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支持者尤其毛泽东的支持者，总是说毛和中共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国际上不受欺负了”。这些人还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打赢朝鲜战争、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反美反帝，让海外华人也扬眉吐气。 但其实，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真真假假的“成就”，不仅没能真正让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受益，反而让中共压迫民众的枷锁更牢固，还极大坑害了海外华人华侨。
海外华人华侨历经苦难，劳动致富，近现代对祖国贡献良多
从古代到近现代，因为中国大陆资源紧张、战争、饥荒等原因，许多华人/汉人漂洋过海，前往南洋（东南亚）、欧洲、美洲讨生活，并形成了非常庞大的海外华人社群。尤其是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满洲集团入关和统治中国，许多反抗满清政权的汉人及其他民族成员逃离中国大陆，前往海外求生和继续抗清事业。大多数前往南洋，一部分前往欧洲和中亚，一部分漂洋过海抵达美洲。
相对于长期处在专制腐败中的中国大陆和浑浑噩噩的中国老百姓，东南亚和欧美相对宽松的环境，反而让许多华人有了更加自由和灵活的生存方式，在绝望后找到新的生机。华人的勤劳、守纪律、愿意吃苦、较积极受文化教育、擅长经商等特性，使得华人在海外颇有所成，比大多数族群更富裕。虽然华人在世界各地会遭到白人、土著等族群歧视，甚至被系统性迫害和排斥，但仍然取得很大成就。最可贵的是，这些漂泊海外的华人，在当时仍然保持了汉族为核心的中华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并一直心系祖国。
在从清末到民国的中国剧变中，海外华人华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民国和共和国建设中，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出力极多。而南洋华人（东南亚华人）出力尤甚，出钱、出人、出舆论，劳苦功高。如抗日战争中的南侨机工，牺牲了成千上万宝贵的生命。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核心成员大都在海外，成为推翻清廷、终结帝制、缔造共和的关键力量。民国政府也非常在意华人华侨，并将之作为国民对待，如在国民大会中专设华侨名额席位。
毛时代中共利用和欺骗华人，为中共统治和“输出革命”服务
纵观毛时代，中共对海外华人的政策可总结为：始乱终弃、坐视甚至助推华人被害；而海外华人状况则是：左翼右翼、亲共反共华人相互残杀，华人内讧、人心离散。
中共崛起、逐渐得势和当权后，也积极拉拢海外华侨并给予很高待遇，同时以华人民族主义和左翼共产主义吸引华人。这确实吸引了许多具有理想主义、缺乏对中共本质认识的海外华人华侨，包括陈嘉庚等知名华侨也倾心红色政权。他们以为中共真的是为被压迫的穷人、弱势群体奋斗的进步力量。许多南洋华侨投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并接受中共的指导和资助。如马来亚共产党（马共）就是华人为主的反英反殖、反国民党的组织。而同时，国民党/国民政府也扶植反共的海外华人组织。
而这就造成了海外华人尤其东南亚华人内部的撕裂：一部分左翼亲共，另一部分右翼反共，并因国共内战和两岸对立更加激烈对抗和持久撕裂，甚至相互残杀。而华人内部的相互对立和残杀，也让印尼人、马来人等土著趁机得势，迫害当地华人。
本来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全球华人一度扬眉吐气、高度团结，摆脱了长期被帝国列强、白人和日本人、土著族群欺凌的状况。但因为国共决裂、华人内讧、同胞相残，不同立场的华人不能团结争取华人利益，反而争相拉拢外人、对外让利，以消灭立场对立的另一部分华人。这样的撕裂和内乱，不仅中国大陆民众蒙难，海外华人也再一次陷入遭受歧视、迫害、边缘化的状态中。
而当中共全面统治中国大陆，在东南亚和世界上影响力也显著超过国民党/中华民国后，就露出了对华人华侨残忍冷漠和始乱终弃的邪恶面目。如中共一方面扶植左翼亲共华人对抗亲国民党的右翼反共华人，以及利用华人“输出革命”、宣扬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却又支持东南亚各民族国家主体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运动，包括支持对整体较富裕的华人的歧视、暴力清洗、财产掠夺、屠杀和强奸。1955年万隆会议，中共还正式放弃了对东南亚华人华侨中国国籍的承认，等于从法律上放弃保护东南亚华人的义务。
1950-1970年代，马来西亚、印尼、缅甸、柬埔寨等国都发生了对华人的屠杀和财产剥夺等惨剧，中共不仅不帮助华人华侨，还把华人扣上“资本家”、“国民党”帽子，加以污名化，哪怕其中很多人是亲近中共的、为中共革命和夺权做出很大贡献的。对于涉及左翼华人的排华暴行，偶尔中共也会装模作样发表谴责，但并不真正干预。1965年印尼发生右翼军政府撑腰下印尼土著发动的排华屠杀，中共名义谴责，实则放任华人被害，并将责任推给在台湾一隅、无力援助南洋华人的国民党方面。
仅仅在印尼排华屠杀一年之前的1964年，中共成功试爆核弹，核弹显然没有威慑住印尼军政府和暴民，中共的输出革命反而坑害了华人，让本就在东南亚处境危险的华人遭到更大劫难。很显然，中共的核弹并非保卫华人汉人的利器，而只是维护政权统治的工具。而1940-1960年代中共对世界各地尤其东南亚华人华侨的花言巧语、各种热情拉拢，都是为利用华人华侨为中共服务而编织的骗局。许多华人华侨家破人亡时，才有所醒悟，可惜为时已晚。
中共劝诱华人华侨回国“报效祖国”的骗局
中共政权建立后，尤其1949-1950年代初，还一直积极呼吁在世界各地尤其美欧的海外华人华侨返回中国大陆，“报效祖国”。许多华人华侨回到中国后，一开始受到热情接待，但逐渐就成为被怀疑、审查、迫害的对象。如知名学者巫宁坤，就是响应“新中国”号召，在1951年回国，一度在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安徽大学任职，但之后遭到停职、开除公职、监狱劳改、下放农村被监视劳动等迫害和长期批斗，其妻子也受连累，女儿也在那个不法年代被同事性侵。巫宁坤的《一滴泪》详细讲述了他回国后的悲惨经历。
还有如赵九章、姚桐斌、陈天池等留美/留外归来的科学家，也被扣上“特务”、“美帝走狗”、“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惨遭迫害而自杀或被杀。而那些身份不高的普通归侨，其被迫害和死亡同样普遍，且更被忽视。即便侥幸未被迫害致死致残，也被没收财产，一贫如洗，这些人曾经参与抗日、帮助革命的贡献也被抹杀。同时，当时留在美国或去台湾的中国人/华人学者，却成就斐然，如杨振宁和李政道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两相对比，更加反映中共摧残华人的恶果。
全球范围内，中共的当权、国共对峙、中共在大陆一系列倒行逆施和人权迫害，撕裂了全球华人。亲共和反共华人相互斗争和消耗，经受政治运动折磨的华人一盘散沙、离心离德，严重损害了华人的团结和整体利益。
中共政权尤其毛泽东政权，一方面利用华人对民族的认同和对祖国的感情，拉拢华人华侨为中共服务，另一方面根本不在乎华人华侨的权利和利益，对归国华侨大肆迫害、对海外华侨在各国被歧视欺凌不闻不问。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华人华侨在二战后争取的对之前不公待遇的道歉、权利平等，基本都是华人华侨自主努力的成果，而与中共无关。而华人的相对富裕，更是华人勤劳努力的结果，而非中共的功劳。
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再次为统治利益拉拢利用华人
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共面对毛泽东留下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不得不有求于海外华人的帮助。所以邓小平等中共高层又开始赞美华人华侨的贡献，呼吁华侨回国投资办厂，并给予“超国民待遇”。在共产主义退潮后，中共也更加利用“中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凝聚人心、吸引支持。
但事实上，改革开放后中共拉拢海外华人华侨，仍然是为了中共统治“续命”，以及为中共权贵精英带来利益，而非真正出于对华人华侨的同族同胞之情、汉族和中国繁荣富强的目的。改开以来中共对华人华侨的“优待”，主要集中于那些非富即贵且必须亲共的华人精英，而对于普通的、没权势的、没“统战价值”的各国华人，就弃之不顾，从不为他们维护权利和利益。而对于反对中共的华人华侨，中共政权还会“长臂干涉”，对其加以明里暗里的制裁和孤立。
例如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共就通过利诱等方式拉拢和分化华人，促成许多本来倾向支持中国民主的各国华人倒向中共，而孤立那些仍然坚持纪念六四、批判中共的华人华侨。之后几十年，中共都是通过类似手段，笼络华人精英为中共服务，而反中共的华人要么被其孤立和边缘化，要么淡化华人身份和对中国的关怀成为完全的“外人”。这也更损害了华人的团结和凝聚力。
2018年华为孟晚舟事件，中共不惜以绑架加拿大人、破坏中加关系为代价，营救已获加拿大绿卡的华为副总裁孟晚舟。而一些中共高层权贵子女在美国加拿大等国遭遇车祸等事故后，当地中国使领馆往往积极出动百般关怀。但同时，对于在缅甸等国遭遇电诈集团绑架和酷刑、在东南亚和非洲被敲诈勒索、在日本欧美等地遭到种族歧视和其他不公平对待的普通身份的华人华侨乃至中国公民，都毫不关心或敷衍了事。
还有1998年印尼再次发生排华屠杀，当时由江泽民执政的中共中国，拒绝谴责印尼和帮助华人逃离，反而是中共一直谩骂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积极营救华人。而1998年鼓动排华暴乱的主要人物、陆军司令普拉博沃，2024年成为印尼总统，美国因其参与排华及参与苏哈托政权的专制腐败等人权污点，而没有祝贺。中国方面却祝贺了普拉博沃当选，2024年普拉博沃还访问中国，受到欢迎、得到习近平会见。2025年，普拉博沃还获邀出席了中国抗战80周年阅兵式。中共不仅没有因印尼排华屠杀和其他长期迫害华人的行为而中断与印尼往来，这些年反而与印尼加强了关系。而对于另一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从法律和制度上系统性歧视华人的行为，中共政权也从未表达反对，甚至官方媒体从未提及过马国的种族歧视政策，且同样与马来西亚保持良好关系。
中共也长期利用华人华侨，为中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背书，影响欧美和亚非拉各国对中共中国的态度和政策。如对于西方国家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问题上对中共中国的批评，中共就发动亲共侨民和议员为中共辩护。中共还发展一些华人充当中共情报人员，包括进行商业和学术剽窃行为。这也导致华人社群被所在国主流社会警惕、遭受污名化。中共这些渗透也让支持中共和反对中共的华人更加撕裂对立，损害华人整体利益。
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中共根本不关心海外华人华侨的安全、权利、利益，而只是将华人华侨作为可以利用的工具，当然，与中共权贵关系密切或本身就是中共权贵成员、已长居国外甚至已是外国国籍的华人华侨，会被中共政权利用国家资源和国际影响力全力服务、“保驾护航”，甚至不惜破坏外交友好关系和国家利益。而占华人华侨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即便仍然持有中国国籍，也不能真正且稳定的获得公民应得的服务、同族同胞应有的关怀。
中共统治和影响下的海外华人丧失民族情感和世界影响力
中共对海外华人华侨更具危害性的，是中共为垄断权力和影响力，以各种方式阻挠和破坏华人华侨的民族意识（以中共主导的特色“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取代真正的华人民族认同和同胞情感）、团结性、自组织能力，导致海外华人一盘散沙，在各国都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中共一方面宣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体/大团结”，但实际上却对海外华人在中共控制之外的结社和参政非常警惕，不仅拒绝任何形式的支持，还千方百计分化瓦解。中共同时又扶植亲共侨团，为中共统治服务。
由于之前几十年国共决裂和内战引发的华人内讧、相互争斗甚至杀戮的历史伤痕、身份认同的混乱，不同出身、阶层、经历、价值观、立场的华人相互间关系冷漠甚至敌对，以及1949年后从中国大陆离开的华人华侨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种种历史与现实原因导致华人之间无法互信和团结，反而很多时候相互坑害与提防。华人一盘散沙，更遭受歧视和各种损害，不能像印度裔、土耳其裔、犹太裔、韩裔等族群那样团结起来为华人社群争取利益，更无法与母国/祖国有良性可靠的互动互助。
于是，虽然华人/汉人是全世界最大族群之一，许多国家都有庞大华人社群，但团结性与影响力却与人数规模极不匹配。作为有着超过五千年文明史、疆域辽阔、人文历史丰富多元的中国，文化和软实力影响力，还不如日本、韩国等比中国体量小得多的国家。而海外华人华侨的地位和影响，也同样比不过日裔、韩裔。这些都和中共专制、伤害民族和人民、坑害华人华侨，有着因果关系。
总而言之，中共对于海外华人华侨，起到了非常负面的作用，不亚于中共对中国国内及中国人民的损害。而海外华人华侨很多人对此茫然不知，还有一些则是沉默和“装糊涂”。甚至还有许多中国人和华人华侨误以为中共弘扬了中华文明、让中国人在国际上腰杆直起来，并认为中共的中国越强大，海外华人越有尊严和获益。
中共不是海外华人的后盾而是祸害，中国民主化才是前景
那些把中共的国当成后盾的海外华人的错误认知和判断，是可悲的。中共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政权不被人民约束和监督，不代表人民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汉族及维回藏等弱势民族的国家，也不会为汉族等族群在国内和国际上争取利益。即便中共偶尔表现出若干开明立场、亲和态度，往往也只是为利用华人和吸引支持而做的一时的权宜之计，其每次暂时开明后最终都回到专制保守、蔑视人权、践踏华人华侨尊严和利益的常态上。
中共统治的中国越强大、富裕，越不利于大多数华人华侨的长远利益。中共独裁统治下的中国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只会让中共统治集团不用担心欧美的人权压力，更加肆无忌惮鱼肉中国人民并祸及世界，而并不能让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华侨有尊严和幸福，甚至给中下层中国人和华人华侨带来更多压迫、不公平、痛苦。至于中共的航母、导弹、核武，都是维护其统治的戈矛，而非保卫国民和华人华侨的剑盾。何况之前几十年尤其1950-1960年代中共抛弃、掠夺、迫害华人华侨的残酷教训历历在目，若不汲取教训，难免重蹈覆辙。
全球各地的华人华侨，一定要明白中共不是救星和希望，中共中国的强大虽然在一些具体方面，如经贸领域能给部分华人华侨带来益处，但根本上是阻碍华人团结和争取更大权利和利益的祸害。对中共始终警惕，并推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让中国真正成为全球华人可靠的故国家乡，才是每个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应想、应做的。
王庆民 | 中共对海外华人政策：利用、欺骗、坑害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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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3 September 2025
Tuesday, 2 September 2025
大阅兵-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美学实践的展台
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九三大阅兵近日引发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但官方公布的26位外国首脑参会者名单，却引爆网络，因为名单中既没有反法西斯主战场同盟国的领导人，也没有亚洲战场主要参战国中华民国领导人，但来自独裁威权国家的著名领导人却一个不少，甚至还包括被海牙国际法庭通缉的战犯。这让国际媒体将此次大阅兵解读为一场“威权领导人的北京聚会”。
既然是反法西斯大阅兵，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聚焦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美学表现形式-阅兵式。可能大众对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了解流于脸谱化，因此并未意识到自己可能一直生活在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中。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复习一下法西斯主义的准确定义：法西斯主义（Fascism）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威权主义和反民主的政治意识形态。它起源于20世纪初的意大利，并在二战前的欧洲（如德国、西班牙）得到发展。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点包括：极端民族主义，强调国家和民族至高无上，认为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它通常伴随着对“外部敌人”或“内部叛徒”的仇恨，并常以历史或神话来构建民族优越感；它要求个人绝对服从于国家，否定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重要性。社会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国家则是这个整体的最高体现。法西斯政权由一个独裁者或一个精英阶层统治，排斥任何形式的民主选举和政治多元化。政党通常只有一个，所有反对派都会被无情镇压。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也反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无序竞争。它倡导一种由国家控制和指导的经济模式，以实现民族复兴和自给自足。法西斯主义推崇军事力量和纪律，认为战争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必要手段。它常通过大规模的阅兵、集会和宣传来鼓吹暴力和力量。它主张社会应该像军队一样等级分明，各司其职，以实现效率和秩序。法西斯主义者常常通过美化历史来激发民众的民族自豪感。简而言之，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将国家和民族利益置于最高位的政治哲学，通过独裁统治、民族主义宣传和军事化手段来压制异见，并建立一个高度统一和等级森严的社会。
法西斯主义美学是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在艺术、建筑、设计和宣传中的体现。它并非一种单一的艺术风格，而是通过视觉和感官手段，来传达和强化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政治信息。法西斯美学旨在展现集体而非个人的力量。通过大规模的集会、游行和大阅兵，创造出一种宏大、整齐划一的视觉效果，强调服从、纪律和国家的统一，以及对力量、秩序的崇拜。
法西斯主义美学将暴力和战争浪漫化，将其描绘成一种崇高的、净化心灵的行为。它赞美男性气概和牺牲精神，通过宣传画、雕塑和电影来塑造英雄形象，将战争描绘为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
法西斯主义美学排斥包括抽象主义、表现主义和立体主义在内的现代主义艺术形式，将之视为“堕落”。他们偏爱写实主义和具象艺术，认为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反映民族的“纯粹”精神。正如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指出的，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在于“政治的美学化”。它将政治活动本身变成一种大型的艺术表演和壮观的仪式，让民众沉浸在情感而非理性的体验中。通过这种方式，法西斯政权能够操纵群众，将他们的革命能量引导到对领袖和国家的狂热崇拜上。总而言之，法西斯美学是一种政治工具，它通过壮观、古典、暴力和非理性的视觉语言，来美化极权统治、宣扬民族主义，并最终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目标。
一篇题为《法西斯美学的诱惑：崇高感、归属感、自豪感》的网文指出：法西斯美学通过宏大叙事，将集体无限拔高，从而矮化个体，激发人们对集体归属的强烈渴望。文章这样写道：所谓法西斯美学，不是为了美化法西斯，而是一种具有鲜明政治特色的美学风格。人们总在探讨它，是因为法西斯尽管远去，但是它给人类施加的影响一直存在。
纳粹电影《意志的胜利》至今仍被很多人认为是纪录片的巅峰之作。《意志的胜利》是瑞芬斯塔尔1934年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影片记述了1934年纳粹党的全国党代会，意在宣扬德国的复兴。其中有我们熟悉的纳粹宣传语，为了德国的未来而无私奉献，全民要团结在元首周围，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异的社会，要平等更要服从，要和平更要强大。这些宣传都来自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头目的演讲。瑞芬斯塔尔剪掉毫无美感的发言，把更多镜头投向会场外的队伍，扛着铁揪的劳工阵线成员，手捧丰收作物的农民，步伐整齐的冲锋队、党卫军和国防军。据说，由于影片展示的不可抵御的美和力量，电影学院的教授们甚至不敢在课堂上把它放完，他们担心学生们看完影片，会变成真正的纳粹。
《意志的胜利》是法西斯美学的经典之作。我国一些导演拍出的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影片也带有法西斯审美趣味。他们导演的一些大型晚会也运用了类似手法，极力铺排大场面、大气势，大群体。那种整齐划一、威风凛凛的帝国大军，那铜墙铁壁、不动如山的武士方阵，象征着不可挑战、无法逾越的帝王权力。任何挑战，任何异议，任何不同，都会被万箭穿心，像蚂蚁一样被碾得粉碎。他们可谓法西斯美学在大陆的继承者。
这样的美学风格极具号召力和煽动效应，至今仍然被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所采用。而对于关注历史，研究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美学表现形式的人来说，九三大阅兵将是一次绝佳的观摩机会。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5%BE%AE%E8%A8%80%E5%BE%AE%E8%AF%AD/20250831-%E5%A4%A7%E9%98%85%E5%85%B5-%E6%B3%95%E8%A5%BF%E6%96%AF%E4%B8%BB%E4%B9%89%E6%84%8F%E8%AF%86%E5%BD%A2%E6%80%81%E5%8F%8A%E5%85%B6%E7%BE%8E%E5%AD%A6%E5%AE%9E%E8%B7%B5%E7%9A%84%E5%B1%95%E5%8F%B0
Tuesday, 26 August 2025
“一带一路”豆腐渣工程频现 受害国开始向中共索偿
来源:
大纪元
中共“一带一路”基建项目令许多国家深陷债务泥潭，中共国企承建而爆出豆腐渣工程频现
中共“一带一路”基建项目令许多国家深陷债务泥潭，并且因为豆腐渣工程连续爆出不利消息。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的巨型水电站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由于出现重大结构缺陷，承建工程的中共国有企业需向厄国支付4亿美元赔偿金。专家指，相关受害国开始向中共索偿，意义重大。
因“豆腐渣”工程 中共国企需向厄瓜多尔付巨额赔偿
厄瓜多尔经济与财政部长萨丽哈．莫亚（Sariha Moya）近日在接受当地“中心电台”（Radio Centro）采访时透露，厄方政府赴华谈判取得重要成果，中共国有公司中国电建将向该国政府赔偿4亿美元。
莫亚表示，由中方建设的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Coca Codo Sinclair）不仅造成企业层面的损失，更给该国财政带来收入流失，厄方不接受仅以担保形式弥补，而是要求直接的国家赔偿。
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位于厄瓜多尔的纳波省（Napo）与苏崑比奥斯省（Sucumbíos）之间，项目始建于2009年，造价近30亿美元，由时任总统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主政时期推动。承建商是中国电建旗下子公司中国水电（Sinohydro）。
该水力发电厂自2016年启用以来一直争议不断，包括选址、工程质量、贪污受贿、无法还贷等问题。发电厂被检测到结构故障、机械设备数千条裂缝，影响了发电安全与效率。部分设备即使经过修复，仍出现漏水现象。调查显示，中国水电隐藏了几年关于结构故障的资讯，并在明知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仍交付项目。
厄瓜多尔政府于2021年提出5.8亿美元的仲裁诉求，中方企业于2024年提起反诉，指责厄方违反合同。如今达成的赔偿协议，为这一长达数年的工程争议划下初步句点。
除了结构问题外，水电站还引发严重生态影响。有专家警告，这座本应服役50年的水电站，其实际使用寿命可能仅有15年，不仅威胁国家能源系统，也可能对亚马逊生态系统造成长期不可逆的破坏。
厄瓜多尔是中共在拉美地区推进基建项目的前沿阵地。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工程于2016年11月18日建成时，中共党魁习近平抵达厄瓜多尔参加水电站竣工发电仪式。但在2017年5月24日科雷亚总统离任后，便陷入贪污受贿的指控中，不久科雷亚便流亡到欧洲的比利时。2020年4月7日，厄瓜多尔国家司法法院以腐败受贿的罪名，缺席判处前总统科雷亚8年监禁，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工程也卷入案中。
事实上，中共一共给予厄瓜多尔约190亿美元的贷款，这笔钱不光是用于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工程，还用于大桥、高速公路、灌溉、学校、卫生诊所及其它六座大坝的建设。
厄瓜多尔议员、前政府部长和反腐活动人士表示，这些贷款缺乏透明度，合同未经公开招标就给了相关公司，导致建筑质量低劣、成本高昂和贪污腐败。
2018年12月，时任厄瓜多尔能源部长佩雷斯（Carlos Perez）表示，“中国占了厄瓜多尔的便宜”，“中（共）国的策略很明显。他们要控制他国经济”，“我们不会付钱的”。
加拿大华人作家、资深评论人盛雪对大纪元表示，厄瓜多尔向中企索赔4亿美元，标志着中共“一带一路”进入危机期。以往很多国家纵然清楚中共输出的是腐败合同与豆腐渣工程，也不敢真正动刀。但厄瓜多尔开了先例，其它国家会受到激励，可能相继提出索偿要求，“一带一路”将从中共的外交工具变成全球范围的索赔案件库。
盛雪表示，“一带一路”本质上就是“金钱+工程”收买政客。当这些政客下台或政局动荡，新政府往往会清算前任与中共的腐败勾结。中共不仅不能再靠工程收买人心，反而要不断为腐败和豆腐渣质量丑闻埋单，这对其财政和国际形象都是致命打击。
尼泊尔决定不还债 塞尔维亚民间也反弹
中共在“一带一路”积累的债务问题也在埋下“定时炸弹”。
尼泊尔的博克拉国际机场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2.16亿美元贷款，中共国企中工国际工程公司（CAMC Engineering）建设。这一座曾被寄予厚望的新国际机场，现在国际定期航班寥寥。
2025年4月17日，尼泊尔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PAC）公布的调查报告直指这根本是一座不合规格的国际机场，包括机场的雷达系统、导航设备、通讯设施等，实际上无法达到国际民航组织（ICAO）的标准。除了使用了劣质建筑材料，还有其它涉及腐败和缺乏监督造成的问题。
2026年中国贷款的宽限期就将到期，尼泊尔总理去年访中，要求将贷款转为赠款，将债务一笔勾销。目前尚不清楚中共会如何处置。
盛雪表示，尼泊尔要求“债转赠款”，甚至摆出赖账的姿态。中共看似态度强硬，但实际上非常被动，如果强硬逼债，尼泊尔很可能彻底倒向印度与西方，中共反而加速失去战略缓冲区；中共如果妥协免债，就会产生多米诺效应，让其它债务国纷纷效仿，要求减免或取消债务。“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无解。尼泊尔摆烂，让中共拿它没有办法。”
此外，塞尔维亚诺维萨德火车站的翻新工程去年发生顶棚坍塌，造成16人死亡，引发塞尔维亚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浪潮。今年8月1日，塞尔维亚逮捕了包括前基建部长在内的多名人员，指他们涉嫌虚开发票造成国家损失1.156亿美元，并让承建的中共国企“非法获利”1880万美元。
盛雪表示，中企的腐败工程已经不只是经济风险，而是能直接演化为政治危机。中共国内经济持续恶化，已无力像过去那样大撒币，未来“一带一路”只能靠旧账苦撑，而旧账又在不断被追责。中共原有的收买小国模式正在崩塌：从“世纪工程”变成“世纪包袱”，最终可能演变为外交孤立和债务烂摊子。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508/%E2%80%9C%E4%B8%80%E5%B8%A6%E4%B8%80%E8%B7%AF%E2%80%9D%E8%B1%86%E8%85%90%E6%B8%A3%E5%B7%A5%E7%A8%8B%E9%A2%91%E7%8E%B0%7C%E5%8F%97%E5%AE%B3%E5%9B%BD%E5%BC%80%E5%A7%8B%E5%90%91%E4%B8%AD%E5%85%B1%E7%B4%A2%E5%81%BF.html
大纪元
中共“一带一路”基建项目令许多国家深陷债务泥潭，中共国企承建而爆出豆腐渣工程频现
中共“一带一路”基建项目令许多国家深陷债务泥潭，并且因为豆腐渣工程连续爆出不利消息。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的巨型水电站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由于出现重大结构缺陷，承建工程的中共国有企业需向厄国支付4亿美元赔偿金。专家指，相关受害国开始向中共索偿，意义重大。
因“豆腐渣”工程 中共国企需向厄瓜多尔付巨额赔偿
厄瓜多尔经济与财政部长萨丽哈．莫亚（Sariha Moya）近日在接受当地“中心电台”（Radio Centro）采访时透露，厄方政府赴华谈判取得重要成果，中共国有公司中国电建将向该国政府赔偿4亿美元。
莫亚表示，由中方建设的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Coca Codo Sinclair）不仅造成企业层面的损失，更给该国财政带来收入流失，厄方不接受仅以担保形式弥补，而是要求直接的国家赔偿。
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位于厄瓜多尔的纳波省（Napo）与苏崑比奥斯省（Sucumbíos）之间，项目始建于2009年，造价近30亿美元，由时任总统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主政时期推动。承建商是中国电建旗下子公司中国水电（Sinohydro）。
该水力发电厂自2016年启用以来一直争议不断，包括选址、工程质量、贪污受贿、无法还贷等问题。发电厂被检测到结构故障、机械设备数千条裂缝，影响了发电安全与效率。部分设备即使经过修复，仍出现漏水现象。调查显示，中国水电隐藏了几年关于结构故障的资讯，并在明知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仍交付项目。
厄瓜多尔政府于2021年提出5.8亿美元的仲裁诉求，中方企业于2024年提起反诉，指责厄方违反合同。如今达成的赔偿协议，为这一长达数年的工程争议划下初步句点。
除了结构问题外，水电站还引发严重生态影响。有专家警告，这座本应服役50年的水电站，其实际使用寿命可能仅有15年，不仅威胁国家能源系统，也可能对亚马逊生态系统造成长期不可逆的破坏。
厄瓜多尔是中共在拉美地区推进基建项目的前沿阵地。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工程于2016年11月18日建成时，中共党魁习近平抵达厄瓜多尔参加水电站竣工发电仪式。但在2017年5月24日科雷亚总统离任后，便陷入贪污受贿的指控中，不久科雷亚便流亡到欧洲的比利时。2020年4月7日，厄瓜多尔国家司法法院以腐败受贿的罪名，缺席判处前总统科雷亚8年监禁，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工程也卷入案中。
事实上，中共一共给予厄瓜多尔约190亿美元的贷款，这笔钱不光是用于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工程，还用于大桥、高速公路、灌溉、学校、卫生诊所及其它六座大坝的建设。
厄瓜多尔议员、前政府部长和反腐活动人士表示，这些贷款缺乏透明度，合同未经公开招标就给了相关公司，导致建筑质量低劣、成本高昂和贪污腐败。
2018年12月，时任厄瓜多尔能源部长佩雷斯（Carlos Perez）表示，“中国占了厄瓜多尔的便宜”，“中（共）国的策略很明显。他们要控制他国经济”，“我们不会付钱的”。
加拿大华人作家、资深评论人盛雪对大纪元表示，厄瓜多尔向中企索赔4亿美元，标志着中共“一带一路”进入危机期。以往很多国家纵然清楚中共输出的是腐败合同与豆腐渣工程，也不敢真正动刀。但厄瓜多尔开了先例，其它国家会受到激励，可能相继提出索偿要求，“一带一路”将从中共的外交工具变成全球范围的索赔案件库。
盛雪表示，“一带一路”本质上就是“金钱+工程”收买政客。当这些政客下台或政局动荡，新政府往往会清算前任与中共的腐败勾结。中共不仅不能再靠工程收买人心，反而要不断为腐败和豆腐渣质量丑闻埋单，这对其财政和国际形象都是致命打击。
尼泊尔决定不还债 塞尔维亚民间也反弹
中共在“一带一路”积累的债务问题也在埋下“定时炸弹”。
尼泊尔的博克拉国际机场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2.16亿美元贷款，中共国企中工国际工程公司（CAMC Engineering）建设。这一座曾被寄予厚望的新国际机场，现在国际定期航班寥寥。
2025年4月17日，尼泊尔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PAC）公布的调查报告直指这根本是一座不合规格的国际机场，包括机场的雷达系统、导航设备、通讯设施等，实际上无法达到国际民航组织（ICAO）的标准。除了使用了劣质建筑材料，还有其它涉及腐败和缺乏监督造成的问题。
2026年中国贷款的宽限期就将到期，尼泊尔总理去年访中，要求将贷款转为赠款，将债务一笔勾销。目前尚不清楚中共会如何处置。
盛雪表示，尼泊尔要求“债转赠款”，甚至摆出赖账的姿态。中共看似态度强硬，但实际上非常被动，如果强硬逼债，尼泊尔很可能彻底倒向印度与西方，中共反而加速失去战略缓冲区；中共如果妥协免债，就会产生多米诺效应，让其它债务国纷纷效仿，要求减免或取消债务。“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无解。尼泊尔摆烂，让中共拿它没有办法。”
此外，塞尔维亚诺维萨德火车站的翻新工程去年发生顶棚坍塌，造成16人死亡，引发塞尔维亚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浪潮。今年8月1日，塞尔维亚逮捕了包括前基建部长在内的多名人员，指他们涉嫌虚开发票造成国家损失1.156亿美元，并让承建的中共国企“非法获利”1880万美元。
盛雪表示，中企的腐败工程已经不只是经济风险，而是能直接演化为政治危机。中共国内经济持续恶化，已无力像过去那样大撒币，未来“一带一路”只能靠旧账苦撑，而旧账又在不断被追责。中共原有的收买小国模式正在崩塌：从“世纪工程”变成“世纪包袱”，最终可能演变为外交孤立和债务烂摊子。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508/%E2%80%9C%E4%B8%80%E5%B8%A6%E4%B8%80%E8%B7%AF%E2%80%9D%E8%B1%86%E8%85%90%E6%B8%A3%E5%B7%A5%E7%A8%8B%E9%A2%91%E7%8E%B0%7C%E5%8F%97%E5%AE%B3%E5%9B%BD%E5%BC%80%E5%A7%8B%E5%90%91%E4%B8%AD%E5%85%B1%E7%B4%A2%E5%81%BF.html
习近平获第三任期 大清洗永无终日
习近平已获第三任期 为何还要大清洗？这是纽约时报最新发表的分析文章内容。
纽时署名文章说：无论美国人如何看自己的政治，美国仍是公开运作的。中国的情况则相反。中国人至今仍不知道为什么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突然被带离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会场，也不知道前总理李克强在2023年68岁去世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1971年逃离中国时坠机身亡，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仍不知道完整真相。
这种神秘不透明催生了一个所谓“中南海听床师”的小众行业——中文社区的网络评论员们从谣言和转瞬即逝的线索中揣摩政治风向。
据中国官方统计，中共2024年处分了88.9万名党员，其中包括73名省部级以上干部。据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家吴国光估计，自2022年底以来，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委员会约10%的成员已被清洗、靠边站，或在重要会议上明显缺席。
军队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据詹姆斯敦基金会，自2023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军工企业至少有45名官员被免职。两名国防部长曾在2024年的同一天被指控腐败、对习近平不忠诚。
这一切都发生在习近平2022年获得第三个任期、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在领导层之后。他为什么停不下来呢？
偏执是主要的驱动力。胡佛研究所的科特金表示，在威权主义政权中，控制军队和安全部队至关重要，但即使是忠诚者也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和裙带网络，这给领导人带来风险。与其他强人一样，习近平面临着控制一个庞大体系的巨大挑战，只靠自己的亲信远远不够，科特金说。习近平不得不用改组、清洗、让官员们互相告密，以及操纵对立等手段来应对。
中央党校退休教授、现已成为共产党批评者的蔡霞表示，中共精英们容忍了习近平通过反腐巩固权力，修改宪法取消任期限制，打击民营经济这些做法。她说，他们保持沉默是因为习近平没有触及他们的特权。
但习近平现在的清洗，加上中国经济的问题，正在更直接地影响到他们。“再这样下去，党内精英可能会认为，不是习近平垮台，而是共产党垮台，”蔡霞说。
如果身体状况允许，习近平可能还能统治一二十年，但前提是他能维持中共领导层对他的忠诚。“这个政权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精英阶层开始产生疑虑的时候，”胡佛研究所的科特金说。
斯坦福大学的吴国光在斯大林、毛泽东，以及现在的习近平身上看到了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治理失败和权力进一步集中，然后是清洗。治理越糟糕，清洗就越严厉；清洗越严厉，控制就越紧。吴国光将这种循环称为“斯大林逻辑”。
吴国光说：“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模式和江胡时代中共精英喜欢的权贵资本主义模式，这两个模式之间发生冲突，”“这不是习近平靠换掉1000个人、2000个人，哪怕1万个人能够解决的。”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50824-%E4%B9%A0%E8%BF%91%E5%B9%B3%E8%8E%B7%E7%AC%AC%E4%B8%89%E4%BB%BB%E6%9C%9F-%E5%A4%A7%E6%B8%85%E6%B4%97%E6%B0%B8%E6%97%A0%E7%BB%88%E6%97%A5
Wednesday, 13 August 2025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照相馆
——从"南京照相馆"到无数被封存被遗忘的照相馆血影
作者： 草头将军 蒋大公子
20250809蒋大仁勇的博客
在中国的网络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说法——"南京照相馆"。
这并不是一家真正的影楼，而是一种隐喻：指代1937年日军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几十万平民在短短数周内被屠戮殆尽，尸横遍野。
然而，中共在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和宣传中，却故意忽略一个事实：【在它自己建立和执政的岁月里，中国本土也出现了无数的"照相馆"：一次次大规模的恐怖与死亡，只是名字不同、背景不同。】
中共希望年轻人只知道南京照相馆，却不让他们知道，不让他们记得：
长春照相馆，
北京照相馆，
唐山照相馆、
驻马店照相馆、
汶川照相馆、
拉萨照相馆……
更不让他们知道：
那些因为饥荒、清洗、镇压、事故掩盖而死去的同胞。
中共大力宣传，强迫人们甚至年幼的学童观看"南京照相馆"，其目的只有一个：转移视线，把公众的愤怒，仇恨引向与当年屠杀毫无关关系的当代日本人，
而最搞笑的是中共鼻祖毛泽东本人曾在1956年公开说过："日本侵略中国，好处很多，没有日本皇军，就没有我今天的政权。"
一、【中共的宣传策略：选择性记忆】
"南京照相馆"被无限放大，因为它的主角是外国侵略者，可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转移人们对现实矛盾的注意力。
而那些由中共自己造成的大规模死亡，则被彻底压制、淡化、篡改，甚至完全抹去。
历史在中共的教科书中是这样分层的：
1，有利于政权合法性的事件——高调宣传、纪念馆林立
2，暴露政权罪行的事件——全面封锁、言论禁区
这种记忆操控，让一代代中国人对"外部仇恨"耳熟能详，牢记在心。却对"内部灾难"严密封杀，一无所知。
二、【被遗忘的"照相馆"年表】
以下事件，都是中国本土的"照相馆"——数以万计甚至千万计平民死于非命：
1，1937.12。南京
南京大屠杀
战争屠杀型
0约 30 万
日军屠杀
2，1948.5–10。长春
长春围困
战争饥饿型
12–16 万
共军围城断粮
3，1958–1962
全国大饥荒
人为饥荒型
1500–4500 万
大跃进政策+封锁信息
4，1966–1976广西、内蒙古等
文革屠杀政治镇压型数十万
清洗与派系武斗
5 ，1975.8.8.河南驻马店
水库溃坝灾难事故掩盖型
约 23 万
水库群溃坝+瞒报
6,1976.7唐山大地震
灾难事故掩盖型官方 24 万+，
民间估 40–65 万延误救援
7,1989.6.3–4北京天安门
屠杀政治镇压型几百–数千
军队坦克实弹清场
8，2008.5汶川
豆腐渣校舍灾难事故掩盖型
8.7 万
+建筑质量+阻止追责
9，2014–2017新疆再教育营民族/宗教镇压型数十万被拘押、失踪系统性关押
这只是冰山一角。中共的百年史，就是一部不断扩建"照相馆"的历史。
三、五种"照相馆"模式
1，战争屠杀型：直接的武力杀戮（如长春围困、南京大屠杀）。
2，人为饥荒型：政策与封锁制造的饿殍遍地（大饥荒）。
3，政治镇压型：用枪口和坦克消灭反对声音（天安门、文革屠杀）。
4，灾难事故掩盖型：本可避免或减轻的天灾人祸，却因瞒报与失职变成惨剧（驻马店、唐山、汶川）。
5，民族/宗教镇压型：用暴力重压对待少数民族与宗教群体（西藏、新疆）。
6.【文革照相馆】
文革是中国"照相馆"里时间跨度最长
文革照相馆（1966–1976）
它不是一次单点事件，而是长达十年的全国性灾难：
? 时间：1966–1976
? 地点：全国（尤其广西、内蒙古、云南、湖南等地）
? 死亡人数估计：至少数两百万＿＿一千万（官方至今未给出全面数字）
? 事件性质：政治迫害、派系武斗、屠杀、活埋、酷刑、甚至广西"吃人"事件
? 特殊性： 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筹划，亲自发动，亲自参与，亲自指挥，亲自领导。
? 国家机器与民间群众运动相结合，形成系统性暴力
? 广西（尤其武宣、道县等，包含"吃人"事件）
? 内蒙古（"内人党"冤案大清洗）
? 云南（大理、楚雄等地派系武斗与屠杀）
? 湖南（道县大屠杀）
? 北京（红卫兵平，联动，包括习近平也亲自参加。清洗知识分子、抄家迫害致死几千教师和知识分子死亡）
四、【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照相馆】
这些事件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中国不是只有"南京照相馆"，而是一个布满"照相馆"的国家。
每一个地点，都是一帧血色底片；每一桩事件，都是一个历史证据。
当一个政权只允许人们记住对它有利的死亡，却竭力抹去它亲手制造的死亡，它就在同时扮演摄影师和暗房师——拍摄、冲洗、选择性曝光。
它把真相锁进暗房，却把虚构的影像挂在展厅。
而历史不会永远沉默。真正的照相馆，并不只属于南京，它也属于长春、北京、唐山、汶川……还有中共刚刚在四川江油建立的照相馆，属于那些被中共隐藏，封杀，埋葬、却迟早会冲洗出来的底片。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5/08/blog-post_10.html
Tuesday, 12 August 2025
中国大外宣改变手法：雇用“白猴子”营造“西方也看好”的叙事观
来源:
法广
中央社布拉格消息，捷克媒体报道指出，中国正在改变传统的宣传方式，转而雇用中国网红或资助捷克本地网红访问中国，以改善其在海外（特别是中欧）的形象。此举旨在对外与对内营造一种“连欧洲人都为中国的进步感到兴奋”的叙事观，从而巩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据布拉格国际广播电台（Radio Prague International）近期报导，中国摆脱过去颂扬政治体制的传统宣传形式，如今开始雇用社群网红与博主，以改善在海外的形象。
中国在中欧的媒体策略可追溯至2013年，当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在V4国家（捷克、匈牙利、波兰与斯洛伐克）中开设捷克语服务。随后，此机构与中国驻捷克大使馆等也纷纷设立社群媒体账号。
然而，这些新闻机构与政府联系相对明显。根据「中欧亚洲研究中心」（CEIAS）的说法，中国利用新冠疫情期间社群媒体的迅速成长，在封城期间推出针对性强、具备当地语言能力的网红。
中央社指出，捷克是中国在中欧社群媒体重点关注的国家。据中欧亚洲研究中心调查，目前有2位已知的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博主。
博主亲切风格宣扬中国文化 试图影响捷克观感
2021年，2位新博主登上捷克社群媒体舞台，分别是Lada Wang和Pepa Zhang，他们在Instagram上共累积逾4万名追踪者。他们的自我介绍几乎相同，用捷语写“嗨！我是Lada/Pepa，现在住在北京，我想与你们分享我的有趣生活”。
两人皆受雇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但他们以更亲切的语气与追踪者沟通，主题涵盖文化、历史、经济与科技，也经常以部落客风格展示中国的旅游景点。
中欧亚洲研究中心成员内梅奇科娃（Kara Němečková）指出，他们看似只是旅游部落客，内容比官方媒体更“自然可信”。大多数追踪者可能不晓得他们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员工，因他们并未揭露这层关联。
在这些社群上，显性的政治内容被刻意省略，潜藏讯息常试图淡化中国政府在法律与政治上的争议，例如新疆议题。在社群影片中，新疆常被描绘为和平的旅游胜地，几乎未提及当地穆斯林文化与社群。
内梅奇科娃表示，调查显示，只有极少数捷克受访者对中国在新疆的政策持正面观感，显现中国试图影响公众对新疆观感尚未成功。但需注意，高达53.9%的受访者对此议题持中立态度，这意着未来仍有可能被中国影响。
中国“白猴子”策略 专家指为政权反向合法手法
中国的社群策略不仅止于博客。去年11月，捷克知名网红米哈雷克（Jan Michálek）受中国电视台邀请，参加一场由中方全额赞助的中国探索之旅。米哈雷克事后划清界线，声称自己不知道这趟旅程涉及宣传活动。
捷克中国问题专家卡拉斯蔻娃（Ivana Karásková）指出，在中国西方网红常被贬称为“白猴子”（White Monkey），这已成为一种宣传策略，目的在于改善中国对内与对外的形象。
卡拉斯蔻娃说：“除了对外宣传，也有内部宣传，针对中国国内观众，想要呈现出‘连欧洲人、白人都为中国进步感到兴奋’的形象，藉此暗示中共表现良好。这被视为对中共政权的反向合法化的手法。”
捷克并非是唯一拥有“专属”的中国网红的V4国家。据调查，波兰也有一名博主负责当地观众，而中共对匈牙利与斯洛伐克尚未有此计划。
研究指出，在V4国家中，捷克对中国的怀疑态度最为强烈，主要争议点集中在中国对西藏、香港与台湾的态度，这些地区与捷克拥有相对密切的联系。
卡拉斯蔻娃说：“捷克人普遍不认同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价值观，也不相信中国外交政策的和平性。”
不过，中欧亚洲研究中心也指出，捷克人对中国对外经济政策抱持较乐观的看法。报道引述研究指出，中立受访者比例“正在增加”，显示中国在调整策略后，仍可能影响捷克公众观感，中国仍有机会改变舆论情势。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508/%E4%B8%AD%E5%9B%BD%E5%A4%A7%E5%A4%96%E5%AE%A3%E6%94%B9%E5%8F%98%E6%89%8B%E6%B3%95%EF%BC%9A%E9%9B%87%E7%94%A8%E2%80%9C%E7%99%BD%E7%8C%B4%E5%AD%90%E2%80%9D%E8%90%A5%E9%80%A0%E2%80%9C%E8%A5%BF%E6%96%B9%E4%B9%9F%E7%9C%8B%E5%A5%BD%E2%80%9D%E7%9A%84%E5%8F%99%E4%BA%8B%E8%A7%82.html
法广
中央社布拉格消息，捷克媒体报道指出，中国正在改变传统的宣传方式，转而雇用中国网红或资助捷克本地网红访问中国，以改善其在海外（特别是中欧）的形象。此举旨在对外与对内营造一种“连欧洲人都为中国的进步感到兴奋”的叙事观，从而巩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据布拉格国际广播电台（Radio Prague International）近期报导，中国摆脱过去颂扬政治体制的传统宣传形式，如今开始雇用社群网红与博主，以改善在海外的形象。
中国在中欧的媒体策略可追溯至2013年，当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在V4国家（捷克、匈牙利、波兰与斯洛伐克）中开设捷克语服务。随后，此机构与中国驻捷克大使馆等也纷纷设立社群媒体账号。
然而，这些新闻机构与政府联系相对明显。根据「中欧亚洲研究中心」（CEIAS）的说法，中国利用新冠疫情期间社群媒体的迅速成长，在封城期间推出针对性强、具备当地语言能力的网红。
中央社指出，捷克是中国在中欧社群媒体重点关注的国家。据中欧亚洲研究中心调查，目前有2位已知的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博主。
博主亲切风格宣扬中国文化 试图影响捷克观感
2021年，2位新博主登上捷克社群媒体舞台，分别是Lada Wang和Pepa Zhang，他们在Instagram上共累积逾4万名追踪者。他们的自我介绍几乎相同，用捷语写“嗨！我是Lada/Pepa，现在住在北京，我想与你们分享我的有趣生活”。
两人皆受雇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但他们以更亲切的语气与追踪者沟通，主题涵盖文化、历史、经济与科技，也经常以部落客风格展示中国的旅游景点。
中欧亚洲研究中心成员内梅奇科娃（Kara Němečková）指出，他们看似只是旅游部落客，内容比官方媒体更“自然可信”。大多数追踪者可能不晓得他们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员工，因他们并未揭露这层关联。
在这些社群上，显性的政治内容被刻意省略，潜藏讯息常试图淡化中国政府在法律与政治上的争议，例如新疆议题。在社群影片中，新疆常被描绘为和平的旅游胜地，几乎未提及当地穆斯林文化与社群。
内梅奇科娃表示，调查显示，只有极少数捷克受访者对中国在新疆的政策持正面观感，显现中国试图影响公众对新疆观感尚未成功。但需注意，高达53.9%的受访者对此议题持中立态度，这意着未来仍有可能被中国影响。
中国“白猴子”策略 专家指为政权反向合法手法
中国的社群策略不仅止于博客。去年11月，捷克知名网红米哈雷克（Jan Michálek）受中国电视台邀请，参加一场由中方全额赞助的中国探索之旅。米哈雷克事后划清界线，声称自己不知道这趟旅程涉及宣传活动。
捷克中国问题专家卡拉斯蔻娃（Ivana Karásková）指出，在中国西方网红常被贬称为“白猴子”（White Monkey），这已成为一种宣传策略，目的在于改善中国对内与对外的形象。
卡拉斯蔻娃说：“除了对外宣传，也有内部宣传，针对中国国内观众，想要呈现出‘连欧洲人、白人都为中国进步感到兴奋’的形象，藉此暗示中共表现良好。这被视为对中共政权的反向合法化的手法。”
捷克并非是唯一拥有“专属”的中国网红的V4国家。据调查，波兰也有一名博主负责当地观众，而中共对匈牙利与斯洛伐克尚未有此计划。
研究指出，在V4国家中，捷克对中国的怀疑态度最为强烈，主要争议点集中在中国对西藏、香港与台湾的态度，这些地区与捷克拥有相对密切的联系。
卡拉斯蔻娃说：“捷克人普遍不认同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价值观，也不相信中国外交政策的和平性。”
不过，中欧亚洲研究中心也指出，捷克人对中国对外经济政策抱持较乐观的看法。报道引述研究指出，中立受访者比例“正在增加”，显示中国在调整策略后，仍可能影响捷克公众观感，中国仍有机会改变舆论情势。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508/%E4%B8%AD%E5%9B%BD%E5%A4%A7%E5%A4%96%E5%AE%A3%E6%94%B9%E5%8F%98%E6%89%8B%E6%B3%95%EF%BC%9A%E9%9B%87%E7%94%A8%E2%80%9C%E7%99%BD%E7%8C%B4%E5%AD%90%E2%80%9D%E8%90%A5%E9%80%A0%E2%80%9C%E8%A5%BF%E6%96%B9%E4%B9%9F%E7%9C%8B%E5%A5%BD%E2%80%9D%E7%9A%84%E5%8F%99%E4%BA%8B%E8%A7%82.html
Tuesday, 22 July 2025
蘇暁康：中共之後的中國
作者臉書
【按：這個題目，中共和習近平死也不會去思考，中國境內「吃瓜大眾」不敢也無力思考，而境外「敵對勢力」慚精竭慮三十幾年無結果，終於，曾經在白宮主持對華政策的「重慶狀元」，給出了一份驚為天人的答卷《中共之後的中國》，乾脆利落地摒棄當下中國種種無解難題，快刀直切「後共產」中國「憲政建制」一系列要害措施，这个《中国剧本》之荦荦大端：1、言論機制，2、民間社會，3、教育司法改革，4、宗教信仰自由，5、制憲，思路自然是「美國式」的，或者「余茂春式」，他不愧柏克萊加大的歷史學博士；然而，習王朝風雨飄搖之後呢？當下坊间流传北京正在集体逼宫习近平，真真假假，無人思考「習後」中國，中國人問過「毛後」、「鄧後」，好像沒咋問「江後、胡後」，朝廷空空，不像溥儀退位時，袁世凱已經坐大，手下軍閥好幾個，而習後會「軍閥混戰」嗎？「六四」後中國前途未卜，老百姓害怕亂世、暴力，「六四屠殺」後就是這種時局，民間恐懼令中南海吃了定心丸。我還是困惑於當下中國的無解難題，近來也沒少議論，因為它們才是橫亙在「余茂春方案」前面的攔路虎，乃是中共為「之後」設下的陷阱、困局，讓「之後」無法來到的重重障礙，再次列出如下。】
一、中共听任習近平蠻幹下去
註定不可持續的一種制度和統治方式，居然耀武揚威地存在了那麼久。
中國三十年統治模式，在經驗和學識之外，古今中外都沒有知識可以解讀它。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專制政權，都把中國視為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模範」。人們對中國的預測，誤差不僅僅是「經濟發展導致民主」、還在於三十年裏預言「崩潰」多次，每一次都低估了這個政權的存活能力。
中共這個集權制度，穿越三道生死關隘——「六四」屠殺合法性危機、市場經濟、互聯網社會，不但毫髮無損，反而被淬煉得前所未有的強大與邪惡，以致近現代以來西方學界積累的「專制集權」知識，皆無力解釋這個「東方不敗」：它如何可以一場饑餓接一場文革，然後要救「亡黨」，卻再來一場大屠殺，便迎來二十年經濟起飛、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再升級為世界第二超強，同時也是蘇聯之後的新型集權。
它完全是一個怪物。
1978年至2013年，這四十年里，中國經濟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長，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約8億人擺脫了貧困，嬰兒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壽命提高了11年。這是一次「大躍進」，所以中國有兩個「大躍進」，一個在毛澤東時期，一個在鄧小平時期。
第二次「大躍進」，專家界定中國推行的是資源耗竭式發展模式，而且是权贵集团拿走利润，留下垃圾。现在中国大的生态环境已经完全毁坏了，江河污染，洞庭湖、鄱阳湖干了；還有北京的雾霾；土地污染造成的食品污染，令中國癌症高發，超過世界任何國家。
二、暴富强权令纳粹失色
經濟奇蹟換來「两个丧失」，第一個喪失，中共是拿中華民族的大好江山，換取他們黨的江山；
第二个「丧失」是中国人的心灵被掏空了，中共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中国人的心灵家园也丧失了。
中國推行的資源耗竭式發展模式，山河破碎，道德淪喪，這個国家主义主导的「中国模式」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是挥霍中国资源，再挥霍人类资源，它成功以後的邏輯，就要开疆拓土、资本输出、万方来朝，所以2017年習近平上台，手握兩個百萬億（100万亿国有资产和100万亿现金），中国下一步要五步「支配世界」。
後來人類遭遇的一場瘟疫，也檢驗了這個怪物。
三年前無論是它放毒還是失手洩毒，它極其成功地讓全世界染毒，感染人數五點四四亿、死亡六百三十三万，而西方至今抓不到武漢病毒的證據；中共也可以將一個兩千萬人口的國際大都市徹底封死，其控制能力已令前面的納粹德國和斯大林蘇聯望塵莫及。
中共不肯改變，放棄權力，習近平是他們最好的選擇，所以二十大他還會連任。
三、民間「躺平主義」
民間消極抵抗，也反應了這個怪物的強大。
"岁月静好"死掉了以后就来了"躺平主义"，
三十年盛世，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京津冀得有个好肺，
岁月静好是体制与民间共谋的一种矫情，
抗爭乃少數勇敢者所為，代價慘烈，「七零九」律師是代表。
民族主義洗腦成不成功？不知道。
民粹主義有明顯代際劃分，老三屆懷舊紅歌，也熟悉毛時代的物件，
三十年后年輕人對獨裁、個人崇拜、紅歌紅旗反而陌生了，
而且，中国人最大的愿望，一是要改变，二是不要流血和乱世，「六四屠殺」後就是這種心態，暴力是否会发生，同我们的愿望没有直接关系，它是一个偶然性很大的政治过程；但暴力的温床，又直接根植于社会的思想、观念中。
四、暴力在中国未来变局中可能性，這是「轉型」前面最大的一隻攔路虎。
1989年的东欧和1991年的苏联，都是基本实现了非暴力转型，提供了共产制度和平演变的先例，使整个世界大松一口气。但是，第一，这个后果恰好是一次大规模暴力所付出的代价，即中国天安门屠杀引起的强烈反映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第二，东欧和苏联虽然在旧政权坍塌的一刹那间避免了暴力，却出现了暴力滞后的现象，如南斯拉夫已经爆发内战；而在俄羅斯普丁治下，如今西方最担心的是它那庞大的核子武器失去控制。
更加看不到未来中国转型中暴力因素消减的迹象。
第一，中国军队的传统是"党指挥枪"，而苏联、东欧的军队有一定程度的国家化，"六四"以后这支暴力工具越来越单纯到只为执政者服务，而且只被極少数老人黨所控制，连"党指挥枪"的原则也不复存在；
第二，权力高层宫廷政变不扩散暴力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它的前提是要有控制全国军队不致分裂的权威人物，这样的人物要不了几年就不存在了，靠没有军人资历的文官和太子党接班，只会导致军人无所忌惮的局面，重演华国锋和"四人帮"的故事；
第三，军权的承继问题，在老人身后将无规则可循，因为它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党，会成为日后军事首长搞政治交易的资本，暴力根源从一个中心扩散为无数各中心；
第四，民间暴力因素的增长，是"六四"的直接后果，而中国执政当局一直没有抑制大规模街头运动的非杀伤性手段，一有风吹草动，就得动用大兵团和重武器，造成大规模杀伤。
第五，社会具有中间力量和中间架构的平衡作用，才避免暴力和乱世。这种 Balance的存在，是政治妥协机制和游戏规则的支撑，缺了这一层，就无法使社会恢复客观性和公正性，通过规则来重新确认新的合法性，只能任凭暴力循环。辛亥革命以后，就是这种情形。旧的社会构架已经倒塌，中间力量太弱，只能是枭雄们的天下。政治本来就是不同社会利益之间的一种讨价还价(Bargain)，传统政治只是依据实力，而民主政治是依据民意。一旦启动暴力，这种Bargain就中断了，只凭武力说话。今天，中国的中间力量在哪里呢?从89年的天安门运动来看，要么它几乎不存在，要么比清末民初还要弱小。
因此，我觉得在未来中国的转型中，引发暴力或暴力滞后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象中国这样的没有中间力量的社会，有能力使用暴力和有能力制止暴力的，都是一个力量，即执政者。同时，执政者用以压制反对派的有效手段，和反对派可能用以抗衡的手段，也只有一个，即暴力。全能主义式(Totalitarian)的统治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和社会控制上，已经不再是"全能的"了，可是，恰好是这种状况，使得执政的共产党不能再凭借意识形态来控制社会，只剩下暴力手段。这正是全能主义统治解体的一个特征，我们虽然希望避免暴力，却不能对非暴力转型抱太多的幻想。
第六、「军队国家化」是最关键性、也是最神秘的要害。
"六四"三十周年之际，《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重头报道：『前军官谈"六四"：派军队清场，就不好再出牌了』，说"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首次打破沉默。"
她讲的是"七上将联署反对戒严信"的细节，今天来看，这近乎一次"流产的兵谏"，江林对《纽约时报》说：
『我说哪儿用这么多部队进来，13个还是16个集团，一个天安门需要这么多人吗？他们说怕兵变。这七个上将在战争年代都曾经是这些部队的直接首长。
问：听说一个是怕兵变，一个是所有的部队都参与，谁也逃不开责任的。
答：对，但主要是兵变。』
虽然在三十年前，这就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然而将其置于今日"军队国家化"题目之下，其中可以诠释的含义就太多了。江林的陈述中有以下要点：
1、张爱萍说，在七个上将之前他单独给中央军委写过一个报告，那时候还没有戒严，他让这些领导去跟广场的学生对话，不要跟学生那么对立，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搞学生运动的，为什么现在就不能跟他们对话呢，要把他们当敌人呢，看着这么多孩子在广场绝食、生病，对他们的诉求置之不理呢？
2、江林看过这份报告的草稿，应该有1000字左右，后来七个将军的信很简单，就两句话；
3、报告送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4、赵紫阳是军委常务副主席，虽然他行政上是国务院总理、总书记，但是他在军队的这个职务，基本上是虚的，他很谨慎，基本不过问军队的事情；
5、张爱萍先一个人上书，后来七个将军上书，是他领头，起草人是他的儿子；
6、当时军委没有反应，他很生气，才有了第二次联名的事情；
7、"六四"第二天，6月5号，叶飞上将让他的儿子开车一起到张爱萍家，一进门就哭，说爱萍啊，我们的军队完了，向老百姓开枪了；
8、《纽约时报》问：这些将军的第一任务是保护共产党、保护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吗？江林回答：我觉得没有。如果有的话，应该去纠正他们走错的路，不要往这条路上走，你们往这条路上走，就是违背了初心，就是一种背叛。从我记录的那些人，同情我的那些人，都是军队高级干部，他们也是不同意的；
9、军队高级干部里面，抵抗的情绪很普遍。江林举例，将近一年的时间，北京三总部军队机关的干部都不敢穿军装出来，甚至他们在军队的办公楼里都穿便衣。你只要穿军装出来就会被老百姓打啊、骂啊。
关于"七上将联署反对戒严信"（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全文是：
"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签名）1989年5月21日。"
然而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化解了这次"兵谏"。
《七上将上书》被印成传单广泛散发，造成很大影响。就在他们发出联名信的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刊登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帅答复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的讲话称："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希望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尽快返校复课。"以元帅压上将，消除七上将上书事件影响的用意，显露无遗。
在反对戒严七上将中，张爱萍、萧克、杨得志、宋时轮四人是中顾委常委。5月26日，中顾委主任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号召老同志支持戒严。27位常委中，张爱萍、李一氓、李德生、黄华、程子华等5人"因病因事"请假。《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称，他们因对戒严和处置赵紫阳的做法有意见而请假。这句叙述有误，程子华不反对戒严。《人民日报》当时报道这个会议时特别提到，请假的程子华"给会议打来电话，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动乱的正确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梳理一下：
1、以元帅压上将，实际上是借元帅之口行骗："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说明在"党指挥枪"的结构下，两个元帅仅是木偶而已；
2、萧克、杨得志的事后解释，但并未改变初衷，
3、将军们明显地都不敢跟中央"对着干"。
但是，"七上将"事件的含义是：
1、解放军镇压老百姓，天理难容，这个"天理"普遍存在于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心中，这是中共再一次"动刀子"的一个巨大障碍；
2、军队也曾"抗命"，如38军，但是"党指挥枪"的结构，令解放军最终背上"屠杀"罪名，解道唯有"军队国家化"一途，即军队不为任何一个党派所指挥；
3、军队国家化，不能指望高级将领的良知，而必须走宪政的道路，写进宪法里才有保证。
第七、今天的困境
我曾采访姚诚，他说：
习近平上台后对军队的体制编制进行的重大调整，实际上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从体制编制的调整上来看，七大军区变成了五大战区，战区应该是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称谓。
既然是战区，就应该有参战的主体双方，军队是这个主体的一方，那另一方是谁？应该说中国大陆目前是处于和平时期，那只能理解为手无寸铁的百姓是解放军的作战对象？
如果说这是一个笑话他就是一个笑话，但仔细分折起来还是真的是这么回事，从维稳费超过军费这个现象也能看的出来，中共对镇压国内反对派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国防的程度。
实际上战区只是军委的一个前线指挥所，除了作战指挥权外，一切权力尽失，这才是习撤销军区，成立战区的真正目的。
姚诚的意思是不是，习近平通过"军区改战区"，而"杯酒释兵权"，解构了解放军的旧结构，从而消除了对他的威胁？但是他达到了控制军队的目的？大变来临，这支军队听他的指挥吗？
《中共之後的中國》
文章由哈德遜研究所7月16日發布，主筆是余茂春教授。中共垮台，真的可能嗎？
報告強調，中共垮台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的問題。而且最可怕的是，它不是慢慢倒，而可能是一夜之間突然變天。
但哈德遜報告直接告訴我們：美方的完整應對劇本，早寫好了，各部門甚至已經演練起來了。首先，美國不會立刻大兵壓境，而是派出CIA和陸軍特種部隊，快速進入中國關鍵地區。他們不打仗，而是搶占信息、穩住局勢，找到可以合作的力量，比如少數民族組織、宗教團體或體制內改革派。
美國還設計了「分區接觸」戰略。如果中國各地自立，比如新疆、西藏或廣東出現地方政權，美國不會急著扶植中央政府，而會分別建立聯繫，避免新極權的崛起。換句話說，美國希望中國先地方自治，再逐漸整合。
美國的「中國劇本」早就在桌上，準備得非常細緻。他們不是坐等中共倒，而是在等時機成熟，就立刻出手，確保中國不會再陷入獨裁的深淵。
但除了穩定局勢，美國還規劃了一套從根本上協助中國民主轉型的方案。
美國目標不是接管，而是幫中國完成真正的民主轉型。怎麼做？五個核心工程：
第一，建立真正的媒體與言論自由。報告建議中共垮台後，美國和國際社會立刻幫中國建立獨立媒體，終結審查，讓老百姓真正有地方說話。
第二，重建民間社會。過去中共把非政府組織、公民團體、宗教團體打成「敵對勢力」，其實這些組織才是社會的支柱。一旦擺脫打壓，它們將快速幫助社會恢復秩序。
第三，教育和司法改革。中共的教育體系和法院，幾十年都在服務於維穩和洗腦。報告強調，新政府必須徹底終結洗腦教育，讓司法真正獨立於政黨，保障公正。
第四，恢復宗教與文化自由。中共最怕的就是信仰，因為有信仰的人難以奴役。所以報告建議一旦政權垮台，立即廢除宗教限制，開放寺廟、教堂，歸還被沒收財產，讓流亡宗教領袖回國重建信仰自由。
第五，協助中國制定新憲法，走向憲政民主。新憲法必須保障多黨競選、司法獨立、人權保障，還要通過全民參與的「制憲大會」共同起草，而不是某個領導人閉門造車。
這麼大的任務靠美國自己肯定不行，所以報告特別強調，美國會聯合台灣、日本、韓國、澳洲、聯合國、五眼聯盟甚至印度，共同組成「多邊穩定聯盟」，一起守護中國的和平過渡。
附：
哈德逊报告全文https://tinyurl.com/msctyxmk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5/07/blog-post_522.html
【按：這個題目，中共和習近平死也不會去思考，中國境內「吃瓜大眾」不敢也無力思考，而境外「敵對勢力」慚精竭慮三十幾年無結果，終於，曾經在白宮主持對華政策的「重慶狀元」，給出了一份驚為天人的答卷《中共之後的中國》，乾脆利落地摒棄當下中國種種無解難題，快刀直切「後共產」中國「憲政建制」一系列要害措施，这个《中国剧本》之荦荦大端：1、言論機制，2、民間社會，3、教育司法改革，4、宗教信仰自由，5、制憲，思路自然是「美國式」的，或者「余茂春式」，他不愧柏克萊加大的歷史學博士；然而，習王朝風雨飄搖之後呢？當下坊间流传北京正在集体逼宫习近平，真真假假，無人思考「習後」中國，中國人問過「毛後」、「鄧後」，好像沒咋問「江後、胡後」，朝廷空空，不像溥儀退位時，袁世凱已經坐大，手下軍閥好幾個，而習後會「軍閥混戰」嗎？「六四」後中國前途未卜，老百姓害怕亂世、暴力，「六四屠殺」後就是這種時局，民間恐懼令中南海吃了定心丸。我還是困惑於當下中國的無解難題，近來也沒少議論，因為它們才是橫亙在「余茂春方案」前面的攔路虎，乃是中共為「之後」設下的陷阱、困局，讓「之後」無法來到的重重障礙，再次列出如下。】
一、中共听任習近平蠻幹下去
註定不可持續的一種制度和統治方式，居然耀武揚威地存在了那麼久。
中國三十年統治模式，在經驗和學識之外，古今中外都沒有知識可以解讀它。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專制政權，都把中國視為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模範」。人們對中國的預測，誤差不僅僅是「經濟發展導致民主」、還在於三十年裏預言「崩潰」多次，每一次都低估了這個政權的存活能力。
中共這個集權制度，穿越三道生死關隘——「六四」屠殺合法性危機、市場經濟、互聯網社會，不但毫髮無損，反而被淬煉得前所未有的強大與邪惡，以致近現代以來西方學界積累的「專制集權」知識，皆無力解釋這個「東方不敗」：它如何可以一場饑餓接一場文革，然後要救「亡黨」，卻再來一場大屠殺，便迎來二十年經濟起飛、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再升級為世界第二超強，同時也是蘇聯之後的新型集權。
它完全是一個怪物。
1978年至2013年，這四十年里，中國經濟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長，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約8億人擺脫了貧困，嬰兒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壽命提高了11年。這是一次「大躍進」，所以中國有兩個「大躍進」，一個在毛澤東時期，一個在鄧小平時期。
第二次「大躍進」，專家界定中國推行的是資源耗竭式發展模式，而且是权贵集团拿走利润，留下垃圾。现在中国大的生态环境已经完全毁坏了，江河污染，洞庭湖、鄱阳湖干了；還有北京的雾霾；土地污染造成的食品污染，令中國癌症高發，超過世界任何國家。
二、暴富强权令纳粹失色
經濟奇蹟換來「两个丧失」，第一個喪失，中共是拿中華民族的大好江山，換取他們黨的江山；
第二个「丧失」是中国人的心灵被掏空了，中共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中国人的心灵家园也丧失了。
中國推行的資源耗竭式發展模式，山河破碎，道德淪喪，這個国家主义主导的「中国模式」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是挥霍中国资源，再挥霍人类资源，它成功以後的邏輯，就要开疆拓土、资本输出、万方来朝，所以2017年習近平上台，手握兩個百萬億（100万亿国有资产和100万亿现金），中国下一步要五步「支配世界」。
後來人類遭遇的一場瘟疫，也檢驗了這個怪物。
三年前無論是它放毒還是失手洩毒，它極其成功地讓全世界染毒，感染人數五點四四亿、死亡六百三十三万，而西方至今抓不到武漢病毒的證據；中共也可以將一個兩千萬人口的國際大都市徹底封死，其控制能力已令前面的納粹德國和斯大林蘇聯望塵莫及。
中共不肯改變，放棄權力，習近平是他們最好的選擇，所以二十大他還會連任。
三、民間「躺平主義」
民間消極抵抗，也反應了這個怪物的強大。
"岁月静好"死掉了以后就来了"躺平主义"，
三十年盛世，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京津冀得有个好肺，
岁月静好是体制与民间共谋的一种矫情，
抗爭乃少數勇敢者所為，代價慘烈，「七零九」律師是代表。
民族主義洗腦成不成功？不知道。
民粹主義有明顯代際劃分，老三屆懷舊紅歌，也熟悉毛時代的物件，
三十年后年輕人對獨裁、個人崇拜、紅歌紅旗反而陌生了，
而且，中国人最大的愿望，一是要改变，二是不要流血和乱世，「六四屠殺」後就是這種心態，暴力是否会发生，同我们的愿望没有直接关系，它是一个偶然性很大的政治过程；但暴力的温床，又直接根植于社会的思想、观念中。
四、暴力在中国未来变局中可能性，這是「轉型」前面最大的一隻攔路虎。
1989年的东欧和1991年的苏联，都是基本实现了非暴力转型，提供了共产制度和平演变的先例，使整个世界大松一口气。但是，第一，这个后果恰好是一次大规模暴力所付出的代价，即中国天安门屠杀引起的强烈反映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第二，东欧和苏联虽然在旧政权坍塌的一刹那间避免了暴力，却出现了暴力滞后的现象，如南斯拉夫已经爆发内战；而在俄羅斯普丁治下，如今西方最担心的是它那庞大的核子武器失去控制。
更加看不到未来中国转型中暴力因素消减的迹象。
第一，中国军队的传统是"党指挥枪"，而苏联、东欧的军队有一定程度的国家化，"六四"以后这支暴力工具越来越单纯到只为执政者服务，而且只被極少数老人黨所控制，连"党指挥枪"的原则也不复存在；
第二，权力高层宫廷政变不扩散暴力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它的前提是要有控制全国军队不致分裂的权威人物，这样的人物要不了几年就不存在了，靠没有军人资历的文官和太子党接班，只会导致军人无所忌惮的局面，重演华国锋和"四人帮"的故事；
第三，军权的承继问题，在老人身后将无规则可循，因为它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党，会成为日后军事首长搞政治交易的资本，暴力根源从一个中心扩散为无数各中心；
第四，民间暴力因素的增长，是"六四"的直接后果，而中国执政当局一直没有抑制大规模街头运动的非杀伤性手段，一有风吹草动，就得动用大兵团和重武器，造成大规模杀伤。
第五，社会具有中间力量和中间架构的平衡作用，才避免暴力和乱世。这种 Balance的存在，是政治妥协机制和游戏规则的支撑，缺了这一层，就无法使社会恢复客观性和公正性，通过规则来重新确认新的合法性，只能任凭暴力循环。辛亥革命以后，就是这种情形。旧的社会构架已经倒塌，中间力量太弱，只能是枭雄们的天下。政治本来就是不同社会利益之间的一种讨价还价(Bargain)，传统政治只是依据实力，而民主政治是依据民意。一旦启动暴力，这种Bargain就中断了，只凭武力说话。今天，中国的中间力量在哪里呢?从89年的天安门运动来看，要么它几乎不存在，要么比清末民初还要弱小。
因此，我觉得在未来中国的转型中，引发暴力或暴力滞后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象中国这样的没有中间力量的社会，有能力使用暴力和有能力制止暴力的，都是一个力量，即执政者。同时，执政者用以压制反对派的有效手段，和反对派可能用以抗衡的手段，也只有一个，即暴力。全能主义式(Totalitarian)的统治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和社会控制上，已经不再是"全能的"了，可是，恰好是这种状况，使得执政的共产党不能再凭借意识形态来控制社会，只剩下暴力手段。这正是全能主义统治解体的一个特征，我们虽然希望避免暴力，却不能对非暴力转型抱太多的幻想。
第六、「军队国家化」是最关键性、也是最神秘的要害。
"六四"三十周年之际，《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重头报道：『前军官谈"六四"：派军队清场，就不好再出牌了』，说"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首次打破沉默。"
她讲的是"七上将联署反对戒严信"的细节，今天来看，这近乎一次"流产的兵谏"，江林对《纽约时报》说：
『我说哪儿用这么多部队进来，13个还是16个集团，一个天安门需要这么多人吗？他们说怕兵变。这七个上将在战争年代都曾经是这些部队的直接首长。
问：听说一个是怕兵变，一个是所有的部队都参与，谁也逃不开责任的。
答：对，但主要是兵变。』
虽然在三十年前，这就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然而将其置于今日"军队国家化"题目之下，其中可以诠释的含义就太多了。江林的陈述中有以下要点：
1、张爱萍说，在七个上将之前他单独给中央军委写过一个报告，那时候还没有戒严，他让这些领导去跟广场的学生对话，不要跟学生那么对立，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搞学生运动的，为什么现在就不能跟他们对话呢，要把他们当敌人呢，看着这么多孩子在广场绝食、生病，对他们的诉求置之不理呢？
2、江林看过这份报告的草稿，应该有1000字左右，后来七个将军的信很简单，就两句话；
3、报告送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4、赵紫阳是军委常务副主席，虽然他行政上是国务院总理、总书记，但是他在军队的这个职务，基本上是虚的，他很谨慎，基本不过问军队的事情；
5、张爱萍先一个人上书，后来七个将军上书，是他领头，起草人是他的儿子；
6、当时军委没有反应，他很生气，才有了第二次联名的事情；
7、"六四"第二天，6月5号，叶飞上将让他的儿子开车一起到张爱萍家，一进门就哭，说爱萍啊，我们的军队完了，向老百姓开枪了；
8、《纽约时报》问：这些将军的第一任务是保护共产党、保护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吗？江林回答：我觉得没有。如果有的话，应该去纠正他们走错的路，不要往这条路上走，你们往这条路上走，就是违背了初心，就是一种背叛。从我记录的那些人，同情我的那些人，都是军队高级干部，他们也是不同意的；
9、军队高级干部里面，抵抗的情绪很普遍。江林举例，将近一年的时间，北京三总部军队机关的干部都不敢穿军装出来，甚至他们在军队的办公楼里都穿便衣。你只要穿军装出来就会被老百姓打啊、骂啊。
关于"七上将联署反对戒严信"（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全文是：
"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签名）1989年5月21日。"
然而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化解了这次"兵谏"。
《七上将上书》被印成传单广泛散发，造成很大影响。就在他们发出联名信的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刊登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帅答复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的讲话称："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希望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尽快返校复课。"以元帅压上将，消除七上将上书事件影响的用意，显露无遗。
在反对戒严七上将中，张爱萍、萧克、杨得志、宋时轮四人是中顾委常委。5月26日，中顾委主任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号召老同志支持戒严。27位常委中，张爱萍、李一氓、李德生、黄华、程子华等5人"因病因事"请假。《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称，他们因对戒严和处置赵紫阳的做法有意见而请假。这句叙述有误，程子华不反对戒严。《人民日报》当时报道这个会议时特别提到，请假的程子华"给会议打来电话，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动乱的正确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梳理一下：
1、以元帅压上将，实际上是借元帅之口行骗："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说明在"党指挥枪"的结构下，两个元帅仅是木偶而已；
2、萧克、杨得志的事后解释，但并未改变初衷，
3、将军们明显地都不敢跟中央"对着干"。
但是，"七上将"事件的含义是：
1、解放军镇压老百姓，天理难容，这个"天理"普遍存在于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心中，这是中共再一次"动刀子"的一个巨大障碍；
2、军队也曾"抗命"，如38军，但是"党指挥枪"的结构，令解放军最终背上"屠杀"罪名，解道唯有"军队国家化"一途，即军队不为任何一个党派所指挥；
3、军队国家化，不能指望高级将领的良知，而必须走宪政的道路，写进宪法里才有保证。
第七、今天的困境
我曾采访姚诚，他说：
习近平上台后对军队的体制编制进行的重大调整，实际上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从体制编制的调整上来看，七大军区变成了五大战区，战区应该是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称谓。
既然是战区，就应该有参战的主体双方，军队是这个主体的一方，那另一方是谁？应该说中国大陆目前是处于和平时期，那只能理解为手无寸铁的百姓是解放军的作战对象？
如果说这是一个笑话他就是一个笑话，但仔细分折起来还是真的是这么回事，从维稳费超过军费这个现象也能看的出来，中共对镇压国内反对派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国防的程度。
实际上战区只是军委的一个前线指挥所，除了作战指挥权外，一切权力尽失，这才是习撤销军区，成立战区的真正目的。
姚诚的意思是不是，习近平通过"军区改战区"，而"杯酒释兵权"，解构了解放军的旧结构，从而消除了对他的威胁？但是他达到了控制军队的目的？大变来临，这支军队听他的指挥吗？
《中共之後的中國》
文章由哈德遜研究所7月16日發布，主筆是余茂春教授。中共垮台，真的可能嗎？
報告強調，中共垮台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的問題。而且最可怕的是，它不是慢慢倒，而可能是一夜之間突然變天。
但哈德遜報告直接告訴我們：美方的完整應對劇本，早寫好了，各部門甚至已經演練起來了。首先，美國不會立刻大兵壓境，而是派出CIA和陸軍特種部隊，快速進入中國關鍵地區。他們不打仗，而是搶占信息、穩住局勢，找到可以合作的力量，比如少數民族組織、宗教團體或體制內改革派。
美國還設計了「分區接觸」戰略。如果中國各地自立，比如新疆、西藏或廣東出現地方政權，美國不會急著扶植中央政府，而會分別建立聯繫，避免新極權的崛起。換句話說，美國希望中國先地方自治，再逐漸整合。
美國的「中國劇本」早就在桌上，準備得非常細緻。他們不是坐等中共倒，而是在等時機成熟，就立刻出手，確保中國不會再陷入獨裁的深淵。
但除了穩定局勢，美國還規劃了一套從根本上協助中國民主轉型的方案。
美國目標不是接管，而是幫中國完成真正的民主轉型。怎麼做？五個核心工程：
第一，建立真正的媒體與言論自由。報告建議中共垮台後，美國和國際社會立刻幫中國建立獨立媒體，終結審查，讓老百姓真正有地方說話。
第二，重建民間社會。過去中共把非政府組織、公民團體、宗教團體打成「敵對勢力」，其實這些組織才是社會的支柱。一旦擺脫打壓，它們將快速幫助社會恢復秩序。
第三，教育和司法改革。中共的教育體系和法院，幾十年都在服務於維穩和洗腦。報告強調，新政府必須徹底終結洗腦教育，讓司法真正獨立於政黨，保障公正。
第四，恢復宗教與文化自由。中共最怕的就是信仰，因為有信仰的人難以奴役。所以報告建議一旦政權垮台，立即廢除宗教限制，開放寺廟、教堂，歸還被沒收財產，讓流亡宗教領袖回國重建信仰自由。
第五，協助中國制定新憲法，走向憲政民主。新憲法必須保障多黨競選、司法獨立、人權保障，還要通過全民參與的「制憲大會」共同起草，而不是某個領導人閉門造車。
這麼大的任務靠美國自己肯定不行，所以報告特別強調，美國會聯合台灣、日本、韓國、澳洲、聯合國、五眼聯盟甚至印度，共同組成「多邊穩定聯盟」，一起守護中國的和平過渡。
附：
哈德逊报告全文https://tinyurl.com/msctyxmk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5/07/blog-post_522.html
Wednesday, 11 June 2025
蔡霞 | 1989年民主运动最终失败的若干思考
刚才看到一条信息，说近几年来有些人在检讨六四运动失败的归因时，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激进。这背后的逻辑是学生领袖和当时的知识人应当对八九失败负责。把八九民运失败的责任归结到他们头上，我认为这对学生领袖和知识人是相当不公平的。
一、把责任归咎于大学生与学生领袖相当不公平
我说“相当不公平”，是指八九民运的学生们及其领袖们不仅年轻而且缺乏政治经验，这不是他们的错，是中共极权统治的罪过。
中共从1949掌握国家权力起，几十年一贯制地压制民间组织和民众言论。中共国是极权主义国家，其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国家吞没社会。他们美名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是“有主义无社会”。1980年代尽管中国对外开放，但中共对内始终警惕与变相打压民间组织。仅我所知的就有北京、湖南、安徽、深圳的大学生们，无论是争取民主选举、还是组织社团活动、包括表达对邓小平对中共政府的批评意见等，都曾经触怒当局，也曾经遭遇各种压制。1980年代那十年间起起伏伏的学生运动，其实是中国公民社会艰难生长的土壤与民间组织的萌芽。在中共长期的打压下，中国民间一直没能生长出成熟的公民组织，更何谈形成公民社会。当1989年春天那么多学生热血沸腾地站出来大声表达意见诉求时，他们超常的勇敢与担当，深深地打动了北京市民与全国人民；面对当时政局的极为复杂与各类矛盾的错综交织，他们没有经验，客观上缺乏必须的大智慧和某种深层理性的引导。但，这不是学生们的错。因为中共根本不给中国人有任何空间、任何机会和条件，来推动公民社会的生长发育，来提升全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有效沟通合作的公民能力。
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集会，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完全自发的行动，也是中共党始料未及的事，这才有了6.4前紧扣全国人心、聚焦全世界目光的历史性场面。中共军队6.4的开枪镇压、中共当局冷酷无情地追捕广场学生与学生领袖们，他们自己撕掉了几十年的伪善面具，自己灭了中共政府的虚假合法性。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推动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共党实行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用钱（所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来交换中国人接受他们的继续统治。这是一种金钱与政治的交易，他们用钱来收买人民对他们权力合法性的认可。
很自然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中国公民社会的艰难生长与复苏。中共党最怕人民组织起来，2008、2009年以后，我亲眼看到他们一个一个地打压中国的民间组织，出台各种条例条文，甚至国际社会组织到中国开展活动都受到各种限制和打压。1990年代后期互联网在中国出现后，中共当局一方面限制民间网络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利用高科技人工智能技术加大力度监控中国民众，这种精致的新极权国家，导致中国社会始终一盘散沙，而使民众几乎完全丧失自助自救能力。即便在未来的中国政治变革进程中，中国民众也许依旧逃不脱承受惨痛代价的命运。亡，百姓苦，兴，百姓苦！
二，中国的知识精英应付部分责任
八九以后已经36年了！6.4在人们心中的伤口依旧在流血，因为36年来民运似乎在衰败。在某种意义上说，八九以后中国民主运动难以复兴的责任，部分归咎于知识精英是有道理的。今天回头来看，中国知识界确实应该为中国民主运动难以复兴而感到羞愧。
通观欧美国家，知识人作为社会的大脑与民众的栋梁，站在历史发展前列的不在少数，然而中国知识人的软弱性似乎一直未改。中共建立国家政权后，对中国知识分子是软硬两手并用，一是收买，一是打断知识分子的脊梁骨。笔者曾经亲耳听中国社科院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讲过一堂课：“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是如何被打断的”。资先生从19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历数起，1957年反右运动、3年大饥荒中的夹边沟（几千名右派知识分子饿死在那里）、1966年文革浩劫、1982年反精神污染、1986年反自由化直至1989年的6.4，中国知识人被一轮轮的思想整肃与暴力摧残并行，许多人早已丧失了人格尊严，也丧失了主体意识和自尊自重。在中共暴力威吓高压下，知识人依靠犬儒哲学为岁月静好地活着提供自我安慰的借口。吴国光教授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曾经提到八九以后，有些知识分子似乎忘却了天安门广场的那个血光之夜，他们避而不谈当年参与民主运动的经历。依我看，吴国光教授是给他们留了面子的。
知识分子本应该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然而，有些人退却了，有些人改换门庭投靠当局了！中共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后，当局拿钱收买精英，不仅收买一些经济精英、科技精英，而且收买文科知识精英，也让文科知识分子有”捞钱”的机会。最明显的是政府给他们名头，如“xx学科带头人”，让他们承担国家科研课题，他们就能拿到国家资金，也能提升学术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因此，一部分知识人努力迎合政府需要，每年申报国家“科研项目”。所谓的科研，其实是以学术外衣作包装的欺骗性的宣传。
进入2000年后，中共搞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把一些学科中有影响力的人定为“首席理论家”，这些人参与由中宣部组织的“理论工程”，可以获得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巨额经费。他们的门生、手下人则可以通过承接子课题、参与写书等方式分得利益。
由此，将来历史追究责任，真正需要负责的是这些所谓的知识精英。他们本应比学生懂得更多，却在名利地位等利益面前选择妥协与交易。这不仅是知识人的软弱，而且而且因抵挡不住诱惑而自贬人格自我扭曲。
三、八九民运注定会失败
其实，八九六四这场运动注定要失败，这是八九民运的宿命。 这不是因为某些学生领袖或知识分子的错误，即使他们没有缺陷，八九运动也难以成功。
为什么这么说？第一，1949年之后，中共建立的极权国家而不是威权国家。它的极权体制决定了，只要有一口气在，它一定会毫不留情地镇压民主运动。
第二，1980年代是解冻时期，中国的公民组织和中产阶级都尚未真正成长，社会没有足够的根基和力量来支撑这场民主运动。虽然人们有诉求，但缺乏经济资源、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等。而且，当时人们对共产党仍抱幻想，八九学生运动，没有人提出推翻共产党，而是希望它改革、讲民主、讲自由，人们当时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第三，共产党内部几千万党员和干部，不少人由于长期受马列主义洗脑毒害，已经变成了中共的政治工具，他们泯灭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意识，一切以中共的谎言欺骗说法为准。
举个例子来说。我家一位亲戚，他是12.9运动出来的老革命；我父亲是1937年全民抗战爆发后参加游击队的中共军人。那年我亲耳听到这两位老人在电话中谈论6.4开枪的事，态度截然不同。
那位亲戚说：“他们真的在天安门开枪打了我们的孩子啊！”
我父亲回答：“你怎么那么糊涂？孩子们背后是有黑手的。”
我当时震惊了！不管怎么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手无寸铁。解放军被称为“人民子弟兵”，怎么能对平民开枪？我一直不理解父亲的态度。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思考中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三十年过去了，我终于明白我与父亲各自守的底线是不一样的。我父亲坚守的是“党性原则”的底线，而我“震惊”，是因为我坚守“人道主义”的底线。
我认为，做人的底线，应是人道主义，而不是党性。像我父亲那样，把政治立场当作底线的，在党内有许多人，他们被洗脑成了政治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他们把政治意识置于人的生命之上。共产党就是靠这种训练，把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改造成反人性的工具人。邓小平镇压六四后，党内开展“思想教育”，没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中共就这样把八九民运压下去，在天安门广场的斑斑血迹上建起一个虚假的市场经济，而且一路走到今天。
后来我才真正明白，在人道主义和党性之间，哪个更根本，这一点绝对不能含糊不清。
蔡霞 | 1989年民主运动最终失败的若干思考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5919
一、把责任归咎于大学生与学生领袖相当不公平
我说“相当不公平”，是指八九民运的学生们及其领袖们不仅年轻而且缺乏政治经验，这不是他们的错，是中共极权统治的罪过。
中共从1949掌握国家权力起，几十年一贯制地压制民间组织和民众言论。中共国是极权主义国家，其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国家吞没社会。他们美名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是“有主义无社会”。1980年代尽管中国对外开放，但中共对内始终警惕与变相打压民间组织。仅我所知的就有北京、湖南、安徽、深圳的大学生们，无论是争取民主选举、还是组织社团活动、包括表达对邓小平对中共政府的批评意见等，都曾经触怒当局，也曾经遭遇各种压制。1980年代那十年间起起伏伏的学生运动，其实是中国公民社会艰难生长的土壤与民间组织的萌芽。在中共长期的打压下，中国民间一直没能生长出成熟的公民组织，更何谈形成公民社会。当1989年春天那么多学生热血沸腾地站出来大声表达意见诉求时，他们超常的勇敢与担当，深深地打动了北京市民与全国人民；面对当时政局的极为复杂与各类矛盾的错综交织，他们没有经验，客观上缺乏必须的大智慧和某种深层理性的引导。但，这不是学生们的错。因为中共根本不给中国人有任何空间、任何机会和条件，来推动公民社会的生长发育，来提升全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有效沟通合作的公民能力。
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集会，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完全自发的行动，也是中共党始料未及的事，这才有了6.4前紧扣全国人心、聚焦全世界目光的历史性场面。中共军队6.4的开枪镇压、中共当局冷酷无情地追捕广场学生与学生领袖们，他们自己撕掉了几十年的伪善面具，自己灭了中共政府的虚假合法性。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推动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共党实行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用钱（所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来交换中国人接受他们的继续统治。这是一种金钱与政治的交易，他们用钱来收买人民对他们权力合法性的认可。
很自然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中国公民社会的艰难生长与复苏。中共党最怕人民组织起来，2008、2009年以后，我亲眼看到他们一个一个地打压中国的民间组织，出台各种条例条文，甚至国际社会组织到中国开展活动都受到各种限制和打压。1990年代后期互联网在中国出现后，中共当局一方面限制民间网络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利用高科技人工智能技术加大力度监控中国民众，这种精致的新极权国家，导致中国社会始终一盘散沙，而使民众几乎完全丧失自助自救能力。即便在未来的中国政治变革进程中，中国民众也许依旧逃不脱承受惨痛代价的命运。亡，百姓苦，兴，百姓苦！
二，中国的知识精英应付部分责任
八九以后已经36年了！6.4在人们心中的伤口依旧在流血，因为36年来民运似乎在衰败。在某种意义上说，八九以后中国民主运动难以复兴的责任，部分归咎于知识精英是有道理的。今天回头来看，中国知识界确实应该为中国民主运动难以复兴而感到羞愧。
通观欧美国家，知识人作为社会的大脑与民众的栋梁，站在历史发展前列的不在少数，然而中国知识人的软弱性似乎一直未改。中共建立国家政权后，对中国知识分子是软硬两手并用，一是收买，一是打断知识分子的脊梁骨。笔者曾经亲耳听中国社科院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讲过一堂课：“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是如何被打断的”。资先生从19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历数起，1957年反右运动、3年大饥荒中的夹边沟（几千名右派知识分子饿死在那里）、1966年文革浩劫、1982年反精神污染、1986年反自由化直至1989年的6.4，中国知识人被一轮轮的思想整肃与暴力摧残并行，许多人早已丧失了人格尊严，也丧失了主体意识和自尊自重。在中共暴力威吓高压下，知识人依靠犬儒哲学为岁月静好地活着提供自我安慰的借口。吴国光教授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曾经提到八九以后，有些知识分子似乎忘却了天安门广场的那个血光之夜，他们避而不谈当年参与民主运动的经历。依我看，吴国光教授是给他们留了面子的。
知识分子本应该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然而，有些人退却了，有些人改换门庭投靠当局了！中共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后，当局拿钱收买精英，不仅收买一些经济精英、科技精英，而且收买文科知识精英，也让文科知识分子有”捞钱”的机会。最明显的是政府给他们名头，如“xx学科带头人”，让他们承担国家科研课题，他们就能拿到国家资金，也能提升学术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因此，一部分知识人努力迎合政府需要，每年申报国家“科研项目”。所谓的科研，其实是以学术外衣作包装的欺骗性的宣传。
进入2000年后，中共搞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把一些学科中有影响力的人定为“首席理论家”，这些人参与由中宣部组织的“理论工程”，可以获得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巨额经费。他们的门生、手下人则可以通过承接子课题、参与写书等方式分得利益。
由此，将来历史追究责任，真正需要负责的是这些所谓的知识精英。他们本应比学生懂得更多，却在名利地位等利益面前选择妥协与交易。这不仅是知识人的软弱，而且而且因抵挡不住诱惑而自贬人格自我扭曲。
三、八九民运注定会失败
其实，八九六四这场运动注定要失败，这是八九民运的宿命。 这不是因为某些学生领袖或知识分子的错误，即使他们没有缺陷，八九运动也难以成功。
为什么这么说？第一，1949年之后，中共建立的极权国家而不是威权国家。它的极权体制决定了，只要有一口气在，它一定会毫不留情地镇压民主运动。
第二，1980年代是解冻时期，中国的公民组织和中产阶级都尚未真正成长，社会没有足够的根基和力量来支撑这场民主运动。虽然人们有诉求，但缺乏经济资源、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等。而且，当时人们对共产党仍抱幻想，八九学生运动，没有人提出推翻共产党，而是希望它改革、讲民主、讲自由，人们当时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第三，共产党内部几千万党员和干部，不少人由于长期受马列主义洗脑毒害，已经变成了中共的政治工具，他们泯灭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意识，一切以中共的谎言欺骗说法为准。
举个例子来说。我家一位亲戚，他是12.9运动出来的老革命；我父亲是1937年全民抗战爆发后参加游击队的中共军人。那年我亲耳听到这两位老人在电话中谈论6.4开枪的事，态度截然不同。
那位亲戚说：“他们真的在天安门开枪打了我们的孩子啊！”
我父亲回答：“你怎么那么糊涂？孩子们背后是有黑手的。”
我当时震惊了！不管怎么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手无寸铁。解放军被称为“人民子弟兵”，怎么能对平民开枪？我一直不理解父亲的态度。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思考中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三十年过去了，我终于明白我与父亲各自守的底线是不一样的。我父亲坚守的是“党性原则”的底线，而我“震惊”，是因为我坚守“人道主义”的底线。
我认为，做人的底线，应是人道主义，而不是党性。像我父亲那样，把政治立场当作底线的，在党内有许多人，他们被洗脑成了政治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他们把政治意识置于人的生命之上。共产党就是靠这种训练，把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改造成反人性的工具人。邓小平镇压六四后，党内开展“思想教育”，没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中共就这样把八九民运压下去，在天安门广场的斑斑血迹上建起一个虚假的市场经济，而且一路走到今天。
后来我才真正明白，在人道主义和党性之间，哪个更根本，这一点绝对不能含糊不清。
蔡霞 | 1989年民主运动最终失败的若干思考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5919
Sunday, 25 May 2025
中共的承诺有用吗？
——从历史看一个背信弃义的政权
来源:
大纪元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就职一周年接受采访时，以“公司并购”来比喻两岸关系。他表示，若要谈判，应建立在对等尊重的基础上。虽然赖总统只是一个比喻，但对此我还是要说——万万不可与中共谈判。
历史反复证明：中共最擅长的，不是兑现承诺，而是利用承诺。它需要你的时候什么都能答应，一旦目地达到，立马翻脸不认人。什么国际条约、什么历史协议，在它眼中，只不过是“临时利用工具”罢了。
从它建政前的“国共合作”，到“香港五十年不变”、WTO市场承诺、再到对台商和中国人民的种种许诺，每一次信誓旦旦的背后，都是一次“骗完就撕票”的套路重演。
一、背叛，是中共的起家本领
1937年抗战爆发，中共打着“国共和作”的旗号，挂上“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番号，号称共同抗日。实际上，他们避战避打，专挑空隙“扩红区、保实力”。表面协同抗战，实则在苏联支持下另立“苏维埃政权”，搞“国中国”，煽动农民造反，渗透地方政权，甚至在南泥弯种植鸦片，用毒品腐蚀国军，换钱敛财、瓦解士气。
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合作是假，利用是真；用完就翻脸，还要造谣抹黑你。
二、从“打土豪分田地”到“集体饿死人”
中共夺权前承诺“土地归农民”，夺权后用“合作化”把土地重新收回，最后搞成“人民公社”，农民一夜回到中共建政前——甚至更差，因为地主时代还管吃饭，大跃进时代饿死人没人负责。
你信了它的承诺，它就要你的命。
用得着你的时候，你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用不上的时候是“农民工”，“低端人口”。
三、从民族资本家到台商：中共的收割循环
在中共尚未掌权时，它向民国时期的资本家喊话：“新中国需要你们的发展经验”“要联合工商界共建国家”。不少企业家被“爱国”口号感动，以为是在报效国家，结果成了替中共抬轿的炮灰。
“五反”运动一来，资本家倾家荡产，让你“补税”，这个税要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是不是很搞笑？
有人受不了跳楼自尽，跳黄浦江还不行，会被定性为“叛逃香港”而连累家人。
市长陈毅每晚悠闲喝茶，听人汇报：“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所谓“空降兵”，就是从高楼跳下的资本家。
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董竹君，早期收留并资助中共地下党，1951年，饭店被中共抢夺，文革中被打为特务，含冤至老。
那些民国时期投靠中共的企业家，有哪一个得到善终？
几十年后，历史再演一遍。相信“改革开放”的台商，把产业链从台湾搬到大陆。结果换来的是“红色政策”倾斜、税务稽查、法治缺位，最终人财两空，被迫逃离！哦，不好意思，人你可以走，钱、财、物，统统留下！
什么叫“双赢”？就是它赢你两次，你还得感恩戴德饶你一命！
四、曾经天天骂国民政府独裁，执政后“民主”变禁词
当年中共天天骂国民政府独裁、贪污、腐败，“我们要实现人民民主！”，可等它一夺权，“民主”两个字变成敏感词，新闻要管控、网络要审查、连选个区长都得由上级“考察任命”。
更讽刺的是，谁要是公开讲民主、讲多党制，警察就要上门找你谈谈了。
而讲到贪污？中共排第二，世界上就没人敢称第一。
五、四川地震赈灾款，去向不明
2008年汶川地震举世震惊，全球华人踊跃捐款，赈灾资金总额超过六百五十二亿元人民币（约合当时九十四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物资。
八年后，五佰零一亿仍去向不明。说到这里，大家现在明白为什么捐款鼓励捐钱不要物资了吧，变卖多麻烦啊！
最近一位十八岁小女星被爆出佩戴二百三十万元耳环，其父亲正是当年灾后重建的负责人。
民间气愤地说：连赈灾的钱都敢贪，它们到底还有什么不敢？
清朝的贪官和珅尚且有“三不贪”：其中之一就是不贪赈灾款！而中共贪官，不但贪，还敢公开炫富——这不是贪腐，这是对捐款人赤裸裸的嘲讽！
六、“一个好，政府养”？晚景凄凉
计划生育时期，中共打出“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到后来变成“赡养老人是义务，推给政府是可耻”，再到现今的“两个不够好，三孩才正好”，“不生就不爱国”。
一代人信了它的承诺，砍掉了未来，几十年后换来延迟退休、福利缩水、舆论逼生。中共一边否认责任，一边绑架感情。这不是政策变了，而是从头到尾就没想过要兑现承诺。
七、加入WTO、签署《联合声明》？说废就废
2001年中共加入WTO，承诺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减少补贴……全世界信了，以为中共会往市场经济靠拢。结果，它一边继续补贴国企、强制外商技术转让，全世界偷了个遍，一边高筑防火墙，还反咬别人“搞脱钩”。
香港问题更是赤裸裸的毁约。
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白纸黑字写明“香港五十年不变”。如今不到25年，香港《国安法》上路、新闻自由被封、选举制度全面改写。面对质疑，他们连遮羞布都不盖了，直接说：“联合声明只是历史文件。”
哪怕是国际条约，在中共眼中也是“过河拆桥”的工具而已。
俗话说：狼开始吃人的时候，不会只吃一个。
中共靠欺骗起家、靠暴力维稳，你凭什么认为对台湾，就会讲诚信、守规矩？
八、中共的信誉，值几个铜板？
中共用谎言起家，用欺骗维稳。它签的条约，变成“历史文件”；它开的支票，统统跳票；它许的承诺，最后全成了受害者的血泪史。
今天，如果台湾人仍有人幻想“谈一谈”“签个协议”就能两岸一家亲，那请回顾过去这几十年——多少人、多少国家，都曾信过中共！
信它者，皆成祭品！
这个政权不守信，不守法，更不守底线。
它的历史不是一部“奋斗史”，而是一部“背叛史”。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505/%E4%B8%AD%E5%85%B1%E7%9A%84%E6%89%BF%E8%AF%BA%E6%9C%89%E7%94%A8%E5%90%97%EF%BC%9F.html
来源:
大纪元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就职一周年接受采访时，以“公司并购”来比喻两岸关系。他表示，若要谈判，应建立在对等尊重的基础上。虽然赖总统只是一个比喻，但对此我还是要说——万万不可与中共谈判。
历史反复证明：中共最擅长的，不是兑现承诺，而是利用承诺。它需要你的时候什么都能答应，一旦目地达到，立马翻脸不认人。什么国际条约、什么历史协议，在它眼中，只不过是“临时利用工具”罢了。
从它建政前的“国共合作”，到“香港五十年不变”、WTO市场承诺、再到对台商和中国人民的种种许诺，每一次信誓旦旦的背后，都是一次“骗完就撕票”的套路重演。
一、背叛，是中共的起家本领
1937年抗战爆发，中共打着“国共和作”的旗号，挂上“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番号，号称共同抗日。实际上，他们避战避打，专挑空隙“扩红区、保实力”。表面协同抗战，实则在苏联支持下另立“苏维埃政权”，搞“国中国”，煽动农民造反，渗透地方政权，甚至在南泥弯种植鸦片，用毒品腐蚀国军，换钱敛财、瓦解士气。
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合作是假，利用是真；用完就翻脸，还要造谣抹黑你。
二、从“打土豪分田地”到“集体饿死人”
中共夺权前承诺“土地归农民”，夺权后用“合作化”把土地重新收回，最后搞成“人民公社”，农民一夜回到中共建政前——甚至更差，因为地主时代还管吃饭，大跃进时代饿死人没人负责。
你信了它的承诺，它就要你的命。
用得着你的时候，你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用不上的时候是“农民工”，“低端人口”。
三、从民族资本家到台商：中共的收割循环
在中共尚未掌权时，它向民国时期的资本家喊话：“新中国需要你们的发展经验”“要联合工商界共建国家”。不少企业家被“爱国”口号感动，以为是在报效国家，结果成了替中共抬轿的炮灰。
“五反”运动一来，资本家倾家荡产，让你“补税”，这个税要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是不是很搞笑？
有人受不了跳楼自尽，跳黄浦江还不行，会被定性为“叛逃香港”而连累家人。
市长陈毅每晚悠闲喝茶，听人汇报：“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所谓“空降兵”，就是从高楼跳下的资本家。
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董竹君，早期收留并资助中共地下党，1951年，饭店被中共抢夺，文革中被打为特务，含冤至老。
那些民国时期投靠中共的企业家，有哪一个得到善终？
几十年后，历史再演一遍。相信“改革开放”的台商，把产业链从台湾搬到大陆。结果换来的是“红色政策”倾斜、税务稽查、法治缺位，最终人财两空，被迫逃离！哦，不好意思，人你可以走，钱、财、物，统统留下！
什么叫“双赢”？就是它赢你两次，你还得感恩戴德饶你一命！
四、曾经天天骂国民政府独裁，执政后“民主”变禁词
当年中共天天骂国民政府独裁、贪污、腐败，“我们要实现人民民主！”，可等它一夺权，“民主”两个字变成敏感词，新闻要管控、网络要审查、连选个区长都得由上级“考察任命”。
更讽刺的是，谁要是公开讲民主、讲多党制，警察就要上门找你谈谈了。
而讲到贪污？中共排第二，世界上就没人敢称第一。
五、四川地震赈灾款，去向不明
2008年汶川地震举世震惊，全球华人踊跃捐款，赈灾资金总额超过六百五十二亿元人民币（约合当时九十四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物资。
八年后，五佰零一亿仍去向不明。说到这里，大家现在明白为什么捐款鼓励捐钱不要物资了吧，变卖多麻烦啊！
最近一位十八岁小女星被爆出佩戴二百三十万元耳环，其父亲正是当年灾后重建的负责人。
民间气愤地说：连赈灾的钱都敢贪，它们到底还有什么不敢？
清朝的贪官和珅尚且有“三不贪”：其中之一就是不贪赈灾款！而中共贪官，不但贪，还敢公开炫富——这不是贪腐，这是对捐款人赤裸裸的嘲讽！
六、“一个好，政府养”？晚景凄凉
计划生育时期，中共打出“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到后来变成“赡养老人是义务，推给政府是可耻”，再到现今的“两个不够好，三孩才正好”，“不生就不爱国”。
一代人信了它的承诺，砍掉了未来，几十年后换来延迟退休、福利缩水、舆论逼生。中共一边否认责任，一边绑架感情。这不是政策变了，而是从头到尾就没想过要兑现承诺。
七、加入WTO、签署《联合声明》？说废就废
2001年中共加入WTO，承诺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减少补贴……全世界信了，以为中共会往市场经济靠拢。结果，它一边继续补贴国企、强制外商技术转让，全世界偷了个遍，一边高筑防火墙，还反咬别人“搞脱钩”。
香港问题更是赤裸裸的毁约。
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白纸黑字写明“香港五十年不变”。如今不到25年，香港《国安法》上路、新闻自由被封、选举制度全面改写。面对质疑，他们连遮羞布都不盖了，直接说：“联合声明只是历史文件。”
哪怕是国际条约，在中共眼中也是“过河拆桥”的工具而已。
俗话说：狼开始吃人的时候，不会只吃一个。
中共靠欺骗起家、靠暴力维稳，你凭什么认为对台湾，就会讲诚信、守规矩？
八、中共的信誉，值几个铜板？
中共用谎言起家，用欺骗维稳。它签的条约，变成“历史文件”；它开的支票，统统跳票；它许的承诺，最后全成了受害者的血泪史。
今天，如果台湾人仍有人幻想“谈一谈”“签个协议”就能两岸一家亲，那请回顾过去这几十年——多少人、多少国家，都曾信过中共！
信它者，皆成祭品！
这个政权不守信，不守法，更不守底线。
它的历史不是一部“奋斗史”，而是一部“背叛史”。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505/%E4%B8%AD%E5%85%B1%E7%9A%84%E6%89%BF%E8%AF%BA%E6%9C%89%E7%94%A8%E5%90%97%EF%BC%9F.html
Thursday, 3 April 2025
李嘉诚卖不卖港口，中共都是双输
来源:
大纪元
3月28日晚，中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宣布将依法审查长和公司拟出售巴拿马港口的交易。
目前，尽管长和已宣布暂缓交易，但中共的压力未见缓和。官方喉舌《大公报》《文汇报》连续发文施压，中共国务院港澳办及中联办更是连续五次转发批评文章，要求李嘉诚“悬崖勒马”。
与此同时，美国政界也在密切关注此事。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近日在社交媒体X发文称，习近平因李嘉诚欲将巴拿马资产出售给美国盟友而将长和列入黑名单，显示其“强制性治国方略与经济惩罚”。
面对中共的高压干预，李嘉诚的选择无非两种：继续出售港口，或屈服于中共的政治压力，取消交易。然而，无论哪种选择，中共都难以避免双输的结局。
坚持出售港口，中共将失去地缘控制
如果李嘉诚坚持完成交易，中共将面临严重的地缘政治损失。巴拿马运河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近年来，中共积极布局拉美地区，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强化其全球航运网络控制力。长和出售港口意味着北京对该地区的掌控力减弱，尤其是在美中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此举无异于拱手将关键资源交给美国及其盟友。
官媒新媒体账号“玉渊谭天”在文章中称，“变卖码头无异于向对手递刀”。一旦该交易完成，华盛顿将借助这一基础设施加强其在中美洲的影响力，削弱中共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力。
屈服中共压力，资本信心将受挫，中美冲突势必激化
若李嘉诚最终屈服中共的压力，撤回交易，中共同样难言胜利，反而将面临更深远的后果。
首先，全球资本市场会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香港企业的独立性已经完全丧失，香港与中国大陆企业在受政府干预程度上已无本质区别。这将进一步动摇国际资本对香港的信任，加速资金外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将被进一步削弱。
其次，川普政府对巴拿马运河的战略控制志在必得，即便李嘉诚取消交易，也不会因此平息华盛顿的行动。相反，美国可能会借此进一步加大对中企的制裁力度，甚至对中共在全球范围内投资港口及基础设施项目推动更多限制措施。中共的干预不仅无法阻止美国加强对巴拿马的控制，反而可能让华盛顿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制裁层面给予中共更大的打击。
说到底，围绕着李嘉诚卖港口的这场博弈，暴露了中共治理模式的内在本质：利用资本扩展其全球影响力，同时要求资本服从政治命令。但当经济规律与政治目标发生冲突时，中共往往选择强硬干预，这不仅削弱了市场对中国企业的信心，也限制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空间。
长和出售港口的风波，无论李嘉诚的选择如何，中共都难有赢面。若放任交易完成，中共势必在地缘政治上失分；若强行叫停交易，中共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信誉又必将受损，并可能促成更激烈的中美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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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3月28日晚，中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宣布将依法审查长和公司拟出售巴拿马港口的交易。
目前，尽管长和已宣布暂缓交易，但中共的压力未见缓和。官方喉舌《大公报》《文汇报》连续发文施压，中共国务院港澳办及中联办更是连续五次转发批评文章，要求李嘉诚“悬崖勒马”。
与此同时，美国政界也在密切关注此事。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近日在社交媒体X发文称，习近平因李嘉诚欲将巴拿马资产出售给美国盟友而将长和列入黑名单，显示其“强制性治国方略与经济惩罚”。
面对中共的高压干预，李嘉诚的选择无非两种：继续出售港口，或屈服于中共的政治压力，取消交易。然而，无论哪种选择，中共都难以避免双输的结局。
坚持出售港口，中共将失去地缘控制
如果李嘉诚坚持完成交易，中共将面临严重的地缘政治损失。巴拿马运河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近年来，中共积极布局拉美地区，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强化其全球航运网络控制力。长和出售港口意味着北京对该地区的掌控力减弱，尤其是在美中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此举无异于拱手将关键资源交给美国及其盟友。
官媒新媒体账号“玉渊谭天”在文章中称，“变卖码头无异于向对手递刀”。一旦该交易完成，华盛顿将借助这一基础设施加强其在中美洲的影响力，削弱中共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力。
屈服中共压力，资本信心将受挫，中美冲突势必激化
若李嘉诚最终屈服中共的压力，撤回交易，中共同样难言胜利，反而将面临更深远的后果。
首先，全球资本市场会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香港企业的独立性已经完全丧失，香港与中国大陆企业在受政府干预程度上已无本质区别。这将进一步动摇国际资本对香港的信任，加速资金外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将被进一步削弱。
其次，川普政府对巴拿马运河的战略控制志在必得，即便李嘉诚取消交易，也不会因此平息华盛顿的行动。相反，美国可能会借此进一步加大对中企的制裁力度，甚至对中共在全球范围内投资港口及基础设施项目推动更多限制措施。中共的干预不仅无法阻止美国加强对巴拿马的控制，反而可能让华盛顿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制裁层面给予中共更大的打击。
说到底，围绕着李嘉诚卖港口的这场博弈，暴露了中共治理模式的内在本质：利用资本扩展其全球影响力，同时要求资本服从政治命令。但当经济规律与政治目标发生冲突时，中共往往选择强硬干预，这不仅削弱了市场对中国企业的信心，也限制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空间。
长和出售港口的风波，无论李嘉诚的选择如何，中共都难有赢面。若放任交易完成，中共势必在地缘政治上失分；若强行叫停交易，中共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信誉又必将受损，并可能促成更激烈的中美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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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7 March 2025
倪匡留給世人最重要的遺產——反共
William Matters 20220709
https://youtu.be/CiycHGCsPW8?si=oRc9tghJatzRVuAG
倪匡：難道共產黨的話你也信？
香港著名武俠，科幻作家，電影編劇倪匡早前過身，引動兩岸三地紛繁複雜的情感迸發。從個人成就上來講，倪匡在香港文化茁壯發展的黃金時代成名，成為那個時代引領風潮的重要人物之一。藉助香港文化當年的強勢輸出，倪匡的作品成為了全球華人共同的記憶。衛斯理，六指琴魔，獨臂刀，原振俠等這些家喻戶曉的標籤，以及倪匡先生引以為豪的「屢替張徹編劇本，曾代金庸寫小說」個人簡介，共同鑄就了倪匡在華人世界的巨大影響力。但是，除了寫作才華橫溢，倪匡還有一個不容世人忽視的標籤，那就是堅決反共。也因為這個標籤，讓他生前身後名趨於兩極化。
香港台灣乃至其他國家的華人對倪匡的離世多是深表遺憾的，對他的評價大多趨向正面。但唯在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因為他自離開大陸後從未動搖的反共信念，引得政治立場大於一切的中共忠誠衛士對他大加撻伐，並編撰謠言對倪先生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甚至全面否定倪匡先生在小說，電影界的成就和貢獻，並稱倪匡的離世是大快人心。華人堅持了上千年的死者為大的信條，對於中共的忠誠韭菜來說，當然不名一文，遠遠比不上主子的權勢重要。更有趣的是，倪匡先生生前交友廣闊，他的逝世當然引發了不少文娛界的名人發文悼念，以示敬重。雖然這些人的悼念未必有政治涵義，但也引發了粉紅不滿，並對這些名人進行出征，扣上一頂「港獨」帽子後，方才心滿意足地散去。
一個死人都能讓中共的衛士們如此大發雷霆，充分說明倪匡先生畢生堅守的價值—反共是多麼重要。筆者甚至認為，倪匡先生在中共的議題上，對於世人的預言和示警，是比他留給我們的小說和電影價值更高的遺產。
倪匡並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倪匡是一個連廣東話都不怎麼會講，但卻能當廣東話節目主持，且沒有任何人會質疑他不是香港人的奇人。倪匡出生於上海，與當時許多熱血沸騰，一心救國的中國少年一樣，年少時被中共精心包裝而對外展現的進步，平等，自由，民主的形象所騙，毅然輟學加入中共。他先是在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受訓，後又加入共軍成為一名基層軍官。在中共內部，倪匡發現原來共軍用於欺騙世人的官兵平等根本就是假象。共軍內部一樣是等級分明，特權橫行，且有數不清的思想檢查匯報，讓生性嚮往自由平等的倪匡十分失望。
促使倪匡下決心逃離中共魔爪的是件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事。當時倪匡在蒙古駐守，當地冬天氣候異常寒冷，由於風雪漫天，影響燃料供應，倪匡等人無法生存下去。倪匡駐地附近有條小河，小河上本有一座簡易的木橋，由於冬季寒冷已結冰到底，但當時過河已經不需要橋，倪匡想著先把橋拆了取暖，等度過困難存活下去再把橋搭好，畢竟人命關天。沒想到這樣一個看似合理的舉動，被扣上了反革命罪行，原因可能是倪匡之前養的狗咬傷了當地的共產黨的書記，書記懷恨在心，故無限上綱。在友人的通風報信下，察覺到情況不妙的倪匡毅然決定逃跑。倪匡偽造身分證件和印章，先是騎馬，再坐火車南下廣州，最後經由澳門偷渡到香港。當時的港英政府對已經抵達香港的中國難民算是寬容，祇要你有本事上岸，就可以去辦身分證，從此倪匡就成為香港公民。
倪匡的偷渡之路並不算稀奇，當年在中共倒行逆施，滅絕人性的施政下，豁出命去，由中國偷渡到香港的難民何止百萬。連今天的李超人，蘋果日報的老闆黎智英這等人物，當年也一樣是偷渡難民，他們白手起家，藉助香港自由的環境，終成一代商業巨鰐。而今天的香港人，估計至少也有一半以上是中國難民的後裔。故此，倪匡的獨特之處不在於他有勇氣偷渡，而在於他穩坐釣魚台，一眼看穿中共本質的智慧。生死置之度外，都要偷渡到香港的中國難民們想必絕大多數都和倪匡一樣，曾經見證過中共的殘酷與狠毒，走投無路之下不得已而為之。但是這些人中大多數一旦過了一段時間的舒心時光，就慢慢忘記了當年的苦難，一次又一次被中共的宣傳和謊言所欺騙。
1978年，中共宣布改革開放，這些好了傷疤忘了痛的在港難民就奮不顧身地投向祖國的懷抱。巔峰時期，港資竟佔了中國外資的一半。後來香港前途問題擺上檯面，鄧小平會見香港各界代表，承諾民主回歸，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彼時已是香港首富的李嘉誠回鄉投資，戰戰兢兢地問鄧小平，五十年之後該如何？鄧小平毫不猶疑，回答五十年都不變了，五十年後就更不可能變了。這些看起來十分堅實的承諾，極大地穩定了香港人的民心。那時候想必大多數人都相信，中共真的變了，中共真的會慢慢走向開放，走向民主自由多元。同為香港著名作家，和倪匡算得上同鄉，成就祇在倪匡之上的金庸先生得見天顏後，就徹底忘了中共的殺父之仇，毅然和中共合作加入所謂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一心期盼所謂的民主回歸。金庸先生恐怕就代表著當時香港的主流意見，再一次被中共的花言巧語給蒙蔽了。
但早在1983年，當時的倪匡已經在他的小說衛斯理系列中的《追龍》對此示警，倪匡隱晦地指出，東方有一座大城市即將毀滅，並寫道，「要毁滅一個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災，也可以是人禍，人禍不一定是戰爭，幾個人的幾句話，幾個人的愚昧無知的行動，可以令大城市徹底死亡。不必摧毁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大城市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一樣，但只要令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它毁滅死亡。」倪匡後來也直言不諱，這裏就是在影射香港。現在看來，倪匡先生在80年代那個中共表面看來還算開明的時期就已經清醒得可怕。
果然，好景不長，1989年中國內部學潮爆發，學生要求反官倒，反貪腐，要民主，要自由。香港上下一片鼓舞，都認為中國的民主轉型就在此一舉。唯有倪匡一針見血地指出，「學運抗爭連「打倒共產黨」都說不出口，還可被定位是「反革命暴動」，以後中國會如何看香港，簡直不堪設想」。後來中共果然開槍鎮壓，香港人再次發現原來上當受騙了。一度熱衷於民主回歸的金庸先生更是在鏡頭前掉淚，似乎悔恨不已。六四屠殺後，香港爆發移民潮，時人將1997年稱為香港的「九七大限」。眼見國際制裁和疑慮紛紛而至，中共在此時又繼續欺騙。鄧小平1992年開啟南巡談話，又開始信誓旦旦地欺騙世人什麼改革不走回頭路，誰不堅持改革開放誰就下台，內部又演了一套拙劣戲碼。同一年，倪匡先生移民美國，更直言「共產黨不死光，我不會回來」。相比其他文藝界的要人，倪匡的反共之路決絕且堅定，他祇上過一次當，就再也不上第二次當了。實際上，中共從始至終的目的就祇有一個，那就是紅色江山必須千秋萬代，任何人任何事阻止這個目標，那都是毫不猶豫地殺無赦。
香港沉寂一段時間，看著中共似乎又開始放軟了步調，很多人又慢慢忘卻了不久前才發生的慘劇。當時的歌王許冠傑寫了一首「話知你97」，認為即使香港主權移交也沒什麼可怕的，香港一切照舊，這似乎又慢慢代表了香港市民階層的心聲。倪匡當時曾毫不留情地指出，「過去幾年大家有個幻覺，以為接受共產黨統治不算怎樣。算不上壞到透的事，因為過去幾年中共給人一個假象，看似很進步、很開放，努力一直改革努力想中國好，結果現在（六四屠殺），假面具完全撕破了。」可惜，他當時沒想到，即使中共的假面具一次又一次被撕破，當它再重新戴上這幅假面具時，仍然有許多人或心存幻想，或不敢反抗，願意繼續配合中共演這齣戲。所以很多人看到97年後好像香港沒變，就相信以後也會是這樣，就又回流香港了。香港人的這一次幻想，就直到14年的時候才開始被戳破。就連黎智英，在08年以前也是愛黨國的，相信黨國會悔改進步。
倪匡自從離開中國後，就再也沒相信過中共，也未曾再踏入中國大陸一步。坊間傳言倪匡曾言「妓女都比共產黨可信」，但倪匡大叫冤枉，並笑稱「把妓女和共產黨比，根本是對妓女的侮辱」。他也隱晦表達過對那些對中共抱有幻想的人的不滿，他在1994年出版的衛斯理系列的《闖禍》一書中寫道：「天生奴性的人太多了，這樣的情形維持了半個多世紀，居然還可以維持下去。那些屈服在強權勢力前，醜態百出的人，真比蟑螂還叫人噁心。」他更是直言相信一國兩制的人很天真，「香港被中共統治後，共產黨有自己的統治原則，現在人們討論一國兩制被破壞，我聽了不禁失笑，我說他們很天真……我根本不相信有一國兩制這回事，有什麼破壞不破壞？不存在這個問題嘛，共產黨說了算，有什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是共產黨說的，共產黨說的，幾時靠得住過？」他認為愛國就必須反共，反共才是愛國。他曾被香港粉紅質問，問他是不是中國人，愛不愛國，倪匡答「我當然是中國人，我當然愛國。如果我不愛國，還反共做什麼呢？」
不過倪匡自己也坦言「晚節不保」。他太太住不慣美國，一定要回來香港，為此一直認為虧欠太太的倪匡不得不妥協，自毀誓言，也回流香港居住。他不得不嘆息，所謂「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不過此生已經沒有遺憾，生死置之度外，還有什麼好怕的。鑑於倪匡的知名度和統戰價值，中共高官一直希望倪匡回大陸去看看，並拿出高樓大廈那一套證明中共管制有方，但是倪匡態度堅決，並戲謔回應：「要湊五到十個真正的『反共作家』，組織一個『反共作家回國考察團』」，中共祇好作罷。
倪匡波瀾壯闊的一生，恰恰是一部中共反口覆舌史，他預言的許多關於中共的話都很遺憾地應驗了。所以，他可謂是最瞭解中共的中國人之一。倪匡的妙語連珠，無疑給了世人很好的啟示，那就是無論中共講什麼，都不可信。無論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或者是生活在中共統治下的人如果不警醒，就祇會重蹈覆轍。香港的經驗，也說明了「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矣」的鐵律和悲劇。在自由世界的每一個人，都必須阻擋中共的入侵和滲透，這才是倪匡留下的最寶貴的遺產。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5/03/blog-post_769.html
Monday, 28 October 2024
历史学家文安立：假如没有共产党 今日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共建政75来任期最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修宪打破“任期制”限制之后，被认为可能终身执政。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曾让习近平穿上龙袍，有人说习像要大一统的秦始皇、也有人说他像“越勤政越亡国”的崇祯帝。不过，在耶鲁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眼中，习近平更像是乾隆执政晚期，或一战爆发前的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文安立教授长期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著有《躁动的帝国：从乾隆到邓小平的中国与世界》（Restless Empire：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他在耶鲁大学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解构北京“百年国耻”的迷思，揭开中共为何能够超越苏共、维持政权75年的历史真相，同时也回答了一个历史叩问：“假如没有共产党，今日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
中共建政只是历史偶然
中共建政75周年之际，进入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并强调“只有马克思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引领中国走向富强。”历史学家文安立认为这与事实不符，他说，“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取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历史可能性，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唯一合理或必然的结局。”
文安立指出，其他有能力的领导者和政治势力曾经同样有机会领导中国，而且在某些方面可能会为中国带来不逊于共产党的成就。尽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或是“只有中国共产党能使中国脱离贫困走向富强，”这样的说法存在于中共的宣传话语和民间，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来看，这种观点其实是对历史的误解。
中共执政的历史真相
中共建政以来曾面临多次危机，包括文革和1989年天安门事件，为何能够超越苏共执政长达75年？文安立教授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在权力受到挑战时愿意对本国人民使用武力，同时展现出极大的灵活性。”
文安立进一步解释，在经济管理和社会构建等核心问题方面，中共的政策立场在不同年代迥异。建政初期1950年代是根据前苏联的模式重建中国，后来与苏联彻底决裂，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颠覆了之前的一切。而60年代的主张到了80年代又不再是真理。这种“极端的灵活性”使中共能够在不同历史阶段适应新环境从而延续政权。
文安立强调，这种灵活性或许可以为中共续命，但频繁的政策变动使得中国人民动荡，其适应过程并不容易。而且，当中共认为权力受到威胁，它很可能会再次对人民动用武力，历史上已出现类似例子。虽然这并非中共独有的现象，但无疑是其能够长期执政的特点之一。
中国的富强不能归功中共？
中共建政75年时除了强调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之外，也以各种数据宣传其经济奇迹，但是文安立教授指出，中国目前取得的大多数的成功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一时期中共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上不再阻碍人民，接受市场经济，并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
然而文安立认为，尽管是中共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变化，但过去几代人的成功还是主要来自中国人民自身：他们抓住新的机遇，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起理想的生活和社会。这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中共做的仅是不再挡人民的路而已。
历史没有假如 灾难或可避免
如果中共没有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今日的中国可能会是什么模样？文安立认为假设的问题难以回答，但中国可能得以避免20世纪末最重大的一些灾难，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他很难想像当时中国内战中的其他领导者若取得胜利会把国家推进如此深重的灾难。
文安立教授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或许会与如韩国在内的其他东亚发展中的社会更为相似。他认为中共常常强调只有它才能使中国富强，但这其实是无稽之谈。中国人民曾经有其他的选择，也曾经有一些领导人可能带领中国走向一个较不专制、压迫和暴力的道路。因此，中共的统治并不是中国唯一的可能结局。
文安立教授并提到，台湾的对照经验显示虽然这条路并不容易，台湾模式也不见得能在中国大陆复制，但内战后到了台湾的国民党最终放弃专制，走向更加多元和民主的道路，而中国共产党则剥夺了中国人民这样的机会。
解构“百年国耻”
文安立教授也在专访中解构中共的“百年国耻”。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来，他认为这更多是中共为了强化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一种“政治建构”。文安立指出，中国历史上长期与外部世界互动，19世纪的冲突并不能单纯视为中国的屈辱。虽然日本和西方对中国的侵略确实存在，但并非持续的“百年国耻”。
他以二战时中国与西方结成抗日同盟为例，说明“百年国耻”并不符合事实。他认为中共强调此说法是为了塑造一种叙事，声称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尽管历史事实反驳了中共的叙事，但是他担心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段“屈辱”，预示着某一段中国历史将被改写，用以达到中国共产党维持政权的目的。
煽动民族主义“骑虎难下”
针对中共用“百年国耻”建构出的“中国梦”、民族主义与“战狼外交”，文安立引用毛泽东的话提出警告。毛泽东说：“提出民族主义、或是建立民族主义，就像是‘骑在老虎背上，只要你能抓住老虎的耳朵就没问题。只要不摔下来，民族主义可以服膺政治目的，但如果你从虎背上摔下来，它（民族主义）就会把你生吞活剥’。”毛主席讲的一点儿也没错，文安立说。
文安立指出，中共现在藉由“百年国耻”煽动民族主义可能导致未来不利于中共的后果，并有可能使习近平继续长期执政，甚至成为终身独裁。
习近平与乾隆和勃列日涅夫的比较
长期研究中国历史的文安立教授指出，习近平身上具有许多中国古代帝王和其他国家统治者的特质。他认为，如果要在中国历史上找到与习近平相似的皇帝，乾隆是一个合适的比较对象。乾隆统治时间长达60年，并在退位后仍在幕后掌控。随着年龄增长，乾隆在统治后期面临困难。文安立教授表示，尽管习近平与乾隆勤政，但一位领导者的能力有限，长期执政可能导致疲惫和自负，认为自己永远不会犯错。从而使国家陷入停滞，每况日下。
此外，文安立也认为习近平的领导风格也让人联想到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两者都以维稳为优先，逐渐走向专制，并在党内接受发展，却提不出新的发展计划，“这是领导人统治时间太长时会出现的问题”，文安立说。
文安立以乾隆与勃列日涅夫与习近平对照，对中国的未来感到担忧，他说：“统治时间过长的领导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用人的圈子越来越窄，国家事务停在原地打转，这是我对中国未来最感到忧惧之处。”文安立认为习近平的长期统治可能导致中国的停滞现象，正如康雍乾盛世末期和苏联解体之前的情况。
习近平与威廉二世的比较
文安立也在最近《外交事务》期刊发表的文章《梦游般走向战争》（Sleepwalking toward War）中比较了习近平对普京的支持与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对奥匈帝国的支持。他认为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不仅在于他们的狂妄和恐惧，还有他们的背景、海军野心和性格。文安立指出，威廉二世和习近平都与父亲和家人的关系不佳，这种成长背景使他们有强烈的证明自我的需求，上任之后极力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掌权者。而且两人的危机处理能力也都可能使国家陷入更深的危机。
文安立认为一战的爆发并不是由于德国的侵略，而是因为德国愿意支持奥匈帝国，导致战争蔓延。同样，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支持俄罗斯并非出于国家利益，而是因为它认为必须支持与美国存在冲突的俄罗斯。文安立教授指出，中国支持俄罗斯是基于短期利益，但可能付出巨大的长远代价。
文安立强调，当前的局势与1914年一战爆发前有相似之处。因此人们必须认真看待并考虑全球盟友如何合作建立平衡，避免冲突加剧。
中国的未来经济是关键
文安立教授认为经济是影响中国未来的关键。如果严重下滑，内部动荡和党内镇压都可能加剧。他认为当前领导层虽然意识到改善经济的必要性，但出于对失去控制的恐惧，不愿采取有效措施。这种老化的领导层对危机的认识与自保意图，构成了一个不利的局面。
文安立不认为习近平继续担任领导人将会推行中国经济改革。未来只有两个方向：是经济危机加深？还是中共改变方向？如果危机变得非常严重，这个政权能否以现在的形式生存下去就是问题。
避免美中关系如“梦游般走向战争”
文安立认为美中双方仍有解决冲突的空间，但需要更多努力。他强调开放直接的沟通和相互尊重的重要性，以避免冲突。历史上，个人领导者的决策可能成为引发战争的导火索。
文安立对台海局势、朝鲜政权崩溃、南中国海问题及中印关系等引爆点也感到担忧，他并警告，美中冲突将是人类的一场灾难，呼吁两国避免如梦游般地走向战争。
中国的未来只需要一场战争就能摧毁
文安立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从更广泛的战略角度稳定美中关系，这需要双方加深理解彼此的战略目标并增加交流。文安立说，中国若盼望在全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那么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如果中方相信未来属于他们，继续延续目前的错误将是最糟糕的选择，因为这可能摧毁他们的未来，影响好几代人的生活。文安立再次呼吁尽管人们通常不愿思考战争，但历史教训表明，局势有时会迅速失控，领导者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努力防止大国战争重演。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10/%E5%8E%86%E5%8F%B2%E5%AD%A6%E5%AE%B6%E6%96%87%E5%AE%89%E7%AB%8B%EF%BC%9A%E5%81%87%E5%A6%82%E6%B2%A1%E6%9C%89%E5%85%B1%E4%BA%A7%E5%85%9A%7C%E4%BB%8A%E6%97%A5%E7%9A%84%E4%B8%AD%E5%9B%BD%E4%BC%9A%E6%98%AF%E4%BB%80%E4%B9%88%E6%A8%A1%E6%A0%B7%EF%BC%9F.html
Sunday, 27 October 2024
IFM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估，谨慎看待中国经济刺激措
正在华盛顿召开年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预估0.2个百分点，降至4.8%，低于中国政府设定的5%的增长目标，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为5.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今年4.8%的增长描述为微弱放缓，净出口好于预期。该组织对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维持在4.5%不变。但这一预测并未将中国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可能带来的后果考虑在内，事实上，本周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各国央行行长及经济学家对中国政府近期出台的更多针对供给端的经济刺激政策并不看好，甚至认为犯了方向性错误。因为这套刺激政策并不触及经济结构改革，无法扭转中国产能过剩，消费疲弱无力消化自身产能从而只能依靠外贸向国际市场倾销过剩产能，扰乱国际贸易秩序的根本问题。
近日，一张图表引发网民关注，这是根据发改委2023年底公布的中国居民收入数据制作的图表，根据这份图表，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为5.47亿人，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42.85%，若以1090-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则该群体人口达3.64亿，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
经济学家魏加宁在谈到中国经济衰败原因时曾说：谁都明自！但这是个死结，根本解不开。你能让他们再一次打土豪？他们自己就是豪中豪！不受制约的权力，夺走了劳动者的成果。最后，权贵们都成了超级富豪。但人数极少，消费有限。而占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穷到没有消费能力。于是，资金失去了流动性。经济衰退！
网友@易富贤发帖说：由于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太低，使得中国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当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中国目前水平，服务业提供70-80%就业，但中国只提供45%的就业，导致大学生就业难和青年失业率高。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日前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中国正在生产的产品远超国内需求，以人为低价向全球市场倾销过剩产能，破使世界各地制造商倒闭，并对供应链进行卡脖子。对此，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得出类似的结论，并采取类似的举措来避免他们自己的产业遭到损害…
网友@易富贤对“人为低价”做出这样的解释：正常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GDP60-70%，居民消费占GDP的60%。但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因此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7%。过剩产能只好低价出口。以汽车为例，2023年中国生产3000万辆，国内销售2400多万辆，出口522万辆。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能提高到60-70%的国际水平，那么国内市场就足以消化产量，不存在产能过剩，还能大量进口。
《华尔街日报》近日在一篇题为《中国陷入了自己制造的陷阱》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中国在人口持续下降的同时全国已有多达9000万套空置住房。长期通过土地财政创造GDP的地方政府，现在深陷债务泥潭。在中国政府鼓励下，普通家庭将近80%储蓄投入房地产。自2021年以来，部分市场房价跌幅约30%，震惊的消费者开始削减开支。过去一年中，工业利润下降了17.8%。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欧洲和美国计划对大量涌入的中国降价出口商品征收新关税。银行不愿意放贷，外国投资者也不愿意投资。面对这些问题，中国却在回避结构性改革。旨在给房地产泡沫降温的政策正被加强住房需求的措施所取代。银行将获得补贴，以向挣扎中的工厂和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提供更多贷款。
中国陷入了自己制造的陷阱。其独生子女政策成功引发了人口危机。偏执于住房建设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房地产泡沫，还将地方政府和数亿普通人困死在不可持续的庞氏骗局中。中国市场改革成功，创造了富裕的企业家和受过良好教育、有抱负的中产阶级，但要保持共产党的统治，这些人就须被压制起来。顽固坚守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战略，使得中国走上了一条国内回报递减、国际敌意增加的发展道路。在全球范围内，北京过度依赖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夸夸其谈，以此为共产党统治赋予合法性外衣，使中共陷入了两难境地。中国庞大的工业依赖于从国外进口的原材料和能源，以及外国市场准入。然而，中国的地缘政治野心与其庞大工业基地的出口洪流相结合，疏远了外国合作伙伴，削弱了曾使中国繁荣发展的自由贸易共识…….
由于无法解决结构性经济问题，共产党又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区：镇压和打民族主义牌。它无法改革经济，但可以强迫教堂用习的肖像取代耶稣的。它无法摆脱出口依赖，但可以加速实施高科技极权主义，监控公民生活。它无法回到两位数增长，但可以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凝聚民意。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5%BE%AE%E8%A8%80%E5%BE%AE%E8%AF%AD/20241027-ifm%E4%B8%8B%E8%B0%83%E4%B8%AD%E5%9B%BD%E7%BB%8F%E6%B5%8E%E5%A2%9E%E9%95%BF%E9%A2%84%E4%BC%B0%EF%BC%8C%E8%B0%A8%E6%85%8E%E7%9C%8B%E5%BE%85%E4%B8%AD%E5%9B%BD%E7%BB%8F%E6%B5%8E%E5%88%BA%E6%BF%80%E6%8E%AA%E6%96%BD
Tuesday, 1 October 2024
中国十一加强监控维权人士 调查显示民众对未来乐观者大减三分之一
周二是中共建政75週年，“十一”假期共有7天。美国自由亚洲电台9月30日报道：中国在“十一”期间加强监控维权人士，但由于经济不好，当局并未如同以往安排维权人士在最少2名政治安全保卫人员陪同之下去外地“旅游”（被旅游），而是改为加强就地监控，以节省维稳的人力和财力支出。
“自由亚洲”引述著名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表示，他的妻子李文足前几天从外地回北京时在北京火车站被拦截，这是她首次遭遇这种情况。
王全璋还透露，9月29日他与家人开车离开北京，想趁假期回家乡探望亲人和旅游，也被安全人员沿途跟踪，直到他的车开上高速公路离开北京约50公里远，尾随跟踪的安全人员才离开。
曾为六四学生领袖的独立评论人季风在十一前夕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则表示，他已不能进入北京。租住在河北燕郊的季风说，“他们已直接告诉我进不了北京，像我们这种敏感人物在敏感时期是进不了北京的”。
据报道：住在北京的维权人士，比如“天安门母亲”成员今年十一未被要求离开北京，但当局派人加强监控其他在北京的维权人士活动，出入住所都会派人跟随。至于已被中断对外通讯的前记者高瑜，今年十一期间也未被安排离开北京。但她的友人披露，高瑜至今不能使用电话，严重影响生活。
另外，在武汉、上海和长沙等地区的维权人士都表示，近日陆续收到当地有关部门通知，十一放假期间不能离开所在地，行踪也要接受安全人员监视。
调查显示：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民众对未来乐观者大减三分之一
英国广播公司（BBC）10月1日报导，一项由美国与中国学界长期合作进行的大型调查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初期的2014年，有73%的受访中国民众认为未来5年会更好；但到2023年，认为未来5年会更好的受访者只剩47%，大减逾1/3。2014年感到过去5年经济状况改善者达76.5%；到2023年，感到过去5年经济状况改善者却只剩38.8%，几乎腰斩。
题为“习近平正担忧中国经济，中国民众怎么想？”的长篇报导，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怀默霆（Martin Whyte）、史丹佛大学教授罗斯高（Scott Rozelle）在2023年与中国学界合作进行的大型调查为依据，得出上述结论。
在2023年之前，怀默霆与罗斯高曾于2004、2009及2014年在中国进行相同的大型调查。这4次调查中，前3次属于当面访谈，调查对象遍及除新疆、西藏外的中国29个行政区，受访者介于18至70岁间，并获严格保密；而2023年则在第2至4季透过网路访谈，受访者介于20至60岁间。
此外，2004、2009和2014年的调查中，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在中国“努力总会有回报”，仅有约15%不同意；但到2023年，认为“努力总会有回报”的受访者只剩下28.3%；对未来感到悲观的比例，也从2004年的2.3%，上升到2023年的16%。
报导提到，中国民众总是被教育只要好好读书，长大后自然会赚到钱，而习近平更是鼓励年轻人要多吃苦。但2023年的调查结果却显示，大多数中国受访者认为，人们富有是因为家庭与裙带关系带来的特权，和教育及自身努力没什么关系。
报告分析，中国当局对COVID-19疫情的铁腕封锁手段，让人们惊觉自己生活在专制国家，加上解除动态清零后经济陷入低迷，受薪阶层普遍减薪，使民众的幸福感被剥夺。
根据报告，2023年这项大型调查的样本数为7544份；而2004、2009及2014调查的样本数分别为3267、2967及2507份。
除了上述报告，报导还引用专门监测中国异议活动的异言网（China Dissent Monitor）数据指出，中国今年第2季的异议行动较去年同期增加18%，其中至少3/4涉及对经济问题的不满。
美联社：中共执政75年超越苏共 未来关键在经济与美中竞争
美联社报导，中共建政至今满75週年，已超越苏共执政的74年，且在苏联解体逾30年后仍屹立不摇。但中共能否长期执政，将取决于如何因应中国经济成长趋缓，以及与美国竞争的加剧。
报道说：西方国家原本希望中国政治体制会不可避免地转向民主，如同许多其他亚洲国家在经济成功发展后的转变。如今证明，这种设想是一厢情愿。
演变至今，中共在习近平领导下正在复兴马克思主义。随著经济成长明显趋缓，中共开始压制异议人士和任何被认为可威胁其统治的人。同时，中共再度强调习近平及党在中国大小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并加强对经济的控制，遏制一度野心勃勃的中国科技巨头们。这一转变已引发一些劳工、企业经营者和外国投资人的担忧，担心中国经济正需要市场力量重新站稳脚跟之际，中共却在抑制市场力量。
中共领导阶层早已探究过前苏联的失败，并决心防止中国出现类似的结果。然而，随著中国人口老化，以及经济上与地缘政治上的野心，使中国可能与一些邻国乃至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发生冲突。中共在迈向建政百年目标所剩下的1/4个世纪，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A6%81%E9%97%BB%E5%88%86%E6%9E%90/20241001-%E4%B8%AD%E5%9B%BD%E5%8D%81%E4%B8%80%E5%8A%A0%E5%BC%BA%E7%9B%91%E6%8E%A7%E7%BB%B4%E6%9D%83%E4%BA%BA%E5%A3%AB-%E8%B0%83%E6%9F%A5%E6%98%BE%E7%A4%BA%E6%B0%91%E4%BC%97%E5%AF%B9%E6%9C%AA%E6%9D%A5%E4%B9%90%E8%A7%82%E8%80%85%E5%A4%A7%E5%87%8F%E4%B8%89%E5%88%86%E4%B9%8B%E4%B8%80
程翔：中共「鑄造」出一個劣質民族——反思中共75年來的嚴重禍害
作者：程翔
RFA【洞察國情】 2024.09.30
【洞察國情】中共「鑄造」出一個劣質民族——反思中共75年來的嚴重禍害粵語組製圖
今年是中共竊政75周年。這七十五年間，它是大規模地、持續地、全面地、強制性地、高壓地對人民進行洗腦工作。經過整整三代人的「思想教育」，對中國人民造成甚麼影響？在這種「教化」下成長的「強國人」有甚麼特點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很多人會說，每個國家每個政府都會對其國民進行「思想教育」，大家的形式或不同，但本質都是向其國民宣傳官方認可的意識形態，所以中共這樣做並沒有甚麼不妥。問題是，中共實施思想教育的方式是強迫性的，而其內容則是有害的，由此塑造出來的 「強國人」是反文明的。
中共「教化」人民的工作是由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這個部門控制了全民族的思想、信仰等意識形態領域，包括教育、出版、傳媒、文化、廣播、電影電視等工作。這種全方位的宣傳，實際上就是「洗腦」。
中共的洗腦工程，包括清除和灌輸兩個環節。它清除了甚麼、灌輸了甚麼呢？它把人類社會的道德底線、正常人的思維能力、正常人的良知都清除掉；然後灌輸了共產黨的鬥爭哲學、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扭曲了敵友觀。
甲，中共清除了甚麼？
一，中共清除了人類社會的道德底線
每個文明社會，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都會逐步形成一條規範人們行為的道德底線，這條道德底線對人類社會的正常運作產生積極作用：它對社會每一個個體的行為產生約束作用，從而避免了人類因其動物屬性天生地為生存而競爭導致同類之間互相殺戮滅絕。這條底線，令社會每個成員都自覺地實行自我約束，使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不至「去到盡」，這種自我約束的能力就是來自一條約定俗成的道德底線，沒有這條無形的道德底線作為基礎，有形的法律就很難真正有效地運作。例如：社會的道德底線不接受殺人，因而才會制定懲罰殺人的法律。所以這條道德底線也是一切法律賴以存在的基石。
人類社會的道德底線如何形成？它是由宗教信仰、歷代賢人俊傑的言行身教等傳統文化因素形成的。
宗教信仰：總體而言，宗教提倡有神，人們出於對神的敬畏而主動自我約束。與此同時，宗教都是導人向善和警惡懲奸的。中國雖然沒有明確的宗教，但人民心目中都有對神明的敬畏，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都反映人民對神的敬畏。這些信仰都為社會設定一條約定俗成的道德底線，範著了個人的行為。
歷代賢人俊傑的言行身教：每個社會都有其公認的賢人俊傑，他們的言行身教產生某種楷模的作用，受到本民族各成員的尊崇和模仿。經過時間的積累和沉澱，遂成為這個民族的道德底線。例如孔子「克己復禮」的教誨，就強調人要有自我克制的能力，事情不能做到絕。
一個社會道德底線的形成既如前述，那麼中共是如何清除掉中國社會的道德底線呢？
首先它消滅宗教，第一，從哲學角度看，中共鼓吹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宗教作為唯心論的典型，從一開始就不幸地處於中共的對立面，自然會遭到中共消滅取締。第二，從理論上中共把宗教定義為人民的鴉片（馬克思的著名定義），信奉宗教的人被視為愚昧迷信需要接受改造，而推動宗教活動的人更往往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而遭受刑事處理的，這就使人民漸次遠離宗教。第三，在政治上更宣傳宗教（主要是基督教）過去曾經是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工具，今天仍然是西方顛覆中共的手段，將宗教敵對化。這三個因素使中國人民遠離宗教信仰，其結果是失去對神的敬畏，也無懼自己今日的惡行會為自己將來帶來惡果。
除了因為宗教的缺位使中國人無法建立道德底線外，中共再通過打倒「封資修」，把人類社會歷史上創造出來的優秀文化全部否定。「封」泛指中國古代文明、「資」泛指西方現代先進文明、而「修」則單指前蘇聯的好東西。「封資修」三者實際上代表了人類文明（物質和非物質）的共同文化寶庫，本應好好保護、繼承、和發揚光大。但是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提出「破四舊、立四新」，全面否定「封資修」，對被認為是「封資修」的東西破壞殆盡，既毀物，又毀人，更毀文化，這樣，歷史上中外賢人俊傑所沉澱累積下來的言傳身教破壞殆盡。中國社會的道德底線也就蕩然無存了。
中共的宣傳不但促使中國社會的道德底線消亡，它甚至煽動人們超越底線自行其是，使社會出現全面的道德崩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更積極鼓吹「紅色恐怖萬歲」，煽動人們把人類最獸性、最殘暴、最黑暗的面孔和行為發揚光大。此一口號堪稱是人類歷史上最典型的超越任何道德底線的口號。它鼓勵人人可以在「革命」的幌子下任意去剝奪別人的個人權利、私隱、財產直至生命而不受任何制裁。這樣社會就完全處於動盪失序的狀態。
由於道德底線的淪亡，中國社會的道德問題極其嚴重。前總理溫家寶在2011年4月17日與國務院參事座談時，就承認中國社會道德滑坡已到嚴重地步。他說：「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國民素質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絕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一個受人尊敬的國家。」
二，正常人的思維能力
中共75年的宣傳，成功地扼殺了中國人的正常思維能力。它是通過壟斷資訊和對資訊的解讀來達到這個目的。
1. 壟斷資訊：使人民愚昧化
我們知道，資訊的獲得是人民擺脫愚昧狀態的前提。有「知」方有「智」，有「智」方能「辨」，能「辨」才能取得獨立思考的能力，而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才能促進社會進步。
在中國，資訊被中共全面地、絕對化地壟斷。結果就是人民無從「知」，也就無從進入「獨立思考」的層面，這樣的人民是一群被愚化的人民。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有這樣一句話：「任何專制的國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極力降低國民的心智。」這就是中共宣傳「愚民化」的最佳總結。
壟斷論述：它使人民極端化
中共的洗腦工作，除了壟斷資訊、愚化人民外，還壟斷論述。所謂論述，是指中共對客觀事物（外交、內政、政治、經濟、歷史）的官方解釋。凡是中共提倡的觀點，往往是鋪天蓋地的宣傳，務求人人都信服，但對當局反對的觀點，則禁止傳播，違者嚴懲。久而久之，人們會在不知不覺間接受中共單一、片面的論述為真理，而當他們聽到與他們長期被灌輸的論述不一致的意見時，他們會自覺地跳起來捍衛中共灌輸給他們的東西而激烈反對不同的意見。這樣的人民是一群被極端化、偏激化的人民。
中共宣傳的第二個特點就以「暴力」來輔助謊言。單是靠筆墨口舌的宣傳是不足以令人喪失辨別是非能力的良知的，中共的宣傳要奏效，還得輔以「暴力」才能最終成功。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人民的意見總是多元的。中共在壟斷資訊、壟斷思想之後，總還會有人繼續保持自己的看法，對這些人，中共會毫不客氣地予以殘酷的打擊，被打擊的人，輕則喪失工作機會，重則入獄，更甚者被肉體消滅。這些殘酷的手段都是用來配合它的所謂正面宣傳的。所以，正面宣傳只有輔之以專政的手段，其宣傳」才能奏效。對於不同意見的人被打擊，很多人不但不起來聲援異議者，反而會認同中共對他們的打擊。這正是中國人民喪失正常思維能力的一個突出表現。
中共用來迫使人民接受其謊言的工具就是所謂的政治運動。根據胡甫臣（前全國總工會領袖）的著作《對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認識》，在1949-76期間，經毛澤東親自簽字發動的全國性政治運動達52次（26年內發動52個政治運動，平均一年兩個），因而形成一個常規的整人機制，正是這個機制，配合著中共的宣傳，才能夠徹底泯滅人的良知。前毛澤東秘書李銳為他這本書寫序時，曾經這樣形容「政治運動」的威力：
政治運動這一項專政的武器，真可算東方共產黨人毛澤東的一大發明，其數量之多，為害之大，手段之慘烈，真是可記入吉尼斯記錄。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的主要特點……同打仗一樣統計勝利結果：土改要消滅多少地主，鎮反要殺多少反革命，三反要打多少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反右你那裡要劃多少右派 ……等等。運動一開始，坐鎮指揮的毛澤東常定出百分之幾的比例，叫你要訂出計畫，運動後期是要核收、對賬的。為甚麼逼得人說謊，為甚麼會餓死那麼多人，為甚麼一座座山的樹都燒得精光，為甚麼紅衛兵可以到處抄家，為甚麼學生可以打死老師……這都是政治運動的威力呀！
正是這些連綿不絕的政治運動，使很多人的良知被泯滅，也使很多知識份子的脊樑被打斷，使他們不敢講真話，不敢再明辨是非了。
失去道德底線，沒有了理性（因為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泯滅了良知（因而失去辨別是非的能力），這就是中共75年來宣傳工作（洗腦工程）的三大惡果。今天「強國人」的種種表現，愚昧、極端化、喪失良知，就是這些宣傳政策產生的惡果。
乙，中共灌輸了甚麼？
一，提倡「階級鬥爭」、「暴力革命」
由於中共老祖宗馬克思列寧史達林都是提倡「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而中共也是靠這些手段奪權政權，所以，這些觀念就成為中國人信奉的金科玉律。文革時期固然提倡「紅色恐怖萬歲」的口號，進入聯合國之後更提出要區別「革命的恐怖主義」與「反革命的恐怖主義」這些謬論。今天，同中共最要好的國家，無不都是被國際社會目為「邪惡軸心」的國家。經過長達75年的灌輸後，使人民崇尚暴力。中國年青作家韓寒說過：「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環境裡，前幾十年教人兇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於是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裡被埋下了這些種子。」
由於中共提倡暴力革命，視人類社會經歷文藝復興以來形成的普世價值（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是它一黨專政的最大障礙，故千方百計予以封殺。習近平執政後，更明確發出「七不講」的禁令，其中一個不准講的正正就是普世價值，這就使中國社會離開現代文明越來越遠。
二，狹隘民族主義和盲目愛國主義
為了鞏固政權，增強其執政的合法性，中共不惜大肆宣傳狹隘民族主義和盲目愛國主義，從狹隘和盲目的人群中汲取源源不絕的無形的精神上及心理上的支持。在中美貿易戰期間，中共官媒新華社發表一篇報導，「民族意識覺醒——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公開頌揚義和團精神，目的就是要調動起狹隘民族主義和盲目愛國主義，來支持中共對抗美國。長久通過宣傳狹隘民族主義和盲目愛國主義來支援中共，必然使部分受影響的中國人潛存一種暴力傾向，隨時準備以語言甚或肢體暴力來對待持不同意見的人。中共駐英國曼徹斯特領事館把示威者強行拖入使館範圍暴打，到深圳暴徒刺殺日本學童事件，正是盲目愛國主義的一個寫照。
扭曲中華民族的敵友觀
中共為了一己之私，不惜扭曲整個中華民族的敵我觀，造成方向性的錯誤。從近百年的歷史大勢看，中華民族的敵人是北方的俄羅斯而不是美國，這僅僅從兩者有沒有掠奪過我國領土就足以說明之。早在1845年，林則徐就已經看出：「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的感歎。他死後的歷史發展證明他具有正確的敵友觀。
但由於中共是蘇聯催生並豢養的，所以除了上世紀60年代有過短暫時間反蘇外，基本上外交政策都是反美為主。這種宣傳影響所及，人民動輒視美國為中國的頭號敵人，卻甘於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背書，這種扭曲了的敵我觀，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危害中國的國家利益。
友美遠俄，是中國1978年以來得以高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李慎之說，1979年鄧小平訪美時，他作為鄧小平的翻譯隨行，曾經問鄧小平他為何這麼重視與美國關係，鄧小平最簡單地回答說：「跟著美國的國家都富強了。」
李慎之在2002年在南京發表一篇題為《談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的演講，回憶起此事時說：「鄧小平如此重視美國是因為他認為，要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對美國開放，不對美國開放，對任何其他國家開放都沒有用 （這是當時負責訪美代表團組團工作的外交部主管美洲事務的副部長章文晉告訴我的）。應該說在這方面鄧小平不但眼光很准，魄力也很大。鄧小平回國以後不久就發動了為時兩個星期的懲罰越南對中國忘恩負義的自衛反擊戰。這也是以打擊蘇聯的盟國來表示同美國利益一致的一個重要步驟。」（見《戰略與管理》雜誌2002年4月，第53期）。
由此可見，鄧小平完全看得到，親美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可惜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中共的宣傳大大強化了美國是中國敵人的宣傳，因而扭曲了中華民族的正常的敵我觀，把中國置於與美國對抗的險境上。這種錯誤的敵我觀絕對不利於中國的長遠發展。
結論
中共竊政七十五年，是中國人受洗腦的七十五年。每個中國人在經歷過這個個人沒有選擇又無從回避的強制性洗腦過程之後，很多中國人於不知不覺間被塑造成為庸俗的、愚昧的、盲動的、反美、反西方的群體。當然，不是所有中國人都是這樣，但由於中國人口基數大，只要十分一的人是庸俗、愚昧和盲動，這本身就足以對國際社會構成莫大的威脅。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4/10/75.html
Friday, 27 September 2024
评论 | 程晓农：从多国停飞中国航线看"中国梦"的"终止符"
当今世界，哪些国家比较受欢迎？看看每天在头顶上飞来飞去的民航飞机，就可以看出国际政治格局的亲疏冷热。最近，外国航空公司开始停飞中国航线，这件事在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都成了一个大新闻。但是，绝大多数媒体都是从民航运营成本的角度来分析。如此角度似乎有一种潜在的暗示，什么时候民航成本降低了，飞中国航线的外国公司就会立刻恢复营运。
然而，笔者以为，民航成本只是一个表象，而中国的国际重要性明显下降，才是各国停飞中国线的真正原因。民航公司送来多少外国旅客，是看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态度的镜子。因此，当一个国家的国际旅客数量突然大幅度下降时，从这面镜子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国际观瞻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变即该国的国际地位之坠落。面对过去二十多年来国际社会的“中国梦”划下“终止符”，北京的反应是，对南半球的南太平洋海域发射洲际导弹，凸显其对外扩张的战略威胁。
一、各国停飞中国线
8月19日中共在香港的一家对外宣传官媒香港01发出一篇报道，提到好几家外国民航公司停飞中国航线。
今年5月起，一连串国家宣布取消飞中国的航线。美國的达美（Delta）航空原定今年秋季恢复洛杉矶---上海的往返航线，现在宣布取消。然后，英国的第一大和第二大民航公司相继宣布，停飞从伦敦到中国的航班。8月8日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宣布，从今年10月26日起到2025年11月，暂停伦敦往返北京的航线，以后是否恢复航班，届时再议。英国航空1980年开通伦敦---北京航線，44年来一直运作，现在却突然关停了。英国第二大航空公司“维珍大西洋航空（Virgin Atlantic）”停飞中国航线的态度更决绝，它也是从今年10月26日起停飞，但停飞无限期。
而澳洲航空（Qantas）则宣布，從7月28日起停飞悉尼-上海航线。这条航线9个月前才恢复飞行，现在则完全取消了。10月27日起，东南亞的汶萊皇家航空也將暂停每周兩次直飞北京的航班。
欧洲大陆国家虽然没停飞去中国的航线，但班次压缩了。今年夏季德国的汉莎航空
（Lufthansa）从慕尼黑和法兰克福飞往北京、上海和香港的班次每周35班，仅及疫情前的三分之二。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旺季，全世界的航空公司正努力恢复并扩大运力，以弥补三年疫情的损失，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航公司突然停飞中国航线呢？它们并未压缩运营规模，而是把飞机和驾驶员、空服人员转移到别的航线去了。比如，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停了中国航线，却开辟了飞菲律宾马尼拉的航线，也增加了飞新加坡的航班。
还有一些航空公司虽然沒停飞中国航线，但把原来使用的大飞机换成了座位数较少的小飞机。例如，阿联酋航空飞往中国的航线全面停用座位多的空中巴士A380，改为体型小一些的波音777。
二、中国航线乘客少
香港01的报道针对各国停飞中国线这个现象，讲了一句重话，“让人嗅到了一丝反常的气息”。那什么是反常的气息？该外宣媒体不敢讲。其实，反常的气息就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下降了。
五年前，中国曾经是世界各国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之一，不仅大量商务旅客频频往返，而且国际游客也络绎不绝。这都反映出各国对中国的兴趣很大，而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自然也就增加了。2019年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以后，引发了全球性健康危机，各国的民航航班象被“拉了闸”，纷纷停飞。疫情结束以后，各国的民航航班开始恢复，但几年下来，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的航班大幅度减少，那就是中国。
今年6月全球国际航线的旅客运输量达到535万人，比去年6月增长了112%，只有飞中国的航线冷冷清清。今年7月美中之间的航班频率只不过是疫情前2019年7月的24%，而航班上座率只有五年前的四分之一。用这两个数据粗粗估算了一下，假定疫情前美中之间的航班基本满座，那么，现在每个月航班的载客量比疫情前减少了93.7%，只剩下五年前客流量的6.3%。那这6.3%的旅客当中，还有很多旅客是去中国探亲的在美华人。今年暑假期间，连在美国的几十万中国留学生也很少有人回国，因为生怕拿着大学发给的I-20学生签证申请文件（Certificate of Eligibility for Nonimmigrant (F-1) Student Status），回美时会遇到申请签证的麻烦。
全球飞中国的航线中，从美国到中国的航线最具指标性，因为中国人最想去的国家是美国，中国出口赚外汇靠美国市场，从西方捞技术还是从美国偷。什么时候美中航线没人坐了，那就是美中关系开始接近冰点了。中国14亿人口，台湾才2,350万人，但是，现在美国飞台湾的航班比中国多一倍。去年12月台湾－北美的客运航线每周飞143班，而中国每周只飞70班。今年4月美国的航空公司集体发函给美国交通部，要求停止在中美之间增加航班。美国的航空公司这个大逆转说明，各国的商务旅客和游客已经用脚投票，表明了态度：我们不再去中国。
如果说，美中关系不佳，可能导致航班减少，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航班是否如常？今年7月，从中国出发的国际航班比2019年同期减少23%，而今年外国人到中国旅游的人数只有疫情前的三成而已。
三、欧洲航司的绕飞成本和中国航司的导航干扰
各国航空公司停飞中国航班，并非其本国外交部的命令，而是航空公司自己的选择，因为没有足够的旅客。不光是各国去中国的旅客减少七成，中国的出国旅客人数也大幅度下降。搭乘国际航班的中国人之所以越来越少，口袋里没钱，当然是一个原因；而当局严控护照，也使得很多属于中产阶层的学校、医院、媒体等机构员工无法出国。为了抢夺有限的客源，中国的航空公司实行机票打折，因此中国的四大国营航空今年上半年亏损70亿。即使如此，中国的民航公司也不敢停飞国际航线，因为申请航线要与对方国家的航空公司对等，一旦停飞，这条航线就可能被取消了。
俄乌战争似乎给中国航空公司的欧洲航班提供了一些机会。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各国制裁俄罗斯，而俄罗斯则对欧盟、英、美、加等36个国家关闭领空。原来从欧洲飞中国的航班从俄罗斯上空经过，现在只好绕道中东，增加了燃料、人工等成本。但是，因为中共与俄罗斯是同伙，所以，中国的航班依然可以从俄国上空抄近路。这就使西方国家航空公司的票价比中国航空公司的票价贵很多，失去了客源。
然而，最近俄乌战争升级到双方无人机互相空袭之后，民航公司又遇到了新的麻烦。俄罗斯军方使用的是国造的格洛纳斯系统，抗干扰能力较强，而乌克兰军方的无人机使用的是民用的GPS系统，没有抗干扰设置。于是，俄罗斯军方就用伪造的GPS信号，干扰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这种情形在俄乌战场屡屡发生。
而俄罗斯军方伪造的GPS信号，会无差别地干扰到民航机的导航和安全警告系统，造成了以前从未发生过的飞航安全风险。据SkAI Data Services和瑞士的苏黎世应用科学大学分析，今年8月每天受到影响的航班数量已超过1,100架次。由于中国飞西欧的航班会飞经俄乌战场的上空，因此，中国民航机遭到俄罗斯军方导航干扰的风险，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所幸，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生因导航干扰而造成的飞行事故。
四、美国金流已断供
过去几年来，维系美中关系的最后纽带是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投资。美国过去几年给中国送去了两万亿美元的金融投资。这笔钱只是延缓了中国经济的垮塌，但却让美国的投资“失血”。现在，华尔街一厢情愿的对中金流基本断供了。
讲到外企投资，一般人只注意到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就是建厂开店的所谓“绿地投资”。其实，更大的一块不是“绿地投资”，而是金融投资。从最新的中国外汇管理局年报可以看到，到2022年底，中共拿到的外国金融投资累计一共是2万亿美元，其中2017年以前大约是8千万，而这2万亿的六成是2019和2020年这两年投资中国的。那时，中共刚要点燃中美冷战，但华尔街并不知情。
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这2万亿金融投资的四成买了中国公司的债券，另外六成投到了中国的私募基金当中（private equity）。所谓的私募基金，即外国投资人与中方的初创公司签下合资协议。西方投资者作为合股人，不管初创企业前景如何，十年内不能撤股；只有等到初创公司成功上市之后，西方投资者才能出让股权，收回投资和利润。中国过去几年出现了大量的初创公司，很大程度上都是冲着这笔钱去的。
中美关系恶化以后，这些中国的初创公司到美国上市的路被堵死了，而中国的股市一直在3千点徘徊，今年一度跌到2,700点，所以中国的初创公司在国内或香港也很难上市了。于是，美国金融投资产生的中国初创公司泡沫，也随即破灭。在外国风险投资的高峰期，2018年中国成立了51,302家初创企业；到去年底只剩下1千家，仅余下一个零头而已。当然了，华尔街的这些金融投资也基本上被吞掉了。
最近英国的《金融时报》说，外国投资人现在表示，中国的初创企业是“整个行业就在我们眼前消亡了”，华尔街几乎不再抱任何希望；西方投资者现在都认为，与中国接触的风险太大，所以他们已经开始远离对中国的任何投资了。而热衷于对中国做风险投资的美国著名的投资管理公司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9月18日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存在“真正的问题”，“中国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越来越艰难”，这家公司的投资组合中，现在只有一小部分在中国了。
五、中国威胁终止西方“中国梦”
西方国家多年来的“中国梦”是如何终结的？始作俑者，中国也。从2020年起，中国开始公开威胁台湾和印太地区，并且霸占了南海的公海海域，建造了多座人工岛，辟为军事基地。为此，中国频频威胁菲律宾，仅仅是因为菲律宾的二百海里经济区与中共在公海上试图控制的军事要塞区相重叠。
中共对台湾、对南海、乃至对南太平洋海域的霸权野心，服务于同一个战略目标，那就是，使用南海东部广阔的国际水域，作为其战略核潜艇舰队的“堡垒海区”。所谓的“堡垒海区”，是指这一国际海域水深数千米，可以隐藏发射洲际导弹的战略核潜艇舰队。中共的洲际导弹携带核弹头，可以从这个“堡垒海区”里随时发动对美国全境的核威胁。
为了展示其战略意图，今年9月25日，中共从“堡垒海区”的山洞型战略核潜艇基地（位于海南岛三亚市东面的亚龙湾东岸之亚龙半岛）的附近，发射了一枚洲际导弹，落到南太平洋海域，引起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度关注。这个威胁行动证明，中共的国际野心并非局限于东海海域，其战略意图涵盖整个印太地区。
这样的国际霸权意图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各相关国家纷纷增加军费、加强相互合作，同时引进美国的军事援助，来加强国防。正因为中共“失道寡助”，它在国际上变得越来越孤立了。这种负面的国际关注，当然会影响到国际社会民间对中国的观感。
外国人现在对中国的观感改变了，那种单纯的对中国的好奇和向往没有了，剩下来的是对中国国际角色的疑虑和质疑。中国不断对外摆出侵略和扩张的姿态，对内不断强化政治高压，这样的一个中国，无论对国际间的商务往来计划，还是对外国游客的猎奇探索愿望，都是一种明显的压制。在大部分国家的商界和民众当中，当年对中国的美好想象已经破产。这就是国际现实，这就是中国当下面临的国际处境，这就是中国正在变得与国际社会渐行渐远、日益孤立的现状。
六、北京的最新威胁姿态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遏制中共扩张意图的国家，而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就是明确表明，中共为了它的国际野心，已经公开挑战美国，摆出了一副威胁姿态。路透社曾经这样分析，虽然拜登政府明确表示，并不寻求与中国进行冷战，但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和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不断升级的全球竞争，类似于一场不同但具有新风格的冷战。
9月18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 在国会山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印太地区大国竞争的听证会时，有一番坦率的发言。他指出，“我认为，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坦率地说，与中国带来的多方面挑战相比，冷战显得微不足道。这不仅仅是军事挑战，而是全方位的。它体现在全球南方，体现在技术方面。我们需要全面加把劲儿了”。
他还提到，“战略紧迫性显而易见。印度-太平洋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世界近三分之二的经济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七支军队。美国是印太国家，该地区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该地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挑战——其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重塑国际秩序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印度-太平洋寻求势力范围，其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对台湾日益增长的压力以及在与印度的实际控制线上的军事存在，都威胁着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和盟友的稳定与繁荣”。
坎贝尔的发言清楚地说明，中共现在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全方位挑战，甚至比美苏冷战时期苏联的挑战更大。而在坎贝尔明确表态要认真应对中共的挑战之后七天，中共用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洲际导弹来证明，北京的挑战的确就是全方位的，包括威胁南半球国家。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multiple-counties-stop-china-flights-09262024180242.html
然而，笔者以为，民航成本只是一个表象，而中国的国际重要性明显下降，才是各国停飞中国线的真正原因。民航公司送来多少外国旅客，是看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态度的镜子。因此，当一个国家的国际旅客数量突然大幅度下降时，从这面镜子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国际观瞻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变即该国的国际地位之坠落。面对过去二十多年来国际社会的“中国梦”划下“终止符”，北京的反应是，对南半球的南太平洋海域发射洲际导弹，凸显其对外扩张的战略威胁。
一、各国停飞中国线
8月19日中共在香港的一家对外宣传官媒香港01发出一篇报道，提到好几家外国民航公司停飞中国航线。
今年5月起，一连串国家宣布取消飞中国的航线。美國的达美（Delta）航空原定今年秋季恢复洛杉矶---上海的往返航线，现在宣布取消。然后，英国的第一大和第二大民航公司相继宣布，停飞从伦敦到中国的航班。8月8日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宣布，从今年10月26日起到2025年11月，暂停伦敦往返北京的航线，以后是否恢复航班，届时再议。英国航空1980年开通伦敦---北京航線，44年来一直运作，现在却突然关停了。英国第二大航空公司“维珍大西洋航空（Virgin Atlantic）”停飞中国航线的态度更决绝，它也是从今年10月26日起停飞，但停飞无限期。
而澳洲航空（Qantas）则宣布，從7月28日起停飞悉尼-上海航线。这条航线9个月前才恢复飞行，现在则完全取消了。10月27日起，东南亞的汶萊皇家航空也將暂停每周兩次直飞北京的航班。
欧洲大陆国家虽然没停飞去中国的航线，但班次压缩了。今年夏季德国的汉莎航空
（Lufthansa）从慕尼黑和法兰克福飞往北京、上海和香港的班次每周35班，仅及疫情前的三分之二。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旺季，全世界的航空公司正努力恢复并扩大运力，以弥补三年疫情的损失，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航公司突然停飞中国航线呢？它们并未压缩运营规模，而是把飞机和驾驶员、空服人员转移到别的航线去了。比如，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停了中国航线，却开辟了飞菲律宾马尼拉的航线，也增加了飞新加坡的航班。
还有一些航空公司虽然沒停飞中国航线，但把原来使用的大飞机换成了座位数较少的小飞机。例如，阿联酋航空飞往中国的航线全面停用座位多的空中巴士A380，改为体型小一些的波音777。
二、中国航线乘客少
香港01的报道针对各国停飞中国线这个现象，讲了一句重话，“让人嗅到了一丝反常的气息”。那什么是反常的气息？该外宣媒体不敢讲。其实，反常的气息就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下降了。
五年前，中国曾经是世界各国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之一，不仅大量商务旅客频频往返，而且国际游客也络绎不绝。这都反映出各国对中国的兴趣很大，而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自然也就增加了。2019年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以后，引发了全球性健康危机，各国的民航航班象被“拉了闸”，纷纷停飞。疫情结束以后，各国的民航航班开始恢复，但几年下来，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的航班大幅度减少，那就是中国。
今年6月全球国际航线的旅客运输量达到535万人，比去年6月增长了112%，只有飞中国的航线冷冷清清。今年7月美中之间的航班频率只不过是疫情前2019年7月的24%，而航班上座率只有五年前的四分之一。用这两个数据粗粗估算了一下，假定疫情前美中之间的航班基本满座，那么，现在每个月航班的载客量比疫情前减少了93.7%，只剩下五年前客流量的6.3%。那这6.3%的旅客当中，还有很多旅客是去中国探亲的在美华人。今年暑假期间，连在美国的几十万中国留学生也很少有人回国，因为生怕拿着大学发给的I-20学生签证申请文件（Certificate of Eligibility for Nonimmigrant (F-1) Student Status），回美时会遇到申请签证的麻烦。
全球飞中国的航线中，从美国到中国的航线最具指标性，因为中国人最想去的国家是美国，中国出口赚外汇靠美国市场，从西方捞技术还是从美国偷。什么时候美中航线没人坐了，那就是美中关系开始接近冰点了。中国14亿人口，台湾才2,350万人，但是，现在美国飞台湾的航班比中国多一倍。去年12月台湾－北美的客运航线每周飞143班，而中国每周只飞70班。今年4月美国的航空公司集体发函给美国交通部，要求停止在中美之间增加航班。美国的航空公司这个大逆转说明，各国的商务旅客和游客已经用脚投票，表明了态度：我们不再去中国。
如果说，美中关系不佳，可能导致航班减少，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航班是否如常？今年7月，从中国出发的国际航班比2019年同期减少23%，而今年外国人到中国旅游的人数只有疫情前的三成而已。
三、欧洲航司的绕飞成本和中国航司的导航干扰
各国航空公司停飞中国航班，并非其本国外交部的命令，而是航空公司自己的选择，因为没有足够的旅客。不光是各国去中国的旅客减少七成，中国的出国旅客人数也大幅度下降。搭乘国际航班的中国人之所以越来越少，口袋里没钱，当然是一个原因；而当局严控护照，也使得很多属于中产阶层的学校、医院、媒体等机构员工无法出国。为了抢夺有限的客源，中国的航空公司实行机票打折，因此中国的四大国营航空今年上半年亏损70亿。即使如此，中国的民航公司也不敢停飞国际航线，因为申请航线要与对方国家的航空公司对等，一旦停飞，这条航线就可能被取消了。
俄乌战争似乎给中国航空公司的欧洲航班提供了一些机会。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各国制裁俄罗斯，而俄罗斯则对欧盟、英、美、加等36个国家关闭领空。原来从欧洲飞中国的航班从俄罗斯上空经过，现在只好绕道中东，增加了燃料、人工等成本。但是，因为中共与俄罗斯是同伙，所以，中国的航班依然可以从俄国上空抄近路。这就使西方国家航空公司的票价比中国航空公司的票价贵很多，失去了客源。
然而，最近俄乌战争升级到双方无人机互相空袭之后，民航公司又遇到了新的麻烦。俄罗斯军方使用的是国造的格洛纳斯系统，抗干扰能力较强，而乌克兰军方的无人机使用的是民用的GPS系统，没有抗干扰设置。于是，俄罗斯军方就用伪造的GPS信号，干扰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这种情形在俄乌战场屡屡发生。
而俄罗斯军方伪造的GPS信号，会无差别地干扰到民航机的导航和安全警告系统，造成了以前从未发生过的飞航安全风险。据SkAI Data Services和瑞士的苏黎世应用科学大学分析，今年8月每天受到影响的航班数量已超过1,100架次。由于中国飞西欧的航班会飞经俄乌战场的上空，因此，中国民航机遭到俄罗斯军方导航干扰的风险，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所幸，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生因导航干扰而造成的飞行事故。
四、美国金流已断供
过去几年来，维系美中关系的最后纽带是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投资。美国过去几年给中国送去了两万亿美元的金融投资。这笔钱只是延缓了中国经济的垮塌，但却让美国的投资“失血”。现在，华尔街一厢情愿的对中金流基本断供了。
讲到外企投资，一般人只注意到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就是建厂开店的所谓“绿地投资”。其实，更大的一块不是“绿地投资”，而是金融投资。从最新的中国外汇管理局年报可以看到，到2022年底，中共拿到的外国金融投资累计一共是2万亿美元，其中2017年以前大约是8千万，而这2万亿的六成是2019和2020年这两年投资中国的。那时，中共刚要点燃中美冷战，但华尔街并不知情。
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这2万亿金融投资的四成买了中国公司的债券，另外六成投到了中国的私募基金当中（private equity）。所谓的私募基金，即外国投资人与中方的初创公司签下合资协议。西方投资者作为合股人，不管初创企业前景如何，十年内不能撤股；只有等到初创公司成功上市之后，西方投资者才能出让股权，收回投资和利润。中国过去几年出现了大量的初创公司，很大程度上都是冲着这笔钱去的。
中美关系恶化以后，这些中国的初创公司到美国上市的路被堵死了，而中国的股市一直在3千点徘徊，今年一度跌到2,700点，所以中国的初创公司在国内或香港也很难上市了。于是，美国金融投资产生的中国初创公司泡沫，也随即破灭。在外国风险投资的高峰期，2018年中国成立了51,302家初创企业；到去年底只剩下1千家，仅余下一个零头而已。当然了，华尔街的这些金融投资也基本上被吞掉了。
最近英国的《金融时报》说，外国投资人现在表示，中国的初创企业是“整个行业就在我们眼前消亡了”，华尔街几乎不再抱任何希望；西方投资者现在都认为，与中国接触的风险太大，所以他们已经开始远离对中国的任何投资了。而热衷于对中国做风险投资的美国著名的投资管理公司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9月18日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存在“真正的问题”，“中国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越来越艰难”，这家公司的投资组合中，现在只有一小部分在中国了。
五、中国威胁终止西方“中国梦”
西方国家多年来的“中国梦”是如何终结的？始作俑者，中国也。从2020年起，中国开始公开威胁台湾和印太地区，并且霸占了南海的公海海域，建造了多座人工岛，辟为军事基地。为此，中国频频威胁菲律宾，仅仅是因为菲律宾的二百海里经济区与中共在公海上试图控制的军事要塞区相重叠。
中共对台湾、对南海、乃至对南太平洋海域的霸权野心，服务于同一个战略目标，那就是，使用南海东部广阔的国际水域，作为其战略核潜艇舰队的“堡垒海区”。所谓的“堡垒海区”，是指这一国际海域水深数千米，可以隐藏发射洲际导弹的战略核潜艇舰队。中共的洲际导弹携带核弹头，可以从这个“堡垒海区”里随时发动对美国全境的核威胁。
为了展示其战略意图，今年9月25日，中共从“堡垒海区”的山洞型战略核潜艇基地（位于海南岛三亚市东面的亚龙湾东岸之亚龙半岛）的附近，发射了一枚洲际导弹，落到南太平洋海域，引起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度关注。这个威胁行动证明，中共的国际野心并非局限于东海海域，其战略意图涵盖整个印太地区。
这样的国际霸权意图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各相关国家纷纷增加军费、加强相互合作，同时引进美国的军事援助，来加强国防。正因为中共“失道寡助”，它在国际上变得越来越孤立了。这种负面的国际关注，当然会影响到国际社会民间对中国的观感。
外国人现在对中国的观感改变了，那种单纯的对中国的好奇和向往没有了，剩下来的是对中国国际角色的疑虑和质疑。中国不断对外摆出侵略和扩张的姿态，对内不断强化政治高压，这样的一个中国，无论对国际间的商务往来计划，还是对外国游客的猎奇探索愿望，都是一种明显的压制。在大部分国家的商界和民众当中，当年对中国的美好想象已经破产。这就是国际现实，这就是中国当下面临的国际处境，这就是中国正在变得与国际社会渐行渐远、日益孤立的现状。
六、北京的最新威胁姿态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遏制中共扩张意图的国家，而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就是明确表明，中共为了它的国际野心，已经公开挑战美国，摆出了一副威胁姿态。路透社曾经这样分析，虽然拜登政府明确表示，并不寻求与中国进行冷战，但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和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不断升级的全球竞争，类似于一场不同但具有新风格的冷战。
9月18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 在国会山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印太地区大国竞争的听证会时，有一番坦率的发言。他指出，“我认为，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坦率地说，与中国带来的多方面挑战相比，冷战显得微不足道。这不仅仅是军事挑战，而是全方位的。它体现在全球南方，体现在技术方面。我们需要全面加把劲儿了”。
他还提到，“战略紧迫性显而易见。印度-太平洋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世界近三分之二的经济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七支军队。美国是印太国家，该地区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该地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挑战——其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重塑国际秩序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印度-太平洋寻求势力范围，其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对台湾日益增长的压力以及在与印度的实际控制线上的军事存在，都威胁着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和盟友的稳定与繁荣”。
坎贝尔的发言清楚地说明，中共现在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全方位挑战，甚至比美苏冷战时期苏联的挑战更大。而在坎贝尔明确表态要认真应对中共的挑战之后七天，中共用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洲际导弹来证明，北京的挑战的确就是全方位的，包括威胁南半球国家。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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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8 August 2024
美国与中国争夺毛泽东秘书李锐日记 明天官司开庭
曾任毛泽东秘书的已故中共元老李锐，生前留下记录中共内幕的私人日记，是中共无法窜改历史的重要档案。这些日记原由李锐女儿依照李锐意愿，交付加州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但李锐第2任妻子张玉珍提告要求取回，被史丹佛大学认为是中共在幕后操纵，该诉讼的审判将于19日开始。
据自由时报今天引述消息报道称，美中争夺毛泽东秘书李锐日记的法律战19日开审。
据英国《卫报》指出，李锐生前的日记被视为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珍贵资料，包括曾在日记中描述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指他当天凌晨就站在位于北京市中心长安街的自家公寓阳台上，可以看到坦克车驶向天安门广场。李锐当时从“独特的有利位置”目睹共军部队朝和平示威的人民开火，“士兵们用机关枪胡乱射击，有时向地面射击，有时向天空射击”。李锐以英文“黑色周末”（Black week-end）标记该事件。
中国政府正在有系统地试图歪曲并从历史纪录中抹去相关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李锐的日记。因此，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唐志学（Joseph Torigian）直言，李锐的日记是重要的档案，“再怎么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为过”。
在李锐2019年2月去世的前几年里，李锐与第1任妻子所生的女儿、居住在美国的李南央，一直在扫描、抄写和编纂父亲的日记，最终将日记交付给美国主要的中共历史档案馆胡佛研究所。李南央和史丹佛大学都表示，此举符合李锐的意愿，因为李锐曾在2017年1月30日录制与第2任妻子张玉珍的会面，谈论“我的日记问题”，其中就提到，张“同意我的决定……让胡佛保留日记”。
然而，在2019年3月21日，张玉珍的律师致函史丹佛大学，声称她对这些日记拥有所有权，并寻求归还。当时已年届九旬的张玉珍很快在北京提起诉讼，称自己是李锐日记的合法继承人。同年5月，史丹佛大学在加州提起反诉讼，要求撤销张对这些日记的主张。在那之后，一所世界顶尖大学和一位年迈寡妇之间开启一场法律战。史丹佛大学认为，张玉珍背后有中共的影子。
据该报道，张玉珍的律师没有回应为何如今90多岁的张女士，要花费数年时间和数百万美元来争夺一本日记集的问题，仅称这涉及隐私，当事人的隐私“持续受到侵犯”，造成她“严重的情绪困扰”。
不过，史丹佛大学的律师抱持怀疑态度， “从所有迹象来看……中共正在幕后进行这场诉讼”。该律师还提到，简单来说，张女士没有经济能力支付律师费。
该报道引述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中国研究资深研究员张彦（Ian Johnson）不讳言，这是中共想要控制历史，中共在习近平领导下，明确表示“不能允许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有相互矛盾的叙述”。
消息没有提及该庭审受理法庭的所在地细节。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7%BE%8E%E5%9B%BD/20240818-%E7%BE%8E%E5%9B%BD%E4%B8%8E%E4%B8%AD%E5%9B%BD%E4%BA%89%E5%A4%BA%E6%AF%9B%E6%B3%BD%E4%B8%9C%E7%A7%98%E4%B9%A6%E6%9D%8E%E9%94%90%E6%97%A5%E8%AE%B0-%E6%98%8E%E5%A4%A9%E5%AE%98%E5%8F%B8%E5%BC%80%E5%BA%AD
Thursday, 15 August 2024
评论 | 程晓农：每遇危机必"运动"
最近，中国的政治氛围十分微妙，官场与民间对习近平不满的传言持续不断，虽然各自的原因不同。与此同时，中共对局势的戒惧也越来越明显。为了控制首都的安全，北京正在建新的环京“柏林墙”，而全民“反谍”运动要“筑牢反间防谍国安防线”。这些做法令人想起毛泽东时代政治高压和强制洗脑的老套路。
一、京城流言飞起时
从中共建政以来，京城流言不断，今年是第二次了。很多人已经忘了，第一次是1975年，毛泽东死前那一年。流言飞起当然与北京的干部子弟有关，他们会打探各种内幕消息，也会把一些半真半假的消息添油加醋地传播开来。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这样的传言比较容易取信民间，散布很快。上个世纪如此，如今亦然。
今年京城传言再起，与毛泽东死前那一年的情形，十分相似。当年传播的京城秘闻，包括干部子弟们如何私下聚会骂毛泽东，江青的不堪历史，再到《红都女皇》那本书。吾非京城中人，却远在广西桂林听到了这些传言。由此可见，那时传言的流播，纵贯全国，直达边省。
当时我从安徽出差到桂林，在阳朔到桂林的船上，听一位北京市粮食局赴桂林出差的青年干部讲了这些红都秘闻。当时船上只有我们两个游客，初冬季节枯水期船行一夜。不时的江水拍船声中，我俩坐在船沿，黑洞洞的漓江上没一点灯火，我俩互相不问姓名，他对我整整讲了一夜，一吐“心中块垒”。
今年的传言仍然来自北京，不少说法涉及习近平的身体状况。这说明，北京城里希望他病倒的人不少。这就是官心不稳，民心不稳。上世纪的政治传言靠口口相传，如今的传言则借力互联网，地球之大，无远弗届。
如果习近平居于胡锦涛的弱主位置，这类传言会弱化不少，因为，弱主弃位，不见得会有大的政治动荡。而习近平现在大权独揽，威压群臣，其一旦发病，结果如何，无人可料，所谓“国将大变”，指的就是这种情势。这也是政治传言的穿透力所在。
毛泽东死前曾料到“国将大变”，据说他判断会出现“腥风血雨”。后来的确发生了两次政变。一次是1976年老毛制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把毛的亲信“四人帮”抓起来送进监狱，这是警卫部队奉命实施的一次兵变；另一次是1978年，邓小平和陈云联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批判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夺走了华国锋的最高权力，不久华国锋就垮台了，这是文变，不动枪就完成了。
二、环京"城墙"修建中
习近平觉得他的统治稳固吗？且看北京市正在做什么，在建新的环京“柏林墙”。
古代的城市为了城防，一定有城墙，近现代城墙大多已拆光了，但北京市又延着远郊的市界造起了“新城墙”。北京市城区的外面是十个郊区县，现在都升级成市辖区了。这十个区大多与河北省交界，仅东南面与天津郊区交界。所以，这些“新城墙”都建在北京行政区划内市郊各区与河北、天津的分界线。
历史上省市之间的边界，可以在地图上看到，但乡村里从无边界墙，村民随便来回走。北京东面和冀、津交界的村庄和土地，分别归属不同省市，但当地民众每天在三省市之间来回跑。几百上千年了，他们一直是这样生活的。
但是，习近平上台几年后，情况就改变了。疫情爆发期间，北京南面的河北省疫情严重，为避免疫情被带到北京，开始在北京南边和西边与河北交界的地段修建了铁丝网，不让人出入。2021年10月26日一位姓史的村民在北京西南边翻爬铁丝网，被北京当地公安分局行政拘留。
疫情结束后，铁丝网没理由再留下去了，但北京市政府却开始把铁丝网“城墙”加强、延长。此“城墙”由铁丝网、金属板和滚刺网构成，非常坚固，实现了北京和河北之间的物理隔离，北京各郊区平时还派人沿墙巡逻，以防“非法穿越”。如此一来，村与村之间的村道和乡与乡之间的乡道被切断，只留下几条主要公路，路口设置进京检查站，每天在高速公路上的进京检查站前，汽车排长队。
现在北京市的“新城墙”，只有东边和北边还没合围。北京的北面是山区，人口少，很久以来，连省界的界桩都找不到了。去年11月开始，北京市开始派人到北部市界所在的山区和北京东面的乡村，把为数很少的界桩找出来。其实，连当地民众都不知道，省界的界桩到底在哪里。这个核查省界的任务，应该是为了确定精确的边界位置，以便把北京的东面和北面也修筑围墙，最后完成北京外围的环京“城墙”。
东德垮台以前，它面对西德控制区的边界不但有水泥高墙，还有铁丝网、地雷带；北韩跟南韩的边界也差不多。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国界内造铁丝网“城墙”的。北京出现的首都“柏林墙”，开创了一个“世界奇迹”。
三、全民"反谍"风声紧
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8月1日发文，《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宣布今年7月1日起实施修订后的《反间谍法》。文章强调，除了国家安全机关要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的作用，“更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要“筑牢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一个国家若面临外敌严重渗透、策反盛行的局面，再加上外敌随时可能进攻，或许还可以讲，需要保密防谍。中共现在真遇到了这样的国家安全威胁吗？或者中共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全球间谍在中国活跃的大危机了？当然都没有。实际上，现在是过去四十年来在中国的外国人最少的时候。外资企业不断退出，留学生越来越少，连外国的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都被中共挤走了。
过往四十多年中，在中国的外国人络绎来往，更有很多外国人常住在中国。那时中共不担心“外国渗透”，现在外国人见不到了，中共反而怕起来了。这不奇怪吗？是中国人现在都突然想跟境外谍报机构合作吗？当然不是啊，中共的社会监控系统越来越严，何况，普通国人哪能都掌握情报啊。
这不由得令人想起1964年，政治气氛何其相似乃尔。1959年到1962年，毛泽东强行发动农村“共产运动”，把农民的田地全部改为公有，农民被强迫劳动、强迫吃大食堂、强迫去土法炼钢，结果造成农业大减产，饿死三千万农民。民怨沸腾，连中共1962年在人民大会堂开中央工作会议，都有干部在会场边的洗手间里贴标语，“打倒毛泽东”。
毛泽东随后在1964年发动了全民性政治运动，口号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所谓的“阶级敌人”当时是指“美蒋反动派”和“苏联修正主义”。1964年上海的初中生入学，先要听政治动员报告，讲中国的外部情势有多险恶，要提防配合“美蒋反动派”的“阶级敌人”。一些中学生因此拿着报纸对着阳光看，找插图里是否有隐藏的“反动标语”。学校甚至让中学生开始学旗语和莫尔斯电码，说是要“准备打仗”。中共当时真要靠中学生去打仗吗？当然不是，那时中共还没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实际上，1964年老毛是要营造一种“外敌当前”的政治氛围，从而转移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同时通过政治洗脑，再度营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与今天中共发动“全民反谍”，不是颇为相像吗？
四、中共"畏民如畏虎"
现在，中共重新启用了老毛的套路，借《反间谍法》来营造一个社会上人人紧张、互相怀疑的社会氛围，希望这样来转移国人关注的焦点，让中共高层摆脱因为经济困境造成的社会压力。
那当下中共在怕什么？中共现在的确有戒惧，但它不敢讲出来。中共高层首要的戒惧是，民众生活艰困，社会严重不满，对习近平的政策有很多批评，却不敢讲。然而，不敢讲不等于不在想，加之官场大部分人对习近平的打击贪污腐败非常不满，也不敢讲。所以，中共高层其实是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氛围。中共统治者曾经以为，只要推行过改革开放，从此就天下太平了。但当下中共却遇到了四十多年来，除了“六四”之外的又一场政治危机。
中共现在还有一项戒惧，那就是，尽管它一直吹嘘自己的政权无比强大，但高层心里清楚，官方统计数据都是用来宣传的，它深怕自己科技和经济上的弱点被暴露到境外去。所谓的“全民反谍”，就是要给中国人全套上“紧箍咒”，让国人不敢讲他们片断知道一点的中共弱点。
而修建北京的远郊“柏林墙”，则显示出中共的第三重戒惧。这种围墙当然没军事价值，它反映出来的是中共现在的“畏民如畏虎”之心态。习近平对首都缺乏安全感，他想要一个整洁干净、规规矩矩的北京，没民众敢上街表达异议。
在经济社会层面，高层不要“低端”外来人口大量出现在北京，影响市容。2017年北京市就奉命执行过一次“清理外来人口行动”，赶走了几万到北京打工的外地人。北京的外来“低端”人口主要来自河北省，那里很多农村人想到北京谋生。
而在政治层面，高层也不愿看到“白纸运动”之类的抗议活动再度发生。北京市民和搭乘飞机高铁进京的旅客，都已实名掌握，用手机定位就可以随时查找其行踪。但外地农民工坐小巴进京，就不容易查控了，这就要靠环京“柏林墙”的功用，不让他们进京，便可以减轻首都警方的社会监控压力。
五、每遇危机必"运动"
每一次中共遇到了内部危机，必定会发起一波新的政治运动。在毛泽东时代，1960年代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大家都饿肚子，吃不饱饭、吃不到肉，中共便制造出了“阶级敌人”，先是在社会上营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然后就进一步延伸到文革时期的“打倒党内走资派”。今天中国人再次进入了生活不易的年代，中共当下制造的“敌人”，换成了“境外特务”。
中共无非是借这样的政治运动来制造全社会的恐惧。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洗脑”从制造“阶级敌人”开始，而打击所谓的“阶级敌人”，靠的是所谓的“群众专政”。现在中共新一波的“政治洗脑”是从制造“特务”开始，而打击所谓的“特务”，靠的是中共的国家安全部，要让特务机构在全国进一步活跃起来，吸收更多的人与国家安全部合作，来广泛监控民众。
最近中国正准备开始实行“网络身分认证”，取消中国人匿名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迫使所有民众在互联网上由政府实名认证。这是一种新的对社交媒体用户的政治高压手段。
六、恐惧之下强洗脑
政治高压的真正目的是造成国人的恐惧，而恐惧之下，中共的政治洗脑才可能产生作用。“政治洗脑”这个词是美军在朝鲜战争后期审讯共军俘虏时发现的一个现象，即很多共军官兵被中共长期强迫实行宣传教育之后，产生了反美的顽固认知。当时美国人用Brain Washing这个词，来描绘中共对其国人的思维控制。这个英文词后来被翻译成中文，从中共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也传播使用。
所谓的洗脑，就是在封闭的环境中，用暴力、威胁，高强度的思想灌输，来实现中共讲的所谓“思想改造”。其基本原理就是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从肉体上的害怕，到心理上的臣服，直到国人成为听党话的“驯服工具”。直到今天，中共一直都依靠政治洗脑来抵抗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虽然知识分子会多少有一些独立思考，但在政治高压下，敢个人挑战中共统治的人少之又少。
中共为什么要维持政治高压？因为，只有在持续的政治高压之下，老百姓才会迫不得已地做出接受“政治洗脑”的样子来。“政治洗脑”是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统治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鼓吹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其方法是四步法。
第一步，在社会当中强行捏造出一种两分法的“好人”、“坏人”，把“坏人”界定成“敌人”，落实到某个社会群体上；第二步，把虚构的“敌人”作为政治打击对象，造成全社会的恐惧，害怕自己成为被打击对象；第三步，逼迫民众跟“敌人”划清界限，主动出来“揭发”、“批判”所谓的“敌人”，造成社会分裂，一些“积极分子”会从共产党那里得到政治、经济上的好处；第四步，即便政治运动过去了，被打击的“敌人”被平反了，很多当年跟随共产党的人不敢、也不愿承认自己当年的愚昧，他们就成了为共产党辩护的顽固分子。
共产党开展“洗脑运动”的政治高压手段，无非是“群众专政”和“克格勃”这两种。在当年的苏联，所有人无不害怕无法无天的暴力机关“克格勃”；苏联解体后的十年内，知识分子最开心的就是，不用再担心“克格勃”了。“克格勃”在中国叫国家安全部，如今全民“反谍”运动把中国“克格勃”重新推到政治高压的重要位置上，就是为了造成全社会范围的恐惧。只有这种恐惧让人人都害怕了，“政治洗脑”才能用“谎言”来填充民众的头脑。认识中共的统治并不难，其套路基本上会重复使用。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china-politics-08152024165338.html
一、京城流言飞起时
从中共建政以来，京城流言不断，今年是第二次了。很多人已经忘了，第一次是1975年，毛泽东死前那一年。流言飞起当然与北京的干部子弟有关，他们会打探各种内幕消息，也会把一些半真半假的消息添油加醋地传播开来。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这样的传言比较容易取信民间，散布很快。上个世纪如此，如今亦然。
今年京城传言再起，与毛泽东死前那一年的情形，十分相似。当年传播的京城秘闻，包括干部子弟们如何私下聚会骂毛泽东，江青的不堪历史，再到《红都女皇》那本书。吾非京城中人，却远在广西桂林听到了这些传言。由此可见，那时传言的流播，纵贯全国，直达边省。
当时我从安徽出差到桂林，在阳朔到桂林的船上，听一位北京市粮食局赴桂林出差的青年干部讲了这些红都秘闻。当时船上只有我们两个游客，初冬季节枯水期船行一夜。不时的江水拍船声中，我俩坐在船沿，黑洞洞的漓江上没一点灯火，我俩互相不问姓名，他对我整整讲了一夜，一吐“心中块垒”。
今年的传言仍然来自北京，不少说法涉及习近平的身体状况。这说明，北京城里希望他病倒的人不少。这就是官心不稳，民心不稳。上世纪的政治传言靠口口相传，如今的传言则借力互联网，地球之大，无远弗届。
如果习近平居于胡锦涛的弱主位置，这类传言会弱化不少，因为，弱主弃位，不见得会有大的政治动荡。而习近平现在大权独揽，威压群臣，其一旦发病，结果如何，无人可料，所谓“国将大变”，指的就是这种情势。这也是政治传言的穿透力所在。
毛泽东死前曾料到“国将大变”，据说他判断会出现“腥风血雨”。后来的确发生了两次政变。一次是1976年老毛制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把毛的亲信“四人帮”抓起来送进监狱，这是警卫部队奉命实施的一次兵变；另一次是1978年，邓小平和陈云联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批判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夺走了华国锋的最高权力，不久华国锋就垮台了，这是文变，不动枪就完成了。
二、环京"城墙"修建中
习近平觉得他的统治稳固吗？且看北京市正在做什么，在建新的环京“柏林墙”。
古代的城市为了城防，一定有城墙，近现代城墙大多已拆光了，但北京市又延着远郊的市界造起了“新城墙”。北京市城区的外面是十个郊区县，现在都升级成市辖区了。这十个区大多与河北省交界，仅东南面与天津郊区交界。所以，这些“新城墙”都建在北京行政区划内市郊各区与河北、天津的分界线。
历史上省市之间的边界，可以在地图上看到，但乡村里从无边界墙，村民随便来回走。北京东面和冀、津交界的村庄和土地，分别归属不同省市，但当地民众每天在三省市之间来回跑。几百上千年了，他们一直是这样生活的。
但是，习近平上台几年后，情况就改变了。疫情爆发期间，北京南面的河北省疫情严重，为避免疫情被带到北京，开始在北京南边和西边与河北交界的地段修建了铁丝网，不让人出入。2021年10月26日一位姓史的村民在北京西南边翻爬铁丝网，被北京当地公安分局行政拘留。
疫情结束后，铁丝网没理由再留下去了，但北京市政府却开始把铁丝网“城墙”加强、延长。此“城墙”由铁丝网、金属板和滚刺网构成，非常坚固，实现了北京和河北之间的物理隔离，北京各郊区平时还派人沿墙巡逻，以防“非法穿越”。如此一来，村与村之间的村道和乡与乡之间的乡道被切断，只留下几条主要公路，路口设置进京检查站，每天在高速公路上的进京检查站前，汽车排长队。
现在北京市的“新城墙”，只有东边和北边还没合围。北京的北面是山区，人口少，很久以来，连省界的界桩都找不到了。去年11月开始，北京市开始派人到北部市界所在的山区和北京东面的乡村，把为数很少的界桩找出来。其实，连当地民众都不知道，省界的界桩到底在哪里。这个核查省界的任务，应该是为了确定精确的边界位置，以便把北京的东面和北面也修筑围墙，最后完成北京外围的环京“城墙”。
东德垮台以前，它面对西德控制区的边界不但有水泥高墙，还有铁丝网、地雷带；北韩跟南韩的边界也差不多。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国界内造铁丝网“城墙”的。北京出现的首都“柏林墙”，开创了一个“世界奇迹”。
三、全民"反谍"风声紧
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8月1日发文，《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宣布今年7月1日起实施修订后的《反间谍法》。文章强调，除了国家安全机关要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的作用，“更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要“筑牢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一个国家若面临外敌严重渗透、策反盛行的局面，再加上外敌随时可能进攻，或许还可以讲，需要保密防谍。中共现在真遇到了这样的国家安全威胁吗？或者中共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全球间谍在中国活跃的大危机了？当然都没有。实际上，现在是过去四十年来在中国的外国人最少的时候。外资企业不断退出，留学生越来越少，连外国的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都被中共挤走了。
过往四十多年中，在中国的外国人络绎来往，更有很多外国人常住在中国。那时中共不担心“外国渗透”，现在外国人见不到了，中共反而怕起来了。这不奇怪吗？是中国人现在都突然想跟境外谍报机构合作吗？当然不是啊，中共的社会监控系统越来越严，何况，普通国人哪能都掌握情报啊。
这不由得令人想起1964年，政治气氛何其相似乃尔。1959年到1962年，毛泽东强行发动农村“共产运动”，把农民的田地全部改为公有，农民被强迫劳动、强迫吃大食堂、强迫去土法炼钢，结果造成农业大减产，饿死三千万农民。民怨沸腾，连中共1962年在人民大会堂开中央工作会议，都有干部在会场边的洗手间里贴标语，“打倒毛泽东”。
毛泽东随后在1964年发动了全民性政治运动，口号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所谓的“阶级敌人”当时是指“美蒋反动派”和“苏联修正主义”。1964年上海的初中生入学，先要听政治动员报告，讲中国的外部情势有多险恶，要提防配合“美蒋反动派”的“阶级敌人”。一些中学生因此拿着报纸对着阳光看，找插图里是否有隐藏的“反动标语”。学校甚至让中学生开始学旗语和莫尔斯电码，说是要“准备打仗”。中共当时真要靠中学生去打仗吗？当然不是，那时中共还没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实际上，1964年老毛是要营造一种“外敌当前”的政治氛围，从而转移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同时通过政治洗脑，再度营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与今天中共发动“全民反谍”，不是颇为相像吗？
四、中共"畏民如畏虎"
现在，中共重新启用了老毛的套路，借《反间谍法》来营造一个社会上人人紧张、互相怀疑的社会氛围，希望这样来转移国人关注的焦点，让中共高层摆脱因为经济困境造成的社会压力。
那当下中共在怕什么？中共现在的确有戒惧，但它不敢讲出来。中共高层首要的戒惧是，民众生活艰困，社会严重不满，对习近平的政策有很多批评，却不敢讲。然而，不敢讲不等于不在想，加之官场大部分人对习近平的打击贪污腐败非常不满，也不敢讲。所以，中共高层其实是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氛围。中共统治者曾经以为，只要推行过改革开放，从此就天下太平了。但当下中共却遇到了四十多年来，除了“六四”之外的又一场政治危机。
中共现在还有一项戒惧，那就是，尽管它一直吹嘘自己的政权无比强大，但高层心里清楚，官方统计数据都是用来宣传的，它深怕自己科技和经济上的弱点被暴露到境外去。所谓的“全民反谍”，就是要给中国人全套上“紧箍咒”，让国人不敢讲他们片断知道一点的中共弱点。
而修建北京的远郊“柏林墙”，则显示出中共的第三重戒惧。这种围墙当然没军事价值，它反映出来的是中共现在的“畏民如畏虎”之心态。习近平对首都缺乏安全感，他想要一个整洁干净、规规矩矩的北京，没民众敢上街表达异议。
在经济社会层面，高层不要“低端”外来人口大量出现在北京，影响市容。2017年北京市就奉命执行过一次“清理外来人口行动”，赶走了几万到北京打工的外地人。北京的外来“低端”人口主要来自河北省，那里很多农村人想到北京谋生。
而在政治层面，高层也不愿看到“白纸运动”之类的抗议活动再度发生。北京市民和搭乘飞机高铁进京的旅客，都已实名掌握，用手机定位就可以随时查找其行踪。但外地农民工坐小巴进京，就不容易查控了，这就要靠环京“柏林墙”的功用，不让他们进京，便可以减轻首都警方的社会监控压力。
五、每遇危机必"运动"
每一次中共遇到了内部危机，必定会发起一波新的政治运动。在毛泽东时代，1960年代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大家都饿肚子，吃不饱饭、吃不到肉，中共便制造出了“阶级敌人”，先是在社会上营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然后就进一步延伸到文革时期的“打倒党内走资派”。今天中国人再次进入了生活不易的年代，中共当下制造的“敌人”，换成了“境外特务”。
中共无非是借这样的政治运动来制造全社会的恐惧。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洗脑”从制造“阶级敌人”开始，而打击所谓的“阶级敌人”，靠的是所谓的“群众专政”。现在中共新一波的“政治洗脑”是从制造“特务”开始，而打击所谓的“特务”，靠的是中共的国家安全部，要让特务机构在全国进一步活跃起来，吸收更多的人与国家安全部合作，来广泛监控民众。
最近中国正准备开始实行“网络身分认证”，取消中国人匿名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迫使所有民众在互联网上由政府实名认证。这是一种新的对社交媒体用户的政治高压手段。
六、恐惧之下强洗脑
政治高压的真正目的是造成国人的恐惧，而恐惧之下，中共的政治洗脑才可能产生作用。“政治洗脑”这个词是美军在朝鲜战争后期审讯共军俘虏时发现的一个现象，即很多共军官兵被中共长期强迫实行宣传教育之后，产生了反美的顽固认知。当时美国人用Brain Washing这个词，来描绘中共对其国人的思维控制。这个英文词后来被翻译成中文，从中共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也传播使用。
所谓的洗脑，就是在封闭的环境中，用暴力、威胁，高强度的思想灌输，来实现中共讲的所谓“思想改造”。其基本原理就是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从肉体上的害怕，到心理上的臣服，直到国人成为听党话的“驯服工具”。直到今天，中共一直都依靠政治洗脑来抵抗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虽然知识分子会多少有一些独立思考，但在政治高压下，敢个人挑战中共统治的人少之又少。
中共为什么要维持政治高压？因为，只有在持续的政治高压之下，老百姓才会迫不得已地做出接受“政治洗脑”的样子来。“政治洗脑”是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统治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鼓吹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其方法是四步法。
第一步，在社会当中强行捏造出一种两分法的“好人”、“坏人”，把“坏人”界定成“敌人”，落实到某个社会群体上；第二步，把虚构的“敌人”作为政治打击对象，造成全社会的恐惧，害怕自己成为被打击对象；第三步，逼迫民众跟“敌人”划清界限，主动出来“揭发”、“批判”所谓的“敌人”，造成社会分裂，一些“积极分子”会从共产党那里得到政治、经济上的好处；第四步，即便政治运动过去了，被打击的“敌人”被平反了，很多当年跟随共产党的人不敢、也不愿承认自己当年的愚昧，他们就成了为共产党辩护的顽固分子。
共产党开展“洗脑运动”的政治高压手段，无非是“群众专政”和“克格勃”这两种。在当年的苏联，所有人无不害怕无法无天的暴力机关“克格勃”；苏联解体后的十年内，知识分子最开心的就是，不用再担心“克格勃”了。“克格勃”在中国叫国家安全部，如今全民“反谍”运动把中国“克格勃”重新推到政治高压的重要位置上，就是为了造成全社会范围的恐惧。只有这种恐惧让人人都害怕了，“政治洗脑”才能用“谎言”来填充民众的头脑。认识中共的统治并不难，其套路基本上会重复使用。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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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5 July 2024
三中全会的“李鬼式改革”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落幕一周以来，如果对其传递出来的信息还有什么看不清楚的，这两天的中国股市可以说给了有力的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由于中共三中全会后缺乏重大政策支持，加剧了看跌情绪”。自7月21日中共三中全会的相关决定发布之后，沪深300指数连跌三天，到24日收跌0.6%，累计跌幅超过3%，为1月31日以来最大跌幅。
改革改革，股市下跌，这就是中国民众对于习近平改革的真心解读。三中全会的这份决定洋洋两万余言，据说“改革”一词出现了50多次。所有这些，难道都是废话不成？如果不都是废话，那它到底在说什么？如果都是废话，那又为什么要这般隆而重之地推出这些废话呢？
莫要划错重点，重点不在“改革”
这个决定叫作“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会前会后，中共官方宣传也好，外界相关解读也好，往往都把重点放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上。但是，鄙人认为，这是划错了重点（其实，重点在于后半句，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本栏下次解说这一点）。
有人会说：难道中共官方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决定的重点何在？这个问题就有意思了。要回答它，我看有三个因素值得推敲。
第一，中共官方是有意为之，是故意引导人们读错重点。如同中共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近日发布的相关报道所说，这次全会的目的，习近平一语道破要旨：“就是要向国内国际释放我们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强烈信号”。既然如此，中共官方宣传当然就要把“改革”划为重点。从外界在会前的猜测与解读纷纷强调会议可能推出的改革举措这一点来看，中共“释放强烈信号”的动作本来是有些成功的。可是，信号再强烈，动作唱反调，人们如果不是过于蠢笨或另有用心，终究还是不相信信号而相信动作的。
为了强化这个“信号”，中共官方在会议期间甚至特意发了一篇题为“改革家习近平”的宏文，也洋洋洒洒万字篇幅。当然，大家知道，接下来的事情就尴尬了：这篇文章随即被官方自己给下架了。为什么呢？这就是第二个值得推敲的因素了：习近平要释放的“改革”信号，与人们所普遍理解的“改革”不是一回事。这就不是划错重点的问题了，而是完全搞错了词义。
大体可以这么说：“改革家习近平”那篇文章里所说的“改革”，是197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改革，也就是推动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并推动相关的行政、社会、乃至政治安排与思想文化上的改革以适应这种转型。这种改革，习近平自己也明白，需要的是思想解放，而不是强化个人权力。如果真想改，不用喊口号，也不用有意释放信号，只要放松控制就可以了。这篇“改革家习近平”的文章里这么说：据1985年第1期《中国青年》报道，山西一位县委书记到习近平领导下的正定参观，感慨地说：“这里，听不见人人喊改革，但处处在改革”。文章引用习近平自己当年的话说：“如果说我们做到了什么，其中之一就是做到了解放思想这一条”。这应该是在给习近平脸上贴金，但热脸贴了个冷屁股，今天习近平根本不想要这样的改革，文章404也就不奇怪了。
谁来当习近平的老板？
既然不想搞改革，为什么还要打改革的旗号、放改革的信号？既然这“改革”不是那改革，为什么偏要来个李鬼充李逵、弄得近平似小平？这就是第三点值得推敲之处了。
如上所述，习近平知道改革的本来词义，更知道中国的经济繁荣是依靠那样的改革来取得的。现在，中国面临经济低迷的困局，习近平需要设法缓解里里外外就此给他形成的巨大压力。请注意啊，我这里没有说习近平在设法走出这个困局，而仅仅是说他要缓解压力。走出困局需要可以奏效的政策与动作，而缓解压力可以仅仅给个姿态、装装样子。
当然，装样子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来自问题本身的压力最终不能缓解。但是，这还要看压力来自哪里。如果来自老板，下属装样子只能糊弄一时，露馅儿之后更加麻烦。但是，如果是老板面临来自下属的压力呢？那就不一样了。他装装样子，就是给你脸面了，明明露着馅儿，你还能解雇老板不成？更何况，老板一边装样子，一边掏出了手枪拍在桌子上！
没错，我说的这个老板就是习近平，下属就是中共的统治精英们。经济下滑，这些精英们不高兴（当然老百姓也不高兴——这点下面再谈），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受损，他们也担心整个政权因此陷入危机。皇帝不急太监急啊，历史上太监急了而干掉皇帝另立新主的例子也不少啊！习近平的“改革”信号，首先就是释放给这些人的：你看着哈，我可是强调改革了！你们都给我消停着点儿！可怜的太监们，你敢和主子叫板说“您这不是改革”吗？既然不敢叫板，那还不就得了！赵高可以指鹿为马，习近平把自己理解的改革说成改革，这不比赵高诚实且有理多了吗？你们偏要把习近平的改革理解成邓小平的改革，那能怨得了习近平吗？
是的，李鬼冒充李逵，是因为借此名号可以增强自己打家劫舍的能力。所以，越是李鬼劫道，那越是虚张声势，不似李逵的“也不搭话，只是抡起两把板斧一路砍去”。如果不是碰上真李逵，李鬼也就一样占山为王了。可惜，那些内心怀念邓小平改革的中共统治精英们也不是真李逵呢！
难道习近平就没有老板了吗？法理上是有的，那就是中国民众。甚至于，在中共体制内，中共全体党员也是习近平在法理上的老板。问题是，中国有法有理吗？谁又能按照这样的法理来指挥习近平、甚至解雇习近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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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4 July 2024
中国：改革强化独裁 独裁逼死经济
来源:
自由亚洲
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完了，公报上网，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几乎没人为会议结果开心。然而，这样的结果真的出人意料吗？本文就此提出的看法正如标题所示，二十届三中全会必然会发生这样的结局，因为，改革强化独裁，独裁逼死经济，这就是中国的宿命。7月11日我在本台发表文章《“三中全会”去神化》，其实就是为本文结论所作的历史铺垫。现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经展示了它的结果，笔者给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个“诊断书”，正逢其时。
一、中国的经济改革：模糊试探的八十年代
改革在中国已经讲了几十年了，到底什么是共产党政权的改革？改革的本意就是改变方向，“重新建设”。英文和中文中的“改革”一词都含义模糊，只有戈尔巴乔夫当年用过的“改革”一词，其含义才比较准确，这个词是перестройка（英文发音是perestroika），其俄文译意是“重建”，pere是重新之意，stroika是建设。
共产党的改革，就是试图改变原来的制度架构，重建一套新的架构。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理解没错，但他无法真正推动“重建”。中共倒是推动了“重建”，但是，从一开始，它的改革就是一种含义模糊的试探，邓小平的“猫论（捉鼠好猫论）”和“摸石论（摸着石头过河）”，便是最好的证明。含义模糊是既为了减少旧制度维护者的抵制，也因为对目标半信半疑。因为，中共的最高层对改革的制度选择方向，始终忌惮犹豫。
对共产党政权来讲，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架构就是两大部分，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经济上的全盘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如果要重建，最终必然改变原有制度的方向；而制度的改变，其选择空间很小，经济上只能转变成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政治上的转变只能是民主化。
我在《“三中全会”去神化》一文中指出，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位于邓小平、陈云的“双寡头”之下，而陈云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顽固守护神”。所以，那时的经济改革政策必须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推进，而胡赵所“试探”者，陈云也。但凡陈云表示反对，改革就必须后退；陈云不吭气，赵紫阳就往前推一步。尤其是在城市经济改革当中，因为必然触及计划经济的核心领域和部门，关系到各级官员的权力地位，可谓步步艰难，实属“捆住手脚摸索”。
从这个意义上讲，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并非改革的黄金岁月，那时，城市经济改革难以推进，不单单是中共高层存在种种阻力，也因为当时的国营企业还能运转，没发生重大危机。笔者当时参与了经济改革政策的研究，也在多次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乃至赵紫阳任总书记时他的小范围会议上，反复体会到改革的艰难，本文第二、三两小节的“诊断”，就是当年无法笔述的体会。
二、形势如何倒逼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无非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但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之难度，与非共产党国家截然不同，因为，经济和政治改革必然冲击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性，进而造成政权危机。所以，在共产党国家，从来就不存在为了实现选择一个好制度的理想而实施改革的可能，因为，一部分人的改革理想必然与另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激烈冲突。民主化在中国由此而成禁区，唯一能改变的只可能是经济制度。
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一直有一个说法，即“形势倒逼改革”，指的是，经济社会形势逼着政府采取转变制度方向的政策。所谓的“形势倒逼”，是现实经济当中出现了原有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的重要难题，使得主张改革的人有了理由。中国的经济改革分成前后两大步，先是农村改革，然后是国企改革，这两大步都是被形势倒逼出来的。
倒逼农村改革的压力来自粮食产量低下，无法充分满足国人的需要。特别是七十年代末期上千万知青回城之后，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供应相当紧张，结果就逼出了“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农产品的需求压力。正在这时，农民自行实验的“包产到户”创造出来巨大的农业生产力，让农村改革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难以抵拒的潮流。结果，毛泽东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被“包产到户”冲垮了，土地承包改变了土地和农村的公有化管控，也动摇了农产品的计划经济管理。
在赵紫阳时代，城市经济改革只能是通过经济管理上的“双轨制”，稍稍松动全面计划经济管理的桎锢而已。所谓的“双轨制”，无非是对企业产品的部分自销、自行定价、原料的自行采购等，“开窗开门”，让自由经济的活跃来补充死气沉沉的国企经营。但是，当时的经济状况尚可，也就没有形成倒逼城市经济改革的真正压力。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前半期，国企改革终于被国企衰微逼出来了。由于许多国企濒临破产，全靠银行贷款来维持，结果造成了银行系统陷入破产危机。于是朱镕基在1997年底决定推行“企业改制”，也就是中小型国企的全面私有化和大型国企的逐步上市，计划经济的最后支柱就此瓦解。但至今中共不肯承认“私有化”三十年前就已经实行过了，因为中共很清楚，虽然事实上完成了大部分国企的“私有化”，但意识形态上却必须死不承认。
三、“重建”难为，难在“卸责”“给利”
所谓的“形势倒逼改革”，其本质还是“猫论”与“摸石论”。但是，形势恶化，并不见得必定能倒逼出改革；也就是说，“重建”难为。其难何在？难在两点，其一，高层的政治责任谁来承担。共产党政权之所以会需要“重建”，当然是因为原来的方向和政策错了，必须改变，特别是在困境之中，不变就每况愈下。其二，重建能不能为官员们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发财机会，从而在官场上赢得官员们的广泛支持，这是重建能否成功的关键。
因此，在中国要形成改革政策，必须先具备“卸责”和“给利”这两大要件，但这两大要件是“重建”丑陋的一面，所以从来不会写在官方文件中。说得直白一些，“卸责”不仅仅是排除高层当中阻碍“重建”的政治势力，更是改变高层权力结构之举；“给利”也是排除党内或社会障碍的手段。
任何改革的建议想得再好，如果不懂这两个要件，就没有真正的讨论空间。笔者当年在改革智库工作时对此深有体会，亦常苦于找不出创造“给利”要件的可能。至于“卸责”这方面，自然不容智库研究人员置喙，那属于“大内”秘辛；但智库研究人员若悟不到其中壸奥，便沦为书生议政了。
“给利”有两种，一种是普惠式，面向全体国人；另一种是特惠式，面向官场。农村改革全面改善了农产品供应，这就是“普惠式给利”，可以营造社会满意度。“特惠式给利”则意味着，产生能引诱官场中人参与“重建”的利益动力。国企私有化和随后的金融开放，便属于典型的“特惠式给利”，只让有权势的人及其亲属沾光。
给利的来源从来都不是动用财政资金，遍撒“雨露”，而是使用“制度红利”。“制度红利”并非源于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而是指制度“重建”新创造出来的机会和好处。所以，用“制度红利”施惠，可能不致于引起强烈的社会不满，但会引起社会妒忌。
但是，制度“重建”可能创造“制度红利”，也可能产生“制度伤害”，比如，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几千万原全民所有制职工被迫下岗，就是迫使他们失去既得利益的典型“制度伤害”。中共对付下岗职工的办法，无非是连骗带压。
俄罗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迅速推动私有化，其根本原因就是，官场人物摇身一变，抛弃了共产党，转身加入其他政党，然后利用经济自由化的机会，在国企私有和金融开放当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俄罗斯的经济自由化与中国的最大不同，不在于“重建”的“制度红利”被官员集团分享，而在于，法律是否保障这样的特权分享。
俄罗斯已然摆脱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束缚，所以，它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通过的新法律，把侵吞国有资产规定为合法行为；即便如此，还是有大批发了财的前官僚不放心，把财产转移国外。而中共则仍然受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束缚，无法承认贪污合理化、合法化，这就产生了吞下了“制度红利之特权分享”的官员们，与共产党体制之间的利害冲突。
四、独裁之下无法“卸责”
在上一节我跳过了“卸责”这个要件，因为它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凡是共产党政权发生了经济社会层面的一系列负面的严重政策后果，需要“重建”，它就一定能纠正错误、推进改革吗？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国际媒体都聚焦中共的这次会议，也有种种建言；但此会开完了，发现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如此空泛，国际媒体立刻变得低调很多。他们看不懂中共了，为什么中共不愿意采取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呢？
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中共的运作是政治高于经济，所以中国和各国的经济学家们聚焦在经济层面时，却忽略了中国改革的政治性先决条件。那就是，当中共的领导模式处于个人独裁状态时，任何改革意图必然遭到独裁者的压制和打击；如果中共的领导模式处于集体领导状态，则改革意图就更多地需要“特惠式给利”，让官场人人有机会发财。
若以上两种条件都不具备，则改革休矣。共产党国家之所以需要所谓的“重建”或者改革，自然是因为原来的制度方向和政策错了。这样，过往的掌权者就必须认错下台，这个国家才能改变方向，实行重建。然而，只要掌权的自然人是独裁的，他绝对不肯承担政策错误的重大责任，那改革就不会发生。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
那独裁者死了，是不是共产党政权就能改革了呢？也不一定，因为独裁者指定的接班人会继承死去的独裁者路线，继任者的权位既然来自独裁者，那么，继任者否定了前任，也就把自己送上了政治审判台。
什么时候中共政权会发生“重建”这样的转变政策方向的重大变化呢？中共的邓小平不就实行改革了吗？我写《“三中全会”去神化》一文，就是为了破解迄今为止仍然迷惑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神话”。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真正的议题和结果是，政治上的部分“非毛化”，当年邓小平其实只是趁机夺权而已，他夺权之时是反对改革的。
中共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苏共1956年的二十大，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独裁者死后部分地否定他的政治路线。这就是“卸责”，进而就能为改革开辟空间。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就是在华国锋时代的“集体领导”模式向邓小平、陈云的双寡头领导模式过渡的短暂时期发生的。“卸责”给死人，相对容易些，因为人死如灯灭，死人不能发怒报复；而要“卸责”给活着的独裁者，那就只能靠政变了。至于政变是否可能，莫如去研究独裁统治的高层架构和机密运作。不过，在共产党国家，掀翻活着的独裁者之类的“故事”，史无记载。
中国1997年开始国企改革时，江泽民也是处在邓小平死后短暂的集体领导状态，中共高层集体同意，逃避“重建”的“卸责”环节，用“改制”口号来掩盖制度重建的实质，其实就是国企私有化和取消计划经济。另一方面，中共高层当时又打开了官员贪污的大门，允许国企干部私吞他们所管的国有企业。这两个做法既绕开了“卸责”问题，又解决了私有化的官场动力问题。这就是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真正的“成功之道”，但王沪宁主管的部门绝对禁止此“成功之道”传至民间，因此民间于此亦不甚了了。
五、改革强化独裁
习近平走上个人独裁的道路，对中共体制来说，本来就是一种制度上的必然。我今年5月30日在本网站刊登的文章《共产党政权的改革宿命》指出，中共的经济改革是个怪胎，它内含着三个悖论，即“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此不重述。把这三个悖论综合起来看，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改革会强化独裁。
江泽民时代的后半段，江及常委诸公，与官场是和平共处、共同“致富”的，因此，他的独裁多少有些隐性；而习近平上任后，却明显地摆出了独裁姿态，其中的政治原因就在于，“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所产生的内在矛盾显性化了，习近平的统治正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
习近平无法承认一个事实，抓贪官这件事，在习近平和官员们之间，其实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内斗。不停地抓贪官，只不过是延缓中共政权经济上被掏空的过程，却无法终止贪官们继续掏空中国经济的无组织集体行动，同时又逐步累积起党内对习近平的严重不满。越是这样，越促使习近平坚持个人独裁，不斗下去，习本人与中共政权就会垮；但不断地抓人、清查，其实是习近平在和整个官场作对。
习近平走的这条道路，就是今天乃至今后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越积越多的根本原因。因为，独裁者一人专断的结果是，政策制定越来越短视，而且越来越极端化。目前中国的财政危机、银行危机、养老金危机、失业高潮、中共点燃中美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恶化等等，都是习近平当局的决策和政策错误之下不可避免的后果。所谓的政策极端化就是，为了解决短期难题，就不顾后果地强行推行错误的政策，比如把财政危机转嫁给银行系统，由此必然造成中长期无法挽回的经济社会后果。
过去十五年来，中共依赖房地产来带动经济，以及四年前点燃中美冷战，是其内外政策中的两大要点。前者造成了今天的一系列财政和银行困境，后者造成了中共的国际关系彻底恶化。从中国的现实来看，过去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政策显然错了，有必要展开决策圈的讨论，哪些政策错了，错在哪里，应不应该纠正或改变，这当然就要质疑坚持现有路线的独裁者。显然，现在中国需要推翻现有的政策，再度实行改革（“重建”），因为原来的方向和政策错了，必须改变。
六、独裁逼死经济
但是，中国的现行政策能改得了吗？如果真要改革，就无法回避前面提到的“卸责”和“给利”这两大形成改革政策的要件。
首先，在习近平已经形成了个人独裁的高层领导模式之后，谁能逼习近平退步，谁能向习近平卸责？很显然，今天的中共高层，不可能再次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的上层政治氛围了（参见我的文章《“三中全会”去神化》），其他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家委员都没有能力和胆量挑战习近平。
在习近平的地位不变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追责”，又遑论“卸责”？因此，政治上，现在的中国并不存在“重建”所需要的政治环境。中共官媒此次三中全会之后强调，“改革不是改向，变革不是变色”，这就是习近平给当下决策圈和各级官员划下的“圈子”，要求官员们不得“出圈”。政策和体制的方向不改，自然就不会有真正的改革；而对既有政策的小修小补，当然解决不了经济的结构性困境。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推行以来到现在，真正需要改变的，已经不是经济制度架构本身了，而是需要改变政府介入企业经济活动和经济军事化的传统模式，这就只能靠政治改革了。事实上，其实政治改革解决不了经济困境，就像当年的苏联晚期一样，只能达到“卸责”的政治效果。今天在中国，其实并没有多少可以改变制度方向的探索能够采行了。这种状况下，所谓的“继续推进改革”就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借“改革”昔日的虚名罢了。
其次，从改革的可行性来看，也就是从“给利”的角度看，中国今后已经没有俄罗斯民主化产生的那种给官员的“制度红利”了，这也是中共始终在政治改革这个方向上“禁止通行”的原因之一。官场中人想要的，是被习近平夺走的为官特权，这样的贪腐特权便是中共官员们过往的既得利益，是其他任何空泛的口号无法替代的。因此，就算高层有人建议重大的方向性改革，也不会得到官场上普遍的支持；而这些官场人士就是政策的执行者，他们“软顶硬泡”，任何改革计划都会中途夭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能再改革现状下的政治经济体制吗？答案是不可能了。为了防堵官场和民间的普遍不满，独裁者会不断强化对官场和经济社会的专制控制，杜绝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发生的那种高层失控。因此，中国就没办法纠正高层的政策错误和结构性困境了。所以我在本文中最后给出“独裁逼死经济”这样一个结论。
中国不正经历着这样的痛苦吗？上证指数守不住三千点，开始进入两千九百点防卫战，伊于胡底。经济的如此写照，似乎已经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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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完了，公报上网，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几乎没人为会议结果开心。然而，这样的结果真的出人意料吗？本文就此提出的看法正如标题所示，二十届三中全会必然会发生这样的结局，因为，改革强化独裁，独裁逼死经济，这就是中国的宿命。7月11日我在本台发表文章《“三中全会”去神化》，其实就是为本文结论所作的历史铺垫。现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经展示了它的结果，笔者给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个“诊断书”，正逢其时。
一、中国的经济改革：模糊试探的八十年代
改革在中国已经讲了几十年了，到底什么是共产党政权的改革？改革的本意就是改变方向，“重新建设”。英文和中文中的“改革”一词都含义模糊，只有戈尔巴乔夫当年用过的“改革”一词，其含义才比较准确，这个词是перестройка（英文发音是perestroika），其俄文译意是“重建”，pere是重新之意，stroika是建设。
共产党的改革，就是试图改变原来的制度架构，重建一套新的架构。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理解没错，但他无法真正推动“重建”。中共倒是推动了“重建”，但是，从一开始，它的改革就是一种含义模糊的试探，邓小平的“猫论（捉鼠好猫论）”和“摸石论（摸着石头过河）”，便是最好的证明。含义模糊是既为了减少旧制度维护者的抵制，也因为对目标半信半疑。因为，中共的最高层对改革的制度选择方向，始终忌惮犹豫。
对共产党政权来讲，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架构就是两大部分，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经济上的全盘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如果要重建，最终必然改变原有制度的方向；而制度的改变，其选择空间很小，经济上只能转变成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政治上的转变只能是民主化。
我在《“三中全会”去神化》一文中指出，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位于邓小平、陈云的“双寡头”之下，而陈云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顽固守护神”。所以，那时的经济改革政策必须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推进，而胡赵所“试探”者，陈云也。但凡陈云表示反对，改革就必须后退；陈云不吭气，赵紫阳就往前推一步。尤其是在城市经济改革当中，因为必然触及计划经济的核心领域和部门，关系到各级官员的权力地位，可谓步步艰难，实属“捆住手脚摸索”。
从这个意义上讲，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并非改革的黄金岁月，那时，城市经济改革难以推进，不单单是中共高层存在种种阻力，也因为当时的国营企业还能运转，没发生重大危机。笔者当时参与了经济改革政策的研究，也在多次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乃至赵紫阳任总书记时他的小范围会议上，反复体会到改革的艰难，本文第二、三两小节的“诊断”，就是当年无法笔述的体会。
二、形势如何倒逼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无非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但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之难度，与非共产党国家截然不同，因为，经济和政治改革必然冲击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性，进而造成政权危机。所以，在共产党国家，从来就不存在为了实现选择一个好制度的理想而实施改革的可能，因为，一部分人的改革理想必然与另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激烈冲突。民主化在中国由此而成禁区，唯一能改变的只可能是经济制度。
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一直有一个说法，即“形势倒逼改革”，指的是，经济社会形势逼着政府采取转变制度方向的政策。所谓的“形势倒逼”，是现实经济当中出现了原有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的重要难题，使得主张改革的人有了理由。中国的经济改革分成前后两大步，先是农村改革，然后是国企改革，这两大步都是被形势倒逼出来的。
倒逼农村改革的压力来自粮食产量低下，无法充分满足国人的需要。特别是七十年代末期上千万知青回城之后，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供应相当紧张，结果就逼出了“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农产品的需求压力。正在这时，农民自行实验的“包产到户”创造出来巨大的农业生产力，让农村改革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难以抵拒的潮流。结果，毛泽东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被“包产到户”冲垮了，土地承包改变了土地和农村的公有化管控，也动摇了农产品的计划经济管理。
在赵紫阳时代，城市经济改革只能是通过经济管理上的“双轨制”，稍稍松动全面计划经济管理的桎锢而已。所谓的“双轨制”，无非是对企业产品的部分自销、自行定价、原料的自行采购等，“开窗开门”，让自由经济的活跃来补充死气沉沉的国企经营。但是，当时的经济状况尚可，也就没有形成倒逼城市经济改革的真正压力。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前半期，国企改革终于被国企衰微逼出来了。由于许多国企濒临破产，全靠银行贷款来维持，结果造成了银行系统陷入破产危机。于是朱镕基在1997年底决定推行“企业改制”，也就是中小型国企的全面私有化和大型国企的逐步上市，计划经济的最后支柱就此瓦解。但至今中共不肯承认“私有化”三十年前就已经实行过了，因为中共很清楚，虽然事实上完成了大部分国企的“私有化”，但意识形态上却必须死不承认。
三、“重建”难为，难在“卸责”“给利”
所谓的“形势倒逼改革”，其本质还是“猫论”与“摸石论”。但是，形势恶化，并不见得必定能倒逼出改革；也就是说，“重建”难为。其难何在？难在两点，其一，高层的政治责任谁来承担。共产党政权之所以会需要“重建”，当然是因为原来的方向和政策错了，必须改变，特别是在困境之中，不变就每况愈下。其二，重建能不能为官员们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发财机会，从而在官场上赢得官员们的广泛支持，这是重建能否成功的关键。
因此，在中国要形成改革政策，必须先具备“卸责”和“给利”这两大要件，但这两大要件是“重建”丑陋的一面，所以从来不会写在官方文件中。说得直白一些，“卸责”不仅仅是排除高层当中阻碍“重建”的政治势力，更是改变高层权力结构之举；“给利”也是排除党内或社会障碍的手段。
任何改革的建议想得再好，如果不懂这两个要件，就没有真正的讨论空间。笔者当年在改革智库工作时对此深有体会，亦常苦于找不出创造“给利”要件的可能。至于“卸责”这方面，自然不容智库研究人员置喙，那属于“大内”秘辛；但智库研究人员若悟不到其中壸奥，便沦为书生议政了。
“给利”有两种，一种是普惠式，面向全体国人；另一种是特惠式，面向官场。农村改革全面改善了农产品供应，这就是“普惠式给利”，可以营造社会满意度。“特惠式给利”则意味着，产生能引诱官场中人参与“重建”的利益动力。国企私有化和随后的金融开放，便属于典型的“特惠式给利”，只让有权势的人及其亲属沾光。
给利的来源从来都不是动用财政资金，遍撒“雨露”，而是使用“制度红利”。“制度红利”并非源于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而是指制度“重建”新创造出来的机会和好处。所以，用“制度红利”施惠，可能不致于引起强烈的社会不满，但会引起社会妒忌。
但是，制度“重建”可能创造“制度红利”，也可能产生“制度伤害”，比如，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几千万原全民所有制职工被迫下岗，就是迫使他们失去既得利益的典型“制度伤害”。中共对付下岗职工的办法，无非是连骗带压。
俄罗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迅速推动私有化，其根本原因就是，官场人物摇身一变，抛弃了共产党，转身加入其他政党，然后利用经济自由化的机会，在国企私有和金融开放当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俄罗斯的经济自由化与中国的最大不同，不在于“重建”的“制度红利”被官员集团分享，而在于，法律是否保障这样的特权分享。
俄罗斯已然摆脱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束缚，所以，它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通过的新法律，把侵吞国有资产规定为合法行为；即便如此，还是有大批发了财的前官僚不放心，把财产转移国外。而中共则仍然受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束缚，无法承认贪污合理化、合法化，这就产生了吞下了“制度红利之特权分享”的官员们，与共产党体制之间的利害冲突。
四、独裁之下无法“卸责”
在上一节我跳过了“卸责”这个要件，因为它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凡是共产党政权发生了经济社会层面的一系列负面的严重政策后果，需要“重建”，它就一定能纠正错误、推进改革吗？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国际媒体都聚焦中共的这次会议，也有种种建言；但此会开完了，发现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如此空泛，国际媒体立刻变得低调很多。他们看不懂中共了，为什么中共不愿意采取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呢？
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中共的运作是政治高于经济，所以中国和各国的经济学家们聚焦在经济层面时，却忽略了中国改革的政治性先决条件。那就是，当中共的领导模式处于个人独裁状态时，任何改革意图必然遭到独裁者的压制和打击；如果中共的领导模式处于集体领导状态，则改革意图就更多地需要“特惠式给利”，让官场人人有机会发财。
若以上两种条件都不具备，则改革休矣。共产党国家之所以需要所谓的“重建”或者改革，自然是因为原来的制度方向和政策错了。这样，过往的掌权者就必须认错下台，这个国家才能改变方向，实行重建。然而，只要掌权的自然人是独裁的，他绝对不肯承担政策错误的重大责任，那改革就不会发生。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
那独裁者死了，是不是共产党政权就能改革了呢？也不一定，因为独裁者指定的接班人会继承死去的独裁者路线，继任者的权位既然来自独裁者，那么，继任者否定了前任，也就把自己送上了政治审判台。
什么时候中共政权会发生“重建”这样的转变政策方向的重大变化呢？中共的邓小平不就实行改革了吗？我写《“三中全会”去神化》一文，就是为了破解迄今为止仍然迷惑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神话”。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真正的议题和结果是，政治上的部分“非毛化”，当年邓小平其实只是趁机夺权而已，他夺权之时是反对改革的。
中共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苏共1956年的二十大，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独裁者死后部分地否定他的政治路线。这就是“卸责”，进而就能为改革开辟空间。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就是在华国锋时代的“集体领导”模式向邓小平、陈云的双寡头领导模式过渡的短暂时期发生的。“卸责”给死人，相对容易些，因为人死如灯灭，死人不能发怒报复；而要“卸责”给活着的独裁者，那就只能靠政变了。至于政变是否可能，莫如去研究独裁统治的高层架构和机密运作。不过，在共产党国家，掀翻活着的独裁者之类的“故事”，史无记载。
中国1997年开始国企改革时，江泽民也是处在邓小平死后短暂的集体领导状态，中共高层集体同意，逃避“重建”的“卸责”环节，用“改制”口号来掩盖制度重建的实质，其实就是国企私有化和取消计划经济。另一方面，中共高层当时又打开了官员贪污的大门，允许国企干部私吞他们所管的国有企业。这两个做法既绕开了“卸责”问题，又解决了私有化的官场动力问题。这就是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真正的“成功之道”，但王沪宁主管的部门绝对禁止此“成功之道”传至民间，因此民间于此亦不甚了了。
五、改革强化独裁
习近平走上个人独裁的道路，对中共体制来说，本来就是一种制度上的必然。我今年5月30日在本网站刊登的文章《共产党政权的改革宿命》指出，中共的经济改革是个怪胎，它内含着三个悖论，即“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此不重述。把这三个悖论综合起来看，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改革会强化独裁。
江泽民时代的后半段，江及常委诸公，与官场是和平共处、共同“致富”的，因此，他的独裁多少有些隐性；而习近平上任后，却明显地摆出了独裁姿态，其中的政治原因就在于，“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所产生的内在矛盾显性化了，习近平的统治正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
习近平无法承认一个事实，抓贪官这件事，在习近平和官员们之间，其实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内斗。不停地抓贪官，只不过是延缓中共政权经济上被掏空的过程，却无法终止贪官们继续掏空中国经济的无组织集体行动，同时又逐步累积起党内对习近平的严重不满。越是这样，越促使习近平坚持个人独裁，不斗下去，习本人与中共政权就会垮；但不断地抓人、清查，其实是习近平在和整个官场作对。
习近平走的这条道路，就是今天乃至今后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越积越多的根本原因。因为，独裁者一人专断的结果是，政策制定越来越短视，而且越来越极端化。目前中国的财政危机、银行危机、养老金危机、失业高潮、中共点燃中美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恶化等等，都是习近平当局的决策和政策错误之下不可避免的后果。所谓的政策极端化就是，为了解决短期难题，就不顾后果地强行推行错误的政策，比如把财政危机转嫁给银行系统，由此必然造成中长期无法挽回的经济社会后果。
过去十五年来，中共依赖房地产来带动经济，以及四年前点燃中美冷战，是其内外政策中的两大要点。前者造成了今天的一系列财政和银行困境，后者造成了中共的国际关系彻底恶化。从中国的现实来看，过去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政策显然错了，有必要展开决策圈的讨论，哪些政策错了，错在哪里，应不应该纠正或改变，这当然就要质疑坚持现有路线的独裁者。显然，现在中国需要推翻现有的政策，再度实行改革（“重建”），因为原来的方向和政策错了，必须改变。
六、独裁逼死经济
但是，中国的现行政策能改得了吗？如果真要改革，就无法回避前面提到的“卸责”和“给利”这两大形成改革政策的要件。
首先，在习近平已经形成了个人独裁的高层领导模式之后，谁能逼习近平退步，谁能向习近平卸责？很显然，今天的中共高层，不可能再次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的上层政治氛围了（参见我的文章《“三中全会”去神化》），其他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家委员都没有能力和胆量挑战习近平。
在习近平的地位不变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追责”，又遑论“卸责”？因此，政治上，现在的中国并不存在“重建”所需要的政治环境。中共官媒此次三中全会之后强调，“改革不是改向，变革不是变色”，这就是习近平给当下决策圈和各级官员划下的“圈子”，要求官员们不得“出圈”。政策和体制的方向不改，自然就不会有真正的改革；而对既有政策的小修小补，当然解决不了经济的结构性困境。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推行以来到现在，真正需要改变的，已经不是经济制度架构本身了，而是需要改变政府介入企业经济活动和经济军事化的传统模式，这就只能靠政治改革了。事实上，其实政治改革解决不了经济困境，就像当年的苏联晚期一样，只能达到“卸责”的政治效果。今天在中国，其实并没有多少可以改变制度方向的探索能够采行了。这种状况下，所谓的“继续推进改革”就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借“改革”昔日的虚名罢了。
其次，从改革的可行性来看，也就是从“给利”的角度看，中国今后已经没有俄罗斯民主化产生的那种给官员的“制度红利”了，这也是中共始终在政治改革这个方向上“禁止通行”的原因之一。官场中人想要的，是被习近平夺走的为官特权，这样的贪腐特权便是中共官员们过往的既得利益，是其他任何空泛的口号无法替代的。因此，就算高层有人建议重大的方向性改革，也不会得到官场上普遍的支持；而这些官场人士就是政策的执行者，他们“软顶硬泡”，任何改革计划都会中途夭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能再改革现状下的政治经济体制吗？答案是不可能了。为了防堵官场和民间的普遍不满，独裁者会不断强化对官场和经济社会的专制控制，杜绝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发生的那种高层失控。因此，中国就没办法纠正高层的政策错误和结构性困境了。所以我在本文中最后给出“独裁逼死经济”这样一个结论。
中国不正经历着这样的痛苦吗？上证指数守不住三千点，开始进入两千九百点防卫战，伊于胡底。经济的如此写照，似乎已经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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