红利”食尽，当时太子党成员张木生公开批评胡锦涛的无为之治是“击鼓传花”，北京坊间盛传的是“老太子党”成员接班之后，必拿“新太子党”（江朱胡温两朝的政治局常委子弟亲属）开刀，为反腐祭旗。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金融时报》（比《纽约时报》更早）成了当时揭露高层腐败的主要载体。
要完成这最难的人事清洗，习近平自然只能通过加强权力、近于独裁的手段，才能与整个官僚队伍为敌；而且习近平必须寻求连任，不说永久执政，至少也得执政足够长的时间。这就是习近平变多龙治水的集体领导为个人专断、党内独裁的背景。独裁是种政治体制 ，形式有个人独裁、宗教独裁、寡头（集团）独裁、家族独裁等多种形式，中共自建政开始，政权的独裁性质没有变过，只是从毛的个人独裁变成邓、江、胡的寡头独裁，习近平又将寡头独裁变成个人独裁。江胡时代的中国国内政治确实相对宽松，但主要不是九龙当中有谁更“民主”，而是九龙的利益链条多，分割改革红利的途径多；更多的是国际环境所致，江时代说的是“与国际接轨”，与美国是“战略合作伙伴”；胡第一任期与美国是“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由于中国在2009的APEC夏威夷峰会上，提出”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今后要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中美关系降格成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直至“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江胡两朝多少有点顾忌。习近平时期则处在“经济合作伙伴”向“重要的竞争对手”转变阶段，中美关系日趋恶化，打击外国资本（尤其是有选择性地打击事涉“国家安全”的信息产业资本），这一切，被认为是习近平要改变改革方向的倒行逆施之举。但其实与改革方向无关，最多算是收窄了对外资的“开放之门”。（待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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