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 (Joseph Nye) 表示，尽管从表面上看，乌克兰战争让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被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但实际上那只是北京与莫斯科为应对美国而在互相利用。而普京发动的侵乌战争未能速胜也让习近平慎重考虑他是否要“武统”台湾。他还表示，中国军方最近宣称成功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并不能改变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平衡。
俄乌战争长期化
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是6月20日在韩美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rean-American Studies, ICAS)举办的一场线上讨论会中发表上述观点的。他说，乌克兰战争的爆发是一次“经典的误判”。普京原以为俄军会很快占领基辅，推翻泽连斯基后在乌克兰扶植一个亲俄政府，然后在顿巴斯地区让两个宣布独立的共和国加入俄联邦，从而结束这场冲突。
但奈认为，局势发展到今天，俄乌战争很有可能将变得旷日持久。一方面，在俄军犯下战争罪行的证据被曝光后乌克兰人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几乎没有谈判的空间。在另一方面，普京把他的政治前途押宝在征服乌克兰、恢复俄罗斯帝国昔日辉煌上，他甚至幻想自己成为“彼得大帝”那样的人物，因此也不大可能做出重大让步。他说，乌克兰战局将很有可能演变为一场长期的僵局。
中俄关系为有限的“权益友谊”
约瑟夫·奈指出，俄乌战争在亚太地区造就了“威权轴心”(axis of authoritarians)，即中国与俄罗斯更为密切的联系。他说，习近平希望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目的是联俄抗美。但奈认为，中国并不想把宝全部押在普京身上，中俄关系的强化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
他说：“你所看到的是俄-中轴心的巩固。但有趣的是，即使在这个框架内，中国也一直小心翼翼，既不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也不违反美国的制裁，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想自己遭受二次制裁。因此，尽管中国说中俄友谊无上限，但实际上它变成了有限的‘权益友谊’(friendship of convenience)。”
约瑟夫·奈是“软实力”(soft power) 概念的提出者。他今年4月在Project Syndicate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亲俄中立”立场令其在欧洲的软实力大大削弱。他在那篇文章中说，习近平本可以进行斡旋，为普京提供一个可以保留颜面的台阶同时化解战争带来的其他威胁，这不仅会加深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也会提升中国自身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习近平甚至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随着普京在习近平69岁生日之际与他通电话提出深化双边合作，这一切已变得毫无可能。
奈表示，俄乌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在战争前曾被法国总统马克龙称为“脑死亡”的北约做出了全面和迅速的反应，而原本被国内严重党派分歧而掣肘的美国却能够获得两党的广泛支持，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400多亿美元的援助和军事装备。
“我认为这有一定的示范效应。除此之外，在日本和韩国等民主社会，人们对一些暴行和屠杀的图片以及俄罗斯公开侵略的事实感到震惊和反感，”奈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乌克兰战争在亚洲的影响，如果有的话，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联盟系统。”
中国攻台机率或降低
约瑟夫·奈认为，在一些人看来，亚洲最类似于乌克兰的情况，可能就是台湾的局势。但他提出，随着乌克兰战争的长期化，未来几年内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反而会降低。
“当时有人预测中国会在四年内入侵台湾。我自己的观点是，在这四年时间里，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会减弱，因为如果普京不能在白俄罗斯这样的友好国家的陆地边界上用大规模的军队成功占领基辅，对台北发动两栖行动的想法，我认为，看起来有点不太靠谱。如果习近平把他对共产党的控制和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作为主要目标，我认为这是他的目标的一个简化版本，那么为数不多可能扰乱其目标的情形之一就是对台湾远征的失败。因此，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可能是由于乌克兰的战争，人们在台北可以睡得稍微轻松一点。”
在这一点上，奈与美国主流的看法似乎有所不同。包括拜登政府官员在内的美国主流观点是，乌克兰战争不会改变北京“武统”台湾的决心，他们反而会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遭遇的挫败中汲取教训，补足自己的短板。
中国反导拦截试验无碍大局
就在6月21日，中国解放军29架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控识别区，是今年以来中国第三次出动20架次以上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在此之前，中国国防部上周末宣布成功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有专家分析，这次反导拦截试验，再加上第三艘航母下水，中国将备齐攻打台湾的所需手段。
但约瑟夫·奈对解放军的这次反导拦截试验不以为然。他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有关中国反导拦截试验是否会打破亚太地区军力平衡的提问时表示，中国挑选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做出这一宣布，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我不认为这些试验有太多的意义，”他说，“有很多各种级别的测试。问题是，我不认为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在改变军事平衡方面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它们不过是政治谈判的筹码。”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206/%E7%BA%A6%E7%91%9F%E5%A4%AB%C2%B7%E5%A5%88%EF%BC%9A%E4%B9%8C%E5%85%8B%E5%85%B0%E6%88%98%E4%BA%89%E9%95%BF%E6%9C%9F%E5%8C%96%E9%99%8D%E4%BD%8E%E4%B8%AD%E5%9B%BD%E6%94%BB%E5%8F%B0%E5%8F%AF%E8%83%B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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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2 June 2022
Saturday, 24 November 2018
约瑟夫·奈：中美面临“合作的对抗”，而不是冷战
10月份访问北京期间，我常常被问到，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最近对中国的严厉批评是否标志一场新冷战的宣言。我的回答是，美国和中国已经步入双边关系的新阶段，但冷战这种比喻具有误导性。
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将成千上万核武器瞄准对方，而且双方几乎没有贸易或文化联系。相比之下，中国的核力量有限得多，而每年的美中贸易额达到5000亿美元，35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每年赴美中国游客达到300万。对于今天的中美双边关系，更好的描述是"合作的对抗"。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中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大体上持续20年。朝鲜战争后的20年是敌对状态，接下来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2年那场著名访问之后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双方为对抗苏联进行了有限的合作。
冷战的结束迎来第三个经济交往的阶段，美国帮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包括2001年加入WTO。然而在冷战后的第一个十年里，比尔·克林顿总统的政府两面下注，还同时加强了美日同盟，并改善与印度的关系。2017年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重点放在了大国对抗上，中国和俄罗斯被当成美国的主要对手。
在2016年总统选举之前，美国国内有关中国的传统观点就已经开始变得不受欢迎了。特朗普的言论和关税只不过是火上浇油而已。
自由的国际秩序帮助中国维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大幅减少了贫困。但中国也通过补贴国有企业使贸易环境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并从事商业间谍活动，要求外国公司将知识产权转让给本土的"合作伙伴"。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错误地把关注重点放在了双边贸易逆差上，但许多人也支持他对中国挑战美国技术优势的怨言。
此外，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也为双边关系添加了安全的维度。虽然由于高度相互依赖，双边关系的第四阶段不算是冷战，但它远远不是一场典型的贸易争端，就像美国最近与加拿大为进入其乳品市场所发生的冲突。
部分分析人士认为，第四阶段标志着一场冲突的开始。在这场冲突中，守成霸主与新兴的挑战者开战了。在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解释中，修昔底德的著名论点就是这场战争缘于斯巴达担心雅典的崛起。
这些分析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在美国引发类似的恐惧，他们同时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类比，当时崛起的德国让霸主英国感到不安。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要复杂得多，它还包括俄国实力的增强在德国引起恐慌，巴尔干地区及其他国家民族主义兴起，以及哈布斯堡王朝为避免衰落铤而走险。
更重要的是，到了1900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超过英国，而中国目前的GDP(以美元计)只相当于美国的3/5。与英国和德国相比，美国有更多时间和财力来控制中国力量的崛起。中国受着亚洲天然平衡力量的制约，其中的日本(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印度(人口即将超过中国)并不希望受中国的支配。
对美国来说，对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种恐惧的屈从，会成为不必要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所幸，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还没有接受把中国歇斯底里地描绘成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强大的敌人。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像希特勒的德国或斯大林的苏联那样，对对方的生存构成威胁。中国不会入侵美国，它也无法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那里的多数国家欢迎美国的存在。日本是所谓第一岛链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支付着3/4的东道国费用，让五万名美军驻扎在当地。
我最近对东京的访问让我确信，日美同盟是强大的。如果特朗普政府维持这种关系，那么中国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前景非常渺茫，更不要说主导世界了。美国手中有更好的战略牌，没有必要屈从于修昔底德式的恐惧。
但是，也有另一个方面让第四阶段只是"合作的对抗"，而不是冷战。中国和美国都面临跨国性的挑战，没有对方，这种挑战是不可能解决的。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遵循的是物理定律，而不是政治法则。随着非法毒品、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等所有一切让国界变得千疮百孔，最大的经济体必须通过合作来应对这些威胁。
中美关系的某些方面将涉及正和博弈。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中国的合力，而不是对中国的控制。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是否有能力从"合作的竞争"角度思考问题。我们能两头兼顾吗?在一个民粹的民族主义时代，对政客来说制造对新冷战的恐惧要容易得多。
——钝角网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11/blog-post_51.html
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将成千上万核武器瞄准对方，而且双方几乎没有贸易或文化联系。相比之下，中国的核力量有限得多，而每年的美中贸易额达到5000亿美元，35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每年赴美中国游客达到300万。对于今天的中美双边关系，更好的描述是"合作的对抗"。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中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大体上持续20年。朝鲜战争后的20年是敌对状态，接下来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2年那场著名访问之后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双方为对抗苏联进行了有限的合作。
冷战的结束迎来第三个经济交往的阶段，美国帮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包括2001年加入WTO。然而在冷战后的第一个十年里，比尔·克林顿总统的政府两面下注，还同时加强了美日同盟，并改善与印度的关系。2017年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重点放在了大国对抗上，中国和俄罗斯被当成美国的主要对手。
在2016年总统选举之前，美国国内有关中国的传统观点就已经开始变得不受欢迎了。特朗普的言论和关税只不过是火上浇油而已。
自由的国际秩序帮助中国维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大幅减少了贫困。但中国也通过补贴国有企业使贸易环境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并从事商业间谍活动，要求外国公司将知识产权转让给本土的"合作伙伴"。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错误地把关注重点放在了双边贸易逆差上，但许多人也支持他对中国挑战美国技术优势的怨言。
此外，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也为双边关系添加了安全的维度。虽然由于高度相互依赖，双边关系的第四阶段不算是冷战，但它远远不是一场典型的贸易争端，就像美国最近与加拿大为进入其乳品市场所发生的冲突。
部分分析人士认为，第四阶段标志着一场冲突的开始。在这场冲突中，守成霸主与新兴的挑战者开战了。在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解释中，修昔底德的著名论点就是这场战争缘于斯巴达担心雅典的崛起。
这些分析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在美国引发类似的恐惧，他们同时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类比，当时崛起的德国让霸主英国感到不安。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要复杂得多，它还包括俄国实力的增强在德国引起恐慌，巴尔干地区及其他国家民族主义兴起，以及哈布斯堡王朝为避免衰落铤而走险。
更重要的是，到了1900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超过英国，而中国目前的GDP(以美元计)只相当于美国的3/5。与英国和德国相比，美国有更多时间和财力来控制中国力量的崛起。中国受着亚洲天然平衡力量的制约，其中的日本(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印度(人口即将超过中国)并不希望受中国的支配。
对美国来说，对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种恐惧的屈从，会成为不必要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所幸，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还没有接受把中国歇斯底里地描绘成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强大的敌人。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像希特勒的德国或斯大林的苏联那样，对对方的生存构成威胁。中国不会入侵美国，它也无法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那里的多数国家欢迎美国的存在。日本是所谓第一岛链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支付着3/4的东道国费用，让五万名美军驻扎在当地。
我最近对东京的访问让我确信，日美同盟是强大的。如果特朗普政府维持这种关系，那么中国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前景非常渺茫，更不要说主导世界了。美国手中有更好的战略牌，没有必要屈从于修昔底德式的恐惧。
但是，也有另一个方面让第四阶段只是"合作的对抗"，而不是冷战。中国和美国都面临跨国性的挑战，没有对方，这种挑战是不可能解决的。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遵循的是物理定律，而不是政治法则。随着非法毒品、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等所有一切让国界变得千疮百孔，最大的经济体必须通过合作来应对这些威胁。
中美关系的某些方面将涉及正和博弈。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中国的合力，而不是对中国的控制。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是否有能力从"合作的竞争"角度思考问题。我们能两头兼顾吗?在一个民粹的民族主义时代，对政客来说制造对新冷战的恐惧要容易得多。
——钝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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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6 December 2017
约瑟夫·奈：美国的领导力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
作者简介：约瑟夫·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大学杰出教授。
文章来源：本文刊于《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7》，转自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ID：PKU-IISS）
创建秩序及生产全球公共产品是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之一。用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话来说，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时期的终点，那个时期在经济上表现为西方领导下的全球化；在地缘政治上表现为后冷战时期美国领导全球秩序的'单极时刻'。问题是：接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会向何处去？是将进入一个类似于20世纪上半叶那种去全球化并充满冲突的时代，还是进入一个由非西方大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在维护全球秩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新时代"？[2]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全球政治中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有些人把这种权力称为美国的"霸权"并把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治下的和平相提并论。当时的英国居于19世纪全球秩序的核心，帮助提供了诸如稳定的货币、相对开放的市场和公海自由等公共产品。不过当时的英国并不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具有压倒性优势1914 年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仅名列第四，军费开支排名第三；而当今的美国无论是在以这两个指标衡量的硬实力资源上，还是软实力方面都位居首位。[3]不过，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可能将走向终结。用《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的话来说，"1945年创建的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体系，在冷战结束后得到迅速扩展，但是眼下却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全球化正在退潮"。[4]
世界政治中两个重大的权力转移，对与美国权力密切联系的自由主义秩序提出了挑战。一是权力在国家间的转移，即权力从西方国家转移到东方国家，表现为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迅速崛起；另一场权力转移则表现为权力从国家到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这一扩散主要得益于以互联网兴起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变革。随着威权主义的国家挑战者（如中国）崛起，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会被取代吗？或者，美国领导的秩序将陷入一种新封建主义（neo-feudalism）的混乱状态，任由非国家行为体大行其道吗？
美国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1945年之后出现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由美国领导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弱小的国家拥有制度化的机会来享受美国权力所提供的保护。美国在由多边规则和机构结成的松散体系内，提供诸如自由贸易和公海航行自由之类的全球公共产品。尽管美国在冷战期间在与苏联竞赛的过程中支持了一些独裁者，但美国总体上还是倾向于民主和开放。不论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多少不完美的地方，如果德国赢得了二战，或者苏联在冷战中获胜，那么20世纪后半期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同样地，如果21世纪后半叶国际社会听命于威权主义国家，或者根本没有秩序可言，那么世界也将是另一番模样。
我们必须进行审慎的分析，谨防厚古薄今的倾向。关于美国自由主义秩序的神话充斥着诸多混杂着事实的虚假成分。正如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世界秩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5]美国自由主义秩序的局限是它只集中在美洲和西欧的一批志同道合的国家；而这一秩序对非成员国也并不总是产生良性影响。由于人口众多的中国、印度以及苏联集团并非其成员国，美国的"世界"秩序所涵盖的范围还不到全球的一半。在军事领域，由于苏联的制衡，美国并未称霸全球。经济上，美国领导创建了自由主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治理世界经济的规则和惯例。不过，准确地说，在经济领域美国也只能被称为"半个霸权"（half-hegemony）。另外，还有诸多关于美国享有多么强大管控权力的神话。事实上，即使处于其权力巅峰之际，美国也没有能力防止许多事情的发生，这包括1949年"失去中国"，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创建和存续，以及20世纪60年代在越南遭受失败。现在一些分析者宣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美国的世界。但确实，过去的所谓霸权从来就不像我们神话里所描述的那般无所不能。
起源
美国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在19世纪，遵从乔治·华盛顿避免结盟的忠告和专注于西半球的门罗主义传统，美国在全球均势中发挥着微弱的作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时伍德罗·威尔逊决定与传统决裂并将两百万美军送至欧洲战场。此外，他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主张，以在全球范围内构建集体安全。当参议院拒绝美国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后，美国军队返回国内，美国又"回归了常态"。尽管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是全球均势中的重要因素，但它却变成了极端的孤立主义者。即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雄辩也无法劝服美国人去直面希特勒的威胁。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却不愿意承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领导责任。因此，20世纪30年代并不存在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其结果是经济衰退、种族屠杀和世界大战。
哈里·杜鲁门在战后的一系列决定成为转折点，开启了美国成为全球均势核心的70年，永久性同盟因此建立，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得以维持。1947年，当英国因国力虚弱而无法支持希腊和土耳其时，美国接替了英国。美国还在1948年向马歇尔计划投入巨资，1949年创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0年领导一支联合国的联军在朝鲜作战，1960 年与日本签订新的安保条约。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美国遏制苏联权力战略的组成部分。正如乔治·凯南（和其他人）看到的战后世界，当时有五个主要的工业生产与力量区域，即美国、苏联、英国、欧洲和日本。孤立苏联，与另外三个地区结盟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直到今天，美国在欧洲、日本、韩国还有其他地方一直保持着军事存在。
围绕着对越南、伊拉克等发展中国家的干预，美国国内曾经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党派分歧，尽管如此，保持联盟体系和维持多边制度始终是70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性共识。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一位政党总统候选人首次对这一共识提出了质疑，这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彻底改变。虽然历任总统和国防部长经常抱怨联盟的防务开支水平，他们还是认为最好将联盟视为如婚姻般稳定的承诺，而不是双方都竭力讨价还价的房地产交易。尽管美国领导人抱怨有人搭便车，但在唐纳德·特朗普之前，尚无人质疑这个联盟体系的结构。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吗？
新兴大国与全球公共产品
在秩序良好的国内政体中，政府负责生产公共产品，如治安或者整洁的环境。所有人都可以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中获益，没有人会被排除在外。由于缺乏国际政府，最强大国家领导的联盟负责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清洁的空气、金融稳定、公海自由。小国不可能被征税，亦没有动机为公共产品付费。因为小国贡献多少对于他们所获的收益并无影响，所以搭便车对他们而言顺理成章。而这个最强大的国家继续为提供公共产品做贡献亦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因为在它看来，不管是否有搭便车者，维持体系远比完全抛弃体系更有价值。因此，对这个大国来说，领导世界秩序是理性的行为，不然就会产生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因国力衰微而无法承担领导责任，而美国也没有挺身而出接过英国手中主导大国的接力棒，结果出现了对世界灾难性的后果。
同此道理，一些观察者担心，中国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但是并不会对其未参与创建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这种说法夸大了"非创始者"的问题，我将其称为"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金德尔伯格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他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归因于美国的搭便车行为。[6]中国从1945年之后的国际秩序中持续获益，但是它会在公共产品的生产上与其他国家合作吗？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中国是拥有否决权的五大国之一。目前，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还参与了联合国有关埃博拉疫情和气候变化的项目。中国从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中亦获益颇丰，如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在此接受于己不利的贸易争端裁决）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有所增加，目前还担任着重要的副总裁职位。2015 年，中国创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些人将其视为世界银行的替代品，但是这个新机构遵循了既有国际规则，并与世界银行进行合作。同样也是在2015 年，中国与美国一道为网络冲突制定新的规范，并联手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2016年拒绝海牙国际海洋法仲裁庭的裁定，[7]导致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但这类行为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崩溃。美国有时候同样对法律义务采取选择性立场，比如美国20世纪80年代对尼加拉瓜港口的布雷。总体而言，中国的行为并没非试图完全抛弃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而是致力于在从中获益的同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8]
更为重要的是，与现有普遍的看法相反，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的终结，因为中国尚未准备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按汇率折算，中国经济规模为11万亿美元，而美国为20万亿美元。[9]一些人预测，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按美元计算），但是预计实现的年份却因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测算不同而从2030年跨越到2050年。不过，即使未来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了美国，那也不是地缘政治价值的唯一体现。
权力是影响他人以获得自己所需的能力， 它包括三个方面： 强制力（coercion）、经济偿付力（payment）和基于吸引力的软权力。经济力量只是构成地缘政治方程式的一个部分，而且即便是在经济实力上，中国在人均收入方面（衡量经济复杂性的一个指标）还远远落后于美国。除此之外，中国在军事实力和软权力方面也仍落后于美国。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中国的四倍。虽然近些年来中国的军事实力有所增强，但在审慎观察军力平衡状况的分析界人士看来，"中国无力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更遑论在军事上称霸全球了"。至于软权力，根据伦敦的波特兰咨询公司近期发布的指数，中国位列第28名，而美国居于首位。[10]
再者，美国也不会停滞不前。美国人一向居安思危，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美国并没有走向绝对衰落。美国是唯一一个在人口规模上稳居其位（世界第三名）的发达国家，既不会经历人口萎缩也不会被其他国家超越现有排名。相反，中国很快就会把人口第一大国的位子让给印度。美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度已经下降，而中国的这种依赖正在加深。美国在发展关键技术（生物、纳米、信息）方面仍旧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技术对于21世纪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美国的大学在高等教育中享有压倒性优势地位。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份排名中,全球20 所顶尖大学里有15 所美国大学，而中国一所也没有。
当然，美国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并不会像20世纪时那样延续。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占据世界经济的份额将少于其在20世纪中期的份额，其他国家崛起所带来的复杂性使得组织共同行动更加困难。但是，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欧洲缺乏统一；金砖国家并非一个实体；俄罗斯正在经历人口的减少；印度和巴西（均为2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体）仍旧是发展中国家。而根据目前的状况，中俄之间尚且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威权国家盟友。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促使权力转移至该区域，但是在亚洲内部，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制衡着中国，美国对于亚洲均势的作用依然至关重要。
非国家行为体、新封建主义和熵
更有意思的关于未来问题来自于权力从政府向政府外的扩散。国家间的权力转移在世界政治中屡见不鲜，但是权力从国家到非国家行为体的转移却带来了新的和不为人熟知的复杂情况。当下的信息革命将一系列跨国问题，如金融稳定性、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流行病疫情和网络安全列入全球议程，与此同时，信息革命也势必削弱所有政府的响应能力。超越国境、处于政府管控范围之外的跨国领域包括了形形色色的行为体，如以电子方式转移资金的银行家，运送武器的恐怖分子，威胁网络安全的黑客，还有流行性疾病和气候变化这样的威胁。
事情的复杂性与日俱增。关于未来世界的一种模式是大国冲突或大国合作，而第二种模式涉及所谓"信息熵"（information entropy），在那个世界中，对"谁是下一个"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没有下一个"。这个回答过于简单，却也指出了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并未走到尽头，不过它将会被改变。
世界政治将不再是各国政府的专有领域。个人和私营组织，从维基解密（Wikileaks）到商业公司、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自发的社会运动等，都获得授权在世界政治中直接发挥作用。信息的传播意味着权力将得到更加广泛的分配，非正式的网络型组织（networks）将削弱传统官僚体制的垄断。信息在互联网上的快速传播意味着所有政府都减弱了对自己议程控制的能力。各国政府刚刚开始为网络空间制定规范的工作，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更看重多元利益攸关方的治理模式。[11]在网络世界中，政治领导人享有的自由变少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对重大事件做出回应，而且他们不仅必须与其他政府沟通，还要与公民社会进行对话。
政府和大国将拥有更多的资源，但是它们活动的舞台将更为拥挤：台上还有获得信息赋权的私营行为体，包括跨国公司、恐怖分子、暴徒、罪犯，还有个人。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21世纪的信息革命对权力的影响。有一点很清楚，国际体系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使得政府的管控变得愈发艰难。把当代世界政治视为"熵的时代"（age of entropy）或者无力做有用功都是过于简单化的做法。正如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es Naim）所言，政府的真空造就了"可怕的简化者"——蛊惑人心的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进一步加剧了治理的瘫痪无力，却没有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12]仅用140个英文字符很难制定政策。[13]
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政治正在经历这样的变化：即便美国仍旧是最为强大的国家，它也无法单独行动实现其诸多的国际目标。比如，国际金融稳定对于美国的繁荣来说极为关键，而美国需要与其他行为体进行合作来确保这一稳定的实现。气候变化和海平面的上升将影响全球公民的生活质量，但是美国不能独自解决这一问题。在一个国境线可以无所不入（从毒品到传染病再到恐怖主义）的世界上，各国必须运用软权力来发展网络型组织和创建新制度，以便应对共同的威胁和挑战。
最强大的国家能够发挥领导力，组织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美国依靠自己的领导力能够提供大部分公共产品。比如，美国的海军在维护海洋法和航行自由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美联储通过充当最后贷款人，为市场提供了信心。
在新的跨国问题上，美国的领导力仍将十分重要，但要取得成功则需其他各方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变成了一种正和博弈（positive sum game）。如果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要维系下去，就不能仅考虑美国权力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还必须考虑权力如何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在诸多国际问题上，赋予他国权力能够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中国改善其能源效率并排放更少的二氧化碳，美国将从中受益。在这个世界上，网络型组织和联系性将成为相对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复杂性日益增加的世界中，拥有最强联系性的国家将是最为强大的。值得庆幸的是，在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对于各国使馆、领事馆和使团数量的排行榜中，美国名列榜首。华盛顿拥有约60个缔约盟国，而中国几乎没有这样的盟国。
美国的开放性提升了其创建网络型组织、维持制度和保持联盟的能力。但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是否可以持续支持这种开放性及与他国接触的意愿？还是说，我们将看到一个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状态的21世纪？或许，对美国自由主义秩序未来的主要威胁是源于其内部而非来自外部？
源于内部的威胁
即使美国继续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军事、经济和软权力资源，它也可能选择不把这些资源转换成全球性的有效权力行为。如前所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就是这么做的。
2016年的总统选举充斥着两党对于全球化和贸易协定的民粹主义反应。民粹主义通常意味着对精英们（包括在过去70年里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那些机构和评论员）的抵抗。民粹主义并不是新鲜事儿，对于美国人来说它就像是南瓜馅饼那样普通。有些民粹主义者的行为对民主有益，如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和威廉·詹 宁斯·布赖恩（WilliamJennings Bryant）的所作所为；[14]而另外一些民粹主义者，如19世纪反移民的无知党（Know-NothingParty），或者更近期一点的还有参议员乔·麦卡锡（Joe McCarthy）和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他们更多地强调仇外和与外界的隔离。[15]特朗普现象更多地可归为第二类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反应有其经济与文化的根源。民调显示，那些由于国际竞争而失去工作机会的选区民众倾向于支持特朗普，这样做的还有一些群体，如在文化战争（涉及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的变化价值观）中丧失社会地位的中老年白人男性。即使没有经济全球化，文化和人口方面的变化也将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民粹主义。特朗普之后，特朗普主义（Trumpism）也很可能会延续下去，因为机器人导致的失业和贸易造成的失业数不相上下，而且文化上的变革还在持续。
一些观察家认为，2016年的美国大选标志着贸易和投资快速增长时期的终结。他们把当前的局面与1914年的世界相提并论。在那时，一个世纪的快速全球化使许多人致富，但同时也加剧了不平等，这导致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最终令世界陷入了大战的泥潭。但是1914年时几乎没有社会安全的网络。对于那些支持全球化和开放经济政策的精英来说，历史的教训是：人们希望看到他们不仅能够做出调整，帮助那些被变化打乱生活常态的人群，而且更多地关注经济上的不平等问题。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同样很重要。人们对待移民的态度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而改善。据皮尤研究中心调查，2015 年51% 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移民使美国更加强大，而41% 的被调查者把移民视为负担。对比之下，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39% 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移民使美国更加强大，50% 的被调查者视移民为负担。那时，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所带来的影响仍未消退。[16]
与此同时，从2016年大选激烈的辩论中解读美国民意的长远趋势也是错误的。特朗普从选举中胜出，但他并没有赢得多数选票。尽管《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这样精心设计的贸易协定前景堪忧，但是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抑或20世纪80年代），当今的世界并没有全面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一些分析家认为技术将造成去全球化，不过近期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长期趋势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有些经济学家，如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认为，官方数据未能捕捉到技术的进步，并且夸大了表面上的经济停滞。[17]事实上，美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正日益增加。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95年到2015年，货物贸易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了4.8个百分点。2014年美国出口了价值4000亿美元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这占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的近一半。2016 年9月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发现，65% 的美国人声称尽管担忧失业，但全球化对美国来说多半还是一件好事。[18]因此，"孤立主义"的标签并不能准确反映当前美国人民的态度。
有些美国人担心美国能否负担得起维持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花费，这种担心没什么根据。目前美国的国防和外交事务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尚不及冷战高峰时期所占比重的一半，所以维持联盟其实并没有那么昂贵。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大炮还是黄油，而是大炮、黄油和税收的关系。除非在增加税收的意愿推动下扩充预算，否则美国的国防开支就会受困于同重要投资的零和博弈中，这些投资包括改善国内教育、修复基础设施和研发投入。这样的局面会使国防和国内的改革都受到损害。目前，美国仍是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税赋最轻的国家之一，2012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的所得税税率比美国高10 个百分点。
维持自由主义秩序面对的第二个国内挑战是干涉问题。美国应该怎样、应以何种方式介入他国的内部事务？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差不多两个世纪前，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反对国内要求干预希腊独立战争的呼声，他宣称美国不应该到海外去寻找怪兽（monster）并加以摧毁。但是，在跨国恐怖主义和跨国难民危机发生的时代，某种程度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已经看到叙利亚内战如何像幽灵一般困扰着奥巴马政府。中东地区很可能经历数十年的政治和宗教革命，类似于德国在17世纪经历的三十年战争。这些危机将诱使外界干预，但美国需要置身于军事入侵和占领行动之外。在民族主义盛行和民众动员高度社会化的今天，外国的占领必然引发怨恨情绪。同时，为追求最高目标而做过度的承诺比适当收缩更能破坏美国国内的共识，而这种共识对支持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必不可少。对伍德罗·威尔逊全球理想主义的政治反应就是强烈的孤立主义，这拖延了美国对希特勒的反击。肯尼迪和约翰逊升级越战的做法导致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把注意力转向国内，小布什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做法造成了同样的后果。
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分裂，以及在外交政策议题上使用煽动性策略的倾向。未来特朗普主义（Trumpism）也许不会随特朗普而去。煽动性的策略制约了美国支持制度建设、创立网络型组织和为应对新的跨国性议题制定政策的能力，减少了美国作为网络型组织的资产，也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国内政治僵局经常阻碍美国发挥其国际领导力。比如，美国参议院未能批准《海洋法公约》，尽管美国需要利用这一公约来促进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类似的例子还有，国会曾连续五年未能批准政府的一项承诺，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分配欧洲和中国的投票份额，尽管这项改革对美国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损失。国会还通过了违背主权豁免这一国际法原则的国内法案，而主权豁免原则能够保护海外美国人的利益。在领导气候变化问题上，国内存在着对碳排放定价的强烈抵触。这样一些态度削弱了美国处理全球公共产品问题时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
结论
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是世界头号军事大国，而在全球政治中军事力量仍将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史蒂文·布鲁克斯（Steven Brooks）和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最近出版的新书《美国在21世纪的角色》中所论述的那样，"国家之间能力分布情况的转移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多或者那么快"。[19]但是他们也指出，学术界关于美国应当如何运用其权力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种新的、声望日隆的大战略方针——它也被称之为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收缩、脱离接触或克制——反映了冷战之后美国公众意见的转变。甚至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就职之前，一些学者就在质疑1945年之后的世界秩序。冷战后人道主义干涉的困境在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期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与此同时，正在崛起的中国和正在衰落的俄罗斯使它们的邻国感到恐慌，美国对亚洲和欧洲的安全保障确保了支持自由主义制度繁荣的稳定。同时，军事力量并非万能利器，试图去占领中东革命中民族主义高涨的国家、控制它们的国内政治，是注定要失败的做法，其结果是适得其反。在诸如气候变化、金融稳定、互联网治理规范等许多跨国性议题上，军事力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美国应通过维持网络型组织，与国际机构合作，为网络空间和气候变化等新领域创建规范来创造软权力，以补充美国的硬实力资源。然而，这种软权力恰恰受到特朗普单边主义政策的挑战。目前特朗普政府执政伊始，大选中关于（美国的）联盟瓦解的论断不大可能成为现实。美国的高官已经安抚了欧洲和日本，而且军力平衡可能比此前竞选中论及的更加强劲。但是在国际经济体系或者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治理方面，如气候变化问题上，情况却不尽相同。"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这个概念，无论是在直接还是间接的意义上，都包括政治—军事事务、经济关系、生态关系，以及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推广。这几个方面在多大程度上相互依赖，如果1945年建立的秩序被打破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些还有待于观察。有些方面可能会继续保留，而另一些方面则可能消失。
总而言之，领导力并不等于支配地位。在美国的自由主义制度存续的70 年中，总是既有一定程度的领导力，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今天，美国的优势有些不如当年，而世界则变得更加复杂，至关重要的事情仍将是美国与他国合作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然而，与中国崛起构成的威胁相比，对这种领导作用的更大威胁可能来自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政治。（注释略）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7/12/blog-post_24.html
文章来源：本文刊于《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7》，转自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ID：PKU-IISS）
创建秩序及生产全球公共产品是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之一。用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话来说，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时期的终点，那个时期在经济上表现为西方领导下的全球化；在地缘政治上表现为后冷战时期美国领导全球秩序的'单极时刻'。问题是：接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会向何处去？是将进入一个类似于20世纪上半叶那种去全球化并充满冲突的时代，还是进入一个由非西方大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在维护全球秩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新时代"？[2]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全球政治中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有些人把这种权力称为美国的"霸权"并把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治下的和平相提并论。当时的英国居于19世纪全球秩序的核心，帮助提供了诸如稳定的货币、相对开放的市场和公海自由等公共产品。不过当时的英国并不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具有压倒性优势1914 年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仅名列第四，军费开支排名第三；而当今的美国无论是在以这两个指标衡量的硬实力资源上，还是软实力方面都位居首位。[3]不过，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可能将走向终结。用《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的话来说，"1945年创建的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体系，在冷战结束后得到迅速扩展，但是眼下却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全球化正在退潮"。[4]
世界政治中两个重大的权力转移，对与美国权力密切联系的自由主义秩序提出了挑战。一是权力在国家间的转移，即权力从西方国家转移到东方国家，表现为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迅速崛起；另一场权力转移则表现为权力从国家到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这一扩散主要得益于以互联网兴起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变革。随着威权主义的国家挑战者（如中国）崛起，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会被取代吗？或者，美国领导的秩序将陷入一种新封建主义（neo-feudalism）的混乱状态，任由非国家行为体大行其道吗？
美国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1945年之后出现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由美国领导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弱小的国家拥有制度化的机会来享受美国权力所提供的保护。美国在由多边规则和机构结成的松散体系内，提供诸如自由贸易和公海航行自由之类的全球公共产品。尽管美国在冷战期间在与苏联竞赛的过程中支持了一些独裁者，但美国总体上还是倾向于民主和开放。不论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多少不完美的地方，如果德国赢得了二战，或者苏联在冷战中获胜，那么20世纪后半期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同样地，如果21世纪后半叶国际社会听命于威权主义国家，或者根本没有秩序可言，那么世界也将是另一番模样。
我们必须进行审慎的分析，谨防厚古薄今的倾向。关于美国自由主义秩序的神话充斥着诸多混杂着事实的虚假成分。正如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世界秩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5]美国自由主义秩序的局限是它只集中在美洲和西欧的一批志同道合的国家；而这一秩序对非成员国也并不总是产生良性影响。由于人口众多的中国、印度以及苏联集团并非其成员国，美国的"世界"秩序所涵盖的范围还不到全球的一半。在军事领域，由于苏联的制衡，美国并未称霸全球。经济上，美国领导创建了自由主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治理世界经济的规则和惯例。不过，准确地说，在经济领域美国也只能被称为"半个霸权"（half-hegemony）。另外，还有诸多关于美国享有多么强大管控权力的神话。事实上，即使处于其权力巅峰之际，美国也没有能力防止许多事情的发生，这包括1949年"失去中国"，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创建和存续，以及20世纪60年代在越南遭受失败。现在一些分析者宣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美国的世界。但确实，过去的所谓霸权从来就不像我们神话里所描述的那般无所不能。
起源
美国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在19世纪，遵从乔治·华盛顿避免结盟的忠告和专注于西半球的门罗主义传统，美国在全球均势中发挥着微弱的作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时伍德罗·威尔逊决定与传统决裂并将两百万美军送至欧洲战场。此外，他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主张，以在全球范围内构建集体安全。当参议院拒绝美国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后，美国军队返回国内，美国又"回归了常态"。尽管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是全球均势中的重要因素，但它却变成了极端的孤立主义者。即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雄辩也无法劝服美国人去直面希特勒的威胁。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却不愿意承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领导责任。因此，20世纪30年代并不存在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其结果是经济衰退、种族屠杀和世界大战。
哈里·杜鲁门在战后的一系列决定成为转折点，开启了美国成为全球均势核心的70年，永久性同盟因此建立，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得以维持。1947年，当英国因国力虚弱而无法支持希腊和土耳其时，美国接替了英国。美国还在1948年向马歇尔计划投入巨资，1949年创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0年领导一支联合国的联军在朝鲜作战，1960 年与日本签订新的安保条约。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美国遏制苏联权力战略的组成部分。正如乔治·凯南（和其他人）看到的战后世界，当时有五个主要的工业生产与力量区域，即美国、苏联、英国、欧洲和日本。孤立苏联，与另外三个地区结盟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直到今天，美国在欧洲、日本、韩国还有其他地方一直保持着军事存在。
围绕着对越南、伊拉克等发展中国家的干预，美国国内曾经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党派分歧，尽管如此，保持联盟体系和维持多边制度始终是70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性共识。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一位政党总统候选人首次对这一共识提出了质疑，这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彻底改变。虽然历任总统和国防部长经常抱怨联盟的防务开支水平，他们还是认为最好将联盟视为如婚姻般稳定的承诺，而不是双方都竭力讨价还价的房地产交易。尽管美国领导人抱怨有人搭便车，但在唐纳德·特朗普之前，尚无人质疑这个联盟体系的结构。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吗？
新兴大国与全球公共产品
在秩序良好的国内政体中，政府负责生产公共产品，如治安或者整洁的环境。所有人都可以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中获益，没有人会被排除在外。由于缺乏国际政府，最强大国家领导的联盟负责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清洁的空气、金融稳定、公海自由。小国不可能被征税，亦没有动机为公共产品付费。因为小国贡献多少对于他们所获的收益并无影响，所以搭便车对他们而言顺理成章。而这个最强大的国家继续为提供公共产品做贡献亦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因为在它看来，不管是否有搭便车者，维持体系远比完全抛弃体系更有价值。因此，对这个大国来说，领导世界秩序是理性的行为，不然就会产生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因国力衰微而无法承担领导责任，而美国也没有挺身而出接过英国手中主导大国的接力棒，结果出现了对世界灾难性的后果。
同此道理，一些观察者担心，中国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但是并不会对其未参与创建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这种说法夸大了"非创始者"的问题，我将其称为"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金德尔伯格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他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归因于美国的搭便车行为。[6]中国从1945年之后的国际秩序中持续获益，但是它会在公共产品的生产上与其他国家合作吗？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中国是拥有否决权的五大国之一。目前，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还参与了联合国有关埃博拉疫情和气候变化的项目。中国从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中亦获益颇丰，如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在此接受于己不利的贸易争端裁决）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有所增加，目前还担任着重要的副总裁职位。2015 年，中国创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些人将其视为世界银行的替代品，但是这个新机构遵循了既有国际规则，并与世界银行进行合作。同样也是在2015 年，中国与美国一道为网络冲突制定新的规范，并联手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2016年拒绝海牙国际海洋法仲裁庭的裁定，[7]导致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但这类行为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崩溃。美国有时候同样对法律义务采取选择性立场，比如美国20世纪80年代对尼加拉瓜港口的布雷。总体而言，中国的行为并没非试图完全抛弃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而是致力于在从中获益的同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8]
更为重要的是，与现有普遍的看法相反，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的终结，因为中国尚未准备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按汇率折算，中国经济规模为11万亿美元，而美国为20万亿美元。[9]一些人预测，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按美元计算），但是预计实现的年份却因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测算不同而从2030年跨越到2050年。不过，即使未来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了美国，那也不是地缘政治价值的唯一体现。
权力是影响他人以获得自己所需的能力， 它包括三个方面： 强制力（coercion）、经济偿付力（payment）和基于吸引力的软权力。经济力量只是构成地缘政治方程式的一个部分，而且即便是在经济实力上，中国在人均收入方面（衡量经济复杂性的一个指标）还远远落后于美国。除此之外，中国在军事实力和软权力方面也仍落后于美国。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中国的四倍。虽然近些年来中国的军事实力有所增强，但在审慎观察军力平衡状况的分析界人士看来，"中国无力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更遑论在军事上称霸全球了"。至于软权力，根据伦敦的波特兰咨询公司近期发布的指数，中国位列第28名，而美国居于首位。[10]
再者，美国也不会停滞不前。美国人一向居安思危，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美国并没有走向绝对衰落。美国是唯一一个在人口规模上稳居其位（世界第三名）的发达国家，既不会经历人口萎缩也不会被其他国家超越现有排名。相反，中国很快就会把人口第一大国的位子让给印度。美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度已经下降，而中国的这种依赖正在加深。美国在发展关键技术（生物、纳米、信息）方面仍旧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技术对于21世纪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美国的大学在高等教育中享有压倒性优势地位。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份排名中,全球20 所顶尖大学里有15 所美国大学，而中国一所也没有。
当然，美国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并不会像20世纪时那样延续。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占据世界经济的份额将少于其在20世纪中期的份额，其他国家崛起所带来的复杂性使得组织共同行动更加困难。但是，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欧洲缺乏统一；金砖国家并非一个实体；俄罗斯正在经历人口的减少；印度和巴西（均为2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体）仍旧是发展中国家。而根据目前的状况，中俄之间尚且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威权国家盟友。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促使权力转移至该区域，但是在亚洲内部，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制衡着中国，美国对于亚洲均势的作用依然至关重要。
非国家行为体、新封建主义和熵
更有意思的关于未来问题来自于权力从政府向政府外的扩散。国家间的权力转移在世界政治中屡见不鲜，但是权力从国家到非国家行为体的转移却带来了新的和不为人熟知的复杂情况。当下的信息革命将一系列跨国问题，如金融稳定性、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流行病疫情和网络安全列入全球议程，与此同时，信息革命也势必削弱所有政府的响应能力。超越国境、处于政府管控范围之外的跨国领域包括了形形色色的行为体，如以电子方式转移资金的银行家，运送武器的恐怖分子，威胁网络安全的黑客，还有流行性疾病和气候变化这样的威胁。
事情的复杂性与日俱增。关于未来世界的一种模式是大国冲突或大国合作，而第二种模式涉及所谓"信息熵"（information entropy），在那个世界中，对"谁是下一个"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没有下一个"。这个回答过于简单，却也指出了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并未走到尽头，不过它将会被改变。
世界政治将不再是各国政府的专有领域。个人和私营组织，从维基解密（Wikileaks）到商业公司、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自发的社会运动等，都获得授权在世界政治中直接发挥作用。信息的传播意味着权力将得到更加广泛的分配，非正式的网络型组织（networks）将削弱传统官僚体制的垄断。信息在互联网上的快速传播意味着所有政府都减弱了对自己议程控制的能力。各国政府刚刚开始为网络空间制定规范的工作，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更看重多元利益攸关方的治理模式。[11]在网络世界中，政治领导人享有的自由变少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对重大事件做出回应，而且他们不仅必须与其他政府沟通，还要与公民社会进行对话。
政府和大国将拥有更多的资源，但是它们活动的舞台将更为拥挤：台上还有获得信息赋权的私营行为体，包括跨国公司、恐怖分子、暴徒、罪犯，还有个人。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21世纪的信息革命对权力的影响。有一点很清楚，国际体系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使得政府的管控变得愈发艰难。把当代世界政治视为"熵的时代"（age of entropy）或者无力做有用功都是过于简单化的做法。正如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es Naim）所言，政府的真空造就了"可怕的简化者"——蛊惑人心的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进一步加剧了治理的瘫痪无力，却没有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12]仅用140个英文字符很难制定政策。[13]
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政治正在经历这样的变化：即便美国仍旧是最为强大的国家，它也无法单独行动实现其诸多的国际目标。比如，国际金融稳定对于美国的繁荣来说极为关键，而美国需要与其他行为体进行合作来确保这一稳定的实现。气候变化和海平面的上升将影响全球公民的生活质量，但是美国不能独自解决这一问题。在一个国境线可以无所不入（从毒品到传染病再到恐怖主义）的世界上，各国必须运用软权力来发展网络型组织和创建新制度，以便应对共同的威胁和挑战。
最强大的国家能够发挥领导力，组织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美国依靠自己的领导力能够提供大部分公共产品。比如，美国的海军在维护海洋法和航行自由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美联储通过充当最后贷款人，为市场提供了信心。
在新的跨国问题上，美国的领导力仍将十分重要，但要取得成功则需其他各方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变成了一种正和博弈（positive sum game）。如果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要维系下去，就不能仅考虑美国权力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还必须考虑权力如何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在诸多国际问题上，赋予他国权力能够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中国改善其能源效率并排放更少的二氧化碳，美国将从中受益。在这个世界上，网络型组织和联系性将成为相对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复杂性日益增加的世界中，拥有最强联系性的国家将是最为强大的。值得庆幸的是，在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对于各国使馆、领事馆和使团数量的排行榜中，美国名列榜首。华盛顿拥有约60个缔约盟国，而中国几乎没有这样的盟国。
美国的开放性提升了其创建网络型组织、维持制度和保持联盟的能力。但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是否可以持续支持这种开放性及与他国接触的意愿？还是说，我们将看到一个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状态的21世纪？或许，对美国自由主义秩序未来的主要威胁是源于其内部而非来自外部？
源于内部的威胁
即使美国继续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军事、经济和软权力资源，它也可能选择不把这些资源转换成全球性的有效权力行为。如前所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就是这么做的。
2016年的总统选举充斥着两党对于全球化和贸易协定的民粹主义反应。民粹主义通常意味着对精英们（包括在过去70年里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那些机构和评论员）的抵抗。民粹主义并不是新鲜事儿，对于美国人来说它就像是南瓜馅饼那样普通。有些民粹主义者的行为对民主有益，如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和威廉·詹 宁斯·布赖恩（WilliamJennings Bryant）的所作所为；[14]而另外一些民粹主义者，如19世纪反移民的无知党（Know-NothingParty），或者更近期一点的还有参议员乔·麦卡锡（Joe McCarthy）和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他们更多地强调仇外和与外界的隔离。[15]特朗普现象更多地可归为第二类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反应有其经济与文化的根源。民调显示，那些由于国际竞争而失去工作机会的选区民众倾向于支持特朗普，这样做的还有一些群体，如在文化战争（涉及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的变化价值观）中丧失社会地位的中老年白人男性。即使没有经济全球化，文化和人口方面的变化也将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民粹主义。特朗普之后，特朗普主义（Trumpism）也很可能会延续下去，因为机器人导致的失业和贸易造成的失业数不相上下，而且文化上的变革还在持续。
一些观察家认为，2016年的美国大选标志着贸易和投资快速增长时期的终结。他们把当前的局面与1914年的世界相提并论。在那时，一个世纪的快速全球化使许多人致富，但同时也加剧了不平等，这导致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最终令世界陷入了大战的泥潭。但是1914年时几乎没有社会安全的网络。对于那些支持全球化和开放经济政策的精英来说，历史的教训是：人们希望看到他们不仅能够做出调整，帮助那些被变化打乱生活常态的人群，而且更多地关注经济上的不平等问题。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同样很重要。人们对待移民的态度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而改善。据皮尤研究中心调查，2015 年51% 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移民使美国更加强大，而41% 的被调查者把移民视为负担。对比之下，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39% 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移民使美国更加强大，50% 的被调查者视移民为负担。那时，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所带来的影响仍未消退。[16]
与此同时，从2016年大选激烈的辩论中解读美国民意的长远趋势也是错误的。特朗普从选举中胜出，但他并没有赢得多数选票。尽管《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这样精心设计的贸易协定前景堪忧，但是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抑或20世纪80年代），当今的世界并没有全面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一些分析家认为技术将造成去全球化，不过近期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长期趋势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有些经济学家，如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认为，官方数据未能捕捉到技术的进步，并且夸大了表面上的经济停滞。[17]事实上，美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正日益增加。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95年到2015年，货物贸易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了4.8个百分点。2014年美国出口了价值4000亿美元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这占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的近一半。2016 年9月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发现，65% 的美国人声称尽管担忧失业，但全球化对美国来说多半还是一件好事。[18]因此，"孤立主义"的标签并不能准确反映当前美国人民的态度。
有些美国人担心美国能否负担得起维持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花费，这种担心没什么根据。目前美国的国防和外交事务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尚不及冷战高峰时期所占比重的一半，所以维持联盟其实并没有那么昂贵。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大炮还是黄油，而是大炮、黄油和税收的关系。除非在增加税收的意愿推动下扩充预算，否则美国的国防开支就会受困于同重要投资的零和博弈中，这些投资包括改善国内教育、修复基础设施和研发投入。这样的局面会使国防和国内的改革都受到损害。目前，美国仍是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税赋最轻的国家之一，2012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的所得税税率比美国高10 个百分点。
维持自由主义秩序面对的第二个国内挑战是干涉问题。美国应该怎样、应以何种方式介入他国的内部事务？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差不多两个世纪前，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反对国内要求干预希腊独立战争的呼声，他宣称美国不应该到海外去寻找怪兽（monster）并加以摧毁。但是，在跨国恐怖主义和跨国难民危机发生的时代，某种程度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已经看到叙利亚内战如何像幽灵一般困扰着奥巴马政府。中东地区很可能经历数十年的政治和宗教革命，类似于德国在17世纪经历的三十年战争。这些危机将诱使外界干预，但美国需要置身于军事入侵和占领行动之外。在民族主义盛行和民众动员高度社会化的今天，外国的占领必然引发怨恨情绪。同时，为追求最高目标而做过度的承诺比适当收缩更能破坏美国国内的共识，而这种共识对支持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必不可少。对伍德罗·威尔逊全球理想主义的政治反应就是强烈的孤立主义，这拖延了美国对希特勒的反击。肯尼迪和约翰逊升级越战的做法导致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把注意力转向国内，小布什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做法造成了同样的后果。
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分裂，以及在外交政策议题上使用煽动性策略的倾向。未来特朗普主义（Trumpism）也许不会随特朗普而去。煽动性的策略制约了美国支持制度建设、创立网络型组织和为应对新的跨国性议题制定政策的能力，减少了美国作为网络型组织的资产，也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国内政治僵局经常阻碍美国发挥其国际领导力。比如，美国参议院未能批准《海洋法公约》，尽管美国需要利用这一公约来促进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类似的例子还有，国会曾连续五年未能批准政府的一项承诺，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分配欧洲和中国的投票份额，尽管这项改革对美国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损失。国会还通过了违背主权豁免这一国际法原则的国内法案，而主权豁免原则能够保护海外美国人的利益。在领导气候变化问题上，国内存在着对碳排放定价的强烈抵触。这样一些态度削弱了美国处理全球公共产品问题时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
结论
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是世界头号军事大国，而在全球政治中军事力量仍将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史蒂文·布鲁克斯（Steven Brooks）和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最近出版的新书《美国在21世纪的角色》中所论述的那样，"国家之间能力分布情况的转移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多或者那么快"。[19]但是他们也指出，学术界关于美国应当如何运用其权力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种新的、声望日隆的大战略方针——它也被称之为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收缩、脱离接触或克制——反映了冷战之后美国公众意见的转变。甚至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就职之前，一些学者就在质疑1945年之后的世界秩序。冷战后人道主义干涉的困境在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期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与此同时，正在崛起的中国和正在衰落的俄罗斯使它们的邻国感到恐慌，美国对亚洲和欧洲的安全保障确保了支持自由主义制度繁荣的稳定。同时，军事力量并非万能利器，试图去占领中东革命中民族主义高涨的国家、控制它们的国内政治，是注定要失败的做法，其结果是适得其反。在诸如气候变化、金融稳定、互联网治理规范等许多跨国性议题上，军事力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美国应通过维持网络型组织，与国际机构合作，为网络空间和气候变化等新领域创建规范来创造软权力，以补充美国的硬实力资源。然而，这种软权力恰恰受到特朗普单边主义政策的挑战。目前特朗普政府执政伊始，大选中关于（美国的）联盟瓦解的论断不大可能成为现实。美国的高官已经安抚了欧洲和日本，而且军力平衡可能比此前竞选中论及的更加强劲。但是在国际经济体系或者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治理方面，如气候变化问题上，情况却不尽相同。"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这个概念，无论是在直接还是间接的意义上，都包括政治—军事事务、经济关系、生态关系，以及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推广。这几个方面在多大程度上相互依赖，如果1945年建立的秩序被打破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些还有待于观察。有些方面可能会继续保留，而另一些方面则可能消失。
总而言之，领导力并不等于支配地位。在美国的自由主义制度存续的70 年中，总是既有一定程度的领导力，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今天，美国的优势有些不如当年，而世界则变得更加复杂，至关重要的事情仍将是美国与他国合作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然而，与中国崛起构成的威胁相比，对这种领导作用的更大威胁可能来自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政治。（注释略）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7/12/blog-post_24.html
Friday, 13 May 2016
著名学者：中国拒接受仲裁结果将有损其“软实力”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 Joseph Nye）星期三（5 月11日）在华盛顿说，如果中国不接受、不执行南中国海仲裁的结果，将有损中国的“软实力”。他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展示肌肉的做法也在损害其“软实力”。
约瑟夫·奈是哈佛大学教授，以提出“软实力”概念闻名。他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谈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软实力时说：
“如果联合国海洋法仲裁庭的最后裁决像一些人预计的那样挑战‘九段线’，中国可能拒绝接受。这将会有损中国的‘软实力’。”
再过几个星期，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将对中菲南中国海仲裁案做出裁决，中国最近也加强了舆论攻势。中国外交部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表示，中国对南中国海仲裁案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立场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媒体报道称，包括俄罗斯、印度、孟加拉、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在内的12国表态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
在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到，这是否表示中国的“软实力”在非西方国家有影响力时，约瑟夫·奈回答：
“我认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支持中国与软实力绝对毫无关系，而是与普京因为侵略乌克兰后受到制裁而希望找到一个盟友有关。至于老挝和柬埔寨，这两个国家早就同意中国的南中国海立场，虽然他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没有任何参与，不过，他们是东盟国家。 我想，与软实力相比，这更多是因为中国经济的硬实力。 ”
约瑟夫·奈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展示肌肉的做法其实也是有损其“软实力”的。
“中国现在到处展示肌肉，就像他们现在在南中国海的做法，所带来的代价，这有损他们的‘软实力’ 。这不是‘巧实力’。我总是跟中国朋友说， ‘你们担心美国的遏制，但是你们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军事做法，实际上却是把这些国家往我们怀里赶。你们没有看到吗？’”
他解释说，可能是中国正在上升的民族主义让中国政府很难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成“巧实力 （ smart power）”，并在东亚地区实施。
他说，能够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变成巧实力，这才是真正的力量。 他说，这点美国也没做好。比如，美国进兵伊拉克，在几个星期内将萨达姆·侯赛因拉下马，实施了自己的“硬实力”，但是随后，美国在西欧、中东和拉美等国的支持率，却急剧下跌，令软实力受损。
参加中国实力讨论的另一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说，中国去年举行的大阅兵展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在中国国内得到好评，但是却让邻居害怕。
“他们将硬实力展示出来，同时又很疑惑，为什么地区国家有些害怕？我在想，他们有没有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
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到底如何? 究竟能对其他国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国际专家和学者日益关注的问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设立了一个项目，专门研究中国的实力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5/%E8%91%97%E5%90%8D%E5%AD%A6%E8%80%85%EF%BC%9A%E4%B8%AD%E5%9B%BD%E6%8B%92%E6%8E%A5%E5%8F%97%E4%BB%B2%E8%A3%81%E7%BB%93%E6%9E%9C%E5%B0%86%E6%9C%89%E6%8D%9F%E5%85%B6%E2%80%9C%E8%BD%AF%E5%AE%9E%E5%8A%9B%E2%80%9D.html
美国之音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 Joseph Nye）星期三（5 月11日）在华盛顿说，如果中国不接受、不执行南中国海仲裁的结果，将有损中国的“软实力”。他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展示肌肉的做法也在损害其“软实力”。
约瑟夫·奈是哈佛大学教授，以提出“软实力”概念闻名。他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谈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软实力时说：
“如果联合国海洋法仲裁庭的最后裁决像一些人预计的那样挑战‘九段线’，中国可能拒绝接受。这将会有损中国的‘软实力’。”
再过几个星期，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将对中菲南中国海仲裁案做出裁决，中国最近也加强了舆论攻势。中国外交部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表示，中国对南中国海仲裁案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立场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媒体报道称，包括俄罗斯、印度、孟加拉、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在内的12国表态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
在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到，这是否表示中国的“软实力”在非西方国家有影响力时，约瑟夫·奈回答：
“我认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支持中国与软实力绝对毫无关系，而是与普京因为侵略乌克兰后受到制裁而希望找到一个盟友有关。至于老挝和柬埔寨，这两个国家早就同意中国的南中国海立场，虽然他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没有任何参与，不过，他们是东盟国家。 我想，与软实力相比，这更多是因为中国经济的硬实力。 ”
约瑟夫·奈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展示肌肉的做法其实也是有损其“软实力”的。
“中国现在到处展示肌肉，就像他们现在在南中国海的做法，所带来的代价，这有损他们的‘软实力’ 。这不是‘巧实力’。我总是跟中国朋友说， ‘你们担心美国的遏制，但是你们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军事做法，实际上却是把这些国家往我们怀里赶。你们没有看到吗？’”
他解释说，可能是中国正在上升的民族主义让中国政府很难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成“巧实力 （ smart power）”，并在东亚地区实施。
他说，能够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变成巧实力，这才是真正的力量。 他说，这点美国也没做好。比如，美国进兵伊拉克，在几个星期内将萨达姆·侯赛因拉下马，实施了自己的“硬实力”，但是随后，美国在西欧、中东和拉美等国的支持率，却急剧下跌，令软实力受损。
参加中国实力讨论的另一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说，中国去年举行的大阅兵展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在中国国内得到好评，但是却让邻居害怕。
“他们将硬实力展示出来，同时又很疑惑，为什么地区国家有些害怕？我在想，他们有没有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
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到底如何? 究竟能对其他国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国际专家和学者日益关注的问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设立了一个项目，专门研究中国的实力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5/%E8%91%97%E5%90%8D%E5%AD%A6%E8%80%85%EF%BC%9A%E4%B8%AD%E5%9B%BD%E6%8B%92%E6%8E%A5%E5%8F%97%E4%BB%B2%E8%A3%81%E7%BB%93%E6%9E%9C%E5%B0%86%E6%9C%89%E6%8D%9F%E5%85%B6%E2%80%9C%E8%BD%AF%E5%AE%9E%E5%8A%9B%E2%80%9D.html
Friday, 22 June 2012
共识网 | 约瑟夫·奈：女性当领导，世界会更和平吗？
在《天性善良的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书中，平克用大量数据证明，人身暴力虽然仍然困扰着世界，但已呈现出逐渐减少之势。此外，他还宣称“从历史长河看，女性一直是、将来也会继续是和平的动力。传统战争是男性之间的游戏：部落中的女成员从来不会联合起来扫荡相邻部落。”作为母亲，女性具有进化性动力维系和平环境，以便更好地哺育后代，确保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
如果让女性来领导，世界会变得更和平吗？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Pinker）的新书对此的回答是“是”。
在《天性善良的天使》（TheBetterAngelsofOurNature）一书中，平克用大量数据证明，人身暴力虽然仍然困扰着世界，但已呈现出逐渐减少之势。此外，他还宣称“从历史长河看，女性一直是、将来也会继续是和平的动力。传统战争是男性之间的游戏：部落中的女成员从来不会联合起来扫荡相邻部落。”作为母亲，女性具有进化性动力维系和平环境，以便更好地哺育后代，确保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
质疑者马上就可以反驳说，女性之所以不曾引发战争，只是因为她们很少掌权。如果她们能获得领袖之位，得到权力，那么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将迫使她们采取与男性一致的好战决策。撒切尔夫人、梅厄夫人和英迪拉？甘地都是掌权的女性；在她们的任期内，她们的国家无不对别国开战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女性是顺着“男性世界”的政治规则爬到领导人的位子上的。她们首先满足了男性的价值观，这是她们获得领导权的第一步。如果女性能够在领导岗位上顶半边天，那么她们掌权后的行为也许会有所不同。
因此，我们需要面临更广泛的问题：性别真的能影响领导行为吗？很多心理学研究表明，男性渴望发号施令的硬权力，而女性更具合作精神，在本能上更理解吸引和说服的软权力。在美国传统中，领导人总是硬朗的男性形象，但最新的领导力研究表明，曾经被认为是“娘娘腔”的做派，其成功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
在一个基于信息的社会中，网络正在代替层级，脑力工作者更加难以驯服了。大量组织的管理正在朝“共同领导”和“分散领导”的方向转变，其领导层处于圆心，而不是金字塔塔尖。前谷歌首席执行官施密特（EricSchmidt）说，他必须“骄纵”手下的雇员。
就连军队也面临着这种改变。在美国，五角大楼宣称陆军教官“动辄大吼的情况更少了”，因为新新一代对“更多扮演导师角色”的教官反应更好。从军事上战胜恐怖主义以及反暴动要求士兵能够赢得心理战，而不仅仅是摧毁敌人的工事和肉体。
前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曾经将他的角色描述为“决定者”，但现代领导工作的范围远不止这一点。现代领导人必须能够使用网络，能够协调并鼓舞参与者。女性的非层级制风格和公关技巧更适合在当今新涌现的基于知识的组织和团体中担任领导职位，男性（平均而言）还没有做好适应这一变化的准备。
过去，当女性奋斗在爬向组织最高宝座之路的时候，她们通常不得不采取一种“阳刚风格”，打破女性“温柔”的常规社会范式。但是，如今，信息革命和民主化要求更具参与性的领导，因此“娘娘腔”正在成为更有效率的领导方式。为了获得成功，男性不但必须理解女性同事处事风格的价值，还必须掌握这一技巧。
这是一个趋势，而（尚）不是既成事实。女性仍然在领导职位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公司首脑中只有5%是女性，议员选举中当选女性也只是少数（比如，美国只有16%，而瑞典达到了45%）。一项研究表明，在20世纪独立国家的1941名执政者中，只有27名女性，其中还有一半是以男性执政者的遗孀或女儿身份问鼎权力的。整个20世纪，只有不到1%的执政者是完全靠自己获得成功的。
（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
那么，既然领导力研究中的新传统智慧表明进入信息时代等于进入女性时代，那么为什么女性的表现没有起色呢？
因为女性缺乏经验，其首要角色是看护者，其谈判风格尚不为人所接受，且旧歧视顽固不化，这些都能解释性别差异。传统职业道路及其形成和加强的文化范式使得女性无法在组织环境中获得最高领导职位所必须的技能。
研究表明，即使是在民主社会中，女性在进行与职业生涯资源有关的谈判（比如薪资谈判）时所面临的社会风险也要高于男性。女性总的来说无法很好地融入主导组织的男性网络，而顽固的性别观念仍然是女性克服这些障碍的绊脚石。
这一歧视在基于信息的社会中正开始被打破，但把我们在信息时代所需要的新的领导风格简单地归为“女性世界”是不对的。即便是积极的顽固观念，对女性、男性和高效领导也是不利的。
领袖应该更多地在组织、团队、国家或网络中承担鼓励参与的角色，更少地扮演英雄式的主宰者。什么才是合适的风格——什么时候硬，什么时候软——对男性和女性同样重要，我们不应该被传统的性别顽固旧观念蒙蔽了双眼。在某些情形中，男性需要表现得“像个娘们”，而女性在某些情形中需要表现得“像个爷们”。
我们的未来是战争还是和平，关键的选择并不取决于性别，而取决于领袖如何软硬兼施来构造巧妙的战略。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做出决策。但平克指出，从世界范围看，暴力消解不力的地区往往也是女性掌权情形落后的地区，或许，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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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11 April 2012
Joseph S.Nye：網路戰爭與和平
兩年前，一條有缺陷的電腦代碼感染了伊朗核計畫，並摧毀了許多用於鈾濃縮的離心機。有些觀察家稱這種明顯的蓄意破壞預示著一種新的戰爭形式，美國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警告美國人可能會受到網路珍珠港襲擊。但我們對網路衝突究竟有多少認識？
電腦及相關電子活動的網路功能變數名稱構成了純粹人造的複雜環境，上述環境中的人類對手高度智慧化而且有針對性。山脈和海洋很難移動，但網路空間卻可以借助開關關上和打開。電子的全球移動遠比大型船舶的遠距離移動更為廉價和快速。
多航母特遣部隊和潛艇艦隊的艦船研發成本創造出巨大的進入壁壘，確保了美國的海上優勢。但網路領域的進入壁壘極其低廉，即使非國家參與者和小國也能以低廉的成本發揮重要的作用。
在《權力未來》的著作中，我提出政府權力的擴散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政治轉折。網路空間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和中國等大國較之其他國家和非國家參與者擁有更強的海洋、天空或太空控制力，但談論在網路空間佔據霸權地位並沒有多大意義。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影響，那麼大國依賴複雜網路系統支援軍事和經濟活動造成了可以被非國家參與者利用的全新漏洞。
四十年前，美國國防部創造了互聯網，而今天，按照多數人的說法，美國仍然在網路的軍事和社會應用方面佔據領先地位。但對聯網電腦和通訊的更多依賴致使美國比其他許多國家更容易受到攻擊，且網路空間已成為不安全的主要發源地，因為在目前的技術發展階段，進攻顯然比防守更具優勢。
網路攻擊一詞涵蓋的行為多種多樣，包括從簡單刺探、醜化網站、拒絕提供服務到從事間諜和破壞活動。同樣，網路戰爭一詞被用來鬆散地指代一系列行為，反映出從武裝衝突到敵對較量等各式各樣的字典涵義（如兩性戰爭或禁毒戰爭）。
另一種極端情況是，有些專家對網路戰爭適用狹義定義：即國與國之間一場不流血的戰爭，局限在網路空間的電子衝突。但這回避了網路空間物理和虛擬層面間重要的彼此聯繫。正像感染伊朗核計畫的Stuxnet病毒表明的那樣，軟體攻擊也可以產生非常真實的物理效果。
網路戰爭更為有用的定義是網路空間中發生的敵對行動，其所產生的影響放大或者等同於嚴重身體暴力。現實世界中，政府近乎壟斷了大規模的武力使用，防守方更加熟悉地形，而進攻則可能因為消耗或疲勞而結束。資源和流動性都非常昂貴。
相比之下，網路世界的參與者多種多樣，有時還可以匿名參與，實際距離變得無關緊要，而且某些形式的犯罪成本很低。因為互聯網設計是為了方便使用、而不是安全，進攻方目前相對於防守方仍佔據一定的優勢。技術進步，包括提高系統安全性的某些再造工作最終可能會改變這種狀況，但至少到目前為止情況依然如此。規模大的一方解除對方武裝或消滅敵人、佔據領土或有效使用的反擊策略的能力都受到限制。
網路戰爭雖然現階段只是剛剛開始，但卻成為最富戲劇性的潛在威脅。總的來講，擁有複雜技術和人力資源的大國可以通過對軍事和民用目標發起網路攻擊造成大規模中斷和實際破壞。網路戰爭的應對之策包括通過拒絕和糾纏實施某種形式的國際威懾、進攻能力、以及在威懾失效的情況下快速網路和基礎設施恢復設計。某些時候或許可以通過某些基本規則和軍備控制來強化上述步驟，但世界仍處於這一進程的早期階段。
如果您認為現階段意識形態組織所謂的駭客行動主義多半屬於破壞性滋擾，依然有四類主要危險因素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每種危險因素涉及不同的時間跨度：網路戰爭和經濟諜報活動大多與國家相關，而網路犯罪和網路恐怖主義則大多涉及非國家參與者。美國目前的最大的損失源于間諜和犯罪活動，但在未來十年左右的時間裡，戰爭和恐怖主義可能造成比今天更大的威脅。
此外，隨著聯盟和策略的不斷發展，威脅種類可能出現越來越多的重疊。在美國前國家情報總監、海軍上將邁克·麥康奈爾看來，恐怖組織遲早將掌握複雜的網路技術。這有些類似於核擴散，只是比核擴散要容易得多。
世界只是剛剛開始看到網路戰爭的影子--伴隨2008年格魯吉亞常規戰爭的拒絕服務攻擊，或者是近期對伊朗離心機的破壞。國家擁有最強的力量，但非國家參與者更有可能發起災難性的攻擊。網路911的可能性要大於經常被提及的網路珍珠港。各國現在應該坐下來，討論如何限制網路戰爭對世界和平的威脅。
from 政經評論 http://kurtlau.blogspot.com/2012/04/joseph-snye.html
Thursday, 19 January 2012
《纽约时报》约瑟夫·奈：为什么中国的软实力弱不禁风？
核心提示：中国似乎没有意识到的是，当文化和它所阐述的内容与国内现实不符时，很难用它们去树立软实力。
原文：Why China Is Weak on Soft Power
发表时间：2012年1月17日
作者：约瑟夫·奈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为迎接2012年的到来发表重要文章，提醒说，中国正在遭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他这样写道："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他还说，目前的国际文化格局是"西强我弱"。
从本质上说，胡锦涛的意思是中国正在遭到西方软实力的攻击，需要实施反击。软实力是指通过劝说和吸引而不是胁迫或收买才能产生效果的能力。
近10年来，中国的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增长可能令人印象深刻，这让它的邻国感到害怕，纷纷寻求通过结盟来制衡中国不断增长的硬实力。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也在增长，那么它的邻国就会觉得没有太大必要去建立制衡联盟。比如，亚洲国家为了制衡中国而寻求与美国结盟，但加拿大和墨西哥就没有像它们那样，为制衡美国的力量而去与中国结盟。
早在2007年，胡锦涛就在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需要加大投入力度、增强软实力。为此，中国正投入数十亿资金，发起魅力攻势。
中国的行事风格是，重视高调的姿态，比如援建柬埔寨参议院办公楼和莫桑比克外交部大楼。北京在2008年举行的盛大的奥运会提高了中国的声誉，2010年上海世博会吸引了7000多万游客。海南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有着"亚洲达沃斯"之称，吸引将近2000名亚洲政商界要人前来参加。此外，中国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计划不受这些地区在制度或人权方面的限制，而这些方面的忧虑却限制了西方对它们的援助。
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都一直都令人着迷，现在它在全球各地创建了数百所孔子学院，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就读于中国学校的外国学生数量从10年前的3.6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至少24万人。在"美国之音"减少对华广播的时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却在将英语广播节目增加至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
2009年，北京宣布计划斥资数十亿美元，打造能与彭博社、时代华纳及维亚康姆一较高下的全球传媒巨擘。中国在对外宣传方面投入了89亿美元，其中包括效仿半岛电视台推出的全天24小时播报的新华社有线新闻频道。
北京还加强了防守。它将全年引进的外国电影数量限制在20部，并对制造文化产品的中国公司提供补贴，还限制模仿西方娱乐节目的中国电视节目播出。
但是尽管中国可谓不遗余力，这些投资取得的回报却很有限。英国广播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非洲和拉美的大部分地区对中国的影响力持正面观点，但在美欧地区以及印度、日本与韩国，则是负面观点占主导。北京奥运会后对亚洲地区所作的调查显示，中国的魅力攻势收效甚微。
中国似乎没有意识到的是，当文化和与国内现实不符时，很难用它们去树立软实力。
2008年的奥运会是成功的，但是之后不久，中国在国内就镇压了西藏和新疆的[骚乱]，也压制了人权活动，这又抵消了它在软实力方面的进步。上海世博会也大获成功，但是接着就是关押诺贝尔和评价获得者刘晓波和艺术家艾未未。所有这些行动让新华社和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和CNN和BBC竞争时显得软弱无力，因为国际传媒受众对一戳即破的宣传没有什么胃口。
现在，在中东革命之后，中国又在加紧控制互联网、关押人权律师，又一次抵消了其软实力宣传的效果。
正如一名作家、广受欢迎的博主韩寒在去年十二月所说："从全球来看，在创造有影响力的文学和电影方面，对文化活动的限制让中国的文化人抬不起头来。"
软实力的增长不必是零和游戏。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在发现另一个国家的魅力时有所得。但是如果中国要成功，就需要释放民间社会的才华。不幸的是，这看起来在近期还不会发生。
约瑟夫·奈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最近的一本著作是《权力的未来》。译注：他也是"软实力"概念的提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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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Why China Is Weak on Soft Power
发表时间：2012年1月17日
作者：约瑟夫·奈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原文配图，by Gianpaolo Pagni】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为迎接2012年的到来发表重要文章，提醒说，中国正在遭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他这样写道："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他还说，目前的国际文化格局是"西强我弱"。
从本质上说，胡锦涛的意思是中国正在遭到西方软实力的攻击，需要实施反击。软实力是指通过劝说和吸引而不是胁迫或收买才能产生效果的能力。
近10年来，中国的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增长可能令人印象深刻，这让它的邻国感到害怕，纷纷寻求通过结盟来制衡中国不断增长的硬实力。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也在增长，那么它的邻国就会觉得没有太大必要去建立制衡联盟。比如，亚洲国家为了制衡中国而寻求与美国结盟，但加拿大和墨西哥就没有像它们那样，为制衡美国的力量而去与中国结盟。
早在2007年，胡锦涛就在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需要加大投入力度、增强软实力。为此，中国正投入数十亿资金，发起魅力攻势。
中国的行事风格是，重视高调的姿态，比如援建柬埔寨参议院办公楼和莫桑比克外交部大楼。北京在2008年举行的盛大的奥运会提高了中国的声誉，2010年上海世博会吸引了7000多万游客。海南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有着"亚洲达沃斯"之称，吸引将近2000名亚洲政商界要人前来参加。此外，中国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计划不受这些地区在制度或人权方面的限制，而这些方面的忧虑却限制了西方对它们的援助。
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都一直都令人着迷，现在它在全球各地创建了数百所孔子学院，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就读于中国学校的外国学生数量从10年前的3.6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至少24万人。在"美国之音"减少对华广播的时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却在将英语广播节目增加至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
2009年，北京宣布计划斥资数十亿美元，打造能与彭博社、时代华纳及维亚康姆一较高下的全球传媒巨擘。中国在对外宣传方面投入了89亿美元，其中包括效仿半岛电视台推出的全天24小时播报的新华社有线新闻频道。
北京还加强了防守。它将全年引进的外国电影数量限制在20部，并对制造文化产品的中国公司提供补贴，还限制模仿西方娱乐节目的中国电视节目播出。
但是尽管中国可谓不遗余力，这些投资取得的回报却很有限。英国广播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非洲和拉美的大部分地区对中国的影响力持正面观点，但在美欧地区以及印度、日本与韩国，则是负面观点占主导。北京奥运会后对亚洲地区所作的调查显示，中国的魅力攻势收效甚微。
中国似乎没有意识到的是，当文化和与国内现实不符时，很难用它们去树立软实力。
2008年的奥运会是成功的，但是之后不久，中国在国内就镇压了西藏和新疆的[骚乱]，也压制了人权活动，这又抵消了它在软实力方面的进步。上海世博会也大获成功，但是接着就是关押诺贝尔和评价获得者刘晓波和艺术家艾未未。所有这些行动让新华社和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和CNN和BBC竞争时显得软弱无力，因为国际传媒受众对一戳即破的宣传没有什么胃口。
现在，在中东革命之后，中国又在加紧控制互联网、关押人权律师，又一次抵消了其软实力宣传的效果。
正如一名作家、广受欢迎的博主韩寒在去年十二月所说："从全球来看，在创造有影响力的文学和电影方面，对文化活动的限制让中国的文化人抬不起头来。"
软实力的增长不必是零和游戏。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在发现另一个国家的魅力时有所得。但是如果中国要成功，就需要释放民间社会的才华。不幸的是，这看起来在近期还不会发生。
约瑟夫·奈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最近的一本著作是《权力的未来》。译注：他也是"软实力"概念的提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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