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11 April 2021

脸书又传出个人资料泄漏事件 个人如何防范

来源:
自由亚洲

问:近日脸书又传出大规模个人资料泄漏事件,这次脸书指并非系统有保安漏洞,令黑客成功偷到资料,而是有人滥用大规模抓取资料的功能,大量搜集脸书公开的资料而引发。其实脸书是否一直​​都有人在无限量抓取各式各样的资料,而这种问题又是否一般用户可以预防?

李建军:长久以来,都有不同社交媒体公司,在脸书主机抓取各用户的公开资料,只不过在2019年时曾经发生相关的资料库被人放上一些不见经传的网络论坛,因而揭发脸书某个联络人功能,特别便利社交媒体公司或有心人大规模抓取资料。

要防止自己的资料再成黑客上下其手的对象,唯一方法就是尽量避免电话、敏感个人资料等等放上脸书可以让任何人看到的区域,只能放在必须朋友登入的区域,那就算有人大规模在脸书上搜集个人资料,都只会得到一些无关痛痒的资料,减少可能受到的损害。

问:脸书一直都有政策,禁止有人滥取资料,但为何今次仍然有高达五亿多笔资料被放上一些不见经传的网上论坛?

李建军:其实要大量取得脸书用户资源的途径不少,由最原始利用人手逐个Copy and Paste(复制再贴上),到编写机器人程式,将网页程式码化为可以写入资料库的资料,到利用脸书应用程式介面取得资料,其实方法很多,这次脸书公司就是声称有人滥用他们过往一个联络人工具,取得大量脸书用户的公开资料。因此,脸书虽然有禁止滥取资料政策,保护用户,以及脸书公司的商业利益,但现实上,脸书只要维持有网页版,就很难防止有人编写程式取得其他用户的公开资料作一些古怪用途。对大部分用户而言,留意脸书的私隐设定,防止不应外流的资料外流,反而是更加关键。因为脸书公司,对有心人写的机器人程式所做十分之有限。

问:如果那些资料是有人透过机器人程式公开取得,又是否代表现时已经无法删除被外流的资料?

李建军:没错,因为那些资料可以视作你的自愿对外提供,另一方面,现时亦不知道是谁将这些资料搜集和放到讨论区上,而有关的资料,亦被大量不同方面人马取得,并不知将会用于什么用途。因此,如果你觉得不安全,只能要求电讯公司更改手机号码,或者取消受影响的脸书户口,再开立一个新户口以避过这次安全危机。

当然,如果你的脸书户口,只是用作看新闻,或者向公众渠道发放消息,那就不必要取消户口,因为这次事故并未涉及密码泄漏,纯粹有人在脸书大规模搜集公开资料后,资料库外泄的问题。

问:在脸书上,有什么资料属于不适合公开?

李建军:在脸书上,你的手机号码是绝不适合公开,亦不应该让其他人透过手机号码与你联系做好友,因为现时有太多社交媒体帐户要求你与手机绑定,在脸书上公开手机号码,与邀请黑客查阅你其他社交媒体户口的底细无异,过往香港警方都曾经滥用Telegram户口与手机号码的关系,成功知道部分示威者的真正身份,因此,你的手机号码如果在脸书上公开,实在是十分之危险的一件事。如果你的脸书公开资料部分有你手机号码,你应该立即加以隐藏,以策安全。

问:这次脸书公司除了无法防止有人大量搜集资料,还有什么问题?

李建军:任何大规模资料外泄事件,脸书公司都有责任通知用户,以及提供适当建议,但有很多用户,在传媒报道后,透过查阅个别义工建立的资料库,才知自己是受害者,脸书算不算得上是一间负责任的公司,这方面大家都心里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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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援遭中方制裁学者 全球联署者突破1200人

来源:
自由亚洲

一项由国际学界发起,声援遭中方制裁学者的全球联署行动本周五已获得超过1200人签名。据悉,这项联署行动仍在持续,将直至4月14日截止。

联署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今年3月宣布,对于欧盟及英国多名学者及其家属实施“制裁”,包括入境禁令、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同其“交易”,并冻结其在华财产等。这些中方制裁对象包括叶必扬(Björn Jerdén,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中国中心主持人)、芬利(Jo Smith Finley,英国纽卡索大学中国研究教授)、郑国恩(Adrian Zenz,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中国研究资深研究员),以及设在柏林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等。对于这些措施,中国政府没有提供任何法律依据,纯粹是针对这些制裁对象就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研究工作进行报复,包括他们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发生的国际犯罪与侵害人权所进行的研究。

声明表示,中方的这些制裁是过去二十年来当局持续限制学术讨论过程中最新的一项升级行动,这个过程包括试图利用中共党国控制的媒体,诽谤个别非中国籍学者或者拒绝他们入境;以及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迫害学者,并限缩他们的学术自由空间;而中国的学术迫害中,结构上最脆弱的受害者无非是中国学者。在一些案例中,中国国内学者会因为批评政府而受到极端严厉的对待,包括纪律处分、开除、被失踪、刑事处罚,以及监禁期间不人道的待遇等。其中包括被迫流亡海外的中国学者及身处中国的学者,如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徐章润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教授及其他许多学者。

声明强调,中方这些打压学界行动的责任归属显而易见,中国政府试图将这些制裁定性为等同于欧盟与其他各国根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律,针对一些中国官员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所实施的制裁。当局对于非中国籍学者的这些制裁手段,虽然仅针对少数个人及机构,实际上也指向并影响着整个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社群,包括研究中国、处在中国或与中国同仁工作的学者,以及与国际社群互动的中国学者。此举打压中国国内外的批判思维,不仅对学界与中国社会的所有交流造成损失,也有损中国境内学术论述的多样性。

联署学者除对所有遭迫害学界同仁表达声援外,还呼吁中国政府撤销上述相关不合理的制裁措施。声明强调,中国当局为打压学术所采用的威吓策略不会成功。只有透过促进批判性、不同观点的学术辩论,学术研究才能为全球的共同利益作出贡献。



联署网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VfAIPteAVw45newLwTxaWGEaZydE6GPgO_ZyKh0F8-ZrbsQ/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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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而不用的《國安法》和澳門司法制度的新常態(下)

    前文提要:即使澳門沒有如香港般的本土主義出現,但習近平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仍然對澳門的法律體系構成重大影響。這種影響卻並非反映在《國安法》或《基本法》第23條的實施,而是透過司法體系直接執行。2019年警方禁止一宗涉及香港政治運動的公開集會,當集會發起人作出法律上訴後,法院的判決透露出澳門司法制度的重大轉變…

作者:房間裏的人(社科研究者)

在澳門大學法學院任教過的法學家Ignazio Castellucci曾這樣描述澳門的司法制度:

在總體結構和機制上,可以說澳門的大陸法體系相對普通法體系,更貼近中國的大陸法版本,更靈活、對司法先例的約束力更少。在澳門,這種途徑又與高度遵守成文法的字面規定、保守的態度和較低的司法積極性有關。這種僵固的態度似乎共享與某些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司法豁區,相當不同於西方大陸法傳統的趨勢,後者是越來越強調法院在法律制度上擔當的角色。

這種保守和嚴格遵循法規辦案的風格在《集會及示威法》得到很好的體現。第94/2019號案之前的判例中,終審法院只有在政府部門誤引法規或缺乏法律依據的兩種情況下,會支持上訴人的立場。上述情況均沒有在第94/2019號案出現,因此終審法院會支持治安警察局的決定本身並不令人意外。但令人意外的是,終審法院在根據《基本法》和《集會及示威法》,確認澳門居民享有集會和示威的權利和自由後,突然話鋒一轉,對法例作出了新的詮釋:

應該重申的是,至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香港的法定公權力機關將香港警察的某些行為定性為上訴人所指責的行為。反之,根據香港警方公開通報的資料,截至近日,香港警方共拘捕了超過一千名示威者,起訴了數十名示威者觸犯暴動罪。

若澳門警方容許舉行集會,則極可能被人解讀為認同上訴人對香港警方所作的指責,認為香港警方對遊行示威人士普遍使用了酷刑及殘忍不人道的暴力手段,有變相干預香港特區司法、監警機關等對香港特區警察機關應對暴力示威活動所作定性之虞。

更重要的是,澳門特區不能違反有關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本原則,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內部事務。眾所周知,澳門和香港兩個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是基於國家憲法的有關安排而來...根據兩部基本法的規定,澳門、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澳門基本法》第1條、第2條及第12條,《香港基本法》第1條、第2條及第12條)...兩部基本法的上述規定及其他各項規定分別確立了一系列有關澳門特別行政區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本原則,確保了兩個特別行政區各自管理其內部事務,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這些特別行政區憲制基本原則由於根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制定、通過及頒布的全國性法律—兩部基本法,其效力及於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毋庸置疑的。

這些憲制基本原則之一就是澳門、香港兩個特別行政區之間的行政、立法、司法等各政權組成、機關等均不得相互干預各自依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兩個特別行政區與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之間,也不得相互干預各自依憲法和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更不能侵犯中央依據憲法和基本法所享有的涉及特別行政區的所有權力。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等依法履行職責時,均不得違背上述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本原則。

這是終審法院首次表示存在一些「憲政基本原則」在法律位階上優先於《集會及示威法》裏列明的權利,即便從邏輯上,難以論證為何一個在澳門舉行的集會,可以「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第94/2019號案因此展示出澳門司法制度出現這樣一種變化,在特定的案件中,它不再「保守」和「嚴格遵循法規」,反而通過對法規進行新的詮釋合理化政府對社會施加的控制。
當民防作為理由

澳門司法制度近年另一個值得留意的變化是一系列擴大警權和可能加強社會控制的新法規,例如《民防綱要法》、《網絡安全法》、《公共地方錄像監視法律制度》、《第22/2018號行政法規》(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等。

因為《民防綱要法》在澳門社會引發較大的討論,下面就以這個法規作為例子,分析其中的內容。2019年法案在立法會進行引介時,保安司對立法的理由陳述如下:

二零一七年“天鴿”風災嚴重破壞澳門特別行政區,並造成重大損失,雖然政府各部門和社會各界已全力應對,但也反映了政府實體、社會各界和市民在危機應對,以及相關制度及其運作方面確實存在不足之處。

儘管民防行動中心已根據現行的制度及運作計劃並因應颱風發展趨勢,制訂了部署和調整的應急方案,而參與民防架構的實體亦各司其職地開展有關工作,努力應對和跟進災後工作;然而,經總結及評估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認為在民防行動的實施及協調制度和運作模式方面,都有改善的空間。

此外,當今世界,群體性事件和公共衛生事件越來越複雜,防範亦越來越困難。另外,隨着各國的爭端不斷,各種人為極端因素正對社會生活的安全產生影響,特別是恐佈主義犯罪和重大安全事故,不只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亦可能為社會經濟帶來毀滅性的後果,情況令人擔憂和警愓,因此,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應重視構建和規範民防行動。
鑑於規範澳門特別行政區民防工作的九月二十八日第72/92/M號法令沿用至今已超過二十五年,有必要制定一部新的法律,更新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民防制度並對之重新定位,實現其現代化,以便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民防制度配合內部保安制度,特別是保安部隊及部門的架構的修改。

2017年奪走澳門10條人命的天鴿風災,成為政府引入《民防綱要法》的理由(Image: BBC)

上述的法案引介理由最耐人尋味的地方是,如果立法的原因是因為「天鴿」風災,那麼法案應該把重點放在對自然災害的防範,但澳門政府給予的理由中亦同時並列了「群體性事件」、「公共衛生」、「重大安全事故」,甚至是「恐佈主義犯罪」這些幾乎從未在澳門出現過的情況。因此法案的立法原意更像是呼應「總體國家安全觀」,而非回應本地的需要。

根據2020年8月17號在政府公報上刊登的最終法案版本第八至十二條、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五條法規,當行政長官宣佈進入「即時預防」或更高級別的風險狀態,就會啓動由保安司擔任聯合指揮官的民防架構,公眾活動會被中止舉行,所有自然人和法人同時有義務協助民防活動,否則有可能構成刑事罪行。然而政府基於何種準則判斷需要進入「即時預防」狀態在法案中沒有提供具體說明,而根據第七條,集會和示威活動包括在可以觸發民防狀態的突發公共事件類型之中。

換言之,假如以後發生和2014年的反離補示威類似的大型社會運動,澳門政府是否會動用《民防綱要法》強制中止示威活動?目前是未知之數,但《民防綱要法》容許澳門政府合法地作出這樣的決定。

因此,如果把「總體國家安全觀」到澳門近年一系列新訂立的法規和終審法院對《集會及示威法》所作的新詮釋,可以清楚看到北京對國家安全的重視,事實上已經把澳門的司法制度由一個「保守的法律仲裁者」逐漸轉變為一個服務於國家安全這個核心國家利益的機制。澳門居民在《基本法》中訂明權利在這樣的新常態下,能否繼續得到保障?

有意思的是Ignazio Castellucci似乎早於10年已有這樣的預感,不妨以他論文中的原文作為此文的結尾:

與香港相比,可以說澳門更少反抗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的轉變。她是這樣的一個同質化社會:深厚的中國根源、微弱的談判力量,與相對政府政策來說更靈活的法律體系,無論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來說都是如此。在語言和技術層面上,她的法律體系也更傾向於引介和執行社群主義的理念(communitarian ideas)。這種傾向性,事實上被過去歷史上和技術上,歐洲社會主義國家法律體系在澳門的順利執行所強化,或作為民法傳統的分支,與羅馬和拜占庭傳統有著古老的聯繫,尤其是近來受制憲派法律思想的影響。

結果,澳門更可能成為兩個特區在法律、政治和經濟變遷等幾個層面上的實驗室:一個為了將中國價值「軟」滲透和疊加進香港的橋頭堡,因為突然引進會招致太大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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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而不用的《國安法》和澳門司法制度的新常態(上)

    按編:本文分析習近平時代的國家安全新觀念,如何體現在澳門的政治環境上。上篇講述北京的考量,並利用一宗澳門標誌性的政治案件來作為分析例子。而相關改變對澳門司法制度與政治環境的長遠影響,則會在下篇討論。

作者:房間裏的人(社科研究者)

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在習近平時代被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早在2014年4月15日第一次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上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概念,涵蓋內容廣泛,包括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11個傳統和非傳統安全領域。

「總體國家安全觀」同時首次把香港和澳門包括在國家安全的範圍之中,並明確表示兩個特別行政區在其中負有責任。例如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十五周年暨新政府的就職典禮上,表示將「繼續推進『一國兩制』事業,必須牢牢把握『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共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必須堅持依法治港、依法治澳,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只有這樣,才能把路走對了走穩了,否則就會左腳穿著右腳鞋——錯打錯處來。」。

對國家安全的強調在香港的影響是立竿見影的,根據《端傳媒》的整理,自2020年6月30日通過後,至2021年1月26日為至,公開報導中已經有1136人被捕,罪名除了國安罪外,還有非法集結、刑事毀壞、暴動和協助罪犯進行。而一河之隔的澳門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情況,雖然《基本法》第23條(即《國安法》)早於2009年已通過,卻從未被使用過。

這是否說明北京對國家安全的強調並沒有影響澳門?如果有的話,影響體現在什麼地方?
北京的如意算盤

對於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國安法》未被使用是因為沒有需要。澳門不存在「本土主義」,自然也就不可能使用它進行像香港一樣的大規模社會動員,事實上澳門的遊行示威都是小規模和非政治性的,即使是 2014年促使超過2萬人上街反對《候任、現任和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保障制度》(反離補)也只是針對具體的政府政策。其次,所謂民主派在33席立法會中只佔4席,澳門因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基本法》訂定中的「行政主導」體制,政府主導立法的過程。

以上的差異使澳門成為北京眼中「一國兩制」的模範。但這並不表示國家安全在本地管治中沒有份量,相反其影響正變得越來越大,不過是通過《國安法》以外的法律來實現。而司法制度正是少數仍然能對政府權力發揮制衡作用的機制。如果連這個機制失去作用,並反過來轉變為社會控制的工具之一,對於整個澳門社會而言,是一個相當重大的變化。

要理解這點,就需要使用現實例子來回答第二個問題,從而體現澳門司法制度近年因為國家安全的需要而出現的新變化─訂立新的法例強化控制和對既有的法例進行新的詮釋來合理化警察部門的行為。
第94/2019號案-抗議香港警暴集會

第一個例子是由澳門的《集會及示威法》(第2/93/M)引發的,案卷編號為第94/2019號案,其中對於案件的事實描述如下:

上訴人於2019年9月12日向治安警察局局長預告擬於2019年9月18日、9月27日及10月4日分別在塔石廣場及友誼廣場舉行集會。集會的主題為:“促請各地(尤其香港)警察機關嚴格遵守《禁止酷刑公約》,不要向和平示威者及被剝奪自由之人士實施足以構成《公約》第一條所禁止之「酷刑」及第十六條所禁止之「殘忍、不人道……待遇」之武力”。治安警察局局長於2019年9月15日作出如下批示,不容許舉行上述活動。

該次活動海報

批示內容一共有十點,但重點是要論證集會的目的是非法的,例如第七、八和九點寫道:

7. 發起人擬在2019年9月18日於塔石廣場、9月27日及10月4日於友誼廣場發起主題為「促請各地(尤其香港)警察機關嚴格遵守《禁止酷刑公約》,不要向和平示威者及被剝奪自由之人士實施足以構成《公約》第一條所禁止之「酷刑」及第十六條所禁止之「殘忍、不人道……待遇」之武力」的集會活動,有關主題客觀上包含一個意思,就是香港警察當局可能有使用過或預備使用酷刑及殘忍、不人道待遇對付示威者,然而,直至今日,香港警方所使用的武力並未有任何一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力或監督機關證實或認定香港警方過分使用武力,更妄論可以連結到發起人提及的國際公約中的使用酷刑及殘忍、不人道待遇。而在另一方面,香港法院已對部分涉嫌犯罪及被捕的示威人士採取拒絕保釋、還押監獄候審、對機場的相關範圍發出機場集會臨時禁制令等明確的司法決定。

8. 換言之,發起主題的這個客觀上包含的意思,指出香港警察當局可能有使用過或預備使用酷刑及殘忍、不人道待遇對付人們的主題,對於警察當局而言,是一個不具事實證明的無理指控,因為完全不存在任何事實基礎去支持發起人提出的主題所表達的意思。此外,這個客觀上暗含的意思,有誤導人的成分,這會令人產生不安,然後誤以為香港或澳門警方有使用或預備使用酷刑來對付市民,但卻沒有任何的事實能證明上述的指控。

9. 有關集會示威極有可能引起反示威,為公共安全帶來嚴重威脅,危害公共秩序及社會安寧,亦將對本澳政治、經濟及民生等各方面帶來嚴重衝擊。

因此,澳門治安警察局最後決定:

1. 綜合分析所述,根據經第11/2018號法律修改五月十七日第2/93/M號法律《集會權及示威權》第二條,本局作出不容許舉行是次集會示威活動的決定;

2. 違反本批示的有關規定而舉行集會或示威活動者,可導致觸犯經第11/2018號法律修改五月十七日第2/93/M號法律《集會權及示威權》第十四條的規定被處為加重違令罪而定之刑罰。

上述的案卷內容涉及到《集會及示威法》的幾個特點。

首先,《集會及示威法》第一和第五條列明澳門居民的集會和示威權不需政府許可,但有向治安警察局預告集會的時間和地點的義務。這兩條法例使澳門成了大中華地區最容易行使集會和示威權的地方。其次,根據第二條,只有在「目的在違反法律之情況下」,相關的權利才能被合法地限制。最後,第十二條則規定了若治安警察不批準集會及示威,居民可以向終審法院上訴。程序非常簡單,不僅上訴理由可以不依據具體法例,也不需提交預付金和證據,而且終審法院必須在五天內作出裁決。

由此可見,《集會及示威法》在立法原意上有最大程度保障居民的集會及示威權的意思。這也是為何在案卷中,會看到治安警察局需要用十點理由,層層推論集會目的違法,以及為何集會的組織者會把案件上訴到終審法院的原因。第94/2019號案的特別之處在於它是少數具有「政治性」的案件,終審法院立場因而值得特別的關注。

那麼終審法院基於什麼理據選擇支持組織者或治案警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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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0 April 2021

缅甸军政府重刑判杀军人示威者 19人遭判处死刑

来源:
自由时报

缅甸军政府发言人声称示威已逐渐减少,然而各地警民冲突仍不断爆发。昨(9)日,19名涉嫌杀害军方成员的示威者,被缅甸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同天也有警民冲突在仰光附近城镇爆发。今(10)日,反对军政府暴力镇压的少数民族武装部队联盟攻击缅甸东部一间警局,造成14名警察丧命。

综合外媒报导,仰光附近的勃固(Bago)昨天发生警民冲突,军方向示威者发射枪榴弹,有目击者说,至少10名死者尸体堆积在当地佛塔内。对此,缅甸独立英文媒体“今日缅甸”(Myanmar Now)及线上新闻杂志Mawkun指出,精确的死伤人数无法得知,因为军方已封锁佛塔附近区域,但至少20人丧命。

缅甸军方媒体《米瓦迪电视台》(Myawaddy TV)报导,3月27日示威者袭击上尉副手案,发生在缅甸最大城仰光的北欧卡拉帕区(North Okkalapa),当地已戒严,军事法庭昨天将涉案19人判处死刑,这次2月1日缅甸军事政变以来,首次公开宣布的死刑判决。

少数民族武装团体今袭警局14警遭杀害

缅甸国内媒体报导,今天清晨,一个若开军等少数民族的军队联盟袭击位于掸邦(Shan State)的警局,共14名警察遭杀害。目前军方政府并未对此做出回应。

据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AAPP)统计,截至4月8日,已有614人遭军方杀害,其中包括48名儿童,遭拘捕者则超过2800人。英、美等18国驻缅大使也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军方停止暴力,恢复民主。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104/%E7%BC%85%E7%94%B8%E5%86%9B%E6%94%BF%E5%BA%9C%E9%87%8D%E5%88%91%E5%88%A4%E6%9D%80%E5%86%9B%E4%BA%BA%E7%A4%BA%E5%A8%81%E8%80%85%7C19%E4%BA%BA%E9%81%AD%E5%88%A4%E5%A4%84%E6%AD%BB%E5%88%91.html


缅甸安全部队两天内打死80人

来源:
美国之音

最新报道说,缅甸安全部队在两天内打死80多名反对军政府统治的示威民众。缅甸民众同时在缅甸东南部继续发动街头抗议,要求恢复文职政府。

“今日缅甸”(Myanmar Now)新闻,目击者和“政治犯援助协会”(AAPP)表示,缅甸安全部队星期四和星期五在缅甸最大城市仰光东北部大约65公里的勃固(Bago)市向抗议民众发射榴弹,打死了示威民众。

“今日缅甸”说,有82人被打死;“政治犯援助协会”说,“80多名反政变抗议人士星期五被安全部队打死。”

联合国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已经接到报告说,缅甸安全部队在勃固市动用了重型火炮对付平民,而且受伤的民众没有得到治疗。声明说,“暴力必须立即停止,”“我们呼吁安全部队允许医疗队去处置伤员。”

路透社报援引缅甸掸邦新闻社(Shan News)的报道说,反对军政府统治的缅甸民族武装联盟星期六在瑙孟 (Naungmon)村庄攻击了一个警察局,至少打死10名警察;军政府没有对这个报道发表评论。

抗议人士据报不顾军政府的镇压,星期六在缅甸浪弄镇(Launglone) 和旁边的土瓦市(Dawei)重新发动街头抗争,反对军政府统治。

“政治犯援助协会”之前表示,缅甸2月1日军人政变以来已经有618人被打死,缅甸各地城镇已经实施了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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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民之心:两千元罚款司机自杀 人命再贬值震惊社会

前天,4月5日,一位来自沧州的卡车司机,驾驶他的卡车经过唐山市丰润区的时候,被超限检查站检查,结果,并没有发现车辆超载,却检测出北斗定位系统掉线。当地交通执法部门决定扣车并罚款2000元。卡车司机认为这样的罚款不公平,在与执法人员沟通无果后,买了一瓶农药,在检查站里服毒自杀。服毒后,他写下了遗书,并在一个卡车司机的微信群里发布了视频。后来,被送到医院,几个小时后,卡车司机不幸身亡。消息传出后,引发外界的一片震惊,他的遗书更是打动了很多的人,各种评论如潮水涌来。这个情况,可能已经让当局感到了不安,不少评论已经被删除。

这位司机来自沧州的农村,名字叫金德强,今年刚刚51岁。有报道说,他的家庭负担很重,他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已经成家,也是卡车司机。两个女孩还小,他的母亲已经70多岁,年老多病,每年吃药就要花很多钱。至今,一家人还住在一座非常窄小的旧宅子里。他的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存款,他被送到医院后,家人发现他的银行卡里只有6000元,这可能就是他全部的积蓄。

他在遗书里表示,明明是检查是否超载的问题,却因为我的北斗卫星定位掉线了,罚款2000元,请问我一个司机怎么会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按照有关规定,大货车必须安装北斗卫星定位装置,如果在车辆行驶中定位装置出现故障不能保持在线,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800元罚款。如果故意破坏卫星定位装置以及恶意人为干扰、屏蔽卫星定位装置信号的,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从这些规定来看,当地的执法人员明显存在恶意。甚至可以说,是在敲诈。这位司机并不知道车上安装的北斗定位装置没有工作,更没有去故意破坏卫星定位装置。在正常情况下,执法人员有责任提醒驾驶员检查卫星定位装置,而不是不由分说便进行罚款。这位司机在遗书一开头便说,我不是不值2000元,而是为广大卡车司机说句话。这位司机清楚,卡车司机被执法部门欺压、勒索是一个普遍现象。他在遗书中特别提到,他要用他的死来唤醒领导对这个事情的重视。这是他的善良本质的表现,他想牺牲自己,来帮助其他的卡车司机。真是可惜,他的死并不会引起领导的重视。相反,执法人员胡作非为,恰恰是领导支持的结果。

最近这些年,中国的整体经济形势日渐严峻,底层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难过。可是,中共当局的压榨也越来越严重,对百姓的敲诈勒索,各种罚款越来越多。特别是,这些年来,中共的基层政权普遍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很多地方早已是债台高筑。随着经济形势恶化,地方财源越来越少,地方当局的开支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依赖罚款、乱收费之类的措施,也就是说,中共的基层政权已经变成了明火执仗的强盗,交通罚款,其实就是让外地司机留下买路钱。在去年的年末,中共的人民政协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警惕罚没收入逆势上升",开篇便写道,一些基层政府过度使用行政处罚手段,在今年财政收入增速普遍下降或负增长的情况下,不少地方罚没收入逆势上升。这篇文章还写道,每遇经济下行,一些地方在税收收入增长"失速"情况下,非税收收入总会出现大增。将非税收收入尤其是罚没收入,作为财政"增收挖潜"重要途径,几乎已是公开秘密。这在过去曾经多次出现,被称为是"罚款经济"。事实上,中国民众的工资水平大大低于欧美,然而,中国很多商品的价格却已经接近欧美国家,有些甚至超过了欧美国家,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物流的成本太高。而物流成本高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基层当局针对交通运输的各种罚款。巨大的成本,实际上都由最底层的百姓承担了。有报道说,2020年,单交通罚款一项,中共当局就得到了3000亿之多。这其中,不知道有多少的不公正,有多少百姓的血泪。

似乎是为确保秩序和安全,当局推出了各种规定,只是,当局出台的每一项管理措施,最终都变成了百姓的陷阱。所谓的执法人员,在挖空心思的利用这些陷阱,以执法的名义,敲诈百姓。其实,人们都知道,卫星定位装置没有工作,只是那些执法人员敲诈的借口。没有这个理由,他们还会找到其他的理由。这位卡车司机自杀,一方面,是因为过于贫困,这2000元罚款,确实难以承受;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是他感到了不公,感到了被欺压。然而,面对强权,他却无可奈何。不交罚款,他的卡车就无法开走。这才是他愤而自杀的根本原因。真是苛政猛于虎!

他在遗书中写道,干运输10年了,不但没有挣到多少钱,反而落下一身病。三高、心脏也坏了。面对这样的身体,也得坚持工作。卡车司机的哥哥说,他的弟弟刚刚把买车的贷款还上。今年的行情又不太好,从过年到现在,弟弟还没赚到5000元。大家都知道,开卡车跑运输,非常的辛苦,然而,近两个月的收入,还不到5000块,上有老,下有小,他确实太艰难了。在遗书中,他告诉人们,他的死最对不起的是年迈的老母亲,他九岁父亲就去世了,那年哥哥才12岁。可以想象,一个母亲,独自抚养两个年少的孩子,该是多么的艰难。从小到大,这位司机的一生都很不容易。他吃了太多的苦,遭受了太多的磨难,更是承受了太多的屈辱。他还说,我对人生已经看透了,太没意思了,早晚是死只不过早几年而已。虽然他只有51岁,但是,惨淡而屈辱的生活,早已经让他心如死灰。尤其令人难过的是,他在遗书中特别提到,"我死后也许有人说我熊,人的思想不一样,不要对我语言攻击。"对于很多无奈的善良百姓来说,面对压迫,面对屈辱,他们确实无可奈何,他们最刚强的反抗,便是自杀。这位司机料到有人会不认同他的自杀,但是,这位司机别无选择。面对这个让他绝望的世界,这是他唯一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他在最后写道,"儿子姑娘们永别了,我死后好好的疼你的奶奶和母亲,儿子照顾好你妹妹。我走后不要过度悲伤,生气赌气,把日子过好。别学我窝囊一辈子。"他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够争气,把日子过好。他对他的一生很是自卑,他感到自己的一生过的很窝囊。我们不知道,在他这短短50 年的生命当中,他经历过多少的委屈;我们不知道,在他从事卡车运输这个工作的10年,他忍受了多少的欺压。我们可以想象,他经历过多少的委屈,我们可以想象,他忍受了多少的欺压,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吃人的制度。常年被人欺负的感觉,令人难以忍受。这一次,他终于承受不了了。他不愿意自己受伤害,更不愿意伤害别人。他所以选择了自杀。在这篇记录了他一生的遗书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不幸、感受到他的艰辛,更是能够感受到他的绝望。2000块钱,只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这位卡车司机的情况,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中国农村地区贫困的现实。农村土地的收入非常的微薄,青壮年要从事其他的工作,才能维持生活。而且,农村的老人没有退休金,或者只有象征性的一点点退休金,生活依赖子女的供养。如果年老多病,更是给子女增加很大的负担。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大约一半的家庭是零存款,也就是一分钱的存款都没有。在中国这样一个严重缺乏社会保障的国家,这些家庭显然是处在极端贫困状态,他们的收入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所需。他们就在生死线上挣扎,已经被压榨到了极限。尤其是,作为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确实生存压力很大。只要再有多一点的压力,都会让他们崩溃。就在不久之前,有位外卖员,为了讨回5000元的工资而被逼自焚。(百姓的命到底值多少钱?)这件事情给我们的精神冲击还没有过去,结果,又有人因为无辜被罚款2000元而服毒自杀。贫困,让百姓的生活变得悲惨。贫困,更让百姓的生命贬值。某个底层百姓的死,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的震动,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因为自己相似的际遇而引起共鸣。

中国底层百姓的苦难,一方面是源自经济上的贫困,另一方面是他们遭到了太多的屈辱。他们的生命毫无尊严,只是像动物一样活着。只要和那个政权有点关系的人,都可以欺压侮辱他们。在强权面前,他们处在绝对的弱势地位。他们看不到希望,每天只是为了生存而奔忙。就像这位卡车司机的家庭,父亲是卡车司机,儿子还是卡车司机,似乎只是在重复上一辈的命运;父亲遭受屈辱,儿子也注定会遭受屈辱。除了亲人,没有人真的在意他们的生死,更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存在,很多人陷于绝望之中。这位卡车司机,只是这底层百姓中的普通一员,像他这样处境的人比比皆是。只不过,他们都还活着,而这位卡车司机却为了反抗对他的欺压,愤而自杀了,他要用生命换回尊严。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金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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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节目加入抵制国际品牌潮:满屏马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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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由“共青团中央”3月下旬煽动发起的对拒用涉及强制劳动的新疆棉的众多国际知名品牌进行抵制的风暴继续蔓延。中国多个电视娱乐节目也加入审查和抵制,将参赛人或出境者等所穿服装上的国际品牌标志打上“马赛克”做模糊处理。

近期延迟播出的中国选秀节目《青春有你3》,几十名参赛者身穿的阿迪达斯的衣裤或鞋子,都被打上马赛克。《乘风破浪的姐姐》最新的集数中,艺人们脚上穿的耐克运动鞋,也被打上了马赛克,造成她们的鞋子模糊不清,看上去像是在云中飘。

有外媒报道说,这些节目给人满屏飘然模糊的感觉,非常搞笑。此外,这些电视节目不知是由于上方指示加入抵制还是自我审查,怕上方或粉红网友抱怨。不过,这些电视节目的“模糊处理”做法被许多网友斥为荒唐,不过也有人表示非常可怜那些节目制作剪辑师。

在新闻和节目受到严格审查的中国,一些节目播出时被打马赛克并非稀奇,如嘻哈文化、纹身、乳沟、男演员戴耳环等镜头都曾模糊处理。其中最引起轰动的则是2015年由范冰冰等人主演的古装电视剧《武则天》开播,审查者要求对女演员胸部做打马赛克等处理。

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近期相继对中共当局在新疆大规模侵害维族等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人权实施制裁。随后,在中国官方对美英的一些机构及个人采取惩罚性报复。同时,也掀起抵制众多表态不愿使用被指控涉及强制劳动的新疆棉的国际品牌的浪潮。

共青团中央3月24日首先发难,翻出H&M去年发表的一份有关中国新疆棉花的声明,该声明对新疆少数民族被强迫劳动和受宗教歧视的报道表示关切,并声言不再从新疆采购棉花。共青团中央指责H&M一边造谣抵制新疆棉花,一边又想在中国赚钱。共青团中央曾经在2017年因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而首先发起抵制韩国乐天集团在中国的超市等业务。继共青团中央之后,央视、人民日报等几乎所有党媒官媒对H&M发动了全方位攻击。

曾经表态拒绝疆棉的国际知名品牌很快成为汹涌骤起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包括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博柏利、拉科斯特等20多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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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加强对缅甸政变军方军售

来源:
美国之音

分析人士表示,俄罗斯在增加对缅甸军方的军售,并坚定地支持缅甸政变领导人敏昂莱将军。而这一同盟关系将进一步推动俄罗斯通过未来武器销售强化在东南亚的外交政策野心。同时,至少10个缅甸少数民族反叛组织的领导人宣布支持缅甸的反政变运动。

简氏集团在曼谷的安全分析员安东尼·戴维斯表示,莫斯科希望在促进与东盟这个区域经济组织关系的同时,“很显然”希望通过武器交易加强同缅甸军方的关系,主要是向空军,其次是向陆军军售。

他说:“俄罗斯不仅只在缅甸,而是通过缅甸更广泛地在东盟建立一个强劲的立足点。”他补充说,对俄罗斯及中国支持召开东盟有关缅甸危机峰会的提议他不感意外。

他说:“东盟是一个它们希望保持良好关系、希望以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可以影响的组织。但是,我不认为它们比西方许多国家更对东盟能取得什么成果抱有幻想。”

东盟长久以来受到不能在危机中采取行动的批评。东盟各国领导人经常援引这个组织的不干预成员国内部事务的原则。

分析人士表示,东盟十国,多数是一党国家和军方支持的政府,理应为它们在缅甸发生政变后缺乏道德勇气而受到嘲笑。

柬埔寨合作与和平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布莱德利·莫格说:“这对东盟是否能处理自己后院发生的重大危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验。中国事实上有理由希望这里有一定的稳定。”

他补充说:“俄罗斯则继续是,一旦有极权政权出现,俄罗斯就会支持。”他还表示,俄罗斯媒体将莫斯科对敏昂莱将军的支持鼓吹成是对缅甸民主的维护。

莫格在谈到缅甸的流血屠杀时说:“东盟基本上陷入处理问题时的一贯状态,就是没有共识无法取得任何成果,而且不会取得共识。我不是很乐观,不乐观。”

莫格表示,俄罗斯在推动新的武器销售,主要体现在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3月27日出席在内比都举行的年度武装部队日检阅上。此外,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政变前一周访问缅甸。

他说:“国防部副部长这个级别的人物当然表明俄罗斯在缅甸的存在,表明俄罗斯将继续支持缅甸军政权。”

就在检阅的当晚,缅甸军政权对“克钦族”反叛部队进行了空袭,迫使1万2千多平民逃入靠近泰国边境的丛林。这次袭击触动了约20个民族反叛组织领导人的神经。

分析人士表示,俄罗斯制造的武器用于针对平民加剧了紧张局势及示威者和反叛组织的反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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