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衙门"中宣部 副部长成了大贪官

来源: 
法广

周二中国媒体刊出一则前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因“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被河北法院判14年徒刑的消息。中共贪官之多，级别之高，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不过，向来被视为“清水衙门”的中宣部也出了一个大贪官，多少引人讶异。

官媒报道称，张建春在2004至2024年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财物5500多万元人民币。报道简短，语焉不详，引起质疑的是，掌握着党国意识形态宣传的清水衙门，何以出现如此贪官？仔细阅读报道，此官何以成为大贪的秘密逐渐显现，原来，此官的大部分官场生涯在中组部度过，利用职权贪腐的这20年，大部分时间也是从中央组织部步步升迁而来。

判词称：“2004年至2024年，被告人张建春利用担任中央组织部干部一局任免处正处级调研员、副处长、处长，干部一局副巡视员、副局长，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中央组织部干部一局局长，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兼干部一局局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非法收受5506万人民币。

根据“百度“刊登的公开简历，这位曾担任中共二十大代表的前中宣部副部长，大部分时间在中组部度过，2020年后才调到中宣部担任副部长至2024年12月被中纪委立案调查为止。

张建春在中组部初期职务虽不高，但位居要害---“干部任免处”。熟悉中共权力结构的人士表示，中组部与中宣部有“兄弟部”之称，不过，前者主管全国重要党政干部考察升迁，实权极大，后者主管意识形态，名声大，中国最大的宣传机器，却无实权，故被视为“清水衙门”。

中组部在中国高级干部考察任免流程中作用巨大，一旦上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推荐名单，意味着前程远大。分析人士指，中组部拿捏着千千万万构成中共官员庞大基础网络的升官通道，张前副部长被公开出来的受贿数目，大约就是买官卖官的小费。

中组部况且如此，各级部委、省市委的党委组织部难免上行下效，难怪党内贪官百出，贪腐手段日新月异，反贪愈反愈贪，原来提拔干部的中枢系统就有毛病。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来，以反贪为己任，但贪官不见得少了下去，尤其二十大其第三任开启以来，大权独揽，官员非亲信，非亲自考察不得拔擢，然而，军队，地方，中央出的贪官还是一个接着一个，有人形容“前仆后继”，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网友称，“为我党推荐、输送高级干部的中组部都能出这号人物，还有什么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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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官受贿21年日进十万与习式脱贫是如何炼成的？

前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因在当官21年期间收贿人民币8.13亿余元而被判死缓。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9日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孙志刚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宣判书说：经审理查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孙志刚利用担任多项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专案推进、股份认购、工程承揽、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透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8.13亿馀元。

法院认为，孙志刚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孙志刚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孙志刚受贿犯罪中有未遂情节，到案后有重大立功表现，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所得及孳息已大部分追缴到案，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孙志刚1954年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参加工作，1976年9月加入中共。孙志刚被控在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利用职权直接或通过他人共计受贿8.13亿余元。这意味着孙志刚受贿时间跨度长达二十一年，在此期间他曾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主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2023年3月自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任上退休，同年8月被查落马。

孙志刚受贿案在今年8月中旬开庭审理时，曾因8.13亿余元的巨量受贿金额而震动舆论。有人算账后表示：孙志刚二十一年受贿8.13亿元，平均每天受贿超过10万元，多少普通人一年也挣不了10万元。而他曾经在中国贫困地区的贵州担任高官直到第一把手长达5年，他如何能贪到8.13亿？

相信无人能回答此问题，但孙志刚在2017年7月至2020年11月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期间曾因“政绩”而在媒体出名：“界面新闻”8月15日报导，孙志刚主政贵州五年间，曾举全省之力欲“消灭”玉米，号称“农村产业革命”。

据说贵州农民种植玉米的传统已沿袭四百年，玉米历来是省内主要粮食作物。但孙志刚上任后发力搞“玉米革命”。当时中国全国范围内已经适当调减玉米种植面积，但贵州官方还嫌不够，于是宣传称，玉米属于低效作物，农民种植玉米一亩地收益仅有600元左右，而如果改种蔬菜、水果和药材等其它高价值经济作物，一亩地收入可达数千元甚至上万元。也有研究单位称：种植玉米容易导致水土流失。孙志刚宣布“要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一场轰轰烈烈的减种玉米行动在贵州全省开始。有的地方出现“你敢种，我敢铲，坚决不留苞谷秆”的标语口号，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官方人员拔玉米苗和农民打架的情况。

孙志刚曾在中共《求是》杂志发文表示，传统的小农经济严重制约了农村的发展和所谓“脱贫攻坚”。孙志刚任内调减玉米种植面积、发展“高效经济作物”，也被官方视为“产业扶贫”的需求。因此坊间认为，孙志刚在贵州的最大“政绩”，是帮助习近平完成了全国“脱贫攻坚”的关键一步，但有造假之嫌。

贵州多年是所谓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脱贫难度最大”。孙志刚在贵州主政五年的主要任务是“脱贫攻坚”，2020年11月20日他在卸任省委书记的全省干部会议上声称，贵州“即将彻底撕掉绝对贫困标签”。

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贫困县——晴隆、望谟、威宁、赫章、纳雍、榕江、从江、紫云、沿河9县退出贫困县序列，省内所有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随即中共官媒宣布，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布称，中国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众所周知，中国脱贫的标准和国际有较大差距，2019年中国所定的新脱贫标准是每人每年4000元左右。贵州官方2020年11月还承认：“截至2019年底，贵州仍有9个深度贫困县未脱贫。” 但在不到11个月的时间里，9个贫困县人均收入从不到4000元一下跃升到11,487.39元，竟然增加了至少7487.39元，提高到了原来的2.8倍，或者说增加了1.8倍。

当时就有中国网民评论称：中共的“脱贫”数据堪称“放卫星”“大跃进”。贵州是如何脱贫的？这问题只有时任贵州一把手孙志刚心里明白，就像那8.13亿余元受贿额是来自哪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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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几个亿 自称北京房子买不起 这样的高官有多少

来源:
法广

被称“金融大老虎”的中国前证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受贿案一审7月13日开庭。 © 网络照片

前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现年72岁的蔡鄂生受贿案周四一审开庭，被控非法收受财物超过人民币5亿元。

不少人一直批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反腐，是一种选择性反腐，有利于他的统治的，不怕；不利于他的，说他贪，保证百发百中。

不知道，这个前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被反贪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比如是否像“孙力军政治团伙”那样，虽然最后判刑时罪名也是一般的刑事犯罪，比如贪污受贿等等，但最实质的应是中纪委指控的“大搞团团伙伙”，其实深谙中国官场的，知道这句话指的是对习近平的忠诚度还不太够。

而这位蔡鄂生，如果从官媒公开的信息看，他似乎就是一介纯粹的贪官。而且已退休多年了，所以指控他“退而不休”。

他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无从知道，但蔡鄂生暴露后，有网友认为，他装穷，装清廉，反而引起注意，甚至引子就可能因为他曾说的那一句话：他买不起北京的房子。

2017年3月23日，蔡鄂生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谈到刚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时，他说了一句话：“你控也好，不控也好，反正北京的房子我都买不起。”

有网友说，“蔡鄂生说这句卖乖的话，恰恰把自己害了，网友知道他说的是假话，假装人民公仆；官们更恨他说这句话，就你清廉。”

至于他被同僚检举了，还是被中纪委抓了典型了，不得而知，但他说这句话引起了一点小波澜，有人网上感叹：“他都买不起，不会吧。”还有人问：“他是打算买故宫吧？”

2021年7月蔡鄂生被调查时，已退休好几年。习近平时代反腐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谓倒查20年，就是说，当官的，即使退休多年了，也可以查你的问题。据说，这也是为了加强党中央的威慑力，让一些老干部即使退休后，也不要以为“功成名就”，可以“妄议中央”。官媒『法制日报』解释说，这是为了不让领导干部退休后“滥用余威”。

据新浪财经报道，两年前落马时，蔡鄂生已退休八年，但他一直“退而不休”地活跃在业界，人们总能在各种论坛上看到他匆匆来去的身影……出场费不菲。

中纪委2022年1月24日通报对蔡鄂生的调查结果，说他“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退而不休、顶风作案”，“寡廉鲜耻、大搞权色、钱色交易”。

中纪委强调，中共二十大前，需要“加大监督检查、明察暗访力度，严查违规违纪问题，确保风清气正，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看来，他撞在了枪口上。也就是正好犯了“顶风作案”。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全力以赴准备第三次连任总书记，要扫平一切阻挡他的障碍，要营造良好氛围，蔡鄂生以及他一起或前后被开除的那一批“顶风作案”的，就有了破坏“良好氛围”之嫌。

2023年7月13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蔡鄂生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滥用职权案，据报，“蔡鄂生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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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收钱放走两名制造假护照中国嫌疑人 泰国15人被捕

泰国警方今天逮捕15名被指控受贿贪腐官员，这些人涉嫌放走了两名被警方逮捕的制造假护照犯罪团伙的中国人。不过这15人均否认对他们的指控。

据法新社报道称，泰国警方周一表示，在警方突袭护照伪造团伙，逮捕了两名中国嫌疑人，这两人又成功逃脱后，泰国已向15 名腐败官员发出司法指控。

上个月末，泰国警方突击搜查了瑙鲁共和国驻曼谷的前领事馆，此前有人指控中国人非法占用此场所。

泰国国家警察局副局长 Surachet Hakpal 说，在废弃的前领事馆建筑里面，警方抓捕两名被中国当局通缉的，正在为中国人伪造护照的嫌疑人。但这两名中国人设法逃跑了，警察官员告诉记者，五名特别调查部官员以及九名警察和一名陆军中士被查证是嫌疑人逃跑的同谋。

据警方说，15名被告连同一名翻译收受了 1000 万泰铢（合 245,000 美元）贿款让嫌疑人逃脱。

这起案件是这名翻译在试图逃往马来西亚时被捕后供认不讳的。

这 16 人被控贪污或索贿。 除了翻译，他们还都被指控滥用职权。

据该报道，上述官员和警员都否认所有指控。

据警方官员Surachet Hakpal 说：“索贿罪会受到相当严厉的惩罚，最高可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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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廉署揭「失憶」局長涉受賄洗錢 「土地煉金黑洞」只露冰山一角？

澳門廉政公署揭工務局前局長李燦烽涉嫌受賄及清洗黑錢，不法審批多宗建築項目申請。案情揭示的「關鍵詞」如「街線圖」、土地「使用期限」等，相信對關注澳門土地使用的社會人士及團體應不會感陌生。

案中揭發的種種涉嫌違法行為，正正與《論盡》過往一直跟蹤報道或質疑不少土地弊案的狀態是如出一轍。

顯然，在運輸工務司前司長歐文龍貪污案後，澳門政府表面上做了一些改善工作，包括修改相關法律和增加管理土地及資訊的透明度。可是，因為體制問題，未能從根本上作改革，是以當有「適度氣候」下，官商勾結的腐敗溫床就會「有機合成」。這由「失憶」局長所牽發出的涉嫌違法違規的情況，實際上仍是一直以來弊病的冰山一角。

據澳門廉署，李燦烽在任期間涉嫌准許某建築項目計劃沿用舊有、失效「街線圖」，且在明知該計劃違反相關建築行政指引之規定下，指示下屬核准該項目。澳門廉署又指，李燦烽又涉嫌收取另一商人給予的巨額利益，在土地「使用期限」快將過期前，繞過法定程序加速工程項目的驗收工作並發出使用准照。

澳門廉署又揭發李燦烽在審批一宗「土地合併」發展申請過程中，要求下屬撰寫有利的分析意見，協助發展商成功獲批「合併土地」，從而令發展商能以高價出售，從中賺取巨額利潤。

李燦烽任職期間，澳門廉署於 2018 年公佈的調查報告指工務局行政違規，其中涉及路環疊石塘山超高樓項目。該項目由本地商人蕭德雄持有，有關建高樓的消息一公佈隨即備受批評，不少民間團體抗議該項目並要求當局介入調查、保護澳門稀有的山體。

三次發出「街線圖」疊石塘山建築項目高度由原 8.9 米放至 100 米

澳門廉署於 2018 年公佈《關於路環疊石塘山建築項目的調查報告》，指出該項目地段業權在以遺產繼承方式轉移的過程中存在諸多疑點，「不排除有人利用司法程序，冒充業權人後人非法獲得土地；在測量地界及發出地籍圖的過程中，存在明顯的錯誤甚至欺詐的情況」。又指，此項目地段南端靠近田畔街的部分屬行政指引的規劃範圍，樓宇最大許可高度只能是 8.9 米。根據當時澳門工務局發出的街線圖，該部分樓宇最大許可高度卻為 100 米，明顯違反了行政指引訂定的規劃條件，工務局應駁回有關核准工程計劃的申請。據澳門廉署報告，當局於 1999 年至 2011 年間為該項目發出三次「街線圖」。

該項目於 2012 年經由媒體媒報道而廣為人知，澳門政府於 2019 年 9 月終收回該地段。

部分土地「使用期限」即使過了　商人仍可賺得盆滿缽滿

土地「使用期限」這一詞應該是不少批地持有人的「夢魘」，但亦使澳門政府庫房「流血」不止。過去不少土地被囤積，發展商伺機而動以謀求利益最大化，結果導致批地過了「使用期限」。但之前不少土地即使用期限仍可繼續發展、甚至還可透過支付廉價的土地溢價金改變批地的原有用途，由工業用地變了商住用地，不少商人亦因此賺得盆滿缽滿。

當中，原「海一居」批地為此類個案的「經典」事件，雖然該批地最終由澳門當局收回，但當中有多少「過期」批地建成了一幢幢超高樓、屏風樓。這些超高樓、屏風樓破壞了城市的景觀，而極少部分人則從中得到龐大利益。在新的《土地法》於 2014 年生效後，此等情形才有所受控，而澳門政府亦開始收回過期未發展的土地。

然而，由「李燦烽案」所揭發的弊病是過往問題的延續或是新「禍害」的萌芽，或只有公正的司法能給予答案。正如澳門特首賀一誠在回應「李燦烽案」時所講的，「相信司法獨立及公正處理」該案。這，是公眾能期望的嗎？

 

原刊於《論盡媒體》

from 立場新聞 Stand News - 全部文章 https://www.thestandnews.com/%E6%BE%B3%E9%96%80/%E6%BE%B3%E9%96%80%E5%BB%89%E7%BD%B2%E6%8F%AD%E5%A4%B1%E6%86%B6%E5%B1%80%E9%95%B7%E6%B6%89%E5%8F%97%E8%B3%84%E6%B4%97%E9%8C%A2-%E5%9C%9F%E5%9C%B0%E7%85%89%E9%87%91%E9%BB%91%E6%B4%9E%E5%8F%AA%E9%9C%B2%E5%86%B0%E5%B1%B1%E4%B8%80%E8%A7%92

【入境處高官收禮】查錫我：如恒大入境處有公事往來 官員 3 元都不可收 入境處未具體回應有無公事往來

入境處副處長郭俊峯及首席入境事務主任汪奇，被揭發接受恒大高層贈送售價約 3,000 元的禮物籃，兩人指禮物由恒大執董、香港公司總經理黃賢貴贈送，稱黃是「私交友好」，與對方無公事往來，無利益衝突，因此未向處長申報。廉署前總調查主任、執業大律師查錫我接受《立場》訪問指，根據規定，公事往來並不只是個人層面，如兩官員任職的部門與送禮方有公務，即使份屬好友，兩官員未獲批准下收禮都可能觸犯《防賄條例》，「不要說 3,000元，就算 3 元都不可以收」。

有資深公務員指，任何公司向入境處申請簽證，已屬於公事往來，故理論上該公司不應該向任何入境處人員送禮。他亦指「不是（官員）不能收禮物，條文沒有這樣寫，但你可以先向部門申請，等部門批准。」

《立場》向入境處查詢與恒大是否有公事往來，處方未具體回覆。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指，入境處將調查事件，未回應會否轉交廉署跟進。廉署則指，不評論個別事件，會依法跟進涉嫌觸犯《防賄條例》的行為。（另見報道）

政府規定：送禮方與部門有公務　屬員收禮需獲准

《立場》本周二（7 日）報道，郭俊峯及汪奇今年中秋節獲中國恒大贈送禮物籃，郭透過入境處書面回覆《立場》時承認，禮物籃是由黃賢貴贈送，是「中秋節的心意」；兩人同時指，與黃並無公務往來，沒有利益衝突，而收禮價值不超規定，故沒有申報。

《防賄條例》第 3 條定明，包括公務員在內的訂明人員未獲特首一般或特別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任何訂明人員未得特首一般或特別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防賄條例》第 3 條

按《2010 年接受行益（行政長官許可）公告》第 5 點，一般許可包括接受私交友好於傳統節日，贈送不多於 3,000 元的禮物，但前提是「有關的私交友好與該訂明人員所任職的部門或機構並無公事往來」。

按公務員事務局相關通告，「公事往來不包括因使用政府的一般服務（例如郵政、醫療、消防、救護等服務），或定期繳交稅款、租金、差餉等而與政府部門作出的日常接觸」。

查錫我：公事往來無法律定義　一般指業務上來往

廉署前總調查主任、執業大律師查錫我解釋，在法律上未有就「公事往來」定義，而且局方的公告亦沒就「公事往來」作出釋義。他指未見有公開、清晰的條文界定「公事往來」，但按一般理解，但凡雙方經常有業務上的往來，就屬於「公事往來」，又指往來頻率未必很關鍵，「不一定要很頻密、很多次才算是公事上有往來，甚至只有一次都可以⋯⋯法律上都沒有訂明、也沒有清晰定義。」

查錫我又指，即使非當刻有公務，亦不等於沒有公事往來，「除非是廿年前，可能都有得拗」，否則時間性理應亦不影響對「公事往來」的理解。

對於兩官員解釋他們個人與黃賢貴無公務往來，收禮沒有利益衝突，因此未有向處長申報，查錫我認為，重點在於兩官「所任職部門」是否涉公事往來，「理論上雙方份屬好友（收禮）是無問題，但前提送禮者一定不可以與入境處有公事來往」。

他舉例，如果恒大為員工申請來港工作的簽證，「即是與入境處有公事往來，不要說 3,000 元，就算 3 元都不可以收。」 查錫我認為，若有足夠證據證明恒大與入境處有公事往來，而兩官員在沒有申報及獲批准之下，接受恒大高層贈送的禮物，兩官員有可能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 3 條。

查：如恒大與入境處有公務　送禮或違例

至於被指送禮的黃賢貴是否違法，查錫我指出關鍵同樣取決於恒大與入境處有否公事往來。他指出，黃賢貴作為恒大的執行董事，按道理會了解恒大與入境處有否涉及公事往來，例如掌握自己公司招聘人員的方法、有否為員工申請簽證來港工作等等。

他解釋，如有足夠證據證明恒大與入境處有業務關係，而黃賢貴作為恒大執董兼香港公司總經理，送禮給入境處職員，他就有可能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 8 條，他並舉例解釋「如果我是建築商代表，聖誕節送兩箱紅酒予建築署，就算不指明送予誰人，都不可以。」

兩官員回應《立場》時又提到「黃先生的司機把一個食物籃送到我家」，而記者亦直擊禮物由恒大司機從恒大灣仔總部送出。查錫我認為即使黃解釋是以個人身份送禮，惟他於恒大身居要職，相信難以撇清恒大的關係，「很難區分，他貴為恒大（香港公司）總經理，公司如在業務上與入境處有往來，都很難解釋自己以個人身份送禮，是一個爭論點，或需在庭上解釋。」

鄧炳強：入境處調查事件　查錫我：不能取代刑事調查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本周三（8 日）回應事件時，指兩涉事官員已作解釋，又指入境處將會調查，待調查完成後再評論。入境處周二回覆《立場》查詢時指，會嚴肅跟進事件，指「如發現有任何人員有違法或不當行為，本處會依照相關法例及既定程序作出嚴肅處理。」

不過查錫我指出，無論入境處抑或保安局所作的調查都不可能取代刑事調查，「部門的內部調查只是找出事實」，認為當局有責任盡早將事件轉交廉署徹查，以釋除公眾疑慮，「顧及社會觀感而言，交予獨立機構，如廉政公署調查，相比部門自行處理，公信力強很多。」他強調，市民都是期望所有公務員都是廉潔奉公，避免收受利益。

廉政公署周三（8日）下午回覆《立場》指，不評論個別事件，會依法按既定程序跟進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的行為。

資深公務員：申請簽證屬公務　不應送禮及收禮

一名資深公務員接受《立場》訪問時指，他理解「公事往來」的規定，是指雙方處理的工作都不涉及個人利益，「你代表公司來我這裡申請某一樣事情，我代表政府協助你去處理這件事，當中不涉及我或你的私人問題。」而他認為當一間公司曾向入境處申請簽證，就已屬公事往來，「理論上（公司）就不應向任何入境處人員送贈任何禮物，因為你有所求。」

他亦認為，即使收禮的公務員不是在負責簽證的單位任職，都不應該接受禮物，「怎樣知道你在部門內有沒有影響力？這樣做會被人質疑公務員是否持平。這不是禮物價值的問題，而是出於保障自己。」

他續指，如在這種情況下收禮，必須向部門申請並取得批准，「不是（官員）不能收禮，條文沒有這樣寫，但你可以先向部門申報，等部門批准。」

入境處未回應與恒大有否公務往來

《立場》向入境處查詢，與恒大有否公事往來，處方回覆時僅重覆周三下午發出的聲明，未有具體回應與恒大之間有否公務等問題、處方對「公事往來」的理解、審批私人公司簽證申請是否屬於「公事往來」等問題。

記者亦就兩官收禮的情況，向公務員事務局查詢是否合規，以及「公事往來」的定義，局方回覆指，部門會跟進調查事件，現階段不會評論個別個案，又指公務員如以私人身份接受利益，有關人員必須先得到「一般許可」或「特別許可」，但未具體解釋「公事往來」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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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朵拉洩密文件】情婦、親信 — 普京權力核心的隱藏財富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最新一批密件「潘朵拉文件」（Pandora Papers）揭示，俄羅斯總統普京及其親信透過有富豪聖地、避稅天堂之稱的摩洛哥隱藏財富資產，其中一名親信被指是普京的情婦克里沃諾吉赫（Svetlana Krivonogikh）。

有如「俄羅斯娃娃」的財技

2003 年 9 月，摩洛哥蒙地卡羅豪華賭場附近的一座 4 層高豪宅以 310 萬美元易手，如果你有幸在夏天站在這豪宅的陽台，可以俯瞰陽光下鍍了金似的摩洛哥海灣碼頭。興之所致，可以踱步到曾現身占士邦 007 電影中的蒙地卡羅賭場。買家是英屬處女島註冊的離岸公司 Brockville Development Ltd，而 Brockville Development 則由兩家在巴拿馬註冊的公司持有，一層套一層的幕紗，猶如俄羅斯娃娃。

最新曝光的「潘朵拉文件」打開了這套「娃娃」的核心，2003 年 才 28 歲（現年 46 歲）的 Krivonogikh 是豪宅的擁有人，當時外界對這位來自俄羅斯的年輕富戶毫無所知。小時候在公共公寓長大，與五個家庭共用廚房和浴室的她，長大後讀商科，且要在一家商舖做清潔工幫補家計。到 1990 年代， Krivonogikh 仿如童話故事情節，遇上了改變她一生的「大恩人」— 普京。
Svetlana Krivonogikh (網上圖片)

數年間，Krivonogikh 成為大富豪，在家鄉聖彼得堡高尚住宅區買下一套公寓，在莫斯科擁有數個房產，還有一艘遊艇和其他資產，估計身家有 1 億美元。

俄羅斯獨立新聞網站 Proekt 於 2020 年的報道指，Krivonogikh 與普京的「友誼」始於普京出任聖彼得堡副市長時，2003 年 3 月，即 Krivonogikh 購買摩洛哥豪宅前半年，她誕下一名女兒，Elizaveta（又稱 Luiza），Proekt 指父親是普京。

當然，政治人物也有私生活，普京是絕口不提個人私事。他與妻子 Lyudmila 於 2013 年離婚，二人有兩名女兒 Masha 及  Katerina。

摩洛哥已成為「海上莫斯科」

據參與 ICIJ 計劃的《衛報》指，姑勿論 Krivonogikh 是否普京的情婦，二人關係肯定是密切的。從公開資料可知，普京與 Krivonogikh 曾數度乘坐同一架飛機。

Krivonogikh 的故事不是純粹揭秘式的八卦，「潘朵拉文件」揭示的，是普京權力核心的親信如何透過摩洛哥調動及處理財富。摩洛哥一名律師 Dominique Anastasis 向《衛報》表示，很多外國人，包括俄羅斯富戶都被摩洛哥暖和宜人的氣候與寬鬆的稅制吸引：「沒有人會問你錢從那裡來，這裡根本沒有審查文化，你完全不用作任何稅務聲明。來這裡的人就是要炫富，摩洛哥已變成海上莫斯科。」過去 20 年，俄羅斯在摩洛哥的影響力愈來愈大，其領導人阿爾伯特親王（Prince Albert）與普京友好。

據「潘朵拉文件」，為 Krivonogikh 成立離岸公司的是一家位於蒙地卡羅的會計稅務公司 Moores Rowland，其常務董事是一名英國人 Eamonn McGregor，其客戶位位腰纏萬貫，其中一人是普京好友 — 俄羅斯富商 Gennady Timchenko。福布斯估計 Timchenko 的財富達 220 億美元，McGregor 助他打理資產財富至少 20 年。

誰是財富真實持有人

Timchenko 有份成立的瑞士貿易公司 Gunvor 向俄羅斯出口石油，2014 年，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政府制裁 Timchenko，指其從事能源業務，實際上是普京的代理人，「普京有投資 Gunvor，並可能從中獲利」。Gunvor 及普京當然否認。

除了 Gunvor，Timchenko 與另外兩個合夥人在蘇聯時代已成立了一家私人公司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Products (國際石油產品，IPP), 同樣是 Moores Rowland 負責處理會計稅務事宜。2003 年 10 月，Timchenko 與另外兩個合夥人同時辭任 IPP 董事職務，同日由普京家族的多年好友 Petr Kolbin 成為 IPP 的董事。

《衛報》指，「潘朵拉文件」顯示了一些權貴，包括被美國政府制裁，與普京過從甚密的富商，如何利用 Moores Rowland 一類的會計稅務公司隱藏其生意或資產的最終擁有人。

寡頭富豪、大資本家在蘇聯時代控制了當地的經濟命脈，普京上場，他們看似是死的死，監禁的監禁，然而，新的寡頭又冒出來，普京權力核心的親信成為新的封建制度下的受益人，當中有些人擁有鉅額紙上財富，問題是真實持有人到底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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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朵拉洩密文件】持股戴德梁行日本公司曝光 梁振英任特首時秘密賣股獲 20 萬英鎊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任特首期間，申報持有戴德梁行（DTZ）附屬公司的股權，但多次拒絕交代該公司名稱及業務。《立場》參與「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最新的「潘朵拉文件（Pandora Papers）」洩密文件調查，首次從文件中證實梁振英在任內，透過兩間離岸公司，迂迴持有一間戴德梁行日本業務公司的三成股權。

洩密文件又首次揭露，該三成股權於 2015 年 12 月以 20 萬英鎊（約 230 萬港元）出售。當時梁在任特首，而廉政公署正調查他與澳洲上市公司 UGL 簽訂協議，收取 400 萬英鎊一事。翻查行政會議利益申報，梁從未申報持有該公司股權、也沒有申報在任特首期間出售股權，公眾無從得知他賣股獲益。

梁振英並無回覆 ICIJ 的查詢。《立場》上周四（9 月 30 日）透過前任特首辦向他查詢，截稿前亦未獲回覆。前廉署總調查主任、執業大律師查錫我指，事件反映官員申報制度有漏洞，如有充足證據證明屬故意漏報隱瞞，更有可能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認為梁及政府均應交代事件。

洩密文件揭露　梁持戴行日本分公司股權

ICIJ 取得的洩密文件，包括一間代表梁振英的香港律師樓於 2001 年至 2017 年間，與離岸公司註冊代理人「恒泰信託」（Trident Trust）之間的溝通電郵、註冊文件，以及相關離岸公司的董事及股東紀錄。

文件顯示梁振英與 3 間離岸公司 Wintrack Worldwide Ltd.、Ace Link Property Limited 及 EuroAsia Properties Limited 有關；他個人持有 99.9% Wintrack Worldwide 股權，而 Wintrack Worldwide 全資持有 Ace Link Property；Ace Link Property 則持有 EuroAsia Properties 的三成股權（見下圖）。

翻查在英國上市的戴德梁行 2011 年年報，EuroAsia Properties 是其日本業務其中一間主要附屬公司，提供物業諮詢服務；年報指戴德梁行持有該公司七成股權，惟並無披露其餘三成股權由誰持有。

梁間接持有的股權　2015 年以 20 萬英鎊出售

洩密文件亦包括一份股權轉讓書（見下圖），顯示 Ace Link Property 2015 年 12 月將所持的 EuroAsia Properties 三成股權（即 3 股；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為 10 股）出售予 DTZ Internationl Limited，作價 20 萬英鎊；按 2015 年 12 月初的匯率計算，金額相當於約 230 萬港元。

文件中，賣方 Ace Link Property 由「LAM KWOK WING」代表簽署。翻查資料，他是梁的中學同窗，亦可能是梁的股權資產受託人（見另稿）。至於買方 DTZ Internationl Limited，屬於 TPG 財團旗下的公司，該財團 2014 年向 UGL 收購戴德梁行。

翻查 TPG 財團旗下控股公司 DTZ UK Bidco Limited 的年報，2015 年顯示持有 EuroAsia Properties 七成股權，2016 年變成全權持有，與洩密文件揭露的股權交易細節吻合。

此外，洩密文件亦披露與梁曾出任 EuroAsia Properties 的董事，直至 2012 年 8 月他上任特首逾一個月後才辭任，但他的首份利益申報未有提及。與梁有關的 3 間離岸公司，董事其後由是梁的律師及測量師行舊部接任（見另稿）。

股權轉讓交易時　梁任特首正受廉署調查

2014 年澳洲《悉尼晨鋒報》揭發，梁振英 2011 年 12 月競選特首期間與 UGL 簽訂協議，支持對方收購當時陷財困的戴德梁行；UGL 向梁提供 400 萬英鎊報酬，又提出以額外至少 20 萬英鎊收購梁個人持有、戴德梁行日本業務的三成股權，但該協議未提梁持股公司的名稱。

UGL 亦於該協議提出，梁可選擇即時出售或延後出售該三成股權。梁振英承認與 UGL 協議屬實，他亦有收取款項，但一直拒回應其持股戴德梁行日本業務公司的詳情。UGL 事件引起廣泛關注，廉政公署 2014 年 10 月立案調查，直至 2018 年 12 月公布因沒有足夠證據而結案。立法會專責小組的調查，亦因梁拒絕出席研訊等原因而停止。

今次「潘朵拉洩密文件」，揭露梁振英持股日本公司的名稱，亦證實他於 2015 年 12 月，因 UGL 事件受廉署調查期間，以作價 20 萬英鎊（約 230 萬港元）出售股權，交易細節與當時澳洲《悉尼晨鋒報》揭發的 UGL 協議內容大致吻合。不過股權轉讓書並未顯示梁最終決定以哪個選項出售股權。

EuroAsia 為戴行日本業務主要公司　擁其他分公司股權

由於梁一直拒絕交代持股公司的名稱，外界曾估計梁所持有的是戴德梁行日本業務分公司 DTZ Japan Limited。不過《立場》透過洩密文件發現，梁持有的日本業務公司，是另一家離岸公司 EuroAsia Properties。

翻查戴德梁行 2003 年年報，發現曾提及 EuroAsia Properties 完成收購 DTZ Japan Limited 的全數股權。洩密文件亦顯示，戴德梁行早於 2001 年 9 月透過 DTZ International Limited 與梁振英全資持有的 Ace Link Property，各持 EuroAsia Properties 一半股權，戴德梁行於 2002 年再向梁購入兩成股權，令佔股增至七成。戴德梁行 2002 至 2008 年的年報，都將 EuroAsia Properties 列為日本業務的唯一主要附屬公司。

梁振英自 2007 年出任戴德梁行亞太區主席後，該集團 2009 年年報才首次將 DTZ Japan Limited 列為第二間日本業務的主要附屬公司，集團佔股七成，同樣提供物業諮詢服務。

梁任特首的公開申報紀錄　從未提持 EuroAsia 股權及賣股

根據行政會議利益申報規定，行會成員包括特首上任時及每年都需填報個人利益，當中需申報其本人持有超過百分之一的公司實益股份，並需說明公司名稱。此外，行會成員亦需作保密申報，交代持有的股份（不論持股量為何），而利益如有變更，「應在兩個交易日內通知行會秘書」。《基本法》第 47 條亦規定，特首就任時應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記錄在案。

行會保密申報及特首向終院首席法官的財產申報，均屬於保密性質，公眾及傳媒無法查閱，因此無法確定梁有否申報持有 EuroAsia Properties 股權，以及 2015 年股權出售獲益一事。

不過翻查梁上任特首歷年的公開利益申報，均未提及持有離岸公司 Ace Link Property 及 EuroAsia Properties 的股權。

梁振英 2012 年成為特首後，首份行會利益申報指自己為 Wintrack Worldwide Ltd. 及其附屬公司的股東，並指該公司為投資公司。在傳媒壓力下，他同年透過特首辦發聲明，指 Wintrack Worldwide 及附屬公司，「純粹用作持有戴德梁行一間外國分公司的股份」，但未交代分公司名稱及持股量。

他 2013 年的申報指，已將自己所有 Wintrack Worldwide Ltd. 及附屬公司股權，以信託方式持有，而「該信託由一名執業會計師作為信託人，並由我的配偶作為受益人」，但未進一步交代詳情。

2014 年，UGL 協議被揭發，梁約見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解釋，有議員事後稱梁承認持有戴德梁行日本業務的三成股份，惟梁事後並無在利益申報加入相關資料。雖然洩密文件顯示，梁迂迴持有的 EuroAsia Properties 三成股權於 2015 年 12 月易手，但梁振英 2016 年 7 月的行會申報，仍只重申以信託方式持 Wintrack Worldwide Ltd. 及附屬公司股權，並無提及股權轉讓一事。

因此，公眾從不知道梁振英迂迴持有的 EuroAsia Properties 三成股權，亦無從得知該批股份於 2015 年易手，而梁從中獲得 20 萬英鎊一事。

梁振英未覆 ICIJ 及《立場》查詢

ICIJ 今年 9 月透過前任特首辦向梁振英查詢，未獲回覆。《立場》上周亦電郵再次向梁查詢，有否申報出售 EuroAsia Properties 的股權而獲得 20 萬英鎊、該公司的實際業務及用途與與香港是否有關等問題。截稿前亦未獲回覆。

查錫我：梁及政府均需交代

曾任廉署總調查主任的執業大律師查錫我表示，梁振英在任時未有詳細申報所持私人公司股權及擔任私人企業公司董事，而現時被揭任內出售股權獲益，「已非常明顯顯示申報制度有漏洞」，認為梁應公開交代，而政府亦應交代梁有否按規定作出申報。

他認為，官員申報時如僅指以信託形式持股，與申報制度原意有矛盾，「利益申報當然要將所有相關的事情公布，你只申報一部份但又不申報另外的部份，未能盡力滿足申報的要求，是不恰當亦不合理，亦令人會產生故意瞞騙市民及中央政府的觀感」。

查續指，如有充足證據能證明梁屬故意漏報隱瞞，有可能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他舉指從過去其他案件可看到，「如果你一般情況下會作申報，或知道要申報但未有申報，法庭會有合理推論認為你是故意而為。」 

報道由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統籌： https://www.icij.org
更多 ICIJ 調查報道，可參閱：https://www.icij.org/investigations/pandora-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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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朵拉洩密文件】家族涉 72 間離岸公司 董建華擁有 7 間 曾擬用作開設滙豐戶口

《立場》參與「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的潘朵拉洩密文件調查（系列報道），發現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及其家族成員，涉及至少 72 間離岸公司，董建華擁有當中 7 間離岸公司，而其中一間擬用作開設滙豐銀行戶口，處理估計價值 100 萬美元的流動資產。

洩密文件又顯示，董建華的幼子董立新亦透過一間離岸公司，擬開立中國銀行帳戶。至於董建華胞弟董建成，亦涉以 4 間離岸公司持有銀行帳戶，並以另外兩間持有山頂及淺水灣兩處豪宅物業。

ICIJ 曾透過前任特首辦向董建華查詢，其本人及家族涉及的離岸公司用途為何，與其政協職務是否相關，獲回覆指查詢與該辦公室無關，因此沒有回應。

董家涉 72 間離岸公司　董建華擁 7 間　均於卸任特首後設立

ICIJ 取得的洩密文件，包括一間代表董建華及家族成員的財務管理公司，於 2007 年至 2018 年間，與離岸公司註冊代理人「恒泰信託」（Trident Trust）之間的溝通電郵、註冊文件，以及相關離岸公司的董事和股東紀錄。

《立場》從文件中發現，董建華及其家族成員，包括其妻子董趙洪娉、長子董立均、幼子董立新、胞弟董建成、胞妹彭董小萍、侄女周董立茂及金昌玲等，於 1999 年至 2019 年分別為至少 72 間離岸公司的股東或董事；當中 24 間與董建華家族的航運巨企「東方海外」業務有關。

洩密文件顯示，董建華以個人或公司名義持有當中 7 間離岸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權，這 7 間公司均於 2005 年 3 月，董卸任特首後設立。

董建華與胞弟設離岸公司持滙豐戶口　處理 100 萬美元流動資產 

當中，由董建華及胞弟董建成共同以公司名義擁有的 Thorben Services Limited，其 2017 年申請註冊文件顯示，該公司擬用作開立及持有滙豐銀行戶口，處理估計價值 100 萬美元的流動資產。電郵紀錄顯示，該公司最終成功註冊，惟未有文件或紀錄顯示是否持有滙豐戶口。
ICIJ取得的洩密文件顯示，董建華及胞弟董建成共同以公司名義擁有的 Thorben Services Limited，其申請註冊文件顯示，該公司擬用作開立及持有滙豐銀行戶口，處理估計價值 100 萬美元的流動資產。（資料來源：ICIJ）
董氏家族另有 5 間離岸公司。董建華的幼子董立新亦透過一間離岸公司，擬開立中國銀行帳戶，而董建華胞弟董建成，亦涉以 4 間離岸公司持有滙豐及摩根大通銀行帳戶。

2018 年 12 月，中國企業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被美國指控涉透過華為在香港的子公司 Skycom 在伊朗展開業務，違反美國對伊朗制裁，在加拿大被拘留。滙豐銀行其後被中國官媒指控及批評「出賣」孟晚舟。

最新洩密文件揭露，身為中國副國級領導人的董建華，以及其家族成員，早年曾擬透過離岸公司開設及持有滙豐銀行戶口。

董建成以離岸公司購物業　董建華上月斥 1.6 億首置買樓　

除了以離岸公司開設銀行戶口，洩密文件亦披露董建成擔任董事的離岸公司 Toma Resources Ltd，以及他以公司名義持有的 Galician Company Limited，分別於1999 年及 2003 年，斥資2,800 萬元及 1,360 萬元，購入山頂紅梅閣及淺水灣明慧園的豪宅物業。

土地註冊處紀錄顯示，兩處豪宅目前業主仍為該兩間離岸公司。

相反，董建華今年 8 月以首置身份斥 1.6 億元，購買嘉慧園 C 座低層單位。今次洩密文件，暫未發現董建華以離岸公司名義購買物業。

董建華罕有缺席國慶升旗儀式　7 月最後公開露面　

現年 84 歲的董建華，罕有缺席上周五（10 月 1日） 國慶升旗儀式。董建華其後透過發言人表示，由於身體不適，未有出席國慶慶祝活動，在家休養。

董建華今年 3 月出席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北京開幕。開幕結束之際，董建華離場時在台上跌倒，由同場其他人扶起，特首林鄭月娥其後曾上前慰問。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今年 7 月，出席慶祝中共成立電影首映。
 

報道由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統籌： https://www.icij.org  
更多 ICIJ 調查報道，可參閱：https://www.icij.org/investigations/pandora-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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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防貪大哉問

近年國家大力反貪，從嚴治黨，但今時今日，國內打貪已不靠人治，而有典章制度可尋，確保「依法治國」的方針得以落實。那麼，香港作為中國特區，又如何配合依法打貪的工程呢？

最近行政長官公開表示不會履行競選承諾，即不會修訂《防止賄賂條例》──將適用特首的條文由第4（賄賂）、5（在合約事務上給予協助等而作的賄賂）及10（管有來歷不明財產）條擴大至第3（索取或接受利益）和8條（與公共機構有事務往來的人對公職人員的賄賂）。

她直言「一定走數」、「今日沒有做到、亦不會做、未來行政長官也不應做」，視此舉為「衝著行政長官為主導的憲政體制而來」。她之後在電台節目進一步解釋，特首須向中央和特區負責，不能純粹受制本地法律；若特首過度受公眾問責所限制，亦影響其憲制功能；但她又指「若特首貪污、不清廉，中央政府定看在眼內」。

2012年，「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下稱委員會）發表報告，建議政府修例，但早於2008年，政府已提出反對修例以擴大適用於特首的條文，理由包括要顧及特首獨特的憲制地位、特首已受到一定法例規管和公眾監察等等。不過，2012年的委員會一方面完全認同特首「崇高的憲制地位」，但另一方面亦認為特首是「公僕之首」，公眾期望特首「嚴守最高的操守準則」，修例對「維護行政長官一職的尊嚴和信譽，以及維持公眾對制度廉潔守正的信心，均非常重要」（報告第4.62-4.63段）。

委員會亦指出，「規管索取和接受利益的嚴格制度適用於行政長官所領導的政治委任官員及公務員，而行政長官卻免受規管，實在並無理據可言。」（報告第4.65段）。故建議修例之餘，成立一個立法會主席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共同委任的獨立委員會，擔當「考慮並決定是否就行政長官索取及接受利益給予一般或特別許可」的角色」（報告第4.71段）。 

這個從未開展的修例爭議，涉及至少兩個問題：一，特首的憲制地位和本地法律究竟有無真正的衝突？二，究竟中央在規管特首收受利益和賄賂有何具體的憲制角色？

關於第一個問題，特首至今的公開回應，對反對雙重標準的人來說，當然沒有說服力。如果擴大條例適用於特首的範圍會影響特首獨特的憲制地位，那麼目前法例中有關賄賂和管有來歷不明財產的條文能適用於特首，就已損害了特首的憲制地位了。既然如此，政府又是否應修例，廢去目前第4、5、10條適用特首的條文？此外，現行普通法中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及賄賂罪、《基本法》第47條有關特首就任時要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的規定、第73條有關彈劾行政長官的規定等等，皆可以是制約行政主導的法律機制，那麼這些本地法制和《基本法》憲制秩序的設計，又是不是要開始進行檢討了？

又何況，本地法例根本無權力直接廢除特首的職權，罷免權始終在中央手中，例如董建華2005年請辭特首，也要國務院批准，那麼本地法律防止特首貪腐，又如何衝擊特首的憲制地位了？

或者，最觸動政府神經的，應該是委員會建議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去處理特首收受利益的問題。建議提到由終院首席法官和立法會主席共同委任該獨立委員會的成員，變相由司法機關和立法機關行使權力監督特首，豈不是體現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元素？在目前講求「全面管治權」、「香港沒有三權分立」的意識形態之下，依委員會建議行動當然是不合時宜了。所以，特首拒絕修例，寧願延續殖民年代港督不受相關條例約束的做法(報告第3.57段)，是否出於主權意識的政治考慮多於講求穩定性和一致性的法治考慮？

關於第二條問題，特首反覆強調：如果特首有不當行為，中央必定出手。既然中國《憲法》第85條列明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特首所指的「中央」又是否國務院呢？

但國內真正處理官員貪腐問題的憲制機構，其實是「監察委員會」（下稱監察委）。

2018年，全國人大修憲，在憲法層面確立監察委的職能、並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落實具體監察官員措施。2018年修憲訂法同時，中共中央在亦決定將國家監察委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委員會（即中紀委）合署辦公，同時紀檢、監察黨員官員，符合黨國一體的國情。但除非特首是中共黨員，否則在理而言，中紀委及其巡視組也無權限干涉特首貪污的問題。

修改過的憲法列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監察委員會是國家的監察機關」（第123條），國家監察委要「領導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的工作，上級監察委員會領導下級監察委員會的工作」（第125條）、「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干涉」（第127條）。《監察法》第7條要求除國家監察委以外，省、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縣、自治縣、市、市轄區均設立監察委；第11條具體指出監察機關的職責是「監督、調查、處置」；第15條臚列監察對象，包括黨幹部、各類公務人員、國企人員、公辦機構人員、基層管理人員和其他公職人員等等。然而，無論是《憲法》或《監察法》，對監察官員的要求均不涉及特區；《監察法》並非適用香港的全國性法律；內地的監察機關在港無調查權，香港亦無從屬國內上級機關的監察委員會。

特首回應公眾質疑修例轉軚時，一方面高舉中央，另一方面卻沒有具體指出國家哪個憲制機構可以監察特首的貪腐問題。如果中紀委和監察委都管不著，那麼特首貪腐的問題，是向國務院總理報告，還是向國家主席或總書記報告才是？抑或是只能靠貪污的特首覺今是而昨非，主動向兩辦甚至國務院自首才能止貪制腐？

香港唯一接通中國和香港特區刑法的條文，是港版《國安法》第五十五至五十七條，由國內政法機關處理特殊情況下發生的國安案件。但特首貪污瀆職，又是否算進國家安全的範圍，由國安公署法辦送中，以達成「中央出手、整治貪腐特首」的效果？

最後一個可能，會否關乎香港選舉改制時設立的選舉委員會總召集人制度？當時已有傳媒放風，指召集人制度，是為了應對新制度下出現的一些無法預測，甚至窮盡現有法律機制也解決不了的問題。萬一香港不幸，出現特首貪腐、防賄條例無法規範、國家相關部門含糊的情況，又是否由選委會總召集人處理？

防止特首貪污是國家反腐敗的嚴肅課題，特首應該給予公眾一個具體明確、有法可依的答案。

延伸閱讀：

《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報告》， 2012年5月31日。https://www.irc.gov.hk/chi/report/report.htm 

（原刊於《明報》2021年7月20日）

from  https://laiyanhoeric.blogspot.com/2021/09/blog-post_10.html

人盡皆知的規矩，武官們大條道理不遵守；習近平叫官員酬酢減少奢華，大家都作耳邊風

看電影《醫官同謀》，心裏疑問：香港傳媒幾時淪落到這個地步？

真人真事紀錄片，有關羅馬尼亞二零一五年一場音樂會大火，過百人死亡，但當中三十多人算是較輕傷，卻死於在醫院感染惡菌。記者揭發全國醫院消毒劑被稀釋，只及規定濃度十分一，令醫院變成抗藥性惡菌溫床，事件涉集團式長期貪污，整個醫療與官僚系統爛到底，揭發事件而膽敢冒險調查追蹤的，竟然是一份體育小報的記者。

其他靠攏權力資源豐厚的主流傳媒在做什麼？他們有跟進報道，但總是裝扮得客觀持平，事實擺在眼前也要「平衡報道」，已被政黨收編的喉舌則發動反擊，針對想改革的人。記者揭發的貪污規模，遍及醫療系統上下到政府高層，乃長年積累問題，可見傳媒監督角色一直很弱，如非大火多人枉死激發民憤，整個社會不會覺悟。

香港又如何？從高點墮落，時間不用太多，現在已見到禮崩樂壞的裂縫、結構性潰敗的開端。

 「涉嫌強姦犯飯局」事件，入境處長、海關關長、保安局副局長，在私竇接受內地大地產商高層人員款待，有在席人士涉一宗企圖強姦案，令事件遭揭發。知法犯法違限聚令當然不對，更令人驚訝是這些國安大員、武官之首，竟然不避嫌，同大地產商過從甚密。政府解釋，一會兒說是「普通社交聚會」，其實武官與大地產商有什麼私交？一會兒又說官員「犧牲」下班私人時間，工作上要與社會各界連繫，他們的工作關係如何連繫得上？既然如此光明正大，為何不能公開在席人士名單，陪座之眾人是男是女？警察過往發限聚令告票，會公報涉事者年齡性別，今次為口死口不講？

出事之私人會所，最便宜餐單要三千多元一位，未計酒水。就算小薯公務員都知道要避嫌，不能接受過度奢華的款待，很多政府部門，過時過節收到果籃，也要轉贈社福機構，禮不會收，真的吃飯應酬，就算見不到一塊鮑魚，也要自費付鈔，不讓人請客，人盡皆知的規矩，小小公務員不敢越雷池半步，獨是武官們大條道理不遵守。新香港，立法會被廢掉、忠誠廢物們不敢批判、傳媒遭噤聲、認真追查事件的傳媒只餘少數、司法機構被動無力，政府高官自知無王管，不用向選民負責，多天來出事官員甚至避見傳媒，不公開解釋，妄想事件很快淡忘。

事件亦釋出重要訊息，那些國安大員，維穩武夫，都在法律之上，安坐神枱上的超然地位，連習近平三申五令叫官員酬酢減少奢華，大家都作耳邊風；犯錯後試圖隱瞞，眾高官更跑出來護短，叫人「人性化」看待事件，寬以律己、嚴以待人，雙重標準，虛偽之極致。

 

（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為加長版）

作者博客

from

遍地谎言的国家安能强盛

来源: 

苹果日报

习近平到海南岛主持攻击舰“海南舰”、核弹驱逐舰“大连舰”和核潜艇“长征18号”齐齐入列仪式。船坚炮利、军容鼎盛，以震慑南海邻国的讯息清楚不过。与此同时，赵婷凭《浪迹天地》夺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为华裔女导演开创先河。有关当局可屏蔽奥斯卡颁奖仪式，以致绝大部份国人无从分享此“华人之光”的喜悦。上海有赵婷的大学校友试图透过虚拟私人网络（VPN）“偷窥”亦遭阻挠。威武强国何以不许赵婷的殊荣见光？

玻璃心受创 屏蔽赵婷夺奖

在夺得奥斯卡奖之先，《浪迹天地》已在3月初为赵婷赢来“金球奖”。当时其继母、喜剧演员宋丹丹这样形容赵婷的成就如何不凡：“一个不懂英文的中国女孩，16岁才出国求学，选择了一条我们从不看好但也只能尊重的道路。今天在人家的主场拼人家的强项，取得了这样的认可，创造了这样的纪录，你是我们家里的传奇，相信你的故事也会激动无数中国的孩子们。”一个多月后赵婷赢来更大的荣誉，“激动无数中国的孩子”的良好愿望却落空了。要枪有枪、要炮有炮的强国对让全球华人引以为荣的娱乐新闻何以如斯怕得要死？

无他，赵婷说了真话。八年前她跟纽约的《Filmmaker》杂志描述其童年中国“遍地谎言，令人感到无从挣脱”（There are lies everywhere. You felt like you were never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out.）。去年，挣脱谎言之国的赵婷跟澳洲的传媒说她“现今以美国为家”（the U.S. is now my country）。赵婷的非凡成就显然不足以弥补她说真话给强国玻璃心带来的重创。

强国能屏蔽赵婷“在人家的主场拼人家的强项”接连赢得的殊荣，却屏蔽不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之首的华融遭港交所停牌，其境外债券价格插水的新闻。落得如斯境地皆因华融未能按规矩如期公布业绩。华融是财政部属下的央企而非一般的资产管理公司。如期公布业绩般的基本动作亦应付不来，这门央企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烂摊子，不必细表。

这门央企烂到这个地步并不出奇。其前第一把手赖小民刚被处以极刑。其罪名是贪污腐败——家中搜出三吨现钞，其他金银珠宝名画古董赃物不刻尽录！共产党渲染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贪腐亡国，跟赖小民比他们恐怕亦需自认敝乡。爆出华融此丑闻是习近平厉行打贪差不多十年后的事。此又不禁令人要问，所谓打贪到底又是什么的一回事。

打贪六十三年 越打越腐败

倘若对此尚有丝毫怀疑，新华社新近的报道不给大家留下任何想象空间。众所周知，中央纪律委员会乃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挂帅印打贪的衙门。新华社指其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丧失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大自信”，大搞迷信活动，收受礼品礼金；纵容、默许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影响牟利；收受巨额财物。董宏本月初落网、被开除党籍；不知会否落得赖小民的收场。专责打贪的大员而腐败堕落至此，这样打贪又能打出什么个样？

无巧不成书。就在新华社发布董宏落网的新闻之际，国务院4月26日召开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不知道是针对赖小民还是别的，总理李克强强调加强廉政是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保障。要深挖严查金融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要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所谓“放管服”改革，以进一步铲除滋生腐败土壤。

党有党打贪，国务院有国务院打贪，企业有企业打贪，打贪何时了？事实是自中共立国以来即无时无刻不在打贪。打了整整六十三年，腐败的土壤反而越利益肥沃，越打贪污腐败的案情越严重。何以故？赵婷一语道破：“遍地谎言”，有以致之。极权的本质固然不许人民乱说乱动，更须不断假大空以巩固政权。恰正如此，尽管赵婷说的真话人尽皆知亦须屏蔽。“遍地谎言”、冇胆面对真话、而腐败透顶的国家果能强盛？不可能的。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104/%E9%81%8D%E5%9C%B0%E8%B0%8E%E8%A8%80%E7%9A%84%E5%9B%BD%E5%AE%B6%E5%AE%89%E8%83%BD%E5%BC%BA%E7%9B%9B.html

马尔他女记者谋杀案调查指向中国“一带一路”贪腐网络

来源:
自由时报

南欧地中海国家马尔他（Malta）的知名女记者加利西亚（Daphne Caruana Galizia），2017年10月驾车外出时遭汽车炸弹炸死，不仅震惊全球，也撼动马国政坛，因为加利西亚当时揭发马国政商勾结的贪腐网络，指控总理慕斯凯特（Joseph Muscat）和妻子收受外国资金，富商亨芬内克（Yorgen Fenech）行贿政要，慕斯凯特因此下台。

《路透》3月29日报导，经过对资金流向的深入追查，发现本案涉及中国“一带一路”计画，跨国管理顾问公司“埃森哲”（Accenture）的大中华区资源事业董事总经理陈城（Chen Cheng）涉案。

加利西亚指控，马国前能源部长米纪（Konrad Mizzi）和慕斯凯特的幕僚长谢姆布瑞（Keith Schembri）在巴拿马拥有两家公司，从2家境外公司收取贿赂，一家就是亨芬内克的17 Black公司，另一家则为陈城成立的“骅道国际”（Macbridge）。经过记者不断扩大调查范围，深入骅道国际的网络，触及中国国有企业“上海电力公司”对欧洲的4亿美元（约115亿台币）投资。

《路透》和“组织犯罪与贪腐举报计画”（OCCRP）、马尔他时报、南德意志日报，追踪前述2家涉入这个贪腐网络的公司，发现43岁、来自上海的陈城，过去10年曾代表上海电力公司在马国和另一个巴尔干小国蒙特内哥罗（Montenegro）投资事宜的谈判。

上海电力公司公司是中国5大国有电力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控股的大型发电公司，成立于1998年6月，2003年10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在马国政府支持下，上海电力投资4亿美元，收购马国国家电力公司Enemalta股份，本案被马国政府和中国官方定位为“一带一路”的组成部分。

加利西亚2016年披露，陈城2014年在英属维京群岛创办一家公司，目的不明。同年，上海电力投资4亿美元收购Enemalta股份，陈城在这笔交易中发挥关键作用。加利西亚并未指明陈城有何不当行为，埃森哲当时也未做出回应。

最新调查发现，陈城家族在香港成立2家公司，都与马国有关。一家就是“骅道国际”，向代表马国谈判的时任能源部长米纪所拥有的巴拿马公司，支付200万欧元；另一家公司Dow's Media Company，则从亨芬内克的公司获得100万欧元，这与蒙特内哥罗的投资案有关。

陈城游说马尔他国家电力公司和上海电力，联合投资蒙特内哥罗的风力发电计画，最终促成投资案，但这个风力发电计画实为亨芬内克名下企业所有；从这项投资案获得的款项，部分流入17 Black，在投资完成后，再向Dow's公司支付100万欧元。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104/%E9%A9%AC%E5%B0%94%E4%BB%96%E5%A5%B3%E8%AE%B0%E8%80%85%E8%B0%8B%E6%9D%80%E6%A1%88%E8%B0%83%E6%9F%A5%E6%8C%87%E5%90%91%E4%B8%AD%E5%9B%BD%E2%80%9C%E4%B8%80%E5%B8%A6%E4%B8%80%E8%B7%AF%E2%80%9D%E8%B4%AA%E8%85%90%E7%BD%91%E7%BB%9C.html

贫困青海女贪官收贿无极限！买房藏赃物堆满金条

中国青海省先前破获一起贪污案，时任青海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的王丽收贿，甚至还买了一栋专门藏匿赃物的房子，被找到时，涉案金额的庞大，连调查单位都震惊了。

据东森新闻今天报道说，女贪官收贿无极限！买房藏赃物…检调开门震惊：堆满金条。该报道综合陆媒消息，王丽1962年出生于河北，42岁时升任西宁市商业银行行长（后改为青海银行），接着兼任党委书记与董事长，直到2018年卸任前，一共担任了12年的银行行长。王丽卸任后高升，成为青海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巡视员。

报道说，不过，因为她被查到贪污，2020年2月卸任，也被开除共产党党籍、公职职务。

据消息说，调查单位经过查询，王丽收贿无数，且贪得无厌，无论金额大小，全都来者不拒，让青海省纪委痛批“根本没有底线”。开始查扣赃物时，王丽的家中根本什么也没有，后来再经过调查，才知道王丽偷偷瞒着丈夫，在外面买了一间房子。检调单位破门后，被屋里的场面给震惊了。王丽买了这间屋子，专门藏匿赃物，且室内摆设全都用最高档的设计，根本没有贴壁纸，而是找了彩绘师，依照屋内的设计，画上相配的图案。

此外，屋内还有各式各样的奢侈品，光是单价3、4,000元人民币丝巾的数量，就塞满了整个衣柜，还有许多重量一公斤的金条，以及50万元的纪念钞。

该报道说尽管王丽收贿无数，在外人面前总是包装得节俭，甚至还委托助理拿破掉的裤子去缝补。王丽本人则说，她最大的悲伤来源，就是那间房子，唯有在屋里独处时，才能找到平静，接着穿上收贿得到的奢侈品，在镜子前欣赏自己的身影。

检调单位调查后，依照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等罪嫌，将王丽起诉，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官方消息没有提及女贪官的丈夫是否廉洁，以及女贪官偷偷瞒着丈夫在外藏金的理由。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10212-%E8%B4%AB%E5%9B%B0%E9%9D%92%E6%B5%B7%E5%A5%B3%E8%B4%AA%E5%AE%98%E6%94%B6%E8%B4%BF%E6%97%A0%E6%9E%81%E9%99%90-%E4%B9%B0%E6%88%BF%E8%97%8F%E8%B5%83%E7%89%A9%E5%A0%86%E6%BB%A1%E9%87%91%E6%9D%A1

透明国际公布的《2020年出口腐败报告》与中国

总部设在德国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组织上周公布了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44个成员国在出口贸易方面的腐败行为的评估报告，事实上，报告涉及的国家仅仅是43个，由于冰岛的出口贸易数字微乎其微，因而并列入调查的范围。这份报告的标题是 《2020年出口腐败报告》。报告将经合组织成员国分为四组，美国，英国以色列与瑞士被列入积极展开司法调查并且对贪腐责任者进行制裁的国家，法国，德国等八个国家被列入反贪腐温和的国家，其他三十多个国家则属于消极反贪腐国家。这份长达180多页的报告中有四页的内容涉及中国，报告指出，虽然中国并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反腐败公约的签署国，但是，鉴于中国的出口贸易超过全球总贸易的11%，中国与印度等国在出口贸易行业的透明度值得各界的进一步关注。

透明国际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们曾经多次呼吁中国，印度等二十国集团组织成员国签署经合组织的反贪腐公约，但是，却始终没有获得相关国家的回应。从2018年开始，透明国际在年度报告中纳入出口贸易金额超过全球2%的非公约国。因此今年榜上有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印度。

报告指出，75% 的世界出口贸易来源于那些在反贪腐领域没有做出行动的国家。尽管国际反贪腐行动从总体来说正在不断进步，但是，他们依然遇到重重阻力，例如缺乏有力的法律框架，缺乏协调合作，缺乏反腐败专家等等，许多国家都对其企业使用贿赂手段来获得国际出口市场视若无睹，即使有中国与俄罗斯等高调打击腐败的国家，但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往往是为了打击政治对手，而并不是打击腐败本身。因此，出口行业继续腐败成风，犯罪者继续逃避法律的制裁。根据联合国日前公布的一份统计报告，每年有880亿美元的资产非法流出非洲，相当于每年国际援助非洲金额的两倍，这些资产绝大多数都是在贸易的框架下被非法挪用的，而新冠疫情正在加剧非洲国家的腐败现象，因为联合国以及二十强集团近期向非洲再度拨发了援助金款，如何进一步打击腐败，为深受其害的非洲国家的民众寻求公正。这是国际反贪腐组织所面临的一大考研。

事实上，国际反贪腐活动早已拥有诸多的协议框架，经合组织在1997年就通过了《 关于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 行贿外国公职人员行为的公约 》，经合组织近年来不断呼吁 中国，印度等二十强组织中的非经合组织成员国尽快加入公约。此外，联合国2003年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对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行贿受贿也带有明确的规定，签署该公约的169个国家中就包括中国与印度等被透明国际点名批评的国家。报告指出，中国、香港和印度在打击国外腐败现象和洗钱方面无所作为。新加坡在这方面采取的举措也非常有限。

具体而言，报告指出，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中国的司法部门并未对任何涉及出口贸易行贿受贿的嫌疑案件展开任何调查，而相关的贪腐案子数不胜数，报告列举了其中一些最引人关注的案子，比如，斯里兰卡总统是否在中国在该国修建海港的工程计划中获得了将近80万美元的回扣，该工程计划虽然在2015年被叫停，但是2018年一月，有报道说，中国公司与斯里兰卡当局再度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报告列举的另外多个贪腐案件都涉及非洲国家，比如说，2015年，中国国营企业中国路桥建设集团在肯尼亚高速公路工程中贿赂当地官员遭到肯尼亚司法部门的判决。此外，中国企业在几内亚，卢根达，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也涉及多起贪腐事件。此外，透明国际的报告中特别列举了澳门富豪吴立胜为在澳门设立联合国中心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贿赂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而受到纽约法院的判决。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上述贪腐事件未展开任何调查，不过，报告同时也指出，负责上述案件审理工作的非洲以及纽约法院并未找到中国官方直接介入贿赂活动的任何证据。

最后，报告列举了在出口行业打击贪腐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信息透明，资产透明，以及对责任者进行司法追究，对受害者给于经济赔偿等等。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4%BB%8A%E6%97%A5%E7%BB%8F%E6%B5%8E/20201019-%E9%80%8F%E6%98%8E%E5%9B%BD%E9%99%85%E5%85%AC%E5%B8%83%E7%9A%84-2020%E5%B9%B4%E5%87%BA%E5%8F%A3%E8%85%90%E8%B4%A5%E6%8A%A5%E5%91%8A-%E4%B8%8E%E4%B8%AD%E5%9B%BD

病死猪肉在正规肉联厂“洗白”，每日流入市场上千斤，涉案人已被抓

2019-12-03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向来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

近日，据媒体报道，广东佛山一家正规肉联厂，居然将病死猪屠宰后，盖上检疫合格章，流入广州、佛山等地的市场。每天流入的病死猪，竟达数千斤！

正规肉联厂洗白病死猪肉

11月30日晚，据广东电视台“今日一线”栏目报道，在历时一个月暗访后，该栏目记者发现，本该在正规屠宰场无害化车间被无害化处理的病死猪，居然从屠宰场里悄悄流出，进入了广东佛山一家叫南海合谊肉联有限公司的正规肉联厂，经过一番“洗白”加工操作后，竟盖上了检疫合格的标签，流入了周边市场猪肉档，每天竟达数千斤之多！目前，佛山三级主管部门已查处涉事肉联厂，公安部门带走相关人员进行调查。



"今日一线"记者暗访时发现，在佛山里水合谊肉联厂内，一辆拉猪车停在活猪交易区的一家档口前，有人将车上的猪一头头往下赶，猪被赶完后仅留下两头一两百斤的死猪，一动不动躺在那里。眼见有人盯着死猪，一名红衣女子悄悄靠向暗访记者，低声推销起死猪来。

红衣女子：要么？

暗访记者：多少钱？

红衣女子：你给什么价钱？

暗访记者：你说呗平时是多少钱？

红衣女子：平时两三百块。

暗访记者：两三百一条是吗？

红衣女子：嗯。

暗访记者：有几条？

红衣女子：两条。

暗访记者：你先放在这里，等下我叫我老板过来。

正在暗访记者与女子议价时，身旁一个男子用铁笼车，将一头足有三四百斤重的死猪，从活猪交易区直接推向了肉联厂的宰杀区。

一开始，屠宰场内的工作人员直接拒绝分割这条死猪。

可不想，男子随后找了另外几名身穿肉联厂制服的人聊了一会后，死猪又被工作人员拉上了屠宰区。工作人员将死猪挂起来后，立即用刀给死猪放血，但此时的猪血已是暗红色。随后经过烫洗、脱毛、除内脏等程序后，死猪立马变身为白条猪。当天早上8点半钟左右，原本一直被检验员拒绝出场的死猪肉，被盖上了检验章。

而在当天上午9点多，在活猪交易区内，一头约两三百斤的死猪，被人从拉猪车上拉下来后，随即被喷上了标志着不能宰杀的红漆，但随后依然被人推去屠宰场宰杀。

屠宰区工作人员看了一眼死猪后，便要求买猪人将猪拉走，可买主迟迟不愿动身，双方就僵持在那。此时，一名肉联厂的保安便张嘴，对买猪人“口吐真言”。

合谊肉联厂保安：你也怪不了人家，怪你们不打招呼，是不是，这只能怪你自己，不能怪别人。

贿赂工作人员，就能“洗白”病死猪

据"今日一线"，在该肉联厂活猪交易区，有人从猪场买了四头猪，其中的三头近百斤的都是死猪，仅有一头不足五十斤的小猪是活的，同样也被直接拉进了屠宰区。

而在蹲守的第四天凌晨4点多，在活猪交易区内，买猪人将两只身体早已僵硬的死猪，翻转数遍后，决定出“高价”收购。

随后，其中一男子用铁栏车将猪肉直接拉到了宰杀区，不出意外的，一开始同样遭到了工作人员的拒绝。之后，另外一男子推着第二条死猪来到屠宰区，并将至少100元的现金给了那个工作人员。

约10分钟，经过屠宰、分割后，死猪肉便来到了检验区。检验完、盖了章，两名男子直接把四扇死猪肉，抬上了一辆小货车，拿着从缴费处拿来的放行条，买猪人便毫无阻拦的开出了肉联厂。而在最后一个关卡的保安，简直形同虚设，对进出拉猪肉的货车，不做任何检查。

随后男子从车上下来，用拖车将其中的一头死猪肉，直接搬进了入口的一家名为“乡下土猪”的档口上分割。

而另外一头死猪肉，则被送到市场另一个名叫“红土走地猪”的档口。

就这样，死猪肉成了正常的猪肉，在市场上摆卖销售，售价几十元一斤。

相关资料显示，今年九月份，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2019年第一批省级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名单的公示中，佛山共有三家肉联厂上榜，其中，暗访中涉及的南海合谊肉联有限公司就名列第八位。

有人专做死猪生意

在暗访中，"今日一线"记者观察到，几乎每天凌晨的五点左右，一个年龄约20多岁，穿水鞋、戴头灯，身后别着尖刀的男子都会出现在生猪交易区，只要有卸货猪车，他都会爬上车查找死猪。

如果是刚死的猪，带刀男便会试图低价从猪老板手中收购。而有时在等待濒死的猪完全死亡的过程中，如果被人插上一杠子“抢猪”，带刀男甚至不惜与人争抢。

买到死猪，带刀男有时会将死猪转卖给其他买主，赚取差价。而一些死的时间比较长的猪，因品相不好无人要，便被人扔到无害化处理间。

这么大量的死猪肉会流向哪里呢？

每天上午的上班时间，便会有身穿白大褂及便装的人来到无害化处理间，用刀将死猪分割开来。不久后，就会有货车出现，如果货多，它便会在无害化处理点门前多次出现。

随后，暗访记者在跟踪拉死猪肉的货车时被发觉，记者的车辆前面被人用摩托车堵住，后路被一辆小车顶死，四周围上来十多个人。在拍了暗访记者及车牌照片后约十多分钟，货车又大摇大摆的开了出去，随后便不见了踪影。

相关嫌疑人被带走调查

据新华社12月2日报道，广州和佛山两地政府部门通报，因交易、屠宰病死猪肉，佛山合谊肉联有限公司已被责成停业整顿，相关嫌疑人被带走调查。广州涉嫌销售死猪肉的两名猪肉档主也已被控制。

据南海区政府介绍，目前已在全区对生猪屠宰厂进行排查，同时组织五个专项执法检查组，分赴各镇（街道）开展执法监督检查。市场监管部门对南海辖区范围的猪肉经营市场开展全面排查，及时发现和处置问题肉品。经排查，目前暂未发现相关问题。

一些病死猪肉经屠宰场后流入了广州市。广州市广州市场监管局2日对外通报，佛山合谊肉联有限公司屠宰病死猪的事情被曝光后，广州已对全市农贸市场、超市和肉品经营店等经营场所全面开展核查，一旦发现该公司生产的猪肉食品，全部下架、停止销售。截至2日15时，已核查猪肉食品经营业户1699家次。黄埔区鱼珠街顶岗临时疏导点黄某冲经营的“乡下”土猪档和顶岗平价农贸市场杨某颖经营的“红土”走地猪档因涉嫌销售佛山病死猪肉，经营者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广佛两地政府部门表示将加大生猪屠宰、经营、加工等环节的执法检查力度，严惩违法者。

教你五招辨别病死猪（来源：广州日报）

一是看表皮

健康猪肉表皮无任何斑痕；病死猪肉表皮上常有紫色出血斑点，甚至出现暗红色弥漫性出血，也有的会出现红色或黄色隆起疹块。

二是闻气味

新鲜猪肉具有鲜猪肉正常的气味；变质猪肉不论在肉的表层还是深层均有血腥味、腐臭味及其他异味。

三是看弹性

新鲜猪肉质地紧密富有弹性，用手指按压凹陷后会立即复原；变质猪肉由于自身被分解严重，组织失去原有的弹性而出现不同程度的腐烂，用指头按压后凹陷，不但不能复原，有时手指还可以把肉刺穿。

四是看脂肪

新鲜猪肉脂肪呈白色或乳白色，有光泽；病死猪肉的脂肪呈红色、黄色或绿色等异常色泽。

五是看肌肉

健康猪的瘦肉一般为红色或淡红色，光泽鲜艳，很少有液体流出；病死猪肉颜色发红发紫，无光泽，挤压时有暗红色的血汁渗出。

责任编辑: 于文凯

from 观察者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19_12_03_527199.shtml

美国之音年终报道：中共继续反腐 贪官前仆后继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领导的大范围反腐运动已经使150多万官员受调查，好几名高级领导人落马。虽然被查官员的人数惊人，但是用习近平的话说，腐败仍然是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威胁”。

虽然当局宣称反腐保持强劲势头，这种势头在2018年也会持续下去。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这走得还不够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反腐事务主要专家之一任建明说，总体的观察是，反腐斗争的力度自从习近平在中共18大上台后加大了。

但是他说，150万被调查的官员只是腐败官员总数的极小一部分。中共总共有大约8千9百万党员。

他说：“如果还存在比较多的腐败的话，就说明我们要反思18大之后的反腐败的震慑效应、威慑效应为什么还不够？”

他接着说，这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应当重新考虑反腐手段？

刚上任就落马

在2017年被中共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的18名“中管干部”中，多数担任现职还不到两年。其中，虞海燕刚刚被任命为甘肃省副省长两个月就被调查。

在2016年被调查的高级官员中，除了一位，其余都是在习近平任职第一届时获得的任命。

分析人士说，被任命和被调查之间的时间相隔这么短，这让人对当局是如何选拔官员以及官员腐败程度有多么的普及产生了疑问。

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一局面还凸显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习近平没有足够的能干官员来担任重要职务。

经济学者和评论人士胡星斗说，中国需要一套现代化的反腐体制。

他说：“要进行权力之间的制衡。要对官员进行财产公开。要对财政资金的使用进行公开。而且财政预算、决算要经过议会严格的审议和监督，还要鼓励新闻媒体和民众对官员进行监督。”

维持党的控制

目前所有高官腐败案件都首先由中共的中纪委调查。到目前为止，习近平主席拒绝扩大权力分开，相反，他强调必须由党领导反腐。

预计中国明年将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这将增加党对反腐斗争的领导权。监察委的目的是把国家执法与党内反腐结合起来，并将监管所有公务员。

预计，新的监察委将负责行政监督、防止腐败和预防犯罪。

胡星斗认为，建立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后，对官员的调查也许会更有力了。他说，这可能会让中国的官场更加廉洁和诚实。

需要新制度吗？

分析人士提到，即使是反腐力度加大，中国还需要对官员选拔制度进行根本性质的改革。

目前的选拔制度严重依赖人们的意见，但是任建明提到，应该更多地使用竞争性的指导原则，以便更加容易地发现有问题的官员。

他说：“如果你主要还是靠上级领导的个人了解和判断的话，我个人认为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借鉴香港赦免贪官?

任建明说，中国可以从香港对一些轻微腐败行为予以赦免的做法。这种做法帮助把香港从世界最腐败城市之一转变为世界最廉洁城市之一。

他说，“我们可以借鉴过去的一些经验”，包括香港的大赦做法，这样可能解决大批官员大量腐败的问题。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12/%E5%B9%B4%E7%BB%88%E6%8A%A5%E9%81%93%EF%BC%9A%E4%B8%AD%E5%85%B1%E7%BB%A7%E7%BB%AD%E5%8F%8D%E8%85%90%7C%E8%B4%AA%E5%AE%98%E5%89%8D%E4%BB%86%E5%90%8E%E7%BB%A7.html

郭文贵采访中没有放出的“核弹”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在4月19日对郭文贵的采访被迫中断，引发了外界的各种猜测。在采访之前，郭文贵曾经宣称他将会放出“核弹”，而我们在采访计划中也进行了充分细致的准备。美国之音各级领导当时为这次采访提供了从参考资料到直播技术手段等各方面的支持。这种支持在4月17日中国外交部施压之后发生突然的改变。
原定采访计划中的各种细节只有我们两人最清楚。根据与郭文贵团队的谈判商定，郭预先为我们提供采访参考的文字和有声资料，我们同意对此次专访全程直播。而他在直播中提供的资料在播出之前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没有播出的资料也不能透露。因此尽管美国之音上层一再要求我们交出掌握的材料，我们本着保护与尊重消息来源的原则，信守约定与承诺，没有向上级提交。不过，我们在采访之前多次将采访的提纲报告给华盛顿总部相关的负责人。
在征得被采访人同意之后，我们在这里公布我们制定的部分采访计划。在谈到计划本身之前，想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原来的直播计划是三个小时。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时事大家谈》，电视、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同步直播，一直如此。
对郭文贵的访谈，就是在《时事大家谈》节目时间进行的。由于我们预期对郭文贵的访谈会有非常重要的内容，一小时的时间不够，因此中文部的各位节目负责人都同意将这次节目的时间增加到三个小时，包括按照该节目的传统，给予观众半个小时提问的时间。
在阅读了大量关于郭文贵的报道以及其它媒体的访谈之后，我们作出了一些关键的决定。
首先，我们会将访谈的内容只限于郭文贵本人所经历过的事情上。我们明确表示不会让他在节目中指控任何非公众人物。
第二，在采访之前，我们决定用大量的时间来与采访对象沟通，并且尽可能地检查证据。我们在电视与网络上不会出示任何没有经过多渠道查证的图像。
第三，我们将尽可能地向中国官方进行求证。我们圈点出来一批与郭文贵有关的案件，包括农行32亿的贷款、马建等国安官员与他的关系、项俊波的落马，等等。这些案件已经由中国媒体部分公布出来，郭文贵是被指控的人，我们可以听听他的说法。
在直播采访的前两天，我们两人和郭文贵交谈了十几个小时。他对我们提出的各种质询和问题进行了相当详细的回答。最后，我们将采访的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郭文贵本人发家的历史。按照中国媒体的说法，他从来就是个奸商。媒体用不屑的口气，说他就是个“农民”。虽然我们实在不明白出身于农民而不是红二代有什么错，但是觉得观众听众都会有兴趣了解他本人的背景，包括他实际的出身、他致富的途径、他目前的身份与国籍，等等。
（二）中国政府指责郭文贵行贿。我们会问他到底是否非法行贿，还是被索贿。如果有行贿或者被索贿的情况，是给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通过什么方式来支付的。有什么样的人证物证。尤其是按照政府的指控，他行贿的对象是中国政府一大批高级官员。这些官员有的已经在监狱里面。是否还有没有进监狱的官员。如果有的话，他们是谁，受贿多少。在受贿之后，他们给予郭文贵以及他的商务的好处是什么？如果是索贿的话，这些官员给他的威胁是什么？我们会追问他一些非常具体的事件，让他谈这些事件的前后经过。比如为开发商业房地产廉价购买土地，这里面存在着数额惊人的利益，也是中国最近二三十年来有些人能够迅速地积累了大量财富的主要手段之一。这中间大量腐败的细节，外人无从得知。我们希望能通过对郭文贵的采访揭露出重要的黑幕，特别是希望他能具体地谈谈所谓“白手套”的问题。
（三）郭文贵与国家安全部门长期合作，已经是被公开的事实，他自己也丝毫不否认。他是否安全部门的成员？亦或是安全部门通过某种方式来胁迫他合作？他在自己拥有的旅馆中安装录像设备，监视入住的人，尤其是政府官员。这种做法是他的授意还是国安的做法？如果他是国安的忠实成员，那么这是不是他得以发财致富的手段之一？如果他不是国安的成员，那么他又是如何被胁迫的？国安与他合作的方式有哪些？根据郭文贵自己的说法，国安在他的大楼中设有办公室，从来不交房租。都有哪些人在他的高档旅馆中被录像或录音？他手里是否掌握这些资料？其中有的高官被揭发、起诉、判刑，但是否还有许多仍然在高位的？中国国安部门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安全部门与大批商界富豪的所谓“商务挂靠”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希望郭文贵以亲身的经历来为公众描述这种政府操作形式。
（四）郭文贵在2014年夏天离开中国，之后他的女儿曾经被当局逮捕，他的兄弟们以及数百员工与生意伙伴都进了监狱，但是却没有判刑。根据郭文贵的说法，与他有关的这些人在被逮捕与监禁时遭受了酷刑与人身侮辱。我们希望他就这种说法提供具体的证据。我们也希望只身在海外的郭文贵能够谈谈他在这种境况下的个人感受。
没想到的是，我们这次采访竟然引来了中国政府出乎意料的反弹。采访定于4月19日星期三举行。我们在4月14日星期五那天进行了预告。星期一，大连公安局对已经在国外将近三年的郭文贵发出了逮捕令。当天下午，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主任被中国外交部约谈，指责我们的采访“单方面让一个中国政府通缉的罪犯说话”、“干涉中国内政”、“干预十九大进程”，等等。
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促使我们决心维护新闻独立与自由的原则。当美国之音上层强力要求我们停止直播的时候，我们争辩说，如果改变直播计划，将导致外界认为美国之音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对美国之音的声誉将造成巨大损害。不过我们同意加倍谨慎，包括按照华盛顿方面的要求，多次播出免责声明。
就在采访的前夜，中国政府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郭文贵发出红色通告。这个没有法律效力的通告经常被误译为红色通缉令。这条突发新闻也让我们稍微改变了原定的采访计划。郭文贵对“红通”的反应，成为采访中的第一个问题。这也是被中国政府发出红通令的人首次通过自由媒体对中国以举国之力发出的指控进行辩解。不幸的是，在各种压力之下，我们原定的直播被突然中断，也使得这次采访成为我们记者生涯的终身遗憾。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4/%E9%83%AD%E6%96%87%E8%B4%B5%E9%87%87%E8%AE%BF%E4%B8%AD%E6%B2%A1%E6%9C%89%E6%94%BE%E5%87%BA%E7%9A%84%E2%80%9C%E6%A0%B8%E5%BC%B9%E2%80%9D.html

学者：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腐败的根源

来源:
美国之音

近期在中国热播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以比较大的尺度详实刻画了中国官场的腐败和极其恶劣的政治生态。电视剧以贪腐分子得到惩处的大团圆结局告终，意欲向观众展示中共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和习近平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运动深得人心。但有知名中国政治经济学者指出，中国腐败的根源来自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源源不断地制造腐败的同时也塑造了习近平一位政治强人而不是改革者的形象。

知名美籍华人政治经济学者、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本周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主办的一场演讲中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9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发生了几次严重的倒退，使中国一步步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包括1990年代初期由于贷款融资困难导致农村乡镇企业的消亡；1990年代中期动工的三峡工程后大型能源密集型国有企业的崛起，包括重工业、汽车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三个领域。

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指有国家力量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由国有、国有控股和国营为主导的资本形式，体现在国家控制重工业、金融、银行、能源等经济中的上游领域。

黄亚生表示，经济改革的倒退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政治改革的倒退相辅相成。八十年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推动了经济的改革和开放。“好事都和好事在一起，坏事和坏事在一起，自由的经济反映出自由的政治体制，反之亦然。”他说。

他指出，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现在的规模，体现在国有企业集中在国民经济的上游，私营企业集中在经济的下游，导致国有企业控制了定价权。“少数国有企业寡头垄断了经济的上游，相对于处于下游的私营企业来说，它们掌握了巨大的定价权。”他说。

黄亚生表示，在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下，政府追求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短期GDP效应。这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经济上的产能过剩。他说：“我们追踪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国家资本主义崛起的这一时期，腐败水平大幅度增长，无论是绝对金额还是在GDP中的占比都是如此。”

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要让经济从投资型转向内需型，但数据显示居民消费对中国GDP的贡献不升反降。黄亚生说：“有趣的是，一直到2000年代初期，居民用电量都在上升，但随后就持平甚至下滑。这显示推动经济的是生产而不是消费。个人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也反映出同样的趋势。”

仍有一些分析人士相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在今秋十九大他的第二个任期开启后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他的反腐和揽权都是为改革做准备。但事实是，高压反腐和加强对社会全方位的控制，本能地导致政策向更为保守的方向发展。他说，当干部连穿什么样的夹克、打什么样的领带都要被约束的时候，你怎么能想象这些干部胆敢越雷池半步，去改革、去搞试点。

黄亚生表示，中国七、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经验证明，改革并不需要一位政治强人去推动。他说：“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改革往往能释放出巨大的福利，这足以抵消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领导人能够利用对政治体制的开放，让民众表达对改革的支持。”

黄亚生说，无论是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都已处于一个收益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的状态。“反腐败运动的确在它的头几年产生了积极的政治效果，但如果反腐运动持续下去，它不大可能会带来同样的效果，因为它持续的时间越长，民众就越会相信中国的腐败是系统性的而不是短期的，”他说，“在经济角度，国家资本主义带来越来越多的产能过剩，它所带来的收益也大不如前。”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4/%E5%AD%A6%E8%80%85%EF%BC%9A%E5%9B%BD%E5%AE%B6%E8%B5%84%E6%9C%AC%E4%B8%BB%E4%B9%89%E6%98%AF%E4%B8%AD%E5%9B%BD%E8%85%90%E8%B4%A5%E7%9A%84%E6%A0%B9%E6%BA%90.html

未普：郭文贵爆料，中国官方为何坐不住了？

滞留在海外有家不能归的大陆富豪郭文贵，近日连续在海外爆料，吸引了众多中英文媒体的眼球。他在明镜电视和美国之音的三次直播，终于爆出了最大核弹：习近平整王岐山的黑材料。

郭文贵说，习近平委托傅政华在海外调查王岐山家人的贪腐情况。傅政华以郭的家人、员工和资产要挟，要郭文贵调查王岐山太太姚明珊家族与海南航空的关系，包括海外贷款、不动产、银行信息，还包括王岐山侄儿姚庆用的私人飞机数量、编号、去向、乘用情况，海航的资金活动、回扣及总裁王健、陈峰的情况等。傅还向郭提供了姚家数人的各种证件。

中国官方这下子坐不住了。外交部首先罕见地回应郭文贵爆料，称他是国际通缉犯，不相信他的言论。可是官方动作频繁，组织文章不仅从道德上和人格上揭他的短，还从政治上抨击他是境外势力，和西方媒体沆瀣一气，给中国抹黑。同时，官方还公布了一段国安部副部长马建交代的视频，说郭文贵试图用6000万元贿赂他。

中共的种种反应证明，郭文贵的爆料显然不是空穴来风。只要仔细听听郭文贵的几次爆料，就能明白中国官方为何非要围剿郭文贵不可。笔者至少听出了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郭的爆料显示，习王关系不睦。笔者以为，习让傅秘密调查王，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习近平当然知道，王的亲属犯事不等于王本人犯事，就像习近平的家人敛财不等于习近平本人敛财一样，但是习近平及其家族的那点事儿已经被西方媒体来来回回地报道了好几遍，王岐山倒干净的像没事人似的，习心里能痛快吗？郭文贵这次爆料，把王岐山太太姚氏家族的贪婪与荒淫披露的一清二楚，有不少人直接把这笔贪腐账算在王岐山头上，称"王岐山贪腐"。习近平总算和王岐山扯平了。

不过更致命的是，郭文贵称，习主席不信王，只用他。聪明者加上熟读历史者如王岐山，不会对此心里没数。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王岐山这两年的讲话越来越左，越来越向"习核心"靠拢的背景原因，王因此被称作习时代的"新左王"。这不能不让人联想，"新左王"王岐山是不是用他的靠拢和"极左"立场向习交投名状呢？

第二，中共常委们被郭的爆料搞得无不胆颤心惊。郭文贵扬言要报常委在海外存款及子女状况，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贪污腐化的视频，及相关人员在美欧的银行帐号、资产，如房屋、不动产等资料，并包括他们子女在欧美上学就业等情况。郭文贵还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拿不出真料来，就"在世人面前剖愎自尽……！"这让常委们非常担心，担心他们几十年的种种努力会打水漂。

第三，郭的爆料摧毁了习王的反腐信誉。习近平有一句名言"打铁还需自身硬"，这话过去还能忽悠一下民意，现在谁也忽悠不了了。中国高官无人能做到自身硬，就连总是正义凛然的习近平和王岐山也不例外。目前在大陆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试图通过塑造反腐好领导的形像给人带来反腐信心，但几十集的电视剧抵不上郭文贵几小时爆料的摧毁力，还有人相信中共反腐有好领导吗？

第四，郭的爆料进一步摧毁了人民的反腐信心。既然没有反腐好领导，人民哪来反腐信心？对照《人民的名义》，人民说，电影里的好官员多，生活中的坏官员多；电影里必须清廉，生活中可以腐败。剧中的许多精彩台词也被老百姓广为流传："以前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会干坏事，现在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会干好事"。

中国官方围剿郭文贵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他抹黑了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体制。郭文贵爆料中的那句话，中国反腐就是"以黑反腐，以贪反贪"，算是戳到了习王反腐体制的要害。而官方对郭文贵的围剿，尽管来势汹汹，大多数看官却宁可信郭也不信中共官方。反腐信誉的破产，习王还能挽回吗？难矣！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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