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林怡廷
1989年6月4日的台灣社會，透過電視機看到了震撼的一幕。
坦克車與學生，鮮血染紅了衬衫的年輕人。當時台灣全島上下異常悲憤，同聲譴責中共鎮壓的殘暴，許多人為血脈相連的大陸同胞落淚，在台北中正紀念堂（現自由廣場）前「手拉手心連心，聲援大陸學生」，許多主流群星也站出來高唱《歷史的傷口》。
然而傷口還在，歷史卻已經過去。
「六四」開啟了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契機，台灣和中國社會分別走上兩種命運。23年過去，台灣持續艱辛的民主化轉型，中國則進入了新的維穩年代，經濟成長快速，但政治改革凝滯不前。唯一相似的是，這段歷史除了尚存在少數人心中，在兩岸同樣逐漸被遺忘。
過去一直由「血援會」等團體默默舉辦的「六四」追思晚會，在台灣沉寂了十幾年。直到2009年台權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在台北巿師範大學小公園主辦的二十周年紀念活動，開啟了以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來聲援中國民主化的台灣新論述，才重新引起台灣人關注。
緊接著的2010年，台灣大學學生在椰林大道搭了三天的帳棚，更在去年擴大組織，聯合了台大、政治大學、清華大學、師範大學、東吳大學等學生組成的「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在自由廣場吸引了近千名民眾參與。經過學生的努力，「六四」又重新出現在台灣人的記憶。
就 讀政大歷史系四年級，雙修政治系的林家興，和就讀台大哲學系三年級的凃京威，便是工作小組中的核心學生。他們分別生於1990年及1991年，「六四」對 他們而言，是課本上的「坦克人」照片加三百字的事件說明。這段歷史既抽象又遙遠，更不及野百合學運的深刻。直到他們進大學，因為與香港、澳門同儕的關係， 才開始接觸和了解「六四」對台灣及中國的意義。
但就和這二十年台灣社會發展一致，台灣主體意識抬頭，人們的視角起了變化，而這個變化也投射在兩位學生之間。
積 極參與國民黨青年事務的林家興，自我定義光譜是屬於深藍的大中華派。受到2008年野草莓運動啟蒙，開始積極參與社會議題，今年4月才與同學策劃政大蔣公 銅像行動劇。關注轉型正義的凃京威，不願意被簡單劃在綠色的光譜，但認同的是台灣主體意識。而工作會中還有一半的港澳學生，有過去在香港參與「六四」有既 定的訴求和調性，不同的認同在此激盪出火花。
對 林家興而言，聲援「六四」是基於同胞情，平反「六四」是檢視中國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但對凃京威來說，聲援「六四」和他積極參與緬甸、西藏等「國際人權活 動」一樣，是台灣參與「國際事務」，彰顯民主價值的重要體現，透過「六四」讓台灣社會擴大對中國人權現狀的了解，而非只是經濟層面，才是更積極的意義。香 港學生堅持「平反」及「哀悼」的定調，但他認為這並不屬於台灣社會的脈絡，因此聲援「六四」的論述，必須「在地化」（本土化）才能獲得台灣社會的共鳴。
但他們都同意，在台灣紀念「六四」，不僅是人道與人權的議題，而是中國民主化與台灣自身的命運息息相關。
訪 談中，林家興和凃京威一次次精彩的交鋒，無論是認同、面對衝突的心境、放下歧見尋求共識，以及面對港澳學生的態度，台灣九十後看待「六四」，少了包袱，多 了幾分激盪……我們發現過去的台灣，從來沒有像此刻多元過。開放陸生之後，台灣學生比台灣社會更早遇到不同價值在校園內交鋒，但也正是衝突的破口，才有機 會帶來論辯及更深刻的思索。
正 如林家興說：「我覺得港澳台學生彼此對六四不同的看法，這樣的衝突很有意義，因為這也關乎我們這代人如何看。」而對凃京威來說，擱置爭議、求同存異是他在 面對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下，努力去探索的。「我們希望大家共同的理念是，做一個自由的人，被國家權力尊重的人，這樣的概念之下，台獨和統一都可以暫時放 下。」
訪談結束後，凃京威在自己的臉書上寫下這段話：
「我喜歡這樣的談話：知道彼此的立場，了解對方的論述，互相說明同和異，在內彼此競爭，在外求同存異，很棒的一次討論，謝謝你們。」
當然這個探索沒這麼平靜，就如同台灣社會的折射，但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這多元價值的試驗場，台灣學生已然可用更務實、更成熟的態度來面對歧見，除了理性之外，這個自信，也根植於民主的氣度。
以下是陽光時務和兩位嘉賓的對談記錄
陽光時務：可以簡單表明你們的藍綠立場嗎？或者說偏大中國意識，還是偏台灣本土意識？
林家興：我算是有大中國情懷，追求長遠統一的深藍。但我去過大陸好幾次，知道兩邊差異太大，現在要我跟他們統一，我真的做不到。我認為這種差異、裂痕會有趨同、彌補的一天，我會把它放在比較長遠來看，可能我有生之年也做不到，但我願意朝這個方向努力。
我 爸爸民國38年（1949年）來台，生我時已經60歲了，一直生病在床，他有時候會講一些過去的事情，但也不會灌輸什麼黨國意識、反攻大陸，就是單純講他 自己經歷的人生，所以其實他對我的影響沒有非常大。外省背景對我來說比較是在血緣上，在生活上，家族整個文化傳統我覺得沒有很外省。我的意識形態純粹是讀 了歷史，獨立思考後的選擇，我覺得我比較能認同早年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路線。
凃京威：我不這麼喜歡用藍綠定義，但我的確是以台灣為主體的本土意識，傾向獨立的台派。我也是出身在外省家庭，外公是山東人，爺爺是日治時候從福建偷渡過來的。家裏是深藍，但爸媽是知識份子，所以他們給我的思考空間很大。
陽光時務：說說看你們小時候對六四的印象或回憶？又是在什麼契機下了解的？
林 家興：沒有。我是1990年6月生的，六四後整整一年。一開始是在高中的課本上讀到，我記得，國中課本有提到說，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學生上街頭然 後被中共殘酷鎮壓，就這樣，沒有太大印象。因為也沒有太多篇幅去描寫這個東西，那個時候陳水扁執政。那時候只是覺得怎麼會有政府對自己的學生開槍，實在太 可怕了。
上大學以後，比較慢慢了解到六四在中國近代史上，對現在的中國大陸跟台灣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我 認為對台灣人來說，不管支援統或獨，因為這關係到我們的生存跟前途。因為畢竟，我們要跟大陸，不管你怎麼叫它，中國、中共、共匪、大陸、內地，我們都是必 須要跟它接觸。甚至某種程度有一天我們必須跟它走到類似統一的境地。這種情況下，這樣一個殘暴的政府，誰願意跟它統一？誰願意跟它接觸？雖然經貿利益上不 得不，但現在很敏感，都不談政治的問題，可是總有一天要面對這些。如果台灣人到現在這方面都沒有準備，我覺得非常非常危險。就真的台灣變成單方面被併合 掉，你完全不知道自己被合併的下場會是什麼樣子，因為你完全不懂得記取歷史的教訓。
不過和「野百合」比起來，雖然在情感面沒有差別，但野百合對我的影響比較大，我了解的也比較多。
凃京威：我是1991年生，最早看到「六四」，也是在歷史課本上。我是課本改制後第一版，六四就是一張照片，搭配三百字的敘述，沒有特別去談誰做了什麼事情，只是單純的陳述發生了一件事。那張照片就是用「坦克人」。
其實我在高中的時候，對六四沒有特別的接觸。只是經過08年的野草莓學運之後，開始關心政治及社會議題，我大一和系上的香港同學不錯，他們說想要在台灣做「六四」（悼念活動），但又語言不通，資料不好找，問我有沒有興趣加入，我到那時候才開始接觸較多六四資訊。
陽光時務：你們基於什麼樣的立場、情感聲援六四？
林 家興：因為我大中華意識比較重，會覺得自己同胞被一個邪惡政權蹂躪，很難過。另外一方面也會有普世價值的成分在裏面。不管是不是台灣人，是不是中華民族， 看到知道這種事情，一定會有一份同理心。所以對我來說這兩個價值是混在一起的。對於柬埔寨、緬甸的人權問題會比較無感一點，當然是會有親疏差別存在。
我自己在台灣談平反六四，終極目標是希望中國大陸政府可以平反，還給受害者一個公道。因為這是中國大陸政府是否能民主化的重要指標。在台灣來說，我們的意義是說希望更多的台灣人，不管藍綠統獨能夠更多關心這件事，因為其實六四這件事，對於台灣前途是都有很重大的關係的。
凃京威：六四對我來說是個國際事件，而在台灣，像我這樣比較關注國際人權的人這幾年越來越多。會特別挑選六四來做，是因為我的香港同學。像國際特赦組織長期關注的未必只有中國大陸，可能還有其他國家。我比較多還有關注圖博（編註：Tibet的音譯，即西藏）和緬甸。
因 為交流之後，會發現差異大過於相同，在情感上沒什麼聯貫性，對我來講，看中國問題，和看緬甸、敘利亞的問題一樣，是屬於國際問題，是普世價值的關懷，我也 同時投入圖博和緬甸的人權活動，譬如參與台灣圖博之友會，今年暑假要去達蘭薩拉，也參與國際特赦組織的活動，對我來說和聲援六四的心情沒有太大差異。
陽光時務：看待六四和野百合的感覺有什麼不同？有親近感的差距嗎？
凃京威：當然是對野百合比較有感覺，會更積極去找資料，資料也比較多。
林 家興：親近感上沒有太大差別，但如果說哪個影響我比較多，一定是野百合，畢竟是自己國家發生的事。六四的事情比較是在歷史的、價值上的，野百合改變的是整 個生活形態。我對野百合會瞭解比較多，因為它們的規模跟複雜度都差很多。六四我真的完全不敢說我了解，只敢說我關心，實在太複雜了。野百合畢竟在台灣發 生，資料比較容易取得，參與者也有很多人現在社會上很活躍。
陽光時務：兩位在這兩年都有參與六四活動的籌辦，有甚麼因為意識形態而有意見不同地方嗎？
凃 京威：去年組織內部藍綠衝突比較明顯，因為我們會找朋友參加，自然有些立場上更明確的台派學生，他們一開始會質疑為何要做六四，憑什麼投入大家的資源和資 金去做？或者是覺得六四應該要和二二八或台獨一起談，我反而面對這樣的狀況，要和這些朋友筆戰。當然我們尊重多元觀點，但我希望擱置爭議，求同存異。我們 希望大家有共同的理念是，做一個自由的人，被國家權力尊重的人，這樣的概念之下，台獨和統一都可以暫時放下。
其實前年王超華老師質疑過台派學生不真的想關心六四，我同意當時還有一些這樣的人，但這幾年經過我們溝通，也慢慢在轉變。但我們希望更前進一點，每年關注不同現狀，集結所有關心中國人權的人。
林 家興：去年主要的爭論是，因為我負責寫論述和新聞稿，有些用字譬如「如何對得起中華民國百年民主的先賢先烈」等等，大部分同學不能接受，（凃：這點我們的 確有些意見），但最後百年還是保留了。但去年六四晚會，成功大學學生林飛帆在台上喊支持「台灣獨立」，我就很不高興，不過後來知道是沒溝通到後也就沒事 了。
凃京威：那時一片混亂沒有溝通到我們很不好意思，但我們還是希望這個場合能呈現多元觀點，無論是獨立或主張統一，譴責會支持中共的聲音，我們都要包容。
林家興：我同意京威說的包容多元意見，但我希望這個活動中立一點，不要讓外界誤解是民進黨的場子，可以讓不論藍綠統獨的人都來關心，不要有政治色彩。
去年成立了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核心成員大概八個，澳門一個，香港三個，剩下都是台灣人，基本都是北部大學，「藍」的只有我一個。大部分國民黨的支持者比較務實，對人權這種價值性的議題不太關心。所以六四的活動他們會默默參加，但不會參與太多。
其實國民黨真的蠻奇怪的，過去從仇共、反共到現在是容共，國民黨的支持者，比較在意當前的實質生活，對價值和人權比較不關心。綠營面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截然不同，我覺得和政黨及支持者屬性有關。綠營比較會談價值、理想性的東西，又或者是藍營做得比較多（編按：較務實）。
陽光時務：那今年的合作還有衝突嗎？
凃京威：今年比較明顯的衝突是與香港同學。
組 織裏有一半是港澳同學，他們在香港長期參加六四晚會，有既定經驗：一定要以「平反」為訴求，二是要以對同胞情誼為基礎，維持哀傷氣氛。但對台派來說，基本 立場上是困難的，因為這是「他國」內政，我們只能關心不能干涉，國外聲援六四的人也都是這個角色。而且同胞情誼、哀傷氣氛在台灣沒有共鳴。當然我們理解也 尊重香港同學的傳統，但基於行動主體是台灣，我們會和他們溝通，若要引起更多台灣人的共鳴， 長期延續行動力，則論述就必須在地化，要給台灣人一個立場，去跟他說，為什麼我們要關心這件事情，而不只是一群香港人來這裏互相取暖。
我們不會喊平反六四，會喊要求兩黨突出對六四的態度，但香港同學覺得這和他們想像不同，我們彼此認為的重點不同。但還是有妥協，就是晚會還是有一半的時間來哀悼。
我 們已經連續三年辦活動，如果還只是停留在讓大家了解歷史上有發生這件事，覺得很不夠。所以今年會有一半時間討論六四歷史，一半討論現在中國人權現況，讓台 灣人看到不同面貌的中國，所以我們不希望以「平反」為定調。有港澳台三方對六四多元的立場是好的，雖然有主客體之分，但是都可以溝通，不會堅持一定要怎 樣。只要能讓台灣人更了解六四，活動的形式、基調只要不違反六四本身精神，都可以接受。我們也會代表香港同學跟很台派的同學溝通。
其實我們的角色吃力不討好，常常兩邊都不是人。
林家興：就平反這個點上，我情感上跟香港同學比較接近，但我也同意京威，香港同學如果只聚焦在平反和哀悼，在台灣不一定適合，因為我們沒有脈絡，活動鎖死在這上面，不利於更多人了解。
但我覺得港澳台學生彼此對六四不同的看法，這樣的衝突很有意義，因為這也關乎我們這代人如何看，再加上台灣又是一個比較多元價值的地方，但我覺得既然主場在台灣，香港同學可以放下一些「一定要」的東西。
我和香港同學討論過，他說因為六四是他成長最重要的寄託，所以不平反六四他無法接受，我對於這樣主張沒有意見，但最根本的問題是這樣的手法在台灣接受度高不高，而不只是自己講爽。
陽光時務：面對這種衝突會有不舒服的感覺嗎？
林家興：我是不會，但我覺得他們有必要靜下心來聽聽台灣的主張是什麼。
凃京威：如果要把台灣的資源，強加他們的認同和概念，多少會有不舒服感，但為了合作，我們會盡量壓下這個心情。只是有些緊急事件，譬如急著做宣傳稿，急著做特刊，不同意識形態就會跑出來，這是逃避不了的。
但 我們也在討論，今年六四晚會的音樂，要放棄大多數香港紀念六四的音樂，譬如《自由花》、《血染的風采》，而以和台灣有脈絡的背景音樂為主，譬如《歷史的傷 口》，或者是其他音樂。我們不希望只是移植一個活動框架到台灣來，而是希望有台灣的呈現方式，這點香港同學比較沒有意見。
陽光時務：那未來怎麼面對大陸學生呢？
林家興：陸生還不多，之前都是交換生，所以沒有進到決策的核心，但已有看到一些志工，我特別歡迎未來大陸學生的參加。
凃京威：我們也很歡迎，如果這件事情能讓更多的中國學生願意認真面對自己的狀況，我覺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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