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5/29 13:20（5/29 15:16 更新）
（中央社記者張淑伶台北29日電）中國作家王力雄1991年出版備受討論的政治寓言小說「黃禍」，又在2017年出版的小說「大典」中描寫疫情背景下的中國，但是他沒有為「預言」沾沾自喜，近期受訪時表達出一如既往的憂心，認為「黃禍」的中國崩潰結局越來越近。
王力雄是作家，但文學性不是他的目標，只是服務於他傳播政治理念的手段。他被認為是西藏與新疆等民族問題專家，但那其實是他對中國整體前途思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又被稱為環保人士，1993年與友人成立中國最早的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但他從一開始就希望師法西方國家的綠黨，引入政治改革，結局是在官方壓力下王力雄被「自然之友」除名。
定義王力雄，必定要與中國政治相連結，儘管終其一生他都未有一官半職。這個用了50年時間思考「層議制」（即「遞進民主」）的作者，劉曉波眼中的「政治幻想狂」，一生都專注在思考中國的未來，不在乎旁人怎麼看。
5月中旬，72歲的王力雄在上海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談他為什麼認為中國很難避免走向崩潰，以及出路在哪裡。
中國命運三部曲 如何不走向崩潰
「大典」的故事始於中共黨慶背後的內部政爭，展現出高科技極權的監控無所不在，背景還有流感疫情下高層用防疫運動整肅對手。用現在的話來說，全書滿滿的既視感。
王力雄把「大典」定為中國命運三部曲的前傳，其他兩本是「黃禍」與「轉世」。他說，現在中國就處在「大典」時代，這個時代總有自我結束的一天，屆時有兩個選擇，一邊是走向崩潰、混亂、全中國人向外逃難的「黃禍」，一邊是有可能避免崩潰的「轉世」。「現在什麼都不做的話，就是『黃禍』了。」
去年中國輿論界流行「歷史的垃圾時間」說法，認為當前就像體育比賽最後殘餘的「垃圾時間」，已經無法改變結局，只能坐等賽局結束。王力雄不認同這種說法，「因為是可以做些什麼的。必須做。」
做什麼呢？王力雄的答案，是他從1975年就開始思考的「層議制」，或稱逐層選舉、遞進民主，他認為這是讓中共體制變化的核心。
層議制和代議制最大的不同在於，代議制是超大規模的選舉，幾萬人選一個議員，但幾萬人之間無法相互了解；層議制首先是在能夠充分直接溝通的範圍內，形成基本的自治結構單元，再逐層選舉，並且是隨時選舉，確保民意能夠被真實反映。
王力雄不只是寫和想，還在可能的範圍內盡量付諸行動。他曾經在農村做村民自治，也在城市裡做業主（社區裡的屋主）自治，這些都是從底層逐層來做，但不斷地被扼殺。
他試過在鄉村成立一個老年互助協會，採用他理想的機制去組織它，結果整個縣的公安、文化、工商等部門一起到主事者處抄家，理由就是複印了70多份王力雄起草的老年互助協會章程，罪名是非法印刷。
「全部給你堵得死死的」，他說，那還是胡錦濤、溫家寶主政的時代，現在更沒法做了。
重視資訊科技發展的王力雄，更曾自掏腰包請人開發符合層議制的軟體，並在美國申請了「網路共同體自組織方式」和「電子訊息篩選系統」兩項專利，用科技手段建立民主結構。他甚至曾經前往矽谷尋求合作，想要自創公司推動層議制的網路平台，但因能力不及而作罷。
不過，且不說「層議制」容易因規模等問題變質而無法繼續，即便能落實，它也牽涉到很多具體的問題，並不是「民主了就沒事」。
王力雄舉例，譬如民族或族群問題，西藏、新疆、內蒙古、香港現在全都是離心力越來越強，「如果現在它們從高壓立刻變成民主化，情況不是可想而知嗎？」他認為先前壓抑累積的仇恨必然爆發。如果允許少數民族獨立，這幾個地方就占中國60%的領土面積，「中國怎麼可能同意一下子少了6成的面積？所以那種時候就註定會流血。」
為此，他曾經準備和維吾爾族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成立一個民間對話機制，至少當時民間存在友誼、溝通的可能性。結果伊力哈木2014年9月被以分裂國家罪判處無期徒刑，對話大門徹底關閉。
30多年繞大彎 黃禍越來越近
王力雄認為中國未來並非沒有出路，但他以為的出路走起來總是充滿攔阻，「黃禍」的結局看來很難避免。「誰也不知道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很有可能是內部的爭鬥，也可能是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
這麼多年來，很多人對王力雄的「崩潰」說不以為然，甚至當笑話看。「黃禍」出版到現在都快35年了，中國不但沒崩潰，中間一度還越來越好。
他不以為意，因為相對於歷史的長河，30多年只是彈指一揮。「對於歷史來講，不要去猜什麼時候會發生，不是我們能夠去把握的。中國的政權機制就是崩潰，就是猛然突變，沒有別的方式。沒有它自己發現問題、總體布局、慢慢轉型和改變、脫胎換骨，沒有這種可能性和這種機制，所以崩潰就是一個宿命。」
在王力雄的新書裡，他談到了「沙堆論」。沙堆隨時可能坍塌，這時候拿個大鍬在周邊拍拍又穩固了，但這不會永無止境，「只會立得越高，最後垮得越狠，中國也是一樣」。
對他來說，崩潰的來臨就是忽然之間，如果是10年、20年間，有可能看得到變化，也可能是發生在100年後，「100年在歷史上也就是彈指一揮，根本不算什麼」。
身處在上海這樣的充滿小資風情的商業城市，即使近年經濟壓力越來越大，商場人變得較少，但街邊咖啡館和餐廳總還是有客人消費，愜意享受。很難將這種安逸景象與社會崩潰、民眾逃難爭搶食物這些「黃禍」的情節相連結。
王力雄說，關鍵不在於這些小市民怎麼生活。「中國只要有一兩千萬人開始打砸搶，在街上、在農村截斷物流，整個國家的軍隊才200萬人，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他說，假設中國社會有一大批被拋棄的人，譬如在城裡沒工作但回不去農村的，或者覺得不公平、心懷不滿的，他們本來散見各處，但說不準哪天有一件事情，會讓大家群起。1976年周恩來去世、1989年胡耀邦去世都是一種信號彈，引發了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至於負責基層治理的幹部，王力雄說他們都知道自己是民憤的對象，知道自己何時該跑，這樣就立刻失控了。「中國只要有幾百個點發生這樣的事，立刻就擴散了。」
中國當局在2022年底對南京、上海、北京、成都等地「白紙運動」的緊張應對，對各種群體事件的「露頭就打」，禁止跨省串連大型活動等，都是這種避免失控的維穩努力。
「黃禍」寫於六四血腥鎮壓之後，中共的領導人很多都讀過此書，據王力雄說，當年國家主席楊尚昆也讓秘書給他做讀書報告。這些官員都想避免中國走向「黃禍」的場景，問題在於能否做到？尤其財政力不從心時，會影響當局對維穩的投入。「我認為『黃禍』到來的路徑非常地清晰。現在正在往那方向走。」（編輯：朱建陵）114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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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31 May 2025
Wednesday, 13 March 2024
王力雄：中国可以如何避免崩溃？
不明白播报【EP-086 】20240225
https://youtu.be/Zqi1digNZvc
时间轴：
2:00 为什么王力雄的《黄祸》与《转世》的结局有如此不同
9:48 对王力雄来说中国这30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3:17 王力雄为什么几十年来一直在“备灾”
15:57 王力雄介绍他书中写道对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层议制”
21:57 王力雄的小说中关于中国转型成功的描述
33:23 王力雄如何看待“润学”，“润学”与“黄祸”中描述的世界有何异同
41:05 王力雄如何看待民族问题
47:23 王力雄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转世》得到什么收获
51:13 王力雄觉得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中国转型吗？他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想说什么
57:57 有评价说，《转世》没有引起读者像对30年前的《黄祸》的热情。王力雄怎么看
1:03:09 嘉宾推荐
嘉宾佳句：
我是在1989年前后开始写《黄祸》，那个时代，可想而知，我们都对中国的命运有一种深刻的担忧。而对我来讲，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历史一时的起伏，因为历史从来都是大河奔流，总是起起伏伏的各种急流险滩。但是，如果既有的一些秩序还能够保持住的话，虽然说是问题，但还不是最大的灾难。而一旦社会发生总体性的崩溃，这就是最大的灾难。
虽然看着我们都好像非常稳定，但是它是在一个单一整合性的社会当中，它要么就是特别的稳定，要么就是突然这一切就可能丧失。
那这种情况之下，你的那种传统性的、自下而上的变革，基本上是道路堵死了；而自上而下的变革又是在这些利益集团的把持、控制之下，也是很难发生的。所以我才会想到：我们怎么能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那这条新的道路就是一定要在和过去那种传统的方式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了。
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讲，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中的普通人来讲，我觉得这个层议制可以给他们一种，一旦发生了大的社会混乱或者是“黄祸”状况出现的时候，那么如何能够自组织来进行自救（的方法）。因为在面对那种混乱（的时候），保护自己的最有利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组织起来，而这种组织恰恰又是我们现在极度缺乏的。我们一直是处于被组织状态，只有自上而下的这种组织才能把我们纳入到一种组织状态中。那么自下而上的组织怎么形成，怎么扩大，怎么互相联合、协商，进行新的结构的创建，这种方式我觉得我在《转世》里面是写得比较充分的。
文字版全文：
袁莉:
[00:00:02]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1991年王力雄的第一部政治寓言小说《黄祸》在香港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在1989年之后对国家前途充满迷茫的中国人中间广为流传。这部小说描写了“六四”事件后的中国如何陷入政治、经济、人口与生态等各种危机，最后导致大崩溃，中国人向世界各地逃难，形成“黄祸”。
事隔30年后，王力雄出版了《黄祸》的姊妹篇《转世》。这部政治寓言小说描写了在主席过世之后中国社会各阶层，从国家领导人、军队将领、野心家、革命者、恐怖分子、科学家、平民百姓到网红，在时代的大动荡中因缘际会走上了民主转型之路。
王力雄1980年脱离体制，靠独立写作为生。几十年来他致力于推动中国民间社会的成长，参加了各种中国向民主化转型、建立公民社会的活动，写了很多很有影响力的书。他写作的《天葬：西藏的命运》和写新疆问题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著作。他在《黄祸》和《转世》之间出版的政治科幻小说《大典》也非常有想象力。他的著作可以在绝地今书网站购买下载。我们会在本期播客的show notes里放链接：https://www.jidaibooks.com/donation/。欢迎大家前去购买。
在这期播客里，我问了王力雄这样一些问题：中国未来更可能走向《黄祸》式的大崩溃，还是《转世》这种温和的转型；在数字极权的控制下，中国社会发生政治转型的几率有多大；中共内部存在变革的力量吗；以及在他的有生之年有可能看到中国转型吗？
力雄你好！《转世》出版于2020年，《黄祸》出版于1991年，相距差不多30年。和《黄祸》的悲剧相比，《转世》是一个积极的结果：政治改革成功，中国推行“层议制”，人们抛弃了中南海，甚至中南海变成了旅游景点。为什么这两本小说结局有这么大的不同？你写作这两本书的时候，心态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王力雄:
[00:02:25]
对我来讲，心态应该是一致的。实际上《转世》虽然是事隔30年写出来，但它是《黄祸》的姊妹篇。那么“黄祸”这个词呢，是借用一个既有的名词，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种形容；但实际上它描写的就是一个社会的总体性的崩溃。
我是在1989年前后开始写《黄祸》，那个时代，可想而知，我们都对中国的命运有一种深刻的担忧。而对我来讲，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历史一时的起伏，因为历史从来都是大河奔流，总是起起伏伏的各种急流险滩。但是，如果既有的一些秩序还能够保持住的话，虽然说是问题，但还不是最大的灾难。而一旦社会发生总体性的崩溃，这就是最大的灾难。
所以我在写《黄祸》的时候，就是力图去想象，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它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对于“崩溃论”吧，有的人就是不以为意，认为那就是一种恐吓，或者起到了一种恐吓的作用。那么到底什么是“崩溃”？怎么个崩溃？为什么说这个政权崩溃，社会也就会崩溃？那么为什么不是政权崩溃了，人民就当家做主了呢？
其实“人民”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它是没有一个实体的存在的，它只不过是无数的个人。当个人不能被组织起来，没有一种结构的秩序来去界定Ta的社会状态的时候，Ta会马上被吸引进入到一种无序的状态。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有充分的一种生存本能，或者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而Ta的能动性又非常强。那这种情况之下，当这个秩序失序，或者一个政权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崩溃）具体的、在什么时候来表现？
你可以说让我去谈一个具体的描述。那就在《黄祸》里，我其实也写过，它往往是出现在一个点上，当这个社会绷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点就可能触发成一个全局性的扩散。就比如说人们在配给的情况之下得不到公正的对待，或者有人怀疑只存在着某一种不公正的腐败或者舞弊，那么人们就可能去愤而表达：就像《黄祸》里的那个（描写），从一个男人伸手开始去抢一个工作人员手里拿的食物的时候，其他人就纷纷跟上。而这个食物分配站被抢空了，人们就会转向下一个食物分配站。原本在那儿排队等着领配给的人，突然发现自己这个配给站被抢空了，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跟着去抢其他的配给站。这样的一个连锁的扩大，它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蔓延到很大的面积。
当这个单一的整合力量控制得非常紧的时候，它整个社会是在一个无法串联、高度封闭，或者说是没有任何民间组织功能的这么一种状态下的时候，它在平时是看着是很稳定，没有任何起事的可能；但是一旦到了某一个节点，它会形成一个总攻的信号，大家都能看到的某一个迹象。在古代的时候，你比如说是什么日食啊；或者说是在近代，我们也都经历过，一个大人物的突然死亡——周恩来啊，或者是胡耀邦啊——它就成为一个让人们在不约而同在那个时刻用某种行为去表达Ta的积怨，积怨已久的那种积怨，这么一个动员的……或者说一个发起总攻的信号。
于是人们都纷纷地按照自己认为可以用的方式去行动的时候，因为它会在所有的地方、局部都会发生，当局那个时候的调兵啊或者什么，它作为分而治之的（措施）时候是非常有力，可是一旦面对全局性的、同时起事的这种状况，它就变成杯水车薪。
而只要这个镇压和这个动乱它是一个相反相成的（关系），你的镇压能力越不够的时候，那个动乱就会越大，越来越扩散。所以这个速度可能是瞬间的，就会爆发。崩溃，就是指这种现象。而一旦出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社会的物资会急剧地消耗；生产什么的，所有的社会功能都急剧地瘫痪。这种时候想把它再动员起来，重新恢复、重新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小，甚至有可能各种权力机构也相继地垮台，因为它会被人们冲击。一些人出于各种不满也好，或者是生存要求需要也好，就会纷纷地以这些为目标。当基层一开始瘫痪的时候，那上层的那些就没有用了，它已经没有手脚了。所以这就是崩溃形成和发展的一个状态。
从我写完《黄祸》以后，我是把它认真地当成一个可能性来对待的，而不仅仅是一个耸人听闻的小说。所以我后面所做的事情一直都是围绕着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这种可能性，这种崩溃的前景。那么《转世》呢，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这种基础之上产生的。
就是从我来讲，我们怎么能够避免《黄祸》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说社会这种崩溃呢，我当然不是说一定会有这种可能，人们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对中国带着一种好像是欣欣向荣（的印象），完全是跟《黄祸》背道而驰。但是对我来讲，我们需要去考虑这种可能性。（如果）这种可能性是一个错误的预言，那是最好的，大家都是很高兴。如果它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呢？因为我们最平时对所有的事情都会说，万一呢？如果是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们对待这种灾难，应该用更大的努力去对待。仅仅就是万分之一的可能的话，那我们14亿人也应该有14万人去为这样的一种前景去做些思考，做一些准备。
袁莉:
[00:09:45]
那对您来说，就是这30年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王力雄:
[00:09:50]
这种变化呢，其实你从《黄祸》上也能看到。人们一开始，当《黄祸》刚出来的时候，那对于我来讲，那个时候就真是感觉，什么叫不胫而走啊，这种体验。我当时，（这部作品）真正从我手里出去的也就是几张当时很老式的那种电脑软盘，就是几张盘送出去。然后逐渐地就会到处都有。当时就是很多读书的人基本上都能够知道这本书，说明那个时候的人们都有这样的一种担心，或者是产生一种极大的共鸣。
那么到后来呢，又变成另外一种情况了。就是当章家敦的那个什么《中国即将崩溃》啊，什么那些书出来以后，那么很快就会在中国正在崛起的这个（状况）面前，好像变得很灰头土脸。然后对中国崩溃论呢，就是一片那个讨伐之声，（因为）中国完全是走向相反的道路。
但是最近这几年呢，《黄祸》这样中国崩溃的这种担忧又开始重新回来。你要问我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觉得转了这么一大圈儿，这个历史是可以重复，它是可以倒退的。实际上对我来讲，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
虽然《黄祸》写出来以后，你会看到它就好像是完全错误的那么一个描写，人们的生活就好像完全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可是我是很高兴的。我希望是这样，我希望我的预言是错误的。而且我也真的感觉这些年是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和平的（环境），能让我们去进行思考，去进行学习，去进行……包括过日子。
我原来经常担心的是，像我们如果一旦遇到这种大混乱的状态的时候，那比如说家里老人怎么办？它实际上这几十年，这个和平的时期，至少能让我们把老人都安全地给送终，这其实就是对我来讲都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可是现在呢，我就感觉它这个历史有的时候有这种结合的感觉。怎么就竟然又……好像就没发生转过去的一圈，实际上这个路径呢，又开始要接上了这种感觉。历史有的时候就是，它这种短暂的跟你的大方向走偏了或者岔出去的过程，它在一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实际上只是短短的一瞬间，所以它是有可能重新接上来的。这正是我们现在可能面对的一个东西。
袁莉:
[00:12:40]
也就是说，您觉得过去30年是中国在原来激进的道路上走了个岔路，现在又回来了，是这意思吗？
王力雄:
[00:12:48]
就是我们一直在朝着一个方向走，这中间岔出去了30年的时间。而这30年的时间显示出好像是个完全相反的状态。可是现在呢，我们又回到那条路上，就是整个转了一圈。虽然说转出去的一圈，是一个大变化，可是它又回到这个必然上面来了。
袁莉:
[00:13:13]
我们可能岔开（话题）一下，其实您一直是一个为最坏的可能做准备的人。我想起来在上海封城的时候还跟您打过电话，是吧？就说到大家那会儿都开始在家里面储备各种各样的粮食什么之类的，但是这几十年来，您实际上都是做着这样的准备的，对不对？
王力雄:
[00:13:35]
是。像我这个危机感始终是存在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虽然看着我们都好像非常稳定，但是它是在一个单一整合性的社会当中，它要么就是特别的稳定，要么就是突然这一切就可能丧失。就是完善的社会啊，它是有很多整合因素的，尤其是这种整体性的整合因素：比如像什么文化，宗教，法制啊，还有国家化的军队啊，稳定的官僚集团啊，还有反对党啊，或者是各种民间势力什么的。但是这些呢，在中国前面的这些历程当中，都是一一地被消除掉，那么只剩下一个单一的党国体制。而所有的整合都在这个党国体制下，来进行整合。那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不会遇到任何挑战，所以它看起来是非常的稳定。但是这种呢，又恰恰是最大的不稳定之所在。就是一旦它这个单一性的整合，要出现问题的话，那么（其他）所有的整合性的因素都不存在，那不就陷入到非整合的一个混乱状态当中去了。
在疫情期间会不会发生这种状况？有可能最后它没发生，但是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的。而未来这样的情况可能还会不断地发生，终有一个什么时候，它也许就会突然失去了它的整合能力，而这个时候“黄祸”状态就有可能出现了。
袁莉:
[00:15:20]
大家好，我是袁莉，你们刚才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一个团队的努力，感谢那些已经积极捐助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大力支持，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免费的播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捐助的队伍，让不明白播客能够更持久地陪大家走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支付的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网站 bumingbai.net 的捐赠页面，谢谢大家的支持。
您在书里面提到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层议制”，在《黄祸》里面就已经讲了这个制度，这也是故事里面政治转型成功的核心。您能不能先稍微介绍一下，层议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王力雄:
[00:16:12]
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就是跟这个有关的，也写了三本书，这几十年一直在这方面去进行思考。但是呢，要想把它在短短的时间内把它说出来呢，往往效果都特别不好。人们都是会很容易……就是三言两语听了以后，立刻给予否定的，不会去深入地思考这个事情。
这个社会当然是一种组织，而社会组织从原始时期的小规模的人群开始，就是一直在向更大的规模扩展。那么人类的这个社会组织面对的一个主要的挑战就是如何对付大规模的社会的问题。社会是什么呢？这个社会的组织呢，它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沟通。而这个沟通呢，在小规模的范围之内，它是容易的、直接的，也是准确的。但是进入到大规模社会以后，沟通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越大规模它的沟通越困难。这种时候呢，它必须产生一个沟通的结构。
最简单的描述就是，我们原来是直接沟通一个小的共同体，那么在更大规模的社会里，它就需要变成一个间接沟通的结构。而这个间接沟通的结构就会越来越叠床架屋，就会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而这个沟通的结构，本来它的产生应该是为了沟通，可是这个沟通结构它会发生异化。这种异化就是什么呢？它会把这个沟通用于沟通结构本身，由（沟通结构）来掌握，来控制、服务和谋利。于是它就只去对社会进行有利于它的沟通，而不让社会对它进行不利于它的沟通，也就是单向地对社会进行沟通。
这个异化的沟通结构，它就是权力。对于这种权力专制型的社会嘛，它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一种数量求和——我就把它就描述为一个数量的求和，就是消灭异端什么等等，这些就是让大家全部统一意志，统一思想。那么到后来呢，发展到民主社会的时候呢，它是自下而上的一种数量求和，它就成了数人头了，就是可以有两种选择：可以是也可以否。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形态是一种赢者通吃的形态。就比如说现在（美国）如果要选举的话，（候选人）不是川普，就是拜登。但实际上有很多人也希望是另有人选的。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网络时代，又更加强了这种……我把它叫做数量求和结构。但是这种数量求和，对于这个社会它是一种扭曲的。就像我们说的，实际上那很多人并不是说只想从川普和拜登中去选择，Ta希望选择的是另外的人。可是它这种结构就不允许，这种沟通的方式也不允许。
总是说那个人民是有智慧的，什么的等等。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当人民在Ta的经验范围之外，Ta是没有智慧的，Ta是局限的，或者Ta是盲目的。所谓的“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但是Ta实际上凑出来的只能是皮匠的诸葛亮，你300个、3000个（皮匠），也不可能凑出一个当宰相的诸葛亮来啊。可是在Ta的经验范围之内，Ta一定是非常聪明的，Ta去那个做皮匠也好，做什么也好，是谁也比不过Ta的。
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把人民的智慧从它所在的局限的范围之内给提取出来，不是把它叠加成更深的局限的陷阱，而是给它拼接成一个全局？那么这就需要我们从结构上（改变），从“数量求和”的结构去变成一个“向量求和”的结构。就是每个人它的这个（意志）不仅仅是一个数量，就是你这个“是”和“否”，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单位；它是一个有360度的球形，表面上指向任何一个方向的，每个人的意志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怎么能让每个人的意志，不一样的意志，在一个民主的结构当中能够变成一个社会的总体性？一个基本的构思就是需要把民主的单元缩小，变成经验范围内，人们可以充分直接沟通的范围内，来进行日常的民主运作。然后它会形成这种理性或者是决策和选择，它会进入到上一层。而上一层又是直接充分沟通的这么一个范围，再进行下一层的选择和集中。这样的话，一层一层地上去，就变成一个总体性的社会组织。而这种社会组织从原来的一个权力对沟通的剥夺和占有，变成一个自下而上的、让人民真正地来进行自我沟通的这么一种结构。
袁莉:
[00:21:57]
我念一段就是小说《转世》里面中国转型成功了，然后里面有一段话，你写道：“人们发现层议制的最大优势在于所有人的起点归零，没有遗留的特权，没有利用转型占据的先机，不存在阵营和集团，也没有原罪或压制。要掌权就得通过逐层递选的阶梯，权力不再被个人把持，只能执行共同体的决策。”我就只是这么念一下，就是给大家一个大致的概念。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是一个多么理想化的转型的机制。
那我们再说一下，现在的中国社会控制是非常非常严密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多大的机会可以发生政治转型，就是什么样子的事情会促成这样的变革？你相信有这种可能性吗？因为我不得不说，写小说是有很多偶然性的，是吧？也有政变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还有技术上各种各样的……我就不说了，不剧透了。但是我觉得很多中国人，我们谈的时候，大家就觉得：现在这样子怎么可能还发生政治转型？
王力雄:
[00:23:16]
是。在现有的这个状态之下，社会转型实际上可能性就非常渺茫吧。至少是我想了这么多年，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在思考、在关注，我现在就是感觉到，在现有的体制当中，在旧的这个体系当中，你想通过传统的那种政治变革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取代型的方式：你把旧的淘汰掉，你把传统的、过去历史上的内容推翻，像造反、革命啊，总而言之，你是把它给干掉了，然后你换上来你自己的新的一套人马，然后实行一套新的制度。就这样的转型，基本上是不存在可能性。
旧的传统体系它能不能自我来变革呢？这种可能性也非常小，就基本上看不到可能性了。因为一个传统体系，我们按照所谓的那些自我演变、自生自发这种逻辑，它能不能演变出来一套变革？这种可能性的渺茫在于哪儿呢？就是每一个体系当中的逻辑，它是内定的，它不可能有超越性。因为它有超越性的话，它已经在那个体系的逻辑当中就已经就被消灭掉了，或者就被遏制了；你没有超越性的话，你怎么可能去从原有的体系当中变革到一个另外的体系呢？何况我们现在也见不到这样的任何一种迹象，就是它自我变革（的迹象）。所以实际上就是：外在的力量不可能去做到这一点，内在的力量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而有些人就寄托于国际，那么国际社会实际上怎么可能，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讲呢？你现在就是说美国那么大那样一个国家，它去搞定一个阿富汗，搞定一个什么……（袁莉：它没有搞定吧。）对，它没有搞定啊。
那么何况乎，你想一个十几亿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或者怎么样的这样一个国家，你说它的变化你能指望着国际力量吗？国际力量不可能变化你这个社会。同时呢，你这个社会如果发生大的问题了，国际力量也不可能去挽救你。因为可能有一个什么埃塞俄比亚饥荒啊，或者什么这些（类似灾难），国际上大家动员一下，凑一点东西，或者一些歌星去唱的歌，给开个演唱会什么的，也可能就解决了问题。但是像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话，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指望能够作为一个外界的伸出的援手，能够来解救你的。
对啊，我现在想来想去吧，我现在写了一部书，叫做《火星国》。就是在地球上我已经觉得可能是……如果说我们有别的可能性，至少我还没看到。那么我现在就是先把这一切复杂的这些东西全都抛弃掉，我们再到火星上去建一个国家，来看看我们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能把人类的问题解决掉，能把我们的理想实现。所谓的别在一张已经涂满了污染的颜料的那个画布上再去作画，而是在一个新的纸上去做一下画，然后至少能让我们的思路清晰一点。
袁莉:
[00:26:48]
等于说你已经放弃了中国，就是你觉得中国已经没有变的可能了，是吧？就是没有政治转型的可能。如果是变的话，就很有可能是像《黄祸》这样子的，是崩溃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可以这么理解吗？
王力雄:
[00:27:04]
对，至少是说我使不上什么劲儿了。不能说完全没有变的可能，你像我在这个《转世》里面我也写了，它是变了啊。这种变，它是两个方向来的。一个方向是从底层，就是从这个民间的民间自治，然后这民间自治逐渐地扩大，然后再联系着，一层一层地向上走。那么这个呢，当然是很弱的一笔了，就是在我的那个《转世》里面写的。也是从藏区开始，藏区因为它有宗教组织，还有家族社会，什么传统社会，才有一些这样的基础。那么同时最大的助力是达赖喇嘛去做出了一个号召，去学习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它才有一个扩大的可能性。那么在现实当中，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看不到任何迹象和可能性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黄祸》里扮演了毁灭世界的那个角色的，叫王锋，他在转世里却成了让中国走上了摆脱“黄祸”（的道路），去实现了整个中国政治转型的这么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这样的人呢，就是我只是给他写出了一个逻辑。就是真有这么一个人，他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你按照我给你写的逻辑，我认为就能做成。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前提是不是存在，有没有这么一个人？所以呢，就是说我只能够去描写到这一点，这是我唯一还能做的。
那么在传统这种体制当中，我认为就是没有可能（变）了。不要说是在中国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其实也是一样。你就是想做一个改革，你比如说那个选举人团制度，就很多年人们一直认为不合理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从来也就只是说说而已了。
所以你本来说让我推荐三本书，其中就有一本，我就想推荐一个在北大读过哲学博士，然后在美国又去读了法学博士，然后在得克萨斯做律师的一个朋友，叫刘宗坤，他写了一本书叫《为幸福而生》。你知道他，是吧？
袁莉:
[00:29:32]
老刘，对。
王力雄:
[00:29:34]
他写了一本《为幸福而生》，那里面就写了很多。我觉得看着真是让人感慨唏嘘。就是在美国那么一个伟大的国家，那么一个社会里，要想推进一点法律的变化和进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往往都是许多人一生的时间都要耗在上面，要很多人去做这个这方面的努力。然后它有可能最后又被推翻，等等。就是说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之下，无论是哪一种社会，它一旦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结构。而在现在这样的国家力量面前，就是它再也没有过去那些充满了空隙，什么井冈山哪，或者是哪个谁、哪些空白点啊，或者哪儿有一些小的军阀割据啊……这些都通通不存在了。所有的社会都是那么严密，那么整合，然后一举一动都在高科技的这种监控之下，各种算法昼夜不停地在那儿去找你的毛病。
那这种情况之下，你的那种传统性的、自下而上的变革，基本上是道路堵死了；而自上而下的变革又是在这些利益集团的把持、控制之下，也是很难发生的。所以我才会想到：我们怎么能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那这条新的道路就是一定要在和过去那种传统的方式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了。
袁莉:
[00:31:08]
所以就去火星了。
王力雄:
[00:31:11]
对，我原来只是想到用这个火星来描绘一下我们一个理想的社会，将怎么能够建设，然后它里面的运行逻辑是什么，这个社会最后能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一个前景。
去年我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给我的启发还是挺大的。它这个书呢，叫《网络国家》。当然就是说在网络上建立共同体和自治体这样的设想从来都有，可是作者这个人是第一个——至少是我所看到的第一个——他是系统地提出来了，如何在网络上建立一个国家。
他的这个立足就在于是由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目标的人，他们超越地理的限制，超越空间的限制，在一个虚拟网络去组成一个实体国家。这些实体国家就是由网络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这些人，把他们串在一起。他们每个人都有实际的这个存在，他们每个人有自己的财产，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房屋，自己的投入，自己的创业。然后他们怎么通过加密货币把他们（相互之间）给串连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实体国家，形成自己的经济，形成自己的社会，形成现实的实力，跟现实的社会去打交道，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形成外交关系什么的等等。然后最后怎么样？如果像这样的网络国家，它最终要有一个实体的什么（载体）承载的话，那就可以跟火星国结合在一起。无非是一个在地面，一个是在火星上。怎么样去运行，就是我们要开始在这个新科技的时代，要去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的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袁莉:
[00:33:23]
对对。我接下来就想问，当然你这都说到火星了，但是我们还是来说一下现在大家面对的实际的问题。就比如说您曾经说过，为什么描写中国人出走世界，就是因为中国这块土地养不了，人们只好向外求生。当然就是过去一些年，出走的中国人越来越少，是吧？海归很多，80%的出国留学的中国人都回去了。可是这几年呢，这两年“润学”你也知道，就是变成中国特别特别热的一个话题，就是移民的人特别多，或者考虑移民的人特别多。
你觉得就是现在中国人走出中国和30年前《黄祸》里描写的……我不知道，就是我其实前几天还和朋友说，我觉得这么多人大家都这么想要出来，那种感觉真的让我想起了（《黄祸》）——当然《黄祸》里描写最后中国人的大出走，那是非常惨烈的，是吧？现在当然没有这么惨烈，但是我真的感觉有一点点像。我不知道您怎么来看这几年的“润”的这样子一个热潮。
王力雄:
[00:34:39]
首先我还是把一个其实有很多人给我提这个问题，也跟你最开始说的那个问题是相关的，就是说：中国能不能养活那么多人。我之所以在《黄祸》写人们走出去是因为养不活，而现在的“润”和“养不活”是不一样的。
那么首先我就说那个“养不活”怎么来看？虽然说现在我们明明这个人更多了，各种生态资源什么的也可能更差了，但人们还是生活得很好：不是吃不上，而是吃不了。人们越来越肥胖，越来越营养过剩。但是这个问题呢，它的前提是什么？它就是一个社会高度整合。这种社会高度整合呢，它的那个生产力……我们开始就是从生态的深处去向外压榨它的生存资源的。
比如典型的举例就是说，我们的粮食有一半产量是由化肥什么的来决定的，农药什么的决定的产量就更多了。而这个化肥，它的一个最基本的生产原料就是石油或者是煤炭，就是从地下——这个特别形象——就是可以从很深的地下把它给抽取上来，然后让它进入到大化工厂，把它加工成化工原料，再进入到大化肥厂，把它变成化肥，再通过社会配送的物流系统，把它分散到千家万户的小农的手中，他们把它下到地里，变成一半的粮食产量。
而这个系统呢，一旦受到了破坏……就是当社会秩序发生混乱的时候，当人们……不要说“黄祸”了，就是说哪怕是一些割断性的……就在这种一体化的状态之下，发生一些战争啊或者什么的，很可能就把这个物流啊什么这些就截断了。就是这些大的这些生产基地，比如像化工啊、石油啊，都是在一些很集中的地方。那么这些链条一旦断掉，那么一半的粮食产量可能就没有了。而这一半的粮食产量没有的话……我们现在粮食过剩，那顶多也就是多了10%。就是说如果“黄祸”发生的话，它带来的危险就在这里。
那么现在人们的“润”的话，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跟“黄祸”那种大批迁移出去的（情况），应该是没法比的。因为这个量实在是太小了。尽管很多人在往外走，它只能说明一种，就是他们有足够的信息，有一定的能力，他们的这个身体状况啊，年龄状况啊，什么都可以在国外再重新去打拼。就这么一小部分人，才有这种可能性，做出了这种动作。所以跟那个大规模的这种人类迁移，逃难，就是流亡，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我最担心的是，到那个时候，就是真正如果《黄祸》里那种状况发生的时候会怎么样。因为一旦发生“黄祸”，为什么说这个？就是这种社会崩溃的情况是最可怖的。因为它那个社会一旦秩序发生了混乱和整体性的瓦解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的整个生产体系、物流体系、分配体系和人们的交换……等等所有的这些基础就都没有了。
而现在一体化的这个社会经济，它跟过去那种……就像当年民国，什么甘肃大饥荒的时候上海同样灯红酒绿、东方巴黎，两地就互不相关一样。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是没这种可能性了，就整个经济都是在一体当中的，连整个世界因为跟中国的供应链出了什么问题，都会导致混乱，那不要说中国国内了。所以一旦发生了这种大规模的人类饥荒啊，人们因为物资啊，或者一些各方面的（基本保障）得不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死亡和人民的灾难。
那么在《黄祸》当中呢，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说《黄祸》很不真实，就是因为说太慈悲了，你竟然还写到了两个东西，（它们）是不可能出现的。一个就是由当时的政府，就是石戈的政府去组织了对国外的大迁移；一个是由其中的一个人物叫陈盼，这个生物学家发明了薯瓜，就是快速增长的一种植物，有块茎、根茎的，人可以把它背在背上，在那个营养液里面去生长，然后一路上就可以去吃。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对那种大规模的死亡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它，只能够去编出来这样一些情节，让它去缓解一些。那么在现实当中呢，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一旦出现了那种“黄祸”的情况，那种危险，那种惨烈，可能是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的。而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能不能走得出去？因为你没有在一个有组织力量的安排之下、引导之下去往外走，实际上全靠个人自发地那么走，只有像我当时写的西伯利亚那边，它是可以的，如果那个严寒能对付的话。那个地方因为全部是国界，土地相接了，是可以冲过去了。其他的地方就是那些大的沙漠，怎么过去；然后大洋怎么过去，过去美国什么的，这些都是没有可能的。
袁莉:
[00:41:04]
你在《转世》里面写到的新疆和西藏都有非常大的篇幅，而且你前面也说了，实际上转型成功，西藏那边达赖喇嘛实际上他们的宗教的力量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你也写过关于新疆、西藏的书，而且都是写得非常好，非常畅销。你的头脑里面在想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政治前景的时候，民族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考虑因素吗？
王力雄:
[00:41:37]
对。这个政治转型，对于中国来讲，我觉得一个首当其冲的挑战就是民族问题。中国的民族问题，看似他们人数不多，但是他们所在的地域很大。就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是8%嘛，8%多一点，但是他们所生活的地域，光是内蒙、新疆和西藏就占了50%多……一半的国土吧。所以民族问题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高压统治之下，它可能是不显露，但是它的积怨、愤恨和那种矛盾是一直在积累的。
问题就在于这个政治转型，它恰恰就是以这个开放，以这个民主化（为基础的），就是它会提供一个松弛的空间，而那个时候原来的这些积怨呢，就会爆发出来。而爆发出来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走向独立的话，对于中国来讲，当然是存在着特别大的一种挑战了：就是你怎么可能一半领土就变成独立的呢？所以这就可能带来了对整个转型的一个中断。就是人们认可……或者说首先就会把它引导到首先解决民族问题的冲突（的方向）上，而民族冲突又可能带来法西斯式的（势力）重新回归，而民主的力量恰恰在这种时候就可能被（法西斯势力）淘汰掉。
袁莉:
[00:43:18]
我很好奇小说里的人物是不是有原型。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幼稚？
王力雄:
[00:43:24]
这个原型当然是没有了。我只是说我们想象的一些可能性、一些人物有没有。其实说起来也是一种理想化的，就是这种人……你像在《转世》或者是《黄祸》当中的石戈和王锋，这都是体制内的人。我不排除咱们体制内是有很多聪明的人，也有很多有学问的人，但是真正愿意把一个理想，就是一个历史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头，而不惜个人的命运，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也许是存在的，只是说我们不知道Ta在哪儿，而且Ta有没有这样的时机。如果Ta没有这样的时机，也可能只能是抱憾终生。有这样的时机，他有没有站出来的勇气，或者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这都是我们只能抱着一种写小说的心态去面对的。实际上怎么样，真的是不能抱任何希望。
袁莉:
[00:44:36]
那有的人说：中国未来的变局，只能来自于中共内部的这种精英阶层。你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王力雄:
[00:44:45]
如果是这条路，我当然是觉得是最好的。就是如果有走通这条路的可能，那真是我们的幸运。
袁莉:
[00:44:55]
为什么说是最好的？
王力雄:
[00:44:56]
因为这将是最平稳的，这将是最没有灾难的。就是如果他们自己在权力内部去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和一个转变的努力的话。
你比如说我举个极端的例子说，所有权力都集中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他突然有一天他决定去选择层议制，他是有可能走得通的。在我的设想当中，比如说从基层村民自治开始，在城市里面就是居民自治，现在其实都是有相应的、现成的法律啊：《村民自治法》和业主委员会、业主大会的自治法（注：《民法典》《物权法》有关于业主自治的相关内容），它就可以形成最基层的这个层议制的层块。然后他只要公布一个时间表和一个路线图，比如说30年内我们完成整个层议制的变革，那么5年是从农村变到乡，再过5年从乡变到县，再过10年从县变到市，最后变到省。30年之后，整个中国便完成层议制转型。
那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权力一点不丧失，他到30年后才交权呢，那时候他还在不在已经是问题了。那么每一层的领导人都有缓冲的时间，Ta完全可以从容地退位，也不会接受到社会的冲击，然后整个社会的这些矛盾在这过程当中逐渐地化解。而因为你有了路线图和时间表，人民也有耐心，国际也有耐心，就等着你每到那个时间点，去看你有没有兑现。这一层一层走下来，将是一个最平顺的、最好的一个转型。
如果是权力集于一身的一个当权者，他又不受到这个权力集团内部的其他人的挑战，而这种时间表呢，又能给人们一个缓冲，让人们容易接受。所以我觉得这种转型是可以很平顺地转型，同时又不让他们丧失权力和冲击，同时又让他们成为历史的转变者，又能够获得英名。问题就在于他会不会这样做。你可以想象他这样做——我为什么说是幸事，这就是最大的幸事。问题就在于我们可能没这么幸运。
袁莉:
[00:47:23]
就是我觉得您在《转世》的最后，真的是谱写了特别乐观积极的一个篇章吧。我来念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段，在小说的结尾就是讲中国共产党变成了怎么个样子。您写道说：“中共党员有上亿人，在这个党控制一切的国家，大部分精英都被网罗进中共。想获得发展的年轻人，把加入中共视为如同考驾照的人生标配。然而此刻这个世界最大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党，就像太阳下的冰一样，静静消融。没有风暴，没有崩塌，只是无声无息，却是从里到外一起化掉。所有党员就像面对过期作废的消费卡，既然卡里已无优惠，就成了于己无关的废品，扔进纸篓就是，不需要声明退党，也不会有什么难舍难离。”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就想，哇，这简直真的是在做美梦啊！那你希望就是说，读者看了《转世》之后，最主要的收获应该是什么呢？
王力雄:
[00:48:40]
一个是，就是和《黄祸》放到一块儿的话，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讲，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中的普通人来讲，我觉得这个层议制可以给他们一种，一旦发生了大的社会混乱或者是“黄祸”状况出现的时候，那么如何能够自组织来进行自救（的方法）。
因为在面对那种混乱（的时候），保护自己的最有利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组织起来，而这种组织恰恰又是我们现在极度缺乏的。我们一直是处于被组织状态，只有自上而下的这种组织才能把我们纳入到一种组织状态中。那么自下而上的组织怎么形成，怎么扩大，怎么互相联合、协商，进行新的结构的创建，这种方式我觉得我在《转世》里面是写得比较充分的。即使我们不能够自下而上地来改变这个社会，就通过这个自下而上的层议制度，就像《转世》里面写的那个层层架空了现实的政权组织，然后把权力拿到自己的手里，完成整个社会转型。
我无法抱这么乐观的一种期望，就是让人民能够来做这件事，但至少是发生了这么大的混乱，社会崩溃的时候，那么能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自己组织起来，来保护自己，来度过那个最困难的时间？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也想跟当权者（说），如果说他们在这样的时候，能不能够利用层议制的方式，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去完成一个和平的转型？既能够让国家走出重重的危机，又能够让自己不是立刻失去权力，受到冲击，而是仍然得到他该有的好处，那么最终呢，他也能够得到他应有的历史地位。这也是我在《转世》里面，力图通过王锋这么一个角色向他们来说明的。就是并不是说要是实行这样的一种社会转型你们就完了，而是你们会得到更多的、更有价值的这种结果。
袁莉:
[00:51:13]
那你从1975年23岁的时候就有了递进民主的想法，后来呢，又参加了各种中国向民主化转型，建立公民社会的活动，写了很多部很有影响的书。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中国好像就是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老路上，你觉得有生之年还能看得到中国转型吗？对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你会说什么呢？他们还应该对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抱有希望吗？还是就是如果可以润的话，就快点润到国外过自己的日子算了？
王力雄:
[00:51:50]
能润的我当然不反对了，就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美好生活和安全生活的这个权利。但是就像我说的，能润的人实在是太少了。那么如果是在中国社会留下来的话，我们就应该为自己来负责。
我们先不去想那些更大的、更远的，问题是你脱离不了那些更大更远的，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关心你。所以我们还是要想怎么样做，哪怕就是为了自己家庭的安全，为了自己个人的安全，我们就是为了避免有“黄祸”发生的可能，那么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
我不鼓励去做那些挑战呢、反抗什么的，就是对抗这一类的，我不主张。因为这是所谓的鸡蛋和石头，你就站在鸡蛋那一边，你不能让鸡蛋去砸石头。但是呢，是有（事情）可做的。
就像我刚才说过的，就是对二三十岁的这些年轻人来讲，他们最大的优势是他们掌握了新的这些科技知识。而在新的科技时代，我们如何利用新的科技，能不能够让这个科技变成民主的工具，而不是让这个科技只能够去为虎作伥，去作为极权工具？就像我刚才所说，这个“网络国家”的设想，能不能够（实现）……就是我们完全脱离开现实的世界，我们并不非得要和它去对抗和决战，我们能不能够在另外一个空间——虽然现实的地球的表面已经都被国家瓜分完了，我们不可能再去建设一个实体的国家——但是我们在新的一个空间，就是网络当中去建设一个理想的、新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面去实行……从我这个角度，我认为就是在这样的网络国家当中，只有层议制是能够给它提供最好的组织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如果能够把层议制用在一个网络国家的一个新的空间和领域里面，我们是有可能超越国界、超越东西方，超越各种意识形态，去让所有追求人类美好未来，去建设一个美好社会的所有理想主义者联合在一起，大家一起来为这个理想去做事情。
我为火星国设想过一个基金会。就是这个火星国的人，不会是在火星上自发生出来的人，一定是地球上移居过去的人。而移居到火星上的这些地球登陆者，他们如果是被国家派上去的，他们的任务只是争霸或者是太空竞赛；他们如果是被大公司派上去的，他们是要去产生利润，要去搞那些项目；只有民间带着某种理想，他们要为人类去创建一个新社会，用这个社会反过来影响地球人类，作为地球人类楷模的这么一批理想主义者到火星上，才能去建立火星国。
怎么能把这批人送上火星，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众筹就能够实现的，因为那要的资金是太大了。就像这个巴拉吉所写的网络共和国，那网络国家它也得有个实体。比如说在大洋上，去建立一个浮台，也得有个几平方公里，也得能抵抗那个飓风大浪，那上面能够起降飞机等等，它都需要的很大规模的资金，这些资金从哪儿来？你比如从我的角度，我就考虑有这样的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它实际上不是从别的地方来去运作，它的对象就是这些所谓的不育族、无后代的这一些……
袁莉:
[00:56:09]
最后一代。
王力雄:
[00:56:11]
对，“我们是最后一代”这些人。“最后一代”这些人，最后不可能你死的那一刻，你把你所有的财产全部正好花完，一分不剩。每个人都会有房子啊，有一些什么遗产，有一些什么的，Ta不愿意，Ta最后一代了，Ta也不愿意去给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或者是被国家充公什么的，那大家就把这个（遗产）凑到一块儿。就变成追求一个新的理想，去把它集中在一起，去往火星国上去送人也好，或者去在公海上建设网络国家的首都也好，通过这个（遗产）去建设它，让这个新的国家逐渐地能够成形和变成实体，这都是可以做的。而且不影响你自己的生活，也不需要你去碰“石头”，也不需要让自己去勒紧裤腰带，你就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最后会在一种机制当中把它参与进去。
这样的话呢，即使是润出去的这些人……你比如说有些人也会心有惭愧，就是看着国内那么受苦也好，或者怎么也好，Ta自己润出去了，有些那种大V，就天天鼓励人们往外润，就好像这儿的人你就没法儿，你不出去就是你活该。但实际上呢，那些润出去的人也照样可以来参与。在一个新的虚拟的网络空间当中，不受国界限制的空间当中，你掌握着新科技，也掌握着这些手段的话，你完全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为这个理想去做出一些事情来。所以这就是我对他们的想法，也是我对未来我们的转型该怎么走的想法。
袁莉:
[00:57:57]
还有评论说，《转世》没有引起读者像对30年前《黄祸》那样的热情。当时就是你说的《黄祸》通过那种软盘（传播出去），大家都已经看得不亦乐乎。但是呢，《转世》出来以后，好像就是反响没有以前想的那么大。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觉得为什么现在读者是这样子的一种反应呢？
王力雄:
[00:58:22]
这两个当然是有区别。就是描写灾难是容易的，你只要把那个情绪写到了，把你的场景写透了，把那个气氛渲染出来了，那个冲击力会非常强。可是你想解决这个灾难，就是不出现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那就需要用理性，而理性是没有冲击力的。从来都是如此，理性它就和冲击力就不在一个领域里面。所以《转世》里面就是有这个问题，它那个理性的构建太多了一点，所以它从冲击力的角度就会不如《黄祸》。当然，我觉得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仍然是在那里面想把这个故事渲染和情节构造得足够让它吸引人的，但是它的根基上，它的冲击力是不可能具备《黄祸》那种力度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也当然是人们现在的阅读习惯不一样了。那个时候《黄祸》出来的时候，人们能看的东西……就是选择是相当有限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太广泛了。而且马上得出一个结论的这几十秒的一个视频，或者是短短的140字的一个推特什么的，就是这成了人们的阅读习惯。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市场。哪怕说当年《黄祸》在中国被禁了，可是那个时候的盗版人们估计的能有上百万，当然至少几十万。因为我自己都经常在北京的那些过街的地道里面或者什么地方看到下岗工人在卖《黄祸》。我当时还觉得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情景。但是现在呢，这个所谓盗版的领域，基本上我觉得是被消灭得差不太多了；尤其是这种书，应该是不会有人去做了。那么原来呢，就是在香港，在台湾都有，大量的这些我们国内不能出的书，但是在外面能够被印出，然后又被带回来，形成这么一个循环。那么现在呢，香港也知道了，就是根本这些书已经不出了，也不是上不来了，跟那个内地已经……
袁莉:
[01:00:49]
不能卖了。
王力雄:
[01:00:50]
对。台湾呢，它虽然说是可以卖，可以出，但是没有人有兴趣。台湾人现在最基本的对大陆的态度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就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愿意民主就民主，你愿意《黄祸》就《黄祸》，你就是别来惹我们就行。当年不是，当年《黄祸》在台湾还是挺火的，很多人也都是看过，也都知道。而且我后来得到的收入也很多，主要就是从那个，（袁莉：台湾版过来的）对对。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你像大典，我觉得写得挺小说的，就那个情节也都挺好的，但是在台湾也就只卖个两千多本。完了你要跟那些出版人说，哎呀，他们还说这是两千多本，已经卖得很多了，很好了。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就等于我们现在既没有这个市场，也没有出路，只有现在书这个东西，只有在大陆内部才能够出现那种几十万的或者十几万的那种畅销书。
袁莉:
[01:01:59]
我还一直好奇，我一直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就说《黄祸》这个书名现在就是可以说是非常的政治不正确。就是如果当初知道这个的话，你会改这个名字吗？
王力雄:
[01:02:13]
不会啊，我觉得这个很贴切。当然那个时候人们也是一样会说，一个外国人会说这个名字有问题。当然我不觉得有什么。因为我也不是说从那个历史的贬义上去用这个，我是形容它确实给世界带来了祸害。以往的那些祸是怎么存在的，我不知道。比如说成吉思汗的马队冲向那个全世界的时候，是比较“黄祸”，或者说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如果真的……就是说有一天中国这块土地已经生活不下去这么多人的时候，人们要拼命地向外走的时候，那对世界构成的就是一个整体性的毁灭的一个“黄祸”。那么我作为这其中的一员，我当然是最不希望发生这个事情的，也是最想避免这个事情的。
袁莉:
[01:03:07]
那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本书或者是影视作品，您前面已经基本上说了，您能再说一下，就是你推荐的这三本书都是什么吗？
王力雄:
[01:03:20]
对，一个就是那个《网络国家（中文版）》（英文原版： The Network State）。它是英文的，它应该是没有中文的，它是2022年出版的，亚马逊上是有Kindle版的。（写书的）这个人叫巴拉吉（Balaj Srinivasan），他是一个印度裔的美国人，是一个硅谷的企业家，又是一个风险投资家，也是一个互联网的思想领袖吧。他的The Network State这么一本书，我觉得就是用那个网络翻译就看得很好，没有什么障碍，没有什么问题。
它系统地叙述了一个如何在网络上建立一个超越国界的，让所有有共同理想的人集中到一起来建立一个新国家的这么一个（构想）。当然我是觉得它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提出来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社会组织结构。他是用不同的创业公司、创业项目作为分支，然后通过网络上的什么区块链、智能合约、加密货币啊，就这些手段把它连接在一起，然后形成某些制约和互相的协同。但我觉得这些还是不够的。那么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它也不可能是同一目标和相同价值观的人的组合。那是一个，叫“同温层”也好，或者一个政党也好。我觉得同一国家，恰恰作为民主的特色，就是把不同价值观，不同目标，不同理想的人能够组合到一块，通过民主的方式。而这种民主的方式，用我的术语来说就是向量求和，因为它是不可通约的，它不可能变成数量去求和的。所以如何变成向量求和，这就是我用层议制的方式来证实的，这样的话才能把整个人类组织在一起。要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对美好社会的一个追求，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不满，让他们能够走在一起去如何改造我们现有的这个世界，让我们现在东西方都出现的这种迷茫，能从这里摆脱出来。
另外一本书就是老刘，刘宗坤，他写的《为幸福而生：在法律秩序中追求平等的历程》。今年1月份，就上个月在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的。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因为他既有观察的这些，又非常懂法律，写得非常的平和，娓娓道来，但是又很感人，让人充分地感受到美国社会的那个复杂性，同时又感觉到美国民主的那种伟大和里面的那些人性。
还有一个，推荐个电影的话，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也是2022年的，叫《巴比伦》（ Babylon, 导演：Damien Chazelle）的电影。我觉得虽然说票房不好，口碑也不太好，但是我看着感觉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比《花园杀手》给我的印象还好。就那个Pitt演的吧，那个电影。
袁莉:
[01:07:00]
Brad Pitt。
王力雄:
[01:07:01]
就是既是夸张的喜剧的处理手法，但又是很波澜壮阔的史诗的宏观，就是电影史啊。然后它里面也有那种很苍凉的人生无常。我觉得Pitt演的也是非常的棒的。大概就这几个。
袁莉:
[01:07:23]
好。那就这样，谢谢，谢谢力雄，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 end ——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4/03/blog-post_11.html
Saturday, 23 September 2023
王力雄：穆合塔尔
来源:
自由亚洲
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因为我在新疆曾有“窃密”罪名，可能给人造成麻烦，便中断了与新疆境内维吾尔人的来往。唯一继续联系的是穆合塔尔，因为我在七五前去新疆旅行时给他留下了备用号码，约好了备用联系方式。号码是北京一位老人家的座机。每次我去老人家，便会用我的手机给穆合塔尔发个问候短信。他会找一处公用电话，或是借用身边人未受监控的手机，打到老人的座机。我们用这种方式保持联系好几年。随着形势变得紧张，电话里不再敢畅所欲言，不过从聊的个人情况我也听得出新疆方方面面都在日趋恶化。
我们最后的通话，穆合塔尔问我什么时候再去新疆，我回答“等新疆情况好点吧”，他沉默一会，说了句“恐怕你再也来不成了”。虽然我们都笑了，心里却很悲凉。没想到一语成谶，从此不但我再没有去新疆，连穆合塔尔也断了联系。每次在老人家里给他发短信，座机不再响起。后来我不发短信，直接给他打电话，却是无论他本人还是家人都没有回应，感觉如同落进了黑洞。
在我越来越担心穆合塔尔的安全时，《我的西域，你的东土》这本书成了一个让我焦虑的源头。此书写作和完成是在北京奥运会前。当局那时尽可能表现宽松，尽管是“外松内紧”、暗中打压，总体却受制于国际社会的压力，给民间让出更多空间，让人相信社会将获更多自由，人权会有更多保障，未来不可逆转。所以尽管那时考虑穆合塔尔的安全，我还是决定出书。并且不征求穆合塔尔的同意，以将他和出书切割，有麻烦一切可以推给我。决定出书既是完成的作品对作者而言就像足月的孩子必须出生那样无法阻挡；同时也是知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会是穆合塔尔的选择。但是决定出书的前提还是判断形势不会变得更坏。尽管出书时的形势谈不上好，但是在那种形势下的可能要付的代价，对我们还可承受。
那时若能想到形势会恶化到后来这等程度，我一定会重新考虑，尽管没有穆合塔尔便难成书，我也要把他抹掉，或是改写到没有把柄可抓。但是怎样自责都为时已晚。每当看到我在书中引用他的那些话，会想象按照今日的严酷程度可以给他加上什么罪名。那些想象让我不寒而栗。我从推特收到过一封来自匿名推友的私信。他／她因为把《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电子版在网上转发友人，便遭抓捕审问，以传播暴恐读物罪名拘留十五天。警察说《我的西域，你的东土》是查禁名单上的二级暴恐读物。以传一份电子书被拘留十五天的标准，穆合塔尔作为书中主角，会有怎样的厄运落到头上？每想到这一点，便会让我有心痛到窒息的感觉。
当年我还能出境时，在台北诚品书店看到《我的西域，你的东土》被放在旅游类中，混于其他的游记见闻、旅行指南。对于我，没有比这更强烈的对比，真是如同两个平行宇宙。那时我暗自想象，如果穆合塔尔生活在台湾，是会当个介绍新疆旅游的Up主，还是讲授维吾尔历史的教师或维吾尔餐厅的主厨？仅仅是社会制度不同，他——以及千千万万的维吾尔人——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世界和人生。
现在，我已不再做民族问题研究，停止了那些年发呼吁、提建议、组织签名连署一类社会活动，甚至不再发表文章和接受采访。倒不是因为意志衰退，以往我做那些事，是因为还抱有推动变化和解决问题的希望。即使权力当局指望不上，也希望能影响民间。在一次次碰壁后，当我确信已经不存在推动的可能，也就没有了徒劳的必要，不如专心去做可做和值得做的事。
至少对中国的民族问题，我该做的和能做的都已经做完。除了留下的文字，我的其他作为对现实皆无作用，可以说处处碰壁，一事无成。不过就如保罗那句“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尽力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他的只能交由历史去完成了。
我毫不怀疑历史一定变化，世上没有不败的帝国，甚至会如苏联那样一夜塌垮。个人渺小，生命短暂，历史却总是大河奔涌，因果相扣，该来的终究会来，只是或迟或早，既非个人推得动，也非个人挡得住。如今，我对民族问题的考虑已经没有了国家是否完整，文化是否延续那类情怀，关心的只剩一点——那个终究要来的时刻会是暴烈还是和平？并且祈祷我所属的民族，与伊力哈木、阿安扎西、穆赫塔尔、格桑的民族不会陷入战争与仇杀。
最后要向各位朋友道别。从2005年我开始给自由亚洲藏语部和中文部写作专栏，到今年合约满期超过了18年。我在几月前向自由亚洲表示不再续约，一是因为现在我无法亲自去西藏新疆，对当地情况缺乏最新的切身体验，只能给读者老见闻让我不安；另一个原因是到了我这年龄，该主动让位年轻人，让他们带来新的观念与活力。
我为与自由亚洲的多年合作感到荣幸，并向所有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深切感激18年来每个读者和听众的陪伴与鼓励。我这次的暂别不是停笔，将会奉献给你们对我而言更重要的作品。
后会有期。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309/%E7%8E%8B%E5%8A%9B%E9%9B%84%EF%BC%9A%E7%A9%86%E5%90%88%E5%A1%94%E5%B0%94.html
自由亚洲
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因为我在新疆曾有“窃密”罪名，可能给人造成麻烦，便中断了与新疆境内维吾尔人的来往。唯一继续联系的是穆合塔尔，因为我在七五前去新疆旅行时给他留下了备用号码，约好了备用联系方式。号码是北京一位老人家的座机。每次我去老人家，便会用我的手机给穆合塔尔发个问候短信。他会找一处公用电话，或是借用身边人未受监控的手机，打到老人的座机。我们用这种方式保持联系好几年。随着形势变得紧张，电话里不再敢畅所欲言，不过从聊的个人情况我也听得出新疆方方面面都在日趋恶化。
我们最后的通话，穆合塔尔问我什么时候再去新疆，我回答“等新疆情况好点吧”，他沉默一会，说了句“恐怕你再也来不成了”。虽然我们都笑了，心里却很悲凉。没想到一语成谶，从此不但我再没有去新疆，连穆合塔尔也断了联系。每次在老人家里给他发短信，座机不再响起。后来我不发短信，直接给他打电话，却是无论他本人还是家人都没有回应，感觉如同落进了黑洞。
在我越来越担心穆合塔尔的安全时，《我的西域，你的东土》这本书成了一个让我焦虑的源头。此书写作和完成是在北京奥运会前。当局那时尽可能表现宽松，尽管是“外松内紧”、暗中打压，总体却受制于国际社会的压力，给民间让出更多空间，让人相信社会将获更多自由，人权会有更多保障，未来不可逆转。所以尽管那时考虑穆合塔尔的安全，我还是决定出书。并且不征求穆合塔尔的同意，以将他和出书切割，有麻烦一切可以推给我。决定出书既是完成的作品对作者而言就像足月的孩子必须出生那样无法阻挡；同时也是知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会是穆合塔尔的选择。但是决定出书的前提还是判断形势不会变得更坏。尽管出书时的形势谈不上好，但是在那种形势下的可能要付的代价，对我们还可承受。
那时若能想到形势会恶化到后来这等程度，我一定会重新考虑，尽管没有穆合塔尔便难成书，我也要把他抹掉，或是改写到没有把柄可抓。但是怎样自责都为时已晚。每当看到我在书中引用他的那些话，会想象按照今日的严酷程度可以给他加上什么罪名。那些想象让我不寒而栗。我从推特收到过一封来自匿名推友的私信。他／她因为把《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电子版在网上转发友人，便遭抓捕审问，以传播暴恐读物罪名拘留十五天。警察说《我的西域，你的东土》是查禁名单上的二级暴恐读物。以传一份电子书被拘留十五天的标准，穆合塔尔作为书中主角，会有怎样的厄运落到头上？每想到这一点，便会让我有心痛到窒息的感觉。
当年我还能出境时，在台北诚品书店看到《我的西域，你的东土》被放在旅游类中，混于其他的游记见闻、旅行指南。对于我，没有比这更强烈的对比，真是如同两个平行宇宙。那时我暗自想象，如果穆合塔尔生活在台湾，是会当个介绍新疆旅游的Up主，还是讲授维吾尔历史的教师或维吾尔餐厅的主厨？仅仅是社会制度不同，他——以及千千万万的维吾尔人——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世界和人生。
现在，我已不再做民族问题研究，停止了那些年发呼吁、提建议、组织签名连署一类社会活动，甚至不再发表文章和接受采访。倒不是因为意志衰退，以往我做那些事，是因为还抱有推动变化和解决问题的希望。即使权力当局指望不上，也希望能影响民间。在一次次碰壁后，当我确信已经不存在推动的可能，也就没有了徒劳的必要，不如专心去做可做和值得做的事。
至少对中国的民族问题，我该做的和能做的都已经做完。除了留下的文字，我的其他作为对现实皆无作用，可以说处处碰壁，一事无成。不过就如保罗那句“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尽力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他的只能交由历史去完成了。
我毫不怀疑历史一定变化，世上没有不败的帝国，甚至会如苏联那样一夜塌垮。个人渺小，生命短暂，历史却总是大河奔涌，因果相扣，该来的终究会来，只是或迟或早，既非个人推得动，也非个人挡得住。如今，我对民族问题的考虑已经没有了国家是否完整，文化是否延续那类情怀，关心的只剩一点——那个终究要来的时刻会是暴烈还是和平？并且祈祷我所属的民族，与伊力哈木、阿安扎西、穆赫塔尔、格桑的民族不会陷入战争与仇杀。
最后要向各位朋友道别。从2005年我开始给自由亚洲藏语部和中文部写作专栏，到今年合约满期超过了18年。我在几月前向自由亚洲表示不再续约，一是因为现在我无法亲自去西藏新疆，对当地情况缺乏最新的切身体验，只能给读者老见闻让我不安；另一个原因是到了我这年龄，该主动让位年轻人，让他们带来新的观念与活力。
我为与自由亚洲的多年合作感到荣幸，并向所有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深切感激18年来每个读者和听众的陪伴与鼓励。我这次的暂别不是停笔，将会奉献给你们对我而言更重要的作品。
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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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4 July 2023
王力雄：伊力哈木
王力雄 RFA 20230724
我与伊力哈木・土赫提的相识，是他看了《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后，主动约我见面。他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副教授，是七五前后维吾尔人能在中国境内发出声音的唯一平台「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者和负责人。伊力哈木提到我的这本书时会改称《我的东土，你的西域》，那并非是口误，而是他作为维吾尔人必要的换位（他说维吾尔人都这样称这本书）。那以后，我和伊力哈木的友谊维持了数年，直到他2014年初被捕。现在外界能看到他失去自由前的最后照片，还是他被捕前几天在一个维吾尔餐馆见面时我拍的。
我重视伊力哈木，把他视为一个枢纽。与其他维吾尔人交往，面对的只是个人，而伊力哈木的身后连接着一个广阔网络，有别于两端——一端是忠于当局的维吾尔利益集团，一端为主张新疆独立的各种力量——他代表的是维吾尔民族的中间部分。这部分人数虽多，但是没有声音。要开展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的对话，代表这部分力量的伊力哈木是难得的角色。那时我已经主持过达赖喇嘛与中国网民的推特对话，组织了中国维权律师与达赖喇嘛的视频见面，正在考虑开展维汉民族的民间对话。我和伊力哈木一拍即合，他愿意推动维吾尔人参与。有了他，相当于能在两个民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虽然很难期望民间对话在现实中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至少在那时的政治环境下还能做这种推动。哪怕参与者不多，先形成和保持一个沟通机制，建立社会网络，一旦官方管道中断，这种民间机制就会成为关键，有和没有的结果会非常不同。我认为这是伊力哈木能发挥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我接触的维吾尔异议人士中，伊力哈木是唯一公开表示只求自治不求独立的。他将解决新疆问题寄托于中国政府改变民族政策，但是维族人要有自己的权利，并且能够对中国政府提出批评——在我看他的主张基本是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维吾尔版。我和伊力哈木的一致处在于，我们的根本立场都不是为了国家，不管是大一统的国家还是民族独立的国家，而是希望避免民族冲突造成的民众灾难和牺牲。
境外维吾尔运动人士普遍拒绝中间道路。他们认为事实已经证明了，达赖喇嘛除了让西藏人民浪费了几十年时间，什么结果都没得到。后来伊力哈木被判重刑，再次证明了不管对藏人还是维吾尔人，跟中国政府讲中间道路只是一厢情愿。
二〇一四年九月，伊力哈木被中国政府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没收全部财产。这个判决让所有关注者震惊。伊力哈木那时已经被捕九个月，外界想得到他会被判刑，但没人想到重判至此，衡量各种因素，他的刑期不应该高过汉人异见领袖刘晓波在二〇〇九年被判的十一年。结果的差距却如此之大，明显是要置伊力哈木于死地。这个判决也让维吾尔人感受到，即使被当局皆视为敌人的异议人士，维族与汉族也是不平等的。
在伊力哈木的两次被捕后，我都公开发起过要求释放他的网络连署。二〇〇九年那次，他被北京警方拘押一个半月后回了家；二〇一四年这次他等来的却是无期徒刑。判决公布后我除了邀请友人给他的家人募捐，没有再次对官方机构做徒劳呼吁，却采取了一个现在会被人笑话，我自己也觉得可笑的行动——上折子。我写了一份给最高层的〈改判伊利哈木案意见书〉，并寻求私人管道转递。意见书上虽未写明是给谁，心里的对象是刚上台一年多的中共新班子。
那折子貌似站在他们的角度为他们的利益着想论证：首先如此重判伊力哈木对他们的形象和执政都不利，其次表明因势利导地扭转，可以变不利为有利。我给他们出了个主意：伊利哈木已经表示要上诉，新疆的高等法院一定会维持原判，那时可以让伊力哈木向全国最高法院申诉，然后让最高法院进行重审和改判。哪怕只是给伊力哈木减轻刑期，也会表明中央对新疆地方的做法并不全认同，仅此就会使维吾尔人重燃希望，起到缓解民族关系的作用，成为调整路线的开端。同时对外显示审判伊力哈木并非中央事先有定调，可以改善中国的法治形象。如果再同时重审和改判四川藏区的「阿安扎西爆炸案」，则会被全国少数民族视为新中央进入新时代，使中国从受国际指责转为主动，以最小的付出实现重大突破。
民间人士向来鄙视上折子，是出于认为权力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然而专制体制的特点就是人治，历史上不乏随着最高当权者的变化而变政策的先例。虽然大部分是变得更糟，也不是完全没有好的转变。典型如从毛泽东换成邓小平为中国带来的改变。我上折子针对的中共新班子当时正在办周永康案，肃清其势力。周永康当了多年中国的司法沙皇，遍布各级的党羽在面临清洗前，会不会以貌似政治正确的极端判决，绑架新班子在民族政策上继续原来的路径依赖？我做如此推论，是幻想利用权力集团内部的斗争，即使做不到推动民族政策发生整体改变，哪怕让伊力哈木和阿安扎西的处境得到一些改善也是好的。我只是出于对体制机构的无望，心存侥幸一试。当然无论是我事先的预期还是后来的事实，都证明人们对上折子的鄙视是没有错的。伊力哈木至今仍然关在新疆沙漠深处的大墙背后，没有任何信息，如果没有彻底的变化，不知我们此生是否还能相见。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3/07/blog-post_902.html
Friday, 5 June 2020
鄭立：黃禍——中國征服唔到世界，但可以同世界攬炒
2020年6月1日 BY 鄭立
我在中學時看過「黃禍」這本小說，本來是一本隨便在圖書館撿到的書，後來才知道這是一本六四之後的禁書，但內容倒不是揭露甚麼內情，或者宣揚甚麼民主，就是一本普通的空想歷史小說而已。
在「黃禍」的故事裡，中國有很多很多天災人禍之類的問題，最後搞到南北分裂，之後台灣被捲入並發生核戰，驅使美俄介入，最後中國崩潰。而黃禍是甚麼呢？黃禍就是說，若沒有「中國」這東西困住中國人，他們就會流入到世界各國，這些難民帶來的負擔，會令全世界陷入危機而重創。最後，中國難民的出口會使所有國家邊界、社會和政府全部崩潰，令全球陷入混亂。中國玩完時，全球也同時攬炒了。
「黃禍」書封。
這是不是很像很多香港人朝思暮想的「支爆」？可能今天也真的差不多發生了，不過大部分人對這件事的想像，就是壓在香港頭上的大山解決了，香港人以後過著民主自由幸福快樂的日子，而沒有想到中國崩潰的話會產生甚麼後果。「黃禍」是中國人寫的，所以他們至少想像到：如果中國崩潰，就會有大量難民湧出中國，形成全球問題。
人口多了，生存資源不增反減，每人能夠得到的資源減少。而且人口也會影響地方治安、文化和政治，香港人其實很容易想像，香港每年被殖民 5 萬人，已經令社會變成現在這樣，如果難民無止境的爆發呢？
這其實也是香港從政者應想像的一個情景，而不是覺得香港有民主就能解決一切。香港哪怕獨立了，也改變不了位於十幾億人旁邊的事實。
有人說「黃禍」是政治預言書，這倒有點過度了，因為裡面的事情沒有發生。比方說為了搞民主，到中國分裂成南軍北軍打南北戰爭，台灣竟然跑去反攻大陸打到北京的情節，如果中國內戰起來，現實的台灣會想要反攻大陸才有鬼。不是因為現實的人比較理智，比較道德；而是現實的政府沒有作者想像的那麼積極，面對巨變通常只會發大呆。
而黃禍會否像小說一樣輸出全世界，則有點難說，畢竟要走過太平洋或者大沙漠沒那麼簡單。不過像香港這種與中國陸路相連的國家，就是現實的問題。看完你至少意識到，「支爆」這件事就算能結束中國的統治，香港接下來也不會有安樂茶飯，到時可能需要頗為強勢的領導者來處理這種巨變，而今天香港有沒有呢？大家心照。
——CUP新闻回带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0/06/blog-post_84.html
我在中學時看過「黃禍」這本小說，本來是一本隨便在圖書館撿到的書，後來才知道這是一本六四之後的禁書，但內容倒不是揭露甚麼內情，或者宣揚甚麼民主，就是一本普通的空想歷史小說而已。
在「黃禍」的故事裡，中國有很多很多天災人禍之類的問題，最後搞到南北分裂，之後台灣被捲入並發生核戰，驅使美俄介入，最後中國崩潰。而黃禍是甚麼呢？黃禍就是說，若沒有「中國」這東西困住中國人，他們就會流入到世界各國，這些難民帶來的負擔，會令全世界陷入危機而重創。最後，中國難民的出口會使所有國家邊界、社會和政府全部崩潰，令全球陷入混亂。中國玩完時，全球也同時攬炒了。
「黃禍」書封。
這是不是很像很多香港人朝思暮想的「支爆」？可能今天也真的差不多發生了，不過大部分人對這件事的想像，就是壓在香港頭上的大山解決了，香港人以後過著民主自由幸福快樂的日子，而沒有想到中國崩潰的話會產生甚麼後果。「黃禍」是中國人寫的，所以他們至少想像到：如果中國崩潰，就會有大量難民湧出中國，形成全球問題。
人口多了，生存資源不增反減，每人能夠得到的資源減少。而且人口也會影響地方治安、文化和政治，香港人其實很容易想像，香港每年被殖民 5 萬人，已經令社會變成現在這樣，如果難民無止境的爆發呢？
這其實也是香港從政者應想像的一個情景，而不是覺得香港有民主就能解決一切。香港哪怕獨立了，也改變不了位於十幾億人旁邊的事實。
有人說「黃禍」是政治預言書，這倒有點過度了，因為裡面的事情沒有發生。比方說為了搞民主，到中國分裂成南軍北軍打南北戰爭，台灣竟然跑去反攻大陸打到北京的情節，如果中國內戰起來，現實的台灣會想要反攻大陸才有鬼。不是因為現實的人比較理智，比較道德；而是現實的政府沒有作者想像的那麼積極，面對巨變通常只會發大呆。
而黃禍會否像小說一樣輸出全世界，則有點難說，畢竟要走過太平洋或者大沙漠沒那麼簡單。不過像香港這種與中國陸路相連的國家，就是現實的問題。看完你至少意識到，「支爆」這件事就算能結束中國的統治，香港接下來也不會有安樂茶飯，到時可能需要頗為強勢的領導者來處理這種巨變，而今天香港有沒有呢？大家心照。
——CUP新闻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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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7 March 2020
纪硕鸣：王力雄写中国改革生死劫
野兽按：这也是当年被河蟹的文章。《转世》当年在唯色的博客上连载的时候，就在追更，遗憾写到后面就断更了。王力雄先生觉得之前的看法太乐观，然后推到重来，回头又写了一本小说《大典》，《大典》我是购读了，觉得挺好，但还是希望能看到《转世》出版，不过元旦看到王力雄先生去youtube上做视频了，要把《转世》这本书读给大家听。前几天，还在家里翻出了王力雄1987年出版的纪实小说《漂流》。
#絕地今書 ：權力扼殺與市場缺失夾擊下的 #中國禁書 如何突圍？（2020）
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14-5-13 0:25:00 | 分类:新知 | 访问量：71
纪硕鸣：王力雄写中国改革生死劫
政治幻想小说《黄祸》作者王力雄推出新作《转世》，他表示，愿把小说引向希望的结局，藉转世走出黄祸！中国的前景不是黄祸，就是转世，实现不了转世，就只能变成黄祸。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力雄(初版笔名：保密）出版了政治幻想小说《黄祸》，从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出发，推导未来的发展途径，最终促成了在重重危机下中国崩溃，数亿中国人走向世界，引发各种冲突的悲剧故事。王力雄亦因此被标签化为崩溃论者。最近，王力雄的又一本力作《转世》完成初稿，并于今年五月一日开始在网上（httpwanglixiong.com）连载，逐章推出，引来了海外不少中文网站的兴趣，纷纷转载，再次引起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们兴趣。
小说就是小说，既是作者思想的精髓，表达作家的精神，同时也是写作者的美好愿望。王力雄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虽然都是以撰写中国政治社会走向为题材，但《转世》不是《黄祸》的续集，而是姐妹篇。这两本著作没有先后关系，《转世》与《黄祸》是开始于同起点的另一本书。「故事开始的时代也差不多，面对的社会形态大致相似。不同的是因有些因素差异，导致某种错位或重组，引发另外的反应链条，使两本书中的中国走上了不同的历史轨道，导致了不一样的结局。」
早于二零零二年王力雄就有创作《转世》的想法，二零零五年他又作了很详细的构思。直到二零一一年才静下心思，开始进入小说的写作。
《黄祸》发表时，是在八九年大时代变化中。那时，王力雄对当政者还有期望，虽然《黄祸》是以悲剧划上句号，王力雄表现的立场却是「不必由我来设计中国如何走出困局，我做的只是让中国最不好的可能呈现出来，期望当政者能从中受到刺激和启示，可选择自我调整，绕开灾难找到前景」。
高速增长难以预料
现实与预言总是有距离，中国社会发展并没有依照《黄祸》描绘的轨迹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令所有人难以预料的奇迹。王力雄说，《黄祸》中并没有这一段，邓小平在六四后的拥抱资本主义使中国「崛起」，使得原本积极联系签版权翻译的出版商们纷纷打了退堂鼓。但是邓小平所做的调整并不是王力雄认为真正可以挽救中国的出路。
《转世》呈现了比《黄祸》乐观的结局，王力雄却表示他实际比写作《黄祸》时对前景更为悲观。「我已经不认为当权者具有找到出路的能力和愿望，而要由我在幻想中，去从激流险滩找到一条出路，摆脱现在的困局」。这是王力雄创作《转世》的初衷，想以小说的形式，让读者看到摆脱目前困境可能的途径。
二零一一年王力雄正式开始写作《转世》时，将二零零五年他规划的详细提纲全部废弃了。当年那个版本还是寄希望于中共以内部权力纷争破局，最终走向全面民主化，实现中国的转型。「但现在已经看到，中共自我破局几乎是不再可能出现。很多人认为薄熙来原本是可以破局的。但我认为薄的倒台恰恰说明了即使是薄氏这种枭雄，也要在党的机器碾压下最后落到此下场。因此新的《转世》要设想在中共内部政改已死的前提下如何走出来的路径。」
《转世》中描述了当政者「弃船」而逃，他们已经把家人资产都安排到了欧美国家，合谋做局企图在中国把土地私有化变成最后一场窃国大宴，瓜分完这最后一块肥肉，让中国会变成自生自灭的「王（亡）国」。小说中的这群窃国者不仅自己要跑，而且还要把中国搞乱，搞成一盘浆糊，使得他们巧取豪夺的窃国罪行在混乱中消失于无形。王力雄说：「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有些当权者就是有意让事情变得严重，原本有贪渎行为要受党纪国法的处置，一旦地区事件严重化以后，变成特殊时期了，他们的腐败罪行就会被放在一边不追究了，他们因此得到安全。未来的中国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些人自己捞了很大的财富并且转移出去后，就盼着乱，在乱中把自己洗干净。」
《转世》中最终起到决定作用的当权人物并非是圣贤，并非出于信仰，而是为自己权势博弈的乱世奸雄——在《黄祸》里毁灭了世界的小说主人公王锋，因为在争夺权力的同时，还有想做一个历史人物的野心，反而变成了王力雄笔下拯救中国的人物。不过，今天的中共已经机器化。王力雄说，中共与过去最本质的不同是，过去的中共是被领袖所主导，毛泽东可以主导这个党，甚至可以毁灭这个党。「现在则是官僚机器在主导党，党的领袖只是被利益集团推荐上去做老大，你要是当不好，不为我们谋利，马上可以把你干掉。」
王力雄塑造的王锋，在小说开始时只是权力集团的三流角色，他又怎么能够突破党机器的制约呢？怎么的机缘巧合？慢慢在他的《转世》中呈现。王力雄透露给记者的是，最后王锋运用毛泽东的思路：「毛泽东在四九年掌权后一直在和官僚机器斗争，他的意志通过官僚机器去贯彻，只要会有损官僚机器，就不被接受执行，而是用各种理由变形、拖延。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跟他分道扬镳，都成为官僚机器的一部分，只是要平稳地治国，只有他还在想着改天换地宏图，在官僚机器看来，他那些幻想都是胡闹，表面对他喊万岁，实际上抵制他，直到他搞了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官僚机器。王锋把文化大革命当做了毛的遗产。」
在中国的现实中生活，王力雄眼光所及之处都是小说创作的源泉。写《黄祸》，就是天马行空，充满想象。「这个时代不缺时政评论者，拥有逻辑学术能力的人也很多，缺乏的是想象力。生活就是这样，并不一定非得有扎实的理论，想象有时会更接近现实的本质」。王力雄在网络上一节一节地发表他的小说，其中有「网络大V二神被权势者致死」的情节，现实中就发生政府打压大V事件，这只是直觉上的吻合。王力雄的整个创作都与现实紧密相连。整治网络、台湾的政治内斗、北京对言论的控制等，书中的描写和现实亦真亦幻，难以区分。
其实，王力雄写《转世》的出发点就是现实。他说，如果严格按照和现实时间的对照，小说里的故事应该在几年后发生。书中描述还差三年中共高层要换届，按现在的时段去推，是六、七年之后发生的故事。「我愿意把小说引向我希望的结局，通过转世走出黄祸！我对中国的前景，像我在前言中讲的，不是黄祸，就是转世，实现不了转世，就只能变成黄祸。目前的『崛起』什么的都只是中间阶段。眼光放远，大方向只有那种二者必择其一。因此能否找到一条转世之路，同时也就是避免黄祸之路。」《转世》的结局是中国成功地实现政治的平顺转型，避免了社会大的震荡，解决了包括西藏、新疆、台湾问题。其中还有中国被恐怖主义劫持、窃国官员的财产被收回等情节，虽然这些都是故事，但把中国大的现实问题都揭开了。政治平顺转型，从人物故事的细节中，王力雄呈现出国家的命运。「这个命运是需要经过每个人的努力来完成的，尤其需要历史人物的超越。」
未来或是一场突变
王力雄现在一边修改已经完成的初稿，一边连载，他表示，对中国命运的迫切感越来越强。他预计中国未来的变化很可能是一种突变，「一个控制力极强、稳定性极强的系统，它的变化一定是突变，中国的维稳机制把所有的矛盾都压下来，不让任何释放，慢慢集聚。到了有一个孔要透水了，千里大堤溃于蚁穴，可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整个大堤垮了」。王力雄的预言能否成真？中国的命运是否可以从《转世》中走出《黄祸》？这是每一个读者所期待的。
来源：《亚洲周刊》
维基百科 王力雄 条目
王力雄（1953年5月2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祖籍山东龙口，汉族，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中国大陆作家、民族问题专家及民间环保人士，现居北京。
王力雄生于吉林长春。母亲郑荃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父亲王少林在文革前担任长春第一汽车厂副厂长，1968年被打成“走资派”和“苏修特务”，死于被拘押中，定为“畏罪自杀”。1969年王力雄随从“牛棚”释放的母亲下乡插队4年，开始写诗。1973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在吉林工业大学汽车专业学习，大学期间（1975年）产生“逐层递选制”的设想。毕业后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作，先在车间当工人，一年后成为车间技术员，开始写小说和电影剧本。
1978年，王力雄主动申请调动到湖北第二汽车厂工作，从事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企业管理，其间参与民主墙活动，并在油印刊物《今天》发表第一篇小说《永动机患者》。1980年以“借调”形式离开二汽，脱离中国官方体制。
此后王力雄写电影剧本，并在电影摄制组工作。1983年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之门》。1984年，王力雄独自在青海藏区的黄河源头乘用汽车内胎扎捆的筏子漂流1200余公里，横贯黄河上游的藏族地区，从此开始对西藏的关注。1985年－1986年年写作纪实小说《漂流》，1987年出版。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开始写作政治寓言小说《黄祸》，署名为“保密”，1991年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1991年－1994年，写作《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1998年出版。
1994年，与梁从诫、杨东平、梁晓燕等人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此后策划和亲自参与数个长期项目。
1995年－1998年，在十次深入西藏和各省藏区，在藏时间累计2年，走遍所有藏区的基础上，写作《天葬：西藏的命运》。此后王力雄四次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见面交流。1999年1月起，王力雄在新疆收集资料，准备写新疆民族问题的著作。1月29日，被中国国安部以涉嫌泄漏国家机密为由逮捕，关押42天后释放。王力雄以此经历写成《新疆追记》一文，在网上公开发表。1999年出版文集《自由人心路》。
2001年5月2日，公开发表声明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他在声明中发问：“究竟是中国的作家天生就是僵尸，还是中国的“作家协会”想把并且正在把中国的作家变成僵尸？”
2002年4月，出版了《与达赖喇嘛对话》。2002年创办“递进民主”个人网站。2002年12月，发起对四川藏区阿安扎西活佛案的签名请愿活动，呼吁当局公正审理。2003年2月，因政府方面的命令，时任“自然之友”理事的王力雄被自然之友除名。2004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
2004年底，与藏族女作家唯色结婚。
2007年10月，经过历时九年的调查和思考，在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新疆问题著作《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2014年4月，原本受邀打算到香港中文大学出席研讨会，但临时因为被阻止赴港而取消[1]。
主要著作
《黄祸》，1991年，政治寓言小说。该书描绘中国陷于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与生态的重大危机，终于导致整个社会的总崩溃，难民大批冲出国境，危及世界和人类的存在。这部小说引起海外媒体追踪报道，王力雄也由此获誉“中国最敢言的作家”。该书后来入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列第41位，至今仍在港台及海外畅销。
《天葬：西藏的命运》，1998年，西藏问题专著，ISBN 9781896745541。王力雄在书中以大量的亲身经历和实地所见来陈述他的论证，涉及到了西藏问题的历史、现状与各个方面。这部著作在汉人中影响很大。海外媒体曾组织研讨会专门予以讨论。2009年推出增订版，ISBN 9789862131077。
《我的西域，你的东土》，2007年，新疆问题专著，《天葬：西藏的命运》的姊妹篇。整理收入了99年曾发表于互联网的《新疆追记》一文，另有王此后四次重返新疆的见闻，对新疆当地维族人士的访谈，以及如何解决新疆问题的思考。书中有大量的实拍维族图片和民俗情况记述，都是首次公开。ISBN 9789862130117
《大典》，2018年。
《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2004年，政治制度设计专著。参考了主流学术界的行文方式，重新诠释了“逐层递选制”，并对中国当前的经济、生态、社会、政治危机进行了深入剖析。ISBN 9789867291837
《自由人心路》，1999年，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的思想随笔。书后附录小册子《溶解权力》，政治制度设计专著。这部书讨论的是选举方式，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逐层递选制”，就是希望以此方法使中国大陆的体制安全转型。ISBN 9787106015732
《与达赖喇嘛对话》，2002年，对话录。ISBN 9780972005906
2007年7月，与妻子唯色合著的英文文集《Unlocking Tibet》在瑞士出版。书中收录他数年来研究西藏问题的多篇文章。
散篇：《911启示录》，《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新疆追记》，《民族主义与宗教》 ，《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底层毛泽东与“经济文革”》，《中国从文革得到什么》，《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等。
荣誉
2002年6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授予王力雄2002年“当代汉语贡献奖”。
2002年6月29日，王力雄在纽约接受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授予的第一届写作自由奖。
2003年7月，与廖亦武、刘宾雁同获美国人权观察颁发的赫尔曼-哈米特奖。
2007年2月24日，新西兰汉学会授予王力雄荣誉会员称号。
2009年10月，达赖喇嘛在华盛顿DC授予真理之光奖。[2]
刘晓波：解开西藏死结的钥匙——读王力雄新著《与达赖喇嘛的对话》
承蒙人间出版公司的信任，请我为力雄的新著《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写篇书评，使我有幸在此书正式出版之前，读到了书中最重要的篇章，即力雄在美国与达赖喇嘛的四次面对面的交谈。在力雄的记载中，他对四次见面过程的详尽描述，在为读者提供了平易亲切而又睿智高贵的达赖喇嘛的个人形象之外，更令我感动的是力雄那种始终如一的韧性、发自内心的对西藏文化的热爱、良知闪烁的忧患意识和提供可操作解决方案的智慧。
正像力雄行文的一贯诚实一样，他尽量忠实而详尽地记载这四次见面过程，同时又省略了那些达赖喇嘛在无数场合一再重复的谈话。他也描述了在越来越世俗化的世界上，达赖喇嘛作为政治明星的无奈和尴尬，并以“追星族”自嘲。力雄在内心深处很讨厌把达赖喇嘛作为“明星”来炒作，对层层设岗的严密保安措施很不以为然，所以他描述这类场面的行文多带讥讽：一位气质高贵的宗教精神领袖不得不经常遭遇这类的明星式炒作，不免有些滑稽，也实在是现代社会的悲哀。
其实，我没有资格评论此书，因为与十几次去西藏并专门研究如何解决西藏问题的力雄相比，我只能算个观光客和听众。我的关于西藏的知识大都来自书本，来自从网上看到的一些流亡藏人的言论。而我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一知半解，大都来自力雄关于西藏问题的研究著作和幻想性小说，还有聊天时他谈到的一些想法。力雄曾把一本汇集达赖喇嘛的一些演讲的书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在西藏人心中最敬畏的宗教领袖，这位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声望的政治家和精神导师，在被迫流亡的困境中，面对西藏的文化和人权的双重灾难，他作为被迫害民族的领袖对迫害者所怀有的，不是咬牙切齿的仇恨和号召自己的人民进行以牙还牙的报复，而是仍然坚持平和、宽容的中间路线。这样博大的胸怀，也常常在他对中国民间民主运动的一贯支持中得以展现。因为中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中的许多人，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仍然抱有强烈的大汉族主义。
最近，我还看到达赖喇嘛的一篇支持天安门母亲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的短文，他说：“我懂得，天安门母亲已经卓有成效地凝聚于她们抗争的中心，与此同时，她们互相之间提供了实际援助和道义支持。我乐于支持她们，并且鼓励他人以其任何可能的方式给予支持。我祈愿，天安门母亲的努力将带来成功的喜悦，将为中国和周边地区的每一个人创造一个机缘，使他们生活在更大的和平与尊严之中。”每每读到达赖喇嘛的言论，心中都会产生莫名的感动和敬仰。与对达赖喇嘛的温和呼吁置之不理的僵硬的中共政权相比，与对“大中国情结”近乎狂热的中国精英们相比，与那些以受害者的处境和圣战为借口而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恐怖屠杀的原教旨主义者相比，达赖喇嘛的宽容姿态、非暴力立场和高尚的道义情怀，便显得更为难能可贵，其精神上的高贵确实具有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 我在1993年去过一次西藏，最深的记忆有三。一是西藏的大自然：天，蓝得透明高远；山，石头裸露得峥嵘；山顶上终年不化的积雪，在太阳下白得刺眼；山间的溪水，清澈得冷透骨髓。二是普通藏人：他们可以随地大小便，可以在极为简单的物质生活中获得丰盈的精神幸福，可以把一年挣到的辛苦钱一咕脑地捐给大昭寺，磕一串长头后回家睡个好觉。三是宗教精英：我见过西服革履的活佛，坐着进口的皇冠轿车，去歌厅唱卡拉OK；在几个寺庙里见过年幼的出家人手捧英语读本，口中念念有词；还见过8岁时的葛玛巴，他有一群侍奉于左右的喇嘛和一个来自美国的英语教师，他还有一大堆电动玩具。当时，对这位小活佛的感觉有些怪异，他来内地受到规格极高的接待，江泽民亲自出面会见了还是孩子的葛玛巴，而后来他的自愿出走投奔达赖喇嘛，才使我对这个记忆中的孩子产生了面对活佛的敬意。
力雄爱西藏，二十几岁时就孤身一人进藏并攀登珠峰。走进他的家，从视觉到听觉，到处都是西藏氛围，我的妻子刘霞过生日，力雄带来的礼物是CD《喜马拉雅》，因为他知道我的妻子也爱西藏。力雄常把刚刚写就的关于西藏的文字传给我，除了《天葬》之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和《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均见《与达赖喇嘛对话》一书）。写就这些文章时，力雄还没有见过达赖喇嘛，但是，从他个人的角度讲，他对达赖喇嘛的敬慕已经渗透在他的所有文字中和言谈里，西藏在地理上的顶峰是喜马拉雅，而达赖喇嘛就是西藏人精神上的喜马拉雅。力雄甚至认为，如果中共政权能够接受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使西藏问题得以和平解决，那么汉人也应该能够接受达赖喇嘛作为整个中国的领袖，哪怕仅仅是作为象征性的精神领袖，乃是汉人和藏人的天赐福音。因为就当前中国的政治精英而言，在智慧、良知、学识、经历、国际威望和个人魅力的综合素质上，还没有什么人能望达赖喇嘛的项背。从解决西藏问题进而解决中国的问题的角度讲，力雄认为，既然达赖喇嘛明确承诺不谋求独立而只要求高度自治，那么代价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方式，就是趁著达赖喇嘛在世之日，尽早开始双边的和平谈判。 正如力雄喜欢孤身一人的探险旅行一样，足迹遍及中国那些人迹罕至的角落，他在精神领域也是个喜欢冒险的痴情探索者。他发表于《今天》上的早期小说《永动机患者》就是他的自画像。只有他，能在十几年前就写出至今仍然畅销的政治幻想小说，使“黄祸”成为常用的政治词汇而进入人们的日常用语之中；只有他，能从整个中国和藏汉两个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构想出让达赖喇嘛作为未来中国的精神领袖；只有他，能够形成“逐级递选制”的方法论假设，并坚持不懈地探索、完善，二十多年如一日。
他那么痴迷地把解决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佳方式寄托在精英阶层对“逐级递选制”的接受上，他著专文谈怎样把“逐级递选制”应用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他还希望象当年的梁漱溟搞乡村建设运动那样，说服一个地方官允许他先做小范围的“逐级递选制”的操作试验。为此，他还冒著政治风险开办了“递进民主”的个人网站，供社会各界讨论未来中国的远景和当下转型的最佳方式。这一切，在在证明了力雄在骨子里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然而，在怎样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和怎样保证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的事关全局的问题上，力雄又具有现实主义的眼光。无论是何种解决方案，其道义底线只能是藏汉两个民族的人民的未来幸福。力雄是极少数没有大汉族偏见的知识精英。他对解决西藏问题的长期研究，他与藏人的交流，以及此书记载的他与可尊敬的达赖喇嘛的见面，皆是基于兼顾道义底线和现实困境的立场。在力雄看来，从道义上讲，无论是选择独立还是选择高度自治，西藏人自主选择自己的未来归属的权利，乃为天经地义，具有充分的道义合法性。
但是，从现实的角度讲，现在的西藏毕竟在中国版图之内，中共统治西藏毕竟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汉人中的绝大多数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与执政党基本相同（正如在台湾问题上一样），现在的利益之上的汉族世俗化浪潮对西藏的大城市和上层精英的冲击越来越大，就现实的力量对比来说，藏族对汉族的弱势是极为悬殊的。即便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讲，近年来汉人的大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之强烈决不亚于藏人要求独立的情绪。所以，藏人选择独立，尽管在道义上理由充足，但是全无任何现实上的可能性。即便在中国成为民主制政体之后，民选的政府和大多数汉人也不会同意西藏从中国的版图内分离出去。如果藏人不顾现实而执意要独立，其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的双输。而力雄所探索的解决之道是为了得到双赢的结局。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和道义之间的乖谬，力雄才要把这种严酷的现实困境坦率地告诉藏人，让藏人面对现实，寻求和平解决之道。他甚至把自己在西藏收集到的文革照片送给达赖喇嘛，这些历史见证非常珍贵，只有深得藏人信任的汉人才能得到。照片记载了那些在批斗场合被戴高帽画花脸的西藏贵族，其中还有达赖喇嘛很熟悉的人。红卫兵扛著大幅的宣传画在八廓街游行，宣传画上的“翻身农奴”拿著大扫帚横扫两个被小丑化的人：达赖和班禅。其实，力雄通过这些照片最想告诉达赖喇嘛的是：在文革中，大量的藏人参与造反，藏人批斗自己的活佛、亲手砸毁了自己供奉了千百年的寺庙。虽然发动造反运动的是汉人，文革中西藏宗教的大破坏主要责任在毛泽东，但是西藏文革的历史真相也并不像在流亡藏人中普遍相信的那样，破坏西藏宗教的主力是汉人红卫兵。
力雄赞同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但是关键在于怎样说服中共高层相信达赖喇嘛不谋求独立是真诚的。他向达赖喇嘛建议：不能让“中间道路”只停留在口号上，因为中共拒绝与流亡政府谈判的借口之一，就是“中间道路”只是停留在抽象空洞的口号上。所以，必须使之具体化细节化，要让中共看到道义与现实兼顾的可操作的具体方案。有了详尽的方案，中共就没有借口指责“中间道路”缺乏诚意。在不放弃高度自治这一最后底线的前提下，现在最关键的工作是：一要改变目前中共不见不谈的僵硬态度，无论以何种方式，只要中共开始和达赖喇嘛坐在一起谈了，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有希望。二要通过尊重历史事实和西藏现状的研究，让中国的精英阶层了解西藏问题的真实面貌，改变他们的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减少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对中共政权的压力。为此，力雄提出办一份中立的能够让大陆精英们读到的民间刊物，刊名就叫《中间道路》。
同时，对中共政权和中国的精英阶层，力雄也是从兼顾道义和现实的立场出发。他从道义上为藏人所应该具有的自治权利辩护，批评中共政权对西藏的强权统治，批判中共通过的世俗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双管齐下对藏族的宗教文化的汉化。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力雄对中国精英阶层的大汉族主义和西藏文化在中共执政后的衰落，深感忧虑，对那些靠炒卖表皮的西藏之奇风异俗的商业化更是深恶痛绝。
从现实的角度讲，王力雄想告诉中共政权和汉人精英，西藏问题在今天的困境之根源，首先是中共政权破坏了“十七条协议”的承诺，不尊重藏人的自治权利和文化传统，强行在西藏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造成的，特别是文革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在藏人心中留下的伤痕很深很深。其次是中共采取收买和高压的两手政策的失败之结果。对于一个以信仰为生命核心的民族来说，无论是高官厚禄还是累积高达400多亿的无偿财政优惠，无论是强制灌输世俗意识形态还是禁令、监狱、军队等政治高压，都无法收买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敬仰和忠诚，都无法使虔诚的信徒低下仰视神灵的头。噶玛巴放弃中共政权给予的丰厚优惠而出走印度，无数藏民冒著巨大人身风险而投奔达兰萨拉，坚守在西藏的信徒进行的一次次示威游行……在在明示著一个难以被物质利益同化、更难以向强权镇压屈服的宗教民族的灵魂，这种来自信仰的高贵将使任何世俗手段失效。 如果中共政权还不面对现实，如果汉人精英还不扪心自问，西藏问题非但无法和平解决，反而可能随著中共政权控制力的日益消弱和民族仇恨的愈演愈烈，而酿成两败俱伤的暴力冲突。更为具体的现实是，如果达赖喇嘛遭遇不幸，以他为代表的温和路线将难以为继，坚决主张暴力反抗的激进年轻一代就会成为西藏流亡政府的主流，以中共执政后在西藏制造的文化灾难和人权灾难之深重，激进派不愁找不到煽动民族仇恨和暴力反抗的资源。
现在，趁著中共还能控制局面，趁著主张非暴力的中间路线的达赖喇嘛还健在，尽早进行江泽民和达赖喇嘛的直接对话、谈判，经过双方各让一步的妥协，达成双赢结果的概率极高。首先，只要签署了协议，以达赖喇嘛在西藏的神圣地位和一言九鼎的崇高权威，他完全能够说服藏人接受留在中国之内实行高度自治的方案，使坚决主张独立的激进派边缘化。其次，可以大大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形象，而且以达赖在国际上的广泛威望，也完全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他可以成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的最佳使者。第三，以达赖的中间路线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核心，可以为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其他民族问题提供示范，免除将来极有可能出现的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而爆发大规模分裂运动的危险。第四，达赖喇嘛构想的高度自治的西藏，将是一个政教分离的民主西藏，这种民主试验已经在流亡政府的辖区内进行。而且，在达赖喇嘛的有生之年，以他的智慧和威望自上而下地进行民主试验的成功率极高，如同当年蒋经国在台湾所做的一样。这对于整个中国的政治转型将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第五，西藏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有赖于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的解决，中共开始与达赖喇嘛谈判之日，也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真正启动之时。
对于西藏问题的久拖未决，力雄有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因为他对西藏文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他还具有一种多元化的开阔的文化视野。他说：“不能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就可以安慰自己，而是要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是保留著传统文化的西藏时，就能够解决西藏问题，那才是有意义的解决。”换言之，如果等到西藏的文化传统已经荡然无存之时，西藏问题解决了，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西藏却消失了。那就不仅是藏人和汉人的双重失败，也是世界的一大损失。
我很为力雄庆幸，他对西藏的热爱和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关注，终于得到了藏人的重视，得到了达赖喇嘛的肯定：流亡藏人主动提议力雄与达赖的见面，安排和一直陪同力雄见达赖喇嘛的ＷＡ，在四次见面结束后总结了几个“第一次”——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在现场给人签字时写那么多话；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听他翻译时露出那种让他害怕的严肃神情；达赖喇嘛第一次在如此紧张的出访日程中连续四次接见同一个人。
力雄得到藏人的信任和尊重的亲身经历、他笔下记载的达赖喇嘛的形象，都在告诉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汉人：达赖喇嘛的高贵品质，来自对神的虔诚和谦卑、对人的尊重和慈悲，对对手的宽容和平和。那么，作为强势民族的汉人，也应该持有类似的情怀：对西藏宗教文化的谦卑和尊重，对藏人的平等和友善，对达赖喇嘛的信任和敬重。
既然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西藏问题又是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政治体制问题的钥匙，那么借力雄的新书给我的机会，我也向达赖喇嘛表达一个汉人的谦卑敬重，并为达赖喇嘛和西藏文化的长寿而祈祷。
2002年4月23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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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14-5-13 0:25:00 | 分类:新知 | 访问量：71
纪硕鸣：王力雄写中国改革生死劫
政治幻想小说《黄祸》作者王力雄推出新作《转世》，他表示，愿把小说引向希望的结局，藉转世走出黄祸！中国的前景不是黄祸，就是转世，实现不了转世，就只能变成黄祸。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力雄(初版笔名：保密）出版了政治幻想小说《黄祸》，从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出发，推导未来的发展途径，最终促成了在重重危机下中国崩溃，数亿中国人走向世界，引发各种冲突的悲剧故事。王力雄亦因此被标签化为崩溃论者。最近，王力雄的又一本力作《转世》完成初稿，并于今年五月一日开始在网上（httpwanglixiong.com）连载，逐章推出，引来了海外不少中文网站的兴趣，纷纷转载，再次引起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们兴趣。
小说就是小说，既是作者思想的精髓，表达作家的精神，同时也是写作者的美好愿望。王力雄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虽然都是以撰写中国政治社会走向为题材，但《转世》不是《黄祸》的续集，而是姐妹篇。这两本著作没有先后关系，《转世》与《黄祸》是开始于同起点的另一本书。「故事开始的时代也差不多，面对的社会形态大致相似。不同的是因有些因素差异，导致某种错位或重组，引发另外的反应链条，使两本书中的中国走上了不同的历史轨道，导致了不一样的结局。」
早于二零零二年王力雄就有创作《转世》的想法，二零零五年他又作了很详细的构思。直到二零一一年才静下心思，开始进入小说的写作。
《黄祸》发表时，是在八九年大时代变化中。那时，王力雄对当政者还有期望，虽然《黄祸》是以悲剧划上句号，王力雄表现的立场却是「不必由我来设计中国如何走出困局，我做的只是让中国最不好的可能呈现出来，期望当政者能从中受到刺激和启示，可选择自我调整，绕开灾难找到前景」。
高速增长难以预料
现实与预言总是有距离，中国社会发展并没有依照《黄祸》描绘的轨迹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令所有人难以预料的奇迹。王力雄说，《黄祸》中并没有这一段，邓小平在六四后的拥抱资本主义使中国「崛起」，使得原本积极联系签版权翻译的出版商们纷纷打了退堂鼓。但是邓小平所做的调整并不是王力雄认为真正可以挽救中国的出路。
《转世》呈现了比《黄祸》乐观的结局，王力雄却表示他实际比写作《黄祸》时对前景更为悲观。「我已经不认为当权者具有找到出路的能力和愿望，而要由我在幻想中，去从激流险滩找到一条出路，摆脱现在的困局」。这是王力雄创作《转世》的初衷，想以小说的形式，让读者看到摆脱目前困境可能的途径。
二零一一年王力雄正式开始写作《转世》时，将二零零五年他规划的详细提纲全部废弃了。当年那个版本还是寄希望于中共以内部权力纷争破局，最终走向全面民主化，实现中国的转型。「但现在已经看到，中共自我破局几乎是不再可能出现。很多人认为薄熙来原本是可以破局的。但我认为薄的倒台恰恰说明了即使是薄氏这种枭雄，也要在党的机器碾压下最后落到此下场。因此新的《转世》要设想在中共内部政改已死的前提下如何走出来的路径。」
《转世》中描述了当政者「弃船」而逃，他们已经把家人资产都安排到了欧美国家，合谋做局企图在中国把土地私有化变成最后一场窃国大宴，瓜分完这最后一块肥肉，让中国会变成自生自灭的「王（亡）国」。小说中的这群窃国者不仅自己要跑，而且还要把中国搞乱，搞成一盘浆糊，使得他们巧取豪夺的窃国罪行在混乱中消失于无形。王力雄说：「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有些当权者就是有意让事情变得严重，原本有贪渎行为要受党纪国法的处置，一旦地区事件严重化以后，变成特殊时期了，他们的腐败罪行就会被放在一边不追究了，他们因此得到安全。未来的中国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些人自己捞了很大的财富并且转移出去后，就盼着乱，在乱中把自己洗干净。」
《转世》中最终起到决定作用的当权人物并非是圣贤，并非出于信仰，而是为自己权势博弈的乱世奸雄——在《黄祸》里毁灭了世界的小说主人公王锋，因为在争夺权力的同时，还有想做一个历史人物的野心，反而变成了王力雄笔下拯救中国的人物。不过，今天的中共已经机器化。王力雄说，中共与过去最本质的不同是，过去的中共是被领袖所主导，毛泽东可以主导这个党，甚至可以毁灭这个党。「现在则是官僚机器在主导党，党的领袖只是被利益集团推荐上去做老大，你要是当不好，不为我们谋利，马上可以把你干掉。」
王力雄塑造的王锋，在小说开始时只是权力集团的三流角色，他又怎么能够突破党机器的制约呢？怎么的机缘巧合？慢慢在他的《转世》中呈现。王力雄透露给记者的是，最后王锋运用毛泽东的思路：「毛泽东在四九年掌权后一直在和官僚机器斗争，他的意志通过官僚机器去贯彻，只要会有损官僚机器，就不被接受执行，而是用各种理由变形、拖延。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跟他分道扬镳，都成为官僚机器的一部分，只是要平稳地治国，只有他还在想着改天换地宏图，在官僚机器看来，他那些幻想都是胡闹，表面对他喊万岁，实际上抵制他，直到他搞了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官僚机器。王锋把文化大革命当做了毛的遗产。」
在中国的现实中生活，王力雄眼光所及之处都是小说创作的源泉。写《黄祸》，就是天马行空，充满想象。「这个时代不缺时政评论者，拥有逻辑学术能力的人也很多，缺乏的是想象力。生活就是这样，并不一定非得有扎实的理论，想象有时会更接近现实的本质」。王力雄在网络上一节一节地发表他的小说，其中有「网络大V二神被权势者致死」的情节，现实中就发生政府打压大V事件，这只是直觉上的吻合。王力雄的整个创作都与现实紧密相连。整治网络、台湾的政治内斗、北京对言论的控制等，书中的描写和现实亦真亦幻，难以区分。
其实，王力雄写《转世》的出发点就是现实。他说，如果严格按照和现实时间的对照，小说里的故事应该在几年后发生。书中描述还差三年中共高层要换届，按现在的时段去推，是六、七年之后发生的故事。「我愿意把小说引向我希望的结局，通过转世走出黄祸！我对中国的前景，像我在前言中讲的，不是黄祸，就是转世，实现不了转世，就只能变成黄祸。目前的『崛起』什么的都只是中间阶段。眼光放远，大方向只有那种二者必择其一。因此能否找到一条转世之路，同时也就是避免黄祸之路。」《转世》的结局是中国成功地实现政治的平顺转型，避免了社会大的震荡，解决了包括西藏、新疆、台湾问题。其中还有中国被恐怖主义劫持、窃国官员的财产被收回等情节，虽然这些都是故事，但把中国大的现实问题都揭开了。政治平顺转型，从人物故事的细节中，王力雄呈现出国家的命运。「这个命运是需要经过每个人的努力来完成的，尤其需要历史人物的超越。」
未来或是一场突变
王力雄现在一边修改已经完成的初稿，一边连载，他表示，对中国命运的迫切感越来越强。他预计中国未来的变化很可能是一种突变，「一个控制力极强、稳定性极强的系统，它的变化一定是突变，中国的维稳机制把所有的矛盾都压下来，不让任何释放，慢慢集聚。到了有一个孔要透水了，千里大堤溃于蚁穴，可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整个大堤垮了」。王力雄的预言能否成真？中国的命运是否可以从《转世》中走出《黄祸》？这是每一个读者所期待的。
来源：《亚洲周刊》
维基百科 王力雄 条目
王力雄（1953年5月2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祖籍山东龙口，汉族，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中国大陆作家、民族问题专家及民间环保人士，现居北京。
王力雄生于吉林长春。母亲郑荃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父亲王少林在文革前担任长春第一汽车厂副厂长，1968年被打成“走资派”和“苏修特务”，死于被拘押中，定为“畏罪自杀”。1969年王力雄随从“牛棚”释放的母亲下乡插队4年，开始写诗。1973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在吉林工业大学汽车专业学习，大学期间（1975年）产生“逐层递选制”的设想。毕业后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作，先在车间当工人，一年后成为车间技术员，开始写小说和电影剧本。
1978年，王力雄主动申请调动到湖北第二汽车厂工作，从事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企业管理，其间参与民主墙活动，并在油印刊物《今天》发表第一篇小说《永动机患者》。1980年以“借调”形式离开二汽，脱离中国官方体制。
此后王力雄写电影剧本，并在电影摄制组工作。1983年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之门》。1984年，王力雄独自在青海藏区的黄河源头乘用汽车内胎扎捆的筏子漂流1200余公里，横贯黄河上游的藏族地区，从此开始对西藏的关注。1985年－1986年年写作纪实小说《漂流》，1987年出版。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开始写作政治寓言小说《黄祸》，署名为“保密”，1991年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1991年－1994年，写作《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1998年出版。
1994年，与梁从诫、杨东平、梁晓燕等人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此后策划和亲自参与数个长期项目。
1995年－1998年，在十次深入西藏和各省藏区，在藏时间累计2年，走遍所有藏区的基础上，写作《天葬：西藏的命运》。此后王力雄四次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见面交流。1999年1月起，王力雄在新疆收集资料，准备写新疆民族问题的著作。1月29日，被中国国安部以涉嫌泄漏国家机密为由逮捕，关押42天后释放。王力雄以此经历写成《新疆追记》一文，在网上公开发表。1999年出版文集《自由人心路》。
2001年5月2日，公开发表声明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他在声明中发问：“究竟是中国的作家天生就是僵尸，还是中国的“作家协会”想把并且正在把中国的作家变成僵尸？”
2002年4月，出版了《与达赖喇嘛对话》。2002年创办“递进民主”个人网站。2002年12月，发起对四川藏区阿安扎西活佛案的签名请愿活动，呼吁当局公正审理。2003年2月，因政府方面的命令，时任“自然之友”理事的王力雄被自然之友除名。2004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
2004年底，与藏族女作家唯色结婚。
2007年10月，经过历时九年的调查和思考，在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新疆问题著作《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2014年4月，原本受邀打算到香港中文大学出席研讨会，但临时因为被阻止赴港而取消[1]。
主要著作
《黄祸》，1991年，政治寓言小说。该书描绘中国陷于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与生态的重大危机，终于导致整个社会的总崩溃，难民大批冲出国境，危及世界和人类的存在。这部小说引起海外媒体追踪报道，王力雄也由此获誉“中国最敢言的作家”。该书后来入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列第41位，至今仍在港台及海外畅销。
《天葬：西藏的命运》，1998年，西藏问题专著，ISBN 9781896745541。王力雄在书中以大量的亲身经历和实地所见来陈述他的论证，涉及到了西藏问题的历史、现状与各个方面。这部著作在汉人中影响很大。海外媒体曾组织研讨会专门予以讨论。2009年推出增订版，ISBN 9789862131077。
《我的西域，你的东土》，2007年，新疆问题专著，《天葬：西藏的命运》的姊妹篇。整理收入了99年曾发表于互联网的《新疆追记》一文，另有王此后四次重返新疆的见闻，对新疆当地维族人士的访谈，以及如何解决新疆问题的思考。书中有大量的实拍维族图片和民俗情况记述，都是首次公开。ISBN 9789862130117
《大典》，2018年。
《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2004年，政治制度设计专著。参考了主流学术界的行文方式，重新诠释了“逐层递选制”，并对中国当前的经济、生态、社会、政治危机进行了深入剖析。ISBN 9789867291837
《自由人心路》，1999年，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的思想随笔。书后附录小册子《溶解权力》，政治制度设计专著。这部书讨论的是选举方式，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逐层递选制”，就是希望以此方法使中国大陆的体制安全转型。ISBN 9787106015732
《与达赖喇嘛对话》，2002年，对话录。ISBN 9780972005906
2007年7月，与妻子唯色合著的英文文集《Unlocking Tibet》在瑞士出版。书中收录他数年来研究西藏问题的多篇文章。
散篇：《911启示录》，《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新疆追记》，《民族主义与宗教》 ，《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底层毛泽东与“经济文革”》，《中国从文革得到什么》，《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等。
荣誉
2002年6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授予王力雄2002年“当代汉语贡献奖”。
2002年6月29日，王力雄在纽约接受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授予的第一届写作自由奖。
2003年7月，与廖亦武、刘宾雁同获美国人权观察颁发的赫尔曼-哈米特奖。
2007年2月24日，新西兰汉学会授予王力雄荣誉会员称号。
2009年10月，达赖喇嘛在华盛顿DC授予真理之光奖。[2]
刘晓波：解开西藏死结的钥匙——读王力雄新著《与达赖喇嘛的对话》
承蒙人间出版公司的信任，请我为力雄的新著《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写篇书评，使我有幸在此书正式出版之前，读到了书中最重要的篇章，即力雄在美国与达赖喇嘛的四次面对面的交谈。在力雄的记载中，他对四次见面过程的详尽描述，在为读者提供了平易亲切而又睿智高贵的达赖喇嘛的个人形象之外，更令我感动的是力雄那种始终如一的韧性、发自内心的对西藏文化的热爱、良知闪烁的忧患意识和提供可操作解决方案的智慧。
正像力雄行文的一贯诚实一样，他尽量忠实而详尽地记载这四次见面过程，同时又省略了那些达赖喇嘛在无数场合一再重复的谈话。他也描述了在越来越世俗化的世界上，达赖喇嘛作为政治明星的无奈和尴尬，并以“追星族”自嘲。力雄在内心深处很讨厌把达赖喇嘛作为“明星”来炒作，对层层设岗的严密保安措施很不以为然，所以他描述这类场面的行文多带讥讽：一位气质高贵的宗教精神领袖不得不经常遭遇这类的明星式炒作，不免有些滑稽，也实在是现代社会的悲哀。
其实，我没有资格评论此书，因为与十几次去西藏并专门研究如何解决西藏问题的力雄相比，我只能算个观光客和听众。我的关于西藏的知识大都来自书本，来自从网上看到的一些流亡藏人的言论。而我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一知半解，大都来自力雄关于西藏问题的研究著作和幻想性小说，还有聊天时他谈到的一些想法。力雄曾把一本汇集达赖喇嘛的一些演讲的书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在西藏人心中最敬畏的宗教领袖，这位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声望的政治家和精神导师，在被迫流亡的困境中，面对西藏的文化和人权的双重灾难，他作为被迫害民族的领袖对迫害者所怀有的，不是咬牙切齿的仇恨和号召自己的人民进行以牙还牙的报复，而是仍然坚持平和、宽容的中间路线。这样博大的胸怀，也常常在他对中国民间民主运动的一贯支持中得以展现。因为中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中的许多人，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仍然抱有强烈的大汉族主义。
最近，我还看到达赖喇嘛的一篇支持天安门母亲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的短文，他说：“我懂得，天安门母亲已经卓有成效地凝聚于她们抗争的中心，与此同时，她们互相之间提供了实际援助和道义支持。我乐于支持她们，并且鼓励他人以其任何可能的方式给予支持。我祈愿，天安门母亲的努力将带来成功的喜悦，将为中国和周边地区的每一个人创造一个机缘，使他们生活在更大的和平与尊严之中。”每每读到达赖喇嘛的言论，心中都会产生莫名的感动和敬仰。与对达赖喇嘛的温和呼吁置之不理的僵硬的中共政权相比，与对“大中国情结”近乎狂热的中国精英们相比，与那些以受害者的处境和圣战为借口而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恐怖屠杀的原教旨主义者相比，达赖喇嘛的宽容姿态、非暴力立场和高尚的道义情怀，便显得更为难能可贵，其精神上的高贵确实具有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 我在1993年去过一次西藏，最深的记忆有三。一是西藏的大自然：天，蓝得透明高远；山，石头裸露得峥嵘；山顶上终年不化的积雪，在太阳下白得刺眼；山间的溪水，清澈得冷透骨髓。二是普通藏人：他们可以随地大小便，可以在极为简单的物质生活中获得丰盈的精神幸福，可以把一年挣到的辛苦钱一咕脑地捐给大昭寺，磕一串长头后回家睡个好觉。三是宗教精英：我见过西服革履的活佛，坐着进口的皇冠轿车，去歌厅唱卡拉OK；在几个寺庙里见过年幼的出家人手捧英语读本，口中念念有词；还见过8岁时的葛玛巴，他有一群侍奉于左右的喇嘛和一个来自美国的英语教师，他还有一大堆电动玩具。当时，对这位小活佛的感觉有些怪异，他来内地受到规格极高的接待，江泽民亲自出面会见了还是孩子的葛玛巴，而后来他的自愿出走投奔达赖喇嘛，才使我对这个记忆中的孩子产生了面对活佛的敬意。
力雄爱西藏，二十几岁时就孤身一人进藏并攀登珠峰。走进他的家，从视觉到听觉，到处都是西藏氛围，我的妻子刘霞过生日，力雄带来的礼物是CD《喜马拉雅》，因为他知道我的妻子也爱西藏。力雄常把刚刚写就的关于西藏的文字传给我，除了《天葬》之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和《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均见《与达赖喇嘛对话》一书）。写就这些文章时，力雄还没有见过达赖喇嘛，但是，从他个人的角度讲，他对达赖喇嘛的敬慕已经渗透在他的所有文字中和言谈里，西藏在地理上的顶峰是喜马拉雅，而达赖喇嘛就是西藏人精神上的喜马拉雅。力雄甚至认为，如果中共政权能够接受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使西藏问题得以和平解决，那么汉人也应该能够接受达赖喇嘛作为整个中国的领袖，哪怕仅仅是作为象征性的精神领袖，乃是汉人和藏人的天赐福音。因为就当前中国的政治精英而言，在智慧、良知、学识、经历、国际威望和个人魅力的综合素质上，还没有什么人能望达赖喇嘛的项背。从解决西藏问题进而解决中国的问题的角度讲，力雄认为，既然达赖喇嘛明确承诺不谋求独立而只要求高度自治，那么代价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方式，就是趁著达赖喇嘛在世之日，尽早开始双边的和平谈判。 正如力雄喜欢孤身一人的探险旅行一样，足迹遍及中国那些人迹罕至的角落，他在精神领域也是个喜欢冒险的痴情探索者。他发表于《今天》上的早期小说《永动机患者》就是他的自画像。只有他，能在十几年前就写出至今仍然畅销的政治幻想小说，使“黄祸”成为常用的政治词汇而进入人们的日常用语之中；只有他，能从整个中国和藏汉两个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构想出让达赖喇嘛作为未来中国的精神领袖；只有他，能够形成“逐级递选制”的方法论假设，并坚持不懈地探索、完善，二十多年如一日。
他那么痴迷地把解决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佳方式寄托在精英阶层对“逐级递选制”的接受上，他著专文谈怎样把“逐级递选制”应用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他还希望象当年的梁漱溟搞乡村建设运动那样，说服一个地方官允许他先做小范围的“逐级递选制”的操作试验。为此，他还冒著政治风险开办了“递进民主”的个人网站，供社会各界讨论未来中国的远景和当下转型的最佳方式。这一切，在在证明了力雄在骨子里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然而，在怎样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和怎样保证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的事关全局的问题上，力雄又具有现实主义的眼光。无论是何种解决方案，其道义底线只能是藏汉两个民族的人民的未来幸福。力雄是极少数没有大汉族偏见的知识精英。他对解决西藏问题的长期研究，他与藏人的交流，以及此书记载的他与可尊敬的达赖喇嘛的见面，皆是基于兼顾道义底线和现实困境的立场。在力雄看来，从道义上讲，无论是选择独立还是选择高度自治，西藏人自主选择自己的未来归属的权利，乃为天经地义，具有充分的道义合法性。
但是，从现实的角度讲，现在的西藏毕竟在中国版图之内，中共统治西藏毕竟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汉人中的绝大多数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与执政党基本相同（正如在台湾问题上一样），现在的利益之上的汉族世俗化浪潮对西藏的大城市和上层精英的冲击越来越大，就现实的力量对比来说，藏族对汉族的弱势是极为悬殊的。即便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讲，近年来汉人的大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之强烈决不亚于藏人要求独立的情绪。所以，藏人选择独立，尽管在道义上理由充足，但是全无任何现实上的可能性。即便在中国成为民主制政体之后，民选的政府和大多数汉人也不会同意西藏从中国的版图内分离出去。如果藏人不顾现实而执意要独立，其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的双输。而力雄所探索的解决之道是为了得到双赢的结局。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和道义之间的乖谬，力雄才要把这种严酷的现实困境坦率地告诉藏人，让藏人面对现实，寻求和平解决之道。他甚至把自己在西藏收集到的文革照片送给达赖喇嘛，这些历史见证非常珍贵，只有深得藏人信任的汉人才能得到。照片记载了那些在批斗场合被戴高帽画花脸的西藏贵族，其中还有达赖喇嘛很熟悉的人。红卫兵扛著大幅的宣传画在八廓街游行，宣传画上的“翻身农奴”拿著大扫帚横扫两个被小丑化的人：达赖和班禅。其实，力雄通过这些照片最想告诉达赖喇嘛的是：在文革中，大量的藏人参与造反，藏人批斗自己的活佛、亲手砸毁了自己供奉了千百年的寺庙。虽然发动造反运动的是汉人，文革中西藏宗教的大破坏主要责任在毛泽东，但是西藏文革的历史真相也并不像在流亡藏人中普遍相信的那样，破坏西藏宗教的主力是汉人红卫兵。
力雄赞同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但是关键在于怎样说服中共高层相信达赖喇嘛不谋求独立是真诚的。他向达赖喇嘛建议：不能让“中间道路”只停留在口号上，因为中共拒绝与流亡政府谈判的借口之一，就是“中间道路”只是停留在抽象空洞的口号上。所以，必须使之具体化细节化，要让中共看到道义与现实兼顾的可操作的具体方案。有了详尽的方案，中共就没有借口指责“中间道路”缺乏诚意。在不放弃高度自治这一最后底线的前提下，现在最关键的工作是：一要改变目前中共不见不谈的僵硬态度，无论以何种方式，只要中共开始和达赖喇嘛坐在一起谈了，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有希望。二要通过尊重历史事实和西藏现状的研究，让中国的精英阶层了解西藏问题的真实面貌，改变他们的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减少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对中共政权的压力。为此，力雄提出办一份中立的能够让大陆精英们读到的民间刊物，刊名就叫《中间道路》。
同时，对中共政权和中国的精英阶层，力雄也是从兼顾道义和现实的立场出发。他从道义上为藏人所应该具有的自治权利辩护，批评中共政权对西藏的强权统治，批判中共通过的世俗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双管齐下对藏族的宗教文化的汉化。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力雄对中国精英阶层的大汉族主义和西藏文化在中共执政后的衰落，深感忧虑，对那些靠炒卖表皮的西藏之奇风异俗的商业化更是深恶痛绝。
从现实的角度讲，王力雄想告诉中共政权和汉人精英，西藏问题在今天的困境之根源，首先是中共政权破坏了“十七条协议”的承诺，不尊重藏人的自治权利和文化传统，强行在西藏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造成的，特别是文革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在藏人心中留下的伤痕很深很深。其次是中共采取收买和高压的两手政策的失败之结果。对于一个以信仰为生命核心的民族来说，无论是高官厚禄还是累积高达400多亿的无偿财政优惠，无论是强制灌输世俗意识形态还是禁令、监狱、军队等政治高压，都无法收买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敬仰和忠诚，都无法使虔诚的信徒低下仰视神灵的头。噶玛巴放弃中共政权给予的丰厚优惠而出走印度，无数藏民冒著巨大人身风险而投奔达兰萨拉，坚守在西藏的信徒进行的一次次示威游行……在在明示著一个难以被物质利益同化、更难以向强权镇压屈服的宗教民族的灵魂，这种来自信仰的高贵将使任何世俗手段失效。 如果中共政权还不面对现实，如果汉人精英还不扪心自问，西藏问题非但无法和平解决，反而可能随著中共政权控制力的日益消弱和民族仇恨的愈演愈烈，而酿成两败俱伤的暴力冲突。更为具体的现实是，如果达赖喇嘛遭遇不幸，以他为代表的温和路线将难以为继，坚决主张暴力反抗的激进年轻一代就会成为西藏流亡政府的主流，以中共执政后在西藏制造的文化灾难和人权灾难之深重，激进派不愁找不到煽动民族仇恨和暴力反抗的资源。
现在，趁著中共还能控制局面，趁著主张非暴力的中间路线的达赖喇嘛还健在，尽早进行江泽民和达赖喇嘛的直接对话、谈判，经过双方各让一步的妥协，达成双赢结果的概率极高。首先，只要签署了协议，以达赖喇嘛在西藏的神圣地位和一言九鼎的崇高权威，他完全能够说服藏人接受留在中国之内实行高度自治的方案，使坚决主张独立的激进派边缘化。其次，可以大大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形象，而且以达赖在国际上的广泛威望，也完全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他可以成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的最佳使者。第三，以达赖的中间路线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核心，可以为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其他民族问题提供示范，免除将来极有可能出现的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而爆发大规模分裂运动的危险。第四，达赖喇嘛构想的高度自治的西藏，将是一个政教分离的民主西藏，这种民主试验已经在流亡政府的辖区内进行。而且，在达赖喇嘛的有生之年，以他的智慧和威望自上而下地进行民主试验的成功率极高，如同当年蒋经国在台湾所做的一样。这对于整个中国的政治转型将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第五，西藏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有赖于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的解决，中共开始与达赖喇嘛谈判之日，也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真正启动之时。
对于西藏问题的久拖未决，力雄有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因为他对西藏文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他还具有一种多元化的开阔的文化视野。他说：“不能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就可以安慰自己，而是要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是保留著传统文化的西藏时，就能够解决西藏问题，那才是有意义的解决。”换言之，如果等到西藏的文化传统已经荡然无存之时，西藏问题解决了，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西藏却消失了。那就不仅是藏人和汉人的双重失败，也是世界的一大损失。
我很为力雄庆幸，他对西藏的热爱和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关注，终于得到了藏人的重视，得到了达赖喇嘛的肯定：流亡藏人主动提议力雄与达赖的见面，安排和一直陪同力雄见达赖喇嘛的ＷＡ，在四次见面结束后总结了几个“第一次”——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在现场给人签字时写那么多话；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听他翻译时露出那种让他害怕的严肃神情；达赖喇嘛第一次在如此紧张的出访日程中连续四次接见同一个人。
力雄得到藏人的信任和尊重的亲身经历、他笔下记载的达赖喇嘛的形象，都在告诉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汉人：达赖喇嘛的高贵品质，来自对神的虔诚和谦卑、对人的尊重和慈悲，对对手的宽容和平和。那么，作为强势民族的汉人，也应该持有类似的情怀：对西藏宗教文化的谦卑和尊重，对藏人的平等和友善，对达赖喇嘛的信任和敬重。
既然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西藏问题又是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政治体制问题的钥匙，那么借力雄的新书给我的机会，我也向达赖喇嘛表达一个汉人的谦卑敬重，并为达赖喇嘛和西藏文化的长寿而祈祷。
2002年4月23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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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10 December 2019
王力雄政治驚悚小說《大典》後序：總會有新的亡羊跑在舊的補牢之前
一
讀者也許想知道我為什麼寫這樣一部《大典》，其中沒有希望，沒有出路，沒有英雄，似乎實現了民主，卻與民主運動無關，甚至沒有一個真求民主的人，一切出於私利算計，轉型結果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和說法，本質照舊。總之，《大典》寫的是小人物、平庸輩、謀利者的世界，由他們的欲望和野心驅使並決定。我以前寫故事不是這樣，即使在《黃禍》的大毀滅中，也是遍地英雄，可歌可泣，結局慘烈，希望仍然萌芽。
我的寫作計劃原本沒有《大典》。從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一四年，我在寫另一部長篇小說《轉世》，完成了五十萬字初稿，網上連載了十六萬字，但是在二〇一四年中停止連載，出版進程也擱置。原因是我希望政治幻想小說應該起步於社會現實，如同現實主義小說，然後按邏輯推演一步步走向未來，讓讀者不是當做幻想，而如從今日現實走入未來現實，不被聳人聽聞所刺激，而是留下對社會的思考。我希望如此將我的小說與無中生有的幻想區分。
然而在《轉世》接近完成時，四年的寫作時間中現實發生很大變化，原有的小說開端與四年後的現實出現了較大差距。這對我便如房子蓋好後發現房基有錯位一樣不能交件。想按現實的變化修改小說是困難的，因為開端是小說結構和脈絡的基礎，牽一髮動全身，因此擱置下來。
當時我只是想等一等，不清楚該如何解決，是等現實發展再回到原本小說的開端？還是利用小說與現實的脫節引起讀者更豐富的思考？然而現實與小說的差距繼續擴大。到二〇一五年底，我決定另寫一部小說作為《轉世》的補充或修正，即《大典》。
《大典》以今日中國的現實狀況為開端，從這種現實推演的邏輯是悲觀的。但是表達悲觀不是我的目的，不如說相反。若從另一角度反觀——當極權統治日益嚴密，挑戰力量不斷式微，專制似乎日久天長，看不到任何變化可能時，《大典》中的當權者卻那麼不堪一擊，紅色帝國可以被幾個自我盤算的小角色輕易掀翻。《大典》描寫的這種狀況到底是悲觀還是樂觀？很可能又會被認為過於樂觀了。然而凡是符合邏輯推演的，內容可以不同，故事遲早發生，後果也不會相差太遠。只是那種政權變色、統治者換位不意味著就是變好，更可能是從一種不好換到了另一種不好，《大典》表現的這一層才是更深的悲觀。
本質上我不是一個悲觀者，至少不甘於悲觀。我把《大典》寫成無希望的反烏托邦，是因為有《轉世》在先。《大典》所缺的樂觀《轉世》都有。寫《大典》是對《轉世》的平衡，可以避免《轉世》被視為過於樂觀。從這個角度來說，擱置《轉世》寫出《大典》可算壞事變好事。有了《大典》，《轉世》開端與現實的脫節便可以不再視為障礙而是互補，讓我能解除顧慮盡快完成《轉世》並出版。
二
鞋聯網、夢造儀、電子蜂、神經阻斷劑、攝像頭、大數據、算法、網格化……當專制統治有了這些現代科技手段，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會發生一個根本變化。以往的專制依靠軍隊警察和對武器的壟斷，雖然強大，卻始終有一個軟肋——無法以少制多。統治機器無論怎麼擴大，人數上也比被統治者少很多，因此總有眼看不見、手伸不到之處，百密一疏，或是生長出反叛力量，或是出現導致潰壩的蟻穴，或是生出不穩定的萌芽，最終導致專制垮台。如西方諺語所說，斷了馬蹄釘摔了馬，傷了將軍輸了戰爭，最終亡了國。以往專制的難題在於，它不可能給每個馬蹄釘派上看守的兵，因此便杜絕不了從馬蹄釘導向滅亡的鏈條。
然而若有鞋聯網，給每個馬蹄釘加上SID，提前發現任何斷裂的前兆，或更換，或停跑，或讓將軍換座騎，那麼從馬蹄釘到亡國的鏈條便不會再出現。《大典》中的鞋聯網眼下尚屬幻想，現實中的技術卻無困難。電腦和互聯網時代把人類納入數位狀態，專制者便能利用數位技術實現以少制多。大數據可以捕捉全部痕跡，算法可以發現所有可疑。專制權力人數雖少，電腦的能力卻比人強萬倍。專制權力擁有最強大的科技，以前專制者做不到的，今天的專制者能做到；以前的反抗者能做到的，今天已經做不到。科技不但提供專制手段，也給專制提供物質基礎——現代科技確保不再發生饑餓，且能讓民眾維持小康，歷史上最大的革命動力便會退出舞台。
那麼還有什麼能挑戰專制？甚至隨人工智能發展，專制權力不僅能早早預測危機，發現威脅，還能建立起絕對服從且能力超強的機器人警察和軍隊。當專制達到那一步時，還有什麼變革的可能？當一切威脅和危機都能消滅，不變也能地久天長，被絕對權力絕對腐蝕的專制者便絕對不會變。看當今世界的現實，原本的專制統治更加專制，民主轉型的社會也在退向專制，原因之一便是科技專制能讓當權者以少制多。
科技會不會威脅民主可以另做討論，對我們更有現實意義的是：專制權力能否因為掌握科技而變成萬年鐵桶江山。《大典》正是在這個層面推演的故事。那不是我先有結論後寫的故事，而是在故事自身邏輯展開中導出的結論。科技專制可以比以往任何專制都嚴密，幾乎天衣無縫，看上去毫無破局可能，然而《大典》中沒有梟雄出場，沒有集團謀劃，沒有軍隊倒戈，沒有大廈將崩的跡象，只有一個想自保的官僚，一個有野心的商人，一個邊疆小警察加上一個政治白痴工程師，便讓龐大的專制機器土崩瓦解，連點像樣的反應都沒有。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科技專制有一個自身的死穴——當專制權力必須依賴日新月異的科技時，專制者自己卻一定無法掌握那些科技，也無親自操作的時間精力，只能依賴專家，託付下屬，而那些處於將科技與專制機器結合之節點位置上的人，便具備了對專制機器以少制多的能力。專制自古發明的制約內部人方法對那些人將無效，因為專制者對新科技的懵懂，根本看不到哪些節點可能產生何種威脅，甚至不知節點在何處，因此對發自內部的攻擊無從設防，或即使補牢也是在亡羊之後。而隨著新科技的不斷發展，總會有新的亡羊跑在舊的補牢之前。
以往權力的力量是線性的，如軍隊強弱與士兵和武器數量成正比。要想顛覆權力也需同比的線性力量以及支付線性增加的成本。防範顛覆只需控制顛覆力量及其支付能力的線性增長。然而科技力量卻非線性，尤其從專制機器內部進行的顛覆，有時只需節點的一個指令，便可成本為零地無限複製和擴散；或是一個格式化操作，就把已有一切變成空白，讓系統重新啟動。
理論上，保證內部成員的絕對忠誠可以防止這種危險。問題在於，最可靠的忠誠——信仰是今日專制機器沒有的，只有利益和恐懼的維繫。而專制權力的必然不公除了傷害被統治者，也一定免不了傷害內部成員。那時利益不再維繫，制約只剩恐懼。恐懼源於一旦失敗遭到的懲罰，如果恰好是節點之人，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正是科技的特點），那又何須恐懼？而因為一被發現亡羊就會補牢，決定了只要出手必須一招致命，而不再留有舊式權力鬥爭的周旋和漸進。從這個角度來看，科技專制能使專制者前所未有地強大，亦會使其面臨更難防範的危險。科技既可以讓專制權力固若金湯，也可使其垮塌突如其來。科技專制面對的不確定，一點不比傳統專制少。
歷史上專制機器雖充滿內鬥，至今鮮有如《大典》中的被小人物輕易顛覆的先例，那是因為以往處於科技專制前的時代，以少制多尚未解決。科技專制是隨著數位化時代而來。目前正是兩個時代交替的開始，性質的變化逐步才會顯露出來。
按照上述邏輯，科技專制時代的專制機器一定會發生《大典》式的內部破局，且往往都是出人意料和突如其來。只是破局之後，專制性質往往不變，即使打著民主的旗號，當新上台者繼承了科技專制的手段，獲得了以少制多的能力，也會換湯不換藥地重蹈專制。缺少科技要素的傳統民主——普選、多黨競爭、自由言論等，沒有能力對付科技專制，卻很容易被科技專制所操控。
專制從內部破局的另一種可能，是分裂為多個相互爭鬥的專制集團，那往往會同時伴隨暴民四起，造成社會動盪，無法控制的災難接踵而來，最終滑向崩潰。我未在《大典》描寫那種前景，是因為我在《黃禍》中已經寫得夠多。展望《大典》之後會發生什麼，《黃禍》至今仍是我認為最可能成真的前景。
三
《大典》寫了科技專制無法從外部破局，從內部破局又落入新瓶裝舊酒，那麼爭取民主的方向在哪裡？如果從外部不能破局，處於外部的我們還能做什麼？這當然不能簡單回答。我只說一個方面——當專制與科技結合，追求民主也須與科技結合。當專制日新月異地更新，故步自封的民主不可能與之抗衡，只有科技民主才能最終戰勝科技專制。
民主自打超過部落規模就離不開操作的技術。民主的最大難點在規模。民主技術始終圍繞解決這個難點。競選、表決、代議制等都是此種技術。科技時代以前的民主技術只是對規模進行簡化，如採用「是」或「否」的兩極表決，或由當選人替代民眾參政掌權。而弊病也出在這種簡化。尤其當社會規模日益龐大，社會生活日益複雜，千頭萬緒攪為一體，傳統民主技術的弊病更為突出，也更易淪為科技專制的玩物。
真正的民主必須讓每個人表達完整意志，能夠充分協商，並讓每個人的意志都加入決策。以往理論皆斷言大規模社會不可能做到，只能用簡化方式。然而到了電腦和互聯網時代，這樣的斷言不再成立。專制能用科技實現以少制多，為何民主不能用科技實現以多制少？畢竟多比少更有力量，以多制少應該勝過以少制多。政府能用大數據實施專制，為什麼民眾不能用大數據產生民主？畢竟大數據的源泉在民不在官，憑什麼只能被專制所用而不能用於民主？
對科技民主的探索正是我們現在該做的和能做的，而且只能在專制機器的外部做。讓科技民主不斷生長，逐步取代科技專制，無疑是大工程。作為起步，首先要瞭解什麼是科技民主？需要從哪裡做起？應該如何著手？以我的嘗試舉例——我多年思考構建了一種自下而上的遞進自組織方法，我稱為「遞進民主」（見《遞進民主》，大塊文化二〇〇六年出版）。
我將這種方法用於互聯網，得到美國專利及商標局（USPTO）授權的兩個專利——《網絡共同體自組織系統》（SELF-ORGANIZING COMMUNITY SYSTEM 專利號 US 9,223,887）和《電子信息篩選系統》（ELECTRONIC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專利號 US 9,171,094），並基於專利的思路，設想了從信息整合到業主自治到合作消費等諸多項目，皆是在解決規模困境基礎上生成的市場功能和商業產品。對那些項目的開發不需要考慮民主，只從商業和市場出發，我相信只要採用相應的科技，便會帶來相應的民主。科技民主是最有可能被市場力量驅動而突破的。今天的信息技術提供了科技基礎，互聯網提供了廣闊空間，數位文明的演進則提供無窮機遇，這將是民主徹底戰勝專制的戰場，同時也會產生商業上的網絡新王者。
科技民主不是僅僅在傳統民主結構中增加科技手段，而是要在科技手段之上建立新的民主結構。新的民主結構一定有對世界新的認識，改變世界的操作體系也需要重新詮釋世界的理論支撐。我於二〇一六年出版的《權民一體論——遞進自組織》（大塊文化出版）便是討論規模的困境和傳統民主的缺失，論證遞進自組織何以正當，何以可操，何以能解決難題，從問題繼而談到主義。我甚至用這個理論及專利的思路勾畫過「建立民間力量的網絡共和國」，雖是紙上談兵，卻可說明如何實踐科技民主，也相信有助於台灣社會形成第三力量，突破藍綠分裂，實現社會共識。今後我會在這方面繼續探索，並願意為任何嘗試提供協助。我將「建立民間力量的網絡共和國」與我的兩份美國專利放到以下網址：http://smarturl.it/1111R084。有興趣的讀者可閱讀下載。如需與我聯繫，請電郵：dijinminzhu@gmail.com。
讀者也許想知道我為什麼寫這樣一部《大典》，其中沒有希望，沒有出路，沒有英雄，似乎實現了民主，卻與民主運動無關，甚至沒有一個真求民主的人，一切出於私利算計，轉型結果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和說法，本質照舊。總之，《大典》寫的是小人物、平庸輩、謀利者的世界，由他們的欲望和野心驅使並決定。我以前寫故事不是這樣，即使在《黃禍》的大毀滅中，也是遍地英雄，可歌可泣，結局慘烈，希望仍然萌芽。
我的寫作計劃原本沒有《大典》。從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一四年，我在寫另一部長篇小說《轉世》，完成了五十萬字初稿，網上連載了十六萬字，但是在二〇一四年中停止連載，出版進程也擱置。原因是我希望政治幻想小說應該起步於社會現實，如同現實主義小說，然後按邏輯推演一步步走向未來，讓讀者不是當做幻想，而如從今日現實走入未來現實，不被聳人聽聞所刺激，而是留下對社會的思考。我希望如此將我的小說與無中生有的幻想區分。
然而在《轉世》接近完成時，四年的寫作時間中現實發生很大變化，原有的小說開端與四年後的現實出現了較大差距。這對我便如房子蓋好後發現房基有錯位一樣不能交件。想按現實的變化修改小說是困難的，因為開端是小說結構和脈絡的基礎，牽一髮動全身，因此擱置下來。
當時我只是想等一等，不清楚該如何解決，是等現實發展再回到原本小說的開端？還是利用小說與現實的脫節引起讀者更豐富的思考？然而現實與小說的差距繼續擴大。到二〇一五年底，我決定另寫一部小說作為《轉世》的補充或修正，即《大典》。
《大典》以今日中國的現實狀況為開端，從這種現實推演的邏輯是悲觀的。但是表達悲觀不是我的目的，不如說相反。若從另一角度反觀——當極權統治日益嚴密，挑戰力量不斷式微，專制似乎日久天長，看不到任何變化可能時，《大典》中的當權者卻那麼不堪一擊，紅色帝國可以被幾個自我盤算的小角色輕易掀翻。《大典》描寫的這種狀況到底是悲觀還是樂觀？很可能又會被認為過於樂觀了。然而凡是符合邏輯推演的，內容可以不同，故事遲早發生，後果也不會相差太遠。只是那種政權變色、統治者換位不意味著就是變好，更可能是從一種不好換到了另一種不好，《大典》表現的這一層才是更深的悲觀。
本質上我不是一個悲觀者，至少不甘於悲觀。我把《大典》寫成無希望的反烏托邦，是因為有《轉世》在先。《大典》所缺的樂觀《轉世》都有。寫《大典》是對《轉世》的平衡，可以避免《轉世》被視為過於樂觀。從這個角度來說，擱置《轉世》寫出《大典》可算壞事變好事。有了《大典》，《轉世》開端與現實的脫節便可以不再視為障礙而是互補，讓我能解除顧慮盡快完成《轉世》並出版。
二
鞋聯網、夢造儀、電子蜂、神經阻斷劑、攝像頭、大數據、算法、網格化……當專制統治有了這些現代科技手段，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會發生一個根本變化。以往的專制依靠軍隊警察和對武器的壟斷，雖然強大，卻始終有一個軟肋——無法以少制多。統治機器無論怎麼擴大，人數上也比被統治者少很多，因此總有眼看不見、手伸不到之處，百密一疏，或是生長出反叛力量，或是出現導致潰壩的蟻穴，或是生出不穩定的萌芽，最終導致專制垮台。如西方諺語所說，斷了馬蹄釘摔了馬，傷了將軍輸了戰爭，最終亡了國。以往專制的難題在於，它不可能給每個馬蹄釘派上看守的兵，因此便杜絕不了從馬蹄釘導向滅亡的鏈條。
然而若有鞋聯網，給每個馬蹄釘加上SID，提前發現任何斷裂的前兆，或更換，或停跑，或讓將軍換座騎，那麼從馬蹄釘到亡國的鏈條便不會再出現。《大典》中的鞋聯網眼下尚屬幻想，現實中的技術卻無困難。電腦和互聯網時代把人類納入數位狀態，專制者便能利用數位技術實現以少制多。大數據可以捕捉全部痕跡，算法可以發現所有可疑。專制權力人數雖少，電腦的能力卻比人強萬倍。專制權力擁有最強大的科技，以前專制者做不到的，今天的專制者能做到；以前的反抗者能做到的，今天已經做不到。科技不但提供專制手段，也給專制提供物質基礎——現代科技確保不再發生饑餓，且能讓民眾維持小康，歷史上最大的革命動力便會退出舞台。
那麼還有什麼能挑戰專制？甚至隨人工智能發展，專制權力不僅能早早預測危機，發現威脅，還能建立起絕對服從且能力超強的機器人警察和軍隊。當專制達到那一步時，還有什麼變革的可能？當一切威脅和危機都能消滅，不變也能地久天長，被絕對權力絕對腐蝕的專制者便絕對不會變。看當今世界的現實，原本的專制統治更加專制，民主轉型的社會也在退向專制，原因之一便是科技專制能讓當權者以少制多。
科技會不會威脅民主可以另做討論，對我們更有現實意義的是：專制權力能否因為掌握科技而變成萬年鐵桶江山。《大典》正是在這個層面推演的故事。那不是我先有結論後寫的故事，而是在故事自身邏輯展開中導出的結論。科技專制可以比以往任何專制都嚴密，幾乎天衣無縫，看上去毫無破局可能，然而《大典》中沒有梟雄出場，沒有集團謀劃，沒有軍隊倒戈，沒有大廈將崩的跡象，只有一個想自保的官僚，一個有野心的商人，一個邊疆小警察加上一個政治白痴工程師，便讓龐大的專制機器土崩瓦解，連點像樣的反應都沒有。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科技專制有一個自身的死穴——當專制權力必須依賴日新月異的科技時，專制者自己卻一定無法掌握那些科技，也無親自操作的時間精力，只能依賴專家，託付下屬，而那些處於將科技與專制機器結合之節點位置上的人，便具備了對專制機器以少制多的能力。專制自古發明的制約內部人方法對那些人將無效，因為專制者對新科技的懵懂，根本看不到哪些節點可能產生何種威脅，甚至不知節點在何處，因此對發自內部的攻擊無從設防，或即使補牢也是在亡羊之後。而隨著新科技的不斷發展，總會有新的亡羊跑在舊的補牢之前。
以往權力的力量是線性的，如軍隊強弱與士兵和武器數量成正比。要想顛覆權力也需同比的線性力量以及支付線性增加的成本。防範顛覆只需控制顛覆力量及其支付能力的線性增長。然而科技力量卻非線性，尤其從專制機器內部進行的顛覆，有時只需節點的一個指令，便可成本為零地無限複製和擴散；或是一個格式化操作，就把已有一切變成空白，讓系統重新啟動。
理論上，保證內部成員的絕對忠誠可以防止這種危險。問題在於，最可靠的忠誠——信仰是今日專制機器沒有的，只有利益和恐懼的維繫。而專制權力的必然不公除了傷害被統治者，也一定免不了傷害內部成員。那時利益不再維繫，制約只剩恐懼。恐懼源於一旦失敗遭到的懲罰，如果恰好是節點之人，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正是科技的特點），那又何須恐懼？而因為一被發現亡羊就會補牢，決定了只要出手必須一招致命，而不再留有舊式權力鬥爭的周旋和漸進。從這個角度來看，科技專制能使專制者前所未有地強大，亦會使其面臨更難防範的危險。科技既可以讓專制權力固若金湯，也可使其垮塌突如其來。科技專制面對的不確定，一點不比傳統專制少。
歷史上專制機器雖充滿內鬥，至今鮮有如《大典》中的被小人物輕易顛覆的先例，那是因為以往處於科技專制前的時代，以少制多尚未解決。科技專制是隨著數位化時代而來。目前正是兩個時代交替的開始，性質的變化逐步才會顯露出來。
按照上述邏輯，科技專制時代的專制機器一定會發生《大典》式的內部破局，且往往都是出人意料和突如其來。只是破局之後，專制性質往往不變，即使打著民主的旗號，當新上台者繼承了科技專制的手段，獲得了以少制多的能力，也會換湯不換藥地重蹈專制。缺少科技要素的傳統民主——普選、多黨競爭、自由言論等，沒有能力對付科技專制，卻很容易被科技專制所操控。
專制從內部破局的另一種可能，是分裂為多個相互爭鬥的專制集團，那往往會同時伴隨暴民四起，造成社會動盪，無法控制的災難接踵而來，最終滑向崩潰。我未在《大典》描寫那種前景，是因為我在《黃禍》中已經寫得夠多。展望《大典》之後會發生什麼，《黃禍》至今仍是我認為最可能成真的前景。
三
《大典》寫了科技專制無法從外部破局，從內部破局又落入新瓶裝舊酒，那麼爭取民主的方向在哪裡？如果從外部不能破局，處於外部的我們還能做什麼？這當然不能簡單回答。我只說一個方面——當專制與科技結合，追求民主也須與科技結合。當專制日新月異地更新，故步自封的民主不可能與之抗衡，只有科技民主才能最終戰勝科技專制。
民主自打超過部落規模就離不開操作的技術。民主的最大難點在規模。民主技術始終圍繞解決這個難點。競選、表決、代議制等都是此種技術。科技時代以前的民主技術只是對規模進行簡化，如採用「是」或「否」的兩極表決，或由當選人替代民眾參政掌權。而弊病也出在這種簡化。尤其當社會規模日益龐大，社會生活日益複雜，千頭萬緒攪為一體，傳統民主技術的弊病更為突出，也更易淪為科技專制的玩物。
真正的民主必須讓每個人表達完整意志，能夠充分協商，並讓每個人的意志都加入決策。以往理論皆斷言大規模社會不可能做到，只能用簡化方式。然而到了電腦和互聯網時代，這樣的斷言不再成立。專制能用科技實現以少制多，為何民主不能用科技實現以多制少？畢竟多比少更有力量，以多制少應該勝過以少制多。政府能用大數據實施專制，為什麼民眾不能用大數據產生民主？畢竟大數據的源泉在民不在官，憑什麼只能被專制所用而不能用於民主？
對科技民主的探索正是我們現在該做的和能做的，而且只能在專制機器的外部做。讓科技民主不斷生長，逐步取代科技專制，無疑是大工程。作為起步，首先要瞭解什麼是科技民主？需要從哪裡做起？應該如何著手？以我的嘗試舉例——我多年思考構建了一種自下而上的遞進自組織方法，我稱為「遞進民主」（見《遞進民主》，大塊文化二〇〇六年出版）。
我將這種方法用於互聯網，得到美國專利及商標局（USPTO）授權的兩個專利——《網絡共同體自組織系統》（SELF-ORGANIZING COMMUNITY SYSTEM 專利號 US 9,223,887）和《電子信息篩選系統》（ELECTRONIC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專利號 US 9,171,094），並基於專利的思路，設想了從信息整合到業主自治到合作消費等諸多項目，皆是在解決規模困境基礎上生成的市場功能和商業產品。對那些項目的開發不需要考慮民主，只從商業和市場出發，我相信只要採用相應的科技，便會帶來相應的民主。科技民主是最有可能被市場力量驅動而突破的。今天的信息技術提供了科技基礎，互聯網提供了廣闊空間，數位文明的演進則提供無窮機遇，這將是民主徹底戰勝專制的戰場，同時也會產生商業上的網絡新王者。
科技民主不是僅僅在傳統民主結構中增加科技手段，而是要在科技手段之上建立新的民主結構。新的民主結構一定有對世界新的認識，改變世界的操作體系也需要重新詮釋世界的理論支撐。我於二〇一六年出版的《權民一體論——遞進自組織》（大塊文化出版）便是討論規模的困境和傳統民主的缺失，論證遞進自組織何以正當，何以可操，何以能解決難題，從問題繼而談到主義。我甚至用這個理論及專利的思路勾畫過「建立民間力量的網絡共和國」，雖是紙上談兵，卻可說明如何實踐科技民主，也相信有助於台灣社會形成第三力量，突破藍綠分裂，實現社會共識。今後我會在這方面繼續探索，並願意為任何嘗試提供協助。我將「建立民間力量的網絡共和國」與我的兩份美國專利放到以下網址：http://smarturl.it/1111R084。有興趣的讀者可閱讀下載。如需與我聯繫，請電郵：dijinminzhu@gmail.com。
本文摘錄自《大典》，大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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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力雄
密不透風的紅色帝國，黨慶大典前夕，沒人料到一場改變歷史的風暴即將來臨
網路監控大進化的《一九八四》，極權統治新時代的經典！
《黃禍》作者王力雄最新政治驚悚小說，以中國目前政治的現實為基底來縱其想像，在緊張情節中帶有現世的提醒。
極權者的完美統治，網路大數據做到了！但越嚴密的極權監控，越可能被反噬。最小的縫隙，會造成最大的潰堤。
身處龐大強國身側的台灣，任何局勢變化都影響我們的生活，政治小說是帶領台灣讀者了解中國複雜政治運作的捷徑。
為了辦好黨慶典禮和世界博覽會以彰顯政績，籌備兩個大典成了目前黨政運作的核心，所有人莫不想透過籌辦這兩個大典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國家安全委員會裡的一個組員，為求被上級注意以利晉升，將流感疫情警告提高，上層也藉著防疫運動來整肅對手。此舉引來世界衛生組織介入調查，證實並無異樣的病毒變異。在這風波裡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蘇主任表面上防疫有功，但實際上被各方人馬圍剿，連主席也開始疏遠他。蘇主任知道自己將在大典後被當作代罪羔羊，為求生路，決定用以往監控人民的高科技網路技術，暗中默許心腹人馬來進行秘密計畫，以求自己能在政治風波中脫身，並更上層樓⋯⋯
《大典》情節極度緊湊，設想精妙又可信，在複雜的政治組織結構裡面看到縫隙，而且是一動足以震撼全球的縫隙。書中沒有梟雄出場，沒有集團謀劃，沒有軍隊倒戈，沒有大廈將崩的跡象，只有一個想自保的官僚，一個有野心的商人，一個邊疆小警察，加上一個政治白痴工程師，便可能讓龐大的專制機器土崩瓦解。
專制權力擁有最強大的科技，以前專制者做不到的，今天的專制者能做到；以前的反抗者能做到的，今天已經做不到。《大典》以今日中國的現實狀況為開端，推演當極權統治日益嚴密，挑戰力量不斷式微，專制似乎日久天長，看不到任何變化可能時，卻被幾個自我盤算的小角色掀翻。看似嚴密堅固的帝國，卻可能脆弱得不堪精算後的一擊。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12/blog-post_70.html
Wednesday, 28 August 2019
王力雄：兵团的缩影
若说今日中国是“流沙上的大厦”，兵团便是一个典型的缩影。
石河子是兵团在新疆从无到有造出的城市。石河子市政府门前竖着一块碑，宣称石河子获得了国家评比的“园林城市”称号。没错，这座被沙漠戈壁包围的城市，比很多中国内地城市的绿化程度还高，遍布花草树木。市中心广场是一片围绕兵团创始人王震雕像的巨大绿地，音乐喷泉跳跃，到处喷水浇灌草坪和花卉。周边是现代化建筑。衣着光鲜的人们游玩、漫步、照相或乘凉。广场似乎在用一种高度的反差证明兵团的能力。沙漠不是没水吗？这里就要充满水！不是没草吗？这里就搞一个全国最大的城中草地！仅看石河子的中心广场，会惊叹兵团奇迹和发展的成功，甚至是辉煌！
这景象却和兵团的基层连队反差巨大。搞这样一个“园林城市”，不知得有多少农田失去本可以获得生命和收获的水。当连队的农工在为水焦急，睡不着觉，晚一天灌溉都可能失去下一年生存保证时，大量的水慷慨地浇在这种展示辉煌的绿地上。
兵团最基层的单位是连。所谓的“连”和内地的村没什么区别，只是人的流动性更大，或者应该叫移民村。一般是一百多户人家，三、四百口人。兵团第一代职工早都病的病，死的死。原来能够激励兵团人的信仰已荡然无存。兵团第二代人在农村长大，却普遍自认为是城市人，不愿务农，想方设法或上学或打工，离开土地。原来兵团的集体化组织基本解体。连队现在主要靠出租土地获得收入。兵团就像一个最大的地主，前辈开垦出来的荒地变成了良田，后代靠吃地租过日子。而干活的人多为新移民和所谓的“长工”。
“长工”这个词过去只有在控诉旧社会剥削压迫时才能听到，指的是给地主充当长期雇工的农村无产者。而今问这儿的农工在干什么，全都坦然说给东家当“长工”。东家便是依靠权力和关系能够大量承包连队土地的连队干部和老职工，他们雇佣“长工”耕作。包地要交租金，还要投资买种籽、化肥、农药等，用水和使用机械也要花钱。如果包的土地少是挣不到钱的。一般的劳动者包不起太多的地，又怕担风险，所以只能给那些有钱多包地的大户当长工。长工来此只为挣钱，一般呆个二三年，挣了钱就走。他们和东家的收入差距一般有十数倍甚至更多，劳动强度却大得多，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没有休息日。
连干部的权力很大，连长、指导员、会计、水管员、农机员等构成连队的特权阶层，可以决定给谁好地或不好的地，决定先给谁用水，后给谁用水，差上两天用水收成就会很不同。所以连长都是当地一霸，也有不少捞外快、收贿赂的机会。
连长常去内地为连队招工，顺便也给自己找“长工”。连长大都是包地大户，少不了干活的人。他们一般不会用老职工或职工的子女，那些人不好欺负，内地招来的临时工却好摆布。某连长就这样弄了一帮内地农民给自己当「长工」，说好年终付工资，等到人家干满了要回家时，却编个理由不给工资，且使用恐吓手段。那些“长工”身在异地，不敢对抗，只好空手回家。等那连长再次去内地招工时，冤家路窄，被曾经没拿到工钱的人碰上，就把他杀了。这个真实故事虽是局部案件，却能反映兵团基层的现实状况。
——RFA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8/blog-post_559.html
石河子是兵团在新疆从无到有造出的城市。石河子市政府门前竖着一块碑，宣称石河子获得了国家评比的“园林城市”称号。没错，这座被沙漠戈壁包围的城市，比很多中国内地城市的绿化程度还高，遍布花草树木。市中心广场是一片围绕兵团创始人王震雕像的巨大绿地，音乐喷泉跳跃，到处喷水浇灌草坪和花卉。周边是现代化建筑。衣着光鲜的人们游玩、漫步、照相或乘凉。广场似乎在用一种高度的反差证明兵团的能力。沙漠不是没水吗？这里就要充满水！不是没草吗？这里就搞一个全国最大的城中草地！仅看石河子的中心广场，会惊叹兵团奇迹和发展的成功，甚至是辉煌！
这景象却和兵团的基层连队反差巨大。搞这样一个“园林城市”，不知得有多少农田失去本可以获得生命和收获的水。当连队的农工在为水焦急，睡不着觉，晚一天灌溉都可能失去下一年生存保证时，大量的水慷慨地浇在这种展示辉煌的绿地上。
兵团最基层的单位是连。所谓的“连”和内地的村没什么区别，只是人的流动性更大，或者应该叫移民村。一般是一百多户人家，三、四百口人。兵团第一代职工早都病的病，死的死。原来能够激励兵团人的信仰已荡然无存。兵团第二代人在农村长大，却普遍自认为是城市人，不愿务农，想方设法或上学或打工，离开土地。原来兵团的集体化组织基本解体。连队现在主要靠出租土地获得收入。兵团就像一个最大的地主，前辈开垦出来的荒地变成了良田，后代靠吃地租过日子。而干活的人多为新移民和所谓的“长工”。
“长工”这个词过去只有在控诉旧社会剥削压迫时才能听到，指的是给地主充当长期雇工的农村无产者。而今问这儿的农工在干什么，全都坦然说给东家当“长工”。东家便是依靠权力和关系能够大量承包连队土地的连队干部和老职工，他们雇佣“长工”耕作。包地要交租金，还要投资买种籽、化肥、农药等，用水和使用机械也要花钱。如果包的土地少是挣不到钱的。一般的劳动者包不起太多的地，又怕担风险，所以只能给那些有钱多包地的大户当长工。长工来此只为挣钱，一般呆个二三年，挣了钱就走。他们和东家的收入差距一般有十数倍甚至更多，劳动强度却大得多，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没有休息日。
连干部的权力很大，连长、指导员、会计、水管员、农机员等构成连队的特权阶层，可以决定给谁好地或不好的地，决定先给谁用水，后给谁用水，差上两天用水收成就会很不同。所以连长都是当地一霸，也有不少捞外快、收贿赂的机会。
连长常去内地为连队招工，顺便也给自己找“长工”。连长大都是包地大户，少不了干活的人。他们一般不会用老职工或职工的子女，那些人不好欺负，内地招来的临时工却好摆布。某连长就这样弄了一帮内地农民给自己当「长工」，说好年终付工资，等到人家干满了要回家时，却编个理由不给工资，且使用恐吓手段。那些“长工”身在异地，不敢对抗，只好空手回家。等那连长再次去内地招工时，冤家路窄，被曾经没拿到工钱的人碰上，就把他杀了。这个真实故事虽是局部案件，却能反映兵团基层的现实状况。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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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7 August 2019
王力雄：新疆会不会变成波黑?
当年看到外国记者在报道中写道：一个七岁的维吾尔儿童每晚把当局规定必须悬挂的中国国旗收回时，都要放在脚下踩一遍。我想，怎样的仇恨才会让孩子做出如此举动？后来我在西北遇到一家人，他们去新疆七、八年后迁回原籍，女主人这样解释：连那么大点的孩子看咱们的眼光都好像有仇，还从背后扔石头，你说那地方能呆吗？的确，从孩子身上最能看出民族仇恨的程度。如果连孩子也参与其中，就成了全民族同仇敌忾。巴勒斯坦的暴动场面总能看到孩子身影，正是反映了这一点。我把这种民族主义的充分动员和民族仇恨的广泛延伸，称为"巴勒斯坦化"，在我看来，新疆正在走向"巴勒斯坦化"。
在新疆，哪怕从最小的事都能看到民族对立。新疆地理位置和北京相差两个时区，八十年代新疆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疆实行乌鲁木齐时间，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但是新疆汉人对此从不执行，一直使用北京时间。以汉人为主的新疆官方，也不用乌鲁木齐时间，而当地民族人士的表，却几乎都用乌鲁木齐时间。所以在新疆约时间，一定要视对方的民族身份认定是什么时间。当地民族与汉人约时间，双方也必须先说清，是北京时间还是乌鲁木齐时间？这种区别，反映出双方相互的排斥。当地民族以此强调自己与北京的不同，汉人则要和北京保持一致。
双方对历史的看法差距更大。新疆当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汉人军阀盛世才视为刽子手，因此曾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称为王世才。记得我去乌鲁木齐时，在书店买了一本名为《塞外霸主盛世才》的书。乘计程车时，汉人司机看见我手里的书立刻表达对盛的敬佩，夸赞"那个时候的政策才好"。
新疆当地民族对屠杀过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新疆汉人却对王震崇拜有加。
王震死后，按他的遗嘱骨灰用飞机撒到了天山。新疆本地民族把所有的水视为从神圣的天山流下，穆斯林民族特别重视洁净，骨灰被他们认为是不洁之物，王震又是他们眼中的异教徒加刽子手，王震骨灰撒到天山，在意念上等于弄脏了所有新疆穆斯林喝的水。而新疆当局为了满足王震的愿望，并不在意一千多万新疆穆斯林怎么想，还大肆宣传，让每个人都知道。新疆穆斯林对此的确没办法，水还得照样喝。但是每次喝水之时，他们眼前是否都会闪过不洁净的阴影？随之想到如果新疆是独立的，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目前中国对新疆的统治表面稳定，却以失去当地民族的人心为代价。这种稳定可以维持一时，却在为未来埋设炸药。民族的敌对关系将双方越推越远，多年积累的不满乃至仇恨一旦爆发，无疑将非常猛烈。若是新疆汉人比例小，冲突时势单力孤的汉人会往中国内地撤；反之汉人移民若是数倍于当地民族，有绝对优势，则会让当地民族比较谨慎，不会轻易起事。最易爆发冲突的就是新疆目前，这种汉人与当地民族势均力敌的状况。汉人数量上已是新疆第二大民族，其中相当一部分在新疆扎了根，决定了新疆汉人面对民族冲突时不会克制和退让，而会利用所掌握的武器、财富、技术和中枢位置，以及背后大中国的支持，与当地民族进行战争。尽管新疆汉人总数比当地穆斯林人口少（二者比例约为7:10），控制的资源却多得多，尤其新疆驻军几乎全是汉人。所以哪怕中国内地陷入混乱，一时不能西顾，新疆汉人自己也足以进行战争。
而未来汉人在新疆面对的，很可能是变量众多、错综复杂的力量。如果新疆穆斯林打起圣战旗帜，其它国家的穆斯林 - 周边国家的维吾尔人，剽悍的高加索人，善战的阿富汗人，富有的阿拉伯人……会不会投入呢？海外几十万流亡维吾尔人会不会参与？哈萨克斯坦又会怎么样？新疆可能同时出现有组织的起事和无组织的闹事、有准备的军事行动和盲目发泄的恐怖袭击，汇合在一起，愈演愈烈。汉人搞定新疆绝非轻易之事。
回顾当年震动世界的波黑战争，很多因素，包括穆族和塞族的人口、资源比例，塞族与大塞尔维亚的关系，国际社会对穆族的态度等，都和新疆的维族、汉族状况相象。波黑的克罗地亚族和新疆的哈萨克族也有可比之处。区别只是波黑的人口规模是新疆的三分之一。那场战争持续了近四年，犯下那么多灭绝种族、集体强奸妇女的罪行，足以成为新疆的前车之鉴，告诫我们不要让未来的新疆成为一个规模大三倍的新波黑！对那种前景，当地民族的有识之士一样担心。一位乌孜别克族教授对我说，中国将来肯定要出事，中国民主化之日，就是新疆血流成河之时。他一想起那种前景就害怕，因此他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国，不能让他们留在新疆。
如果新疆真有一天变成了波黑，生活在新疆的每个民族都会流很多血，留下难以胜数的痛苦。那时不会有胜利者，只有各民族孤儿寡母的哭声震动苦难的新疆。
——RFA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8/blog-post_26.html
在新疆，哪怕从最小的事都能看到民族对立。新疆地理位置和北京相差两个时区，八十年代新疆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疆实行乌鲁木齐时间，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但是新疆汉人对此从不执行，一直使用北京时间。以汉人为主的新疆官方，也不用乌鲁木齐时间，而当地民族人士的表，却几乎都用乌鲁木齐时间。所以在新疆约时间，一定要视对方的民族身份认定是什么时间。当地民族与汉人约时间，双方也必须先说清，是北京时间还是乌鲁木齐时间？这种区别，反映出双方相互的排斥。当地民族以此强调自己与北京的不同，汉人则要和北京保持一致。
双方对历史的看法差距更大。新疆当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汉人军阀盛世才视为刽子手，因此曾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称为王世才。记得我去乌鲁木齐时，在书店买了一本名为《塞外霸主盛世才》的书。乘计程车时，汉人司机看见我手里的书立刻表达对盛的敬佩，夸赞"那个时候的政策才好"。
新疆当地民族对屠杀过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新疆汉人却对王震崇拜有加。
王震死后，按他的遗嘱骨灰用飞机撒到了天山。新疆本地民族把所有的水视为从神圣的天山流下，穆斯林民族特别重视洁净，骨灰被他们认为是不洁之物，王震又是他们眼中的异教徒加刽子手，王震骨灰撒到天山，在意念上等于弄脏了所有新疆穆斯林喝的水。而新疆当局为了满足王震的愿望，并不在意一千多万新疆穆斯林怎么想，还大肆宣传，让每个人都知道。新疆穆斯林对此的确没办法，水还得照样喝。但是每次喝水之时，他们眼前是否都会闪过不洁净的阴影？随之想到如果新疆是独立的，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目前中国对新疆的统治表面稳定，却以失去当地民族的人心为代价。这种稳定可以维持一时，却在为未来埋设炸药。民族的敌对关系将双方越推越远，多年积累的不满乃至仇恨一旦爆发，无疑将非常猛烈。若是新疆汉人比例小，冲突时势单力孤的汉人会往中国内地撤；反之汉人移民若是数倍于当地民族，有绝对优势，则会让当地民族比较谨慎，不会轻易起事。最易爆发冲突的就是新疆目前，这种汉人与当地民族势均力敌的状况。汉人数量上已是新疆第二大民族，其中相当一部分在新疆扎了根，决定了新疆汉人面对民族冲突时不会克制和退让，而会利用所掌握的武器、财富、技术和中枢位置，以及背后大中国的支持，与当地民族进行战争。尽管新疆汉人总数比当地穆斯林人口少（二者比例约为7:10），控制的资源却多得多，尤其新疆驻军几乎全是汉人。所以哪怕中国内地陷入混乱，一时不能西顾，新疆汉人自己也足以进行战争。
而未来汉人在新疆面对的，很可能是变量众多、错综复杂的力量。如果新疆穆斯林打起圣战旗帜，其它国家的穆斯林 - 周边国家的维吾尔人，剽悍的高加索人，善战的阿富汗人，富有的阿拉伯人……会不会投入呢？海外几十万流亡维吾尔人会不会参与？哈萨克斯坦又会怎么样？新疆可能同时出现有组织的起事和无组织的闹事、有准备的军事行动和盲目发泄的恐怖袭击，汇合在一起，愈演愈烈。汉人搞定新疆绝非轻易之事。
回顾当年震动世界的波黑战争，很多因素，包括穆族和塞族的人口、资源比例，塞族与大塞尔维亚的关系，国际社会对穆族的态度等，都和新疆的维族、汉族状况相象。波黑的克罗地亚族和新疆的哈萨克族也有可比之处。区别只是波黑的人口规模是新疆的三分之一。那场战争持续了近四年，犯下那么多灭绝种族、集体强奸妇女的罪行，足以成为新疆的前车之鉴，告诫我们不要让未来的新疆成为一个规模大三倍的新波黑！对那种前景，当地民族的有识之士一样担心。一位乌孜别克族教授对我说，中国将来肯定要出事，中国民主化之日，就是新疆血流成河之时。他一想起那种前景就害怕，因此他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国，不能让他们留在新疆。
如果新疆真有一天变成了波黑，生活在新疆的每个民族都会流很多血，留下难以胜数的痛苦。那时不会有胜利者，只有各民族孤儿寡母的哭声震动苦难的新疆。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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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7 July 2019
新疆的主要危险
来源:
自由亚洲
北京把“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引申出的逻辑结果自然把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对立群体。因为汉族不会要分裂，也不信宗教（尤其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汉人则是“反分裂”的群众基础。汉人在民族问题上支持当局，连新疆建设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的农工，平时受尽贪官欺压，镇压当地民族时也摩拳擦掌地主动请战。当地民族则最终真会被推到敌对一方，不仅与政权敌对，还视汉民族为敌。
民族问题变成种族问题，从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是最危险的变化。如果是政治压迫，只要政治改变，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还可以一起建设新的共同体。而若认为压迫是来自汉民族，政治的改变就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民族独立才能解除压迫。其实这才是新疆的主要危险。
如毛泽东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分裂主义不是无中生有。你把人家当做敌人，人家想跟你分裂又有什么错？新疆当局对当地民族的镇压政策被概括为——“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进一步则发展到“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这与北京六四后奉行的“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一脉相承。但是当人们请愿、抗议甚至闹事时，说明还有通过互动解决问题的愿望，当他们什么都不再说和做——所有萌芽都被消灭时，那不是稳定，而是绝望。邓小平的至理名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他的后人没有领会。“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的恶霸行径成为政权指令，充分展示了当权者的蛮横与无知。中国内地大量发生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在新疆却会政治化，导致普通小案搞成分裂大案，善良百姓被逼成“恐怖分子”。这种动辄置人死地的做法可以震慑一时，却不会解决矛盾，反而日益积累仇恨，早晚被无法预料的缘由引发，毫无萌芽地长成恐怖之树——如2009年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
当局在新疆的另一手是发展经济，期望通过提高生活水平让民族分裂失去市场，以世俗化消减宗教影响。这些年无论从公布的数字还是实地观察，都能感受到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新疆的民族问题没有因此变小。这种思路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而是政治，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还在不断加强政治高压，经济发展成为南辕北辙。
北京也许真心希望缩小当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差距。然而汉人掌控大部分权力、经济和知识的资源，在任何新机遇到来时都能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经济自身的规律也有作用。市场追求利润和效率，而非公正和平等，既然新疆经济必须绑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上，汉人必然比当地民族占有优势。仅熟练使用汉语就成为当地民族就业和发展的首要障碍。新疆各个领域的高层位置大部分由汉人占据。当地民族只是被当局的鼓吹吊起胃口，然后被现实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与不满。
市场经济一旦有了民族区分，不但不会消解民族矛盾，反而制造更多冲突。如果说过去的民族问题还是主要针对历史和宏观议题，与百姓日常生活距离较远，今天的经济差距却清楚地摆在每个普通人眼前，充满现实生活的细节，民族冲突就不再是形而上的，与每人息息相关，激发更广更深的民族情绪。
中共执政造成的人文传承断裂，受过良好专业教育的新生代官僚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强大蔑视弱小，依仗的只有权力体系和权谋手段，擅长的唯有行政与镇压。动辄挂在嘴边的加大力度、严打、重典等，一时似乎有效，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饮鸩止渴。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权力集团无法深入到文化、历史、信仰、哲学等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单调暴戾，愚蠢且自以为是。处理民族问题需要精致的人文灵魂才能找到正确之道。仅从这一点看，中国民族问题走入死胡同是必然，也看不到出路，因为人文精神的复兴绝非能召之即来。
如同许多从量变到质变的事物一样，存在一个临界点，之前还有挽回余地，一旦过了临界点，新疆就会落进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那种既没有出路也不知何时结束的民族战争。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正在等待中国自身出现动荡。最可能的时机是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期。那是一个中国没过但是必须过的坎儿。专制权力越是抗拒主动转型，未来的转型就越可能以突变方式降临，导致其他危机同时爆发，国家控制力大幅衰落，成为分裂的最佳时机。而种族敌意在大众层面的普及，最易形成暴力，那时冲突的暴烈程度将难以想象，冤冤相报的循环也看不到终点。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7/%E6%96%B0%E7%96%86%E7%9A%84%E4%B8%BB%E8%A6%81%E5%8D%B1%E9%99%A9.html
自由亚洲
北京把“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引申出的逻辑结果自然把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对立群体。因为汉族不会要分裂，也不信宗教（尤其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汉人则是“反分裂”的群众基础。汉人在民族问题上支持当局，连新疆建设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的农工，平时受尽贪官欺压，镇压当地民族时也摩拳擦掌地主动请战。当地民族则最终真会被推到敌对一方，不仅与政权敌对，还视汉民族为敌。
民族问题变成种族问题，从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是最危险的变化。如果是政治压迫，只要政治改变，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还可以一起建设新的共同体。而若认为压迫是来自汉民族，政治的改变就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民族独立才能解除压迫。其实这才是新疆的主要危险。
如毛泽东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分裂主义不是无中生有。你把人家当做敌人，人家想跟你分裂又有什么错？新疆当局对当地民族的镇压政策被概括为——“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进一步则发展到“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这与北京六四后奉行的“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一脉相承。但是当人们请愿、抗议甚至闹事时，说明还有通过互动解决问题的愿望，当他们什么都不再说和做——所有萌芽都被消灭时，那不是稳定，而是绝望。邓小平的至理名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他的后人没有领会。“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的恶霸行径成为政权指令，充分展示了当权者的蛮横与无知。中国内地大量发生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在新疆却会政治化，导致普通小案搞成分裂大案，善良百姓被逼成“恐怖分子”。这种动辄置人死地的做法可以震慑一时，却不会解决矛盾，反而日益积累仇恨，早晚被无法预料的缘由引发，毫无萌芽地长成恐怖之树——如2009年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
当局在新疆的另一手是发展经济，期望通过提高生活水平让民族分裂失去市场，以世俗化消减宗教影响。这些年无论从公布的数字还是实地观察，都能感受到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新疆的民族问题没有因此变小。这种思路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而是政治，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还在不断加强政治高压，经济发展成为南辕北辙。
北京也许真心希望缩小当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差距。然而汉人掌控大部分权力、经济和知识的资源，在任何新机遇到来时都能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经济自身的规律也有作用。市场追求利润和效率，而非公正和平等，既然新疆经济必须绑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上，汉人必然比当地民族占有优势。仅熟练使用汉语就成为当地民族就业和发展的首要障碍。新疆各个领域的高层位置大部分由汉人占据。当地民族只是被当局的鼓吹吊起胃口，然后被现实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与不满。
市场经济一旦有了民族区分，不但不会消解民族矛盾，反而制造更多冲突。如果说过去的民族问题还是主要针对历史和宏观议题，与百姓日常生活距离较远，今天的经济差距却清楚地摆在每个普通人眼前，充满现实生活的细节，民族冲突就不再是形而上的，与每人息息相关，激发更广更深的民族情绪。
中共执政造成的人文传承断裂，受过良好专业教育的新生代官僚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强大蔑视弱小，依仗的只有权力体系和权谋手段，擅长的唯有行政与镇压。动辄挂在嘴边的加大力度、严打、重典等，一时似乎有效，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饮鸩止渴。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权力集团无法深入到文化、历史、信仰、哲学等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单调暴戾，愚蠢且自以为是。处理民族问题需要精致的人文灵魂才能找到正确之道。仅从这一点看，中国民族问题走入死胡同是必然，也看不到出路，因为人文精神的复兴绝非能召之即来。
如同许多从量变到质变的事物一样，存在一个临界点，之前还有挽回余地，一旦过了临界点，新疆就会落进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那种既没有出路也不知何时结束的民族战争。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正在等待中国自身出现动荡。最可能的时机是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期。那是一个中国没过但是必须过的坎儿。专制权力越是抗拒主动转型，未来的转型就越可能以突变方式降临，导致其他危机同时爆发，国家控制力大幅衰落，成为分裂的最佳时机。而种族敌意在大众层面的普及，最易形成暴力，那时冲突的暴烈程度将难以想象，冤冤相报的循环也看不到终点。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7/%E6%96%B0%E7%96%86%E7%9A%84%E4%B8%BB%E8%A6%81%E5%8D%B1%E9%99%A9.html
Friday, 5 July 2019
王力雄：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是最危险的变化
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市发生了导致约200人死亡、2000人受伤的严重暴力事件。它是中共建政以来新疆发生的最大规模的骚乱，是当地民族矛盾的总爆发。该事件10周年之际，《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一书作者王力雄接受了德国之声的访谈。
王力雄：朋友让我情况好一点时再去
德国之声：您最后一次去新疆是什么时候？
王力雄：我从2006年之后就没有再去新疆了。新疆那边的朋友总是劝说情况好一点的时候再去，但每一年的情况都变得更糟，最后朋友认为按照好一点再去的标准，我这辈子可能去不成了。现在那边的朋友也失去联系（或不敢再联系）。
德国之声：2009年7月5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了大规模血腥暴力事件，在这之后的10年里，新疆局势有了怎样的发展？
王力雄：民族问题变成种族问题，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这是最大、最危险的变化。如果是政治压迫，只要政治改变，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还可以一起建设新的共同体。而若认为压迫是来自汉民族，政治的改变就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民族独立才能解除压迫。其实这才是新疆的主要危险。
德国之声：新疆开通了高铁，乌鲁木齐修建了地铁，"一带一路"倡议中，新疆更是丝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发展区域。分离主义为什么没有消失呢？
王力雄：中国在新疆发展经济，期望通过提高生活水平让民族分裂失去市场，以世俗化消减宗教影响。这些年无论从公布的数字还是实地观察，都能感受到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新疆的民族问题没有因此变小。这种思路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而是政治，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还在不断加强政治高压，经济发展成为南辕北辙。
德国之声：北京开发西北、促进新疆经济发展难道不符合新疆人民的利益吗？
王力雄：北京也许真心希望缩小当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差距。然而汉人掌控大部分权力、经济和知识的资源，在任何新机遇到来时都能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经济自身的规律也有作用。市场追求利润和效率，而非公正和平等，既然新疆经济必须绑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上，汉人必然比当地民族占有优势，仅熟练使用汉语就成为当地民族就业和发展的首要障碍。新疆各个领域的高层位置大部分由汉人占据。当地民族只是被当局的鼓吹吊起胃口，然后被现实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与不满。
市场经济一旦有了民族区分，不但不会消解民族矛盾，反而制造更多冲突。如果说过去的民族问题还是主要针对历史和宏观议题，与百姓日常生活距离较远，今天的经济差距却清楚地摆在每个普通人眼前，充满现实生活的细节，民族冲突就不再是形而上的，与每人息息相关，激发更广更深的民族情绪。
德国之声：英国发行的《卫报》不久前报道，2016年以来新疆拆毁约30座清真寺。我们想知道您对此的态度？
王力雄：拆毁清真寺的这个报道我是相信的。除了《卫报》已经有卫星图片的对比，这种现象在其他的方面也有佐证。就像对基督教、对佛教、藏传佛教这些拆毁寺庙和什么拆掉屋顶，拔掉十字架之类的事情，这两年屡见不鲜，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做的也越来越蛮横。所以这些都基本是共识了。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评论的了，因为这就是非常野蛮的行径。这是非常令人悲哀和愤怒。但是，我们又深感无能为力。明明知道这些都是不应该的，但是也发不出声，也做不出什么。所以这个确实是在一种强权之下的悲哀吧！我想我们都是身外之人，本身又不是信教人，对这些事情应该没有那么感同身受。但是对于那些有信仰的人和一直珍视信仰的人，把寺院当成精神寄托的这些信众来讲，他们的愤怒和悲哀肯定是更加强烈的吧！而且，他们更加不知道怎么来改变这些，更加无能为力。
德国之声：2019年1月中国召开伊斯兰教协会常务理事会议，把伊斯兰中国化列入未来5年工作纲要。伊斯兰的中国化是什么意思？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迄今进入到中国的伊斯兰没有出现本土化现象吗？
王力雄：伊斯兰的中国化或者说整个宗教的中国化的归根结底的含义就是，宗教要服从政权。我觉得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形式上如何，用的语言如何，或者说是这个神职人员由谁任命。其实这些都是服从于"宗教一定要服从政权"这么一个根本的前提。你要说服从，对于中国来讲就是：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政权是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建立的。所以所谓"服从政权"就是服从中国共产党，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服从党是一个根本的东西。
那么你问这种现象是不是已经在发生？当然是在发生了。这种打压除了使得那些有独立信仰、追求信仰的这种真实的人，无能为力或者被消灭掉，另外也出现大批的投机者，他们就是要逢迎政权，所以跟随政权去走。所以那些各种协会，各种什么表态啊，各种什么"宗教中国化"的那些计划，这些都是这么产生的。
德国之声：数以百万计的维族人以及其他当地少数民族进入"再教育营"接受改造，已是不争的事实。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王力雄：其实这个新疆的再教育营，也是类似的一个问题。它归根结底就是说，要让新疆的维吾尔族也好，哈萨克族也好，这些少数民族都要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要视中国共产党是最高的、最神圣的、最不可违背。那么所谓"去极端化思想"，去什么什么，这些都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来做。这种事情在中国内地过去其实也有，就是因为再教育营这种方式是不用法律来解决，因为用法律来解决的话那就受很多限制了。不管怎么样，毕竟打着法治的旗号，法治是明确的有条文的。人家也没有犯罪或者至少没有说能够用法律条文套上的罪名，你怎么能用法律去惩处。而且即使能用法律惩处他也是明确的是有限期的。判刑有限期，罚款有数额。你不能没完没了。但是这个再教育营就没准儿了。你一旦进去，只要你不转化就可以一直放在里头，让你有家不能回，然后工作会丧失，谋生会出现问题。当然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面对现实，采取这种所谓的配合，就是服软。但是，这当然你一听就可以知道，这不可能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只能是让人把更多的仇恨产生出来，但是压在心底，只不过是表面上不漏出来而已。那么最终只要有这种机会，他该怎么办？那也不用我们多说。
我是特别担心的就是，这些事情现在种下的这些恶果，在将来某个时候爆发。而它爆发出来时，承受者都是中国各族的百姓，汉族也好，维吾尔族也好，哈萨克族也好，都会来承受这种恶果。虽然这个恶果根源不在于他们，但是，最终的这个苦果是由他们来品尝。
王力雄是作家、评论家，著有《黄祸》、《天葬：西藏的命运》、《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等作品，对西藏和新疆问题有着深刻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7/blog-post_98.html
王力雄：朋友让我情况好一点时再去
德国之声：您最后一次去新疆是什么时候？
王力雄：我从2006年之后就没有再去新疆了。新疆那边的朋友总是劝说情况好一点的时候再去，但每一年的情况都变得更糟，最后朋友认为按照好一点再去的标准，我这辈子可能去不成了。现在那边的朋友也失去联系（或不敢再联系）。
德国之声：2009年7月5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了大规模血腥暴力事件，在这之后的10年里，新疆局势有了怎样的发展？
王力雄：民族问题变成种族问题，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这是最大、最危险的变化。如果是政治压迫，只要政治改变，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还可以一起建设新的共同体。而若认为压迫是来自汉民族，政治的改变就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民族独立才能解除压迫。其实这才是新疆的主要危险。
德国之声：新疆开通了高铁，乌鲁木齐修建了地铁，"一带一路"倡议中，新疆更是丝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发展区域。分离主义为什么没有消失呢？
王力雄：中国在新疆发展经济，期望通过提高生活水平让民族分裂失去市场，以世俗化消减宗教影响。这些年无论从公布的数字还是实地观察，都能感受到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新疆的民族问题没有因此变小。这种思路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而是政治，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还在不断加强政治高压，经济发展成为南辕北辙。
德国之声：北京开发西北、促进新疆经济发展难道不符合新疆人民的利益吗？
王力雄：北京也许真心希望缩小当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差距。然而汉人掌控大部分权力、经济和知识的资源，在任何新机遇到来时都能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经济自身的规律也有作用。市场追求利润和效率，而非公正和平等，既然新疆经济必须绑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上，汉人必然比当地民族占有优势，仅熟练使用汉语就成为当地民族就业和发展的首要障碍。新疆各个领域的高层位置大部分由汉人占据。当地民族只是被当局的鼓吹吊起胃口，然后被现实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与不满。
市场经济一旦有了民族区分，不但不会消解民族矛盾，反而制造更多冲突。如果说过去的民族问题还是主要针对历史和宏观议题，与百姓日常生活距离较远，今天的经济差距却清楚地摆在每个普通人眼前，充满现实生活的细节，民族冲突就不再是形而上的，与每人息息相关，激发更广更深的民族情绪。
德国之声：英国发行的《卫报》不久前报道，2016年以来新疆拆毁约30座清真寺。我们想知道您对此的态度？
王力雄：拆毁清真寺的这个报道我是相信的。除了《卫报》已经有卫星图片的对比，这种现象在其他的方面也有佐证。就像对基督教、对佛教、藏传佛教这些拆毁寺庙和什么拆掉屋顶，拔掉十字架之类的事情，这两年屡见不鲜，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做的也越来越蛮横。所以这些都基本是共识了。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评论的了，因为这就是非常野蛮的行径。这是非常令人悲哀和愤怒。但是，我们又深感无能为力。明明知道这些都是不应该的，但是也发不出声，也做不出什么。所以这个确实是在一种强权之下的悲哀吧！我想我们都是身外之人，本身又不是信教人，对这些事情应该没有那么感同身受。但是对于那些有信仰的人和一直珍视信仰的人，把寺院当成精神寄托的这些信众来讲，他们的愤怒和悲哀肯定是更加强烈的吧！而且，他们更加不知道怎么来改变这些，更加无能为力。
德国之声：2019年1月中国召开伊斯兰教协会常务理事会议，把伊斯兰中国化列入未来5年工作纲要。伊斯兰的中国化是什么意思？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迄今进入到中国的伊斯兰没有出现本土化现象吗？
王力雄：伊斯兰的中国化或者说整个宗教的中国化的归根结底的含义就是，宗教要服从政权。我觉得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形式上如何，用的语言如何，或者说是这个神职人员由谁任命。其实这些都是服从于"宗教一定要服从政权"这么一个根本的前提。你要说服从，对于中国来讲就是：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政权是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建立的。所以所谓"服从政权"就是服从中国共产党，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服从党是一个根本的东西。
那么你问这种现象是不是已经在发生？当然是在发生了。这种打压除了使得那些有独立信仰、追求信仰的这种真实的人，无能为力或者被消灭掉，另外也出现大批的投机者，他们就是要逢迎政权，所以跟随政权去走。所以那些各种协会，各种什么表态啊，各种什么"宗教中国化"的那些计划，这些都是这么产生的。
德国之声：数以百万计的维族人以及其他当地少数民族进入"再教育营"接受改造，已是不争的事实。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王力雄：其实这个新疆的再教育营，也是类似的一个问题。它归根结底就是说，要让新疆的维吾尔族也好，哈萨克族也好，这些少数民族都要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要视中国共产党是最高的、最神圣的、最不可违背。那么所谓"去极端化思想"，去什么什么，这些都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来做。这种事情在中国内地过去其实也有，就是因为再教育营这种方式是不用法律来解决，因为用法律来解决的话那就受很多限制了。不管怎么样，毕竟打着法治的旗号，法治是明确的有条文的。人家也没有犯罪或者至少没有说能够用法律条文套上的罪名，你怎么能用法律去惩处。而且即使能用法律惩处他也是明确的是有限期的。判刑有限期，罚款有数额。你不能没完没了。但是这个再教育营就没准儿了。你一旦进去，只要你不转化就可以一直放在里头，让你有家不能回，然后工作会丧失，谋生会出现问题。当然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面对现实，采取这种所谓的配合，就是服软。但是，这当然你一听就可以知道，这不可能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只能是让人把更多的仇恨产生出来，但是压在心底，只不过是表面上不漏出来而已。那么最终只要有这种机会，他该怎么办？那也不用我们多说。
我是特别担心的就是，这些事情现在种下的这些恶果，在将来某个时候爆发。而它爆发出来时，承受者都是中国各族的百姓，汉族也好，维吾尔族也好，哈萨克族也好，都会来承受这种恶果。虽然这个恶果根源不在于他们，但是，最终的这个苦果是由他们来品尝。
王力雄是作家、评论家，著有《黄祸》、《天葬：西藏的命运》、《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等作品，对西藏和新疆问题有着深刻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7/blog-post_98.html
Tuesday, 19 February 2019
王力雄：习近平凭借科技实现毛泽东也艳羡的独裁梦
来源:
法广
讲述独裁者如何以科技统治人民的“科幻现实”小说《大典》的作者王力雄，最近接受访问时指出，正在试图雕塑自己为另一个毛泽东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尽管欠缺毛的个人魅力，但他凭藉科技的力量，正在实现他的“少治多”的独裁梦。
专门研究中国政情的网站“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最近访问《大典》和《黄祸》的作者王力雄，访问员曾金燕指出《大典》一书围绕着“数字化时代的独裁者”这个主题，以及这个时代下的官僚集团的功能。而由于官僚集团为了追求本身利益导致统治制度出现内部抗拒而出现权力斗争，最终整个政权崩塌。而下一会合斗争的第一步，参与者将祭出“迈向民主”这个战略，曾金燕的问题是：从毛泽东年代到邓小平、胡温年代及至到现在的习近平时代，官僚集团的活动又有什么样的改变？
王力雄答：简单而言，毛泽东是一个神和一个独裁者，他拥有很大的个人魅力，习近平正试图跟随独裁者的道路，制造一个接近神的身份，但他没什么个人魅力。但两者的分别将越来越大，习近平未能取得人民真诚的崇拜，但习近平拥有监视人民的高科技和大数据系统。在毛的年代，官僚集团利用本身优势为独裁者落实“少治多”的目的。官僚集团可以用官方的名义填补制度的漏洞，但同时却追求他们本身的利益。到了最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鼓动千千万万人民实现“多治少”而反制官僚集团，大搞天下大乱和十年浩劫。但习近平却可以凭藉高科技落实少治多的目的，从而解决了历史独裁者过去的困扰。习近平制造了一个天下之大无处容身的恐惧感，也因如此，他可以有效地对他的官僚集团实施绝对的管治。
王说：身为官僚集团的一个代表以及文革的受害者，邓小平引入了“党的建设”和“党内民主”，目的就是防止出现另一个毛泽东。这个年代的官僚集团，是党的机器的一部分。但由于管治制度需要官僚集团落实政策，官僚们可以使出种种手段，包括阳奉阴违，表里不一或拖延步伐，扭曲甚至抵制政策。这是自古以来已经存在的“官僚集团的自主性”。就算毛泽东也不得不绕过体制利用群众来推倒官僚集团，但旧的集团倒下，新的官僚集团又会找到共同利益而成为一个自主集团。
王说：邓小平制定了一个十年一任的高层权力转移制度，如果习近平按照这个制度，他就应该在任满后将权力交给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胡春华，而习本人也会指定一个隔代接班人，但他却改变了这个历经20年的制度，返回毛泽东年代的办法。习近平会不会利用他的独裁权力跨越官僚集团而我行我素，目前仍是言之过早，但他所做的，却增加了制度的不稳定性和垮台的可能性。从另一角度而言，这也不一定是坏事。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2/%E7%8E%8B%E5%8A%9B%E9%9B%84%EF%BC%9A%E4%B9%A0%E8%BF%91%E5%B9%B3%E5%87%AD%E5%80%9F%E7%A7%91%E6%8A%80%E5%AE%9E%E7%8E%B0%E6%AF%9B%E6%B3%BD%E4%B8%9C%E4%B9%9F%E8%89%B3%E7%BE%A1%E7%9A%84%E7%8B%AC%E8%A3%81%E6%A2%A6.html
法广
讲述独裁者如何以科技统治人民的“科幻现实”小说《大典》的作者王力雄，最近接受访问时指出，正在试图雕塑自己为另一个毛泽东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尽管欠缺毛的个人魅力，但他凭藉科技的力量，正在实现他的“少治多”的独裁梦。
专门研究中国政情的网站“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最近访问《大典》和《黄祸》的作者王力雄，访问员曾金燕指出《大典》一书围绕着“数字化时代的独裁者”这个主题，以及这个时代下的官僚集团的功能。而由于官僚集团为了追求本身利益导致统治制度出现内部抗拒而出现权力斗争，最终整个政权崩塌。而下一会合斗争的第一步，参与者将祭出“迈向民主”这个战略，曾金燕的问题是：从毛泽东年代到邓小平、胡温年代及至到现在的习近平时代，官僚集团的活动又有什么样的改变？
王力雄答：简单而言，毛泽东是一个神和一个独裁者，他拥有很大的个人魅力，习近平正试图跟随独裁者的道路，制造一个接近神的身份，但他没什么个人魅力。但两者的分别将越来越大，习近平未能取得人民真诚的崇拜，但习近平拥有监视人民的高科技和大数据系统。在毛的年代，官僚集团利用本身优势为独裁者落实“少治多”的目的。官僚集团可以用官方的名义填补制度的漏洞，但同时却追求他们本身的利益。到了最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鼓动千千万万人民实现“多治少”而反制官僚集团，大搞天下大乱和十年浩劫。但习近平却可以凭藉高科技落实少治多的目的，从而解决了历史独裁者过去的困扰。习近平制造了一个天下之大无处容身的恐惧感，也因如此，他可以有效地对他的官僚集团实施绝对的管治。
王说：身为官僚集团的一个代表以及文革的受害者，邓小平引入了“党的建设”和“党内民主”，目的就是防止出现另一个毛泽东。这个年代的官僚集团，是党的机器的一部分。但由于管治制度需要官僚集团落实政策，官僚们可以使出种种手段，包括阳奉阴违，表里不一或拖延步伐，扭曲甚至抵制政策。这是自古以来已经存在的“官僚集团的自主性”。就算毛泽东也不得不绕过体制利用群众来推倒官僚集团，但旧的集团倒下，新的官僚集团又会找到共同利益而成为一个自主集团。
王说：邓小平制定了一个十年一任的高层权力转移制度，如果习近平按照这个制度，他就应该在任满后将权力交给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胡春华，而习本人也会指定一个隔代接班人，但他却改变了这个历经20年的制度，返回毛泽东年代的办法。习近平会不会利用他的独裁权力跨越官僚集团而我行我素，目前仍是言之过早，但他所做的，却增加了制度的不稳定性和垮台的可能性。从另一角度而言，这也不一定是坏事。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2/%E7%8E%8B%E5%8A%9B%E9%9B%84%EF%BC%9A%E4%B9%A0%E8%BF%91%E5%B9%B3%E5%87%AD%E5%80%9F%E7%A7%91%E6%8A%80%E5%AE%9E%E7%8E%B0%E6%AF%9B%E6%B3%BD%E4%B8%9C%E4%B9%9F%E8%89%B3%E7%BE%A1%E7%9A%84%E7%8B%AC%E8%A3%81%E6%A2%A6.html
Wednesday, 31 October 2018
RFA - 王力雄 纪念嘉日·洛珠坚赞
我没有想到嘉日·洛珠坚赞先生会这么早去世，他比我大不了几岁，照理说应该还有时间。我们之间的最后联系在2015年，他来信告诉我将要写一本书，邀请我参与其中的一章。我与他做了讨论，本打算去他退休后常住的泰国清迈见面，但我从中国出境受阻，最后彻底禁止出境，合作未能进行。不知道他的书现在是否已经写完？何时可以出版？西藏、中国和世界都需要他的这份遗产。我为此生能结识他感到荣幸。如果说有什么遗憾，就是没能满足他向我提出的最后愿望。
下面文字是2009年我去达兰萨拉后写的《达兰萨拉的故事》中的一节，题目即是人们通常对他所称的“嘉日洛珠”。全书没有写完，这一节也没写完，便因为其他事情放下了。今日听到嘉日洛珠先生去世的消息，重新翻出做为回顾，同时附上我们的最后通信以表纪念。
嘉日洛珠（摘选于未完成著作《达兰萨拉的故事》）
嘉日洛珠在流亡西藏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他的身份是达赖喇嘛特使，所负责的两个方面都是关键：一是和美国的关系，一是和中国的接触。和美国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可被看做流亡西藏的命脉，这种关系几乎完全掌握在嘉日洛珠手中。他在美国住了几十年，长年经营，交结了无数美国上层社会的关系，从白宫到国会到社会名流，都能周旋得游刃有余。这方面，流亡西藏无人可以替代他。他做出的成就有目共睹，大家都承认。
和中国接触是流亡西藏的未来所系，嘉日洛珠在这方面的轨迹却是一个起伏的曲线，从最初流亡藏人的充满希望，到一次次会谈毫无成果，受到批评越来越多。网上甚至有藏人指责他“唯利是图，像个典型的西方政客”；说他“接受中国的招待，四处参观、旅游，然后说中国有善意”；还有藏人对达赖喇嘛表示：“你选错人了，派他们去谈判，没有意义，永远不会有结果。”
唯色对此也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谈啊谈，白了特使头，空悲切”。文章里这样写：“从2002年至2008年，所有人都看见了，每年都在谈，每年都有或长或短的日子，达赖喇嘛的代表们与中共统战部的官员们碰在一起；他们谈了什么，外界不太清楚，但他们谈不成什么，外界很清楚……自始至终没有奇迹，有的只是冷酷的真相日益清晰，在远离藏地、在再也看不见雪域乡亲的会谈中，达赖喇嘛的代表们不得不变成了中方声称的归国旅游的藏胞。而最近刚结束的第七次会谈，被中国官媒说成是‘应达赖方面多次请求’，其报道连中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说这不叫谈判或者会谈，这叫做训话。”唯色在文章最后这样写：“媒体的关注使得我们多次从影像上见到特使先生，相隔六年，他的疲惫和衰老令人惊讶、伤感，他的一头华发是岁月催白，还是会谈催白？那么，还要谈多少次，双方才会结束这一场似乎看不到尽头的猫抓老鼠的游戏？”
这次来美国，我和嘉日洛珠的第一次见面是他派人开车把我接到他家。我以前也曾去过他家，那是华盛顿郊区一栋房屋，外表不起眼，但据说所在的区很好，富人云集。嘉日洛珠身穿绛红色藏式衬衫，老友般和我拥抱。一晃已经七年未见，这中间我们每人都经历了不少事。欲说还休，我寒暄他气色看上去不错。他笑着说，为了见我昨天特地理了发，今天穿上红衣服，为的就是让我看到他有好气色，而非唯色文章里写的那么疲惫和衰老。他希望我把他的好气色告诉唯色。（后来我在网上把嘉日洛珠为好气色做的努力告诉了唯色，唯色说“宁结”——那是藏人的一个感叹词，汉语中找不到对应，有悲悯、心疼等多重意思。）
我对嘉日洛珠说：会谈没结果当然不是他的责任。无论什么人来做这种谈判都不会得到结果。虽然我从开始就这样看（这是我和嘉日洛珠当初的分歧），却不认为没作用：一是历史在发展，目前的政府不会永远统治中国，现在谈不通，不等于未来谈不通。从这个角度，现在的谈可以当做为将来的准备；另一重作用是，正因为没有结果，才能让人认识到没有希望与专制中国达成西藏问题的解决。谈判过程总是要走的，弱势一方不把各种和解之路都尝试遍，总是会后悔错过了和解机会。而长达七年的无果谈判，正让人认识到实际上不存在这种机会，才会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由自己来承担全部努力，不再期盼对方的恩赐。我说，做到这些，正是由于你们的忍辱负重和百折不挠，这是拯救众生的佛菩萨精神——“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这话不是恭维，是我的真心想法，和我写的一篇名为“没有结果的会谈有作用”的文章大意相同。从他的神态反映看，嘉日洛珠对我的话颇感知音。不过我后来知道，我的文章他早看过，他的手下会把跟他有关的中文文章都翻译成藏文给他，据说他看那些文章很认真。
二〇〇〇年我第一次来美国时他约我见面，对我几个月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相当赞赏，表示他本可以推荐给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杂志发表，遗憾的是我已经先用中文发了，而《外交》杂志不会用发过的文章。我那篇将近一万七千字的文章中，主要论证了这样的结论：
“从中国的久远利益着想，北京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这种拖延，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这一世达赖喇嘛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种失策，而是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世并且健康的时机，对西藏问题着手解决，尽早争取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时间的拖延不仅对达赖是不利的，对中国也一样不利，甚至更不利。不应该把达赖喇嘛仅当作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与敌人，他更是一把使西藏问题彻底解决的钥匙。当然，搞不好，这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
对于“锁住大门”，我这样写：“西藏问题向什么方向发展，他（达赖喇嘛）的态度举足轻重，西藏的人心随他而走，人民遵奉他的意志，僧侣为他赴汤蹈火，流亡政府对他言听计从，国际社也会尊重他的意见，给他最大支持。如果把他推到敌对位置，使他对话无门，合作无路，心怀委屈，一旦社会转型的冲击波不期而至，就无法保证他不在时机诱惑和潮流裹挟下转向西藏独立的立场。那时各种促使西藏独立的因素就会在他的旗下最大程度地实现整合，形成合力，西藏脱离中国的可能性会因此大大增加。在这方面，他一个人的作用超过千百军队，他的老喇嘛之身有可能调动西方世界的无尽财富，任何对他的小觑都将是极大错误，并且将付出重大代价。”
我作为汉人这样的说法，跟藏人自己说效果是不一样的。藏人对我的文章普遍赞赏，包括老资格的中共藏人高官平措汪杰就解决西藏问题写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信，也把我这个结论放在重要位置。对藏人而言，一方面是出于对达赖喇嘛的崇敬和依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实力相差悬殊，西藏几乎没有跟中国抗衡的资本，把达赖喇嘛视为西藏问题的钥匙，无疑大大加强了西藏的分量，增加了谈判的筹码，也能鼓舞藏人的信心。
后来有人做了这样时间排列，我的文章二〇〇〇年发表，中国政府二〇〇一年开始和达赖喇嘛方面接触，二〇〇二年开始和达赖喇嘛的代表会谈，考虑这中间有没有联系？虽然我写文章的目的是希望促使北京明智，但我对他们采取真正解决问题的做法并无指望。他们即使能汲取一些体制外思想，也是出于眼前得利的小算盘，不会改变根本战略，也没人对国家长远利益负责。我后来在达兰萨拉遇到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史柏林教授，他认为北京和达赖喇嘛方面的会谈，目的只在于逼迫达赖喇嘛反复对世界宣称西藏属于中国和西藏不追求独立，以此剥夺西藏内部的独立诉求合法性。
北京在很大程度上真达到了目的。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英国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称，英国政府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这是英国有史以来首次正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虽然地球人都知道英国那样做是金融危机下有求于中国的一种交易，但是当我和唯色在北京一个派对上遇到英国驻中国使馆的参赞，向他问起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连达赖喇嘛都承认了西藏的主权属于中国，我们再坚持不承认就不应该了。
那时，回头看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及早就他（达赖喇嘛）表态接受的‘西藏留在中国’之说形成法律文本，则可以使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彻底合法化，一举解决长期困扰的西藏问题。西藏主权存在争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这样一个符合国际准则的法律文本。达赖喇嘛是国际公认的藏民族代表，由他签署这样的文本，会被视为藏民族自己的选择，可以成为杜绝西藏独立的最好保证；无论是藏人还是西方社会，从此没有理由再提西藏独立；历史上纠缠不清的争辩也只限于学术，政治上一笔勾销。而这样一个法律文本，惟有由十四世达赖喇嘛签署才能被世界认可，也惟有十四世达赖喇嘛才能让多数藏人同意接受”，如果这对北京真有启发的话，我主张的——通过与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而得到相应文本——其实是被抛在一边，只把谈判作为诱饵，诱使盼望谈判得到结果的达赖喇嘛反复宣称西藏不独立，达到史柏林所说的效果。这当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对此也痛深恶绝，但有些藏人还是因此认为我是给中国政府出主意。
当我和嘉日洛珠在美国再次见面，距离当初见面已过了八、九年。时间是比什么都好的老师，我们应该都看明白了一些问题。我对嘉日洛珠说，当年我写《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心中主要对象还是中共决策者，希望他们看到，能影响他们，明白通过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是实现双赢的最佳途径。然而达赖喇嘛的钥匙作用能不能发挥，取决于中共是否把达赖喇嘛当作钥匙用，如果中共就是不用，达赖喇嘛也就失去钥匙的作用。这些年的经历已经看得很清楚，解决西藏问题完全无法指望中共，只有立足自己。这时以什么为钥匙就需要变化，出于这种考虑，我现在要把“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改成“民主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
这种改动除了把“达赖喇嘛”换成“民主”，还多了“解决”二字。当年常有人把我的文章标题说成《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我总是要纠正没有“解决”二字，因为正如文章所说，“搞不好，这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 对于中国而言，我认为突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西藏独立对中国肯定不算西藏问题的解决。但是若把民主看做钥匙，西藏问题的解决转移到藏人自己手中，那就独立也好，留在中国也好，都是一种解决。从中国立场转移到西藏立场，这种变化是自然的。而我的变化不是因为立场发生了变化，是因为决定中国立场的当权者不变，逼着我做出变化。
除此还有一个原因，人年轻时会把时间看得比较长。我在二〇〇〇年时，觉得二〇二〇年很遥远，因此那时在文章里写“达赖喇嘛今年六十五岁，在当今人类寿命标准和保健条件下，再活二十年不是难事。而二十年的时间，中国的政治转型几乎一定要来。考虑到这种时间关系，达赖喇嘛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一晃十年过去，达赖喇嘛已经七十五，中共却被认为进入了“最好时期”；而人到这个岁数，便知道下个十年也会一晃而过，那时达赖喇嘛八十五岁，却不敢断定中国的政治转型一定要来。因此需要考虑到达赖喇嘛去世时中共仍然在位、西藏问题仍未解决。当达赖喇嘛不在，还有什么能是钥匙呢——在我看，除了民主，再无其他。
改变西藏问题钥匙的说法，藏人不见得喜欢。“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已成通行说法，很多人都知道我那篇以此为题目的文章，如果我改变，会不会让人误解是对达赖喇嘛失去信心？是否会带来其他反应？嘉日洛珠的助手布琼向我委婉地表示，对外还是不要这样说。
布琼是“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副主席。那组织有数万成员，是西方最有实力的援助西藏组织之一。除此布琼也是与中国谈判的藏方代表团成员，照理说职位不低，但他给我的印象主要还是嘉日洛珠的助手。嘉日洛珠很多事情都由布琼经办，我和嘉日洛珠在二〇〇〇年的第一次见面也是他安排。跟其他人经常开玩笑的布琼，在嘉日洛珠面前总是保持恭敬的下属姿态，秘书般随时做记录。每次我和嘉日洛珠见面他都在场，但几乎从不表态。建议我不要对外改变钥匙的说法，是他第一次向我表达态度，可见或是他本人对此非常不同意，或是他清楚嘉日洛珠也是同样想法。
不过嘉日洛珠本人倒没有呼应布琼，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不久前他在尼泊尔遇见一个从西藏境内出来的老喇嘛。老喇嘛对西藏与中国的谈判陷入僵局非常忧愁——达赖喇嘛的年龄日益增加，一旦达赖喇嘛不在了，未来西藏该怎么办，还能指靠谁？老喇嘛希望嘉日洛珠能给他解答。嘉日洛珠安慰他不要担心，因为达赖喇嘛已经有了“玛度朱古”。“玛度朱古”是指藏传佛教中的仁波切（即汉人所称的活佛）在世时亲自选定的转世，在圆寂前对其进行指点和培育，在圆寂后使其立刻就能接班，从而避免两代仁波切之间的空当。那位西藏老喇嘛听到嘉日洛珠这样讲，非常惊讶，忙问“玛度朱古”在哪里？嘉日洛珠回答，你该看得到啊，“玛度朱古”每天陪伴在达赖喇嘛身边，受到达赖喇嘛精心培育，已经开始承担起领导西藏人民的重任。老喇嘛更迫切地追问“玛度朱古”到底是谁，嘉日洛珠这时笑着告诉他——那就是民主啊。
这个故事的确很动人，甚至可以成为经典，不过简单的“民主”二字只是模糊的概念，当今世界哪个国家不打“民主”旗号？甚至中共也张口闭口谈“民主”。这使“民主”几乎有了近似荒诞的性质。要想成为达赖喇嘛的“玛度朱古”，首先要看民主的具体内容。那种民主必须能够在达赖喇嘛身后继续凝聚藏人，能够形成智慧和理性。流亡西藏一直为自己的民主成就表示自豪，嘉日洛珠在美国的一个研讨会上发表的言论是有代表性的，他说：“如今我们有完全正常运作的民主政治，所以如果我们最终回到西藏，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我们并不是空手回去。我们带着宝贵的礼物——这个名为 ‘民主’的礼物——回到我们西藏的家，也许这个礼物可以让中国更为充实。”
但是我对这种说法却是怀疑的。我曾对流亡西藏现行的民主制度做过分析，如果西藏境内将来实行同样制度，很可能使追求西藏独立成为潮流，使达赖喇嘛的“留在中国”的许诺落空。那时汉人的民族主义势力会在同样“民主”中打起保卫国家的旗号，照样煽动起汉人的大规模支持。那种民主的结果将是汉民族与藏民族（包括其他寻求独立的少数民族）的战争，带给双方人民灾难，其中藏族人民的牺牲更大，同时使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
我这样看，是因为从专制向代议制民主转型伴随严重的“广场效应”——即在精英、大众和媒体之间产生趋于极端的互动。精英为获得大众选票不断拔高；大众则因为有精英煽动更为激烈；媒体则把整个社会连结在一起，如同挤在一个广场上一样共同激动、欢呼或起哄。尤其是民主转型初期，政党和媒体骤然得到自由空间，制衡格局远未形成，目标都在跑马圈地，很容易出现各方争抢同一制高点，什么能赢得最多民意和选票，就把什么话题——对西藏而言就是独立建国——炒作到极致，从而使社会情绪越来越趋于同一方向。今日媒体和通讯技术可以将这种“广场”无限放大，迅速扩展，受选票制约的执政者和权力集团，只能放弃理智卷入“广场”。之所以近代民主转型和民族冲突总是如影相随，“广场效应”是重要原因。未来西藏如果不想陷入波黑战争那种仇杀，就要寻找能够避免“广场效应”的民主模式，而不是仅仅把民主概念当作一种不假思索的政治正确。
虽然世界有成功的民主社会，并不等于基础和条件不同的社会可以采用同样模式。照搬的民主很少会结出甜美果实。现实中不难看到，实行同样民主模式的国家，有些有真正的民主，有些只有民主形式，有些甚至仍是实质上的专制，足以说明照搬的问题。人们做一个小小工程都会有几个方案进行对比选择，实施社会制度的变革，怎能只有一种模式？
流亡西藏的民主到底怎么样？文字上看到的制度设计，还是照搬了西方通行的代议制框架。如果说有不同，主要在其政教结合的部分，那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流亡社会内部是有争论的。然而一种制度一旦进入实施就会形成“惯性”，也就是生米煮成熟饭的“路径依赖”；在制度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会利用制度本身的规则阻碍制度的改变。他们是制度内的强者，规则对他们有利（因此才得到利益、成为强者），想利用规则本身去改变规则几乎不可能——这也就是社会变化有时需要革命的原因。所谓革命，其实质就是不再指望利用原有规则实现变化，而是干脆废除原有规则，重建一套新规则实现变化。
革命分两种，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上而下的革命。前者先要实现权力转移，打到旧的当权者，由新的当权者实行新规则，往往会在夺权过程中造成社会动荡，付出重大代价；后者则是由原有权力集团的高层利用权力自觉进行，一般被称为改革或变革，其实也是一种废除原有规则和创建新规则的革命。代价小得多，前提是得有不计个人利益、高瞻远瞩，有智慧、善操作，又能克服既得利益集团阻力的高层当权者。恰恰是这种角色百年甚至千年都难遇到。
我正是把达赖喇嘛视为这种角色。我之所以要去流亡西藏做递进民主的实验，正是因为那里有达赖喇嘛。先不说实验能否成功，如果没有达赖喇嘛的权威支持，实验根本不能进行。所以我对嘉日洛珠又说了下面一段话：
“虽然我不再把达赖喇嘛说成西藏问题的钥匙，而是把民主当成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但我认为得到能解决西藏问题的民主模式却要靠达赖喇嘛。这种民主不但会是流亡西藏的民主，也会是未来西藏境内的民主和中国社会的民主，甚至对世界民主也会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达赖喇嘛便是西藏民主的钥匙。因此可以说，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的钥匙。”
这样说似乎比较圆满，大家也都能满意。我在美国等待去印度的那段时间，和嘉日洛珠接触多次，好几次是在他家里，吃过他妻子做的饭。他以这种规格接待的往往是些重要人物，我记不住他介绍的那些名字，反正不是美国的资深议员、国务院高官，就是印度国防部长之类。我利用每个跟他接触的机会讲与递进民主制有关的话题。虽然不明确他能帮上什么忙，但是他的地位重要，有他支持总会有好处。
遗憾的是我和嘉日洛珠的交流只能靠翻译，障碍颇大。一般交流通过翻译没问题，但是深入的话题，翻译好坏成了关键。我二〇〇二年在美国做了为期四周的国际访问者，陪同我的是一位美国国务院派的专业翻译，照我看水平已经很高，他在访问结束时却告诉我，我的话他只能译出百分之八十五的意思。我当时暗想，天哪，我的精华肯定都在没翻译出来的百分之十五呢！嘉日洛珠跟我谈话同时用两个翻译，两人可以轮换或是互相补充。其中一位是学者，当年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做过教师。两人的表达能力都不好，至少我听的汉语中问题多多。我给嘉日洛珠讲递进民主，如果翻译自己不能理解，译出内容就更无法被理解。直到我快去印度前，嘉日洛珠对递进民主制仍是一头雾水。不过那天他说的一番话却被翻译得很好，如同诗歌一样。他这样说：
“相信你对递进民主非常清楚，但如同密宗的心术，是否能被弟子学到，要看机缘和福报，我现在还没有这个福报，但一定趁你这次在的机会把它搞明白。或者这么说吧。我们藏人宗教里有伏藏，要取出伏藏首先要有空行母，这个你现在已经有了，但还需要几个护法，我会做护法之一。今天是萨嘎达瓦的第一天，预示着前景的吉祥。”
“萨嘎达瓦”是藏传佛教纪念释迦牟尼诞辰、成道及圆寂的为期一个月的节日。“伏藏”的字意是埋伏的宝藏，是藏传佛教密宗的一种佛法传承方式，甚至被认为藏密的最后希望就寄托于伏藏，因为伏藏永远不可能被彻底毁灭！伏藏品有修法，也有佛像、甘露等，最重要的是佛经，必须在特定时间由专门的伏藏师取出。表面看，伏藏师每次或是在湖泊中，或是在岩石下、神山里取出伏藏，但取出的只是伏藏的一种索引，真正的伏藏是藏在伏藏师心里。嘉日洛珠说这些话，是把我比喻成内心藏着佛法的伏藏师，他说的“空行母”则是指唯色。伏藏师是要结婚的，与其结婚的女人是能帮助他取伏藏的空行母。我把嘉日洛珠这段如诗的话记下来转给唯色，让她非常开心。而我也认为真会就此有了一个强大的护法……
（注：这一节到此为止，尚未写完。如果不是嘉日洛珠先生去世，可能还会放在电脑中。希望有一天我能完成《达兰萨拉的故事》，那是我在达兰萨拉生活三个月对流亡西藏的观察以及对西藏未来的思考，此节写的还是去达兰萨拉前，后面才开始涉及我回复嘉日洛珠合作写书邀请时提出的建议——“拉开距离后的反思”和“书写大历史的智慧”）
通信（2015年2月）
王力雄友：
如你所知，我作为达赖喇嘛尊者的特使已退休三年了。目前，我也已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退休。当然，我对尊者的信仰一如既往，而且我作为藏人的身份也不变。
过去几年里，许多朋友和熟人一直鼓励我写一本关于我自己人生经历的书，因为他们认为这将对了解西藏问题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并不急于写我自己的人生故事，我也没有把它看成是那么重要。但是我认为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经验，尤其是我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想法：比如，藏汉两个民族的关系、尊者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佛教对建立一个和谐的中国所起的作用等等，可能会有些用处。
因此，我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来写这本书，其中一章的标题暂定为《前进的道路——实事求是》，内容是探讨西藏问题的未来，其内容概要如下:
达赖喇嘛尊者听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号召大家讲"实事求是"时，就与之产生了共鸣。当时，达赖喇嘛尊者觉得邓小平所释放的信号表示他有意愿基于现实情况， 解决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不是通过政治教条主义来解决问题。达赖喇嘛尊者认为，按"实事求是"办事的原则，也为寻求一条解决西藏问题途径提供了一个机会。该章将探讨为什么邓小平和继任几代的中国领导人未能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西藏问题。 由于中国领导层没有做到"实事求是"，导致了对西藏政策的屡次失败和失误。针对西藏问题，如果西藏和中国双方领导人都以"实事求是"为基点，仍然能找到一个永久的解决之道。
在此，我想征求您的想法，如果有可能，您可否与我一起来撰写这一章的内容？这样，我们可以从藏汉两个角度来表述各自对这一问题所持的观点。此外，我可以根据从国际上了解到的情况，来对这个问题发表更多的看法;同样，你可以通过对境内的情况来对此发表更多的看法。最重要的是，针对藏汉双方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该章也将尝试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这些建议将会具有高度的参考价值，因为我们是两个对这一问题很了解的一名汉人和一名藏人。为了共同的利益，对于未来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要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我本也想征求唯色啦能否参与我的写作，但想到她的观点也是藏人的观点，所以没问。
由于我们一起就这一问题写出的篇章，可能会引起一些国际和境内的高度关注，并将对中国的未来和解决西藏问题做出一定的贡献，因此请对我的请求给予认真考虑！
谢谢！祝好！
洛珠
***********************
洛珠先生
多年未见，虽未联络，一直关注您的动向。得知您准备写书，认为非常重要，无论是您的传记，还是您对西藏问题的思考，都被世人期待。希望能早日问世，让世人得到启迪。
您邀请我参加其中一章写作，我相信您有深入的考虑。目前对我而言，一是在于我正在进行的写作，使我难以分心进入别的写作。二是我对中国当局及领导人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和作为，缺少关注和认真研究。我一直认为他们个人的态度即使存在差异，根基却是共同。思想模式、制度框架和党机器的约束，注定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迄今事实证明，不能抱任何幻想。西藏的未来，只能寄托于西藏自己的努力，准备好把握历史的时机，以及与汉人民间力量进行沟通协作。
当然，以西藏与中国力量的悬殊，决定了自己做是十分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思考才需要被放在第一位。西藏需要产生书写大历史的智慧。您若愿意从这个角度进行思考和表达，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大的影响，起到更大作用。可以说，很多人最期待您的，并非是回顾历史，而是展望未来；并非是重复人们耳熟能详的观点，而是拉开距离后的反思。
您若愿意对此尝试，需要我的配合，我愿意和您见面，以对话方式开展思想碰撞和头脑风暴——这种方式方便、灵活、激发灵感，又能深入触底，且时间精力耗费不多，只要有一个好翻译，两三天时间足够。事后将对话录音翻译整理，由对话双方审核编辑，结果或形成一篇长文，或做成一本小书，或作为您的书中一部分，相机处置；三种语言，纸书、刊物、网络同时推广；会议、座谈、演讲，开拓对西藏问题的新思路……总之，您会再给世界一次振聋发聩。
祝成功！
王力雄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ueyumantan/wlx-10302018205044.html
下面文字是2009年我去达兰萨拉后写的《达兰萨拉的故事》中的一节，题目即是人们通常对他所称的“嘉日洛珠”。全书没有写完，这一节也没写完，便因为其他事情放下了。今日听到嘉日洛珠先生去世的消息，重新翻出做为回顾，同时附上我们的最后通信以表纪念。
嘉日洛珠（摘选于未完成著作《达兰萨拉的故事》）
嘉日洛珠在流亡西藏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他的身份是达赖喇嘛特使，所负责的两个方面都是关键：一是和美国的关系，一是和中国的接触。和美国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可被看做流亡西藏的命脉，这种关系几乎完全掌握在嘉日洛珠手中。他在美国住了几十年，长年经营，交结了无数美国上层社会的关系，从白宫到国会到社会名流，都能周旋得游刃有余。这方面，流亡西藏无人可以替代他。他做出的成就有目共睹，大家都承认。
和中国接触是流亡西藏的未来所系，嘉日洛珠在这方面的轨迹却是一个起伏的曲线，从最初流亡藏人的充满希望，到一次次会谈毫无成果，受到批评越来越多。网上甚至有藏人指责他“唯利是图，像个典型的西方政客”；说他“接受中国的招待，四处参观、旅游，然后说中国有善意”；还有藏人对达赖喇嘛表示：“你选错人了，派他们去谈判，没有意义，永远不会有结果。”
唯色对此也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谈啊谈，白了特使头，空悲切”。文章里这样写：“从2002年至2008年，所有人都看见了，每年都在谈，每年都有或长或短的日子，达赖喇嘛的代表们与中共统战部的官员们碰在一起；他们谈了什么，外界不太清楚，但他们谈不成什么，外界很清楚……自始至终没有奇迹，有的只是冷酷的真相日益清晰，在远离藏地、在再也看不见雪域乡亲的会谈中，达赖喇嘛的代表们不得不变成了中方声称的归国旅游的藏胞。而最近刚结束的第七次会谈，被中国官媒说成是‘应达赖方面多次请求’，其报道连中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说这不叫谈判或者会谈，这叫做训话。”唯色在文章最后这样写：“媒体的关注使得我们多次从影像上见到特使先生，相隔六年，他的疲惫和衰老令人惊讶、伤感，他的一头华发是岁月催白，还是会谈催白？那么，还要谈多少次，双方才会结束这一场似乎看不到尽头的猫抓老鼠的游戏？”
这次来美国，我和嘉日洛珠的第一次见面是他派人开车把我接到他家。我以前也曾去过他家，那是华盛顿郊区一栋房屋，外表不起眼，但据说所在的区很好，富人云集。嘉日洛珠身穿绛红色藏式衬衫，老友般和我拥抱。一晃已经七年未见，这中间我们每人都经历了不少事。欲说还休，我寒暄他气色看上去不错。他笑着说，为了见我昨天特地理了发，今天穿上红衣服，为的就是让我看到他有好气色，而非唯色文章里写的那么疲惫和衰老。他希望我把他的好气色告诉唯色。（后来我在网上把嘉日洛珠为好气色做的努力告诉了唯色，唯色说“宁结”——那是藏人的一个感叹词，汉语中找不到对应，有悲悯、心疼等多重意思。）
我对嘉日洛珠说：会谈没结果当然不是他的责任。无论什么人来做这种谈判都不会得到结果。虽然我从开始就这样看（这是我和嘉日洛珠当初的分歧），却不认为没作用：一是历史在发展，目前的政府不会永远统治中国，现在谈不通，不等于未来谈不通。从这个角度，现在的谈可以当做为将来的准备；另一重作用是，正因为没有结果，才能让人认识到没有希望与专制中国达成西藏问题的解决。谈判过程总是要走的，弱势一方不把各种和解之路都尝试遍，总是会后悔错过了和解机会。而长达七年的无果谈判，正让人认识到实际上不存在这种机会，才会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由自己来承担全部努力，不再期盼对方的恩赐。我说，做到这些，正是由于你们的忍辱负重和百折不挠，这是拯救众生的佛菩萨精神——“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这话不是恭维，是我的真心想法，和我写的一篇名为“没有结果的会谈有作用”的文章大意相同。从他的神态反映看，嘉日洛珠对我的话颇感知音。不过我后来知道，我的文章他早看过，他的手下会把跟他有关的中文文章都翻译成藏文给他，据说他看那些文章很认真。
二〇〇〇年我第一次来美国时他约我见面，对我几个月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相当赞赏，表示他本可以推荐给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杂志发表，遗憾的是我已经先用中文发了，而《外交》杂志不会用发过的文章。我那篇将近一万七千字的文章中，主要论证了这样的结论：
“从中国的久远利益着想，北京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这种拖延，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这一世达赖喇嘛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种失策，而是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世并且健康的时机，对西藏问题着手解决，尽早争取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时间的拖延不仅对达赖是不利的，对中国也一样不利，甚至更不利。不应该把达赖喇嘛仅当作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与敌人，他更是一把使西藏问题彻底解决的钥匙。当然，搞不好，这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
对于“锁住大门”，我这样写：“西藏问题向什么方向发展，他（达赖喇嘛）的态度举足轻重，西藏的人心随他而走，人民遵奉他的意志，僧侣为他赴汤蹈火，流亡政府对他言听计从，国际社也会尊重他的意见，给他最大支持。如果把他推到敌对位置，使他对话无门，合作无路，心怀委屈，一旦社会转型的冲击波不期而至，就无法保证他不在时机诱惑和潮流裹挟下转向西藏独立的立场。那时各种促使西藏独立的因素就会在他的旗下最大程度地实现整合，形成合力，西藏脱离中国的可能性会因此大大增加。在这方面，他一个人的作用超过千百军队，他的老喇嘛之身有可能调动西方世界的无尽财富，任何对他的小觑都将是极大错误，并且将付出重大代价。”
我作为汉人这样的说法，跟藏人自己说效果是不一样的。藏人对我的文章普遍赞赏，包括老资格的中共藏人高官平措汪杰就解决西藏问题写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信，也把我这个结论放在重要位置。对藏人而言，一方面是出于对达赖喇嘛的崇敬和依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实力相差悬殊，西藏几乎没有跟中国抗衡的资本，把达赖喇嘛视为西藏问题的钥匙，无疑大大加强了西藏的分量，增加了谈判的筹码，也能鼓舞藏人的信心。
后来有人做了这样时间排列，我的文章二〇〇〇年发表，中国政府二〇〇一年开始和达赖喇嘛方面接触，二〇〇二年开始和达赖喇嘛的代表会谈，考虑这中间有没有联系？虽然我写文章的目的是希望促使北京明智，但我对他们采取真正解决问题的做法并无指望。他们即使能汲取一些体制外思想，也是出于眼前得利的小算盘，不会改变根本战略，也没人对国家长远利益负责。我后来在达兰萨拉遇到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史柏林教授，他认为北京和达赖喇嘛方面的会谈，目的只在于逼迫达赖喇嘛反复对世界宣称西藏属于中国和西藏不追求独立，以此剥夺西藏内部的独立诉求合法性。
北京在很大程度上真达到了目的。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英国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称，英国政府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这是英国有史以来首次正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虽然地球人都知道英国那样做是金融危机下有求于中国的一种交易，但是当我和唯色在北京一个派对上遇到英国驻中国使馆的参赞，向他问起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连达赖喇嘛都承认了西藏的主权属于中国，我们再坚持不承认就不应该了。
那时，回头看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及早就他（达赖喇嘛）表态接受的‘西藏留在中国’之说形成法律文本，则可以使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彻底合法化，一举解决长期困扰的西藏问题。西藏主权存在争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这样一个符合国际准则的法律文本。达赖喇嘛是国际公认的藏民族代表，由他签署这样的文本，会被视为藏民族自己的选择，可以成为杜绝西藏独立的最好保证；无论是藏人还是西方社会，从此没有理由再提西藏独立；历史上纠缠不清的争辩也只限于学术，政治上一笔勾销。而这样一个法律文本，惟有由十四世达赖喇嘛签署才能被世界认可，也惟有十四世达赖喇嘛才能让多数藏人同意接受”，如果这对北京真有启发的话，我主张的——通过与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而得到相应文本——其实是被抛在一边，只把谈判作为诱饵，诱使盼望谈判得到结果的达赖喇嘛反复宣称西藏不独立，达到史柏林所说的效果。这当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对此也痛深恶绝，但有些藏人还是因此认为我是给中国政府出主意。
当我和嘉日洛珠在美国再次见面，距离当初见面已过了八、九年。时间是比什么都好的老师，我们应该都看明白了一些问题。我对嘉日洛珠说，当年我写《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心中主要对象还是中共决策者，希望他们看到，能影响他们，明白通过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是实现双赢的最佳途径。然而达赖喇嘛的钥匙作用能不能发挥，取决于中共是否把达赖喇嘛当作钥匙用，如果中共就是不用，达赖喇嘛也就失去钥匙的作用。这些年的经历已经看得很清楚，解决西藏问题完全无法指望中共，只有立足自己。这时以什么为钥匙就需要变化，出于这种考虑，我现在要把“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改成“民主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
这种改动除了把“达赖喇嘛”换成“民主”，还多了“解决”二字。当年常有人把我的文章标题说成《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我总是要纠正没有“解决”二字，因为正如文章所说，“搞不好，这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 对于中国而言，我认为突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西藏独立对中国肯定不算西藏问题的解决。但是若把民主看做钥匙，西藏问题的解决转移到藏人自己手中，那就独立也好，留在中国也好，都是一种解决。从中国立场转移到西藏立场，这种变化是自然的。而我的变化不是因为立场发生了变化，是因为决定中国立场的当权者不变，逼着我做出变化。
除此还有一个原因，人年轻时会把时间看得比较长。我在二〇〇〇年时，觉得二〇二〇年很遥远，因此那时在文章里写“达赖喇嘛今年六十五岁，在当今人类寿命标准和保健条件下，再活二十年不是难事。而二十年的时间，中国的政治转型几乎一定要来。考虑到这种时间关系，达赖喇嘛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一晃十年过去，达赖喇嘛已经七十五，中共却被认为进入了“最好时期”；而人到这个岁数，便知道下个十年也会一晃而过，那时达赖喇嘛八十五岁，却不敢断定中国的政治转型一定要来。因此需要考虑到达赖喇嘛去世时中共仍然在位、西藏问题仍未解决。当达赖喇嘛不在，还有什么能是钥匙呢——在我看，除了民主，再无其他。
改变西藏问题钥匙的说法，藏人不见得喜欢。“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已成通行说法，很多人都知道我那篇以此为题目的文章，如果我改变，会不会让人误解是对达赖喇嘛失去信心？是否会带来其他反应？嘉日洛珠的助手布琼向我委婉地表示，对外还是不要这样说。
布琼是“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副主席。那组织有数万成员，是西方最有实力的援助西藏组织之一。除此布琼也是与中国谈判的藏方代表团成员，照理说职位不低，但他给我的印象主要还是嘉日洛珠的助手。嘉日洛珠很多事情都由布琼经办，我和嘉日洛珠在二〇〇〇年的第一次见面也是他安排。跟其他人经常开玩笑的布琼，在嘉日洛珠面前总是保持恭敬的下属姿态，秘书般随时做记录。每次我和嘉日洛珠见面他都在场，但几乎从不表态。建议我不要对外改变钥匙的说法，是他第一次向我表达态度，可见或是他本人对此非常不同意，或是他清楚嘉日洛珠也是同样想法。
不过嘉日洛珠本人倒没有呼应布琼，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不久前他在尼泊尔遇见一个从西藏境内出来的老喇嘛。老喇嘛对西藏与中国的谈判陷入僵局非常忧愁——达赖喇嘛的年龄日益增加，一旦达赖喇嘛不在了，未来西藏该怎么办，还能指靠谁？老喇嘛希望嘉日洛珠能给他解答。嘉日洛珠安慰他不要担心，因为达赖喇嘛已经有了“玛度朱古”。“玛度朱古”是指藏传佛教中的仁波切（即汉人所称的活佛）在世时亲自选定的转世，在圆寂前对其进行指点和培育，在圆寂后使其立刻就能接班，从而避免两代仁波切之间的空当。那位西藏老喇嘛听到嘉日洛珠这样讲，非常惊讶，忙问“玛度朱古”在哪里？嘉日洛珠回答，你该看得到啊，“玛度朱古”每天陪伴在达赖喇嘛身边，受到达赖喇嘛精心培育，已经开始承担起领导西藏人民的重任。老喇嘛更迫切地追问“玛度朱古”到底是谁，嘉日洛珠这时笑着告诉他——那就是民主啊。
这个故事的确很动人，甚至可以成为经典，不过简单的“民主”二字只是模糊的概念，当今世界哪个国家不打“民主”旗号？甚至中共也张口闭口谈“民主”。这使“民主”几乎有了近似荒诞的性质。要想成为达赖喇嘛的“玛度朱古”，首先要看民主的具体内容。那种民主必须能够在达赖喇嘛身后继续凝聚藏人，能够形成智慧和理性。流亡西藏一直为自己的民主成就表示自豪，嘉日洛珠在美国的一个研讨会上发表的言论是有代表性的，他说：“如今我们有完全正常运作的民主政治，所以如果我们最终回到西藏，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我们并不是空手回去。我们带着宝贵的礼物——这个名为 ‘民主’的礼物——回到我们西藏的家，也许这个礼物可以让中国更为充实。”
但是我对这种说法却是怀疑的。我曾对流亡西藏现行的民主制度做过分析，如果西藏境内将来实行同样制度，很可能使追求西藏独立成为潮流，使达赖喇嘛的“留在中国”的许诺落空。那时汉人的民族主义势力会在同样“民主”中打起保卫国家的旗号，照样煽动起汉人的大规模支持。那种民主的结果将是汉民族与藏民族（包括其他寻求独立的少数民族）的战争，带给双方人民灾难，其中藏族人民的牺牲更大，同时使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
我这样看，是因为从专制向代议制民主转型伴随严重的“广场效应”——即在精英、大众和媒体之间产生趋于极端的互动。精英为获得大众选票不断拔高；大众则因为有精英煽动更为激烈；媒体则把整个社会连结在一起，如同挤在一个广场上一样共同激动、欢呼或起哄。尤其是民主转型初期，政党和媒体骤然得到自由空间，制衡格局远未形成，目标都在跑马圈地，很容易出现各方争抢同一制高点，什么能赢得最多民意和选票，就把什么话题——对西藏而言就是独立建国——炒作到极致，从而使社会情绪越来越趋于同一方向。今日媒体和通讯技术可以将这种“广场”无限放大，迅速扩展，受选票制约的执政者和权力集团，只能放弃理智卷入“广场”。之所以近代民主转型和民族冲突总是如影相随，“广场效应”是重要原因。未来西藏如果不想陷入波黑战争那种仇杀，就要寻找能够避免“广场效应”的民主模式，而不是仅仅把民主概念当作一种不假思索的政治正确。
虽然世界有成功的民主社会，并不等于基础和条件不同的社会可以采用同样模式。照搬的民主很少会结出甜美果实。现实中不难看到，实行同样民主模式的国家，有些有真正的民主，有些只有民主形式，有些甚至仍是实质上的专制，足以说明照搬的问题。人们做一个小小工程都会有几个方案进行对比选择，实施社会制度的变革，怎能只有一种模式？
流亡西藏的民主到底怎么样？文字上看到的制度设计，还是照搬了西方通行的代议制框架。如果说有不同，主要在其政教结合的部分，那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流亡社会内部是有争论的。然而一种制度一旦进入实施就会形成“惯性”，也就是生米煮成熟饭的“路径依赖”；在制度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会利用制度本身的规则阻碍制度的改变。他们是制度内的强者，规则对他们有利（因此才得到利益、成为强者），想利用规则本身去改变规则几乎不可能——这也就是社会变化有时需要革命的原因。所谓革命，其实质就是不再指望利用原有规则实现变化，而是干脆废除原有规则，重建一套新规则实现变化。
革命分两种，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上而下的革命。前者先要实现权力转移，打到旧的当权者，由新的当权者实行新规则，往往会在夺权过程中造成社会动荡，付出重大代价；后者则是由原有权力集团的高层利用权力自觉进行，一般被称为改革或变革，其实也是一种废除原有规则和创建新规则的革命。代价小得多，前提是得有不计个人利益、高瞻远瞩，有智慧、善操作，又能克服既得利益集团阻力的高层当权者。恰恰是这种角色百年甚至千年都难遇到。
我正是把达赖喇嘛视为这种角色。我之所以要去流亡西藏做递进民主的实验，正是因为那里有达赖喇嘛。先不说实验能否成功，如果没有达赖喇嘛的权威支持，实验根本不能进行。所以我对嘉日洛珠又说了下面一段话：
“虽然我不再把达赖喇嘛说成西藏问题的钥匙，而是把民主当成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但我认为得到能解决西藏问题的民主模式却要靠达赖喇嘛。这种民主不但会是流亡西藏的民主，也会是未来西藏境内的民主和中国社会的民主，甚至对世界民主也会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达赖喇嘛便是西藏民主的钥匙。因此可以说，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的钥匙。”
这样说似乎比较圆满，大家也都能满意。我在美国等待去印度的那段时间，和嘉日洛珠接触多次，好几次是在他家里，吃过他妻子做的饭。他以这种规格接待的往往是些重要人物，我记不住他介绍的那些名字，反正不是美国的资深议员、国务院高官，就是印度国防部长之类。我利用每个跟他接触的机会讲与递进民主制有关的话题。虽然不明确他能帮上什么忙，但是他的地位重要，有他支持总会有好处。
遗憾的是我和嘉日洛珠的交流只能靠翻译，障碍颇大。一般交流通过翻译没问题，但是深入的话题，翻译好坏成了关键。我二〇〇二年在美国做了为期四周的国际访问者，陪同我的是一位美国国务院派的专业翻译，照我看水平已经很高，他在访问结束时却告诉我，我的话他只能译出百分之八十五的意思。我当时暗想，天哪，我的精华肯定都在没翻译出来的百分之十五呢！嘉日洛珠跟我谈话同时用两个翻译，两人可以轮换或是互相补充。其中一位是学者，当年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做过教师。两人的表达能力都不好，至少我听的汉语中问题多多。我给嘉日洛珠讲递进民主，如果翻译自己不能理解，译出内容就更无法被理解。直到我快去印度前，嘉日洛珠对递进民主制仍是一头雾水。不过那天他说的一番话却被翻译得很好，如同诗歌一样。他这样说：
“相信你对递进民主非常清楚，但如同密宗的心术，是否能被弟子学到，要看机缘和福报，我现在还没有这个福报，但一定趁你这次在的机会把它搞明白。或者这么说吧。我们藏人宗教里有伏藏，要取出伏藏首先要有空行母，这个你现在已经有了，但还需要几个护法，我会做护法之一。今天是萨嘎达瓦的第一天，预示着前景的吉祥。”
“萨嘎达瓦”是藏传佛教纪念释迦牟尼诞辰、成道及圆寂的为期一个月的节日。“伏藏”的字意是埋伏的宝藏，是藏传佛教密宗的一种佛法传承方式，甚至被认为藏密的最后希望就寄托于伏藏，因为伏藏永远不可能被彻底毁灭！伏藏品有修法，也有佛像、甘露等，最重要的是佛经，必须在特定时间由专门的伏藏师取出。表面看，伏藏师每次或是在湖泊中，或是在岩石下、神山里取出伏藏，但取出的只是伏藏的一种索引，真正的伏藏是藏在伏藏师心里。嘉日洛珠说这些话，是把我比喻成内心藏着佛法的伏藏师，他说的“空行母”则是指唯色。伏藏师是要结婚的，与其结婚的女人是能帮助他取伏藏的空行母。我把嘉日洛珠这段如诗的话记下来转给唯色，让她非常开心。而我也认为真会就此有了一个强大的护法……
（注：这一节到此为止，尚未写完。如果不是嘉日洛珠先生去世，可能还会放在电脑中。希望有一天我能完成《达兰萨拉的故事》，那是我在达兰萨拉生活三个月对流亡西藏的观察以及对西藏未来的思考，此节写的还是去达兰萨拉前，后面才开始涉及我回复嘉日洛珠合作写书邀请时提出的建议——“拉开距离后的反思”和“书写大历史的智慧”）
通信（2015年2月）
王力雄友：
如你所知，我作为达赖喇嘛尊者的特使已退休三年了。目前，我也已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退休。当然，我对尊者的信仰一如既往，而且我作为藏人的身份也不变。
过去几年里，许多朋友和熟人一直鼓励我写一本关于我自己人生经历的书，因为他们认为这将对了解西藏问题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并不急于写我自己的人生故事，我也没有把它看成是那么重要。但是我认为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经验，尤其是我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想法：比如，藏汉两个民族的关系、尊者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佛教对建立一个和谐的中国所起的作用等等，可能会有些用处。
因此，我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来写这本书，其中一章的标题暂定为《前进的道路——实事求是》，内容是探讨西藏问题的未来，其内容概要如下:
达赖喇嘛尊者听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号召大家讲"实事求是"时，就与之产生了共鸣。当时，达赖喇嘛尊者觉得邓小平所释放的信号表示他有意愿基于现实情况， 解决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不是通过政治教条主义来解决问题。达赖喇嘛尊者认为，按"实事求是"办事的原则，也为寻求一条解决西藏问题途径提供了一个机会。该章将探讨为什么邓小平和继任几代的中国领导人未能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西藏问题。 由于中国领导层没有做到"实事求是"，导致了对西藏政策的屡次失败和失误。针对西藏问题，如果西藏和中国双方领导人都以"实事求是"为基点，仍然能找到一个永久的解决之道。
在此，我想征求您的想法，如果有可能，您可否与我一起来撰写这一章的内容？这样，我们可以从藏汉两个角度来表述各自对这一问题所持的观点。此外，我可以根据从国际上了解到的情况，来对这个问题发表更多的看法;同样，你可以通过对境内的情况来对此发表更多的看法。最重要的是，针对藏汉双方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该章也将尝试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这些建议将会具有高度的参考价值，因为我们是两个对这一问题很了解的一名汉人和一名藏人。为了共同的利益，对于未来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要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我本也想征求唯色啦能否参与我的写作，但想到她的观点也是藏人的观点，所以没问。
由于我们一起就这一问题写出的篇章，可能会引起一些国际和境内的高度关注，并将对中国的未来和解决西藏问题做出一定的贡献，因此请对我的请求给予认真考虑！
谢谢！祝好！
洛珠
***********************
洛珠先生
多年未见，虽未联络，一直关注您的动向。得知您准备写书，认为非常重要，无论是您的传记，还是您对西藏问题的思考，都被世人期待。希望能早日问世，让世人得到启迪。
您邀请我参加其中一章写作，我相信您有深入的考虑。目前对我而言，一是在于我正在进行的写作，使我难以分心进入别的写作。二是我对中国当局及领导人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和作为，缺少关注和认真研究。我一直认为他们个人的态度即使存在差异，根基却是共同。思想模式、制度框架和党机器的约束，注定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迄今事实证明，不能抱任何幻想。西藏的未来，只能寄托于西藏自己的努力，准备好把握历史的时机，以及与汉人民间力量进行沟通协作。
当然，以西藏与中国力量的悬殊，决定了自己做是十分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思考才需要被放在第一位。西藏需要产生书写大历史的智慧。您若愿意从这个角度进行思考和表达，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大的影响，起到更大作用。可以说，很多人最期待您的，并非是回顾历史，而是展望未来；并非是重复人们耳熟能详的观点，而是拉开距离后的反思。
您若愿意对此尝试，需要我的配合，我愿意和您见面，以对话方式开展思想碰撞和头脑风暴——这种方式方便、灵活、激发灵感，又能深入触底，且时间精力耗费不多，只要有一个好翻译，两三天时间足够。事后将对话录音翻译整理，由对话双方审核编辑，结果或形成一篇长文，或做成一本小书，或作为您的书中一部分，相机处置；三种语言，纸书、刊物、网络同时推广；会议、座谈、演讲，开拓对西藏问题的新思路……总之，您会再给世界一次振聋发聩。
祝成功！
王力雄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ueyumantan/wlx-10302018205044.html
Wednesday, 24 October 2018
RFA - 懂新疆首先要懂人心
2018-10-24
每次我意识到对话者中有维吾尔人，“新疆”二字的出口或落笔就会踌躇。这虽然是中国现实领土六分之一面积的名称，被生活在那儿的两千多万人民时刻挂在嘴上。但是我忘不了一次参加关于族群问题的研讨会，维吾尔代表的第一句话便是宣布如果有人使用“新疆”二字，他便拒绝对话。
一旦进入某种场合，“新疆”就从一个地名变成包含很多难题和对抗的历史。什么是“新疆”？——字面的解释是“新的疆土”。但是对维吾尔人，那片土地怎么会是他们“新的疆土”，明明是他们的家园，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呀！只有对占领者才是“新的疆土”。维吾尔人不愿意听到这个地名，那是帝国扩张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时是当地民族屈辱与不幸的见证。
即使对中国，“新疆”也是个尴尬的地名。既然各种场合都宣称那里自古属于中国，为什么又会叫做“新的疆土”？御用学者绞尽脑汁，把“新疆”解释成左宗棠所说“故土新归”，却是牵强，那明明应该叫“故疆”才对，怎么可能叫“新疆”呢？何况早在左宗棠前一百年，那片土地就已经被清王朝叫做“新疆”了。
不过最终还是不能不用“新疆”，这不光是正视现实的不得已，其实也能让双方各得所需——维吾尔人能以此证明他们的土地是被中国所占，中国也能以此宣示疆土的归属。
仅地名就如此纠葛与对立，足以说明新疆问题的复杂，而新疆问题的真实信息几乎都被封闭在官方黑箱内，中国官方近年对新疆研究投入很大。众多官方研究者能得到数据，了解机密，见的人广，所到地方多，唯一却无法打开维吾尔人的心扉。
信息不是真理，甚至不一定是真相。没人能比统治者得到更多信息，却不能说统治者了解了事物真相。历史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在殖民地过了一辈子的殖民者，又何尝懂得那里的人民？
对此，仅听到海外维吾尔人的声音也是不够的。他们可以讲新疆境内没人敢讲的话，但是并不完整。角色的对立使他们的话语与中国官方泾渭分明、黑白相反，展现的往往是政治姿态和组织立场。
要了解新疆，首先是了解生活在当地的人民。这无疑非常困难。尽管在新疆境内每天都可以见到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孜别克人……汉人可以跟他们打交道、做买卖、讨价还价，却不能进入他们内心。在汉人面前，他们把内心严密地包藏起来。即使在维吾尔人最集中地区的汉人，也只生活在汉人圈内。每天在眼前掠过的当地民族仅仅是街道或巴扎上的影像。要研究新疆，了解新疆，哪怕是最核心的官方秘密，价值也不如去了解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内心想的是什么，去懂得他们的生活、情感和愿望。
王力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ueyumantan/wlx-10242018105610.html
每次我意识到对话者中有维吾尔人，“新疆”二字的出口或落笔就会踌躇。这虽然是中国现实领土六分之一面积的名称，被生活在那儿的两千多万人民时刻挂在嘴上。但是我忘不了一次参加关于族群问题的研讨会，维吾尔代表的第一句话便是宣布如果有人使用“新疆”二字，他便拒绝对话。
一旦进入某种场合，“新疆”就从一个地名变成包含很多难题和对抗的历史。什么是“新疆”？——字面的解释是“新的疆土”。但是对维吾尔人，那片土地怎么会是他们“新的疆土”，明明是他们的家园，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呀！只有对占领者才是“新的疆土”。维吾尔人不愿意听到这个地名，那是帝国扩张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时是当地民族屈辱与不幸的见证。
即使对中国，“新疆”也是个尴尬的地名。既然各种场合都宣称那里自古属于中国，为什么又会叫做“新的疆土”？御用学者绞尽脑汁，把“新疆”解释成左宗棠所说“故土新归”，却是牵强，那明明应该叫“故疆”才对，怎么可能叫“新疆”呢？何况早在左宗棠前一百年，那片土地就已经被清王朝叫做“新疆”了。
不过最终还是不能不用“新疆”，这不光是正视现实的不得已，其实也能让双方各得所需——维吾尔人能以此证明他们的土地是被中国所占，中国也能以此宣示疆土的归属。
仅地名就如此纠葛与对立，足以说明新疆问题的复杂，而新疆问题的真实信息几乎都被封闭在官方黑箱内，中国官方近年对新疆研究投入很大。众多官方研究者能得到数据，了解机密，见的人广，所到地方多，唯一却无法打开维吾尔人的心扉。
信息不是真理，甚至不一定是真相。没人能比统治者得到更多信息，却不能说统治者了解了事物真相。历史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在殖民地过了一辈子的殖民者，又何尝懂得那里的人民？
对此，仅听到海外维吾尔人的声音也是不够的。他们可以讲新疆境内没人敢讲的话，但是并不完整。角色的对立使他们的话语与中国官方泾渭分明、黑白相反，展现的往往是政治姿态和组织立场。
要了解新疆，首先是了解生活在当地的人民。这无疑非常困难。尽管在新疆境内每天都可以见到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孜别克人……汉人可以跟他们打交道、做买卖、讨价还价，却不能进入他们内心。在汉人面前，他们把内心严密地包藏起来。即使在维吾尔人最集中地区的汉人，也只生活在汉人圈内。每天在眼前掠过的当地民族仅仅是街道或巴扎上的影像。要研究新疆，了解新疆，哪怕是最核心的官方秘密，价值也不如去了解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内心想的是什么，去懂得他们的生活、情感和愿望。
王力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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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18 September 2018
民進黨入主總統府、習取消任期制，都在王力雄的筆下成真
王力雄不但是小說家，更像是位預言家。
1991年，陳水扁還是立法委員，正在立法院為拉法葉案大戰郝柏村，還沒想過要選台北市長，更別說選總統了。那一年，王力雄化名「保密」出版了小說《黃禍》，率先預告民進黨在總統大選中贏得52％的選票，入主總統府。
《黃禍》除了大膽宣稱福建省率先揭竿，要求共和國改成邦聯制，另外還預言了美中的核武大戰，導致中國難民流竄歐美，成為危害全球的「黃禍」。
2017年，王力雄出版最新小說《大典》，雖沒有點名習近平，卻預告著「主席」廢除了任期制，大權獨攬，行皇帝之實，偏偏在大典上有4隻電子蜂，向他射出了毒針，「…主席一把拉下了口罩，扭動著上身倒下…」王力雄不但早就洞悉了習近平將在2018年修憲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制的圖謀，更大膽預言，主席身旁的佞臣擔心失勢，乾脆暗殺叛變。
民進黨執政成真，主席稱帝也成真，黃禍雖未發生，戰亂引發的西亞難民潮，不也撼動了歐洲社會？至於超級敏感的親信政變，主席遇害的情節，再度讓王力雄的小說無法在中國出版，現居北京的王力雄以電郵方式接受採訪時透露，他的作品在中國都是禁書，「好在世上還有台灣，讓我們的寫作得到立足之地。」
我們好奇，中國當局對於他的小說，沒有意見嗎？不擔心刺殺主席及奪權的細節描寫引發聯想或學習效應嗎？「警方與一些特定物件打交道，是有專人長期接觸的，相互關係並非直接對立，可以交流。至於他們在後面怎樣商議決定，就不得而知了。」王力雄回信說。
想像結合時事 邏輯推演未來
問：《黃禍》時你即已預言台灣的政權交替，民進黨籍總統膺選，兩岸並爆發軍事戰爭，《大典》中更描述了主席廢除任期制的精準預言，很好奇，你如何完成這種帶有政治及社會動態預言的寫作？
答：我喜歡能發揮想像力的寫作，又希望寫作的基礎不脫離現實。因此，我寫政治幻想小說願意採用現實主義的開端，再按邏輯推演一步步走向未來，讓讀者把故事的發展不當作幻想，而是從今日的現實走入未來的現實，多一些對社會的認真思考，而非僅是無中生有和聳人聽聞的刺激。如果故事中有些「預言」後來出現在現實中，應該是故事邏輯與現實邏輯吻合的結果。
問：《黃禍》其實早在1991年就出版了，那時候，台灣民主進步黨才剛成立5年，距離正式取得政權更有9年之遙，你何以敢如此大膽預言民進黨的執政？同樣地，主席取消任期制也是2018年才確立的事，你又提早預告了這個發展，相信絕非巧合，而是你站在某個制高點，預見了時代浪潮，中國當局如何看待你預言的這些政經變化？
答：《黃禍》預言民進黨執政，有來自研究的判斷，也有直覺感應，還因為是我內心的期盼。
2000年時，我每天騎單車幾十里去北京郊區能收台灣電視的朋友家看台灣大選。投票日我帶劉曉波夫婦一塊去看，當時我們都是挺扁派，並非因為政見如何一致，而是把政黨輪替視為台灣民主的試金石，為民進黨上台乾杯。
至於預見中國憲法取消主席任期制，那不需要多少技術含量，趨勢已經相當明顯。
中國當局除了警察，從未與我有過其他聯繫，可說明如何看待我。
問：敏感的主席任期或者大典暗殺議題，確實聳動，也帶給很多人想像的空間，因此確也讓人擔心你的處境與安危，有因此產生困擾嗎？你如何面對中國的審查與維權措施？
中國列為禁書 好在還有台灣
答：出版前，因在友人中徵求意見，被當局得到了文本，曾要求我不要出版。我回答，足月嬰兒，做不到不出生。當然可以搞死大人，讓嬰兒胎死腹中，他們沒有那樣做，也許是想到書只能在中國境外出版，不會有多少中國人看，不值得動作。
所謂國家審查是針對作品而言，我和妻子唯色（編按：藏人作家）十幾年受到的封殺則是針對人的——我們的任何文字都不能在中國境內發表出版。好在世上還有台灣，讓我們的寫作得到立足之地。
我曾為出書收入總是被台灣政府扣掉20％尋找理由，因為從未享受台灣的公共服務與福利，後來想到是為出版自由的付稅，就頗感合理了。
問：《黃禍》和《大典》都提到了六四，是否就是你的書不能在中國出版的主因？你的旅行與人身自由有因此受限嗎？其他的政治批判是否也受到官員的關切？
答：1998年我在境外出版《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時，公開了我是《黃禍》作者（此前用化名），這些作品在中國都是禁書。2007年我在台灣出版的新疆問題著作《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大塊文化）被警方列為「暴恐讀物」。對我個人的全面封殺，始於2001年我寫公開信退出中國作家協會（抗議其要求作家成為黨的傀儡）後。我和唯色多年在「敏感時期」會被「上崗」限制自由。唯色回拉薩探望家人時，從抵達到離開始終有警察跟隨，她迄今從未得到過護照，未出過國。我在2015年前是偶爾不讓出國，2015年徹底禁止出境。
神奇「電子蜂」 新型暗殺機器
問：《大典》中對科技元素著墨甚多，「鞋聯網」前所未聞，「夢造儀」似有雷同的論述，「電子蜂」更是暗殺機器的更上層樓。至於「網格化」的監控措施，似乎亦是即將到來的社會控制情貌，你平日的科技涉獵為何？何以有這些發想？「鞋聯網」的想法似乎更加強化了世人對中國電子產品可能暗藏機關的印象？
答：我關注科技與早年的工科學歷有關，也是因為看到了科技對極權統治前所未有的助力。如我在大典後序中寫——「《大典》中的鞋聯網眼下尚屬幻想，現實中的技術卻無困難。電腦和互聯網時代把人類納入數字狀態，專制者便能利用數字技術實現以少制多。大數據可以捕捉全部痕跡，算法可以發現所有可疑。
專制權力人數雖少，電腦的能力卻比人強萬倍。專制權力擁有最強大的科技，以前專制者做不到的，今天的專制者能做到；以前反抗者能做到的，今天已經做不到。」
在極權統治下生活的人，不想得過且過，就不能不關注這種科技。所說的中國電子產品暗藏機關，是我們在日常始終籠罩的陰影，我相信權力會這樣做，資本也會做。
問：換句話說，你的描寫有些是現在進行式，有些則是未來可能的演變？
答：是，從現在的進行中推演未來方向和最終結果。
敘事虛實參半 增添作品張力
問：結合時事，創造虛實參半的想像世界，亦是你擅長的領域，似有所本，卻又未必必然的故事，例如對於H7N9家家禽流感的病毒及疫苗焦慮，就能創造此類寫實張力，你偏愛這款敘事方式嗎？
答：虛實參半的敘事方式的確是我所愛，實的部分能讓讀者認真對待，虛的部分能讓寫作自由馳騁，實約束虛，虛引導實，既容易講好故事，又方便昇華思想。
問：自古以來，帝國的崩毀都來自人的問題，都糾纏在首長與親信之間的矛盾與利用，《大典》對於政變及奪權的細節描寫，都帶有濃厚的古典記憶，只是更加傳奇了些，你認為這是人性的必然嗎？全面性的科技監控最後還是任由行家操縱玩弄？
答：首長與親信的矛盾與其說是人性必然，不如說是獨裁體制的必然。親信只是獨裁者的工具，不親也不信，伴君如伴虎，在末日將臨時便可能反擊。
有些看似很大的變局，往往只是起於親信保命的開端。當親信與獨裁者之間的信仰和利益都不再關聯，制約便只剩恐懼。恐懼源於一旦失敗遭到的懲罰，但只要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又何需恐懼？
無法掌握科技 極權敗在內部
現代專制的工具越來越依靠科技，獨裁者自己卻無法掌握科技，只能託付專家和下屬，而那些處於將科技與專制機器結合節點的人，便可能掌握百分之百成功的能力。《大典》描寫的老叔是這種人。專制機器有對內部人的制約，卻因專制者對新科技的懵懂，往往看不到哪些節點有何種威脅，甚至不知節點在何處，對來自內部的攻擊便無從設防。待亡羊補牢也是在羊已經亡了之後。而隨著新科技的發展，總會有新的亡羊跑在舊的補牢前。同時，正因為一旦被獨裁者發現亡羊就會補牢，決定了對其攻擊必須一招致命，反而不再有舊式權力鬥爭的周旋和漸進。
問：極權統治的興衰，多少都還印證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古諺，清帝國敗亡之後軍閥割據，在《大典》中亦有著天下大亂的預言，你怎麼看待中國的一黨專政？又怎麼期待民主化之後帶來的未來？
答：一黨專政如不進行自我轉型，最終一定以崩潰方式結束。那時是否有良性力量及時填補真空，力挽狂瀾，避免社會隨政權崩潰？
因為專制政權不允許它之外的任何力量生長，在目前中國看不到。而那時照搬代議民主，缺乏培育和訓練的漸進，會變成政客角逐、民粹盛行、撕裂社會的廣場，甚至因民族分裂、地方割據等引發內戰。民主轉型的前例，這些都屢見不鮮。
我提出「遞進自組織」的民主模式（見《權民一體論》，大塊文化2016年），一定程度也是為了避免這種災難。
編劇母親影響 寫作有電影感
問：你曾擔任電影編劇，小說的情節鋪排與章節，也都很有電影感，也加進了很多人性欲望的書寫，似乎就是朝好萊塢商業電影的模式來吸引讀者？
答：我母親當年在長春電影製片廠做編輯和編劇，是我與電影的早期淵源，也讓我的早期寫作與電影有了聯繫。後來因為電影不如寫小說那樣自由而放棄，但電影感仍有延續。我現在的日常生活，把看電影當作主要娛樂和休息。
《大典》中與性有關的內容，也許有些有加調料的作用，但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靠這個吸引讀者，是推進故事情節所需，同時小說用「夢造儀」象徵中共推動的「中國夢」造夢工程。握有「夢造儀」的警察劉剛代表權力（通過性）對普通人（伊好）的控制。李博的反抗則是要把造夢權力拿回到自己手中。
問：你愛看好萊塢電影？還是歐陸電影？有心儀的創作者或片型嗎？期待有人把你的小說拍成電影嗎？
答：好萊塢電影有的好看，爛片也多。歐陸電影藝術性高，敘事技巧和電影技術往往不如好萊塢，也有不少假深沉。我比較偏好政治、科幻、傳記或歷史類的電影。
小說拍電影當然是每個作者都期待的，只是我的小說市場本應在中國，卻不能在中國問世，拍電影更無法期待。
問：你在《黃禍》中提到的難民問題，沒在中國發生，卻在十多年後投射在敘利亞、阿富汗的動亂上，他們對歐洲社會與經濟造成的威脅，有如小說翻版，同樣也再度讓人看見了你驚人的預言能力，你如何培養出這種時潮的判準與詮釋？
答：不管是在哪裡，只要發生政權崩潰，便會出現難民。目前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難民規模，都跟《黃禍》沒法比。
政權崩潰，如果社會的文化結構尚完整，傳統的倫理道德、民間社會、調整人際關係的原則和方法還在，即使失去法律和警察，人們也能自行維繫秩序，給重建政權緩衝的時間。若是失去了文化結構，人與人的關係便將以爭鬥為主，導致動亂迅速放大，社會解體，即使能重新整合也相當漫長。
若是人口不多，有好的生態，無法同舟共濟的人至少各自有地可耕，有水捕魚或有林狩獵，民族和文明也許還能延續。然而今天中國既失去了支撐社會的文化結構，又失去了能在最後關頭承托社會的生態底座，唯一進行整體整合的政權一旦崩潰，整個中國就會落入碎片乃至粉末化的過程。
人類歷史數度發生的文明毀滅，沒有理由相信將來一定不會發生。對於我，真心地希望這種預見判斷，最後被證明是錯的。
from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culture/paper/1232377
1991年，陳水扁還是立法委員，正在立法院為拉法葉案大戰郝柏村，還沒想過要選台北市長，更別說選總統了。那一年，王力雄化名「保密」出版了小說《黃禍》，率先預告民進黨在總統大選中贏得52％的選票，入主總統府。
《黃禍》除了大膽宣稱福建省率先揭竿，要求共和國改成邦聯制，另外還預言了美中的核武大戰，導致中國難民流竄歐美，成為危害全球的「黃禍」。
2017年，王力雄出版最新小說《大典》，雖沒有點名習近平，卻預告著「主席」廢除了任期制，大權獨攬，行皇帝之實，偏偏在大典上有4隻電子蜂，向他射出了毒針，「…主席一把拉下了口罩，扭動著上身倒下…」王力雄不但早就洞悉了習近平將在2018年修憲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制的圖謀，更大膽預言，主席身旁的佞臣擔心失勢，乾脆暗殺叛變。
民進黨執政成真，主席稱帝也成真，黃禍雖未發生，戰亂引發的西亞難民潮，不也撼動了歐洲社會？至於超級敏感的親信政變，主席遇害的情節，再度讓王力雄的小說無法在中國出版，現居北京的王力雄以電郵方式接受採訪時透露，他的作品在中國都是禁書，「好在世上還有台灣，讓我們的寫作得到立足之地。」
我們好奇，中國當局對於他的小說，沒有意見嗎？不擔心刺殺主席及奪權的細節描寫引發聯想或學習效應嗎？「警方與一些特定物件打交道，是有專人長期接觸的，相互關係並非直接對立，可以交流。至於他們在後面怎樣商議決定，就不得而知了。」王力雄回信說。
想像結合時事 邏輯推演未來
問：《黃禍》時你即已預言台灣的政權交替，民進黨籍總統膺選，兩岸並爆發軍事戰爭，《大典》中更描述了主席廢除任期制的精準預言，很好奇，你如何完成這種帶有政治及社會動態預言的寫作？
答：我喜歡能發揮想像力的寫作，又希望寫作的基礎不脫離現實。因此，我寫政治幻想小說願意採用現實主義的開端，再按邏輯推演一步步走向未來，讓讀者把故事的發展不當作幻想，而是從今日的現實走入未來的現實，多一些對社會的認真思考，而非僅是無中生有和聳人聽聞的刺激。如果故事中有些「預言」後來出現在現實中，應該是故事邏輯與現實邏輯吻合的結果。
問：《黃禍》其實早在1991年就出版了，那時候，台灣民主進步黨才剛成立5年，距離正式取得政權更有9年之遙，你何以敢如此大膽預言民進黨的執政？同樣地，主席取消任期制也是2018年才確立的事，你又提早預告了這個發展，相信絕非巧合，而是你站在某個制高點，預見了時代浪潮，中國當局如何看待你預言的這些政經變化？
答：《黃禍》預言民進黨執政，有來自研究的判斷，也有直覺感應，還因為是我內心的期盼。
2000年時，我每天騎單車幾十里去北京郊區能收台灣電視的朋友家看台灣大選。投票日我帶劉曉波夫婦一塊去看，當時我們都是挺扁派，並非因為政見如何一致，而是把政黨輪替視為台灣民主的試金石，為民進黨上台乾杯。
至於預見中國憲法取消主席任期制，那不需要多少技術含量，趨勢已經相當明顯。
中國當局除了警察，從未與我有過其他聯繫，可說明如何看待我。
問：敏感的主席任期或者大典暗殺議題，確實聳動，也帶給很多人想像的空間，因此確也讓人擔心你的處境與安危，有因此產生困擾嗎？你如何面對中國的審查與維權措施？
中國列為禁書 好在還有台灣
答：出版前，因在友人中徵求意見，被當局得到了文本，曾要求我不要出版。我回答，足月嬰兒，做不到不出生。當然可以搞死大人，讓嬰兒胎死腹中，他們沒有那樣做，也許是想到書只能在中國境外出版，不會有多少中國人看，不值得動作。
所謂國家審查是針對作品而言，我和妻子唯色（編按：藏人作家）十幾年受到的封殺則是針對人的——我們的任何文字都不能在中國境內發表出版。好在世上還有台灣，讓我們的寫作得到立足之地。
我曾為出書收入總是被台灣政府扣掉20％尋找理由，因為從未享受台灣的公共服務與福利，後來想到是為出版自由的付稅，就頗感合理了。
問：《黃禍》和《大典》都提到了六四，是否就是你的書不能在中國出版的主因？你的旅行與人身自由有因此受限嗎？其他的政治批判是否也受到官員的關切？
答：1998年我在境外出版《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時，公開了我是《黃禍》作者（此前用化名），這些作品在中國都是禁書。2007年我在台灣出版的新疆問題著作《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大塊文化）被警方列為「暴恐讀物」。對我個人的全面封殺，始於2001年我寫公開信退出中國作家協會（抗議其要求作家成為黨的傀儡）後。我和唯色多年在「敏感時期」會被「上崗」限制自由。唯色回拉薩探望家人時，從抵達到離開始終有警察跟隨，她迄今從未得到過護照，未出過國。我在2015年前是偶爾不讓出國，2015年徹底禁止出境。
神奇「電子蜂」 新型暗殺機器
問：《大典》中對科技元素著墨甚多，「鞋聯網」前所未聞，「夢造儀」似有雷同的論述，「電子蜂」更是暗殺機器的更上層樓。至於「網格化」的監控措施，似乎亦是即將到來的社會控制情貌，你平日的科技涉獵為何？何以有這些發想？「鞋聯網」的想法似乎更加強化了世人對中國電子產品可能暗藏機關的印象？
答：我關注科技與早年的工科學歷有關，也是因為看到了科技對極權統治前所未有的助力。如我在大典後序中寫——「《大典》中的鞋聯網眼下尚屬幻想，現實中的技術卻無困難。電腦和互聯網時代把人類納入數字狀態，專制者便能利用數字技術實現以少制多。大數據可以捕捉全部痕跡，算法可以發現所有可疑。
專制權力人數雖少，電腦的能力卻比人強萬倍。專制權力擁有最強大的科技，以前專制者做不到的，今天的專制者能做到；以前反抗者能做到的，今天已經做不到。」
在極權統治下生活的人，不想得過且過，就不能不關注這種科技。所說的中國電子產品暗藏機關，是我們在日常始終籠罩的陰影，我相信權力會這樣做，資本也會做。
問：換句話說，你的描寫有些是現在進行式，有些則是未來可能的演變？
答：是，從現在的進行中推演未來方向和最終結果。
敘事虛實參半 增添作品張力
問：結合時事，創造虛實參半的想像世界，亦是你擅長的領域，似有所本，卻又未必必然的故事，例如對於H7N9家家禽流感的病毒及疫苗焦慮，就能創造此類寫實張力，你偏愛這款敘事方式嗎？
答：虛實參半的敘事方式的確是我所愛，實的部分能讓讀者認真對待，虛的部分能讓寫作自由馳騁，實約束虛，虛引導實，既容易講好故事，又方便昇華思想。
問：自古以來，帝國的崩毀都來自人的問題，都糾纏在首長與親信之間的矛盾與利用，《大典》對於政變及奪權的細節描寫，都帶有濃厚的古典記憶，只是更加傳奇了些，你認為這是人性的必然嗎？全面性的科技監控最後還是任由行家操縱玩弄？
答：首長與親信的矛盾與其說是人性必然，不如說是獨裁體制的必然。親信只是獨裁者的工具，不親也不信，伴君如伴虎，在末日將臨時便可能反擊。
有些看似很大的變局，往往只是起於親信保命的開端。當親信與獨裁者之間的信仰和利益都不再關聯，制約便只剩恐懼。恐懼源於一旦失敗遭到的懲罰，但只要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又何需恐懼？
無法掌握科技 極權敗在內部
現代專制的工具越來越依靠科技，獨裁者自己卻無法掌握科技，只能託付專家和下屬，而那些處於將科技與專制機器結合節點的人，便可能掌握百分之百成功的能力。《大典》描寫的老叔是這種人。專制機器有對內部人的制約，卻因專制者對新科技的懵懂，往往看不到哪些節點有何種威脅，甚至不知節點在何處，對來自內部的攻擊便無從設防。待亡羊補牢也是在羊已經亡了之後。而隨著新科技的發展，總會有新的亡羊跑在舊的補牢前。同時，正因為一旦被獨裁者發現亡羊就會補牢，決定了對其攻擊必須一招致命，反而不再有舊式權力鬥爭的周旋和漸進。
問：極權統治的興衰，多少都還印證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古諺，清帝國敗亡之後軍閥割據，在《大典》中亦有著天下大亂的預言，你怎麼看待中國的一黨專政？又怎麼期待民主化之後帶來的未來？
答：一黨專政如不進行自我轉型，最終一定以崩潰方式結束。那時是否有良性力量及時填補真空，力挽狂瀾，避免社會隨政權崩潰？
因為專制政權不允許它之外的任何力量生長，在目前中國看不到。而那時照搬代議民主，缺乏培育和訓練的漸進，會變成政客角逐、民粹盛行、撕裂社會的廣場，甚至因民族分裂、地方割據等引發內戰。民主轉型的前例，這些都屢見不鮮。
我提出「遞進自組織」的民主模式（見《權民一體論》，大塊文化2016年），一定程度也是為了避免這種災難。
編劇母親影響 寫作有電影感
問：你曾擔任電影編劇，小說的情節鋪排與章節，也都很有電影感，也加進了很多人性欲望的書寫，似乎就是朝好萊塢商業電影的模式來吸引讀者？
答：我母親當年在長春電影製片廠做編輯和編劇，是我與電影的早期淵源，也讓我的早期寫作與電影有了聯繫。後來因為電影不如寫小說那樣自由而放棄，但電影感仍有延續。我現在的日常生活，把看電影當作主要娛樂和休息。
《大典》中與性有關的內容，也許有些有加調料的作用，但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靠這個吸引讀者，是推進故事情節所需，同時小說用「夢造儀」象徵中共推動的「中國夢」造夢工程。握有「夢造儀」的警察劉剛代表權力（通過性）對普通人（伊好）的控制。李博的反抗則是要把造夢權力拿回到自己手中。
問：你愛看好萊塢電影？還是歐陸電影？有心儀的創作者或片型嗎？期待有人把你的小說拍成電影嗎？
答：好萊塢電影有的好看，爛片也多。歐陸電影藝術性高，敘事技巧和電影技術往往不如好萊塢，也有不少假深沉。我比較偏好政治、科幻、傳記或歷史類的電影。
小說拍電影當然是每個作者都期待的，只是我的小說市場本應在中國，卻不能在中國問世，拍電影更無法期待。
問：你在《黃禍》中提到的難民問題，沒在中國發生，卻在十多年後投射在敘利亞、阿富汗的動亂上，他們對歐洲社會與經濟造成的威脅，有如小說翻版，同樣也再度讓人看見了你驚人的預言能力，你如何培養出這種時潮的判準與詮釋？
答：不管是在哪裡，只要發生政權崩潰，便會出現難民。目前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難民規模，都跟《黃禍》沒法比。
政權崩潰，如果社會的文化結構尚完整，傳統的倫理道德、民間社會、調整人際關係的原則和方法還在，即使失去法律和警察，人們也能自行維繫秩序，給重建政權緩衝的時間。若是失去了文化結構，人與人的關係便將以爭鬥為主，導致動亂迅速放大，社會解體，即使能重新整合也相當漫長。
若是人口不多，有好的生態，無法同舟共濟的人至少各自有地可耕，有水捕魚或有林狩獵，民族和文明也許還能延續。然而今天中國既失去了支撐社會的文化結構，又失去了能在最後關頭承托社會的生態底座，唯一進行整體整合的政權一旦崩潰，整個中國就會落入碎片乃至粉末化的過程。
人類歷史數度發生的文明毀滅，沒有理由相信將來一定不會發生。對於我，真心地希望這種預見判斷，最後被證明是錯的。
from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culture/paper/1232377
Tuesday, 24 July 2018
王力雄：僧团领袖的逆向淘汰
中共在邓小平时代重新开放宗教，但中共领导人从未承认宗教自身的价值。当年江泽民在与克林顿电视对话时曾这样说藏传佛教：“我去年访美的时候，也包括到欧洲的一些国家，我发现许多人教育水平很高，知识水平都很高，可是他们还是很相信喇嘛教的教义。这一点，我把这当作一个问题来研究，Why？为什么？”他的意思很明显，教育水平、知识水平高信仰藏传佛教就不正常，就需要问为什么，看得出他内心对藏传佛教的蔑视。中共之所以容忍藏传佛教，是出于利用目的，但必须进行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控制僧侣，尤其是控制僧团领袖。
中共政权对僧团领袖的控制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不让僧团领袖成为民众领袖。迷信层面的摩顶打卦，念经开光一类活动可以自由，但如深入社区，对民众讲经传法，以佛法指导和规范民众行为，成为当地民众的精神导师，则会深受政权猜忌，遭到严格限制。一些威望崇高的宗教领袖或高僧大德，甚至连行动自由都受限制。对僧团领袖举办社区公益事业，建立孤儿学校、养老院等，政权也严加限制，正是担心僧团领袖由此获得当地民众的感激与拥戴，一旦僧团领袖同时兼有精神领袖与社区领袖双重身份，更容易对政权形成挑战。
二是对现存僧团领袖“逆向淘汰”。凡是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充当政权工具的僧团领袖遭到打压整肃，甚至判刑，借以警示其他僧侣；对保持沉默，不惹麻烦，传统地位比较高的僧团领袖当作“统战对象”，给一定甜头，同时大棒始终举在头顶；而对私利至上，善于投机，放弃宗教原则，甘当工具的僧团领袖则给予各种好处，塞进人大、政协甚至政府任职，对其活动开放绿灯，提供资源，让其成为吸引其他僧团领袖的样板。
三是政权把持僧团领袖的选任。无论是“活佛”还是寺庙负责人都须经政权批准，甚至由政权直接遴选。这种相当于世俗权力中要害的人事权，一方面造成藏传佛教界对当局的依附，另一方面假以时日逐步替换去世的僧团领袖，最终使藏传佛教的僧团领袖都成为政权附庸。僧团领袖还会分批被送到汉地官办佛学院进行意识形态洗脑，藏传佛教自身的教育系统则会遭到政权百般封杀。
目前对藏传佛教的僧团领袖，本该有的佛教内部制约基本丧失，来自政权的制约却无所不在。政权制约使僧团领袖远离佛法。虽然理论上有宗教戒律，但是佛法威力及犯戒业报全在于当事人信或不信。共产党按其世俗标准挑选和培养的僧团领袖对佛法又能有多少虔诚和纯正？而佛教的“方便圆通”既是迷人之处，也非常容易变成堕落僧侣掩盖私欲的狡辩。
所以，看似重新开放了宗教的今日中共对佛教破坏不比毛泽东时代少。毛时代彻底灭佛。历史上西藏也有过灭佛年代，但佛教总是延续，因为宗教是在信徒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灭。今日却是僧侣阶层整体堕落，则更为致命。当僧侣不再成为信众与佛法的桥梁，信众与佛法就相互分离。信众只能沉溺迷信，并失去对佛法的信心。今日僧侣堕落的根源不在僧侣，但佛教从根基被毁只能因为僧侣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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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32583
中共政权对僧团领袖的控制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不让僧团领袖成为民众领袖。迷信层面的摩顶打卦，念经开光一类活动可以自由，但如深入社区，对民众讲经传法，以佛法指导和规范民众行为，成为当地民众的精神导师，则会深受政权猜忌，遭到严格限制。一些威望崇高的宗教领袖或高僧大德，甚至连行动自由都受限制。对僧团领袖举办社区公益事业，建立孤儿学校、养老院等，政权也严加限制，正是担心僧团领袖由此获得当地民众的感激与拥戴，一旦僧团领袖同时兼有精神领袖与社区领袖双重身份，更容易对政权形成挑战。
二是对现存僧团领袖“逆向淘汰”。凡是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充当政权工具的僧团领袖遭到打压整肃，甚至判刑，借以警示其他僧侣；对保持沉默，不惹麻烦，传统地位比较高的僧团领袖当作“统战对象”，给一定甜头，同时大棒始终举在头顶；而对私利至上，善于投机，放弃宗教原则，甘当工具的僧团领袖则给予各种好处，塞进人大、政协甚至政府任职，对其活动开放绿灯，提供资源，让其成为吸引其他僧团领袖的样板。
三是政权把持僧团领袖的选任。无论是“活佛”还是寺庙负责人都须经政权批准，甚至由政权直接遴选。这种相当于世俗权力中要害的人事权，一方面造成藏传佛教界对当局的依附，另一方面假以时日逐步替换去世的僧团领袖，最终使藏传佛教的僧团领袖都成为政权附庸。僧团领袖还会分批被送到汉地官办佛学院进行意识形态洗脑，藏传佛教自身的教育系统则会遭到政权百般封杀。
目前对藏传佛教的僧团领袖，本该有的佛教内部制约基本丧失，来自政权的制约却无所不在。政权制约使僧团领袖远离佛法。虽然理论上有宗教戒律，但是佛法威力及犯戒业报全在于当事人信或不信。共产党按其世俗标准挑选和培养的僧团领袖对佛法又能有多少虔诚和纯正？而佛教的“方便圆通”既是迷人之处，也非常容易变成堕落僧侣掩盖私欲的狡辩。
所以，看似重新开放了宗教的今日中共对佛教破坏不比毛泽东时代少。毛时代彻底灭佛。历史上西藏也有过灭佛年代，但佛教总是延续，因为宗教是在信徒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灭。今日却是僧侣阶层整体堕落，则更为致命。当僧侣不再成为信众与佛法的桥梁，信众与佛法就相互分离。信众只能沉溺迷信，并失去对佛法的信心。今日僧侣堕落的根源不在僧侣，但佛教从根基被毁只能因为僧侣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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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1 February 2018
【小说反党】王力雄：内乱；陈冠中：外宣
相关阅读：陈冠中政治小说《马可波罗》（全文）
王力雄：个别环节导致整体的崩坍
曾出版《黄祸》、《天葬：西藏的命运》等作品的中国作家王力雄在新出版的小说《大典》中，探讨了中国极权体制的终结。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罗四鸰对他的访谈《王力雄：“天网”之下，还有革命的可能吗？》，摘录如下——
在一个依靠“天网”等高科技手段建立起严密监控系统的国家，革命是否还有可能？中国作家王力雄试图用新作《大典》来回答这个问题：小说的背景与当下中国非常相似，整个国家利用鞋子里的跟踪系统对所有的人进行了监控。然而，一个想自保的官僚、一个有野心的商人、一个边疆小警察、一个政治上白痴的技术人员，便让这样一个严密的科技极权体制土崩瓦解。
问：你想表达什么观点？
答：我想表达的东西有很多方面，但说起来又很简单。人们通常会认为当下由科技支撑的极权统治，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密，任何异己都没有生长空间。是不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极权统治便没有了变化的可能，从此只能按照极权的逻辑发展？我认为不会的，有时极权体制内的一个很个别的环节，都有可能导致整体的崩坍。
问：可是我看完小说觉得悲观，而且我觉得你的小说也悲观。一个小环节导致整体的崩坍，这似乎是一个概率很小的事情。你自己相信这种可能性吗？
答：概率其实并不小。看这几年中国的政坛，从周永康到令计划，到郭伯雄和孙政才，虽然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政变活动，但我相信是在进行权力斗争，是要打破既定秩序，重新洗牌。一个极权体制在这么短的时间出现了这么多的内部斗争，怎么能说概率很小呢，相当大啊！那些看似偶然的事实际上也是必然。当然具体如何发生不会跟我在小说里写的一样，但类似的可能遍布极权机器内部。极权机器的零件、节点，都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按照自身的利益行事。虽然他们不过是细小的零件，但是对于依靠科技支撑的大型权力机器，哪怕在很小的节点发生变化，也会发生很大作用，甚至导致根本的变化。所以我相信有这种可能。
问：小说很容易让人想起当下的中国，很多事情和细节似曾相识。你是在试图对当下现实做出判断吗？
答：小说是从现实取材，我希望至少开端部分像现实主义小说，用大家都熟悉的元素来结构和推演。我不希望被认为是在写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而是让人感觉面对的就是触手可及的现实，然后去思考当下这个靠科技支撑的极权——我称为科技极权——会不会地久天长呢？
科技极权以前的时代还存在革命的可能性。比如毛泽东当年找一个井冈山，就可以置身政权控制之外发展壮大；不行了再跑到陕北建一个根据地。现在这种可能性完全没有了。仅一个货币电子化、数据化，就决定了不可能做任何有规模的组织活动，从筹款到购买了什么物资到给了什么人钱都会被详细记录，然后由各种算法从中发现异常去进一步审查，铲除于萌芽。所以在这个时代，想从权力机器之外去推动革命，用造反起义的方式革命，已经基本不可能了。
问：在您看来，如今不太可能有机会革命了吗？
答：当局现在的做法是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别说革命了，连不稳定都不行，甚至是只要它认为会萌芽都要铲除。像在新疆实行的“露头便打”，后来变成“不露头也要打”，再后来又提升为“要追着打”。这种“不露头”的东西是什么呢？就由他自己去判断了。这就很可怕了！而且还要追着打，置于死地。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管控下，不可能形成权力体制外其他力量，除了最大的组织——政权，其他的都是散沙，不可能有任何抗衡。
在这种情况下，变化还有什么可能呢？在我看来，在阿拉伯世界、在东欧，他们的社会还有其他很多力量，比如说宗教的力量、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外国势力的力量等等，他们会起到一些组织作用，能够让民众在同一时间举行大规模抗议并坚持下去，导致政府垮台。但在中国很难。这让人感到迷茫。对于这个问题，我就想用小说去设想一下，可能性有没有，在哪里？我的目光投向了政权内部，我认为变化会从政权内部发生。
陈冠中：“再魅中国” 大外宣
畅销政治寓言小说《盛世》的作者、香港作家陈冠中出版最新小说《马可波罗》。香港《明周文化》发表访谈《“再魅”的大中国时代 与陈冠中对谈〈马可波罗〉》：
明：在你笔下的中国，彷彿就是一个掌握了话语权的大中国时代。你觉得当下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大中国主义吗？当下的情绪，与过去中国其他盛世又有什麽不同？在这种处境下，香港又可以怎样自处？
陈：这个问题很大，我先做个迂迴的综述吧。16年9月我在城市大学讲过「中国四论」：一国际：中国是一个嵌入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内的修正主义的准超级大国；二国体：中国是一个继承了帝国疆土、唤醒了天朝想像的多民族的汉族主导的现代主权国家；三政体：中国是一个党主（非民主）官本位的后全能的单一制集权专制，其执政党内的寡头统治屡屡滑向凯撒式核心强人独裁；四经济：中国是一个政策向国企以至权贵利益集团倾斜的发展主义式统合主义的溷合经济体。
中国历代天朝，对周边从来用的都是羁縻之术，这是一大套胡萝卜加大棒、审时度势的综合拳，招数选项的运使，要看对手的实力、意志、外交技巧和内部政治是否有机可乘。
明：在小说中你提出了「再魅中国」这概念，你认为所谓的「魅」到底是什麽？而这是「再魅」，那之前的魅，又发生在何时？上一次的「去魅」，又发生在何时？
陈：马可波罗、耶稣会教士以至早期启蒙时期文人曾经替东方这个重大文明体在西人眼中添加魅力，但十九世纪和上世纪欧语文献却出现大量负面或带有偏见的描述，世人态度逆转。文革时期少数西方毛左又对中国有过乌托邦式添魅，但文革后也就除魅了。国家的对外宣传一般都是替自己添魅，只不过现在的力度强多了，可以说当前的「大外宣」是在努力再魅中国。（魅是个源自欧洲的现代理念，英文是enchantment。）
明：在小说中，一羣汉学家听课，当中有习近平思想、一带一路，以及各式「新时代」的新思想。你觉得在小说中，这些内容提供了怎样的信息？对许多香港读者来说，这些内容似乎都是空白的符号，也无从了解其意义。你对这些内容有什麽理解？
陈：对，是会有香港读者甚至大陆读者不明所指的，但对另一些读者来说，这些符号耳熟能详，譬如有一句说去「海里南院北院的给国家领导人讲课」，「海」是指中南海就是南院，国务院所在是北院，加上给领导人讲课，给了提示，但不懂的还是不会懂。小说往往只能如此。
明：叙事者在香港出生，爱尔兰人，剑桥毕业，曾为《环球时报》当文字编辑，但又要强调为英文版的。这些背景与经历，似乎都指向一种形象，不是根正苗红的，却因为多元的背景而对当权者有利用价值，你这种设定是否有特定原因？
陈：替中国做大外宣的外国人，背景多元，与根正苗红无关，至多是有点向往中国，或有点外国左翼背景。这只是对现实的描述而已。
附：
“小说反党”相关历史背景
反党小说《刘志丹》案，是1962年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场政治案件。因种种原因，一本由中国已故革命家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所著的小说《刘志丹》，被诬指为反党小说。毛泽东批示： “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大量中共干部因而牵涉在内，该事件前后共株连迫害万人。该案亦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习近平的父亲、曾担任陕北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审阅过小说稿，经过专案委员会审查后，习仲勋、贾拓夫及刘景范被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习仲勋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下放关押。
（摘自维基百科：反党小说《刘志丹》案）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2/%e3%80%90%e5%b0%8f%e8%af%b4%e5%8f%8d%e5%85%9a%e3%80%91%e7%8e%8b%e5%8a%9b%e9%9b%84%ef%bc%9a%e5%86%85%e4%b9%b1%ef%bc%9b%e9%99%88%e5%86%a0%e4%b8%ad%ef%bc%9a%e5%a4%96%e5%ae%a3/
王力雄：个别环节导致整体的崩坍
曾出版《黄祸》、《天葬：西藏的命运》等作品的中国作家王力雄在新出版的小说《大典》中，探讨了中国极权体制的终结。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罗四鸰对他的访谈《王力雄：“天网”之下，还有革命的可能吗？》，摘录如下——
在一个依靠“天网”等高科技手段建立起严密监控系统的国家，革命是否还有可能？中国作家王力雄试图用新作《大典》来回答这个问题：小说的背景与当下中国非常相似，整个国家利用鞋子里的跟踪系统对所有的人进行了监控。然而，一个想自保的官僚、一个有野心的商人、一个边疆小警察、一个政治上白痴的技术人员，便让这样一个严密的科技极权体制土崩瓦解。
问：你想表达什么观点？
答：我想表达的东西有很多方面，但说起来又很简单。人们通常会认为当下由科技支撑的极权统治，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密，任何异己都没有生长空间。是不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极权统治便没有了变化的可能，从此只能按照极权的逻辑发展？我认为不会的，有时极权体制内的一个很个别的环节，都有可能导致整体的崩坍。
问：可是我看完小说觉得悲观，而且我觉得你的小说也悲观。一个小环节导致整体的崩坍，这似乎是一个概率很小的事情。你自己相信这种可能性吗？
答：概率其实并不小。看这几年中国的政坛，从周永康到令计划，到郭伯雄和孙政才，虽然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政变活动，但我相信是在进行权力斗争，是要打破既定秩序，重新洗牌。一个极权体制在这么短的时间出现了这么多的内部斗争，怎么能说概率很小呢，相当大啊！那些看似偶然的事实际上也是必然。当然具体如何发生不会跟我在小说里写的一样，但类似的可能遍布极权机器内部。极权机器的零件、节点，都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按照自身的利益行事。虽然他们不过是细小的零件，但是对于依靠科技支撑的大型权力机器，哪怕在很小的节点发生变化，也会发生很大作用，甚至导致根本的变化。所以我相信有这种可能。
问：小说很容易让人想起当下的中国，很多事情和细节似曾相识。你是在试图对当下现实做出判断吗？
答：小说是从现实取材，我希望至少开端部分像现实主义小说，用大家都熟悉的元素来结构和推演。我不希望被认为是在写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而是让人感觉面对的就是触手可及的现实，然后去思考当下这个靠科技支撑的极权——我称为科技极权——会不会地久天长呢？
科技极权以前的时代还存在革命的可能性。比如毛泽东当年找一个井冈山，就可以置身政权控制之外发展壮大；不行了再跑到陕北建一个根据地。现在这种可能性完全没有了。仅一个货币电子化、数据化，就决定了不可能做任何有规模的组织活动，从筹款到购买了什么物资到给了什么人钱都会被详细记录，然后由各种算法从中发现异常去进一步审查，铲除于萌芽。所以在这个时代，想从权力机器之外去推动革命，用造反起义的方式革命，已经基本不可能了。
问：在您看来，如今不太可能有机会革命了吗？
答：当局现在的做法是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别说革命了，连不稳定都不行，甚至是只要它认为会萌芽都要铲除。像在新疆实行的“露头便打”，后来变成“不露头也要打”，再后来又提升为“要追着打”。这种“不露头”的东西是什么呢？就由他自己去判断了。这就很可怕了！而且还要追着打，置于死地。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管控下，不可能形成权力体制外其他力量，除了最大的组织——政权，其他的都是散沙，不可能有任何抗衡。
在这种情况下，变化还有什么可能呢？在我看来，在阿拉伯世界、在东欧，他们的社会还有其他很多力量，比如说宗教的力量、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外国势力的力量等等，他们会起到一些组织作用，能够让民众在同一时间举行大规模抗议并坚持下去，导致政府垮台。但在中国很难。这让人感到迷茫。对于这个问题，我就想用小说去设想一下，可能性有没有，在哪里？我的目光投向了政权内部，我认为变化会从政权内部发生。
陈冠中：“再魅中国” 大外宣
畅销政治寓言小说《盛世》的作者、香港作家陈冠中出版最新小说《马可波罗》。香港《明周文化》发表访谈《“再魅”的大中国时代 与陈冠中对谈〈马可波罗〉》：
明：在你笔下的中国，彷彿就是一个掌握了话语权的大中国时代。你觉得当下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大中国主义吗？当下的情绪，与过去中国其他盛世又有什麽不同？在这种处境下，香港又可以怎样自处？
陈：这个问题很大，我先做个迂迴的综述吧。16年9月我在城市大学讲过「中国四论」：一国际：中国是一个嵌入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内的修正主义的准超级大国；二国体：中国是一个继承了帝国疆土、唤醒了天朝想像的多民族的汉族主导的现代主权国家；三政体：中国是一个党主（非民主）官本位的后全能的单一制集权专制，其执政党内的寡头统治屡屡滑向凯撒式核心强人独裁；四经济：中国是一个政策向国企以至权贵利益集团倾斜的发展主义式统合主义的溷合经济体。
中国历代天朝，对周边从来用的都是羁縻之术，这是一大套胡萝卜加大棒、审时度势的综合拳，招数选项的运使，要看对手的实力、意志、外交技巧和内部政治是否有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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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马可波罗、耶稣会教士以至早期启蒙时期文人曾经替东方这个重大文明体在西人眼中添加魅力，但十九世纪和上世纪欧语文献却出现大量负面或带有偏见的描述，世人态度逆转。文革时期少数西方毛左又对中国有过乌托邦式添魅，但文革后也就除魅了。国家的对外宣传一般都是替自己添魅，只不过现在的力度强多了，可以说当前的「大外宣」是在努力再魅中国。（魅是个源自欧洲的现代理念，英文是encha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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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对，是会有香港读者甚至大陆读者不明所指的，但对另一些读者来说，这些符号耳熟能详，譬如有一句说去「海里南院北院的给国家领导人讲课」，「海」是指中南海就是南院，国务院所在是北院，加上给领导人讲课，给了提示，但不懂的还是不会懂。小说往往只能如此。
明：叙事者在香港出生，爱尔兰人，剑桥毕业，曾为《环球时报》当文字编辑，但又要强调为英文版的。这些背景与经历，似乎都指向一种形象，不是根正苗红的，却因为多元的背景而对当权者有利用价值，你这种设定是否有特定原因？
陈：替中国做大外宣的外国人，背景多元，与根正苗红无关，至多是有点向往中国，或有点外国左翼背景。这只是对现实的描述而已。
附：
“小说反党”相关历史背景
反党小说《刘志丹》案，是1962年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场政治案件。因种种原因，一本由中国已故革命家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所著的小说《刘志丹》，被诬指为反党小说。毛泽东批示： “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大量中共干部因而牵涉在内，该事件前后共株连迫害万人。该案亦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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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维基百科：反党小说《刘志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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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31 January 2018
王力雄：“天网”之下，还有革命的可能吗？
在一个依靠“天网”等高科技手段建立起严密监控系统的国家，革命是否还有可能？中国作家王力雄试图用新作《大典》来回答这个问题：小说的背景与当下中国非常相似，整个国家利用鞋子里的跟踪系统对所有的人进行了监控。然而，一个想自保的官僚、一个有野心的商人、一个边疆小警察、一个政治上白痴的技术人员，便让这样一个严密的科技极权体制土崩瓦解。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小说家，王力雄一直将自己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思考写进小说中。1991年，他的第一部政治寓言小说《黄祸》在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该小说以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的中国为故事的开端，描绘了不久之后的中国将陷于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与生态等等危机，最后导致大崩溃，中国人大规模向外逃难，形成“黄祸”。26年后，他从当下中国现实出发，再次用小说勾勒出自己对当下中国政治的新思考。
王力雄，中国独立作家、民间环保人士和民族问题专家。1976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作。1980年脱离体制，独立写作。1994年，王力雄与与梁从诫、杨东平、梁晓燕等人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此后策划和亲自参与数个长期项目（2003年，因政府方面的命令，时任自然之友理事的王力雄被该机构除名）。1995年至1998年，在十次深入西自治区藏和各省藏区后，写作《天葬：西藏的命运》；此后四次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见面交流，2002年出版《与达赖喇嘛》对话。1999年，王力雄开始调查和研究新疆问题。同年1月底，被新疆安全厅以涉嫌窃取国家机密为由逮捕，关押42天后释放。王力雄以此经历写成《新疆追记》一文，在网上公开发表。2007年，在台湾出版《我的西域，你的东土》。此外，王力雄还出版有《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2006年）等政治著作。2004年与藏族女作家唯色结婚，现定居于北京。
2017年12月，王力雄最新政治寓言小说《大典》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近日，王力雄在北京家中通过Skype和邮件接受了采访。
问：《大典》大概写于什么时候？是一个政治寓言小说还是政治预言小说？
答：我大概在2015年底有了这个想法，16年开始写的，写了将近两年。这部小说我当成它（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不是在对未来做一个算命式的预言，而是讲一个故事，借助故事表达一些想法。当然，我的故事不像《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那种神话，故事的开端有意让读者感觉如同是现实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在这种现实基础上一步一步推演后面的想象。
问：你想表达什么观点？
答：我想表达的东西有很多方面，但说起来又很简单。人们通常会认为当下由科技支撑的极权统治，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密，任何异己都没有生长空间。是不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极权统治便没有了变化的可能，从此只能按照极权的逻辑发展？我认为不会的，有时极权体制内的一个很个别的环节，都有可能导致整体的崩坍。
问：可是我看完小说觉得悲观，而且我觉得你的小说也悲观。一个小环节导致整体的崩坍，这似乎是一个概率很小的事情。你自己相信这种可能性吗？
答：概率其实并不小。看这几年中国的政坛，从周永康到令计划，到郭伯雄和孙政才，虽然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政变活动，但我相信是在进行权力斗争，是要打破既定秩序，重新洗牌。一个极权体制在这么短的时间出现了这么多的内部斗争，怎么能说概率很小呢，相当大啊！那些看似偶然的事实际上也是必然。当然具体如何发生不会跟我在小说里写的一样，但类似的可能遍布极权机器内部。极权机器的零件、节点，都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按照自身的利益行事。虽然他们不过是细小的零件，但是对于依靠科技支撑的大型权力机器，哪怕在很小的节点发生变化，也会发生很大作用，甚至导致根本的变化。所以我相信有这种可能。
问：小说很容易让人想起当下的中国，很多事情和细节似曾相识。你是在试图对当下现实做出判断吗？
答：小说是从现实取材，我希望至少开端部分像现实主义小说，用大家都熟悉的元素来结构和推演。我不希望被认为是在写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而是让人感觉面对的就是触手可及的现实，然后去思考当下这个靠科技支撑的极权——我称为科技极权——会不会地久天长呢？
科技极权以前的时代还存在革命的可能性。比如毛泽东当年找一个井冈山，就可以置身政权控制之外发展壮大；不行了再跑到陕北建一个根据地。现在这种可能性完全没有了。仅一个货币电子化、数据化，就决定了不可能做任何有规模的组织活动，从筹款到购买了什么物资到给了什么人钱都会被详细记录，然后由各种算法从中发现异常去进一步审查，铲除于萌芽。所以在这个时代，想从权力机器之外去推动革命，用造反起义的方式革命，已经基本不可能了。
问：在您看来，如今不太可能有机会革命了吗？
答：当局现在的做法是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别说革命了，连不稳定都不行，甚至是只要它认为会萌芽都要铲除。像在新疆实行的“露头便打”，后来变成“不露头也要打”，再后来又提升为“要追着打”。这种“不露头”的东西是什么呢？就由他自己去判断了。这就很可怕了！而且还要追着打，置于死地。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管控下，不可能形成权力体制外其他力量，除了最大的组织——政权，其他的都是散沙，不可能有任何抗衡。
在这种情况下，变化还有什么可能呢？在我看来，在阿拉伯世界、在东欧，他们的社会还有其他很多力量，比如说宗教的力量、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外国势力的力量等等，他们会起到一些组织作用，能够让民众在同一时间举行大规模抗议并坚持下去，导致政府垮台。但在中国很难。这让人感到迷茫。对于这个问题，我就想用小说去设想一下，可能性有没有，在哪里？我的目光投向了政权内部，我认为变化会从政权内部发生。
问：小说中导致极权统治从内部崩溃的官僚老叔让我想起了郭文贵，郭文贵有没有可能是你所说的那种引发内部发生革命的小节点？
答：郭文贵也许更像老叔的线人赵归，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点端倪。郭的爆料很可能大部分是假的，听的人却大都相信，原因正在于郭是政权内部人。他只用了网络科技中最简单的社交媒体，便能以一人抵一国。原本国人还把党与腐败分开——不是党坏，只是腐败者坏，党是反腐的。郭却告诉人们，反腐的最高领导者是最大盗国贼，所有反腐都是权斗和争利，让真刀实枪惩治了千万贪官的习王反腐几天功夫就被踩进粪坑。传统手段要达到同样效果，须经月积年累地编造谎言，封锁真相，篡改历史，抹除记忆才能做到，在互联网时代却只需一人之口和微乎其微的成本，便使人们把中共与腐败视为一体，彻底丧失了信任。这种后果不一定立刻显示，但一定是深远的。
问：您的第一部政治寓言小说《黄祸》1991年出版，时隔26年后，你出版另一部政治寓言小说《大典》。你认为《黄祸》中的描写还适合当下的中国吗？
答：《黄祸》是1988年开始写，观察完“89天安门运动”后接着写，1991年出版。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我一直认为《黄祸》是一种可能，直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同时我也有另一种乐观的期待，就是我前几年一直在写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转世》——《黄祸》的姊妹篇，已经写完初稿，大约五十万字。《黄祸》写中国怎么被危机毁灭，《转世》则是写中国怎么走出危机。
我从2005年开始构思《转世》，2010年正式写作，2014年停了下来。因为现实的变化脱离了已写的小说开端，便如房子盖好后发现房基错位一样不能交工。在停下来观察的阶段，我一直在想如何破局的问题，《大典》所写的的是一种破局方式。然而《大典》只是中间阶段，破局之后的中国还有两种未来——不是《转世》，就是《黄祸》。到此是《转世》还是《黄祸》，仍是未定之数。
问：这26年，你觉得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总体上这26年走向民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当然也要分角度，政治是比以前收紧，甚至不如八十年代；但社会自由化的程度还是提高很多。现在当局在试图收紧社会自由，我认为是退不回去的。这26年社会一步一步的自由化没有断过。不是当局有意识开放的，而是随着市场经济、民众意识的发展形成的，是因为政府要卸包袱，从一切都管的全能时代到让人们自己管自己，社会空间必然扩大，社会观念也随着开放跟随世界潮流。
问：社会空间的扩大与科技的发展也分不开。你怎么看科技这把双刃剑？
答：眼下看，科技更有利于极权。例如民众可以用互联网沟通信息，但极权有各种监控和封杀。权力集团掌握最强大的设备和最先进的科技，以及人员、经费，可以用大数据、天网监控等把社会看得死死。未来如何突破这种科技极权呢？《大典》里的老叔可以利用科技从内部颠覆权力集团，却不会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总体上还是换汤不换药。即便转型为代议制民主，当权者在新的科技手段帮助下也能通过煽动民粹思想和民族主义情绪，或是调动消费主义贪婪和狂热，变成俄罗斯的普京或美国的川普。当今世界诸多的民主倒退，其实都是在代议制中操控民众、煽动情绪的结果，是一种新的专制形式。所以未来的希望不能寄托于他们，而是取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能否用科技对抗科技极权，用新的科技手段组织起来，形成科技民主，这是战胜科技极权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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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小说家，王力雄一直将自己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思考写进小说中。1991年，他的第一部政治寓言小说《黄祸》在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该小说以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的中国为故事的开端，描绘了不久之后的中国将陷于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与生态等等危机，最后导致大崩溃，中国人大规模向外逃难，形成“黄祸”。26年后，他从当下中国现实出发，再次用小说勾勒出自己对当下中国政治的新思考。
王力雄，中国独立作家、民间环保人士和民族问题专家。1976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作。1980年脱离体制，独立写作。1994年，王力雄与与梁从诫、杨东平、梁晓燕等人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此后策划和亲自参与数个长期项目（2003年，因政府方面的命令，时任自然之友理事的王力雄被该机构除名）。1995年至1998年，在十次深入西自治区藏和各省藏区后，写作《天葬：西藏的命运》；此后四次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见面交流，2002年出版《与达赖喇嘛》对话。1999年，王力雄开始调查和研究新疆问题。同年1月底，被新疆安全厅以涉嫌窃取国家机密为由逮捕，关押42天后释放。王力雄以此经历写成《新疆追记》一文，在网上公开发表。2007年，在台湾出版《我的西域，你的东土》。此外，王力雄还出版有《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2006年）等政治著作。2004年与藏族女作家唯色结婚，现定居于北京。
2017年12月，王力雄最新政治寓言小说《大典》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近日，王力雄在北京家中通过Skype和邮件接受了采访。
问：《大典》大概写于什么时候？是一个政治寓言小说还是政治预言小说？
答：我大概在2015年底有了这个想法，16年开始写的，写了将近两年。这部小说我当成它（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不是在对未来做一个算命式的预言，而是讲一个故事，借助故事表达一些想法。当然，我的故事不像《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那种神话，故事的开端有意让读者感觉如同是现实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在这种现实基础上一步一步推演后面的想象。
问：你想表达什么观点？
答：我想表达的东西有很多方面，但说起来又很简单。人们通常会认为当下由科技支撑的极权统治，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密，任何异己都没有生长空间。是不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极权统治便没有了变化的可能，从此只能按照极权的逻辑发展？我认为不会的，有时极权体制内的一个很个别的环节，都有可能导致整体的崩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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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概率其实并不小。看这几年中国的政坛，从周永康到令计划，到郭伯雄和孙政才，虽然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政变活动，但我相信是在进行权力斗争，是要打破既定秩序，重新洗牌。一个极权体制在这么短的时间出现了这么多的内部斗争，怎么能说概率很小呢，相当大啊！那些看似偶然的事实际上也是必然。当然具体如何发生不会跟我在小说里写的一样，但类似的可能遍布极权机器内部。极权机器的零件、节点，都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按照自身的利益行事。虽然他们不过是细小的零件，但是对于依靠科技支撑的大型权力机器，哪怕在很小的节点发生变化，也会发生很大作用，甚至导致根本的变化。所以我相信有这种可能。
问：小说很容易让人想起当下的中国，很多事情和细节似曾相识。你是在试图对当下现实做出判断吗？
答：小说是从现实取材，我希望至少开端部分像现实主义小说，用大家都熟悉的元素来结构和推演。我不希望被认为是在写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而是让人感觉面对的就是触手可及的现实，然后去思考当下这个靠科技支撑的极权——我称为科技极权——会不会地久天长呢？
科技极权以前的时代还存在革命的可能性。比如毛泽东当年找一个井冈山，就可以置身政权控制之外发展壮大；不行了再跑到陕北建一个根据地。现在这种可能性完全没有了。仅一个货币电子化、数据化，就决定了不可能做任何有规模的组织活动，从筹款到购买了什么物资到给了什么人钱都会被详细记录，然后由各种算法从中发现异常去进一步审查，铲除于萌芽。所以在这个时代，想从权力机器之外去推动革命，用造反起义的方式革命，已经基本不可能了。
问：在您看来，如今不太可能有机会革命了吗？
答：当局现在的做法是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别说革命了，连不稳定都不行，甚至是只要它认为会萌芽都要铲除。像在新疆实行的“露头便打”，后来变成“不露头也要打”，再后来又提升为“要追着打”。这种“不露头”的东西是什么呢？就由他自己去判断了。这就很可怕了！而且还要追着打，置于死地。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管控下，不可能形成权力体制外其他力量，除了最大的组织——政权，其他的都是散沙，不可能有任何抗衡。
在这种情况下，变化还有什么可能呢？在我看来，在阿拉伯世界、在东欧，他们的社会还有其他很多力量，比如说宗教的力量、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外国势力的力量等等，他们会起到一些组织作用，能够让民众在同一时间举行大规模抗议并坚持下去，导致政府垮台。但在中国很难。这让人感到迷茫。对于这个问题，我就想用小说去设想一下，可能性有没有，在哪里？我的目光投向了政权内部，我认为变化会从政权内部发生。
问：小说中导致极权统治从内部崩溃的官僚老叔让我想起了郭文贵，郭文贵有没有可能是你所说的那种引发内部发生革命的小节点？
答：郭文贵也许更像老叔的线人赵归，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点端倪。郭的爆料很可能大部分是假的，听的人却大都相信，原因正在于郭是政权内部人。他只用了网络科技中最简单的社交媒体，便能以一人抵一国。原本国人还把党与腐败分开——不是党坏，只是腐败者坏，党是反腐的。郭却告诉人们，反腐的最高领导者是最大盗国贼，所有反腐都是权斗和争利，让真刀实枪惩治了千万贪官的习王反腐几天功夫就被踩进粪坑。传统手段要达到同样效果，须经月积年累地编造谎言，封锁真相，篡改历史，抹除记忆才能做到，在互联网时代却只需一人之口和微乎其微的成本，便使人们把中共与腐败视为一体，彻底丧失了信任。这种后果不一定立刻显示，但一定是深远的。
问：您的第一部政治寓言小说《黄祸》1991年出版，时隔26年后，你出版另一部政治寓言小说《大典》。你认为《黄祸》中的描写还适合当下的中国吗？
答：《黄祸》是1988年开始写，观察完“89天安门运动”后接着写，1991年出版。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我一直认为《黄祸》是一种可能，直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同时我也有另一种乐观的期待，就是我前几年一直在写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转世》——《黄祸》的姊妹篇，已经写完初稿，大约五十万字。《黄祸》写中国怎么被危机毁灭，《转世》则是写中国怎么走出危机。
我从2005年开始构思《转世》，2010年正式写作，2014年停了下来。因为现实的变化脱离了已写的小说开端，便如房子盖好后发现房基错位一样不能交工。在停下来观察的阶段，我一直在想如何破局的问题，《大典》所写的的是一种破局方式。然而《大典》只是中间阶段，破局之后的中国还有两种未来——不是《转世》，就是《黄祸》。到此是《转世》还是《黄祸》，仍是未定之数。
问：这26年，你觉得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总体上这26年走向民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当然也要分角度，政治是比以前收紧，甚至不如八十年代；但社会自由化的程度还是提高很多。现在当局在试图收紧社会自由，我认为是退不回去的。这26年社会一步一步的自由化没有断过。不是当局有意识开放的，而是随着市场经济、民众意识的发展形成的，是因为政府要卸包袱，从一切都管的全能时代到让人们自己管自己，社会空间必然扩大，社会观念也随着开放跟随世界潮流。
问：社会空间的扩大与科技的发展也分不开。你怎么看科技这把双刃剑？
答：眼下看，科技更有利于极权。例如民众可以用互联网沟通信息，但极权有各种监控和封杀。权力集团掌握最强大的设备和最先进的科技，以及人员、经费，可以用大数据、天网监控等把社会看得死死。未来如何突破这种科技极权呢？《大典》里的老叔可以利用科技从内部颠覆权力集团，却不会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总体上还是换汤不换药。即便转型为代议制民主，当权者在新的科技手段帮助下也能通过煽动民粹思想和民族主义情绪，或是调动消费主义贪婪和狂热，变成俄罗斯的普京或美国的川普。当今世界诸多的民主倒退，其实都是在代议制中操控民众、煽动情绪的结果，是一种新的专制形式。所以未来的希望不能寄托于他们，而是取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能否用科技对抗科技极权，用新的科技手段组织起来，形成科技民主，这是战胜科技极权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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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6 December 2017
王力雄：“灵修之旅”
单纯从西藏传统文化资源中开发旅游业，结果会毁坏传统文化。因为目前的旅游业归根结底是商业行为，遵循"顾客至上"的原则，而只要把游客当作主体，一切围绕满足游客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久而久之势必丧失自己。
避免这样的结果就得反其道行之——始终坚持当地民族与文化的主体地位，要求外来者进行顺应和调整。那么藏民族靠什么能在当前的全球化大潮中保持自身的主体地位呢？在我看就是藏传佛教。
佛教在西藏保持相对完好，又因为达赖喇嘛等众多高僧大德流亡海外，得以延续传承，打下国际化基础，使得西藏有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基础。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西藏接待的不是作为消费动物的游客，而是来自世界各地、希望能从藏传佛教和传统文化中得到人生指导、灵魂净化和心灵安宁的朝拜者，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那时，到西藏的外来客人仍会络绎不绝，却不是为了到西藏寻欢作乐或猎奇，而是带着虔诚心，保持对当地文化的尊重来学习体验。他们不是以商业旅行团方式，仅在旅游季节的几个月成群结队闯入藏区，在旅游景点间呼啸奔走，制造垃圾，破坏环境，而是均匀地分散于各个时段，遍布广泛地域，较长时间居留，心怀敬畏，拜谒寺庙与圣地，善待当地自然，尊重当地民众，接受和融入西藏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也会从中受到激励，保持洁身自好，更好地延续和提升。
我把这样的旅游模式称为"灵修之旅"。不需要大的投资，照样能给当地带来经济收入。今日物质主义世界的人类患有各种精神疾病。有助于医治精神疾病的佛教中心，一定会有广泛的市场需求。除了给藏地带来传统旅游业的食住行收入，"灵修之旅"还会形成众多文化产品的市场，加上"灵修者"供养给藏传佛教的善款，以及给当地各项事业的捐助，收入总量不见得比商业旅游低，却会比商业旅游远为持久。
发展"灵修之旅"的关键不在硬件，而在推出概念，树立形象和建立模式的软件。前提是藏区的发展应该放弃对现代化的盲目追求，保持自身文化免受物质主义的侵蚀。博大精深的藏文化应该让藏人有这种自信——只要坚守文化传统，最终会让外来者折服。这除了是对旅游模式的一种探索，更是藏民族今天面对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时，保护自身文化的途径。
当然，"灵修之旅"的模式能否形成，前提是需要藏人有自己选择的自主权。在今天这种一切听从北京指令的权力格局中，藏区各级官僚只盯着北京的脸色和自身的利益，对藏传佛教不遗余力地打压和消解，"灵修之旅"的模式便只能停留于幻想。
避免这样的结果就得反其道行之——始终坚持当地民族与文化的主体地位，要求外来者进行顺应和调整。那么藏民族靠什么能在当前的全球化大潮中保持自身的主体地位呢？在我看就是藏传佛教。
佛教在西藏保持相对完好，又因为达赖喇嘛等众多高僧大德流亡海外，得以延续传承，打下国际化基础，使得西藏有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基础。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西藏接待的不是作为消费动物的游客，而是来自世界各地、希望能从藏传佛教和传统文化中得到人生指导、灵魂净化和心灵安宁的朝拜者，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那时，到西藏的外来客人仍会络绎不绝，却不是为了到西藏寻欢作乐或猎奇，而是带着虔诚心，保持对当地文化的尊重来学习体验。他们不是以商业旅行团方式，仅在旅游季节的几个月成群结队闯入藏区，在旅游景点间呼啸奔走，制造垃圾，破坏环境，而是均匀地分散于各个时段，遍布广泛地域，较长时间居留，心怀敬畏，拜谒寺庙与圣地，善待当地自然，尊重当地民众，接受和融入西藏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也会从中受到激励，保持洁身自好，更好地延续和提升。
我把这样的旅游模式称为"灵修之旅"。不需要大的投资，照样能给当地带来经济收入。今日物质主义世界的人类患有各种精神疾病。有助于医治精神疾病的佛教中心，一定会有广泛的市场需求。除了给藏地带来传统旅游业的食住行收入，"灵修之旅"还会形成众多文化产品的市场，加上"灵修者"供养给藏传佛教的善款，以及给当地各项事业的捐助，收入总量不见得比商业旅游低，却会比商业旅游远为持久。
发展"灵修之旅"的关键不在硬件，而在推出概念，树立形象和建立模式的软件。前提是藏区的发展应该放弃对现代化的盲目追求，保持自身文化免受物质主义的侵蚀。博大精深的藏文化应该让藏人有这种自信——只要坚守文化传统，最终会让外来者折服。这除了是对旅游模式的一种探索，更是藏民族今天面对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时，保护自身文化的途径。
当然，"灵修之旅"的模式能否形成，前提是需要藏人有自己选择的自主权。在今天这种一切听从北京指令的权力格局中，藏区各级官僚只盯着北京的脸色和自身的利益，对藏传佛教不遗余力地打压和消解，"灵修之旅"的模式便只能停留于幻想。
——RFA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7/12/blog-post_56.html
Thursday, 23 November 2017
王力雄：藏区发展旅游业模式
来源:
自由亚洲
云南的香格里拉是当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用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1933年出版的《消失的地平线》中的虚构地名取代了几百年的传统地名。从这个动作看得出，为了获得眼前利益，政府对当地历史和文化弃之如敝履。
改名搞旅游后，原本荒废的建塘老城在政府主持下按丽江模式重修，很多老房子被改作酒吧客栈，人气旺起来，成为和丽江同样模式的旅游热点，也与丽江落入同样的毛病——几乎完全排挤了本地人和本地的生活。形形色色的外来人在古城买或租下大部分建筑。经营活动基本被外来人主导。本地人只是把房产当作收房租的来源。带着优越感的外来人完全不融入当地文化和传统，与当地人几乎不来往，看不起当地文化，不喜欢当地饮食，自成封闭的小圈子。这使得旅游者完全感受不到当地民族的真实文化，整个古城如同一个大超市，几乎每条街的所有门面都在卖东西或做生意。传统样式的装饰虽然布满视野，但因为割断了与本地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血脉联系，就像布景那样不真实。
藏区发展旅游的另一种模式是参观景点。所谓景点是把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封闭起来，向旅游者收门票，同时在景点开发各种商业。这种模式投资小、见效快。景点周围的老百姓也能得到好处。但是不可避免地造成景点与非景点地区的收入相差巨大。在差距刺激下，各地政府纷纷开发“旅游资源”，制造新景点。例如从拉萨去林芝的一路，到处是新开发的景点，其中最奇葩的是尼洋河中间一块大礁石，被刻上“中流砥柱”四个汉字，也算一个景点，完全没有意识到，或者是意识到了也不在乎，按照内地方式在西藏河流的礁石上刻汉字，既是破坏自然景观，也显示出殖民心态的恣意妄为。
“藏民家访”是另一种人造景点，跟真正的藏民人家其实并无关系，只是一种旅游投资，有的甚至是公司行为，老板常常是汉人，扮演藏人家庭的是受雇佣的当地人在演戏，实质相当于披着藏家外衣的酒吧或夜总会。然而旅游者却往往受到迷惑，认为所有藏民生活都是这样，家家有那么大的房子，豪华摆设，每天快乐地唱歌跳舞。
目前到西藏旅游的内地游客对西藏的了解还很肤浅，加上游客人数众多，假冒伪劣的旅游模式一时还有存身之地。但从国外旅游者的反应已经看得出如此下去，未来必定没有前途。就像四川藏区和甘肃藏区交界的郎木寺，曾经是国外游客最喜爱的地方之一，自从当地政府开始搞旅游开发，便日趋冷清，游客寥寥。
旅游的发展和保护传统文化之间有一种悖论关系，旅游开展的前提是因为有传统文化吸引，而“到此一游”的商业旅游模式却会破坏传统文化。甚至是哪里开发了旅游，哪里就失去文化品味。对于藏民族，传统文化是最宝贵的资源，如果现在为了一时获利不负责任地挥霍这种资源，便等于是毁坏自身和子孙后代的长远未来，相当于自杀行为。如何形成发展旅游和保护传统文化之间的平衡，需要寻找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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