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31 July 2015

北京2022冬奥申请成功 人权问题引人忧

来源: 
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第128届全体会议,31日当天要投票表决出是由中国北京还是哈萨克斯坦阿拉木 图主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而结果是北京成功申请成为主办城市,只是中国恶化的人权问题,让人担心会不会使中共为办2008年奥运的丑事再次发生。
中国:遵守一切承诺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北京得到44票支持,而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则获得40票。而投票共举行了两次,因为第一次电子投票时系统失灵,后来改成人工投票。
在表决之前的陈述会上,由中国陈述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透过录像讲话表示,北京将带来“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将遵守一切承诺,并全面实践“奥林匹克2020议程”。
北京市长王安顺说有信心应对冬奥会的空气质量问题。副总理刘延东则表示,让北京承办2022年冬奥会“有利于传播健康的生活方式”,还强调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言必信行必果。
只是这些承诺引人质疑,BBC就指出,他们的驻北京记者本周为申办冬奥作预备采访时,就遭到不明身份人员开车跟踪。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与2008年主办夏季奥运面临同样的问题,包括人权状况与空气污染,另外还有用水的问题,因为北京滑雪比 赛场地主要依赖人工造雪,而这会加剧当地严重的干旱问题,但北京市当局不认为这会是问题。不过在2008年中国就有为了保证奥运用水,将河北农民在五千万 亩土地干旱的情况下向北京调水的案例。
2022年冬季奥运会原先有4个欧洲国家竞逐,最后却都因担心冬奥会的成本太高而中途退出。但对中国来说,这也不是问题,因为他们的政治体制使当局花钱不必像其他国家要面对各种反对声浪。
总部设在美国的组织人权观察全球项目主任沃登就对BBC表示:“人权纪录越差的国家越是希望主办这些超大型体育项目。”他还说,根据人权观察过去的调查,中国或俄罗斯政府会先说服大家取得奥运会这类超大型体育活动的主办权,但之后就会违反规矩。
2008奥运:中国承诺为空头支票
中国恶化的人权状况,一直被外界担忧,今年7月份还发生了大举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事件,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29日的最新消息得知,目前已至少有261名律师、律所人员、维权人士被刑拘、带走、失联、约谈、传唤或短期限制人身自由。
回顾2001年北京当时申办奥运时,也是做出许多承诺,但事后证明皆为空头支票。
2001年北京奥运申办委员会秘书长王伟表示,北京若申奥成功,所有采访活动均不会受到限制,对于异见人士和示威者,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完全没问题。他还强调若要进行示威活动也可以,只要先申请即可安排特定的示威区。
当年北京市长刘淇则说:北京如获准主办奥运,将有助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将促进人权的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强调由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有助于改善中国人权:任何人都有权参与自己关注的事,中国人渴望举办奥运,这就是人权。
接着,在中国上演一场场对外的“政治秀”:首次举办大型人权展、首次开放外国驻京媒体的采访限制、首次邀请号召抵制奥运的著名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访问中国等等。
但对内呢?根据人权观察组织、记者无国界组织及国际特赦组织等的调查发现,为了维稳,北京政府私底下执行更严密的监控与压制:1.中共公安部秘密发 布通知禁止43种人参加北京奥运,其中包括民主人士、法轮功学员、部份新闻媒体、宗教人士等。2.外国记者常遭到监禁、骚扰及威胁等对待。3.国内记者则 是被要求报喜不报忧,媒体与网络都遭到严格监控。4.异议份子被监禁在牢中、软禁在家或以家人的安危被胁迫。而且这些现象还有越来越严重的情况。
另外,人权团体也指出,在奥运举行前,中国政府关闭民工学校、强行征地拆迁、上千访民和几万地下室租客被逐出首都,并继续执行酷刑。已故的香港支联会前主席司徒华就曾表示中共的示威区有名无实:77宗示威申请个案,其中有74宗被退回。
为了抗议中国政府违反承诺,2007年记者无国界启动“北京2008”手铐奥运行动,在全球展示由五个手铐形成的象征奥运会徽的图像,提醒人们2008年北京奥运代表什么。
同年,“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也发起“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希望制止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所有人权侵害,包括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民主人士、自由信仰者、维族与藏族人民的迫害。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8/%E5%8C%97%E4%BA%AC2022%E5%86%AC%E5%A5%A5%E7%94%B3%E8%AF%B7%E6%88%90%E5%8A%9F%7C%E4%BA%BA%E6%9D%83%E9%97%AE%E9%A2%98%E5%BC%95%E4%BA%BA%E5%BF%A7.html

台灣課綱抗爭朝野協商無結果下持續升溫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7/150731_taiwan_textbook_pritest

释放中国伐木工激起缅甸民愤

对于缅甸政府通过特赦释放了因非法伐木被判重刑的155名中国伐木工,该国报刊和社交媒体表达了愤怒和失望,指责政府在北京的压力下屈服。
(德国之声中文网)"我希望中国政府能看到这个,"一名脸书(Facebook)用户这样写道,"尽管你们得回了153人,但你们同样得到了5100万缅甸人民的痛恨。"这个帖子在脸书上获得了1200个"赞"。
7月22日, 缅甸北部的一家法庭判处153名违法伐木的中国伐木工终身监禁(20年),此案引发中方怒火。缅甸政府周四(7月30日)宣布,"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和出于民族和解"释放6966名囚犯,其中也包括8天前被判重刑的155名中国籍伐木工人。
向亲密盟友让步?
在缅甸49年的军政府统治期间,中国一直是该国最为亲密的盟友,北京给予了遭西方经济制裁的孤立的缅甸政府很多支持。
2011年军政府统治结束后,缅甸所谓的平民政府和很多国家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同时与中国继续保持紧密的外交与经济联系。
缅甸高新技术公司Information Matrix的总裁唐苏奈温(Thaung Su Nyein)说,缅甸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努力,解释其释放中国伐木工人的决定。公众唯一可以表达自己反对立场的平台是社交媒体。
他说:"完全没有任何解释。在缅甸,我们只有在Facebook上讨论。"

中缅关系近来吃紧
近年来,中国大量进口缅甸原材料引起了该国民众的反感。今年早些时候造成中国边民伤亡的"流弹"事件,更是给两国关系火上加油。
周四获释的155名中国伐木工在今年1月被捕,其获刑立即遭到北京外交抗议。中国驻缅领馆随即向缅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缅甸英文媒体《缅甸时报》本周五用大标题写道:"中国伐木工逍遥法外 大赦令人失望"。
此外,网络上也有很多讽刺缅甸政府惧怕中国而服软的政治漫画。在其中一幅漫画上:一名缅甸学生满怀热情地冲进学校,喊着"在意识到什么凌驾于法律之上后,我决定上中文课"。





from 德国之声 http://www.dw.com/zh/%E9%87%8A%E6%94%BE%E4%B8%AD%E5%9B%BD%E4%BC%90%E6%9C%A8%E5%B7%A5%E6%BF%80%E8%B5%B7%E7%BC%85%E7%94%B8%E6%B0%91%E6%84%A4/a-18620288

《金融时报》泛亚兑付风波或波及银行

通过全国各地的银行分支机构销售高收益投资产品的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Fanya Metal Exchange)出现流动性冻结,由此衍生的风波可能将一些中资银行卷入其中。

在中国股市再度出现震荡之际,过去两周,昆明和上海都发生了抗议活动,起因是购买了泛亚金融产品的投资者要求拿回自己的钱。有消息说,一些抗议者已经开始将矛头指向分销这些产品的银行。

泛亚是一家交易铟、铋等稀有金属的交易所,同时也充当影子银行管道——不仅利用交易所储存的稀有金属作为抵押获得贷款,而且还向散户投资者提供高利息的投资产品。

总部设在昆明的泛亚本月停止了向储户兑付资金。据中国本地媒体估计,约64亿美元的投资被冻结。

至少在8个月之前,泛亚就引起了监管机构的注意,但对泛亚问题的提醒后来被压下,使得潜在的投资者并未获悉当局的担忧。

2014年11月,云南省政府召开了一次关于“清理整顿”本省交易场所的会议。此次会议发布在网上的报告中含有中国证监会(CSRC)下属云南证监局局长发出的警告——“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风险巨大”。

根据金属信息服务机构Strategic Metal Report在去年11月一篇文章中提供的那次会议报告的原始版和修改版可以看出,该报告被发布到证监局网站后不久就被替换掉,而那句话也被删除了。该机构创始人特伦斯•贝尔(Terence Bell)说:“它几乎是立刻被撤换的,”并补充说,“一两个月后”,泛亚停止了发布收购有色金属的信息。

散户投资者要求拿回自己的钱。一名抗议者说,他的母亲通过中国银行(BoC)在新疆老家的分支机构,投资了150万元人民币(约合24.2万美元)购买泛亚的产品。“我们试过向公安局的经济侦查科举报这起案件,但他们说这不归他们管辖。我们也向中行反应了情况,他们也称自己无能为力,”他说。

网上公告显示出,泛亚的产品通过中行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以及长三角繁华之地杭州市的分支机构进行销售。根据泛亚网站的资料以及该交易所曾经的销售人员提供的信息,泛亚的产品还通过其他银行销售。

中国的银行网点有时会代理客户将存款投向与银行本身没有关联的金融产品,或者允许此类产品通过本行销售而不为它们正式背书。而曾经销售过泛亚投资产品的人士将银行描述为第三方托管人。

散户投资者并非总是清楚其中的区别。在过去的一些案例中,理财产品出问题时,监管机构会认定银行要承担部分责任。中行拒绝对此进行置评。

泛亚使用正规的银行渠道销售其产品,这意味着其自身的麻烦会产生更广泛的系统性影响,如果监管机构认定银行应负责任的话。

“我们无法就泛亚发表评论,因为他们不在我们的管辖之下,”云南省证监局周二表示。当被问及那份被修改的报告时,该局称那是“我们正常的信息发布”。

昆明素来是中国西南地区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但近期煤炭和矿产价格下跌以及待售房屋库存增加正在拖累当地经济。

有企业家近来说,当地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正在垂死挣扎,而一些规模较小的开发商已经破产,引发了影子银行贷款违约的连锁反应。

泛亚风波正发生在中国经济及大宗商品市场放缓的大背景之下。

泛亚事件的影响波及稀有金属价格

泛亚的流动性问题正在对一些稀有金属的国际价格造成下行压力,市场担忧,泛亚的铟库存量可能超过了未来4年全球需求总和。

泛亚建立了铟(用于制造智能手机和液晶显示屏)及用于高科技产品的其他金属的战略储备,同时推出了与这些金属价格挂钩的指数产品。

北京咨询公司亚洲金属网(Asian Metal)的分析师刘亚娟(音译)说:“能先撤的就撤了。”该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份关于泛亚遭遇的麻烦对铟潜在影响的报告。“由于预期铟的价格将持续下跌,下游加工商正在尽可能少地采购。”

作为高科技和军事产品中的用料,铟具有战略意义。在几年前的反日民族主义浪潮中,中国工业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建立铟战略储备的想法,以抗衡日本自上世纪80年代早期就开始建立的战略储备。

亚洲金属网的数据显示,周三,铟的现货价格为每公斤1760元至1860元人民币——几乎是今年3月初泛亚停止买入铟时每公斤3200元至3400元人民币报价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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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92744

三个月缓期已过 河北融投违约无实质性进展

 【财新网】(记者 吴红毓然 刘冉)今年年初以来,河北融投担保有限公司爆出对多起资管产品无法履行担保责任的违约纠纷,并悬停至今,牵连多家银行、信托公司、基金公司及P2P公司,可能造成不良资产达几百亿元。
据财新记者从有关金融机构获得的权威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河北融投担保公司在保额339.4亿元,在保笔数1172笔,担保赔偿准备金余额6.79亿元,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9817万元。截至2015年5月末,在保额320.5亿元,在保笔数1152笔,担保赔偿准备金余额4.8亿元,目前提及代偿准备金合计22.63亿元。在2015年1季度,河北融投担保代偿了15笔,代偿金额1.3亿元。
目前河北省正在协调方案解决,还在统计风险较大的项目,但并无实质性进展。“所有业务都停滞了,存续业务正在整理,项目到期后是否会逾期,只能等集团决定。”一位河北融投内部人士称。他还指出,最近河北融投还变相降薪,多位同事将离职,因无事可干。
河北融投官网表示,“目前已与30多家信托、证券、资产管理公司等进行了充分沟通,与省内外近20家银行达成互利合作关系,截至5月底,到期续贷金额89亿元。”但除部分银行外,其它金融机构包括信托、基金子公司还是很焦虑。“我们找了河北融投、建投、国资委,甚至还给省长写信,但是河北并没有实质行动,项目已经实质性违约了。”一位负责河北融投项目的信托经理说。
到期兑付压力巨大
“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现在也是给投资者拖着。”一家上海基金公司总经理对财新记者说,“我们很急,不能一直不给投资人答复。”据财新记者了解,民生加银基金曾牵头诸多基金子公司,出面与河北融投沟通,但无奈河北方面“态度强硬”,也不了了之。
“这些项目上,河北融投肯定先保银行、再保信托,最后才是基金子公司,这也是他们着急的原因。”一位权威监管人士说。而据财新记者了解,信托和基金子公司目前都相对被动,到期兑付的压力非常大。
6月,河北融投官网则表示,“经过前一段的摸底调查,目前风险底数已经基本摸清,从调查摸底情况分析,在保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还款压力较大,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更需要各地政府及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
今年,河北省内多家民企破产,无法偿还银行负债,河北省政府多次出面协调,要求金融机构给河北融投宽松政策,积极支持融投项目。
1月25日,河北省国资委下发文件,将河北融投的大股东——河北融投控股集团转至河北建投集团托管。河北融投担保公司则暂停了全部业务,包括代偿、履约或释放抵押物等。(见财新网“河北融投500亿担保落空 违约风险一触即发”)
当时,一家基金子公司的资管产品在1月已经出现违约,河北融投出具了代偿的承诺函。但是当代偿函在3月到期后,河北融投仍然没还钱,且已经无法联系到人沟通。
3月27日,平安信托在近10亿的“平安财富*汇利8号集合资金信托”到期前一天,发表声明称,因河北融投控股集团被托管,产品未能及时兑付,将在6月28日再进行清算。“最长时间不超过3个月。”平安信托当时声明称。
参照此例,多家信托、基金子公司相互沟通协调后,也一并进行了三个月甚至更长的延期。
多方应对诉求不一
5月19日,河北银行副行长梁静空降,出任河北建投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兼任河北融投董事长、党委书记;原河北融投党委书记李令成则调去省国资委。据财新记者了解,李令成系主动辞职。原河北国资委主任周杰则在1月份被免职后,河北融投内部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梁静效率较高,很积极主动了解情况。每周都会有例会,让相关人士通报项目排查进展。
河北融投官网表示,“梁静长期担任金融企业高管,熟悉金融业务,精通资产运作,企业管理经验丰富,创新意识、市场开拓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强;为人正派,严以自律,善于沟通联络,敢于面对困难,是担任融投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的合适人选。”
河北银行内部人士指出,梁静协调省内银行全力支持河北融投。因此,河北银行已经不会对河北融投担保的抽贷,较4月初的态度有了较大回旋空间。
其他商业银行未必能与河北当地保持步调一致。一位股份制银行风控部负责人直接对财新记者表示,“我们是商业机构,不会考虑政府感受。”他指出,该行早就停止与河北融投担保合作,因为河北融投已经履行不了担保责任;如果企业到期未还息,就不会再给其续贷。“河北融投担保前景不明朗,我们不会再合作了。”
信托方面,则希望河北融投能正视兑付期限。接近平安信托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对于前述3月末到期的产品,河北融投集团用子公司给平安信托做了一笔并购项目,相当于“以旧换新”,但现在条件还在谈,“平安方面不是很满意,因为这个子公司很差”。截至7月30日,平安信托官网也未有相关产品进一步的告知函。
积木盒子身陷河北融投
业务模式采取和担保公司、小贷公司全面合作的P2P机构积木盒子也身陷河北融投案。在清偿顺序上,互联网金融机构比起银行、信托、基金子公司的项目而言,更加不占优势。积木盒子惟有自救。
4月7日,大公国际信用评级将积木盒子列入互联网金融黑名单,理由是信息披露不充分、不规范等。
根据积木盒子官网数据,积木盒子自2013年8月7日上线到宣布C轮融资的2015年4月20日,平台累计交易规模超过58亿元人民币。自今年2-3月份河北融投案爆发,难以对担保项目进行偿付之后,截至4月初,积木盒子平台上,河北融投推荐项目的在贷余额尚余5.25亿元。积木盒子未披露该平台的交易余额,但从其成立至今年4月58亿元的累积交易额来看,与河北融投的这5.25亿元对其不是小数字。
一位P2P公司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河北融投的项目都比较大,至少3000万-5000万元,据他了解,积木盒子会拆细后出售给投资者。在业内对河北融投都感觉风险较高的时候,积木盒子和河北融投曾签订20亿元的额度,即河北融投提供20亿元的项目,积木盒子负责找20亿元的资金。但实际资金余额根据项目进展来对接。河北融投现在无法履约,不等于有关项目都会违约,而是失去了河北融投的担保,项目风险系数大大提高。
P2P平台为保信用自行偿付的方式有几种,一是发新的P2P借新还旧,但这样做是和现在严禁P2P设立资金池的监管规则背道而驰;二是靠自有资金偿付,这需要进行新一轮融资来填补缺口。
积木盒子今年4月宣布完成总额为8400万美元的C轮融资。英国天达集团(Investec)领投,曼图宏业、熙金资本和海通证券直投子公司海通开元成为本轮融资新股东。此前参与积木盒子A、B轮融资的投资机构,包括经纬中国、和玉投资、小米公司、顺为资本以及银泰资本在内,参与了跟投。
多个消息源显示,积木盒子此次8400万美元的融资对应的股权在20%左右。有分析人士认为其定价相对较低,并指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河北融投无法履约可能带来的坏账问题需要消化。在C轮融资谈判中,多家PE虽然仍感兴趣,但一度没有机构愿意做领投来承担定价责任。英国天达集团是银泰资本的LP,此前几乎没有直接投资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经验,经A轮投资人银泰资本的介绍,当了这轮融资的领投。但近期开始感觉到积木盒子的坏账压力,并多有关注。
7月30日,积木盒子创始人董骏向财新记者表示,C轮具体出让多少股权,按照融资协议不便透露,但在行业里融资占15%~20%是常规现象。不过他强调,该公司完成的C轮融资与河北融投项目或其他平台业务没有直接关系。截至目前,积木盒子与河北融投相关的项目在投资人端都在正常还款中,业务敞口正在逐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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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点评:为啥大多数散户必定亏钱?——心理学层面的分析

  天朝股市有句老话——【一赚二平七赔】。实际情况比这更糟——不论是哪一轮牛熊周期,赔钱的股民应该都不止七成。
  本月初写了一篇《股市点评:一头伪装成“改革牛”的“杠杆牛”》,发完那篇博文之后,俺就在考虑:再写几篇博文,聊聊天朝股民为啥总是亏钱?
  实际上,股民亏钱的因素很多,不同的因素处于不同的层面/领域。今天这篇,俺先从心理学领域进行分析。

★从众心理(羊群效应)


◇“从众”的现象


  “从众心理”又称为“羊群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心理学效应。在股市中(尤其是“中国股市”),从众心理的作用非常明显。比如每逢牛市,都会有大量的民众去证券公司开户;比如2007年的牛市,很多散户跟风买入“中石油”(大都被深套);比如今年的牛市,很多散户跟风买入“中车”(再次被套)。
  以上这些,都是典型的“从众/跟风/随大流”。

◇“从众”的根源


  在咱们天朝,为啥“从众心理”如此普遍捏?要分析其中的原因,又得聊到天朝的教育体制了(这是俺第N次抨击天朝教育)。
  要克服“从众”,关键的一点是——具备独立思考的习惯。而“独立思考”恰恰是大多数天朝民众非常欠缺的。为啥捏?因为天朝的教育,长期以来都是“灌输式教育”。为了实现高效率的“灌输”,就必须要求学生无条件服从老师——老师说啥就信啥。于是捏,“盲从”的习惯就培养起来了。

◇“从众”在经济领域的弊端


  俺在2014年年初写过一篇《为啥急功近利反而赚不到钱——给拜金主义者的忠告》,里面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人满为患的康庄大道反而变成羊肠小道,而人迹罕至的羊肠小道却如同康庄大道。
  上面这句话,在股市也同样适用。
  因为 A 股市场是以投机为主,基本上可以看作是“零和博弈”(严格来讲,是”负和博弈“)。假设某个策略会亏钱,那自然没啥好说的(参与该策略的人都亏钱);反之,如果某个策略是赚钱的,但由于跟风效应导致使用该策略的人很多,那么该策略的利润将会被摊薄。
  所以,在天朝股市里面【随大流】,你要么亏钱,要么只能赚到小钱。

★攀比心理(虚荣心)


  前面提到——从众心理导致牛市期间有大量的散户入市。除了从众心理,还有另一个心理学因素也导致大量【新增】股民——这个因素就是“攀比心理”。
  假设你是个从来不炒股的屁民,而你身边有个人(不妨称之为“张三”)去炒股了。
  之前,你一直认为张三在各方面的能力都不如你。而张三竟然在上半年的牛市中,大赚一票,并且还跑过来跟你吹嘘。
  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做到心如止水吗?俺非常确信:大部分民众在这种情况下,心理都会不平衡。很多人就是在这种失衡的心态下,参与到股市当中的。
  俺个人认为:“攀比心理”是第二个导致民众盲目杀入股市的心理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从众”)。

★急功近利


◇“急功近利”的表现


  在前2个月的博文中,俺分享过巴菲特【最著名】的一篇演讲《》。股神巴菲特,大伙儿应该都知道,俺就不介绍了。在这篇演讲中,巴菲特提到了几十名“超级投资者”——这些人都是连续20~30年显著跑赢大盘。而且这些人【全都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信徒(巴菲特本人是格雷厄姆最得意的门生)。这样的事例就很有说服力——说明这批超级投资者【不是】纯粹靠运气的。也说明本杰明·格雷厄姆的那套【方法论】是行之有效的。
  既然如此,为啥天朝的股民中,很少有人贯彻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理念?
  俺听到一种说法是:因为天朝股市是政策市,所以价值投资不灵。对这种论调,俺不敢苟同。
  俺个人的观点是:很多股民不采用价值投资理念,是因为他们觉得价值投资的致富效果太慢了。大部分天朝的股民,都幻想着快速暴富(比如短时间内,财富翻几番)。这样一种心态,也就是俺经常唠叨的“急功近利”。
  在这轮牛市中,“创业板”的泡沫远远高于主板,原因也就在于“急功近利”的心态。因为创业板都是“小盘股”。同样的资金量,炒作小盘股可以获得很高的涨幅。所以大部分散户都蜂拥杀入创业板市场。当大盘到了5000点附近,某些创业板的股票,市盈率竟然到了“几千”的数量级,简直令人无语。

◇“急功近利”的危险性


  俺在博客评论区跟读者交流的时候,不止一次提到“风险与收益的对等性”。通俗地说就是——你要追求高收益,就要冒高风险。
  所以,当大部分股民在追求快速暴富的时候,他们已经置身于高风险的投资环境。而大部分散户又恰恰是不懂“风险管理”的——不信你去问你周围的股民,很多人连“风险管理/风险评估”这类概念都没有听说过;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止损策略”的概念。
  在这种情况下,最终谁会被送进“财富绞肉机”呢?当然就是这群啥都不懂的散户嘛。

  稍微跑题一下:
  有些同学可能会问:有没有”低风险高收益“的东东?其实也有,但是这种东东通常需要一定的门槛(竞争壁垒),不是散户所能够参与的(所谓的散户,也就是没有任何竞争壁垒的群体)
  有空的话,俺会写一篇博文,聊聊“竞争壁垒”和“竞争力分析”这个话题。

★幸存者偏见


◇啥是“幸存者偏见”?


  关于这个概念,俺专门写过一篇博文《思维的误区:幸存者偏见——顺便推荐巴菲特最著名的演讲》。所以这里就不在重复罗嗦了。

◇“幸存者偏见”对散户的影响


  在牛市期间,很多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会特地报道一些股民暴富的案例(比如某某人才入市几天,资产翻多少倍)。那么这些媒体的读者,看多了这类报道,就会产生一个错觉——以为牛市很容易赚钱(而且是赚大钱)。
  另外,股民之间聊天的时候,很多股民总是喜欢拿自己最得意的某个操作来吹嘘(比如买了某个股票,多少天之后,赚了多少倍)。这个现象很好理解——虚荣心作怪嘛——跟别人聊天,当然要吹自己最成功的操作,但对自己失败的操作避而不谈。
  由于大部分股民都有这个毛病,于是股民之间的沟通,就会陷入“幸存者偏见”——大家相互之间看到的,都是辉煌战绩。如此一来,就会加剧散户盲目乐观——感觉好象是随便搞搞,都能赚到很多钱。

★错误的归因


◇啥是“归因”?


  关于“归因理论”,俺在5年前就聊过了——当时写了一篇《“心智模式”系列:你是如何看待成败的?——兼谈有效归因》。
  建议大伙儿先看完那篇,然后再往下看本文。

◇两种风格的“归因”?


  大部分平庸的人,都会陷入一些错误的(不好的)归因。比如说:当他们成功的时候,他们会归因为自己的能力;当他们失败时,就归因于环境和运气差。
  相反,那些比较优秀的人,会采用相反的归因——成功时归咎于环境和运气,失败时归咎于自己的缺点。
  这两者归因方式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前者容易让人自满(止步不前),而后者可以让人不断进步。
  引申阅读:
  在心理学的“思维谬误”里面,有一个不太有名的谬误叫做——“基本归因谬误”(洋文叫做“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对这个概念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维基百科(链接在“这里”)。

◇股民容易产生哪些“错误归因”?


  刚才聊到两类归因方式。天朝的股民,显然大部分人都是平庸的人。所以,大部分股民的归因方式是前者。
  于是捏,牛市中赚到钱的股民,大都归因为“自己很牛逼”。股市里面流传一句话——牛市的时候,人人都以为自己是股神——说的就是这种现象。
  这样一种错误归因,会让散户们产生一种强烈的但又是虚假的自信。前面俺说了——大部分散户都缺乏风险意识。少数散户就算有风险意识,也会被这种“虚假的自信”淡化掉。

★选择性失察


  “选择性失察”这个概念,俺虽然没有专门写博文聊过,但已经在好几篇博文中零星提及(比如聊“偶像崇拜”那篇,比如聊“光环效应”那篇)。
  刚才说到——“错误的归因”会让牛市中赚到钱的散户产生虚假的自信。而这种“虚假的自信”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那就是“选择性失察”。
  所谓的“选择性失察”就是——只看到符合自己预期的信息,对不符合的信息直接忽略掉。股民们一旦产生“选择性失察”,就会直接忽略掉各种风险预警的信息。
  实际上在这次股灾之前(3月~6月),一些有良心的媒体(尤其是外媒)和经济分析人士已经反复强调 A 股的泡沫和杠杆化非常严重。但是又有多少股民听得进去捏?那些被“虚假的自信”冲昏头脑的散户,根本听不见任何警告。

★贪婪心理和侥幸心理


  中国股市里面的股民,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以这轮牛市为例:
第1类股民:
他们真心相信朝廷忽悠的所谓“改革牛”。
第2类股民:
他们心里其实很清楚,压根儿没有啥“改革牛”,只有泡沫。整个 A 股市只不过是在玩“击鼓传花”。就看哪些傻逼接最后一棒。

  “第1类股民”显然是深度脑残,咱们就不去说他们了。咱们重点说说第2类股民——既然他们知道这是击鼓传花的游戏(博傻),为啥还要冒风险继续玩下去捏?他们为啥不见好就收捏?
  俺简单分析了一下,大致有如下几种原因:
  贪婪心理
  “贪婪”是非常基本的人性特征。
  由于这轮牛市的涨速非常惊人,很多股民就算有“见好就收”的念头,往往也舍不得抛出手中的头寸。他们心里会想:手头这些股票每多持有一天,账面上就会多出很多钱。
  侥幸心理
  “侥幸心理”跟刚才提到的“过度自信”有关联性。
  因为“过度自信”,很多股民误以为自己可以在趋势反转之前逃出。可惜的是,他们这种“过度自信”同时也是“虚假的自信”。他们并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牛逼。
  实际上,在一个极度泡沫化的投机市场,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顶部在哪个时间哪个点位(就算有人能提前说中,那也是瞎蒙的)
  【不要】寄希望于“技术分析理论”。俺曾经提到过:金融市场是混沌系统。对混沌系统是【不可能】作出精确预测的。所以“技术分析”也不行。

★“沉没成本谬误”和“损失厌恶情结”


  前面聊了散户们为啥会:盲目入市、盲目选股、盲目持有。在本文结尾部分,再来聊一下散户为啥会被“深度套牢”。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沉没成本谬误”和“损失厌恶情结”。
  关于这两个玩意儿,俺同样在以前聊过。之前那篇博文是:《思维的误区:从“沉没成本谬误”到“损失厌恶情结”》。所以本文这里就不作名词解释了。

  在之前那篇博文中,俺提到了:人类“对损失的厌恶”其程度要远远高于“对收益的喜好”。这可不是俺瞎掰的,有充分的心理学实验佐证。而且这个特点也可以从“进化心理学”得到解释(如下):
  因为人类进化过程中,处于原始社会的时间很长(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数量级),而人类文明史却很短(也就几千年)。几千年的时间,不足以让大脑产生显著的进化。所以咱们的大脑,实际上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
  在原始社会阶段,每个人类个体的生活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哪怕很小的损失,也会导致个体毙命。所以才会进化出非常强烈的“损失厌恶情结”。

  因为这个情结非常强烈,所以在金融市场上,大部分人无法严格贯彻止损策略。很多人在本该止损(割肉)的时候,却抱着侥幸心理在观望,希望过几天能够反弹。
  如果是在“牛市周期”,问题倒不大;一旦到了“熊市周期”,这种心态就非常危险了。因为熊市周期,股票会越跌越低。于是在“损失厌恶情结”的影响之下,你就更加不忍心割肉止损。然后就变成“深度套牢”。

俺博客上,和本文相关的帖子(需翻墙)
股市点评:一头伪装成“改革牛”的“杠杆牛”
思维的误区:幸存者偏见——顺便推荐巴菲特最著名的演讲
思维的误区:从“沉没成本谬误”到“损失厌恶情结”
“心智模式”系列:你是如何看待成败的?——兼谈有效归因
光环效应引发的认知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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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 斯文爛仔當道 社稷傾側難免

政改不了已了,梁振英說要專注經濟民生,做的卻是續玩政治,一手炒掉他認為不是「自己友」的兩個局長高官,一手派遣李國章空降港大準備奪權。可惜,這兩招 都遭遇強烈反彈,前一手徹底得罪老左陣營,導致曾鈺成不僅公開批評現屆特府提不出管治方向,還高調推動成立智庫,表明要為2017特首 「小圈子普選」中的非梁派鋪路;後一手則激怒港大師生校友等持份者中的大多數,勢將引發「後佔中」的第一場「抗赤化、保香港」運動。

然而,對本地社會整體而言,港大「副校不委任事件」的意義,已經大大超越事件本身,而成為京港當權派「解放香港」的頭炮,因此,重溫大陸解放初年發生在高教的那些事並與香港97之後的做法一一對比,有助了解當下。

洗腦即解放

一、思想改造:早在解放軍「進城」之前,中共中央便下達了在各個「新區」準備進行大規模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工程。1948年7月3日的一個《批示》規定了 要這樣開頭:「爭取和改造知識分子是我黨重大的任務,為此應辦抗大式的訓練班,逐批地對已有的知識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規模的辦,目的在爭取大多 數知識分子都受一次這樣的訓練。」【註1】

今年1月,梁特在《施政報告》要求特府斥資逾億元擴大本地學生赴陸交流團,安排學生在小學及中學階段分別到大陸最少交流一次;3月,行會成員兼港區人大代 表羅范椒芬建議,香港的新任教師入職之前先要到大陸上一個月的國情課;4月,港大副校長何立仁提出2022年起,強制要求新入學的學生到大陸交流一 次,不願意的學生則不應報讀港大。如此滴水不漏一條龍的「知識青年思想改造」計劃,與上述1948年《批示》的相關內容完全一致,說明「解放香港」的腳步 近了。

不同的是,大陸的解放是一次(曾德成意義上的)「無縫交接」,瞬間完成,所以「思想改造」在1949年之前提出,卻要到之後才能開始;但是,香港的解放, 按計劃到2047年才須完成,之前有50年的前、中、後過渡期,董、曾二朝是前期,梁特上台是中期的開始,接軌工程的進度在中期要逐漸加快,不少工作要在 2047年之前勝利完成,所以梁特搞港陸融合比董、曾猴急;另一個說法是中央猴急,所以讓黨性強而性好鬥的梁特上台。

受控即自主

二、特別針對法律學院系:1949年1月,葉劍英領導的解放軍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派出軍代表接管京城的大學,馬上更改教學內容;除了以馬列毛主義教程取代 「三民主義」等「反動課程」之外,便是廢止所有法學院裏的「六法全書」課,代之以1933年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法典》為基礎的法律課。6月,華 中、上海一帶的大學被接管;10月,軍管範圍擴至廣州,所到之處,所有法律學的院系都是重點軍管對象;其中,民國時期最有名的兩所以法學稱著的私立大學 ——朝陽大學和東吳大學,此時都失去獨立性,很快歸入其他院校管轄(當時有「北朝陽、南東吳」的說法,前者專授大陸法而後者擅長普通法);另外有一些大學 的法學院系則索性給結束掉。全國政法院系的在學學生,兩年之內從3.7萬多人減少約九成,至3800餘人【註2】。

梁氏上台至今已派了政治立場完全清晰的人士分別接管或準備接管科大和港大的校務委員會,港大更因有法律學院、出了個戴耀廷,而且是由當權派眼中釘陳 文敏掌管多年,所以早被本地黨媒借口「捐款來源不清」圍攻,成為整頓的「優先」對象。特府所有這些行為,腳本都是大陸解放初年的高教界做法。有趣的是,當 年中共對大學進行思想改造和教職員職務整頓,公開都是以「講政治」為動員主調的,但今天特府照板煮碗進駐高教院校、特別瞄準港大法學院而遭批評時, 卻指控別人「政治化」,那比起大陸解放初期那種明刀明槍的做法,虛偽得多了。

三、奪取大學的領導權:民國時期, 中央政府大體不管大學具體行政,教育部只負責制定法規,大學的日常管理,事無大小都由本身執行,可各自為政,大學的獨立性因此很強,學術氣氛自由開放,所 以能夠出世界級的人才。可是,從1949年起,一切都大變。軍事管制委員會在高教界最先做的事,就是取消校長制,建立傀儡校務委員會,實行由軍事管制委員 會直接領導「民主管理」。1950年7月,政務院(今天國務院的前身)發出《關於高等學校領導關係的決定》,確立了「高等學校以後由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 為原則」【註3】。

極權即民主

此後,高校由政府直接管理的範圍愈來愈廣泛,除了大學管理層的任免之外,還包括「高等學校的設立或停辦、院系及專業設置、招生任務、基本建設、財務 計劃、財務制度(包括預決算制度、經費開支標準、教師待遇等)、人事制度(包括人員任免、師資調配)、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實習規程,以及其他重要法規、 指示或命令」。這種程度的奪權,簡直是「無微不至」!

「在高教範圍裏,黨也指揮一切。」這個大陸解放初期訂下的格局,基本上延續到今天。例如,1999年頒布的《高等教育法》第40條便申明:高等學校 的校長、副校長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任免,便是號稱「高校特區」深圳裏最「開明」的大學──南方科技大學,把「教授治學、學術自治」的原則寫入2011年的 《南方科技大學管理暫行辦法》了,但說到底還是得同意在這個《辦法》的第5條加入這句:「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註4】。

港人水浸眼眉

香港由於有英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惡法,特首可輕易透過委任校務委員會主席及關鍵數目的委員,便取得大學的絕對控制權,包括校內的重大財政權(後者不 屬於校長)。至於有沒有「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一條,已經無關重要,因為香港沒有地上黨,卻有足夠的地下黨。現在,特府對本地大學的控制還很參差, 因為還未能像在大陸那樣完全控制所有院校大學校長的委任。不過,情況是愈來愈緊張。

20多年前,本地大學的大陸籍教職員很少,職位多處於初階,今天,不少院校的某些科系裏,大陸籍的人士比重接近一半,職位已經高至院長級;不出10 到15年,更會成為絕對多數。他們不少有家人在大陸,本身的政治傾向一定程度受西環或地下黨監控,關鍵時刻「阿爺吹雞」,便要「一切行動聽指揮」。這點筆 者以前已經詳細分析過,今天匆匆又過了好幾年,將來的校長遴選委員會由什麼人把持,大家或可想見。這是相當危險的,正如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前天指出,由 於在制度內用盡可用的方法也無法改變少數人依仗權力橫行不講理,所以佔絕大多數的持份者最後便會有比較激烈的反抗行為,出現這種行為的話,香港人就算不支 持,卻絕對可以理解。

誰在搞文革

港人本來溫順不好鬥,幾十年來不同種族不同階級不同政治立場,儘管摩擦有時難免,亦大抵相安無事。怎料97之後董建華加上葉劉來一個「23條立法」,即把 港人推進恐懼深淵(梁愛詩說的「頭上經常掛了一把刀」);其後西環搞「第二管治隊伍」,香港便再無寧日。及至梁氏上台,以其偏激路線治港,更逼 出年輕人當中如今已經甚為普遍的離心傾向、獨立意志;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領導人採取錯誤治港路線,無法駕馭大局,卻一味諉過於民。如此,還有沒有資格繼 續當領導?

港大數月來愈發嚴重的「副校不任命事件」發展到今天,直接原因無疑是校務委員會裏少數幾個「長者」有恃無恐太過頑固傲慢。像某前任國子監祭酒斯文人前天竟 然會說:「點解佢哋不滿?佢哋有乜根據不滿唧?你講畀我聽我係咪犯咗罪?係咪殺人放火?」水平直比維園阿伯不用說,那種不可一世的說話態度、爛仔語氣就教 人不敢恭維。然而,物以類聚,在梁特的班子裏面,這種民建聯李慧琼稱之為「性格較強硬容易引起矛盾的人」,在在佔了大多數。史上的文革,難道不就是一位這 種性格的「長者」搞出來的?

【註1】文件全名是《關於爭取和改造知識分子及對新區學校教育的批示》,引文見廈門大學教授謝泳的文章〈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第二節第一段http://blog.boxun.com/sixiang/991222/3.htm。所謂「新區」,是相對延安等「老解放區」而言的新解放或即將解放的地區。今天的香港,完全可以代入這個定義裏。
【註2】見《共識網》2011年陳輝文章〈1952年中國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以蘇聯為師」的後果〉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 ... _2011090845002.html;政法院系學生數字取自1981年的《中國教育年鑑》頁966。1966年,文革開始,所有法律院系都取消了。
【註3】見2005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趙德強著《1949-1957:共和國教壇風雲》頁18-20見https://books.google.co.nz/books?id=4-0JTNDPOIoC&dq=高等學校領導關係&source=gbs_navlinks_s;2008年武漢理工大學楊海英論文「建國前後中共對高等院校的接管和改造」第1節第3段http://lib.cnki.net/cdmd/10497-2008110200.htmlhttp://www.xzbu.com/9/view-997736.htm(免費盜版?)。
【註4】見1953年10月11日政務院頒布的《關於修訂高等學校領導關係的決定》第一條http://www.51wf.com/print-law?id=1172185;1999年頒布的《高等教育法》在http://baike.baidu.com/view/129895.htm;關於2011年深圳南科大的資料見http://edu.people.com.cn/BIG5/14863684.html

from Just Getting By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5/07/blog-post_21.html

師生為何反課綱?一場現在進行式的時事思辨

文/周威同(台東女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

我一走進教室,恭旻立刻舉手發問:「老師,我們學校今年高一學弟妹的歷史科與公民科要選用新版、還是舊版教科書?」

「喔!妳怎麼會這麼關心這個議題?」我問。

「從五月份開始,臉書就有很多人成立反黑箱課綱聯盟在討論這個議題啊,而且我妹妹今年就要進東女,我不希望她只接受單一的史觀、被新版教科書洗腦啊!」恭旻理直氣壯的回答。

「拜託,我們不要討論這種政治議題好不好?」舜敏毫不客氣地大聲說。

班上頓時陷入一陣沉默。

尤其在女校教書,這是常有的現象,同學似乎不太願意對公共議題表示意見,之前上課提到苗栗大埔案、美麗灣事件、甚至是反核廢的議題,都不太能夠得到同學的回應。

「從去年2月5日開始我組織「公民教師行動聯盟」到教育部前陳情,就是希望能在部長正式核定公告「微調課綱案」生效前,能夠和基層教師展開對話,針對三項違反程序正義的項目予以釐清:第一、辦理公聽會時間過於倉促,多數老師根本無法參與、表達多元意見。第二、課綱檢核小組成員欠缺合法性與專業性。第三、高中職分組會議的表決結果與紀錄真相尚未明朗(今年此案經高等行政法院一審判定教育部敗訴)。因此,我們呼籲蔣偉寧部長能夠懸崖勒馬、暫緩公告課綱。遺憾的是,教育部竟趕在開學前一日2/10晚間連夜公告。據此,104學年度高一的教科書,就必須根據新課綱來編寫,原有的教科書都必須加以修改,以符合『憲法』的用語。」既然有同學提問,我簡單向他們解釋。

「那麼,你們覺得課綱微調的決策過程,跟政治有沒有關係呢?」我繼續追問。

「當然跟政治有關囉,決策過程的不透明、資訊沒有充分揭露,就是大家質疑教育部黑箱之所在。可是他們的回答,實在令人難以信服耶。例如,我看了新竹中學學生在網路的懶人包,裡面特別把高等行政法院認定教育部敗訴的理由,條列得非常清楚呢,真是太強了!」恭旻回答。

「喔,是嗎?」

「教育部主張『記名投票單』內容有委員姓名等個人資料,必須加以保護才不會讓委員受到威脅,因此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而拒絕人民團體的申請閱覽。但法官認為教育是百年大計,尤其課綱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況且《政府資訊公開法》真正的精神是要求行政機關要主動提供資料,限制才是例外,遇到更優越之公共利益,政府必須必須適度退讓。」

恭旻一口氣不斷地說了這麼多,還讓我真是訝異!她果然是有做功課的。

「當然,除了這個理由之外,審判長在結論時也提到,公開會議紀錄及記名投票單等資訊,才能使社會大眾確實檢視該審議過程是否符合法律正當程序,審議結果是否合法公正,不會因資訊不足而私下猜疑、誤解,造成對政府機關作業的不信任,這才有助於增進公共利益。」我接著補充。

「老師,法官的意思是不是說,人民既然認為課綱微調過程充滿政治的黑箱,那麼政府就應該大大方方地公佈真相,也可以化解社會對立嗎?」舜敏有如大夢初醒般,突然舉手發言。

「沒錯,完全正確!」

恭旻又問:「那個,這個新課綱早已公告生效一年多了!現在這樣算是違法嗎?為什麼最近又會成為輿論焦點呢?」

「教育部認定程序雖有瑕疵,但是內容並不違法,因此他們決定上訴到最高行政法院。而五月份各高中開始要選課本,有些公民、歷史老師開始在學校談論這些議題,才慢慢引起學生關注,他們自發性地學校在研究課綱制定的相關資料,去釐清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審議委員會彼此之間的關係。從中發覺除了程序之外,更有內容上的謬誤,特別是新課綱強調單一的史觀,與原本強調讓史料說話、多元觀點並陳的論述方式完全不同,因而引發學生的不滿,各校紛紛辦理「反黑箱、反洗腦」課綱的說明會,讓更多的同學知道。說實在的,這些發展也是我們意料之外。」

「那妳們覺得學生反課綱聯盟為什麼要升高抗爭層次呢?」我問。

「其實,教育部在處理高中生串連反課綱的態度十分不妥。首先,教育部新聞稿一再呼籲學生要理性、願意用最大的誠意持續溝通。不料在台中一中的說明會上,部長根本避重就輕、完全沒有回答學生對程序不正義的質疑,大人的說法完全不能夠說服我們。然後就無預警地取消後面三場的座談會,這點讓學生非常不滿。」恭旻面有慍色地說。

「對啊!教育部現在提出三點回應,1.新舊版教科書並行。2.有爭議的內容不考。3.對於史觀不同的部份予以尊重,呼籲大家一起寫教科書。希望能夠化解這場爭議,但這樣真的能夠平息學生的憤怒嗎?」我又問。

「我看很難吧!學生除了在國教署台北辦公室和警衛發生推擠、也有人向教育部噴漆被警方逮捕。不是聽說7月22日還要包圍教育部、要求撤銷新課綱。這種激烈的抗爭手法,只會讓社會大眾反感,更加認定有特定政黨在煽動學生吧!我不贊成這種挑戰公權力的行為,況且他們都還未成年,是會讓父母親連帶受到處分的。」舜敏說。

「各位同學,妳們同意舜敏的看法嗎?」班上氣氛再度陷入一片凝重與死寂。

恭旻問:「那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學校到底選了新版本?還是舊版本?」

「先前教育部發公文到學校,要求校方『應』選用新版教科書以免影響學生考試權益。當然,有些老師礙於這份公文的壓力、又擔心家長有意見、或者有其他考慮等等。據我所知,經過開會決定之後,歷史與公民科都是採用新版本的教科書。不過,我會另外自編補充教材,向高一同學說明新舊版本的差異。教師本來就應該要有發展教材的能力,這才是專業的表現。課綱、課本都是死的,老師要如何詮釋知識的內容、引導學生思考各種衝突的情境,經由自己的判斷來選擇你所願意相信的知識或是價值,這才是王道!。」

「而教育部或贊成新課綱的其他人士,動輒扣學生的帽子、宣稱反課綱的學生們是紅衛兵、是受到特定政黨的煽動或洗腦,其實這種抹黑手法都無助於彼此的理性討論與對話。從邏輯上來判斷,當他們這樣指責別人的時候,自己不也是基於某種意識型態嗎?」

「最重要的是,沒有一個人會長期成為某種意識形態的囚徒。有一天,他會自己爬出洞穴,看見外面那個真實的、彩色的世界。教育的意義,就是在鼓勵大家走出教室、到街頭去上公民課啊!」


from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34721

《金融时报》中国证监会警告媒体勿扰乱市场

中国证监会在开始举行最新一次新闻发布会时,向多数为国内记者参加的媒体发出明确指示。“我们对推测性报道是有规定的,”证监会表示,为了防止不实信息的扩散和市场动荡,它们首先必须要与证监会核实。

这番警告提醒人们,在基本上由国有实体组成的“国家队”正努力提振中国不断下跌的股市之际,中国政府正组织同样重要的包括大量国有媒体机构的“拉拉队”。

尽管中国政府全力启动宣传大战,但上证综指的表现证明脆弱的投资者情绪仍然存在。在证监会发表言论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该指数创下25年来第二低位。7月27日8.5%的跌幅令该指数仅较3500点高出200点,3500点是政府7月8日推出救市计划时该指数所处水平。

低于这个水平将令由中国证券金融公司(China Securities Finance)为首的“国家队”极为尴尬,该公司是中国证监会据估计至少2.2万亿元人民币(合3500亿美元)救市计划的排头兵。“国家队”主要选手之一是中国证券业协会(Securities Association of China),代表逾100家国有券商,该协会承诺不会在沪指反弹至至少4500点之前出售股票。

“市场信心极其脆弱,”研究咨询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中国经济学家陈龙表示,“政府将继续买入,但长期而言,他们不可能真正改变形势。”

中国证监会本周使用的措辞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打击“走资派”和其他“恶势力”的运动,这反映出政府担心,上证综指更有可能跌落3500点关口,而不是升至中国证券业协会的4500点目标。

在深夜一份以问答形式发布的简短声明中,证监会承诺将对违反7月8日规定集中抛售股票等有关线索进场核查,这项规定禁止上市公司大股东和董事出售股票。

投资者也被敦促通过官方热线举报这类“恶意”做空活动,这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政治运动,当时中国共产党鼓励人们监视并举报自己的邻居。证监会在7月27日上证综指大跌8.48%后表示:“一经查实,将严厉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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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日志



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92761

中国股市尾盘震荡成新常态

汇通网7月31日讯——从上海市场最近几天的表现看,中国股市的投资者午餐时间不宜过长。在本周过去的几个交易日中,前市均相对平静,然后在交易的最后一个小时风云突变,呈戏剧性走势。周一上证综指8.5%的跌幅主要出现在交易的最后一个小时。周二,在下午2点前后股市走高,但收盘跌1.7%。周三,股市在后市中段再度经历震荡,突然上扬,最终收涨3.4%。周四,股市依然平静,直至下午2点前后,股指突然掉头向下,收盘跌2.2%,报3705.77点。

分析师和交易员们试图找到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尾盘的剧烈震荡。目前他们认为有两个关键因素--券商后市的追加保证金要求和中国政府的潜在干预。追加保证金要求常常会引发一波抛售。中国政府承诺通过购买股票来支撑市场,但投资者断定他们常常在交易日的晚些时候才会入市。

上海市场每日上午9:30开始交易,上午11:30午盘休市。下午1点重新开市,然后在下午3点收市。

券商一般会在前市和下午2点向其客户发出追加保证金要求。这时,如果股市的下跌导致客户保证金账户金额短少,券商就会要求其融资业务客户向其交易账户追加资金或者平仓。

第二次追加保证金要求通常更加重要,因为券商会根据当日交易情况确定保证金数额。

各家券商要求追加保证金的时间不同。一家中型券商的中国高管称,明显有一组追加要求是在下午2点左右,这无疑是许多交易日最后一小时市场抛盘加剧的重要原因。

关于午后市场大跌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国投资者试图根据政府相关实体买入股票托市的模式赚钱。

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将增持蓝筹股支持股市,尤其是银行股和券商股。之前市场暴跌,6月12日起四周不到的时间,上证综合指数跌去约三分之一的市值。

消息人士本周早些时候透露,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China Securities Finance Corp.)每天向股市投入至多人民币1,800亿元(290亿美元)稳定市场。

目前,其他投资者一致认为,国家救市资金(在交易圈被称为“国家队”)似乎喜欢在后市买入。所谓的国家队也包括国有保险公司和券商。

群益证券资深分析师林静华(Amy Lin)称,人们试图搞清楚国家队在做什么,如果国家队出现,他们也会跟进,如果国家队没有出现,他们就会清仓。

长期以来众所周知中国股市并不会像其他主要市场那样紧密追随经济数据、业绩等基本面信息。不过,中国股市并不是唯一一个在一天中的某个时间交易非常频繁的股市,但导致这些情况的原因并不相同。

在美国纽约证交所,交易集中在开盘前几分钟和最后半小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指数追踪基金的增多,这类基金的买卖活动是受到计算机模型的驱动。

在伦敦市场,上市公司倾向于在上午8点市场开盘前一个小时宣布重大消息,促使投资者立即做出反应并为当天余下时间的交易奠定基调。过去几个月欧洲市场盘中的剧烈震荡则与希腊债务谈判进展密切相关。

在中国,这类基本面信息似乎没那么重要。

申万宏源证券(Shenwan Hongyuan Securities)交易主管阿方索(Gerry Alfonso)说,如果市场与你的意见相左,那么就算你是对的,又有什么意义。

在中国股市,不仅从众变得更加重要,发现众人何时行动也非常关键。

自6月12日上证综合指数达到七年多来的高点之后,该指数十多天以来波动均超过200点(以周四收盘水平计算波动幅度约5%)。按照这个标准,6月30日的波动幅度最大,当天前市跌幅超过5%,而后市涨幅最高达5.6%。当时正值中国当局刚开始着手救市。

有些人认为中国政府提振股市的希望终将落空。阿方索说,即使某天盘中股市有反弹的基础,但如果投资者等着出售其头寸,反弹就会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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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全球财经一览_汇通网 http://news.fx678.com/C/20150731/201507311417591796.shtml

路透:中国证监会要求新加坡和香港金融机构提供股票交易纪录

汇通网7月31日讯——路透独家援引三位知情人士称,中国证监会要求新加坡和香港的金融机构提交股票交易记录,以识别海外做空中国A股的投资者。

知情人士称,质询针对的是持有海外追踪A股的ETF空头仓位,以及通过QFII和RQFII做空中国股指期货的投资者。

上述知情人士分别来自一家中国券商和两家海外金融机构,并表示已经提交有关交易记录。

中国证监会在香港和新加坡并没有监管权限,但可以通过合作针对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截至发文,证监会未答复路透关于采访的请求,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均拒绝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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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全球财经一览_汇通网 http://news.fx678.com/C/20150731/201507311438221790.shtml

消息:农发行等将分批发行逾万亿长期专项金融债支持基础建设

汇通网7月31日讯——中国为阻止经济下行压力,将启动新一轮投资计划。据三位消息人士周五透露,中国将推出逾万亿的长期专项金融债发行计划以支持基础建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为是次长期专项金融债的发行主体。

“这次发债所募集资金以启动各大城市的基础建设为主,还会包括扶贫项目。”消息人士称。

上述消息人士表示,详细的发债计划、配套政策还在讨论中,最快一批有望在一个月左右发出,总规模要分几年发完。

央行对上述消息未立即置评;农发行新闻处表示,目前该行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路透尚未联络到财政部给予评论。

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周四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下半年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

而在周四的银监会例会上,农发行表示,该行承担职能任务加重,包括承担了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等,中长期贷款需求明显增加。

此前周三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传递的信息是,要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管廊建设和运营管理,将管廊建设列入专项金融债支持范围。

国务院还指出,要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将管廊建设列入专项金融债支持范围,支持管廊建设运营企业通过发行债券、票据等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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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面】行业猫腻多,电梯吃人非偶然

60秒读懂专题:中国的电梯维护保养者的资质证书能从淘宝店上网购到质监部门发的真品。官方的电梯质检机构垄断了电梯监测市场,质检人员大揩油水毫不忌讳。维修公司在保养电梯上赚不到钱,就“以修代保”,拿质次价高的部件多次重复修理电梯。

导语:近日,各地纷纷发生“电梯伤人”事故。其实考虑到电梯保养维修业内的现状,这些事故是事有必至。

不论是2014年的长沙还是2011年的北京,官方开办的电梯质检机构垄断了电梯监测市场,质检人员收红包受好处毫不忌讳

中国的电梯安全检测是有官方机构把持垄断的,而其中或明或暗的陋规并不少。按2011年《经济观察报》与《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北京特种设备的行政许可鉴定评审机构,只有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和北京特种设备行业协会两家,“一个是(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儿子,一个是女儿。”。这两个机构在同一幢楼中办公,加起来不到200人,则垄断了特种设备行业(包括电梯)评级、检测、验收的巨大市场。每次两家机构的检测人员到了,企业都要准备红包,这还不包括逢年过节送礼和平日吃喝玩乐的费用。不然,检测人员就到处挑毛病,即使你做到位,依然也会被指出各种问题。按照《经济观察报》的报道北京13万台电梯,一年正规的检测费就是1.3亿元,加上检测人员的各种“吃拿卡要”,为数估计在最少在3亿元以上。

此类情况并非只在一时一地有,按湖南电台2014年的报道,长沙20层高、1吨载重的电梯,电梯年检费用比北京的要多近一倍,还可以通过抽佣的中间人打折:“找个中间人去拉关系……可以打六折,但其中一折优惠下来的钱要给中间人。”不少物业公司还要再给电梯检测人员送点好处:“烟钱,红包钱,吃饭的钱,他们来的交通费也得报销,三千多;要给他们送点红包啊,烟啊,请吃饭之类的,算下来也得4000多块钱。”而给过钱揩过油之后的这些电梯年检,按《三联生活周刊》报道称,“检完发证,电梯出事根本不负责”。

维修保养电梯的专业人员必须有“特种装备操作证”,但“特种装备操作证”在不少培训机构甚至淘宝店都能明码标价买到质监机构颁发的正品

根据中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从事电梯等特种设备安装、维修的专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但央视与《广州日报》都报道了“特种装备操作证”在培训机构甚至网店上能直接花钱买。央视记者是在贵州的培训机构花1600块钱买了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颁发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而揽客的培训机构工作人员表示只要交钱不用培训与考试直接拿证的范畴囊括了电梯司机等三十余个特种设备操作工种。而《广州日报》的报道称:在淘宝店上“卖证”的店家表示,电梯类的作业证件只需1200元就可拿到。不管是电梯机械安装维修、电梯电气安装维修、电梯司机的证书,均可保证真实可查。店家还打包票,“我们加入淘宝消保的,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申请赔偿”。

中国各个电梯验收标准宽严不一,广州的持续满负荷运行时间要求是其他很多城市的两倍

中国电梯要满足的极限标准其实比较宽松。按2011年《南方周末》与《新京报》的报道,北京官方公布的自动扶梯荷载条件:在任何3小时间隔内,持续满负荷重载时间不少于半小时。而广州地铁站内自动扶梯的标准参考香港的要求,是在3小时的时间间隔内,持续满负荷重载时间不小于1小时。日立电梯一位工程师在接受采访时也称在中国各个城市,电梯验收标准并不统一。广州是参照香港标准,验收时要符合两小时满负荷运行,而其他很多城市的验收标准则变成了一小时满负荷运行。

2014年至2015年,多家地方报纸报道电梯维护公司“以修代保”,以价高质次的部件维修,叫价能买两台以上新电梯

从2008年到2015年,地不分南北,每当有电梯事故时,电梯维护保养公司就会在接受媒体采访为同行间恶意压价叫苦,还会对记者诉苦电梯维护保养“人工成本高、顾客压价狠、几乎赔本做生意、盼政府管起来”。但这些公司并非真是等顾客赏饭的绝对弱势,保养电梯没赚头,就在维修电梯的财路上打主意。2014年底《海峡都市报》、2015年5月《温州都市报》、2015年7月《成都商报》,都报道过现在电梯维护公司的“只修不保”或“以修代保”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海峡都市报》的报道中,称电梯企业趁着“电梯技术性强,外行人看不懂,就会有人变着法儿,让电梯经常修,修,修。”换梯利润一般为电梯总价的5%~10%,但维修电梯时“如果按市场价,把所有配件全换一遍,花费可买两台全新电梯。”而《温州都市报》的报道中,提到小区业主与物业发现电梯企业维修时的零部件报价比市场价高3倍多,给了这个价有时电梯维修企业还会提供是“三无产品”的冒充品牌配件。

2011年杭州曾有报废电梯部件拼装的伪劣电梯夹死人,2014年底湖北也出现用废梯部件拼出上百部伪劣电梯的案件

电梯通常使用年限为15年,但2015年7月刚通过的中国《电梯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里,并没有关于报废年限、强制报废过旧电梯的规定。即使已经报废的电梯,经常也被重新拼装成假的新电梯出售。例如2011年新华网报道,杭州市萧山区一电梯维修工在维修一台电梯时被电梯夹死,而事故调查发现,这部电梯竟然是用报废电梯的部件违法拼装的。在当年行政部门随后的排查中发现,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院萧山工作站没有走国家规定的监督检验程序,就为经过化妆的“报废电梯”出具合格报告。电梯顾客向记者称:“不知道自己买了报废电梯,质监部门的合格报告起了关键作用。”而2014年底《法治周末》报道,湖北省也发现一起用废旧翻新的电梯控制柜、轨道、主机等拼装过百部伪劣电梯的案件。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elevator0731.html

刘仲敬:美国的力量还没有达到顶峰,任何挑战者都会自取灭亡

受访人:刘仲敬,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网名:数卷残编。1996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公安局担任法医长达10年,于2012年在四川大学获得世界史硕士学位。译有大卫·休谟《英国史》,著有《民国纪事本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评价此书为"奇书",对刘仲敬评价为"奇人"、"通古今中西,有难得的大见识"。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亦对《民国纪事本末》评价甚高,称其为:2013年读过的最奇特,但又让人印象最深的书。

互联网上流传着关于他的一些事迹,比如:2009-2012年就读川大时,最常干的事情就是四处在教室走廊散步,看到听不惯的推门进去反驳完就走;考武大博士的时候,有人戏问历史学院有教得了他的人么,刘仲敬戏答武昌首义地方不错……

刘仲敬这样描述自己现在的状态:除了个人生活琐事以外,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看书,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翻译,另外三分之一时间用来上网。目前他已与广西师大出版社达成多本书的出版协议。

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

共识网:我们注意到,您在从事学术研究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经历,那就是,您曾经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当了十年法医,在我们看来,您的这份工作跟现在所做的学问简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人生选择上做出了这样大的转变呢?

刘仲敬:我没有变化,世界变了。在新疆的十年,我本能的感觉到了某些潜在的危险,并且法医这个职业,只是落脚于技术层面,对案件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绝大多数案件最终的解决并不依靠技术,而是靠政治谈判。

很多人觉得我现在学的东西跟我以前做的工作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对我来说,职业根本算不上人生选择。我也没有强烈的动机,非要做某种学术不可。我真正关心的,是我能不能控制的环境改变,如果环境恶化以致我感觉到自己没法控制,我会有强烈的动机,在环境恶化以前避开危险的位置。

职业这个词只有对新教徒创造的近代世界才有意义。职业这个词是由"召唤"这个宗教词汇转化而来的。所以切斯特顿说,美国人对工作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他们多多少少认为,工作是一种侍奉上帝的神圣举动。切斯特顿之所以对"职业"这个词感觉到不对劲,因为他是天主教徒。虽然天主教文化也主张履行许多行善的义务,但他们觉得世俗的赚钱根本没有什么神圣可言。神圣应该具有某种高于世俗的特征,世俗的追求至多不过勉强容忍而已。

在中国而言,孔孟老庄和纵横家混合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另一种行为模式,也就是一种否定公共德性的哲人。他的礼法和道德是针对个人的,而在公共事务上是世界主义者和流浪者。你可以从卜式(西汉大臣,以牧羊致富)和汉武帝的故事中看出这种伦理。汉武帝发动战争,号召人民捐款;但他其实并不指望捐款,而是抄没工商业者的财富满足需要。卜式居然真的捐款,皇帝惊讶地派出使者问他:你到底有什么不好出口的要求?只管说就是。是不是有冤屈,要皇帝替你伸冤?是不是有仇人,要皇帝替你报仇?

这种模式暴露了华夏世界最根本的习惯法:没有针对陌生人的义务,只有私人对私人的关系。即使对于皇帝,效忠也是形式,实质的付出,必须另有知遇之恩。这种文化没有职业道德(对无名陌生人的底线)和事业心(对无形仲裁者的信服),只有等价交换的游士原则(良禽择木而栖,危邦不居乱邦不入)。这里不能产生不断积累的知识传统,只能偶尔产生像张衡一类的聪明人。他们灵机一动,发明了某些东西,然后被人遗忘,直到下一位聪明人偶然地出现。

这种社会的聪明人是智力测验产生的,测验内容完全无关紧要。正如苏东坡所说:无论折腾策论还是经义,反正选出的人都是同一批。同一智力级数的人,肯定能在同一层次内相互交换职业;但在更高或更低的层次内,即使保持同样的职业也不能胜任。所谓君子不器(没有专业),但必须知天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有些参天大树的根须已经腐烂,有些鲜美的果实结在寄生的藤萝上。你必须重视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演变趋势,然后判断某种环境是否具备投机价值。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

所谓的民族矛盾 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

共识网:还是结合您在新疆工作的经历,稍许对中国政局有些观察的人都会发现,近些年来,民族问题愈来愈成为一把悬在执政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您能否结合自己在新疆工作那些年的感受,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刘仲敬:这显然是伪问题。莎士比亚说过:当我们开始说谎,我们编织了多么可怕的罗网。我们必须编造更多的谎言,遮蔽原先较小的谎言。在伪问题的框架内,没有正确或有效的答案。

我认为,内亚其实只有两个问题: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这两者都不是民族问题,"民族"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而已。正统性的失败是中国整体的失败,而地缘政治的紧张才是内亚的特殊问题。做个类比,如果德国失去了柯尼斯堡,原因不是因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大日耳曼的自我塑造步入歧途,造成了德国和世界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冲突,地缘政治的理由注定东普鲁士形同绝地,它像阑尾一样插入斯拉夫世界,在任何冲突中都会首先被切断。只有巧妙的外交手腕才能勉强保全这条三面受敌的领地,即使和平时期也防止不了各方向的渗透。你只要把德国换成中国,把东普鲁士换成内亚,就会明白地缘形势的危险性,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内亚斗争的升级不是地方性因素造成的,也不可能局部解决。只要中国在世界体系内的合法性建立不起来,她最脆弱的地缘断层就会首先溃败。所谓的民族矛盾,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就像如果你的脚肿起来,原因其实是心脏衰竭的原因,在脚上贴膏药,基本上不起作用。

内亚只有一项真正的地方性问题:跨国走私网络的发展成熟。如果没有地方强力部门的长期参与和分利,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但是地方政府往往是武断的、任人唯亲的、机会主义的,全中国大概都是这样。

民族是流动的 不能把它当做静态的东西

共识网:对于当前民族问题的种种症结,有人将板子打在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认为今天很多问题都肇始于这一政策,您怎么看?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全球化导致了问题的激化,他们主要指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根上就很难认同汉族(或者所谓的中华民族)及其政权的统治。

刘仲敬:我觉得"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否存在,不会比九三学社是否存在更加重要。除了极少数依靠统一战线基金为生的人,谁都不在乎这些政策存在不存在。这一政策浪费了一点点统战经费,但在巨大的国库开支中只是沧海一栗。它制造不了任何问题,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难道有人当真相信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统治了新疆吗?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人相信政协会议统治中国。

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可能跟异教徒融合,但并非不能接受异教徒的统治。他们曾经愿意接受杨增新的统治,后者比共产党更有资格称为汉族政权。列宁主义政党基本不可能实施民族统治,除非以八千万党员自身构成独立共同体(民族)。照葛兰西的定义,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不是有机的。

全球化造成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在无根的国际资本主义刺激下,地方主义发育为民族主义的速度骤然加快了。我们必须正视:资本主义不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想象的普世化、理性化进程,而是一个创造民族的世界性进程。创造民族会不会导致矛盾激化,要看政治结构的包容性。比如魁北克在加拿大没有问题,但是科索沃在塞尔维亚就有问题。

中国这套民族理论有一个概念,就是把民族当成一种静态的东西,好像挖掘化石一样,挖出化石以后给它分类,分到这一组就是这一类,分类完了以后它就永远不动了,但是民族显然是流动的。古代有很多国其实是民族,比如在屈原那时候,楚国就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他死活不肯服秦国,是因为他跟秦国不是同一个族,而不仅仅是不同政权。而放在元末,陈友谅的手下去投奔朱元璋大概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后来秦和楚民族都慢慢消失了,但是新的民族不断产生,这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

共识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刻意划分民族会增强他自己的认同感,原来他可能没有这种身份意识,但是因为刻意划分,就会加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比如高考加分。

刘仲敬:现在高考的问题的确是这样。高考入学的时候让你上学好像让你占便宜,但是毕业的时候就不这样了,毕业的时候你发现让你上学你吃了很大的亏,因为没有对接了。以前高考制度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公务员制度,上学的时候是一个候补官僚,毕业以后就变成了政府官员,现在是后半截砍掉,一毕业的时候你就从悬崖上跳下去了。从体制上讲,把教育制度后半截砍掉,就相当于废科举一样,把社会一个循环机制打乱了,又没有很好的替代品,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紊乱。

民国时期的政治动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毕业生没有出路了。以前科举考试出来是有出路的,他该去哪儿是很清楚,即便是回老家,他也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士。但是新学培养出来的人他们去哪儿连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参加革命。

共识网:如果这个方面纠偏的话能怎么做呢?难道把原来大学的扩招再收缩回来?

刘仲敬:这样的话又很难,一旦扩招以后再收缩的话,现在大学教授怎么办?就像通货膨胀一样,开始最好就不要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以后再收回来就非常困难。

"大一统"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

共识网:同样还是民族问题,就我们看到的一些观点而言,其中有这样一种担忧,那就是随着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话,像新疆、西藏这样的民族可能会闹分裂,而这样的局面是国人不愿意看到的。当然,您也曾经说"大一统"是个陷阱,但我想对此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能否结合这个问题再谈一谈您的这个观点?

刘仲敬:如果你用分裂、而非独立的辞令,那就说明你不是真正的民主爱好者。请注意,这里的民主只是中性词。印度独立时,宪法之父安德佩卡尔(他自己就是少数民族)力主印巴分离。他的理由是:如果一亿心怀不满的穆斯林留在印度;印度要么不再有民主,要么不再有国家。当年邱吉尔很高兴爱尔兰天主教徒终于自己决定滚蛋,因为他们在下议院的存在严重干扰了两党政治的和谐。本·古里安也根据同样的理由,不肯吞并阿拉伯人的土地。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共和国的主权就是公民权的总和,将主权的一部分交给心怀贰志的外邦人无异于颠覆行动。你能想象美国人渴望吞并中国,然后让中国人做他们的总统么?民主需要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肯定会导致小邦林立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最多只能容许雅典帝国或罗马帝国,就其根本而言,其实只是最强大的共和国对盟邦和外邦行使世界警察的权力。

大一统的意义是普世统治,就是"已知文明世界的统一"或"历史的终结"。秦始皇曾经设想,他已经终结了历史。此后的朝代政治从理论上讲都是普世统治。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明白:朝代不是地方性邦国,朝代没有地理边界,班固所谓"王者无外"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邦国肯定是要划分边界的。例如明代的琉球不是外国,而是藩属。藩王和总督只是管理形式的不同,权威都来自天子。从历史上看,大明和大清的对应物不是英格兰和法兰西,而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普世天主教会。中国作为相当于全欧洲的文明体,自居地方性的民族国家。其荒谬的程度相当于,罗马教皇自居梵蒂冈的领主。你要求共同文明传统的中国人只能建立一个地方性邦国,等于要求全体拉丁天主教徒都是法兰西的国民。自从韩国独立以后,这种幻想本该早已破灭。

大一统从暴秦开始,从未走出秦政的阴影,给华夏世界带来了永无止境的灾难。汉儒呻吟叫嚣,举起周公孔子的旗号,号召用"周政"打倒"秦政"。三代上古的理想世界构成儒家的核心价值,回响在二十四史当中。儒家非常清楚:周政就是小邦林立的孔子时代。周政之所以是仁政,因为天子只有礼仪性、荣誉性的最高权力。各邦君主、贵族、国人分享权力,不时爆发《大宪章》式的阶级冲突。这时的中国酷似欧洲,充满了混乱和生命力。秦政之所以是暴政,因为唯一的君主垄断了所有权力。儒家除了教育这头老虎爱民如子以外,想不出别的高招。这种办法的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儒生天天"是古非今"。古,当然就是三代之治。今,当然就是暴秦开创的大一统帝国。

大一统是在野心家谋杀众多有机共同体的血腥现场建立起来的,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没有秦政的残酷收割,民间社会势必不断发育产生富人和强人。这些土豪注定会变成郑成功和钱王,割裂帝国的疆土。一旦割草机停止运转,多国体系就会永久化。小邦的国民注定像屈原和项羽的同胞,不能安心服从邻国的统治,犹如波兰人不会热爱俄罗斯的和平。大一统需要另一种居民,他们完全不在乎统治者的更换,大一统需要的是顺民。而顺民在大一统之下享有的自由,远远低于古今大多数被征服民族在征服者铁蹄下享有的自由。举例为证,犹太人在波斯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下,仍然产生了自己的评议会;而所谓的英印帝国只有六万军人,总督只拿走了外交和战争的权力,像对待女王一样对待襁褓中的土邦王子。对比我国,明清帝国的臣民至多担任地方政府的临时工。如果他们有幸科举成功,那么永远不能在家乡任职。短期在任的流官非但不能为居民着想,反而以破坏为主要任务。他们不能允许民兵太强,如果他们还能允许民兵存在的话;不能允许土豪太富,如果他们还能允许土豪存在的话。

任何地方的超前发展,都是统一的隐患。向上看齐很难,向下看齐很容易。举个例子,就拿吴国来说,如果贸易和矿业使他们不用纳税,那么"大一统"要做的就是应该消灭他们,使他们跟内地小农一样贫困,反向的改造却做不到。只有在分裂时代,小邦为了竞争的理由,才会允许昙花一现的经济进步,例如吴越和闽国。宋朝的时候其实是有过机会的,杭州和泉州就是他们留给宋朝的遗产,宋朝却用吏治国家和垄断贸易制度将他们渐次削平。在他们眼里,除了京师,谁也不应该强大,除了官吏,谁也不应该富有……结果就是鸦片战争,英国人的军舰打进国门。

反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年吴越的人口远远超过英国、泉州的人口远远超过伦敦。如果大一统帝国曾经为吴楚、七国、南朝、十国、郑成功父子留下机会,世界并非一定属于欧洲。相反,欧洲人知道他们应该感谢谁。如果奥兰治亲王或其他人宣布,他保障了欧洲的自由,意思就是他保障了欧洲的分裂,阻止了某些雄主统一欧洲的邪恶企图。

在思想史上 马克思主义远没有有些人看得那么重要

共识网:下边这个问题,还是同您的个人选择有关,我们注意到,您曾经说过,正规教育对于"情境模拟能力"没有任何帮助,还说高学历的意识形态教育会培养出大批"人类的祸根",那么为什么您会选择读研进而读博?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选择啊?

刘仲敬:我经常分析环境,有时利用环境,从未改善环境。除了顺水推舟和撒手不管以外,我迄今没做过别的事情。

共识网:刚才那个问题,提到了意识形态,我们有一个感觉,现下意识形态给人感觉日趋式微了,虽然执政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似乎一时半会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您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还很关心,您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刘仲敬: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边缘理论,只有非主流人群才会认真对待。人类的绝大多数始终相信宗教。极少数自以为特别聪明的世俗人文主义者当中,有极少数曾经相信马克思主义。仅此而已。

据我所知,冷战结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难凑钱维持同仁杂志。当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资金都在中国。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衰落,而是为什么唯独在中国似乎没有衰落。答案当然是:强制力和资金。

我读过几乎所有的马克思著作,敢于断定他是优秀的杂文家和政论家,但其他方面都是杂凑起来的。他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以笔为批判的武器,配合武器的批判,因此并不重视前后连贯和体系建构。他的哲学是剪刀加浆糊,没有个人独创的部分,而且剪贴的各部分并不协调。他的经济学偏离了最近百年的主流,变成一种民科亚文化。由于数学方面门槛的上升,他的门徒大概不可能回归学院了。马克思主义者残余的空间在文化批判方面,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专业门槛。

我相信:在苏联势力不及之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曾有过变成主流的机会。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得很重要(很伟大或者很邪恶),是因为他们对世界思想史缺乏了解。他们就像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孩子,以为村里的老师非常伟大。其实这位老师只是落第秀才,在名流大儒的圈子里地位很低。

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上

共识网:习近平最近在欧洲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道路时,说过这样一段表述,他说: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我们知道,您在研究辛亥及其之后的这段历史上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您那本《民国纪事本末》写的就是这一段的宪制演变情况。结合习近平的话,我们的问题是,从历史脉络而言,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上当下选的这条路呢?

刘仲敬: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领导的,虽然他及时地利用了革命造成的机会。革命是八旗中央集权派和地方精英的冲突造成的,这种冲突破坏了曾国藩和恭亲王建立的满汉互信和朝廷-地方协调体系。十八省的独立(分裂)带来了多种路径的可能性。首先就是:建构中国是否有必要,有可能?如前所述,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是民主的前提。试想,一个波兰俄罗斯哈萨克联邦共和国能站得住脚吗?五族共和其实就是这样的产物,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上。以大清版图为基础构建大中华,本质上是政治决断,民意和历史的基础几乎不存在。决断的基础有二。其一,梁启超以来江南知识分子的希望。其二,条约体系的需要。当时,第二点更重要。大清是东亚诸条约的政治主体。重新谈判签约非常麻烦,民国直接替代可以简化问题。老布什也曾经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苏联解体。这样的继承国只能是十八省联邦和蒙藏特殊政权的邦联,否则根本不能指望后者哪怕是象征性的同意。

这样尴尬的联盟比1848年的日耳曼邦联更加脆弱,注定是过渡性的安排。如果听任内部因素自然发展,解体的可能性显然占压倒优势。袁世凯重建中央集权的尝试失败后,1923年宪法进一步扩大了各省的权力。二十年代的趋势是东南各省制宪工作顺利进展,沿海地区经济迅速起飞,东北和内地的差距稳步扩大,蒙藏独立性日益增强。听其自然,大清版图大概会建立四五个独立政权。满洲(很可能包括内蒙)只需要二三十年,就会成为东亚第一号工业强国。东南各省各自行宪后,可能以1923年宪法为蓝本,建立模范联邦国家,建立外贸取向的现代化经济。蒙古和西藏各自独立建国。北方和内地各省虽然会陷入长期混乱和贫困,但共同体认同会随着时间自然形成。江南联邦会以正统自居,但不必否定诸夏姊妹国家的合法性,正如德国不必吞并奥地利和瑞士,小日耳曼主义和小俄罗斯主义是欧洲和平的必要保障,大德意志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肯定会导致国际性战争。

但是民国的精英更加倾向于大中华主义,因此对自己的悲剧负有极大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命运主要是由国际体系的演变造成的。如果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不能或不愿维护远东条约体系,和平演变的自然趋势肯定会遭到破坏。二十年代,苏联和国民党是主要破坏者;三十年代,日本及其支持的满蒙独立派、北洋联省派开始报复;共产党作为苏联供养的集团,在夹缝中投机。无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还是从宪法秩序的角度看,苏联都是主要责任者,国民党是次要责任者,日本只是在报复过程中手段比较简单粗暴而已。在1912年和1923年宪法体系中,五族是平等的宪法主体。十八省根本没有单方面修改宪法的权利,何况国民政府甚至没有取得十八省的同意和国会多数派的授权。这样的情况放在欧洲,如果奥地利皇帝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匈牙利王国,匈牙利肯定会在列强干涉下独立。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解体的。国民党能够掩饰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仅仅因为日本后来犯下了更大的错误和罪行。但敌人的错误不能使自己正确,敌人的失败也不是自己的胜利。

国际体系在欧洲无法重建,首先体现于拉巴洛会议和苏德事实合作;在远东无法重建,首先体现于列宁的亚洲革命外交和国际军售禁令的失败。早期民国之所以没有出现改朝换代例行的割据争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任何军阀都需要跟公使团交涉,在国际社会面前维持一个统一国家的假象。如果可能,这个假象最好具备西方立宪政体的形式。如果国际社会自身四分五裂,立宪政体在西方颓势显然;脆弱的宪制很快就会荡然无存,国际协调外交也会同时丧失存在的理由。

列宁的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饵,诱使中国加入瓦解国际体系的革命外交。北洋政府没有勇气对抗即使已经四分五裂的列强,苏俄的交涉对象很快就转向广州。这无疑意味着中国内战的升级。英国首倡的国际军售禁令原本是为了阻止中国内战,结果却只能约束遵守决议的主流国家。这些国家在亚洲内地的利益有限,野心不大。利益和野心最大的苏俄和日本则完全不受约束;因此中国内战很快就造成了苏日争霸东亚、列强不断退缩的局面,没有获得苏日任何一方支持的政治势力迅速萎缩、消失。

国民政府在无力统一中国的情况下清党,陷入了比北洋政府更恶劣的外交绝境。她不能完全放弃革命外交和民族主义原则,因为这意味着取消北伐革命的合法性。她在内地收回关税自主权和教育权,至多获得西方勉强的容忍;在内亚边区强化中央权力,立刻激起了苏联和日本的军事反击。这时,她再依靠国联和国际协调外交,处境远不如北洋政府在凡尔赛-华盛顿时代。在俾斯麦式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下,革命外交的自杀性是一目了然的。清除西方在中国的条约利益,列强就不再有动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中国没有能力单独应对苏联和日本的野心,这种野心会直接导致中国的肢解。废除条约体系意味着取消列强的集体干预,然而只有列强的相互牵制才能防止个别强国的冒险行动。

只有在中国迅速实现军事和军事工业近代化的前提下,革命外交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当时的历史约束条件下,只有一种路径可以在一代人之内将农业国改造为军事工业强国——那就是斯大林模式,其代价是对农村施行超经济剥夺。其他任何发展模式都需要更长的时间积累基础。国民政府一面要求在短期内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军事工业化。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注定了自身的毁灭。她在短暂和平时期取得的建设成就得不到和平外交或强大武力的保护,实际上已经破坏殆尽。如果没有在统计数据中加入日本建立的东北重工业,中国1945年的各项经济指标还会更加恶劣。

国民政府主要的外交成就在于:加入西方主流国家的联盟,利用盟军的力量摧毁了日本的霸权。不过,这是一个皮洛士式的胜利。她付出的代价比北洋政府大得多。敌人的失败不一定等于自己的胜利,一战后的法国早已发现了这个事实。

历史经验显示:只有在多国势力接近于平衡的情况下,国际体系才能维持相对的稳定。在原有平衡遭到破坏、新的平衡未能建立的时期,胜利者通常得到的不是国际平等、而是战争与动荡。弱小国家更有可能为了安全,寻找新的霸权,而不是追求平等。在霸权冲突的不稳定的地区,霸权的转移或毁灭通常导致弱小国家内部的革命。

二战在东亚的外交后果是:经过日本的侵占和国民政府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西欧各国的条约利益已经荡然无存。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崩溃,日本彻底毁灭;为更加强大的苏联留下了舞台。美国是最后一个强大的西方国家,但她面对亚洲大陆的地缘形势非常类似十九世纪英国面对欧洲大陆的形势。她的最佳选择莫过于离岸平衡策略:独霸海上,控制重要岛屿和战略要地;一般情况下,对大陆奉行不干涉政策;一旦有某个强国接近于获得绝对优势,立刻集结其他弱国坚决反对。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随后的事态已经不难预期。日本在东北和亚洲内地的遗产必然落入苏联手中,在太平洋的征服必定落入美国手中。如果中国发生内战,掌握东北重工业基地(也就是中国百分之七十的重工业)的一方享有绝对优势,而东北的仲裁权掌握在苏联手中。国民政府这时除了她实际上采取的行动,只有另外两种选择。她可以实施捷克式的强烈亲苏政策,能够满足苏联对东北、内蒙、新疆的要求,这样虽然能够避免内战和革命,但无法避免贝奈斯式的结局:通过联合政府实现体面失败,最终加入苏联卫星国的行列。或者,她可以试图夸大苏联霸权的威胁,说服美国更早、更多地干涉,这样或许能保存台湾以外的某些沿海土地,甚至南中国。不过,在中国法定领土同时包括东北和台湾(也就是横跨内亚和太平洋)的前提下,跨海分治就是最合理、最可能稳定的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冷战的女儿、二战的孙女,正如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女儿、一战的孙女。先在的双重约束决定了她的路径和命运。

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但列宁主义不是

共识网:紧接着上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在20世纪初期,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可供选择的方案其实有很多,这从当时活跃的各种思潮及其实践也可窥得一二。但国人的选择,却日趋激进,及至最后选择了苏俄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乌托邦道路,您认为个中因由为何?

刘仲敬: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但列宁主义不是。列宁主义是总体战在亚细亚社会的变形,严格说来不符合马克思时代的共产主义标准。

民国知识界的激进化是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在远东的投射,激进是针对世俗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而言、不是指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一开始就是苏联卢布植入的结果,很难说是国人的选择。李大钊在自己的政治保护人垮台后,不得不依靠苏联的金钱,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原先鼓吹的理论。这种情况跟严复或梁启超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完全不同。难道严复或梁启超也是英国和日本情报机关的成员吗?国民党需要苏联的金钱和武器,半心半意地接受列宁主义。而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分支,不仅完全依靠苏联的资助,而且生杀大权都掌握在苏联手中。这些选择都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一点都不乌托邦。

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组织都是外来的,但组织才是重要的。思想起的作用,连点缀都算不上。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当中,中国人的地位还不如匈牙利。

共识网:下一个问题,对于这种激进化的道路选择,彼时的知识分子有无责任?比如,他们在译介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总是不自然地会根据自己认为的需要,多有歪曲。

刘仲敬:某些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显然有责任,但责任显然不大。李大钊在接受卢布以前是坚决镇压国民党的国家主义者,在接受卢布以后变成国民党的主要代理人。这种行径不可能由思想内在演化解释。知识分子可能充当策士和间谍,但李大钊这种是政治投机问题,不是思想认识问题。如果没有他们,苏联不难另找代理人,例如瞿秋白这样"毕业就失业"的俄文学生。民国不缺游民知识分子和游民无产者,不愁招不到人或是培养不出人。

自由主义的思想(或任何思想)和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集团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思想引进的忠实性对政治路径影响甚微。反过来却不是这样,胜利者不难扶植和培养自己喜欢的思想。启蒙创造历史的学说符合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在真正的历史上却没有什么依据。自由主义思想的歪曲程度低于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后两者有机会获得政治集团的扶植。歪曲和迎合是资助的代价。

英国宪法是社会集团博弈出来的 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

共识网: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从历史上来讲,以休谟、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脉络为基础的一套宪政实践缘何没能在中国生根落地?据我们所知,其实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的。问这个问题,也是基于您正在进行的一项写作–《英格兰宪法溯源》,此书进展如何?我们甚是期待。

刘仲敬:这种机会不大可能存在。中国只存在另一种机会,某种拉美式的威权主义披上立宪主义外衣。经过长期和平发展,最终和平演化成功。

欧洲由封建自由的各阶级分权演化为立宪君主制,这种可能性在秦政以后的中国已经消失,虽然在周政下或许曾经存在。你不可能在近代中国复制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历史背景。欧洲思想家是事后的总结者,不是事前的设计师。英国宪法是贵族、新教徒等等社会集团博弈出来的,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历史创造思想,思想创造不了历史。根据某种理论设计未来的发展,这种做法就很不自由主义。

至于我那本书,需要好几年吧。

中国道路摸索成功的理由很难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

共识网:对于现在走的这条路,也就是所谓的中国道路,除了官方意识形态给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解释外,国内以汪晖等人为代表的新左派也做了不少合理性论述,比如前几年提出的"中国模式优越性"即为一例,您作何评判?相关的问题是,您又怎么评价以齐泽克等西方左派的思想?

刘仲敬:中国道路摸索成功自然有其理由,不过这些理由在马克思主义当中找不到。你可以在桑弘羊、王安石和蔡京的改革中发现中国模式,也可以在托勒密王朝的财政家手中找到中国模式:比如对国家权力进行商业承包,对消费者进行超经济剥削。吏治国家和散沙顺民有互补关系,他们的SM关系可以在经验中形成。在比较野蛮和比较团结的民族中,这种模式没法推广。例如,罗马共和国很难对公民征尼罗河水税,还必须倒贴钱修管道引水,免费供应市民,所以财政一直不如埃及。埃及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于两者可以颠倒过来。

如前所述,当代西方左派就是文化左派。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逃避。

思想影响社会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

共识网:当然,国内也有不少思想流派对现下体制多有建言和批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毛左、新儒家、以及新权威主义,不知您有无关注,又是否能在这儿做简短点评?

刘仲敬:除了空洞的标签以外,他们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思想影响社会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谁还会根据他们的意见行事呢?他们是一群不大有希望的策士,早已被买主抛弃。

毛本人不是左派,而是善于利用左派的机会主义者。他的真正才能类似朱元璋,比其他人更能把握转瞬即逝的机会。这种才能来自他的传统教育和个人经验,他的追随者复制不了。

新儒家没有一点儒家的东西,甚至连南洋儒家的新康德主义都放弃了,很快就会变成导游和土风舞演员。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国教会的地位,同时又说不清国教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历史上的儒家不是教会,也很难改造为教会。

新权威主义是冷战体系为朴正熙和蒋经国一流人物准备的,这种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是无法复制的。

新权威主义对体量比较大的国家未必行得通

共识网:现在很多学者把袁世凯当做是一个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您对袁世凯这人怎么看,他是不是所谓的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

刘仲敬:新权威主义不是没有确定的内容,是一种机会主义。袁世凯本人模仿墨西哥的迪亚斯,后者引进外资来发展墨西哥经济,用军事独裁维持稳定。袁世凯和他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但新权威主义对体量比较大的国家未必行得通。迪亚斯自己的下场就很惨,而且给墨西哥带来了长期的动乱。从迪亚斯的结果看,袁世凯的路应该是走不了多远的,这是内在的限制。类似的情况是:有人遗憾战争打断了国民党的黄金十年。实际上就算没有战争,最初十年的势头也不能一直维持下去。袁世凯路线的长期结果大概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以后,浙江、江苏、广东这样的省份慢慢就会独立出去。袁世凯的政治基业在比较落后的北方,仅仅依靠威权主义或军人干政的手段不足以瓦解南方各省的分离主义。照这种情况发展,中国分裂是早晚的事。袁世凯没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组织力量,所以他多半压不住局面,就像墨西哥没有办法阻止德克萨斯独立一样。这样,中国通过某种比较合法的方式逐步分裂。沿海地区大概就会变成泰国和马来西亚那种情况,内地可能还是长期处在强权统治下,有些地方就会让俄罗斯和日本吞并。这对沿海各省并非不是好事,因为国家统一的经济意义就是落后的内地剥削东南发达地区。

共识网:我们注意到,您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构建共识"努力不是很看好,比如您说"底线就是用来破坏的,共同底线就是大家从各方面一起破坏的。"当然,一直以来,您以局外人自居,但前述评判是否太过轻飘?

刘仲敬:有共同体,然后才能达成共识(或达不成共识)。谁和谁达成共识?谁又能代表谁?流沙社会没有共同体,因为你没有确定的身份和利益。重复博弈塑造共同体,游士的实际作用是削弱重复博弈的可能性。游士不代表任何人,甚至不代表自己。他只能开出一系列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以明日之我反对今日之我。

美国是今天的罗马 在国内是共和国 在世界上是帝国

共识网:您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自己比较欣赏斯宾格勒,我们都知道,他在汉语世界以《西方的没落》一书而闻名。那么,到我们这儿的问题是,您怎么看现在这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呢,它还能持续多久?真的会如有些人宣扬的那样,未来的世界将是中国的世界,东方的世界吗?

刘仲敬:美国是今天的罗马,在国内是共和国,在世界上是帝国。今天相当于共和晚期和帝国前夜,格拉古以后、西塞罗以前。现在,辛辛那提和华盛顿的淳朴已经一去不复返,格拉古正在攻击先人的美俗,但凯撒和庞培的世纪还不一定会出现。迦太基和安条克已经灭亡,希律王和托勒密正在垂死挣扎。格拉古和西塞罗之间,罗马权力已经强大到任何外部势力无法挑战的地步。然而,罗马的伟大传统正在面临内部的考验。小加图只担心托勒密的腐化侵蚀,从不畏惧东方的武力。罗马军团在此期间毁灭东方僭主,以便拯救亚历山大留下的城邦。这不是忒修斯和莱库古建国行动的复制,而是罗马秩序和帝国正义的自我发现。

世界秩序不能片刻缺少罗马帝国,帝国肯定会导致东方和蛮族的内部腐蚀。三种因素正在跟时间赛跑。基督教的美国比异教的罗马抵抗力更强。民主输出比蛮族世界建立城邦的效果好。消灭僭主的速度比腐败感染的速度快。因此,凯撒可能永远不会来临。即使凯撒无法逃避,目前也在凯撒以前的共和时代,罗马的力量还没有达到顶峰。在我有生之年,任何挑战者都会自取灭亡。中国或东方并不例外,他们的机会还不如以前的德国和苏联。中国世纪已经过去了。孔子和屈原是她的伯利克里时代,秦皇汉武是她的凯撒时代。今天所谓中国,无非像阿拉伯人的埃及一样借用了古老光荣的名字。中国是文明耗尽以后的灰烬,能否构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她是文明的输入者,不是生产者。她目前没有足够的德性和能力诚实地学习,没有表现出将来可能生产文明的任何迹象。至于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崛起,那是一条自取灭亡的捷径。

东方化的定义就是共同体德性的衰退,无法维持自由邦必须的秩序,陷于拜占庭式的专制和停滞。这种情况当然是人类的灾难,但在凯撒来临以前并无可能。在目前的世界秩序之下,东方人只会创造西方文明。日本人曾经共同创造华夏文明,后来又共同创造西方文明。比如说,今天所有的学术都是西方学术。中国人在中国做的物理学也是西方物理学。你不能像纳粹一样说,我们的物理学是日耳曼物理学。水户藩研究的孔孟之道,是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同一个孔孟之道。

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 又反对大屠杀

共识网:20世纪,亨廷顿和福山分别提出了两套影响甚巨的理论——"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而且此后的世界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两个看似有些矛盾的理论,我不知您如何评估它们的合理性?毕竟,在非基督教文化国家(和地区),英格兰式宪制的引进还是多有水土不服表现的,而这一点在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体现尤为明显。

刘仲敬:亨廷顿其实是在谈论认同政治和共同体的建构问题。如果共同体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就必须有高度的价值认同。如果没有或不能维持价值认同,共和国就不是此时此地最理想的政体。亨廷顿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但他的逻辑只能引出这样的结论。在现实世界中,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进一步推论,只有两种解决方法。要么发动输出民主价值观的十字军战争,要么在没有正确价值认同的地区实施变相的帝国主义。除此之外,任何手段都是后患无穷的权宜之计。十字军战争和帝国主义的主体必须具备非常特殊的性质,除了美国以外谁也无法胜任。

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如果正确,那么现实政治的历史尚未终结。苏联集团演变而成的威权主义国家需要再次解体和重构,最终像波兰一样加入自由世界。世界其他国家也要通过其他方式,最终殊途同归。由于可欲的模式已经确定,这其实只是时间问题。东欧和阿拉伯世界的变化并没有违反终结论,但他的框架忽略了罗马-美国的特殊地位。如果美国和韩国都是性质相同的普通自由国家,世界秩序就会解体。即使在北约内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美国承担了单方面的保护义务。

英格兰宪制是不能移植的,即使在拉丁国家都不可能,除非以殖民主义的方式。殖民主义为大多数殖民地留下了法统。即使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英国传统的法官仍然在军事政变和恐怖主义之间岿然不动。当然,自治能力的差异始终存在。统治是必然的,自治却不是必然的。世界不是平的,政治德性的落差构成了帝国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换句话说,不能自治的结果肯定是被人统治或干脆灭亡。如果不能采用直截了当的帝国主义辞令,就只能实施代理人统治,但实质不变。只有在各邦自治能力完全相等的情况下,世界才能不需要帝国主义。如果地方性邦国的合法性理论不足以解释世界,那就有必要回到奥古斯汀和但丁的帝国理论。帝国理论允许而且需要罗马的存在,只有罗马才能实施超越身份政治的普遍正义。你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又反对大屠杀。只有世界警察才能制止大屠杀,地方性邦国没有到远方维持秩序的义务。

采访:袁训会、邵思思 来源:共识网

转载:北纬40°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5/07/blog-post_27.html

中國和土耳其:利益交織、關係微妙

2015年 7月 30日

介乎歐亞之間的土耳其承諾與中國推進戰略合作關係,時值總統所在政黨丟失議會多數、新內閣有待組建,反政府武裝暴力襲擊和維族人偷渡問題引發中土關係緊張之際。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正在訪華的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30日共同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土耳其經貿論壇並致辭時表示,雙方達成共識,將推動發展中土戰略合作關係,在高鐵、新能源、航天、金融和投資等領域加強合作。
此前,據兩國官方媒體都報道,埃爾多安29日與習近平會晤時明確表示反對「東伊運」,支持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反恐合作
土耳其英文日報Daily Sabah網站說,據新華社報道,埃爾多安在會晤中向習近平強調,土耳其永遠不會支持在土耳其境內的任何有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活動,並強調新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報道還引述新華社說,中方希望土耳其能夠採取有效措施壓制並防範「東突」勢力從事反華分裂主義活動,確保雙邊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據悉,埃爾多安近日曾表示,土耳其媒體發表的一些有關中國政府對維吾爾族人的打壓涉嫌「誇大或捏造」。
Daily Sabah網說,埃爾多安稱,有關中國政府對維族實行嚴厲壓制政策的新聞報道在土耳其激起憤怒,導致激烈抗議行動,而這些起到導火線作用的是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誇大其辭的謊言」。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說,埃爾多安明確表示,反對「東伊運」等針對中國的恐怖主義行徑,土耳其政府堅定支持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該報還引述北京大學歷史學副教授昝濤評論說,土耳其方面以前未曾「如此高調的形式和明確的姿態」表明反對「東伊運」立場,說明比過去有「很大進步」。
路透社報道稱中土兩國同意加大打擊恐怖主義和人口走私方面合作的力度。
複雜微妙
香港鳳凰網30日轉發大公網評論員木春山的微信文章,稱種種跡象顯示中國和土耳其之間的關係「複雜而微妙但又利益交織」。
他分析,埃爾多安此次訪華的三點不尋常:訪華前土耳其出現反華抗議示威,中國官媒對他此行的低調處理,以及土耳其國內事務亂如麻。
他認為,「埃爾多安這次選擇兩國關係又因所謂維族問題出現摩擦,卻對華展開國事訪問,這種勇氣和舉動是頗不尋常的。從另一個角度也能看出,他希望借此與中方公開交流和解釋的心情很急迫,期望此事不影響雙邊關係的態度溢於言表。」
埃爾多安曾表示土耳其的國門始終向維族人敞開,並對中國新疆維吾爾族人所處的政治生存條件表示關注。土耳其一些激進組織指責政府和埃爾多安總統在這方面做得不夠。
新疆的維族人經東南亞偷渡到土耳其是中土兩國關係緊張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方面認為土耳其國內一些激進組織實際上成為維族人向土耳其偷渡的「蛇頭」。
國內政局
更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的國內局勢。埃爾多安所在的正義與發展黨在一個月前的選舉中慘敗,勉強保住議會第一大黨位子,但喪失了議會半數的絕對席位,新政府尚未組成。
據土耳其媒體報道,埃爾多安近日表示政府與反政府武裝庫爾德工人黨的和平進程瀕臨破裂。
上周,土耳其邊境地區的蘇盧奇鎮遭自殺式炸彈襲擊,據信是庫爾德工人黨所為。襲擊造成30多人死亡,引發政府反恐不力指責和大規模抗議潮。
之後,埃爾多安下令戰機襲擊土敘邊境敘利亞一側的庫爾德工人黨據點。據報,他還同意美軍使用土耳其境內的空軍基地空襲敘利亞境內「伊斯蘭國」(ISIS)目標。
木春山認為,埃爾多安在土耳其打擊恐怖主義方面尋求中方支持,中土兩國加強反恐合作,是他此次訪華的「題中之意」。
戰略合作
新華社報道說,習近平在30日中土經貿論壇致辭時表示與埃爾多安一致同意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得基礎上」推動兩國戰略合作關係的發展。
國家主席習近平30日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共同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土耳其經貿論壇並致辭。
中土兩國有副總理級政府間合作委員會機制。習近平表示,雙方將通過這個機制,圍繞高鐵和新能源兩個重點加強合作。中國政府希望更多參與土耳其的鐵路項目建設,更多向土耳其輸出風電、光伏技術和產品。另外還將推進航天、金融和投資三個新興領域的合作。
埃爾多安表示,雙方就推進個領域合作達成許多重要共識;土耳其支持中方倡議的「一帶一路」設想和絲路基金並願積極參與相關合作,對中國企業加大對土投資表示歡迎。

(編譯:郱書 責編:董樂)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7/150730_china_turkey_relations

台灣來鴻:直選總統二十年後的大選

2015年 7月 30日

台灣的總統及立法委員改選即將在不到半年後的明年一月進行,從台灣1996年直選總統以來剛好滿二十年,這標誌出當年出生者今年剛好獲得投票權。
眼下看來總統選舉至少將有國民黨提名的洪秀柱與民進黨提名的蔡英文對陣,而一段時間以來的一個的說法,是親民黨領袖宋楚瑜也會在下個月宣佈參選。
如果三人的競選為選舉增加了變量,在立委選舉方面則更加複雜。除眼下在立法院有席位的國民黨、民進黨、台聯黨、親民黨外,許多新興政黨也加入了選戰。
在既有如綠黨、樹黨等小黨外,一些新興政黨是在本次立委改選前成立,其中包括得到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支持的時代力量,也有國民黨現任立委脫黨另組名稱相似的"民國黨"等等,另外還有無政黨的獨立候選人,打出的是柯文哲陣營旗號。
在距投票日越來越接近下,一個不同於過往選舉不尋常現象是即使執政的國民黨已正式提名,但直到本周的電視評論節目上,政治分析員仍在討論該黨是否會選前換將。
國民黨
相對於2008年總統選舉時,國民黨派出的馬英九是當時台灣民調最受歡迎的政治人物,本屆參選的洪秀柱則是常期擔任立法委員,而據過往的民調,立法委員是民調中最不受台灣民眾歡迎者之一。
過去在立院肢體打鬥不缺席的洪秀柱從原本"拋磚引玉"登記參選,到眼下確認得到提名,這種局面被一些評論員稱為"弄假成真", 有評論員引述不具名國民黨人士說,洪秀柱在國民黨內連競選地方首長都不會被列入考慮,沒想到竟成了該黨總統候選人。
而從不間斷的一種說法是誰代表國民黨競選仍有變化。本周最新傳出的說法是一名號為"諸羅山人"的預言簽詩。據台灣媒體稱,諸羅山人是副總統吳敦義經常請教的"國師"。
這首簽詩的內容則是"五五端陽朱雀啼、六六神合悖道離;七七事變憾動天、八八秋分待月圓",意指情勢仍有變化。
這類帶著玄虛的政治預言被解讀為是表面雖一派和諧,但黨內對由誰出馬角逐的鬥爭仍未停止,且從國民黨的總統參選登記以來,各種陰謀論就一直甚囂塵上。
包括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在新北市長任上的副市長因貪腐遭檢調收押,或不久前立法院長王金平一名企業界友人遭檢調搜索"老案重查",都被評論員疑懷其後的政治操作,這樣的懷疑是因為檢調的司法動作並非獨立於政治,而是聽命於行政體系指揮。
除了這些繪聲繪影的黨內鬥爭外,國民黨本月也罕見地開除數名在媒體上評論時政的黨員,其中一名被開除的現任立委紀國棟,過去在電視評論節目上對馬英九作法時有批評。
民進黨
相對於國民黨,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則在黨內未受挑戰,且據多個不同民調顯示,其支持度領先洪秀柱一段距離。
但就如同洪秀柱並非當年馬英九那樣的政治明星一樣,蔡英文也並非當年陳水扁那樣的選舉超級戰將,其投入過的新北市長及總統兩次選舉都是以敗選收場,擊敗她的是分別是國民黨的朱立倫及馬英九。
在台灣民主化以來,反國民黨人士幾乎都匯集到民進黨,並使該黨一步步壯大,但這種民間反國民黨力量匯聚到民進黨的現象,在本次立法院選舉發生了一些變化。
在新興政黨中一個最受矚目的"時代力量",其推出的立委候選人包括了引爆大規模公民運動的過世下士洪仲丘姐姐洪慈庸、文化界知名人士馮光遠、重金屬樂團主唱林昶佐、以及最新宣佈投入參選的太陽花運動要角黃國昌等。
時代力量參選的地區都是國民黨支持率較高的選區,意在挑戰國民黨政治版圖。民進黨雖在一些選區以不提名方式避開與該黨競爭反國民黨選票,但也有時代力量候選人將同時對上國民黨與民進黨提名的立委人選。
除了像時代力量這樣的反國民黨力量不再如同過去那樣匯集到民進黨外,在蔡英文宣稱維持現狀的台灣定位下,民進黨內一些重量級人士也在本月宣佈將籌組"台灣獨立行動黨"。
台灣獨立行動黨的發起成員中,包括了曾在蔣介石統治時期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而長期流亡,並在1996年首次民選總統時代表民進黨與國民黨李登輝對決的彭明敏。
政治版圖?
在國民黨去年九合一選舉的慘敗後,許多分析員預測明年大選國民黨將持續此一勢頭繼續失去政治版圖。而眼下反國民黨政治力量分散的結果,是會加大反國民黨一方的政治版圖,或是因互相競爭選票而導致國民黨漁翁得利保住版圖,包括分析員與網絡上的看法不一。
從二十年前台灣開始直選總統以來,國民黨雖然曾因分裂而一度失去執政權,泛藍仍一直握有台灣最大的政治版圖,且一向控制立法院。
去年政治版圖的移動被不少分析員解讀為聲勢浩大的太陽花運動的餘震,當時參與運動的年輕人的一個說法是國民黨已共產黨化,而民進黨已國民黨化,因此他們才被迫激烈抗爭。
那些將"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標語穿在身上的年輕人,成長時期是台灣過去二十年來人們可通過投票選出總統的年代,而他們對台灣眼下政治不滿,無疑地將在明年持續通過選票表態。
而投票率一向高過地方首長選舉的總統及立委大選,是否會有一致的政治版圖移動結果,答案將在投票日分曉。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7/150730_taiwan_letter_james_lim

【立場新聞】史兄:我真的不懂 為什麼你們對掌權者這麼寬容 對無權者、被壓著打的人這樣嚴苛

編按:本文為作者在個人facebook分享立場報道〈港大10院長聯合聲明 籲「最高決策層」貫徹院校自主 不能縱容擾亂大學不文明行為〉時的按語。


「我真的不懂為什麼你們對掌權的人這麼寬容,對於沒有權力、一路被壓著打,一路想要提出事實的人這樣嚴苛,這什麼社會?」

— 陳為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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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沒有在赤大委任副校一事說過甚麼。不是覺得不重要,而是自佔領運動收皮後,整個人像洩了氣,而這種無力感與日俱增。

對於赤大這事,我只覺得,你讓一班二流的畜牲拿了權,後果可以很嚴重。百幾年基業,一下子像湖北那座扶手電梯土崩瓦解。還有,委任副校一事,一拖再拖,不就是拉布嗎?拉布罪大惡極,天怒人怨,天誅地滅,天地不應,不是嗎?

我一直等待大學、社會上有風格、有名聲的人,可以出來說些甚麼、做些甚麼,可惜除了上星期的報紙聲明,還有劉進圖敢爆料(但此君支持政改),就只有赤大的碩士代表洗手不幹。



好了,今天赤大十大院長終於出聲,發了聲明。這篇聲明,可以拿來考考大家閱讀理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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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看似批評有形的干預之手:


「作為香港大學各所學院的院長,我們十位一致深信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是高等教育的基石。此等原則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均為重要。《基本法》第137條亦爲此提供了保障。我們鄭重強調大學的所有事務均應貫徹秉承這些原則,尤其在最高決策層則更為關鍵。我們呼籲校內和校外各方尊重這些原則。」

校外一詞尤其玩味-校內與校外,不就是全世界嗎?

第二段是:


「然而,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均不能縱容任何企圖『擾亂』大學正常運作的不文明行為。」

擾亂是甚麼?這段沒有解釋。不過,第三段『擾亂』再次出現:


「我們對『擾亂』7月28日校務委員會會議的行為深感不安,並敦促各方將大學的利益放在首位,並盡快尋求一個讓大學可以向前邁進的共識。」

一句不文明行為,再加擾亂,好簡單,劍指你哋班學生。係你哋迫到盧寵樂(cf. 七龍珠角色)要插水。

簡單一點說,這篇聲明,你喜歡的話,可以用來批評學生;中意的話,也可用來話係教授反擊中共同689。這篇聲明,語意曖昧不明,對象含糊不清。予人無限想像空間,理應為文學作品上佳之作,可惜呢篇係聲明嚟。

甚麼叫向前邁進的共識?他們心裏應該清楚知道那究竟是甚麼,但你沒有說出口,誰知?事實上,校委會的投票決定告訴你,那共識便是副校委任hold住先。這個決定,合(大學憲)法,共識來的。

為甚麼不直接說:「我們明白校委會及校委有其判斷與決定,但副校一位已懸空多年、加上已有適合人選,從大學自由的角度出發,我們實在看不到任何理由要將副校委任一事,一拖再拖。」

我希望我解讀錯誤,只是,我不明白,我真不明白,


「為什麼你們對掌權的人這麼寬容,對於沒有權力、一路被壓著打,一路想要提出事實的人這樣嚴苛,這什麼社會?」

**************

作者後記:

最後,我想指明一點:整件事的始作俑者,當然不是十大院校的院長,而家那些有形的干預之手。大力評擊的對象,應該是以金刀梁為首及其他支持「hold住先」的校委。 但在這班人利用制度暴力之下 — 一些在過去18年屢見不鮮的事情—公眾、舊生與學生已幾乎無計可施,進學生入議會,並要求校委交代(此絕不能稱作暴力),合情合理,結果當然不得要領。更有社會賢達,飽讀詩書的大國手疑似「插水」,實在令人嘔心。 在此背景下,公眾人士當然期望大學其餘的持份者,特別是各學院教授,有適當、具風骨的回應及聲明。從這點出發,十大院校的聲明,言詞之曖昧,立場之模糊,實在令人失望。



標題為編輯所擬;作者 facebook page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5/07/understand.html

Thursday 30 July 2015

李兆富:中共承受不了的经济危机

来源:
自由亚洲

著名的财经评论员孙柏文是我的好朋友,他出了名就是不怕风险,最爱就是将手上的资本,都投机在别人眼中没有可能翻身的股票,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独孤一注”。

最近,天不怕地不怕的独孤一注公开宣布,叫人不要买指数相关的股票,因为大妈的行动,他看不透。说穿了,行为没有谱的,不是大妈,而那在背后操控市场的经济官僚。所谓的暴力救市,扰乱了市场既有的秩序,教人看不透,所以也无所适从。

之前也讲过,中央干预股市,不是为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股民,而是因为现在中国的金融制度已经十分之脆弱,承受不起因为股价收缩导致的信贷紧张。没有人知道,在表外表内,中国的金融业究竟有多少呆坏帐,有多少资金投放在根本完全没有回报的项目。有理由相信,中央比谁都更加清楚,今天的中国有没有能力去承担一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所以在慌乱之下,无论如何也只好死撑下去。

我和独孤一注的观点有别,但结论是一致的,就是不要买指数成分股,因为这些市值大的股份,最有可能是银行手头上的抵押品,在信贷危机的日子,这些股票的价格也最受压。

回到金融危机的问题。其实,要是一年半载的经济周期波动,我们不会将它视为危机,因为系统性的结构没有因此改变。最令人担心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根本地缺乏增长的动力。十多年前,刚刚加入世贸,中国的经济增长来自对外出口,但是这一笔增长红利,大概七、八年前便大幅下滑。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出口的成本优势,但产品质量却没有在九零至二千年那十多廿年间,跃升到世界最顶尖。坦白说,中国不少的工业,仍然是停留在低增值的组装程序,而这些工序是极容易被机械自动化所取代,这是中国经济的第一隐忧。

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进入衰退阶段。说到穿,当年推出一孩政策的时候,应该要想到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口将会急速高龄化。别的国家,还可以透过引入移民,将人口结构调整,可是中国人口实在太多,这个方案不适用于中国。

要知道,当一个国家步入高龄化,国民就会开始倾向依赖固定的投资现金收入去养活自己。要是在这个时候国民的资产大幅消散和贬值,可以想像到牵动到的社会不稳可以有多严重。

再者,通常经历过一次重大的金融灾难之后,一个经济最少需要七至十年,长则二、三十年的时间复元,而且大前提是这个国家背后有足够的增长动力。然而,今天的中国,这些因素统统缺乏,你叫人如何不长远看淡中国的前途?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7/%E4%B8%AD%E5%85%B1%E6%89%BF%E5%8F%97%E4%B8%8D%E4%BA%86%E7%9A%84%E7%BB%8F%E6%B5%8E%E5%8D%B1%E6%9C%BA.html

俄中再次军演 时机地点耐人寻味

来源:
美国之音



在中国山东半岛附近举行的中俄联合军演出动了水陆两栖坦克(资料照片 2005年8月20日)

俄罗斯与中国将于8月末在日本海再次联合海军演习。这次演习的时机和地点都耐人寻味。有分析人士认为,演习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军事意义,俄罗斯也不太可能参与中国与日本,以及南中国海地区的纠纷。

8月军演引人关注

中国国防部星期四宣布,中国与俄罗斯将于8月末再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地点在彼得大帝湾和日本海水域。双方将联合演练海上登陆,反潜作战等科目。

中国与俄罗斯5月份已在地中海举行过联合海军演习。俄罗斯刚刚发布的新修订的海军战略特别提到要在太平洋地区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俄罗斯与西方,与北约的紧张关系继续升级。在这一背景下8月份再次举行俄中联合海军演习引人关注。

6月份莫斯科武器展中的俄罗斯海军仪仗队 (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展示实力 敲打日本

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最近这些年俄罗斯大大加强了国防预算开支,重新修订了新的军事战略,强调俄罗斯应更多展示军力,不仅拥有防御,同时也有进攻能力。8月份的演习不但能帮助俄罗斯显示实力,更能让外界知道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与中国在相互支持。

马斯洛夫认为,5月份双方在地中海的演习强调两国海军军舰乘员彼此协调,这是双方海军合作中的突破。8月份的演习试图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因此双方将出动海军陆战队,海军航空兵,以及20多艘海军军舰等兵力参加。而且演习地点选择在日本海,这显然是在对日本发出信号。尽管在中日领土纠纷中俄罗斯不公开支持中国,但通过与中国演习可起到敲打日本的作用。

讨价还价 俄中南海或联合军演

马斯洛夫说,双方明年将继续举行海军演习,尽管演习的地点和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至于说两国是否能在目前各方关注的南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这主要取决于俄罗斯是否愿意。

马斯洛夫说:“毫无疑问,中国非常感兴趣同俄罗斯一起在南中国海举行演习。在这个问题上主要看俄罗斯是否愿意使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俄罗斯目前不把南中国海看成它感兴趣并想施加影响的地区。如果俄罗斯同意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举行演习,俄罗斯会要求中国在欧洲地区给予俄罗斯支持,这就如同双方5月在地中海举行演习一样,所以,这里应强调的是双方彼此支持。”

其他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同越南关系密切,并向越南大量出售主要用于针对中国海军的各种武器装备。俄罗斯与中国明年是否在南中国海举行军演,也将要考虑越南因素。

突出政治意义 不针对日本

俄罗斯军事学者赫拉姆奇辛认为,两国海军彼此轮换在各自管辖地区军演已成为惯例。这些联合海军军演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因为双方都想对西方和美国发出信号。

赫拉姆奇辛说,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越南的领土纠纷中,俄罗斯不会表态支持纠纷中的任何一方。俄罗斯与日本虽然传统上一直存在领土问题,但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军演不应被解读成为针对日本。

赫拉姆奇辛:“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其实一直较为紧张。但尽管如此,在中国与日本的领土纠纷中,俄罗斯从来没有表达过具体立场。也就是说,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保持中立。”

两国海军互动频繁

军事分析人士说,从苏联时代至今,在俄罗斯军方中,陆军一直把中国看成主要对手。海军则针对日本。而空军则着重美国。这种传统习惯也使俄罗斯与中国在海军领域的合作范围更大,互动较为频繁。

这次军演双方演练联合登陆作战的地点是克列尔卡角,当地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习场。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7/%E4%BF%84%E4%B8%AD%E5%86%8D%E6%AC%A1%E5%86%9B%E6%BC%94%7C%E6%97%B6%E6%9C%BA%E5%9C%B0%E7%82%B9%E8%80%90%E4%BA%BA%E5%AF%BB%E5%91%B3.html

天天说钱:一群黑天鹅,随时给A股带来巨大影响

来源:
博客

一只亚马逊雨林里的蝴蝶,偶尔振动了翅膀,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据说,这是“蝴蝶效应”最经典的表述。

但这次不是蝴蝶了,而是体型更大黑天鹅,而且是一群。诡异的是,最早起飞的那只黑天鹅也来自亚马逊雨林!

过去六天内,“金砖五国”之一的巴西,其主权货币雷亚尔贬值了8%;今年以来,雷亚尔已累计贬值达21%,在彭博跟踪的31种主要货币中表现最差。

昨天,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发布声明,将巴西长期外币主权债务评级由“稳定”调整为“负面”(均为BBB-级)。该消息公布后,雷亚尔对美元汇率下跌近2%,创下了12年来新低。

巴西金融体系面临巨大风险,其根本原因有两个:第一,这个国家过分依赖资源出口,主要产品是大豆和铁矿石等。而过去几年,恰恰是大宗商品低迷时期。而且随着美元加息临近和中国房地产出现拐点,这种趋势将更加明显。第二,更根本的原因是,巴西(包括阿根廷、智利、俄罗斯以及中东石油国家等)这类资源国家,因为长期享受高价红利,经济没有转型升级,该进行的改革没有进行。到了现在,腐败、低效、落后的产业结构随着商品价格低迷“水落石出”。

据媒体报道:过去四五年间,巴西经济增速从7.5%变成负增长。过去六个月,为了抑制高企的通胀,巴西央行已累计加息275个基点,目前巴西央行基准利率高达13.75%。

经济负增长,按理说应该减息刺激经济,但通胀高企,又不得不加息。到了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已经打上死结。最终的结果,肯定是更大幅度的贬值,更长时间的调整。而平民百姓,则将损失此前很大一部分的财富积累。

但这远不是巴西一个国家要面临的难题。截至目前,2015年货币贬值幅度较大的国家是乌克兰、安哥拉、巴西、哥伦比亚、土耳其、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埃及、加纳、马来西亚、墨西哥、阿根廷、印度尼西亚、智利、南非、秘鲁。这里面除了乌克兰是战争因素,少数非洲穷国,其他多是大宗商品输出国、新兴经济体。

不过在高盛这只老谋深算的猎手眼中,韩国显然更有猎杀价值。高盛最新的报告称:韩元是最脆弱的新兴市场货币。

脆弱货币背后,当然是脆弱的经济。韩国是靠大企业生存的国家:造船业很低迷,因为国际经济整体不景气,“宇宙第一大产业”中国房地产业低迷更是重要原因之一;三星也在走下坡路,因为高端手机苹果称霸,中低端中国的几匹狼越来越强悍。当然,日元贬值跟韩国争夺市场,中国经济整体不景气影响出口,中东呼吸症爆发影响旅游业等等,也都拖累了韩国经济。

据彭博社报道,全球股票基金本周继续抛售韩国股票,七月迄今已经净抛售19亿美元。本月韩元累计已跌4.3%,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已跌2%。与此同时,韩国企业资信状况以十年来最快的速度在恶化。

过去几十年,美元的加息降息,如同太阳运行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给全球各国经济带来冬天和夏天。总有那么一些国家,在冬天到来(美元加息周期)的时候陷入崩溃。这次,显然也不例外!

所以,即便中国经济不出现问题,这群或近或远的黑天鹅,也会从中国身边振翅掠过,给A股带来巨大的影响。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7/%E4%B8%80%E7%BE%A4%E9%BB%91%E5%A4%A9%E9%B9%85%EF%BC%8C%E9%9A%8F%E6%97%B6%E7%BB%99a%E8%82%A1%E5%B8%A6%E6%9D%A5%E5%B7%A8%E5%A4%A7%E5%BD%B1%E5%93%8D.html

中国城市化出口非洲引发讨论

来源:
美国之音



在非洲经济发展快速的过程中,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对它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即将结束的《面向东方——中国城市主义出口到非洲》的展览对此作出了回答。人们在看到中国城市化出口非洲带来的巨大物质变化的同时,也提出了保存地方文化特征和新殖民主义的问题。

来自荷兰的两位策展人——记者胡尔沙夫和建筑师罗格文,在纽约Storefront画廊的三面墙上展出了过去三年里在六个非洲城市拍摄的各种照片。

中国制造的非洲城市

这些照片显示了不少冒出地平线的新兴非洲城市,无论是住宅区、高速公路,还是摩天大楼和工厂、学校,其资金、设计、制造、管理,几乎都来自中国。

星期五,参观展览的秘鲁利马游客巴尔加斯告诉美国之音说,之前他并不了解中国对非洲城市化建设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他感到这个展览的内容是正面的,他说:“它显示带给了非洲人民哪里是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我很喜欢。许多展览让你看了感到很悲哀,但是这个展览让我感到很快乐。”

策展人说,中国投资对非洲的影响力是全方位的。在该展览的开幕讨论会上,策展人指着一幅照片中一部中国造手机说,“售价只有11美元,每个卢旺达人都买得起。”

据策展人介绍,非洲国家快速发展的住宅小区和经济特区,整个都是在中国设计好,出口到非洲实施的。

策展人介绍一幅尼日利亚一家鞋厂的照片: “那里的管理人员全部是中国人,工人全部是尼日利亚人,鞋子是替美国一家公司制造的,市场在欧洲,全球化的完美写照。”

多幅照片中展示的平地而起的居民楼群,让人难以辨别究竟是在北京还是在内罗毕。

楼群缺乏当地文化特征

但是,目前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的巴西建筑师、教授特里维桑告诉美国之音,正是这一点,使他担忧中国城市化出口非洲使那里的城市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征。

特里维桑说:“这些城市没有地方生活特征,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在那里做了很好的工作。我们不能只追求项目数量,你的项目必须是高质量的,不光给人们提供住房,而是要考虑人们在这个城市里怎样生活。”

不过策展人说,非洲人有选择,那里有中国模式,也有巴西、欧洲模式。策展人说,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其具有在不稳定环境里发展的能力。而西方国家缺乏这种能力。过去20多年里,西方国家没有办法应对非洲的不稳定环境。这使得中国城市化模式能在非洲快速发展。

新殖民主义?

特里维桑说,他研究新兴城市10年,对非洲发展很有兴趣。他说,巴西在20世纪建了200多个城市,但不是像中国这么做的,“这种做法我觉得像新殖民主义”特里维桑说:“中国在世界上购买了很多公司,在欧洲、在非洲,他们懂得运用策略在世界上获得有利地位 ,他们知道现在非洲的石油公司很重要,所以,中国人到那里去不是因为要为非洲人做好事,他们有兴趣的是其它东西。

不过策展人罗格文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他不认为中国的做法是新殖民主义,他认为中国和非洲是双赢局面。

在开幕式的问答中,有与会者问,中国投资非洲的目的是什么?策展人回答,基本模式是非洲国家向中国贷款,用来支付实施项目的中国公司,然后非洲国家再用矿产、石油等自然资源还债。

举办该展览的纽约Storefront画廊执行主任弗兰克表示,作为探讨“建筑背后的政治”系列之一的该展览,就是为了提出问题、引起讨论,“因此,这个展览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些大楼和每一个故事——不论其政治、民族和种族——我们是不是确实认为这是这个世界正在发展的一个模式?”

该画廊别致的门面设计,将狭小空间延伸至繁华街道,更容易吸引过路人的视线。

该展览从6月17日展至8月1日。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7/%E4%B8%AD%E5%9B%BD%E5%9F%8E%E5%B8%82%E5%8C%96%E5%87%BA%E5%8F%A3%E9%9D%9E%E6%B4%B2%E5%BC%95%E5%8F%91%E8%AE%A8%E8%AE%BA.html

华夏文摘|尹胜:从言论管控看中国危局

近年来。中国的情况让人感到极其不安,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不敢说话了。原本一些有良知的学者,还说点真话,虽是隔靴搔痒,但至少还残存着一点点宝贵而可怜的批判精神。现在呢,学院那些敢说话的基本都噤若寒蝉,仅有体制外的一些人还敢于通过网络,直言心声挑战权威。或传播普世价值,或畅想民主未来,或探讨历史真相,或寻求真理共识。

刚开始,我还蛮乐观的,认为至少还有互联网可以传播交流,对中国社会理性思想的启迪是一条非常好的道路。而事实上,我错误的估计了红色后裔的尚毛集权,先是封锁国际网络,把中国的互联网变成一个巨大的局域网,让渴望民族进步和思想开放的一些国人止步于无形的防火墙。然后又是警察实弹配枪,之后又有枪杀访民,再后拘捕200多名律师的白色恐怖。

按说,习近平先生依法治国的理念是对的,而依法治国律师不正是中坚力量吗?!没想到却遭到首轮的打击,这和法制追求的正义和平等精神完全相悖。其实,何时不是这样,说一套,做一套,想一套,这就不仅是这个政府一贯的行为,也是这个民族的人性和文化现实,非常的虚伪。

作为我呢,只是一个失业人员,唯一能做的、会做的,就是读书和写写画画。在中国,如果你追求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你的作品如果面对了真正意义上的真善美,那么几乎都是被社会排斥的。这个社会,包括了绝大部分的国民和所有的机构,所以,真正的自由艺术家和学者,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生存空间的。

这么多年,我都靠着老婆养活着我及我的思想和艺术。我的很多观点不仅受到众多网民的辱骂,同时也受到周遭朋友和熟人的侧目质疑,同时也经常有人来劝导我:注意一点,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点到为止”、“要懂得方式方法”,云云。这都是中国儒家和佛教共同造就的避世思想,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全是机会主义,落在人性里除了弱懦胆怯、狡邪欺诈,毫无其他。他们或许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写这些文章,做那些艺术,既然没有经济价值,而还要承担这么大的政治风险,那我为什么还会去做呢?!

他们不会明白真正的真善美的意义,他们也无法知道更不会欣赏真正的勇气,完全被这个国家肮脏腐朽的文化和虚伪残酷的社会现实给蒙蔽,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愚蠢的中国》这些的文章的真正原因。

网络虽然切断了如脸书、谷歌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一些网络论坛同样被网警网管清理得平平整整,但是很多网友都通过自媒体来进行传播、交流、表达思想。而好景不长,慢慢好多自媒体很多都被封杀,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网友,就在封杀之中永隔于网络,无法继续交流碰撞探讨,无法互联。

我的个人公众微信号”尹胜—-自由时空“,一样遭到了屏蔽。原本很支持我的”艺术国际网”也屏蔽了我博客的发帖功能,在此之前,我的绝大部分文章他们都推上头条,而如今也对我禁言,可想而知他们因我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现在仅存微信,许多朋友陆续发来微信朋友圈被屏蔽和封号的信息,我也不知道我的微信何时会消失于这个网络。最后的一条路,就是翻墙。其实这是一条非常好的路,我在文学城、倍可亲、万维网都开有博客,至少在这个黑暗的地方还有那么一点光线招进来,还有那么一个缝隙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听到外面的声音,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最担心的,也就是这个翻墙,是否有一天也会被这个集权政府所掐断。

从这一系列的禁言来看,只能说明一点,中国人本来就不多的自由在高度集权下一点点的被剥夺。今天剥夺你说话的权利,那么明天就有可能剥夺你人生权利,甚至最后会剥夺你生存的权利。这就是集权的可怕。而他们为什么要禁言呢?而且公然反对普世价值,其实这和文革“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一样的极端行为。

他们害怕国人的觉醒,害怕更多的人追寻自由,害怕更多的人追寻真理和正义,害怕更多的人说真话、求真知、传播真相。所以,他们才如此疯狂的进行网络禁言维稳,其实,这是一种虚弱的表现。我在我的书法作品《现世帖》里写的:“一个政府如果害怕老百姓指责和质疑,那证明他妈很虚弱,快鸡巴完蛋了!”一些网友对我的脏话提出质疑,我想,有空看看我《道德叙事,中国文化的二元结构——关于我的《现世帖》和《粗话贴》,我写这些书法的意义和理论依据何在。就算理论你也不认同,这也没什么,如果你要质疑,更应该去质疑是谁让国人丧失了信仰,谁让国人丧失了求真的勇气,谁让国人丧失了自由和平等,以及生之为人应有的尊严。

对于禁言,充分说明了中国已经处于社会动荡的前兆,中国社会在未来不久将出现较大的社会动荡。至于这个动荡是向好还是向坏,我不得而知,个人一直执悲观的态度。事实上也是如此,一个病人连微风都怕的时候,这个病人还有救吗?一个政府连说话都怕的话,这个政府还有未来吗?!

2015年7月24日星期五

尹胜微信号:yinsheng71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5/07/%e5%8d%8e%e5%a4%8f%e6%96%87%e6%91%98%ef%bd%9c%e5%b0%b9%e8%83%9c%ef%bc%9a%e4%bb%8e%e8%a8%80%e8%ae%ba%e7%ae%a1%e6%8e%a7%e7%9c%8b%e4%b8%ad%e5%9b%bd%e5%8d%b1%e5%b1%80/

纽约时报|夏伟:中美可以友好相处吗?

对于长期观察中国的人士而言,过去两年令人颇为不安。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共产党实在让人难以指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在全心推进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信条。北京转而追求一种新毛派议程,对内大权独揽,对外强势好斗。

虽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多次会晤,两国间也在举行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但人们对中美关系未来的看法,达到了1989年的流血事件以来最为悲观丧气的程度,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专家中间。

除了一连串的老问题,比如台湾、西藏、人权、知识产权和货币政策,又冒出了大批的新问题。对内,倡导民权与政治权益的人士被拘;公民社会群体遭到骚扰;学术界的言论自由受控,媒体和公民社会的限制收紧;“普世价值”遭到攻击。对外,北京新近采取的强势立场掀起了东海和南海的多起纷争;围绕着黑客袭击等网络攻击行为的争议成倍增加;倡导政治与社会议题的活动人士遭到骚扰;诸多新闻媒体网站被封禁;希望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不少美国记者、作家和学者的签证遭拒,以示惩戒。

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调查发现,38%的美国民众目前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而四年之前的数据为51%。一向主张两国关系更进一步的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近期进行了一次会员调查,其中60%的应答者表示外企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下降,而头一年的数据为41%。

政治历史、制度与理念迥异的两国也可以合作的想法,源于七十年代的两次峰会。1972年,出于双方对苏联的共同担忧,美国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及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访华,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晤。1979年,邓小平访美,与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见面,两国恢复全面的外交关系。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突破过后,迎来的是八九事件:天安门广场及中国各大城市爆发的倡导民主的抗议活动遭到了镇压。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美关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足以让双方畅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的自由化、双方的教育与社会交流,中国或许会演化出更开放的社会,并成为全球事务上更负责任的一份子,从而赋予我们一个共同的目标。

正是这个新生的希望如今因为习近平的“中国梦”而陷入停滞。“中国梦”是一个融合了众多概念的立足于本土的愿景,目的是将其民众团结在财富增长、实力增强、民族统一及全球影响力提升的承诺之下,但并不涉及扩大开放和拥护宪政的内容。

比尔·克林顿总统(Bill Clinton)当年曾斥责江泽民主席“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然而,在习近平看来,在中国重返与其古老文明和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地位相称的中心舞台的过程中,历史正站在中国这边。



那么,美国该如何应对这一新的挑战呢?

美国应当以尽可能公开的方式重申:虽然我们欢迎中国“崛起”,但我们不会容忍它在世界各地的不合理主张,而且,有必要的话,就连“遏制”政策我们也乐意重拾。冷战时期,西方民主国家曾动用这一手段来限制共产阵营。不过,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极为希望看到双方走上合作的道路。这样的道路既需要具体的筹划,也需要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投入。

为了发出这种信号,为9月的会面做好准备,奥巴马应该指派特使前往中国,并要求习近平同样派出特使。(财政部长小亨利·M·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和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时期的会谈就是一个模板。)

第二,奥巴马应该在白宫内部创建一个由专家组成的中国智库,审查政府对中国的基本策略。

第三,为了在选举季启发公众展开讨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应该举行特别的跨党派听证会,就像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在20世纪60年代就越战举行听证会,以促使更多美国专家发表观点一样。

说起来有点矛盾,气候变化的威胁却碰巧给两个国家带来了一个涉及共同利益的领域,而这种共同利益可能会对习近平呼吁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起到催化作用。去年秋季公布的有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联合协议可能会改变格局。

但要想在中美关系方面取得持久突破,双方都必须准备做出艰难的让步。

美国应该考虑之前那些不可想象的选项:

• 处理中美关系时,将气候变化提升至与民主、人权问题同等重要的地位;

• 承认中国在南海有权享有一些“势力范围”,就像美国在加勒比海享有势力范围一样,但又不完全接受中国的所有主权主张;

• 对在中国沿海海域附近飞行的美国军事情报飞机施加新的限制;

• 对探讨停止对台武器销售的条件持开放态度;

• 保证如果朝鲜半岛统一,美国不会在半岛北部部署军队或核武器;

• 开辟新途径,促使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及其他全球管理机构中发挥更大作用;

• 研究美国如何积极支持习近平的新经济改革,以刺激其国内消费,这些政策的成功也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中国方面可以考虑以下选项:

• 同意通过国际法裁定海事争端;

• 同意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支持针对朝鲜的制裁;

• 探讨放弃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的条件。

• 给予香港更多自治权,制定实现普选的时间表。

由于这些问题非常棘手,取得突破并不容易。但我们有其他选择吗?就让中国沿着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治下俄罗斯的路线前行吗?美俄关系目前没有任何“重启”希望。如果让比美俄关系重要得多的中美关系发展到类似的军事僵局状态,而不付出极大努力阻止关系的下滑,那会带来极大的遗憾。

或许这种愈发严重的悲观主义是合理的,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遏制,甚至对抗。我是乐观的吗?不完全是。在中国,存在很多怀疑和恐惧,以及将隐秘的“敌对外国势力”当作中国问题的起因的说法,因而让我无法树立信心。但如果说我在研究中国的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与外界打交道时,中国会是一个违背常理、不可预知的国家。我学会了对预料之外的情况保持开放态度。

如果美国仍然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接纳中国的崛起,那就要明智地作出反抗和妥协。由于中国股市的下跌让共产党紧张不安,或许现在是勇敢出手、共同努力改变这两个主要大国打交道的方式的时候了。

夏伟(Orville Schell)是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at the Asia Society)主任、《富强:中国通往21世纪的长征》(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21st Century)合著者。

翻译:黄铮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5/07/%e7%ba%bd%e7%ba%a6%e6%97%b6%e6%8a%a5%ef%bd%9c%e5%a4%8f%e4%bc%9f%ef%bc%9a%e4%b8%ad%e7%be%8e%e5%8f%af%e4%bb%a5%e5%8f%8b%e5%a5%bd%e7%9b%b8%e5%a4%84%e5%90%97%ef%bc%9f/

翻墙 | 中国力推改写全球互联网规则

面对社交媒体帮助推翻了中东和北非一些政权的情况,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大校曾公开警告称,由美国主导的互联网世界可能会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受到威胁。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叶征和一名中国研究人员曾在官方媒体《中国青年报》上撰文称,互联网成为一种全新的全球控制形式,而发生在中东和北非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背后都有美国网络黑手推波助澜的影子。中国政府最好对此加以关注。
在他们发出上述警告的四年后,如今,中国正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推动改写全球互联网规则,意在将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与相互连接的全球公域隔离开来,并且逐渐按照中国自己的方式来管理中国境内的互联网。
依照中国的设想,未来政府会像边防警察一样对网络言行进行巡查,不会让全球数字领域长期以来的领导者美国来制定网络世界的规则。
在政府、学术界、军事以及科技行业保守力量的帮助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逐渐对从半导体到社交媒体的国内数字世界的几乎每一个领域施加影响。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下,全球各地的互联网基本是没有差别的,而习近平的目的就是破坏这种体系,为此,他还寻求外国企业的帮助。
7月1日,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一项新的安全法,将国家主权范围延伸至网络空间,要求网络技术安全可控。一周后,中国发布了加强国内网络监管的草案,包括将公共安全紧急事件发生时断网的权力写入法律。
其他正在考虑中的草案将鼓励中资企业寻找进口技术设备的国产替代品,迫使外资供应商向本地政府提供密 以允许其控制设备。
中国官员称有关网络政策的问题需要问不久前成立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没有安排官员对本文进行置评。
几年前西方企业主导互联网领域时这种策略是不可能实施的。但随着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互联网综合企业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和信息聚合企业新浪公司(Sina Corp.)等中资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中国公民可以享受与西方相同的大部分服务,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服务,而不需要使用谷歌(Google Inc.)或Facebook Inc.。对于中国政府而言,中资企业易于掌控,而且有着按照指示对用户进行审查的纪录。
中国政府在引导资金支持研发可以取代西方半导体和服务器产品的本国企业,并为他们提供政策支持。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总理李克强公布了互联网+战略,该战略旨在培育可以将移动、云及其他计算形式与制造业和商业相结合的中国企业。
许多西方企业遵从了中国政府的规定,以求在中国开展业务。中国拥有近7亿网络用户。
领英(LinkedIn Corp.)将中国业务组建成了一家中国公司,并同意对中国网站的内容进行审查。该公司表示,尊重表达的自由,但必须遵守中国的规定。
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 Co.)最近将中国服务器、存储和技术服务业务的多数权益出售给了一家中国公司。此前在美国政府利用美国公司生产的基础设施在境外收集信息的情况被揭露 后,惠普公司在中国受到了政治压力。惠普公司发言人将该交易描述为推动中国加大创新的伙伴关系。
苹果公司(Apple Inc.) 2014年8月曾表示,该公司一直在使用中国国有企业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运营的互联网平台来储存中国用户的数据。苹果公司称,这些数据受到加密保护。
中国正在争取使它的努力在国际上发挥效力。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牵头俄罗斯和一些中亚国家政府,建议联合国采用一个互联网行为准则,该准则实际上将给予每一个政府否决将国际互联网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技术协议的权利。
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由称这类控制是必要的,特别是在美国防务承包商前雇员斯诺登(Edward Snowden)指控美国进行网络监听之后。但这一行为准则没有被采用。
其他一些国家和中国一样也认为互联网有国界。土耳其不时暂时屏蔽YouTube和推特(Twitter)。俄罗斯向美国社交媒体公司施压,要求它们 删除一些内容。欧盟最高法院去年裁定,包括谷歌在内的搜索引擎在很多情况下必须应个人的请求,从对该人名字的搜索结果中删除含有个人信息的链接。
华盛顿智库Ranking Digital Rights Project for New America主管麦金农(Rebecca MacKinnon)称,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施自己的要求。麦金农说,各国实施自己的互联网限制,这会令国家利益与对全球市场的参与之间产生冲突。
中国决心在美国所拥护的无国界互联网之外倡导另一套规则,这是中国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挑战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的又一个途径。中国在南中国海 (South China Sea,中国称南海)和东中国海(East China Sea,中国称东海)提出领土主张,同时在增强军力,此外还设立一家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来抗衡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
科技倡导者方兴东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成为网络的中心。方兴东10年前将博客引入中国,目前运营着一家名为互联网实验室(ChinaLabs)的中国科技智库。
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其他美国领导人呼吁习近平减少控制,美国官员称这些控制似乎意在提振中国企业或限制自由,而不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行业组织互联网协会(Internet Association)称,决策者应该支持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科技企业,而不应接受限制。该组织的成员包括谷歌、Facebook和雅虎(Yahoo Inc.)。
该组织总裁贝克尔曼(Michael Beckerman)称,在美国诞生的全球互联网企业必须在中国拥有在公平环境下竞争的机会。
中国的上述举措可能事与愿违。通过进一步限制互联网自由,中国政府可能导致用户产生反感情绪,引发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这样做还可能抑制中国自身 的发展,因为这些举措将加大商人、医生和科学家使用研究工具和其他工具的难度,而这些工具正是互联网成为一种强大创新动力的源泉所在。
James T. Areddy
源地址:http://cn.wsj.com/gb/20150729/tec131616.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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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GDP数据瑕不掩瑜,Fed 9月加息正当时?

汇通网7月30日讯——周四(7月30日)美国公布二季度GDP略微不及预期,但是一季度GDP上修,同时核心PCE物价指数和消费者支出好于预期,初请失业金数据持稳42年低位,令市场风险情绪受到提振。隔夜公布的美联储利率决议较6月未发生较大变化,但是市场对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仍然存在。

美国二季度GDP略不及预期,初请持稳42年低位

时段内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二季度GDP略微不及市场预期的增幅2.5%,但是PCE物价指数和消费者支出都好于预期;同时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持续在42年低位附近,暗示劳动力市场向好。

美国二季度实际GDP年化季率初值增幅为2.3%,162704亿美元,预期增长2.5%;第一季度实际GDP年化季率修正为 0.6%,初值-0.2%。美国第二季度GDP平减指数初值为2%,预期为1.5%。

第二季度核心PCE物价指数年化季率初值为增加1.8%,预期增幅1.6%;但是美国第二季度核心PCE物价指数年率初值为1.3%,不及预期增幅1.6%。同时,美国消费者的支出意愿在不断增强,美国二季度消费者支出年化季率初值为2.9%,预期为2.7%,前值2.1%。

华尔街日报撰文称,此次GDP表现虽不及预期,但相比上一季度仍大幅增长,主要是受当前出口好转、消费需求强劲、且政府开支逐渐增大的推动;虽然美国消费者对支出仍比较谨慎,但低油价一定程度推动了消费需求,总体表明美国经济复苏正在加快,通胀率稳步走高。

市场研究机构Markit认为,美国第二季度GDP增加了美联储九月加息的可能性。

美联储隔夜公布的利率决议显示,美联储将在就业市场进一步改善,且有理由相信通胀朝着2%目标回升时加息。

毫无疑问,日内公布的美国二季度PCE物价指数和消费者支出数据为美联储加息提供了保障,在消费者支出增幅接近3%的情况下,美国通胀将以更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靠近。

同时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25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26.7万,低于预期的27万;7月25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四周均值27.475,前值27.85万。

彭博美国经济学家表示,美国第二季度GDP初值表现大幅好于第一季度,这将对美联储在9月采取加息行动提供支持;此次初请数据再次处于27万下方表明美国就业市场仍旧强劲,预计7月非农将录得22.5-25万区间。

外媒分析师表示,初请数据再次低于27万关口且好于市场预期,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企业裁员率正在降低而招聘力度却异常强劲,过去一年美国就业市场创造了约300万个工作岗位,足以证明就业市场正在不断趋紧,预计这将为下周公布的美国7月非农报告带来较多利好因素。

美联储决议无新意,9月份加息惹热议

美联储周三(7月29日)公布的FOMC声明称,将维持利率在0-0.25%不变。美联储认为目前美国经济活动温和扩张,就业增长强劲且失业率下滑;消费开支温和,住房领域进一步好转,企业投资和净出口依然疲软。

关于加息,美联储将在就业市场进一步改善、且“有理由相信”通胀率将朝着2%通胀目标回升时开始加息。

大华银行(UOB)分析师周四(7月30日)表示,美联储(FED)仍有可能于9月加息。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声明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市场对美联储将于9月加息的预期;外媒在美联储公布决议之后基于期货和期权交易数据编撰的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的可能性从前一天的38%上升至38.6%,而美联储12月之前加息的可能性则从前一天的69.4%升至69.7%。

根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的美联储观察工具(Fed Watch)则显示,期货市场价格显示交易员们认为2015年里加息可能性最大的月份是12月,这与7议息会议前的观点一致,当前这个概率为59%。CME的这一工具跟踪30天期美国联邦利率期货合约。

美银美林(BoaML)认为,FOMC 7月声明相对几乎未变,称从总体来看,近期的经济数据相比6月份会议之前向好,且暗示逐步迈向加息。目前FOMC认为,只有就业市场“出现进一步小幅改善”,那么美联储加息就可能箭在弦上。

在该行看来,这种说法略偏鹰派,因其限制了此前一直更广泛的开始加息的条件。也就是说,美联储政策仍将视经济数据而定,特别是由9月17日货币政策会议之前的7月及8月非农就业报告,及一系列其他经济数据而定。

美银美林仍认为美联储将于9月加息,几率略高于此次会议前。不过加息时间点上不确定,归因于经济数据的依赖性,及FOMC有关何时加息时机和加息步伐看法的范围。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资本市场(CIBC)称,无人预计美联储将在此次会议上加息,且也无人预计美联储会提前发出9月加息的信号,因美联储在决定加息之前,仍需关注此后数周的经济数据,尤其是下周的7月份非农就业数据。

目前美联储称,劳动力利用不足已“减少”,而非“略微减小”,删除了能源价格已企稳的措辞,目前仅需就业市场“部分进一步改善”,而非“进一步改善”,以开启加息周期。因此唯一新的动态是,美联储暗示就业市场逼近首次加息目标水平。

巴克莱银行指出,FOMC的7月会议声明符合该行预期。经济数据将仍支持美联储9月首次加息,且这也是该行的基本预期。不过,若经济数据略微下滑,或国际局势引发的忧虑升温,那么FOMC可能选择保持谨慎,并推迟首次加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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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余年回首看内蒙文革

来源: 
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
一、引言
如果史料能逐年积累而非加速流失,人们的观点能百家争鸣而非一言堂,那么,时间差对于恢复民族的历史记忆来说,未必全是坏事。甚至可以说,对重大历 史事件的全面审视和深刻理解,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时间距离(比如说远隔四十余年),甚至一定的空间距离(比如说远在美国纽约)。我不敢说这是否是个规律, 但起码,这是我此时此刻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
做为一代文革经历者,我们已经步入老年早期。纵使当年大名鼎鼎的文革明星,不论观点派系,也大多数烟消云散,其中不少人已经做古。但做为当年内蒙造 反派的普通成员,四十年来我时常回忆和反思那场运动,许多人物事件仍然记忆犹新,无法淡化,难以忘怀。特别是我的老朋友,被称为“内蒙聂元梓”的高树华老 师,刚刚六十二岁,两年多前含冤去世,壮志未酬,留下许多文稿托我整理加工。他的突然去世,勾起我许多联想。因此,想借此机会,从社会运动和角色互动的观 点,对内蒙文革旧事加以梳理,试图总结成几个略带新意的命题和论点,同与会朋友讨论分享。
二、“路线斗争”与“民族斗争”交叉互动
这个话题涉及到对内蒙文革的宏观分析,属于所谓“宏观社会学”观察方法。我们都知道,文革发端于毛江“文革左派”同刘邓“走资派”之间的所谓路线斗 争,或者说贴了政治标签的权力斗争。在争夺话语权和宣传阵地上,表现为上海《文汇报》同北京《人民日报》之间的较量;在争夺政治领导权方面,则表现在马拉 松式的前门饭店会议上(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连续斗跨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唐、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从而为文革大地 震扫清华北地区的障碍。在同一个前门饭店会议上,最后一场斗争围绕着乌兰夫进行,耗时43天。虽然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后来的文革左派狼狈为奸,给乌兰夫生 搬硬套了若干条所谓的“修正主义罪证”(例如在牧区实行的“三不两利”政策等等),但真正打倒乌兰夫及其家族成员的杀手锏,是所谓“民族分裂罪行”,强行 制造了一个“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由于当时所处的特殊时间(毛泽东反对一切帝修反的歇斯底里高潮)和特殊空间(中蒙中苏边境,国防前沿),中共领导层几 乎全体一致给乌兰夫往民族矛盾上拉。因此,官方规定的内蒙文革斗争目标,自始至终有两个东西交叉互动:一个是和全国相同的所谓“反修防修”;另一个则是边 疆特有的所谓“反民族分裂”。前一个比较虚,后一个更具体,更紧迫,更要害。
基于此原因,乌兰夫被斗倒之后,不但失去权力,而且失去自由,被事实上软禁在海军大院。而这一切,发生在文化革命尚未正式开始之前。因此,到66年6 月文革正式开始之前,遭到清算的乌兰夫及其家族和亲信,已经完全成为死老虎,
明摆着的“阶级敌人”。从党政军负责人到普通群众,已经找不到不声讨乌兰夫,不同乌兰夫划清界限的人了。虽然毛泽东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活动中 (1966年某月某日)破例开恩,让乌兰夫也陪同上了一次天安门城楼,从而有谣传说毛要保他。但事后证明,那只不过是毛领袖又耍的一次手腕而已。
由于文革开始时,根本不存在公开的“保乌”势力,所以,从六月到九月的三个多月中间,内蒙文革的斗争焦点,主要围绕反不反工作组,反不反本单位的当 权派而展开。而工作组和本单位当权派的后台,也不是统治内蒙长达十九年(194 7-1966)的乌兰夫及其亲信,而是在前门饭店会议上的“反乌功臣”,号称“内蒙左派书记”们。他们以自治区和盟市两级的汉族高干为主,仅有一两名象征 性的蒙族干部(例如军区副政委吴涛)。
表面上看,从文革爆发到革委会建立的一年多当中,内蒙文革没有明显的民族特色,起码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内蒙师院,蒙族学生多数,明显站在造反派一 边,与汉族造反派一起,先反工作组的镇压,接着反自治区党委的“资反路线”,又反“二月逆流”,最后迎来毛周主持制定的中央处理内蒙问题八条决定,即所谓 “红八条”,正式承认了以呼三司为主的内蒙造反派的“正确性”。
但是,从中央煞费苦心地筹备内蒙革委会,到仓促决定头脑简单、对民族政策毫无知识的滕海清出任一把手,到迅速调派27军和69军进驻内蒙战略要地等 等一系列动作,不难看出在所谓“路线斗争”的背后,仍然深藏着中共决策层的心腹大患——民族斗争,或者所谓的“民族分裂危险”。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所 谓“反修防修”“反对民族分裂”等等耸人听闻的斗争口号,和“阶级斗争为纲”一样荒唐可笑,都是毛泽东这个新时代的唐吉柯德,向历史车轮发起的挑战。果 然,从后来披露的历史资料看,滕海清在北京接受圣旨,快速空降内蒙时,是带着深刻的民族偏见而来的。偏见的根源既有他个人的粗暴和无知,更有中共高曾对他 的面授机宜。因此,他内心从来没有信任过任何一个蒙古人,就连他的老搭档吴涛将军也不例外。
滕海清的偏见无知,加上中共高层(毛、林、周、康、江、谢等)对内蒙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坚持误导,基本上种下了后来走火入魔的“内人党冤案”的祸根, 为一系列错误奠定了基调。至于那些枝节性的诱发事件,例如从206专案的沉渣泛起,乌兰巴干个人讲述的演绎故事,到“群专”逼供信打出来的种种所谓“确凿 证据”等等,统统都是“民族斗争”路线主导下的必然结果。
如果按照官方十年文革的时间划分,“内人党”冤案肯定属于文革的内容,但是,如果按照刘国凯的三年文革论,那么,“内人党”案件基本上发生在自治区 革委会成立(1967年11月)之后到中共九大召开(1969年4月)之后的一年半时间内。虽然从时间上勉强可以归入文革阶段,但同群众运动已经没有什么 关系。那场迫害蒙族同胞的大疯狂,基本上是中央到地方,从军外到军内,从政府各部门到基层厂矿、部队、单位、学校、农村牧区,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的国 家政权行为,跟文化革命中典型的群众运动没有什么共同特征。表面上看,似乎也有群众参加,有标语口号,有批斗会,有隔离审查等等,但是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 派性的介入。因为有滕办和革委会核心小组的直接指挥,因此它应该属于“领导运动”而不是“群众运动”,是“领导闹事”不是“群众闹事”。当然,毛泽东批评 “扩大化”之后,受害者大批上访告状,才真正出现了短时间的群众闹事和无政府主义。那属于“内人党”运动的后遗症,不是冤案本身。
官方的文革史,往往将文革期间的种种坏事,一股脑儿推给红卫兵和造反派,而且还简单地把红卫兵等同于造反派,于是在没有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当中,制 造了许多时间、观念和事实上的混乱。挖“内人党”这件事也不例外。即使图们和祝东力的《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一书,也有抹黑造反派的痕迹,虽然当年的图 们,也属于内蒙军区造反派的一员。那么,究竟有没有造反派,充当挖“内人党”的打手和急先锋呢?当然有,比如内蒙军区造反派头头马殿元,就是比较典型的一 个。他不但坚决主张和即将参与军区政治部的挖肃,而且赤膊上阵,亲自动手打人。当造反派老战友高树华当面批评他搞“逼供信”之后,他还反骂高是“右倾保 守”,“同情坏人”。运动后期,马因为手上有血债,被送到石家庄高级步校隔离审查,据说因精神失常而跳楼自杀。但我认为,马殿元的例子只是个案。既非造反 派的组织行为,也非造反派头头的普遍现象。反之,就我接触的情况,多数造反派,都对挖“内人党”的走火入魔,表示怀疑、反感,甚至公然对抗。特别是那些独 立思考能力比较强的人。例如内蒙党委“红旗造反团”的那松巴雅尔和白彦太,分别成为内蒙革委会常委和委员。在第一个“内人党徒”特古斯被揪出之后,他俩就 公开在会上发言,表示“特古斯是革委会委员”,不经司法程序而任意逮捕,破坏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威信和工作成效。结果,他们的发言被滕海青打断,后来怀疑他 们也有内人党嫌疑。其他进入常委会的造反派领袖,例如高树华、王金保、王志友等,也对内人党案表示过疑义。但是,恰恰因为内人党案件是一道圣旨,任何人也 阻挡不住。再加上,真正的实权并不掌握在造反派手中,因此,他们的声音才微不足道。假如挖肃运动不是党政军系统的有组织行为,而是群众运动的自发活动,肯 定会触发严重的派系斗争,既有造反和保守两派的分化,也会有以民族成员为标准的观点分化。可惜,在整个挖肃过程中,我们看不到这种分化。
这里顺便谈谈“内人党”冤案造成的伤亡人数问题。汇集我目前能找到的各种资料,大约有三种说法:
1,第一种说法来自官方,是图门、祝东力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34万6千多人受到关押迫害,1万2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另有8万7千180多人致残。
2,第二种说法来自反对派运动。例如流亡海外的蒙古族学者巴赫认为:逮捕关押了80万人,多达50万人致残,5万人被拷打迫害致死。
3,第三种说法,来自于半官方的学术研究机构。根据内蒙古大学编写的《内蒙古自治区史》中记录,有2万7千900余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多人被迫害致残。但资料没有提到被关押者的总数,相信应该在50万人以上。
综合三种说法,我个人倾向于第三种,即关押50余万,致残12万,死亡两三万。原因有三点:第一,中共官方在披露所谓“黑暗”数字上,向来人为缩 小,习惯于遮遮掩掩,例如五八年的右派数字,60年代饥荒死亡人数等等;第二,巴赫先生所说的80万人被关,50万人致残的说法,与我当时做为内蒙日报记 者所目击的情况有差距,因为当时全自治区的蒙族人口总数才两百多万,80万人占三分之一还多,似乎比实际情况有夸大;第三,内蒙古大学的内蒙古现代史研究 所,有一批功底扎实,态度严肃的学者(以郝维民为首),他们有条件也有能力下功夫,做一番比较细致的调查研究,因此有可能得到比较真实的数字。即使这个中 间数字,已经占到蒙族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多,迫害比例之高,在全国是罕见的。
然而,物极必反。经过这番折腾,原本比较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复存在。虽然中共重新启用乌兰夫家族,百般安抚和收买蒙族少数精英上层,但是蒙族人民已经 识破了中共统战的手腕,再也不给中共真心卖命了。民族复兴意识开始抬头,海外的蒙族民主运动形成组织,一个货真价实的“内人党”(内蒙古人民党)已经宣布 成立多年。总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和中共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三、“官方文革”与“人民文革”两条脉络
关于文革的分期问题,我基本同意刘国凯有关“人民文革”的论断,也同意他的“文革三年论”。此处不想过多涉及“人民文革”的定义分歧和相关争论,只 想以我对内蒙文革的亲身经历,和以记者身份所广泛接触的资料,来旁证“人民文革”的真实存在,以及它与“官办文革”的交叉互动过程。
我认为,“人民文革”在内蒙不但脉络清晰,而且在短暂的几个月内(196 6年10月至1967年四月),几乎曾经扮演群众运动的主导角色。当然,这里所说的“人民文革”,是指在文革大框架之内,有限度捍卫民众自身权益的有组织 活动。或者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打者红旗反红旗”。从1966年春夏之交到七八月份,各高校的文革主要围绕“保党委保工作组”还是“反党委反工作组”而 展开,总体形势是保守派占优势,有组织、有后台,相比之下,造反派只是被动防守、零星孤立、各自为战,其主要精神支柱是不定期发布的“两报一刊”社论和毛 领袖的最高指示。这一阶段,仍然以官办文革为主导,人民文革尚成不了气候。
到八九月份,文革由学校发展到社会,一方面是红色恐怖风暴残害所谓黑五类,另一方面是各单位的党委普遍把敢于率先贴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从而制造了社会上的大批冤假错案,为随之而来的造反派大串联提供了土壤。
从九月份开始,三大原因促成造反派由无组织变成有组织:一是批判血统论和资反路线;二是跨单位的红卫兵和战斗队组织合法化;三是全国范围的免费大串 联。虽然中央文件一直把大串联限定在大中专学生中间,但工人和机关干部的大串联仍然数量庞大,无人干涉,我的感觉他们和学生数量相当。短短一两个月,运动 初期被党委和积极分子们压制的落后份子、反党嫌疑、黑五类们,迅速组织起来,成为造反派重要力量。其势头之猛,在中共历史上罕见。按照社会学关于群众组织 和社会运动的理论,只要有魅力型领袖,共同的利害关系,阶梯式的权力划分和有效的奖惩制度,一个组织的战斗力就可以长久维持。
内蒙古几大造反派组织的诞生和成长,例如教育系统的呼三司、铁路系统的火车头、军工系统的河西公司“八一八”,文化系统的“鲁迅兵团”,党政系统的 “红旗总部”,部队机关的“红色造反团”等等,都符合社会学总结的这些特征。即使保守派组织“一司”“二司”,“红卫军”“无产者”等等,也符合上述特 征,只不过它们的壮大和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背后往往有当权派(特别是王铎和王逸伦)的策划与支持。
从1966年冬到1967年春的几个月内,呼和浩特地区的党政机关全面瘫痪,就连公安系统,也分成誓不两立的派别,分别办案,各自为政。这种形势, 客观上为“人民文革”的立足和发展提供了有限的空间。许多有明确诉求目标的跨行业跨地区组织,开始成立并筹备活动。例如上山下乡知青、临时工合同工、复员 转业军人、下放农村的工人、铁路工人、石油工人、三线军工企业等八大组织。从宣传材料看,他们大多以自己的行业特征为号召力,强调本系统群众所遭受的(所 谓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不公正待遇。到1967年春节前后,正当八大组织在北京酝酿成立全国总部的时候,被江青周恩来等断然宣布为非法,其头面人物遭到逮 捕。尽管如此,这些系统的造反派们,仍然锲而不舍,各自在本地区坚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组织抗争。以上八大组织的产生和覆灭过程,如果不归类到“人民文革”, 我很难想像它们如何被归类到“官办文革”的范围。
另一个更为明显的“人民文革”例证,是震惊中外的“石拐沟煤矿工潮”。发生在1969年夏秋之交。当时处于“内人党”平反之后的另一次无政府状态。 矿务局革委会在清理过期文件档案时,发现有一份煤炭部文革前下发的文件,要求提高煤矿工人的附加工资(井下工每人每月增加6元,井上工4元)。但乌兰夫当 时以内蒙财政没钱为理由,没有执行中央的决定。消息传开后,全矿五万多职工向革委会施加压力,要求补发这笔钱。因为累计数量庞大(一千几百万),矿革委会 不敢做主,于是触发了长时间的罢工潮。据说全矿职工家属特别团结,原来的两派也捐弃前嫌,再度携手,并肩战斗。在数万工人和家属昼夜围攻之下,最后革委会 主任杨秀(领导干部)和副主任吕华(工人造反派代表)同意在提款文件上签字,而另一位副主任(军代表)拒绝签字。最后款是提了,钱也分了。数万矿工和家人 的确痛痛快快过了几天大年。
然而好景不长。中央1969年底对内蒙实行全面军管,到70年春,利用一次全体职工大会的机会,军管会对革委会实行突然袭击,由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 大礼堂,当众逮捕杨秀和吕华。宣布周恩代表党中央来对煤矿工潮的定性:“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主义妖风,是性质及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后来杨、吕二人 被判处死刑缓期,补发的款项,再分期从工资中逐渐扣回。
如今回忆那场风潮,我们不得不把它归类到“人民文革”中去。说它是“文革”因为它打着批判刘少奇、乌兰夫修正主义路线的旗号,要求落实“毛主席的无 产阶级革命路线”,保护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说它是“人民的”,就是因为它的利益取向,同中共的利益取向背道而驰,因此最让中共头痛,最让周恩来痛恨。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人民文革”始终在官方文革的夹缝中生存,只在局部地区或者短暂时间内,展现其影响和力量。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它的存在和意 义。因为说到底,在中共一党专政之下,人民意识的普遍觉醒,政治迷信的最后破除,总要有个缓慢过程。任何质的变化,都需要建立在微小的量变基础上。正因为 如此,我们才应该对“人民文革”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造反派”与“保守派”壁垒分明
内蒙文革另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自始至终,造反派与保守派两个阵营,起码在自治区一级,基本上阵线清晰,壁垒分明。即使个别组织内部,有重组和改名的 情况,例如我原来参加的组织叫师院井冈山,属于造反派当中比较激进的一个,后来在本院大造反组织“东纵”的说服下,集体加入他们的大山头。另外,保守派的 “抗大兵团”,最后众叛亲离,剩下寥寥几个骨干份子,跑到社会上重组了“无产者”,成为内蒙军区依靠的对象。但总体上说,既没有哪个组织自行分裂为新组 织,然后斗得你死我活、互相残杀;也没有哪个组织公开宣布解散,然后投诚到对立组织方面去。
造反与保守的搏斗,可以分四次高潮来观察。第一次高潮,是六月初的大字报运动,率先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基本上构成了后来的造反派。而用大字报反击“右派进攻”,坚持“保卫党组织”的人,构成后来保守派的骨干。
第二次高潮,是工作组工作队进驻以后,其灭火队的面目逐渐暴露,开始整造反派黑材料的时候。于是爆发反工作组还是保工作组的两派斗争。随着红卫兵和战斗队的成立,两派阵线趋于分明。
第三次高潮,是军队支左,介入地方文革之后,屁股坐到保守派一边,对造反派开始武力镇压。这时,围绕拥护还是反对军方,又爆发了更大的派性冲突。由于军队有武力做后盾,因此保守派空前壮大。
第四次高潮,是中央发布处理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之后。虽然造反派士气大振,随着中间派和游离派的加入,人数也迅速膨胀。但保守派面临灭顶之灾,也没 有马上瓦解。反而在军区的暗中操控下,一度变得更加嚣张,几近疯狂。闹得滕海青无法下飞机,无法吃饭睡觉。只有在中央采取断然措施,抓捕了几个军区领导人 之后,才使形势得到控制。
我至今想不透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内蒙文革两派的壁垒分明?我能想到的可能原因,大致有这么三条:
一是乌兰夫势力被清除得比较早,也比较彻底。而新的掌权人物相对说来都没有什么盘根错节的传统势力。
二是内蒙与北京地理位置接近,方便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前来串联。首都各大造反派组织,几乎都在呼和浩特常设了联络站,而且也是一边倒地支持以呼三司为首的造反派。
三是中央两报一刊驻内蒙的记者站和联络员,自始至终同呼三司站在一起。他们经常扮演中央文革派同内蒙造反派之间的联络角色。由于这些原因,内蒙造反 派消息比较灵通,头脑也很灵活,基本上步北大清华北航等造反派的后尘,很少犯方向路线方面的错误。而紧跟党委和军区领导人的保守派们,则处处循规蹈矩,按 照传统的共产党思维模式办事。而这次文革的发动和进入高潮,恰恰是毛泽东打破传统办事方式的结果,起码是一个“大胆尝试”。所以,保守的领导人和保守的群 众落后于形势,继续沿用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老皇历,因此屡犯方向路线性错误,就成为必然结果。
当然,我们说他们处处被动,仅仅是指从1966到1969年那个短短的历史时期。如果说把历史的进程拉长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或许保守派并没 有错,而是始终坚持了“相信和紧跟顶头上司没错”这个共产党政权下千古不变信条。反倒是造反派被“卸磨杀驴”,充当了另一次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唯一不同之 处在于,右派上当是上了毛泽东本人“阳谋”的当。而造反派吃亏,是吃了邓小平“反攻倒算”的亏。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当时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恐怕没有谁能 料到,毛死之后邓可以翻案,更没有料到邓翻案的实质,并非是用邓的正确,去取代毛的错误。反而是用邓新的错误,取代毛的老错误。此是后话,暂不细说。
继续分析内蒙文革中保守和造反两大派别的壁垒分明。这种自始至终的一贯性,起码导致了日后事态发展的两个严重后果。一个是中央处理内蒙问题决定的压 倒性一边倒,基本上给造反派及其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打了一百分,而给保守派和他们的后台“二王”,以及内蒙军区的将军们打了零分。查遍所有中央八条决议, 找不到号召“大联合”的只言片语。而主张两派“斗私批修大联合”,是其后中央处理许多省区两派冲突的重大原则之一。中央在处理内蒙问题上的一边倒态度,对 于造反派固然是喜讯,但对受到蒙蔽的保守派群众和广大军人,却是灭顶之灾和晴天霹雳。从而导致了他们顽固而持久的抗争,甚至大闹中央和中央军委。直到中央 对内蒙军区领导人采取隔离措施,才使形势渐趋稳定。
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埋下了日后保守派反攻倒算的长远祸根。中央八条下达之初,由于中央文革派,特别是周恩来本人,不但对内蒙造反派全力支持,甚至个 人感情上比较偏爱。秉持上意,滕海青到达内蒙之初,做出了若干支持造反派、打击保守派的重要决定。例如,追认二月逆流中被解放军枪杀的造反派领袖、师大外 语系英四学生韩桐为烈士,由当时的中央内务部(现改为民政部)部长曾山(现任副主席曾庆红的父亲)签署烈士证书;立即逮捕杀人凶手、内蒙军区司令部军训部 副部长柳青,并速审速判柳青死缓两年。另一名被保守派打死的师大外语系俄四学生欧阳儒臣,也被追认为烈士。而打死欧阳的保守派“红卫军”的头头张三林,也 被下令逮捕,从快从重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当然,在短时间内,这些决定对于稳定内蒙大局起过重要作用,也着实让造反派们高兴过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周毛相继去世,四人帮被抓之后,天地再 次翻覆。不但韩桐和欧阳的烈士证书宣布无效,革委会和造反派给韩桐立的墓碑被砸烂,而且杀人凶手也不再是凶手。柳青出狱之后,恢复一切军官待遇,被送到石 家庄干休所养老。张三林出狱平反之后,则被复出掌权的王铎、王逸伦看中,提拔到政府当官。原本出身于橡胶厂普通工人的张三林,恐怕以前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 好事。当然,张三林的发迹,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相似的故事还有很多。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保守派的核心人物,在改革开放年代,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提拔 和重用。
如果说,上面所讲的这些个人案例,都仅仅涉及少数头面人物和核心人物,对普通老百姓影响不大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大清查”运动(从70年代末到 80年代中),则使广大造反派领袖和骨干人物遭受了一场真正的“灭顶之灾”。从首都造反派的八大领袖(有的说十大领袖)、上海造反派的掌权人物、到各省 市、自治区、市地县和公社,各级各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尤其是通过三结合进了革委会的造反派代表们,统统成为清查对象。据说逮捕判刑者数以十万计,开除党政 公职者数以百万计,遭到隔离审查、内查外调、需要“说清楚”者总数,则上千万。历时之长,打击面之广,株连人数之众,远远超过文革中造反派对“走资派”的 打击和迫害。更何况,十年动乱中,大多数迫害都是中共组织和革委会授意的政府行为(例如“内人党”冤案),属于造反派自发组织的迫害打击行为少之又少。而 邓小平复出之后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和打击迫害,可是百分百的党和政府行为。
以内蒙为例,虽然上文提到,内蒙造反派在政策和策略方面特别小心谨慎,基本上没有让保守派抓到任何致命的把柄,这也成为中央文革和周恩来个人对内蒙 造反派特别信任的原因之一。然而,内蒙造反派并没有因为自身的干净而逃脱被清算的命运。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因为内蒙造反派相对干净,导致了中央处理内蒙 问题时过分偏袒了造反派,过分打击了保守派,反而埋下祸根,造成日后清算造反派时,更加严厉、狠毒,几乎赶尽杀绝。例如:结合进内蒙革委会的那些常委和委 员们,郝广德、王志有、李锋、王金保、那顺巴雅尔、贾国泰、李金保等等,无一例外进了班房,最后获致长短不等的刑期。因为从他们身上,难以找到打、砸、抢 和个人迫害的具体例证,就找别的藉口抓捕判刑。例如原呼三司司令郝广德,无法以造反派领袖入罪,只好以“破坏军婚”判刑;那顺巴雅尔,以“偷税漏税”判 刑。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数我的老师和朋友高树华(内蒙师大造反派组织“东纵”领袖)。先是两年多的隔离审查和巡回批斗(注意,这是在所谓文革“正式结 束”好几年之后),接着是三年多的正式逮捕和准备起诉判刑。但查来查去,实在找不到任何可以入罪的“罪名”,连“男女关系”方面的稻草也捞不到,检察院认 为实在够不上起诉条件,但清查办的领导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办案人员罗织罪名,判他十年。
事有凑巧,正在僵持之中,高树华的一封申诉信,送到胡耀邦的案头。那时,刚刚复出的胡耀邦,正负责全国落实政策的工作。他对高树华这个人印象颇深, 因为1969年春天中共召开“九大”期间,高树华做为九大代表,和胡耀邦在同一个华北组学习讨论,有过多次私下交谈。胡问高如何看待共青团组织,高因为长 期担任团委工作,所以对共青团肯定较多,而且认为应该加强团的工作,以便恢复文革之后的社会秩序。他的观点,正中胡耀邦的下怀。大组讨论会上,高大胆发 言,支持胡耀邦当中央委员。他的发言,后来遭到江青的当面训斥,胡当中央委员的事也没有成功。但胡耀邦对内蒙这个造反派青年,留下了深刻印象。
胡耀邦读罢高的申诉材料,立刻给内蒙古书记周惠打电话,怒斥周惠,为什么仅仅因为高是造反派,没有罪行也抓住不放,关押审查五六年,还坚持无罪重 判?正是在那段时间,主持落实政策的胡耀邦表示,全国的审查已经关押了上千万人,超过国共内战的八百万人。胡耀邦说:“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娃娃,紧跟有什 么不对!劝你们少抓,该放就放,晚放不如早放”。正是在胡耀邦的直接干预之下,以“和稀泥”著称的周惠,才不得不给呼和浩特司法部门下令,让他们“事实求 是”,尽快给高树华结案。于是,高树华才以“免于起诉”的判决,最终走出监狱大门。然而,大大小小的邓小平们,对胡耀邦的“宽宏大量”和“怀柔慈悲”并不 认同。他们利用手上的权力,千方百计剥夺造反派们的生存空间。高树华出狱之后,被勒令在工厂“劳动改造”,每月只拿几十块钱的生活费。到他去世前的 2004年,生活费刚刚长到190元。他为了谋生,不得不下海经商,或者到处打工。虽然他的俄语和文学造诣很深,但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之下,没有学术机 构和专业团体敢于聘任他。长期压抑和处处碰壁之中,终于导致积劳成疾,以62岁壮年英逝。其他几位造反派领袖的命运也大同小异,例如王金保、李锋、那顺巴 雅尔等人,都在遭受牢狱之灾以后,五六十岁含冤去世。
五、“政治立场”与“个人恩怨”微妙平衡
如果说,以上所总结的几个内蒙文革特征(路线斗争与民族斗争、官方文革与人民文革、保守派与造反派等),基本上属于所谓“宏观历史”的考察角度,那么,我想总结的内蒙文革的第五个特征,将从“微观历史”的角度入手,看看个人关系在内蒙文革中所扮演的某种角色。
总所周知,从二十世纪末期开始,历史研究的一个趋势,是日益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开始关注人际交往和关系互动这类“微观”事件,对宏观历史事件的重 要影响。因此,我想试用这一方法,专门探讨造反派领袖高树华,和乌兰夫之子力沙克(后改名乌杰)之间的私人关系,及其贯穿于内蒙文革始终的重大影响力。
要到个人关系,其实胡耀邦对高树华案件的干预,也已经带有个人关系的色彩。因为,假如没有高树华和胡耀邦在九大期间的个人交往,没有他们在“共青 团”问题上的共同语言,恐怕也就不会有后来高树华给胡写信的愿望。即使写了,也不见得胡耀邦会亲自过问;即使过问,也不见得会那么快、那么热心地直接打电 话干预。然而,如果深究,高和胡的关系,严格说来,主要还是工作关系,或者说上下级关系。其关系中的私人成分,远没有高树华同力沙克之间,那么深厚持久, 那么神秘隐蔽,那么充满戏剧色彩。
力沙克是乌兰夫的三子,原在苏联留学,专业核物理。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力回到内蒙,1962年到师范学院教俄语,和高树华同事,曾经和高 分配在同一个单身教工宿舍。由于共同的文学和语言爱好,于是成为朋友。两年之后,力调去参加四清,每月的工资由高送到力的家中。力的母亲云婷是乌兰夫前 妻,当时同长子布赫同住。由于经常走动,高有时候也帮助云婷老太太做些家务,因此也和布赫、以及布赫的妻子珠岚等人熟识。前门饭店会议之后,特别是文革风 暴一来,乌兰夫家族的成员全部成为黑帮份子,纷纷被软禁、隔离或者正式关押,力沙克也被关进师范学院的牛棚。高树华虽然因为贴第一张大字报而成为造反派的 核心人物,但处境险恶,身世沉浮。直到66年十月批评资反路线以后,才处境好转,基本控制了师院内部的局面。十一月大串联开始。力沙克通过管理“黑帮队” 的外语系学生,要求单独见高树华一面。原来他想求高树华,念私人交情,帮他逃离看管,回上海看看久无音信的妻子杨珍云。
这个棘手的要求,逼迫高树华在政治立场和私人关系之间选择取舍,或者谋求平衡。要知道,内蒙文革爆发以来的许多斗争回合,都围绕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 议题:那就是高树华造反的“后台老板”究竟是谁?高树华究竟是不是乌兰夫黑帮份子?从院党委到内蒙党委,从工作组到工作队,都一口咬定是,而且突破口就是 高树华和力沙克的私人关系,因此一定要把高树华打倒。而支持高树华的造反派也一口咬定否,并反击保守派的攻击,认为那是诬陷高树华,将贴大字报的造反派往 黑帮线上生拉硬扯,是政治迫害。
在此关键时刻,如果高树华不念私交,又缺乏政治智慧的话,他肯定会一口回绝力沙克的要求,让他按照“党的政策”或“组织程序”去一级一级递交申请。 但高树华的聪明和高尚之处在于,他选择了一个虽然也有风险,但基本上稳妥的“私自逃跑”策略:他同力沙克定立约法4章:1,绝对保密,不向任何第三者透 露;2,商定好逃跑的路线和方法;3,给力准备好一套伪造的红卫兵证和红卫兵袖章,路上零用的20元钱;4,第二天夜里,高亲自用自行车带力到火车站,送 他上车。并嘱咐他逃出内蒙之后,千万不要再贸然回来。何时安全了,高会派人通知他。
第一次的“逃跑”十分成功。但力没有完全遵守约定的计划。他在上海住了半年,就放松了警惕,到1967年夏天,粗心大意地返回内蒙。立刻第二次被 抓,受到外语系学生的监管。他再次给高树华写信,要求帮他再“逃跑”回上海,但是遭到高树华的断然拒绝。据高树华自己回忆,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形势已经 完全大变,此时的师院,已经不是66年冬天的无政府状态。自治区一级的革委会筹备组己经成立,高树华是筹备组成员之一,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功能逐渐恢复。 内蒙师院处于军训阶段,校内有军代表驻守,行政管理和审查比较严格。全国的大串联已经停止,红卫兵证不再有用。
力沙克对高树华拒绝第二次帮忙,很是生气。他可能以为,高树华当时在内蒙的地位如日中天,大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据高自己回忆,其实力完全错估了高 的个人能量,更对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懵懂无知。这个时候要求高帮忙,高无论如何难以插手。如果走非法渠道,几乎没有可能。如果循正常渠道,等于公开把高 自己挂在乌兰夫的线上,正好证明那些反对高树华的人一贯正确。因为此时,从中央到内蒙,正处在新一轮揭批乌兰夫黑帮的高潮之中。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乌兰夫家族一一平反,全家人庆贺大难不死。云婷老太太还专门请高树华到他们的新居,与乌兰夫的众子女一同聚餐。 1975 年春,高树华在北京参加四届人大期间,同力沙克(改回原来的名字乌杰)再次重逢。乌杰告诉他,“总理病很重,主席身体也不行了,今后是邓小平主事,到那时 一切会好起来。”
高半开玩笑地问:“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可能被划到江青这边,到时候你会不会拉老弟一把?”乌毫不犹豫地说:“你不会有事的,我们都知道你的观点,你不会有什么事的。”
两年以后,高树华被隔离审查。其妻宗馥华投诉无门,想起高和乌1975年的谈话,于是趁去北京出差机会,给乌挂个电话,希望能见他一面。乌的答复很 勉强。宗于是打消同他见面的念头,再也没有同他联系过。后来还是胡耀邦的电话起了作用。高树华得以恢复自由,枉受五年多牢狱之灾,还丢了公职和党票,成为 孑然一身轻的自由职业者。
1995年秋,高树华出差期间,偶然与布赫在北京的内蒙宾馆不期而遇。布赫态度友善,拉着高树华想拉几句家常,并且说全家人经常谈到他。乌杰也总想 见见高。希望再打电话到宾馆,能和高约个时间。此时,布赫己经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几个贴身保镖,急着催促首长,赶快离开人多眼杂的宾馆大厅。而高树华 本人,也没有心思同首长深谈。
高当时的心情是:“这年,我已54岁,早该‘知天命’了,我不再似当年毛头小子那般幼稚。我深知,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交往圈子,俗话叫‘物以类聚,人 以群分’。断续相识多年,我却不沾乌兰夫亲属这个圈子的边,主观客观皆然。…文化大革命,我是乌兰夫黑帮份子、乌兰夫的第五纵队;清查中,我又成了反乌兰 夫的罪人。当权者两次进攻,都找错了对象。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而已。”
“我已经领教够了,领教得通体透彻,无怨无悔,死也瞑目了。眼下,肥皂泡早已破灭,故事何不赶紧结束。当晚,我断然搬出内蒙宾馆,中止了同乌家这场梦一般的来往。”
通过高树华和乌杰个人恩怨的故事,我们或许可以总结出三条对今后内蒙文革研究不无裨益的特点或者规律:第一是高树华在“政治路线”和“个人恩怨”之 间,保持了巧妙的平衡,显示了难得的人性本色。做为造反派领袖,他坚定站在毛路线一边,始终充当冲锋陷阵的角色。但做为血性男儿,他并未丧失人性。据我分 析,他在决定帮助力沙克“逃跑”的时候,并非没有衡量过风险,当时形势险峻,一旦他的计划泄密,即使仅仅在造反派内部泄密,对他也是巨大的风险甚至灾难。 但是,他或许内心深处也不认为力沙克是坏人,或许仅仅出于朋友义气,两肋插刀,总之,最后还是人性占了上风。从高树华的这个事例,使我联想到文革两派与人 性多少之间,似乎也有某种联系。由于造反派多数人由文革前受到压制的弱势群体构成,其中不乏所谓调皮捣蛋份子,落后白专份子,和党团组织闹对抗的份子等 等,而这些人当中,恰恰包括了许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比较有头脑的人。他们虽然也喝了不少狼奶,但相对于喝狼奶更多的那些革干子女,党团员积极份子,他 们喝人奶的比例仍然偏高,因此,面对复杂政治局面时,稍微还能做些独立判断。
第二,个人秘密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例如高树华的这个秘密,一直深藏不露,只有他和力沙克两人,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即使他 的家人和最亲密的造反派战友,都毫不知情。其保密之成功和彻底,可以从内蒙文革的整个历程得到验证。文革前期的院党委、工作组、工作队、保守派,文革后期 的革委会、核心小组、滕海青和高锦明本人,直到师院造反派内部分化出的“揪乌联队”等等,都曾经长期怀疑高树华与力沙克有特殊黑帮关系,而且千方百计要揪 出他这个“乌兰夫的别动队”,但一直没有成功,高的许多造反派战友,私下里也有人曾经怀疑高和力有某种特殊关系,但也仅仅局限于怀疑,从来没有抓到过任何 真凭实据。直到高生命后期撰写回忆录,才透露了这段秘辛,再现了这一历史的真实。如果高树华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那恐怕这段历史悬案,将永无澄清的可能。
第三,共产党整人之没有原则和标准。从高的例子不难看出,中共整人手法灵活多变,为所欲为,从来不讲原则和逻辑。要按说,在乌兰夫家族倒霉的时候, 你怀疑高树华和力沙克的关系,揪高树华有理。那么,乌兰夫平反之后,就应该承认当初揪高树华是错的,起码高树华没罪。但是,因为他是造反派的头头,必须斗 倒斗臭,所以,倒打一耙,给高扣上“迫害、反对乌兰夫”的罪名,不管原则逻辑,没有标准尺度。所以高树华自己写道:“当权者两次进攻,都找错了对象。其实 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而已。”
从高树华和力沙克私人关系的小事情,可以进而推展到中共治国安邦的大政策。例如五十年代的“化私为公”和九十年代的“化公为私”,本为性质上绝然相 反的两件事。你要肯定前者,就得否定后者,反之亦然。但共产党就能耍赖,偏偏要把两者说成都对,都有理。对此,秦辉教授有非常精彩的分析。他说:“转型国 家先把老百姓的东西据为国有。假如如今在私有化过程中,用公正的办法解决还好。不但你现在的私有化让人觉得可以接受,当年的国有化也算是有了个交代——当 年我是一片好心,为理想而搞的国有化。现在看看国有制效率不行,公平地还产于民,于前于后都不为一己之私嘛。但是,一旦国有财产被看守者悄悄瓜分了,问题 就出来了。现在的私有化像是分赃,那么当年的国有化就像是抢劫了。”
总之,一味迷信权力,不讲任何规则、道德与逻辑,在当今中国早已成为普遍而严重的问题。从这方面看,文革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并没有变得更加聪明和成熟。不让讲话,不许争论,只由官方一个声音发言,最终将导致悲剧重演和历史倒退。
(摘自《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宋永毅主编,2007年出版,香港田园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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