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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届
1966年8月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京市大中学校学生，对给他戴红卫兵红箍的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说“要武嘛”。第二天宋彬彬就改名宋要武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一个高潮。各种红卫兵组织拔地而起，开始在社会上“破四旧”。这些红卫兵以中学生为主，标准行头是绿色军装，军官的宽皮带和左臂上鲜艳的红袖章。上面有集成的毛泽东题字“红卫兵”，所以卫字是繁体的衛。
图画老师杜铁宝制作的红卫兵袖章，中央乐团谱写的毛语录歌曲《造反有理》
这幅袖章是第二年1967年制作的。那时红卫兵已经分派别，往往加上井冈山、毛泽东思想等形容词。红八月的袖章上只有三个字。后来有了“级别”，加上“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和“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著名的“联动”。
1966年7月4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大字报，引用了毛泽东于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在8月1日回信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此回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下发。中央乐团在1967年为此谱写了毛主席语录歌曲，造反有理成了无法无天的依据。
虽然由于“海外关系”，我不够参加红卫兵的资格，但一开始我在北京并没有觉得紧张，还能保持一个观看的态度。8月21日是星期天，有同学来访，说起红卫兵“破四旧”，要把西四丁字口著名的上海迁京服装店《造寸》的霓虹灯取下来。那时我家离西四很近，我们就一同走过去看。
1956年，由周恩来总理批示，红都、雷蒙、波纬、蓝天、造寸等当时在上海知名的多家高级服装店一起整体迁往北京。造寸相当于今天有品牌的时装店。他们有裁缝，度身定制，很有些名气。当然也不是一般人可以问津的。这次首当其冲，被红卫兵要求把北京尚少见的霓虹灯拆下来。但是几层楼高的大招牌不是店员可以拆得了的，红卫兵一时兴起就纷纷爬上招牌动手去拆，很快就演变成打砸，碎片一地，引得路人驻足观看。
我和同学看了个全出戏。哪想到这是暴力“破四旧”的先声。轰动世界的文革“破四旧”就是由这个西四丁字街路口《造寸》开始的。那时我还没意识到，更大的危险和暴力马上就来临了。
难得的一张造寸老照片，霓虹灯白天只能隐约看到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肯定红卫兵行动不到一个星期，北京百多年来最恐怖的时期到来了。那时说恐怖也是有阶级性的。国民党搞的是白色恐怖，毛主席要的是红色恐怖，红色恐怖万岁！在众多红卫兵小报中就有一份叫《红色恐怖报》还是用集成的毛主席手书做刊头的。
公开发行的红卫兵小报《红色恐怖报》
在红色恐怖的高潮，北京中学红卫兵走在前面，他们不但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反革命，还热衷于抓坏分子。
大约在8月10日左右，一个中学的红卫兵发明了抄家。结果在一个老太太家竟然抄出了早年的地契，这下可惹火了红卫兵小将，他们就拷打这个老太太。那正是北京炎热的夏天，老太太不堪刑讯，当场死了。
红卫兵小将头一次看见打死人，也有些害怕。哪想到这事被当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知道了，他会同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为此特地接见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万人的大会上宣布“老太太私藏地契，就是企图变天，后果自负，红卫兵小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那天还在体育场批斗了一批黑五类出身的青年，他们是在被抄家时，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红卫兵动手打架。这些黑五类被称为狗崽子，就在万众睽睽之下，当着中央文革成员和公安部长的面，被红卫兵用皮带痛打，然后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法办。
15日星期一，虽然是暑假，我还是要到小学上班。在搞运动期间，学生没有到校。这天老师天天读之后没有被校长布置开会，大家都无所事事。但到了下午，我突然觉得楼道格外冷清，一贯守时按点上下班的老师都不见了，觉得有些瘆得慌。
我决定也回家。我在西四下了无轨电车，发现大街上到处都是满载家具和箱子的大卡车往返横冲直撞，路上行人匆匆，一股恐怖的气氛笼罩在大街上。我不明所以，赶快回家。
进了家门，我的二姨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抄家了，红卫兵在抄家。”
“什么？抄谁的家？”我依然不明所以。
二姨说：“谁的家都可能抄，咱们胡同已经抄了两家了。”
我又问：“根据什么抄呢？”
二姨说：“红卫兵一进胡同就问孩子谁家有钱，半大的孩子随手一指，他们就进去了。我也不敢看，赶紧回来了。”
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16日，星期二，我还不敢不上班。到了学校，老师各个沉默寡言。大家都在等《人民日报》，希望政府能指示一下。哪想到了下午，报纸来了，头版大标题是“破四旧好得很”，文章虽然没有提及抄家，但是明确地肯定红卫兵小将的行动好得很。
画红框处就是张贴红卫兵告示的地方，要穿过这个弄堂才能到电影院，左面就是造寸服装店，可以隐约看到橱窗里的衣服
我回家，见到丁字口的红楼电影院门口张贴了一份大字报。我赶过去看。上面说红卫兵抄到一个老太太家，竟然发现这个老太太藏有地契，岂非变天账。于是采取了革命行动（就是打了她）。老人不经打，当场被打死。公安局到场宣布红卫兵没有责任，企图变天的老太太咎由自取。这个告示叙述经过之后，警告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末日到了。
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我二十岁了，听到的都是抄家，打死人，轰回原籍的消息，非常害怕。我记得我的小表侄王培还刚刚上小学，才七周岁。他并不知道有多恐怖。那天他从外面回来，大声地敲门。在家里的人都面面相对，以为是红卫兵来抄家了。我硬着头皮去开门，一看是他，不由分说就给了他一个嘴巴子。我觉得真要精神崩溃了。
周三，红卫兵冲进了我们对门的邻居家。那里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是个驼子，背后人们称他“小罗锅”。我们虽然不认识，但一直认为他们是比较穷的人家。很快我就听到拷打的声音，那是宽皮带打在后背的闷声。军官的武装带是宽皮子的，还有一个不小的铜扣，劈头盖脸打下来，立刻就是一道血印。
我悄悄听着，原来是拷问他们藏了枪，要小罗锅的母亲交出来。大约打了两个小时，一个中学生模样的红卫兵到胡同喊话，说这家的男人是国民党兵痞，逃亡台湾，他的老婆为他藏了枪，现在供出来在通县某地，他们正联系车去挖枪。我至今清楚记得，那时已经下午五点多了。我也明白这是打狠了，小罗锅的母亲胡乱招的供。
周四，我姨到外面买菜回来，吓得脸都白了。她说看见一个卡车沿街收尸，在大院胡同口（郭沫若当时住大院胡同）对面的义达里口扔上来一具女尸，穿着黑丝袜子，腿还在抖动。我想这个女人一定是被红卫兵逼着穿上黑丝袜挨斗，被打晕了，还没有死。这件事我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但是我二姨的话和她当时的表情给年轻的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以至于我至今看不得女人穿黑丝袜子。
义达里至今尚存，北面是缸瓦市教堂，美国布什总统曾到那里做过礼拜。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教堂当时就是存放抄家来的东西的，堆了那么多，不少家具只能放在院子了，听凭风吹雨打。
北京“义达里”曾经是末代皇后婉容外公和硕定亲王爱新觉罗·毓朗的住处
我弟弟上初中时在四中就读，高中时在八中就读。那年他是高二。一天，四中的红卫兵终于来了，质问我们的父母到哪里去了。我二姨经历过当年日本人抓人的阵势，很从容对红卫兵说：“这是我的家，他们只是借住。”那些红卫兵一时愣住了，竟然也没有深问，走了。
我有一个表姐是积水潭医院的大夫。抄家时，一个无线电爱好者被说成是美蒋特务，有通敌电台，被红卫兵往死里打，他就跑到积水潭医院大门口，以为被打上了至少可以被急救，不至于丧命。哪知医院拒绝他进去，红卫兵追了过来，当场打死。表姐看到他的孩子围坐父亲尸体在哭。
那时候打死人是天天发生的事，多是中学红卫兵干的，其中包括很多才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女。至于被批斗的人，女人被剃阴阳头的就更是见怪不怪了。连续几天，我在兵马司胡同看到一个女人，被剃成秃头，脸有些浮肿，一条绳套在她的脖子上，任由骑着自行车的红卫兵如遛狗一样牵着跑。有时她的脖子上还挂了一双破鞋。一直到现在，每当我走近兵马司胡同，眼前就浮现出她的样子。
当时学校名义上是放暑假，其实迹近瘫痪，陶铸主持中宣部后，正式宣布废除高考，当然小学升中学的考试也随之停止了。中学生不毕业，我们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当然也不可能离开小学了。到底如何办，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操心，日子很难过，对付一天是一天。幸好是暑假，上千的学生中只有一小撮出身好的学生纷纷组织起红小兵效法他们的哥哥姐姐闹革命。有时他们也自称红卫兵。
那时成立个革命组织很容易，只要印个红箍戴上就成了，当然还要刻个公章。这在平时是严格控制的行业，现在也不要证明了，胆大就可以去刻。我的一个学生，忘了叫什么名字，一个人成了了五六个组织，裤兜里经常带着一大把公章。可不要瞧不起这些公章，就凭这样的红卫兵公章，可以把出身地主富农的人的户口吊销，递解回原籍劳动改造。
其实那时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出身。只要你说是红五类出身，即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出身，几乎干什么都成。就是到医院看病也要自报家门。这并不需要什么证明，那时也没有身份证。但绝少有人敢报假，因为只要被人认出来，很可能当场打死。那时人口流动性很低，周围都是知根知底的熟人，假冒红五类出身的风险太大了。
我表哥的一个朋友叫谢井山的，是体育老师，被学生打断了手指，他跑到比较远的医院就医，哪想到每个医生身旁都有一个红卫兵持皮带监督，询问病人出身。不是红五类出身的不得治疗。红卫兵问他什么出身，他谎言老贫农，得到了治疗。我们听说了，即钦佩他的胆大，又为他捏了把汗。谢老师故去的父亲是商人，他却敢自报出身贫农，得到了治疗。要知道被揭穿谎报出身的后果可比现在谎报学历要严重得多，很可能被当场活活打死。
红卫兵在社会上造反，名为“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到处打砸抢。和我们学校一个党支部的八里庄小学位于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享庙。我们学校的学生和八里庄小学的学生联合就把李莲英的坟扒了。
我有一个贫农出身的学生王得庆因为老留级，虽然在小学，年级有十五岁了，个子也明显高于其他孩子。他参加了一个中学红卫兵组织，去抄了梅兰芳的家，他还对我说过，他们就在那里住下了。
当然红小兵、红卫兵也来校造反。我们小学老师必须每日到校，学毛主席著作，写大字报，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流毒。而小学生也给老师贴大字报，揭发老师课堂上说了什么反动的言论。这些揭发虽然幼稚可笑，却也使所有的老师心惊肉跳。我们要认真抄下来，准备辩解或检讨。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小学生给我的大字报抄录中的一页
八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去厕所，路过四年级二班的教室，看到一个五年级农村大龄学生带领一帮红小兵正在审问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很瘦小，可能不到十岁，跪在教室中间，低着头。那帮红小兵问一句抽一皮带。
解放军军官的武装带是当时最时髦的衣饰。拥有武装带的学生自然和解放军沾亲带故，血统高贵，是红卫兵里的贵族。而用武装带打人则是最时髦的武器，最酷的，按当时的说法是最帅的。
行刑的方法是叫被审查的对象跪下来，从军上衣解下武装带，劈头盖脸打将过去，而且一定是把有铜扣的一端抡出去，令阶级敌人马上见血，才是最革命的举动。这叫“造反有理”，也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全是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一句顶一万句。铜扣打在头上，是脑袋开花；打在背上，是血淋淋一条。被打的人鲜有不叫起来的，抡下去鲜有不认罪的。
这个大龄学生就是前面提到的王得庆。他抬头看见我说：“我们在审小偷。”我是属于黑五类出身，不敢置一词，但我看这样打下去，那个孩子会被打死，于心不忍，就回办公室告诉了体育老师许嘉华，他是工人出身。
许嘉华拿着语录就去了，对学生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打人。”学生当然不听。也许他依仗是红五类出身，竟然和红小兵吵了起来。我没敢过来，躲在楼道悄悄看着。只见王得庆一挥手，几个红小兵一下就把许嘉华抱住了，许嘉华毕竟不敢还手，于是就被学生摔在地上。这时王得庆凶性大发，抄起一个椅子就砍了过去，狠狠砸在许嘉华腰上。接着王得庆又抡起武装带朝许嘉华头打来。我看许的性命难保，起端又是我叫的他，也就忘乎所以，冲了进去，一把拉住王得庆的手说：“请不要打了”，一面示意许嘉华快逃。
王得庆一面打我拉住他的那支胳膊，一面对我大呼：“你放开手！你放开手！”我不知吃错了哪门子的药，就是不撒手。直到许嘉华爬起来逃出了教室，我才松开手。这时王得庆就把武装带向我抡了过来。我边用左臂挡着，边向教室外退。就这样我一路对抗着解放军武装带的攻击，退到我的教研室。
王得庆也追进了办公室，大多数老师全吓跑了，剩下音乐王老师和美术杜老师呆在那里不知所措。我的办公桌靠墙，我被挤在墙脚，退无可退。幸亏办公桌很大，暂时挡开了王得庆。已经疯狂了的王得庆于是抄起一个个办公椅向我投掷过来，我挥动手臂拨开这些有四条铁腿的椅子。我才知道扔椅子并不那么危险，因为投过来的椅子速度慢，只是看起来可怕，却不会重伤我。
在这个关头，六年级的几个红小兵来了，大概我和学生的关系一直较好，他们把王得庆劝走了。音乐王老师对我说：“快跑啊，快跑回家吧。”她是工人出身，当年也是20岁，吓得直喘，一边说，一边把两个手在空中抓着。我愣了一下，总算明白过来了，窜了出去，离开了学校。
我一路上惊魂未定，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发生此事。王得庆家属于玉渊潭公社，贫下中农出身。是我教的学生，年龄比同班同学大两三岁，脾气暴躁，对同学经常拳打脚踢，用今天的说法是有暴力倾向。但他一向听我的话，因为我和他年龄只差三四岁，从来没有对他拿出老师的架子来。我讲〈自然〉课，经常叫他解释农作物，令他有面子，又有自信，所以即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还是称呼我为“潘老师”。由于他的出身，本来连入队戴红领巾的资格全没有的学生，一下成了学校红小兵的头头。他们的红卫兵公章就拿在他手里。那天他真是打红眼了。
到了家，我腿全软了，几乎瘫在床上。突然我惊坐了起来：“学生要追到家里可怎么办？”那就不是我一个人挨打了，家会被抄，这是肯定的，因为王得庆前天还告诉我他参加了抄梅兰芳家，“可不得了了”。老人会被拷打，而且王得庆一动手打人就失去了控制。
我别无选择，马上起身，立即回学校去，即使我还可能被打。也就是在那几天，我失去了盲目的敬仰，开始自己的思考了。
2024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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