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31 January 2020

习近平我亲自指挥被修改的秘密

 新冠状病毒肆虐,大毒当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急赴北京,刚刚临危受命,担任抗疫小组长的李克强总理却神隐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面会见世卫总干事。他说了一句留下深刻的话:“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但是稍后新华社通稿出世,对这句话做了大大的修改:“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分类指导各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淡化了习近平的个人成分,也间接地提到之前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那件事,这个小组的组长是李克强。

环球时报的用心

从亲自指挥到统一指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十分令人生疑,到底新华社出错了,还是习近平口误,或者人们听错了,习近平本意是要表达统一指挥?新华社修改“圣旨”,淡化习核心的核心角色,可能吗?

再去听央视流传出来的视频,一个字都没错,习近平的确说了“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这件事。

那么,其他官媒是如何报道的呢?去看看最能体会中央精神的胡锡进的『环球时报』吧,打开该报的头版排版,让人跌破眼镜:头一条是新华社的通稿,即,把“亲自”如何改成“统一指挥”的那篇通稿,第二条是央视网视频,引用了“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句原话,历史学者章立凡评论:“环球网首鼠两端”。

新华社为什么要修改习近平的讲话

最诡异的是新华社报道,作为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重要通稿都是要经过中央宣传部部长,甚至常委把关的,过去是周恩来,现在应该是王沪宁,这个通稿竟然篡改了习近平的讲话,把“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修改为“统一指挥统一领导。”

新华社润色、淡化或美化领导人的即兴式谈话,历来有之,但是习近平在全中国抗疫之际发表的对世卫组织总干事的谈话,众目睽睽,人人都听到了,新华社为什么还要捉笔?那么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说“我亲自指挥”,是发自肺腑之言,就是,我,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核心,我即是党,党即我,我就是国,所以一切都是听我指挥的。这句话表明了习近平自己对专权的认知程度已经到了情不自禁的地步。

新华社通稿为什么会做这么重大的修改?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揽权的野心收到了限制或者激起了反弹?坦承亲自指挥,那就是要把一切责任背在身上,从十二月初疫情爆发以来,习几乎没有多少反应,指挥得很糟;其次,如果说是他亲自指挥,所谓的党中央,就完全形同虚设了,那么,习形同把自己明摆在皇帝位子上,习或者他的亲信最后决定不这么做,因为那样太过分了?第三,如果是习亲自指挥,小组长李克强的用处在哪里?而且,抗疫任务十分艰巨,从今以后,小组长要不停奔波,到处视察,随时提出具体措施,还要往疫情前线视察,习到现在都没有去过武汉? 不如说“统一指挥”好,反正统一指挥也是由他“一统天下”?习前两次就应对疫情讲话,形势严峻,神色严峻,大敌当前,让李克强出任组长。然而,世卫干事长北京一来,习近平备受鼓舞,官媒恢复了高昂的宣传声调,习可能觉得有必要强调自己的指挥者地位了。

习近平不肯松手放权是肯定的。可是,习是最高掌权者,不言自明,需要“亲自”出来说明“亲自指挥”应对疫情,到底是习的权力欲无处不在,还是担心稍不留神权力就会被弱化?很令人费解。

来点修辞学

另外一点诡异的是,新华社修改了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指挥,最后这两句话在新华社通稿中却由世卫组织总干事之口说出,“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展示出卓越的领导力。”

不管习近平为什么非要这么说,官媒为什么非要这么改,自从习近平两个亲自从口出,议论如潮。亲自,按照现代汉语大字典解释,躬亲,自己亲身。汉语大字典举例全都是指说他人“亲自”如何,带有褒扬或赞颂之意,极少看到自己说自己“亲自如何如何”的。

北京学者荣剑有评:“我亲自遇到的中国笑话 两个亲自以来,先是新华社删了,换了说法,广东共青团立功心切,用官徽推出两个亲自,引来如潮评论;北京晚报2018年的一篇关于亲自的文章被人翻出,文章说“自称亲自”不合适,也被自媒体广泛传播。两家官媒很快发现亲自摆了乌龙事故,小编亲自自宫,但为时已晚,笑话已疯传天下。”

前面提到的北京晚报有关“亲自”的文中有一段说:“不说我‘亲自做某事’,体现着中国人‘尊己尊人’的原则,对自己用谦辞,表现出谦虚、低调。如果用‘我亲自做某事’,就有居高临下、自我表扬的意味了。”

新华社替习近平删两个亲自,是不是有这样的考量?只有新华社自己知道了。




from RFI http://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131-%E4%B9%A0%E8%BF%91%E5%B9%B3%E6%88%91%E4%BA%B2%E8%87%AA%E6%8C%87%E6%8C%A5%E8%A2%AB%E4%BF%AE%E6%94%B9%E7%9A%84%E7%A7%98%E5%AF%86


中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破万 死亡259例 美国宣布新冠病毒为国家紧急事件

 根据中国官方最新数据,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超过11000人,死亡259人,湖北确诊病例24小时猛增1347例。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宣布新冠病毒为国家紧急事件,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

尽管特朗普政府一直表示武汉肺炎对美国人的威胁很轻微,周五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国家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对中国返美的美国公民实行隔离,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周五早些时候,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宣布,195名从中国武汉撤离的美国公民将被强制隔离14天。目前这些人并没有出现症状。

周五稍早些时候,美国将对中国的旅行警告提高至最高级别。在记者就此提问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批评一些美国高官的言行“既不符合事实,更不合时宜”,指责美国“带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实在太不厚道。”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周五宣布,从美东时间2月2日下午5时起采取下列临时措施:对过去14天去过湖北省的返美美国公民实行最长14天的强制隔离;对过去14天去过中国大陆其它地区的返美美国公民在指定口岸实行严格检查并要求他们在家实行有监控的自我隔离14天。他还说,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总统公告,暂停有传播2019新型冠状病毒风险的外国人入境美国,据此,美国暂时禁止在过去14天内去过中国大陆的外国公民入境,唯永久居民和美国公民直系亲属例外。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库奇内利周五表示,自本周日开始,来自中国的航班将只能在美国的七个机场入境。

中国疫情形势紧张,世界卫生组织已于周四宣布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从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已在全球造成愈万人感染。在中国,根据官方周五周六之间公布的最新消息,该病毒已导致二百五十九人死亡,全国确诊病例11821例,已远远超过当年的非典确诊病例。

美国目前已有七例确证病例,其中一位患者因人际传播而感染。另有191人正在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




from RFI http://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201-%E4%B8%AD%E5%9B%BD%E6%96%B0%E5%86%A0%E7%97%85%E6%AF%92%E7%A1%AE%E8%AF%8A%E7%97%85%E4%BE%8B%E8%BF%87%E4%B8%87-%E6%AD%BB%E4%BA%A1258%E4%BE%8B-%E7%BE%8E%E5%9B%BD%E5%AE%A3%E5%B8%83%E6%96%B0%E5%86%A0%E7%97%85%E6%AF%92%E4%B8%BA%E5%9B%BD%E5%AE%B6%E7%B4%A7%E6%80%A5%E4%BA%8B%E4%BB%B6


【立場新聞】鄭立:武漢肺炎並不只是死亡率高低問題

可能是因為失控,突然多了很多講的是病毒的死亡率低的聲音,這有點抓不到問題所在。
病毒的死亡率,不論中國公佈的數字是否屬實,都應該是比 SARS 低。這是事實,但問題是完全不在這裡。我們並不是單純因為怕死而對於對此有防範。
請先想起一件事:中國絕不是一個怕死人的國家。
13 億人因為病毒死個 5%,也就是 6,500 萬,這種事情不會導致他們覺得值得封禁一個大城市,再加令自己變成舉國疫埠。他們並不是因為害怕死很多人而防疫或封城。
說白了,我當中國公佈的數字 170,我當中國喜歡說謊報少了一個零,也就是 1,700,在一個過千萬人口的城市也不是甚麼有意義的損失。至於傳染性的疾病,傳染到幾億人也不是甚麼奇事。流感就經常如此。
如果他就只是「高傳播率,低死亡率」如流行性感冒,那他的影響就會如流行性感冒,那中國大不了也只會視他為流行性感冒,何需封城?我們有必要每年為流行性感冒做一次這樣的事嗎?你上一次流行性感冒有口罩嗎?
難道中國政府不知道封了一個國土中央的工業重鎮,會對整年經濟構成多大的衝擊,他們會願意付出這代價,自然不會是為了人道或純粹衝動。要記著這不是傳媒把事情鬧到失控,這是中國政府的大動作使人覺得凶險。
請觀察武漢目前流出的資訊與影片,我們從中推理出到底冠狀病毒客觀會帶來的影響是甚麼?
  1. 醫院排了極長的人龍
  2. 患者的表現痛苦,呼吸困難
  3. 患者連續發多日的熱(不少新聞是六日以上)
  4. 患者逃出武漢去別的地方就醫
  5. 官方公佈數字中武漢的死亡數遠高於其他地方(162:8),但確診數其實差不遠(4500:3300)
  6. 醫院為了冠狀病毒外排擠了其他診斷
而我們在外面的資訊和今天關於致死率的留言中,我有看到大家有提出的是:
1. 在「足夠醫療下」死亡率很低
平時流行性感冒,其實我們是否真的會去醫院看醫生?我認為,作為窮人出身的我,對窮人的理解是,他們為了省錢,其實很不願意去看醫生。畢竟誰都知道醫生只會給你壓症狀的藥,感冒只能靠自癒,多數只會多飲水休息一下,吃點必理痛,不然大不了看附近診所,很少會去排醫院。
我大膽的推斷,我不確定我是對的,我的資訊是有限的,但你當我金田一好了。
冠狀病毒從以上的跡象看,他有足夠的理由,迫使窮人們要去醫院治療,作為非患者,我只能推測,那就是症狀非常的辛苦,使他們感到不能單靠休息或吃成藥,連診所也無效,才會去排醫院。可能是診所給的針對症狀的藥(例如退燒之類)不足以壓下症狀。呼吸困難這一點可能沒有成藥可醫。
這才解釋了他們為何必須使用醫院級的設備,故此,我們可以想到,冠狀病毒這東西會導致「大量耗用醫療資源」,即病床、病房以及照顧的醫護或者某些設備。
從「病患溢出」看,就是武漢早已在封城前不足以提供以上的設備,導致他們四處跑到其他地方求醫,所以冠狀病毒的真正可怕之處,是他們會快速讓醫療系統過載。這也解釋了為何武漢的死亡數遠高於其他地方的原因。因為他們的醫院已過載,處理不了過多的病人,所以正好和那些說病毒致死力不高的人一樣,「足夠醫療下」死亡率低。
但這個病毒一旦爆發卻正好導致「你的足夠醫療會消耗到不足」。
正如一個網友所說,武漢封城不是為了封病毒,而為了封病人,病毒會令人生病,病人會令醫院生病。用 IT 狗的說法,這叫 DDoS,怪不得今年元旦香港搞個甚麼抽獎給你示範一次甚麼叫 DDoS,想出來的那個人一定是預言家。
請記著,一旦消耗盡醫療系統,他的效應並不是只有感染者。而是他會破壞和排擠其他醫療,也就是說,一旦他爆發開來,你就算沒染病,你的任何其他病症都會被排擠,你可能沒感染冠狀病毒,但因為你的地區醫療資源枯歇而受害於任何其他病症。
如果這樣解讀,這事情就比起「醫療問題」更可怕,這是一個「後勤問題」,有沒有留意到口罩被吃光?到處都買不到?
其實這就是事情的先聲,口罩會短缺,是因為口罩這東西打從一開始就不是給全國家的人一人一個去抗疫的,所以全球的供應鏈沒生產這麼大的量,給你全中國 13 億人一人每天換一個,一個月 400 億個,全球的工業開盡所有生產力都不可能。最後必然會有地區沒有口罩,如果能全地球一天就生產兩億個,那能夠用口罩防疫的只有兩億人,剩下五六十億人只能用代替品或者不用。
把口罩的情況套用到醫療,那就是全球的醫院加起來,都不足以應付冠狀病毒導致的突發性需求,像武漢一樣,因為某些原因,診所或一些更輕型的醫護服務不足以應付冠狀病毒。正如口罩的量不足以應付需求,人類目前的醫療系統設計也並不足以應付「冠狀病毒」的需求。一旦醫療系統超載,冠狀病毒的死亡率才會暴升。武漢就示範了一次。
那麼,冠狀病毒傳染的並不是「死亡」,而是「醫療系統過載」,淪陷的單位並不是人數,而是地區,一個淪陷的地區的結果就是醫療系統過載失能,這樣就解釋了為何中共會願意重手封城。因為他比起封城,斷送整個國家所有醫院的能量更可怕。這也解釋了為何中共會去武漢搞「一夜城醫院」,他們不是真正的醫院,而是沒有其他機能,只有用來處理冠狀病毒的專用醫護設施。
那麼真正問題是,只要你的地區被捲入,你是否被感染都會被捲入。
我不是醫生,我是商人,所以我看問題的角度不是醫學而是後勤。以上的推論當然是歡迎反駁的,因為我也希望被反駁而不是可能,更不希望是事實。
如果是真的,被感染的地區只有一個下場,那就是放棄處理冠狀病毒,患者恐怕只能像古代的天花一樣被強制隔離禁足,然後任由他自己處理症狀,在家痛苦一段時間可能是發熱和呼吸困難之後,物競天擇的讓免疫系統戰勝得到抗體而生還。
而我們還要考慮以下可能性:
  1. 我們是否確定五月就會解除威脅?
  2. 他會否再爆發?因為 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其實就前後在三年爆發過三次,導致了至少 2,000 萬最多 1 億人的直接間接死亡,西班牙流感的平均死亡率是 2.5%-5%。

(標題為編輯所擬)


作者 Facebook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20/02/1277.html


個人崇拜超老毛:習語錄成校園必背內容 黨員苦抄習思想書

中國各行各業的人們,不論老少,都得抄寫、背誦習近平的話,以表示對主席與中共的尊敬。

文革時期的人們被要求背誦無產階級聖經——毛澤東語錄(也稱紅寶書)。幾十年後的今天,人們被強迫背誦、抄寫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及他的其他著作、講話和語錄。

高中生背習近平「金句」100條

背誦習近平的講話已成為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對於準備參加高考的高中生而言,考試題目政治化傾向愈發明顯。2018年以來,一些地區的高考題目直接引用了習近平的講話。

最近,福建省某校高三學生收到了老師發的「習近平金句」100句,並被要求背誦。

「高考作文用習大大講話,老師也不敢給低分。」一名學生調侃道。

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宣傳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正在趕超毛澤東。

「現在開會盡是學習近平講話,就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學習《毛澤東語錄》一樣重要。」河南省商丘市一位小學教師說,「學校不僅要求所有老師學習近平思想,還要寫幾十篇心得體會。」

檢驗記者對黨的忠誠

大陸一名在地方報社工作的記者告訴《寒冬》,2019年下半年開始,政治思想教育性質的會議開始變得非常頻繁。

「每次會議都要學習習近平的各種講話,並且寫心得體會,如果上級領導認為不合格還得重寫,而且,這還會被記錄在檔案裡,影響前途。」這位記者解釋說。最近,他寫的長達七千字學習體會,由於不合格,被要求重寫了好幾次。

201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頒布新政策,要求對國有媒體記者進行全國性的在線考核,以測試他們對中共和習近平的忠誠度。考核內容則主要來自「學習強國」——一個以學習習近平政治思想為主要內容的手機App平台。不參加考試或考核不通過將無法更新記者證。

黨員手抄習近平講話

對習近平思想的宣傳也深入基層。在江西省南昌市上莊村的「新時代文明實踐站」門口,「平語近人」四個大字十分顯眼。室內擺放各種習近平講話的書籍、畫像,循環播放著紅色歌曲。

新時代文明實踐站旨在推進習近平思想,遍佈全國的村莊和城鎮甚至多處教堂遭改新時代文明實踐站。

河南省鄭州市某村一名退休黨員告訴《寒冬》,村幹部要求當地所有黨員手抄習近平的兩本書。從2019年9月開始的兩個月內,他們得抄完《習近平關於「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論述摘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兩本書。

「我年齡大了,就讓女婿幫我抄,有一次從晚上9點半直抄到凌晨5點多。」他說。

「抄得不整齊還不行,還打回來重抄。」另一位村民無奈地說,「我爸年齡大,眼睛看不清,我只好花錢請別人代抄。」

「我們要學『習』強國,還要開會,抄習近平講話,學紅歌,看紅色電影,忙得像搞革命運動一樣。」浙江省一名黨員說,「很多人都在抱怨,甚至後悔入黨。」



寒冬記者  楊向文




from 寒冬 https://zh.bitterwinter.org/xi-jinpings-new-little-red-books/


BioWorld | NEJM实锤,12月中旬武汉新冠病毒已发生人传人,是谁隐瞒发现,让疫情蔓延全国?

2019年底武汉市开始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牵动着无数人的心,目前国内已有8149例确诊病例,另有12167例疑似病例,已导致171人死亡,海外也有78例确诊病例。

在全国范围内,不仅仅是医护工作者在前线战斗,广大的科研工作者也在争分多秒地对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进行研究,希望尽快从根本上了解这一病毒并寻找战胜它的方法。

2020年1月30日,国际顶尖学术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JM杂志发表了来自中国疾控中心、香港大学以及湖北省疾控中心合作的最新研究论文。

研究团队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疑似和确诊病例进行了详细的现场调查的流行病学研究。

研究表明,大多数最早的病例均报告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但从12月底开始,与该市场不相关的病例数量呈指数增长。

研究团队认为,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近距离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并在此后一个月内逐渐播散。



武汉最早的425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例的发病情况如下图,这425名确诊病例中,男性占比为56%,中位年龄为59岁。2020年1月1日前发病的患者中有55%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而之后的病例仅8.6%与海鲜市场有关,也就是说,元旦之后的病例绝大多数是人传人导致的。



根据论文中对最早的425例确诊病例的研究数据,在截至2020年1月4日的流行曲线中,传染病增长率为每天0.10,倍增时间为7.4天。

应用上述由一人传至另一人的间隔时间分布情况,估计R0为2.2,也就是说每例患者平均将感染传给了另外2.2人。

只要R0大于1,病毒就会继续传播,R0小于1,病毒传播就会逐渐消亡。最初SARS的R0为3.12,但是通过隔离等措施,人们最终成功战胜了SARS。

论文作者指出,论文中对武汉新冠病毒的R0估计仅限于1月4日之前,随着大家认识的提高,以及各种应对措施的进行,R0必然会下降。

论文中还说到,近期中国其他地区和国外采取的控制措施有可能已经降低了传播率,但中国其他地区和全球检出病例数量的增多提示疫情规模继续扩大。武汉及周边城市从1月23日以来采取的封城措施应该可以减少病例向中国其他地区和国外的输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确定其他地区是否也发生了类似强度的本地传播。

疾控中心的专家已经表明,2019年12月中旬已开始人传人。

但是,2020年1月10日,武汉官方仍称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公开宣布了会人传人。

那么,究竟是谁耽误了武汉呢?以至于耽误了全国呢?

ps:本论文的投稿时间,论文中并未显示,笔者询问了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编辑,没有得到答案。




论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56 / NEJMoa2001316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1/%e6%96%b0%e4%ba%ac%e6%8a%a5-nejm%e6%96%b0%e7%a0%94%e7%a9%b6%ef%bc%9a%e5%8e%bb%e5%b9%b412%e6%9c%88%e4%b8%ad%e6%97%ac%e6%96%b0%e5%86%a0%e7%97%85%e6%af%92%e5%b7%b2%e5%8f%91%e7%94%9f%e4%ba%ba%e9%99%85/


丁邢:让医生说话

原创 丁邢 丁东小群
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2019年12月30日看到冠状病毒的检测报告后,向学医的同学发出消息,提醒他们注意防护。2020年1月3日,他被当地公安局传唤,签训诫书。接着指责他们八人传谣的新闻在央视播出。一个及早提醒公众防范疫情的契机就此错过。如今,疫情已经扩散到世界,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反思其中的深刻教训。
我想,教训之一就是:必须让医生说话。
17年前,中国也曾经历过一场冠状病毒流行的考验。当时也有一位医生站出来说话,他就是301医院外科主任,以腹膜后肿瘤手术闻名杏林的蒋大夫。
2003年4月3日,非典疫情已经在北京蔓延,卫生部长向媒体宣布北京只有患者12例,死亡3例。蒋大夫通过同行了解,仅309医院就有患者近60例,死亡超过5例。4月4日,他实名向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写信,要求公布真相。两家电视台没有回应。4月8日,外国记者辗转看到此信,直接采访蒋大夫。蒋大夫坦承此信是自己所写。他说,自己之所以站出来说话,是因为不说实话,要死更多的人。4月9日,蒋大夫的信向全球公布。一石击水,举世震惊!随后,世界卫生组织介入,中央下决心撤换卫生部长,实时公布疫情真相,全民动员,抗击非典,成为转危为安的契机。蒋大夫此举在国际上被誉为“一位医生的一句真话拯救了一个国家”。因此,他荣获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赛赛奖。
我们有幸在非典结束不久便认识了蒋大夫。十七年来,和他多次交往,了解到他的壮举非出于偶然。他的祖父蒋抑卮是银行家,鲁迅的好友。他的母亲魏鹏九,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他1949年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便以“因真理,得服务,以自由”的校训为座右铭。燕京预科结束转入协和医学院。毕业时,赶上301医院创建,他便成为这所医院最早的医生之一。
1965年,成昆铁路上马,他参加了301成昆铁路医疗队,普通外科、骨科、肺、膀胱、甚至开颅手术都做。有一天送来一位战士,头颅骨被砸破,伴颅内出血,送到时一侧瞳孔已扩大无光反应,这种情况必须立即开颅。卫生队有开颅及麻醉插管的设备,但没有麻醉医生。医疗队的麻醉医生在37团,距他约30分钟汽车路程。20分钟后,病人的一侧瞳孔也渐渐扩大,他不得不自己给病人插管,切开头皮,用钻开颅。幸好,麻醉医生也赶到了,很快将200毫升的颅内血肿清除,病人瞳孔逐渐恢复正常,总算保住了生命,将他送西宁陆军医院。
蒋大夫不但医术精进,而且一向富有正义感。文革前,有一次,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到外科楼检查工作,在电梯内看到一个年轻女病人,是铁道兵文工团团员。邱对她说,晚上你在后院花园等我。女病人不认识他,不知道怎么应对,就告诉护士长。护士长又告诉兼任普通外科党支部书记的蒋大夫。蒋大夫立即向保卫处报告。于是,保卫处长派人埋伏在附近。结果来了一辆红旗车,下来的是邱会作。认识他的人都傻了眼,只好撤离。杨处长向医院政委报告,政委又向总后政委李聚奎报告。第二天,李聚奎召开党委会,批评了邱会作。文革开始后,蒋大夫写大字报揭露了这种不正之风,受到打击报复,被邱会作支持的一派抓捕,扣上“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漏网右派、现行反革命、坏头头”四顶帽子,批斗殴打,关押两年,发配青海贵南军马场劳改。这个军马场在海拔3800米的大山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他开始干重体力活,成袋的高粱不封口,扛着登板入库。没有几天,马场职工医院院长得了阑尾炎,只好请蒋大夫做手术,顺利康复,从此他成为马场大夫。直到1971年“9.13事件”后,他才回到301医院恢复原职。
2013年前后,小群血压不稳,终日头疼。多方求医效果不明,只好给蒋大夫打电话询问。蒋大夫约小群去他家。然后介绍给住在楼上的301医院心血管科主任。经心血管主任开药调理,小群病情好转。当时,小群心存忐忑,不知怎么感谢两位专家,小心相问:给心血管主任带点什么好?他说,不收任何礼品。我们只好带去两本自己写的书请他指正,他才欣然接受。
2014年,在《炎黄春秋》的一次聚会上,蒋大夫手里拿了几本厚厚的展示他专业领域成就的自印资料集,送给我们一本。小群提出,能不能做口述采访?他说,考虑考虑。
没想到,考虑考虑一拖再拖。他的确太忙了。80多岁了,还经常应邀参加各种会诊。朋友求助,他几乎有求必应,仅我们认识的人,求医时得到他帮助者就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2014年,小群给蒋大夫打电话,可否开始口述史采访,他同意。几天后,我们如约去了他家。蒋大夫讲了他的家世和求学经历。我们商量,采访稿整理出来,请他订正、修改、补充,然后我们再作第二次采访。我们整理了,他也订正了,但是继续采访却很长时间没有下文。
 直到2016年、2017年,蒋大夫才给我们两次来电话,说和几个老人商议要启动燕京大学口述史,约我们参与采访。他说有一个百岁老医生,是燕京校友,应当先抢救采访。他还提出让我们采访燕京校友江平、高锴等人。我们告诉他,江平的口述史由陈夏红完成,已经出版。高锴的口述史我们已经做过,已经发表。要紧的是他要抓紧时间,继续讲述自己的生平。他这才抽出时间继续接受采访。
作为医生,不论在医术上,还是在人格上,蒋大夫都堪称杏林楷模。


让医生说话,这是关系全国乃至全人类生命安全的大事。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843.html


BBC:比流感更可怕的神秘病毒

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流行传染病之一。但还有一些传染病甚至更致命。
这种疾病随着英格兰新国王的军队一起到来。几天前,成千上万的人在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博斯沃思(Bosworth)的沼泽地里奋战。1485年的夏天,亨利·都铎(Henry Tudor)和理查三世(Richard III)之间的激战终于见分晓——理查三世在博斯沃思原野战役(Battle of Bosworth Field)中阵亡。
刚登基为亨利七世(Henry VII)的胜利者亨利·都铎率领他的部队意气风发地进入伦敦。他不知道的是,他们即将面临另一个与战场完全不同的致命危险。

此病最初的症状是一种莫名的紧张不适,很快开始寒颤、疼痛和头痛,然后开始出汗。患者出汗量很大,从而导致极度口渴和精神错乱。最后,他们会感到极度嗜睡。如果没能扛住,最终可能会死亡。此病死亡率高达50%。
亨利七世军队带来的是一种奇怪且未知的疾病。这种令人惊恐被称为“英国汗热病(The English Sweat)” 的瘟疫席卷伦敦,短短6周就导致15000人丧命。虽然瘟疫最终销声匿迹,但在此之前曾蔓延到欧洲,留下大量失去亲人的哀悼者。
疾病的阴影一直持续到都铎王朝的下一代,在下一个世纪惊人地爆发了四次。
亨利七世的儿子亨利八世(Henry VIII)被吓坏了。在一次特别毁灭性的爆发中,他每晚睡在不同的床上,大概是想以此躲过瘟疫。这是一种可能在任何地方突然爆发的传染病,通常几个小时内就能致人死亡;一个记录者写道,你可能“晚餐时还很愉快,夜宵时就死了”。更让人不安的是,这种传染病似乎格外青睐贵族,导致宫廷里许多人死亡,还差一点就终止了国王与王后安波琳(Anne Boleyn)的风流韵事。
时至今日,没有人清楚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神秘的英国汗热病。但主导理论认为,该病的大爆发不是由流感(flu)病毒、埃博拉病毒(Ebola)、或任何我们经常听到的臭名昭著的病原体引起的。
其罪魁祸首是汉坦病毒(hantavirus),属於一种罕见的病毒科,通常经啮齿类动物传播。
并不是所有的流行病都是由明显的怀疑病原体引起的。尽管媒体煽动我们迁怒于一些被挑选出的臭名昭著的病原体,但下一次传染并全球大爆发的元凶,可能潜伏在看似最不可能的地方,甚至也许还没有被发现。
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疾病生态学家奥利瓦尔(Kevin Olival)说,“我认为下一次大流行病很可能由一种新型病毒引起,如果你看看非典(Sars,也翻译为沙士),这个21世纪的第一场流行病,在进入人们视野蔓延全球之前,是一种人类从未听说过的病毒。所以是有先例的——这些病毒群里有许许多多另我们担心的病毒。” 生态健康联盟总部位于美国,专研究人类和环境健康之间的联系。
奥利瓦尔不是唯一发出此警世之言的人。微软(Microsoft)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2018年也曾警告说,下一次大流行病可能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传染病。他建议我们像应对一场战争一样,为其出现做好准备。
同时,世界卫生组织(WHO)坚信,他们已经更新了最有可能导致大规模致命疾病爆发的病原体的名单,包括“X疾病(Disease X)”在内。所谓X疾病指的是一种还没有进入我们了解范围的致命神秘微生物。
当然,要发现那些隐藏的致命微生物,或找出我们已知的奇怪病原体中哪些会对人类构成威胁,绝非易事。我们能做什么去追踪它们?我们又如何辨别哪些微生物会引发流行病?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科学家2018年曾发表一份报告,旨在回答上述紧迫的问题。团队负责人阿德加(Amesh Adalja)说,“我们之所以开始这个研究,是因为每个在此领域的科学家都提出他认为会导致下一次大流行病的病原体,或者因为这些病原体很可怕,或是它们已经引发过瘟疫,但没有人试图理解为什么这些病原体会有此可能。大家只是一直在接受他人列出的(潜在威胁)的病原体名单,然后做些添加,但不是很严谨。为什么流感要排在名单的首位?为什么2016年之前我们没有想到寨卡病毒(Zika)?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想到过西尼罗河病毒(West Nile)会在美国爆发?”
流行病病原体习性怪异而难以捉摸,这一观点是流行病学研究的核心。地球上数以百万计的病毒中,只有极少数曾经引起了流行病大爆发。阿德加和他的同事们一起,鉴定出了让这些病毒得以肆虐的几个特征。
首先,流行病原体几乎都是病毒。部分原因是病毒数量绝对的大,而且无所不在。它们是地球上数量最大的生物实体,跟随着地球上的每一个生态系统并入侵每一种生物体。它们可以穿越地球各大洲,每天有数万亿的病毒会从天而降。地球上每平方米地方的病毒多达8亿个。
当你把它们庞大的数量和自我复制的闪电速度结合起来,你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病毒具有自然界无与伦比的进化速度。这不仅意味着它们可以战胜我们的免疫系统,而且人类很难开发有效的疫苗和抗病毒治疗。虽然有一些广谱抗生素可以杀死多种细菌,目前尚没有任何真正能发挥作用与抗生素等效的抗病毒药物。
一组核糖核酸(RNA)病毒——从核糖核酸而不是脱氧核糖核酸(DNA)中提取的基因组——将病毒这些特征体现到极致。当这些超级病原体在复制自己的遗传指令时,没有检查复制是否错误的校对步骤,所以突变很常见的,因而新的病毒变异体不断被创造出来。
世界上许多最臭名昭著的病原体都属于这一类,包括流感病毒、艾滋病毒(HIV)、非典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脊髓灰质炎(polio)和鼻病毒(rhinovirus,引起普通伤风感冒的最普遍原因)。但也包括有我们很少听说的一些危险病毒,如68型肠病毒(Enterovirus 68),这是一种罕见的脊髓灰质炎相关病毒,感染者多为婴儿、儿童和青少年。该病毒只在1962年冬天被发现过,当时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的四个孩子因感染此病毒患肺炎死亡。
并不是说这种特别的病毒会突然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但它的确满足所有的危险标准——包括最后的条件,即它可以感染呼吸道。阿德加说,“这些病毒更难进行干预,因为呼吸是生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很难阻止人们呼吸。这和通过血液或体液感染不是一回事。”
68型肠病毒在美国人口中潜伏下来后,几十年来基本上没有被发现,而最近一直发现有人感染。该病毒与一种神秘的、类似脊髓灰质炎的障碍症的发病有关,2014年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爆发,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个10岁的女孩。2018年11月,美国中西部有更多孩子感染到这种病毒,症状是突然有一个或多个肢体麻痹瘫痪。到目前为止至少有12人检测出对罕见的肠道病毒如68型呈阳性反应。
阿德加认为肠道病毒是我们应该密切关注高度警惕的病毒。他说,“这个病毒族群的致病性可能被严重低估。除了脊髓灰质炎外,其他肠病毒没有预防疫苗。甚至可能还有我们还未发现的肠道病毒。”
然而,也许最神秘的病毒是那些除人类外还会感染其他动物的病毒。这些人畜互传的病原体包括艾滋病毒、尼帕病毒(Nipah)等所有曾触发人类历史上大瘟疫的恶名昭著病毒。就像最近爆发的禽流感(avian flu)和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两者最初都是先在鸟类中爆发。西班牙大流感造成全球5000万至1亿人死亡,
於是,病毒猎手,即像奥利瓦尔这样的科学家登场,他们走遍世界,寻找下一次大流行病的潜在元凶。他说,在美国政府疾病监测计划的第一阶段,从2009年到2014年,“我们发现了大约一千种新病毒”,未被发现的病毒是什么?“哦,我们估计种类可能数以百万计。可能有成百上千万的病毒感染其他哺乳动物,有的可能会传染给人。”
大自然中还有大量的病毒未被人类发现,要从可能成为全球杀手的病毒中找到那些会传染到其他物种的病毒,是很困难的。但也有一些线索可循。例如,某类病毒的基因能够贴近并潜入人体细胞,科学家就去找带有这种基因的病毒,或找出哪些动物容易携带这种病毒并与人类很接近,比如说大多数人接触到鸡的可能性相对于接触到鹰而言,要大些。
奥利瓦尔说,“我认为这是此领域现在最激动人心的科学问题之一,从找出病毒的基因序列到确定病毒对人类或其他动物中的潜在传染性,以及其潜在的致病性。从基因序列到得出明确的答案,这仍然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最高目标,因为每种病毒都是不同的,我们要依照其基因和基因标记来辨识。”
2017年,奥利瓦尔和他在生态健康联盟的同事就决定调查未被发现的最危险病原体的最可能藏身之处。团队研究了成千上万已知会感染哺乳动物的病毒,包括188种也会传染给人类的病毒。
一个不那么意外的发现是,下一次大流行病可能会出现于蝙蝠中。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是蝙蝠身上绝对有很多恶意病毒。蝙蝠已知是许多人类大瘟疫的来源,包括非典和埃博拉病毒。我们已从生活在中国的窑洞里的蝙蝠身上提取到了非典病毒。
另一个预报因素是病毒可以感染的动物范围。一种名不见经传的病毒群 “布尼亚病毒(bunyaviruses)”现升到了危险病毒的榜首。因为这种病毒传播对象非常广泛,其潜在的受害者从昆虫到植物,形形色色,这意味着他们也能够感染人类。有趣的是,被怀疑造成了中世纪汗热病的汉坦病毒,就属于布尼亚病毒群。
奥利瓦尔说,“这些病毒大部分人从未听说过,但它们的潜在致病性非常高。”
一旦发现一个潜在的病原体,也许最大的挑战是让政府部门能认真对待。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流行病学家莫尔斯(Stephen Morse)认为,对待像埃博拉病毒这样臭名昭著的病毒甚至都存在这个问题,奇异的新布尼亚病毒就更不用说了。
莫尔斯说,“我不想说埃博拉疫情本可以避免,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爆发的第一份报告用一种寻常平淡的语言说,一次快速发展的——这本该是危险信号——埃博拉疫情发生,有43例。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几个月后他们才作出回应,此时病毒已经传入了多个城市。
他说, “我认为我们今天有能力更有效地应对大流行病,但部分问题是调动资源和政治意愿来认真对待它们。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病原体——而是人类满足于现状。”
最后,在大流行病的威胁名单中如果没有提到天花就是不完整的。虽然这种病毒刚在1977年后才在自然环境中灭绝,但这种疾病的绝对恐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遗忘了。
这里有一个快速提示:在天花病毒3000年的肆虐期间,杀死人类数亿人,包括一些欧洲的国王和王后,以及几乎全部北美原住民人口。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Ramesses V)的木乃伊头上留着痘疤,这是出过天花的特征,苏联独裁者斯大林(Joseph Stalin)也一样,他要求所有他脸部的照片都要进行编辑来掩饰那些痘疤——据报道,他会枪毙那些真实照片的拍摄者。
天花具备主要流行病的所有元素:这是一种少见的脱氧核糖核酸病毒,通过悬浮在空气中的飞沫微粒传播,很容易在不同的动物物种中间快速传播。虽然自从宣布天花灭绝后没有出现过任何自然传染病例,但一年后天花病毒的最后一个受害者出现,一位医学摄影师于1978年在伯明翰(Birmingham)的一个实验室感染了天花。这样的事还可能再次发生。到今天,仅有的天花病毒分别存放在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Atlanta)和俄罗斯中部的科学城市科特索瓦(Koltsovo)两个实验室。
回到20世纪70年代,那时大多数人在童年时期都接种过天花疫苗。但今天所有国家的天花病毒疫苗接种项目已经终止,唯一有免疫力的人口都已到中年,或年龄更大。以防万一,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还有疫苗储备。即便如此,诸如此类的接触性传染病的爆发很容易在全球蔓延,杀死数百万人。
还有生物恐怖主义的风险。现在只需要使用基因序列指令,就可以从零开始构建病毒,所以你不需要成为政府科学家也能接触到世界上最致命的病原体。病毒一旦被释放出来,将会永远改变世界。正如比尔‧盖茨去年所说 “拥有核武器,你认为你可能会杀掉1亿人以后停下来。而天花不会停止。因为人类是天真的,并没有真正做好准备。如果它被释放并传播,死亡人数将会更多。”
距离1485年那场可怕的汗热病已过了几个世纪,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一瘟疫吸取教训。流感病毒被认为可能是造成下一次瘟疫大爆发的候选凶手——但流感病毒不会是唯一的候选者。如果科学家们是对的,未能认真对待那些致命病毒可能是灾难性的错误。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0/01/bbc_27.html


法新社看到武汉街头陈尸

来源:
法广

据法新社记者发自武汉的报道,1月30日早晨在武汉街头看到一具男人尸体躺在人行道上几个小时。现场一名穿睡衣的妇女说,这几天死了很多人,医生都忙不过来。

从面部判断,这名死者大概60岁,身穿黑衣,面部盖一块白布,双臂放在身体两侧。不过,没有证据可将这名死者与武汉肺炎联系起来。

法新社记者周四早晨在一个家具店门前看到这具尸体,那里距武汉第六医院仅几十米。武汉第六医院是接纳新冠病毒感染病患的定点医院之一。

过了一会,有穿防护服的警察和救护人员到场检查尸体。然后医务人员小心地盖上一块蓝布。法新社向警方和地方卫生部门询问这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死去的,两个部门都回答不上来。武汉封城后又禁止普通车辆上街,街上空荡荡的,也许因此这名死者的身份不明。

显得焦躁的警察,将一些硬纸板围在尸体周围,挡住公众视线,等待法医检查。检查完毕,这些人脱掉自己身上的防护服,然后立即被同伴往喷消毒剂。

一名路人向这具尸体走去,却被一名穿粉红睡衣的妇女拦住,她担心这名死者国感染了新冠病毒。该妇女很痛苦地说,“太可怕了,这几天很多人都死了,医生忙不过来,所以没能立即管”。

陈尸现场附近有一男子在抽烟,被警察责令掐了烟,带上口罩。这几天,在武汉,戴口罩是强制性的。该男子立即道歉。

警察和救护人员到场两小时后,这具男尸被装入一个黄色裹尸袋,放在担架上,送入一个玻璃不透明的白色货车。警察和医务人员在车离开后,立即对陈尸现场做消毒。

法新社记者在陈尸的现场停留了两小时。期间,听到这个街区至少有15辆救护车被召去急救。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E6%B3%95%E6%96%B0%E7%A4%BE%E7%9C%8B%E5%88%B0%E6%AD%A6%E6%B1%89%E8%A1%97%E5%A4%B4%E9%99%88%E5%B0%B8.html


美国报告首例人际传播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卫生官员周四报告了美国首例人传人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这名感染者住在芝加哥,他的妻子从中国回来后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这是美国报告的第六例病例,另外五名感染者是在从中国返美后患病。

这名来芝加哥的女子于1月13日从中国武汉返回美国,她在上周出现发烧、咳嗽和气短的症状,随后被医院确诊。目前这对60余岁的夫妇病情稳定,均在医院接受治疗。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鉴于我们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所看到的情况,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专家预计将在美国发现一些人对人的传播。”

他接着说:“根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我们的评估仍然是,美国公众面临的直接风险很低。”

卫生官员们表示,这种新型病毒主要通过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的飞沫传播,类似于流感的传播方式。他们称正在对卫生工作者和与最新患者有过接触的人进行症状监测。

新型冠状病毒2019年12月首次在中国武汉爆发。官员们表示,病毒最初可能是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周三说,美国有165人因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接受监测。68人检测结果呈阴性,92人结果待定。

美国的其他确诊病例发生在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1/%E7%BE%8E%E5%9B%BD%E6%8A%A5%E5%91%8A%E9%A6%96%E4%BE%8B%E4%BA%BA%E9%99%85%E4%BC%A0%E6%92%AD%E5%86%A0%E7%8A%B6%E7%97%85%E6%AF%92%E6%84%9F%E6%9F%93%E7%97%85%E4%BE%8B.html


新冠病毒已经传播到全球哪些地方?

来源:
德国之声

自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途径已至亚太地区、北美和欧洲。除中国大陆外,已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现了确诊患者。

截至1月31日,在中国大陆境外报告的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超过100人,目前尚未出现致死病例。从目前来看,境外感染人数相对较多的是与中国人员往来密切、受中国游客青睐的亚太国家与地区。境外确诊患者中,有不少中国公民,但也有少数人是通过人际感染而患病,自己近期并未去过武汉或中国其它地方。

泰国

泰国共发现了1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泰国卫生部长称,有5人已康复出院。除了一名本月从武汉返回的73岁泰国女性外,其余患者多为中国人。

新加坡

新加坡到1月31日共发现13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所有患者都是从武汉来到新加坡。

香港、澳门

至1月31日,香港共发现12例确诊病例,其中有一半人是搭乘高铁自大陆抵达香港的。澳门证实发现7例确诊病例。

日本

据日本卫生部门周四通报,目前在日本确诊了14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其中包括人际感染的案例。一辆日本旅游巴士的司机和导游近期并未去过中国,但分别被来自巴士车搭载的武汉游客所感染。此前在日本政府从武汉接回本国公民的包机上,有3人检验出感染新冠病毒。

韩国

韩国周五又确诊4名感染新冠病毒患者,使得确诊病例总数升至11例。大多数病例此前都去过武汉。韩国的第一例病例出现于1月20日,病人是一名从武汉飞抵韩国的35岁女性。但是在最新确诊的病例中,有一人是在接触该国第三名确诊病患之后被感染的。

台湾

台湾已确诊9例新冠肺炎病例,其中包括两名年龄在70岁左右随团赴台旅游的中国大陆公民。台湾当局建议居民不要前往武汉和湖北省,并于上周五宣布,来自武汉的旅客将被拒绝入境。来自中国其它地方,包括港澳的旅客,入境时必须填写健康登记表。台湾还在一个月时间里禁止出口口罩,以备当地居民所需。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到目前为止证实了9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大多数患者均来自武汉或者湖北省其它地区。澳大利亚当局称,在联络与这几人乘坐同一航班赴澳的旅客,锁定关注范围。有两名患者已经治愈。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周四又证实一例确诊病例,该国发现的新冠肺炎患者已经升至8人。该国卫生部表示,所有病患均系中国公民。

美国

截至1月31日,美国的确诊病患已经上升至6名,其中包括首例人际感染病例。位于芝加哥的一位女性患者感染了自己的丈夫。此外有2例在加州,2例在伊利诺伊州,亚利桑那州和华盛顿州各有1例。

尼泊尔

一名本月初从中国返回尼泊尔的32岁留学生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他从武汉返回后出现发烧和呼吸困难,住院隔离治疗。医院将样本送到香港检查,24日才确诊感染。目前患者已经康复出院。确诊尼泊尔政府表示,该国加强了在机场的监测,并对入境的疑似患病旅客跟踪观察。

越南

1月23日,越南证实了2例武汉肺炎病例。一名从武汉来到胡志明市的男性,将肺炎传染给了他的儿子。卫生部门表示,两人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1月30日,该国又确诊3例新冠病毒病例,他们都是从武汉返回的越南公民。

柬埔寨

在周一报告了该国第一例确诊病例,据悉病患是从武汉来到柬埔寨的60岁男性,目前病情稳定。

法国

法国是第一个受到波及的欧洲国家,目前共有6例确诊病例。法国卫生部门1月24日通报,巴黎和波尔多发现3起新型冠状病毒病例。3名染病者均于近期到过中国旅行,其中有两人是近亲关系。

德国

从本周初报告首例确诊病例以来,德国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人数增至5人。最早被确诊的33岁男性是被此前来德出差的中国同事感染,他和其它几名患者目前都在慕尼黑一家医院的隔离病房接受治疗,病情稳定,无明显症状。

阿联酋

周三,一个中国四口之家从武汉来到阿联酋之后数日,被确诊患有新冠病毒肺炎。

加拿大

加拿大于1月25发现首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患者是一名从武汉返回多伦多的50多岁男子。截至1月31日,该国确诊了3例新冠病毒病例。

意大利

意大利政府周四宣布,该国也确诊了2例新冠肺炎病例——他们是近期来到意大利旅游的中国游客。

斯里兰卡

1月27日,斯里兰卡发现了首例确诊病例,是一名来自湖北省的43岁中国游客。

菲律宾

1月30日,菲律宾报告了该国的首例确诊新冠病毒病例,这名38岁的女性在1月21日从武汉抵达菲律宾,四天后寻求医疗救助,在当地住院接受检测。目前这名患者已经没有明显症状。

此外,印度和芬兰也各有一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1/%E6%96%B0%E5%86%A0%E7%97%85%E6%AF%92%E5%B7%B2%E7%BB%8F%E4%BC%A0%E6%92%AD%E5%88%B0%E5%85%A8%E7%90%83%E5%93%AA%E4%BA%9B%E5%9C%B0%E6%96%B9%EF%BC%9F.html


苏晓康:制度脏病、权力抗生素

【按:瘟疫是文明的副产品。但是中共制度,对细菌、腐败、权力都没有免疫力,九十年代居然拿血液当商品买卖,在河南引起艾滋病爆发,这段历史大家都忘了,所以sars和"武汉肺炎",会接踵而来,这个制度第一反应就是说谎,贻害全球,不改制度,我们最终会"亡国灭种"。】

「免疫力」的中國式隱喻

文◎ 蘇曉康

● 中共政權受腐敗細菌病毒侵蝕,得了無藥可治的髒病,服用權力抗生素也無非是政治安樂死。

「亡國滅種」乃是一個虛言嗎?晚清士大夫誤讀西典而迷信「天演」觀與弱肉強食,也是過度緊張?恐怕當年嚴復他們並不確知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的細節呢,新大陸土著因免疫力不足而亡於瘟疫,乃是現代生物學揭示的真相,而最早的抗生素要到一九○一年才出現,免疫控制的整套理論構架遲至一九七四年才完備。


叢林深處的印第安「幽閉部落」


愛達昆(Itaquai)河蜿蜒蛇形深入邈遠的叢林處女地,是未被掠奪過的,不像亞馬遜盆地上的許多便易接近之處,其黃金、石油、橡膠、木材、奴隸及其靈魂,撩撥起五百年的征服、瘟疫和摧毀,巴西上百萬的印第安人口銳減至三十五萬,叢林深處就藏著一些幽閉(uncontacted)部落。當時的土著死於暴力衝突者並不多,大多數死於流行病,甚至是很普通的感冒,他們對此沒有生物機能上的免疫力。北美「新大陸」環境相對隔絕,不似歐亞非三大洲之間頻繁的貿易、交通以及連帶的細菌病毒交換,西班牙殖民者(對舊大陸已經具有免疫力)把劇烈的新病毒傳播到新大陸,沒人知道一四九二年哥倫布抵達今海地、多明尼加一帶時,那裡的人口有多少,保守的估計也超過十萬人,但到一五二○年,那裡只剩下一千個印第安人,和單一的一個世代,在這個島上輝煌了上千年的文明及其肉體和靈魂,統統被摧毀。


沒有免疫力,一個凄涼的隱喻:無論是生物機能上的,還是文化制度上的。曾廢除私有制度和市場半個世紀的「新中國」,很像當年環境相對隔絕的美洲「新大陸」,馬克思把金錢視為「罪惡」的觀念,恰好造就了對商品制度的「細菌」沒有防禦機制的一個社會,河南等地一旦將血液當作商品來買賣,對艾滋病毒沒有免疫力的系統,首先不是人體而是制度,而所謂「科學」若不是隨同整個西方系統來引進,則「賽先生」是引不進來的||形同虛設,這才是「五四」精神的大笑話。


駭人聽聞的河南「血漿經濟」


有「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之稱的高耀潔醫生,在她新近出爐的自傳《後記》的末尾,發出《離騷》似的浩歎:「我已經年逾八十,自知來日無多。這場慘烈的『血漿災難』我怕是看不到盡頭了……我敢斷言:用不了五十年人們就會看到,愛滋病帶來的災難恐怕比人口災難要更加慘烈,後果更加嚴重!……請記住我這個老人的呼喊吧!」


中國現有一百萬人HIV顯示陽性,聯合國估計很容易在十年後增至一千萬,並且不難超過非洲(有三千萬艾滋感染者)。艾滋病在中國的迅速擴散借助了政府的力量||萬延海介紹河南省九十年代興隆的血液買賣市場,驚心動魄:「河南地方政府在九十年代初把組織農民賣血當成了第三產業。一九九二年他們提出,河南有將近一億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如果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賣血,他們一年就可以有幾億元的利潤。事實上,河南賣血的規模大概不止一百萬人,整個九十年代參與過賣血的可能有將近一千萬人。政府辦血站、政府的各個醫院辦血站。有的縣,光政府辦的血站就有四、五家,就是一個簡易的小房子,或者一台拖拉機,人就躺在血站裡,變成了一台台造血機器,像一根根的管子一樣。對,他們把這些賣血的人就叫『管子』」。


駐馬店悲歌


二○○一年五月三十日,河南一個「艾滋村」的七名村民在北京舉行記者會揭露慘烈真相。這個村子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流行賣血賺錢,做法簡陋,「血頭」把幾個人的血液混雜在一起,分離取走其中的血漿,然後把剩下的紅細胞分成幾份再輸回賣血者體內,以減少賣血者的失血量,為艾滋病毒提供了蔓延機會,只要一人帶菌,就會迅速蔓延。駐馬店地區的新蔡,就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去採寫《洪荒啟示錄》的地方,當時雖也耳聞賣血這檔子事,尚屬極個別,未及深問,後來竟弄到人人賣血的境地,乃我想像力不逮之處。有個東湖村,四千五百人,超過百分之八十的成人是艾滋病帶菌者,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愛滋感染者,十四、五歲以上的人百分之九十五都至少賣過一次血,紐約時報稱該村的發病率乃世界之最。駐馬店位處淮河支流洪汝河流域,是個自古洪水氾濫、逃荒要飯的地界,三四十年代有所謂「水旱黃(皇軍)湯(恩伯)」;五九/六○年之交更遭遇「新社會」的大饑荒,因人口銳減,北部十個縣從信陽地區劃出,另立一個專署,叫駐馬店,再後來的「改革開放」,竟又給這個窮窩帶來「血禍」「艾魔」。


「血漿經濟」的這些細節,具有從政治學到社會衛生學的豐富解讀含義:從共產制度脫胎而來的這個政權,其市場概念之懵懂(「摸著石頭過河」),與文盲佔有率極高的農民階層衛生概念之欠缺,正好匹配;社會整體的「艾滋」盲,與體制關於發展的迷狂錯亂、不擇手段(「黑貓白貓」),又兩相呼應;農民赤貧到了除去自己體內血液便再無別的商品可以出賣,與政府貪婪到了猶如巨獸吞食生靈從肉體、血液到靈魂之全部,恰成正比……概言之,這個社會不止是無知,更無人性。鄧小平「六四」殺了學生娃娃之後說:只要共產黨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他們就會忘掉過去||此後二十年的這場「經濟改革」,就是被他「設計」在這樣一個冷血、功利的前提下,從一開始就剔除了公義、惻隱、善良等有關人性的一切。所以認為經濟搞上去中國就會進步,基本上是一種弱智。


「二茬罪」、髒病、權力強暴


中原的農民,曾為偉大領袖毛主席拿糧食跟蘇聯交換核技術,而餓死了數百萬人,這個慘痛代價,他們被告知是為了「提前進入共產主義」而付出的;後來共產主義進不去,又要他們「反修防修」,以免「吃二遍苦、遭二茬罪」,農民們覺得無非還是餓肚子吧?卻做夢也想不到||暴戾貧窮的共產極權社會,不會具有關於資本主義的想像力||這「二茬罪」竟跟饑餓無關,而是要你染上那只有在萬惡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才有的「髒病」,那比餓死還要慘!


愛滋病在赤貧的農村蔓延,伴隨著深重的倫理折磨,一個權力強暴的淺顯直白的隱喻||「髒病」跟性亂相關,乃是下賤行為,人們莫名罹難,到死都背著一個「醜病」的惡名,此一層冤屈;農民以「血漿」澆灌的經濟繁榮,供養了官員幹部們的熾熱淫風,卻叫老百姓因染「髒病」而擔著這亂性的名聲,此另一層冤屈,都是「跳進黃河洗不清」;更甚者,政府文件和媒體大肆宣傳「愛滋病流傳的主要管道是吸毒與性」,將責任全部推到民間,用農民的話來說,這叫著「吃雞連骨頭都不吐」。這就是「資本主義」?以農民的政治常識||不會比其衛生常識更高,他們便覺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頂帽子,當初毛主席並沒有搞錯呀,搞「開放」放出來個艾滋病,還不資本主義嗎?連封建社會那麼「漫長」,也沒叫莊稼人受過這種罪!


此江山怎一個髒字了得


「髒」的含義,只跟資本主義粘連,原是一個陳舊觀念,卻因為「血漿經濟」和艾滋病,再加上諸如批條、吃喝、二奶等等,而注入了新義,攪動著左右思潮。鄧小平拍板:「姓社姓資不爭論」,那意思其實是說:「髒就髒唄,你能拿我怎樣?」江澤民的秘笈功夫,就是面對國內國際指責中共之「髒」,充耳不聞,巋然不動;輪到胡錦濤便有些微妙,他似乎怕「髒」,總想去舀一勺延河水來當洗潔精,大概他的「清潔觀」還維持在一九四二年老毛界定的那個「延安定義」,即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比工人農民髒,可胡錦濤能還給「工人農民」那份所謂的「乾淨」嗎?而他使喚的一夥知識份子便真有老毛說的那個「髒」,他卻一點也不嫌棄,純屬「瞎折騰」;他坐的這座江山,無論在什麼含義上,政治的、道德的、環境的、美學的,都沒有絲毫乾淨可言,能說的只有「怎一個髒字了得」!


細菌/病毒/腐敗的猖狂進攻,使「免疫系統」(immune system)成為極活躍的話語,從醫學滲透到政治學、甚至中共的官方理論體系。有一篇黨校教材作如下闡述:「『免疫』本來是一個醫學用語,指的是由於具有抵抗力而不患某種傳染病。免疫力有天然免疫力(或稱為先天性免疫)與獲得性免疫力兩種。對腐敗這種具有很強傳染性、危害性的『細菌』和『病毒』來說,每一位黨員幹部都不具有天然免疫力,而只能具有獲得性免疫力。」


中共的理論家們,從生物學獲得了極大的靈感。本來嘛,人類飼養禽畜而獲得免疫力,是發展出了農業的地域種族才有的一種倖免,富饒的美洲和乾旱的澳洲,就馴養不了大型哺乳動物,按理說是更乾淨的地方,卻敵不過骯髒大陸。歐亞大陸的免疫力,幾千年裡大概也是靠瘟疫一場場地爆發、人畜相廝培養起來的,但是只有這種骯髒大陸才到近代發現細菌,研製出疫苗,有醫學手段應對瘟疫。所以,「黨員幹部」們怎可能「先天廉潔」呢?自然是要靠吃喝嫖賭「廝混」一陣子,一次次地「腐敗」下去,才錘煉得出「防腐」免疫力,這就是科學,大概馬克思對生物學不熟,當年並沒發現它。


貪婪人性無疫苗可防


是的,人類雖然乾淨起來,禽畜們卻依然骯髒,滋生新的病毒。歐美鬧牛瘟、豬瘟,偏偏只有亞洲才鬧雞瘟,瘟出被稱為H5N1的禽流感病毒。人類已經先進到試管嬰兒、幹細胞研究,卻還是對農耕社會的瘟疫沒轍,大概也永無止境。在人性這一端,則是根本談不上「免疫」二字的,用生物學定理解釋社會、人性,便無疑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人性利字當先、貪得無厭、欲壑難填、權力即春藥等等,是不會有疫苗的,若退而求抗生素的話,唯有制衡權力一途。但是,對獨霸江山的一個利益集團來說,「權力抗生素」無疑就是安樂死,因為其制度安排乃是細菌源/病毒源,抗生素便要滅殺它,只在這一點上,政治學跟生物學是相通的。最後,我們自然是在面對一個「亡黨亡國」的前景,不要說對這個奇異連體嬰兒的分離手術尚未發明,得以誘使它服用的抗生素也沒找到呢。於是走筆至此,思路又咬回文首:「亡國滅種」乃是一個虛言嗎?

——原载《开放杂志》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904.html


专访:中国应该公开更多新冠病毒数据

随着中国各地与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案例越来越多,世界卫生组织周四正式宣布将疫情列为突发卫生事件。 德国之声专访日本病毒学专家押谷仁,他认为在中国公开更多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数据前,专家难以判定案例快速增加的真正原因。

(德国之声中文网) 德国之声:世卫组织周四正式将新冠病毒疫情列为突发卫生事件,您对于这个决策有什么看法?

押谷仁:我认为他们上周早该将新冠病毒疫情列为突发卫生事件,最重要的因素便是该病毒全球扩散的风险。 目前这个病毒已在全球其他国家出现本地人传人的案例,这也代表新冠病毒在全球有扩散的可能性。

德国之声:过去几天,中国国内新冠病毒的案例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但中国称这个现象是因为中国增加了检测病毒的效率。 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押谷仁:根据目前公开的数据,我们很难清楚了解中国国内疫情的现况。 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国内过去几天出现越来越多确诊案例。 其中一种解读是中国一开始只针对出现严重症状的病人进行病毒检测,而并未对症状轻微的病人进行检测。 所以当确诊案例数字不断增加时,这可能与医院开始对症状严重与轻微的病人都开始进行检测有关联。 但是,我也不认为案例快速增加的现象,能增进我们对整个病情的了解。

德国之声:国际社会应该担心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影响吗?

押谷仁:虽然目前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显示湖北省当地的疫情十分严重,但我仍无法完全确认同样程度的疫情,是否会发生在中国国内或全球其他主要城市。 然而,未来几周中国国内与世界各国的案例仍有持续增加的风险。 虽然现有的数据让专家很难预测未来几个月或是一年,新冠病毒疫情会如何发展,但不管怎样,我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

我预期接下来几个月,中国以外的疫情会逐渐上升,但最关键的问题仍是观察大规模的感染是否会在中国境内或国外各大城市出现。

德国之声:中国周围的几个国家都陆续出现疫情。 你认为这些国家该怎么做才能预防疫情扩散?

押谷仁:首先,由于往返中国与日本的旅客人数非常庞大,所以对于日本传出疫情,我一点也不意外。 但是,目前日本境内仍未出现像中国国内一样的大规模扩散。 与2003年对抗SARS病毒相比,目前各界仍不知道当新冠病毒大规模扩散时,我们该如何应对。

2003年SARS疫情高峰期时,大部分病人的症状都十分严重,而他们在感染初期,症状还不明显时是没有传染力的。 所以当医院在病人出现症状时,立即隔离他们,这样的作法便能有效控制SARS病毒的传播。 然而,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在症状轻微时仍具传染力。 所以当武汉政府试图以对抗SARS病毒的方式来对抗新冠病毒时,这样的作法是行不通的。 目前,日本跟其他国家仍然不清楚对抗新冠病毒最好的作法是什么。

德国之声: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做才能协助国际社会有效对抗新冠病毒的疫情?

押谷仁:中国必须公开更多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数据,并协助国际专家了解新冠病毒是透过哪种方式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传染。 此外,他们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任何抑制传染的方法。 我相信中国正在针对新冠病毒,进行各种研究并利用各种数据来更了解病毒。 很遗憾的是,这些数据到了研究结果发表后才会公诸于世。 所以对全球各国来说,目前最迫切需要知道的是新冠病毒何时会在中国境外建立一个传染的网络,以及病毒如何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染。

押谷仁是日本东北大学医学系的教授,他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办事处非典防治小组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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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德国之声 https://www.dw.com/zh/%E4%B8%93%E8%AE%BF%E4%B8%AD%E5%9B%BD%E5%BA%94%E8%AF%A5%E5%85%AC%E5%BC%80%E6%9B%B4%E5%A4%9A%E6%96%B0%E5%86%A0%E7%97%85%E6%AF%92%E6%95%B0%E6%8D%AE/a-52211477


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加剧不安情绪

 今天是1月31日,是英国正式退欧的日子。此一话题是今天出版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日报聚焦的重点。各报分别利用多个版页的篇幅报道并分析了相关消息。各报较为集中报道的另外一个新闻焦点,则继续围绕中国武汉肺炎的情况展开。其他国际新闻重点分别还有:伊朗启动反特朗普计划;阿富汗各派力量联合打击伊斯兰国武装;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展开外交之旅,为重新当选等。

世卫组织压力巨大

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日益加重,周四,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召及专家会议,针对是否宣布将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展开讨论。《费加罗报》报道指出:世卫组织是否做出相关决定,是一个十分微妙、且事关该机构重大政治责任的问题。这是短短一周时间内,世卫组织第二次召集紧急会议以决定是否做出决断。

《费加罗报》还报道了首批法国民众撤离武汉返回法国的消息。据报道,这批匆忙撤离的法国人并没有出现染病的症状,但是他们情绪低落,多数人拒绝回答记者提问。他们抵达法国后,被转往南部海滨的一个度假村隔离两周。

尽管中国做出努力,疫情仍在蔓延

《回声报》利用多个版页,刊出与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蔓延情况相关的报道。该报指出:尽管世卫组织官员周三对中国为遏制疫情所做巨大努力表示赞赏,但是事实却颇具说服力:短短24小时内,中国卫生机构再次确立了38个死亡病例,令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70人。中国内地的感染病例已达7700人。目前,已有10多个国家发现80多位确诊病例,中国以外的地区出现人传人的病例,情况不容乐观。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第二次会议决定宣布:确立中国新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做法符合情理。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欧洲蔓延的风险较小

《回声报》刊出一篇专家观点指出,新型冠状病毒如果蔓延整个中国,将会加大疫情流行的风险。不过,从目前看,欧洲面临的风险较小。该报还报道了北京周边一些小区采取隔离措施以阻断疫情的消息。《回声报》同时载文报道了法航决定全面停飞中国至2月9日的消息。这是继英国航空和汉莎航空之后,停飞中国的又一家航空公司。

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

《解放报》在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时指出:面对武汉肺炎疫情的迅速蔓延以及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像许多国家一样,法国也开始组织疏散侨民的行动。当地民众的心理恐慌不断加剧,各国政府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忧虑。目前已有10多个国家向中国表示了疏散侨民的意愿。

最近一周来,北京整个的生活节奏放缓,按照惯例,每年应充满节日气氛的此时却万巷皆空,民众被迫呆在家中。政府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如何管理这场疫情。

《十字架报》则在报道中标出“与世隔绝的中国”的报道标题。该报指出: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的长城从未成功地阻止过中国的入侵。在21世纪的今天,它也无法阻断新型冠状病毒向外部蔓延。

面对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迅速传播,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关闭边界,停飞航班、撤离侨民,拒绝来自武汉的游客。该报指出:下一步需要面对的难题是:春节过后,北京将如何阻止成百上千的人返回日常生活地点或工作岗位?尤其是那些目前身处全球各地各个角落的武汉人?还有那些成千上万名在各国旅游的中国游客,他们会否被阻断在长城之外?而世界各国将会蒙受增氧的影响?



from RFI http://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131-%E6%96%B0%E5%9E%8B%E5%86%A0%E7%8A%B6%E7%97%85%E6%AF%92%E8%94%93%E5%BB%B6%E5%8A%A0%E5%89%A7%E4%B8%8D%E5%AE%89%E6%83%85%E7%BB%AA

韩青说书 | 红会专权背后:武汉防疫中的民间公益缺失

湖北红会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前一天被指大权独揽、办事不力,今天又出了物资分配不公的消息。没有发热门诊的莆田系医院能分配到3万多口罩,而处在一线、物资紧缺的协和医院却只分到3000医用外科口罩。

我不想跟风指责红会尸位素餐,因为不管是湖北红会系统,还是慈善总会系统,一线工作人员都在加班加点工作,有的负责人一天只睡4个小时,这样的指责对他们来说并不公平。

但是,有的事情并不是只靠自己努力就能做好的,尤其是防疫救灾这样紧迫复杂的事情。红会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只是红会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治理机制的问题。

首先是当地政府和民政部门。武汉封城一周了,民间救助渠道仍然没有完全放开,所有捐赠必须通过红会或慈善总会,说是怕情况失控,被一些人钻空子。但红会此次分配不公的事件证明,不放开民间互助,才容易被一些人钻空子,这也会熄灭民众的捐赠热情。

救灾物资统一归口没有问题,但这不一定都要通过红会。在之前的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和雅安地震中,壹基金、扶贫、卓明等救灾类公益机构已经积累了充足的经验,也已经证明他们可以在政府救灾指挥部的领导之下,发挥自己更为专业、更为多元的作用,“帮忙不添乱”。

在一些地方的救灾指挥部中,政府还特意邀请公益机构代表参与每天的信息通报会,实现了所谓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支持下,朱健刚、郭虹等公益学者已经对汶川地震中NGO的作用做了充分研究。但遗憾的是,这一宝贵的经验并没有传承下来。

武汉疫情来临之后,连民政部的公告都是强调依法有序参与救灾,根本没有提及如何让民间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好像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全当这么多年的民间公益建设不存在。大战来临,先绑住了自己的一个手臂。

完善的社会治理机制,应该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足鼎立的。但现在的防疫工作,只看到政府在唱独角戏,市场的价格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社会的多元力量又不能充分调动。哪怕政府能力再强,也是独木难支啊。

有多名参与救灾的公益机构人员吐槽,所有权限都在防控指挥部,他们说不上话,也使不上力,就连运送医护物资进去,也需要开具各种证明,一等就是几个小时。

其次,红会和慈善总会也有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最擅长的,并不是如何救灾,如何协调物资分配,而是能够和政府部门有效沟通。至少,他们有这个沟通渠道。

这个时候,红会和慈善总会一方面要和民间组织联合,搭建信息平台,让公益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共同参与起来,帮忙协调物资分配,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另一方面,要和政府领导沟通,推荐专业的公益人担任顾问,让民间公益机构也能有代表参与每天的救灾信息通报当中。

不然,就照目前的做法,红会和慈善总会就这几个工作人员,累死也做不好,关键还不落好。

最后,民间公益也有自己的问题。搞了这么多年公益生态建设,行业研究,人才培养,公益规模化,到头来,湖北全省连个枢纽型的公益机构都没有,湖北这么多大学,连个能为民间公益发声的专家学者都没有,更别说能有一批“上能通天、下能接地”的公益人了。

这些年来,受制于整个大环境的变化,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已经很少有人再提。可事实证明,面对一场大的灾难,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专业性、社区性公益机构作为连接,民众只能是原子化的个人,一盘散沙,除了恐惧和愤怒,没有任何的防御和自救能力。

疫情面前,希望各地政府能够早日放开民间互助的通道,鼓励更多公益机构和志愿者参与其中。因为只有相信民众,依靠民众,才能打赢这场硬仗。

而这场疫情,也给公益行业、公益人敲响了警钟,哪怕大环境再恶劣,公民社会的建设也不能停,也不能灰心丧气。这是我们的使命。只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我们就别无选择。



韩青,公益人,评论人。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1/%e9%9f%a9%e9%9d%92%e8%af%b4%e4%b9%a6-%e7%ba%a2%e4%bc%9a%e4%b8%93%e6%9d%83%e8%83%8c%e5%90%8e%ef%bc%9a%e6%ad%a6%e6%b1%89%e9%98%b2%e7%96%ab%e4%b8%ad%e7%9a%84%e6%b0%91%e9%97%b4%e5%85%ac%e7%9b%8a/

纽约时报:疫情蔓延,世界為中國的獨裁統治付出代價

中國的領導人有時看起來像是三米多高的巨人,主持著一個龐大的政治和經濟體,他們的國家能以每週創辦一所大學的速度擴大高等教育,在最近三年裡用掉的水泥比美國整個20世紀用量還多。

川普總統一直稱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了不起的領導人」,邁克爾·彭博(Michael Bloomberg)說習近平「不是獨裁者」。但我們現在看到了習近平的威權主義模式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的危險。

從去年12月1日起,武漢市已知最早的冠狀病毒感染開始表現出癥狀,12月下旬,武漢的醫療圈子裡開始有人發出警告。那本該是當局採取果斷行動的時刻。

他們確實採取了果斷行動——不是針對病毒,而是針對那些試圖引起人們注意這個公共衛生威脅的檢舉人。一名在微信群裡提了病毒的醫生已受到中共的處分,並被迫承認錯誤。武漢警方通報約談了八名一線醫生,因他們傳播有關流行病的「未經核實的信息」,對他們進行了「教育、批評」。其實,習近平應該聽這些醫生的話,而不是懲罰他們。

12月31日,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了新型冠狀病毒的情況,卻把本國公民蒙在鼓裡;就在其他國家報告出現感染病例時,中國卻假裝已經將疫情控制在了武漢。中國人還開冷玩笑說,這個病毒「愛國」,只感染外國人。

武漢市長說,他直到本月下旬才獲准公開說病毒的事。而在那之前,人們一直在沒有採取任何預防措施的情況下進出武漢。

政府最終於1月23日下令封城,等於是將武漢所有的人隔離了。但據市長說,封城之前,已有500萬人離開了這座城市。

政府在初期對疫情的掩蓋,一定程度上導致醫院沒能儲備物資,現已出現檢測盒、口罩和防護裝備的嚴重短缺。一些醫生不得不用塑料文件夾自製護目鏡。

疫情在早期被掩蓋的一個原因是,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系統性地摧毀了新聞、社群媒體、非政府組織、法律業者以及其他可能問責的人和機構。這些機構在中國本來就不是很強大,但在習近平上台之前,政府偶爾會表現出對它們的容耐。

從2003年開始,我做了一系列中文部落格的嘗試,有時會意外地發現居然沒被審查,但現在已經不行了。在公民社會方面,習近平已讓中國後退了一大截,熄滅了幾乎所有的自由和監督的希望。

習近平治下日益威權的中國在應對冠狀病毒暴發上笨手笨腳,而出於同樣的原因,它也沒能妥善處理2018年開始的豬瘟病毒,導致中國養豬產業遭受滅頂之災,撲殺了接近全球總量四分之一的豬隻。

獨裁者常常做出糟糕的決定,因為他們得不到準確的信息:你壓制獨立的聲音時,你只會從周圍的人那裡得到奉承和好消息。有中國高官跟我說過,他們與地方官員見面時經常聽不到實話,他們需要派司機和秘書去尋找真相,判斷真實的民情。

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習近平已經犯了一系列的錯誤。他錯誤地處理並激化了香港的政治危機,他無意中確保了他不喜歡的人連任台灣總統,在他的領導下,中國與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的關係不斷惡化。

新型冠狀病毒已經蔓延到中國最西部的新疆地區,一個風險是病毒將在拘禁營中傳播,中國在拘禁營中關押著約100萬穆斯林,營中的衛生和醫療條件都很差。

病毒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挑戰,要恰當指出的是,中國在預防麻疹方面比美國做得好。中國還有其他值得讚揚的地方,比如今天在北京出生的嬰兒有比在華盛頓特區出生的嬰兒更長的預期壽命;更廣泛地說,美國有些貧困縣的新生兒預期壽命比柬埔寨或孟加拉國的還短,美國沒有資格在公共衛生問題上對他國指手畫腳。

但是,儘管需要保持點謙虛,還是讓我們擯棄某些美國人對習近平那種專制模式的盲目崇拜吧。

中國的社會契約一直是,公民雖然沒有投票權,但他們會過上越來越好的生活,但中國的經濟現在已是過去30年來最疲弱的——新型冠狀病毒將進一步削弱經濟增長。習近平沒有履行這個契約中他那邊的承諾,儘管審查員們盡了最大努力,這仍可以從中國社群媒體上出現的憤怒情緒中看出來。

我不知道習近平是否會因他的執政失誤而遭到政治麻煩,但他應該承擔責任。他是個顧盼自雄的獨裁者,而這次,病毒暴發正在讓一些國民付出代價。




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自2001年成為時報專欄作家。他曾因對中國及達爾富爾的報導兩次獲得普立茲獎。歡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關注他。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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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791.html


中国研究报告:新冠病毒去年十二月已开始人传人

来源:
自由亚洲

1月29日,世界知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刊出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的早期传播》(下称《报告》)的研究报告,提供了武汉肺炎爆发至今最详细的流行病学数字,文章作者是中国疾控中心的一些研究人员。这是最近中国研究人员发表在世界顶级科学期刊上的一系列研究报告的最新的一篇。本台记者唐家婕对这篇报告进行了一番研究,下面请她介绍一下情况。

疫情真相浮现 去年十二月中已出现人传人

《报告》研究确诊病患与华南海鲜市场的关联以后发现:此病毒“人传人”的案例自12月中旬就已经发生。报告里说:

“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发生人际传播。如果其它地区的传播动力学也相似,我们将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减少传播,从而控制疫情。应在高危人群中采取预防或减少传播的措施。”

不过,中国官方在1月20日才公布此病毒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

中国浙江大学生物学教授王立铭在微博上表示自己对此非常愤怒并提出质疑。他说,从报告看来,国家疾控中心早在一月的头几天就掌握了病毒人传人的证据,为什么直到1月20日才公布?

“在这三个星期里,消息在哪个步骤被掩盖了?”王立铭问道。

王立铭的这则微博目前已遭删除。

传染力比SARS低可信吗?

《报告》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数字,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力(R0)只在2.2左右。这个数字代表平均每一位患者可传染给2.2个身边的人。

这个数字与1月23日WHO公布的估计值1.5-2.5之间相近,也比SARS的R0值低。

不过,我们采访了三位美国专家,他们都此持保留意见。

康乃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博士杰夫·汉纳对自由亚州电台表示,这份报告名称是针对武汉肺炎“初期传播”所引起的并发症。他提醒阅读时,必须注意数据来源是1月22日前的传播状况,对当时的病毒特征进行预测。

“因此,我认为这是(这份报告)最大的限制-因为在过去一周中,病例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

一名不愿具名的哈佛医学院助理教授对本台表示,疫情资讯的透明程度仍然随时在变化。他对传染力比SARS低这点仍然认为需要观察。

一位在纽约的不愿具名的病毒学博士后也对本台表示,能发表在权威性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代表这份报告的数据及模型是可信的。不过他担心,目前大陆疫情并不透明,数据都掌握在中国官方手中,让外国研究人员缺乏判断依据。他说:“我对2.2的传染力数字也会持保留。”

中国研究者抢发国际期刊图个啥?

1月29日,中国科技部官网发布通知,要求各科研单位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该将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上述通知还要求各科技单位单位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那么,中国科学家们为什么争先恐后在国际期刊上抢发文章呢?

上述纽约的病毒学博士告诉本台,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来说,它的学术影响力点数(Impact Factor)高达70.6点,而其它权威的科学期刊的点数在40点左右。“对研究人员来说,在这个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就像登上喜马拉雅山,你接下来十年大概都可以躺着(休息了)。”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1/%E4%B8%AD%E5%9B%BD%E7%A0%94%E7%A9%B6%E6%8A%A5%E5%91%8A%EF%BC%9A%E6%96%B0%E5%86%A0%E7%97%85%E6%AF%92%E5%8E%BB%E5%B9%B4%E5%8D%81%E4%BA%8C%E6%9C%88%E5%B7%B2%E5%BC%80%E5%A7%8B%E4%BA%BA%E4%BC%A0%E4%BA%BA.html


被赴前线 弱势总理难有作为

来源:
苹果日报

一直活在习近平阴影下的总理李克强,终于有了难得的露脸机会,却是飞赴最危险的武汉疫区,前去住满染疫病人、满布病菌的金银潭医院等险地。难怪很多人说,李“被担任”中共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也是“被赴武汉前线”的。

过去几年中央成立不少领导小组和委员会,都是习近平担任组长或主席,而今次中央抗疫小组非常重要,毕竟抗疫成功与否不仅关乎14亿人健康安危,也事关党国前途。而且疫情空前严重,既需调集全国力量支援武汉,协调各省市自治区及大型企业、军队等去配合抗疫,同时要严防各地再隐瞒疫情。除了已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还有谁拥有如此大权去完成这项艰巨工作?李克强这个中共史上最弱势总理出任中央抗疫小组组长,注定难有作为,甚至可能要背负黑镬,即使最后侥幸抗疫成功,功劳也是领导有方的习近平。李唯一可恃的是民气。

年初三,他刚任中央抗疫小组组长的第二天就飞赴武汉,视察医院,为市民打气。画面所见,李的讲话内容虽空洞没新意,但他是以身涉险,表现亲民、真诚,市民也不像是预先安排的戏子,以致不少网民留言激赞。李克强视察疫区可被视作中央吹响抗疫大战的集结号,也代表着中央直接领导这场战疫。

事实上,即使已采取封城这样的极端手段,抗疫形势依然极严峻。很多人认为今次武汉肺炎与2003年沙士非常相似:同样由冠状病毒引起,局部爆发后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重大疫情;开始时地方政府都是千方百计隐瞒,地方大员说了不少大话去瞒报迟报少报染病人数,被踢爆后轻描淡写表示疫情可防可控可治,又或已受控制等;纸包不住火后,社会陷入一片恐慌,中央才强力介入。

没错,当年的总理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后成立了“防治非典指挥部”,副总理吴仪任组长,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为副组长,今日的中央抗疫小组,正是当日非典指挥部的翻版,只不过规格更高,组长改由总理担任,副组长王沪宁也是政治局常委。所不同的是,当年胡温刚上台执政,同心协力的抗疫,且非常信任能干的吴仪,沙士疫情最严峻的时候,胡温分赴抗疫最前线的北京、广东、天津等地视察。另方面,当年温家宝的权力很大,远非今日李克强可比,而习李也不像合作无间的拍档,而是上司下属的关系。

中央地方皆手足无措

更甚者,今次中央对疫情反应之慢,与前线的武汉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武汉肺炎早在上月8日已出现,到上月底在网上疯传,本港传媒及外媒也开始报道,中央有过问吗?钟南山上月20日发出强烈疫情警告,表明武汉肺炎已大爆发,中央还在犹豫未决,三天后才决定武汉封城,政治局常委到年初一开会,习近平才首次表明疫情处于“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决定设立中央抗疫小组,而此时已是疫症爆发后个半月,早就错过防疫最佳时机。大家从中美贸易战、香港危机等见识过习的优柔寡断。沙士时除了温家宝做主帅,还有吴仪、王岐山等能臣做前线主将,反之,今日你想撤换湖北及武汉的四名党政负责人,却有谁可委以重任做救火队长?

正所谓“闻战鼓思良将”,现在打仗且是中共近年最难打的、与中美贸易战不遑多让的硬仗,必须调集大量精兵悍将守住前线。可是,前线三员大将的湖北省长王晓东、武汉市长周先旺及湖北省政府秘书长别必雄,在记者会上出尽洋相,足见他们难堪大任。当王省长说当地口罩产量有108亿个时,台下立传递上纸仔,他改口称18亿,再收纸仔后又改称108万个。如此重要的抗疫资源,他作为一线负责人竟然心中没数,如何指挥作战?

由此可见,湖北及武汉的前线官员士气全失,却身系几千万湖北人,甚至14亿人的生命安全!中央的指挥中心,有权的毋须负责,须负责的却无权,又非同心协力,前线指挥的将领却是无德无能无心,这样的指挥系统,即使能打胜仗,也要付出极惨重且不必要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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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肺與新聞自由

道理其實很簡單,假設你懷疑自己感染了武漢肺炎,去醫院照肺,你一邊的肺花白了,醫生告訴你壞消息,你會否咒罵醫生:為什麼專挑壞消息來講?為什麼你不讚賞一下我完好的一邊肺,為什麼不只講好消息鼓舞人心?

抱著這種心態,如果你是一個人,你會肺炎死;如果你是一個國家,你禍國殃民。

這個比喻,載於龍應台的成名作《野火集》,當時人們質問龍應台,寫文章為什麼都是罵政府?

    「……立即招來質問:為什麼只寫壞的?光明面為什麼不寫?人民很勤奮呀,政府很努力呀,社會很安定呀!為什麼一面倒?是"別有用心"嗎? 不錯,我是"別有用心",像一個病理學家一樣的別有用心。病理學家把帶菌的切片在顯微鏡下分析、研究,然後告訴你個肺如何如何的腐爛;你不會說:"奇怪,怎麼只談我壞的半邊肺?怎麼不誇--誇那好的一半?」 那麼,為什麼要求社會病理學家談"光明面"呢?」


新聞行業,就是一種「社會警報系統」,等同火警警鐘,你把系統關了,請準備星火燎原;你把傳媒之口封死了,就請等待一場世紀瘟疫。

內地報人程益中曾說過:

    「這聽起來很荒唐、很不可思議,都二十一世紀了,嘴巴只有吃飯的自由,沒有說話的自由,但這卻是我國大陸的現實,將來總有一天我們會對此感到不堪回首。」


今天,由湖北省到中央到總攬全國大小事務的習近平,「不堪回首」了沒有,恐怕還未。

不堪回首,一月十二日至十七日湖北省開人大會議,官狀病毒識時務,因應重大會議,暫停傳播,新聞公告沒有新增個案,「大會在雄壯的國歌聲中閉幕」,病毒才敢發惡。

如果,那幾天,黨國精英們願意面對現實,難得一年一度聚首一堂,飲茶灌水時,可以認真商討抗疫大計?也許,武漢人再不用如此驚惶失措,慌忙逃難?

如果,省政府早兩三星期,鄭重提出警告,全國人民由於永遠「相信國家相信黨」,最少早些儲備口罩,出街注意衛生,也許,不會落得如此田地?

如果,新聞媒體有一丁點自由,放手給記者跟進報道,也許,傳媒監督力就會令官員不敢怠慢,一早就能隔絕病毒源頭,把傷害減至最低?

沒有如果,抗疫的黃金時間,就在訊息封鎖下,白白消失;一場人禍,大爆發。

慘痛教訓早於六十年前,上一個庚子年已經試過,連續三年大饑荒,不正常死亡人數3800萬人,是人類歷史非戰爭時期的最嚴重人道災難。新華社前高級記者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用了一千頁史料去說明,當年大饑荒,不是天災,完全是人禍,其中一個原因,是毛澤東推行冒進的人民公社及大躍進後,整個社會缺乏糾錯機制:

    「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壟斷了一切信息,控制了一切輿論。他主觀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觀上也就封鎖了自己的耳目。」


楊繼繩翻查各省氣候資料,雨量正常,沒有旱災;他說,中國雨季受季候風影響,冷暖氣交鋒地方南北遊走,就算一地乾旱,另一省分必有雨水,就算有天災,若然各省市有溝通,下情能上達,中央有協調,必能調配糧食物資救災。

上一個庚子年,即1960年,是大饑荒死人最多的一年,楊繼繩寫道:「國家還有數百億斤糧食庫存,沒有大規模開倉救人。拿出一半存糧救人,也不會餓死人。」

沒有開倉派米,因為地方政府為了迎合上意,瞞報謊報;安坐北京禁宮的謀臣,就算隱隱覺得事情不妥,亦不敢驚動皇上,災難遂不可收拾。

楊繼繩在書中引述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曾的話:

    「你站在北京天壇圜丘的園心大喊一聲,一會兒回音從四面傳來。你聽到的聲音還是你自己的聲音。天壇這地方就象徵我們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最高統治者聽到的聲音都是自己的回聲。他發出什麼信息,下面就會送來同類的聲音,他不可能聽到與他意志不一致的聲音。」

你以為,紙包不住火,危難關頭,內地記者們終於找到一線窗,追查真相,監督政府嗎?還沒有,很多敢言的報道,還是遭壓下去;很多平台,仍在清剿抗疫訊息。醫護深陷其中,有冤無路訴,十四億人,還是只有一個鍾南山。

這個世界,不會有聖人,也沒有明君;若獨掌權力,不受監督,獨裁者會腐化,是千古不變的道理。一人獨裁的體制下,抗疫手段舉棋不定再三猶豫,共產黨引以為傲的龐大組織力似乎動員不了;災禍過巨,往日「把白事當紅事辦」的手法亦已無效;掩飾隱瞞之後,迎來信譽破產,謊言治國亦被尋常百姓看穿。

那些高呼「新聞自由是西方荼毒」「中國不來這一套」的人,看不見自己的愚昩、聽不到湖北人的哀號。裝睡的人從來叫不醒,2003年的一次教訓,你不願去學懂,歷史在重演,唔見棺材唔流眼淚,現在一切已回不去。




from 潮 池  http://aukalun.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27.html


那贻误了的三个星期

来源:
苹果日报

这个月以来特别留意加勒特(Laurie Garrett)的文章以及她的Twitter贴文与回应。1995年,这位美国科学新闻工作者的《The Coming Plague/即将到来的瘟疫》风行全球。这书讲述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传染病历史,还有病理学家、生物学家、国会议员、政府官员等的谈话。全书以纪实文学笔触,勾勒在人们目光短浅及缺乏资源之下,在大量人口高速远距离流动当下,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面对传染病的脆弱与无力。这书面世之时,香港仍未出现禽流感,沙士疫潮则是此书出版八年后的事。当然,25年前的世界,还未能够写得出今天武汉肺炎高速扩散的可怖。

公开透明 迅速行动减低伤害

加勒特并非病理学家,她虽然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细菌学与免疫学研究所攻读,也在史丹福大学做过研究,但她最后是放下博士课程去当记者。新闻工作者的训练,让她拥有寻根问柢的硬功夫和特别敏感的世事触觉。前几天,她在《外交政策》的文章〈The Wuhan Virus:How to Stay Safe/武汉病毒:如何保安全〉,提出七点的自我保护之道,包括常戴手套和勤于洗手。不过,她在文章第二段谈到与个人卫生截然不同的内容。加勒特是这样写的,“如果是更多公开、迅速行动,不作掩饰之举,疫情可能在三个星期前相当容易控制。但是现在太迟了,病毒正扩散全球”(The epidemic could have been controlled fairly easily three weeks ago had there been more openness,swift action,and no attempted cover-up. But now it's too late,and this virus is spreading globally)。

加勒特这篇文章已是她两天之内有关武汉肺炎的第二篇,不过,连同她在Twitter的贴文,这一篇在日期上排得很后。武汉肺炎爆发后,加勒特在Twitter经常转贴有关新闻,看来她是颇为熟悉当中一些关键人物。譬如1月20日引述钟南山说武汉肺炎肯定人传人之后,加勒特除了贴上钟南山的说话,并再贴一文指“钟南山在2003年中国沙士扮演主要角色”。到了1月22日,在世界卫生组织即将开会讨论应否把武汉肺炎列为“国际关注公共紧急事件”前,加勒特贴了另一段:“我得承认,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令我困扰。他们还在等什么新资料,以决定这是抑或不是一宗公共健康紧急情况?它已经符合国际关注公共紧急事件的标准。我猜在委员会内的辩论是激烈的。所有的路通往中国或来自中国……”。之后的事,是世卫指此时宣布“国际关注公共紧急事件”为时尚早,因为境外的个案报告不多。到了这个星期,世卫承认对武汉肺炎的风险评估出错,真实情况是中国风险非常高、区域及全球风险高。

加勒特的〈武汉病毒:如何保安全〉是1月25日刊登,循着她的“可能在三个星期前相当容易控制”之说,即是说,若然1月4日公开真相,迅速推动解决方案,疫情就可能会遏制下来。翻查武汉卫健委的通报,1月3日及1月5日各有一则。1月3日,通报说“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1月5日的是“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这两则通报相隔一天,在人传人及医务人员感染的内容,只有一个字的分别,那就是“明显”与“明确”。就在通报强调“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等呼吸道病原。病原鉴定和病因溯源工作仍在进一步进行中”的时候,病毒已经四面扩散出去,疫潮扑面而来。

交通发达 早期预警更形重要

世人对于历史的认知,往往囿于认为这是“以前”的事,是“他们”的记忆,无视历史会以不同形式甚至是相同形式再次发生。事实上,历史的再发生并非无迹可寻,应对之道便是回顾历史,找出蛛丝马迹。为《即将到来的瘟疫》作序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讲座教授曼恩(Jonathan Mann)指出,面对新旧疾病爆发,环球急速地更为脆弱:全球人口及货物高速广泛流动,比诸从前,人及货更无远弗届。用曼恩的说话形容,“一个身怀微生物的人,可以轻易登上喷射机去另一个大陆”,“喷射机及货物,带着有传染因子的昆虫到新生态环境”。格局既是如此,曼恩并非无力沮丧,他提出“现在,世界需要一个全球早期预警系统,能够侦测及对威胁健康的新出现传染病作出反应”。

《即将到来的瘟疫》成书90年代中叶,廿多年后的今天,传染病老问题仍未解决。尽管曼恩1995年已经提出“全球早期预警系统”,可是当一个警告系统不能做到早期预警,到头来只会白白浪费宝贵的抢救时间。加勒特对武汉肺炎“可能在三个星期前相当容易控制”之语,与曼恩的思考不谋而合。从武汉到世卫,这三个贻误了的星期,把一丁点预警空间都扼杀净尽,这就把一场疫潮,带到全中国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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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 吃一堑能长一智吗?国际著名公卫专家评武汉疫情

采访| 邸利会(知识分子主笔)

受访| 张作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

责编| 陈晓雪


公共卫生是“通过社会的有组织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和促进健康的艺术和科学”(Acheson,1988;WHO)。其工作范围包括环境卫生、控制传染病、进行个体健康教育、组织医护人员对疾病进行早期诊断和治疗,发展社会体制,保证每个人都享有足以维持健康的生活水平和实现其健康地出生和长寿。毫无疑问,在传染病的防治中,公共卫生专家的角色必不可少。

然而,在当今紧张的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病防治中,却极少听到公共卫生专家的声音。另一方面,即使是从一般公众的角度,这次疫情的发生发展乃至防控却出现了不少差错,迄今仍有很多的疑问。比如,武汉卫健委之前一直声称没有“人传人”的证据,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一锤定音,说“肯定人传人”;再比如,1月18日,农历小年,疫情正在蔓延,武汉市却似毫不知情,百步亭社区还举办了第20届“万家宴” 活动,10个会场4万个家庭汇聚一堂。

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战中,公共卫生专家为何噤若寒蝉?这次的疫情防治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有哪些待解的疑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接受了《知识分子》的专访。



INTERVIEW

《知识分子》:这次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战,公共卫生专家似乎很安静?

张作风:这次公共卫生流行病学专家全线静悄悄,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是全国一流的,好像也没有看到他们参与到这次暴发流行的控制的报道。

这种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包括,政府和管理部门对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的不重视,忽视疾控中心公共卫生队伍的建设,以至造成待遇差,最佳人才的流失,甚至还有部分地方计划或已取消疾控中心或者把疾控中心与医院合并。

同时,现在重现慢性疾病,这是很对的方向,但是不能放弃传染病,尤其是新发传染病。据我所知,全国顶尖的五个公共卫生学院,存在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教研室或研究组并且研究力量强的,仅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一家。

这次全国向武汉派出很多医疗队,派遣医疗队很重要,可是对武汉疫情防控重要的是要派遣流行病学专家和疾控专家队伍来帮助武汉肺炎的控制。

《知识分子》:流行病专家和疾控专家队伍,应该起什么作用?

张作风: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系统自非典以来,在国际国内的新发传染病的防控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非典的成功防治得益于当时有很多流行病学专家和疾控专家献计献策。

中国的公共卫生专家和专业队伍基础扎实,经验丰富,同时中国的公共卫生学院已经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这次疫情从发生到现在,流行病学专家稀少发声,可以肯定如果从一开始就邀请具有丰富知识和流行病学训练的专家参与的话,他们的学识和经验可以帮助武汉乃至全国的疫情的防控。

《知识分子》:这次中国科研人员还是发表了很多文章的。

张作风:这就要看控制新发传染病,是以科研为主,还是以人民健康为主。这次武汉肺炎暴发流行过程中,是按照科研的方式来控制,还是以保护人民健康为主旨来控制暴发流行?

这次的武汉肺炎的科研成果是一流的,很短的时间内在很多知名杂志发表了文章,但是根据这些发表的数据信息,有很多完全可以在疫情暴发初期就用来指导这次新发传染病的控制。有些非常重要的数据,仅仅是在英文杂志上发表以后,我们才可以看到,有很多信息在国内并没有及时向公众公开,也没有及时地应用在扑灭暴发流行的整个过程中。

发表高质量的文章,可敬可贺,但为什么这些数据国内看不到,如果让这些结果在这场疫情控制过程中有所应用,不是更好吗?感觉到这次的主导方向是科研和抢着发表高水平论文,而不是公共卫生的实践,以保护人民健康为首要。这也可能研究人员与现场流行病控制人员之间缺乏足够协调和沟通。有关研究人员、管理部门和专业人员的初心应该是什么?在大疫来临时的首要使命是什么?值得反思。

《知识分子》:一开始没有说是“人传人”,似乎是贻误了战机?

张作风:根据目前报道的情况,在疫情发生后,在很长时间内,最基本防疫系统和程序没有得到认真的实施(例如戴口罩)。在防疫过程中,是用理论上的病因推导方式(动物传人,有限人传人,家族和医院传播,最后人传人)来逐步加强措施来扑灭暴发流行,还是按照最严重的假设(人传人)来进行病人诊断隔离,可疑病人的隔离观察,以及对正常健康者的主动保护?

我认为应该用后者,而不是用课堂上、书本上病因推导的研究方式来控制扑灭疫情。应该将新出现的呼吸道传染病首先考虑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并应采取尽可能严格的措施来控制暴发流行,包括隔离患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并立即关闭海鲜市场。

根据最近在英文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关于武汉第一例的时间点,应该是2019年12月1日,这例病人没有华南市场的暴露,预示可能已经是处于人传人的状况。12月8日,华南海鲜市场发现数例,如果在一周内关闭华南海鲜市场,并隔离病人、可疑病例和接触者,此病绝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严重程度,可一直到2020年1月1日,才关闭了这个市场,在这短短的22天中,可能有很多市民被感染,以至错失了防控的最好机会。

这次武汉肺炎整体过程的很多预防措施都是非常被动的,从实践的过程中促进了武汉肺炎在本地的社区感染,向全省、全国,以至世界的扩散。控制新发传染病时,不一定先知道病因然后釆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比如1854年伦敦宽街霍乱暴发,在完全不知道病原体为霍乱弧菌时(霍乱弧菌的发现是在此次流行的39年后),果断采取断自来水的方法,迅速阻断了霍乱的流行。

《知识分子》:2020年1月1日,武汉处理了8名据说是散布“谣言”者,你怎么看?

张作风:信息公开是扑灭爆发流行的最基本要求。

根据谷歌数据的研究,使用来自社交媒体的数据来预测流感或其他流行病暴发,通常比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疫情早5-7天。在疾病流行初期,预警一般来自临床医生和患者家属,通过医生或家属,朋友在社交媒体上报告可能的爆发,来引起社会或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这样可以及时调查,这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最早报告人,以造谣治罪的话,没有人再敢报告,而且管理部门也不公开数据,就可能是疾情大量扩散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这8名散布“谣言”者对这次新发传染病暴发的预警,这次暴发流行可能会比现在更严重。

如果数据的公布仅从官方渠道,缺乏民众和媒体的监督,那么数据的隐瞒、伪造,会给客观的疫情的判断带来负面的影响。疫情数据的透明将稳定民心。疫情信息的公开在新发传染病的病因学,传播途径和方式,中间宿主的是否存在,流行趋势,以至控制效果的评价,会起相当重要的作用。

相反,如果知情不报、刻意隐瞒疫情或者疫情的严重性,是有关部门的渎职行为,也侵犯了民众的“知情权”。信息不公开,疫情不清楚,带着瘟疫会自生自灭的幻想,不但伤害了人民群众健康,以致造成全国和世界流行。我们在非典时期有学到这样的教训。

《知识分子》:有研究表明,最初41例确诊病人中,14例都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你怎么看?

张作风:这次发生的首例并没有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史,而且在最初41例中,三分之一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这提示——华南海鲜市场并非唯一的暴露源头;可能一开始就存在人传人的可能性;也可能存在小型社区感染的可能性。但是目前这部分的数据看不到。如果有人群社区传播,一定要采取措施来减少人传播。其中包括停止大型人群聚集,但是管理部门一直坚持人和人传播的危险性小,而且可防可控。

《知识分子》:不仅如此,1月18日农历小年,武汉市百步亭社区还举办第20届“万家宴”活动,10个会场4万个家庭汇聚一堂。

张作风:举办大型活动,造成了不必要的群体传播,比如在发布136例新发病例的同时,武汉举办四万户家庭年夜饭,省里办新年庆祝活动,这些活动都有效地促进了肺炎的传播。

领导部门对自然,科学和疾病流行规律都要尊重,让专业人员独立自主地按专业标准控制新发传染病。如果没有行政干预,新发传染病的控制可能会好一点。

《知识分子》:你对武汉封城怎么看?

张作风:对于一个拥有1,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封城充满了挑战。首先,在封城期间需要存储足够的药物、食物和饮用水。其次,在封城期间需要保持市内的交通,以便于社区调查新病例和易感者以及相关的隔离。此外,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包括许多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可以去医疗机构接受适当治疗。第三,封城带来潜在心理困扰将会发生,尤其对于年轻一代,迫切需要及时进行心理咨询。第四,如何评估封城的效果?最重要的是,需要确定结束隔离的指标是什么?单纯封城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在封城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封城后相应预防措施跟进。要安排大量的卫生防疫专业人员在社区逐户排查,把人群分为正常,疑似或者病人,然后治疗病人,隔离观察疑似,以及有效保护健康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目前武汉的社区感染和传播。

《知识分子》:封城在历史上也是没有的,那么过去有怎样的经验值得借鉴?

张作风:控制社区感染,是有有效的方案的。公共卫生老前辈伍连德清朝末期在东北控制肺鼠疫的经验就值得学习。当时没有基因测序,没有先进技术,没有发表一流杂志的机会,但是脚踏实地一户户排查可疑病例,隔离病人,和有效保护健康人不受感染。这才是控制社区感染的有效方案。

上海在扑灭特大型疾病暴发流行的经验也是丰富的,比如1988年毛蚶引起的甲肝大流行,31万人发病,死亡仅31人。当时的上海副市长谢丽娟医生主管卫生和防疫。她领导控制了甲肝流行。她组织了俞顺章教授等一批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家献计献策。当时上海市临时将一些大中型企业仓库、学校的校舍、小型旅馆、新建或正在改建的住宅等改为临时隔离病房用以收治甲肝病人,避免产生新的传染源。上海市政府颁布措施禁售毛蚶以切断传播媒介,并通过媒体呼吁公众勿再食用毛蚶,并养成勤洗手等卫生习惯。为了缓解社会上的恐慌情绪,政府通过媒体努力向公众传播甲肝的相关知识,以消除市民忧虑,当时邓小平也选择在疫情蔓延期间在上海度过春节。上海市政府从此开始重视特发传染病的控制,建立突发传染病的防控应急预警机制。正是因为这套体系,上海在2003非典期间,并未发生严重疫情。我预测上海将是这次首批控制新发肺炎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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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病毒实验室是罪魁?开放文化是关键

来源:
自由亚洲

武汉肺炎病毒正处于飞速扩散的阶段,确诊率也连日飙升。近日有传闻说,本次的病毒来源可能跟中国科学院设在当地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系。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阴谋论?中国的病毒实验室是否存在体制性的问题?

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病毒的传闻,前几天主要是社媒上的窃窃私语。传闻中最怂人听闻的是认为这种病毒是人造的生化武器。

本周三,一家以市场研究为主的英文网站zerohedge.com发表文章,试图为人们对武汉病毒所的怀疑找到突破口。

周鹏是谁?

文章披露,该研究所蝙蝠病毒感染与免疫课题组长周鹏,多年以来在负责研究,为什么蝙蝠能够携带多种冠状病毒而自身不受感染?文章甚至认为,冠状病毒也就是导致了中国2003年非典(SARS)疫情和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症 (MERS) 流行的病毒类型。武汉肺炎病毒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

但文章并没有指出周鹏的研究与新型冠状病毒的直接相关性。本台记者试图联络周鹏本人,但到截稿时为止,还没有得到周鹏的答复。

针对武汉病毒流行是实验室泄露所致这一传闻,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全球卫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严忠周三在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的电话会议上作出了谨慎的表态:"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说,我知道现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这种说法。"

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理查德·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认为,根据病毒的基因组和特性,没有根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是人造的。

但这些类似于“阴谋论”的说法,却未必是空穴来风。国际生命科学期刊《科学家》2004年报道,当年北京专门研究非典病毒的实验室不慎让病毒两次泄露,造成感染。2017年,武汉病毒研究所成立时,国际上就有科学家在《自然》期刊上提出警告,如果缺少严格管理,与非典类似的病毒很有可能从这样的实验室外泄。英国《每日邮报》在近日的报道中也指出,中国的动物实验室相比西方国家在管理上要松弛得多,这种因素可能带来危险。

开放性文化对保障安全至关重要

美国生物科技风险管理咨询公司(Chrome Biological risk management Consulting)总裁蒂姆·特拉文(Tim Traven)告诉本台记者,武汉病毒实验室是研究最毒病毒的BSL-4实验室,有非常复杂的工程学构造,很难预估什么时候会出现系统失灵的情况。所以,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对于保障这种实验室的安全非常关键:

“在这个组织内部,你需要有一种学习文化,你也必须事前想到,很有可能发生意外的失灵。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你必须直接、迅速地作出反应。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开放性的氛围,人们要能够彼此有效沟通,一旦出了差错,要有人敢于承担责任。”

武汉病毒研究所周鹏的研究小组曾在2018年在国际科学期刊《自然》上发表文章,披露他们发现蝙蝠携带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SADS-CoV),在广东感染了猪群,但并没有人传人的现象。有关这一病毒和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有关的传闻,并没有科学依据。

但新型冠状病毒和蝙蝠的关系则有较多的科学依据。以周鹏为第一作者的科研团队上周(1月23日)在国际生命科学预印本资料库(bioRxiv)上发表文章,披露了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结果。文章指出,从病毒爆发早期五个病人获取的全基因序列表明,它们与非典病毒的基因序列一致性达到79.5%;同时,它们与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在全基因水准上一致性达96%。换句话说,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与非典具有高度的亲缘性,并且极有可能来自蝙蝠。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病毒学专家凯瑟琳·保莱斯(Catharine Paules)告示本台记者,相关研究也支持这个结论,

“至今为止发现的冠状病毒大多数是来源于蝙蝠,蝙蝠这一物种携带着最多类型的冠状病毒,所以很有可能是蝙蝠传播了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不管这种病毒是直接来源于蝙蝠,还是通过中间体的方式。”

美国正在研制新冠病毒疫苗

以凯瑟琳·保莱斯为第一作者的相关研究,上周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网站上被转载。保莱斯指出,目前美国科研机构正在积极研究新型冠状病毒的测试和治疗手段: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现在已经可以检测新型冠状病毒,如果美国有疑似病例,那么州的卫生部门会把病例的病毒样本寄送给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进行测试。”

她介绍说,目前还没有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有效药物,但此前针对非典和中东呼吸综合症的药物或许可以尝试一下。而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最快三个月,可以研究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用于人体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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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高教公民 Progressive Scholars Group:靴下無聲:香港警察侵犯人權報告

【警暴報告 Police Brutality Report】高教公民發表《靴下無聲:香港警察侵犯人權報告》,報告旨在記錄 2019 年 6 月至 12 月期間,香港警察如何違反國際人權準則。

Progressive Scholars Group released the “Silencing Millions: Unchecked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Human Rights by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The report aims at documenting the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human rights by Hong Kong Police from June to December 2019.


📘 英文報告全文 English full report
📗 中文行政摘要 Chinese summary
📒 結論中文譯本 Conclusion Chinese translation

報告重點包括:
Main points of the report include:

• 本報告詳盡分類、討論和解釋香港警察如何在 2019 年示威中涉嫌違反國際法的執法準則、人權標準和各種國際規範。香港警察暴力之嚴重程度和規模,在已發達社會中極為罕見。
This report categorizes, discusses, and explains the possible breaches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law enforcement (LOL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s (IHRL), and various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rules by members of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during the 2019 Protests. Most important, the scale and intensity of the abuses committed by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have been unprecedented in developed societies.

• 由於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持續拒絕對警暴問題進行獨立調查,加上本地的監察制衡機制已被認為缺乏能力進行和意願調查,國際調查將是唯一出路。
Due to the HKSAR government and the PRC government’s refusals to launch any independent inquiry to police brutality, as well as the inability of the local check and balance mechanism to launch any meaningful investigation, international inquiry will be the only way-out.

• 本報告建議國際機構盡快展開調查,包括聯合國安理會、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國際刑事法院、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等等,這些機構都具備啟動獨立調查之權力。此外,自由世界國家應參考美國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和《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調查和制裁違反人權之香港警官;英國亦應根據該國《2001 年國際刑事法院法案》之權力,調查香港警隊中的英國籍警官。
This report recommended that the case should be investigated by competent international bodie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Human Rights Council (UNHRC), o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or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 as they are all empowered to launch independent inquires. In particular, Free World countries should follow the exam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pass legislations similar to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and 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 so as to impose sanctions on those police officers who have violated human rights; the United Kingdom should also make use of it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ct 2001” to initiate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personnel who were British nationals.

國際調查,唯一出路!
International inquiry, the only way-out!



#香港警察 #警暴 #國際調查 #唯一出路 #同佢開年 #高教公民 #學術自主 #公民自強
#PoliceBrutality #InternationalInquiry #hongkongprotest #hkpolice #popo #policestate #fightforfreedom #standwithhongkong #Progressive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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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20/01/progressive-scholars-group-1595.html

冠状病毒疫情引发各地口罩抢购潮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引发了口罩需求的飙升,商店里的口罩售罄,工厂忙着处理订单。

这种致命的病毒首次出现在中国武汉,已造成200多人死亡,近万人感染,超过15个国家报告了确诊病例。

卫生专家证实,新型冠状病毒通过咳嗽和打喷嚏时的飞沫传播。由于担心被传染,人们纷纷涌向商店,但很多地方口罩已经脱销。

随着需求不断增大,制造商不得不加大生产,有些工厂一天24小时运作。韩国口罩制造商Kukje Pharma的一名员工称,自1月24日以来,该公司收到的订单要求订购数千万个口罩。

他对路透社表示:“为了满足需求,我们正考虑将生产班次增加到两、三班,但产能有限,我们能做的也就这么多。”

在中国,许多工厂重新开始营业,从春节假期中召回工人。浙江省建德市朝美日化有限公司占中国口罩市场30%的份额。这家公司称每天接到的订单是平时的10倍以上。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口罩生产和出口国,年产量占全球约50%。一位中国官员对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说,目前仅有40%的工厂恢复生产。

由于人们对这种病毒的担忧加剧,零售商和有关部门已设法停止囤积和哄抬物价。台湾宣布了为期一个月的口罩出口限制令;在中国,北京一家药店因口罩涨价近6倍而被罚款300万人民币。

美国仅有六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但口罩囤积已经开始。恐慌性抢购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担忧医院所需的口罩可能出现短缺。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Alex Azar)周二表示,美国人现在“没有必要”购买口罩。

阿扎尔说:“在美国,任何一个美国人面临的风险都极低。”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1/%E5%86%A0%E7%8A%B6%E7%97%85%E6%AF%92%E7%96%AB%E6%83%85%E5%BC%95%E5%8F%91%E5%90%84%E5%9C%B0%E5%8F%A3%E7%BD%A9%E6%8A%A2%E8%B4%AD%E6%BD%AE.html


二大爷:真正的悲剧是死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

日本著名的导演北野武是个感情特别细腻的人。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有记者采访他,把汶川大地震拿来比较,让他谈谈感受。他非常生气,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认为在如此困难的时期中最重要的是'同理心'……如果您将这场灾难简单视为'2万人丧生的事件',那么您根本不会理解受害者。然后,再只从数字上来对比,说似乎比死了8万多人的汶川大地震更好,这是对死者的亵渎! 人的性命不该说是2万分之一,或8万分之一,它是有一个人死了这件事,发生了2万次。"
看完这段话,再去读那些发生在武汉的普通人的故事,不管是关于母亲的,还是关于医护人员的,可能都会有别样的感受。
同理心,这对喜欢标榜自己几千年传统美德的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词汇。别说去感受异国、异族的苦难,就是自己人,恐怕也要分时候。在宏大叙事教育加持的习惯中。你跟他说,武汉加油,武汉挺住,他会高举拳头,热泪盈眶。但当断路、封城、堵门的时候,这样的热情会迅速转换成近乎于反人类的绝情。安全的时候都是血浓于水的同胞或街坊,不安全的时候,都是不共戴天的废青或病源。
大灾大难之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那些无力改变历史,只能顺着时间的洪流,在历史的裹挟下苟且偷生的普通人。他们的喊声,哪怕是声嘶力竭的求救,在一如既往宏大杂乱的背景下如粉尘般的飘散,不会有人听得见。就像那个因为家人被隔离而活活饿死的17岁的脑瘫孩子。即便是那些被冠以白衣天使的医护人员,昨天也许还在因为造谣而被训诫,今天也只能在不能休息的危险之中继续站岗。最多,在无数偷偷拍摄的视频中,崩溃痛哭。
是的,武汉可以加油,武汉也会挺住。但是,那些卑微的只想挣扎求生的普通人,谁来加油,何以挺住?很多外国人尚可期待本国的撤侨,倒是扎根在自己祖国的人,无处可撤。你堵住门说为我加油,我还要含着泪说声谢谢。
一个患者的死去,可能在某些习惯大灾大难还满不在乎的中国人眼里,甚至可以算作更加坚强的垫脚石。但这对普通人而言,就是一个家庭的破碎。是父亲的悲恸,母亲的泪水,姊妹的无助,孩子的绝望……是不可能出现在教科书和新闻中的点点滴滴的血与泪。
用北野武的话来说,一个人死去,一个家庭破碎这件事,每天在发生无数次。
这样的剧情,为什么会重蹈覆辙,在短短十几年后,以荒诞的方式,不可思议的复刻非典,甚至是切尔诺贝利的故事? 可能有人想问,只是不敢。又或者不能。
第二次发生的悲剧,可能才算真正的悲剧。如果倒退三十天,这样的悲剧会不会避免?答案是并不会。
最早被武汉警方处理的8个造谣者,已经被证实是8个医生。他们在自己的3个专业群中讨论了可能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事。当然,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八人封口,九州封城。再来一次,内在的逻辑也不会改变。
如果对比官方关于谣言的标准,之前信誓旦旦不会人传人的媒体算不算造谣,之前放言疫情可控的官员算不算造谣?也许不算。因为谣言就像法律,是会因人而异的。把疫情说成是西方生化战争、甚至美国人投毒算不算谣言?传播如此之广的谣言,催生了无数朋友圈的群情激昂,你看有个那个被查?
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这个口号的本质,并不是为了控制谣言,而是控制信息发布的权力。极端情况下,它甚至代表着撒谎权。是真相还是谣言并不重要,谁能说才重要。我在被喝茶的时候,几乎每次,专门写历史的文章都会被找出来,要我自证捏造,自证污蔑。等我说明出处,水平有限又急于构陷的公公们也会叫嚣:历史是你能评论的吗?所以关键不是你讲的真与假,而是你根本没有讲的权利。
所以即便是倒退一个月,这样的悲剧,一定还会以同样的剧本重复。死一个人的悲剧可能重复两万次,谎言成为习惯的时候,也会重复很多次。因为谎言本身,对某些人而言,可能比两万人死去更重要。
只是每一次,都是某个、某群普通人生命零落的声音。



2020/1/30


——作者脸书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919.html



【CUP】陶傑:沒有港獨藏獨,只有「武毒」和「中國病」

中國對美貿易談判、香港「一國兩制」、台灣總統大選,連輸三大戰役之後,中國武漢肺炎失控,全民呼號恐慌,豬鼠之交,瘟去疫來,幾成內崩外潰之局,國際觸目。

眾人皆知這是中國長期拒絕政治改革,一個痼疾深重的制度失敗,適逢腦筋繼續僵化、意識形態回歸馬克思毛澤東,尤其所謂「對敵鬥爭思維」高度亢奮造成的又一次惡果。

中國不重解決問題,只重掩蓋問題。掩蓋的方式,在於堵塞輿論、控制思想;對於言論思想的控制,對內除了刑罰和監獄,對外還有柔軟的一套統戰技術,一向標榜「團結大多數」。

然而因為近年盛行「亮劍」思想,「改革」失敗,在中國眼中無黑即白、非友即敵(其實沒幾個朋友)、非此即彼,造成了今日運作空間愈來愈狹窄的局面。

如此空前敗局,最古老的源頭,是中國人將世界分成陰和陽。這是一種典型「一分為二」思維。

陰陽二字,英文中作 Yin and Yang,可見此一中國二元思維文化之根深蒂固。

「立天之道」,確若陰與陽,中國農業社會,遠古時看見日出而耕作,日落而月升,認為這個世界白天與黑夜分割,於是人生意義,就只有此兩色。

雖然孔子提出中庸之道,但只是少數知識分子的訴求。中國的皇帝與農民人口,皆以黑白二分的思維做人。中國兒童看電影,第一個問題向母親問:這個人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此即為一分為二之考慮問題,是幼兒時期的必然狀態。

若一個母親此時向小兒解釋:這個人既是好人、又是壞人,兒童則無法接受,不能理解。

中國人思想行為的某種幼稚程度,是這種銀幕戲劇性格的「好人還是壞人」的黑白二分判斷,一直延伸至成人世界。

於是在中國人聚居的地方,或為了生計,或因為出於人性的仇恨與嫉妒,兩元化的思想行為造成中國人內鬥特別的尖銳與殘酷。

西方的民主社會,對於階級財富利益的分配,早就認識到有貧富的兩極,但也冒起了重要的「中產階級」。

西方的 Middle Class 為「中庸」的概念提供了財富以外更深入的詮釋:唯有中產階級最有機會避開極端,在最合符人性的幅度中思考,為人類社會謀利益。英國 19 世紀就有了中產階級的自由黨,在地主與貧民之間提供了理性的思考和選擇。

中國人的黑白二元觀,發展到極致,即是毛澤東的暴虐。60 年代大陸的哲學界,還有民國時代留下的知識分子,展開過一場「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的討論。當時黨校校長楊憲真提出在「一分為二」之外,是否還有「合二為一」的狀態。

這只是一個學術問題,牽涉哲學與數學,但在 60 年代,卻成為非常嚴重的政治事件。楊獻珍及其同伙,被中國標籤上「投降」、「變節」、反共等一連串罪名,大批判持續數年,直到文化大革命。

「一分為二」鼓勵對立,對立而產生鬥爭,鬥爭而導致「消滅」。因此中國對台灣,以「一分為二」的鬥爭思維,對香港「一國兩制」認識有缺陷的是中國,而不是香港人與國際社會:一國兩制中「兩制」,就是一個哲學問題,但對於「兩制」,中國視之為黑夜與白日,其中並無黎明與黃昏的中間階段。

於是其小腦條件反射,最終必定出現「大制消滅小制」的生物慾望。中國人文化基因的缺陷,加上對一黨專政的迷信,形成非常重大的思想堵塞。但由於人口市場 GDP 之龐大,過去二十年西方認為這民族市場提供足夠的廉價勞工和巨大的利潤。中國與西方文明的衝突,在中國的慣性思想驅使之下,逐漸不可調和,終於要美中之間一場兵禍來解決。

武肺危機,令箝制言論多元的中國,自食其果。中國容不下新疆的伊斯蘭信仰、容不下西藏的佛教文化、容不下蒙古人的傳統、容不下台灣的民主、也容不下香港殖民地時代留下來的言論自由,一切異見,俱打成所謂「五獨俱全」。終於,「五毒」俱成虛幻,武漢「毒大」,方成真實的威脅,這是歷史發展之必然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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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20/01/cup-824.html


武漢肺炎:病毒到底如何影響你的身體?

武漢新型冠狀病毒仍在繼續肆虐,中國最新死亡人數至少215例,確診病例將近1萬。中國以外,病毒已蔓延至19個國家。

世界衛生組織(WHO)緊急委員會周四(1月30日)召開會議,宣佈中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已經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

抗擊武漢肺炎成了一場人與時間賽跑的艱苦卓絶戰役。

那麼,一旦感染了病毒會對身體產生哪些影響,並會產生哪些症狀?哪些人最脆弱或是死亡?又能怎麼治療?

BBC健康與科學事務記者詹姆斯·加拉格爾(James Gallagher)利用武漢金銀潭醫院醫生所提供的線索為你解答這些問題。

該醫院所收治的首批99名病人的詳細分析報告已經發表在英國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上。

首先,金銀潭醫院收治的這99名患者都出現了肺炎。即他們的肺部發炎,本來負責為肺部輸送氧氣的肺泡開始積水。

同時,這99名患者中症狀如下:

  •     82人出現發燒
  •     81 人咳嗽
  •     31人 呼吸困難
  •     11人 肌肉酸痛
  •     9人神志不清
  •     8人頭痛
  •     5人嗓子疼

最先死亡的兩例病人都是男性吸煙者,他們看上去很健康,但是由於長期吸煙削弱了肺部。

其中第一位病人是一名61歲的男子,他到醫院時已經出現嚴重肺炎。他出現嚴重呼吸困難,這意味著他的肺已經無法為全身的器官供氧。

雖然,醫院給他用上了呼吸機,但他還是出現了肺衰竭,心臟停止了跳動。

他在住院後11天死亡。

第二位病人是一名69歲男子,他同樣出現嚴重急性呼吸衰竭症狀。

醫院給他用了體外膜氧合(ECMO,港譯人工肺,台灣稱葉克膜),但最後仍沒有救活他。

他死於嚴重肺炎和敗血性休克。

截至到1月25日, 這99名患者中的死亡率至少為10%。

另外,仍有:
  •     57 人住院
  •     31 人已經出院
  •     11 人死亡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武漢肺炎的死亡率為11%。這99名患者中仍在住院的還可能會出現死亡。

但與此同時,還有許多感染病毒但症狀較輕微的人根本沒有去醫院。

此次病毒的傳染源據信是來自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

這99名病人中有49人跟這個海鮮市場有直接接觸。

  •     47 人或者是市場經理或者是業主和攤販
  •     2人曾到該市場買菜購物

受影響最嚴重的是中年男子

這99人中大多數為中年,他們平均年齡56歲,其中67人為男性。

但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最新的數據,目前男女患者比例開始接近,男子略高。

這其中的解釋可能有兩種:

  •     男性可能更容易患重病並需要住院治療
  •     由於社會或文化原因,男性在疫情爆發初期可能更容易接觸到病毒

據金銀潭醫院的醫生介紹說,女性較不容易感染病毒可能跟女性有X染色體以及雌性荷爾蒙的保護有關,這些都在人體免疫力中發揮重要作用。

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這99名感染者中的大多數人本來就有其他疾病,這就使得他們的免疫系統更脆弱,給病毒可乘之機。

他們當中:

  •     40人有心臟問題,包括心衰和中風
  •     12人有糖尿病








from BBC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1329961


Thursday 30 January 2020

日加美欧盟都呼吁世卫接纳台湾

来源:
法广

武汉肺炎疫情严峻,世卫组织召集专家于1月30日再次举行紧急会议之际,包括欧洲联盟和日本加拿大领导人在内的国际呼吁声音再起,要求世卫组织(WHO)将台湾纳入国际防疫资讯体系。

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预定2月3日至8日还要举行会议。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30日说,武汉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扩散,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切,此时更凸显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必要性与急迫性。台湾计划在2月3日至8日举行的世卫执行委员会议,以及5月17日开议的世界卫生大会(WHA)期间採取适当的推案作为,以捍卫台湾民众健康福祉,待定案后会择适当时机向外界说明。

台湾在2009至2016年期间曾连续8年以观察员身分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但自总统蔡英文2016年5月上任后,北京要求国际社会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愈趋强硬,台湾因此已连续3年未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据中央社报道: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都明确表示将继续坚定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分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并积极协助台湾参与各项国际医疗卫生和防疫合作机制。

欧江安还强调,台湾至30日止已有9起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期间台湾善尽国际责任、即时向世卫通报,更透过各双边管道与相关国家分享疫情资讯并就防疫措施交换意见;台湾有完善的医疗和防疫体系,有能力、且已准备好做出具体贡献。台湾外交部再次呼吁世卫组织秉持专业,邀请台湾出席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专家会议。摒除政治压力,以专业、中立的态度致力落实组织宪章明订的“达致全人类最高健康水平”宗旨,恢复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分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以确保全球防疫无漏洞。

虽然欧盟不是世卫会员,而是观察员,但具有整合欧盟会员国立场并一致对外的地位。欧盟对外事务部(EEAS)外交安全政策发言人巴图-恩利克森(Virginie Battu-Henriksson)30日回覆中央社记者询问时表示:在一般情况及目前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特别情况下,欧盟致力与合作伙伴讨论并寻求务实解决方案,在台湾有相关专业技术及能力的空间,台湾应被纳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月29日在国会答询时,首度明确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分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会议。特鲁是武汉肺炎延烧迄今,公开支持台湾成为WHO观察员的最高层级国际领袖。特鲁多的明确表态,获得加拿大国会全场热烈反应,议员们的鼓噪声一度盖过特鲁多的声音,逼得议长当场要求特鲁多把接下来的话说得更清楚些。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30日也曾经表示,有必要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否则难以防疫

美国卫生部长艾萨(Alex Azar)日前被问及时表示:美方一向致力于与台湾公众确保密切合作,这是公卫事务,而非政治事务,美方会确保并持续与台湾技术专家交流讯息。

此外,荷兰基民党众议员范赫沃特(Martijn van Helvert)30日发推特表示,台湾必须参与世卫,并反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难道将民众健康视为其战略利益?

在此次武汉肺炎疫情被中国官方承认之初的1月22日,前澳洲外交官、澳洲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Lowy Institute)学者卡萨姆(Natasha Kassam)就撰文指出,台湾被排除在WHO的武汉肺炎防疫机制外,显示北京及屈从北京的WHO当局,用政治和外交干涉全球健康安全事务。

卡萨姆指出,过去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及猪瘟时,台湾展现优良的防疫能力。她同意总统蔡英文在胜选演说时所说的,各国应将台湾视为伙伴,而非问题。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1/%E6%97%A5%E5%8A%A0%E7%BE%8E%E6%AC%A7%E7%9B%9F%E9%83%BD%E5%91%BC%E5%90%81%E4%B8%96%E5%8D%AB%E6%8E%A5%E7%BA%B3%E5%8F%B0%E6%B9%BE.html


医学界 | 武汉大瘟疫,国字头专家们贡献了什么?

作者: 界弟 来源:医学界


当地时间1月29日,《柳叶刀》再度在官网首页推出两篇来自中国的新型肺炎研究。相伴而来的是《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技攻关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中针对“论文”提到“各项目承担单位及其科研人员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科研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将精力用在论文发表上”。



“通知”原文部分截图

这项通知一出,引发了各种议论。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下现在风口浪尖上的这几篇顶刊论文到底透露了哪些消息,哪些疫情早就已知,哪些单位和人员已知,而它们同时又在向公众通报什么……

第一批病人即进行了空气传播阻隔措施

《柳叶刀》1月24日发表的一篇论文公布,2019年12月1日即出现第一例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新冠肺炎感染者。此外,这篇论文披露的第一批病人,包括疑似患者在内的59例,收入医院之后全部予以空气传播阻隔措施,这一措施的起点最晚发生在论文中描述的2019年12月31日。



就在这第一批41例患者当中,第一例死亡患者,其发生症状之后5天,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妻子也发生症状。这是这批病例当中一个明确的家族群聚性病例,发生时间早于1月1日。

同时也是在2019年12月31日,这篇论文的通讯作者曹彬作为首批国家卫健委医疗救治专家团队成员抵达武汉,对新型肺炎进行重症救治攻关,当时的消息显示1月1日,曹彬出现在金银潭医院,从照片看,按论文中所述的“空气传播隔离措施”进行防范。


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公布了这成为论文的41例病例,实际上,《柳叶刀》论文中研究者公开表示,自己的数据来自官方(authorities)。在存在14名患者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前提下,且医院和卫健委专家按空气传播隔离防范的前提下,武汉市卫健委公告中显示“未发现人传人证据”。



1月15日,距离医院给予患者空气传播阻隔措施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以上,截至1月1日确定出现一例家族群聚性病例,已经出现14名患者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前提下,武汉卫健委在官网的“知识问答”中提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且继续强调“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许多国内媒体在不显眼的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



这一“问答”与世界卫生组织于1月13日报道泰国首例感染新冠病毒的武汉游客有关,该游客否认有过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由于国内官方的态度暧昧不清,舆论甚至怀疑这位游客说谎,实际上在这位游客被确认感染之前,至少已有14人确认感染而无暴露史,但在此之前,无任何官方信息对此进行公布。

上述41例患者中的家族群聚性(夫妻感染)病例也首次在1月15日的“知识问答”当中被提及,但关于丈夫患病死亡,夫妻之间发病时间的差异和具体情况并无公布,只轻描淡写草草带过,公众舆论对于这一病例并无重视。

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首次披露有14名医护被感染,表示“根据目前的资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肯定的人传人”,新型肺炎的“人传人”能力才算是被公开,并引起公众重视。

1月初,很多人就知道了疫情的强传播性

当地时间1月29日NEJM于头版头条发布的论文Early Transmission Dynamics in Wuhan, China, of Novel Coronavirus–Infected Pneumonia中明确提到,截至2020年1月4日的数据已经可以算得R0为2.2,论文在讨论中自行解释了这一数据的含义,即1名感染者可感染2.2人。



NEJM1月29日论文中的原文

这篇论文同时揭示了另一个事实,即1月11日之前,已经出现7名医务人员感染。这一现象在1月20日被钟南山院士当作人传人的证据对公众发布。



NEJM论文中公布的数据表格,最后一行显示医务人员感染情况,1月1-1月11日期间,共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

在《柳叶刀》发布的首批41人病例中,作者提到,59名疑似患者的生物样本被送往官方指定的北京单位NHC Key Laboratory of Systems Biology of Pathogens and Christophe Mérieux Laboratory,该单位快速分离出了2019-nCoV,并且依靠检测从59人当中确认了41名感染者。



NHC Key Laboratory of Systems Biology of Pathogens即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研究所,同时乃国家卫健委病原系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同在1月24日,NEJM刊发了另一篇关于新型肺炎的论文,在上述《柳叶刀》论文中未被详细提及的病毒检测结果,在这篇文章中被披露,同时披露的还有3例2019年12月27日确诊入院的患者,其中1例以死亡收场。

NEJM发布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中出现的George F. Gao被认为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



同样一位George F. Gao还出现在1月24日《柳叶刀》发布的一篇关于中国新型肺炎的评论文章的作者当中。



这篇评论在开头高度肯定了中国官方的工作效率,它评论道:“中国官方立即展开了对疾病特征的调查和控制……”(Chinese health authorities did an immediate investigation to characterise and control the disease)

与此同时1月22日,在论文最后发布之前,George……高福主任正在以国家疾控中心的名义发布儿童不易感的消息,并很快被李兰娟院士“辟谣”。



新冠病毒可“持续人传人”吗?

1月21日,“新京报”发布一条消息称,世界卫生组织称“尚无明确证据表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持续人传人”,并在文章中解释“持续人传人”就是病毒可以连续传几代,比如A传给B,B又传C……这一说法与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这一说法看似吻合。



同一天,也在1月21日,世界卫生组织WP官方账号在推特上更新了一条说法完全相反的推文,这条推文肯定了新冠病毒可能存在持续人传人的能力,并且被其他的一些中文媒体进行了报道。



WHOWP1月21日发布的一条推特

那么病毒到底能不能持续传播呢?

由香港大学主导的另一篇《柳叶刀》论文A familial cluster of pneumonia associated with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dicating person-to-person transmission: a study of a family cluster中的病例信息也许可供参考。

在该家族性聚集性病例当中,1家7口人有6人感染,其中1名感染者并未去武汉。这篇论文的研究者推断的感染路径为,患者1在武汉当地医院被感染新型肺炎,将肺炎感染给患者2、3、4、5,患者1后并未接触未去武汉的那名患者,该患者因与患者3、4、5在深圳同住而感染。

从传播链条来看,不论患者1的感染源传播了几次,从患者1开始,病毒至少又传播了两次,由患者1传向患者3、4、5,再由后者传播给从未去过武汉的第7人(编号6的成员未被感染)。

以上这个传播链条发生在12月29日至1月11日期间。

顺带一提,1月29日《柳叶刀》发表的金银潭医院99例病例的论文中提到,1月1日至1月20日该院这99例病例数据早已与WHO共享。

编后

事实罗列至此,引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中心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的话:这次的武汉肺炎的科研成果是一流的,很短的时间内在很多知名杂志发表了文章,但是根据这些发表的数据信息,有很多完全可以在疫情暴发初期就用来指导这次新发传染病的控制。有些非常重要的数据,仅仅是在英文杂志上发表以后,我们才可以看到,有很多信息在国内并没有及时向公众公开,也没有及时地应用在扑灭暴发流行的整个过程中。

发表高质量的文章,可敬可贺,但为什么这些数据国内看不到,如果让这些结果在这场疫情控制过程中有所应用,不是更好吗?感觉到这次的主导方向是科研和抢着发表高水平论文,而不是公共卫生的实践,以保护人民健康为首要。


来源:“医学界”微信公众号
作者:姜飞雄
责编:郑华菊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1/%e5%8c%bb%e5%ad%a6%e7%95%8c-%e6%ad%a6%e6%b1%89%e5%a4%a7%e7%98%9f%e7%96%ab%ef%bc%8c%e5%9b%bd%e5%ad%97%e5%a4%b4%e4%b8%93%e5%ae%b6%e4%bb%ac%e8%b4%a1%e7%8c%ae%e4%ba%86%e4%bb%80%e4%b9%88%ef%bc%9f/


武汉肺炎 西藏是如何沦陷的

截至1月28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中国各地大爆发,西藏是全中国最后一个多日被宣布未发现病例,被指是中国最后一块净土。然而不幸的消息还是来了,1月29日,西藏官方宣布发现一例疑似病例,1月30日,这例疑似最终被确诊。从此,中国全境都实行一级红色疫情警戒。中国微信今天广为传播西藏是如何陷落的消息。

据该微信消息说,一名湖北男子深夜前往西藏,中国最后的净土被病毒“感染”!两列火车的人被连累。该消息说,1月29日,西藏官方宣布发现一例疑似病例,1月30日,这例疑似最终被确诊。至此,中国所有省市区均已发现确诊病例,西藏,这最后的一块净土,坚守多日之后,终于还是沦陷了。

至此,全国山河一片红!这一切,只因为一名率性而为的年轻湖北男子。

该文说,1月29日,西藏官方发布通报。张某某,34岁,男,湖北省随州市人,1月22日-24日经由武昌乘火车到达拉萨市,1月25日晚自行前往西藏自治区指定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并收住入院,接受隔离治疗。1月28日,检测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疑似病例。

这是西藏首次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疑似病例。西藏官方1月30日宣布一例疑似被确诊。

1月30日,西藏官方再次发布通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各省(区、市)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最新确诊程序,以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规定,西藏自治区首例疑似病例张某某,病例样本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复核检测,并根据临床表现和自治区专家组会诊研判,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首例确诊病例。

目前,该患者正在指定医疗机构接受住院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密切接触者正接受医学隔离观察。这是西藏首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例。

该消息说,1月30日,拉萨市方面也行动了起来,宣布紧急寻找与该名男子乘坐同一列火车的乘客们。

通报展示了更多细节:张某某是1月22日深夜23点才从武汉市武昌火车站乘坐火车出发的,1月23日晚间到达青海西宁,转了一次车。而早在1月20日,疫情就已经彻底爆发,发展到1月22日,全国所有的新闻媒体、网上的所有人,都在讨论疫情,1月23日,武汉就封城了!智能手机如此普及的年代,全国人民都在讨论湖北疫情的年代,这个34岁的年轻人,可能对这一切信息完全不知吗???

最令人疑问的是  他于24日下午到达拉萨,第二天立即主动到拉萨市的定点指定医疗机构办理了住院,接受隔离治疗!1月29日上午,由于这一例病例的出现,西藏被迫紧急宣布  全区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

该文章说,疫情大敌当前,西藏严防死守,坚守了多日,最终失守,这一个湖北人的任性,不但影响了整个藏区的公共卫生安全,还连累了全国人民去寻找两列火车的同行者进行隔离,代价真是太大了!




from RFI http://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130-%E6%AD%A6%E6%B1%89%E8%82%BA%E7%82%8E-%E8%A5%BF%E8%97%8F%E6%98%AF%E5%A6%82%E4%BD%95%E6%B2%A6%E9%99%B7%E7%9A%84


鲁比奥:中国拒绝让台湾自武汉撤离其公民令人愤怒

来源:
美国之音

台湾与中国正为因新型冠状病毒滞留在武汉的数百名台湾民众是否能离开当地争论。美国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批评北京在疫情扩大的时刻拒绝让台湾撤离其公民“令人愤怒”。

自武汉23日封城以来,陆委会曾经通过台海两岸既有管道向中国政府探询可能的处理方式,但中国国台办只说,已收到台湾方面的来函,当地台胞也获得“妥善照顾”,但并没有对陆委会的探询做出具体回复。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 R-FL)星期三在其推特上转发台湾英文媒体关于台北与北京在此事件上交锋的报道。他说,“中国拒绝允许台湾因不断扩大的武汉肺炎疫情而撤离它的公民令人愤怒。”

台湾外交部在鲁比奥推特上感谢他对台湾的支持,并体认到“当新型冠状病毒扩散并危及所有人的健康时,政治绝对不能是一个因素。”

总部在华盛顿的美国台湾人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指责中国政府不让台湾政府接回深陷武汉的台湾民众是把他们当成“人质。”

FAPA会长简明子在该组织脸书上发文指责中国政府“昧着良心”,一方面说“已妥善照顾在湖北的台胞”,另一方面却把这些在武汉的台湾民众“当作人质”,不断阻止台湾以正式会员身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

简明子说,中国“事实上是在把台湾人民的生命--或者更应该说,是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当作政治在玩弄,毕竟疾病与病毒是没有国界的。”

台湾陆委会星期四(1月30日)说,大约有400名滞留湖北的台湾人向台湾政府求助希望能返台。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武汉封城到现在,海峡交流基金会与陆委会一共接到250多通台人求救电话,大约有400人登记希望台湾政府协助他们返台。

邱垂正说,这些求助者大多是因短期出差或个人旅游、探亲滞留当地,并非长期在大陆经商者,因此一段时间来已经陆续出现缺乏药品、没有固定住处及医疗环境不佳的问题。他表示,目前还在与中国当局沟通联系,希望能考虑包括以专机等各种方式接回台人,也希望中国大陆重视台湾人民权益,尽快回应台湾政府的呼吁及现实需求。

台湾《联合报》星期二报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当天表示,大陆海峡交流协会已经在前一天下午6点收到台湾海基会来函,不过对台湾方面提到“已就各种管道与对岸协调,包括与海协会沟通协商”的说法是“与事实情况不符”。

马晓光说,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发生以来,在湖北的台胞得到妥善照顾。根据湖北台办的了解,到1月27日下午并没有发现有台胞染病的情况。他还说,湖北省台办、武汉市台办会继续根据防疫需要,对在湖北,特别是在武汉的台北予以关心和照顾,并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1/%E9%B2%81%E6%AF%94%E5%A5%A5%EF%BC%9A%E4%B8%AD%E5%9B%BD%E6%8B%92%E7%BB%9D%E8%AE%A9%E5%8F%B0%E6%B9%BE%E8%87%AA%E6%AD%A6%E6%B1%89%E6%92%A4%E7%A6%BB%E5%85%B6%E5%85%AC%E6%B0%91%E4%BB%A4%E4%BA%BA%E6%84%A4%E6%80%92.html


呂秉權:湖北人深圳大軍壓境,港關不全封恐釀大錯

【明報文章】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天公布局部封關措施,但大關口如羅湖、落馬洲(及支線)和深圳灣等口岸仍然中門大開。此外,將暫時停運的口岸,封關期是明天(1月30日)起,換句話說,想衝關的人仍有一天闖關的黃金期,明天起則可從未封口岸來港。

至於內地停止簽發新的香港個人遊簽注,對於內地每年數以千萬計來港的自由行旅客而言,已發出的簽注則仍然有效,有資格來港者仍然甚眾。再者,在內地有錢使得鬼推磨,無新的自由行簽注,搞商務、探親等名義來港總有門路。

既然香港中門大開,申報是否來自武漢、湖北又視乎旅客是否誠實,加上香港高質的醫療服務,自然吸引不少大陸患者或疑似病人來港看病。君不見不甚危急的眼科問題,都有武漢病人舉家來港看林順潮醫生,生死存亡的武漢肺炎,遇到內地醫療爆煲,病人被當人球,流落街頭,常理都告訴大家,有能力的內地人,將會千方百計來港就醫。雖則林鄭特首昨宣布,不再免費醫治非本地的「武漢肺炎」病人,但內地暴發戶不少,性命攸關,錢已不再是問題。而實情是,以內地人為主的非本地病人,在香港走數的問題嚴重,2018/19年度醫管局因而壞帳約5000萬元,再上計3年則撇帳逾億,要由港人承擔。


湖北外流人流 深圳連續成首選地

筆者當然同情內地人的處境,但香港人口稠密,醫療爆煲,守好香港的家門和淨土已是香港對全人類的最大貢獻。

目前,湖北人已在深圳大軍壓境,香港不宜後知後覺。

根據「百度地圖慧眼」的大數據,武漢所在、近6000萬人口的湖北省,近日有大量人口抵達深圳。百度是以用戶的資料和手機定位,從而得知有關人員的流向。

武漢封城當日(1月23日),湖北外流人流以重慶(佔8%)為首選地,其次以去河南和湖南為主,去深圳為排行第八的目的地,佔人流約2%。

1月24日,深圳是湖北人排第五的目的地,佔3%。

1月25日,深圳升上第二位,佔湖北人流5.6%。

1月26日,去深圳的湖北人流升上首位,超過一成。

1月27日,深圳仍居首,人流佔12.06%。

湖北人到深圳,當然有民工春節後返城工作的因素。不過,對比幾個廣東民工來源的大省區,如湖南、四川、廣西等,它們的「深圳因素」倒沒有像湖北人口那麼明顯,深圳連續排第一成為首選地的情况,則只有湖北人口獨有。


還望港警到前線助守關防疫

由於香港醫療可靠、特區政府早前「免費醫治」的信息、好心人在微博「送暖」,有人想偷渡來港保命,未必完全無可能。加上連防疫主帥、總理李克強在武漢前線,物資亦見不足,未能當着醫護人員如開倉派米般,或銀行擠提時大展一戙戙銀紙般大派物資,被醫護追索防護鏡亦只能回應「晚上送來兩萬副」,可見內地防控未完全到位,內地民眾更加看在心裏。

日前,香港一些口岸已出現湖北人力爭入境的情况,關員努力勸阻,任務艱巨,但身影單薄。

還望忠誠勇毅的香港警察,到前線協助守關防疫,這才是香港真正的防線。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20/01/20200129_30.html


澎湃新闻 | 一个“重症肺炎”患者的最后12天

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翁秋秋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什么病。

病势汹汹,从头痛、咳嗽到呼吸困难,“肺全变白了”直至死亡仅仅12天。那是2020年1月21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正从武汉向全国蔓延,翁秋秋所在的湖北黄冈蕲春县距离武汉不过百余里,黄冈是武汉之外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医生告诉翁秋秋的丈夫陈勇,她患的是不明肺炎。在花光了借来的二十来万医药费后,翁秋秋的病情没有好转,陈勇最终签下放弃治疗的同意书。

死亡时,翁秋秋还不满32岁,她刚查出自己怀孕不久。死亡证明上,她的死因写着:“重症肺炎、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

很难追溯她的死与新冠病毒有无关系。截至1月27日24时,国家卫健委收到30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515例,现有疑似病例6973例。

与此同时,1月24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研究组发布的报告提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症状多样,容易漏诊误诊。

检测病毒的试剂盒一度短缺,是确诊难的原因之一。此外,1月22日之前,武汉市所有疑似病例的样本都需送到湖北省疾控中心统一检测,22日之后为加快检测速度,检测权下放到各个定点医院。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将保障病毒检测的试剂盒下沉到基层的数量。

陈勇不知道如何回答大女儿的问题:妈妈去哪儿了。他懊悔自己不够坚持,有时他想如果继续治疗,妻子也许能抢救回来。

以下是陈勇的口述:


01

1月7日的时候,妻子去菜市场买了鱼头,鸡肉,还有青菜,回家后做了一锅火锅,我们一起吃的饭,她胃口不错,吃了很多。

第二天,女儿幼儿园放假,妻子说她不舒服,让我去幼儿园把女儿接回来。1月9日,她和五岁的女儿在家里没有出去。中午的时候,她给我发微信说感冒了,让我下班后带点感冒药回去,顺便买一盒验孕棒,她怀疑自己怀孕了。

那天,我五点多下班,回家后把感冒药和验孕棒给她。晚上六七点时,她告诉我说怀孕了,我当时还有点高兴。晚上我做的饭菜,炒了一个猪肝,一个咸菜,还有一个青菜,她吃了一大碗饭,但精神状态不太好。我在厨房洗碗时,她就回房睡觉了,不久女儿也睡着了。

我当时以为她只是小感冒,休息下就会好,很快我也睡着了。

1月10日凌晨三点多,她突然把我叫醒,说自己不舒服,头痛,喉咙痛,她当时发烧38度多。当晚,我们骑着电动车,带着女儿一起去了医院,因为家里没有人带小孩,我不放心把女儿一人留在家里。

我们去了黄冈市中医院,医生说要等到白天才能吊水,当时拿了点感冒药,回家路上突然下起雨来。我们到家已经凌晨四点多,妻子一直咳嗽,没有睡着,我也没有睡着,就女儿睡了一会儿。

那天下了一整天雨,早上七点多我们起来,又去了黄冈市中医院,照了片子,医生说她喉咙感染发炎了,因为我老婆怀孕不能吃药打针,我们就去转了黄冈市妇幼保健院。

那时已经到了中午,我们打算先回家,下午再去黄冈市妇幼保健院。回到家里后,我问妻子想吃什么,她说想喝粥。家里之前买了小米,我给她做了小米粥,她只吃了几口就吃不下了。

下午,我们到了黄冈市妇幼保健院,医生说怀孕不能吃药不能打针。我们又回到了黄冈市中医院,去了呼吸科,那时我老婆已经呼吸困难,没有力气,走路都走不动了,而且明显比平时怕冷。

在黄冈市中医院做了一个心电图后,医生让我们转到黄冈市中心医院,没有看成后,我们又去了黄冈市协和医院。

那已经是下午四五点了。我们之前一直带着女儿,当时已经没有办法了,我打电话给孩子舅舅,他们过来把孩子接到了外公家。我坐在医院凳子上问我媳妇,我们不走了,就住这里好不好?她那时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不停地点头,我当时心里很难受……

那一天非常漫长,到了晚上11点,妻子最终转院到了武汉的一家三甲医院。

几天前,我就知道武汉出现传染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黄冈市还没有,我当时也没有想到,医生也没有说是传染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一心只想着怎么筹钱救妻子的命,怎么把她送到好的医院去。

到了武汉的医院后,医生跟我说我妻子是病菌感染,肺部全都变白了。


02

半年前,我们从蕲春县来到黄冈市,投入了3万块钱,跟人合伙开了一家门窗店。原本是希望改变以后的人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妻子今年32岁,她在我们入股的门窗店做业务员。1月份是淡季,她基本不出去跑了。门窗店因为刚开张,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我们每个月只有三千多块钱的基本工资。除掉500块钱一个月的房租,女儿上幼儿园的钱,半年来每个月都入不敷出。

原本打算1月12日放假后,我们回老家过年的。

1月10日晚上,妻子被送进了武汉的医院。一开始,她进入了发热科,到11日凌晨一两点,她转入急救室抢救,很快又进了重症监护室。

当晚医院很多病人,一些病人家属没有戴口罩,很多医护人员都戴了口罩,我跟护士要了几个口罩戴。

妻子送到发热科后,就被隔离了,医生说她患了不明(原因)肺炎。

翁秋秋的CT诊断报告单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第二天,医生跟我说,妻子这个病情很重,要修改治疗方案,需要用一种机器,费用很高,一天要两万块钱,而且只有不到10%的希望,我当时都要崩溃了。

那几天,我一直没有休息,到1月12日早上七点多,我实在困得受不了了,坐在医院的椅子上睡了一个多小时。

那段时间,我和我妈住在附近的一家旅社,为了节约钱,第一天没有开空调,60块钱一个晚上。第二天觉得实在太冷了,开了空调,80块钱一个晚上。当时旅舍住了很多家属,他们跟我一样,亲人患了肺炎在医院里面治疗。

白天的时候,我们在医院大食堂吃饭,八块一碗面,十四块钱一个饭。

我一直住在旅舍,又不能去医院看妻子,每天都在想怎么筹钱。在黄冈医院的时候,我就向我哥哥借了一万块钱,后来我又跟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借了一遍。我那时很害怕,一心只想着不能停药,要把妻子的命救回来。

我当时还打了市长热线、省长热线,以及很多媒体的电话,期间我还向社会筹款,筹到了四万多块钱,但是根本就不够。进医院的前三天,每天费用五六万块钱,之后每天费用两万多块钱。

另一方面,我想看看妻子,想跟她说说话,问她好些了没有,想吃什么,想去做什么……但一直看不到,有时打电话问医生,每次都是没有醒,还是一样的严重,或者更加严重了。

她本来就怀孕,抵抗力也下降了。医生告诉我,妻子手全都发紫了,后来脚也发紫了,都坏死了,病情恶化得特别快。

妻子进入重症监护室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她,直到她变成一坛骨灰。

翁秋秋的诊断证明书
03

1月21日中午,我实在借不到钱了,妻子病情又没有任何好转,真的是灰心丧气,我跟我岳父商量后,签订了放弃治疗的同意书。

一个小时后的13点46分,我妻子过世了。当天晚上,她的遗体被送到殡仪馆火化。死亡证明写的是感染性休克、呼吸循环衰竭、重症肺炎。

我后来知道,当时医院的一位老人,病情和我妻子一样严重,经治疗已经慢慢好转了,虽然还在隔离状态。我现在内心非常复杂,虽然岳父母没有怪我,但我依旧很内疚。

我有时想,如果继续治疗,可能还能救得过来,但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们自己花了十八九万,全都是借来的,门窗的股份也退了出来,新农合保险报销了六万多。

我以前在外面工地干活,有时一个月赚两三千块钱,有时能赚六七千块钱,一年能赚一两万块钱回家。我老婆一直在家里做窗帘、衣服。我们结婚七年了,一直都没有什么积蓄,也没有房子、车子变卖,家里只有父母的一栋老房子。

妻子过世第二天,我们在医院办完手续后,去了武昌殡仪馆拿骨灰盒,外面有十几个人和我们一样等着拿骨灰盒。拿到骨灰盒后,我们坐车回了老家,至今都没有回过黄冈市。

我们回家后,很快武汉、黄冈都“封城”了,慢慢的,周边几个城市也都“封城”了。

我现在很担心,一方面担心自己传染上了肺炎,另一方面也担心家里人被传染了,而且我现在欠了一屁股的债。

我哥哥接我女儿回家时,带着她去医院做了检查,没有查出问题,医生跟我哥哥说,只要人没有事,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事。我自己没有去检查,不过我状态也还算好。

这些天,我晚上躺在床上,每晚都睡不着,脑子里很乱,心痛得说不出话来……

虽然是过年,但家里冷冷清清,村里的人都很紧张,大家基本都不出门。女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太小了,理解不了,有时她问妈妈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翁秋秋、陈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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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眼联盟疑分崩离析 华为施压澳大利亚学英国让入围5G

英国决定允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建设该国部分5G网络后,这家中国科技巨头正借此机会推动澳洲重新考虑其禁令。目前华为正加紧采取行动,试图让美国的情报盟友不要相信特朗普政府宣扬的威胁论。

据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说,华为力促澳大利亚效法英国接受其5G设备。

英国决定允许华为建设该国部分5G网络后,华为正借此机会推动澳dly 重新考虑其禁令。目前华为正加紧采取行动,试图让美国的情报盟友不要相信特朗普政府宣扬的威胁论。

该报道说,2018年,澳洲率先宣布限制举措,阻止华为参与该国5G网络部署。官员们当时表示,鉴于超高速5G网络的漏洞,不能信任华为建设网络。

特朗普政府随后向五眼(Five Eyes)情报共享联盟中的其他盟友施压,要求他们也阻止华为建设5G网络。但英国周二决定允许华为参与该国5G网络非敏感部分的建设,同时为该公司在英国5G市场的份额设定了35%的上限。

欧洲联盟刚刚作出决定,不排斥任何愿意接受欧盟严格安全标准的企业参加欧盟的5G建设。德国政府内部针对华为仍然有分歧,德国政府计划在稍后欧盟峰会获得立场协调后,再决定是否采用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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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流行病学家:“武汉肺炎”可能比“萨斯”更难控制

来源:
美国之音

截至北京时间星期五(1月31日)上午8点,中国新型冠状病毒已经造成213人死亡, 确诊病例超过2003年的“萨斯”(SARS),达到9720。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也发现了100多个病例。正因为上述的因素,星期四,世界卫生组织也宣布中国武汉新冠病毒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流行病专家说,世界卫生组织的行动将增加中国遏制“武汉病毒”的紧迫性,但是 “武汉病毒”可能比“萨斯”更难控制。

比“萨斯”更难控制,轻病症很难发现,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普遍

星期四,美国卫生官员宣布美国本土出现首例人对人传染的病例,这也是美国境内第6起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

美国哈佛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马克·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 星期四在接受《哈佛大学报》(Havard Gazette)采访时说,新型冠状病毒与2003年爆发的萨斯病毒相比,控制起来更有挑战性。

他说: “我的确认为这个控制起来要比萨斯更有挑战性,因为看起来很多病例相对温和,这让确诊变得更加困难。” 他解释说,武汉肺炎的一些症状比普通感冒或是流感严重,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有严重感染的现象。 很多轻度的感染的患者肯定会被忽视。

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截至2020年1月29日24时,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千586例,目前仍在院治疗4千334例,但是,尚在接受医学观察的人高达2万6千632人。

利普西奇认为,造成武汉肺炎更难控制的另一个原因是病毒在人和人之间传播比较容易。

他说:“专家的共同看法是,很明显,(病毒)能够在社区传播。我们曾乐观的认为,病毒来自动物,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比较温和,但是这个说法已经不可信了。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说,病毒是可以转移,在人和人之间可以传播。每天的状况都更清楚地表明,这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比较普遍。”

还很难判断武汉病毒是否比“萨斯”更致命

武汉肺炎的死亡病例短短的时间内增加到213人,但是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范德堡大学健康政策系预防医院教授威廉·施夫纳(William Schaffner)告诉美国之音,因为有大量轻病症患者的存在,现在还很难确定武汉肺炎是否比萨斯更加致命。

“当一种新的感染出现时, 重症患者自然是最引起我们注意的。这些人病得很重,来到医院。因此,我们最初的印象:‘哦,这个新感染非常严重。’ 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后面的调查会发现,您不仅患有严重的病例,还有不严重的病例,甚至是非常轻微的病例,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信息来了解病毒造成的疾病的整个状况,因为我们的重点依然在重症患者身上。因此,很难就这种病毒与萨斯或是中东病毒做出比较明确的比较。”

他说,就目前的情况看,应该比萨斯致命性轻,比普通流感严重。但是,他又说,他会根据具体情况修正自己的看法的。

不少医学人士已经指出,新冠肺炎病毒的重症率和致死率都低于SARS。最具有风险的年纪大的人和有病史的人。

杜克大学传染病学教授格利高里·盖瑞(Gregory Gary)告诉美国之音: “很明显,您知道的,老年人群和已经有病史的人群患病的风险增加,不过,我们还不能确定这增加的风险有多大。但这样的观察结果与其他呼吸道病毒是一致的,无论是流感病毒还是冠状病毒)。有病史的人群,例如接受化疗治疗的人、孕妇、很小的孩子和年纪大的人是最关注的群体,也是最需要你照顾的。他们本身很难,他们的免疫系统也难以抵抗病毒。”

中国政府公布的有姓名的死亡病例也显示,患者中更多的是老年人和有病史的人。

武汉肺炎疫情被指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迫使中国进一步控制疫情

星期四,世界卫生组织(WHO)紧急委员会召开会议,宣布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不信任中国,而是因为目前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确诊病例增加。

范德堡大学健康政策系的施夫纳说,这将进一步增加中国控制疫情的紧迫性。

他说:“这实际上就是将中国隔离,不鼓励进出中国。当然,它已经发生了,虽然不是太正式。进出中国的航班通常会取消。它给中国增加了控制疫情的紧迫性,因为这将对中国产生长期的经济影响。”

1月23日,中国政府决定关闭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市。后来随著疫情的恶化,湖北又有16座城市被封。中国大陆全面发布了I级(最紧急)应急响应。施夫纳说,这是他所见到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封城,希望对遏制病毒的扩散有帮助。

他说: “封锁城市是一项巨大的公共卫生实验。我称它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卫生实验。以前从没有人尝试过这种方法。我们会看到它是否有效。现在还很难评估其实际效果。但是,我希望它可以为限制病毒的传播做出贡献。”

不过,已经有不少分析人士指出“封城”的负面效果,特别是对最穷困和最没有资源的地区造成打击。另外,也有人认为,因为政府最初的瞒报和淡化事件的严重性,中国错过了最佳的封城时间。

不能确定何时结束

1月28日,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谈疫情防控时说:“疫情什么时候达到高峰,很难绝对地估计。不过我想应该在一周或者10天左右达到高峰,不会大规模地增加了。”

哈佛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利普西奇认为现在还不能确定武汉病毒何时结束,但是他肯定了中国的努力。

他说:“我认为,中国的体系动员迅速。他们已经完成了许多相关的重要的科学研究。香港拥有全球最好的流行病学团体之一。他们在治疗萨斯时已经有了经验,现在正在积极地工作。他们也做出了很多的很好的努力,但是,现在就断定这个病毒是否像萨斯,或是比萨斯更温和还是更持久,还为时过早。”

但是,利普西奇认为,现在全球的应对体系要比2003年好很多。他说:“病毒被更快识别,诊断测试也更快。相比之下,在2003年的这个时间,我们仍然处于SARS尚未被识别的时期,现在我们有了诊断程序和开始计算病例。我们甚至有专人从事疫苗开发工作,这非常快。这样就很好。我认为,美国的医疗体系存在着10年前的许多相同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并没有改变。但是全球医学研究和反应系统要好得多。”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1/%E7%BE%8E%E6%B5%81%E8%A1%8C%E7%97%85%E5%AD%A6%E5%AE%B6%EF%BC%9A%E2%80%9C%E6%AD%A6%E6%B1%89%E8%82%BA%E7%82%8E%E2%80%9D%E5%8F%AF%E8%83%BD%E6%AF%94%E2%80%9C%E8%90%A8%E6%96%AF%E2%80%9D%E6%9B%B4%E9%9A%BE%E6%8E%A7%E5%88%B6.html

父亲被隔离大脑麻痹少年惨死家中 《财新》踢爆武汉肺炎12月中已「人传人」

湖北一名患有大脑麻痹症的17岁少年,由于家人全被强制隔离,少年无人照顾,6天后死去。这幕悲剧成为点燃民众怒火的最后一根导火索。武汉官方和国家职能部门互相推卸责任,一些此前被严密封锁的瞒报细节,也因此逐渐曝光。大陆《财新传媒》周四(30日)踢爆,早在2019年12月中,新型冠病毒在密切接触者之间已发生「人传人」。与武汉市卫健委在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5日和1月11日的三次通报,「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明显不符。(黄小山/程文 报道)

湖北黄冈当局指出,政府已经介入调查红安县华河镇鄢家村17岁的大脑麻痹少年鄢成死亡事件。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和弟弟被当地官方的防疫人员隔离,尽管其父亲事先已经将其托付给当地村委,但独自躺在床上6天的他,因缺乏照顾导致死亡。

据当地网民周四(30日)透露的最新消息显示,当地官方所谓的「调查」,原来是指追查最先发帖的网民。

但红安县没有回应本台记者的采访。

另据武汉的志愿者透露,「鄢成式」的悲剧在武汉并不是单一个案。目前,当地大批家庭聚集性感染的群体,境况都十分悲惨。比如公开在网上发帖求助有一家7口,住院治疗无门,求助无门的惨况,在当地都很难引发广泛的关注。

而在网民一片的骂声中,一位来自民间检测机构的人士,周三(29日)披露了自己于12月26日率先参与此次基因冠状病毒检测,并透露早在上月底,多家官方研究机构,以及国家疾控、武汉官方都知道该冠状病毒导致危险肺炎的情况。但在所谓的保密原则下,各方都一直秘而不宣,甚至连一线医生都不知情。

在疫情急转直下之际,各涉及的政府部门近日纷纷私下或公开爆料,或是隔空对骂。上星期,中国国家疾控中心内部人士对大陆传媒放料,披露国家卫健委负责人瞒报;至周一(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把责任推给卫健委甚至是国务院;周三(29日),中国国家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痛批武汉官方「缺乏科学认识」、「决策犹豫」。

要求匿名的资深医疗界人士何女士指出,单从疾控防疫,中国国家疾控中心从上月底就已经介入,但随后以所谓的严苛认定标准,人为拖延了延误疫情公开,并在超过两周的时间里对原本应该采取紧急措施的医疗隔离和防护措施上毫无作为。

何女士说︰国家CDC(中国国家疾控中心)12月31号就已经到武汉了,来了没有给出明确的防疫措施,同时还给了一个非常严苛的甚么定性的标准,别人检测的都不作数,要所有病人的资讯和血样,都要送到CDC去检测,而且发布必须由国家来发布。这个高福(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他说我需要回去用两周的时间分析病原,而且给了一个人不传人的结论,简直就是外行!一直到大规模爆发的时候,省疾控中心的人还跟我讲说,地方都已经检测完了,都必须要把所有的东西都送到国家CDC再次检测之后,由国家统一发布。

此外,何女士还强调,国家疾控负责人高福和所谓的首席专家曾光的系列言论,都严重误导公众。

何女士说︰另外就是讲,有充分证据证明儿童不易受感染,这个话也挺害人的。结果第二天,上海的传染病专家就说,这个说法太武断了,没有任何证据说儿童不易感。还有甚么「正月15相信会出现拐点」,我觉得太草率,完全就是一个没有任何防控基本理念的人。

她还强调,此事还暴露出疾控中心负责人高福团队虽然防控很糟糕,但却利用行政权力占用别的机构的基础资料,在极短的时间内在顶级期刊上抢发多篇论文,这种做法都让人吃惊。她认为,这个现象的背后,是国家对整个疾控及其研究的评价体系出了问题,导致即便是在人命关天的疫情期间,投机行为也大行其道。

而留守武汉的医护人员家人,学者陈先生则指出,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各方开始推卸责任,导致一些一直被隐瞒的事实渐渐浮出水面。

陈先生也指出,尽管他和家人都可能面临感染的危险,但他认为此次疫情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会很大,并结局将是甚么,他无法判断。

陈先生说︰我觉得他甩锅甩得有一定的道理,我觉得这当中有很多的未知的悬念。这是一篇大得不得了的文章,我们现在没有能力都看透,我们只有等他们去彼此甩锅,才能真正倒逼出真相来。这次疫情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尤其政治生态的冲击,远远超过2003年的SARS。但到底是甚么样的冲击,超出了我的预见能力。

但迄今为止,针对各方相互推卸责任的行为,中共中央依然没有明确表态问责。而大量民间抗议的声音,近日起则持续遭灭声。




from RFA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crisis-01302020063507.html


“孤城”武汉外国留学生恐慌无措

来源:
美国之音

对于武汉“封城”后滞留在那里的外国学生来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使他们的日子充满了恐惧、沮丧和无聊。

“我每天都戴着口罩,”雷德万·穆罕默德·努尔(Redwan Mohamed Nur)说。努尔是武汉大学14名索马里留学生之一,在武汉大学读财会专业。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太害怕了,不敢打开窗户,因为我害怕风会把病毒吹进来。”

武汉在中国是高等学校最多的几个大城市之一。在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其它高校,仅仅来自非洲国家的留学生就接近5000 人。1月23日,政府对致命冠状病毒爆发中心城市武汉实施了“封城”措施,周边十多个城市也被封锁。目前全球已经确认了数千例病例,疫情在中国已经造成至少170多人死亡。

努尔被困在宿舍里,他对记者说,过去几天他只出过宿舍一次,去学校设立的食物分发点去领食品。学校每隔一天给外国学生发一次食物。在武汉大学以外的其它学校,尽管留学生们呆在室内;他们还是担心会接触到冠状病毒、被感染。

努尔说,在武汉的索马里人是一个紧密团结的社区。在中国地质大学有四名索马里留学生,阿卜杜勒卡迪尔·穆罕默德·阿卜迪(Abdulkadir Mohamed Abdi)是其中之一,他在那里学习石油工程专业。“你可能会被感染,而并不显示症状,”阿卜迪说。“所以在室内是安全的。”不过,他的食物已经吃完了,他正计划出去找一家开放的超市去买吃的。

另一位住在武汉的索马里学生亚辛·阿卜迪·赛义德(Yassin Abdi Said)对美国之音说,这里的索马里人社区虽然平静,但是“武汉的局势非常、非常危险。城市处于封城之中,大多数商店都关门了。当局不允许任何人出城和进城。”

印尼留学生尤利安诺娃·莱斯斯塔里·查尼亚戈、帕特马瓦蒂·泰比和杰拉德·埃尔坎迪(Yuliannova Lestari Chaniago, Patmawaty Taibe,Gerard Ertandy) 在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读书。他们给美国之音发来信息说,他们已经向印尼政府提出请求,要求政府立即将他们疏散回国。在雅加达,印尼空军表示,他们已经备好三架飞机,协助印尼人从武汉撤离;但正在等待印尼外交部作决定。在武汉共有102名印尼人,其中大多数是学生。

26岁的国际关系专业学生查尼亚戈说:“我们要求立即从武汉市撤离,因为这个城市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已经不安全了。”查尼亚戈说,她从印尼驻北京大使馆领取了一周的津贴;但她说,商店和药店都关门了。她和她的朋友们全靠自己熬制的鸡汤生存。“我们理解,因为武汉仍处于封城中,很难运送物资,” 她说。“但是,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在没有足够的食物、水和药品的情况下,如何生存并保护自己免受感染。”她和她的朋友们同时戴着两层口罩。 她说,“学校发放了应急的口罩,但是太薄了。这不是能防止病毒传播的处方口罩。

孟加拉国学生优素福·阿卜杜拉(Yusuf Abdullah)是武汉湖北工业大学的学生。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关闭了宿舍的门,所以没有人可以出去。如果你在食堂点了饭菜,他们给你做了送来。但是不允许出去。”阿卜杜拉说,孟加拉国大使馆在中国微信平台上开设了聊天群,分享信息和各自的关切。他说,他们在微信群上要求大使馆“尽快让我们撤离。”

锡吐顿(Sithu Htun)是缅甸留学生。在武汉工业大学一共有57名缅甸学生和三名学生家长,他们被隔离在武汉大学校园里的国际学生宿舍里。所有缅甸留学生,都是中缅教育文化交流项目的学者。锡吐顿在武汉工业大学环境工程系读研究生。他说,大家目前身体健康,但担心食品和药品供应不足。他告诉美国之音,缅甸大使馆与他们一直保持联系,或许会安排他们撤离。他说,如果发达国家提供援助,协助他们撤离,那就太好了。日本和美国已经派飞机从武汉撤离了各自国家的公民。他说,缅甸学生互相帮助,避免因社交媒体上的负面评论而感到沮丧,这些言论反映了缅甸人对中国政府的普遍不信任。

“我的父母非常担心我的安全,因为我是独生子女,唯一的儿子,”24岁的武汉大学柬埔寨留学生吉特·颇潜(Keat Pocheang)说。“他们每天给我打10次视频电话。”他说,他对柬埔寨政府没有采取措施撤离本国国民感到“失望”。另一名柬埔寨学生唐·奇维豪尔(Tang Chivhour)今年20岁,来自金边,是武汉湖北大学的学生。他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三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说,过去一周,百无聊赖是他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他说:“我有几个韩国朋友也被困在这里。所以,我和他们一起玩,一起聊天和读书。”

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读的孟加拉国博士生希普·侯赛因(Shipon Hussein)表示,学校当局不允许外来人员进入外国学生宿舍。 “大家都在谈论疏散和撤离的事。”他说,他知道一些滞留在武汉的孟加拉国学生“想回孟加拉国”。

弗朗西斯科·西托伊(Francisco Sithoi Jr),22岁,来自莫桑比克,在北京理工大学留学。和被困在武汉的学生一样,他也感到越来越难以买到自己需要的食品了,有时候不得不一个超市、一个超市地转。

华中科技大学孟加拉国学生詹纳吞·那哈尔(Jannatun Nahar)也表示,学校官员一直很照顾他们,提供免费的膳食和消毒剂等基本物品。她说,虽然她也感到孤立,但她并不想回家。

“我不想回去...因为在孟加拉国,人口密度很大,”她说。“如果在我身体里有病毒,我回到我的祖国,可能会影响我的家人,我的亲戚,以及我的国家。我个人认为,我想留在中国,我不想到孟加拉国去传播病毒。”



(美国之音孟加拉、缅甸、印度尼西亚、高棉、葡萄牙和索马里等语言部记者对本报道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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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情在舆论严控下坐大和失控

2020年1月30日
美国之音 金哲

华盛顿 — 在严格的信息封锁和舆论管控下,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失控。疫情借助中国共产党的封锁管控坐大,最终扩散全中国,并蔓延世界许多国家。与此同时,当局的疫情应对及其宣传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混乱。批评者指出,中共当局不但不接受信息封锁和舆论管制酿成大祸的教训并向中国公众做出道歉和承担责任,反而继续维持并强化和扩大封锁管制,强化舆论管制。

武汉肺炎疫情形势严峻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疫情在中国各地依然呈现迅猛增长阶段。截至到中国时间1月30日16时,中国网易新闻称根据“官方通报”,中国国内新冠病毒性肺炎病确诊病例增加到7千8百多例,死亡人数170人。
截止到中国时间星期四1月30日16时30分,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上的疫情通报是一天前的,没有更新。
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人对中国官方发表的肺炎疫情统计数字表示怀疑。不断有网民报告说,医院对武汉肺炎症状明显的病人拒绝确诊,当局拒绝家属要求对死者遗体进行尸检以确定死因,并强令迅速将遗体火化。截至目前,中国当局对来自网民的这些报告不承认,不否认,不解释。
目前生物医学研究界的专家对有关病毒的确切起源和最初的传播途径仍然不清楚。最新的研究报告说,先前有关病毒是来自武汉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的猜测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去年12月初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开始明显呈现,但在最初的病例当中,有一些病例(其中包括最初的第一个病例)没有与那里的海鲜市场有接触的记录。
尽管专家对武汉肺炎的一些基本医学科学问题还不清楚,但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目前已经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发展到今天这种失控的地步与中国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舆论管控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
在疫情初发阶段,中共中央和武汉当局对公众隐瞒疫情,并长时间向公众大力宣扬疫情“可防可控”、“人传人可能性不大”之类的误导性信息。当局同时对冒险传播正确信息的公众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和封杀。控制疫情扩散的时机因此一次一次错过,众多的武汉当地居民和到武汉旅行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染上病毒。
随着疫情的扩大,中国当局采取了武汉封城和断绝市内公共交通乃至私家车交通这样的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措施。
国际间的传染病专家们纷纷指出,如此极端的封城措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马后炮,控制疫情扩散的作用微乎其微,但给城内的健康人和病人造成高风险,这种端措施也使到外地避难的潜在病毒携带者害怕暴露自己,从而使病毒有可能进一步扩散。
中国国内的传染病专家和医生则都被中共当局噤声,不得就疫情问题发言,不能向公众甚至不能向自己的亲友进行基本的疫情通报和提醒,否则就要受到严惩。
在当今中国,只是有一个84岁的老专家钟南山获得特许发言,声言武汉肺炎可以人传人。但在钟南山说这话时,疫情已经在中国失控,武汉肺炎病例已经纷纷在外国出现。
武汉当局随后承认在武汉封城之前,已有500万人出走,散布到中国各地,从而间接地承认武汉封城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措施。武汉当局在封城之后,也承认没有充分考虑断绝公共交通和私家车交通给居民生活和就医造成的困难。
观察家们指出,种种迹象显示武汉当局和中共中央在决定封城之前对封城的作用和影响没有充分的考虑和预案。但在封城之后,中国当局对来自民间的质疑封城令的合法性和科学性的言论置之不理,对这类质疑贴格杀勿论,一律删除。
上周六,世界卫生组织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对全球的威胁水平认定为“中等/moderate”。但星期天,世界卫生组织修改了看法,承认该组织先前的观点不正确,并把病毒对中国的风险水平提升至“非常高/very high”,对全球的风险水平提升至“高/high”。

疫情当前,习近平个人宣传是主旋律
分析人士指出,在武汉肺炎疫情扩散全国、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之际,中国的应对措施呈现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混乱。
在人口一千多万的武汉市1月23日凌晨时分宣布封城令之后,中国官方媒体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宣扬形势大好,宣传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一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和中国政府新春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大谈中国梦。
习近平在讲话中对武汉、武汉肺炎、武汉封城只字不提。武汉疫情当天只是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第四版获得聊备一格的待遇。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中国媒体开足马力解说和宣传习近平的中国梦,武汉肺炎问题只是宣扬习近平伟大这一主旋律的陪衬。
在中国国内外众多批评者强烈批评习近平和中国官方媒体宣扬无视人民死活的中国梦几天之后,习近平在星期六中国农历新年初一(1月25日)召开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指示“湖北省武汉市等地近期陆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
分析人士指出,自从武汉肺炎疫情成为中国媒体的一个话题以来,中国媒体的所谓报道在报道疫情时一直把习近平当作主角,把疫情当作凸显习近平及其他掌控的中共伟大、光荣和正确的配角。例如,1月29日,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疫情报道的主要标题有:
——4天内 习近平3次强调这个重要原则
——习近平传递必胜信心
——习声回响 让党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高高飘扬
——习近平: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2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谭德塞时说:(对武汉肺炎疫情)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因为政府的宗旨就是,把人民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放在最高位置上。所以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现在外界不清楚习近平这番话是否是间接地为自己在春节团拜会上讲话只字不提武汉肺炎作辩护,也不清楚习近平者是否时无意中承认或无意中提请中国公众注意,他本人和他统领下的中共当局没有给予武汉肺炎足够的重视或指挥失当,从而错过了制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时机,因此应当承担责任。
中国国内外观察家们一直清楚地看到,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在过去的几年里持续不断地强调习近平的绝对权威和权力。早些时候新华社的报道说,习近平在下达有关应对疫情的指令时强调,“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中国问题观察家普遍认为,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在过去的几年里所反复宣传和强调的“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的主要实际意思是,掌控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中共各级官员要相信中共伟大、光荣、正确,对习近平在全党全国定于一尊的地位保持高度的意识,坚决维护习的绝对领导地位;没有习的明确具体的指示,任何人都不得采取自主行动,否则将严惩不贷,即使在涉及人民生命安全的大事上也不得有自主行动,而必须等到最高指示方可行动。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病毒扩散
截至目前,来自中国官方的报道清楚地显示,武汉和湖北省当局遵循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服从了中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即习近平的领导,并因此而贻误了控制武汉肺炎疫情扩散的时机。
一些观察家指出,武汉肺炎的病毒在当局的信息封锁、误导和严苛的舆论管控下扩散全中国,蔓延全世界。截至目前,中国其他地方发现的第一批武汉肺炎确诊病例都是在当局隐瞒疫情实况、严格封杀民间消息的情况下前往武汉旅行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染病的。中国当局剥夺人民的知情权给人民造成祸患的做法招致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强烈批评和谴责,武汉当局首当其中。
观察家们指出,这种批评和谴责似乎是给武汉市市长周先旺造成了心理压力,导致他不得不做出辩白。1月27日,周先旺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一方面承认武汉市政府的疫情信息披露不够,另一方面则表示武汉当局先前在疫情信息披露的问题上手脚被捆绑,不能以事实为依据披露涉及千百万人民生命安全的消息,而必须听从上级指令,等待最高层授权。
周先旺的原话是“对于披露不及时,希望大家理解,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要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在官方瞒报疫情实况、发布误导性信息、封杀民间消息的大形势下,武汉肺炎疫情不可控制地扩散全国和蔓延其他国家,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及其政府应当承担大部分责任,但武汉市和湖北省地方当局也难辞其咎。
今年元旦,在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明显失控扩散之际,武汉公安机关查处8个所谓散布有关武汉肺炎谣言的人。与此同时,武汉当局长时间反复向社会发布误导性的声明,称病源不明的武汉肺炎不太可能人传人,“可防可控”。进入新年元月下旬,在疫情已经呈现明显扩散之际,武汉当局还组织所谓的万家宴活动,派发20万份旅游券,召开迎春节大型文艺演出活动,使公众暴露于病毒传染风险之下,
武汉当局采取这种以封口加误导的方式应对疫情的做法得到中国官方媒体的大力正面报道,同时给中国公众造成巨大的危害。官方的瞒报和误导性信息给公众营造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武汉肺炎疫情得以武汉迅速扩大。中国当局先前公布的其他省市的最初一批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无一例外都是在元旦之后前往武汉中招染病的。
一些观察家指出,实际上,在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最终难以继续隐瞒之前,中国当局的瞒报、信息封锁和舆论管控措施如此得力如此成功,以至于向全世界呈现了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局面:武汉在去年12月初就发现武汉肺炎疫情,但当局一直瞒报,谎报,在进入2020年之后,当局所发布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数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呈现零增长,中国其他省市则没有任何病例报告。与此同时,武汉肺炎病例在周边国家纷纷出现,这种奇异的发展导致中国网民讽刺说,武汉肺炎病毒是爱国病毒,不在国内传染,只是传染国外。
言论管控变本加厉
目前外界不清楚还武汉当局在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开始扩散之际坚决打击传播有关消息的民众这种做法在多大程度上是它的自选动作,在多大程度上是执行来自中共中央集中统一的指令即习近平的指令。
与此同时,外界也一直想知道武汉当局处罚的那8个所谓就武汉肺炎造谣的人究竟是造了什么谣。许多中国公众和网民说,假如中共当局和武汉当局当初不是对那些人进行追究处罚而是给予正面表彰,情况不至于变得像今天这么坏。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说,那8个被公安局追究的人都是医生。
面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和谴责,中国当局做了些微的让步。中国最高法院星期二通过其微博账号发表文章称,表示这8人表示传播的信息非完全捏造,而且他们所传播的信息本来可以使公众提高警觉,有助于防止疫情蔓延,因此应当对这些人予以宽容,否则会损害中共与群众的关系,损害法律正义,并成为内外敌对势力攻击中共政权的口实。
武汉公安局则在星期三1月29日下午发出通报称,根据相关法规规定,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仅分别进行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然而,许多中国网民对武汉当局和中国当局这种死不认错、拒绝道歉的姿态表示强烈不满。还有中国网民冒险发言说,既然上述8人在传播不实信息方面情节特别轻微,因此受到教育、批评,那么,武汉当局散布明显不符合事实的消息,造成世界级的严重后果,公安机关为什么不给予应有的惩处,甚至没有给予教育和批评呢?网民的这种发言旋即被中国当局封杀。
与此同时,有许多中国公民抱怨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当局不断提升以言治罪的水平,动辄就以造谣或传播所谓的虚假不实的消息的罪名惩治公民,现在则是当局说你是造谣就是造谣,即使你所说的话高度符合事实甚至完全符合事实,当局照样可以以造谣的罪名对你实行惩罚,但当局却可以随意散布假消息或直接造谣。
过去几天来自中国的消息显示,这些发出抱怨的中国公民确实是实话实说,没有造谣。
1月27日,中国官方的北京青年报报道说,武汉市一位医生(被公安局追究的八人之一)去年12月30在社交媒体微信群中对自己的一批老同学发消息,说他所在的医院确诊7例类似萨斯(SARS即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的病例,并提醒同学告诉家人要小心防病。
这位医生旋即被武汉公安机关锁定,并被迫1月3日到公安机关在一份侮辱性和威胁性兼备的“训诫书”上签字画押按手印,被迫承认自己从事了违法活动,并声明自己已经明白继续进行这种所谓的违法活动“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尽管这位医生所说的关于疫情的话高度符合事实,尽管武汉肺炎确实是由一种类似于导致萨斯的冠状病毒造成的。
报道说,那位医生本人在一个多星期后也被确诊患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现在正在生死线上挣扎。现外界观察家们还不清楚北京青年报为什么在这时候报道这样的一个医生因在小圈子内传播了高度符合基本事实的信息而受到威胁和惩处的消息。
一些观察家猜测说,这大概是中国媒体和媒体人害怕被当局认为是挑战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权威即习所说的“四个意识”和“两个维护”,不敢对中共当局严酷的言论管制政策和做法提出公开的质疑和批评,因此不得已以这种迂回曲折的方式批评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言论管制不但践踏基本人权,践踏公民个人尊严,而且也给中国公民造成切实的致命性危害。
在《北京青年报》旗下的北青深一度发表上述报道并引起众多中国公众和网民唏嘘感叹之际,那篇报道很快被删除。该报道全文目前只能在不受中共当局控制的中国境外互联网上可以看到存档。
在另外一方面,来自中国的各种迹象显示,尽管严苛的信息封锁和舆论管控已经酿成了大祸患,使武汉和湖北成为武汉市长周先旺所说的“重灾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现在显然不但无意接受教训改弦更张,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在武汉肺炎正在中国各地迅速扩散之际,中国各地公安机关显然是遵循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坚决打击任何传播彼此提醒防备疫情的信息的民间人士。湖南长沙县公安局日前“依法对周某裁决行政拘留处罚”,理由是周某在前一天“造谣”说该县一小区有4名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但实际为1人。然而,该小区物业管理公司随后发布公告明确宣布,该小区发现4例核实的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已经在接受隔离治疗。
中国官方媒体近日不断播发这种以言治罪的中国官方媒体现在仍在大力宣传社交媒体微信“对散布疫情谣言账号进行限期或永久封禁处理”,声言传播被当局认为是虚假信息的人将受到严惩,可被判处高达7年的有期徒刑。
与此同时,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控制舆论和中国公民言论,中国当局正在把所谓的“造谣”概念无限扩大,并用来抓捕任何胆敢通过互联网发出让当局不高兴的言论的人。
1月28日,来自中国的视频显示,中国一名女子被当局抓捕,被迫电视认罪,罪名是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仅仅是因为她在互联网上说了一句“大家快买米”。
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当局的这种严苛的言论管制眼下没有松动的迹象,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当前应对武汉肺炎疫情的战略显然是把政治及“维稳”(即控制社会、控制舆论)当作一个主要重点。
观察家们注意到,名义上是为应对疫情而成立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成员包括管控中国意识形态和舆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黄明坤。

“群众演员”与“正能量”宣传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媒体在报道疫情消息的时候就一直是以正面宣传为主,制度性地淡化和无视武汉当地视情况,不报道武汉居民因当局的隐瞒而受害,不报道武汉人眼下的生活难和就医难,不报道武汉以及中国各地许多医院严重缺乏基本的医疗资源甚至缺乏口罩和防护服之类的医疗用品,导致医院不得不纷纷通过互联网发出公开呼吁向社会民间求助。
许多中国公众抱怨习近平上台以来动辄撒出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给其他国家并由此赢得“大撒币”的绰号,中国公款消费每年上万亿元人民币,中共权贵享受着世界超一流的免费医疗,但中国政府对中国公民的基本医疗投入极少。
一位中国网民写道:“记者探访武汉金银潭医院:防护物资短缺,医护人员工作量非常大。 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4亿人口,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的堂堂大国,有能力支持非洲500亿美元,有能力免除喀麦隆 52亿美元的债务,有能力支持伊朗 朝鲜、委内瑞拉……有能力把钱撒满全世界,就偏偏TMD没能力对自己的国民好一些!”
另一位中国网民则写道:“疫区的社区医院, 很多人在咳嗽,排十几个小时队也不一定能看到医生。 中央财政向湖北提供了10亿元人民币救助,湖北人口5890万,平均每人可得到救助款:1000000000元÷58900000人=16.97元人民币,在当前的武汉都不够买一斤白菜。 而它们刚刚向伊朗捐助了257亿。”
一些观察家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天里,随着北京中央政府直接介入武汉和湖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应对和宣传,中国媒体有关疫情的新闻报道基本上变成了习近平上台以来所倡导的“正能量”(即积极正面、歌颂中共)的宣传。观察家们认为,这种宣传常常在不经意间造成了令人感到悲哀又感到滑稽的效果。
中国官方的电视画面显示,“受习近平委托”前往武汉视察和指导疫情控制工作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前往一个正在紧急施工的专治武汉肺炎的医院建筑工地视察时询问在场的工人有没有什么困难,在场的工人齐声高喊,“没有”。
这一画面导致许多中国人评论说,那些工人很可能不是真工人,而是地方当局安排的群众演员。事实上,中共当局高官视察地方、地方当局为了高官的安全或宣扬地方政绩而安排公安部部门人员冒充群众接受高官视察的做法在过去的70年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
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共已故的独裁者毛泽东有一次到一个城市视察时去一个公园,地方当局提前把游客全部清空,并安排当地公安机关人员假扮为成双成对的游客。毛泽东看到这样的一对公安人员假扮的夫妻,便上前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那对公安人员只能以假扮的夫妇身份、以谎言应对毛泽东的询问。
2015年6月,习近平到贵州遵义考察。流传到海外的视频显示,在习近平车队经过的一条街道上时有夹道欢迎的群众。突然有一个似乎要喊冤的女子在人行道上发出呼喊并试图穿过人群到道路上,周围的人立即手脚麻利地迅速将那个女子制服拖走。
与此同时,因那女子的出现而一度呈现小混乱的欢迎群众在几秒钟内恢复井然秩序,并习近平乘坐的大巴驶过时跳跃和举手欢呼。观察家们指出,那一视频清晰地显示,那些夹道群众多是训练有素的演员,很可能大都是公安便衣。

正能量宣传与“高级黑、低级红”难解难分
近日来,中国当局进行的网络舆论控制和“正能量”宣传似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过去的两天里,在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大力封杀网民的批评性言论,尤其是封杀网民试图就武汉肺炎在中共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下失控对中共当局问责的言论。这样的网络发言会被迅速删除,发表这种言论的网民则遭到限期禁言、永久禁言和销号的处罚。
在当局大力封杀批评性、问责性言论,甚至大力封杀网民传播的如何在家中照顾因医院人满为患不能得到医院救治的家人并避免照顾者染病的信息之际,一则“正能量”歌颂中共政权伟大和威武的帖子在中共严密控制下的中国网上广泛流传:“就问哪个国家有这种执行力?一纸命令,封城!一声喊,几百医生除夕奔赴灾区!一个号召,全民春节不出门!一声动员,数百挖挖机几天建一所医院!你们向往的美国、日本、欧洲谁能?同是金砖国家的印度,巴西试试看,老百姓只有烧香拜佛,自生自灭了!唯有咱大中国,上下齐心、众志成城、科学施策能抵御一切艰险苦难!……我深信:不多久再回头一看,这又将是一场多么精彩的胜利!加油,武汉!加油,我的国。我们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守得住繁华,也耐得寂寞,可以让各个景区人山人海,也能让条条大路空空荡荡!”
批评者指出,这则帖子宣扬的是一种惨无人道的残暴价值观。但也有批评者认为,这则帖子似乎是以文学反讽的手法,即所谓的高级黑的手法,来谴责中共政权独裁专制,把愚弄祸害人民、肆意玩弄人民当作自己的成就和胜利。






——VOA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312.html


长平:为什么没有查办武汉官员?

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后,中共为什么没有重演十七年前的“非典”(SARS)危机中的脚本,查办地方官员以安抚民意?时评人长平认为,主流民意没有跟上“新型官状病毒”变异的速度。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天灾人祸的中国人民,已经磨练出顽强的忍耐意志以及各种生存策略。这一次在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来,愿意再一次重复中国式救灾模式的人们,发现对官方的期待有些不灵了。和”新型冠状病毒”一起发生的,是”新型官状病毒”,而且后者的变异速度更快。
这个主流的救灾模式原本是这样的:疫情发生之后,必然会发生抓捕”造谣者”、掩盖真相等事情,由此导致地方疫情升级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灾难,民怨沸腾。沸腾的民怨并不期待由此改变体制,反而主动压制批评体制的声音,呼吁”救人要紧”、”不要添乱”。不仅如此,它还期待官方表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越性:官员们一改平时的官僚和无能,以民为本,展现出技术精英的专长;领导人迅速达到现场,感动等待感动的万千百姓;中央雷厉风行,查办失职渎职的地方要员,足以抵消体制的一切罪责。
与此同时,看到希望的民间社会充分动员,大爱无疆,互助互救,谱写出一曲曲和谐社会的赞歌。最后,官方宣告在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又一次赢得了战胜困难的人民战争,同时挫败了西方反华势力借机唱衰社会主义制度阴谋。当然,官方不会忘记用一纸文件,将民间募捐全部收归己有。
主流舆论期待落空
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武汉在去年12月底就发现了疫情,不仅没有及时公布,而且以造谣名义抓捕8名发布消息人士,错过了阻断疫情传播的关键时期。直到今年1月20日,习近平、李克强批示之后,官方从无所作为转变为过度反应,”不惜一切代价”阻断疫情,体现为各地封城和挖路。封城之前没有任何物资供应、医疗增援的准备,患者和潜在的患者成为被无情扔弃的”代价”,医护人员成为赤膊上阵攻打病毒的”人肉炸弹”。
让主流舆论期待落空的是,除了发布官方严格控制的募捐信息之外,中国政府没有允许更多民间救助通道,大爱姓党,维稳如常。官员和武警的防护设备强过医护人员,几年来被摧毁殆尽的公民社会并没有看到借助特殊时期死灰复燃的机会。
尤其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姗姗来迟的湖北省政府的首次新闻发布会终于在1月26日举行,却变成了官方形象的”大型车祸现场”。发布会上坐在左侧的湖北省委秘书长别必雄戴口罩露鼻孔,中间的湖北省长王晓东未戴口罩,右侧的武汉市长周先旺戴的口罩上下前后面全戴反。
在发布会上,湖北省长王晓东通报本省各类口罩年产量时,三次改口,从108亿只到18亿只再到108万只,完全心中无数,而且心不在焉。而且,省长王晓东说”医用防护服、口罩等防护物资仍然特别紧缺”,武汉市长周先旺则说,武汉防护服紧缺问题”已得到全面缓解。”
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前,网络已经广泛流传,湖北官员已经被撤职查办,中央”钦差大臣”临危受命,重振地方政纲,全面迎战新型冠状病毒。显然,迄今为止,这是网民按照旧版”官状病毒”传染和防治模式一厢情愿的想象。十七年前的”非典”(SARS)危机中,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在舆论压力之下被免职。
革职以谢天下?
1月24日,《湖北日报》记者张欧亚在微博公开发声要求武汉换帅。随即,他被要求删除微博,《湖北日报》向武汉市委道歉。
1月27日,也就是湖北省政府首次新闻发布会的次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了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采访。他回应疫情掩盖批评说,”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后来,特别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这段话传递的信息十分清楚: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中央掩盖疫情。随后,他还表示,”最后说要问责,说人民群众有意见,我们革职以谢天下,只要把疫情处理好。”
也许内地很多民众不知道,去年9月,在香港人反《逃犯条例》修订抗议运动中,在路透社透露的一段录音中,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提到,作为服务”两个主人”的特首,她的政治空间”非常有限”。她说,”如果可以,会选择辞职”。
人们在争论,到底是谁的罪责更大,是武汉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的说,”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能力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官员们历来按文件做事,一旦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主。这次事件如果在同一时间落在别的省里,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
习近平支持了方方的说法。1月28日,他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强调,”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面带微笑,语气轻松,看不出来他为106人的死亡、数千人的感染和数亿人的困扰感到任何遗憾。对于方方批评的现象,”官场逆淘汰的恶果、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的恶果,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道真相的恶果”,习近平显然感到满意,他一再强调,要”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绝对忠诚”导致灾难怎么办?
主流民意没有跟上”新型官状病毒”变异的速度。”六四”之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政府,面临”与国际接轨”的压力,希望表现出与西方社会的内在一致性。中共希望人们相信,中国没有选票,但是官方同样重视民意;司法机关要听从党的指挥,但是党重视法治;媒体要充当党的喉舌,但是党也需要舆论监督;没有民选总统,但是中央有互相制约的集体领导;没有民主决策机制,但是方便”集中力量办大事”。
习近平上台之后,政策导向变成了”世界与中国接轨”。各种以”世界”命名的大会在中国召开,即便在只有外国人才能看到的社交媒体上,也不允许”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天灾人祸必然还会发生,但是为了民意查办官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是选拔官员的基本原则。”绝对忠诚”导致灾难怎么办?习近平表现出目空一切的”大无畏精神”:别怕,有我在这里兜底!人权律师可以抓捕,异议人士可以坐牢,藏人可以随他自焚,维吾尔人可以关押百万,民意算什么?只要习大大出门走两步,表现出一点点亲民的作风,黎民百姓就会痛哭流涕。事到如今,他还没有感觉到有此必要。查办官员?那倒是习大大的一大喜好,但唯一的理由是调整权力布局。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326.html


【立場新聞】立場人語:【專訪】抽中生死籤 資深外科護士轟醫療政策千瘡百孔 「我係咪仲要為佢賣命?」

由武漢傳入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直至 1 月 29 日為止,內地確診個案已突破 5900 宗,超越 2003 年沙士數字,而截至前一日(28日),香港亦有 8 宗確診個案。

連日來,多個醫護界工會、權威醫生、大學醫學院均發聲明,促請政府實施「封關」措施,限制非本港居民經中國內地進入本港,以免疫情在本地社區爆發,唯特首林鄭月娥昨日 (28日)公佈最新一輪防疫措施,包括由星期四(30日)凌晨零時起,暫時關閉部分香港連接大陸口岸,中央亦已同意停發內地自由行簽注等,仍未達至醫護界要求全面控制中港邊境往來的要求。

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接受媒體訪問時亦表示,政府公佈的新一輪措施雖有助堵截病毒進入香港,不過他相信,在農曆新年前已有數以萬計內地旅客來港,亦有大批港人在年初四後由內地返港,直言阻止病毒進入香港的「黃金時間」早已過去。

疫情爆發的危機迫在眉睫,本港多間醫院紛紛嚴陣以待,在日前開始以抽「生死籤」形式,預備醫護人手隨時進入隔離病房工作。其中任職公立醫院 10 年的外科護士 Tiger(化名),是抽中首批赴隔離病房工作的醫護人員。只要一接獲通知,他最快周五(31日)就要赴隔離病房工作,連同當值後要隔離兩周,預計將會有整整兩個月見不到家人朋友。

Tiger 回憶得知抽籤結果後,同事之間並無傾談太多,彷彿因為已成定局,眼前又太多未知數,多說也無用。他也直言,得知自己是首批進入隔離病房後,沒有什麼感覺。

「都預咗自己要去。如果俾我揀,其實我會舉手去。」

但 Tiger 願意自動請纓,不是因為單純「救人係天職」、「緊守崗位」,更不是被食衛局局長陳肇始那句「醫護人員你們並不孤單」說服。而是作為資深的阿 Sir, Tiger  最擔心的,是自己一班年輕下屬面對前所未見的疫症,會處理不來。

「你將最 junior 的推上去,其實係推佢哋去死,佢哋真係唔識處理。」

抽籤後有朋友問:點呀?你哋士氣有無好低落呀? Tiger 只是苦笑:醫護士氣從來都係最低點,幾時有高昂過?

身處常年頻臨爆煲邊沿、高層卸責、一句「辛苦晒大家」就逼前線賣命的醫療系統之中, Tiger 選擇頂硬上的原因只是有一個:唔可以睇住啲細嘅出事。

「帶幾多人上去,我要帶返幾多人返落嚟。依個係我自己俾自己的責任。」

*              *              *

綜合 Tiger 所言,前線醫護士氣低落的原因,大致有幾個。第一,面對傳染性高、未有明確醫治方法的新型疾病,卻時有聽聞有病房的 N95 口罩開始缺貨,或某部門不容許醫護人員穿戴較高級別的個人護具(PPE)以免引起恐慌,置醫護安危不顧。

第二,新型肺炎固然是嚴峻挑戰,但醫護人手不足、長時間工作、中層人員流失、加床加到出走廊等結構性問題,卻絕非今時今日才出現。醫護救人本是職責,但在政府怠慢防疫,醫管局(HA)高層多次失信於前線,Tiger 直言,這些都是令不少前線醫護質疑,自己應否繼續無條件賣命的原因。

他憤憤不平數着:這幾年醫護要處理大量行政、每個病人只得幾分鐘去看,HA 有無處理?公立醫院醫生 on call 36 小時、每年流感高峰期醫護「拍硬檔」無限加班,HA 有無理會過?之前北區醫院有警察毆打病人,HA 有無出聲譴責暴力?HA 話會為醫護人員提供足夠防護衣物,前線憑咩要信你?

「前線依家唔會信高層講嘢,講乜都無用。」

「你(高層)落去戰地醫院睇下,啲床加到點?...... 你話飛沫傳播的(病)應該要有三尺距離,(床與床之間)有無三尺距離?你兩張床拍埋!佢一咳,隔離就中。有無人正視過依樣嘢?」

還有第三個原因,是在現時多間醫院均有接收赴港求醫的內地人,加上最近數次傳出有內地人拒絕隔離、隱瞞病情甚至搗亂的消息,Tiger 認為,這些從外地輸入的病人,無疑是對本地公營醫療系統百上加斤。

Tiger 打了個比喻:如果家裡的人已經快餓死了,突然一班陌生人撞門而入,如狼似虎般要吃掉家裡的食物,一屋之主還要繼續中門大開......

「我覺得如果係一個公平的制度,如果一個人從外地過來,唔小心感染,我一定盡力去救佢。但你(政府)依家無止境俾人入來。」Tiger 越講越氣憤, 「有無人理過香港人感受?」

(編按:在 Tiger 受訪當日,特首林鄭月娥召開記者會,宣布醫管局將向所有非符合資格人士收費。她解釋目前是防疫關鍵時刻,需要避免有誘因令可能感染人士來港。)

早前瑪嘉烈醫院就發生有一名發燒、有精神病紀錄的男病人,懷疑因拒絕進入負壓房、不合作躺地的事件,最終需由保安處理。Tiger 得知要進入隔離病房後,最近經常在腦海預想,如果遇到病人拒絕隔離、甚至襲擊醫護,我要怎麼辦?

「我又無得放佢走㗎,但如果佢真係埋去打我同事,我應該叫我同事走吖,定係攔截佢呢?....... 大家都會諗,佢衝埋嚟咪一鎚打埋去,佢跌低咪紮鬼咗佢囉,但你唔可以咁做......」他苦笑,既因為以前未遇過類似情況,亦因為他對高層沒有信心,會在事後表揚醫護人員「英勇受傷」:「我哋唔 expect 啲高層會 support 我哋。」

如工會發動罷工   必定參與

會員人數在近幾天破萬、新成立的醫管局員工陣線,日前向政府發「最後通牒」,若 2 月 3 日仍未回應包括全面封關、公開呼籲全港市民戴口罩等的防疫「五大訴求」,將於同日發起一連五日共兩階段的醫護罷工。食衛局局長陳肇始日前接受媒體訪問時,就呼籲醫護人員如有問題,應向醫管局高層提出,以「解決問題」的方法處理,呼籲醫護人員同心協力。

Tiger 相信,如果政府繼續無視工會的訴求,大規模社區爆發基本上是必然的結果,他亦直言如果工會最後發動罷工,自己必定會參與。

他批評,政府及醫管局高層以連日以專業操守、職責去抹黑醫護罷工,無視醫護擬發動罷工背後的訴求,正正是要求政府落實保障病人的防疫措施,將醫護罷工扭曲成犧牲病人權益。

「到最後受益嗰個,唔係我哋,而係病人,我哋係用緊(罷工)依個形式話你聽,依家個制度係危害緊我哋的病人,我哋醫護的職責就係要幫病人發聲。」

他又直斥食衛局局長陳肇始「道德綁架」醫護,視醫護無條件賣命為理所當然。「護士成日都話要 care 我哋的病人。但你作為一個護士,你連自己的員工都唔 care,你憑咩指導我哋、話我哋要 care 啲病人?你有咩資格教我哋?」

*              *              *

香港去年爆發反修例運動,Tiger 常在現場當義務急救員,至今年年初新型病毒肆虐,被抽中成首批進入隔離並病房的 dirty team,Tiger 當初做夢也想不到,會在自己工作崗位上遇到這麼大件事。而更大的,是伴隨這兩件事,對自身價值觀帶來的衝擊。

Tiger 本來不常去遊行示威,一直至去年 11 月中文大學衝突,才覺得非上前線救人不可。Tiger 說,如果是去年之前,見到一個警察受傷,自己一定會施救的,但現在卻添了一絲遲疑。

「我真係有一刻諗過,我醫好咗佢,佢出去又打人,跟住有其他更加多人入來,因為佢的暴行,令其他更多無辜的人受傷。究竟值唔值得呢?」

「警察打人,我哋就執手尾幫你救人。唔只 —  我哋仲要俾你話『黑醫』、『黑護』,但你又要我救,你究竟想我點?」

而到今年,Tiger 形容,看到患肺炎的內地人時,和見到警察時的掙扎同出一轍。「依家武漢肺炎,你擺明有嘢(病),仲要衝落嚟,擺明講大話,將個疫情散出晒出去,你仲值唔值得我就救呢?你係個源頭嚟㗎喎,你係罪魁禍首嚟㗎喎。」

曾當義務急救員   入行初衷動搖

Tiger 回想 10 年前畢業,一心只想著救急扶危,他坦言這兩年遇到的事情,的確動搖了他入行的初衷。

「點解我會撞到一個一個,入來醫院係害人的病人呢?」

但儘管掙扎,Tiger 直言自己未有一個答案,「真係好矛盾。你問我,我真係唔想救,救嚟都嘥醫藥費。你救佢之後,佢會唔會多謝你?佢犧牲咗香港人的性命,你仲有無面面對其他香港的病人呢?但當真係落手做,你可唔可以唔理呢?又唔得。」

Tiger 承認,在公立醫院工作這些年,都試過幾次心灰意冷、有衝動辭職走人。但當他見到一個病人,初送進醫院時看來命不久矣,但最後可以康復離開醫院,甚至覆診時會特意去病房與照顧過自己的護士打招呼,「救到人的滿足感係無嘢可以代替到。」

加上現時武漢肺炎挑戰艱鉅,Tiger 說自己更不會在此時離職,「都係嗰句,大家齊上齊落,我無理由喺咁艱難的時候離開大家、做逃兵。大家拍檔咁多年,同大家頂埋落去。」

進入隔離病房工作在即,Tiger 臉上卻不見多少生離死別的悲情。他說,自己最近頂多和了幾個朋友吃飯踐行、預先為女朋友準備下個月的情人節禮物,以及計劃一下 —— 要帶什麼入宿舍?放工後在飯堂吃還是叫外賣?待在宿舍看什麼電影打發時間?

但他強調自己不會寫遺書,「我無諗住自己上咗去,會無命返落嚟嘅。」

女友和家人固然擔心,Tiger 也擔心自己不在家時,他們有什麼病痛,自己也幫不上忙,但似乎除了等待隔離的日子過去,也無什麼辦法。「最重要一點係,佢哋知道我會無嘢返來。我同自己講就係,屋企有人等緊我,屋企人等緊我,女朋友等緊我。無論點,我唔會俾我自己有事,我唔會俾同事有事,我唔會俾屋企人有事。」

「幾多個人去,幾多個人返。」Tiger 說,「我相信自己一定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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