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大兵曼宁把大量美国军事和外交文件上传给维基解密，让许多隐情公诸于世。假如他把窃取的文件送给《纽约时报》，结果会不一样吗？
2010年初，美军一等兵布拉德利·曼宁(Bradley Manning)把大量美国军方和外交文件上传给维基解密(WikiLeaks)的互联网叛乱分子。正如世人已经知道的，维基解密把这些秘密档案提供给了几家主流新闻媒体，包括《纽约时报》。许多既让人大开眼界又令人不安的隐情公诸于世，华盛顿一直为此事咬牙切齿。
就我们所知，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仍躲在伦敦的厄瓜多尔大使馆里，担心自己会因为这起严重泄密事件而被引渡，尽管针对他的指控仅涉及他涉嫌在瑞典性犯罪。同时，25岁的低级别情报怪才曼宁正在马里兰州米德堡接受正式开庭审理之前的预审。他已经承认的罪行可使他被判长达20年的监禁，而政府仍在抛出更多指控，包括美国军法第104条“通敌”，这可能让他被判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
曼宁在递交军事法庭的声明中称，在他与维基解密的反保密“游击队”搭上关系之前，他曾试图把自己窃取的大量文件提供给《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和《纽约时报》。在《华盛顿邮报》方面，一名记者告诉他，在作出任何许诺之前，她必须请示一名资深编辑，这使他决定放弃。在《纽约时报》方面，曼宁称，他留下一条语音留言，但从未接到回电。让我费解的是，作为一名高技能的技术人员，他有本事策划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泄密之一，却想不出办法让《纽约时报》的一名编辑或记者收到一封邮件或电话留言；每天都有数十名读者做到这样的事情。
但假如他做到了呢？假如他把自己窃取的文件送给了《纽约时报》呢？对于曼宁和我们其他人来说，那将会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我可以有信心地说，《纽约时报》对这些档案的处理，将与维基解密发给我们时完全一致。我们会安排记者，搜寻那些真正涉及公共利益的材料，同时费尽心机地剔除那些可能会让战场上的军人或无辜线人被杀的信息，然后以夺人眼球的方式发布我们的报道。这些文件将成为新闻——而且还是大新闻。
但这还是少了点什么。在现实中，《纽约时报》和公众受惠于本报与伦敦《卫报》(Guardian)以及参与维基解密盛宴的其他报纸之间的合作关系。但我敢肯定，假如我们是这些文件的唯一收件人的话，我们将不会与其他新闻机构分享曼宁的礼物。这部分是由于竞争的原因，但也是因为，分享大量丰富的原始情报，特别是与外国新闻媒体分享，可能会加大《纽约时报》和我们的信息来源所面对的法律风险。所以我们的独家新闻将成为《纽约时报》的一大收获，但有些东西会就此丢失。相比之下，维基解密广泛分享这一数据库（包括提供给一系列地方新闻媒体，它们挖掘出全球新闻机构不太感兴趣的素材），使这些保密电文发挥出多得多的能量。
如果曼宁当初联系上《纽约时报》，我们将会发现，与我们打交道的这名军人，是一个紧张、不安、愤怒的年轻人；他所提供的不是有关某一起政府失当行为的文件，而是一个在机密资料的大海里捕捞的机会。由于从未见到他本人（当我们得到维基解密的文件时，曼宁已经被拘捕），我只能猜测我们之间可能会建立一种什么关系：复杂，很可能紧张。当然，我们将信守保护他的身份的任何协议，尽管曼宁本人并不擅长掩盖自己的轨迹。他曾在冗长的即时通讯聊天中，向一名前黑客和盘托出自己的泄密故事，而后者举报了他。在他被捕后，我们肯定会在社评中反对对他实施残忍的单独监禁——《纽约时报》确实已经这么做了，或许我们还会抗议令人不安的“通敌”这一过分指控。（如果曼宁的泄密给敌人带来宽慰，那么每一篇有关削减军费支出、反对无人机袭击，或者在阿富汗遭受挫折的新闻报道也会有同样效果。）除此之外，我们会从一开始就让曼宁明白，他只能依靠自己，就像我们与上一名严重泄密者、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中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合作时一样。
时任《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的马克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曾回忆道，“政府要起诉埃尔斯伯格时，我们并不觉得有帮助他的义务。他的行为属于一种公民不服从，而且想必他也知道，那么做意味着要做好接受惩罚的准备。公诉方做过了头，以失败告终，私底下我们都很高兴，但我们不认为自己在任何方面是他的同伙。”
如果当初曼宁通过《纽约时报》发表了这些机密文件，不会有太大不同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保障媒体自由，但那些宣誓保护政府机密的人并不在保护之列。本届政府对泄密者的容忍程度尤其低，令人不寒而栗——而数字痕迹让抓获泄密者变得更加容易——但我想象不出有哪届政府会在起诉曼宁的问题上犹豫。
但如果曼宁是我们的直接消息来源，其后果可能得到略微减缓。尽管从法律角度看，我认为维基解密和《纽约时报》都平等地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曼宁把大量文件交给了一群前黑客，这些人有违法倾向，而且对美国利益怀有反感情绪，这一事实有可能影响法庭对泄密者的判决。在量刑时，曼宁会因此付出代价吗？我在揣测这一点。这也许解释了检方为什么罗列最大限度的罪名。在预审期间，法官丹尼丝·林德上校(Denise Lind)问，如果曼宁当时向《纽约时报》泄密，检方还会提起同样的指控吗？“是的，夫人，”检方回答。也许是这样。但我怀疑，曼宁选择同反体制的维基解密合作这一事实，让政府更急于加上“通敌”这样的莫须有罪名。
如果曼宁把材料交给了《纽约时报》，维基解密就无法像它最后所做的那样，把那些未经编辑的电文贴出来，而无视这么做给文件中提到的人权倡导人士、异见人士和线人带来的风险。事实上，若没有这件事，你可能至今未曾听说过维基解密。这个组织曾抖出其他影响平平的独家新闻，但是曼宁把它放到了聚光灯下。
最后，如果曼宁是和《纽约时报》合作，也许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布拉德利·曼宁这个人。维基解密和他的粉丝群把他奉为告密者和烈士，检察官则把他描述成罪恶的叛徒，他成了有着截然不同人格的漫画人物。在法庭开庭审理之前，唯一能够窥视曼宁心态的窗口，便是发表在《连线》杂志(Wired)上的，他和前黑客阿德里安·拉莫(Adrian Lamo)之间大量的在线聊天。这些聊天记录展现了这样一个年轻人的形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情感破裂”——他是个同性恋，却呆在一个对同性恋不友好的机构里，他脆弱、孤独，对自己的聪明有些得意，又不太清楚自己的动机。他的政治观点似乎尚未成型。当被问及这一点时，他想不起自己需要揭露哪一起令人愤慨的政府行为。他说自己是为了“公开外交”，或者——也许他在开玩笑——“全世界的无政府状态”。
在马里兰州米德堡，曼宁对自己的泄密行为给出了更加连贯的解释。曼宁说，反恐和反叛乱行动给平民带来的伤害让他震惊，于是，他着手“记录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真实成本”。阅读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电报引发了他的兴趣，他觉得需要让纳税人了解外交活动背后的黑暗面，“那些幕后交易和看似犯罪行为的活动”。这是曼宁一开始就具有的使命感吗？抑或它是在要求释放布拉德利·曼宁的积极分子期待下，在事后被塑造出来的？对于法庭来说，答案可能无关紧要。但是它可能会影响历史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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