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大纪元
名为“建中共产党CKCP”的社群平台账号近日引发争议。事涉台北市有逾百年历史的名校“建国高中”，有学生成立“建中共产党”，并串连另外38间学校的学生组成“台湾校际共产联合会”。外界忧“红色势力”入侵台湾高中校园。多位学者吁政府警觉，认为不要轻易以“学生自由”等闲视之。
台湾39校藏共产党社团 专家：不能等闲视之
8月21日起引发关注的社群平台Instagram账号“建中共产党CKCP”，在2022年注册。“建中共产党”由学生成立，其IG账号声称“以民主方式推动共产党在建中的执政，并促进建中的高速改革，以及传播正确的共产主义想法”，但同时声称“本党与中共无关”。
网民发现，在社群媒体上有人以“建中共产党”名义发文，甚至建立“台湾校际共产联合会”，有高达39间学校参与。（翻摄自threads）
“建中共产党”还扩展到建中校外，进一步成立“台湾校际共产联合会”，设有主席、决策委员会和独立委员会，旗下再细分为“校组织”“校主席（代表）”“校委员会”。
“台湾校际共产联合会”决策委员会成员，包括建中共产党、永春共产党、成功共产党、板中共产党、“台湾匿名委员会”等，丽山、淡商等高中也分布了类似的共产党组织。“台湾校际共产联合会”寒暑假期间各举办一次常会，并开放会员申请表单。相关组织疑似遍布全台学校。
有网民21日上午在社群平台Threads上发文讨论此账号。大纪元记者查看该账号，发现最近一次发文于2023年。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对大纪元表示，学生以搞共产主义来串联活动，背后可能有人鼓动，有不明组织在安排。此事如不好好处理，一旦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幻想心理固化或深化之后，很容易变成中共潜伏在台湾的所谓“第五纵队”。比如毕业之后，经中共拉拢成为在台湾内部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造成严重的后果。
“现在台湾的政党也有取名共产的政党，而且受到国台办或者是中共统战单位的鼓励来参与选举。我们不排除这些学生社团串联之后，未来可能扩大到大学。”他说。
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21日表示，人民团体法第2条原先规定不得主张共产主义，不过该条文在2008年被大法官宣告违宪，所以在台湾可以用共产党去内政部登记政党，历来就有5个政党是用共产党做为名称去内政部登记。
今年5月发行的《共产世界大历史》一书作者吕正理，是一位跨领域的历史学者，他接受大纪元采访时也说，学生自发性组织共产党社团的可能性极低。他认为，背后应有中共地下组织的煽动与诱惑，这是对台统战的一部分，不能等闲视之。
学者：共产主义带来人类灾难
面对外界争议，沉寂2年已没发文的账号“建中共产党”，21日下午突然发文灭火，强调“与中国共产党无关”，并指中共是披着威权资本主义的共产党，连国内的共产主义者也被迫害，建中共产党“坚持反对中共及其在中华民国（台湾）的侵略行为”。据表示，由于成员本就不多，他们大部分人现在也都毕业了，因此组织现状是已没有在运作。
建中生被人检举组“共产党”，让外界质疑校园疑遭中共红色力量渗透。（翻摄自IG＠ck_communist_party）
就台湾学校出现这些共产党的组织，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表示，这和世界上一些左派抬头也有关系。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期，以及民主化的初期，台湾学界的左派很活跃。因为原来三民主义里有一个民生主义，后来把它翻译成社会主义，有这个社会主义的思维，并对资本主义一直保留着非常尖锐的批判，说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台湾也不能搞资本主义。而在台湾校园里的左派，一直跟着西方的左派走。
“60年代以后，因为苏联镇压匈牙利、捷克的革命，斯大林的罪恶被公布出来，西方都知道了，太丑陋了，他们不能跟斯大林主义走，就把社会主义换一个马甲，讲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不谈阶级了，我不讲反资本主义文明，我反西方文明，范围扩大了，说西方都是犯罪，资本主义制度是通过殖民掠夺起来的。这在西方的学界、媒体界，很有市场。”
冯崇义说，现在台湾一些学校的学生都走到成立共产党组织的地步，相当荒谬。
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昨天表示，共产主义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与乌托邦色彩，年轻人对共产主义抱有幻想“并不稀奇”，但理论与现实情况其实差距甚大。梁文杰建议年轻人应该更多地去了解共产党如何走向专制独裁，尤其是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跟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恐怖统治是怎么来的。
冯崇义认为，不应将共产主义本身说成具有所谓的人道主义与乌托邦色彩。过去喧嚣一百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比如苏联、中国、朝鲜、柬埔寨、委内瑞拉，可见带给人们的基本是战争、贫穷、血腥、专制，以及经济破产，这不是理想主义。
沈明室则表示，政府官员应该料敌从宽，有情况出现以后，去了解背后的动机，看有没有中共介入。尤其是抖音的使用在青少年里面非常普遍。一旦有问题，甚至可以考虑要不要直接禁止抖音在台湾的流传，这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吕正理也表示，台湾的反共教育做得不够，学生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太少。他建议，面对中共的渗透与宣传，应透过浅显易懂的方式，如短影音等加强媒体识读。他也呼吁，从这件事来看台湾的国安确实存在漏洞，应研究修订相关法律，以防堵共产党在台的发展与渗透。
在台串联搞共产组织是“学生自由”吗？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此组织并非学校正式社团，在不违法前提下不会干预个别学生自由。台北市立建国中学也表示，此组织非学校正式社团，学务处正进一步了解是否还有相关活动进行当中，但表示基本上尊重学生的表达意见自由。
沈明室对大纪元表示，台湾很多高中和国中成立共产党的组织，这是非同小可的事，不能当作一般的言论自由或者是学生活动的自由来乐观看待。应该严格调查背后有没有势力或者是力量。因为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向来是非常注重拉拢台湾青年的，尤其是国中生和高中生。
他强调，在台湾现行的教育体制之下，有关中共或中国的研究和世俗教育普遍是不足的，很容易让中学生凭一些资讯就对共产主义或者中共怀有幻想。建议校长或老师或者是地方政府的教育单位审视学生这些活动的性质和经费的来源。一旦发现有不法的来源，就应该升高成为国家安全的议题。
冯崇义表示，如果这些中学的共产主义组织背后跟中共有直接联系，应受到法律制裁，但如果它没有这一层关系，就只能从公民社会角度管控。除非你修改法律，就是不允许存在，因为言论自由不是无边界的。比如欧洲禁止纳粹，还有东欧的一些原来共产党国家禁止共产党。如果台湾受到威胁，是可以从国家安全考量禁止共产党组织。但法律没有出来之前，只能按照现有的法律做管控。
“除非你修改法律，说像捷克直接把共产党跟纳粹同样。按照我的概念，（不管在哪）共产党跟纳粹一样都是极权主义政权，它是要推翻自由民主基础制度的，绝对应该将它定为非法。”他说。
（大纪元记者庄瑷筠、戴德蔓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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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2 August 2025
Monday, 4 August 2025
捷克立法将共产主义等同纳粹 该国共产党陷入危机
来源:
新唐人
捷克共和国正式立法，将宣传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一样入罪。德媒报导，新法可能导致该国的共产党被禁止。
捷克共和国总统帕维尔 （Petr Pavel）7月中旬签署刑法修正案，明确将宣传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同等对待。该国刑法第403条修改为：“任何人建立、支持或宣传旨在压制人权和自由，或宣传种族、民族、国家、宗教或阶级敌意，或对其他人群敌意的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其它运动，将被处以一年至五年监禁。”
这项修法是由公民运动“十一月尚未结束”发起，该运动的领导者是“天鹅绒革命”时期的学生领袖。捷克“研究极权主义政权研究所”（USTR）的历史学家们也加入倡议。修正案也得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众多议员支持。
USTR第一副所长内德维迪奇基（Kamil Nedvedicky）在5月底众议院通过该法案后表示：“这项草案的目标是消除20世纪两种罪恶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明显不公正的区别，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被证明旨在压制基本权利和自由，捷克刑法明确反映这一点是合乎逻辑和公正的。这无关意识形态，而是为了保护民主法治国家。”
德国之声报导，对于捷克坚定的反共人士来说，这是一个漫长道路的终点：在1989年“天鹅绒革命”三十多年后，他们呼吁将共产主义者与国家社会主义者及类似威权意识形态同等对待，并相应予以禁止。如今，这已成为现实。
报导说，新修订的法律可能导致该国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KSCM，或称捷摩共）被禁，就像2010年捷克工人党因被证实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被禁和解散一样。KSCM方面则将新法修订称为执政联盟对其政党的一次“政治攻击”，并声称“不会被吓倒”。
捷克目前是欧盟当中，少数几个至今仍有共产主义政党运作的国家之一。作为曾经统治分裂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党，KSCM目前仍有数万名党员，直到2021年仍在捷克国会中拥有席位，但之后就无缘国会。
不过，KSCM目前仍是选举联盟“受够了！”（Stacilo!）的主要力量，在2024年欧盟选举后取得了欧洲议会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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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
捷克共和国正式立法，将宣传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一样入罪。德媒报导，新法可能导致该国的共产党被禁止。
捷克共和国总统帕维尔 （Petr Pavel）7月中旬签署刑法修正案，明确将宣传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同等对待。该国刑法第403条修改为：“任何人建立、支持或宣传旨在压制人权和自由，或宣传种族、民族、国家、宗教或阶级敌意，或对其他人群敌意的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其它运动，将被处以一年至五年监禁。”
这项修法是由公民运动“十一月尚未结束”发起，该运动的领导者是“天鹅绒革命”时期的学生领袖。捷克“研究极权主义政权研究所”（USTR）的历史学家们也加入倡议。修正案也得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众多议员支持。
USTR第一副所长内德维迪奇基（Kamil Nedvedicky）在5月底众议院通过该法案后表示：“这项草案的目标是消除20世纪两种罪恶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明显不公正的区别，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被证明旨在压制基本权利和自由，捷克刑法明确反映这一点是合乎逻辑和公正的。这无关意识形态，而是为了保护民主法治国家。”
德国之声报导，对于捷克坚定的反共人士来说，这是一个漫长道路的终点：在1989年“天鹅绒革命”三十多年后，他们呼吁将共产主义者与国家社会主义者及类似威权意识形态同等对待，并相应予以禁止。如今，这已成为现实。
报导说，新修订的法律可能导致该国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KSCM，或称捷摩共）被禁，就像2010年捷克工人党因被证实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被禁和解散一样。KSCM方面则将新法修订称为执政联盟对其政党的一次“政治攻击”，并声称“不会被吓倒”。
捷克目前是欧盟当中，少数几个至今仍有共产主义政党运作的国家之一。作为曾经统治分裂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党，KSCM目前仍有数万名党员，直到2021年仍在捷克国会中拥有席位，但之后就无缘国会。
不过，KSCM目前仍是选举联盟“受够了！”（Stacilo!）的主要力量，在2024年欧盟选举后取得了欧洲议会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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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 October 2024
ARTE纪录片：艺术家沈家蔚和他对20世纪共产主义的反思
10月2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均在头版凸出两大主题，一是中东地区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以及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导弹袭击，二是法国政府新总理巴尼耶日前在国民议会阐述的施政纲领。关于中国，«费加罗报»文化副刊刊登文章，介绍ARTE电视台今晚关于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艺术家沈嘉蔚的纪录片。
中东：向爆发区域战争的方向又迈出一步？
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之际，长年支持真主党的伊朗日前向以色列发射上百枚导弹，并警告以色列切勿反击。财经报刊«回声报»的头版标题写着：面对以色列，伊朗选择了军事升级。«解放报»、«费加罗报»、和«人道报»均在头版选择了导弹划破天空的照片。«费加罗报»的配图标题写着：以色列置身伊朗导弹炮火之下。«解放报»提出问题：在中东，战争会延申至何处？对当地爆发全面战争的担忧从未如此强烈。«人道报»则以“令人担心的一幕”为题，认为中东地区向爆发区域战争的方向又迈出了一步。«十字架报»头版头条聚焦黎巴嫩南部某地，夹在以色列军队和真主党民兵交战炮火下马龙派基督教信徒的命运。
法国新政府施政纲领：错误？务实？及格？闹剧？
法国7月初提前立法选举后的政治格局导致新政府难产。10月1日终于组成执政团队的新总理巴尼耶向国民议会阐述施政纲领。各报均特别关注新政府将如何在政治困局中，应对无米之炊难题。«十字架报»形容新总理的施政纲领犹如走钢丝。«回声报»指出，既没有议会多数，又面对巨额债务，巴尼耶宣布将出台最近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税收措施，是要从提高税收开始。，该报的社评文章认为政府选错了措施，问题的关键不在税收不足，而在于公共支出过度。«费加罗报»的头版标题以“务实”和“妥协”来评价巴尼耶的施政大纲。头版社评文章认为，政府总理说了很多，但实际内容很少。承诺要加税，却没看到要缩减开支。作者担心，因为躲过了危险的左翼的窃喜将让位于对右翼的失望。
«解放报»的社评文章评价巴尼耶的施政纲领勉强过关，但令人心安。文章对巴尼耶眼前处境似乎颇为理解，指出，纲领阐述虽然明显十分模糊，但对巴尼耶的任命既不是什么政府共识的产物，也没有议会多数做支撑。他的施政纲领是一位右倾政府的领头人能够拿出的最不差的表述。
法共«人道报»仍然对左翼政党联盟在提前立法选举中胜出，却要面对一位右翼政党的政府总理耿耿于怀，认为由出自立法选举中得票率只有6%的政党的巴尼耶向国民议会阐述施政纲领，由两个最被选民排斥的政党，按照一张与选民投票表达的意愿完全相反的路线图执政，这是任何民主国家都不会有的闹剧，
ARTE纪录片：艺术家沈家蔚和他对20世纪共产主义的反思
法德电视台ARTE今晚播出一部关于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艺术家沈嘉蔚的纪录片。«费加罗报»刊文介绍说，现年76岁的沈嘉蔚曾是毛泽东式政治宣传的官方艺术家。如今他流亡澳大利亚。他的工作室的墙面上是四幅巨幅画作。最高的一幅高7.2米。沈嘉蔚自20年前就开始这些创作，分四个阶段讲述20世纪共产主义的历史。这四个阶段分别是：乌托邦、共产国际、古拉格和土星。画面上有托洛斯基、列宁、马克思、毛泽东等众多人物。这部纪录片意在展现巴比塔如何打破一个国家的话语禁区。沈嘉蔚向记者表示，中国严格控制历史叙述，最近十几年来，这种控制进一步收紧。他解释说，他之所以十分谨慎，是因为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在中国。而终其一生，他一直追寻真相。所以他选择了历史话题作画。他的目的是以视觉语言带领人们去思考。沈嘉蔚1948年出生于上海，接受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教育。他向记者表示，他不认为列宁是坏人，但是列宁主义将这一主义下的领导人变成了专断独行的暴君。他留下的遗产催生了斯大林和毛泽东。«费加罗报»文章写道，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公民的沈家蔚和他的妻子谈到母国时措辞温和、四平八稳、泛泛而谈，仿佛言论审查依然在他们的头顶盘旋。沈家蔚介绍说，在古拉格画作中，有两名女子形象。一名尚且年轻，另一名已濒临死亡。但两者体现的都是俄罗斯著名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1946年被逐出苏联作家协会。但这位斯大林时代清醒的批评者曾在1965和1966年两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她的两任丈夫都死于共产政权。她自己也在1966年离世，她的诗作只是在20年后才得以全集出版。这幅画是在向她致敬。该纪录片今晚22点50分在ARTE电视台播出。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6%B3%95%E5%9B%BD%E6%8A%A5%E7%BA%B8%E6%91%98%E8%A6%81/20241002-arte%E7%BA%AA%E5%BD%95%E7%89%87-%E8%89%BA%E6%9C%AF%E5%AE%B6%E6%B2%88%E5%AE%B6%E8%94%9A%E5%92%8C%E4%BB%96%E5%AF%B920%E4%B8%96%E7%BA%AA%E5%85%B1%E4%BA%A7%E4%B8%BB%E4%B9%89%E7%9A%84%E5%8F%8D%E6%80%9D
Thursday, 30 May 2024
评论 | 程晓农：共产党政权的改革宿命
反腐倡廉在中国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和政策。然而，很少有人认真地问一句，共产党干部自称大公无私的“先锋队”,为什么共产党国家干部的贪腐从来都屡禁不止，而提倡共产党干部保持清廉，却比民主国家难得多呢？事实上，共产党干部的贪婪和虚伪证明，共产党政权本来就建立在自欺欺人的基础之上，而反腐倡廉则是一个共产党干部永远挂在嘴上、却难以兑现的宣传。中共推行经济改革四十五年，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三个悖论，即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现在中国政权面临的局面，已经不是经济改革能不能推进的问题了，而是中共再也跳不出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的怪圈。
一、共产党干部多半是贪腐“先锋队”
习近平经常“教导”中共的各级干部，要“不忘初心”。初心者，入党誓词也。中共的入党誓词中，有“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之语。事实上，共产党政权的制度特征显示，这些誓词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比如，“执行党的决定”和“严守党的纪律”，就是对立的。
中共党章第二条写明，“共产党员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是党纪；而中共从延安时代开始，却明确规定了各级干部的“待遇”，直到今天。“干部待遇”这种特权的分配，不都是“党的决定”吗？中共多少代的各级干部，发生过公开反对这种特权制度的故事吗，从未听闻。
其实，共产党的干部谋求私利和特权，本来就是共产党政权的特征，其党内诸人无不知晓；反对者即反对“党的决定”，“反党”也。当年在延安批评共产党干部特权制度的王实味，不就被共产党砍头了吗？
延安时代的“干部待遇”和特权，建立在南泥湾种贩鸦片的经济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之后，“干部待遇”和特权就建立在共产党资本主义这种制度之上了。即使有少数干部不贪不腐，或者属于“九品”之外的“未入流”，不易贪腐，他们也从来不曾按照党章第二条的要求，反对过党规定的干部特权。这就是共产党干部的虚伪人性。
中共制度史上最大的一次鼓励贪腐政策，就是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国企“改制”，上千万国企员工下岗，而几十万共产党的经济管理干部，则受政策的鼓励和保护，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资本家。因此，称共产党干部多半是贪腐“先锋队”，并不过分。
二、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一个悖论：官场悖论
抓贪官是习近平上任以后的目标，他在高层权力斗争中巩固并扩大权力，用的是以贪腐问罪政敌的手法。为什么习近平不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对腐败只蜻蜓点水，不出重手，而是不断地整肃官场，造成官员人人自危？
实际上，习近平抓贪官而屡抓不尽，是因为反腐倡廉在共产党国家乃是虚应故事，真正影响共产党政权寿命的，是共产党的“官场悖论”。所谓的“官场悖论”就是，官员的为官动力乃是特权和贪腐，但官员们贪腐的结果，却从整体上撼动共产党政权的存续。
从历史上看，中共官员并不是从建立政权开始就人人敢贪腐的。共产党干部为政，并非民选，而是上选。他们为官图什么？表面上是权力，但并非每个官都能升迁，所以升迁并非当官的唯一动机，贪腐则是不言而喻的重要动力。
中共建立政权后，官员们的仕途经历过几个阶段。一开始，官员们都是初次管理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还需要熟悉情形，因此的确不太肆无忌惮。不过，那时照样也有贪官，还曾被枪毙过几个。
然后，整个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官场不断有派系整肃，因为毛泽东要建立个人独裁。所以，在这个阶段，官员基本上忙于执行上级任务，要站好队，不被上面的权力斗争牵进去。然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部分官员被罢官了，自身难保，就谈不上特权和贪腐了；但文革中在地方掌权的军队干部和造反派干部，他们的贪腐行为并不少见，只是无人揭露批判而已。
改革开放以后，从1978年到1988年，经济改革一直在计划经济的鸟笼里实行，大规模贪腐的机会不是很多。80年代改革初期曾出现了“官倒”，即有权势的官员勾结干部子弟，倒卖紧俏物资的计划指标，从中牟利。这是贪腐活动的“试水期”。
真正的贪腐合法化是朱镕基开启的。1997年朱镕基为了救银行，也为了加入WTO，打开了贪腐的大门。在国企私有化（即“改制”）的过程中，官员们发现，原来现在中央允许腐败了，从此就格外地胆大妄为。由于这件事属于政治禁区，所以中国现在几乎没人敢公开谈论其中的奥秘。
到了习近平上任几年后，中国的贪官们纷纷把捞来的财产转移境外，造成2015年和2016年间外汇储备减少一万亿美元，终于暴露出了“官场悖论”的后一个层面，即贪腐的共产党干部集体撼动了共产党政权的存续。
三、共产党国家两条改革路径的相反结果
西方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一直有一种非常幼稚的说法，以为共产党政权实行经济改革以后，中产阶级要民主化，然后就会发生民主化浪潮。这种想法源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一度流行的现代化理论。这种想法把非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发展，混同于共产党政权的改革，原因是对共产党政权改革过程的无知。
实际上，共产党政权的改革有两种，一种是先民主化后经济自由化，另一种是先经济自由化。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先后顺序，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吗？实际上，后一条路径根本就不会在经济自由化之后产生政治民主化。可以说，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两条路径的结局是完全相反的，但到现在为止，西方的学者还是没搞清楚其中的奥秘。
共产党政权推行改革，会有上述两条路径，那共产党官员们可能倾向于哪一种路径呢？其实，不管他们偏好哪一条路径，对大多数人来说，目的都是一样的，发财。至于什么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不同的路径，其实是看最高领导人愿不愿意放弃军权、愿不愿意放弃对政权的垄断。
要是最高领导人不与顽固的军方高层勾结，那其他的高层官员就敢推动民主化，就像苏联那样。而中国因为有个人掌握军权的邓小平，他绝对不肯放弃政权，而且他的家族因为腐败而遭到社会不满，他也不敢放弃军权，因此中国就只能单一推行经济自由化了。
无论哪一种改革路径，一开始都是共产党官员们推动的。那中国和苏联这两种路径的实质区别在哪里，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来没解释清楚过。其实，这两条路径的简单区别在于，苏联是“先换装后发财”，中国是“先发财不换装”。所谓的“换装”，指的是支持改革的共产党官员们的政治包装。这样的政治包装，就象穿一件面子为红色、里子为白色的夹克。
那想发财的红色背景权势人物如何穿这件“夹克”，是红色对里、白色对外，还是红色对外、白色对里？俄罗斯的原共产党官员支持政治改革时，是把夹克反穿，白里子朝外，所以由共产党官员组成的苏联最高苏维埃1991年底投票通过了决议，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共产党，因为“换装”有利于发财。
中共坚持不“换装”，是因为这样有利于发财，而“换装”却可能送命。所以，共产党政权的官员们之大多数选择哪条改革路径，他们的“夹克”是面子朝里，还是面子朝外，全看官员们的利益需要。而无论他们走哪一条改革路径，贪腐都是共产党官员们支持改革的最大动力。
四、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二个悖论：改革悖论
经济改革在共产党国家并非一条富强国家的康庄大道。只要共产党政权推动经济改革，就一定会产生第二个悖论，我称之为“改革悖论”。所谓的“改革悖论”就是，不改革中共活不好，改革了中共照样活不好。因为共产党政权推动的经济改革，必然演化为一波又一波的贪腐高潮，不打击贪腐，外汇储备会被掏空；打击了贪官，各级官员就活不好了。
中国的经济改革，继国企私有化之后，是大规模引进外资过程中的普遍受贿；然后就进入了围绕房地产开发而出现的全国性贪腐高潮。当时各级官员无不额手称庆，上下其手，迅速致富。这时，大规模、大范围的贪腐就渐渐对中共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为什么“改革悖论”中，改革了中共照样活不好，其直接原因是，贪官发财后没有安全感，必须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会造成外汇储备枯竭；而间接原因是，一旦为了堵住贪官资产外流，而展开打击贪官的行动，就会造成官场的严重不满。毕竟中共政权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官员们在反贪运动中心惊胆战，最后就会以“躺平”来敷衍政事，上令不出中南海。
本来官员们以为，改革就是有权力的人发财的过程。没想到，习近平上台后，官场变天了。贪腐的共产党资本家肯定会抵制民主化，在这点上，习近平跟贪腐的官员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发财之后官员们转移资产的自保行为，会断送中共政权，这就使当家的习近平跟大部分官员的个人利益发生了巨大冲突。
习近平抓贪官抓不完，是因为经济改革后贪官的为官动力就是贪腐；习近平之所以必须抓贪官，是因为不抓他们，共产党政权会在经济上垮掉。这后半个原因，习近平是永远不愿意承认的。“官场悖论”和“改革悖论”这两个悖论，构成了中共的宿命，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所谓“改革是找死”，并非改革诱发中产阶层要求民主化的社会运动，而是改革之后中共的官场全面腐败，当年那个令行禁止的集权政党就衰败了。
五、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三个悖论：打贪悖论
习近平推进反贪运动之后，就必然陷入“打贪悖论”，即不打贪，政权不稳；而打贪之后就无法松手，否则习近平必定遭到党内的严厉清算和报复。
习近平现在是按照挽救中共政权的政治需要在抓贪腐，哪个部门、哪个环节当下对中共的经济困境影响比较大，他就在哪里抓人。这些人完全不冤枉，每个人都捞足了钱。那习近平抓人越多，中共的施政就变得越顺利吗？相反，抓人越多，树敌也越多；而党内树敌越多，习近平就越不敢放弃打贪，不然的话，各级贪官的大规模反弹，会把斗争矛头集中到他身上。
讲到底，习近平无法承认一个事实，抓贪官这件事，习近平和官员们之间，其实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内斗。这样的内斗意味着，不抓贪官，中共政权会在经济上被自己人掏空；而不停地抓贪官，只不过会延缓中共政权经济上被掏空的过程，却无法终止贪官们继续掏空中国经济的无组织集体行动，同时逐步累积党内对习近平的严重不满。
习近平不知道这一点吗？他当然知道，但他也很清楚，自己就象唐·吉轲德那样，在独自与风车战斗。不斗下去，中共政权就会垮；但不断地抓人、清查，其实是在和整个官场作对，终非了局。
从道理上讲，民主化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但民主化不能清算整个共产党官员和整个共产党支持者群体。大多数民主化的前共产党国家，在这一点上都无法成功，中国也不会例外。经济自由化在先的中国，起初给世界的印象是，“中国模式”成功了；实际上，“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给大规模贪腐开通了最顺畅的道路，因而一度突飞猛进而已。这样的国家，不但民主化一定会扭曲，而且经济自由化也会慢慢地走上死路。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5302024103222.html
一、共产党干部多半是贪腐“先锋队”
习近平经常“教导”中共的各级干部，要“不忘初心”。初心者，入党誓词也。中共的入党誓词中，有“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之语。事实上，共产党政权的制度特征显示，这些誓词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比如，“执行党的决定”和“严守党的纪律”，就是对立的。
中共党章第二条写明，“共产党员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是党纪；而中共从延安时代开始，却明确规定了各级干部的“待遇”，直到今天。“干部待遇”这种特权的分配，不都是“党的决定”吗？中共多少代的各级干部，发生过公开反对这种特权制度的故事吗，从未听闻。
其实，共产党的干部谋求私利和特权，本来就是共产党政权的特征，其党内诸人无不知晓；反对者即反对“党的决定”，“反党”也。当年在延安批评共产党干部特权制度的王实味，不就被共产党砍头了吗？
延安时代的“干部待遇”和特权，建立在南泥湾种贩鸦片的经济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之后，“干部待遇”和特权就建立在共产党资本主义这种制度之上了。即使有少数干部不贪不腐，或者属于“九品”之外的“未入流”，不易贪腐，他们也从来不曾按照党章第二条的要求，反对过党规定的干部特权。这就是共产党干部的虚伪人性。
中共制度史上最大的一次鼓励贪腐政策，就是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国企“改制”，上千万国企员工下岗，而几十万共产党的经济管理干部，则受政策的鼓励和保护，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资本家。因此，称共产党干部多半是贪腐“先锋队”，并不过分。
二、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一个悖论：官场悖论
抓贪官是习近平上任以后的目标，他在高层权力斗争中巩固并扩大权力，用的是以贪腐问罪政敌的手法。为什么习近平不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对腐败只蜻蜓点水，不出重手，而是不断地整肃官场，造成官员人人自危？
实际上，习近平抓贪官而屡抓不尽，是因为反腐倡廉在共产党国家乃是虚应故事，真正影响共产党政权寿命的，是共产党的“官场悖论”。所谓的“官场悖论”就是，官员的为官动力乃是特权和贪腐，但官员们贪腐的结果，却从整体上撼动共产党政权的存续。
从历史上看，中共官员并不是从建立政权开始就人人敢贪腐的。共产党干部为政，并非民选，而是上选。他们为官图什么？表面上是权力，但并非每个官都能升迁，所以升迁并非当官的唯一动机，贪腐则是不言而喻的重要动力。
中共建立政权后，官员们的仕途经历过几个阶段。一开始，官员们都是初次管理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还需要熟悉情形，因此的确不太肆无忌惮。不过，那时照样也有贪官，还曾被枪毙过几个。
然后，整个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官场不断有派系整肃，因为毛泽东要建立个人独裁。所以，在这个阶段，官员基本上忙于执行上级任务，要站好队，不被上面的权力斗争牵进去。然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部分官员被罢官了，自身难保，就谈不上特权和贪腐了；但文革中在地方掌权的军队干部和造反派干部，他们的贪腐行为并不少见，只是无人揭露批判而已。
改革开放以后，从1978年到1988年，经济改革一直在计划经济的鸟笼里实行，大规模贪腐的机会不是很多。80年代改革初期曾出现了“官倒”，即有权势的官员勾结干部子弟，倒卖紧俏物资的计划指标，从中牟利。这是贪腐活动的“试水期”。
真正的贪腐合法化是朱镕基开启的。1997年朱镕基为了救银行，也为了加入WTO，打开了贪腐的大门。在国企私有化（即“改制”）的过程中，官员们发现，原来现在中央允许腐败了，从此就格外地胆大妄为。由于这件事属于政治禁区，所以中国现在几乎没人敢公开谈论其中的奥秘。
到了习近平上任几年后，中国的贪官们纷纷把捞来的财产转移境外，造成2015年和2016年间外汇储备减少一万亿美元，终于暴露出了“官场悖论”的后一个层面，即贪腐的共产党干部集体撼动了共产党政权的存续。
三、共产党国家两条改革路径的相反结果
西方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一直有一种非常幼稚的说法，以为共产党政权实行经济改革以后，中产阶级要民主化，然后就会发生民主化浪潮。这种想法源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一度流行的现代化理论。这种想法把非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发展，混同于共产党政权的改革，原因是对共产党政权改革过程的无知。
实际上，共产党政权的改革有两种，一种是先民主化后经济自由化，另一种是先经济自由化。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先后顺序，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吗？实际上，后一条路径根本就不会在经济自由化之后产生政治民主化。可以说，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两条路径的结局是完全相反的，但到现在为止，西方的学者还是没搞清楚其中的奥秘。
共产党政权推行改革，会有上述两条路径，那共产党官员们可能倾向于哪一种路径呢？其实，不管他们偏好哪一条路径，对大多数人来说，目的都是一样的，发财。至于什么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不同的路径，其实是看最高领导人愿不愿意放弃军权、愿不愿意放弃对政权的垄断。
要是最高领导人不与顽固的军方高层勾结，那其他的高层官员就敢推动民主化，就像苏联那样。而中国因为有个人掌握军权的邓小平，他绝对不肯放弃政权，而且他的家族因为腐败而遭到社会不满，他也不敢放弃军权，因此中国就只能单一推行经济自由化了。
无论哪一种改革路径，一开始都是共产党官员们推动的。那中国和苏联这两种路径的实质区别在哪里，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来没解释清楚过。其实，这两条路径的简单区别在于，苏联是“先换装后发财”，中国是“先发财不换装”。所谓的“换装”，指的是支持改革的共产党官员们的政治包装。这样的政治包装，就象穿一件面子为红色、里子为白色的夹克。
那想发财的红色背景权势人物如何穿这件“夹克”，是红色对里、白色对外，还是红色对外、白色对里？俄罗斯的原共产党官员支持政治改革时，是把夹克反穿，白里子朝外，所以由共产党官员组成的苏联最高苏维埃1991年底投票通过了决议，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共产党，因为“换装”有利于发财。
中共坚持不“换装”，是因为这样有利于发财，而“换装”却可能送命。所以，共产党政权的官员们之大多数选择哪条改革路径，他们的“夹克”是面子朝里，还是面子朝外，全看官员们的利益需要。而无论他们走哪一条改革路径，贪腐都是共产党官员们支持改革的最大动力。
四、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二个悖论：改革悖论
经济改革在共产党国家并非一条富强国家的康庄大道。只要共产党政权推动经济改革，就一定会产生第二个悖论，我称之为“改革悖论”。所谓的“改革悖论”就是，不改革中共活不好，改革了中共照样活不好。因为共产党政权推动的经济改革，必然演化为一波又一波的贪腐高潮，不打击贪腐，外汇储备会被掏空；打击了贪官，各级官员就活不好了。
中国的经济改革，继国企私有化之后，是大规模引进外资过程中的普遍受贿；然后就进入了围绕房地产开发而出现的全国性贪腐高潮。当时各级官员无不额手称庆，上下其手，迅速致富。这时，大规模、大范围的贪腐就渐渐对中共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为什么“改革悖论”中，改革了中共照样活不好，其直接原因是，贪官发财后没有安全感，必须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会造成外汇储备枯竭；而间接原因是，一旦为了堵住贪官资产外流，而展开打击贪官的行动，就会造成官场的严重不满。毕竟中共政权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官员们在反贪运动中心惊胆战，最后就会以“躺平”来敷衍政事，上令不出中南海。
本来官员们以为，改革就是有权力的人发财的过程。没想到，习近平上台后，官场变天了。贪腐的共产党资本家肯定会抵制民主化，在这点上，习近平跟贪腐的官员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发财之后官员们转移资产的自保行为，会断送中共政权，这就使当家的习近平跟大部分官员的个人利益发生了巨大冲突。
习近平抓贪官抓不完，是因为经济改革后贪官的为官动力就是贪腐；习近平之所以必须抓贪官，是因为不抓他们，共产党政权会在经济上垮掉。这后半个原因，习近平是永远不愿意承认的。“官场悖论”和“改革悖论”这两个悖论，构成了中共的宿命，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所谓“改革是找死”，并非改革诱发中产阶层要求民主化的社会运动，而是改革之后中共的官场全面腐败，当年那个令行禁止的集权政党就衰败了。
五、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三个悖论：打贪悖论
习近平推进反贪运动之后，就必然陷入“打贪悖论”，即不打贪，政权不稳；而打贪之后就无法松手，否则习近平必定遭到党内的严厉清算和报复。
习近平现在是按照挽救中共政权的政治需要在抓贪腐，哪个部门、哪个环节当下对中共的经济困境影响比较大，他就在哪里抓人。这些人完全不冤枉，每个人都捞足了钱。那习近平抓人越多，中共的施政就变得越顺利吗？相反，抓人越多，树敌也越多；而党内树敌越多，习近平就越不敢放弃打贪，不然的话，各级贪官的大规模反弹，会把斗争矛头集中到他身上。
讲到底，习近平无法承认一个事实，抓贪官这件事，习近平和官员们之间，其实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内斗。这样的内斗意味着，不抓贪官，中共政权会在经济上被自己人掏空；而不停地抓贪官，只不过会延缓中共政权经济上被掏空的过程，却无法终止贪官们继续掏空中国经济的无组织集体行动，同时逐步累积党内对习近平的严重不满。
习近平不知道这一点吗？他当然知道，但他也很清楚，自己就象唐·吉轲德那样，在独自与风车战斗。不斗下去，中共政权就会垮；但不断地抓人、清查，其实是在和整个官场作对，终非了局。
从道理上讲，民主化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但民主化不能清算整个共产党官员和整个共产党支持者群体。大多数民主化的前共产党国家，在这一点上都无法成功，中国也不会例外。经济自由化在先的中国，起初给世界的印象是，“中国模式”成功了；实际上，“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给大规模贪腐开通了最顺畅的道路，因而一度突飞猛进而已。这样的国家，不但民主化一定会扭曲，而且经济自由化也会慢慢地走上死路。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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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1 August 2023
【译丛】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告诫青年摈弃社会主义
来源：华盛顿邮报 | 观点栏目
作者：马克.A.蒂森（ Marc A. Thiessen）专栏作家
美国东部时间 2023 年 8 月 16 日
波兰格但斯克市（Gdansk）—1989 年 1 月，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来到这里与团结工会一起游行，那是一场促使苏联共产主义和平解体的运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带着我的孩子们重返格但斯克，继续解剖共产主义，并拜会成功推翻了共产主义的人物莱赫.瓦文萨。
在推倒铁幕的巨人中，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瓦克拉夫.哈维尔都已故去，只有瓦文萨仍然健在。他已79岁高龄，看起来仍像是领导反“无产阶级专政”工人起义的年轻电工；他迫使波兰的马克思主义政权承认了共产主义世界中第一个独立的工会；他被当局动用戒严法关进监狱，但他被下狱本身后来却成为谈判桌上迫使他的前共产党政敌允许进行自由选举的资本；作为新获得自由后波兰的第一任总统，他将他的前华沙条约国波兰牢牢地融入了西方体制。
坐在瓦文萨位于欧洲团结中心（the European Silidarity Center）—一座建在团结工会诞生地列宁造船厂旧址的博物馆—的办公室里，我就一项显示有半数美国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看法的民调向他请教。他对那些没有共产主义生活记忆的年轻人有何指教？他通过翻译说“许多年轻人实际上都是被愚弄而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加以接受”。“共产主义有很多大谈平等、空谈正义的浮华句子。… ……但一旦你开始将这种制度付诸实践，各种严重的灾难就接踵而至。然而，年轻人往往并不知道这一点。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经验，所以我们真的了解它到底是什么货色。因此，我强烈建议摈弃它”。
但是，他继续说，”你必须理解（年轻人）为什么要回归过去。他们回归过去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缺乏明确的答案和想法”。因此，他说，“民粹主义煽动家正在领导世界，因为民粹主义更容易赢得大众，而那些潜在地比煽动家和民粹主义者有更好解决方案的人必须醒悟过来。”
作为迫使苏俄军队离开波兰领土的总统，瓦文萨对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有何看法？“我很清楚，如果没能及时成功地加入北约，波兰的局势将会怎样。显而易见的是，俄国肯定会入侵波兰，而不是乌克兰，”他说。“我现在正竭尽全力帮助乌克兰，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在代替波兰抗击俄国。”
瓦文萨非常钦佩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他说：“泽连斯基和我都不是政客，我们都是务实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取得成功。”但瓦文萨担心，这位由喜剧演员变身而成的政治家下一步将会怎样。他说：“到目前为止，泽连斯基干得很棒，但真正的难题是在你必须转向和平解决方案的那一刻开始的。他能否找到一个和平解决方案。作为一个务实的人，我认为在那个阶段存在许多危险。但我祝愿他一切顺利。”
瓦文萨说，西方用以应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战略是缺乏力度的。“当然，只要俄国向我们开枪，我们就必须立即使用坦克反击。但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宣传战上，”他这样说。“团结工会为我们如何战斗树立了榜样。我们团结工会甚至连弓箭也没使用，更不用说坦克了，但我们摧毁了苏联。我们必须像团结工会那样，通过广播电台、电视、报刊等宣传手段，以政治方式进行战斗。我们应该影响地球上的每一个俄罗斯人，我们应该说服他们……‘你们的国家不应该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像（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样的独裁者。… 我们不是反对你们俄罗斯人。你们在战斗中毁灭，我们也在战斗中毁灭，这样做毫无意义。’ “
当被问及他在共产主义解体中的核心作用时，他表现得很谦虚。他说：“直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当选的那一刻，我一直在组织人们与共产主义者作斗争。20 年来，我只组织了 10 个人。在这 10 人中…… 有两名是（秘密警察）特工。但是当…… 约翰.保罗二世成为教皇时，我突然拥有了1000万支持者。”瓦文萨说，当教皇于 1979 年来到波兰时，甚至连秘密警察成员也参加了教皇的弥撒和与波兰人民的聚会。“我们认识许多秘密警察，我们看着他们。我们知道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是萝卜—外红内白的两面人。所以我们不再害怕他们。”
他说：“如果没有教皇，共产主义将会持续很久。… ……教皇实际上加快了共产主义崩溃的进程……在以不流血和非暴力的方式终结共产主义最后的苟延残喘方面，教皇发挥了重要作用。”
瓦文萨希望人们如何记住他呢？他说：“我并不太在意如何被人们记住，我已经尽我所能，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我付出了我所能付出的一切，我以诚实和简单的方式行事，没有任何私心杂念。”
然后他转向我17岁、20岁和21岁的三个孩子，说道：“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关心你们这一代人的成功，因为只有你们的成功才能在某种程度上保证我的成功，保证团结工会的成功。… 如果你们成功了，人们就会称赞我。如果你们不成功，人们就可能会诅咒我！所以，我的遗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们的成功。”瓦文萨和团结工会送给了我的孩子和他们这一代人一份大礼，一个自由、繁荣而和平发展的世界；现在，守住还是挥霍掉这份遗产就是他们这代人的抉择。
马克.A.蒂森为《华盛顿邮报》撰写外交和内政专栏文章。他是美国企业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研究员，也是乔治.W.布什总统前首席演讲撰稿人。
原文链接：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3/08/16/walesa-socialism-ukraine-legacy/
【译丛】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告诫青年摈弃社会主义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1120
Saturday, 30 April 2022
危险的11%
来源:
民报
俄乌战争进入两个月，26日，基辅市民聚集在象征俄乌友好的纪念碑前，用怪手拆掉纪念碑，这座纪念碑高达八公尺，建立于1982年，庆祝苏维埃建政60年，当年的设计师也来到现场说：“这个纪念碑已经失去意义，俄罗斯是我们最大敌人。”
类似这样的纪念碑还有60几座，设立在很多城市，制造出很多亲俄罗斯人士，而这些人，今天却是俄乌战争的起源，不知道每天高喊“中台一家亲”的台湾人有何感想？
苏联曾经是乌克兰心目中伟大祖国，当年，俄罗斯、白俄和乌克兰，携手建立了苏联帝国。乌克兰气候温暖，成为祖国最大粮仓，也是工业原料基地，又有黑海出海港，给苏联通向大海的通行证。这三国为了一个伪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企图建立一个乌托邦社会。
但是，数十年实验结果证明，单一意识形态统治，对人性的伤害，对生命的迫害无与伦比。二战后，纳粹党和共产党，被视为人类社会最大威胁，乌克兰人经历史达林集体农场的疯狂，数百万人饿死，最后发现自由才是人类唯一出路，也因为这个发现，变成俄罗斯愤怒攻打乌克兰的荒谬理由，原来，祖国的原貌就是这样，你不想亲，就要挨揍。
30年前，乌克兰拆掉列宁铜像，以为可以得到自由；如今，拆掉俄乌友谊纪念碑，因为，只有用自己的生命付出，才能得到救赎。
伟大祖国通常很虚幻，而且短暂，“伟大”两字经常被滥用，变成广告。
被称为老共铁杆兄弟的巴基斯坦，最近已经给伟大祖国难堪了。
前天，信德省首府克拉奇的中共孔子学院专车，遭到恐怖攻击，四位老师死亡。攻击者表明身分，来自俾路支解放组织，这个解放组织在2000年成立于俾路支省。
俾路支族在历史上，曾经是独立汗国，后来被阿富汗，巴基斯坦统治，因此，分离主义长期盘据此地，巴基斯坦政府认为，俾路支解放军后面，接受印度支援，这也是印巴冲突原因。
俾路支解放军选定“一带一路”中国人下手，原因是俾路支刚好在“中巴经济走廊”路上，俾路支人认为，自己的资源被中国掠夺。去年，俾路支军也攻击瓜达尔港中国工人，2018年，中国领事馆也遭到攻击。
但是，找麻烦还不只是俾路支解放军，去年，达苏发生中国工人被攻击，九人死亡，凶手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这些塔利班组织里面，很多人是被中共迫害，逃出新疆的维吾尔族。
共产扩张的“一带一路”，对中国人而言，已经是险地，问题是，伟大祖国的战狼，没有派人来拯救，证明一件事“伟大祖国善于吹牛”。
上海封城，出现一名住在高档社区的法国老外，跑出来要寻死，又被强制抓回去，法国领事馆只好出面说明，“当地法国人封城，不会缺乏粮食，甚至还可以出来散步。”这下子网路炸锅，一位上海人说：“你看，老外在上海享受特权。”一位网民说：“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伟大祖国撑住。”另一位网民说：“没错，我们背后也有伟大祖国，只是祖国不一样。”
最近，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最新统独民调，俄乌战争后，独立声浪来到53%，支持统一来到11%，这些被祖国勾魂的11%，如同乌东亲俄人士，是引发战争危险的11%。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204/%E5%8D%B1%E9%99%A9%E7%9A%8411.html
民报
俄乌战争进入两个月，26日，基辅市民聚集在象征俄乌友好的纪念碑前，用怪手拆掉纪念碑，这座纪念碑高达八公尺，建立于1982年，庆祝苏维埃建政60年，当年的设计师也来到现场说：“这个纪念碑已经失去意义，俄罗斯是我们最大敌人。”
类似这样的纪念碑还有60几座，设立在很多城市，制造出很多亲俄罗斯人士，而这些人，今天却是俄乌战争的起源，不知道每天高喊“中台一家亲”的台湾人有何感想？
苏联曾经是乌克兰心目中伟大祖国，当年，俄罗斯、白俄和乌克兰，携手建立了苏联帝国。乌克兰气候温暖，成为祖国最大粮仓，也是工业原料基地，又有黑海出海港，给苏联通向大海的通行证。这三国为了一个伪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企图建立一个乌托邦社会。
但是，数十年实验结果证明，单一意识形态统治，对人性的伤害，对生命的迫害无与伦比。二战后，纳粹党和共产党，被视为人类社会最大威胁，乌克兰人经历史达林集体农场的疯狂，数百万人饿死，最后发现自由才是人类唯一出路，也因为这个发现，变成俄罗斯愤怒攻打乌克兰的荒谬理由，原来，祖国的原貌就是这样，你不想亲，就要挨揍。
30年前，乌克兰拆掉列宁铜像，以为可以得到自由；如今，拆掉俄乌友谊纪念碑，因为，只有用自己的生命付出，才能得到救赎。
伟大祖国通常很虚幻，而且短暂，“伟大”两字经常被滥用，变成广告。
被称为老共铁杆兄弟的巴基斯坦，最近已经给伟大祖国难堪了。
前天，信德省首府克拉奇的中共孔子学院专车，遭到恐怖攻击，四位老师死亡。攻击者表明身分，来自俾路支解放组织，这个解放组织在2000年成立于俾路支省。
俾路支族在历史上，曾经是独立汗国，后来被阿富汗，巴基斯坦统治，因此，分离主义长期盘据此地，巴基斯坦政府认为，俾路支解放军后面，接受印度支援，这也是印巴冲突原因。
俾路支解放军选定“一带一路”中国人下手，原因是俾路支刚好在“中巴经济走廊”路上，俾路支人认为，自己的资源被中国掠夺。去年，俾路支军也攻击瓜达尔港中国工人，2018年，中国领事馆也遭到攻击。
但是，找麻烦还不只是俾路支解放军，去年，达苏发生中国工人被攻击，九人死亡，凶手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这些塔利班组织里面，很多人是被中共迫害，逃出新疆的维吾尔族。
共产扩张的“一带一路”，对中国人而言，已经是险地，问题是，伟大祖国的战狼，没有派人来拯救，证明一件事“伟大祖国善于吹牛”。
上海封城，出现一名住在高档社区的法国老外，跑出来要寻死，又被强制抓回去，法国领事馆只好出面说明，“当地法国人封城，不会缺乏粮食，甚至还可以出来散步。”这下子网路炸锅，一位上海人说：“你看，老外在上海享受特权。”一位网民说：“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伟大祖国撑住。”另一位网民说：“没错，我们背后也有伟大祖国，只是祖国不一样。”
最近，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最新统独民调，俄乌战争后，独立声浪来到53%，支持统一来到11%，这些被祖国勾魂的11%，如同乌东亲俄人士，是引发战争危险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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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7 September 2021
中共要制造共产香港？
来源:
自由亚洲
如果十年前有人说香港要成为共产香港，那很有可能会被批评是危言耸听或哗众取宠，如果是今年年中，那就会被批评为唱衰香港及对一国两制缺乏信心。习近平正式推出“共同富裕”政策后，大型上市公司如腾讯及阿里巴巴等等都被迫主动“捐出”大量盈余给国家。大家本以为这种“共同富裕”政策不至于波及香港。然而，后来情况开始急速变化，根据《路透社》引述所谓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官员曾在今年一会议中，要求与会的香港主要地产商，“除了守规矩，还要爱国”，他们甚至被告知“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强调北京不再容忍垄断行为。再加上恒大濒临破产事件，导致香港地产股的黑色星期一，四大地产商股市暴跌，市值缩水八百忆港元，恒基地产下挫超过13%，李兆基家族失血155亿，长江实业跌幅9.3%最少。
传统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病就是垄断。一直以来，资本主义强调甚至鼓励竞争，竞争激发人的上进心及企图心，这样人类才会进步。不过，竞争结果必然出现成功者及失败者，成功者会慢慢垄断。北京如何阻止垄断？要阻止垄断不外乎就是干预的借口。其实近年，港资在投地上缺乏积极性，或许是地价太高，又或者是由于担心政治不稳定会带来房价下跌压力，反而是中资地产商比较积极。北京政府如果是要阻止垄断，那就要针对所有在香港投资的地产商。
当然，在中共眼里，香港地产商的问题是囤地太多，过去低价买入的地现在都是暴利。有趣的是，香港首富李嘉诚近日出脱在上海囤积很久的地，赚取丰厚利润。看在习派眼里，这种靠地价上涨而无本生利的行为，正是最为令人生厌的。共产党斗地主本来就不是新鲜事，近日愈演愈烈的恒大地产濒临破产的情形或许反映习政权的斗地主措施，我们不清楚恒大案是否牵涉传闻中的江习斗，但恒大案后非常有可能会有更多中国地产商出现财政状况。
习近平上台后，香港媒体被迫停办，政治被操控，法制被破坏，公民团体被清算，没想到现在连经济领域都被大力干涉。中国持续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北京当局要求香港的地产大亨，除了遵守《国家安全法》之外，还必须回馈社会，并解决香港房屋短缺的问题。中国官员并将香港2019发生的反送中运动归咎于当地的高房价。他们责怪香港地产商很显然是要推卸责任，真正的罪魁祸首当然是北京及港府。
游戏规则的确变了，香港人成为次等人，本土地产商曾对香港的政治领导竞选与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往后不能再期待在政治上有任何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连香港官员都要成为傀儡，地产商当然也逃不掉。一些不听话的如郭氏兄弟及刘銮雄都因不同的弊案被整肃，剩下比较听话的之后会有什么下场，恐怕不用等太久就有分晓。香港地产商被整顿，其它行业呢？会不会都要无偿分享利润？左派人士或许已经开始相信共产香港不是梦。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109/%E4%B8%AD%E5%85%B1%E8%A6%81%E5%88%B6%E9%80%A0%E5%85%B1%E4%BA%A7%E9%A6%99%E6%B8%AF%EF%BC%9F.html
Wednesday, 31 March 2021
華西村：一場中國共產主義實驗的破滅
2021年3月30日
from BBC中文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6563870
近日，大量中國村民冒雨排隊在華西村2號金塔兌付現金的視頻（金塔是集餐飲、賓館、會客、觀光於一身的塔樓，是華西村的標誌性建築，被譽為「天下第一塔」）在社交媒體抖音和微博上廣泛流傳，隨後華西村遭「擠兌」的新聞在中文互聯網逐漸發酵。
華西村，在中國被稱為天下第一村，位於江蘇省無錫市江陰市華士鎮西部，總面積35平方千米，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便以村內「人人開豪車、住別墅」聞名海內外。自成立之初，「集體主義」便滲入華西村所有行為範式，被中國中央政府視為「集體主義經濟模式」的典型。
華西村第一任黨委書記、一手締造了華西村傳奇的吳仁寶，曾是中國共產黨的十屆、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六、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並受到中共歷任總書記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接見。
在此之前數年，關於華西村破產、負債、神話破滅的消息已在民間悄然流傳。隨著吳仁寶的去世及其將華西村的權杖交於其四子吳協恩（華西村現任黨委書記），華西村常年依賴的「強人模式」背後的種種問題漸次暴露。
數家中文媒體試圖報道此事，觀察者也期待一個全面評價和反思由中共主導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模式是否可能的機會。但由於其巨大的敏感性，關於華西村的中文媒體報道和公共討論，流傳幾日之後，又已被中國官方強力停止。
「強人」與共產主義
華西村建村於1961年。彼時，華西村與中國國內眾多鄉村並無差別，人均年收入不足二十元人民幣，村民常年在溫飽線上掙扎。
但因20世紀50年代全國範圍的經濟困難，被迫剝離江蘇省江陰縣華士瓠岱鄉人民政府財糧委員這一「國家幹部」身份。不得已調往華西村的吳仁寶的出現，使得華西村一騎絶塵，經過多年發展後成為享譽中國的「天下第一村」。
據中國媒體《今日中國》報道，20世紀60年代，在全國都在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時，時任華西村黨委書記的吳仁寶便偷偷辦起了小磨坊和小五金廠，成為村子裏「先富起來的人」。80年代全國農村響應鄧小平號召的分田到戶的農村改革時，吳仁寶沒有跟風，而是堅持走做大、做強集體經濟的道路。
這些行為在當時非常冒險，但後來華西村備受中央最高領導人肯定，為吳仁寶贏得了大膽、思路開闊的美譽。
不過美譽背後吳仁寶也有相對保守和遵循傳統的一面。據悉，他晚年最器重、並成功接班的四子吳協恩早前曾被吳仁寶夫婦送養，並在適婚年齡入贅女方家。
在中國農村地區，兒子多，意味著家窮、分到的田地少，最小的兒子會很難娶到媳婦，所以通俗的做法就是把最小的兒子送給別人，成年後入贅到沒有兒子的家庭，自家的家庭財產則由其他兒子共同繼承。該習俗多年來一直延續，以致到後來即使家庭條件允許，墨守成規，兒子多的家庭，也多會選擇將最小的兒子送走。而在吳協恩之前，吳仁寶已有三個兒子。
談及吳仁寶，相較於外界的讚美美譽，華西村上了年紀的村民則說：「老書記在村子裏永遠穿著黑布鞋，那麼多企業家和官員來華西村給他送禮，但他平時根本不吃那些山珍海味，就吃麵條和雞蛋，特別簡樸，和我們這些村民都是一樣的。」
梳理華西村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華西村真正的轉機出現在1992年3月1日，彼時恰逢鄧小平南巡結束。同樣據《今日中國》報道，3月1日凌晨3點鐘，華西村的主要村幹部接到總機通知參加緊急會議。
在會上，吳仁寶宣佈了他對時局的判斷：「鄧小平講話了，經濟要大發展」。當時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內容還沒有傳達至基層，但位於廣東省的《深圳特區報》刊載的8篇評論文章引起了吳仁寶的注意，《今日中國》報道稱，吳仁寶敏銳地意識到這些文章傳達的是鄧小平思想。
公開信息顯示，鼓勵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縮小貧富差距並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打擊政府官員腐敗、治理社會道德滑坡是鄧小平此番南巡講話提出的應在改革中解決的問題。其中篇幅最大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讓吳仁寶看到了希望。
於是，他進一步判斷，經濟發展必然導致原材料漲價，於是連夜開會，定下了「借錢吃足」的策略，借款2000餘萬元，又從銀行貸款6000萬元，購進了鋼坯等大量原材料。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傳遍中國後，原材料價格應聲上漲。因此，外界盛傳「吳仁寶開了一個會，賺了一個億」。
這筆財富，成為華西村騰飛的第一桶金。
但不同於《今日中國》的報道，一位接近吳仁寶的人士表示，相較於外界盛傳的鄧小平南巡講話，助力華西村「起家」的鋼鐵原料——廢鐵軌鋼，依賴的實為色彩強烈的內幕交易。「這是華西村發展的根基，但鋼鐵的利差不可能持續」，上述人士指出。
作為華西村財富的源頭，鋼鐵產業在過去多年是華西村的支柱產業。即使現在中國全國鋼鐵行業低迷，鋼鐵收入仍是華西村整體營收的主要組成部分。
從毛澤東時期號召的全民大煉鋼鐵開始，鋼鐵產業一直是中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產業，有分析指出中國鋼鐵行業以強大且豐富的產能強力支撐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復蘇。
憑借鋼鐵積累的大量財富，華西村內部於90年代掀起了一場社會主義革命。如，集中村民原有的宅基地，為每戶村民修建風格統一的別墅，並在村內建立了免費的醫療和教育體系。但不同於村民原有的自建房屋，村民們對別墅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這意味著別墅無法在市場進行交易。
同時，華西村徵收農民的耕地後，解放了大量勞動力，在原有耕地上建設了大量的包括襪子廠、紡織廠在內的工廠，鼓勵村民去工廠上班，並成立了由村委會控制的華西集團，集團每年年底會給村民分紅，近年每年每人平均十萬餘元左右。
公開信息顯示，早在2004年華西村村民的人均工資已達到12.26萬元，是中國農民平均工資的41.76倍，城鎮居民平均工資的13.01倍。
華西村因此也被譽為「在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成長起來的先進典型，是中國農村發展的一面旗幟」。
不過每年集團發放給村民的分紅，僅有20%會以現金形式發放，其餘部分直接存入華西村村委會，村民們需要辦理諸如嫁娶之類的大事時，方可向村委會提交申請，支取所需資金，而且會被村委會以厲行節約為由減少支付額度。「比如申請支取10萬元，最後村委會可能只會給4萬」，一位祖籍為華西村的網友通過微博私信表示。
華西的「秘密」
中國青年經濟學者溫克堅曾特意前往華西村進行調研，在後來發佈的文章中，他評價到，「華西村更像是個人造景點，外來人員很難見到普通的村民」。
同時他在文章中引用曾在華西村進行蹲點調查的記者的感受，指出華西村在應對媒體和參觀者方面非常專業，感覺總有一張無形的網把來訪者和真實的世界給隔絶了。
「偶爾也能遇到一些村民，但村民的回答更像是標凖答案」。
2007年，中共黨報《人民日報》運營的論壇強國論壇曾組織網友前往華西村探訪，但是後來披露出來的文字均是網友和華西村負責宣傳的黨委的座談會。自始至終華西村的村民都是作為灰色的背景存在，沒有自己的面孔，發不出自己的聲音。
在這時期，華西村的宣傳資料顯示，有村民將70多歲的吳仁寶奉為神人。根據《中國新聞周刊》的報道，村裏有傳說，某天村裏搞活動，本來下著雨，但是老書記（吳仁寶）一到場，天氣很快就風和日麗了。
報道同時指出，即使華西村黨委書記的職位由吳協恩接棒後，吳仁寶仍在關鍵時刻發揮著關鍵作用。其中一次為2003年，當時吳協恩剛接任黨委書記不久，鋼材市場風向發生了變化，吳仁寶立即出手，指揮老部下拋空庫存，一個月後，鋼鐵價格果然大跳水。這讓很多學經濟的年輕人感到詫異：「難道老書記可以未卜先知？」
不過在互聯網愈發便捷、快速，拉近了人與人之間距離的時代，華西村種種虛幻縹緲的形象建設激發了部分網友的好奇心，他們不禁在網絡平台發問，「華西村有沒有麻將屋？」「有沒有賣淫嫖娼？」「有沒有鄰里糾紛？」「有沒有人炒股買彩票？」"有沒有城管？」「有沒有洗頭房？」
一部專供到訪華西村的人士觀看的弘揚華西村主旋律的宣傳片《華西之路》努力給出了答案。這部由華西村自己出資拍攝製作的宣傳片說，華西村已達到了新「三無」——無賭博、無封建迷信活動、無重大刑事犯罪和老「三無」——無上訪、無告狀、無暗鬥。
依然與社會陰暗面完全絶緣，繼續向外界展示出了「理想之地」的完美無瑕。
華西村命運的另一個轉折點發生在2013年。當年3月18日，吳仁寶因病醫治無效逝世。據悉，送別吳仁寶的人從華西村一直排隊排到了殯儀館。
強人逝去，華西村能否一如既往的保持慣有的模式繼續運轉成為了擺在繼任者面前的首要問題。
公開資料顯示，吳仁寶去世時，其四子吳協恩為華西村黨委書記、華西村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其長子、二子、三子、女婿、侄媳、侄女婿、孫子、孫媳婦、外甥女、外甥女婿等十餘人為華西村黨委副書記，分管華西集團物流、教育、旅遊、建築、鋼鐵、金融投資、科技等領域。
這表明，吳仁寶去世後，在華西村擔任要職的均為吳仁寶家族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且吳氏家族全面掌握了華西村的核心資產。多家中國媒體報道指出，吳仁寶四個兒子掌控了華西村90%的資產。
逃離華西村
上述祖籍為華西村的網友表示，他與家人已於2015年搬離華西村，在江陰市買了房定居，並指出近幾年大概有70%的村民已離開了華西村，留下的多為50歲以上的人，「年輕人都出來謀生了」。
在他的描述中，華西村已沒有了宣傳資料中「人人喜氣洋洋，初步建成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榮光。對於出走的原因，他表示，華西村的富有與村民無關，「錢和房子不能由我們自由支配，待下去有什麼意義呢？」並舉例稱，他結婚時，父母想跟村委會申請支取50萬人民幣用於購買奔馳轎車，但村委會僅支付了10萬元，並批評他們不注重實用價值、鋪張浪費，「我最後只能買了一台悅達起亞」。
另外，未兌付給村民的分紅會由村委會自製的「票據」代替現金，票據存放在村委會，且該票據只能在華西村內部流通。很多村民迫於無法取到現金的壓力，便會在節假日拿著票據去華西村內部的龍希大酒店消費，「居住一晚的費用抵12000餘人民幣」，一位村民表示。
從華西村掙的錢只能重新流入華西村，是華西村村民熟稔的潛規則，早在吳仁寶時期便已適用。
「村民即使想用自己的錢在華西村外購買房產，也只能買華西集團自己開發的樓盤，否則一旦被發現，將會被村委會'除名'，就不能參與分紅了」，一位熟悉華西村情況的人士表示。另外，華西村的自辦高中教學質量偏低，在江陰市所有高等中學中的排名較靠後，但華西村村委會憑借資源、人力只能在華西村內部流通的「規矩」，多言辭強硬勸說村民將孩子繼續留在自辦高中讀書。這直接導致很多想把孩子送到更好的學校接受教育的村民離開華西村，自謀生路。
此外，村民大量離開華西村的另一個原因是華西村周邊縣市的經濟發展迅速，而華西村因為經營問題能提供給村民的集體福利大幅下降。
2014年，吳仁寶去世第二年，華西村常年依賴的鋼鐵產業營收銳減，僅為2007年收入的一半，為125億餘人民幣。對此，上述接近吳仁寶的人士分析稱，「華西的鋼鐵產業發展憑借的是優惠政策，外加早期貸款容易。但在短缺經濟結束後，仍然擴張鋼鐵產業，相當於自尋死路。老書記在世時還可以撐住，現在絶對不行了」。
據悉，掌握絶對話語權的村官「二代」吳協恩在華西村的轉型發展中更偏重金融投資和高科技產業。
據熟悉華西村的人士回憶，前幾年華西村在周邊各個村莊張貼海報，呼籲村民將手裏的錢存到華西金塔，並承諾三年及以上定期存款，利率為10%-15%（銀行為4%左右），個別與華西村村委會人員交好的人士可拿到的利率甚至高達30%。此舉吸引了江陰市甚至上海、黑龍江的大量公眾前來華西村存款。
對此，多方分析認為華西村的金融產業涉及非法集資。
國資進場？
根據《財經》雜誌的報道，2021年2月25日，多位將錢存至華西村的公眾通過社交平台發佈信息稱，華西村先前承諾的利息現在難以兌現。報道指出，有人2月9日前去兌付資金時被告知2月24日才可以領取，而其家人在2月24日排隊幾小時後，僅拿到了本金。另有網友表示，只有2月24號之前兌付資金的投資者才在本金之外同時拿到了利息，但是利息僅為0.05%，與華西村此前承諾的10%相去甚遠。而在資金兌付現場，幾十名身穿「華西聯防」制服的安保人員一直在人群中游走，數量一度超過了在大廳辦理兌付業務的村民數量。針對華西集團資金周轉困難、即將破產、華西村不行了的輿論早在2019年便在中國的互聯網和民間有所發酵。
2019年3月13日，江蘇省無錫市人民政府辦公室下發的一份名為2019年第7次市長辦公會議通知（錫政辦通【2019】24號）的文件顯示該會議議題為「聽取關於江陰華西集團流動性困難紓困有關情況的匯報」，列席單位包括市審計局、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地方金融監管局、市國聯集團、產業集團、市建發公司。其中市國聯集團是無錫市人民政府出資設立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和授權經營試點國企集團。
一位接近無錫市政府的消息人士表示，會議在市政府三樓會議廳召開，會議當天市政府辦公大樓1-5層的所有無關該會議的辦公人員被直接要求下班，相當於對市政府辦公大樓進行清場。
但隨後華西村黨委書記、華西集團董事長吳協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華西集團並不存在流動性困難。
2020年7月10日，江蘇華西村股份有限公司（華西股份，SZ.000936）發佈公告，華西股份擬與無錫國聯產業投資有限公司（下稱「無錫國聯」）、無錫致久企業管理合伙企業、一村資本有限公司簽署《投資及合作協議》，其中無錫國聯隸屬市國聯集團。
根據公告，無錫國聯將向華西股份受讓一村資本34.431%股權，交易價格為9.98億人民幣。
華西村股份有限公司是以江蘇華西集團公司為主發起人設立的上市公司，而後者由華西村村委會控制。
上述接近無錫市政府的人士指出，近幾日無錫國聯已派駐工作人員入駐華西村指導工作，並在清點華西村諸如旅遊、鋼鐵之類的優質資產，同時表示，「華西村是國家的臉面，三任國家主席都曾到訪華西村，政府不會置華西村於不顧、任由其破產，否則豈不是打自己的臉、打社會主義的臉」。
上述早年接近吳仁寶的人士在吳仁寶去世後曾回訪華西村，並直言：「華西村現在彌漫著濃郁的封建氣息，令人難受。我注意到一個細節，華西村內一個景觀亭上篆刻的書法醜陋不敢，陪同的人告訴我那是吳協恩的作品。從這裏可以看出，有些人已經喪心病狂了」。
至此，這場集眾人之力施行的具備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實驗已交出了成績單。
不過，《財經》上述報道華西村遭擠兌的稿件已經被刪除。同時，中國多家主流媒體也已收到來自中國中央委員會宣傳部禁止報道華西村負面新聞的指示。在遠離華西村的地方，「天下第一村」仍是人們津津樂道的富足之地。
但無數問題仍然沒有人回答。
from BBC中文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6563870
Saturday, 20 February 2021
2+2≠4？荒谬教育背后的共产主义
来源:
大纪元
前两年，有一天和朋友在餐厅吃饭，朋友想要去上厕所，但男厕总是有人。于是他问waiter能不能去女厕？waiter当时犹豫了一下，面露难色。我开玩笑问waiter，你怎么知道他是男人？那位waiter听了大笑，然后对我朋友说：“没问题，可以去。”
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时只是开个玩笑，没想到有那个效果。
拜登担任总统之后，第一批签署的行政令，包括了一个性别平等的命令。是针对学校的。规定所有的学校必须按照学生自认为的性别来对待他或者她。比如说，一个从生物特征上看上去是男生的学生，如果他自认为是个女生，那学校就必须允许“她”几件事，包括参加女子运动队，进入女生卫生间上厕所，或者进入女更衣室去洗澡或更衣。反过来，如果一个看上去是女性的学生，如果自认是男生的话，也是一样的。
这个政策，是四年前奥巴马推出的。当时就引起了很多争议，川普（特朗普）后来取消，现在拜登上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当年的做法。
这种性别认同有出入的人，现在美国被视为性别少数。因为大多数人，看上去是男生，也会自认为是男生，看上去是女生的人，也大多数自认为是女生。所以，那些觉得自己是不同性别的人，就被称为是性别少数了。
说句实话，这种性少数群体，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也不是西方才有。中国古代就有不少这样的人物，人类社会从来都有。从现代社会，人类文明越来越宽容的发展趋势上，我认同不应该歧视他们。但同时，我也不认同为了少数人群，就漠视其他人的感受甚至是权益。
而且，拜登的这个政策，可能会带来其它的问题。
比如说，性别少数，到底有多少种呢？除了自认为是女性的男性，和自认为是男性的女性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它种类。有一个非常极端的调查说，性少数种类有超过三十种。三十种性别，我是无法理解，不知道还有哪些种类。据说，有些人的自我性别认同会发生变化，不同的时段，会有不同的自我性别认同。这可就麻烦了。这个人到底应该去男更衣室还是女更衣室呢？
这个政策当然还可能会带来另外的问题。因为总统令规定，这类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性别认同去不同性别的体育队，而学校不得干涉，必须接受，同时各地学校，包括大学的奖学金也不得歧视，必须一视同仁。
所以有人猜测，最后所有的女性代表队，包括女篮球队、女足球或者是女田径队，可能都是自我认同为女孩，但生物特征为男性的学生组成。
大家都知道，体育优才生，是可以获得大学优先录取和奖学金的。这是很多美国穷人家庭孩子读大学的捷径，现在的新政策，是不是多了一个方法？一个看上去是男孩的学生，因为认为自己实际上是女孩，可以去女足球队，然后因为体能优势而获得奖学金去大学。这对那些真正的女孩是不是构成了不公平？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我估计几年后美国人参加奥运，女子获奖牌的数量会大量减少。原因是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分析一下。
美国左派在教育界的类似的改革，还有很多。
最近，俄勒冈州教育部门，推出了一个“公平数学”的教学指导意见，专门给所有中学教师的。这个指导有82页，目标打破数学中的种族主义，主要是打破“白人至上文化”。这个有点奇怪，如果说文学、社会学、历史这些学科里面有种族文化残留，还比较容易理解，但数学里面的“白人至上主义”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指导意见说，“准确的数学是白人至上文化的种族主义内容”，白人至高无上，体现在寻找正确答案上。
还有，指导意见说，“集中精力获得正确的答案”以及“要求学生展示功课”，都被视为白人至上文化“渗透数学课堂”的方式。
工具包中写道：“认为数学是纯客观的概念无疑是错误的，教学就更不客观了。坚持总是有对与错的答案，使客观性以及对公开冲突的恐惧永远存在。”
所以呢？孩子学数学的时候，应该找到错误的答案？说实话我自认为是非常宽容的，也绝对支持种族平等，但我实在无法理解俄勒冈州的这个数学教学指导意见到底是什么意思。
俄勒冈州教育局的指导意见，还提供了一个“拆除种族主义”的教师工作手册，鼓励教师“提出至少两个可以解决该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只关注一个正确的答案。
一道数学题怎么能弄出两个答案来呢？我们认为的，数学是一种纯科学的语言，因为它逻辑清楚，没有模糊地带，代表了事实、客观的答案，数学之美就在于其公正性和客观性，数学本身没有偏见，不会因为你的肤色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果。但按照俄勒冈州的这个指导意见，一道数学题如果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种族主义或者白人至上主义。
该指导意见是这样培训老师的：“通过获取所谓‘正确的’答案来挑战标准化的测试问题，而通过解开问题中做出的假设来证明其它答案的合理性。”
读到这里，读者是否会产生很多问号？网上有华人做了解释：以后的数学考试，你不能问1加1等于几。你只能问，1加1，你“觉得”等于几？以及，您是什么种族？如果某少数民族答：1加1等于3，老师会评注：非常具有独创性、革命性和批判性，满分。
该工具包还鼓励教师采用“中心民族数学”，具体包括各种指南，其中之一指示教育工作者“确定和挑战数学用于维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观点的方式”。
在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中，也有一道著名的数学问题，2加2等于多少？专职当局把温斯顿抓起来之后，在监狱中反复训练他的一个方法，就是问他2加2等于多少？直到他得出训练他的人说的，2+2=5，最后才放他出去。当然，2加2等于多少并不重要，关键是社会个人对权力不能怀疑，必须全身心相信。所以真正正确的答案是，2加2等于最高掌权者认为的任何结果。
俄勒冈州教育局不是他们自己异想天开，美国数学界认为传统的数学表达和数学教学，是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的工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当然不是所有的数学界，而只是一部分人。
CNN在2016年就曾经公开称“数学是种族主义”。2017年美国两个全国性的数学教师协会曾联合发表一份报告，认为美国数学教育存在“制度化的歧视”，说通过数学的标准化考试成绩，会阻止某些族裔、性别、阶层的学生学习高端数学，“造成社会不平等”，“应根据学生族裔等背景做调整”。
纽约布碌仑“Packer大学学院”网站上，2020年12月有篇文章，就是《建立反种族主义数学课程》。
福克斯新闻（Fox News）对这个事件也做了报导。报导说，在俄勒冈州教育局发的这个“消除种族主义”手册中，提出“只有白人才能在我们的社会中成为种族主义者，因为只有白人才能拥有种族力量”。所以，像我们华人，不是种族主义者。
美国的左派特别不喜欢华人，因为他们通常会说少数民族如何遭遇不平等，如果受白人至上和种族主义的压迫，证明就是美国少数民族的收入很低。但华人却可以证伪这个说法。华人，或者说是亚裔吧，在美国是少数民族，但收入比白人还高，或者是差不多。所以，亚裔族群，包括华裔变成了美国左派的敌人。
这不是胡说八道，真的是敌人。去年日本记者去西雅图采访安提法自治社区，被痛打了一顿，因为他是亚裔，是资产阶级。最近有左翼企业招工广告直接点名不请亚裔。还有旧金山，有位90岁的亚裔老人，在大街上被人无缘无故推倒，引发舆论巨大关注。
其实，对左派来说，种族只是一个工具。
福克斯在报导俄勒冈州教育局这个事件的时候，就注意到一个事情。在数学教学中，教师应该证明反警察情绪的合理性。它写道：“在某些情况下，被压迫者的偏见（你不能相信警察）是生存所必需的。”而且这个指导意见，也采取了坚决的反资本主义基调。
它说：“我们不能在剥削别人以谋取私利的系统中，消除种族主义。”“如果我们要消除种族主义，那么我们必须开展一场争取经济正义的运动。”而且还附上了一个图表，美国左派抗议者经常用这个图表批评资本主义，呼吁对公司大幅度增加征税。这个指导意见中，还常常引述霍华德‧辛恩（Howard Zinn）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话。霍华德‧辛恩自称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而格瓦拉是南美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是卡斯特罗的战友，因为进行暴力革命被打死。
美国政治网络新闻杂志《美国思想家》（American Thinker）2月14日刊登了自由撰稿人威德堡（Andrea Widburg）的评论文章。威德堡在文中说，在过去的一周中，出现了三个左派处理教育问题的故事。他们的信念是：少数民族无法达到基础教育标准，而实现左派“平等”的唯一途径是降低标准或完全废除这些标准。
威德堡说，左派似乎认定了少数民族无法达到较高的教育水平，因此，为了所谓的种族平等，他们宁愿“摧毁该地区的一所理想学校”。
“种族主义再次令人震惊。”威德堡说，左派从不培养人，“他们总是通过愚弄所有人来创造‘平等’”。这不仅揭示了左派实际搞的就是种族主义，而且还令美国的教学体系急剧变“渣”，当中国在急功近利地追求数学和工程学等硬科学发展时，美国学生却在犹豫着2+2=4对不对，怎么和中国抗衡？
在我看来，这不是数学问题，也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共产主义的问题。经过文革的中国大陆人应该不陌生。中学时期，我们那所学校有一个被老师当成范文的学生文章，里面唯一被老师大赞的，是一个词：粪香。因为觉得粪很臭，是资产阶级的想法，粪便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料，所以无产阶级“应该”觉得粪是香的，所以这个学生得了超高的分数。
文革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和社科院，还组织过批判爱因斯坦，专门出过一本书。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符合马克思理论。
在文革结束之后的80年代初，中国还在争论音乐有没有阶级性，美丑有没有阶级性，有没有客观的对错和真理？就像俄勒冈州教育局说的，到底有没有客观的数学答案？在我看来，他们其实只是制造混乱而已。这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任务之一。
共产党宣言的最后，就是这么说的：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意图，他们就是要通过暴力，彻底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
现在美国的那些共产主义，正在做同样的事情。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102/22%E2%89%A04%EF%BC%9F%E8%8D%92%E8%B0%AC%E6%95%99%E8%82%B2%E8%83%8C%E5%90%8E%E7%9A%84%E5%85%B1%E4%BA%A7%E4%B8%BB%E4%B9%89.html
Thursday, 29 October 2020
李江琳：共產主義理想的陷阱
李江琳 2020年10月27日
往還不知道怎麼養活自己，就胸懷壯志，滿腔激情地說著要解救世界所有的窮苦人。我們成了夾在中間的一代。我們沒有參與過上一代共產黨革命的破壞，所以心理上沒有否定烏托邦理想的障礙，又親身體驗過共產黨革命造成的苦難，不會像下一代那樣輕信空洞的理論。那麼，上一代的美國共產黨人和他們的後代又是怎樣的呢？
「紅後代」眼中的美國共產黨人
在我最近讀的美共歷史書中，《美國共產主義羅曼史》（The Romance of American Communism）很吸引人。這是一部對一批前美國共產黨員的訪談錄，讓讀者看到了生動的，作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組成的美國共產黨。作者薇薇安·戈爾尼克（Vivian Gornick），維基上的介紹稱她為「激進女權主義者」。她做過記者、教授，也是高產作家，寫過大量文章，出版了11本書。這本書是她的早期著作，1977年出版。該書問世後立即受到「重量級知識份子們」的批評，其中包括前美共黨員，《美國共產主義的根源》作者希歐多爾·德萊柏和歷史學家羅奈爾得·拉多斯教授。著名左翼知識份子歐文豪為這本書寫了一篇題為「什麼羅曼史！」的評論，薇薇安後來回憶說，歐文豪的批評讓她大受打擊，乃至於「在床上躺了一個星期」。2020年4月，前身為「新左翼圖書」的維索圖書出版社將此書再版，作者為新版寫的前言裡承認這本書有許多錯失，包括大量作者對採訪者情感性的評論和描述，但是該書依然有其價值，因此猶豫再三，終於同意將之再版。
薇薇安·戈爾尼克自稱為「裹著紅色尿布」長大的左翼人士。她于1935年出生於一個猶太移民家庭，在曼哈頓的布朗區長大。她家境貧寒，父親是一家制衣廠的燙衣工。她說自己「在不知道自己是猶太人或者是個女孩子的年齡就知道自己是勞工階級」 。她的父母屬於共產黨的「同路人」，家中來往的也都是「胳膊下夾著《工人日報》（即美共機關報）和《自由早報》（美共意第緒語報紙）」，一同參加抗議集會和五一節的男女工人。1940年，在紐約下城王子街的一間牆上貼著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像的閣樓裡，15歲的薇薇安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她似乎沒有正式加入美共，但無疑是「同路人」。
薇薇安認為，幾十年來有關共產黨人的書寫具有一種「令人壓抑的距離」，對於他們的描繪帶有某種「非人類」意味，他們被當成了有罪的「另類」。有感於此，她試圖通過對前共產黨員的訪談，讓他們說出自己為何加入共產黨，作為黨員他們做了些什麼，以及這段經歷的後果，通過他們的人生故事來展示美共黨員是有血有肉，有激情、有獻身精神、有高尚理想和正義感的人。
書中的人物的確反應了美共成員的基本構成：她訪談的前美共黨員包括流浪的農場季節工，鋼鐵廠工人，大城市裡的歐洲新移民，被父母忽略或者叛逆的富家子女，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如教師、作家、律師等等，其中不乏黨齡15年以上的「老黨員」。他們多數是在青少年時期或者20多歲的時候加入美共，有些如作者本人，是「裹著紅色尿布」的「紅二代」，有的是被偶然遇到的美共地下黨員說服，不少是在大學裡受到老師或者同學的影響而加入共產黨。他們入黨的初衷有的是因為對自身生存狀況的不滿，尋求改變；有的是「真誠地相信」 世界正處於大變革的前夜，而共產主義展示了一個更加美好的前景，這個前景對年輕人頗有吸引力。特別是在大蕭條時代，很多知識份子認為資本主義正在走向滅亡，「新世界」的曙光已經出現，而作為共產黨人，他們走在時代的前沿，并且已經站在了新世界的門檻上。也有的人多少有點「趕時髦」，因為那時候作為「進步分子」，加入共產黨是一個強有力的標誌。
他們「退黨」的原因也不盡相同。有的是因為厭倦，有的是出於幻滅，也有的是作為「異議分子」被開除，還有的在麥卡錫時代受到追究，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脫離組織」。在他們作為共產黨員的歲月裡，有的被培養成「組織者」，有的成了中層幹部，有的加入地方工會組織罷工，有的派到加州去組織農運等等。還有的服從命令，突然離開親友，隱名埋姓潛入地下數年之久，那麼自然就必須有人充當「交通員」，開著車到處跑，為這些「地下黨員」做各種聯絡工作。脫黨之後，他們從事各種各樣的工作，有的經營農場，有的做了大學教授等等，不少人在他們想要推翻的制度下如魚得水，頗爲成功。總之，正如作者想要展示的那樣，美共黨員是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他們來自各行各業，也返回各行各業。
以「激情」回避苦難
薇薇安在書中說，她對共產主義者最深刻的記憶是他們的「激情」：「正是這種激情驅使他們成為共產主義者，使他們堅持下去；激情使他們昇華，也將他們扭曲墜落。他們每個人都經歷過一種來自內心的光耀：一種靈魂深處迸發的強烈光明」。被問到對當年的選擇是否後悔時，這些前美共黨員眾口一詞：No。那是他們一生最美好的時光，他們說，如果再來一次，依然會做出同樣的選擇。因為，他們只有在那個階段才體會到了生命的意義。
薇薇安·戈爾尼克與我的父母同時代。隔著遙遠的時空，她筆下的前共產黨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給我一種熟悉感，這種感覺類似於十幾年前我在東柏林街頭漫步時所產生的「似曾相識」感。薇薇安的幾位受訪者說，對於他們來說，黨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黨就是他們的一切。不止一位受訪者坦承，他們的配偶必須是共產黨人，如果自己的另一半被黨開除，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離婚。這一切，無論是言說還是實際情況，我都很熟悉。
我出生于共產黨人家庭，跟薇薇安一樣也屬於「紅二代」，並且是「擁有黨證」的共產黨人後代。我也有過與她相似的童年經歷，比方說，在餐桌上聽父母和他們的朋友討論時政，參加各種遊行和抗議集會等等。那些「沒完沒了的會議」，「批評和自我批評」、牆上的「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畫像」，「被黨組織派遣到某處工作」 ，「個人服從組織」之類的教條等等是我這一代人成長過程的一部分。年幼時，我時常一個禮拜見不到父親，由於工作地點離家較遠，他早晨離家上班時我還沒睡醒，他下班後還要開會或者學習文件，等到回家時我已經睡著了。在我成長過程中，父母雖然從未離開，但是基本缺席。照顧我日常生活的是把我從嬰兒撫養大的保姆，一位目不識丁的農家婦女。「革命」使她從自給自足的自耕農變成了事實上的女傭。
薇薇安書中的人物令我回想起，過去一些年裡，我也對一些「老革命」 做過類似的訪談，在研究中共黨史和當代藏史的過程中，我仔細研讀了上百部中共黨、政、軍系統各級官員的回憶錄和傳記。除了從中尋找和考證特定史實之外，我也想瞭解他們對自己一生經歷的看法。與薇薇安·戈爾尼克筆下的人物相同，當他們談起青年時代的經歷時，無一例外是「青春無悔」。我想起一位當年訪談時已經年近八十的老前輩，如同薇薇安筆下的人物，當他談起年輕時離家出走「參加革命」的經歷 時，眼裡閃出亮光，仿佛當年的激情重新燃起。
然而，薇薇安和她的受訪者都沒有討論這種「激情」 的導向及其後果，一如我訪談的那位前輩，雖然在他的「革命生涯」裡曾經迫害過他人，也被他人迫害，但我問他對這一切是否有過反思時，他沉默不語。正如我的一位好友所說，「這是一個我們這一代想要知道，而上一代拒絕回答的問題。」 因此，對這種抽象「生命激情」的讚美，迴避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共產黨人在實踐他們理念的過程中給人類造成的巨大破壞和災難。作為實際參與者，薇薇安和她的和受訪者都在小心翼翼地避開這種「強烈光明」之外的苦難，而將所謂「靈魂之光」浪漫化。
這種「激情」或者所謂「靈魂之光」 ，從延安到文革，每一代中國人都經歷過。那些從中國各地投奔延安的青年不少是大、中學生，包括作家、藝術家以及富家子女如劉少奇夫人王光美。這些人顯然並不缺少強烈的激情，而且其烈度不僅僅撕裂了許多「共產主義者」自己的靈魂乃至生命，也撕裂了家庭、社會和國家。在「激情」 和「獻身精神」 推動下的革命過程充滿誤導、欺騙、隱瞞、出賣、殘暴、血腥，絕無浪漫可言。中共建政後，用音樂舞蹈如「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和《長征組歌》以及無數文學藝術作品將革命浪漫化，然而，當浪漫言說背後的史實暴露之後，這樣的「浪漫」更加令人驚心。文革期間，在「革命的浪漫主義」 宣傳下長大的「共和國長子」一代試圖領略父輩充滿激情的「浪漫情懷」，不幸很快就在現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而且迅速體驗了革命的血腥和殘酷。
薇薇安在書中寫到了一些「黨內鬥爭」，那些對黨的指示表示懷疑的人怎樣經歷在小組會的「幫助」，然後全體到會者投票，將之開除。被開除的人從此被「打入另冊」，他們被朋友甚至配偶拋棄，昔日的同志兼好友一夜之間變成了敵人。這些把黨當成生命最高價值的人突然不再屬於一個自己獻身的組織，他們多年的努力被一筆勾銷，孤零零地回到社會，一切從頭開始。不過，當我讀到這些故事時，心裡不由為他們慶幸：他們致力要推翻的那個憲政制度畢竟保障了他們的基本權利，而且美共不像建政之前的中共那樣完全無視國家法律，肆意妄為。被批判、開除的美共黨員雖然經歷種種精神壓力和痛苦，但他們畢竟不至於像中共異見者那樣被施以各種刑罰，甚至被處極刑。
1930年代是美共的發展高峰期，不少受訪者是在這個年代裡加入共產黨或者成為「同路人」，而這個時期恰恰就是蘇共大清洗時期。讀這本書時，我一直希望能看到這些前共產黨員對蘇共大清洗的反應。遺憾的是，作者和受訪者對這一至關重要的史實採取了迴避態度。希歐多爾·德萊柏在其著作《美國共產主義的根源》中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他給出的答案很簡單：大清洗發生時，美共黨員們對此所知甚少，甚至一無所知。在大清洗正在發生的過程中，美共成員有可能對此一無所知，可是在赫魯雪夫秘密報告公佈後，很難相信薇薇安和她的受訪者們依然一無所知。「不知道」只是自己給自己的托詞。
然而，只有在激情消退之後，前共產黨員們才意識到自己未完成的學業，失去的機會，浪費的才能，丟失的天分。返回現實後，他們驚異地發現，作為共產黨員的身份並沒有為他們贏來人們的普遍尊重。他們一度幾乎如過街老鼠，一旦被鄰居同事知道自己是「赤色分子」，立刻遭到眾人側目，有些人離群索居，有些人反復遷移。儘管聲稱自己並不後悔，但是這本書中的人物多數充滿憤怒、沮喪和失落。
最近三十年的全球化期間成長起來的一代西方青年中，又出現相當數量迷惘的年輕人。他們的生活並不一定貧苦，但是在現代生活的忙碌中缺乏人生目標，不知道該做什麼，生命的底色是虛無的，很多人有抑鬱或焦慮的問題，不得不求助於心理醫生。他們參與公共事務，是因為他們自身需要彌補生活的意義匱乏，所以他們往往投身于那些佔領道德制高點又有可見度的事情，這是最直接有效地賦予自身意義的一種方式。最典型的就是那些在美國街頭無休無止的AntiFa青年，他們帶著宗教般的狂熱去參與當下公共事務，卻又鄙視宗教對人性惡的一面的諸多規勸和約束，於是就只剩下毫無邊界的狂熱，越演越烈，越演越離譜。他們的癥結是傳統價值的瓦解，生命意義感的缺失。
或許薇薇安的這本書能給他們一點警告。在我看來，這才是這本書在當下再版的意義，雖然這未必是作者和出版者的初衷。
※作者為江西南昌人，作家、歷史學家， 1982年獲復旦大學英文系學士學位，1988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獲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當代西藏史。曾在《動向》、《明報月刊》、《開放》等雜誌發表過100多篇相關文章。
——上報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0/10/blog-post_978.html
Thursday, 15 October 2020
李江琳：寻找美国共产党的踪迹
来源:
上报
我出生于中国的共产党家庭，全家除了我以外全部是共产党员。我从小就见到过很多共产党员，长大后对共产党为中国带来的一切非常敏感，常常想为什么一百年来的中国和共产党有如此沉重的关系。三十年前来到美国，自然会想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发展得如何。我早就知道，共产党招牌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是芝加哥的工人运动开创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而陷入危机的地方首先爆发，而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革命阶级。那么，美国理应是共产党大有作为的地方。可是，在中国无论何时何地我一抬头就能遇见一个共产党员，到美国几十年却一个共产党员也没见着。美国共产党在哪儿？
我的史学训练引导我先去寻找美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关美共历史的著作不容易在书店或公共图书馆找到。好在美国有出色的图书馆馆际互借系统，我的多年图书馆工作经历让我对这个系统很熟悉。就这样，我在疫情期间的美国，通过馆际互借系统读了一批有关美国共产党历史的书籍，试图了解美国共产党及其在美国社会所起的作用。
美国共产党的前生今世
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早于共产党。美国共产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76年成立的美国社会主义劳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SLP）。1890年代，该党的左翼部分分裂出来，组成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SPA）。SPA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改良，支持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等社会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SPA的右翼支持美国政府，左翼则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战。1917年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即“十月革命”成功，建立苏维埃政权，向世界共产主义政党提供了一条有别于“议会道路”，而是通过“武装革命”来实现其目标的路径。SPA中的左翼支持“十月革命”，右翼坚持“议会道路”，两派发生冲突。1919年3月初，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亦称Comintern，即“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当时美共尚未成立，因此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中代表美国的是SPA的左翼。这一派随后正式从SPA分裂，于1919年9月1日宣布成立美国共产党，执行书记为查理斯·爱米尔·卢森柏格（1882-1927），同时期出现的其他共产主义组织后来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与其合并。
美共成立之初，主要活动地区在芝加哥、纽约、洛杉矶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里。1881至1900年间，9百多万欧洲移民为逃避战乱和贫困投奔美国，他们多数集中在这些大城市，从事低收入工作，成为城市贫民或者血汗工厂的工人。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欧洲就是受欧洲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的左派，还有一些知识份子和大学生，加上少数生活富裕而精神空虚的富家子女，他们成为美国共产党的“基本群众”。美共成立时，成员约两千到三千人，如果加上带有无政府主义者色彩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激进派别，人数则达到五至六千人。早期美共成员多为低收入的产业工人，其中绝大多数不懂英语，懂英语、美国本土出生的成员只占5%。因此，美共有个“国际部”，不是为外国“兄弟党”，而是为本国非英语的党员而设，该部出版十几种语言的报刊和宣传材料。
中国共产党在宣传自己的时候有一句话是我们这一代耳熟能详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美国人倒并不需要十月革命才有机会了解马克思主义，大量欧洲移民早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带到了美国。但是，无疑是苏联革命的成功催生了美国共产党。原来只是在思想上服膺马克思主义的人，现在看到了这种革命理想是完全可能实现的，美好的乌托邦就在眼前，只要你伸手就能抓住。
1930-1940年代是美共的鼎盛时期，党员人数达到五万多人（一说七万五千人）。这个数字没有包括相当于“共青团”的美共青年组织和其他与美共有关的组织。在这个时期，美共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在社会上颇为活跃，其正式成员，即所谓“拥有党证”的成员虽然不多，人数跟国际劳联等工会组织无法相比，但是他们组织产业工人和农场工人罢工等行动一度颇为成功。除了组织或者参与工运、妇运、黑人平权运动等，美共还积极参加地方和联邦选举，推出市长、州长和总统参选人，虽然并无值得一提的斩获，但是大大提高了知名度和影响力。
作为国际共运的一部分和共产国际的成员，美共和中共一样，接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美共的重大决策必须经过共产国际批准，也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持苏联立场，其内部纷争也由共产国际协调。这样的状况使得美共时常处于一种尴尬处境，在这块土地上建立国家，已经生活了几代的美国民众眼里，美共是带有“外国代理人”性质的组织，它的革命主张就显得对美国生活方式具有威胁性和颠覆性。这是美国产业工人对加入美共并不热心的原因之一，因此早期美共成员很多都是新移民。为了改变这个状态，美共试图组织自己的工会，与社会主义政党的工会竞争。由于美共的领导者及其培训的“运动组织者”多为小知识份子，为了让他们了解工人的实际生活状况，美共甚至派他们“下厂锻炼”，但是绩效不佳。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美共一直是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活动，却始终不是美国左翼政治的主流。事实上，对于工人大众来说，投入共产党的革命运动，必须以生活贫困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作为必不可少的推动力。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然而，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美国，恰恰是贫苦大众有较大喘息机会的地方。自然空间广阔，制度空间宽松，使得大众有较多的机会改变生存状况，以“破坏旧制度”为号召的共产党革命，对普通贫苦人群来说，并不是一个于己有利的选择。
1950年代的“罗森堡案件”发生后，美共以全党之力，穷尽一切法律途径来帮助罗森堡夫妇，在美国民众眼里，似乎更加强化了美共“外国代理人”的印象。“麦卡锡主义”对美共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有好几年的时间里，美共中央为“保存实力”，命令几名高层干部和数千名中层干部转入地下。一些知名共产党员或者同情者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遭到起诉，有的被判刑，有的流亡欧洲。1954年，艾森豪总统签署《共产党人控制法案》（Communist Control Act），禁止共产党。虽然该法案从未真正执行，但法律上依然有效。
然而，对美共的最大打击不是来自联邦调查局，而是来自苏共二十大。
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苏共总书记赫鲁雪夫突然发难，做了一个清算史达林主义的秘密报告。CIA获得了这个秘密报告并将之公布，许多美共成员才知道苏联的现实，深感理想幻灭。加上冷战期间美国社会对共产主义思潮和共产党的防范，导致大批人退党。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共成员减少到一万多人，差不多回到了成立之初的人数，其中还包括联邦调查局悄悄打进来的一千五百多个线人。此后美共再也没有恢复其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直接影响力。此后的几十年中，美国社会出现重大事件时，至少在姿态上美共依然积极参与，但通常只能敲敲边鼓。
美共作为一个政党至今依然存在，总部设在纽约曼哈顿。2000年4月，美共27大对其党章进行了修改，规定其性质是“美国共产党是为美国工人阶级服务的美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从美共官网上的相关介绍可见，加入美共远不像加入中共那样需要经过一整套程式，不必宣誓“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之类。美共声称自己是一个群众性的、自愿加入的组织，只要接受其党章，付每年60美元党费，在网上填一份申请书，或者找到当地类似“党小组”的club，向club负责人或者任何一名党员提交申请书，经过批准就可以了。
然而，美国共产党的真正影响力不在于其党员人数，而在于它的“同路人”（他们称之为fellow travelers），即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者或支持者。这些“同路人”分布在各行各界。他们未必是美共正式党员，但支持共产主义思想，同情国际共运，有意或有无意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因而直接或者间接地扩大其影响力。据美共的“过来人”说，美共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里，约有一百多万美国人在一生的不同时期曾经是“共产主义者”，当然，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同路人”，而非正式的美共党员。
美共在其鼎盛时期很注重训练“组织者”，这些人被派遣到各地组织抗议集会、罢工等活动。这个传统显然延续至今。今年上半年开始的黑人组织BLM发起人之一Patrisse Cullors坦承，她就是由几位六十年代的“同路人”训练过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可以说，美共以类似的方式依然在发挥作用。
美共的历史证明，美共一百年始终不成大气候，又始终存在于美国直到今天，有其必然的原因。北美新大陆为所有来到这块土地的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平等和机会，在其他地方很有吸引力的共产党革命在美国就失去了让人舍生忘死的魅力，这从根本上破除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必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神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只要人类社会存在明显的贫富差距而且社会不去有意识地抑制全球化造成的不公，那么，共产主义乌托邦就永远有其市场，特别是在缺乏社会认识和生活经验的年轻人当中。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10/%E6%9D%8E%E6%B1%9F%E7%90%B3%EF%BC%9A%E5%AF%BB%E6%89%BE%E7%BE%8E%E5%9B%BD%E5%85%B1%E4%BA%A7%E5%85%9A%E7%9A%84%E8%B8%AA%E8%BF%B9.html
Wednesday, 2 September 2020
陶杰 仇恨同根生
来源:
苹果日报
纳粹和社会主义，起跑线都一样。
两者的动机都非常崇高。一个倡议爱国，一个是追求天下平等大同。两者的崛起，都以一连串黑白分明你不能拒绝的问卷开始。
纳粹问：国家遭到欺凌，民族受到长年屈辱，你是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吗？如果是，你爱国吗？答案当然是一连串的Yes。
社会主义者的问卷：世界贫富悬殊，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之手。出身于平民则一生得不到平等的机会。此一现象是否公平？答案当然是No。
纳粹再问：民族受辱，要不要反抗？社会主义者也问：既然不公平，那么生而为人，追求理想，是否该献身，改善此一不公平的困局？
命意皆非常明确，对于年轻人与头脑简单情绪冲动的人口，答案只有一种。但纳粹和社会主义者，都将问题与答案之间的起因和细节全部忽略，只由问题的现象直接跳跃到答案。
人性弱点所在：每一代人都经历年轻与激情。每一个民族都有大量智商不甚发达而缺乏智慧的人口。这两张问卷，专为针对此一年龄与人口而设。
然后纳粹和社会主义者都用各自的手段想办法取得权力，或暴动、政变、或“革命”，或通过议会选举。纳粹和社会主义者有不同的方法，包括政治宣传、控制媒体和推广教育政策。
夺权之后，两者都另立法律，都会限制言论自由。纳粹即刻取缔反对党，并导致屠杀犹太人的种族清洗。社会主义份子则逐步订立“政治正确”规条，在大学中禁止讨论各种“冒犯话题”，将基督教标签为西方文化霸权。
两者至此，殊途同归。都是不准你说这样、不准你表达那样。今日西方的民众，因近距离见识过纳粹的暴政，一切发生在欧洲，见到犹太人集中营的尸骸。但是社会主义发展成的极端在地理上距离遥远。北韩与柬埔寨都在千万里之外。
而且纳粹来自德国，属于西方文化一环节，西方世界觉得有逼切的罪疚感。
每一代的西方人，成长时易为社会主义理想吸引，而排斥爱国主义引起的种族歧视。他们都觉得贫富悬殊不公平，桑德斯和许多大学教授可以公然宣扬此一理想。但对于纳粹主义的源头，则视为禁忌。
对于两股思潮只懂防范一样，却拥抱另一样。社会主义主张国际化、平等、包容；纳粹由第一日起就是排斥，然后是仇恨。
但是社会主义到极端也一样是仇恨。病情发作时，一样的咆哮、一样变成面目扭曲的丧尸，只是他们成为丧尸之后，还自以为是崇高的人。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9/%E4%BB%87%E6%81%A8%E5%90%8C%E6%A0%B9%E7%94%9F.html
苹果日报
纳粹和社会主义，起跑线都一样。
两者的动机都非常崇高。一个倡议爱国，一个是追求天下平等大同。两者的崛起，都以一连串黑白分明你不能拒绝的问卷开始。
纳粹问：国家遭到欺凌，民族受到长年屈辱，你是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吗？如果是，你爱国吗？答案当然是一连串的Yes。
社会主义者的问卷：世界贫富悬殊，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之手。出身于平民则一生得不到平等的机会。此一现象是否公平？答案当然是No。
纳粹再问：民族受辱，要不要反抗？社会主义者也问：既然不公平，那么生而为人，追求理想，是否该献身，改善此一不公平的困局？
命意皆非常明确，对于年轻人与头脑简单情绪冲动的人口，答案只有一种。但纳粹和社会主义者，都将问题与答案之间的起因和细节全部忽略，只由问题的现象直接跳跃到答案。
人性弱点所在：每一代人都经历年轻与激情。每一个民族都有大量智商不甚发达而缺乏智慧的人口。这两张问卷，专为针对此一年龄与人口而设。
然后纳粹和社会主义者都用各自的手段想办法取得权力，或暴动、政变、或“革命”，或通过议会选举。纳粹和社会主义者有不同的方法，包括政治宣传、控制媒体和推广教育政策。
夺权之后，两者都另立法律，都会限制言论自由。纳粹即刻取缔反对党，并导致屠杀犹太人的种族清洗。社会主义份子则逐步订立“政治正确”规条，在大学中禁止讨论各种“冒犯话题”，将基督教标签为西方文化霸权。
两者至此，殊途同归。都是不准你说这样、不准你表达那样。今日西方的民众，因近距离见识过纳粹的暴政，一切发生在欧洲，见到犹太人集中营的尸骸。但是社会主义发展成的极端在地理上距离遥远。北韩与柬埔寨都在千万里之外。
而且纳粹来自德国，属于西方文化一环节，西方世界觉得有逼切的罪疚感。
每一代的西方人，成长时易为社会主义理想吸引，而排斥爱国主义引起的种族歧视。他们都觉得贫富悬殊不公平，桑德斯和许多大学教授可以公然宣扬此一理想。但对于纳粹主义的源头，则视为禁忌。
对于两股思潮只懂防范一样，却拥抱另一样。社会主义主张国际化、平等、包容；纳粹由第一日起就是排斥，然后是仇恨。
但是社会主义到极端也一样是仇恨。病情发作时，一样的咆哮、一样变成面目扭曲的丧尸，只是他们成为丧尸之后，还自以为是崇高的人。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9/%E4%BB%87%E6%81%A8%E5%90%8C%E6%A0%B9%E7%94%9F.html
Wednesday, 26 August 2020
严仲景：共产主义是农业社会反动理想
"反动"这个词，在当代中国是政治话语，长期被统治者用于政治价值判断，指维护非共产革命的社会经济制度，反对共产主义社会变革。但是，学术性地使用这个词，"反动"应该用于表述文明演化过程中的逆演化现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农业秩序分化扩展而来，是随机演化的天然秩序。与之同时出现的共产主义设计，是农业秩序的传统理想方案，是人为设计的人造秩序。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出自农业社会，方向却背道而驰，资本主义是随机、演化、面向未来，共产主义是人造、固化、趋向原始。共产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的物质不平等现实，力图阻止市场经济出现，实现物质平等，抵御文明天然演化的差异性存在，构成了逆演化现象。推动物质平等的逆演化行为，便是反动。
1．物质平等理想产生于农业秩序
亚里士多德说古希腊的共餐制起源于意大利进入农业的时代。他写道："意大琉斯王把奥诺特里亚人从牧民变成了农民，他为他们制定了种种其他法律，并第一个制定了共餐制度。" 原始狩猎采集部落和后来的游牧部落都是共餐，按需分吃，使有限的食物资源能满足种群生存延续的需要。因纽特人前些年的生活还可以提供实例。进入农业后，人人有饭吃可以避免种群内部发生残酷冲突，维持种群生存。承自原始社会的共餐，成为群落里按需分吃的制度保障。
亚里士多德说，克里特岛的米诺斯王（距今3500多年前）在位时，共餐制传到那里，后传到斯巴达等地。克里特集中"一切地上的产品、家畜、公共收入、柏里奥科所交纳的贡物"，一部分用于祀神和公共支出，一部分用于共餐，男女老少都吃公粮。因为食物资源不足，他们"采用了许多高明的办法"节省食用，并"避免多生育"。
私有财产出现后，"在某些人看来，有关财产的规定乃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一切动乱的发生均根源于此"。在财产私有的城邦中，一个叫费勒亚斯的首脑最先倡导平均制，给市民平均分配土地，以求财富均衡。 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主张保卫者共有妻子、儿女及财产，即共产共妻。 那时传说，上利比亚某处，女人为公共所有，孩子按容貌相似归属父亲。 第欧根尼的理想生活状态是恢复过往的简朴自然，提出了世界性和无等级的共产共妻概念。阿克顿勋爵认为是第欧根尼最早提出了粗糙的共产主义思想。
亚里士多德介绍了两种古希腊时代的物质平等制度："土地划归个人占有，而产品则储藏到公共储蓄室以备大家消费，现在有些民族就实行这种制度。或者，土地为公共所有，而且共同耕作，而产品则分配给个人以供他们各自享用。" 两千多年后马克思提出，在消灭资本主义后，共同体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恩格斯解释说："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共产主义原理》一书说私有制废除后，"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此即"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说要"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即亚里士多德记述的第二种共有制。欧洲人殖民美洲之前，印第安人大体上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公社阶段，部落成员平等，实行集体耕种，劳动成果平均分配。后来中国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力图重建米诺斯时代的共餐制，未获成功，之后确定的生产队集体所有制，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计，强制性地重新建立了古希腊时代和印第安石器时代的共有制度。
古代的共餐制和共有制，目的都是食物平等。农业秩序之前，在食物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按需分吃的部落平等制度是自然秩序，可以保证众人生命，没有产生针对食物分配不均的物质平等概念及其追求。农业社会演化出土地和收获的私有，也是自然秩序。但与原始氏族部落不同的是，农业自然经济中，灾害造成的减产和分配的差异多寡，能构成对人的生命威胁，因此产生了食物平等的要求和理念。中国古代有过"并耕而食"的设想，实质平等的诉求则多见于暴力造反的饥民，具有代表性的物质分配主张是"等贵贱、均贫富"。贫富贵贱的首要标准，是仓廪粮食的多少。
公元前494年希波达摩斯构想的米勒城，由手工业者、农民和士兵组成，所有居民一律平等，不要创新，有条不紊，永不改变。有条不紊是典型的农业秩序理想，是不开放、不扩展的稳定秩序，其要素条件是物质平等。其实，古希腊的政体变动、土地平均，或古代中国的土地兼并和分散，及抑制豪强、杀富济贫，各种手段追求的食物平等，都是使矛盾冲突的社会回到有条不紊的秩序，共同遵守封闭社会的行为规则，从饥饿造成的冲突中，回到人人有饭吃的需求原点。
公元前200年古犹太教艾赛尼教派，成员没有私人的房屋和财物，只有单一的公库、共同的开支、公有的衣橱和共餐的食堂。他们入会时都把财产交给会里，选举产生看管公共财产的监督。库兰宗团"圣洁"级别以上的会员也实行财产公有和共餐制。 那之后，从《新约》看，耶稣时代民众农耕为生，极端贫穷。耶稣和追随者过团体生活。犹大出卖耶稣前"经管团体的钱，常常盗用公款"。 耶稣升天后，信徒们"过团契的生活，所有的东西大家公用。他们又卖掉田产家业，按照各人的需要把钱分给大家"，并"在一起用饭"。后人称之为宗教上的共产主义观念，认为共产主义源于基督教。
共产主义不是源于基督教。基督教的福音是耶稣永生和个人因信得救，不是未来全人类物质平等的社会制度。基督教只是在团契生活中有适应农业时代匮乏条件的物质共享生活方式，只是部分教徒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没有物质平等分配的制度诉求，不对人类社会进行制度性改造。共产主义要对人类社会进行物质平等的制度性重建，其诉求与基督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是在上帝面前人的权利平等，导向尊严的平等、法律地位的平等、自由的平等。共产主义的物质平等诉求却导致对权利、尊严、法律地位和自由的侵犯。因此，基督教与共产主义无关。共产主义产生于对农业秩序平衡稳定的向往。
2．都是平等惹的祸
人类社会的平等理想产生于农业时代，发源于对食物平等的需求。其参照体系是古远时代人类聚落共有公用、按需分吃的生存方式，那种"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的稳定的食物平等秩序。中国古代最具道德高度的思想成果，"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的财产公有大同理想，便是参照原始社会食物平等生存状态而出现的逆演化主张。人类社会思考的参照系只能是过去的经验，不可能以未来为参照，除了共产主义学说，任何学说不可能把对未来的预测、预期和构想作为可靠的知识体系。
16世纪莫尔《乌托邦》开始了对平等社会的制度构想，包括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计划生产，劳动定时，睡眠定时，公共食堂，平等地消费食物等。乌托邦社会财富公有，食品用品汇聚在指定地方，各家各户各取所需，没有买卖，没有数量限制，按需分配。莫尔的年代，刚出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给大量的自然经济小生产者带来了不安定，所以《乌托邦》强调务农为本，每个人从小学习并实践农业，必须去农村干两年农活儿，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保证丰衣足食，而不需商品流通交易买卖，由此阻绝资本积累的出现。莫尔是受柏拉图《理想国》共产理念的影响，提出了他的财产公有、按需分吃的平等理想。莫尔说："达到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一切平均享有。" 他深信："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 废除私有制的理念不是产生于后来的资本主义时代，而是产生于农业社会，是对农业社会平等理想的理性建构。
随着物质平等被赋予越来越强的正义性，从柏拉图时代开始的共产平等理念，越来越深刻地整合进人类理性，追求建构美好的人造秩序。1755年摩里莱的《自然法典》认为原始共产主义是符合理性的人类黄金时代，是值得采纳的理想社会制度。他在其著作《巴齐里阿达》中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主张打倒私有制这个怪物。摩里莱根据原始部落形态规划理想社会，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土地共有，统一生产，共同劳动，按需分配，人人平等。《自然法典》规定，不得买卖或交换。种植者把草料、蔬菜、水果等送到公共广场，需要的人去那里取一天用量。烤面包者从公共仓库领取面粉，需要面包的人按规定时间去他那里取面包。生产纺织原料的人把原料送到公共仓库，织布人从那里取原料，裁缝从织布人那里取衣料，需要衣服的人去裁缝那里取衣服。一切家庭生活需要的物品，都这样各取所需。 摩里莱说："世界是一张大饭桌，配备足够全体进餐者需要的一切。" 这是一种拒绝工商业文明、追求农业秩序不分化不扩展也不发生冲突——即有条不紊——的建构理性方案。《自然法典》还规定，"所有公民，只要无残疾，从20岁起到25岁止，都应当毫无例外地从事农业。" 以农为本，对任何人不免除适龄农业劳动义务，"三十岁以前不得从事科学和艺术工作"。
走出原始社会后，人类在深层意识中保留了维持种群延续的平等知性。农业秩序中，由于人口增长，资源相对匮乏，物质平等成为生存需求，也成为人类心理的平衡机制。防止秩序分化扩展的物质平等构想，推动了人类建构理性的成长，从农业社会中发展出反市场的共产主义理念，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为"消灭买卖"。后来中共"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方法，便是继承莫尔、摩里来、马克思等人的理性设计，用打击投机倒把的名义消灭买卖，让年轻人下乡务农锻炼，努力保护他们强制平等的农业秩序。自农业社会启动解体进程以来，世上出现的社会主义乱局和共产主义灾难，都是平等惹的祸。
物质平等理念植根于农业社会。马克思主义整体改造社会的建构理性，深层心理是对农业社会平等失序无法回归的恐惧，激烈地反应为彻底消灭当时秩序、重新建立平等秩序的诉求。原始共产主义螺旋式上升到科学共产主义的理念，是一种以既往经验为参照的回归理念，是以远古状态为标准，回归按需分吃的平等价值。这和摩里莱的认识是一样的，只不过通过辩证法螺旋发展的理论解释，把摩里莱依照远古黄金时代设计的社会制度，解说成未来的科学共产主义了。为什么共产主义总说给人带来幸福，带来的却总是苦难？因为共产主义具有强烈的原始继承性。
从可能存在过的古远平等中寻找未来社会的"高级"平等形式，是一种逆演化的理念，亦即反动的理念。毛泽东推崇三国时期"五斗米道"吃饭不要钱、食者可以各取所需的义舍行为，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作风"，由此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近年中共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的原始社会继承性称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形态"，更直白地表达了这样的反动理念。
3．食物平等无害，资本平等有害
平等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千百年绵绵不绝的追求，是因为它牢牢立足于农业社会的资源短缺和物质不足条件。在不短缺的地域或历史时期，这种追求不突出。短缺社会需要以平等手段为平衡机制，化解威胁到生命的激烈利益冲突。各种暴力和非暴力实现的食物平等结果，都有利于缓解冲突稳定秩序，保护人的生命。农业社会以食物为核心的平等理想，诉求的是人的生命权，这成为物质平等的正义性来源。
农业时代，食物的平等不带来既有秩序的分化扩展变化，也不产生逆演化作用，而是避免秩序崩溃，回归有条不紊，成为稳定秩序的制约机制，因此无害。食物平等的无害性，表现为对生命权和农耕秩序的保障。因此，物质的平等能成为农业社会不变的分配理想，也成为农业时代最具道德高度的理念追求。
但是，人类文明随机演化的走向是分立、差异和个体化，而平等的前提是集中、一致、集体化，平等与随机演化的天然走向是对立的。平等不在文明演化的随机选项之中，不可能天然演化而成，所以历千百年理想追求而不可得，只能形成道德高度。在没有强制建构物质平等分配的社会制度之前，平等理念没有表现出危害性。
危害性始见于强制平等的制度建构。被恩格斯评价为共产主义先驱的德国人闵采尔，1525年接管一个市镇后颁布法令，把所有食物、生活用具等财产沒收为公有，以实现"万物公有"。1534年德国明斯特公社以残酷的镇压手段实行共产共妻，建立公共大食堂。1796年法国《平等派宣言》认为"大自然赋予每个人以平等享用财货的权利"，主张消灭私有财产拥有者，建立公共管理局，把劳动成果存放公仓，由给养分配管理局进行公平分配。 这些欧洲大陆的前共产主义实践，都没有超越农业秩序，都着眼于"劳动成果"的物质平等，实行以食物为核心的"给养分配"。他们的平等分配制度化的努力，开创了强制建构的实践。
波普尔分析柏拉图说："柏拉图以其社会学的深刻见识，发现了他那个时代的人正处在以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兴起为开端的社会革命所引起的严重压力之下。他成功地发现他们的严重不幸的主要原因——社会的变化和分裂——他并且极力加以反对。没有理由怀疑，他的极其强烈的动机之一就是为公民夺回幸福。" 马克思也处在变化和分裂的时代，是又一次因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兴起而对本来秩序造成严重压力的时代，又一次秩序演变的时代。在变化的过程中，只能从农业秩序获取历史经验的马克思，努力寻找人类不幸的原因。他以农业社会的有条不紊为参照比较，"认定资本主义生产'混乱不堪'"。他继承历史中前人的结论，认为是私有制导致了社会的贫富变化和阶级分裂，因此极力反对私有制，反对市场经济。没有理由怀疑，马克思个人的强烈动机之一和柏拉图一样，也是"为公民夺回幸福"。柏拉图在秩序变化的时代提出了共产共妻的理想国，马克思在秩序变化的时代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世界。
与前人更多地关注产品分配不同，马克思认为，只有改变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才能实现产品的平等占有，认为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是呈现不平等局面的根本原因。他开出的医疗人类不幸的政治学处方，是阻止秩序扩展变化带来的市场追求，像过去消灭食物的积累和集中一样，消灭资本的私人所有，使社会回归物质平等的安排。
以往，粮食的私人囤积、土地的私人集中、货币的私人贮藏，是农业社会常态。之所以可以把这些东西作为平等的对象，用人为的手段去处置，是因为那样的平等追求不会导致农耕秩序的破坏，而是带来农耕秩序的平衡稳定。根据历史的经验，既然食物的平等可以避免饥民死亡的灾难性后果，使秩序回归有条不紊，那么资本的平等必然能够解决物质不平等带来的一切社会问题。
但是，食物的作用是带来秩序的稳定，资本的作用却是带来秩序的扩展，作用力完全不同。资本造成了范围不断扩大的有益影响，使私人资本占有者能够为各自目标而相互合作，在演化中形成新的共同遵守的规则，带来市场经济的新秩序。这不是人为设定的社会幸福目标，不是资产阶级为实现资本主义英勇奋斗的结果，而是文明的随机性演化。食物的平等不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倒退，资本的平等却会导致社会生产力的灾难。针对食物的"均贫富"是无害的，针对资本的"均贫富"是有害的。如哈耶克所说："为消除秩序内的成员因为随机性而造成的利益不平等而特意进行的干涉，有可能毁掉整体的运行。" 所以，想"为公民夺回幸福"的马克思，用物质平等制度的构想，给公民带来了无尽苦难。
4．农业社会观念下的劳动价值
马克思描述共产主义革命的起因，是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生活难以为继，与资产阶级尖锐对立，只有革命造反才可以获得物质平等。这种共产主义革命预见，参照的是农业社会饥民造反诉求食物平等的历史经验，和前共产主义的强制实践经验，超不出农业社会的历史局限。他没有观察到市场经济秩序会终结这样的造反，会把旧有的以物质平等为手段的秩序平衡机制，导向新的以权利平等为规则的秩序支配机制。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方法整体改变制度，实现分配平等，是农业社会的行为方式。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生活的想象是"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种渔翁乐悠然的生活经验来自农业社会。他的一人多能并搞批判的想象，后来对毛泽东为在农业社会中实现共产主义而发表的"五七指示"有重要启发。"五七指示"就是要求在单位管制下，把工农兵学商等所有行业分工模糊化，同时从事大批判。
马克思把劳动定义为体力上的劳动，是因为对劳动的认识也局限于农业时代。马克思主义是物质主义，所以农业社会的劳动价值以产品判断。农民的劳动价值是作物的产出，铁匠的劳动价值是镰刀的锻造，没有这样的体力劳动，不创造价值。这样的观察结果是，农业只创造使用价值，不创造"剩余价值"。 但对于工人的劳动价值，马克思以农民的劳动为参照，观察到了资本投入产出的变量。因为他的劳动价值论只承认体力劳动创造价值，不理解经营管理、技术进步、规模生产、投资回报创造价值，便人为地把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强调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时间创造了"剩余价值"，由此指控资本主义不公平不合理。马克思以农业社会劳动价值为参照，建立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反映的是农业社会的劳动价值观念。
和莫尔《乌托邦》的设想一样，从物质主义出发，马克思给共产主义设定了物质极大丰富的前提，以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成为定型的共产主义理论内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参照农业社会乌托邦平等理想，对自给自足生活形态的升华想象。这种想象认为进入工业社会后，因私有制控制机器，会出现相对于社会生产的劳动人口过剩。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才能像农业耕种那样使劳动力各尽所能，提高社会生产力，造成物质极大丰富，以致于人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但是，只有在物质并非极大丰富的经济条件下，才有市场空间，社会生产才不会停滞。如果物质极大丰富，丰富到了可以各取所需的程度，那么市场必然解体，生产必然停滞，物质极大丰富又必然消失。因此，不可能出现能各取所需的物质极大丰富。
消灭私有制是农业社会产生的物质平等方案，共产主义的秩序设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计划经济，是《乌托邦》时代人类平等构想在现代的制度化实践，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产物。计划经济的计划对象仍是以食物为核心，统一安排相关工农业生产。其目的是通过控制手段，建立比农业社会更为稳定的秩序。显然，这样的制度是逆演化的，亦即反动的。
通过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实践实现共产主义，被称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但事实是，从来没有任何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那都是人为设定。只有随机的演化——"天演"不可抗拒。"天演"决定了差异的本源性与永恒性。演化总是以个人自由空间的需求为动力，差异性天然存在，人为改造却要以众人平等为目的，消灭差异性。平等的理念只是一种蛊惑，调动过中国农村痞子的革命积极性，现在又在调动美国一些晚期移民黑人的革命积极性，用于颠覆美国自由世界。
5．天然演化的进程是消灭无产阶级
人类从采集狩猎到耕种锄割，幼年时代就站到了光合作用食物链的顶端。数十万年，经历不同人类的变更，也没有摆脱这种能源制约。智人发展出农业之后，仍在这样的传统中保持了万年。没有人预见到人类社会可能逃脱农耕桎梏对发展的限制。能源制约像是一个文明过滤器，等待人类文明从中走出来。任何一个通过文明过滤器的可能，都是极低概率的事情，只有在各种机缘巧合的堆叠下才会发生。英格兰发生了这种随机的变异，使人类文明走上了摆脱农耕桎梏的道路。
摆脱农耕桎梏的过程中，财产的分立和差异的扩大带来的财富增长，与农业社会的平等理想渐去渐远。伴随这个过程，强制平等的努力越来越激烈，直至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是一套行动方案指导，包括消灭私有制的阶级斗争暴力手段，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的无产阶级专政强权，强行物质平等分配的公有制等，其建构理性的根本逻辑在于，整体性、颠覆性地改造社会，才可以造就人类幸福。在人为改造后的社会里，资产阶级再无法生长，都是无产阶级的生存空间了。
资本推动市场经济的结果，是在利益博弈中形成具有支配力的规则，建设起具有约束力的法治，以财富的增加消灭赤贫，因而不再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人类文明摆脱农业桎梏后的演化走向，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消灭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是人为建构目的，消灭无产阶级是自然演化过程。消灭资产阶级的目的是使世上人人无产，没有差异性，每个人必须服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制平等制度，其结果是新阶级垄断资产资源和分配，形成绝对的超级的物质不平等，和人的不自由。消灭无产阶级则是承认差异性前提下的个人努力和物质满足，人有自由。
契约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四个平等实践，是欧陆以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产物，其核心是人的独立性的自由，是人的尊严和法律地位的平等，即个人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社会地位的平等和物质占有的平等。中国农业社会没有上帝，也就没有真理、法律和契约，所关注者和马克思一样，是食物，是物质。农业社会的最高理想是食物面前人人平等，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是物质面前人人平等。
市场经济的平等实践没有目的，运行都在自由的过程中，在规则里，规则支配着秩序。共产主义却有明确的物质平等目的，它建立的所有人造秩序都受这种目的支配。物质平等离不开集体主义，所以在共产主义这种社会问题整体解决方案中，核心是个人权利的不平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得到的事实上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防止无产阶级复辟是人类文明继续演化的必须条件。无产阶级复辟，及无产阶级革命理念复辟，会导致出现以物质平等为旗帜的逆演化秩序，抵制和扼杀自由的平等。自由的平等亦即独立性的平等，是在社会演化的个体化过程中，分化而来的个人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政治权利在分立过程中产生个体独立性，物质的平等却必须通过铲除这种独立性才能实现，这是物质平等的必要条件，是与政治权利分化、个人权利独立的随机演化方向相悖的。所以，物质平等的理念承认政治权利的平等性，但否定政治权利的独立性。政治权利成为被代表的权利，其结果是被垄断，形成个体公民和垄断者政治权利的"贫富"两极分化。
个体政治权利不被代表不被侵害的独立性，保证了自由权利包括财产占有权利的平等，而不是财产占有量的平等。这是演化的随机结果，是承认经济不平等的具有差异性的自然秩序。从自由的平等推导出来的是资本主义，从物质的平等推导出来的是共产主义。平等的理念走向消灭资产阶级，导致极端的物质不平等和权利不平等。自由的理念走向消灭无产阶级，导致非平均主义的物质满足和权利平等。共产主义只可能在农业秩序的"资本主义薄弱环节"一时成功，市场经济秩序中绝对不会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出现这种被蛊惑的苗头，一定会被阻击回去。只有农业社会具有物质平等理念的土壤，共产主义理想只适合农业社会激进的平等主义者从事对社会的整体颠覆活动。
马克思曾说资本"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随着扩展秩序的完善，宪政法治社会成熟，劳资对话中已经淘汰了剥削与否的话题。资本是企业家调动资源、实现创新的工具，也是科学技术创新的条件之一。宪政法治和自由民主制度中，肮脏的钱权结合能被有效制约，世界上有这样肮脏土壤的国家已为数不多。但利益驱动可以使资本向拒绝宪政法治的专制国家流动。今天，金钱资本流向这样的政权时，与不受制约的肮脏权力结合时，才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只要不与权力勾结，资本的每个毛孔，渗透的就都是创新的血液。
6．不能让平等侵犯自由，要让自由取代平等
用进化论的语言，人们总说平等是"进步"，其实，差异才是"进步"。平等不是随机演化的产物。随机演化的产物是差异，是从原始平等和财富高度集中，演变为财产的分化和差异性存在，和适应这种演化需要的个体自由权利。
亚里士多德曾说："向现行政体发难的人们都是在谋求平等。" 恩格斯表述了同样的认识："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 他说的很直白，即一切政治革命的目的都是物质。这是来自农业社会平等理想的经验总结。这样的政治革命都发生在资本主义秩序成熟之前。
受英格兰演化的影响，扩展秩序带来的变化中，人的价值首选，是让自由取代平等。每一个个体的自由空间都独立而不受侵犯，成为了最高的普世价值。这种演化实现的不是物质的平等，而是自由权利的平等。但是恩格斯说："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 他的话表明，以平等为目的的所有制，必然侵犯以自由为规则的所有制。物质的平等必然侵犯自由的平等。物质平等的集体主义本质和自由的平等的个人主义本质决定了，平等必然侵犯自由。人类普世价值是超越物质平等的公平正义标准，是演化而来的自由权利的平等。物质平等制度不具有正义价值。只有自由权利的平等可以防止政治权利的两极分化，从而最有效地防止出现极端的物质财富两极分化。
贫富两极分化被共产主义视为最不合理的物质分配局面。然而，私有制下物质的两极分化，带来了资本的形成、市场的扩大、自由的扩展、文明的提升，和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真正有害于人类文明的，是公有制下权利的两极分化。把消灭物质的贫富分化作为实现公平正义的理想，必然侵犯个人政治权利的独立性，而导致另一种严重的贫富分化——政治权利的贫富分化，使掌握统治权力的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权利资源，形成更严重更极端的物质财富的两极分化。这样的统治者可以明目张胆、不受制约地整体操控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剥夺人的所有自由。共产主义运动和各种以经济平等为目标的制度建构所带来的，永远是权利的两极分化。对全社会进行整体性的公有制改造和建构，是共产主义理念的核心。
亚里士多德说："需要平均的并非财富而是人类的欲望。" 所谓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其实只是一种人类最高欲望。《共产党宣言》说无产者"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表述了人类进入文明以来最膨胀的物质欲望，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这是共产主义者统治世界的初心。不管他们说共产主义还是共同体，表达的都是与个体自由相悖的整体性理念。他们的初心就是整体占有欲望，因此产生了人类历史中最膨胀的权力野心。
共产主义在中共那里至今不是谎言。虽然他们已经不相信有共产主义幸福这种东西，但他们并没放弃共产主义争霸。他们获得整个世界的初心，使他们不会放弃共产主义手段。所谓"改革开放"，目的只是建立经济基础更加雄厚牢固的封闭社会，至多是放松搞活而已。真正的改革开放，是改革国体，开放政权，和平演变，建设开放社会，他们却始终坚持做开放社会的敌人。要实现对全世界的统治控制，他们就绝不可能允许资本主义秩序的存在，决不可能允许自由的存在，而必须用集体主义的整体性的办法对人类社会进行控制，从渗透破坏开放社会的秩序入手，逐步垄断资源，占有财富，控制分配。美国的暴乱黑人已经提出了这方面物质分配诉求。只有掌握和控制分配制度，才能有效地整体控制社会、统治社会。
利用全球化目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企图，是共产主义改头换面地整体改造世界的行为。全球化之所以会被共产主义利用，是因为全球化已经被鼓吹成全球秩序的整体目的了，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改造世界的理念合拍了。市场经济规则支配的秩序是天然演化而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却会导致整体性目的的支配，导致资源被人造秩序控制和统治，导致自由被侵犯。任何阻止分化和差异性的目的和行为都是逆演化的。只有让每个经济主权回归到能保护自己的自由的领地，才能避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现，才能防范共产主义的大规模侵害，才能消灭自由的敌人。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0/08/blog-post_560.html
1．物质平等理想产生于农业秩序
亚里士多德说古希腊的共餐制起源于意大利进入农业的时代。他写道："意大琉斯王把奥诺特里亚人从牧民变成了农民，他为他们制定了种种其他法律，并第一个制定了共餐制度。" 原始狩猎采集部落和后来的游牧部落都是共餐，按需分吃，使有限的食物资源能满足种群生存延续的需要。因纽特人前些年的生活还可以提供实例。进入农业后，人人有饭吃可以避免种群内部发生残酷冲突，维持种群生存。承自原始社会的共餐，成为群落里按需分吃的制度保障。
亚里士多德说，克里特岛的米诺斯王（距今3500多年前）在位时，共餐制传到那里，后传到斯巴达等地。克里特集中"一切地上的产品、家畜、公共收入、柏里奥科所交纳的贡物"，一部分用于祀神和公共支出，一部分用于共餐，男女老少都吃公粮。因为食物资源不足，他们"采用了许多高明的办法"节省食用，并"避免多生育"。
私有财产出现后，"在某些人看来，有关财产的规定乃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一切动乱的发生均根源于此"。在财产私有的城邦中，一个叫费勒亚斯的首脑最先倡导平均制，给市民平均分配土地，以求财富均衡。 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主张保卫者共有妻子、儿女及财产，即共产共妻。 那时传说，上利比亚某处，女人为公共所有，孩子按容貌相似归属父亲。 第欧根尼的理想生活状态是恢复过往的简朴自然，提出了世界性和无等级的共产共妻概念。阿克顿勋爵认为是第欧根尼最早提出了粗糙的共产主义思想。
亚里士多德介绍了两种古希腊时代的物质平等制度："土地划归个人占有，而产品则储藏到公共储蓄室以备大家消费，现在有些民族就实行这种制度。或者，土地为公共所有，而且共同耕作，而产品则分配给个人以供他们各自享用。" 两千多年后马克思提出，在消灭资本主义后，共同体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恩格斯解释说："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共产主义原理》一书说私有制废除后，"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此即"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说要"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即亚里士多德记述的第二种共有制。欧洲人殖民美洲之前，印第安人大体上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公社阶段，部落成员平等，实行集体耕种，劳动成果平均分配。后来中国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力图重建米诺斯时代的共餐制，未获成功，之后确定的生产队集体所有制，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计，强制性地重新建立了古希腊时代和印第安石器时代的共有制度。
古代的共餐制和共有制，目的都是食物平等。农业秩序之前，在食物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按需分吃的部落平等制度是自然秩序，可以保证众人生命，没有产生针对食物分配不均的物质平等概念及其追求。农业社会演化出土地和收获的私有，也是自然秩序。但与原始氏族部落不同的是，农业自然经济中，灾害造成的减产和分配的差异多寡，能构成对人的生命威胁，因此产生了食物平等的要求和理念。中国古代有过"并耕而食"的设想，实质平等的诉求则多见于暴力造反的饥民，具有代表性的物质分配主张是"等贵贱、均贫富"。贫富贵贱的首要标准，是仓廪粮食的多少。
公元前494年希波达摩斯构想的米勒城，由手工业者、农民和士兵组成，所有居民一律平等，不要创新，有条不紊，永不改变。有条不紊是典型的农业秩序理想，是不开放、不扩展的稳定秩序，其要素条件是物质平等。其实，古希腊的政体变动、土地平均，或古代中国的土地兼并和分散，及抑制豪强、杀富济贫，各种手段追求的食物平等，都是使矛盾冲突的社会回到有条不紊的秩序，共同遵守封闭社会的行为规则，从饥饿造成的冲突中，回到人人有饭吃的需求原点。
公元前200年古犹太教艾赛尼教派，成员没有私人的房屋和财物，只有单一的公库、共同的开支、公有的衣橱和共餐的食堂。他们入会时都把财产交给会里，选举产生看管公共财产的监督。库兰宗团"圣洁"级别以上的会员也实行财产公有和共餐制。 那之后，从《新约》看，耶稣时代民众农耕为生，极端贫穷。耶稣和追随者过团体生活。犹大出卖耶稣前"经管团体的钱，常常盗用公款"。 耶稣升天后，信徒们"过团契的生活，所有的东西大家公用。他们又卖掉田产家业，按照各人的需要把钱分给大家"，并"在一起用饭"。后人称之为宗教上的共产主义观念，认为共产主义源于基督教。
共产主义不是源于基督教。基督教的福音是耶稣永生和个人因信得救，不是未来全人类物质平等的社会制度。基督教只是在团契生活中有适应农业时代匮乏条件的物质共享生活方式，只是部分教徒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没有物质平等分配的制度诉求，不对人类社会进行制度性改造。共产主义要对人类社会进行物质平等的制度性重建，其诉求与基督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是在上帝面前人的权利平等，导向尊严的平等、法律地位的平等、自由的平等。共产主义的物质平等诉求却导致对权利、尊严、法律地位和自由的侵犯。因此，基督教与共产主义无关。共产主义产生于对农业秩序平衡稳定的向往。
2．都是平等惹的祸
人类社会的平等理想产生于农业时代，发源于对食物平等的需求。其参照体系是古远时代人类聚落共有公用、按需分吃的生存方式，那种"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的稳定的食物平等秩序。中国古代最具道德高度的思想成果，"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的财产公有大同理想，便是参照原始社会食物平等生存状态而出现的逆演化主张。人类社会思考的参照系只能是过去的经验，不可能以未来为参照，除了共产主义学说，任何学说不可能把对未来的预测、预期和构想作为可靠的知识体系。
16世纪莫尔《乌托邦》开始了对平等社会的制度构想，包括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计划生产，劳动定时，睡眠定时，公共食堂，平等地消费食物等。乌托邦社会财富公有，食品用品汇聚在指定地方，各家各户各取所需，没有买卖，没有数量限制，按需分配。莫尔的年代，刚出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给大量的自然经济小生产者带来了不安定，所以《乌托邦》强调务农为本，每个人从小学习并实践农业，必须去农村干两年农活儿，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保证丰衣足食，而不需商品流通交易买卖，由此阻绝资本积累的出现。莫尔是受柏拉图《理想国》共产理念的影响，提出了他的财产公有、按需分吃的平等理想。莫尔说："达到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一切平均享有。" 他深信："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 废除私有制的理念不是产生于后来的资本主义时代，而是产生于农业社会，是对农业社会平等理想的理性建构。
随着物质平等被赋予越来越强的正义性，从柏拉图时代开始的共产平等理念，越来越深刻地整合进人类理性，追求建构美好的人造秩序。1755年摩里莱的《自然法典》认为原始共产主义是符合理性的人类黄金时代，是值得采纳的理想社会制度。他在其著作《巴齐里阿达》中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主张打倒私有制这个怪物。摩里莱根据原始部落形态规划理想社会，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土地共有，统一生产，共同劳动，按需分配，人人平等。《自然法典》规定，不得买卖或交换。种植者把草料、蔬菜、水果等送到公共广场，需要的人去那里取一天用量。烤面包者从公共仓库领取面粉，需要面包的人按规定时间去他那里取面包。生产纺织原料的人把原料送到公共仓库，织布人从那里取原料，裁缝从织布人那里取衣料，需要衣服的人去裁缝那里取衣服。一切家庭生活需要的物品，都这样各取所需。 摩里莱说："世界是一张大饭桌，配备足够全体进餐者需要的一切。" 这是一种拒绝工商业文明、追求农业秩序不分化不扩展也不发生冲突——即有条不紊——的建构理性方案。《自然法典》还规定，"所有公民，只要无残疾，从20岁起到25岁止，都应当毫无例外地从事农业。" 以农为本，对任何人不免除适龄农业劳动义务，"三十岁以前不得从事科学和艺术工作"。
走出原始社会后，人类在深层意识中保留了维持种群延续的平等知性。农业秩序中，由于人口增长，资源相对匮乏，物质平等成为生存需求，也成为人类心理的平衡机制。防止秩序分化扩展的物质平等构想，推动了人类建构理性的成长，从农业社会中发展出反市场的共产主义理念，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为"消灭买卖"。后来中共"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方法，便是继承莫尔、摩里来、马克思等人的理性设计，用打击投机倒把的名义消灭买卖，让年轻人下乡务农锻炼，努力保护他们强制平等的农业秩序。自农业社会启动解体进程以来，世上出现的社会主义乱局和共产主义灾难，都是平等惹的祸。
物质平等理念植根于农业社会。马克思主义整体改造社会的建构理性，深层心理是对农业社会平等失序无法回归的恐惧，激烈地反应为彻底消灭当时秩序、重新建立平等秩序的诉求。原始共产主义螺旋式上升到科学共产主义的理念，是一种以既往经验为参照的回归理念，是以远古状态为标准，回归按需分吃的平等价值。这和摩里莱的认识是一样的，只不过通过辩证法螺旋发展的理论解释，把摩里莱依照远古黄金时代设计的社会制度，解说成未来的科学共产主义了。为什么共产主义总说给人带来幸福，带来的却总是苦难？因为共产主义具有强烈的原始继承性。
从可能存在过的古远平等中寻找未来社会的"高级"平等形式，是一种逆演化的理念，亦即反动的理念。毛泽东推崇三国时期"五斗米道"吃饭不要钱、食者可以各取所需的义舍行为，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作风"，由此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近年中共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的原始社会继承性称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形态"，更直白地表达了这样的反动理念。
3．食物平等无害，资本平等有害
平等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千百年绵绵不绝的追求，是因为它牢牢立足于农业社会的资源短缺和物质不足条件。在不短缺的地域或历史时期，这种追求不突出。短缺社会需要以平等手段为平衡机制，化解威胁到生命的激烈利益冲突。各种暴力和非暴力实现的食物平等结果，都有利于缓解冲突稳定秩序，保护人的生命。农业社会以食物为核心的平等理想，诉求的是人的生命权，这成为物质平等的正义性来源。
农业时代，食物的平等不带来既有秩序的分化扩展变化，也不产生逆演化作用，而是避免秩序崩溃，回归有条不紊，成为稳定秩序的制约机制，因此无害。食物平等的无害性，表现为对生命权和农耕秩序的保障。因此，物质的平等能成为农业社会不变的分配理想，也成为农业时代最具道德高度的理念追求。
但是，人类文明随机演化的走向是分立、差异和个体化，而平等的前提是集中、一致、集体化，平等与随机演化的天然走向是对立的。平等不在文明演化的随机选项之中，不可能天然演化而成，所以历千百年理想追求而不可得，只能形成道德高度。在没有强制建构物质平等分配的社会制度之前，平等理念没有表现出危害性。
危害性始见于强制平等的制度建构。被恩格斯评价为共产主义先驱的德国人闵采尔，1525年接管一个市镇后颁布法令，把所有食物、生活用具等财产沒收为公有，以实现"万物公有"。1534年德国明斯特公社以残酷的镇压手段实行共产共妻，建立公共大食堂。1796年法国《平等派宣言》认为"大自然赋予每个人以平等享用财货的权利"，主张消灭私有财产拥有者，建立公共管理局，把劳动成果存放公仓，由给养分配管理局进行公平分配。 这些欧洲大陆的前共产主义实践，都没有超越农业秩序，都着眼于"劳动成果"的物质平等，实行以食物为核心的"给养分配"。他们的平等分配制度化的努力，开创了强制建构的实践。
波普尔分析柏拉图说："柏拉图以其社会学的深刻见识，发现了他那个时代的人正处在以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兴起为开端的社会革命所引起的严重压力之下。他成功地发现他们的严重不幸的主要原因——社会的变化和分裂——他并且极力加以反对。没有理由怀疑，他的极其强烈的动机之一就是为公民夺回幸福。" 马克思也处在变化和分裂的时代，是又一次因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兴起而对本来秩序造成严重压力的时代，又一次秩序演变的时代。在变化的过程中，只能从农业秩序获取历史经验的马克思，努力寻找人类不幸的原因。他以农业社会的有条不紊为参照比较，"认定资本主义生产'混乱不堪'"。他继承历史中前人的结论，认为是私有制导致了社会的贫富变化和阶级分裂，因此极力反对私有制，反对市场经济。没有理由怀疑，马克思个人的强烈动机之一和柏拉图一样，也是"为公民夺回幸福"。柏拉图在秩序变化的时代提出了共产共妻的理想国，马克思在秩序变化的时代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世界。
与前人更多地关注产品分配不同，马克思认为，只有改变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才能实现产品的平等占有，认为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是呈现不平等局面的根本原因。他开出的医疗人类不幸的政治学处方，是阻止秩序扩展变化带来的市场追求，像过去消灭食物的积累和集中一样，消灭资本的私人所有，使社会回归物质平等的安排。
以往，粮食的私人囤积、土地的私人集中、货币的私人贮藏，是农业社会常态。之所以可以把这些东西作为平等的对象，用人为的手段去处置，是因为那样的平等追求不会导致农耕秩序的破坏，而是带来农耕秩序的平衡稳定。根据历史的经验，既然食物的平等可以避免饥民死亡的灾难性后果，使秩序回归有条不紊，那么资本的平等必然能够解决物质不平等带来的一切社会问题。
但是，食物的作用是带来秩序的稳定，资本的作用却是带来秩序的扩展，作用力完全不同。资本造成了范围不断扩大的有益影响，使私人资本占有者能够为各自目标而相互合作，在演化中形成新的共同遵守的规则，带来市场经济的新秩序。这不是人为设定的社会幸福目标，不是资产阶级为实现资本主义英勇奋斗的结果，而是文明的随机性演化。食物的平等不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倒退，资本的平等却会导致社会生产力的灾难。针对食物的"均贫富"是无害的，针对资本的"均贫富"是有害的。如哈耶克所说："为消除秩序内的成员因为随机性而造成的利益不平等而特意进行的干涉，有可能毁掉整体的运行。" 所以，想"为公民夺回幸福"的马克思，用物质平等制度的构想，给公民带来了无尽苦难。
4．农业社会观念下的劳动价值
马克思描述共产主义革命的起因，是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生活难以为继，与资产阶级尖锐对立，只有革命造反才可以获得物质平等。这种共产主义革命预见，参照的是农业社会饥民造反诉求食物平等的历史经验，和前共产主义的强制实践经验，超不出农业社会的历史局限。他没有观察到市场经济秩序会终结这样的造反，会把旧有的以物质平等为手段的秩序平衡机制，导向新的以权利平等为规则的秩序支配机制。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方法整体改变制度，实现分配平等，是农业社会的行为方式。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生活的想象是"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种渔翁乐悠然的生活经验来自农业社会。他的一人多能并搞批判的想象，后来对毛泽东为在农业社会中实现共产主义而发表的"五七指示"有重要启发。"五七指示"就是要求在单位管制下，把工农兵学商等所有行业分工模糊化，同时从事大批判。
马克思把劳动定义为体力上的劳动，是因为对劳动的认识也局限于农业时代。马克思主义是物质主义，所以农业社会的劳动价值以产品判断。农民的劳动价值是作物的产出，铁匠的劳动价值是镰刀的锻造，没有这样的体力劳动，不创造价值。这样的观察结果是，农业只创造使用价值，不创造"剩余价值"。 但对于工人的劳动价值，马克思以农民的劳动为参照，观察到了资本投入产出的变量。因为他的劳动价值论只承认体力劳动创造价值，不理解经营管理、技术进步、规模生产、投资回报创造价值，便人为地把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强调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时间创造了"剩余价值"，由此指控资本主义不公平不合理。马克思以农业社会劳动价值为参照，建立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反映的是农业社会的劳动价值观念。
和莫尔《乌托邦》的设想一样，从物质主义出发，马克思给共产主义设定了物质极大丰富的前提，以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成为定型的共产主义理论内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参照农业社会乌托邦平等理想，对自给自足生活形态的升华想象。这种想象认为进入工业社会后，因私有制控制机器，会出现相对于社会生产的劳动人口过剩。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才能像农业耕种那样使劳动力各尽所能，提高社会生产力，造成物质极大丰富，以致于人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但是，只有在物质并非极大丰富的经济条件下，才有市场空间，社会生产才不会停滞。如果物质极大丰富，丰富到了可以各取所需的程度，那么市场必然解体，生产必然停滞，物质极大丰富又必然消失。因此，不可能出现能各取所需的物质极大丰富。
消灭私有制是农业社会产生的物质平等方案，共产主义的秩序设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计划经济，是《乌托邦》时代人类平等构想在现代的制度化实践，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产物。计划经济的计划对象仍是以食物为核心，统一安排相关工农业生产。其目的是通过控制手段，建立比农业社会更为稳定的秩序。显然，这样的制度是逆演化的，亦即反动的。
通过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实践实现共产主义，被称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但事实是，从来没有任何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那都是人为设定。只有随机的演化——"天演"不可抗拒。"天演"决定了差异的本源性与永恒性。演化总是以个人自由空间的需求为动力，差异性天然存在，人为改造却要以众人平等为目的，消灭差异性。平等的理念只是一种蛊惑，调动过中国农村痞子的革命积极性，现在又在调动美国一些晚期移民黑人的革命积极性，用于颠覆美国自由世界。
5．天然演化的进程是消灭无产阶级
人类从采集狩猎到耕种锄割，幼年时代就站到了光合作用食物链的顶端。数十万年，经历不同人类的变更，也没有摆脱这种能源制约。智人发展出农业之后，仍在这样的传统中保持了万年。没有人预见到人类社会可能逃脱农耕桎梏对发展的限制。能源制约像是一个文明过滤器，等待人类文明从中走出来。任何一个通过文明过滤器的可能，都是极低概率的事情，只有在各种机缘巧合的堆叠下才会发生。英格兰发生了这种随机的变异，使人类文明走上了摆脱农耕桎梏的道路。
摆脱农耕桎梏的过程中，财产的分立和差异的扩大带来的财富增长，与农业社会的平等理想渐去渐远。伴随这个过程，强制平等的努力越来越激烈，直至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是一套行动方案指导，包括消灭私有制的阶级斗争暴力手段，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的无产阶级专政强权，强行物质平等分配的公有制等，其建构理性的根本逻辑在于，整体性、颠覆性地改造社会，才可以造就人类幸福。在人为改造后的社会里，资产阶级再无法生长，都是无产阶级的生存空间了。
资本推动市场经济的结果，是在利益博弈中形成具有支配力的规则，建设起具有约束力的法治，以财富的增加消灭赤贫，因而不再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人类文明摆脱农业桎梏后的演化走向，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消灭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是人为建构目的，消灭无产阶级是自然演化过程。消灭资产阶级的目的是使世上人人无产，没有差异性，每个人必须服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制平等制度，其结果是新阶级垄断资产资源和分配，形成绝对的超级的物质不平等，和人的不自由。消灭无产阶级则是承认差异性前提下的个人努力和物质满足，人有自由。
契约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四个平等实践，是欧陆以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产物，其核心是人的独立性的自由，是人的尊严和法律地位的平等，即个人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社会地位的平等和物质占有的平等。中国农业社会没有上帝，也就没有真理、法律和契约，所关注者和马克思一样，是食物，是物质。农业社会的最高理想是食物面前人人平等，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是物质面前人人平等。
市场经济的平等实践没有目的，运行都在自由的过程中，在规则里，规则支配着秩序。共产主义却有明确的物质平等目的，它建立的所有人造秩序都受这种目的支配。物质平等离不开集体主义，所以在共产主义这种社会问题整体解决方案中，核心是个人权利的不平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得到的事实上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防止无产阶级复辟是人类文明继续演化的必须条件。无产阶级复辟，及无产阶级革命理念复辟，会导致出现以物质平等为旗帜的逆演化秩序，抵制和扼杀自由的平等。自由的平等亦即独立性的平等，是在社会演化的个体化过程中，分化而来的个人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政治权利在分立过程中产生个体独立性，物质的平等却必须通过铲除这种独立性才能实现，这是物质平等的必要条件，是与政治权利分化、个人权利独立的随机演化方向相悖的。所以，物质平等的理念承认政治权利的平等性，但否定政治权利的独立性。政治权利成为被代表的权利，其结果是被垄断，形成个体公民和垄断者政治权利的"贫富"两极分化。
个体政治权利不被代表不被侵害的独立性，保证了自由权利包括财产占有权利的平等，而不是财产占有量的平等。这是演化的随机结果，是承认经济不平等的具有差异性的自然秩序。从自由的平等推导出来的是资本主义，从物质的平等推导出来的是共产主义。平等的理念走向消灭资产阶级，导致极端的物质不平等和权利不平等。自由的理念走向消灭无产阶级，导致非平均主义的物质满足和权利平等。共产主义只可能在农业秩序的"资本主义薄弱环节"一时成功，市场经济秩序中绝对不会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出现这种被蛊惑的苗头，一定会被阻击回去。只有农业社会具有物质平等理念的土壤，共产主义理想只适合农业社会激进的平等主义者从事对社会的整体颠覆活动。
马克思曾说资本"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随着扩展秩序的完善，宪政法治社会成熟，劳资对话中已经淘汰了剥削与否的话题。资本是企业家调动资源、实现创新的工具，也是科学技术创新的条件之一。宪政法治和自由民主制度中，肮脏的钱权结合能被有效制约，世界上有这样肮脏土壤的国家已为数不多。但利益驱动可以使资本向拒绝宪政法治的专制国家流动。今天，金钱资本流向这样的政权时，与不受制约的肮脏权力结合时，才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只要不与权力勾结，资本的每个毛孔，渗透的就都是创新的血液。
6．不能让平等侵犯自由，要让自由取代平等
用进化论的语言，人们总说平等是"进步"，其实，差异才是"进步"。平等不是随机演化的产物。随机演化的产物是差异，是从原始平等和财富高度集中，演变为财产的分化和差异性存在，和适应这种演化需要的个体自由权利。
亚里士多德曾说："向现行政体发难的人们都是在谋求平等。" 恩格斯表述了同样的认识："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 他说的很直白，即一切政治革命的目的都是物质。这是来自农业社会平等理想的经验总结。这样的政治革命都发生在资本主义秩序成熟之前。
受英格兰演化的影响，扩展秩序带来的变化中，人的价值首选，是让自由取代平等。每一个个体的自由空间都独立而不受侵犯，成为了最高的普世价值。这种演化实现的不是物质的平等，而是自由权利的平等。但是恩格斯说："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 他的话表明，以平等为目的的所有制，必然侵犯以自由为规则的所有制。物质的平等必然侵犯自由的平等。物质平等的集体主义本质和自由的平等的个人主义本质决定了，平等必然侵犯自由。人类普世价值是超越物质平等的公平正义标准，是演化而来的自由权利的平等。物质平等制度不具有正义价值。只有自由权利的平等可以防止政治权利的两极分化，从而最有效地防止出现极端的物质财富两极分化。
贫富两极分化被共产主义视为最不合理的物质分配局面。然而，私有制下物质的两极分化，带来了资本的形成、市场的扩大、自由的扩展、文明的提升，和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真正有害于人类文明的，是公有制下权利的两极分化。把消灭物质的贫富分化作为实现公平正义的理想，必然侵犯个人政治权利的独立性，而导致另一种严重的贫富分化——政治权利的贫富分化，使掌握统治权力的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权利资源，形成更严重更极端的物质财富的两极分化。这样的统治者可以明目张胆、不受制约地整体操控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剥夺人的所有自由。共产主义运动和各种以经济平等为目标的制度建构所带来的，永远是权利的两极分化。对全社会进行整体性的公有制改造和建构，是共产主义理念的核心。
亚里士多德说："需要平均的并非财富而是人类的欲望。" 所谓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其实只是一种人类最高欲望。《共产党宣言》说无产者"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表述了人类进入文明以来最膨胀的物质欲望，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这是共产主义者统治世界的初心。不管他们说共产主义还是共同体，表达的都是与个体自由相悖的整体性理念。他们的初心就是整体占有欲望，因此产生了人类历史中最膨胀的权力野心。
共产主义在中共那里至今不是谎言。虽然他们已经不相信有共产主义幸福这种东西，但他们并没放弃共产主义争霸。他们获得整个世界的初心，使他们不会放弃共产主义手段。所谓"改革开放"，目的只是建立经济基础更加雄厚牢固的封闭社会，至多是放松搞活而已。真正的改革开放，是改革国体，开放政权，和平演变，建设开放社会，他们却始终坚持做开放社会的敌人。要实现对全世界的统治控制，他们就绝不可能允许资本主义秩序的存在，决不可能允许自由的存在，而必须用集体主义的整体性的办法对人类社会进行控制，从渗透破坏开放社会的秩序入手，逐步垄断资源，占有财富，控制分配。美国的暴乱黑人已经提出了这方面物质分配诉求。只有掌握和控制分配制度，才能有效地整体控制社会、统治社会。
利用全球化目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企图，是共产主义改头换面地整体改造世界的行为。全球化之所以会被共产主义利用，是因为全球化已经被鼓吹成全球秩序的整体目的了，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改造世界的理念合拍了。市场经济规则支配的秩序是天然演化而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却会导致整体性目的的支配，导致资源被人造秩序控制和统治，导致自由被侵犯。任何阻止分化和差异性的目的和行为都是逆演化的。只有让每个经济主权回归到能保护自己的自由的领地，才能避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现，才能防范共产主义的大规模侵害，才能消灭自由的敌人。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0/08/blog-post_560.html
Thursday, 20 August 2020
馬克思主義的挑戰
原文標題：The Challenge of Marxism
原文作者：Yoram Hazony
發表日期：August 16, 2020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
一、制度性自由主義的崩潰
在1989年柏林牆倒塌後的一代人中，大多數美國人和歐洲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已經被徹底打敗的敵人。但他們錯了。僅僅30年後，馬克思主義又捲土重來，並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奪取了美國最重要的媒體公司、大學和學校、大型企業和慈善組織，以至法院、政府官僚機構和一些教堂的控制權。隨著美國各城市相繼發生騷亂，縱火和搶劫，從紐約時報到普林斯頓大學在內的許多機構的自由主義監護人似乎都對重新控制這些機構感到絕望，因而採取了一種遷就政策。也就是說，他們正試圖安撫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員工，對他們的一些要求做出讓步，希望不被完全掃地出門。
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但是根據最近幾年的經驗，我們可以大膽猜測一下。制度自由主義缺乏應對這種威脅的資源。自由主義正在被驅逐出它以前的據點，自1960年代以來我們就知道的自由主義思想霸權將要結束。反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即將發現自己的處境和保守派、民族主義者和基督教徒一段時日以來的境地差不多。他們將發現自己是反對派。
這意味著，一些勇敢的自由主義者將很快向他們最近控制的機構發動戰爭。他們將嘗試在失落了久負盛名，富裕而強大的機構的陰影下，建立替代性的教育和媒體平台。同時，其他人將繼續在主流媒體，大學，科技公司，慈善機構和政府官僚機構工作，學會把他們的自由主義隱藏起來，並讓他們的同事相信自己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就像許多保守主義者很久以前所學到的那樣，把他們的保守主義隱藏起來，讓他們的同事相信他們是自由主義者。
這就是正在出現的新現實。水中滿是血，新馬克思主義者不會滿足於他們最近的勝利。在美國，他們將發揮自己的優勢，並試圖佔領民主黨。他們將設法使共和和黨淪為該黨自身新意識形態的軟弱模仿品，，或者將其作為種族主義組織直接取締。而其他民主國家，新馬克思主義者將試圖複製自己在美國的成功。任何一個自由國家都不能倖免於這場審判。因此，我們不要轉移視線，不要告訴自己說詛咒不是衝著我們來的。因為它就是衝著我們來的。
在本文中，我想就美國新馬克思主義的勝利發表一些初步評論，即發生了什麼以及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事情。
二、馬克思主義框架
反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在最近維持對自由主義組織的控制的鬥爭中處於許多不利的位置。其一是他們常常不相信可以善意地使用“馬克思主義”一詞來描述那些試圖推翻他們的人。這是因為折磨他們的人沒有遵循共產黨，納粹和其他各種政治運動的先例，即使用特定的黨名來標榜自己，並發表明確的宣言來定義它。相反，他們用不斷變化的詞彙來指稱自己的信仰，包括“左派”，“進步主義”，“社會正義”，“反種族主義”，“反法西斯”，“黑人生命有關痛癢”，“批判種族理論”，“身份政治”，“政治正確“，”覺醒“等來迷惑對手。當自由主義者試圖使用這些術語時，他們常常因沒有正確使用它們而感到沮喪，這本身就成為那些希望羞辱並最終摧毀它們的人的武器。
擺脫這種陷阱的最好方法是認識到目前正在進行的推翻自由主義的運動是什麼：馬克思主義的升級版。我這樣說不是為了貶低任何人。我這樣說是因為這是事實。而且因為認識到這一事實將幫助我們理解我們面臨的問題。
新馬克思主義者沒有使用19世紀共產黨人設計的技術行話。他們沒有談論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勞動異化，商品拜物教等等，事實上，他們已經發展出了自己的行話，以適應美國，英國和其他地方的現狀。然而，他們的政治建基於馬克思批判自由主義（馬克思稱之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推翻自由主義的框架上。我們可以將馬克思的政治框架描述如下：
1. 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馬克思認為，作為一個經驗問題，人們總是將自己形成凝聚力的群體（他稱之為階級），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相互利用。自由主義的政治秩序在這方面沒有什麼不同，它傾向認為有兩個階級存在，其中一個階級擁有並控制著幾乎所有東西（壓迫者）。；而另一個階級則遭到剝削，其勞動成果被侵占， 因此它不會進步，實際上永遠被奴役（被壓迫者）。此外，馬克思認為國家本身、國家法律及其執行機制是壓迫階級用來保持壓迫政權和協助開展這項工作的工具。
2. 虛假意識
馬克思認識到保持這一制度不變的自由派商人，政治家，律師和知識分子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壓迫者，他們認為的進步只是建立了新的壓迫條件。事實上，甚至工人階級也可能不知道他們受到剝削和壓迫。這是因為他們都是用自由主義的形式（例如，個人有自由出賣勞動的權利）來思考問題，而這些掩蓋了正在發生的系統性壓迫。這種對自己是壓迫者或被壓迫者這一事實的無知，被稱為統治意識形態（恩格斯後來創造了虛假意識來形容它），只有當一個人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有所了悟，並學會用真正的分類來認識現實時，才能克服這種無知。
3. 社會的革命性重建
馬克思提出，從歷史上看，被壓迫階級只有通過對整個社會進行革命性改造，即通過摧毀壓迫者階級，以及保持系統壓迫制度的社會規範和思想，才能從根本上改善他們的狀況 。他甚至明確指出，自由主義者將為被壓迫者提供推翻他們所需的工具。在一段時間內，將出現“半遮半掩的內戰，直至戰爭爆發為公開的革命”，自由派壓迫者被“暴力推翻”為止。這時，被壓迫者就奪取了國家的控制權。
4. 階級對立的徹底消失
馬克思承諾，在被壓迫的下層階級控制國家之後，其他個人對個人的剝削將“被終結”，各階級個人之間的對立將完全消失。至於這一點如何做到，他沒有具體說明。
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經過近兩個世紀的發展和完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法蘭克福學派和安東尼奧·葛蘭西的著作中有關“新馬克思主義”如何出現的故事經常被人提起，在未來的許多年裡，學者們會因為米歇爾 ‧ 福柯的各種後繼運動，後現代主義等等的影響有多大所引發的爭論而忙得不可開交。但就目前的目的而言，這種程度的細節沒有必要，我將在廣義上使用“馬克思主義”一詞來指代任何建立在我剛才所描述的馬克思的總體框架之上的政治或思想運動。包括現在正在走向征服美英自由主義的“進步”或“反種族主義”運動。這個運動用白人和有色人種等種族主義分類來描述我們這個時代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但它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和反對自由主義政治秩序的行動計劃完全建基於馬克思的總體框架。它只是馬克思主義的更新版。
三、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力和力量
儘管許多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說，馬克思主義“不過是一個巨大的謊言”，但事實並非如此。自由社會一再證明自己容易受到馬克思主義傷害，現在我們親眼看到，人們如何把世上最偉大的自由主義制度向馬克思主義者及其盟友拱手相讓。如果馬克思主義不過是一個巨大的謊言，為什麼自由社會如此容易受到它的影響？我們必須了解馬克思主義持久的吸引力和力量。而除非我們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抓住了啟蒙自由主義所缺少的真理面向，我們將永遠無法理解它。
真理的哪些面向？
馬克思的主要見解是認識到，自由主義者用來構建其政治現實理論的範疇（自由，平等，權利和同意）不足以理解政治領域。它們之所以不足，是因為對政治世界的自由描述遺漏了兩種現象，根據馬克思的觀點，這兩種現象對於人類的政治經驗而言絕對是至關重要的：人們總是形成有凝聚力的階級或群體；以及這些階級或群體總是相互壓迫或剝削，而國家本身就是壓迫者階級的工具。
我的自由主義朋友往往認為，壓迫和剝削只存在於傳統社會或專制社會，而自由主義社會則沒有（或幾乎沒有）這些。但這不是真的。馬克思正確地看到，每個社會都由有凝聚力的階級或群體組成，並且各地的政治生活主要是關於不同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他還正確地看到，在任何時候，都有一個集團（或一個集團聯盟）在支配國家，國家的法律和政策往往反映該支配集團的利益和理想。而且，馬克思說得很對，支配集團傾向把自己喜歡的法律和政策視為反映“理性”或“自然”，並努力在全社會傳播它看待事物的方式，因此，各種不公正和壓迫往往會從視野中消失。
例如，儘管數十年來對學劵和特許學校進行了試驗，但美國自由主義的主要形式仍然堅定地致力於公立學校體系。在大多數地方，這是一個壟斷體系，要求所有背景的兒童接受實際上是無神論的教育，而這種教育剝奪了對上帝或聖經的提及。儘管自由主義者真誠地認為，這種政策以“政教分離”的理論，或者以社會需要“面向所有人的學校”為理據有其合理性，但事實是，這些理論把一種旨在灌輸自己的啟蒙自由主義的制度合理化。從保守派的角度看，這相當於對宗教家庭的無聲迫害。同樣，色情業不過是剝削貧窮婦女的可怕工具，儘管自由派精英們以“言論自由”和保留給“同意的成年人”的其他自由來論證色情業有其合理性。同樣，製造業產能不分青紅皂白的離岸外包也被自由派精英們認為是所有權的體現，他們以犧牲自己的工人階級鄰居為代價，從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中獲益。
不，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不僅僅是一個謊言。通過按照階級或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來分析社會，我們可以揭示出那些傾向於將政治歸結為個人及其私人自由的啟蒙自由主義理論對於重要政治現象的系統性盲目。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如此吸引人的主要原因。在每個社會中，總會有很多人有理由覺得自己受到壓迫或剝削。這些主張中，有些是正當的，其他的則不太正當。但是實際上，所有這些主張都可以很容易用馬克思主義來解釋，馬克思主義闡明這些主張如何從統治階級的系統性壓迫中產生，並為用憤怒和暴力作出回應提供了理由。而那些對這種明顯壓迫感到困擾的人，經常會發現自己在馬克思主義者中很自在。
當然，面對基於群體權力關係現實的批評，自由主義者並非不為所動。諸如1964年《美國民權法案》之類的措施，明確禁止針對各種階級或群體的歧視性行為；隨後的 "平權行動 "計劃，也試圖通過配額、僱傭目標等方式強化弱勢階層。但是，這些努力並沒能創造一個階級或群體間權力關係不存在的社會。不管怎麼說，“系統被操縱”以支持某些階級或群體而以犧牲其他階級或群體為代價的感覺只會變得更加明顯。
儘管自由主義已經花了150多年來研究，但仍然沒有找到一種有說服力的方法來應對馬克思思想帶來的挑戰。
四、使馬克思主義致命的缺陷
我們已經研究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的正確之處，以及為什麼它是一個如此強大的學說。但是，馬克思主義框架也存在很多問題，其中一些問題是致命的。
其中第一個問題是，雖然馬克思主義提出了對階級或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進行實證研究，但它簡單地假定，無論在哪裡，只要有一個更強大的群體和一個較弱的群體存在，兩者之間的關係就會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關係。這讓人覺得，似乎每一種等級關係都只是南北戰爭之前，維吉尼亞種植園園主對黑人奴隸的可怕剝削的變奏版。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等級關係不是奴隸制。因此，雖然通常情況下，國王確實比臣民更有權力，雇主比僱員更有權力，父母比子女更有權力，但這些不一定是直接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關係。更常見的是混合關係，強者和弱者都能得到某些好處，同時也都能指出為了維持這種關係而必須承受的艱辛。
馬克思主義框架預設了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關係，這就導致了第二個巨大的困難，即假設每一個社會都是如此的充斥著剝削行為，以至於它一定會走向統治階級或集團的覆滅。但是，如果弱小的群體有可能從他們的地位中獲益，而不僅僅是受其壓迫，那麼我們就得出了保守社會的可能性：在這個社會裡，有一個占主導地位的階級或忠誠群體（或群體聯盟）會試圖平衡現有秩序的利益和負擔，從而避免實際的壓迫。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沒有必要推翻和摧毀佔統治地位的集團。事實上，當考慮到社會革命性重建可能帶來的後果通常不僅包括內戰，而且還包括政治秩序崩潰後的外國入侵時，保守社會中的大多數群體很可能更願意維護現有秩序，或在很大程度上維護現有秩序，而不是忍受馬克思的替代方案。
這使我們想到了馬克思主義框架的第三個缺陷。眾所周知，對於下層階級在推翻壓迫者和奪取國家之後，應該如何處理其新獲得的權力，馬克思主義沒有提出明確的觀點。馬克思只強調，一旦被壓迫的階級控制了國家，他們就能結束壓迫。但是這些說法似乎沒有根據。畢竟，我們已經說過，馬克思主義框架的優勢在於它願意承認每個社會中的階級和群體之間確實存在著權力關係，而且這些權力關係在每個社會都可能是壓迫和剝削的。而如果這是一個經驗性的事實—事實上似乎也是如此—那麼，推翻了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將如何利用國家來徹底消除階級對立？這時，馬克思的經驗主義者的姿態消失了，他的框架完全變成了烏托邦式的。
當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說馬克思主義 "不過是一個巨大謊言 "時，這就是他們的意思。馬克思主義奪取國家並利用它消除一切壓迫的目標是一個空洞的承諾。馬克思不知道國家如何才能真正實現這一點，他的追隨者也不知道。事實上，我們現在有很多馬克思主義者奪取國家的歷史案例：在俄羅斯和東歐、中國、朝鮮以及柬埔寨、古巴和委內瑞拉。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國家進行“社會的革命性重建”的嘗試無一不是恐怖的展現。在每一個案例中，馬克思主義者自己組建了一個新的階級或團體，利用國家的力量以最極端的方式剝削和壓迫其他階級—甚至包括一再訴諸謀殺數以百萬計自己的人民。然而，儘管發生了這一切，烏托邦永遠不會到來，壓迫也永遠不會結束。
馬克思主義社會和其他所有社會一樣，由按等級秩序排列的階級和群體組成。但是，重建社會的目的和國家有責任實現這一壯舉的主張，使得馬克思主義國家比它所要取代的自由主義政權更激進，更願意採取強制和流血的手段。
五、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共舞
人們常說，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 "對立面"，自由主義致力於使個人擺脫國家的強制，而馬克思主義則贊同無限制的強制，以追求重構的社會。但是，如果發現自由主義在幾十年內有向馬克思主義者讓步和轉移權力的趨勢呢？自由主義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面，而只是通向馬克思主義的通道。
波蘭政治理論家萊古特科 (Ryszard Legutko) 在2016年的著作《民主中的惡魔：自由社會中的極權主義誘惑 (The Demon in Democracy: Totalitarian Temptations in Free Societies)》中，對啟蒙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結構上的相似性進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考德威爾 (Christopher Caldwell) 在2020年出版的後續著作《應享權利的時代 (The Age of Entitlement)》也同樣記錄了1960年代旨在建立自由主義統治的美國憲政革命的方式，但事實上卻帶來了朝向"進步"政治的迅速過渡，正如我所說，"進步"政治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版本。考慮到這些說法，我想提出一種理解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關係的方法，這種關係把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相互聯繫在一起，並使它們成為 "對立面 "以外的東西。
啟蒙自由主義是一種理性主義體系，其前提是人類在本質上自由而平等。它進一步宣稱，這一真理是 "不言自明的"，這意味著我們所有人都可以僅通過行使理性來認識它，而不需要參考我們這個時代和處身之所的特定民族或宗教傳統。
但這個體系也有一些問題。其中之一是，事實證明，高度抽象的術語（例如自由，平等和正義）不能僅憑理性獲得穩定的內容。要理解這一點，請考慮以下問題：
1. 如果所有人都自由平等，那麼，為什麼不是每一個希望進入美國並在美國居住的人都可以這樣做呢？
僅憑理性，就可以認為，既然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麼他們就應該同樣可以自由地在美國居住。這看起來很直接，任何與之相反的論證都必須依賴傳統概念，民族、國家、領土、邊界、公民身份等，這些傳統概念都不是不言而喻的或僅靠理性就可以理解的。
2. 如果所有人都自由平等，那麼，為什麼不是每個想要報讀普林斯頓大學課程的人都可以註冊呢？
僅憑理性，就可以認為，如果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麼他們應該同樣可以自由地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則註冊普林斯頓大學的課程。這一點，似乎也很直接。任何與之相反的論點，都必須依賴於傳統的概念，如私有財產、公司、結社自由、教育、課程、成績等等。而這些又都不是不言而喻的。
3. 如果所有人都自由平等，你怎麼能有理由阻止一個覺得自己是女人的男人參加公立學校的女子田徑比賽？
僅憑理性，就可以說，既然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麼，一個覺得自己是女人的男人應該同樣可以自由地參加女子田徑比賽。任何與之相反的論點，都必須依賴諸如男人、女人、女權、田徑比賽、比賽等級、公平性等傳統概念，而這些概念都不是單憑理性就能理解的。
這樣的例子可以不勝枚舉。事實上，在解決有關自由和平等的含義的爭論方面，僅靠理性幾乎毫無用處。那麼，這些術語的意義從何而來呢？
我曾說過，每個社會都由階級或群體組成。這些階級或群體彼此之間存在著各種權力關係，這些關係在最強勢的階級或群體所傳承的政治、法律、宗教和道德傳統中得到體現。只有在這些傳統的背景下，我們才會相信自由和平等這樣的詞是一個意思，而不是另一個意思，才會形成一種 "常識"，即在實際案例中如何平衡不同的利益和關注。
但是，如果你摒棄了這些傳統會怎樣呢？畢竟，這就是啟蒙自由主義所要做的。啟蒙自由主義者觀察到，繼承下來的傳統在某些方面總是有缺陷或不公正的，為此，他們覺得有理由把繼承下來的傳統放在一邊，而直接呼籲自由和平等等抽象原則。問題是，在一個社會中，並不存在一個人人在各方面都是自由平等的社會。即使是在一個自由社會裡，總會有無數種方式使某個階級或群體在相對上不如其他階級或群體那麼自由平等。如此，馬克思主義者就將總是能夠說，在這些不自由不平等的例子中，有一些是壓迫的事例，或都全部都是。
因此，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無休止的共舞，是這樣的：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自由主義者都會屈服於馬克思主義者的要求—當然也不是每次都會屈服。然而，這種共舞是真實存在的。從過去70年中我們在整個民主世界中見到的總體情況來看，這個圖景在長遠而言是準確的。隨著時間的流逝，自由主義者逐漸採用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理論，無論主題是上帝和宗教、男人和女人、榮譽和責任、家庭、國家，還是任何其他東西。
那麼，以下是關於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共舞的幾點看法：
首先，請注意，這種共舞是自由主義的副產品。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啟蒙自由主義把自由和平等作為評斷政府的標準，並把個人獨立於傳統之外的理性力量本身描述為獲得這種評斷的工具。這樣一來，自由主義就創造了馬克思主義者。就像巫師的學徒一樣，它不斷地呼籲人們成為行使理性，發現社會中不自由和不平等現象的個體，並由此得出結論：他們（或其他人）受到了壓迫，為了消除壓迫，必須進行革命性的社會重構。事實表明，這種動態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以及在美國大革命期間賓夕法尼亞州和其他州的激進政權中已經可見。甚至在馬克思提出一個正式結構來描述啟蒙自由主義的幾十年之前，啟蒙自由主義就產生了原始馬克思主義。
其次，共舞只向一個方向移動。在一個自由社會中，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使許多自由主義者逐漸放棄他們提出的自由和平等的觀念，並採納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新觀念。但是，相比之下，馬克思主義者向自由主義逆轉的運動似乎非常薄弱。怎麼會這樣？如果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是正確的，並且其前提確實是“不言而喻的”或“理性的產物”，那麼在自由的條件下，個人應該會行使理性並得出自由主義的結論。然則，為什麼自由社會會迅速移向馬克思主義思想，而不是不斷增強自由主義的信念呢？
理解這一動態的關鍵在於。儘管自由主義者認為他們的觀點是“不言而喻的”或“理性的產物”，但大多數時候，他們實際上是在依賴固有觀念，即自由和平等是什麼，以及如何將這些概念應用於實際案例的固有規範。換句話說，自由主義與其馬克思主義批判者之間的衝突，是一個希望保留其傳統的主導階級或群體（自由主義者）與一個將批判理性和把所有繼承得來之約束拋棄的意願相結合的革命團體（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衝突。但是，儘管馬克思主義者很清楚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摧毀支撐自由主義的知識和文化傳統，他們的自由主義對手在大多數情況下卻拒絕踐行那種捍衛傳統和鞏固傳統所需的保守主義。事實上，自由主義者經常貶低傳統，並告訴他們的孩子和學生，他們所需要的只是自由推理和“得出自己的結論”。
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之間出現了根本性的不平衡，前者有意識地致力於實現觀念革命，而後者對"不受繼承傳統束縛"的堅持甚少或根本沒有提供任何防禦。事實上，這恰恰為馬克思主義者用來反對自由主義者的各種論點和策略打開了大門。這種不平衡意味著，雙方的共舞只向一個方向發展，而自由主義思想在幾十年內就會在馬克思主義的批評面前崩潰。
六、馬克思主義的終局與民主的終結
不久前，我們大多數生活在自由社會的人都知道，馬克思主義與民主不相容。但是，隨著自由體制被 "進步派 "和 "反種族主義者 "所佔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許多曾經顯而易見的東西，以及關於民主的許多曾經顯而易見的東西，都已經被遺忘了。現在，重新審視這些曾經顯而易見的真理的時候到了。
在民主政府下，各競爭集團和階級之間的暴力戰爭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政黨之間的非暴力競爭。這並不意味著忠誠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就此終結。這並不意味著不公正和壓迫就此結束。它只意味著，組成一個特定社會的各個群體不是通過流血來解決分歧，而是組成自己的政黨，致力於在定期的選舉中試圖推翻對方。在這種制度下，一個政黨在固定的任期內執政，但其對手知道，如果他們能在下一次選舉中獲勝，就可以取而代之。正是因為有可能在不發生大規模殺戮和破壞的情況下掌權和統治國家，才誘使各方放下武器，轉而從事選舉政治。
關於民主政權，人們最需要了解的最基本東西是：要使民主發揮作用，就需要至少有兩個合法政黨。所謂合法政黨，我指的是一個得到其競爭對手承認的政黨，如果它贏得選舉，它就有權統治。例如，一個自由黨可以授予一個保守黨合法性（即使他們不太喜歡他們），作為回報，這個保守黨可以授予一個自由黨合法性（即使他們不太喜歡他們）。事實上，這就是大多數現代民主國家的治理方式。
但是在眼下，合法性是馬克思主義批判行將摧毀的傳統政治概念之一。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我們繼承的合法性概念無非是統治階級用來延續不公正和壓迫的工具。合法性這個詞只有在指涉馬克思主義者眼中國家唯一合法統治者—即被壓迫階級或群體的時候才有其真正意義。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只賦予一個政黨合法性，也就是被壓迫者的政黨，其目標是社會的革命性重建。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政治框架不能與民主政府共存。事實上，民主政府擁有多元合法政黨的全部目的，就是為了避免社會的暴力重建，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則把社會的暴力重建視為政治的唯一合理目標。
簡單而言，馬克思主義框架和民主政治理論在原則上是相互對立的。要給予自由派或保守派觀點合法性的話，馬克思主義者就不可能不放棄馬克思主義理論核心—自由派或保守派觀點與系統性的不公正密不可分，必須被推翻，有必要的話。訴諸暴力也要推翻它們。這就是為什麼在馬克思主義者獲得政權後，反對意見—一種無關 "進步 "，也與"反種族主義 "無涉的概念—本身就有合法性的看法就自由主義機構消失了。起初，自由主義者屈服於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同事的要求，把保守派觀點視為不合法（因為保守派是 "威權主義者"或 "法西斯主義者"）。導緻美國大多數著名大學和媒體機構淘汰保守派的正是這種動態。
但到了2020年夏天，這種安排已經走到了盡頭。在美國，馬克思主義者現在已經強大到足以要求自由主義者在他們認為迫切需要解決的任何問題上和馬克思主義者保持一致。在不久前還在奉行自由主義的機構中，自由主義的觀點同樣不再合法。這就是《紐約時報》和其他新聞機構驅逐自由派記者的意義。這也是將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名字從普林斯頓大學的建築物中刪除的原因，也是其他大學和學校類似行為的原因。這些驅逐和更名相當於在舊自由主義的合法性遭到撤銷的同時，在每一所大學、每一家報社和公司依次升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
在2016年之前，美國仍然有兩個合法的政黨。但當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總統後，關於他是"威權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言論被用來抹殺傳統的自由主義觀點：一個正式當選的總統，即由一半公眾通過憲法程序選出的候選人，應該具有合法性。取而代之的是，人們宣布 "抵抗"，目的是使總統、與他共事的人以及些投票給他的人失去合法性。
我知道許多自由主義者都認為，這種對特朗普合法性的拒絕只是針對他個人。他們相信，正如一位自由派朋友最近給我寫的那樣，當這位特殊的總統被罷免後，美國將能夠恢復正常。
但這種事情不會發生。把美國產生和傳播思想的手段掌於手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背叛他們的事業，就不能賦予任何保守派政府合法性。而他們也不能把合法性賦予任何形式的、不向馬克思主義低頭的自由主義。這意味著，無論特朗普總統的選舉命運如何，"抵抗 "都不會結束。它才剛剛開始。
隨著馬克思主義對自由主義體制的征服，我們進入了美國歷史上的一個新階段（因此，也是所有民主國家歷史上的一個新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克思主義者在征服大學、媒體和大公司之後，將試圖把這種模式應用於征服整個政治舞台。
他們將如何做到這一點呢？就像在大學和媒體中一樣，他們將利用自己在自由派機構中的存在，迫使自由主義者把將他們和保守派—因此也是和兩黨民主制度—捆綁在一起的互合法性紐帶打破。他們不會只要求取消特朗普總統的合法性，而是會要求取消所有保守派的合法性。在使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湯姆·科頓（Tom Cotton）和蒂姆·斯科特（Tim Scott）以及媒體界人士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等人的觀點失去合法性的努力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點。然後，他們將轉而使那些把保守派觀點視為合法的自由主義者，例如詹姆斯-貝內特、巴里-魏斯和安德魯-沙利文等失去合法性。就像大學和媒體中的情況一樣，許多自由主義者會遷就這些馬克思主義策略，因為他們認為，使保守派失去合法性的話，他們就可以安撫馬克思主義者，並把他們變成戰略盟友。
但馬克思主義者不會被安撫，因為他們追求的是征服自由主義本身—在說服自由主義者放棄傳統兩黨政治合法性的概念，以及對民主政權的信念時，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在民主的政府體制中，把自由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聯繫在一起的相互合法性紐帶的崩潰，還不足以使那些自由主義者完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這個崩潰會使他們成為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卑微的奴才，無力反抗 "進步派 "和 "反種族主義者 "指稱的任何重要事物。而且，這將使他們習慣於即將到來的一黨制政權，如果自由主義者願意放棄自由主義，它將在其中發揮出色的作用。
我知道許多自由主義者感到困惑，他們仍然認為擺在面前的是各種各樣的選擇。但事實並非如此。在眼下，幾年前存在的大多數選擇都已經消失了。自由主義者將不得不在兩種選項之間選一個：要麼向馬克思主義者屈服，並幫助他們終結美國的民主；要麼和保守派結成一個支持民主的聯盟。沒有其他選擇了。
約拉姆·哈桑尼 (Yoram Hazony)，耶路撒冷赫茲學院院長，著有《民族主義的美德》 (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是埃德蒙·伯克基金會（Edmund Burke Foundation）的主席。 。請在Twitter上關注他 @yhazony。
原文網址： https://quillette.com/2020/08/16/the-challenge-of-marxism/
原文作者：Yoram Hazony
發表日期：August 16,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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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性自由主義的崩潰
在1989年柏林牆倒塌後的一代人中，大多數美國人和歐洲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已經被徹底打敗的敵人。但他們錯了。僅僅30年後，馬克思主義又捲土重來，並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奪取了美國最重要的媒體公司、大學和學校、大型企業和慈善組織，以至法院、政府官僚機構和一些教堂的控制權。隨著美國各城市相繼發生騷亂，縱火和搶劫，從紐約時報到普林斯頓大學在內的許多機構的自由主義監護人似乎都對重新控制這些機構感到絕望，因而採取了一種遷就政策。也就是說，他們正試圖安撫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員工，對他們的一些要求做出讓步，希望不被完全掃地出門。
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但是根據最近幾年的經驗，我們可以大膽猜測一下。制度自由主義缺乏應對這種威脅的資源。自由主義正在被驅逐出它以前的據點，自1960年代以來我們就知道的自由主義思想霸權將要結束。反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即將發現自己的處境和保守派、民族主義者和基督教徒一段時日以來的境地差不多。他們將發現自己是反對派。
這意味著，一些勇敢的自由主義者將很快向他們最近控制的機構發動戰爭。他們將嘗試在失落了久負盛名，富裕而強大的機構的陰影下，建立替代性的教育和媒體平台。同時，其他人將繼續在主流媒體，大學，科技公司，慈善機構和政府官僚機構工作，學會把他們的自由主義隱藏起來，並讓他們的同事相信自己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就像許多保守主義者很久以前所學到的那樣，把他們的保守主義隱藏起來，讓他們的同事相信他們是自由主義者。
這就是正在出現的新現實。水中滿是血，新馬克思主義者不會滿足於他們最近的勝利。在美國，他們將發揮自己的優勢，並試圖佔領民主黨。他們將設法使共和和黨淪為該黨自身新意識形態的軟弱模仿品，，或者將其作為種族主義組織直接取締。而其他民主國家，新馬克思主義者將試圖複製自己在美國的成功。任何一個自由國家都不能倖免於這場審判。因此，我們不要轉移視線，不要告訴自己說詛咒不是衝著我們來的。因為它就是衝著我們來的。
在本文中，我想就美國新馬克思主義的勝利發表一些初步評論，即發生了什麼以及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事情。
二、馬克思主義框架
反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在最近維持對自由主義組織的控制的鬥爭中處於許多不利的位置。其一是他們常常不相信可以善意地使用“馬克思主義”一詞來描述那些試圖推翻他們的人。這是因為折磨他們的人沒有遵循共產黨，納粹和其他各種政治運動的先例，即使用特定的黨名來標榜自己，並發表明確的宣言來定義它。相反，他們用不斷變化的詞彙來指稱自己的信仰，包括“左派”，“進步主義”，“社會正義”，“反種族主義”，“反法西斯”，“黑人生命有關痛癢”，“批判種族理論”，“身份政治”，“政治正確“，”覺醒“等來迷惑對手。當自由主義者試圖使用這些術語時，他們常常因沒有正確使用它們而感到沮喪，這本身就成為那些希望羞辱並最終摧毀它們的人的武器。
擺脫這種陷阱的最好方法是認識到目前正在進行的推翻自由主義的運動是什麼：馬克思主義的升級版。我這樣說不是為了貶低任何人。我這樣說是因為這是事實。而且因為認識到這一事實將幫助我們理解我們面臨的問題。
新馬克思主義者沒有使用19世紀共產黨人設計的技術行話。他們沒有談論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勞動異化，商品拜物教等等，事實上，他們已經發展出了自己的行話，以適應美國，英國和其他地方的現狀。然而，他們的政治建基於馬克思批判自由主義（馬克思稱之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推翻自由主義的框架上。我們可以將馬克思的政治框架描述如下：
1. 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馬克思認為，作為一個經驗問題，人們總是將自己形成凝聚力的群體（他稱之為階級），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相互利用。自由主義的政治秩序在這方面沒有什麼不同，它傾向認為有兩個階級存在，其中一個階級擁有並控制著幾乎所有東西（壓迫者）。；而另一個階級則遭到剝削，其勞動成果被侵占， 因此它不會進步，實際上永遠被奴役（被壓迫者）。此外，馬克思認為國家本身、國家法律及其執行機制是壓迫階級用來保持壓迫政權和協助開展這項工作的工具。
2. 虛假意識
馬克思認識到保持這一制度不變的自由派商人，政治家，律師和知識分子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壓迫者，他們認為的進步只是建立了新的壓迫條件。事實上，甚至工人階級也可能不知道他們受到剝削和壓迫。這是因為他們都是用自由主義的形式（例如，個人有自由出賣勞動的權利）來思考問題，而這些掩蓋了正在發生的系統性壓迫。這種對自己是壓迫者或被壓迫者這一事實的無知，被稱為統治意識形態（恩格斯後來創造了虛假意識來形容它），只有當一個人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有所了悟，並學會用真正的分類來認識現實時，才能克服這種無知。
3. 社會的革命性重建
馬克思提出，從歷史上看，被壓迫階級只有通過對整個社會進行革命性改造，即通過摧毀壓迫者階級，以及保持系統壓迫制度的社會規範和思想，才能從根本上改善他們的狀況 。他甚至明確指出，自由主義者將為被壓迫者提供推翻他們所需的工具。在一段時間內，將出現“半遮半掩的內戰，直至戰爭爆發為公開的革命”，自由派壓迫者被“暴力推翻”為止。這時，被壓迫者就奪取了國家的控制權。
4. 階級對立的徹底消失
馬克思承諾，在被壓迫的下層階級控制國家之後，其他個人對個人的剝削將“被終結”，各階級個人之間的對立將完全消失。至於這一點如何做到，他沒有具體說明。
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經過近兩個世紀的發展和完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法蘭克福學派和安東尼奧·葛蘭西的著作中有關“新馬克思主義”如何出現的故事經常被人提起，在未來的許多年裡，學者們會因為米歇爾 ‧ 福柯的各種後繼運動，後現代主義等等的影響有多大所引發的爭論而忙得不可開交。但就目前的目的而言，這種程度的細節沒有必要，我將在廣義上使用“馬克思主義”一詞來指代任何建立在我剛才所描述的馬克思的總體框架之上的政治或思想運動。包括現在正在走向征服美英自由主義的“進步”或“反種族主義”運動。這個運動用白人和有色人種等種族主義分類來描述我們這個時代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但它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和反對自由主義政治秩序的行動計劃完全建基於馬克思的總體框架。它只是馬克思主義的更新版。
三、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力和力量
儘管許多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說，馬克思主義“不過是一個巨大的謊言”，但事實並非如此。自由社會一再證明自己容易受到馬克思主義傷害，現在我們親眼看到，人們如何把世上最偉大的自由主義制度向馬克思主義者及其盟友拱手相讓。如果馬克思主義不過是一個巨大的謊言，為什麼自由社會如此容易受到它的影響？我們必須了解馬克思主義持久的吸引力和力量。而除非我們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抓住了啟蒙自由主義所缺少的真理面向，我們將永遠無法理解它。
真理的哪些面向？
馬克思的主要見解是認識到，自由主義者用來構建其政治現實理論的範疇（自由，平等，權利和同意）不足以理解政治領域。它們之所以不足，是因為對政治世界的自由描述遺漏了兩種現象，根據馬克思的觀點，這兩種現象對於人類的政治經驗而言絕對是至關重要的：人們總是形成有凝聚力的階級或群體；以及這些階級或群體總是相互壓迫或剝削，而國家本身就是壓迫者階級的工具。
我的自由主義朋友往往認為，壓迫和剝削只存在於傳統社會或專制社會，而自由主義社會則沒有（或幾乎沒有）這些。但這不是真的。馬克思正確地看到，每個社會都由有凝聚力的階級或群體組成，並且各地的政治生活主要是關於不同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他還正確地看到，在任何時候，都有一個集團（或一個集團聯盟）在支配國家，國家的法律和政策往往反映該支配集團的利益和理想。而且，馬克思說得很對，支配集團傾向把自己喜歡的法律和政策視為反映“理性”或“自然”，並努力在全社會傳播它看待事物的方式，因此，各種不公正和壓迫往往會從視野中消失。
例如，儘管數十年來對學劵和特許學校進行了試驗，但美國自由主義的主要形式仍然堅定地致力於公立學校體系。在大多數地方，這是一個壟斷體系，要求所有背景的兒童接受實際上是無神論的教育，而這種教育剝奪了對上帝或聖經的提及。儘管自由主義者真誠地認為，這種政策以“政教分離”的理論，或者以社會需要“面向所有人的學校”為理據有其合理性，但事實是，這些理論把一種旨在灌輸自己的啟蒙自由主義的制度合理化。從保守派的角度看，這相當於對宗教家庭的無聲迫害。同樣，色情業不過是剝削貧窮婦女的可怕工具，儘管自由派精英們以“言論自由”和保留給“同意的成年人”的其他自由來論證色情業有其合理性。同樣，製造業產能不分青紅皂白的離岸外包也被自由派精英們認為是所有權的體現，他們以犧牲自己的工人階級鄰居為代價，從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中獲益。
不，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不僅僅是一個謊言。通過按照階級或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來分析社會，我們可以揭示出那些傾向於將政治歸結為個人及其私人自由的啟蒙自由主義理論對於重要政治現象的系統性盲目。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如此吸引人的主要原因。在每個社會中，總會有很多人有理由覺得自己受到壓迫或剝削。這些主張中，有些是正當的，其他的則不太正當。但是實際上，所有這些主張都可以很容易用馬克思主義來解釋，馬克思主義闡明這些主張如何從統治階級的系統性壓迫中產生，並為用憤怒和暴力作出回應提供了理由。而那些對這種明顯壓迫感到困擾的人，經常會發現自己在馬克思主義者中很自在。
當然，面對基於群體權力關係現實的批評，自由主義者並非不為所動。諸如1964年《美國民權法案》之類的措施，明確禁止針對各種階級或群體的歧視性行為；隨後的 "平權行動 "計劃，也試圖通過配額、僱傭目標等方式強化弱勢階層。但是，這些努力並沒能創造一個階級或群體間權力關係不存在的社會。不管怎麼說，“系統被操縱”以支持某些階級或群體而以犧牲其他階級或群體為代價的感覺只會變得更加明顯。
儘管自由主義已經花了150多年來研究，但仍然沒有找到一種有說服力的方法來應對馬克思思想帶來的挑戰。
四、使馬克思主義致命的缺陷
我們已經研究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的正確之處，以及為什麼它是一個如此強大的學說。但是，馬克思主義框架也存在很多問題，其中一些問題是致命的。
其中第一個問題是，雖然馬克思主義提出了對階級或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進行實證研究，但它簡單地假定，無論在哪裡，只要有一個更強大的群體和一個較弱的群體存在，兩者之間的關係就會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關係。這讓人覺得，似乎每一種等級關係都只是南北戰爭之前，維吉尼亞種植園園主對黑人奴隸的可怕剝削的變奏版。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等級關係不是奴隸制。因此，雖然通常情況下，國王確實比臣民更有權力，雇主比僱員更有權力，父母比子女更有權力，但這些不一定是直接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關係。更常見的是混合關係，強者和弱者都能得到某些好處，同時也都能指出為了維持這種關係而必須承受的艱辛。
馬克思主義框架預設了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關係，這就導致了第二個巨大的困難，即假設每一個社會都是如此的充斥著剝削行為，以至於它一定會走向統治階級或集團的覆滅。但是，如果弱小的群體有可能從他們的地位中獲益，而不僅僅是受其壓迫，那麼我們就得出了保守社會的可能性：在這個社會裡，有一個占主導地位的階級或忠誠群體（或群體聯盟）會試圖平衡現有秩序的利益和負擔，從而避免實際的壓迫。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沒有必要推翻和摧毀佔統治地位的集團。事實上，當考慮到社會革命性重建可能帶來的後果通常不僅包括內戰，而且還包括政治秩序崩潰後的外國入侵時，保守社會中的大多數群體很可能更願意維護現有秩序，或在很大程度上維護現有秩序，而不是忍受馬克思的替代方案。
當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說馬克思主義 "不過是一個巨大謊言 "時，這就是他們的意思。馬克思主義奪取國家並利用它消除一切壓迫的目標是一個空洞的承諾。馬克思不知道國家如何才能真正實現這一點，他的追隨者也不知道。事實上，我們現在有很多馬克思主義者奪取國家的歷史案例：在俄羅斯和東歐、中國、朝鮮以及柬埔寨、古巴和委內瑞拉。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國家進行“社會的革命性重建”的嘗試無一不是恐怖的展現。在每一個案例中，馬克思主義者自己組建了一個新的階級或團體，利用國家的力量以最極端的方式剝削和壓迫其他階級—甚至包括一再訴諸謀殺數以百萬計自己的人民。然而，儘管發生了這一切，烏托邦永遠不會到來，壓迫也永遠不會結束。
馬克思主義社會和其他所有社會一樣，由按等級秩序排列的階級和群體組成。但是，重建社會的目的和國家有責任實現這一壯舉的主張，使得馬克思主義國家比它所要取代的自由主義政權更激進，更願意採取強制和流血的手段。
五、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共舞
人們常說，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 "對立面"，自由主義致力於使個人擺脫國家的強制，而馬克思主義則贊同無限制的強制，以追求重構的社會。但是，如果發現自由主義在幾十年內有向馬克思主義者讓步和轉移權力的趨勢呢？自由主義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面，而只是通向馬克思主義的通道。
波蘭政治理論家萊古特科 (Ryszard Legutko) 在2016年的著作《民主中的惡魔：自由社會中的極權主義誘惑 (The Demon in Democracy: Totalitarian Temptations in Free Societies)》中，對啟蒙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結構上的相似性進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考德威爾 (Christopher Caldwell) 在2020年出版的後續著作《應享權利的時代 (The Age of Entitlement)》也同樣記錄了1960年代旨在建立自由主義統治的美國憲政革命的方式，但事實上卻帶來了朝向"進步"政治的迅速過渡，正如我所說，"進步"政治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版本。考慮到這些說法，我想提出一種理解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關係的方法，這種關係把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相互聯繫在一起，並使它們成為 "對立面 "以外的東西。
啟蒙自由主義是一種理性主義體系，其前提是人類在本質上自由而平等。它進一步宣稱，這一真理是 "不言自明的"，這意味著我們所有人都可以僅通過行使理性來認識它，而不需要參考我們這個時代和處身之所的特定民族或宗教傳統。
但這個體系也有一些問題。其中之一是，事實證明，高度抽象的術語（例如自由，平等和正義）不能僅憑理性獲得穩定的內容。要理解這一點，請考慮以下問題：
1. 如果所有人都自由平等，那麼，為什麼不是每一個希望進入美國並在美國居住的人都可以這樣做呢？
僅憑理性，就可以認為，既然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麼他們就應該同樣可以自由地在美國居住。這看起來很直接，任何與之相反的論證都必須依賴傳統概念，民族、國家、領土、邊界、公民身份等，這些傳統概念都不是不言而喻的或僅靠理性就可以理解的。
2. 如果所有人都自由平等，那麼，為什麼不是每個想要報讀普林斯頓大學課程的人都可以註冊呢？
僅憑理性，就可以認為，如果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麼他們應該同樣可以自由地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則註冊普林斯頓大學的課程。這一點，似乎也很直接。任何與之相反的論點，都必須依賴於傳統的概念，如私有財產、公司、結社自由、教育、課程、成績等等。而這些又都不是不言而喻的。
3. 如果所有人都自由平等，你怎麼能有理由阻止一個覺得自己是女人的男人參加公立學校的女子田徑比賽？
僅憑理性，就可以說，既然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麼，一個覺得自己是女人的男人應該同樣可以自由地參加女子田徑比賽。任何與之相反的論點，都必須依賴諸如男人、女人、女權、田徑比賽、比賽等級、公平性等傳統概念，而這些概念都不是單憑理性就能理解的。
這樣的例子可以不勝枚舉。事實上，在解決有關自由和平等的含義的爭論方面，僅靠理性幾乎毫無用處。那麼，這些術語的意義從何而來呢？
我曾說過，每個社會都由階級或群體組成。這些階級或群體彼此之間存在著各種權力關係，這些關係在最強勢的階級或群體所傳承的政治、法律、宗教和道德傳統中得到體現。只有在這些傳統的背景下，我們才會相信自由和平等這樣的詞是一個意思，而不是另一個意思，才會形成一種 "常識"，即在實際案例中如何平衡不同的利益和關注。
但是，如果你摒棄了這些傳統會怎樣呢？畢竟，這就是啟蒙自由主義所要做的。啟蒙自由主義者觀察到，繼承下來的傳統在某些方面總是有缺陷或不公正的，為此，他們覺得有理由把繼承下來的傳統放在一邊，而直接呼籲自由和平等等抽象原則。問題是，在一個社會中，並不存在一個人人在各方面都是自由平等的社會。即使是在一個自由社會裡，總會有無數種方式使某個階級或群體在相對上不如其他階級或群體那麼自由平等。如此，馬克思主義者就將總是能夠說，在這些不自由不平等的例子中，有一些是壓迫的事例，或都全部都是。
因此，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無休止的共舞，是這樣的：
- 自由主義者宣稱從此以後人人都自由平等，強調理性（而非傳統概念）將決定每個人的權利內容。
- 馬克思主義者行使理性，指出社會上許多不自由、不平等的真實事例，譴責它們是壓迫，要求新的權利。
- 自由主義者在宣佈人人自由平等之後，對不自由、不平等的存在感到尷尬，於是採納了馬克思主義者一些新權利的要求。
- 回到上面的第1條，重複。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自由主義者都會屈服於馬克思主義者的要求—當然也不是每次都會屈服。然而，這種共舞是真實存在的。從過去70年中我們在整個民主世界中見到的總體情況來看，這個圖景在長遠而言是準確的。隨著時間的流逝，自由主義者逐漸採用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理論，無論主題是上帝和宗教、男人和女人、榮譽和責任、家庭、國家，還是任何其他東西。
那麼，以下是關於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共舞的幾點看法：
首先，請注意，這種共舞是自由主義的副產品。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啟蒙自由主義把自由和平等作為評斷政府的標準，並把個人獨立於傳統之外的理性力量本身描述為獲得這種評斷的工具。這樣一來，自由主義就創造了馬克思主義者。就像巫師的學徒一樣，它不斷地呼籲人們成為行使理性，發現社會中不自由和不平等現象的個體，並由此得出結論：他們（或其他人）受到了壓迫，為了消除壓迫，必須進行革命性的社會重構。事實表明，這種動態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以及在美國大革命期間賓夕法尼亞州和其他州的激進政權中已經可見。甚至在馬克思提出一個正式結構來描述啟蒙自由主義的幾十年之前，啟蒙自由主義就產生了原始馬克思主義。
其次，共舞只向一個方向移動。在一個自由社會中，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使許多自由主義者逐漸放棄他們提出的自由和平等的觀念，並採納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新觀念。但是，相比之下，馬克思主義者向自由主義逆轉的運動似乎非常薄弱。怎麼會這樣？如果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是正確的，並且其前提確實是“不言而喻的”或“理性的產物”，那麼在自由的條件下，個人應該會行使理性並得出自由主義的結論。然則，為什麼自由社會會迅速移向馬克思主義思想，而不是不斷增強自由主義的信念呢？
理解這一動態的關鍵在於。儘管自由主義者認為他們的觀點是“不言而喻的”或“理性的產物”，但大多數時候，他們實際上是在依賴固有觀念，即自由和平等是什麼，以及如何將這些概念應用於實際案例的固有規範。換句話說，自由主義與其馬克思主義批判者之間的衝突，是一個希望保留其傳統的主導階級或群體（自由主義者）與一個將批判理性和把所有繼承得來之約束拋棄的意願相結合的革命團體（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衝突。但是，儘管馬克思主義者很清楚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摧毀支撐自由主義的知識和文化傳統，他們的自由主義對手在大多數情況下卻拒絕踐行那種捍衛傳統和鞏固傳統所需的保守主義。事實上，自由主義者經常貶低傳統，並告訴他們的孩子和學生，他們所需要的只是自由推理和“得出自己的結論”。
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之間出現了根本性的不平衡，前者有意識地致力於實現觀念革命，而後者對"不受繼承傳統束縛"的堅持甚少或根本沒有提供任何防禦。事實上，這恰恰為馬克思主義者用來反對自由主義者的各種論點和策略打開了大門。這種不平衡意味著，雙方的共舞只向一個方向發展，而自由主義思想在幾十年內就會在馬克思主義的批評面前崩潰。
六、馬克思主義的終局與民主的終結
不久前，我們大多數生活在自由社會的人都知道，馬克思主義與民主不相容。但是，隨著自由體制被 "進步派 "和 "反種族主義者 "所佔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許多曾經顯而易見的東西，以及關於民主的許多曾經顯而易見的東西，都已經被遺忘了。現在，重新審視這些曾經顯而易見的真理的時候到了。
在民主政府下，各競爭集團和階級之間的暴力戰爭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政黨之間的非暴力競爭。這並不意味著忠誠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就此終結。這並不意味著不公正和壓迫就此結束。它只意味著，組成一個特定社會的各個群體不是通過流血來解決分歧，而是組成自己的政黨，致力於在定期的選舉中試圖推翻對方。在這種制度下，一個政黨在固定的任期內執政，但其對手知道，如果他們能在下一次選舉中獲勝，就可以取而代之。正是因為有可能在不發生大規模殺戮和破壞的情況下掌權和統治國家，才誘使各方放下武器，轉而從事選舉政治。
關於民主政權，人們最需要了解的最基本東西是：要使民主發揮作用，就需要至少有兩個合法政黨。所謂合法政黨，我指的是一個得到其競爭對手承認的政黨，如果它贏得選舉，它就有權統治。例如，一個自由黨可以授予一個保守黨合法性（即使他們不太喜歡他們），作為回報，這個保守黨可以授予一個自由黨合法性（即使他們不太喜歡他們）。事實上，這就是大多數現代民主國家的治理方式。
但是在眼下，合法性是馬克思主義批判行將摧毀的傳統政治概念之一。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我們繼承的合法性概念無非是統治階級用來延續不公正和壓迫的工具。合法性這個詞只有在指涉馬克思主義者眼中國家唯一合法統治者—即被壓迫階級或群體的時候才有其真正意義。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只賦予一個政黨合法性，也就是被壓迫者的政黨，其目標是社會的革命性重建。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政治框架不能與民主政府共存。事實上，民主政府擁有多元合法政黨的全部目的，就是為了避免社會的暴力重建，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則把社會的暴力重建視為政治的唯一合理目標。
簡單而言，馬克思主義框架和民主政治理論在原則上是相互對立的。要給予自由派或保守派觀點合法性的話，馬克思主義者就不可能不放棄馬克思主義理論核心—自由派或保守派觀點與系統性的不公正密不可分，必須被推翻，有必要的話。訴諸暴力也要推翻它們。這就是為什麼在馬克思主義者獲得政權後，反對意見—一種無關 "進步 "，也與"反種族主義 "無涉的概念—本身就有合法性的看法就自由主義機構消失了。起初，自由主義者屈服於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同事的要求，把保守派觀點視為不合法（因為保守派是 "威權主義者"或 "法西斯主義者"）。導緻美國大多數著名大學和媒體機構淘汰保守派的正是這種動態。
但到了2020年夏天，這種安排已經走到了盡頭。在美國，馬克思主義者現在已經強大到足以要求自由主義者在他們認為迫切需要解決的任何問題上和馬克思主義者保持一致。在不久前還在奉行自由主義的機構中，自由主義的觀點同樣不再合法。這就是《紐約時報》和其他新聞機構驅逐自由派記者的意義。這也是將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名字從普林斯頓大學的建築物中刪除的原因，也是其他大學和學校類似行為的原因。這些驅逐和更名相當於在舊自由主義的合法性遭到撤銷的同時，在每一所大學、每一家報社和公司依次升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
在2016年之前，美國仍然有兩個合法的政黨。但當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總統後，關於他是"威權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言論被用來抹殺傳統的自由主義觀點：一個正式當選的總統，即由一半公眾通過憲法程序選出的候選人，應該具有合法性。取而代之的是，人們宣布 "抵抗"，目的是使總統、與他共事的人以及些投票給他的人失去合法性。
我知道許多自由主義者都認為，這種對特朗普合法性的拒絕只是針對他個人。他們相信，正如一位自由派朋友最近給我寫的那樣，當這位特殊的總統被罷免後，美國將能夠恢復正常。
但這種事情不會發生。把美國產生和傳播思想的手段掌於手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背叛他們的事業，就不能賦予任何保守派政府合法性。而他們也不能把合法性賦予任何形式的、不向馬克思主義低頭的自由主義。這意味著，無論特朗普總統的選舉命運如何，"抵抗 "都不會結束。它才剛剛開始。
隨著馬克思主義對自由主義體制的征服，我們進入了美國歷史上的一個新階段（因此，也是所有民主國家歷史上的一個新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克思主義者在征服大學、媒體和大公司之後，將試圖把這種模式應用於征服整個政治舞台。
他們將如何做到這一點呢？就像在大學和媒體中一樣，他們將利用自己在自由派機構中的存在，迫使自由主義者把將他們和保守派—因此也是和兩黨民主制度—捆綁在一起的互合法性紐帶打破。他們不會只要求取消特朗普總統的合法性，而是會要求取消所有保守派的合法性。在使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湯姆·科頓（Tom Cotton）和蒂姆·斯科特（Tim Scott）以及媒體界人士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等人的觀點失去合法性的努力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點。然後，他們將轉而使那些把保守派觀點視為合法的自由主義者，例如詹姆斯-貝內特、巴里-魏斯和安德魯-沙利文等失去合法性。就像大學和媒體中的情況一樣，許多自由主義者會遷就這些馬克思主義策略，因為他們認為，使保守派失去合法性的話，他們就可以安撫馬克思主義者，並把他們變成戰略盟友。
但馬克思主義者不會被安撫，因為他們追求的是征服自由主義本身—在說服自由主義者放棄傳統兩黨政治合法性的概念，以及對民主政權的信念時，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在民主的政府體制中，把自由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聯繫在一起的相互合法性紐帶的崩潰，還不足以使那些自由主義者完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這個崩潰會使他們成為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卑微的奴才，無力反抗 "進步派 "和 "反種族主義者 "指稱的任何重要事物。而且，這將使他們習慣於即將到來的一黨制政權，如果自由主義者願意放棄自由主義，它將在其中發揮出色的作用。
我知道許多自由主義者感到困惑，他們仍然認為擺在面前的是各種各樣的選擇。但事實並非如此。在眼下，幾年前存在的大多數選擇都已經消失了。自由主義者將不得不在兩種選項之間選一個：要麼向馬克思主義者屈服，並幫助他們終結美國的民主；要麼和保守派結成一個支持民主的聯盟。沒有其他選擇了。
約拉姆·哈桑尼 (Yoram Hazony)，耶路撒冷赫茲學院院長，著有《民族主義的美德》 (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是埃德蒙·伯克基金會（Edmund Burke Foundation）的主席。 。請在Twitter上關注他 @yhazony。
原文網址： https://quillette.com/2020/08/16/the-challenge-of-marxism/
Tuesday, 7 July 2020
何清涟：共产主义幽灵附体于美国Z世代
来源:
大纪元
7月3日，川普总统在南达科他州总统山集会上发表讲话，针对最近美国发生的清算历史（我称为美国文革，类于中国文革的“破四旧”），其中有句话直指美国的教育系统：“孩子们被教育成仇恨自己的国家（Children are taught in school to hate their own country）”——从政治层面上说，这是一句迟到很久而且只说出部分原因的话，也只有川普直言无忌地敢说出来。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美国青年人逾半早就被教育成热爱共产主义的一代。
美国教育：没有硝烟的共产革命
BLM（Black Lives Matter）成员声称清算历史、仇恨美国是因为历史上的奴隶制，BLM的背后重要支持者当中有美国左派教育家、伊利诺斯州大学教授威廉·查尔斯·艾尔斯（William Charles Ayers）曾是“地下气象员”组织的创建者与领导人，多年来推销其美国帝国终结理论，部分美国人才意识到美国青年一代当中，有不少仇恨资本主义，憎恶美国、清算历史的思想已经形成多年。推根溯源，这次多少也被清算风刮到的教育系统应该首负其责。
2016年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参加总统大选，在美国政治中是个里程碑式事件。说这个事件是“里程碑”，不是指桑德斯赢了大选，而是指他的参选及获得以青年人为主体的支持，为共产主义在美国的去污名化起了极大作用，从此以后，信仰共产主义在美国闪亮登场。
震惊于共产主义对美国青年人的影响，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委托国际市场调查公司Yougov做了一次调查，这份调查于2016年10月发布。大约2000多人接受了调查。报告发现，美国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有53%的人对现行的经济体制不满，认为这个体制对他们不利，“社会主义”可行。45%的年轻人更愿意投票选举一位“社会主义者”来担任他们的总统。调查机构的负责人认为，这是因为“千禧一代”不了解上个世纪共产党政权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名义所犯下罪行。
震惊于这个调查，该基金会此后每年都做类似调查，但有时会改变提问角度，根据调查结果发布年度报告，分析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看法，目的是探究16岁和16岁以上美国人如何看待集体制度。2018年的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但在千禧世代中，社会主义是第一选择。52%的美国千禧世代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超过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40%。一小部分年轻人希望生活在法西斯主义社会，还有6%的年轻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最佳选择。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的报告也指出，半数美国人说起社会主义就会联想到西欧和北欧的收入平等、社会福利，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独裁。报告说，26%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在学校学习过有关共产主义的内容。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将“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视作中性词汇。
从2016—2018这三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美国民众对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造成的死亡人数缺乏准确认识，每四个美国人中会有三人低估这个数字。2016年的调查报告甚至指出，每四个美国人就有一人认为，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成的死亡人数超过斯大林治下。此外，超过半数的千禧世代赞成在某种程度上限制言论自由。
这一切，当然都拜美国大学、中学教育日益左倾所致，近年来，随着左倾青年进入小学教育这个行业，连小学教育都充满了浓浓的左派特色。
民主党已经迅速社会主义化
这几年，美国两大党之一的民主党日益社会主义化，这一点，就连一直全力支持民主党、反对共和党的《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承认。2018年7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民主党正在社会主义化吗？》，文章谈到，民主党党内调查显示，在18～34岁的民主党人当中，61%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正试图将民主党改造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工具。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化，原因是桑德斯于2016年参加民主党总统竞选之后，他作为核心人物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成员规模已经有3.7万人。这个组织在选举中与民主党合作，同时在选举之外也倡导对社会不公的抵制。
桑德斯退出总统竞选之后，这个组织全部加入民主党，在2018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为民主党赢得23个众议院席位。其主要成员如AOC等，对民主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那部分相当认真，它的章程设想了“一个基于大众对资源和生产的控制、经济规划、公平分配、女权主义、种族平等和非压迫关系的人道社会秩序”。（这部分社会主义者政治攻击性极强，如AOC、奥尔玛等人进入国会之后，其发言屡屡引起南希·波洛西的不快与反感，但无奈其何。）从他们加入之后，民主党迅速社会主义化，这也是这次马克思主义组织BLM能够与民主党行动高度一致的原因。
我在2018年11月12日为澳大利亚广播电台写的文章《美国民主党的国内“颜色革命”》中已经预见过今天美国政治局面，可以参酌。
左派的“体制内长征”占领了美国校园
本节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无法在短短篇幅内展开，只能提纲挈领地述其本末，让读者了解美国这代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是如何通过美国教育系统的左派洗脑教育炼成的。
根据各方面资讯，大约从2009年前后开始，美国大中学的历史教材改变，放弃了种族主义教育，有的大学不再教美国历史，而代之以非洲史。这一变化是美国左派1968年以后通过“体制内长征”在美国大学占据统治地位的必然结果。当政治学、社会学甚至经济学都已经成为左派的文化思想工具，就剩下历史这一块了，历史这一块相当重要，中国有句古话：“欲灭其国，先灭其史”，要消灭资本主义的最后堡垒美国，终结美国帝国，清算历史是必然环节。川普总统说的“美国孩子被教育成恨自己的国家”，应该正式始于此时。但“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美国教育沦陷为左派的阵地，其始点可追溯至“1968年人”逐渐占据西方国家的大学讲台就开始了。
1968年人在美国就是反越战一代青年人，这些人受毛泽东与文革的影响很深，其中的佼佼者意识到要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从教育起步，与资本主义争夺未来。不少人进入了大学、研究所，开始了他们自称的“体制内长征”。本文前面曾提到的与BLM有深厚渊源的比尔·艾尔斯，是恐怖组织“地下气象员”组织的创建者与领导人，该组织是一个自称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团体，旨在推翻帝国主义，终结美国帝国。为反对美国参与越南战争，“地下气象员”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发起了轰炸公共建筑（包括警察局、美国国会大厦和五角大楼）的运动。但艾尔斯最大的成功，不是这些业绩，而是作为“体制内长征”的一员，成功地进入了美国的大学，成为教育家。他经常在演讲与教学中谈到“美国帝国的终结”，建立新世界，以及“我们在整个世界中应扮演的角色”，并在大学生培养左派激进分子。艾尔斯与奥巴马的关系，在2008年总统大选前四十多天前的9月23日，《华尔街日报》曾刊发《奥巴马和艾尔斯将激进主义推向学校》（Obama and Ayers Pushed Radicalism On Schools），讲述了两人的亲密关系。欲知详情，请参考《美国文革/BLM背后的马克思主义幽灵》。
在争夺未来的青少年教育中，美国保守派输得很惨。当然，输得很惨的不止美国，英国也同样如此，英国民调公司ComRes于2018年发布一项调查，18～24岁的英国年轻人认为世界面临的严重危险是大公司，只有9%的年轻人认为世界危险是共产主义。
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二战之后提出“和平演变”这个消灭共产党政权的政治战略，1990年代美国改用“颜色革命”代替，此后经过不到20年，美国对中国的颜色革命没有成功，反而让本国青年被各种左派组织或明或暗的颜色革命驯化成共产主义信仰者。其中经验，衷心希望美国还有汲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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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7月3日，川普总统在南达科他州总统山集会上发表讲话，针对最近美国发生的清算历史（我称为美国文革，类于中国文革的“破四旧”），其中有句话直指美国的教育系统：“孩子们被教育成仇恨自己的国家（Children are taught in school to hate their own country）”——从政治层面上说，这是一句迟到很久而且只说出部分原因的话，也只有川普直言无忌地敢说出来。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美国青年人逾半早就被教育成热爱共产主义的一代。
美国教育：没有硝烟的共产革命
BLM（Black Lives Matter）成员声称清算历史、仇恨美国是因为历史上的奴隶制，BLM的背后重要支持者当中有美国左派教育家、伊利诺斯州大学教授威廉·查尔斯·艾尔斯（William Charles Ayers）曾是“地下气象员”组织的创建者与领导人，多年来推销其美国帝国终结理论，部分美国人才意识到美国青年一代当中，有不少仇恨资本主义，憎恶美国、清算历史的思想已经形成多年。推根溯源，这次多少也被清算风刮到的教育系统应该首负其责。
2016年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参加总统大选，在美国政治中是个里程碑式事件。说这个事件是“里程碑”，不是指桑德斯赢了大选，而是指他的参选及获得以青年人为主体的支持，为共产主义在美国的去污名化起了极大作用，从此以后，信仰共产主义在美国闪亮登场。
震惊于共产主义对美国青年人的影响，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委托国际市场调查公司Yougov做了一次调查，这份调查于2016年10月发布。大约2000多人接受了调查。报告发现，美国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有53%的人对现行的经济体制不满，认为这个体制对他们不利，“社会主义”可行。45%的年轻人更愿意投票选举一位“社会主义者”来担任他们的总统。调查机构的负责人认为，这是因为“千禧一代”不了解上个世纪共产党政权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名义所犯下罪行。
震惊于这个调查，该基金会此后每年都做类似调查，但有时会改变提问角度，根据调查结果发布年度报告，分析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看法，目的是探究16岁和16岁以上美国人如何看待集体制度。2018年的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但在千禧世代中，社会主义是第一选择。52%的美国千禧世代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超过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40%。一小部分年轻人希望生活在法西斯主义社会，还有6%的年轻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最佳选择。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的报告也指出，半数美国人说起社会主义就会联想到西欧和北欧的收入平等、社会福利，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独裁。报告说，26%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在学校学习过有关共产主义的内容。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将“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视作中性词汇。
从2016—2018这三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美国民众对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造成的死亡人数缺乏准确认识，每四个美国人中会有三人低估这个数字。2016年的调查报告甚至指出，每四个美国人就有一人认为，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成的死亡人数超过斯大林治下。此外，超过半数的千禧世代赞成在某种程度上限制言论自由。
这一切，当然都拜美国大学、中学教育日益左倾所致，近年来，随着左倾青年进入小学教育这个行业，连小学教育都充满了浓浓的左派特色。
民主党已经迅速社会主义化
这几年，美国两大党之一的民主党日益社会主义化，这一点，就连一直全力支持民主党、反对共和党的《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承认。2018年7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民主党正在社会主义化吗？》，文章谈到，民主党党内调查显示，在18～34岁的民主党人当中，61%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正试图将民主党改造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工具。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化，原因是桑德斯于2016年参加民主党总统竞选之后，他作为核心人物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成员规模已经有3.7万人。这个组织在选举中与民主党合作，同时在选举之外也倡导对社会不公的抵制。
桑德斯退出总统竞选之后，这个组织全部加入民主党，在2018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为民主党赢得23个众议院席位。其主要成员如AOC等，对民主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那部分相当认真，它的章程设想了“一个基于大众对资源和生产的控制、经济规划、公平分配、女权主义、种族平等和非压迫关系的人道社会秩序”。（这部分社会主义者政治攻击性极强，如AOC、奥尔玛等人进入国会之后，其发言屡屡引起南希·波洛西的不快与反感，但无奈其何。）从他们加入之后，民主党迅速社会主义化，这也是这次马克思主义组织BLM能够与民主党行动高度一致的原因。
我在2018年11月12日为澳大利亚广播电台写的文章《美国民主党的国内“颜色革命”》中已经预见过今天美国政治局面，可以参酌。
左派的“体制内长征”占领了美国校园
本节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无法在短短篇幅内展开，只能提纲挈领地述其本末，让读者了解美国这代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是如何通过美国教育系统的左派洗脑教育炼成的。
根据各方面资讯，大约从2009年前后开始，美国大中学的历史教材改变，放弃了种族主义教育，有的大学不再教美国历史，而代之以非洲史。这一变化是美国左派1968年以后通过“体制内长征”在美国大学占据统治地位的必然结果。当政治学、社会学甚至经济学都已经成为左派的文化思想工具，就剩下历史这一块了，历史这一块相当重要，中国有句古话：“欲灭其国，先灭其史”，要消灭资本主义的最后堡垒美国，终结美国帝国，清算历史是必然环节。川普总统说的“美国孩子被教育成恨自己的国家”，应该正式始于此时。但“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美国教育沦陷为左派的阵地，其始点可追溯至“1968年人”逐渐占据西方国家的大学讲台就开始了。
1968年人在美国就是反越战一代青年人，这些人受毛泽东与文革的影响很深，其中的佼佼者意识到要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从教育起步，与资本主义争夺未来。不少人进入了大学、研究所，开始了他们自称的“体制内长征”。本文前面曾提到的与BLM有深厚渊源的比尔·艾尔斯，是恐怖组织“地下气象员”组织的创建者与领导人，该组织是一个自称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团体，旨在推翻帝国主义，终结美国帝国。为反对美国参与越南战争，“地下气象员”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发起了轰炸公共建筑（包括警察局、美国国会大厦和五角大楼）的运动。但艾尔斯最大的成功，不是这些业绩，而是作为“体制内长征”的一员，成功地进入了美国的大学，成为教育家。他经常在演讲与教学中谈到“美国帝国的终结”，建立新世界，以及“我们在整个世界中应扮演的角色”，并在大学生培养左派激进分子。艾尔斯与奥巴马的关系，在2008年总统大选前四十多天前的9月23日，《华尔街日报》曾刊发《奥巴马和艾尔斯将激进主义推向学校》（Obama and Ayers Pushed Radicalism On Schools），讲述了两人的亲密关系。欲知详情，请参考《美国文革/BLM背后的马克思主义幽灵》。
在争夺未来的青少年教育中，美国保守派输得很惨。当然，输得很惨的不止美国，英国也同样如此，英国民调公司ComRes于2018年发布一项调查，18～24岁的英国年轻人认为世界面临的严重危险是大公司，只有9%的年轻人认为世界危险是共产主义。
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二战之后提出“和平演变”这个消灭共产党政权的政治战略，1990年代美国改用“颜色革命”代替，此后经过不到20年，美国对中国的颜色革命没有成功，反而让本国青年被各种左派组织或明或暗的颜色革命驯化成共产主义信仰者。其中经验，衷心希望美国还有汲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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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琳：共产主义的幽灵还在游荡
来源:
上报
Black Lives Matter，当前美国和欧洲国家最热门的运动，要准确翻译成汉语却不大容易。这句话的语意本来带有悲情诉求的色彩，意思是黑人也是人，黑人的生命也是命，黑人也同样是人命关天。所以有人翻译成“黑人的命也是命”。但是，渐渐地这意思变得强势起来，带有大义凛然而不容异见的色彩，于是被普遍翻译成“黑命贵”，缩写为BLM。黑人民权运动本要争取的是平等，但是现在要是有人说，White Lives Matter too，白人的命也是命，那就会被指责为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成了一种大逆不道的说法，违背了持续多年的“政治正确”准则。
时下风靡美国和欧洲大都市的BLM街头抗议活动，第一诉求是针对警察过度使用武力，因为运动的触发点是一名黑人在警察执法过程中导致意外死亡。这样的事故以前也发生过多次，也触发过示威抗议，但是这一次不同。以蒙面寻架的白人青年为多数的Antifa也出来街头呼应。诉求开始提高，迅速转变成要求取消警察，推翻历史雕像和纪念碑，改变历史地名，诸如此类针对美国历史和制度之根本评价和认同的要求。这一风潮的高峰时刻，是年迈的众议院女议长带领数十名民主党议员在国会大厅下跪的场面。这一跪恰恰提示，当下的BLM运动不仅是社会性诉求，更是政治性的对抗。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罗巴游荡”。172年前，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写下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幽灵还只是在欧洲的图书馆和有产阶级的客厅里游荡。103年前，也就是1917年，这个幽灵擢取了俄罗斯帝国，在此32年后，这个幽灵又捕获了中国。1989年，苏东剧变，原苏东集团下的人民唾弃了共产主义政治制度。人们以为，这个危害深重的幽灵从此被埋葬了，地球上只剩下几个不幸而落后的地方需要打扫，把共产主义幽灵的碎片扫进坟墓。
最近BLM一套一套的说辞，让人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共产主义的幽灵，依然在游荡。
经过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
美国大城市街头到处可见BLM的存在，可BLM到底是什么，却很少有人明底细而讲得清。为了避免被误导，我只使用网上比较可靠的信息，如BLM的官网、维基百科中比较稳定的条目，以及报刊的公开报导等等。根据这类信源，BLM是一个有组织的运动，但不是一个有中心、有等级结构的正式组织，而是一个多分支、相互有联系但松散的群体。
他们的组织动员能力却不可小觑。这次由警员暴力而触发的事件，BLM能迅速发动全国大城市甚至波及欧洲城市的街头抗议，那么多人平时似乎不见踪影，此时突然在同样的时间出现，而且能长时间坚持，发起各种“自治区”，坚持数日数星期。他们的口号也是精心创作的，简洁而有逼人的气势，如“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白人的沉默就是暴力”，“我不能呼吸”，“我的儿子是下一个吗？”
虽然BLM的面目不是十分清晰，但是凡群众运动都有自己的风格标记。BLM的风格，让人觉得似曾相识，那就是欧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中的激进派。这些激进抗议者最终都向马克思主义寻找理论指导，还有如黑豹党，则向毛泽东语录寻找策略指导。
BLM运动公开亮相的有三位社区组织者：Alicia Garza，Patrisse Cullors，和Opal Tometi。这三位都是黑人女士，前两位还是公开的queer。这样的身份标志着BLM运动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策略特点，那就是包含性（inclusive），要尽量把其他抗议诉求吸收进来，包括女权、LGBT、变性者权益等等。这样不仅能发动更多的人，而且使得抗议表现得多姿多彩。但是对抗议活动的持久可控，提出了极高的难度。
网上有一段Patrisse Cullors接受采访的录像，她似乎有点犹豫但终于明说了，她们有理论框架，是经过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她的导师是埃里克·曼恩（Eric Mann），也就是说，BLM的骨干是曼恩训练出来的。曼恩这个人非常重要，他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时期的极端暴力组织“地下气象员”的成员，这个组织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国内恐怖组织，他们以爆炸警察局及政府建筑物而出名。他们是有理论有纲领的组织，目标是共产主义革命，建立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终于，我们看到，一个改变了形式的共产主义幽灵在欧美城市游荡。这个幽灵的前世渐渐显露，曼恩是这个幽灵和前世的连接点。
曼恩的社区战略
曼恩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堪称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重视理论，讲究策略，是BLM运动众多年轻人的教父级角色。他在加州洛杉矶建立“劳工/社区战略中心”并亲自担任主任已经有25年之久。这个中心就像毛泽东当年建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目的是培养干部。他声称要利用基层组织“关注与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反抗史，以及与共产主义有悠久深厚历史联系之黑人和拉丁裔社区”，建立组织网络，动员社区力量。他们的这种“城市实验”并不讳言暴力。这就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美国的活学活用，只不过美国的革命突破口是大都市的贫穷衰落社区。
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和一系列民权法案废除了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各个层面种族歧视政策，半个多世纪来却没有走出一条帮助和引领黑人民众，尤其是新一代黑人及家庭走出贫穷，全面提升的道路。多年的平权措施和福利政策，对黑人予以倾斜性照顾，只是使得一部分黑人提高了经济和社会地位，但是这些黑人都走出了黑人社区，黑人社区因此出现“精英流失”，都市黑人社区缺乏精英引领。高达70%以上的黑人家庭为单亲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处于瓦解状态，加上黑人的失业、贫困和健康问题，少女怀孕问题，帮派问题等等。多年来舆论上的“政治正确”压力，使得政治精英们不敢正面提出和讨论这一系列问题及其导致的困境，只是一味回避。
于此同时，作为商业和金融和服务业中心的城市，从业者纷纷迁移到郊外或周边城镇居住，城市是他们上班的地方，他们却不是城市的居民。居住在城市里的往往是贫穷人口，其中很多是黑人和拉丁裔等族群。在法律废除种族隔离半个世纪后，美国出现了事实上的种族和阶级双重分离现象，大都市的衰落成为恶性循环。这种贫富分化和分离的地方，往往是酝酿革命的温床，也是共产主义的幽灵游荡的首选之地。
曼恩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的“城市实验”、“社区战略”就是要利用这种衰落社区作为革命根据地。
从家庭和社区做起
现在美国的BLM运动，受美国政治分裂并极度对抗的状态影响，不仅造成了都市街头的混乱，还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街头混乱并不能持久，思想混乱却由来已久，而且还会持续下去。这一次，中国大陆出来的华人，凡是经历过文革的，对BLM运动都抱着不看好的态度，因为我们都有深刻的文革记忆，其结果我们都曾亲身经历。我们不会天真地相信，共产主义的理论或战略能够解决当下美国的任何问题，能够为民众带来任何好处。
美国黑人的状态，仍然是美国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提升美国黑人大众的生存状态，必须从建设社区做起，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建设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这需要全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和黑人大众的共同努力，首先是要有面对现实讨论问题的勇气。“政治正确”的教条只是一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空话。精英阶层，包括宗教神职人员、商人实业家、政治人物和医生教师必须帮助大众，引领大众。只有这样，或许才能走出美国黑人再次解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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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 Lives Matter，当前美国和欧洲国家最热门的运动，要准确翻译成汉语却不大容易。这句话的语意本来带有悲情诉求的色彩，意思是黑人也是人，黑人的生命也是命，黑人也同样是人命关天。所以有人翻译成“黑人的命也是命”。但是，渐渐地这意思变得强势起来，带有大义凛然而不容异见的色彩，于是被普遍翻译成“黑命贵”，缩写为BLM。黑人民权运动本要争取的是平等，但是现在要是有人说，White Lives Matter too，白人的命也是命，那就会被指责为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成了一种大逆不道的说法，违背了持续多年的“政治正确”准则。
时下风靡美国和欧洲大都市的BLM街头抗议活动，第一诉求是针对警察过度使用武力，因为运动的触发点是一名黑人在警察执法过程中导致意外死亡。这样的事故以前也发生过多次，也触发过示威抗议，但是这一次不同。以蒙面寻架的白人青年为多数的Antifa也出来街头呼应。诉求开始提高，迅速转变成要求取消警察，推翻历史雕像和纪念碑，改变历史地名，诸如此类针对美国历史和制度之根本评价和认同的要求。这一风潮的高峰时刻，是年迈的众议院女议长带领数十名民主党议员在国会大厅下跪的场面。这一跪恰恰提示，当下的BLM运动不仅是社会性诉求，更是政治性的对抗。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罗巴游荡”。172年前，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写下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幽灵还只是在欧洲的图书馆和有产阶级的客厅里游荡。103年前，也就是1917年，这个幽灵擢取了俄罗斯帝国，在此32年后，这个幽灵又捕获了中国。1989年，苏东剧变，原苏东集团下的人民唾弃了共产主义政治制度。人们以为，这个危害深重的幽灵从此被埋葬了，地球上只剩下几个不幸而落后的地方需要打扫，把共产主义幽灵的碎片扫进坟墓。
最近BLM一套一套的说辞，让人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共产主义的幽灵，依然在游荡。
经过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
美国大城市街头到处可见BLM的存在，可BLM到底是什么，却很少有人明底细而讲得清。为了避免被误导，我只使用网上比较可靠的信息，如BLM的官网、维基百科中比较稳定的条目，以及报刊的公开报导等等。根据这类信源，BLM是一个有组织的运动，但不是一个有中心、有等级结构的正式组织，而是一个多分支、相互有联系但松散的群体。
他们的组织动员能力却不可小觑。这次由警员暴力而触发的事件，BLM能迅速发动全国大城市甚至波及欧洲城市的街头抗议，那么多人平时似乎不见踪影，此时突然在同样的时间出现，而且能长时间坚持，发起各种“自治区”，坚持数日数星期。他们的口号也是精心创作的，简洁而有逼人的气势，如“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白人的沉默就是暴力”，“我不能呼吸”，“我的儿子是下一个吗？”
虽然BLM的面目不是十分清晰，但是凡群众运动都有自己的风格标记。BLM的风格，让人觉得似曾相识，那就是欧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中的激进派。这些激进抗议者最终都向马克思主义寻找理论指导，还有如黑豹党，则向毛泽东语录寻找策略指导。
BLM运动公开亮相的有三位社区组织者：Alicia Garza，Patrisse Cullors，和Opal Tometi。这三位都是黑人女士，前两位还是公开的queer。这样的身份标志着BLM运动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策略特点，那就是包含性（inclusive），要尽量把其他抗议诉求吸收进来，包括女权、LGBT、变性者权益等等。这样不仅能发动更多的人，而且使得抗议表现得多姿多彩。但是对抗议活动的持久可控，提出了极高的难度。
网上有一段Patrisse Cullors接受采访的录像，她似乎有点犹豫但终于明说了，她们有理论框架，是经过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她的导师是埃里克·曼恩（Eric Mann），也就是说，BLM的骨干是曼恩训练出来的。曼恩这个人非常重要，他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时期的极端暴力组织“地下气象员”的成员，这个组织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国内恐怖组织，他们以爆炸警察局及政府建筑物而出名。他们是有理论有纲领的组织，目标是共产主义革命，建立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终于，我们看到，一个改变了形式的共产主义幽灵在欧美城市游荡。这个幽灵的前世渐渐显露，曼恩是这个幽灵和前世的连接点。
曼恩的社区战略
曼恩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堪称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重视理论，讲究策略，是BLM运动众多年轻人的教父级角色。他在加州洛杉矶建立“劳工/社区战略中心”并亲自担任主任已经有25年之久。这个中心就像毛泽东当年建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目的是培养干部。他声称要利用基层组织“关注与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反抗史，以及与共产主义有悠久深厚历史联系之黑人和拉丁裔社区”，建立组织网络，动员社区力量。他们的这种“城市实验”并不讳言暴力。这就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美国的活学活用，只不过美国的革命突破口是大都市的贫穷衰落社区。
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和一系列民权法案废除了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各个层面种族歧视政策，半个多世纪来却没有走出一条帮助和引领黑人民众，尤其是新一代黑人及家庭走出贫穷，全面提升的道路。多年的平权措施和福利政策，对黑人予以倾斜性照顾，只是使得一部分黑人提高了经济和社会地位，但是这些黑人都走出了黑人社区，黑人社区因此出现“精英流失”，都市黑人社区缺乏精英引领。高达70%以上的黑人家庭为单亲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处于瓦解状态，加上黑人的失业、贫困和健康问题，少女怀孕问题，帮派问题等等。多年来舆论上的“政治正确”压力，使得政治精英们不敢正面提出和讨论这一系列问题及其导致的困境，只是一味回避。
于此同时，作为商业和金融和服务业中心的城市，从业者纷纷迁移到郊外或周边城镇居住，城市是他们上班的地方，他们却不是城市的居民。居住在城市里的往往是贫穷人口，其中很多是黑人和拉丁裔等族群。在法律废除种族隔离半个世纪后，美国出现了事实上的种族和阶级双重分离现象，大都市的衰落成为恶性循环。这种贫富分化和分离的地方，往往是酝酿革命的温床，也是共产主义的幽灵游荡的首选之地。
曼恩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的“城市实验”、“社区战略”就是要利用这种衰落社区作为革命根据地。
从家庭和社区做起
现在美国的BLM运动，受美国政治分裂并极度对抗的状态影响，不仅造成了都市街头的混乱，还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街头混乱并不能持久，思想混乱却由来已久，而且还会持续下去。这一次，中国大陆出来的华人，凡是经历过文革的，对BLM运动都抱着不看好的态度，因为我们都有深刻的文革记忆，其结果我们都曾亲身经历。我们不会天真地相信，共产主义的理论或战略能够解决当下美国的任何问题，能够为民众带来任何好处。
美国黑人的状态，仍然是美国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提升美国黑人大众的生存状态，必须从建设社区做起，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建设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这需要全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和黑人大众的共同努力，首先是要有面对现实讨论问题的勇气。“政治正确”的教条只是一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空话。精英阶层，包括宗教神职人员、商人实业家、政治人物和医生教师必须帮助大众，引领大众。只有这样，或许才能走出美国黑人再次解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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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10 September 2019
赤裸裸的共產黨：共產主義如何危害自由世界（書摘之一）
保羅‧斯考森（Paul B. Skousen）
《赤裸裸的共產黨》出版於1961年，之前的1958年，是共產主義猖獗、橫行的年代。二戰結束之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並未如其他自由民主國家那樣，開始休生養息、重建家園，反而在政治上輸出革命、推動共產獨裁，積極攻城掠地、蠶食併吞小國，軍事上研發飛彈、囤積核武。世界頓時被一分為二，人類也被區分成自由人以及奉行共產獨裁的「馬克思人」。
二戰結束時，本書作者Ｗ‧克里昂‧斯考森並沒有打算要寫一本暢銷全國的書本，更沒料想到寫出來的這本書，最後會名列冷戰經典作品。
他本想寫一本簡明、便於閱讀，讓人想綜觀共產主義、共產戰術戰略時，可以毫無障礙的書。他希望乾淨俐落地寫出共產主義自訂的道德觀，它如何摒斥猶太—基督教倫理，它對權力及掌控的貪婪，還有對自由世界的威脅。
斯考森確實了解，學術文庫裡已經有不少書籍及專文在談論這個主題。即使百科全書都有一到兩頁是在講述共產主義。但那些文本論述時不溫不火，讓他感到不悅。而且據他觀察，有關共產主義最重要的洞見，廣泛地分散在太多的原始資料當中，一般讀者不易取得之外，也難以理解。
太多「主義」了
二戰之後那幾年的一九四○年代，美國人對於共產主義並不太在意，至少一開始沒有。他們受夠了兩次的世界大戰，還有戰爭帶來的壓力及物資不足之苦。身為一個文化體，美國人此時打算聚焦在建設自己的「美國夢」。政治上叫共產主義的那個東西，似乎不值得在意，只是屬於歐洲或某個遙遠地區、一大堆「主義」當中的又一個而已——算是政治或經濟上的抽象詞彙，照說該由政治人物處理，以便其他人都能快樂地期待去黃石公園度假、去買款新車、房子，或超炫的收音機。
只是，共產黨是不會放過美國人的——幾乎每一天，它都出現在新聞的頭條，以及廣播新聞當中。
到了1947年，蘇聯已斬斷與美國只同甘不共苦的合作關係，動手把東歐拉進經濟軍事同盟。崛起中的蘇聯帝國，其內部任何反史達林的哭號抗暴，很快都遭無情的戰爭機器搗碎。可悲的是，就在眾人呼號求救愈升愈高，終於傳過大西洋，來到美國東岸時，蘇聯這個大惡霸警告西方，叫他們別多管閑事，並威脅說膽敢來管的話，就會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結果便是東、西方的對峙，到了1947年還被冠上一個不祥的名稱，叫「冷戰」。
那時候，西方認為自己蠻強大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向政府保證說，任何來自蘇聯的威脅，僅侷限在歐陸打傳統戰。1947年9月26日的機密報告說：「各國當中，能威脅美國安全的只有蘇聯。蘇聯目前的戰力，無法侵略到歐亞大陸以外，但足以橫行於歐陸大部分地區、近東、華北及朝鮮半島。」
只是，就在兩年後，隨著蘇聯原子彈的一聲巨響，那種頗為自得的觀點就此化為烏有。
世界權力由美國移轉
1949年，蘇聯引爆他們的第一枚原子彈，西方自負的核子優勢，突然就沒了。四年後，蘇聯人引爆熱核氫彈，將冷戰擴大為追求核子優勢的真正競賽。
同一時間，中國共產黨趕跑大敵中國國民黨，1949年10月1日向世界宣布，另一個共產國家已登上世界舞台，國名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毛澤東擔任元首。
八年後的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世上第一枚人造衛星「史普尼克一號」（Spunik 1），繞行地球軌道約1400次，叫數千萬人驚恐地相信，有朝一日核子彈會在頭頂繞行。
這些事件不禁叫忙碌的美國人大為好奇，這一股既不明確但又暴力，正在成長，叫共產主義的力量，似乎取得偌大的進步。它是何方神聖？
大致說來，美國人不懂什麼是共產主義。有些人認為，它是「俄羅斯模式」的社會正義的工具，強迫獨裁政體統治的國家要實施平等。對其他人來講，它是經濟上的意識形態，承諾讓各地勞工取得公平薪資。世界上有些工會會採取共產黨的戰術力量，來改善工資和福利，他們快樂地看到，在新的馬克思規矩下，工會的會員數大為增加。對其他美國人而言，共產主義是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延續；它替無政府主張累積足夠的說服力，製造社會不安，想推翻美國的生活方式。
雪上加霜的還有叫人難受的韓戰、間諜網、滲透、諜報活動、羅森堡夫婦（Ethel and Julius Rosenberg）被捕處死、鐵幕屹立，以及蘇聯與日俱增的建軍行動。
沒有在阻止共產主義嗎？
1950年代早期，美國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扮演帶頭角色，努力揭發共產黨對美國政府的滲透。他呼籲採取適當步驟，確保美國的安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同時進行類似調查行動，但與麥卡錫無關。
到了1957年，共產黨在美國的公開活動似乎達到了高峰，接下來慢慢減少。1950年代結束時，「美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USA, CPUSA）黨員流失，人數由10萬人左右，減少到不足1萬人。即便如此，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曉得共產黨還在暗地裡擴張，局裡派了1500名線民到美國共產黨臥底，持續監控。
伊莉莎白‧本特利
對聯調局來說，諜報活動是既頭痛又討厭的問題。聯調局曾投注龐大力量，想糾出顛覆團體，從最敏感又層級高的政府官員當中，對共產黨連根拔起。這可是一件不輕鬆的苦差事。
辛苦工作偶爾會有收穫。例如在1945年，蘇聯間諜本特利投誠，並透露在美國活躍的蘇聯間諜共有150人。名單裡有三個大人物，他們是懷特（Harry Dexter White）、錢伯斯及希斯。他們的驚人故事會在本書的第七章清楚交代。
當時，同情共產黨理想的報紙記者試著摧毀本特利的可信度，有人把她叫做「女間諜瑪塔‧哈里」（Nutmeg Mata Hari）。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本特利天真幼稚，被共產黨愚弄而不自知，不過是個「金髮碧眼、婀娜多姿的紐約人」。
終於打開蘇聯的機密庫房
本特利冤枉了她的前同志嗎？斯考森的描述是對她有利的，指出她不僅沒錯，但那也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冰山正偷偷劃破美國這條大船的船身。在斯考森出書之後長達30多年的時間，有關本特利證詞的辯論才漸漸被人所遺忘。
之後，一系列驚人的事件就被揭開了。強大的蘇聯帝國1980年代開始變弱，1991年崩潰。過沒多久，蘇聯的機密庫房、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及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的檔案資料公諸西方人端詳。
幾千份解密的間諜文件經過翻譯、檢視之後，證據開始浮現，本特利的證詞獲得證實——
財政部資深官員懷特的確是間諜，在美國進行諜報活動。美國國安局解碼專家提供進一步佐證，找出懷特的蘇聯秘密代號為「法學家」（Jurist）。
錢伯斯參與間諜網獲得證實，跟他早些年在自己著作及演講當中所吐露的是一模一樣的情況。
至於前美國國務院資深外交官的希斯，1950年他因偽證罪下獄過了很久，才被認出是一個在華府運作，名為「魏爾小組」（Ware Group）的地下共產黨細胞。當時對於他有沒有犯下間諜罪，大家還有一定程度的疑慮。同一批蘇聯檔案顯示，希斯長久擔任蘇聯軍事情報員，另證明「維諾那計畫」（Venona Project）分析得沒錯，認定蘇聯電文裡化名「阿列斯」（Ales） 的人，就是希斯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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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裸的共產黨》出版於1961年，之前的1958年，是共產主義猖獗、橫行的年代。二戰結束之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並未如其他自由民主國家那樣，開始休生養息、重建家園，反而在政治上輸出革命、推動共產獨裁，積極攻城掠地、蠶食併吞小國，軍事上研發飛彈、囤積核武。世界頓時被一分為二，人類也被區分成自由人以及奉行共產獨裁的「馬克思人」。
二戰結束時，本書作者Ｗ‧克里昂‧斯考森並沒有打算要寫一本暢銷全國的書本，更沒料想到寫出來的這本書，最後會名列冷戰經典作品。
他本想寫一本簡明、便於閱讀，讓人想綜觀共產主義、共產戰術戰略時，可以毫無障礙的書。他希望乾淨俐落地寫出共產主義自訂的道德觀，它如何摒斥猶太—基督教倫理，它對權力及掌控的貪婪，還有對自由世界的威脅。
斯考森確實了解，學術文庫裡已經有不少書籍及專文在談論這個主題。即使百科全書都有一到兩頁是在講述共產主義。但那些文本論述時不溫不火，讓他感到不悅。而且據他觀察，有關共產主義最重要的洞見，廣泛地分散在太多的原始資料當中，一般讀者不易取得之外，也難以理解。
太多「主義」了
二戰之後那幾年的一九四○年代，美國人對於共產主義並不太在意，至少一開始沒有。他們受夠了兩次的世界大戰，還有戰爭帶來的壓力及物資不足之苦。身為一個文化體，美國人此時打算聚焦在建設自己的「美國夢」。政治上叫共產主義的那個東西，似乎不值得在意，只是屬於歐洲或某個遙遠地區、一大堆「主義」當中的又一個而已——算是政治或經濟上的抽象詞彙，照說該由政治人物處理，以便其他人都能快樂地期待去黃石公園度假、去買款新車、房子，或超炫的收音機。
只是，共產黨是不會放過美國人的——幾乎每一天，它都出現在新聞的頭條，以及廣播新聞當中。
到了1947年，蘇聯已斬斷與美國只同甘不共苦的合作關係，動手把東歐拉進經濟軍事同盟。崛起中的蘇聯帝國，其內部任何反史達林的哭號抗暴，很快都遭無情的戰爭機器搗碎。可悲的是，就在眾人呼號求救愈升愈高，終於傳過大西洋，來到美國東岸時，蘇聯這個大惡霸警告西方，叫他們別多管閑事，並威脅說膽敢來管的話，就會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結果便是東、西方的對峙，到了1947年還被冠上一個不祥的名稱，叫「冷戰」。
那時候，西方認為自己蠻強大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向政府保證說，任何來自蘇聯的威脅，僅侷限在歐陸打傳統戰。1947年9月26日的機密報告說：「各國當中，能威脅美國安全的只有蘇聯。蘇聯目前的戰力，無法侵略到歐亞大陸以外，但足以橫行於歐陸大部分地區、近東、華北及朝鮮半島。」
只是，就在兩年後，隨著蘇聯原子彈的一聲巨響，那種頗為自得的觀點就此化為烏有。
世界權力由美國移轉
1949年，蘇聯引爆他們的第一枚原子彈，西方自負的核子優勢，突然就沒了。四年後，蘇聯人引爆熱核氫彈，將冷戰擴大為追求核子優勢的真正競賽。
同一時間，中國共產黨趕跑大敵中國國民黨，1949年10月1日向世界宣布，另一個共產國家已登上世界舞台，國名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毛澤東擔任元首。
八年後的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世上第一枚人造衛星「史普尼克一號」（Spunik 1），繞行地球軌道約1400次，叫數千萬人驚恐地相信，有朝一日核子彈會在頭頂繞行。
這些事件不禁叫忙碌的美國人大為好奇，這一股既不明確但又暴力，正在成長，叫共產主義的力量，似乎取得偌大的進步。它是何方神聖？
大致說來，美國人不懂什麼是共產主義。有些人認為，它是「俄羅斯模式」的社會正義的工具，強迫獨裁政體統治的國家要實施平等。對其他人來講，它是經濟上的意識形態，承諾讓各地勞工取得公平薪資。世界上有些工會會採取共產黨的戰術力量，來改善工資和福利，他們快樂地看到，在新的馬克思規矩下，工會的會員數大為增加。對其他美國人而言，共產主義是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延續；它替無政府主張累積足夠的說服力，製造社會不安，想推翻美國的生活方式。
雪上加霜的還有叫人難受的韓戰、間諜網、滲透、諜報活動、羅森堡夫婦（Ethel and Julius Rosenberg）被捕處死、鐵幕屹立，以及蘇聯與日俱增的建軍行動。
沒有在阻止共產主義嗎？
1950年代早期，美國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扮演帶頭角色，努力揭發共產黨對美國政府的滲透。他呼籲採取適當步驟，確保美國的安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同時進行類似調查行動，但與麥卡錫無關。
到了1957年，共產黨在美國的公開活動似乎達到了高峰，接下來慢慢減少。1950年代結束時，「美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USA, CPUSA）黨員流失，人數由10萬人左右，減少到不足1萬人。即便如此，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曉得共產黨還在暗地裡擴張，局裡派了1500名線民到美國共產黨臥底，持續監控。
伊莉莎白‧本特利
對聯調局來說，諜報活動是既頭痛又討厭的問題。聯調局曾投注龐大力量，想糾出顛覆團體，從最敏感又層級高的政府官員當中，對共產黨連根拔起。這可是一件不輕鬆的苦差事。
辛苦工作偶爾會有收穫。例如在1945年，蘇聯間諜本特利投誠，並透露在美國活躍的蘇聯間諜共有150人。名單裡有三個大人物，他們是懷特（Harry Dexter White）、錢伯斯及希斯。他們的驚人故事會在本書的第七章清楚交代。
當時，同情共產黨理想的報紙記者試著摧毀本特利的可信度，有人把她叫做「女間諜瑪塔‧哈里」（Nutmeg Mata Hari）。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本特利天真幼稚，被共產黨愚弄而不自知，不過是個「金髮碧眼、婀娜多姿的紐約人」。
終於打開蘇聯的機密庫房
本特利冤枉了她的前同志嗎？斯考森的描述是對她有利的，指出她不僅沒錯，但那也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冰山正偷偷劃破美國這條大船的船身。在斯考森出書之後長達30多年的時間，有關本特利證詞的辯論才漸漸被人所遺忘。
之後，一系列驚人的事件就被揭開了。強大的蘇聯帝國1980年代開始變弱，1991年崩潰。過沒多久，蘇聯的機密庫房、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及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的檔案資料公諸西方人端詳。
幾千份解密的間諜文件經過翻譯、檢視之後，證據開始浮現，本特利的證詞獲得證實——
財政部資深官員懷特的確是間諜，在美國進行諜報活動。美國國安局解碼專家提供進一步佐證，找出懷特的蘇聯秘密代號為「法學家」（Jurist）。
錢伯斯參與間諜網獲得證實，跟他早些年在自己著作及演講當中所吐露的是一模一樣的情況。
至於前美國國務院資深外交官的希斯，1950年他因偽證罪下獄過了很久，才被認出是一個在華府運作，名為「魏爾小組」（Ware Group）的地下共產黨細胞。當時對於他有沒有犯下間諜罪，大家還有一定程度的疑慮。同一批蘇聯檔案顯示，希斯長久擔任蘇聯軍事情報員，另證明「維諾那計畫」（Venona Project）分析得沒錯，認定蘇聯電文裡化名「阿列斯」（Ales） 的人，就是希斯本人...
※本文摘自《赤裸裸的共產黨：共產主義如何危害自由世界》原序《赤裸裸的共產黨》的寫作歷程／八旗文化出版／本書作者為柯立安‧斯考森（ W. Cleon Skousen），他是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世界知名作家、演說家、教授，專業領域涉及自由原則、美國憲法、經濟學、古代歷史及聖經。他是前美國聯邦調查局高級幹員，在FBI任職超過16年時間，之後轉任楊百翰大學當教授11年，並任美國著名雜誌《法律與秩序》主編15年。他曾經在60多個國家及美國各地發表過多場以反共為主題的演講，是美國反共運動的重大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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