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欧洲在5月初为此举行了多项隆重的纪念活动，亚洲地区的纪念活动则在8月才陆续启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在8月6日和9日悼念80年前在原子弹轰炸下殒命的亡灵。中国则将在9月3日在北京举行大型纪念阅兵活动，并邀请多国领导人出席。如果说欧洲大陆的纪念活动更是痛定思痛中的和解与当前俄乌战争唤醒的集体安全危机意识的话，亚洲的二战结束纪念活动却多年伴随着诸多的杂音。日本国内长期存在的否认或淡化战争罪行的言说，伴随着中国和一些其它亚洲国家对日军侵略或殖民战争中的种种野蛮暴行的血泪控诉。这些不同言说也不断受各种政治原因影响而被放大变形，在一定程度上，令战争留下的仇恨难以化解，令对战争之所以发生、对战争暴行形成机制的梳理与研究难以促成共同的战争记忆和避免战争的共同努力。而新的地区紧张关系正不断升级，新的安全形势构成日本朝野不得不重新思考应对的挑战。本次《印太纵览》专题节目邀请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历史学者兼东亚研究所副所长Arnaud Nanta教授同我们谈谈相关话题。
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议：政治与史学研究的博弈
Arnaud Nanta教授也是日本历史学者笠原 十九司《南京大屠杀》一书法文版的翻译者。这是这本著作首次被翻译成西方文字。
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历史中一个极为惨痛的重要事件。笠原 十九司这部书著早在1997年，也就是《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就已经发表。在此书出版近30年后出版法文版意义何在？Arnaud Nanta 教授在采访中简要介绍战后80年来关于这场屠杀的研究的发展指出，关于二战中亚洲战场的研究主要来自中日两国。日本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在60年代就已经开始，而且日渐深入。来自中国的相关研究80年代初才真正起步。在此期间，台湾中华民国的史料也陆续解封，进一步丰富了相关研究的视角与深度。Arnaud Nanta教授指出，笠原 十九司著作的《南京大屠杀》因为广泛挖掘了这些丰富的不同来源的资料，而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堪称这项研究的顶峰之作。
法广：既然有如此多的历史资料，有如此多的相关研究，如何解释日本国内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议始终无法尘埃落定，时至今日仍然困扰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Arnaud Nanta : “我认为，这些争议的本质并不是学术争议，而是政治争议。日本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许不同作者之间会有不同观点，但都承认确有南京大屠杀。争议之所以持续，一方面来自一些否定历史的极右翼团体，另一方面来自从1955年起就几乎一直把握政权的自民党。自民党只在1993-1995年间和2010年-2011年间两次短期失去政权。比如，80年代中期，当时进驻南京的日军将领松井石根的“战时日记“ 发表曾引发争议，因为日记中部分内容被修改了，为的就是掩饰南京大屠杀过程中的大量资讯。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人不是不知道确实有南京大屠杀，他们不是因为不了解真相而否认，而是有意识地、故意地要掩盖罪行，让罪行继续。”
军队不同编制间的明争暗斗是暴行肆虐的重要因素
法广：笠原 十九司在《南京大屠杀》这本书著中特别梳理了各种不同因素如何相互作用、相互推动，最终导致大屠杀发生的机制。在战争结束数十年之后，梳理大屠杀得以发生的机制有何意义？当今世界可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获得哪些启示？
Arnaud Nanta ：“的确，这本书揭示了历史长河中一些亘古不变的问题。我在2023年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2024年这本书的法文版发表。而自2022年2月起，俄乌战争爆发。2023年底，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也重新陷入战争。在这两场战争中，我们都能看到很多的战争暴行指向的是平民百姓。在这个两个战场上，我们都看到本该是纪律严明的军队却丝毫不遵守军事准则，不遵守国际法规，比如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被占领土地上对平民百姓的杀戮。因此，这本近三十年前出版的著作仍然有其现实意义。但我不认为世人从中汲取了很多教训。”
“这本书有两个核心问题。暴行发生的机制当然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核心主题则是关于死亡人数统计的各种资料。谈到战争暴行发生的机制时，我觉得不应忽视两个要素。一是1945年以前的日本对中国的观感非常负面。虽然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有很多文化交流，但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快速实现现代化，中日两国间拉开了距离，日本开始对中国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歧视的眼光。二是当时的中国已经是西方的半殖民地。这种对中国的不屑让日本感到，施加军事压力就可以让中国做出更多让步。于是就有了1931年的9-18事变，日本次年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 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也是如此，就是想要借此让中国继续做出让步。”
“但在这个框架之外，还有日本军队中不同编制之间激烈的竞争。当时日军还没有独立的空军编制，空军隶属海军。海军与陆军当时为争取更多的国家预算明争暗斗。在陆军内部的不同编制之间也有不同观点的比拼。有些人认为应当巩固满洲国，也有些人认为应当继续向中国其它地区推进。在海军内部，有人主张应当发展航空母舰，加强海上实力去攻打美国，也有些人认为应当有足够的轰炸机，攻打中国……这些内部争斗是导致中日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1937年，正是那些主张拼尽全力在中国有更大收获的军人占了上风。”
“1937年8月至11月的淞沪之战，蒋介石向上海派出了精锐部队。战斗持续了两个半月，中方损失25万将士，日方也损伤无数。这更坚定了日军要拿下都城南京的决心，（要知道南京自1927年起就是首都）。我们可以引用历史学家乔治-莫斯（Georges Mosse）提出的野蛮化的概念。南京之战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入城日军的这种野蛮化，他们想要为死去的战友报仇，中国军队当然也是这样。这是日军在上海之战之后，继续向南京挺进的原因，也是抵达南京后，暴力恣意横行的原因。”
“当然，暴力横行还有很多其它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这些刚刚打完淞沪之战的队伍正处于亢奋状态，却没有得到适当的监督管理。担任司令的松井石根完全没有发挥督导作用，军事警察队伍又明显入手不足。正常情况下，军队无权进入已经没有战斗的平民街区。当时南京城内就已经没有战斗，因为日军已经夺下城池。军事警察应当对士兵加以监督。但当时，日军进入南京城时，20万人的军队只有17名军警。再加上入城日军没有任何补给，没有后勤支援，因此要吃饱就要去抢劫，去杀人。1937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的军队不同编制间的争斗，加上缺乏战争准备造成的军警不足、补给缺乏等多种因素结合，都使得南京之战的野蛮化更加严重。”
“而且，由于战争决定十分仓促，因此缺乏准备，参加淞沪之战的日军并不是职业军队，而是预备役，也就是那些服兵役的年轻人。这些士兵面对的是一场他们不知道缘由的冲突，面对的是誓死保卫国家的中国军队。这种突如其来的战争体验也是导致野蛮化的一个原因。笠原 十九司在书中通过许多日军士兵的证词显示，这些士兵在从上海到南京的过程中，逐渐习惯了杀人：当你不再把敌人当作人看待的时候，野蛮就开始了。”
法广：专注研究纳粹主义以及战争暴行的法国历史学者Christian Ingrao在《南京大屠杀》法文版的序言中认为，笠原十九司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梳理暗示，这种文职官员与军人之间、军队参谋部与政府之间的较量形成了一种共鸣箱效应，使得两种不同的军事选择对立造成的后果成倍扩大。
日本在东亚发动的这场战争事实上造成两大创伤。一是日军侵略和殖民战争的暴力给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人民带来的创伤，另一个创伤则是对日本本国人民：美军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导致当地数十万日本平民死亡。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从笠原 十九司在书中的历史梳理来看，直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近三十名日本军政要员送上审判台前，日本国民对境外战争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而两枚原子弹轰炸带来的痛让日本国民当时深感自己才是历史的受害者。
亚洲极右翼势力否定历史也因地缘政治紧张关系而存在
Arnaud Nanta 教授认为，虽然盟军对东京等大城市的轮番轰炸以及随后的原子弹轰炸在一定程度上让日本国民认为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原子弹轰炸带来的痛有可能的确产生了一种弗洛伊德所说的“屏幕记忆”，但是人们也不应当忽略战争的发动者与受害者并不是同一批人。日本百姓其实在战后对军队萌生极大的不信任，认为是军队发动了侵华战争，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导致了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
Nanta 教授在采访中也针对近年来欧美国家极右翼势力影响扩大指出，虽然同样是有极右翼之名，但欧美国家的极右翼政治势力成长的内在原因与日本的极右翼团体不同：
Arnaud Nanta : 日本的保守派势力很强，极右翼是保守派中的一员。但我不认为日本极右翼势力的影响与20年前相比有所壮大。虽然极右翼势力在世界各地都有抬头，但是在表面的同一性背后，内在的动能截然不同。美国的极右翼势力更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以及世界其它国家不想再买美国国债的结果。欧洲极右翼势力主要是从对欧洲联盟的排斥中汲取能量，是有些欧洲人排斥欧洲。而在亚洲则更是由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欧洲在1989年告别了冷战，但亚洲仍然定格在越南、中国、朝鲜这些共产党政权与亲美国的菲律宾、日本、韩国以及台湾之间的对立。极右翼势力不只是否定过去、否定历史，而且其动因也是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欧洲至少在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没有这样的紧张关系。
法广：二战结束80周年后，随着中国军事势力的快速成长，印太地区重现紧张关系。无论是在台湾海峡，还是在南中国海，亦或在仍然被一道三八线分割成南北对峙的朝鲜半岛。曾多年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埋头发展经济的日本开始寻求与亚洲邻国开展军事合作，希望不仅在地区经济繁荣，也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Arnaud Nanta 教授指出，因为二战留下的记忆，日本人普遍反对强化军事机器，他们将二战的灾难归咎于军队。但与此同时，中国军事力量的壮大也越来越令日本感到不安。他们因此陷入一种矛盾心态。而且，增加军费在日本是个十分微妙的问题，要知道，日本的国防开支已经很高，因为驻日美军的费用由日本承担。这是很大一笔开支，它没有用于日本军队，而是用于美军。因此日本不可能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除非是让美军撤离，让日本取得军事独立。但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日本右翼以及一部分极右翼势力都非常非常亲美。就如欧洲的极右翼团体亲俄罗斯一样。日本极右翼中很少有人主张让美军撤离。保守派和极右翼他们宁愿付钱让美军留下来。但日本不能既付钱给美军，又对日本军队有更多投资。必须在二者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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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印太纵览》专题节目邀请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历史学教授、东亚研究所副所长Arnaud Nanta先生向大家介绍日本历史学者笠原 十九司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梳理。Arnaud Nanta教授本人也针对日本社会围绕南京大屠杀历史叙事的一系列争议与研究发表过多篇文章。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日本国民当时对日军在境外的战争所知甚少，对1946年至1948年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审判的理解也就相对有限。但是，战后的数十年间，日本国内虽然不断有否认战争的侵略本质、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力量，也更有史学界的据理力争。80年代，来自政府的修改教科书、淡化屠杀历史的决定在日本国内引起广泛质疑。30年的法庭争辩，最终以政府主张被裁定违法而告终。在这些旷日持久的争辩中，日本社会也对历史真相有了更广泛深刻的认知。这应该也是民主社会的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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