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子強：普京為何誤判？專制政治的「阿基里斯腳跟」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超過一個月，總統普京所預期的閃電戰並無發生，相反，戰况陷入膠着，俄軍損耗極大，這對國防開支其實並不寬裕的俄國（遠低於美國及中國），未嘗不是沉重負擔。更糟的是歐美今次空前團結，對俄國實施極辣制裁，令俄國極可能從此跟西方經濟和市場脫鈎，損失慘重。人們不禁要問：俄國為何要打這場其實全無必要的仗呢？橫看豎看，今次出兵都是一個爛主意，那麼為何向來看似英明的普京會誤判？

這裏且先從一個故事說起。

安德羅波夫的想像與「RYAN」行動

由Ben Macintyre所著的The Spy and the Traitor一書，當中有段講述已故蘇共總書記安德羅波夫的故事，他跟普京有個共通點，都是KGB（蘇聯時代國內情報機構）出身，後來登上權力頂峰，是特務頭子當上蘇共總書記第一人。話說當年他認定西方將對蘇聯發動先發制人的核攻擊，把蘇聯毁之而後快，雖這讓人啞然失笑，但他卻像有妄想症般，要求KGB蒐羅證據證明這驚天大陰謀，更要作全方位監視，以在美國和北約啟動核按鈕前，蘇聯可及早警覺，反過來先發制人，行動代號為「RYAN」。

作者說這樣做其實犯了情報蒐集第一大忌，那就是切勿要求下屬去確認一件你已經認定了的事情。

這計劃列出20項監視指標，當中有理無理的都有，除了西方政經巨頭行蹤外，還包括政府辦公大樓晚上有否開多了燈；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有否突然增加了泊車；屠房有否多宰牛以囤積漢堡扒；血庫有否增加血存量……有關血庫這點尤為滑稽，大家都知道，在歐美（就如香港），捐血完全是公眾自願慈善行為，但蘇共頭頭卻認定西方是資本主義社會，什麼都是買賣，血庫存量增加，必然是政府突然花錢加大採購，這自然是為了開戰在即，要作好準備。

大家會問：KGB和蘇聯間諜不是神通廣大、消息靈通嗎？為何「捐血」而非「賣血」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誤解，竟沒有及早向上司澄清呢？

「國王的新衣」 誰夠膽說出

問題是在蘇共這樣一個專制組織，沒有比起顯示你阿頭無知更危險的事了（the only thing more dangerous than revealing your own ignorance is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stupidity of the boss）。在專制體制下，當阿頭話有，邊個夠膽話冇？指出阿頭是錯，是會死人的！那就好比「國王的新衣」，邊個夠膽講出？

KGB並非無頭腦清醒的人，但在專制體制下，「順從」比「常識」更重要，那是生存和自保之道。總之叫你做就做。而世上情報如恆河沙數，你要找支持某個看法的，總會找到。下屬一旦做起來，都傾向找尋證據和蛛絲馬迹印證阿頭的看法。於是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下，一場所謂西方先發制人的核攻擊，進一步為克里姆林宮所深信不疑，差點釀成一劫。但陰差陽錯，安德羅波夫在位總書記僅一年多，便因腎病逝世，否則的話，世界歷史不知會否改寫。

歷史證明，這樣一場核攻擊純屬子虛烏有。當RYAN這項計劃被英國情報機關MI6（即占士邦所屬那個）得知後，他們都嘖嘖稱奇，甚至懷疑是否「老作」，因他們實在無法理解為何克宮竟會如此誤判，及無知到這個地步。

說回普京。

「集體普京」現象

近日，著有All the Kremlin's Men一書、在克宮有不少內線的俄國記者Mikhail Zygar，於《紐約時報》寫了篇文章「How Vladimir Putin Lost Interest in the Present」。他說近年克宮出現一個他稱為「集體普京」的現象：克宮中人總是急於揣測這名總統想要什麼；且他想聽什麼，他們就會告訴他什麼。近兩年情况變本加厲，普京身邊只餘空想家和諂媚者，其他人都難以接近。

在入侵烏克蘭前夕（2月21日），全世界都看到這個現象——那時普京召集了一眾高官，逐個詢問他們對其即將進行的政治和軍事行動的看法。官員都明白這意味什麼，於是乖乖用自己語言說出總統的想法。

這就是在專制和獨裁者治下的政治氛圍。早在春秋戰國年代，墨子便說過「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韓非子亦說過「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專制下塑造出逢迎和諂媚文化，古有明訓。

讓情况變得更糟糕的是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的「蝴蝶效應」

當普京和法國總統馬克龍於克宮會面時，大家見到那長長的會議桌，把兩人遠遠分隔開時，都感到十分滑稽，且知道普京對新冠疫情的戒心。Zygar說在疫情下，普京的警衛定了一項嚴格規定，那就是未經一周隔離，誰都不能見總統；就是普京親信、國有石油公司負責人亦不例外。據說後者每個月有兩三周都在隔離，就是為了見總統。

因此在疫情下，普京進一步與世隔絕，跟絕大部分人的聯繫遭切斷，就連與友人一起喝酒燒烤也不再。結果，新冠的「蝴蝶效應」，就是讓這位「大帝」變得更自閉和孤僻、更加少聽進意見。

早在2014年，普京便於演說中提到「新俄羅斯」（Novorossiya）這名詞，且點名哈爾科夫、頓涅茨克、盧甘斯克、敖德薩等烏克蘭地區，更說俄羅斯因種種原因失去這些領土，但沒有失去居住在那裏的人民。

普京認為，俄羅斯是世上被最多人為國界分隔開的民族。蘇聯解體後分裂成15個國家，但在之前蘇聯以至更早的沙皇年代，基於歷史原因及殖民政策，俄裔人口移居到這些地區；惟在帝國解體後，他們仍留在原地，於是在這些前蘇聯領土，衍生不少族裔問題以至矛盾。普京認為有必要為這些同胞出頭，甚至建立「新俄羅斯」。

普京和不少俄國人認為蘇聯解體，是美國和北約的陰謀，且之後還步步進逼，藉北約東擴逐步染指俄國腹地，這是他們難以忘懷的恥辱。如今「東升西降」，是復興偉大的俄羅斯，從過往屈辱中尋回尊嚴，及拯救散居在外俄裔同胞之最佳時機。

沉迷過去且多疑和偏執的普京

出身秘密警察，讓普京本來性格上就多疑、偏執，深信陰謀分析，且有極大的不安全感，就如他的前輩安德羅波夫一樣。再加上，自8年前吞併克里米亞一役受到西方制裁，俄國陷入經濟困難，現實問題讓這名其實已年近70歲的老人家感到疲累，相反沉醉在民族過往的榮光，才會讓他告慰，如今他最在意的是自己的歷史位置。

歷史上高舉「偉大民族復興」旗幟、過火而把國家推向戰爭的，不乏例子，例如當年希特勒要復興日耳曼民族、墨索里尼要復興羅馬帝國，這便導致了二次世界大戰，最新例子就是今次普京的俄羅斯民族復興。

很多獨裁者早年英明神武，創下不少豐功偉業，但到晚年卻愈來愈剛愎自用，最終甚至搞出大禍。明明是英明領袖，為何卻會「衰收尾」？問題是，人老了，縱然早年英明，但判斷力亦會隨腦退化而下降，且活動能力大不如前，難免會自閉於深宮，少了四出活動、考察、聽意見。更甚的是，成功過，有了權力，周圍便會多了一班諂媚者，活在他們的前倨後恭中，人的判斷就更易愈來愈有問題。

所以，夠鐘，是應該退休的。

專制政治的「阿基里斯腳跟」（Achilles heel），就是當獨裁者做錯決定，哪怕是顯而易見的，也成了「國王的新衣」，沒有人夠膽指出。當獨裁者在位愈久、愈大權在握，情况就尤甚。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from http://ktoyhk.blogspot.com/2022/04/20220331.html

【中共創黨歷史系列．5】中共之初乃共產國際一個支部

    中共創黨時跟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的最大分歧，就是中共是否要加入共產國際，並成為其「中國支部」，彼此間存在上下領導關係。中共第一屆全國黨代表大會（一大），沒有接受這個提議，綱領通過時反而用了「聯合」一詞取代。但之後，事情並沒有結束，書記陳獨秀仍與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為此爭拗不休，陳一度「企得很硬」。但一年後，中共召開二大，卻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究竟一年內發生了甚麼事，讓陳獨秀和中共瞬間轉變？

一大除了首天外從未「齊腳」

一大在 1921 年 7 月 23 日召開，連同兩名共產國際的洋代表，共有 15 名代表出席。但不講大家未必知，除了開幕頭一天之外，其後從未有一天「齊腳」，主要是因為兩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Hendricus Sneevliet）和尼克爾斯基份屬「老外」，一再進出李公館，怕會惹人注目，因此之後四天會議，都未再出席，反而是每日會畢，由張國燾向兩人匯報。

直到第六天會議，即 7 月 30 日（因中間有兩天休會以便起草文件），為了一件關鍵爭議事項，兩人才再重臨會議，而剛巧當天周佛海肚痛肚瀉，留在住宿處博文女校休息，未有出席會議，因此也未能「齊腳」。這就是巡捕闖入會場，令會議緊急疏散當晚，之後大夥兒只得到嘉慶南湖開埋個會，但馬林兩人、李漢俊、陳公博（一說還包括何叔衡）均沒有同行。

回到正題，究竟是甚麼關鍵爭議事項，讓馬林兩人再冒險重臨會議呢？答案就是有關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與中國共產黨之間領導和權力關係的問題。

中共與共產國際的分歧：「聯合」vs「加入」

以李漢俊的意見為首，一眾中國代表認同，中共可以接受共產國際的理論指導，並採取一致行動，但不必在組織上明確定下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代表們主張在黨綱中寫上「聯合共產國際」就可以，這「聯合」一詞，實際上沒有接受馬林所提出的「上下級關係」。這也是馬林緊張並重臨會議的原因。

結果會議在巡捕闖入會場後，緊急疏散，馬林未能成功說服中方代表。最後，在馬林兩人未有出席的嘉慶南湖續會上，代表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當中第二條是，我們黨的綱領如下：…… 4) 聯合第三國際。

留意，字眼上仍是用了「聯合」，不是「加入」。

二大通過加入成為第三國際「中國支部」

但是，「不入不入還需入」。

在翌年（1922 年）7 月於上海召開的中共「二大」，還是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當中清楚寫明：「第二次全國大會議決正式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

讀者會問，為何中共在一大時「企硬」，到了二大時又妥協呢？

一大後，馬林派包惠僧到廣州把陳獨秀請回上海，主持大局，履行書記一職。返滬後，陳便去見馬林，這是兩人第一次見面，之前陳見的是維經斯基（Gregori Voitinsky）。不同於維經斯基的溫文爾雅、為人和善，馬林卻是個性格極強、說話直率的人，與同樣性格的陳獨秀，可謂「火星撞地球」，兩人見面不久，便爭吵起來。

陳獨秀起初堅拒中共加入第三國際

兩人爭吵的焦點是甚麼？根據包惠僧在〈回憶馬林〉一文中的回憶：「馬林按照第三國際當時的體制，認為第三國際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各國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針、計畫應在第三國際的統一領導之下進行。陳獨秀認為中國共產黨尚在幼年時期，一切工作尚未開展，似無必要戴上第三國際的帽子，中國的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特別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國際的經濟支援，暫時保持中俄兩黨的兄弟關係，俟我們的工作發展起來後，必要時再請第三國際援助，以免得引起中國的無政府黨及其他方面的流言飛語，對我們無事生非的攻擊。」

所以，說到底，仍是中共與第三國際這「外部勢力」之間，是否要有上下領導關係的問題。

又有一次，據張國燾的回憶錄《我的回憶》記述，張太雷曾經勸陳獨秀，並幫馬林說好話，但陳卻拍枱說：「……決不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我可以不幹，決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

那麼，讀者就更加會問，那就更加難明白，為何一年後會急轉軚，中共在二大作出了妥協，加入第三國際成為其中國支部呢？

陳獨秀被捕事件成了轉捩點

1921 年 10 月 4 日，陳獨秀在上海法租界家中被捕，馬林得悉後全力營救，花了很多錢代為疏通，並請了著名法國律師巴和為他出庭辯護，陳才得以獲釋。從此兩者冰釋前嫌，彼此也以戰友相待，分歧也盡量求同存疑。因此，陳獨秀被捕事件，成了轉捩點。

不錯，創黨之初，陳獨秀曾經想中共保持獨立自主，拒絕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並因此與馬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雙方鬧得很僵，但後來的發展是，始終形勢比人強，中共的經費問題始終難以自行解決，尤其是後來發生了陳獨秀被捕事件，從此兩人冰釋前嫌，並達成了中共接受共產國際補助經費的共識和辦法，從此中共便接受共產國際這「外部勢力」的領導和經費援助了。

據楊奎松所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記載，從中共一大召開後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可以看到：「自 1921 年 10 月起至 1922 年 6 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 17,655 元，收入國際協款 16,655 元，自行募捐 1,000 元。」這段歷史也見於「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的「黨史頻道」中，由空軍航空大學的學者鄭瑞峰所寫的〈陳獨秀拒絕共產國際經費援助始末〉一文。

因此一年間出現急轉軚，中共在二大作出了妥協，通過決議，加入第三國際成為其中國支部，大家就不難理解了。


後話

1943 年 5 月，共產國際作出了《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聲言這是為了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昔日千方百計要顛覆和推翻的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敵人，諸如美英等國，因應二次大戰的爆發，國際形勢逆轉，己經在權謀下成了蘇聯新的盟友，共同抵抗納粹和法西斯這些更加迫在眉睫、危及國家存亡的大敵。從此，第三國際不復存在。但這已經是後話。

# 本文部份也參考自葉永烈著，《紅色的起點》；以及唐寶林著，《陳獨秀全傳》，中大出版社出版。

（中共創黨歷史系列之五）

 

（編按：本文乃作者把中共創黨歷史系列重新放在《立場新聞》刊載，而補充加入的一篇，屬全新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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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創黨歷史系列．4】中共創黨與「外部勢力」

    1917 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之後建立了世上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但這個新生政權卻被周圍對無產階級革命深懷敵意的列強所環伺，仿如茫茫大海上的一個孤島。為了打破外交上的孤立，俄共在 1919 年 3 月成立了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專門支持以至協助各國成立革命政黨，並策動革命活動。當中重點自然少不了與俄國毗鄰，且同處類似社經環境和歷史階段的中國，希望中國能夠出現「兄弟黨」甚至「兄弟國家」，同氣連枝，那就有助減輕這個新生政權在國際上的壓力。結果，這股「外部勢力」，在中國共產黨成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出錢出力，親力親為，甚至還可能在選舉中欽定人選。

俄共派來中國的第一位使者

1920 年初，俄共奪得西伯利亞，打通了與中國的陸上交通，3 月成立了遠東局（又稱西伯利亞局），負責推動遠東各國的革命工作。4 月，遠東局派遣成員維經斯基（Gregori Voitinsky）來華，他帶同太太以及翻譯楊明齋來華，並取了個漢名吳廷康，試圖策動成立中國的共產黨。維經斯基被稱為「俄共派來中國的第一位使者」。

維經斯基首先來到北京，經介紹接觸到李大釗。一見面，他就稱李為「同志」，李謙稱自己尚在學習馬克思和共產主義，哪裡稱得上「同志」。李再轉介他到上海與陳獨秀接觸。於是，他到上海見了陳，並向陳提出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建議，之後，他在上海建立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並由他自己擔任臨時執行局書記。臨時執行局下設中國科、朝鮮科和日本科。中國科第一項任務就是：「通過學生組織中以及在中國沿海工業地區的工人組織中成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見唐寶林，《陳獨秀全傳》，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151-152。書中此筆資料參考自《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

維經斯基來華時帶來了經費，俄共西伯利亞局「派遣特使攜價值 10 萬美元的鑽石到上海變賣，不止一次帶錢或匯款給維經斯基，某次帶去的款額為 2,000 美元」。著名的《新青年》雜誌，也有受這些款項資助。（見裴毅然，〈中共初期經費來源〉，《二十一世紀》，2011 年 6 月號，頁 64-65。文中此筆資料參考自楊奎松，〈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黨史研究資料》，2004 年第 1 期）

雖然陳獨秀與維經斯基在建黨方式和步伐上出現分歧，陳主張慢，維經斯基則主張快，但中國共產黨的胚胎組織上海發起組，還是在 8 月成立，由陳任書記，為中共創黨掀開了序幕。

共產國際每人給兩百元開會路費

維經斯基 1920 年底離開中國。1921 年 4 月，共產國際再派出特使馬林（Hendricus Sneevliet）來華，繼續推動中共創黨。馬林與上海發起組李漢俊、李達等人，籌備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大）（此時陳獨秀被軍閥陳炯明邀請到廣州，主理廣東的教育，已經離開上海），馬林所提供最實質的支持就是給錢，甚至是給路費叫人來開會。他們向六個中共地方支部（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日本）送出通知，邀請每個支部派兩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一大，結果來分別來了張國燾和劉仁靜（北京）、毛澤東和何叔衡（長沙）、董必武和陳潭秋（武漢）、王盡美和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和包惠僧（廣州）、周佛海（日本只派來一位代表），再加上海兩位代表李達和李漢俊，共 13 名代表。

廣州代表包惠僧憶述：「……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還寄來二百元路費。」（見李穎所著，《中國共產黨黨代會歷史細節：從一大到十八大》，頁 11。書中此筆資料參考自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一大」前後》）（順帶一提，二百元是怎樣的一個概念？毛澤東當時在湖南第一師範附屬小學負責主事 (相當校長)，年薪也僅是百餘元而已。）

包惠僧又憶述：「定計劃，提供經費，完全是出於馬林一手籌畫的。當然馬林是執行第三國際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列寧命令辦事的。」（見前述裴毅然〈中共初期經費來源〉一文，頁 65。文中此筆資料參考包惠僧，〈回憶馬林〉）

共產國際這股「外部勢力」，確實是為中共創黨出錢出力，且還親力親為。一大的出席者，除了前述十三名中國代表之外，還有馬林自己，以及另一位共產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

共產國際為一大選舉欽點人選？

馬林這位共產國際代表，在一大中還有何等角色？一宗意外小插曲，露出了少許端倪，他的角色甚至還可能包括在選舉中欽定人選。

北京代表劉仁靜後來回憶：

    「當時是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的。當唱票人念到李漢俊的名字時，董必武馬上就問：『是誰選的』我說：『是我選的。』董必武就沒有吭聲。1923 年李漢俊到北京時，我去看他，他對我在『一大』上投他一票，還表示感謝。在 1923 年或 1924 年我碰到蔡和森時，蔡對我說，『一大』時我選李漢俊有歷史意義，因為那時選舉好像事先有默契，選誰每人心中都有數。」

從劉的回憶來看，當時選出中共中央領導機構三位領導人（即由陳獨秀由中央局書記，張國燾任組織主任，李達任宣傳主任），似乎事先已經欽定了人選。董必武似乎驚訝有人未按事先約定投票。

劉仁靜之子劉威立、也就是《劉仁靜》這本傳記的作者，對此評論道：

    「總的看，這一票投者無意，聞者有心，後來似乎成為大會的花絮流傳。幾年後蔡和森還開玩笑地說這票有歷史意義，這雖然過甚其詞，卻也折射出當年選舉的一些特色。無論當年醞釀候選人名單的具體過程如何，張國燾個人當時顯然還不具有使選票高度集中的威望與能力，所以當地後來與代表們逐個商談時，勢必要借馬林的權威來說服人。在這種情況下，劉仁靜的自由的一票，在笑談中被提到政治高度，被說成有歷史意義，亦即被用以証明中國共產黨即使在剛誕生時對共產國際也並非唯命是從，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大裡的選舉，究竟是否按馬林的意思欽定了候選人，並由張國燾在選舉之前與大家做好說服工作呢？陳獨秀後來在南京監獄中與表弟濮清泉同被關押，期間常常和後者講起自己的經歷，當中一段談話，似乎可作印證：

    「據陳獨秀告訴我，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他因事留在廣東，沒有參加，之所以要他當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一個荷蘭人馬林來中國轉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台，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點。實際是否如此，我不敢肯定，陳既這樣說過，我就如實地把它寫出來。」

有人或會覺得這實在太過匪夷所思，懷疑這個說法的可信性，但前述事件的資料來源卻十分權威。（見李穎所著，《中國共產黨黨代會歷史細節：從一大到十八大》，頁 26-28。書中上述資料參考自劉威立所著《劉仁靜》一書，以及，濮清泉所著〈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一文。同一項記述也收錄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黨史頻道」，〈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篇文章裡，為中共官方所認可）

（中共創黨歷史系列之四）

 

（本文原先刊登於 5 月 26 日的《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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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創黨歷史系列．3】為何一大在 7 月 23 日召開，黨慶卻在 7 月 1 日？

    中國國慶日是 10 月 1 日，這是因為共和國在這天宣布成立；解放軍建軍紀念日是 8 月 1 日，這是因為周恩來、朱德、賀龍，及葉挺等在這一天，策動了南昌武裝起義。上星期記述了中共創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大），以及當中驚心動魄的開會經過。但心水清的讀者會問，若然中共一大在 7 月 23 日召開，那麼為何黨慶卻會定在 7 月 1 日呢﹖答案出人意表，原來竟然是「記不清楚」！

與會代表竟記不清開會日期

中共創黨早期，因為客觀環境艱難，每年都沒有餘裕去慶祝黨慶，再加上，國共分裂、五次圍剿、長征……中共一直顛沛流離。久而久之，對於一大究竟在哪一天召開，不同代表竟然有不同記憶，例如李達、張國燾記得是 7 月 1 日；陳公博卻說是 7 月 20 日；陳潭秋發表文章說是 7 月底；馬林給共產國際提交的報告籠統地說是 7 月……

難道沒有一大文件可作茲證？原來，一大後，第三國際代表馬林把文件帶走了，而中國代表又沒有好好保存一份。

後來，長征結束，到了延安，中共算是有了個比較穩定的根據地，暫免於顛沛流離，可暫喘一口氣，這時才有人抽空去處理黨史問題。1938 年，有人向參加過一大的毛澤東和董必武詢問會議日期，兩人都說記不清了，毛只記得是「放暑假」、「天很熱」，董認定是 7 月，至於具體日期就不記得了。

毛澤東把七一定作黨慶

結果兩人商量後回答，這樣吧，就用 7 月第一天作為紀念日。之後，毛在《論持久戰》裡便寫道：「7 月 1 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十七週年紀念日。」

到了 1941 年 6 月，中共中央終於以文件形式，《中央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週年、抗戰四週年紀念指示》，確認 7 月 1 日為黨生的紀念日，並要求進行相關紀念活動。同年 7 月 1 日，延安《解放日報》和重慶《新華日報》同時發表關於中共誕生二十周年社論。從此，七一正式成為黨慶紀念日。

值得拿出來說的是，雖然中共今天常常說，當年創黨是一件是開天闢地、改變中國命運的大事件，但事實上，即使是一眾與會代表，當年並沒有把事件真的看得那麼重。所以，就像上篇提到，陳獨秀和李大釗兩位關鍵人物，都因事忙而沒有抽空出席，一眾代表甚至沒有清楚記得開會的確實日子，又或者把有關文件好好保存。

邵維正解開歷史懸案

雖然毛澤東一錘定音，把七一定作黨慶紀念日，但究竟一大在哪天召開﹖不少人都心知肚明，仍是個未解之謎。

到了 1979 年，才由黨史專家邵維正，通過多方面嚴格考證，最後得出一大確切開會日期是 7 月 23 日的結論。邵立論嚴謹，結論最終獲學術界廣泛認同。

2018 年，曾任邵學術秘書的李步前，撰寫了〈邵維正對中共一大的歷史考證〉一文，道出了事情的來龍去脈，當中可以體會到，一個歷史懸案得以真相大白，原來也得益於七十年代尾正處於歷史的轉折點，以及當時鄧小平所新倡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之時代精神。

話說十年文革後，鄧小平復出。未幾，一場稱之為「真理標準大討論」展開，背後就是鄧小平所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華國鋒所主張的「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者間之交鋒。

1978 年，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提出要編寫一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計畫分 14 卷（後改為 12 卷）及 600 餘萬字，工程浩大，結果由社科院史學家李新牽頭，成立現代史研究室，調集人員，負責這個項目。這時在解放軍後勤學院從事黨史教學的邵維正，也被徵召，而他所負責的，就是第二章「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部份。

邵曾受到無形壓力

在收集和研究資料的過程中，邵發現一大召開日期，以及出席人數，竟然存在多種說法，經他作出梳理，竟有 25 種不同說法之多。當他想進一步解開這個歷史懸案時，但「卻明顯感受到來自周圍的不同態度」，「有的出於好心，提醒他『剛調到北京來不容易，還是老老實實把教學搞好，不要去冒這個風險了』；有的擔心這是幾十年都沒有搞清楚的難題，怕出不了成果還白費勁，弄不好會引起思想混亂。」

李步前在文章中沒有清楚言明是甚麼壓力，但可以想像，那時文革剛結束，毛澤東剛逝，毛的權威在文革期間被種種個人崇拜推至頂峰，而七一黨慶這個日子卻是由毛一錘定音，若要重新翻案，找出一大召開正確日子，那無疑會冒犯毛的權威，招惹麻煩，甚至被政治批鬥。

但正如前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主張，正刮起一陣新風，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學術界亦有所裨益。李步前的文章指出：「具體到黨史研究領域，解放思想就要敢於打破禁區，突破障礙」。

邵從多方面作出考證

從 1979 年 4 月開始，用了大概半年時間，邵致力就一大召開日期和開會人數進行考證。本文集中討論開會日期。邵首先從研究各代表的行蹤入手，過程中甚至包括翻閱已經存放在博物館，跟部份代表有交往的朋友之日記，又翻查舊報紙，找出個別代表在出席一大之前，先行參加的活動之舉辦日期，結果得出結論，那就是一大不會在 7 月 1 日召開，因那時在上海的代表只有 5 人，不足半數，所有代表到齊的時間該為 7 月 20 日之後。

後來邵又發現一份在五十年代從蘇聯移交中國的檔案，這份名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檔案中提到：「代表大會預定 6 月 20 日召開，但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 7 月 23 日才全部到達上海，於是代表大會開幕了……」根據這筆資料，開會時間可能是 7 月 23 日，或之後。

檔中採用「我們」作為表述，因此作者是有份參加會議的當事人。檔中詳細記載一大七次（七天）會議，每次會議的主要內容，又提到第二次會議後休會兩天來起草文件，到了六次會議後，轉到「上海市郊」（其實如上星期所述，正確地點是浙江嘉興南湖，但「老外」未必分得清楚）繼續開完第七次會，因此在上海前後共留了八天。

但邵知道，儘管這份文件可信度比較高，但卻始終是孤證，所以關鍵是能否找到其他事件作旁證。

一宗命案意外成了有力旁證

後來，邵又留意到，一大代表陳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提到：巡捕走後的第二天凌晨，「便聞有一女子悲慘呼叫……女子叫孔阿琴……」。而另一代表周佛海也在回憶中提到：「當晚發生一件奸殺案……」。邵去翻查上海舊報紙，結果在 1921 年 8 月 1 日《申報》找到《大東旅社內發現謀命案，被害者為一衣服華麗之少婦》這則新聞。又在《新聞報》找到類似報導。兩家報紙都報導「孔阿琴案」發生在 7 月 31 日，這便顯示巡捕闖入會場的日子是 7 月 30 日。而 7 月 30 日往前推八天，正好是 7 月 23 日。於是，機緣巧合，一宗命案成了有力旁證，證明一大是在 7 月 23 日召開。

一個纏繞了超過半世紀的歷史懸案終於解開，邵把這研究成果寫成文章，投給內部刊物《黨史研究資料》，並於 1979 年第 9 期發表。9 月某天，邵接到胡喬木秘書電話，說胡讀了他文章後很重視，特意囑咐這黨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該在即將創刊的《中國社會科學》之創刊號上發表。結果，1980 年初，《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刊登了這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全文近一萬八千字。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曾經是時代精神

李步前的文章特別提到，邵的研究成果旋即引起廣泛迴響，一位長期從事黨史研究的人員打來電話：「像這類過去已定論的重大問題都能重新突破，還有什麼問題不能研究呢！我們搞好黨史研究的信心更足了。」

中共中央書記處曾為邵維正的研究成果此開會討論，但最終還是認為，既然七一作為黨慶已經有幾十年，大家都習慣了，且是由毛澤東親自定下，遂決定黨慶日期不作變動。

作為一個總結，一個歷史懸案得以解開，原來是得益於當年鄧小平主張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之時代精神，讓學術研究不怕打破禁區。如果大搞個人崇拜，事事一錘定音，下下怕引起所謂的「思想混亂」，那麼，很多重大歷史事件，哪怕是創黨大會召開日期，真相都未必可以大白於天下。

最後，順帶一提，在南湖畫舫上的開會日期，也就是一大閉幕的日期，至今仍欠缺定論。有一大代表回憶，是在巡捕闖入李寓，驚動眾人匆匆散會後，翌日，即 7 月 31 日，到嘉慶南湖開會，不過另一代表董必武卻在一封信中提到，是隔了一日，張國燾和陳公博這兩位代表的回憶，也是隔了一日，那就是 8 月 1 日。

著名紀實作家葉永烈在《紅色的起點》一書中，道出自己作過的考證，他說查閱了 1921 年 8 月 2 日當地的《申報》，當中報導 8 月 1 日下午嘉興狂風暴雨，南湖內吹翻了遊船四、五艘。然而，一大代表的回憶中，卻無人提及狂風暴雨之事，因此推論南湖畫舫會議不可能在 8 月 1 日開。

但無論如何，中共官方仍未就此作一個權威的定論，這裡寫出來僅供讀者參考。

（中共創黨歷史系列之三）

 

（本文原先刊登於 5 月 12 日的《明報》，現今經過修訂再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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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創黨歷史系列．2】中國共產黨誕生地原來就在今天上海「新天地」

    很多港人到上海旅遊時都有去過「新天地」，但大家又知不知道，這個由被稱為「上海姑爺」的香港建築商人羅康瑞，改建原址中的古舊石庫門建築群而成，集商鋪、精品店、食肆、酒吧於一身的時尚商業區，原來就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地方。且更為有趣的地方是，當年會並沒有在這裡開完，一眾代表後來又出海，在一艘遊船畫舫上，才把會開完，且甚至在船上開會期間搓麻將。這是因為忽發遊興，還是當中另有原委呢？

「新天地」是中共一大歷史現場

大家到上海新天地時，未必會留意，在東南邊，於興業路 76 號門牌下有一塊牌匾，上面寫著：「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原來在繁盛時尚商業區的一隅，竟然是個如此重要的歷史現場！

有位有份參與新天地這個項目的工程師朋友曾經告訴我，當年取名新天地，那是因為新天地中的「天」字，其實字裡就包含「一」、「大」兩個字。

現址其實是建於 1920 年，具有典型上海風格的石庫門樓房，樓下一間 18 平方米的客廳，就是當年中國共產黨第一屆全國黨代表大會（一大）開會的地方。

當時北京才是全國政治中心，北大亦是馬克斯主義傳播的源頭，李大釗和陳獨秀兩位都曾在此任教，那麼為何中共一大會選擇在上海召開？而又為何會議會選擇於興業路 76、78 號（當年街名為望志路 106、108 號）這裡舉行？

為何揀在上海開一大會議？

我相信，原因有幾個。

首先，就是因為北京乃政治中心，因此北洋政府和軍閥也看得最緊，反而上海多租界，龍蛇混雜，起到掩護作用，事實上當時一大會議地點的望志路 106、108 號，就是位於法租界內。

其次，中國首個共產黨組織，就是由陳獨秀等在上海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這裡是初期中國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

最後，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當時由共產國際到中國的第一位特使維經斯基（Gregori Voitinsky），他在華建立的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也是設在上海，並在此推動和督導成立中國共產黨。因此，這裡也是共產國際在華的總部所在。

中共一大於 1921 年 7 月 23 日晚上開幕，共有十五名代表，除了兩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之外，其餘十三名中國代表中，包括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陳公博、周佛海、包惠僧。

為何李大釗和陳獨秀都缺席中共創黨大會？

讀者若然眼利，會留意到，十五名代表當中沒有陳獨秀及李大釗，上篇說到兩人那麼重要，為何又未見兩人出席？

史料上未見兩人親口就此解釋，但後來卻有其它曾出席一大的代表在回憶時述及。

當時陳獨秀擔任廣東省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兼任大學預科校長，包惠僧憶述：「……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還寄來二百元路費。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其他幾個人都忙，離不開。」

至於李大釗呢？當時，他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和教授，還兼北京國立大專院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主席，張國燾這樣回憶：「根據這個決定，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大會。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紛繁，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

（以上兩筆，見李穎所著，《中國共產黨黨代會歷史細節：從一大到十八大》，頁 11。書中此兩筆資料參考自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一大」前後》；以及張國燾《我的回憶》。李穎乃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有份參與黨史編撰。）

遇上突發事件打斷會議眾人緊急撤離

一大揀在上海法租界內開會，代表們以「北大暑期旅行團」的名義，租住租界內的博文女校。開會地點則在望志路 106、108 號這兩棟建築，樓下一間 18 平方米的客廳內舉行，這是有份出席的上海代表李漢俊，及其兄李書城租用的寓所，李家兄弟將兩樓內牆打通，合而為一，組成一家。借用有份出席的代表李漢俊的寓所，較為方便，也有利保密。

7 月 23 日召開會議，會議一直順利進行，但到了 30 日晚上，情況卻突然出現暗湧，當時，馬林正在用英語講話，一個身穿灰色長衫的陌生男子突然闖入了會場，說是要找人，朝屋裡張望了一圈後，說找錯了地方，然後便匆匆離去。大家都起了戒心，慣於地下工作、秘密工作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尤其警惕，更一口斷定此人乃是密探，要求會議立即中止，大家必須立即離開，以免一網成擒，只留下李漢俊和陳公博兩人。

果然，十幾分鐘後，法租界巡捕房的兩輛車就立即駛來，他們闖進來要搜查，但卻撲了個空，只得離開。（順帶一提兩筆：一、經此事後，李氏兄弟便退租該樓，並搬到其它地方居住；二、後來，著名紀實作家葉永烈在《紅色的起點》一書中透露，當日闖入一大會議的灰衣人，原來是法租界政治探長程子卿。）

在嘉慶南湖上繼續開完會議

為了安全，代表勢難再返原址開會，但會議又未開完，總不能草草收場，且附近該已遍佈巡捕和密探。代表之一的周佛海，起初建議眾人到杭州西湖開會，說那裡安靜，而自己去過可當嚮導，但另一代表李達的夫人王會悟，反建議眾人轉移到她家鄉浙江嘉興的南湖，在湖上租條船開會，說既安全又方便，況且到南湖的遊人，要比西湖少得多。一眾代表同意。但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兩個「老外」怕引人注目，而之前提到善後的李漢俊和陳公博，四人都沒有同行（另一說，何叔衡也沒有同行）。

眾人坐早班火車到了嘉慶。王會悟回憶：「到嘉興後，我去鴛湖旅社租了房間，作為代表們歇腳之處。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畫舫，要了一桌和餐。代表們上船前，我還出主意，讓他們帶了一副麻將牌。」

開會期間曾經搓麻將

為何要帶麻將上船，是因為他們怕開會太悶，要用來消遣、鬆馳一下﹖王解釋：「代表們上船後，以打麻將為掩護，繼續開會。我坐在船艙外望風，見有船划近了，就敲窗門，提醒代表們注意」，從中可見，這位夫人真的心思慎密。

事實上，據王回憶，會議開到下午五點鐘左右，忽然從遠處傳來一陣汽船駛過來的聲音。在船頭放哨的她，忙敲了幾下窗口，向船艙內開會的眾人作出警示，他們也立即中止了討論，把文件收藏起來，再把麻將牌拿出來搓。

等汽船漸漸靠近，才發現那不是警察的巡邏艇，而是普通遊船，大家虛驚一場，於是重新開會。但經過這場虛驚，大家不安之心緒更甚，於是也加快討論，儘快結束會議。

但也是這場虛驚，為中共一大添上花邊，留下會議期間大家搓麻將這有趣一幕。

（中共創黨歷史系列之二）

 

（本文原先刊登於 5 月 5 日的《明報》，現今經過修訂再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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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創黨歷史系列．1】中共創黨元勳的思想啟蒙源頭來自日本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創黨百年，在回顧一眾創黨元勳的歷史資料時，不難發現，當中最重要的幾位，都曾留學日本，並在那裡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從而得到啟蒙，而非大家想當然的以為是蘇聯。有港府官員人曾經因為一條公開試題目，而霸氣地說，日本對中國「只有弊沒有利」。但若然大家肯多讀書，且實事求是地看歷史，就不至於說出如此淺薄、晦氣的說話。

今年是中共創黨百年，相信七月前後，將有高規格慶祝。筆者也有興趣就中共當年創黨歷史，在本欄寫上幾筆，為讀者補充一些角度和視野。

李大釗和陳獨秀是創黨的兩大推手

有朋友會問，究竟誰人是中共之父﹖或許有人會直呼毛澤東，但毛雖然是共和國開國元勳，但若論起初引入和傳播共產主義，以至創立共產黨，他的角色微乎其微。其實，李大釗和陳獨秀兩位北大教授，才是中共起初創建最重要的推手。

雖然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這只是以實際社會影響層面而言，如果論學說和理論層面，中國最早反而不是從蘇聯，而是從日本引入馬克思主義，且全因一班中國留日學生。

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走上改革和圖強之路，其後更打贏「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兩場關鍵戰役，一躍進入世界列強之列。因此當時中國不少年輕人，都對日本心生嚮往，再加上清廷張之洞等封疆大吏提倡，不少青年走去日本留學，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為救國尋找出路。這些青年，包括早期的秋謹和徐錫麟，他們回國後加入新軍並進行策反，企圖推翻滿清；另外，也包括孫中山的左右手，黃興和宋教仁。

日本才是中國輸入馬克思主義源頭

另外一些留學生，在日本接觸到馬克思主義，驚為天人，且認定是中國出路，帶來另一番風潮。

這些留學生當中，其中一位便是李大釗，他在 1913 年赴日，1914 年考入早稻田大學學習，接觸到社會主義和馬克思思想，不少學者相信，李就是在這個時候讀到河上肇和幸德秋水，這兩大日本馬克思主義先驅的著作，例如前者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後者的《社會主義神髓》等書，因而得到理論啟蒙。

李大釗在 1916 年返國，兩年後任職北大。五四運動後，1919 年，他與另一位北大教授胡適，展開了著名的「問題與主義」論爭，李為馬克思主義作出辯解；同年，他亦發表了著名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統地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這篇論文，被認為是中國第一篇系統以及全面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論著，成了當時很多中國人認識有關思想的入門，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起了重大作用。

(必須一提的是，早於 1903 年，由梁啟超創辦的廣智書局，已經出版了由維新派趙必振所翻譯，由日本眾議院議員福井准造所寫的《近世社會主義》，趙曾因革命失敗而逃亡日本，在那裡苦讀，被稱為「中國譯介馬克思主義第一人」。但如果要數「中國引介馬克思主義第一人」，較多人會說是朱執信，早於 1906 年 1 月，這位官費留學日本學生，已經在《民報》發表過〈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等文章，介紹過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等著作片段。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黨史頻道」裡，〈獻身革命的朱執信〉這篇文章中，把他形容為：「在撰寫專文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學說中，就其內容的廣泛性、客觀性而言，朱執信在辛亥革命前，是第一人。」另外，一些留日學生如李達、李漢俊(兩位都是中共創黨的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的上海代表)等，亦翻譯了日本部份有關馬克思主義的論著，並向中國報刊供稿。但這些都是零碎的介紹及翻譯，論完整性及影響力都不及李大釗的前述論文。請留意，以上幾位人物，也都是在日本接觸到馬克思主義。）

李大釗在理論傳播上居首功

隨了寫文章之外，李大釗又在北大等五所高等學校，教授馬克思主義，影響了很多莘莘學子‧他開設了《現代政治》、《唯物史觀》、《社會主義和社會運動》、《史學思想史》、《女權運動史》等課程，系統地講授馬克思主義。同時，他又在北大與陳獨秀，創辦《每週評論》，宣揚和推動共產主義。

1918 年底至 1919 年初，青年毛澤東曾當過北大圖書館助理員，在這裡他認識了當時正是北大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以及陳獨秀，他在這裡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所以，毛其實只不過是這兩位中國馬克思主義先驅的晚輩而已。

1936 年，「長征」後期，毛澤東在陝北窯洞裡接受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即那本著名的 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譯作《西行漫記》或《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的作者）訪問時說：

    「……我去上海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在它的組織裡，起領導作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國知識界領袖。我在李大釗手下當國立大學圖書館助理員時，就迅速地朝馬克思主義發展﹔陳獨秀對我發展這方面的興趣也大有幫助。我第二次去上海，曾與陳獨秀探討了我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親聆他談他自己的信仰，這在我一生也許是最關鍵的時期深深地影響了我。」

其實，要到十月革命爆發後，1920 年初，俄共成立了遠東局，4 月遠東局派遣成員維經斯基（Gregori Voitinsky）來華，他被稱為「俄共派來中國的第一位使者」。因為有任務在身（在本系列往後文章會再談及），帶來了大量與共產主義理論及俄國革命有關的文獻，才補充了過往日文資料的不足。

陳獨秀在組織創建上走最快

直到這裡為止，談的都是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理論傳播，如果談中國共產組織的創建，那又如何﹖

陳獨秀也曾留學日本。雖然研究馬克思主義比較晚，且在其傳播上的貢獻也不及李大釗，但在共產組織的創建上，他卻比李大釗走得快。

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其實是 1920 年 8 月在上海首先建立，主要推手就是陳獨秀。當時陳已經離開北大，到了上海，他與前面提到的李漢俊、李達等人，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並由陳任書記。從此這裡就成了中國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為成立全國性質的中國共產黨發揮重要作用。

（順帶一提，《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就是由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員陳望道所譯，他早年也是留學日本。）

到了 10 月，李大釗等在北京；到了同年秋天，董必武等在武昌；之後，周佛海等在日本；之後，才到毛澤東等在長沙；再之後在濟南、廣州，以及周恩來等在巴黎，陸逐成立共產黨組織。所以，毛澤東其實也不是最早第一批共產黨組織的創建者。

當然，後來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打下江山，成立了共和國，但這已經是後話。

到了 1921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一大）在上海召開，宣佈成立中國共黨，並通過由陳獨秀任書記。下一篇再談箇中歷史。

日本因素的重要性

去年通識科試卷出了一條題目，叫考生去評論這句話：「1900-45 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結果引來一場軒然大波，被藍絲指責傷害民族感情，有港府官員更霸氣地說，日本對中國「只有弊沒有利」，無需討論。

如果能夠撇開情緒化反應，冷靜客觀去看，才能從歷史中認識更多。例如，對於「愛國者」來說，中共創黨是中國百年來頭號大事，而正如前述，李大釗和陳獨秀兩位關鍵人物，再加上中共創黨的一大裡十三名中國代表當中，李達、李漢俊、董必武、周佛海四位，以至前述多位為中國引入馬克思主義者如趙必振、朱執信、陳望道，也都是到日本留學，並在當地受到馬克思主義所啟蒙。因此日本因素，對中共創黨，其實有著正面，且是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果沒有日本這個因素，單靠十月革命和俄共的影響和推力，我估計中共創黨起碼要晚五年，那麼中共創立後，很快就會「撞正」蔣介石大權在握、如日方中的時候，雙方地位和實力懸殊，那麼國共爭雄的故事和結局，以至整個中國的命運，也就大概會完全改寫了。

（中共創黨歷史系列之一）

 

（本文原先刊登於 4 月 28 日的《明報》 ，現今經過修訂再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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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 總辭答客問

半個月前，筆者接受網媒訪問，就抗爭派不接受人大常委通過立法會延任一年，因此倡議民主派該總辭，杯葛「臨立會」，提出了我的反對意見，沒有想到，因此惹來網上熱議以及猛烈批評，還幸，之後不同院校的政治學者，包括港大、中大、城大、科大、理大等，都斷續表達他們意見，且看法相當一致，同樣反對總辭。隨著討論進一步深化，帶出了一些新的相關論點，筆者將在本文再作補充。

首先，這裡簡單向讀者重覆講一次，當日在接受網媒《香港01》訪問時，我提出過對總辭的三個質疑。

1)　延任後的議會等於當年的臨立會？

1997 年的臨時立法會，是中方「另起爐灶」下的產物，原任議員不能過渡，要「落車」，重新「選」過，而當時由中方所操控的所謂「選舉」，肯定會剔走一些民主派，再加入一些建制派，所以遭民主派抵制。但今次延任議會，不是另起爐灶，連外界最擔心的「DQ 4」（即四位被選舉主任褫奪參選資格的現任議員）都可過渡，亦沒有加入重新確認條件如要求支持《國安法》來重新宣誓，議會組合保持不變，因此把它拿來和當年臨立會相提並論，是引喻失義。

2)　「美化制度」所以該總辭抵制？

若然抗爭派認為加入一個不民主、不公平的制度，就是「美化制度」，其實去年區議會選舉，黃之鋒也被 DQ，那麼他們是否也該同樣杯葛﹖更何況，選後因為建制派在區議會中幾近被「清枱」，政府索性架空議會和建制派合作，那麼為了拒絕「美化制度」，抗爭派是否也該身先士卒，發起總辭呢﹖在自己沒有席位的立法會，就大義凜然要別人總辭；但到你自己有席位的區議會中，就默不作聲，這樣做，外人看來會覺得太過自利了。

3)　今天總辭一年後又如何？

能夠預見，可見未來香港的政治環境只會愈來愈惡劣，政治打壓和倒行逆施只會愈來愈多，明年的選舉一樣會有 DQ，民主派在議會的抗爭空間將愈來愈被收窄，選舉封殺、議會矮化、行政霸道不會短期內消失，抗爭派如果覺得今日的制度玩不下去，那麼一年後他們又會否參選﹖如果你覺得現時的立法會是「政治花瓶」，一年後同樣都會是「政治花瓶」，那麼現在你是否該告訴公眾，一年後是否會貫徹始終不參與，不要一句口號叫人總辭就算。

以上是我半個月前說的，半個月來，反覆被多個媒體訪問，它們提出了新的問題，這裡也一併與讀者分享我的答案和看法。

4)　這一年留守議會有何用嗎？

當然，我不認為留守議會可以甚麼事都做到，但也不認為留守議會甚麼事都做不到；我們不要把議會視作萬能，但也不要把議會說到一文不值。議員擁有的資源、憲制角色和權力，始終是制衡政府的有力工具。正如城大葉健民所言：「但從議會全面撤退、放棄議員種種權力，便差不多等於把公民社會幾十年艱苦經營努力建設的社區網絡、與政策社群的深厚聯繫，以至和各個公共政策持份者的對話空間也一筆勾銷。這些資產，真的全無價值嗎？這些實力，可以完全靠街頭勇武方式重建嗎？」

強弱懸殊，知已知彼，今天明顯不是追求決勝千里的時機，反而要有心理準備作細水長流的抗爭。如今大家面對的是一個強大和乖戾的政權，相對過往歷屆特區政府，它啟動了一場「超限戰」，越過愈來愈多大家長久信守的政治和道德界線，全方位打壓民主運動、反對派，以及公民社會，且已經到了不顧顏面的地步。如果對手無所不用其技，你自己反而迂腐，甚至自斷一臂，絕非明智。

5)　總辭可以讓國際社會進一步關注香港問題？

我相信，《國安法》已經是短期內最大程度讓國際社會關注香港的一個課題，如果要西方有更激烈反應，我相信只會是台海和南海軍事行動這些課題。更何況，世界各國都有因疫情而押後選舉，所以它們也會怕被「反抽後腿」。就連主力進行國際游說的羅冠聰，近日在 facebook 發文也說：「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進入與否，都不會引來國際的反彈，更不會是『背叛』了某些國家或政客」，我認為這是一個很中肯的估計。況且，正如港大陳祖為所言，總辭欠缺「顯然易見」的巨大理由支持，一般人看來未必是合乎比例 (proportionate) 的回應，我認為在疫情中外國人看來尤其如此。

6)　上次選舉選民給的 mandate 只有四年，做滿就不能留？

我們不能太過狹義和僵化地看這種「mandate」，否則的話，你甚至可以說政綱沒有寫入的就沒有「mandate」做，那麼四年前民主派政綱也沒有寫入反對《逃犯條例》，那又是否《逃犯條例》殺到時，你又說因為沒有「mandate」所以唔做呢﹖我認為，選民投票給你，就代表支持你的政治理念和路線，且相信你的為人，例如，選民投票給民主派就是希望他們能夠制衡政府，以及爭取民主自由人權，那個授權是到下次選舉為止，隨非你自行修改任期為自己延任。就如今次疫情讓很多國家(包括公認的民主國家)都延後選舉，大家有沒有聽過他們的議員要鬧總辭﹖他們就沒有「mandate」的問題﹖

7)　（有些）抗爭派在初選贏了，（有些）民主派則輸了，因此後者沒有 mandate 留下？

請不要混淆，「初選」不是正式「選舉」，那只不過是民主派達成共識的一個機制，用來決定派出哪些人參與九月選舉，在初選勝出，也不代表你已經在正式選舉中勝出（所以有抗爭派說如果民主派留任議會的話，就該由他們來做「影武者」，背後操控，這樣的政治倫理實在讓人極之失望）。初選也不是一個信任公投（例如用在韓國瑜身上那個機制），更何況，初選不錯有六十萬人投票，但上次區選投票的卻有近三百萬人，就算單計民主派和抗爭派合共也有近一百七十萬票，兩者不能簡單等同或相提並論。

8)　以民調來決定民主派去留？

如果這是民主派參考的「其中之一」依據，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但如果要把決定完全「外判」給民調，把民調完全「神聖化」，我就想提醒他們，當年政改方案是否「袋住先」﹖在頗長時間內的多個民調，都顯示五成人支持四成人反對，但結果當然大家都知道，最後民主派在議會中否決了方案，因為他們覺得與自己的政治理念相悖。

民調不能取代政治判斷和領導

美國已故總統杜魯門便曾說過：「我心裡常有一個疑問，便是如果當年摩西及耶穌，有機會在埃及和耶路撒冷進行民意調查，那麼摩西還會否領導猶太人出埃及﹖而耶穌又會如何在耶路撒冷傳教呢？」

結尾，我想多引述一次陳祖為的觀點，他總結多年來觀察本港和海外的民間抗爭經驗，指出大型或激烈的的抗爭行為必須「出師有名」，其理由必須為社會顯而易見，亦要針對具體事件，例如執法極大不公、政府推出極壞的法案、嚴重的選舉舞弊等，才能得到大部份市民支持及國際社會同情。本港政治環境急速敗壞，總辭或許終有一天要做，但不該是今天。

 (本文原先刊登於 8 月 26 日的《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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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遇上首個政治和意識形態南轅北轍、但經濟實力卻旗鼓相當的對手

國史上有過很多對手，二戰之後，便曾先後遇上蘇聯和日本，這個回合遇上中國，那麼博奕的性質又與過往有何不同呢？我認為關鍵不在於這是一個「非白人對手」，而讓華府不知所措，關鍵反在於，這是美國首個政治和意識形態南轅北轍但經濟實力卻旗鼓相當的對手，且彼此經濟已發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上週三，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捷克國會發表演講，指出中國已經融入了美國的經濟、政治、社會體系裡，非當年冷戰時的蘇聯可比，因此更難應付。中國已經是個可與美國鼎足而立的經濟強國，因此不如往昔般，通過政治、外交、軍事脅迫這些舊套路，就可把它簡單解決；再加上，全球產業鏈的形成，彼此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亦不是可以靠一般性經濟制裁就可遏止對方。正如最新一期《經濟學人》封面主題文章所言，這將會是一場持久的競賽，（若以為可以輕而易舉、三扒兩撥 KO 對手），是時候抹去幻想了。

聚焦「非白人對手」是錯了重點

前個星期，陳景祥兄在《明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當美國遇上一個「非白人」的對手〉，對中美兩國的糾結作了一次梳理，當中頗有見地。但把重點放在中國是美國一個「非白人」對手（他所引述的美國國務院官員 Kiron Skinner，甚至錯說中國是美國史上首個非白人對手），而讓華府不知所措，對不起，我卻認為是錯了重點。

姑勿論俄羅斯民族性和文化價值其實與歐美也存在重大差異，白人與非白人之別不應被過分放大，我認為中美之爭，重點該是，中國是美國史上首個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南轅北轍但在經濟實力上卻旗鼓相當的對手，且彼此經濟已發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步，糾纏不清。

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二戰前，美國信奉「門羅主義」，仍未走向世界，只會「躲在美洲成一統」。情況要到二戰後才有所改變，美國不單參與了「全球化」，更進而爭奪世界霸主的地位。

戰後霸權先後遭遇蘇聯和日本挑戰

蘇聯當然是冷戰時期美國的最大對手，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意識形態上，都分庭抗禮。蘇聯是當時世界另一超級強國，與美國在全球爭霸，兩國在軍事上旗鼓相當，外交上又分別領導華沙和北約兩大政治 / 軍事集團對峙。但唯獨一點，蘇聯在經濟實力上其實大大落後美國，物資匱乏是蘇聯人最大和永遠之痛，這也是 1959 年尼克遜出席莫斯科博覽會時，在所謂「廚房辯論」中得以擊敗赫魯曉夫的原因。到了八十年代，列根更看出，蘇聯其實只是個外強中乾的對手，結果以「show hand」的策略，用資源戰把蘇聯拖垮。當時美蘇兩大集團，在世界上是兩個各自分別運作的經濟體系，彼此在經濟、貿易、金融上較少往來，只與自己集團內成員國做生意，因此兩國在經濟上並不構成直接競爭，更遑論有所融合。

此外，因為地緣政治原因，戰後美國扶助日本，但卻想不到後來竟作繭自縛，日本經濟發展迅速，曾經一躍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美國反受威脅。到了八十年代，甚至有「Japan as Number One」的說法（源於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的同名書籍），美國大阿哥地位似乎受到挑戰。雖然日本經濟上羽翼漸豐，卻在政治、外交、意識形態上始終緊跟美國，甘心做個小弟，亦欠軍事實力。更何況，日本因為人口、土地、資源的限制，注定成不了一超級大國。到了 1985 年，美國迫日本接受了《廣場協議》，後者經濟從此受到無法彌補的傷害，美國三扒兩撥便打發了這個「對手」。

因此，蘇聯作為一個對手，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與美國南轅北轍，但在經濟上卻大為落後；反之，日本作為一個對手，雖曾在經濟上力迫美國，卻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始終相近，甚至可說是仰美鼻息；唯獨是中國，卻是美國史上遇上首個經濟上實力旗鼓相當但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卻南轅北轍的對手。

中國產業已走在世界尖端

中國在入世後，經濟迅速騰飛，大出美國預算之外，且全面與美國爭奪全球化下的市場。時至今日，中國已經在產業發展上，全方位力迫美國。

舉例，中國在 5G 發展上已經大大超越美國，這也是美國要封殺華為的理由；再說 AI，當外國在討論怎樣平衡大數據的使用和個人私隱時，中國作為一個專制國家，卻毫無顧忌地用上大數據來發展 AI，因而一日千里。5G 和 AI，都是未來產業發展之鑰。

另外，中國近日更成功發展出全覆蓋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與美國的「GPS」、俄羅斯的「GLONASS」，以及集整個歐洲之力才發展出來的「伽利略」，四強鼎足而立；在日常生活上，高鐵、移動支付、電子商貿的使用，走在世界之先；中國產業的機械化程度亦居世界前列，每年機械人新安裝數目，居世界首位（雖然以人均計算就不是）。至於無人車、無人機、造船……等產業的騰飛，恕這裡不一一詳述。

在華府眼中，這些產業發展並非由市場自然而然發生，而是涉及大量政策扶持和政府資金投入來實現，這種模式在西方被視為「國家資本主義」，受到很大猜忌以至質疑。且正如前述，為求發展，中國置很多人權、倫理規範於不顧，更讓華府深深不憤。

從「中國崩潰論」到「支爆」

二十年前，美國曾經流行過所謂的「中國崩潰論」，認為這會很快發生，但事後看來，當然錯得交關，中國不單沒有崩潰，且變得十分強大。二十年後，本地換了個新叫法，有人提出所謂「支爆」，又認為這會很快發生，到時香港便可以實行所謂「城邦自治」云云，但相關分析卻更加欠奉，更加流於是一廂情願的空想。

上週三，蓬佩奧在捷克國會發表演說，指出中國已經融入了美國的經濟、政治、社會體系裡，非當年冷戰時的蘇聯可比，因而更難應付。為了讓讀者自行嘴嚼，現把有關段落原文照錄如下：


“What’s happening now isn’t Cold War 2.0. The challenge of resisting the CCP threat is in some ways much more difficult”;

“The CCP is already enmeshed in our economies, in our politics, in our societies in ways the Soviet Union never was”.

蓬佩奧亦承認中國強大難對付

從中可見，作為一個對華鷹派，蓬佩奧戰意昂揚，但卻完全沒有低估中國這個對手，當然更不會信那些所謂「中國即將『支爆』」的鬼話。

中國已經是一個可以與美國鼎足而立的經濟強國，不如往昔般，通過政治、外交、軍事脅迫這些舊套路，就可以把它簡單解決。再加上，全球產業鏈的形成，彼此經濟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亦不是可以靠一般性經濟制裁就可以遏止它。

例如面對 TikTok 在美國坐大，特朗普竟然出到強制賣盤且政府分成這樣過往匪疑所思的霸凌手段，完全違反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箇中當然有特朗普的流氓習性，但也反映華府並未想出一套對付這些中企崛起的方法。

正如最新一期《經濟學人》的封面主題文章 The Chinese Economic Model: Xi Jinping is reinventing state capitalism. Don’t underestimate it 所言：美國及其盟友須準備一場持久競賽，對付蘇聯用過的圍堵政策，用在中國身上不再會有用，因為中國經濟更加複雜，且與世界融為一體，（若以為可以輕而易舉、三扒兩撥 KO 對手），是時候抹去幻想了。

結語：抗爭在香港

因此，若然有抗爭者，以為只要中美矛盾激化，雙方「攤牌」，那麼美國就可一下子 KO 中國，達到「攬炒」中國之目的，其實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中美兩國的大國博奕，因為彼此實力接近，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期間矛盾和衝突或會不斷升級，但卻絕非一年半載，甚至是十年八載，就可以 KO 對方（隨非真的爆發世界大戰）。如果有了這個認識，大家就會明白到，抗爭，以及爭取改變，都會是一場持久戰，任何「燒煙花」、「玩 show hand」、「終極攤牌」式的抗爭，都只會讓自己「一網成擒」，絕非明智。



（中美爭雄篇．二之二）



本文原先刊登於 8 月 19 日的《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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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提底德陷阱 — 對中美糾結的遠因近因作一次梳理

    1972 年，尼克遜訪華，兩國關係破冰，開展了長達半世紀的上升軌。那麼，為何中美關係又會走到今天這樣惡劣的地步？美國是否注定不會放過中國？如果不是習近平（又或者特朗普），這一切會否不會發生？本文沿用古希臘史學家修昔提底德（Thucydides）的理論以及分析方法，對問題作出考察，並且就中美糾結的前世今生，作一次梳理。

「修昔提底德陷阱」

如果只能夠揀一本讀大學年代，對自己最有啟發的政治書，我會毫不猶豫揀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著的 Essence of Decision，這本書是有關六十年代古巴導彈危機，講的是決策之本質，讓我開竅，受益非淺。

半世紀後，艾利森這位學者又再度紅起來，為的是他提出了一個理論，來理解如今中美兩國間的緊張關係，那就是所謂的「修昔提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說的是：當一個現有強國，其國際霸主地位，遭到一個新興強國崛起的挑戰時，就會有爆發衝突和戰爭的危險。

修昔提底德本來是古代雅典的一位將領，後來轉做史學家，寫下了不朽之作《伯羅奔尼撤戰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當中講到古希臘兩大城邦斯巴達和雅典，兩者間的伯羅奔尼薩斯戰爭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為前者對後者的坐大，感到威脅，如芒在背，不拔不快。如今艾利森又重提這個理論，並把斯巴達和雅典，換成了美國和中國。

大敵一除ㅤ矛盾凸現

歷史有一定的相似性。

話說，兩千五百年前，波斯入侵希臘，爆發了著名的波希戰爭。當時斯巴達和雅典結成盟友，聯合抵抗外侮，如果有看過電影《戰狼三百》的讀者，都會知道。後來歷時半世紀的波希戰爭結束，波斯終被擊退。大敵既除，反而問題來了，沒有了共同敵人和威脅，這對兄弟城邦反而嫌隙日見，矛盾逐漸白熱化。雅典海權開始擴張，軍事同盟開始擴大，都讓本來作為大哥的斯巴達深受威脅，最終爆發了歷時二十七年的伯羅奔尼撤戰爭。

兩千五百年後，為了拉攏中國合力對付蘇聯這個大敵，尼克遜在 1972 年訪華，兩國關係破冰，進入了長達半個世紀的上升軌。到了 1990 年蘇共集團終於土崩瓦解，雖然大業已成，大敵終除，但之後上台的克林頓，仍相信可以「和平演變」中國，更重要的是，這時中國仍未強大，未足為患。911 後，先是阿蓋達和拉登，之後是伊斯蘭國，「邪惡帝國」（Evil Empire）雖已成過去，但「邪惡軸心」（Axis of Evil）卻方興未艾，恐怖主義取代了蘇聯和共產主義，成為美國新的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美國要中國支持自己反恐，不要扯其後腿，成了兩國繼續維持政治盟友關係的基礎，在小布殊和奧巴馬兩任總統十六年間，關係總算仍能勉強維繫。

中國入世後迅速騰飛大出美國預算

但到了就連這些恐怖份子也被肅清，反恐大業完成，大敵既除，作為政治盟友的基礎不再存在，反而作為政治對手的矛盾卻逐步浮現，尤其是，中國在入世（WTO）後經濟迅速騰飛，成長速度大出美國預算之外（曾幾何時，不少美國人還天真的以為，中國入世後會受到市場化的衝擊，將會很大鑊！），實現了「大國崛起」，對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構成愈來愈大的威脅。

其實，這與當年斯巴達和雅典關係上轉變的本質，如出一轍。

修昔提底德是最西方早期的史學家之一，他為史學帶來很多開創性的分析方法，其中之一，就是以「遠因」（underlying cause），以及「近因」（immediate cause），來分析伯羅奔尼撤戰。

習近平「敢於亮劍」

如果，蘇聯和恐怖主義敵人不復存在，讓中美作為政治盟友的基礎消失；以及中國入世後，經濟迅速騰飛大出美國意料之外，大國崛起對美國世界霸主的地位構成重大威脅，這兩點是兩國關係變得惡劣的「遠因」，那麼，「近因」又是甚麼呢？

答案就是習近平。

如果不是習近平，而是鄧小平、江澤民，又或者胡（錦濤）溫（家寶）主政，「攤牌」該不會來得那麼快，大可以再拖十年八載，雖然在前述的「修昔提底德陷阱」之下，最終或許仍難避免。但有了這十年八載，中國該可以累積更雄厚的家底，有更好的條件，去迎接這場所謂的「國運之戰」。

早在兩年之前，我已經在本欄寫過〈貿易戰不休或顯示西方對華定位已變〉等一系列文章，指出中美兩國糾紛，並不是表面的貿易糾紛，而是雙方關係上的範式轉變（paradigm shift），關鍵是習近平一改鄧小平、江澤民、胡溫時期外交方針，轉而「敢於亮劍」，導至一下子與西方激烈碰撞。

十九大、修憲、中國方案、「中國製造 2025」

首先，習在十九大提出「強國夢」、「強軍夢」，要成為「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且「能打勝仗」；之後，習更在人大提出修憲，廢除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讓自己可以終生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這些都讓西方大起戒心。

修憲尤其觸動西方的神經。在西方輿論極有影響力的《經濟學人》雜誌，當時有一期題為〈How the West got China wrong〉（西方如何看錯中國）的封面報導，指習近平修憲，是中國由專制（autocracy）進一步走向獨裁（dictatorship）的重大變化，證明西方過去 25 年是看錯了中國，甚至是「對中國 25 年的賭注失敗」。在蘇聯解體後，西方國家歡迎中國加入全球經濟秩序，認為通過參與世貿等組織，能讓中國遵從二戰後建立的一套國際規則，並期望經濟一體化能鼓勵中國融入市場經濟，而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富裕，人民就會追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在胡溫年代，他們仍相信西方的押注會有回報，但習上台後，卻令人起疑，甚至幻想破滅，習已將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推向打壓和國家操控。《經濟學人》甚至認為，西方勉強容忍中國濫權的時間越長，將來面對的危險也就越大。一言以敝之，說的就是：西方一直「養虎為患」。

在習治下，中國的集權、社會監控、個人崇拜、人權紀錄……都比胡溫年代要糟糕得多。在西方眼中，寄望中國會逐步走向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已經近乎緣木求魚。再加上，過去一年，從反修例運動開始，再到《國安法》，香港都為中國的專制、獨裁、打壓自由，向西方提供了一個最方便且影像豐富的註腳。

從經濟競爭，到大國競賽，再到民主和獨裁之爭

另一方面，習又向國際社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推銷所謂的「中國方案」（即坊間所說的「中國模式」），作為發展的道路，儼然要與美國分庭抗禮。與此呼應，在理論界，也出現了所謂「北京共識」和「華盛頓共識」之爭。更甚的是，中國不單只是搞搞宣傳而已，而是真的是在國際社會要取得領導地位，「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兩個鴻圖大計，大家固然耳熟能詳，但其實沒有那麼高調的「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開發銀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貸款，規模已經超越由美國主導的世銀！

在產業發展上，又推出了「中國製造 2025」，竟然毫不避忌或掩飾，反而大張旗鼓，要製造業走到世界前列，爭取明顯競爭優勢，甚至在行業上具領導能力。

在美國眼中，以上無不是對其霸權，與及所主導的世界秩序的直接挑戰。

單是「中國製造 2025」，本來只被看成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競爭；但加上十九大提出的「強國夢」、「強軍夢」，就被進一步看成是大國競賽；到後來再加上修憲，那就被看成民主和獨裁兩大政治和意識形態體系之爭。於是也愈來愈多西方興論在問一個問題：中國到底是西方的朋友，還是對手，又或者甚至是敵人呢？

疫情和國安法成了駝峰最後稻草

最後，大家都知道，一場疫情，再加上香港《國安法》，成了駝峰上最後兩根稻草，我在〈當強國復興遇上一場瘟疫〉、〈豪賭．底線思維．歷史的拐點〉等文章已有論及，在此不贅。

中國也採取了「戰狼外交」來回應這場危機，令情況火上加油。習近平的「敢於亮劍」，實在讓我想起李敖及黃毓民先後自詡過的名句：「四面樹敵，八面威風」。

當然，還有一個特朗普，他的驕奢、專橫、任性、民粹、不講常識、不守規矩，又碰上選情告急，與習近平的一意孤行和「敢於亮劍」，正好來個「火星撞地球」，再結合前述「修昔提底德陷阱」的大背景，構成了兩國關係的一場完美風暴。

美國副總統彭斯在 2018 年 10 月發表的演說，以及國務卿蓬佩奧今年 7 月發表的《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演說，便成了新冷戰的檄文。



（中美爭雄篇．二之一）



本文原先刊登於 8 月 12 日的《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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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公僕倒戈，衝突加劇，林鄭鴕鳥，北京該考慮換特首

公務員包括 AO、EO 的破天荒倒戈，催淚煙和橡膠子彈竟成了日常生活上之常態，特區政府正面對「雙重危機」，且不斷惡化，但林鄭月娥卻「不作為」，長時間龜縮，就算露面，也只是譴責兩句後便「快閃」，只識採取「三等」策略：等對方犯錯；等民意逆轉；等民情消褪。一廂情願以為只要「疊埋心水」，重鎚出擊，搞好民生，就可以掩蓋政治矛盾，但其實這只是「鴕鳥」對策的藉口，justify 自己對危機視而不見。但「不作為」的結果，就是新城市廣場困獸鬥、弄污中聯辦國徽、元朗暴力事件等嚴重衝突，每個周末不斷發生，令警民雙方、藍黃兩營之間，仇恨不斷加深，「撕裂 2.0」預言不幸成真。起初建議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相關問責官員責下台、行會總辭等方案，來解決危機，黃金時機已過。既然林鄭自己交不出任何 effective solutions，那北京就不如索性大刀闊斧一點，更換特首，由她一個人承擔起所有政治責任。不錯，過往北京從未有過即時更換特首來回應政治危機的先例，但如今局勢前所未有惡劣，北京要有破格新思維。林鄭下台，才可以有一個有力理由去說服大家緩一緩，以及一個時機來讓社會各方賢達願意出來，聯合呼籲社會和解，重新上路，也可讓新特首在沒有心理包袱下去收拾爛攤子。再者，更換特首，可能是現時唯一兩邊都會接受的最大公因數，畢竟，不單是抗爭者、民主派、黃絲，就連警察、建制派、藍絲，都對林鄭怨氣甚深。


公務員破天荒倒戈

逃犯條例風波發展至今，新一波對政府管治權威的重大衝擊，就是連過去在政治問題上大體上保持政治中立的公務員也紛紛倒戈，近日在網上「遍地開花」，紛紛與政府唱反調，表態要求政府回應民間「五大訴求」，甚至譴責警察在元朗暴力事件中失職，他們很多都有上載遮蔽名字的工作證以表明身份：

首先是，來自多達四十多個政府部門兩百多名公務員，在網上發聲；
此外，由林鄭月娥親自成立，吸納了近二十位年輕人出謀獻計，被視為其政策「智囊」的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PICO），在政府總部內的辦公室，也出現了象徵批評政府和同情運動的「連儂牆」；
之後，四百多名政府行政主任（EO）亦進行聯署，EO負責政策局及門的人事、財務及行政事宜，是確保政府運作暢順的骨幹；
但更震撼的是，百多名政府政務主任（AO）亦打破沉默，進行聯署，AO 是政府管治香港的核心團隊，過往便有所謂「AO 治港」之說，即使如今改行問責制，很多正副局長以至特首本身，仍是 AO 出身，且仍然要倚靠 AO 協助制定政策和管理部門，因此 AO 角色可謂舉足輕重，而今次聯署佔他們總數近五分之一，可謂意義重大，尤其規章上明確要求 AO 必須保持政治中立。
最新是一群來自不同部門的公務員將在本周五舉「公僕仝人，與民同行」的公開集會。
過去，就算在 1989 年六四、2003 年七一、2014 年傘運這些重大政治事件之中，公務員大體上都能夠保持中立、低調，從未出現過像今天的倒戈。雖然未曾看到公務員會有進一步行動，但內部士氣低落，以及公眾對政府信心進一步遭削弱，實在所難免。


當催淚煙和橡膠子彈竟成了常態

自從 6 月 9 日百萬人上街至今，危機已經延續了近一個半月，每個周末都接連出現大規模群眾上街，以及爆發警民衝突，原先讓大家極為震撼的催淚煙和橡膠子彈，如今竟成了日常生活上之常態。

很多朋友在體制外以至體制內，都紛紛建議過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相關問責官員責下台、行會總辭等解決危機的方案，但林鄭卻一直「不作為」，結果讓解決危機的黃金時機一再錯過，敵視政府和警方的情緒如雪球般滾大。


林鄭只識採取「三等」策略

香港的危機不單持續且正在進一步深化，但林鄭卻「不作為」，長時間龜縮，就算露面，也只是譴責兩句後便「快閃」，只識閉門造車，採取「三等」策略，那就是：等對方犯錯；等民意逆轉；等民情消褪。（或許該是「四等」，再加「等放完暑假」的一份僥倖）

這種「三等」策略，是建基於政府以至北京對過往本地政治循環的了解，那就是：

政府嚴重犯錯 ➡ 觸發大規模群眾上街 ➡ 政府作出讓步 ➡ 群眾怒火漸褪 ➡ 危機丟淡 ➡ 香港「重新出發」

但問題是，九七之後，二十多年來，經歷過多次政治風波，港人的耐性，以及對政權、體制，以至北京的信任，已經消耗得七七八八，年輕人尤甚，舊的套路再不管用。


林鄭「不作為」令仇恨不斷加深

於是，上述成了林鄭「鴕鳥」對策的藉口，合理化自己對危機視而不見。但「不作為」的結果，就是新城市廣場困獸鬥、弄污中聯辦國徽、元朗暴力事件等嚴重衝突，每個周末不斷發生，令警民雙方、藍黃兩營之間，仇恨不斷加深，「撕裂 2.0」的預言不幸成真，也令獨立調查委員會之類建議，更難為警隊所接受。就算暑假完後反對浪潮真的有所消褪，但社會已經因為仇恨不斷累積，而嚴重內傷，再難管治。


斷錯症，便會開錯藥

另一方面，林鄭卻一廂情願地以為只要重鎚出擊，搞好民生，就可以疏解和平息矛盾，《明報》便有報導，有 AO 透露林鄭仍在找怨氣根源，內部討論感覺她仍以為主因是市民不滿民生，例如無法買樓。

於是林鄭 justify 自己「匿埋」砌民生、砌施政報告、砌房屋、砌扶貧，希望藉此為自己「翻身」。但她不明白，以往把問題歸咎於年輕人買不到樓、久缺社會向上流動、工作待遇差等經濟問題的觀點，顯然落後形勢。今次一大特點，是很多抗爭者都是中學生，他們該尚未想到未來人生規劃如「買唔買到樓」這麼遙遠的問題。新一代與上一代最大不同，是他們愛講價值，而非利益。如果不認識及承認這一點，與年輕人並不存在溝通和對話的基礎。胡亂「派糖」，只會適得其反，年輕人反覺得自己遭政府誤判，或會以更強反對聲音來迫政府正視問題。

據報導，部份 AO 和 PICO 那些年輕人的倒戈，也是因為屢屢反映意見無效，林鄭仍舊聽而不聞、冥頑不靈的結果。林鄭或許已經進入一種病態。


林鄭下台以打開困局

既然林鄭對如今局勢根本沒有任何 effective solutions，那北京就不如更換特首，由她一個人承擔起所有政治責任。

不錯，過往北京從未有過即時更換特首來回應政治危機的先例，縱使不滿其表現，也讓梁振英做完首屆任期，至於董建華，就算要被中途換馬，也在 2003 年七一五十萬人上街的一年八個月之後。原因之一是北京不想表現出自己會因群眾壓力而妥協，原因之二是也要待找到合適替代人選。

當然我們也明白，如今林鄭班子內人才凋零，為九七後之最，無論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作為接任特首人選，能力和名望都對公眾難言說服力。但問題是如今局勢是前所未有惡劣，且一天一天惡化，兩邊敵意和仇恨正不斷加深，例如元朗暴力事件的發生，又把問題推高至另一層次（如對警黑勾結的指控），香港體制對公眾的認受性，正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地遭蠶蝕。因此，急需北京有破格新思維。


非常時期ㅤ需非常手段非常智慧

林鄭下台，才可以有一個有力理由去說服大家緩一緩，以及一個時機來讓社會各方賢達願意出來，聯合呼籲社會和解，重新上路，也可讓新特首在沒有心理包袱下去收拾爛攤子。再者，更換特首，可能是現時唯一兩邊都會接受的最大公因數，畢竟，不單是抗爭者、民主派、黃絲，就連警察、建制派、藍絲，都對林鄭怨氣甚深。

如今是香港關鍵時刻，非常時期需要非常手段非常智慧。


蔡子強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師，香港公共知識份子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19/08/20190804_52.html

蔡子强：早在衝擊前，立法會已是一片被體制暴力夷平的廢墟

如果要一百萬人、二百萬人上街，才可以叫停政府的一項立法或政策，那麼我們的政府顯然已經病了；如果年輕人要通過衝擊和佔領立法會，才可以讓主流社會察覺到他們的不滿、沮喪，和絕望，那麼我們的政治制度、選舉制度，亦已經病了；如果付出了三條人命，社會仍然可以視若無睹，當作無事發生，「重新出發」的話，那麼整個香港也都病了。我不贊成衝擊/佔領/破壞立法會，但我卻希望當權者想想，單是譴責，但我們的體制卻依然封閉，不能反映和疏導民意，只能招惹和集結負能量，不能讓年輕人把他們的青春，轉化成改變政府、改變社會的正能量，那麼，儘管譴責有幾強烈，又會否是正本清源之道呢？或許在年輕人心目中，早在他們衝擊之前，立法會已經是一片被體制暴力夷平的廢墟。

今年七一，是一個令人傷感的日子。在這一天，一群反對《逃犯條例》的年輕抗爭者，由下午開始衝擊立法會，經過近七個小時後，到晚上終於成功闖入，佔領了近三個小時，期間進行了塗鴉等破壞。還幸在凌晨警察清場前，他們能夠自行散去，沒有釀成更大的流血衝突。

但無論如何，這一天已經被寫進史冊，成了一道歷史的傷口。

我得坦白承認，我心中有很多疑問：究竟這次佔領行動是否有必要？有否迫切性？又有否明確之目標？亦會擔心，衝突會否模糊甚至轉化了抗爭的焦點？輿論和民意會否逆轉？效果會否適得其反？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年輕人對議會和政府都極之負面，從之後一些採訪和報導中亦看到，這些年輕人對我們的制度，感到十分沮喪和絕望，甚至有「死士」願意以自我犧牲、留守、被捕來明志，在最後一刻才被四周的抗爭者強行挾走。更甚的是，已經有三條人命為此付出了。

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有人問，香港為何會走到如斯地步？有人問，政治問題不能政治解決嗎？為何要用到衝擊、佔領，和破壞這些手段？

在一個民主政體，選舉和議會運作正常，人民可以用手中一票去改變政治現狀，把胡作非為的當權者趕下台，政治問題當然可以政治解決，極端的抗爭方式當然會欠缺「正當性」；但如果這是一個不民主的政體，沒有選舉，或者就算有，都只是徒具儀式，選票沒有實質功能，那麼又怎能旨望政治問題可以政治解決呢？

我們的制度是如何失效的？

在香港，我們雖然有所謂的「選舉」，但特首一職卻大家都無份投票，在立法會選舉，泛民一直取得過半多數選票，但在議會中卻幾乎無可作為，依靠選舉制度尤其是功能組別議席的庇蔭，建制派反而壟斷大多數議席，政府及建制派近年在議會中可謂予取予擕，連丁點空間都不留給泛民。

就連年輕人想選出自己的代議士，但也遭政府連番 DQ，趕盡殺絕。過去筆者已經反覆寫過，遭政府 DQ 的當選者及參選者，他們的選票和支持絕大比例來自年輕人，DQ 這些人，只會讓年輕人對選舉失去 good faith，甚至視自己為遭政權在政治上針對、封殺、消滅的一代。只可惜，政府對此置若罔聞，繼續接二連三以 DQ 作為政治打壓的手段。

面對種種有爭議的立法，議會採取快刀斬亂麻的方法，主席偏幫到出面，再不講程序公義，打壓和封殺反對聲音，這樣的一個議會，還如何可以贏得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的尊重？

儘管說是「高官問責制」，十六年前，五十萬人上街，葉劉淑儀和梁錦松，還會問責下台（這還未計後來的楊永強）；十六年後，一百萬人上街，二百萬人上街，事件甚至鬧上國際，但李家超和鄭若驊卻仍然「好官我自為之」，之前為修例說盡好話的行會成員，仍然，在鎂光燈前彼此互相祝酒、加油，難道這就是「港式問責」？

一言以敝之，我們的制度已經失效。或許在年輕人心目中，早在他們衝擊之前，立法會已經是一片被體制暴力夷平的廢墟。

以「暴力」來報復體制上的「暴力」

倚靠這些制度，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對於年輕人來說，無疑就是任憑政府和建制派，透過不公的選舉制度、議會制度、政治制度，來讓他們胡作非為。

我們的政治制度，並不是年輕人覺得公義的制度，不是他們覺得可以用來改變現狀的制度，更不是他們覺得可以用來掌握自己未來的制度。對於他們來說，這些制度已經喪失了疏道民意的功能。結果，部份年輕人選擇了以「暴力」，來報復體制上的「暴力」。

美國的年輕人，曾經同心協力，選出了奧巴馬這位「Generation X President」，所以縱使現況如何不堪，仍對未來保存希望，仍然相信「Yes we can」；相反，香港的年輕人，試問他們又可以有手中一票，選出代表自己的總統嗎？反而只有靠包圍、堵塞、佔領，才可以讓政府聽到他們的聲音，緊張他們的聲音，難道這不是香港的哀歌嗎？

當「加強溝通」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那麼，面對香港如今這「危急存亡」之秋，林鄭月娥又會做些甚麼來修補傷口呢？

在衝擊立法會同日，政府朝早的升旗禮上，林鄭致辭，說會汲取教訓，確保政府日後工作更貼近民心民情民意，並提出五點方案，簡而言之，就是會花時間與不同黨派、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立法機關等溝通，掌握社會脈搏，當中她特別提到，會與年輕人溝通：「透過不同途徑主動接觸不同背景的年輕人，聆聽他們的心聲」。

在 6 月 30 日，即林鄭致辭的前一天，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亦發表題為〈青年為本 加強溝通〉的網誌，強調：「政府會透過不同渠道，用心聆聽青年人的心聲，了解他們的想法和需要，吸納他們的意見及建議。」

但老實說，「施政以民為本」、「摒棄家長式管治」、「加強溝通」、「放下身段」這類說話，過去政府已經說過 n 次，甚至已經變成一種陳腔濫調，愈聽愈讓人感到作嘔。

說要溝通，但卻諸多禁區，處處設限

我想問，如果政府真的「加強」與年輕人溝通，他們卻提出要求「雙普選」、反對 DQ，反修例運動五大訴求等，政府又能夠聽得進耳嗎？

問題在於，我們的特區政府太多「政治禁忌」，處處設限，哪怕再多的溝通，到頭來意見都聽不進耳，反而只會造成期望落差，讓年輕人對政府的偽善加倍蔑視。

關鍵是北京要香港行一條「維穩」還是「中間」路線

說到底，如果北京要香港行的是一條「維穩路線」，而非「中間路線」，對異見處處「提防」、「設限」和「打壓」，而非「開放」、「疏導」和「吸納」，特區政府就連轉身的空間都沒有，那麼再多的所謂「溝通」，也只會淪為一種純然的政治姿態。

我有一位朋友常常說，歸根究底，問題在於，北京從來沒有管治過一個自由社會，亦因此不懂得去管治一個自由社會。

要求他們化解香港當前的困局，是否又緣木求魚呢？

 

（本文原先刊登於 7 月 3 日的《明報》）

——立场新闻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7/blog-post_64.html

【立場新聞】蔡子強：一片冰心在玉壺

佔中九子案宣判，九子全都各有罪名成立。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他們，覺得他們「罪有應得」，質疑他們為何如此「激進」，為何不可以和和氣氣，坐下來有商有量來爭取民主，而要走上如此一條「激烈」的街頭之路。九子當中，我與陳健民和朱耀明牧師兩位的交情尤其深厚，十七年前便已經一起創立「民主發展網絡」這個組織來爭取雙普選，在他們走上街頭之前，其實十七年來甚麼方法我們都試過，試過撰寫政改研究報告，試過與特區以至中央政府官員見面講道理，甚至試過走進中聯辦進行談判且作出妥協，以先建立互信基礎，甚至為此被部份民主派支持者罵成「投降派」、「出賣民主」等，我們都試過，這裡我覺得有責任再把這段歷史和心路歷程再清楚說一遍。雖然，或許這一刻無論我怎樣說，很多人仍然不會聽得進耳，但我始終相信歷史終究會還他們一個公道。
當大家晚上舉頭看到一顆又一顆閃亮的星星時，其實這些星星或許已經不復存在，星光背後，已經是漫長的光年，同樣，人世間，有些人，有些事，也要很多年後，世人才能夠看得到，看得清楚。與陳健民相知相交近二十年，是我一生的最大榮幸，我知道，無論是在大學教書，還是走入社會實踐；無論在港推動民主運動，還是北上協助建立公民社會；無論是走進中聯辦，還是發動「佔領中環」，陳健民的「一片冰心」，從來都沒有變過，他還是那個正直和理想主義的陳健民。

我們寫過研究報告
那已經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
曾經有過幾年這樣的時間，來自不同院校，一群四十出頭、風華正茂的年青政治學者，包括陳健民、馬嶽、李詠怡、李芝蘭、張楚勇、成明、陳祖為，和我等，在日常沉重的教研工作之餘，每星期大家仍會抽時間一聚，一起討論不同的政改方案，這班學者並不是為了要平步青雲，加官晉爵，而是大家對香港的民主化和未來都充滿熱血，望能獻出自己作為政治學者的一分力量，能夠為回歸後十年普選特首這個莊嚴承諾，營造更有利的條件和環境。
當時健民是我們的召集人，他為人包容、有耐性、有很好的協調能力，能夠調和我們這班個個都心高氣傲的「性格巨星」彼此間的分歧，從中尋求共識。而朱牧也是我們的一份子，次次討論都有出席，後來朱牧向我透露，其實他並不完全清楚我們在討論和爭拗些甚麼，但他就是欣賞這班年青學者的熱血，以及信任我們的無私。
結果，由雙普選，到地方行政，再到培育政治人材，我們撰寫了一份又一份的政改建議書，並一次又一次的提交特區政府，但結果都石沉大海。
我們力主過溝通
但我們並沒有因此而懷憂喪志，反而進一步思考，如何可以收窄民主派與北京在互信上的巨大鴻溝，開啟良性互動，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所說的「循序漸進」，營造有利條件。結果，我們踏出充滿爭議的一步，力主民主派該與北京進行溝通，求同存疑，並致力就 2010 年政改方案，達成協議。結果，以民主黨為首的一班溫和民主派，又真的隨我們走出 comfort zone。
我們為溫和民主派在理論上提供護航，尤其是健民是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學者，他更成了箇中主力，嘗試以自己的學識來說服大家，甚至不惜親身上陣，陪同其它溫和民主派，走進中聯辦，與對方進行政改談判，為的是要促成民主派自 1989 年以來，與中央政府代表首次破冰，進行直接對話和談判，並就重大政制問題，與中央和特區政府，首次達成重要共識。
我們為此被痛罵過
結果，雖然雙方談判成功，政改方案最後真的獲得通過，但我們卻要為此付出慘重代價，從此部份民主派及支持者對我們仇深似海，痛罵我們乃「投降派」、「出賣民主」、「黑箱政治」等，更讓民主黨在 2012 年的立法會選舉因此遭受重挫。我知道，健民為此一直對民主黨心存歉意和愧疚。
如果忍辱負重，真的能夠從此換來彼此良性互動，那麼幾多的個人榮辱也不枉。只可惜，政改方案通過後，對方原先的承諾並無兌現，甚至再無下文，例如多方政改溝通平台始終沒有成立，且互動告終，一切重新陷入僵局，民主派中的激進一翼更加振振有詞。我們民主發展網絡這班學者，終也感到灰心失望，這股本地溫和民主力量，也開始四散，有從此回歸學院淡出政治行動，也有另覓平台再出發，而健民這位在主張溝通對話上最具標誌性的人物，卻負上最沉重的十字架和心結。
The rest is history，健民和朱牧後來走上佔領運動之路。
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他們，覺得他們「激進」，質疑他們為何不可以和和氣氣、有商有量地爭取民主﹖我曾經是他們的夥伴，自覺有責任向大家重提這段歷史，讓大家知道，其實他們曾經主張溝通、曾經有商有量、曾經走進中聯辦、曾經願意妥協，差不多試盡所有方法後，才走上佔領之路。

佔中三名發起人朱耀明、陳健民、戴耀廷
告訴大家一個小秘密，四川汶川地震期間，由健民撰寫，關於如何可以利用公民社會來賑災和進行災後重建的研究報告，曾經得到時任總理溫家寶的眉批和嘉許，如果健民選擇「識時務」的話，他的前途可謂「無可限量」；可是，他最後卻選擇與他的戰友繼續並肩為香港爭取普選與民主。讀者不要誤會，以上不是健民向我透露，而是由內地向我徵詢香港政局的朋友告知，健民從來不會自吹自擂。
自己面對不測時ㅤ仍不忘鼓勵旁人
健民年初退休，不同圈子的朋友都為他搞聚會以表達點點心意，有幾次我都有幸參與其中。雖然聚會的名義往往是「榮休」，但彼此心照不宣的是，這其實也是「話別」。本來大家想借這個機會向他講幾句安慰和鼓勵說話，但結果大家總是黯然神傷，欲語無言，反而每次都是健民反過來好言安慰大家，用積極和樂天的態度來看待即將到臨的法院判決，以及很大機會要面對的牢獄之劫。
若然領袖就是要給人們帶來希望，那麼健民確是一個天生的領袖，就連自己要面對不測劫難時，仍然不忘先鼓勵身邊的人，為大家帶出希望。
我們的理想在身邊的戰友
判決前夕，不想致電打擾，佔用他與家人共聚的時光，於是以 WhatsApp 送上請他好好保重的說話，健民回覆：「不求凡事順心，但求逆境中不失希望。」
曾經有這樣一個「話別」場合，有舊同事舊戰友分享，昔日大家跟健民和朱牧爭取民主的日子，尤其是準備各種政改研究，並一次又一次提交政府，卻始終石沉大海，失望而回，但大家卻依舊不斷賈其餘勇 …… 結果今天驀然回首，似乎只落得「一場遊戲一場夢」。聽後大家都不禁唏噓和黯然，這時馬傑偉卻說：「我們的理想，其實並不體現在那些建議書之中，而在身邊的戰友。」
不錯，經過二十年來大家的努力和打拼，或許民主仍未見寸進，但卻起碼建立了彼此間深厚的情誼。健民、朱牧，認識你們是我一生的最大榮幸。
一片冰心在玉壺
唐代詩人王昌齡，因為正直而開罪權貴，在政途屢屢失意，但他仍拒絕同流合污，後來他寫了《芙蓉樓送辛漸》這首詩來表明心跡：「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判刑前夕，這幾天氣溫驟降，連日下雨，就像要為我這些朋友送別。
無論是在大學教書，還是走入社會實踐；無論在港推動民主運動，還是北上協助建立公民社會；無論是走進中聯辦，還是發動佔領中環，陳健民的「一片冰心」，從來都沒有變過，他還是那個正直和理想主義的陳健民。

佔中開審前，陳健民在中大的最後一課

（本文最先刊登於 4 月 10 日的《明報》，此版本經過修訂）


原文連結

from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04/916.html

蔡子強：一次大戰的戰爭面貌

近日碰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百周年，記得三年前二次大戰結束五十周年，我湊興寫了幾篇關於二次大戰的軍事文章，碰上這百年難得機會，這裡容我再寫寫一次大戰的軍事，分析一下這場歷時四年多的戰爭中，陸戰、海戰、空戰的特色和面貌。


陸戰：血腥、消耗、鬱悶的溝壕戰

德軍一開始採納了著名的「舒利芬計劃」（Schlieffen Plan），捨棄正面入侵，反而取道比利時，迂迴從北面對法國發動奇襲，包抄法英聯軍背後。起初十分成功，迫得聯軍全線撤退，德軍一度兵臨巴黎城下，但最後關頭，聯軍在馬恩河戰役（Battle Marne）反攻成功，擋下德軍兵鋒。之後，雙方挖掘戰壕對峙和固守，戰況從此陷入僵局。德國首相貝瑟曼霍爾威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rg）曾經豪言戰爭充其量只會打四個月，結果落空，仗足足打了四年，且是極為血腥、鬱悶的消耗戰。

陸戰的主要形式從此成了陣地戰。戰場上，由戰壕、帶刺鐵絲網、地道、機槍、火炮等，組成縱橫交錯、綿延不斷、兩層以至三層的陣地。在這些銅牆鐵壁般的陣地之前，敵方士兵的衝鋒陷陣，往往是送羊入虎口，結果是一排又一排的士兵，於未曾衝破對方防線前已在陣前倒下。於是，戰場成了雙方陣地的對峙，中間是滿布彈坑、士兵屍體的一大片荒涼地帶和人間煉獄，而戰爭則演變成不斷吞噬雙方士兵生命的消耗戰。

克敵制勝的方法之一，就是繞過和包抄對方陣地的側翼進攻，因此，雙方都只有把陣地不斷延長，最後北至比利時海岸，南至中立國瑞士，長達 380 哩。戰況以陣地戰對峙，膠著達四年之久，雙方都為此精疲力盡。強行突破，往往帶來死傷枕藉，在著名的凡爾登戰役（Battle of Verdun），德法的拉鋸戰，讓雙方死傷達兩百萬人，釀成著名的所謂「凡爾登煉獄」。

比起二戰以坦克發動機動戰和「閃擊戰」（Blitzkrieg）的痛快淋漓和馳騁千里，一戰的溝壕戰可謂異常鬱悶，付出數以萬計甚至數以十萬計傷亡的傾力進攻，往往只能換來數哩甚至數百碼的前進，戰況長時間陷入僵局。

雙方都嘗試引入新武器來打破僵局。德軍在 1915 年 4 月於比利時境內伊普爾斯（Ypres），首次使用了毒氣，但卻沒有取得決定性戰果。英軍則在 1916 年 9 月，在索姆河攻勢（Somme Offensive）中，首次使用了坦克，那是麥克一型（Mark I），但當時因數目太少故障太多（投入了 58 輛卻只有 36 輛達陣，且最後不是被敵方炮火摧毀便是陷入溝壕和泥沼），亦不能為戰爭打開局面。但到了戰爭後期，聯軍在攻勢中已經可以投入數百輛坦克，收效也大得多，例如 1917 年的康布萊戰役（Battle of Cambrai），便投入了 378 輛坦克，突破了對方防線並取得戰果。但始終要到二次大戰，坦克的作用才發揮得淋漓盡致，並在陸戰中取得主導地位。


海戰：艦隊失色潛艇冒起

一戰爆發，背景之一是德英兩國爭雄，而讓英國最感威脅的，是德國要挑戰其海上霸主地位。德國在普法戰爭及統一後，國力與日俱增，除了歐陸之外，也覤覦海外，於是實行擴建海軍，這便威脅到英國，尤其是其「兩強標準」，即其海軍戰力必須大於世界第二和第三兩強加起來，遂觸發兩國海軍競賽。英國當時建造了劃時代、裝甲厚、火炮大（12 吋口徑）、速度快、噸位是當時戰列艦兩倍的「無畏級」（Dreadnought）戰艦，並在 1906 年下水，以為可以一鋪「show hand」，德國會知難而退。不料德國卻奉陪到底，甚至寧願擴大基爾港（Kiel）、運河，和船塢，都要容納這種龐然巨物，建造德國的無畏級戰艦，甚至要噸位更大、炮火更強、裝甲更厚。於是海軍在「大艦巨炮主義」下展開競賽，但直到開戰一刻，德國海軍的規模與英國比仍未可同日而語。

但開戰後，望眼欲穿的雙方艦隊主力交鋒卻並沒有出現，大部份時間德國戰艦都被封鎖於一隅，唯一例外是 1916 年 5 月尾的日德蘭海戰（Battle of Jutland），這是史上最大規模的海戰，英德兩軍分別有 151 及 99 艘戰艦參戰。當時德國主力艦隊企圖突圍，闖出駐地基爾港，並誘敵之一部接戰，企圖以局部優勢制敵，但卻遭英國識破，並以艦隊主力截擊，結果一夜決戰並沒有分出決定性勝負，但德國艦隊卻被迫退回港內，直到戰爭結束前再無強行冒險突圍，於是也再無決定性的海戰。因此，日德蘭海戰是一戰中唯一一場雙方艦隊的主力交鋒，其餘乏善足陳。所以，一戰中海戰可謂失色，並不像二戰般出現了珍珠港、中途島、菲律賓海（Battle of the Philippine Sea）、萊特灣（Battle of Leyte Gulf）等多場雙方投入艦隊主力交鋒的經典海戰。

德國的戰艦並沒有發揮預期作用，反而另一武器卻在海戰舞台嶄露頭角，那就是潛艇。英國海軍勢大，對德國進行了海上封鎖，讓德國面臨嚴重物資短缺，德國以牙還牙，靠的當然並不是龜縮了的艦隊，反而是潛艇，甚至不理美國警告，進行了「無限制作戰」，對所有協約國和中立國的船隻發動攻擊，曾經一度令英國斷絕了糧食供應，但卻福兮禍所倚，最後美國因警告無效，而在 1917 年 4 月參戰，扭轉了戰爭局勢。但無論如何，從此潛艇在海戰嶄露了頭角，擔當重要角色，直到二戰時仍然如此。


空戰：只有零星飛機戰鬥

至於空戰，比起海戰更不值一提。當時距離 1903 年萊特兄弟（Wright brothers）發明飛機才十年，發展仍十分有限，都是笨重的雙翼機，且數目很少，難當大任。空戰都只是飛機間偶爾發生的零星戰鬥，在開戰初期甚至發生過機師用手槍射擊敵機的原始一幕，直到戰爭中後期才有所改變，如把機槍安裝在飛機上、發展出專門用作轟炸、戰鬥、偵察的不同機種，並到 1917 年才逐漸以編隊作戰取代零星、獨行俠式的空戰。

總的來說，一戰時飛機仍只是陸軍的輔助性兵種，並不能獨立成軍，且輔助角色十分有限，除了偵察任務之外，便只協助陸軍掃射和轟炸敵軍陣地，或投下宣傳單張，且並無大編隊作戰，作用十分有限，並不像二戰時般，在德軍「閃擊戰」、英倫三島之戰、美軍對德國和日本進行的毀滅性「戰略性大轟炸」，以至太平洋海戰等，都能擔當主要角色。


蔡子強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師，香港公共知識份子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18/11/20181121_29.html

蔡子強：九西補選：當鐘擺效應並沒有出現

前言：原本以為，三月補選泛民輸了九龍西，今次或多或少都會有「鐘擺效應」出現，上次沒有出來投票的泛民支持者，總會有點危機感，讓今次這些選票重新回流。但結果無論投票率或泛民得票率，基本上都無變，沒有怎樣改善，顯示這些原先的支持者，並沒有歸隊，他們對泛民的生死似乎已經再「無感」。連續兩次選舉都是如此，已經不能把之視作個別和偶發事件，泛民有些選票，尤其是年輕票和中間票，可能已經持續流失，若然真的如此的話，泛民與建制的選舉版圖已經可能改寫，甚麼「六四黃金比例」，已經成為明日黃花，甚至跌至五五之比。


上次流失選票今次並沒有回流

選前我一直跟記者講，三月補選九龍西的投票率是 44.3%，如果今次投票率相若，那麼李卓人選情就凶多吉少。結果，今次投票率是 44.5%，與上次相若，遠低於換屆時的 58.1%，就算李卓人（93,047 票）加上馮檢基（12,509 票）的總得票，仍要輸給陳凱欣（106,457 票）。

李卓人能否為泛民在今次補選翻盤，關鍵一直在於能否把投票率推高，令到上次沒有出來投票的泛民支持者，今次重新出來投票，尤其是青年人。

較早之前，我在本欄指出，三月補選投票率大跌，固然是老中青選民都少了人投票，但當中又以青年（18-39 歲）投票率跌幅至為突出，以九龍西為例，竟然下跌了 22 個百分點（58% 下跌至 36%）﹗以往泛民與建制在青年組別的得票是 8:2，泛民佔壓倒性優勢，所以青年人不出來投票，對泛民選情打擊頗大。

結果，今次投票率還是沒有起色，鐘擺效應沒有出現，上次流失了的支持者，今次並沒有歸隊，他們對泛民的生死似乎已經「無感」。


四個原因逐一看

那麼，究竟是甚麼原因導至低投票率呢？三月補選投票率大跌，泛民流失大量選票，我曾經在本欄總結過四個原因，包括：

1. 政府民望仍高，泛民難以催谷出抗議票；
2. 「政治光譜碎片化」讓選民拒絕「含淚投票」；
3. 選舉工程不善，催票無力；
4. 不少泛民選民心淡和意興闌珊，當中尤其是年輕人。


那麼今次這些原因情況又如何呢？

天氣不佳，整天下雨當然是一個因素；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民望比較起三月已經明顯回落，但始終仍然不差，不像 2016 年換屆選舉時全港反梁振英情緒高漲，讓 protest votes 不多，是另一個因素；此外，正如我之前在本欄的選前分析寫過：李卓人的勞工背景，不利吸引中產票；而年紀偏高再加上支聯會色彩濃厚，又不利吸引後生仔票，在一個要 catch-all 的單議席補選中，有著相當局限，也是一個因素，當然這個因素也關乎到政治光譜碎片化，選民不願意「含淚投票」的問題。

至於選舉工程，泛民今次其實已經出盡九牛二虎之力，選舉工程比起三月姚松炎那一趟要周詳得多。先是出動到李柱銘、余若薇、梁家傑等泛民大老幫手拉票，尤其是希望能藉此催出支持泛民的中產票；到了後來，又請出了黃之鋒、羅冠聰、周庭等對年輕政治人物幫手拉票，希望藉此催出後生仔票，而李卓人也十分勤力，勤於洗樓和掃街，做番足基本功。但初步從結果來看，似乎還是徒勞無功，這對自覺已經全力以赴的泛民，士氣打擊不可謂不大。


年輕票及中間票的兩頭流失

連續兩次補選敗北，投票率和得票率連續兩次都萎靡不振，鐘擺效應並沒有出現，顯示泛民有很多支持者，尤其是年輕票以及中間票的持續流失，沒有出來投票，香港選舉版圖很有可能已經改寫。

雨傘運動無功而還、政府連番 DQ 和打壓、北京對港政策愈來愈「以我為主」等原因，或許已經令泛民很多支持者，尤其是年輕人心淡、意興闌珊、政治無力感很重，再也提不起勁出來投票，覺得反正都難以扭轉大局，亦覺得泛民太過軟弱。

而另一方面，很多中間選民，又因覺得（我必須強調是「覺得」）泛民只識終日「吵吵鬧鬧」，「為反而反」，因而生厭。舉個例，當日建制派修改議事規則反拉布時，民意調查顯示，贊成的有 49.4% 受訪者，反對的只有 30.1%，正反是 5 對 3 之比，這種與民意的對立，其實早已為泛民響起了警號，更不幸的是，拉布並不是近年泛民輸了民意的唯一一仗。其實這些都預示了中間選民的流失。


Mission Impossible 與改革之難

於是，年輕票以及中間票，各因不同原因離棄泛民，但最令人頭痛的是，要同時挽回兩者，又仿如 mission impossible，你為了爭取中間票而轉趨務實、溫和，年輕票就會嫌你不夠激，太過溫溫吞吞；相反，當你太過激太過抗中，中間票又會給你嚇怕。於是，最後落得兩面不討好，兩頭不是人，泛民亦因此苦於選票兩頭流失，選舉版圖亦因而改寫。

可惜，泛民在新的政治形勢下，卻拿不出對公眾有說服力的對策和方略，尤其是如今在議會中的第二代，並沒有大刀闊斧調整和改革的威望和魄力，能為泛民創造出新的氣像和精神面貌。因循，反而成了他們最保險的做法，亦因而遭綁架。

天氣因素、選舉工程、政府民望等因素，都是一時，今次差下次可以好，惟獨選民心態出現根本轉變，選票持續流失，選舉版圖重寫，這才是深遠的影響，比起失落一個議席，比起續失立法會內分組點票的否決權等，這才是泛民的更大夢魘。

至於今次補選的票站選票數據分析，留待明天再談。


蔡子強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師，香港公共知識份子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18/11/20181129.html

【立場新聞】蔡子強：FCC 事件隨時是 Tipping Point

外國記者會（FCC）第一副主席、《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Victor Mallet），工作簽証到期不獲港府續期，引起輿論嘩然。外間普遍相信事件與較早之前 FCC 邀請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發表演講有關，馬凱是該次演講的主持。
港府的做法不單是錯得很，且是蠢得很。《金融時報》在國際社會的江湖地位人盡皆知，港府打壓其記者，不單會引起英國朝野的反彈，更會在國際社會也惹起關注，事件甚至已經鬧上外交層面。近年港府 DQ 議員和候選人、取締民族黨，再加上今次打壓外國著名媒體的記者，香港在西方的政治形象，恐怕幾十年來從沒有像今天般差劣和惡形惡相。
之前我曾寫過，十九大報告和修憲是西方輿論對華看法逆轉的 tipping point，今次 FCC 事件，亦同樣有可能是西方輿論對香港看法逆轉的 tipping point。
西方或會重新檢討對港政策
三個月前，我才在本欄寫過〈中美關係範式轉變，「大陸化」或讓中國失香港「窗口」〉一文，指出過往七十年，香港對中國的最大價值，就是既是中國一部份又非純粹是中國一部份，讓中國在例如韓戰和六四等危機中，仍然有香港充當在西方重重政治經濟封鎖下的一個透氣窗口。但今天當香港在「看齊意識」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日漸成為「全國一盤棋」下的一隻棋，例如政治上也需接受共產黨領導、政治組織亦被藉故取締、經濟上必須融入大灣區的發展、那麼西方為何還會對香港與中國大陸區別對待？貿易戰和科技戰中為何還要對香港「格外開恩」、「刀下當人」？「大陸化」、「看齊意識」等，究竟又是不是香港對中國的最大價值和貢獻呢？
偏偏港府又搞出今次打壓外國著名媒體的記者，相信歐美同情香港的聲音將會愈來愈少。若然一天，在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香港真的不幸被「拖落水」一併被封殺，以至整個西方檢討對港政策，那麼香港「為國捐軀」、喪失窗口角色之後，又是否真的最能幫到國家呢？
陸沉未必由洪水
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稍有政治智慧都會明白到，當今之勢，中國多一個朋友好過多一個敵人，偏偏幾個刁民炒熱了整個瑞典，一個刁記又炒熱了整個英國，處處辣慶火頭，如今港府此舉，隨時又在火上加油。
當你在國內牽涉糾紛時，會被「強力部門」派人到港挾返大陸；當你做了一些北京不喜歡的事，那怕是沒有違法，亦會遭封殺，甚至不獲准來港或工作，這樣的一個香港，哪還堪當國際大都會和金融中心？「陸沉未必由洪水」，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及金融中心的地位，隨時是毀於我們這個政府的「左毒」和盲目「愛國」行為手上。「左禍誤國」，又添一例。

原刊於 10 月 10 日《明報》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8/10/fcc-tipping-point-1093.html

蔡子強：別矣，祖堯！

從「祖堯BB」到「政治傀儡」

踏入2018年，很多事物都有一個新的開始，中文大學也換了一個新校長，原校長沈祖堯離任。只可惜或多或少，他也是帶着一點黯然離去的。

沈祖堯曾經長時間是本地最受歡迎的大學校長。佔領運動期間，在政府武力清場的陰影和風聲鶴唳下，他與港大校長馬斐森擔心學生安危，聯袂到金鐘佔領區探望學生，更把他的聲望推至頂峰。

只可惜，近年校園內連串的政治矛盾和衝突，尤其是去年的港獨橫幅風波，中大要求學生會清拆港獨宣傳品，並與其餘9間大學聯合發表聲明反港獨，卻讓沈落得灰頭土臉，由當初被學生暱稱為「祖堯BB」，到被學生會痛批為「政治傀儡」，讓人慨嘆人間何世。


變的不是沈祖堯 變的是這個社會

很多人都慨嘆，沈祖堯變了，他已經不再是當年的沈祖堯。

或許，沈其實並沒有變，變的是這個社會。

當年沈上任時，仍是曾蔭權當特首。或許大家會不屑「煲呔」cheap、貪小便宜，但事後回看，那卻是九七後香港政治上最風平浪靜的時期。當時沈上任後要處理的，只是修補上任校長劉遵義因個人作風問題如傲慢，而造成校方與同學間的嫌隙。這以沈的親和力與親民作風，可說是優而為之的。只可惜，8年過去，香港卻變得極為撕裂、政治矛盾尖銳，這已經不是沈以及你我當初所熟悉的香港了。

沈最大的夢想，是努力去做一個好人，懷着的只不過是一名普通基督徒、中產階級、專業人士所擁有的一顆善心，而非一個政治領袖或公共知識分子的遠見和堅定信念。但悲哀的是，今天要做好一個大學校長，單是好人是不夠的。在社會嚴重撕裂下，他不單要有堅定的信念，還要有高超的政治技巧，去平衡當權者（只是特區政府還好，但現實是還包括北京）與校內緊抱理想主義的師生兩者間的對立和矛盾。


校園問題再非單純只是校園問題

10年前，因為中大學生報的「情色報風波」，我曾經寫過一篇〈愛在漫天風雨時〉，呼籲校方要對學生多加包容。那時事件仍只是一個校園問題，只要校方上下能夠達成一個比較寬容的共識，問題就可以解決。當時壓力當然是有，但仍非像今天般複雜和政治性。

10年過去，校園的港獨風波卻再非如此，那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校園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一場激烈甚至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校外各方政治勢力對此虎視眈眈、磨刀霍霍，校方縱使願意寬宏大量地對待學生，但卻不足以讓外間偃旗息鼓。

誓死捍衛，無疑是把整間大學的命運押上，隨時踏上一條不歸路，這會換來部分師生校友讚賞，但其餘師生校友卻未必會同意；但完全「跪低」，卻更非有風骨者屑為之。結果，決定如何拿揑，考的便是政治識見和判斷。但可惜，這偏偏不是一個大學校長面試時會被考量的入職條件。

我相信沈祖堯於任內已經頂住了很多壓力，保住了一些師生，尤其是在前朝梁振英仍掌權時，當中亦受了很多委屈，但這些當然卻不能高調地公開說。

今天很多人都會舉出北大校長蔡元培，當年在五四運動，面對強權，他仍全力保護和營救學生的高風亮節，並大加讚賞，但卻忘記（或者其實並不知道），當年蔡元培最初並不贊成學生外出示威，並且一度站於北大校門企圖出言勸止，惹來學生報以噓聲！


就算蔡元培「翻生」  今天也不會受歡迎

事實上蔡元培於〈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中，便曾清楚寫過：「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

試想想，如果今天香港有哪名大學校長說出類似一番話，說不贊成學生參與學運，最好留在課室內專心讀書云云，甚至力阻學生上街，一定會遭部分學生和社會人士大加鞭撻。但請看清楚，這就是當年蔡元培所說所做的。

我們對一個校長的起碼要求，當然是愛護學生，但卻難以苛求他去順應他們的所有要求。始終他的職責是要管好一間大學，讓師生可以有一個平靜和良好的環境去追求學問。

不錯，「讀書不忘救國，但救國也不忘讀書」，這正正是蔡元培所主張的。

其實人本來就有其多面性，難求世上真的有一個「完人」校長，能夠完全符合所有人對他的所有要求。我敢說，就算是蔡元培今天「翻生」，他也未必會受到所有師生歡迎。

梁頌恆、游蕙禎的宣誓風波，最終導致北京強行釋法，你不處理，北京索性出手幫你處理。校園的港獨風波，讓校長最憂心的，也是歷史會否重演，你不處理，北京再次出手幫你處理，那麼大學便會打開一個缺口，最終江河決堤。

或許，沈其實並沒有變；變的是香港。一個極度撕裂和政治化的香港，讓單單是一個好人，再也無力正乾坤，再難好好地帶領一間大學。


歷史會記住那一夜

我相信歷史會記得那一幕。那是2014年10月2日晚，也就是雨傘運動爆發後第五天。當晚風聲鶴唳，不同渠道都傳來消息說政府會於該夜強行武力清場。事實上當日警方運送大批催淚彈及橡膠子彈進入政府總部，一派「山雨欲來」，金鐘現場，學生人心惶惶。就在這風雨飄搖的一刻，沈祖堯和馬斐森兩位校長聞訊後，毅然到了金鐘探望學生，用意和決心不言而喻。我相信這是需要很大的勇氣，我相信當時兩位校長真的是出於愛護學生。就是因為這個舉動，讓我至今仍十分尊敬兩位。

幸運的是，那一晚，總算不用兩位校長「捨身取義」，成了「聖人校長」；但不幸的是，後來局勢的發展和折騰卻讓兩人遍體鱗傷。畢竟，殘酷的政治現實，是不會讓你全身而退的。

或許，人世間的悲劇，就如電影《蝙蝠俠：黑夜之神》片中的那一句：「要麼，你及時像英雄般轟轟烈烈地犧牲；要麼，假以時日，你就會眼巴巴看着自己慢慢變成一個惡棍。」或許，若然真的在那一晚「捨身取義」，對兩人來說會是痛快淋漓得多。


蔡元培留下的紙條

五四運動後的第五日，5月8日，當被捕學生全部釋放回校後，蔡元培卻於第二天請辭，留下一張便條給北大師生後，便悄然離京。

不知沈祖堯離開之前，又有否在他校長室的辦公桌上，留下字條呢？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18/01/20180103.html

蔡子強：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

前言

「東北十三子」及「雙學三子」，已經被囚近一個月。自己作為中年人，看到這些青年人不為一己私利，而為理想公義，落得身陷牢獄，犧牲了寶貴的自由和青春，心裏十分難過。但在遊行、捐款過後，眼前似乎又再也沒有什麼可做了。剛巧最近從新聞報道中看到，「東北十三子」之一的黃浩銘，告訴探望他的妹妹，說獄中生活並不好受，他無時無刻也想出來見大家，並說非常渴望有人寫信給他，更在探訪過程中說了十多遍叫人給他寫信。於是，便提起筆來，寫了這封信。

阿銘：
看到你在獄中寫的公開信〈入獄雜感〉，知道你在獄中並沒有讓自己停下步伐，反而積極讀書、做運動，以及跟不同囚友聊天交流，並希望通過他們每個人背後的故事，來補充你對社會的了解。你說你會把監禁視為訓練、把苦難看成挑戰，期望自己這棵小樹一天會長成大樹。


看到這些後，感到十分安慰。不錯，對於很多正在念書的人來說，學校或許就像一座監獄；但相反，對於另外一些堅毅的人，監獄卻反過來可以成為一所學校。

獄中不忘讀書
很多抗爭者，例如南非人權鬥士曼德拉、意大利革命家葛蘭西（Gramsci）、前南斯拉夫國父狄托（Tito）等，都是獄中博覽群書之輩。但在這裏，我特別想提提其中一位。

我記得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建人之一的陳獨秀，一生因為不斷與強權抗爭，曾經5次被捕入獄（1913、1919、1921、1922、1932），最後一次更一關就是5年。

1935年，國畫大師劉海粟到獄中探訪這位老友，原本擔心老友會一蹶不振，但卻只見陳的牢房裏書籍堆積如山。原來他雖然身陷牢獄，但卻沒有懷憂喪志，反而趁這機會可以暫且擺脫塵網，專心讀書、追求學問。劉見狀不禁驚歎老友之剛毅。到劉要離開時，陳更提筆寫了一副對聯相贈。結果，數年鐵窗歲月，反讓陳獨秀可以專心讀書，思想因而更加成熟，最後更出現了突破，看穿了共產主義，改信民主政治。

特別提起陳獨秀以及他的小故事，除了想鼓勵你在獄中好好讀書、不要懷憂喪志之外，更是希望想把當年他所寫那副對聯，轉贈給你，那就是：

「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

話說當日東北案，我記得當時閱報，在《星島日報》便讀到以下一段報道，說網上有一段視頻片段，顯示當日你其實曾經「一夫當關」，力阻數名「蒙面人」抬起鐵馬衝向立法會玻璃門。報道如此描述：

「在該段3分鐘短片中，有示威者群起大叫『衝入立法會』，有蒙面示威者更抬來兩個鐵馬，準備用來衝破玻璃門。但黃浩銘一個箭步擋在鐵馬前，攔着兩個鐵馬，大叫『停呀！唔好咁做呀！唔好咁衝動！』」

「有示威者用粗口大罵黃浩銘，亦有人大叫『撞爛佢（玻璃門）！』但黃浩銘不但沒有走開，還指着示威者罵︰『你撞呀！你撞咗我先！』堅持說：『村民唔係咁諗，佢哋有冇問過？』此時亦有其他站在黃浩銘一邊的示威者加入勸止，叫『信任我哋，唔好撞』。最終雙方僵持了近1分鐘後，鐵馬終被搬走，『鐵馬衝擊玻璃門』這幕最終亦沒有上演。」

我知道，你後來還為此被取笑和揶揄為「村長」。

外人或許覺得你十分激進，但前述卻顯示，在人人熱血上腦、情緒激昂的那一刻，你卻仍能夠保持冷靜和理性，讓我十分尊重。

不是一夫當關阻止蒙面人撞玻璃門、強闖立法會，阻止暴力發生嗎？為何今天卻因為「暴力」這個指控，而身陷牢獄？我只感到茫然。

我知道你問心無愧，因此很想把陳獨秀那兩句獄中說話贈你。

保持身心健全
看到你在信中說，你會每天做運動，並具體到說會跑步，掌上壓每天30下，sit-up也是每天30下，並說務求2至3個月內，可以減少5公斤。

做運動keep fit當然好，但我還想多跟你分享一個故事。

我記得，以前讀過南非民權鬥士曼德拉的牢獄生涯。他提到為了消磨囚犯的意志，監獄不准囚犯使用任何計時工具，也不讓他們有機會看到時間。但曼德拉為了維持鬥志，他就在獄中為自己做了一個日曆，他說一個人若不想被獄中生活壓垮，就要努力保持自己對事物的興趣，以及健全的身心。

於是，曼德拉努力維持自己的業餘拳擊嗜好，每朝早晨都會練拳；另外，就算不能長跑，他都會原地跑。他又把衣服洗得乾乾淨淨，把院子打掃得一塵不染。他認為一個人在外能夠成就豐功偉業，固然值得驕傲；但當身陷囹圄時，能夠把瑣碎之事做好，也一樣能夠為自己找回尊嚴。

所以做好運動、保持自律、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在獄中不失尊嚴，大家等待一個身心健全的阿銘回來。

用愛戰勝仇恨
最後，最高興的是，看到你在信中說，你不會仇恨，你會用愛戰勝仇恨。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有一次邀請曼德拉到白宮作客，他說自己有幸見到這位曾經被關在牢獄之中27年的南非民權領袖，很想請教對方究竟是如何放下仇恨的。曼德拉是如此答的：

他說，這27年的牢獄生涯，摧毁了他的婚姻，也讓自己看不到子女的成長，所以確是讓他充滿仇恨。但有一天他在獄中幹着碎石的粗活時，忽然省悟到，牢獄生涯已經讓他失去了一切，僅剩下一樣東西，於是，他從此立誓，不能讓這唯一自己剩下來的東西，也都丟失掉。那是什麼？那就是——他的「心」、「靈」（mind and heart）。

我知道你委屈，但希望你能夠真的做到，不會仇恨，不會把你的mind and heart失掉。

曼德拉曾經說過：

「當我走出囚室，經過通往自由的監獄大門時，我知道自己若不能把悲傷與怨恨留在身後，那麼我其實仍在獄中。」

（As I walked out the door toward the gate that would lead to my freedom, I knew if I didn’t leave my bitterness and hatred behind, I’d still be in prison.）

監獄，是我這些平庸之輩的牢籠；但對於有作為的人士，未嘗不是一個鑄煉的場所。

阿銘，我知道，你非平庸之輩。

（這封信既送給黃浩銘，也希望能把同樣的一份心意，送給其餘「東北十二子」，以及「雙學三子」。）


蔡子強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17/09/20170907_39.html

蔡子強 - 日本最長的一天

2015年8月27日

【明報專訊】碰上日本戰敗70周年紀念，近日有一套日本電影上畫，那就是《日本最長的一天》。

電影根據史實，記述1945年8月15日，日皇裕仁通過廣播發表《終戰詔書》，宣告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前最後24小時裏，所發生連串驚心動魄的事件。

70年後揭開真相

在 這漫長的一天裏，事態每一秒都在起變化：先是日皇作出了「聖斷」，繼而是軍中死硬派不能接受，企圖孤注一擲，發動軍事政變，遇神殺神，更挾持了皇宮與電 台，但卻碰上以性命來捍衛職守，事後也不為人知的小人物，如宮內侍從、電台廣播人員等，堅守崗位，以及忠義兩難全，寧選擇切腹自盡也拒絕加入兵變的將軍， 叛軍最後落得功敗垂成，日皇的錄音還是如期廣播，避免日本進一步生靈塗炭。

70年後，種種長久被埋藏了的真相，如今終於重新展現在觀眾眼前。

有讀者心裏可能有疑問，當時日本既已遭受兩枚原子彈轟炸，業已造成重大傷亡，哪有人會如此不智，還堅持負隅頑抗，徒添傷亡？况且，日本人不是把日皇奉若神明的嗎？他既作出了「聖斷」，哪還有人夠膽違抗？為何還會出現節外生枝的這一幕？

要答這些問題，得在這裏多交代一下歷史。

「海軍派」和「陸軍派」的對峙

其 實早於開戰之前，陸軍一直是主戰的鷹派，主張日本與納粹德國以及法西斯意大利結盟組成「三國軸心」，向對該國進行經濟制裁的美國開戰，還以顏色；但相反， 海軍則是鴿派，一直反對開戰，也反對「三國軸心」，當時任海軍次官的山本五十六，便是箇中的表表者，於是便成了陸軍的眼中釘，甚至成了暗殺目標，海軍為了 確保他的人身安全，最後甚至只有把他委任為聯合艦隊司令，讓他在海上辦公，索性遠離陸上。

當時日本陸軍實在十分跋扈，不單常常對海軍作出 挑釁（如果大家有看較早之前的《山本五十六》一片，便會看到很多這樣的場景），而且更目中無人。本片中便有如此一幕：陸軍大將，曾當過內閣總理大臣，但卻 因戰况失利而被迫下野的著名鷹派東條英機，走到陸軍司令部大放厥辭，氣焰逼人的教訓眾人，說效忠國家，有兩個層面，一是天皇陛下，二則是國家的長遠利益。 這句話當然沒有錯，但問題是，這並不代表軍人可以因為手握武力，而妄圖由自己去界定何謂國家長遠利益。

最高領導層3對3陷僵局

到了二戰後期，日本的最高軍事決策機構是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成員為六大重要軍政高層，包括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外務大臣、陸軍大臣、陸軍參謀總長、海軍大臣、海軍軍令部總長的所謂「六大臣」。到了戰敗前夕，這「六大臣」分別是：

內閣總理大臣：鈴木貫太郎（曾當海軍大將）
外務大臣：東鄉茂德
陸軍大臣：陸軍大將阿南惟幾
海軍大臣：海軍大將米內光政
陸軍參謀總長：陸軍大將梅津美治郎
海軍軍令部總長：海軍大將豐田副武

1945 年7月27日，盟國發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而日本卻不予理會，這其實是盟軍的最後通牒，於是，美軍在8月6日、9 日，分別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兩枚原子彈。但雖然事已至此，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內，卻分裂為3對3的僵局，鈴木、東鄉、米內贊成，只要：（一）國體不變，天 皇制不改，便接受無條件投降。但阿南、梅津、豐田則反對，要求向盟軍力爭更好的條件，包括：（二）由日本自行遣散自己的部隊；（三）由日本在本國法院進行 「戰爭罪行」審判和懲處；以及（四）盟軍部隊不能佔領日本本土。

大家不難看到，3名對投降較持開放態度的，鈴木和米內都是海軍派，相反，3名較「企硬」的，阿南和梅津都是陸軍派，但也有海軍派的豐田。片中，大家便會看到，以鈴木和阿南為首，雙方為此唇槍舌劍和爭持不下。

而同一時間，不少陸軍派都開始密謀政變，推翻鈴木內閤，另外成立軍人內閣，局勢可謂一觸即發。

日皇作出「聖斷」

經過多次會議之後，雙方仍爭持不下，無法達成共識。在這樣的僵局下，鈴木建議在8月9日深夜召開「御前會議」，會上，雙方向日皇陳述各自觀點，即一個條件還是4個條件的問題，再由日皇親自作出「聖斷」，決定國家的命運。

聽 後，日皇說了以下一段情深意切的說話：「空襲愈演愈烈，我不希望看到國家生靈塗炭，文化遭受破壞，整個人類遭受不幸。我的任務是將祖先傳下來的日本國再完 整地傳給子孫後代。事到如今只有讓更多的國民，哪怕是多一個人也好，存活下來，希望他們將來東山再起。除此之外，別無他路。當然，解除忠勇武士的武裝，把 直到昨天都還在忠於職守為我戰鬥的人們推上戰爭罪犯的席位接受懲罰，對於我來說，是於心不忍的。但是今天我們必須忍難忍之事……」

就這樣，8月10日凌晨2點30分，日皇一念之仁，作出「聖斷」，接受盟國開出的無條件投降。

第二次「聖斷」

但 事情沒有就此結束，陸軍裏有人仍然覺得難以接受，仍希望「戰鬥到底」，例如東條英機。尤其是日方通知美方的秘密電報中，提出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對天 皇統治權加以變更的要求，不包括在內」的要求，美方沒有明確的承諾，而8月12日盟國的答覆，更說投降後，「日皇和日本政府過去統治國家的權力，將 『subject to』盟軍最高指揮官……最終日本政府應按照《波茨坦公告》的內容，按日本國民所自由表達的意願，來建立新政府」。鈴木那邊把「subject to」翻譯作「受限制於」，但陸軍這邊則把之翻譯作「隸屬」，亦因此讓他們大怒，認為國體將不保。

因此，是否投降，再次節外生枝，日本最 高領導層為此再次爭論不休，且再次陷入3比3的僵局。鈴木無奈再次訴諸日皇「聖斷」，8月14日早上，召開了第二次「御前會議」。會上，日皇再次表示將接 受《波茨坦公告》，並說明白大家難以接受，因此他可以站在麥克風前，親自向國民呼籲，並且如有需要，可到任何地方向陸海軍官兵作出開導。在座的人都為此悲 痛落淚。

所以，在日本早日結束負隅頑抗，減低交戰雙方的人命傷亡上，日皇裕仁確是起了關鍵作用，雖然他在最初日本發動二戰上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是一個未解開的謎團。

宮城事件

但陸軍中仍有人冥頑不靈，不能接受「聖斷」，不惜玉石俱焚，也要戰鬥到底。

8 月14日下午，早已籌劃政變的少壯派軍人如井田正孝中佐、畑中健二少校等人，更立即起事，企圖阻截日皇的「玉音放送」（即《終戰詔書》廣播），向日皇作出 士兵諫，改變「聖斷」的決定，推翻鈴木內閣，軟禁眾溫和派，及另外成立軍人內閣。他們並要求陸軍大臣阿南支持，並企圖以後者的聲望號召全國，戰鬥到底，危 機迫在眉睫，史稱「宮城事件」，而這也是《日本最長的一天》一片下半部的主線。

為何冥頑不靈？

為何這些人仍然如此冥頑不靈呢？除了正如前述，陸軍一向是好戰的鷹派之外，還有以下原因：

事 實上，正如上星期所述，當時陸軍仍保有一支相當龐大、完整的軍隊，以人數計尚有600萬，且單以日本本土計，準備進行所謂「本土決戰」的，便有200萬 人，且紀律和裝備良好，不似得海軍已成殘兵敗將，聯合艦隊已經土崩瓦解。所以陸軍與海軍相比，繼續作戰的本錢和決心，也要大得多；

當時日 本陸軍仍然心存幻想，一直主張與美軍進行所謂的「本土決戰」，以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自殺式攻擊，來迎頭痛擊美軍的登陸部隊，為他們造成重大傷亡，那麼就 可以爭取到較好條件與美國議和，避免無條件投降，任人魚肉。日本陸軍這方面的決心不用懷疑，事實上，他們在太平洋的島嶼戰中，如塞班島等，便使出過「萬歲 衝鋒」這樣的瘋狂手段（即將兵一起排列，身上、頭上綁上國旗，齊聲大喊天皇陛下萬歲，再自殺式衝鋒殺敵）；

更何况，美國手上可以有多少枚 原子彈呢？今天我們都知道，在轟炸廣島和長崎之後，美國手上其實還有一枚，但當時日本卻只能「估估下」。當時日本自己也在研發原子彈，知道所費資源甚巨， 有內部分析認為美國不可能一下子造出這麼多，不可能不斷以此轟炸日本，廣島之後認為可能只有一枚，長崎之後可能只得兩枚，總是心存僥倖。

美國究竟應否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帶頭使用原子彈，奪走廣島和長崎兩地近20萬無辜平民百姓的性命，作為迫使日本就範的籌碼，戰後人們長期就此爭論不休，當中牽涉重大的道德爭議。但如果看過本片，了解到日本部分軍人的冥頑不靈與瘋狂，觀眾心裏可能有另一番的體會。

（本文的史實部分，部分參考自半藤一利所著《日本最漫長的一天》，事實上，電影《日本最長的一天》也是以這本書為藍本而拍成，最近台灣出版了這本書的中譯本，我便是個多星期前剛在台北誠品書局購得，相信香港亦即將買得到。）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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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小氣候，國內大氣候／文﹕蔡子強

上個星期，「佔中三子」已經到了警署自首，象徵運動已經步入一個階段性終結，本欄由今期開始，一連幾個星期，嘗試為運動作出一些初步階段性總結。

沒有佔中，政改就會一帆風順嗎？

過去幾個月，很多建制派中人都歸咎，是佔中運動觸怒了中央，說當你企圖脅迫中央，結果只會適得其反，中央就索性跟你來個硬碰硬，於是在8月31日來個人大常委會「落3閘」，而當你再來聲勢更浩大的雨傘運動時，中央就 政改只會愈收愈緊。所以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運動自己搞砸了政改，自食其果。

或許，佔中運動真的沒能跟中央討價還價，但問題是，是否一開始沒有佔中運動，那麼中央就會從善如流，讓香港政改的路走得一帆風順呢？

我並沒有那麼「simple and naive」。我認為這忽略了習近平上台後，國內政治大氣候的轉變。

當全國收緊，香港還能倖免嗎？

習 近平，可說是共和國成立以來，在體制上，最集大權於一身的領袖。毛澤東固然權傾一時，隻手遮天，但他的權力，更大程度上是源於其作為開國元勛的個人威望和 魅力，而非體制上的；但與此不同，習近平上台後卻把體制上的權力統統往手裏抓，作為黨總書記，除了國家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這3項慣常頭銜之外，還兼任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以至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 組的組長。除了軍、政、外事大權之外，就連經濟改革、財經、國家安全，以至網絡安全等等範疇，統統一把抓，打破了以往黨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的分工，也打破 文革後中共「集體領導」的大原則。

過往在江澤民任總書記年代，人們說的是「江朱體制」（與總理朱鎔基分工）；在胡錦濤任總書記年代，人們說的是「胡溫體制」（與總理溫家寶分工）；但現在，習近平任總書記，已經沒有人再說「習李體制」了，只有人叫他作「習大大」，李克強已經被邊緣化。

中 國如今的政局，不單是黨中央個人高度集權，就連全國的媒體和公民社會，都連帶被全面收緊，進入冰封的嚴冬。不單維權、異見人士一個又一個被抓，近日我有機 會跟國內媒體中人交流，他們也都叫苦連天，說新聞和編採自由遭全面收緊，更意興闌珊的說，國內媒體再沒有可為，幾年內，將全面被整頓和歸邊。

究竟習近平集大權於一身，是為了進一步改革？還是純粹想個人專權？暫時沒有人知道，只知道他較1989年之後的所有中共領導更加強勢，更容不下異見。

試問，當全國收緊時，香港還能倖免嗎？當中央在集權時，還會向香港放權，讓你有真普選嗎？所以，我認為，政改凶多吉少，佔中只是小氣候，國內的政局才是大氣候。

香港只不過是一局大棋中的一着小棋

對 於習近平來說，全國是一局大棋，香港只是一着小棋。他考慮的是，如何通過下香港這着小棋，而幫助走活全國那局大棋。當在全國如薄熙來、周永康等虎狼環伺， 政治鬥爭白熱化、你死我活、異常凶險時，他的每一着都難免會下得心狠手辣，擺出的都是寸步不讓的強硬姿態，要他唯獨對香港高抬貴手，網開一面，在政改上留 下比較寬鬆的空間，未免緣木求魚。

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過去10年，很多香港的有心人都向南下的「收風人」，苦口婆心地指出香港管治 困難的癥結所在，亦曾經有一段時間起過效果，換來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和一條溫和路線。但近一兩年，當大家在普選這個問題上，再次以管治角度痛陳利害時，就 連建制裏的溫和派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公開說，擔心普選若然拉倒的話特區政府將無法管治，但大家發現這樣的陳情再無多大作用，中央仍然鐵石心腸。後來，我 終於醒起，中央的領導人已經變了，我們跟中央溝通的範式亦已經轉變，在香港問題上，如何可以穩住大局，未必再是他們心目中最重要的議題，他們心裏有着另一 個算盤，有着另一番計算。

簡而言之，過往，我們都太過本位了，我們關心的，未必是中央所關心，相反，他們在盤算的，可能我們想也沒想過。

佔中是作了誤判

事 後看來，當初戴耀廷提出佔中是與中央談判的「核彈」時，那完全是一種誤判。事實上8月31日人大常委會就政改落閘之後，9月2日，戴耀廷亦承認，佔中作為 迫使中央讓步的策略已經失敗。這種誤判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沒有想過，中央領導人已變。10月中，路透社有一篇報道，引述接近中央領導層消息人士說，習近平10月初主持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決定中央對佔中絕不退讓，不會繼《基本法》23條和國民教育事件後，作出第3次讓步。報道沒有提及的是，當年兩次作出讓 步時，中央最高領導人是胡錦濤，但如今卻換了是習近平。舊的互動方式，雖然曾經得過成功，但在新人事新作風之下，卻未必再有成果。

我甚至聽過一個說法，說2007年胡錦濤拍板讓香港有了普選時間表，讓香港最快在2017年可以普選特首，最快在2020年可以普選立法會，今時今日，有人覺得當年是太過慷慨。

他們需要一個敵人

讓 我更擔心的是，在全國民族主義正熾，領導人在民眾信仰真空時，企圖以民族主義來合理化和鞏固自身權力時，香港會否成為了一着被利用的棋子？近年有關「港 獨」的議題，在國內媒體被炒得火熱，「佔中」和「普選」被拿來與「港獨」和「外國勢力」掛鈎，會否是被利用作殺雞儆，藉此打壓國內類似民主、自由、公民 社會等訴求呢？

幾個月前，我跟朋友梁文道吃飯，他告訴過我一個故事：

國內一名年輕異見人士，因為經常批評共產黨及地方政府，長期成為維穩打擊對象，因為不斷被「國保」騷擾，不勝其煩，遂決定離開當地到北京發展，怎知到他快要走時，「國保」着急的走來找他「講數」，叫他不要走， 說幾十個「兄弟」看着你，大家「唔掂傾到掂」，否則他一走，叫他們還有何「着落」？

共產黨，往往需要一個敵人，如果沒有，他會自己製造一個。

後記：

中國的政局，實在讓人感慨。過往不少人為中國共產黨幫腔和辯護，說它富有生命力，就算經歷文革如此重大的政治災難，也能自我汲取教訓和糾正錯誤。但問題是，中共真的有學到教訓，真的能避免重蹈覆轍嗎？

1981 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一段歷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檢討，希望能總結經驗，得出 教訓，統一思想，對未來發展提供指引。當中十分重要一點，就是指出，當個人領導取代集體領導，所會造成的危險，如毛澤東犯了個人錯誤時，也會給全黨全國造 成重大禍害。

那麼，30年後，對於習近平集大權於一身，當年參與決議的諸君，今天如果仍然在世，究竟又有何感想呢？不錯，今天在國內提起習 近平，很多民眾都會豎起大拇指，稱讚他大力反貪腐，既打蒼蠅也打大老虎。但大家要記得，當年毛澤東開始時，也是以糾正黨的不正之風為名，發動政治運動的， 動機未必一定是壞，一樣受到擁戴，但是，「權力讓人腐化，絕對權力讓人絕對腐化」，個人高度集權的結果，就是為國家民族帶來重大傷害。共產黨真的有汲取到 教訓嗎？

（後佔中系列之一）

蔡子強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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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再不信「大陸機遇論」／文﹕蔡子強

——台灣觀選記

上星期到了台灣觀察九合一選舉，身在當地，更能感受到這次被當地時事評論員形容為「政治海嘯」的國民黨慘敗，觀察到當地人反應，並有機會與各方討論選舉結果。

選舉結果冷笑話

就以六都選舉為例，國民黨輸掉其四雖然事先已在預期之內，但台北、台中均輸了20多萬票，高雄和台南均輸三比七，這些均在預期之外。至於原本認為穩操勝算的新北，甚至認為國民黨最具人氣的政治明星朱立倫可以贏25萬至30萬票，但結果只贏得兩萬票，已經教人十分訝異。

但 桃園卻輸得更慘，話說吳伯雄的兒子吳志揚，吳家三代都在此當市長，選前11月15日《聯合報》的民調顯示，吳志揚正以49%對25%大幅領先對手鄭文燦， 勝算完全沒有人懷疑，但結果民進黨反敗為勝。有民進黨成員透露了一個冷笑話，說點票時發現鄭文燦意外領先，於是急急打電話給對方報喜，但鄭文燦卻說沒有空 多說，因正臨急臨忙在草擬勝選演說！從中看到結果是如何出乎意料，以及讓人措手不及。

年輕人民心思變

敗選是因為國民黨和馬英 九管治得太爛，台灣民眾民不聊生，房子太貴，物價太高，但大學畢業生薪水卻10年來不升反跌，只有「22K」（22,000元台幣，折合約5500港 元），都說只能吃泡麵過日子，年輕人對政府怨氣冲天，因此民心思變，轉化成選票，「首投族」尤其踴躍，造成了一場「政治海嘯」。

尤其惹來年輕人反感的，是偏偏國民黨卻對此麻木不仁，了無新意的在選舉中繼續大打經濟牌，不斷強調如果不投國民黨票，讓民進黨上台，兩岸關係就會倒退，台灣經濟就會被邊緣化，民眾就要承受苦果。

國民黨搞錯問題自食其果

舉 個例，在選前數天這最後關頭，國民黨的電視廣告主打中韓自由貿易牌，廣告中身穿韓國民族服裝的女子，在象徵台灣對南韓的撲克比賽中，不斷翻中大牌，並打出 「謝謝民進黨 在立法院擋下法案」的字幕，以此攻擊民進黨「阻住地球轉」，阻礙兩岸服貿協議在議會中通過，讓南韓後來居上。

再舉另一例 子，國民黨找來大舉投資大陸的台商郭台銘為該黨候選人站台，這位曾經捲入「22K」風波，質疑年輕人薪水是否真的只有「22K」的大陸台商，承諾如果國民 黨那些市長、縣長勝出，他就會在當地投資。但結果卻是惹來更大的反感，最後，郭曾經站台挺過的候選人如連勝文、胡志強等等，統統輸得兵敗如山倒，沒有一個倖免。

國民黨不斷強調如果不投國民黨票，兩岸關係倒退，台灣就會遭邊緣化，將來人民生活就會很慘，但問題是，讓民眾光火的是，如今他們生活已經夠慘﹗過去8年大家投了你票，但生活卻沒有好過，還每况愈下。

「大陸機遇論」不能讓民眾「有感」

年 輕人看到的是，兩岸靠攏，經貿合作，富了的只是一批買辦階級，為那些有錢在大陸投資的人，打開方便之門，但普羅百姓卻不一定得益，甚至因為資本出走，而讓 本土經濟進一步萎縮，流失更多就業機會。資本家，演藝界人士，或許還有部分專業人士，不錯能夠因為大陸而賺大錢，無限風光，但無權無勢的小市民，卻對這種 「繁榮」「無感」。

偏偏今次選舉焦點中的 焦點，就是台北市長選舉，由國民黨永遠名譽主席連戰的兒子，幾乎全無從政以至公職服務紀錄的連勝 文，對無黨籍的醫生柯文哲，而後者打出的，正是「權貴對平民」的價值之戰這張牌，更把前述的怨懟情緒，不單在台北，而是在全台燃點和發酵。柯文哲無錢無 人，但在網絡上卻有排山倒海義助他，尤其是挖苦對手連勝文的創意文宣，主題都離不開，對連勝文「官二代」、「富二代」背景的不屑。

再 加上中 共反民主反自由的本質，令台灣年輕人更害怕兩岸融合，會逐漸侵蝕台灣的核心價值，而大陸欠缺文化和價值上的軟實力，令台灣年輕人更加心存抗拒，充其量只會 視對方為一個暴發戶，就如選舉期間發生的一件事，那就是大陸女星鞏俐因拿不到金馬獎而出言不遜，還說往後都不會參加，只會讓人對「強國人民」的氣焰更加厭 惡。

其實，台灣今天的處境，不也正是香港的寫照嗎？

未必讓所有人都更好

九 七後的特區政府，由董建華到梁振英， 都向年輕人一味唱好大陸，一樣強調大陸為香港提供千載難逢的經濟發展機遇，尤其是董，到了今天仍然喋喋不休的繼續說「中國好，香港更好」。但問題是，所謂 「香港更好」，究竟是所有人都會更好﹖還是只有少數權貴階級更好﹖是有錢在大陸投資的人更好，有錢藉「直通車」概念炒股票的人更好，有舖可以藉自由行大幅 加租的人更好﹖

這與台灣國民政府的思想與盲點，不是同出一轍嗎？他們看不到，經濟增長，只是一堆總體數字，不一定會讓人「有感」，也不代表人人生活更好，而現實是，香港貧富懸殊加劇，「大陸機遇論」對年輕人沒有多大說服力。

而香港人與台灣人在普世價值上，看法也比較接近，這讓彼此更加親近，而相反，在這方面，與中國大陸，卻有着一道巨大的鴻溝。

因此，台灣和香港同時分別出現了「太陽花學運」和「雨傘運動」，並不偶然，唯一不同的是，台灣當地有民主政制，可以讓當地人以選票為自己發聲，而反之香港，卻只能以更對抗性的抗爭方式，來發出怒吼而已。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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