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吳靄儀一席話：金庸的理想‧查良鏞的現實

正是：今番良晤，豪興不淺。

吳靄儀最後總結說：

「查良鏞是一個很複雜的人，很深沉的人，有很多傳統讀書人的因子，若然查良鏞一生對我們有什麼啟示，那是在我們的血液裡，有很多對權力的崇拜，對權力的屈服，要青史留名，這些『崇高的理想』有時可以用不太光彩的方法達到。」

此話從何說起？

Brew Note文化沙龍，是夜題目是「金庸｜查良鏞　江湖與現實」。

若以為此夜是「金迷」的聚會，談金庸的武俠世界，你會失望；因為，講者叫吳靄儀。

吳靄儀寫過多本關於金庸武俠小說的書，自言每本金庸小說翻過可能一百次，熟悉金庸；吳靄儀於1986至1990多事之秋任職於《明報》，主要負責寫社論，近距離認識查良鏞。


她說，不要誤會查良鏞是金庸；她要說金庸與查良鏞的關係、說金庸的江湖與查良鏞的現實，兩者之差距。

吳靄儀開宗明義說：「查良鏞不是大俠，但大家因為查良鏞寫了這些武俠小說，都覺得他是一個大俠。」但無疑《明報》初開辦時的吸引力，正源於金庸武俠小說的名聲，令讀者群增加，也吸引一群知識分子加入《明報》。

然而，吳靄儀認為，查良鏞正正因為金庸的魅力而付出代價：查良鏞的政治主張惹起反彈，也在自己創辦的《明報》碰壁，原因是他遇上了一批金庸迷：「他們認同金庸小說，是因為當中的情操、意境，你養大了一班人，個個都迷戀你的英雄理想，你忽然說我是韋小寶，大家非常失落。」「《明報》上下，都中了金庸武俠小說毒，我們一個二個都好有理想……」「一方面你培養了一班很有理想的人，作為你的大擁躉，但你的現實政治令這些人大失所望。」

查良鏞的「現實政治」，最為人所知，乃八十年代末，香港特區基本法草擬階段的政制方案蘊釀過程，查良鏞與查濟民提出當時被廣為批評極端保守的政制方案，拖延全面直選，最令吳靄儀不高興的地方，是查良鏞的意態：

「用政治手腕去探測中方想要什麼，然後夾埋查濟民，說這個是香港人要的；你知道北京要什麼，你就去配合，說這些係香港人要的……你好體察皇帝心意，你講出來，皇帝賜予你，你就光宗耀祖，皇帝就順應民意，我覺得這件事好disgusting。」

吳靄儀請大家留意《碧血劍》裏的附錄〈袁崇煥評傳〉(劉進圖寫過一篇〈憶金庸：獨裁是中國災難的根源〉，認為是金庸作品中道德境界最高的一篇。)，金庸寫過，一天仍是封建制度，一天沒有民主，袁崇煥一定要死；但是現實政治裏的查良鏞、社評裏的查良鏞政治，貫切始終，都是堅決反民主。

吳靄儀認為，查良鏞的政治很守舊，他們的一代經歷很多戰爭，追求穩定政治環境，故支持港英政府維護穩定，他是Pro香港，當年興建地鐵的爭論，他支持興建，認為錢應用在香港身上，他寫過，若把獅子山雕得更似獅子山，他都贊成；查良鏞只是贊同要保持香港原有生活方式，但他不是民主派，甚至不是李柱銘口中的「半個民主派」。

沒錯八九六四屠城前夕，查良鏞辭去基本法草委一職；但吳靄儀形容，六四事件漸淡，查良鏞並無改變，一樣覺得民主係大災難，共產黨係皇帝，你向它爭取民主，等於謀朝篡位，不會有好下場。

吳靄儀注意到查良鏞的「明君」情意結。1981年，鄧小平在北京接見了查良鏞，查有如遇到一個開明的皇帝，他希望輔助這位君主，要「勤王」，見鄧小平回來後，查良鏞真心相信這是開明路線的共產黨，應該全心全意幫忙。

吳靄儀指出查良鏞一直以來的盲點，他信奉自由、法治是香港的重要支柱之一，但忘記了法治不可能在專制政權下維持，沒有民主，自由法治毫無保障。

吳靄儀的問號

講座中，吳多次談到她心裏的一個大問題：「為何查良鏞，一個成就如此大的人，卻如此渴望得到建制的承認？」

吳靄儀所說的「建制」，包括政治權力最高層，也包括學院，例如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的名銜；也包括金庸多番改寫小說，不想做一個「說書先生」，希望令武俠小說提升至「有文學價值」，大家興高采烈談論小說也不夠，為何要升格成為「金學」？去「研究」？

吳靄儀憶起《天龍八部》少林寺藏經閣內的無名老僧，金庸能寫得出如此高遠的意境，為何查良鏞會去追求一些如此庸俗的承認？

「我真係唔明白」，吳靄儀說。

席間有聽眾問到查良鏞為何沒得到諾貝爾獎，也有西藏專家薯伯伯談到西藏人看金庸小說，往往發現金庸筆下的西藏人，如金輪法王，都是大壞蛋，西藏人越讀越覺不妙。而金庸後來修改小說，去掉了好些今天看來大漢族主義太重的描繪，變得政治較正確。

吳靄儀謂，類似的修改，正是她對金庸小說有保留的原因：「作者自己去修改作品，令它更加政治正確，是任何時候我們不能接受的事。」她舉例，就算一個記者，一個評論人，文章寫了就寫了，不會刻意去把它改成更切合時代的思維，或改成更切合你想得到的社會地位，令它變得政治正確，「如此作品要適合諾貝爾文學獎，都幾難」。吳靄儀說，文學值得尊敬的地方，是不理會現實世界的阻力，他認為是真實的，就寫出來；如此修改，把小說變成服務個人的雄心與目標。

「天地本無完體」，吳靄儀借用了《倚天屠龍記》一句。

當然，吳靄儀對查良鏞也不乏讚譽(本文只是筆者偏向選擇令人有更多反思之內容而已)，查先生確實禮賢下士，聘請了不少文人及知識分子到《明報》工作，而且容許編輯記者激烈爭辯，締造了報界少見的文化；有時吳靄儀寫的文章，與查良鏞對着幹，查先生亦不改一字。

被問到查良鏞的貢獻，吳靄儀說，有二：

第一，他的小說「咁多人睇得咁開心」，一代又一代年輕人，例如她自己，無心上課，但捧讀金庸小說，學好中文，也認識了詩詞。「你得益唔該要多謝人，就算果個人唔係好人你都要多謝人(眾大笑)，更何況佢唔係唔係好人，做人要恩怨分明。」

第二點貢獻，「無論他自己如何背棄自己理想都好，他居然創造了一批好堅持理想的人」，查良鏞的《明報》確實聘請了一大批很有理想的編輯隊伍，《明報》待遇不佳，令這批深受金庸小說影響的理想主義者流散到其他報章，無心插柳，成為香港報業的中堅分子。

程翔的問號

講座聽眾中有程翔，主持周保松請程翔說幾句，程翔說，他無讀過金庸，所以不識金庸，但對查良鏞則略有所知。

對查良鏞的過去，程翔有些問題，畢生大惑不解，於此寫兩個。

程翔提醒大家，武俠小說是五十年代中國在香港的統戰手段。當年主管港澳事務及統戰廖承志出點子，為了擴大左派報章市場，特別請查良鏞及梁羽生出手寫武俠小說。查良鏞曾於《大公報》工作十年。

程翔說，這是他難以接受的地方：查良鏞父親被共產黨槍斃，他為何願意為共產黨做團結群眾的工作？甘心做統戰工具？「這是一個大問號」。



[圖片：人民網]

另一個不解之謎，乃鄧小平1981年接見查良鏞，究竟鄧對查說過什麼？

程翔說，當時查良鏞不同意中國收回香港，曾寫過，香港這麼細小為何一定要收回，蘇聯佔領中國大面積領土，為何又不收回？外交部認為，惟有等鄧小平出來「做佢工作」；鄧當年設宴招呼之後，查良鏞不再反對收回香港。

程翔一路在想，這餐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令查良鏞瞬間改變主意？有三個可能，一是動之以情，鄧小平以一國之尊宴請你，根本不用說什麼；第二，也許曉之以義，解釋國力未足以收服俄羅斯之類 (眾笑)；第三個可能，是動之以利，查良鏞後來當了草委，主導政制設計。

還有，金庸小說可以在大陸流通，《明報》可以入大陸，而且獲得很多內地「獨家新聞」。

吳靄儀則回應，其實答案已經好清楚。

她叫大家看看鄧小平接見查良鏞的照片，查良鏞低頭彎腰，態度恭敬，鄧小平不只說了我是你粉絲，還張開雙手很熱情。

「有樣嘢，權力的魅力，有些人覺得我接近權力，受到權力的青睞，已經很重要……」吳靄儀說：「這是傳統讀書人要青史留名，好普遍的心理，你現在仍然看到有些人，諗嘢幾掂，頗有原則，唔知乜嘢特首或特首手下同佢好啲，咁就會行咗過去對面……」

要青史留名，習慣拜倒於權力，是幾千年來中國讀書人的迷障。

執筆之時，又見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恩澤時刻，習近平接見港澳名人巨賈，高度評價；權力之魅影，迷倒眾生，萬試萬靈。

感謝金庸，締造了一個醉人的幻想世界；感謝查良鏞，讓我們體察人心，終身學習。

from 　潮 池　 http://aukalun.blogspot.com/2018/11/blog-post_13.html

刘仲敬：论金庸

编者按：豆瓣发布的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
金庸出生于海宁大族查氏，明清两代科甲鼎盛。他后来将先辈卷入《明史》案的经历，以《联共（布）党史》塑造正面人物的方式，写进了《鹿鼎记》。光绪十七年（1891），他祖父查文清因袒护哄抢教堂的暴民而罢官。这是吴越士大夫借无产阶级之手，消灭潜在竞争者的典型手段。教唆者藏身幕后，声称一切都是革命群众自发。如果万事大吉，教唆者就会以审判者的身份出现，保障革命小将宋要武和潘汉年的安全，让受害者明白法律（条约）不是挡箭牌。如果风向不利，革命小将就要落到王洪文的下场。教唆者会跟受害者一起深刻反思无产者的愚昧，或者国民性的弱点。后来，国民党用同样的剧本对付日本商人。再后来，共产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地主资本家。再再后来，毛泽东用同样的手段对付老干部。金庸的祖父在第一幕射出的子弹，在第三幕击中了金庸的父亲。金庸本人对历史的判决心服口服，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他观众大概会觉得上帝不仅公正，而且颇有幽默感。
查家在失败的痛苦刺激下，抛弃了缺乏战斗力的吴越士大夫文化，投入中华民族的发明当中，但他们仍然不太成功，未能收获大批群众，只能拿自己的子孙做实验品。试验参数的设定，跟明治维新恰好相反。日本民族的发明，以拖后腿的恶邻（黑暗的东亚大陆）为他者，以脱亚入欧为愿景，不需要系统地颠倒歧视链。中华民族的发明，以破门而入的帝国主义（海洋新秩序输出者）为他者，以脱欧返亚为愿景，只能建立在逆转歧视链的基础上。歧视链构成人格的基石，成功的逆转者在日常事务当中作伪证，就像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血战养老院一样，不费吹灰之力。所以金庸后来说：祖父是他最佩服的人，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他从偶像身上学到两个道理：第一是人要多读书，第二是洋人欺侮中国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读书明理和颠倒黑白是同一客体的两种修辞形式，类似革命和叛乱、解放和侵略的关系。无产阶级如果得不到知识分子的鼓励，一般缺乏保障颠倒黑白成功的必要自信心，难以牢固树立枉法最光荣，受害者欺侮了抢劫者的坚定信念。这些逆转技术构成中国人认同的基础和前提，中国人却说这是红卫兵独有的特征。
公立学校和强制教育是中华民族发明的主要基地，以国语教育和国耻教育为核心。金庸虽然出身旧家，却从来没有受过私塾和旧学的教育。查家的政治态度按照民初标准，可谓非常决绝。邹韬奋的《生活》周刊，是金庸幼年的日常读物。邹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著名时评家，共产国际文化统战的要角，受潘汉年的直接领导。龙山小学堂的教育从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的罪恶开始，辅以痛哭流涕的国耻秀，对于完全依靠贸易维持生活水准和特殊地位的吴越子弟而言，相当于荷兰小学生为英军打败路易十四而愤怒，不要说拿破仑了，就是希特勒也做不到。问题在于国语的塑料假花性质无法掩饰，只能胜任公文写作和革命宣传。这两种用途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跟周恩来和邹韬奋的关系一样。生活和休闲的真正语言，仍然只能是诸夏民族语言和粗俗文言文的混合体。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代表了这些克里奥尔文学的伪装形式，在文化沙皇的镰刀下茁壮生长。金庸在反日之余，抗拒不了荒江女侠和红玫瑰的魅力。1980年代的吴越小学生在集体学习《火烧圆明园》之余，也抗拒不了金庸和琼瑶。
金庸在嘉兴中学还没有毕业，缝线未干的弗兰肯斯坦就披挂上阵了。吴越自开港以来积累的财富，在这场战争中一扫而空。吴越中层和上层阶级不得不仓促站队，即使近邻和至亲也不免因此反目。土豪性较强的吴越人大体都留下来跟日本人合作，正如他们的先辈跟满洲人合作。其中包括了联省共和国时期的大部分菁英，以及绝大部分家道殷实的中产阶级。阶级地位相当于胡兰成家族的吴越人和相当于江泽民家族的江淮人，都把投奔国共两党的亲戚子弟称为“误入歧途的年轻人”。今天的伊斯兰教长老对待投奔拉卡的年轻人，也是这个看法。他们预演了越战时期的西贡经济奇迹，鼓励恐怖分子从游击区赶进长江三角洲的吴越同胞，发挥其勤勉、顺从和心灵手巧的特长，使治安区的城市建设和民营企业突飞猛进，跟重庆经济管制当局赏给平价米阶级的“雅舍”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像所有公家征用的廉租房一样，永远得不到修缮。游士性较强的吴越人乘此机会背叛了自己的祖国，以蒋介石的“抗战建国”和“建设新中国”为借口，全面展开针对上江各民族的殖民和侵略。金庸作为进步知识分子的子弟，自然走上了后一条道路。公立学校的学生以准公务员身份，随国府和国军西迁，依靠准公务员的津贴生活，在湖湘尼亚、大不列滇和巴蜀利亚民族面前自称中国人。中国人这个词用在这里，就是殖民主义者的委婉修辞法。他们相信蒋介石虽然不是日本人及其泛亚盟友的对手，自己也不具备古今陆海任何殖民主义者的政治素质和技术优势，但在苏联保护人和国际共产主义统一战线的支持下，仍然足以绑架和吞并幼弱的诸夏各民族。
金庸跟大多数背叛祖国的吴越人一样，乐于为中国帝国主义者慷慨奉献别人的鲜血和自己的墨水，但如果不知趣的领导非要索取他自己的鲜血不可，他也会变成民主派。民主派的意思，就是拒绝承担帝国负担的帝国主义者。学生时代的金庸，阶级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小粉红（小粉蓝）。他们领取盒饭的代价之一，就是要日常发帖（印传单），为中华民族的主要基石历史发明学搬砖。金庸积极参加了731部队在吴越展开细菌战的口述历史和血泪控诉，为联合国军在满洲搞细菌战的发明做好了实验准备。两个剧本的唯一差别，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由李约瑟换成了池田大作。编剧如果能够想到，吴越不是满洲国的辖区，日军在吴越的防疫部队，编号应该是四位数，效果本来会更好，但是毕竟一分价格一分货，如果盒饭发明家都有这样的水平，党史研究室的高级匪谍还能靠什么混饭吃呢？（《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盒饭族虽然卑微，却普遍以为自己属于统治阶级，出钱的义务理应留给巴蜀利亚土豪，流血的义务理应交给巴蜀利亚农民。金庸中学毕业后，为了继续领取党国并不丰厚的津贴，放弃了他本来能够考取的普通大学，选择了国民党培养干部的（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国立政治大学的前身）。年轻人总是经验不足，即使自幼立志投机的年轻人也不例外。蒋介石不负责任地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还要中央政治学院的候补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无异于撕毁了国民党和小粉蓝的不成文契约。“你不参军，他们并不勉强。只是另请高就，滚出学校。”（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第30-31页）年轻的金庸心中，顿时燃起了热爱民主的熊熊烈焰。他突然想起民主主义者不应该向蒋校长（这是蒋介石兼任的众多组长之一）的画像致敬，就在收拾行李以前骂了训导主任一顿，为退学事件赢得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体系。“后来学校就把我开除了，说’你污辱校长’。”（《时代周报》，2009年1月）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独裁的反动政策，就是这样丧失进步青年拥护的！
民主青年的归宿，无非就是进步媒体。金庸失去报效党国的机会以后，一度企图自己办报，以翻译美国报章杂志为主要内容，很快就无人问津了，但他因此积累了新闻翻译的经验。他接下来就投入《东南日本》，主要任务也是翻译改编英语新闻。这时二战已经结束，金庸的查良鉴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做教授。金庸得到他的帮助，到东吴大学插班。1947年夏天，《大公报》招收英语新闻兼职翻译。金庸考中了，由此结识了粉红色媒体的大佬胡政之。这时，国民党的中国梦已经膨胀到苏联保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斯大林感到有必要让蒋介石明白，中国这个白手套的用处，仅限于破坏日本建设泛亚国际体系的野心，绝没有允许中国人取代撤退的日本人，继承满洲蒙古朝鲜势力范围的意思。蒋介石像恩维尔帕夏一样不知进退，被自己发明的意识形态捆住了手脚，下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舞台，只能跟着这个纸糊的布景一起塌下来。随着林彪和科瓦廖夫在满洲的节节胜利，蒋介石在粉红色媒体上的地位一落千丈，从中国各派进步势力的共同领袖，沦为帝国主义的最后一颗大狗牙。蒋介石意识到自己拿苏联及其代理人没办法，但并非不能报复他们在吴越的地下组织。胡政之也意识到蒋介石会想到什么，决定先在香港开一个分店，继续发扬共产国际吃饭砸锅的优良传统，利用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消灭资产阶级。胡政之相信美国的霸权维持不了五十年（梁羽生：《胡政之．赞善里．金庸—〈大公报〉在港复刊轶事》），追随胜利者绝不会错，问金庸想不想去，金庸接受了。他的人生轨迹，由此永远改变。
蒋介石和新中国暴露了假民族及其英雄的真相，像泡沫一样迅速破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虽然盗用了“新中国”的符号资产，以免其他人占用和利用，但并不因此喜欢任何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无论大中国还是大亚细亚、吴越还是湖湘，为了防微杜渐起见，同时也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懂得中国人的拥护多么一文不值，坚决而彻底地消灭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所有潜在载体和资产阶级共同体的所有潜在凝结核，包括金庸的父亲。这并没有妨碍金庸敏锐的判断，国民党的倒台重新打开了他的仕途。他首先在《大公报》发表文章《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向白区党毛遂自荐，敦促他们不要让阶级敌人的小姨子带着钱跑了，白白损失贫下中农的胜利果实；然后以这篇文章做推荐信，到北京找乔冠华求官，以为将来的白区工作，少不了他这样的人才，结果却吃了闭门羹，理由是他没有跟反动阶级和国民党学校划清界线。其实照他祖父和任何儒家社会的标准，他这种行为已经够得上“枭獍”，构成皇帝都无权赦免的极少数极恶大罪，在法律和生物学意义上，都已经非但不属于人类，而且为绝大多数比较体面的禽兽所不齿。然而按照共产党的标准，“枭獍”的进步水准还有待于提高。落后并不仅仅是个人和偶发的问题，而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和资产阶级思想固有的非科学性。你至少要像赵紫阳一样领导工作组，发动革命群众斗死亲爹，或者像牛荫冠一样走在革命群众前面，牵着亲爹的牛鼻子游街示众，才能证明你已经超越了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和主观性，水平高到足以理性客观地分析社会的境界了。
金庸灰溜溜地逃回香港，承认自己的投机技术委实不够高明，鸡肉没有吃到，米已经蚀光了。这样一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把他拉黑了。他除了香港以外，再也没有地方可去。《大公报》的白区党组织决定秘密监控他，把他打发到更加“灰色”的白手套《新晚报》打杂。他不再有专业性较强的英语新闻或国际分析文章可写，只能像临时工一样有什么活干什么活，从影评到舞蹈，从舞蹈到京剧，从京剧到围棋，从围棋到武侠。他父亲枪毙的消息传到香港，他都只敢偷偷哭泣，因为即使在布满欧洲人、南亚人和全世界各种社会团体的香港，他仍然没有任何谋生能力，只能仰仗迫害者的施舍。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社会像水面的油膜一样既薄又脆，却是他唯一的家园。这是他们家族积极投入中华民族发明的自然结果，为人造的大一统牺牲天然的共同体，本来就是要切断野草的草根和男人的命根，由此换得了太监和花瓶的资格，以后无论宫廷或自己成功还是失败，都注定是永远的异乡人。野草和乡民才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太监和花瓶只能依靠投人所好求生。最高明的投机者也少不了菜鸟和学徒的阶段，因为把握分寸的技巧和体会风向的感觉都需要私人经验的积累。毛泽东在三十年代的表现不够毛泽东，金庸在五十年代的表现也不够金庸。
《新晚报》的设计目标是要迎合小市民的趣味，冲淡政治宣传给读者带来的疲劳感和厌倦感。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人金尧如觉得，武侠小说其实挺符合这个目的。新华社从创始到现在，都是情报部门的一部分，只是为了利用资产阶级法律的漏洞，冒充资产阶级新闻企业的同类而已。金尧如在匪谍阶级体系当中的地位，比《大公报》的地下党高得多。唐人的《金陵春梦》和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都是他搞地下活动的产物。金庸作为组织“控制使用”的对象，自然不够资格了解这些内幕。梁羽生有一次交稿延误。金庸就以下等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好脾气，多打了一次杂。结果读者反应甚好，纷纷要求他写下去。他最初只是顺水推舟，走一步看一步，最后发现市场意外地好，足以支撑另起炉灶的需要。武侠小说不是《明报》成功的唯一原因，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搭车效应可能更加重要，但若没有武侠小说的成功做底气，金庸未必能有创业的勇气。四小龙起飞是冷战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饥饿的北方对照物为金庸的创业团体提供了有力的刺激。老板和老板娘对自己刻薄，对员工也吝啬。经济宽裕以后，人性的弱点自然暴露，以致家庭反目，故旧失和。
金庸后来诚实地说，他没有把自己的小说当回事，也并不觉得武侠小说能算文学经典，粉丝的评价只是初恋效应，与其说源于作品本身，不如说源于怀念青春的自然感情。其实文学体例本身不足以构成经典与否的标准，所有的严肃文学体例在其初始阶段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金庸固然没把武侠小说当回事，莎士比亚又何尝把戏剧当回事。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追求者，作品质量不一定高。金庸文学的问题在于过于平面化，女性人物的塑造尤其低能。她们仿佛出自手淫爱好者的白日梦，其想象者已经丧失了跟杂货店老板娘面对面交流的能力，但金庸自己显然不是这种人，所以他大概是为了节省成本，直接套用了《儿女英雄传》或诸如此类旧小说的模版，只要买主没有提出要求，何必增加设计成本。他小说最强的地方，虽然深刻程度远不能跟奥威尔相比，也具备昆德拉批评《1984》的所有弱点，从星宿老仙的歌德派，到洪教主的中央文革小组与红卫兵。他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作家，越到后期越能放开手脚，在韦小宝的时代，终于磨穿了节约使用多年的套路。韦小宝像桑丘一样，一开始就怀疑忠义无双的师父到底跟傻冒有什么区别，到最后却惊讶地发现，尽管现实证明了他原先的猜想，他对师父的爱却比自己想象的更多，足以为此抛弃自己行之有效的市井智慧。
金庸最初标榜《明报》没有政治立场，只想和气生财，但这种态度其实泄露了他没有靠山的秘密，反而更容易变成地下党打击的目标。政治经验丰富的反动派是统战对象，辛苦赚钱的土财主才是斗争对象。他之所以沦为“豺狼镛”，不过是因为说了几句大家都想过太平日子的废话，但太平日子其实需要很大的秩序成本，秩序消费者对此缺乏起码的常识。金庸即使在被迫民主派以后，思想仍然没有超出三四十年代粉红色小清新的水准。例如他曾经表示香港是一个很民主的地方，因为文人都能办得起杂志。美国就只有资本家才付得起成本，文人只能打工。社会主义本来是很好的，只要多一点民主就OK啦。他发财致富，全靠粤语小市民，但他从来都无视这些乡民，眼中只有越南议员和蒋经国。他没有落到父亲的下场，全靠英美冷战当局的坚定立场，但他对英国人毫无感激之意，反而继续背诵国民党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发明。即使在冷战已经结束，胡政之预言的五十年到期以后，他仍然觉得“胡先生这几句真是真知灼见，富有历史眼光。”他解决统战价值问题的方式，乃是创立《明报月刊》，满足流亡知识分子的预测癖和国师癖。他没有学术能力，但有经营平台的能力，又熟悉阶级兄弟的习惯，所以大获成功。他们出于共同的弱点，永远无法融入东道主的社会，对保护者的价值观缺乏起码的尊重，随时准备恩将仇报，只是因为自身的软弱，不足以构成任何人的威胁，才保证了自身的安全，但为了假装自己非常重要，无比热爱生活在别处的游戏。墙内的社会往往误以为，他们体现的价值观就代表了东道国的价值观。白区党往往误以为，他们对东道国的社会有一定影响力。无论如何，统战价值由此而生。金庸渐渐掌握了这场游戏，由土财主上升为统战对象。
文革结束后，香港地下党的工作方式同步调整。“豺狼镛”时代的老左派，像“三种人”一样损失惨重。他们为组织攻击的对象，现在变成了组织的统战对象。组织把一切责任都赖到他们头上，他们却连背叛的资本都没有。组织诚然出卖了他们，侮辱了他们，但除了组织以外，还有谁会要他们呢？平反爱好者有一句名言：“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遍地飞。”他们不仅是家鸡，而且是断腿的家鸡。金庸作为社会名流，终于混到了可以享受统战红利的一天。他早就想投靠共产党，是共产党不肯要他。现在共产党愿意统战他了，他自然求之不得。他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处处为邓小平说话。香港只是他避难的地方，他从来不是香港的一员。香港的未来和宪法形式，跟他没有关系。他只想借助香港，获得结识各方大人物的机会。安全和利益尽在其中，比辛辛苦苦经营企业强得多了。文人最在意的虚荣心，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除了1990年代以前的气功大师，世界上没有几个人享受的崇拜能超过返乡的金庸。他付出的代价，不过是顺着共产党的口风说话而已。这些话离谱的程度连张五常都难以忍受，但他并不是需要爱惜羽毛的人。默契的投机对象，像肥沃的土地一样难得。他毕生的梦想，到暮年才终于成真。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10/%e5%88%98%e4%bb%b2%e6%95%ac%ef%bc%9a%e8%ae%ba%e9%87%91%e5%ba%b8/

王五四：写歌的人假正经啊，听歌的人最无情

我对大众怀念故去的名人向来是没意见的，都是流行文化下生长的韭菜，被人割和自己割，都一样，生命力依旧旺盛。众人在青春期嗷嗷待哺时，金老师写成人童话奶便人间，众人茁壮成长，去粗取精，形态各异，这是美事。对于喜不喜欢金庸，对于金庸的作品文学性几何，大家可以探讨，但大多数人不必认真，弄得你死我活状，你都没认真探究过，讨论那么认真是很不认真的表现。我之所以敢写这么认真，是做足了准备工作。



金老师泉下有知，也不必为人间读者的纷扰而感到伤心，其实他们跟你一样，都是氛围大师，你擅长营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氛围，他们擅长营造感恩的心感谢命运感谢有你的温馨动人氛围，大家都没当真，你也不必当真，回到现实，大家都很忙，这正是所谓的"写歌的人假正经啊，听歌的人最无情"，年少时的欢愉懵懂过后，要承认成人的疲软无力，还好你收到了钱，我们受到了启蒙教育，就像少年时，我们遇到了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老妓女，二十年后对你早无欲望，只是心存少年的感激。



悼念一个名人，很多人都是凑个热闹，很多人都是借机抒个情，特别是人人自危、舆论场接近固化的当下，机会难得，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即便有些人冒出"人死为大"这类蠢话来阻止大家对逝者的评判，我也是不再奇怪和愤怒，假正经的你不想理，真蠢的人你又不忍心。只是有些人平时就喜欢拔高名人，名人去世，又被拔得更高了，这样很不好。有些概念我们还是要严肃认真对待的，比如说大侠，郭靖是大侠，杨过是大侠，但金庸不是大侠，郭杨之所以是大侠，是因为书里写的清清楚楚，生平表现，内心活动，一字一句，明明白白，金庸不是大侠，因为还有很多事情他不明白，还有很多他的事情不明不白。

他作为一个武侠小说作者，我是不会苛求他的历史功底，在他的笔下，不管那个时代有没有种植，蚕豆、花生、南瓜子成了英雄好汉喜爱的下酒小菜，《天龙八部》中还出现了本不该出现的辣椒，《神雕侠侣》中杨过找到了本应该在美洲的玉米棒子……，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点名提出要做浙江大学的教授、历史系隋唐史的博导时，我们就得认真对待了，虽然现在浙江大学和众多大学一样，已然没什么出息，但毕竟学生是交了学费的，误人子弟就没职业道德了。刘文典曾说过"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并因此挺看不起沈从文的，而且反对沈从文当教授："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而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当然，这不是金老师一个人的问题。

金庸笔下有很多大侠都背负着杀父之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之前，也得先报了杀父之仇，张无忌，胡斐，袁承志，杨过，郭靖，林平之……，袁承志最大的愿望就是手刃杀父仇人崇祯，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袁承志要入宫刺杀崇祯，但阿九一句"别杀我爹爹"就让他放弃了这多年的愿望。而坚定的要替父报仇的林平之落了个悲惨下场，除了郭靖，其他人物的杀父之仇也都因为各种原因不了了之，郭靖的杀父仇人有两个，一个是小角色段天德，无恶不作，被杀了读者只会拍手称快，另外一个是完颜洪烈，被刻画成了忠贞爱情、图谋大业的政治人物，郭靖抓住完颜洪烈时，也没有亲手杀了他，而是交给了铁木真，被蒙古人杀死，完颜洪烈的死也被提升到了两国征战的历史高度，郭靖的父仇也报了。杀段天德，叫快意恩仇，美名，让蒙古人杀完颜洪烈，叫从大局出发，美名，谁说靖哥哥愚钝。所以，对于杀父之仇这件事的多种可能性，每一种，金庸都写了，现实中不能做到的不敢做的，小说里他都做了。

在1951年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金庸的父亲、大地主查枢卿被地方人民政府判处死刑枪决了。面对杀父之仇，他内心真正想选择哪一种复仇方式，我不敢说，但现实当中，他无疑选择了"相逢一笑泯恩仇"，"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会见金庸，向金庸道歉，微笑着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这看起来并不算一个过得去的交代，于是2000年年初，金庸在其自传体散文《月云》中写道："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创造了无数大侠形象的人，在强大的力量面前，依然真实的像个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自欺而懦弱，就像他的众多读者一样，当然，换了谁也大约如此吧，亦或者，真是我们难以理解的豁达大度。

李敖曾痛骂过金庸的虚伪，我倒觉得金庸未必是虚伪，而是人共有的虚弱，一心向善是个过程，过程不是结果，就必然是不完美的感受。即便如此，这个过程中还是需要不断接受历练的，就如李大师对金大师的鞭笞，看看也无妨，李大师鞭笞起他人向来是精准度很高的，只是对自己往往手软。李敖说："金庸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我责备他不该参加什么"国建会"，自失他过去的立场。他说他参加，也说了不少批评的话。我说这是不够的、得不偿失的、小骂帮大忙的，你参加这种会，真叫人失望。接着谈到他写的武侠，我说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中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虽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并且发了财。金庸的风度极好，他对我的话，不以为忤。他很谦虚的解释他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伪善"。

我倒不相信金庸是刻意虚伪，而是人性的虚弱，相信他听了李大师的话，也更多的是自省。就像当年《明报》报道逃港潮时，金庸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报道的，但在众位同事的压力之下，权衡利弊，拷问内心，他还是选择了报道，也算善事一桩。金大师在前进，在超越，而他的读者们却在江湖里陷得很深，至今无法自拔，现实中活得窝囊憋屈懦弱，而在小说里获得了快意恩仇行侠仗义的快感，现实的困境挣脱不了，而小说里却常常容易化险为夷，而且越是危险困难，越是大概率获得奇珍异果武功秘籍，咬一口耍两招，顷刻拥有百年功力，不需要漫长的时间等待和努力，这是每个不劳而获的人终极梦想，更何况这个不劳而获，收获的是绝世武功谁也杀不死，收获的是侠肝义胆的名声传颂在人间，还有绝世美人爱你爱的死心塌地，即便你不是男主角，也不必担心，下至流氓小地痞，上至王公贵族甚至皇帝，都有一个侠肝义胆人超完美的大英雄制约着他们，这看上去比法治社会还令人有安全感。这些都是虚假希望，我们的最爱。

这些就是我个人对金庸大师和金庸大师作品的看法，高铁之作，谈不上褒贬，更何况，我也愿意世间真有那么一位神雕大侠，朗声对我说道，"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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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金庸的江湖传奇与政治寓言

《纽约客》：金庸的江湖传奇与政治寓言
The Gripping Stories, and Political Allegories, of China's Best-Selling Author

作者：傅楠（Nick Frisch），耶鲁研究生院东亚研究博士生，同时也在耶鲁法学院担任研究员（resident fellow）

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the-gripping-stories-and-political-allegories-of-chinas-best-selling-author

译者：若望（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65573503/



Louis Cha, who is ninety-four years old and lives in luxurious seclusion atop the jungled peak of Hong Kong Island, is one of the best-selling authors alive. Widely known by his pen name, Jin Yong, his work,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has a cultural currency roughly equal to that of "Harry Potter" and "Star Wars" combined. Cha began publishing wuxia epics—swashbuckling kung-fu fantasias—as newspaper serials, in the nineteen-fifties. Ever since, his fiction has kept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up past their bedtimes, reading about knights who test their martial-arts mettle with sparring matches in roadside ale-houses and princesses with dark secrets who moonlight as assassins. These characters travel through the jianghu, which literally translates as "rivers and lakes," but metaphorically refers to an alluvial underworld of hucksters and heroes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Cha weaves the jianghu into Chinese history—it's as if J. R. R. Tolkien had unleashed his creations into Charlemagne's Europe.

今年九十四岁，深居港岛山巅丛林掩映的豪宅之中的查良镛是当世最畅销的作家之一。他以笔名"金庸"广为人知，其作品在华语世界的文化流行程度大约等于"哈利波特"与"星战"之和。金庸最初于20世纪50年代，以报纸连载的形式发表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就是行侠仗义的功夫幻想故事。自那之后，他的小说就一直让大人小孩都废寝忘食，彻夜读着侠客在道边酒肆大打出手比试武艺，知晓惊天阴谋的女主角亡命天涯化身刺客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物纵横于江湖，这个词可以照字面意思译为"江河与湖泊"，但其实是以比喻的方式来指贩夫走卒和英雄侠士组成的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下世界。金庸将江湖交织融贯于中国历史，这就像是托尔金把自己的创造力带向了查理曼时代的欧洲。

Jin Yong novels are now largely known through their many TV, film, comic-book, and video-game adaptations. But the original books retain a powerful hold on China's popular imagination. At one point, Jack Ma, the chairman of Alibaba, turned Jin Yong into a corporate ethos, asking each of his employees to choose one of Cha's characters as an avatar reflecting his or her personality, and to follow the "Six Vein Spirit Sword," a wuxia-styled company credo: put the customer first, rely on teamwork, embrace change, and so on. Cha has more female fans than any other wuxia writer, perhaps, in part, because the books have an emotional complexity that is rare in the genre. "There are some remarkable love stories in Jin Yong," Regina Ip, a senior Hong Kong politician and Cha superfan, told me. With his combination of erudition, sentiment, propulsive plotting, and vivid prose, he i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genre's finest writer. "Of course, there were other wuxia writers, and there was kung-fu fiction before Jin Yong," the publisher and novelist Chan Koonchung said. "Just as there was folk music before Bob Dylan."

如今，金庸的小说主要以电视、电影、漫画和游戏改编的形式为人所知。但是，原著仍然对中国大众的想象力影响至深。阿里巴巴的总裁马云就曾一度把金庸纳入企业精神中，他要求每个员工都选择一个金庸笔下的人物来代表自己的人格，并要求他们遵守"六脉神剑"，也就是一个武侠风的公司信条，客户第一、团队合作、拥抱变化，等等。金庸比任何其他的武侠小说家都拥有更多女性读者，这部分是因为，他的书有着武侠小说这一文类中罕见其匹的情感复杂性。"金庸的书里有一些精彩的爱情故事，"叶刘淑仪这样对我说道，她是一位资深的香港政治家，也是金庸的超级书迷。金庸将渊博学识、柔情蜜意、扣人心弦的情节以及动人的文笔融为一炉，故被广泛奉为最出色的武侠小说家。"当然还有别的武侠作家，在金庸之前就有功夫小说，正如鲍勃·迪伦之前就有民谣音乐。"出版人、小说家陈冠中如是说。






But Cha's books have resisted translation into Western languages.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traditionally prizes poetry over fiction, derives much of its emotional force from oblique allusions, drawing on a deep well of shared cultural texts, and Cha's work is no exception. In February, the first installment of Cha's most revered trilogy, "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 was published i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nna Holmwood by the U.K. publishing house Quercus. (An American edition is currently under negotiation.) It is the first time a trade publisher has attempted a translation of the trilogy, which begins in the year 1205, just before the Mongol conquest of China, and ends more than 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later, after approximately two million eight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Chinese characters—the equivalent of one and a half million English words. (Over three times the length of Tolkien's "Lord of the Rings" series.) Holmwood's translation offers the best opportunity yet for English-language readers to encounter one of the world's most beloved writers—one whose influence and intentions remain incompletely understood.

然而，金庸的书却一直难以译成英文。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便重诗歌而轻小说，其情感力量多借重含蓄的用典，并且要从由许许多多人所共知的文化文本组成的深井之中汲取活水，金庸的作品亦不例外。今年2月，金庸最负盛名的射雕三部曲的第一部《射雕英雄传》（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由英国的Quercus出版社推出了郝玉青（ Anna Holmwood ）的英译本（美国版目前正在协商）。这是第一次有商业出版机构尝试翻译这一三部曲，这个三部曲时间设定起于1205年，正是蒙古征服中国的前夕，迄于一百五十年多后，篇幅将近两百八十六万汉字，相当于一百五十万个英文单词（是托尔金《魔戒》系列三倍有余）。郝玉青的译本为英语读者接触当世最受欢迎的这位作家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契机。而这位作家的深远影响和幽微意图仍未被世人充分领会。



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50年代末在《香港商报》上连载

Guo Jing, the hero of "Condors," is a simpleton with a hero's destiny, who perseveres through hard work and basic decency. As a child, he is protected by Genghis Khan, spending his boyhood honing martial-arts skills on the Mongolian grasslands, mentored by a tight circle of kung-fu adepts. A roving Taoist monk finds him practicing his moves on the steppe and offers him secret meditation lessons, atop a cliff, to improve his technique—on the condition that he not tell his other masters. This is a classic premise in Chinese literature: dueling loyalties, to one's elders and one's own ambitions, compounded by a clashing reverence for different teachers. Many of Cha's plot points hinge on such conflicts, tucked between flashier punch-'em-up scenes. Later in "Condors," when the adopted son of a nomadic-tribe aristocrat learns that he is ethnically Han Chinese, readers reared on stories of millennia-old conflict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nomads from the north will register the tension between filial piety and patriotism. But the scenario may bewilder those approaching wuxia for the first time. (Readers wishing for a visual aid, and who have thirty-odd hours to spare, can consult an English-subtitled television adaptation of "Condors," from 2003.)

"射雕"系列的主角郭靖是一个有着大侠命运的呆子，毕生勤勉，坚守道义。郭靖小时候受到成吉思汗的庇护，少年时在蒙古草原上锤炼武艺，由一群武林高手教导。一位云游的道士（"丹阳子"马钰）见他在草原上练习招式，就在一处崖顶，给他传授了内功心法，以助他提高武艺，条件是他不把这件事告诉其他几位师傅。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经典主题：对长辈忠诚不渝，对自己的志向矢志不忘，再加上对不同的老师都心怀崇敬，而这就可能带来冲突。金庸的许多情节都以这样的冲突为枢纽，草蛇灰线伏于一个个炫目的打斗场面之间。《射雕》一书后文中，被金国贵族收养的杨康得知了自己是个汉人，深谙千年来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往来征伐故事的读者能够体会到忠孝之间的冲突张力。不过初次接触到武侠小说的读者仍可能会对情节感到一头雾水。（读者若想借助视频，又有三十多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不妨参看做了改编加了英文字幕的2003版《射雕英雄传》。)



It's a credit to Holmwood that, in her translation, the novel's thicket of historical names, florid kung-fu moves, and branching narratives do not obscure Cha's storytelling verve. The book began as a meandering newspaper serial, and its form is digressive, but, after a few dozen pages, the blizzard of names and ancient dates becomes less daunting, and the reader can begin rooting for individual characters, fretting over their choices and their trials. For traditionalists, who admire Cha's slightly antique Chinese style—classically inflected, densely kinetic—it is hard to imagine a satisfactory English register that would preserve both its richness and its narrative speed. Proper names, which read smoothly in snappy Chinese syllables but become cumbersome in English, must sometimes be diluted, sacrificing strict fidelity to keep the text breathing. (Without these adjustments, a kung-fu maneuver like luo ying shen jian zhang, a fleeting five syllables in Chinese, becomes the clunkier "Wilting Blossom Sacred Sword Fist.") But Holmwood's deft maneuvering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transliteration keeps Cha's signature pacing mostly intact. And her version maintains enough allusive breadth to pique the interest of the sort of fan who might learn Elvish to dive deeper into Tolkien's universe, without sacrificing the original's page-turning appeal.

值得为郝玉青记一功的是，在她的译文中，《射雕》这部小说里错综复杂的历史名词，绚丽耀眼的武功招式，枝蔓横生的叙事分岔并没有盖过金庸说故事的神采。该书最初是旷日持久的报纸连载，开篇形式散漫，但几十页后，劈头盖脸的人名和年代日期不再那么烦人，读者就能够开始与一个个人物同悲同喜，对他们的抉择和磨难感同身受。欣赏金庸那种略带古风却又灵动徐舒的文体的人，恐怕很难想象能有令人满意的英文翻译可以兼顾他小说的丰富性和叙事的速度。各种专有名称用中文来念总是铿锵流转，但在英语中就显得滞涩呆板，有时就必须牺牲一定忠实度，予以缩减，给行文留有余裕（如果没有这样的调整，像"落英神剑掌"这样的武功招式，中文里就是五个字，英文就变成冗长的"Wilting Blossom Sacred Sword Fist"）。而郝玉青在意译和音译之间巧妙的来回穿插将金庸标志性的叙事节奏最大程度保留了下来。而且她的译本留有足够的暗示广度，以激起爱好者的兴趣，自行探索（就像有些忠实拥趸会通过学习精灵语来深入托尔金的世界），同时并没有牺牲原著让人欲罢不能的魅力。



1960年代，金庸（左数第二个）与电影《神雕侠侣》的演员合影

For Cha, using the past as a mirror for the present was more than an academic exercise. He was born, in 1924, in a prosperous town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second of seven siblings, to a family that had a history of service to the throne. In 1727, after one ancestor offended the Emperor with a poorly chosen poetic couplet, his severed head was displayed on a pike. Two centuries later, when Japan invaded Chin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ha's family was displaced, and his mother, ill with exhaustion, died while fleeing Japanese bombs. After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1949, Cha's father was deemed a class enemy and executed, and the family estate was seized. By then, Cha was living in the safety of Hong Kong, a British crown colony. He hoped to be a diplomat, but, with no options in the new Communist government, he worked as a screenwriter, film critic, and journalist. He began writing wuxia serials in 1955, to immediate acclaim.

对金庸而言，以史为鉴远不只是一种学术工作。他1924年生于长江三角洲一个富庶的市镇，七个兄弟姊妹排行第二，家中曾累代效命帝王家。1727年，家中一位先祖曾因给皇帝呈了一副坏对联，被枭首示众。两百年后，日军侵华之时，金庸一家流离失所，母亲四处躲避日军轰炸，积劳成疾而死。共-产-主-义-革-命之后，1949年，金庸的父亲又被定为阶级敌人而被处决，家宅亦被占去。那时金庸身在英国皇家殖民地香港，这才安然无恙。他本想做外交官，但在新的共产主义主义政府没有任何机会，于是他就做起了编剧、影评人和记者。1955年他开始写武侠小说连载，当即获得好评。

The success of "Condors," his third novel, allowed him to found his own newspaper, Ming Pao Daily News, in 1959. In the paper's early years, Cha wrote many of its front-page stories and editorials himself, decrying Maoist excesse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first, Ming Pao hovered near bankruptcy, but it was kept afloat by its must-read fiction supplement, which serialized other people's novels as well as Cha's own, in genres ranging from dime-store noir to Lovecraftian horror. Cha staffed the newsroom of Ming Pao with classically trained historians and poets, mostly refugee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this gave his newspaper, along with his novels, a classical texture that Communist cultural reforms starched out of much post-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cluding most contemporary Chinese book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today). Cha's stridently anti-Maoist editorials earned him credible death threats from Hong Kong's Communist underground, and, in 1967, he briefly left Hong Kong for the safety of Singapore. When he returned, his reputation as a political journalist who risked his life for the cause of his fatherland had grown.

他的第三部小说《射雕英雄传》大获成功，这使他得以在1959年创立自己的报纸，《明报》。《明报》创立之初，金庸本人写了很多头条故事和社论，指斥mao在大跃进和文ge期间的肆意妄为。一开始，《明报》濒临破产，全靠畅销的小说副刊维持，其中连载了其他人以及金庸自己的小说，品类复杂，从烂俗险怪直至情爱惊悚。金庸将一批旧学深厚的历史学者和诗人招入《明报》麾下，扩充新闻编辑部，他们多是大陆来的难民。此举令《明报》，也包括他自己的小说，具备了一种古典的质地，而这一文学品质已经被共-产-党的文化改革连根拔除，不复见于革命之后的文学（大多数译成英文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也是如此）。金庸严厉的反mao社论给他带来的是香港d地下组织明目张胆的死亡威胁。1967年，他短暂离开香港，避祸新加坡。当他回来时，他作为一名为祖国的事业甘冒生命危险的政治记者的声望随之日隆。



"射雕"三部曲第三部《倚天屠龙记》1961年平装本的封面

In 1981, Cha's prominence in Hong Kong earned him an invitation to Beijing, to meet Deng Xiaoping, Mao's pragmatist successor. Deng treated Cha's family to a private dinner and professed himself an avid fan. Cha returned the compliment, telling reporters that Deng had a noble bearing, "like a heroic character in one of my books; I admire his fenggu," the wind in his bones. Then, as the 1997 termination of Britain's colonial lease of Hong Kong approached, Cha was appointed to a prestigious political committee charged with implementing Beijing's vague promises of political "autonomy," the price extracted by London in exchange for a peaceful handover. Hong Kong, a city full of refugees from the regime, watched nervously as Cha staked out conservative positions on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Supporters of his anti-Communist editorializing felt betrayed, finding his new positions too accommodating to Beijing; others wondered if his desir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litics of his fatherland, and his newfound coziness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had an ulterior, authorial motive: to be read. Deng, by lifting the Communist Party's censorship ban on "decadent" and "feudal" wuxia novels, uncorked a reading craze. The timing was good: after Mao's vandalisms, many Chinese sought to xungen, or return to their roots. Cha's novels offered narrative pleasures steeped in the splendors of China's past.

1981年，因其在香港的显赫声望，金庸获邀前往北京去见deng，mao的实际继任者。邓请金庸一家吃了一顿私人晚餐，并自称也是金庸的书迷。金庸也恭维了回去，他对记者说邓有一股贵气，"我一直很钦佩deng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之后，随着1997年英国归还香港这块殖民地的时间临近，金庸受命参与一个声望卓著的政治委员会，负责履行北京方面含糊不清的政治"自治"承诺，这是伦敦为实现和平移交要求北京付出的代价。香港这座满是大陆政权难民的城市，紧张地注视着金庸在民主代表问题上的保守立场。支持他反mao社论的人觉得被背叛了，他们认为他的新立场对北京太过委曲求全；另外一些人想知道他是否会参与祖国的政治。而他与d刚刚开始的暧昧其实有一个不好明说的动机，他作为一个作家，希望有人来读。邓解除了中共对"颓废"、"封建"的武侠小说的审查禁令，掀起了一股阅读热潮。时机也正好：在mao的大破大毁之后，许多中国人想要寻根。金庸的小说提供了沉浸在中国辉煌的过去之中的阅读快感。



For decades, Cha brushed aside claims that his fiction allegorized modern politics. For many readers, this stretched credulity: as Ming Pao was documenting the horrors of the Mao period in its news and opinion pieces, Cha's daily wuxia installments featured an androgynous kung-fu master whose followers worship with cultish devotion. Another novel's antagonist was a sinister sect leader who, with his shrill and domineering wife, seeks to establish supremacy over the jianghu. The parallels to Chairman Mao and his wife, Jiang Qing, and their Red Guard followers, were not hard to see. Yet, Cha has always been coy about whether his books were meant to yingshe, or "shoot from the shadows," to indirectly critique current politics through a narrative of the past.

数十年来，金庸断然否认自己的小说是关于现代政治的寓言。但对许多读者而言，这种说法不可轻信：当《明报》以其新闻和评论文章记录下了mao时代的恐怖之时，金庸的每日武侠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位亦男亦女的武林高手，其追随者同样顶礼膜拜。小说中的另一主角是一个妄图一统江湖的阴险掌门人，他有一位尖着嗓门颐指气使的夫人。mao，老婆jq，还有他们的红w兵，这种对照恐怕是一目了然。不过，金庸一向对他小说是否意在"影射"讳莫如深。

Four years ago, I met Cha at the Shangri-La Hotel, which sits at the foot of the rain-forested mountain that dominates Hong Kong Island, for an interview about his literary legacy. Cha has been frail since suffering a stroke, in 1997; he is unable to walk or write, and speaks with difficulty, relying on a retinue: his third wife, his secretary, his publisher, a nurse, a personal assistant, and a rotating cast of protégés. The meeting, one aide told me, would likely be the last interview of Cha's life. We had lunch in a private dining room, and he sat facing the door, the feng shui seat of honor. His voice, thick with home-town dialect, was weak and hoary, but he managed a few answers in a mix of Mandarin, Shanghainese, and Cantonese. (His English and French have left him.) I asked him about 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his work, and he made a surprising acknowledgment. "Master Hong of the Mystic Dragon Sect?" he said, referencing the antagonist of his final novel, "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 "Yes, yes—that means the Communist Party." Cha acknowledged that several of his later novels were, indeed, allegories for even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四年之前，我在位于一座俯瞰港岛的雨林山山脚处的香格里拉酒店见到了金庸，做一个有关他的文学遗产的采访。自从1997年中风以来，金庸一直身体虚弱，他没法走路，没法写作，讲话也困难，事事都仰赖一批随从人员，其中有他的第三任妻子，他的秘书、出版人、护理、私人助理，还有一些轮班的门生。一个随从人员告诉我，这很可能是金庸此生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我们在一间私人餐厅吃饭，他坐正对着门的位置，风水宝座。他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听着绵软无力，但还是混用国语、上海话和广东话勉力作答（英语和法语已经忘光了）。我询问他作品的政治蕴意，他出人意料地承认了。他提到了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中的一个人物，说道："你说神龙教教主洪安通？是的，神龙教说的确实是共chan党。"金庸承认他后几部小说的确是文ge若干事件的寓言。

"Condors," written in the late fifties, captures the trauma of the Communist takeover, through the ancestral memory of the nomad invasions from the north. Its characters face the same challenges as Cha's generation: deciding whether to join the new northern regime or flee to the south as a patriotic refugee, and the anguish of losing the rivers and mountains of one's ancestral land. Though it's a work of kung-fu fiction, the book evokes the central Chinese metaphor of writing history: the mirror, an edifice of the past that we gaze at, seeking glimmers of the present.

写于1950年代末的《射雕英雄传》以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侵掠中原的故事，捕捉到了d占领大陆带来的创伤。其中的人物面临着金庸这一代人同样的挑战：要在加入北方的新政权，还是逃到南方做一个爱国遗民之间做出抉择，后者就意味着要饱受失去故国山河的创痛。而《射雕英雄传》虽然是一部功夫小说，却援用了中国史传传统最核心的比喻：镜，注视往古的遗迹，以求烛照当下。






——后现代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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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尘：金庸小说在西方为什么不受欢迎

原创： 风尘 独立作家 2017-12-07

金庸作品风靡话语文化圈长达半个世纪，在中国通俗文化领域算是一个奇迹。最近，有消息说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被翻译成了英文。其实早先就有金庸小说英文版，如《书剑恩仇录》《倚天屠龙记》之类，并没有多大影响。这次对于金庸小说的译介，虽然造成了一个新闻，使得中国人莫名其妙自豪一把，但在实际上，恐怕同以往一样，在西方同样没有市场。

中国最伟大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他的作者生前从没用它换来一文钱，而这本书却让无数专家学者，酒囊饭袋吃了一辈子。至今为止，自封的红学专家仍多如驴毛。但是《红楼梦》在西方，广泛不为人知。中国古代小说在西方最出名的莫过于《水浒》《西游记》《聊斋》《十二楼》之类。《红楼梦》的故事显然不够曲折，沉湎于琐碎的细节描写，加之思维病态，故不能使得西方读者喜爱。金庸作品较之《红楼梦》颇为不如，然而，推崇者仍极尽夸张之能事，把他吹的似乎要赶上甚至超过前者。有一种狗屁文章，旨在衍生探究金庸作品个别情节，说得煞有介事，写这种文章的家伙竟能发财。中国最有名北京大学，也动不动开设什么金庸武侠小说研究课程，把原本信笔所之的通俗作品，说得玄之又玄，似乎满富科学道理。金庸本人表面装作一副谦虚嘴脸，实则颇以为傲。然而，纵然吹捧的人再多，都不能保证金庸作品的文学成就。从整个文学观点上看，金庸作品，纵然再好，也只是通俗文学，永远无法与世界伟大名著如《复活》《卡拉马佐夫兄弟》《大卫科波菲尔》等相媲美。

而金庸的作品纵然影响广大，也仅仅是在华语世界。一出华语世界，有多少人去看，恐怕难说，尤其在欧美世界，我估计金庸小说更无法与大仲马、司歌得、斯蒂芬金、托尔金、丹布朗等人相媲美。无一例外，他们都是最畅销的欧美作家。

中国文化没有影响世界的格局

为什么说金庸是华语世界的宠儿，却无法打入欧美世界，最大原因是，中国文化面对强大的欧美文化，几乎一无是处。金庸作品恰恰大部分继承了古典小说的风格，虽然在个别地方引进西洋小说风气，但主体不脱古典小说套路。不论用词，句法，一派中国风气。就因为这，金庸成了那些海外华人追捧的对象。

但是，惟其如此，金庸小说一旦进入欧美世界，就失去在中国的光环了。中国文化虽在古代对世界稍有贡献，但中国文化本身并没有影响世界。中国文化除了影响了日本韩国朝鲜，东南亚，安南等周边国家，对于中亚和欧洲，可谓并没有多大影响。反而，西域文化对中国影响巨大，吃穿住行，中国人都是从西域学来的。中国文化明显是一种个体文化，不具有影响世界的能力。主要因为中国文化太过于违背自然法则。像缠足、包办婚姻、蓄发、峨冠博带、长袍马褂……除了在中国有市场，放到欧美国家，无一例外受到排斥，原因无他，这些都是违*反*人*性，"克己复礼"的产物。中国文化最大的部分"礼"，西洋人统统不能接受，中国传统那种活人被尿憋死的作风，在西洋人看来实在愚昧之极。

这就是为什么，自近代以来，中国所有的产品，都不能引领世界的原因。与之相反西洋近代的文化，却是一种普世文化。不论世界哪个地方，一旦西洋文化入侵，传统文化立马沦陷。如今中国的就是一个全盘西化的国家，离开了西洋文明，我们日常生活可谓寸步难行。麦当劳、肯德基、苹果手机、LV、香奈儿、范思哲……中国人一听到这些东西，就高兴的屁滚尿流，以为时尚。反之，中国传统的大花棉袄、雪花膏、布鞋、尿罐……哪个年轻女孩还用，不但不用，她还嫌丢人哩。

中国文学，明显也是一种个体的文学，特殊的诗歌形式，特殊的文言句法，特殊的小说结构，在西洋统统不受欢迎。这就是为什么《红楼梦》被翻译到国外而饱受冷落的原因所在。但是莎士比亚作品，不论翻译成哪国文字，他都是世界第一流文豪，这就是差别。中国不少庸俗作家，也看出其中的关窍，于是写作刻意模仿西方，或者作品中多多加入外国人或西洋元素，这一来，就被西洋二流评论家重视。莫言就是靠这种迎合的功夫而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

刻意迎合西方品味，明显是一个国家传统文化衰落的最有力证据，当今中国不少国产大片，就刻意模仿西方，仿佛电影拍出来不为中国观众。冯小刚的《夜宴》模仿《汉姆雷特》，陈凯歌无极套用《麦克白》，更恶劣的《封神传奇》，几乎看不出中国元素。一个整天大叫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其实哪来五千年历史，狗屁胡诌），居然沦丧到做西方的跟屁虫，人类历史上，着实罕见。

金庸作品是老派中国文化的产物，它还并没有完全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样半生不熟的东西，拿到国际上更没有竞争力，西洋人怎么会看这样的东西。

金庸小说技巧不过关

除了文化本身的问题，金庸小说在技术上并不过关。按照传统小说技法，金庸小说诚然是够格的，但按照西洋小说技法，金庸作品大多数就不怎么样了。

金庸作品当中，仅仅《雪山飞狐》《越女剑》《鸳鸯刀》等几篇短作有结构，那些长篇巨作，无一例外，都是结构松散的故事大合集。《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结构还算精密，但不够紧凑，而其他作品就没有结构。这在西洋小说就是大忌。西洋小说最重结构，通篇往往只讲述一个中心故事。而中国传统小说是没有结构可言的，都是什锦拼盘，故事大合集，前后没有什么内在关系可言。《西游记》中三打白骨精和偷吃人参果可以前后调换，而不影响全书。但在西洋小说里，前后都是有机关系，万万改动不得。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同样篇幅巨大，但他只讲述了一个报仇的故事。《神雕侠侣》讲的什么故事，你恐怕一句话就不能概括。这种流水账式的故事结构，占据大部分金庸作品，《射雕英雄传》是最典型的代表。

除了结构之外，金庸小说语言啰嗦，武打描写冗长无聊。有些"国产"读者就不能忍受，何况西洋读者。爱好金庸小说的人常说金庸小说如何神妙，但他们无一例外是富贵闲人，有悠闲的雅致。金庸小说语言特别啰嗦，这是它篇幅长大的主要原因，也是最大的毛病，这自然不是金庸的什么自创风格，而是报纸连载的原因。金庸作品全是报纸连载的，每天写一段，凡是连载的东西最容易写长。君不见网络小说乎？个个篇幅巨大。反之，古龙小说好多是直接出版的，他的小说就篇幅小的多。金庸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商业作品。

而金庸武打描写过于繁杂，恐怕西洋读者会嗤之以鼻。为什么呢，金庸小说产生于电影不发达的年代，所以他的作品描写繁杂，颇能使得一部分人神往。但是在电影电视爆炸时代，那种复杂的武打描写，就失去了意义。谁闲着没事看那种文字描摹的武打场面。尤其在西方那种最讲效率的社会，打败对手用枪一下就行了，两个人反反复复对拆了几百招，不是神经病是啥？

中国功夫虽然风靡世界，但武侠小说却未必也。

金庸作品价值观与西方不合

这些技术层面上的东西还是小焉者也，更重要的，金庸在作品中表达的价值观，西方人恐怕都不能接受。金庸小说中弥漫着强烈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有些观念很反常的。比如郭靖爱国就违反常理。郭靖从小在蒙古长大，他应该爱蒙古才对，怎么会爱大宋，这是我当初看《射雕》最不解之处。试想一个中国孩子从小在美国长大，他怎么会对大洋这边的中国有感情，郭靖爱国最是做作无聊。西方人根本没有什么爱国观念，只有个人理念。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其实是英国人，帮着美国和英国对干，最令人不解的是他晚年回到了英国，居然屁事儿没有。这在中国都属于不可饶恕的汉奸之罪也。中国那些称为汉奸的人，如汪精卫，胡兰成只是政治主张不同，却被万人唾骂，万劫不复。

《天龙八部》里也弥漫着这等莫名其妙的狭隘民族主义。丐帮等一干中原豪杰，时时刻刻打着为国为民的大旗，实则他们私德朝差，阴谋诡计不断。我就想不明白，皇帝江山，与你们这些 di 端人口有啥关系，自己的生存地位不去争取，受了压迫反而要帮皇帝抵抗外国。我这个中国人尚且想不明白，西方人更不在话下。而且金庸小说弥漫着那种地痞流氓的哥们义气，这种一窝蜂式的群体主义，为西方人最为痛恨。西方人讲究契约，什么私人情感都靠不住。

不单单这些，金庸作品中充斥着中国社会的那种市侩主义，和事老作风，主人公除了杨过，其他人社会关系都不错。这就与西方思想背道而驰。西方人最欣赏那种少数勇于进取的先知，哪是那种会做人的滑头分子。

其他诸如此类的价值观多不胜数。

金庸在大陆为什么这么红？

金庸作品一开始被大陆禁止，开放之后，越吵越热。这当然因为金庸作品较之其他通俗文学实在是高人一等。中国武侠文学虽然再度复兴，但与民国时代旧派武侠相比，可以说颇为不如。新派武侠作家除了金庸梁羽生之外，其他都没有多少文化，新派武侠作家虽然多如驴毛，但是有成就的，也就是金庸梁羽生二人而已。加上中国通俗文学，除了武侠之外，一无是处，科幻，推理，恐怖，言情，都没有大家，金庸可谓独霸通俗文学领域。

尽管金庸作品有一定吸引力，但是他在大陆被捧到至高无上的境地，很大程度上还是政治的原因。稍有见识者都知道，中国至今仍然是Z治挂帅的国家，但凡当局推崇，扶植的东西，往往是最流行。中国有个下三滥，不讲理的蹩脚网络作者曰周小平，那文章写得实在臭不可闻，虽然他每篇文章必遭到嘲笑，但仍被各大门户网站推为头条。这明显就是"人造"的热点，有Z治势力在背后推动。金庸在大陆，同样成了统战的工具，因为他曾经会见过邓小平，邓小平被世人崇拜，连带会见过的金庸也成了宠儿。王健林成了首富，他洋相出尽的儿子也成了名人，这才是其中的真相。反观梁羽生，却沦落到被完全忽略的境地，但以文学价值而论，梁的作品在某些方面要胜过金庸。

西方通俗文学是什么格调

西方通俗文学之发达，远非中国所能及也。作为商品文学，西方通俗小说分工明确，高手如云。西方通俗作品，最流行的莫过于侦探和科幻。这两个类别都基于严密的科学理论，非如武侠小说荒诞无稽。西方文化重科学原理，西方之天使往往生有翅膀，而中国之神仙，脚一蹬，驾云而去，毫无科学道理可言。

除了科学之外，还有法制精神，侦探小说最后凶手受到的只能是法律的惩罚，非如武侠小说中动辄私厢斗殴也。中国之所以成为武侠小说诞生的土壤，最根本的，就是一贯缺乏法制精神。做官的视法律为打手，用来公报私仇颇为有才，依法办事的官员至为罕见。

金庸作品受佛教影响甚大，面对罪恶，金庸提倡忍耐，用佛法化解。而西方的基督教社会，有坚定抗恶的思维。西方好多电影小说里，姑息忍耐，只会加重罪恶，面对罪恶，一定要奋起反抗，不然，恶势力就会更大。西方读者如果看到金庸作品中如此没有是非观念，恐怕也崇拜不起来。


独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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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武侠泰斗金庸（查良镛）逝世，享年94岁。

悲痛之余，让我们来重温一次金庸先生在北大的这次经典演讲。

金庸（查良镛）先生于1994年10月3日至29日赴北京大学访问，并接受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下面刊出的是金庸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仪式上的演讲录音记录，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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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

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

这几年我常在英国牛津大学，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英国对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他写了一部很长很长的《历史研究》。

他在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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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如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

汤因比说：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

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像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国家的内战不休。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前后写的，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

就我看来，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期有七个：

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外族进攻；

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

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时间也有四百年；

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时间约三百年；

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是400年；

第六是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

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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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

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又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

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后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缚人的行为，那当然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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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一些游牧民族本来很强盛，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闹分裂。父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或者三个儿子抢父亲位子，罗马也有这种情况。一抢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内乱。本来很强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

我们民族从西周开始，虽然自己内部斗争也不断有，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世袭制度，即父亲死了，嫡长子继位，这是当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会就会很稳定，内部斗争就会大大减少，这也是民族强盛的重要环节。

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很长很长的时候是外族统治的，如北魏。其实隋唐也有很大的少数民族的成分，主要是鲜卑人。

有一个情况不知各位想到没有，我的小说中写过一个人叫"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很骄傲，他一生与人比剑比武从没有输过，所以他改个名叫求败，希望失败一次，但却总没有败过。这个"独孤"就是鲜卑人。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是鲜卑人，就姓独孤。"鲜卑"这两个字，有些学者说"西伯利亚"就是"鲜卑利亚"，鲜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亚那一带。但这不是很一致的意见。

北周的时候，有个大将军叫独孤信，他有很多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皇帝，第四个女儿嫁给了唐高祖的父亲，第七个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炀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则应叫隋炀帝为表叔。他们都有鲜卑的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妈妈姓窦。唐太宗的皇后姓长孙，长孙和窦都是鲜卑人的姓。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鲜卑人。

据《唐史》记载，唐朝宰相至少有二十三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鲜卑人。那时候说"胡人"就像我们现在说"洋人"一样，没有歧视的意思。

在唐朝，有二十三个外国人当"国务院总理"，可见唐朝对外国人一点也不歧视。

再说汉朝，汉武帝与匈奴交战，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个匈奴王子叫金日蝉，在汉朝做官，很受汉武帝重用。汉武帝死后，他的身后大事交给了两个人，一个是霍光，一个就是金日蝉。由此可见，我们民族壮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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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太擅长打仗，与外国人打仗时，输的多，赢的少。但是我们有耐力，这次打不赢没关系，我们长期跟你干，打到后来，外国人会分裂的。

匈奴人很厉害，我们打他不过。汉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围困，没法脱身。他的手下便献了一条妙计，去向匈奴皇后说，汉人漂亮的小姐很多，你如果把汉朝皇帝抓来，把汉人打垮了，俘虏了大批汉人中的漂亮女人，你这个皇后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后中了这个诡计，影响匈奴首领，便退兵了。

匈奴后来分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则向西走，一部分到了法国，一部分到了西班牙，一部分到了英国，以至灭亡了整个西罗马帝国。

西方历史中的匈人是否匈奴人？史家意见不一致，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国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却把整个欧洲打垮了。隋唐时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们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华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则向西行，来到了土耳其。后来土耳其把东罗马帝国打垮了，把整个君士坦丁堡占了下来，直到现在。

所以我们不要一提起历史就认为我们民族不行，其实我们民族真正不行，只是十六世纪以后的三四百年的事情。

最近我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聚餐会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东亚经济的学者，他和我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时说，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很发达，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十六世纪以后才慢慢被英国赶上去。而国民总收入却是到了1820年才给英国超过。中国国力居世界领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

那位学者对中国经济前途非常乐观，他说大概到2020年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又会是全世界第一，并能长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后的四五十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赶得上。我听了之后很兴奋，问他是否有数据？他列举了很多统计数字。他是专家，不会随口乱说。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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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是很先进的，到宋朝尤其先进，大大超过了欧洲。那时我们的科技发明，欧洲是远远赶不上的。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在宋朝已经非常兴旺发达了。

现在大家用的钞票也是中国发明的，在宋朝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时我们的金融制度相当先进，货币的运用相当成熟。

那么欧洲人什么时候才开始转机呢？应该说是到了中国的明朝，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落后了。

我想其中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很严，一点也不自由开放，动不动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吓得人们不敢乱说乱动，全部权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

另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把航海的船只全部烧掉，以为如此一来就能断绝与倭寇的来往，饿死倭寇。这是对日本完全不了解。这种愚蠢的禁令，当然是永乐皇帝时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事情了。

明朝一实行锁国政策，整个国力便开始衰退。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却开始发展，工业革命也开始了。

有一个有趣的时间值得注意，那就是十六世纪初的一五一七年，德国的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权威，反对神权控制，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正德皇帝是个很无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干了许多荒淫无耻的勾当。

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国是很富庶的，到了宋朝、元朝也还可以，那时候科学发达、交通方便、对外开放。而欧洲正是封闭的时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学术思想不自由。你如说地球围绕太阳转，他便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闭的。

到了十六世纪，欧洲自由开放了，科学发明开始了，可是中国反而长期封锁起来了。这是最大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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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

另有一个重要观念，今天没有时间详谈。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我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

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坐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上面我讲到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的时候，并没有非常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

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像长城，处于守势，平稳、调和，是"静"的文化。

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后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

由于科学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今后的世界大战将不可思议。一些疯狂的人也许执意要打核战争，殊不知道这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同归于尽。这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目前对打核战争都不太担心，他们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不断地被浪费；第二是环境污染；第三是人口爆炸。这三个问题将关系到人类的前途。

所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键。

十九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伦敦，二十世纪初转到了纽约，到了战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二十一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是上海，其实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



——正商阅读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10/blog-post_273.html

金庸：跨越地域和時代的華語武俠文學泰斗

如果說在華人世界只有為數不多的名字能夠在文學、影視、媒體、政商等多個領域擁有不分地域、貫穿時代的影響力，金庸算是其中一個。

他是華語世界獨步天下的文化現象，他一個人就幾乎代表了一個文學類別，從香港報刊讀者到中國大陸電視觀眾，從平民百姓到國家領導人，從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商人到新世紀的歐美學者，任何一個會說中文的人都有可能受過他的影響。

2018年10月30日晚間，本名查良鏞的武俠小說宗師、政論家、企業家、資深傳媒人，在香港養和醫院病逝，終年94歲。

他更為人所熟悉的名字是金庸。從1955年的《書劍恩仇錄》開始，一直到1972年封筆前的最後一部小說作品《鹿鼎記》，他以這個筆名創作的15部小說將超現實的魔幻武術、現實的政治歷史寓言、人間的愛恨情仇結合起來，從報紙風靡一時的連載逐漸變成載入博物館的當代文學珍寶。

他的武俠小說最初於上世紀50年代在香港《新晚報》和《香港商報》連載，之後又刊載於他自己創辦的《明報》，60年代還出現在新加坡的《南洋商報》，以及他創辦於1967年的《新明日報》。之後多年，他的作品通過書籍、廣播連載、電視劇、電影乃至電子遊戲等介質在亞洲各地廣為傳播，並被翻譯成日文、英文、越南文等多國語言版本。

據估計，金庸的小說在全球共賣出近三億本——而這還是正版書籍的銷量。

一句出處不詳的話時常被引用：「凡有華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小說。」

出身望族，醉心文字

1924年3月10日，查良鏞出生於浙江海寧。據載，查家是書香世家，在康熙年間曾創造過「一門十進士，叔侄五翰林」的科舉神話；至近代，海寧查氏的一個分支在中國北方的後代當中出了被許多現代文學專家奉為「現代詩歌第一人」的詩人穆旦（原名查良錚），而海寧另一望族後代徐志摩，據稱是查良鏞的表哥。

查家家學淵博，藏書豐富，查良鏞在憶及童年時曾說：「我幼時雖看不懂，但找書卻方便。」據說他所讀到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是八歲時讀的《荒江女俠》，之後就成為武俠小說迷。

他在15歲時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是指導學生考試的工具書《給投考初中者》。40年代，他先是因為發文諷刺學校領導而被中學開除，後來又因為指責校方而被大學開除。之後在兼職大學教授的堂兄幫助下，他插班入讀東吳大學國際法專業，於1948年畢業。

也是在完成學業的這段時間，查良鏞開始當記者，曾在上海《大公報》擔任國際新聞編輯。1948年3月，24歲的他被派往香港，在複刊的《大公報》香港版先後擔任記者、翻譯和編輯。

1952年，曾經短暫希望去做外交官的查良鏞轉入《新晚報》做副刊編輯，並開始大量撰寫副刊文章，也對電影、戲劇、歌詞等文學載體廣為涉獵。兩年後，兩名拳師在澳門的比武吸引香港數萬人過海觀戰，《新晚報》借此風潮請編輯創作武俠小說連載——這時候被約請創作這一體裁的兩名副刊編輯，便是筆名「梁羽生」的陳文統和筆名「金庸」的查良鏞。

武俠連載

作為一種文學題材，一般認為中國的武俠小說是起源於唐代，但是武俠文化的文學源頭，卻可以追溯到漢代司馬遷《史記》當中的章節《遊俠列傳》。

1954年的那場比武熱潮之下，《新晚報》的連載令這種古典的中國文學類別重新煥發生命。梁羽生的《龍虎斗京華》和一年後金庸發表的《書劍恩仇錄》令《新晚報》銷量大熱。

之後，查良鏞又先後在《商報》連載《碧血劍》和《射雕英雄傳》，「金庸」這個名字逐漸成為現代武俠小說的一個座標。

憑借著在武俠小說領域建立的聲望與影響力，查良鏞在1959年創辦《明報》，他希望用趣味話題配上自己的武俠小說，建立一份別樹一幟的小報。

《明報》見證了金庸武俠的一段全盛時期。《神雕俠侶》扭轉報紙初期的虧損狀態，之後《明報》又連載了1961年的《倚天屠龍記》、《鴛鴦刀》、《白馬嘯西風》，1963年的《天龍八部》等作品。一直到1972年完成《鹿鼎記》之後，金庸宣佈封筆。香港一家媒體稱，金庸「在退出俠壇時仍稱霸武林」。

在邁入經濟繁榮時代的香港，金庸與小說家倪匡、文化人蔡瀾及詞曲作家黃霑並稱香港「四大才子」。

金庸的武俠小說成為一個文化標記，他筆下的武俠故事承載著他對自己已經離開的祖國大陸深邃的歷史、文化和哲學的依戀，也滲透了他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歷著陣痛的憂心。也正在此時，他經歷了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以其筆鋒盡情施展他對華語世界的洞察。在他最多產的《明報》時期，他被認為幾乎是一手寫武俠，一手寫時評。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1960年代也正是中國政治激烈動蕩的時代，在此階段香港同樣左派思潮盛行。對於「大躍進」和毛澤東領導下的文革這兩段歷史，《大公報》、《文匯報》對許多敏感事件都未予報道，而查良鏞的《明報》卻表現出以批判態度報道內地「難民潮」和文革的編輯取向。這種取向甚至體現在了他的武俠作品當中——金庸自己曾承認，《笑傲江湖》是一部諷刺文化大革命的武俠小說。

也是在這段時期，《明報》從一份以文學、趣聞和馬經為主的小報升格為一份被知識分子接受的報刊，建立了「言論獨立」的形像。文革時期開闢的「北望神州」版塊，也為當時對中國大陸了解不深的香港人打開了信息窗口。

香港的左派分子一度將查良鏞列入「暗殺名單」。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時期，查良鏞也短暫遷移至新加坡。

金庸的武俠小說上世紀80年以前在中國大陸被列為禁書。而毛澤東去世後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不一定是中國內地最早讀過金庸小說的人，卻可能是對內地金庸書迷而言影響最大的讀者。有傳聞指，鄧小平在文革被流放的歲月結束後，曾請人幫他從境外購買一套金庸作品。

1978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港澳及海外的一些知名人士獲邀訪問中國大陸，曾經撰文讚揚鄧小平的金庸，也在1981年作為《明報》社長受到邀請。

他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獲得了鄧小平的接見，並且據稱是鄧小平走上最高領導崗位之後會見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在會面時，鄧小平對查良鏞說：「歡迎查先生回來走走！你的小說我讀過，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

也是在這一年，英女皇授予查良鏞OBE勳銜。時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戴卓爾夫人）首度訪華時也單獨會見了金庸。

這一時期的金鏞已經成為香港政壇一個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人物。他曾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改制小組召集人，並曾三次北上，會見過鄧小平、胡耀邦和江澤民等中國最高層領導人。

1984年，中國對金庸作品解禁，令億萬中國大陸讀者得以趕上其他華語地區，光明正大地成為金庸武俠書迷。曾經被輿論批評為鼓吹年輕人早戀、斗毆的金庸武俠作品，進入中國大陸主流文壇，並在21世紀初被部分選入中學語文教材。

金庸的武俠作品在陸港兩地均受到廣泛讚譽，而在特定的時代，他的「政治現實主義」也令他在台灣、大陸、香港和港英等多方政治勢力的博奕當中最大限度的獲得認可。

世間情
查良鏞一生經歷過三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杜冶芬是演員杜冶秋的姐姐，與他在1948年於上海結婚，之後和他一起移居香港，後在1950年代離婚。

第二任妻子是記者朱玫。他們1956年在香港結婚，之後育有二子二女。70年代，二人婚姻出現問題，查良鏞的長子查傳俠在1976年自殺，年僅19歲。查良鏞後來曾回憶說：「我記得接到大兒子在美國過世的消息後，好灰心，好難過；但那天還要繼續在報館寫社評，一面寫就一面流淚，一直都很傷心，還是要寫。」

據《大公報》報道，在第二次婚姻臨近尾聲時，查良鏞結識了當時年僅16歲的侍應林樂怡，後來二人在70年代完婚，直至終老。

1972年之後，金庸沒有再發表任何一部小說。1989年的時候，查良鏞曾向《紐約時報》表示：「我老了，我的想像力不如年輕的時候了……我不能把我的人生都獻給我的書迷們，36卷夠他們讀的了。」

不過在之後數十年中，他兩度再版自己的武俠系列作品，直至2006年的再版《鹿鼎記》。2018年2月，他的《射雕英雄傳》首次推出英譯版，是金庸作品較近期的一次發行。

他的《神雕俠侶》中，人物李莫愁時常引用中國古代文學家元好問《摸魚兒·雁丘詞》中的一句「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而金庸在創作中也寄托了很多自己的情感。

金庸在世紀初的一次訪問中曾說：「我正在寫的時候，以後重讀自己作品的時候，常常為書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淚。」

「我寫楊過等不到小龍女而太陽下山時，哭出聲來，寫蕭峰因誤會而打死心愛的阿朱時哭得更傷心；我寫佛山鎮上窮人鐘阿四全家給惡霸鳳天南殺死時熱血沸騰，拍案而起，把手掌也打痛了。」

談到自己作品的最大價值時，他說：「我的小說價值在於強調是非觀念，做人強調要有俠義精神，看到不公平的事情要站出來，同情弱者，見義勇為，不該做的事情不做。」

金庸的情與真，為他贏得了億萬讀者的心。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6034549

武俠小說作家金庸病逝 享年94歲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世界著名武俠小說作家、《明報》創辦人金庸今天下午在親友陪伴下於養和醫院逝世，享年 94 歲。

小說風靡全球

金庸生於 1924 年 3 月 10 日，本名查良鏞，1948 年移居香港。自 1955 年起，至 1972 年止，以筆名「金庸」創作一共 15 部武俠小說。書迷把當中的 14 部作品，即《書劍恩仇錄》 (1956)、《碧血劍》 (1956)、《射鵰英雄傳》 (1959)、 《雪山飛狐》 (1959)、《神鵰俠侶》 (1961)、《飛狐外傳》(1961)、《白馬嘯西風》(1961)、《鴛鴦刀》(1961)、《倚天屠龍記》(1963)、《連城訣》(1963)、《天龍八部》(1966)、《俠客行》(1967)、《笑傲江湖》(1969) 及《鹿鼎記》(1972)，書名首字連結起來，便成武俠小說迷琅琅上口的名句：「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而未有收入句中的一部作品則為 1970 年的《越女劍》，為一部長 1.6 萬字的短篇。

這一系列小說，深受書迷歡迎。金庸讀者遍及世界，首先作品在香港流行起來的，繼而擴展至東南亞地區。七十年代末，金庸風開始吹到大陸，不過那時候流傳的小說還是盜版，直至九十年代，大陸始有正式授權版本。

現時粗略而言，金庸武俠小說有三個版本：舊版、新版和新修版。1955 年至 1972 年間在報刊連載的稱為舊版。1970 年起，金庸著手修訂所有作品，至 1980 年全部修訂完畢，是為新版，冠名《金庸作品集》，由明河社出版。到了 1999 年，金庸重新開始修訂工作，正名為新修版（或世紀新修版）。

現時，金庸撰寫的故事已不限於以小說形式表達，改編的電影、電視劇、電腦遊戲、甚至同人小說與漫畫，多不勝數。 其中遊戲有著名的《金庸群俠傳》，那是首發於 1996 年的電腦遊戲，由河洛工作室開發，智冠科技發行。這部 DOS 中文角色扮演遊戲推出後大受歡迎，可說是機迷的集體回憶。其後，作品又衍生出《武林群俠傳》、《金庸群俠傳 online》等新作，甚至有網友自主製作的《金庸群俠傳 2》及《3》等。

創立明報　踏足政界


「我創辦了《明報》，確信這業對社會有益，希望它今後能長期存在，繼續發展，為大眾作出貢獻。」

金庸的另一壯舉，就是他在 1959 年 5 月 20 日一手創立的《明報》。這份報紙屹立至今，一直是許多香港人心目中最可信賴的傳媒機構之一。金庸亦視《明報》為「畢生的事業與名譽」，是他「對社會、對朋友、對同事的責任」。二十多年來，他一手寫武俠，一手寫社評，肩負起《明報》的工作。

1960 年代，中國積極研究核武，當時有所謂「核褲論」：「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金庸於1964 年在《明報》發表《要褲子不要核子》社評，反對在貧窮情況下造原子彈。左翼報紙《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等批評他「反共反華」、「親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場」。1966 年，文革爆發，金庸和《明報》公開對其持反對態度，使金庸一度被稱為「豺狼鏞」，甚至列入左派第二號謀殺人物。

1969 年，《明報》創刊十年。金庸以<創刊十年，亦喜亦憂>為題，在社評寫道：


「十年後，《明報》已不怎麼小了。然而，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這十年來卻歷盡了苦難。我們企圖報道整個世界，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進步和幸福，但不幸的是，十年來報紙的篇幅之中，充滿了國家的危難和人民的眼淚。」

1985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金庸出任港方負責人兼經濟體制起草小組成員。1988 年，金庸與查濟民提出了備受爭議的「政制協調方案」（又稱「雙查方案」、主流方案）。由於方案傾向保守，故不得到追求民主的港人支持。時至今日，仍有聲音批評金庸當年錯判。1989 年，北京發生六四屠城。5 月 20 日，「首都戒嚴令」發布當天，金庸辭去基本法草委、諮委職務，結束了從政生涯。同年，在《明報》創辦三十年慶祝茶會上，他宣布卸下社長職務，只擔任集團董事長。

1991 年 3 月 22 日，「明報企業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明報集團 1991 年度的盈利接近一億元。在同年《資本雜誌》的《九十年代香港華人億萬富豪榜》名列中，金庸排第 64 位，打破了中國史上文人少有致富的印象。

1993 年，金庸才辭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職務，改任名譽主席，將集團售予于品海。他如此說：


「我所寫武俠小說中的男主角，陳家洛、袁承志、楊過、張無忌、令狐沖、韋小寶，都是大吵大鬧一番後悄然歸隱。」

超越武俠小說界限　走入學術殿堂

近年，世界許多地方都有專門研究金庸小說的「金學」學術領域。過去甚至在美國等地的大學，舉辦過專門討論金庸作品的學術研討會。

不過，金庸小說到底有沒有「文學價值」，就人言人殊。劉再復曾作如此「構想」：「金庸的寫作的意義和水準不僅超出『武俠』之類的通俗寫作的範圍，而且可以當做某種特殊的嚴肅寫作來對待。」

至於金庸自己，曾這樣說：「我說老實話，我以為我的武俠小說是第一流的，但說是偉大的文學作品，那就不夠資格了，這是真心話。」1956 年他談《書劍恩仇錄》，也是稱它為「娛樂性的通俗讀物」，「無所謂的通俗小說」，不是「真正的文學著作」。1969 年他這樣道：「武俠小說本身是一種娛樂性的東西，不管寫得怎樣成功，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這真是個問題。」不過，他同時也坦言：


「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

浮想聯翩的讀者，經常想像，金庸真身到底是小說中的哪個角色？他只曾這樣道：「我肯定不是喬峰，也不是陳家洛，更不是韋小寶……因為我做事畢竟是嚴謹的，不可能這樣瀟灑風流……」認識他多年的沈西城則道：「他一向木訥，不喜多言……讀者所喜歡的郭靖或者令狐沖，大半是金庸的化身。不過，活生生的金庸，略略要比郭靖、令狐沖多了一份狡黠……」

查大俠如今仙遊，對忠實讀者來說，他的死訊固然使人肝腸寸斷。不過，生死有時，原是天意；或許只要小說家的角色長存我心，即等於金庸之精神亦不滅於天地。謹此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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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金庸傳》，冷夏，1997，明報出版社

《金庸傳》，傅國涌，2013，浙江人民出版社

《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0，明河社

from 立場新聞 Stand News http://thestandnews.com/culture/%E6%AD%A6%E4%BF%A0%E5%B0%8F%E8%AA%AA%E6%B3%B0%E6%96%97%E9%87%91%E5%BA%B8%E9%80%9D%E4%B8%96-%E4%BA%AB%E5%B9%B494%E6%AD%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