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自由时报
虽然朝鲜近期与韩国、美国等国的情势出现和缓的现象，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更在今年末致函予韩国总统文在寅，希望韩国来年能共同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繁荣继续努力；即便如此，朝鲜国内的思想控制仍是非常严格，近期朝鲜当局更是逮补了一批观看韩国电视剧的学生，也扫荡了一间涉嫌散播“外国影集”的照相馆。
根据《每日朝鲜》报导，有消息指出，朝鲜当局在年末进行的打击活动中，在12月初时于平安南道平城市的中德高级中学，当场抓到5名高三的学生在看韩国的电视剧，结果遭逮捕并被送到平城市保卫部接受调查；消息人士称，原先保卫部听说这5名学生中，有平城市人民委员会干部的儿女，原先想草草了事，但因为上层下了严令，最后只能进行调查。
而朝鲜咸镜北道的清津市也被当地的保卫部发现一间挂羊头卖狗肉的照相馆，这间照相馆的摄影师跟其他职员因为近期生意不景气，便私下偷偷贩卖来自韩国的电影、电视剧，以及香港、美国等地大量的电影光碟；不过也因为当地全部的照相馆营业额都不好，只有这间店赚钱而遭保卫部怀疑，结果在12月初一搜果然抓包；不只这些偷卖的摄影师与照相馆职员被逮捕，保卫部还循线将购买的朝鲜士兵、大学生、工人等大批客人一併带回调查。
最近朝鲜当局加强扫荡人民观看外国电影与影集的行为，过去在今年3月时曾将偷看韩国电视剧的一批高中生，关入少年教养所处理；消息人士称，“由于目前处在韩国和解的情况，当局反而有可能加重处罚”；另外偷卖外国影集的摄影师等人也可能被当局处以重刑，以达杀鸡儆猴之效。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5%8D%97%E5%8C%97%E9%9F%A9%E5%92%8C%E8%A7%A3%EF%BC%9F%E6%9C%9D%E9%B2%9C%E5%AD%A6%E7%94%9F%E7%9C%8B%E9%9F%A9%E5%9B%BD%E7%94%B5%E8%A7%86%E5%89%A7%E8%A2%AB%E6%8A%93.html
Monday 31 December 2018
英國防大臣：可能在南海建軍事基地，發揮全球作用
英國國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表示，英國可能在南中國海，加勒比海等地建新軍事基地，真正發揮「全球作用」。
他說，英國脫離歐洲後，放棄自1960年代撤出蘇伊士運河以東地區的政策，才能成為「真正的全球角色」。但他受到保守黨議員的批評，說他表現出「赤裸裸的野心」。
加文·威廉姆森接受《星期天電訊報》採訪時說，英國脫離歐盟後英國人應該更樂觀，「這是自二戰結束以來最了不起的時刻，我們可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世界期望我們扮演的角色」。
加文·威廉姆森說，他在尋找機會，「不僅在遠東，而且也在加勒比地區」建立英國基地。不過他拒絶披露英國會建立新軍事基地的具體地點。
《星期天電訊報》引述接近國防部的消息人士說，新海外基地可能在幾年後設在靠近南中國海的新加坡或文萊；在加勒比地區的基地可能在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 或圭亞那。
加文·威廉姆森說，他期望脫離歐盟後英國會大幅度調整政策重點，英國要同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加勒比國家，以及非洲國家深化聯繫。他認為，這些國家期望英國發揮「道德領導，軍事領導以及全球領導」作用。
英國國防大臣說，最近的研究顯示，英國人低估了英國發揮全球影響力的潛力。他還說，研究表明，「在世界眼中，英國身高10英尺，但我們實際身高6英尺，英國人自視身高只有5英尺，而不是6英尺，當然更不是10英尺」。
保守黨後排議員安娜·蘇布裏（Anna Soubry）說，國防大臣的話 「完全是無稽之談」，她說英國留在歐盟並不妨礙英國的國防政策。
《星期天電訊報》文章的讀者評論中有人指出，歐盟並沒有軍事功能，因此脫歐和英國軍事項目並沒有關聯。北約是英國參加的唯一軍事聯盟，所以如果英國希望並且有錢在世界各地建軍事基地，和英國是否留在歐盟沒有關係。
工黨議員盧克·珀拉德（Luke Pollard ）在社交媒體上質問國防大臣：預算從哪裏來？為什麼英國國家軍事戰略可以邊走邊改？要削減哪些方面的預算來支持上述擴充？
另外一名工黨議員克里斯·萊斯利（Chris Leslie）說，加文·威廉姆森關於英國脫歐後建立更多海外軍事基地的說法顯示了對軍事戰略的無知，而國防大臣這麼說，很令人擔心。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46723327
他說，英國脫離歐洲後，放棄自1960年代撤出蘇伊士運河以東地區的政策，才能成為「真正的全球角色」。但他受到保守黨議員的批評，說他表現出「赤裸裸的野心」。
加文·威廉姆森接受《星期天電訊報》採訪時說，英國脫離歐盟後英國人應該更樂觀，「這是自二戰結束以來最了不起的時刻，我們可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世界期望我們扮演的角色」。
加文·威廉姆森說，他在尋找機會，「不僅在遠東，而且也在加勒比地區」建立英國基地。不過他拒絶披露英國會建立新軍事基地的具體地點。
《星期天電訊報》引述接近國防部的消息人士說，新海外基地可能在幾年後設在靠近南中國海的新加坡或文萊；在加勒比地區的基地可能在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 或圭亞那。
加文·威廉姆森說，他期望脫離歐盟後英國會大幅度調整政策重點，英國要同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加勒比國家，以及非洲國家深化聯繫。他認為，這些國家期望英國發揮「道德領導，軍事領導以及全球領導」作用。
英國國防大臣說，最近的研究顯示，英國人低估了英國發揮全球影響力的潛力。他還說，研究表明，「在世界眼中，英國身高10英尺，但我們實際身高6英尺，英國人自視身高只有5英尺，而不是6英尺，當然更不是10英尺」。
保守黨後排議員安娜·蘇布裏（Anna Soubry）說，國防大臣的話 「完全是無稽之談」，她說英國留在歐盟並不妨礙英國的國防政策。
《星期天電訊報》文章的讀者評論中有人指出，歐盟並沒有軍事功能，因此脫歐和英國軍事項目並沒有關聯。北約是英國參加的唯一軍事聯盟，所以如果英國希望並且有錢在世界各地建軍事基地，和英國是否留在歐盟沒有關係。
工黨議員盧克·珀拉德（Luke Pollard ）在社交媒體上質問國防大臣：預算從哪裏來？為什麼英國國家軍事戰略可以邊走邊改？要削減哪些方面的預算來支持上述擴充？
另外一名工黨議員克里斯·萊斯利（Chris Leslie）說，加文·威廉姆森關於英國脫歐後建立更多海外軍事基地的說法顯示了對軍事戰略的無知，而國防大臣這麼說，很令人擔心。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46723327
2019新冷战年
来源:
自由亚洲
2018年实为多事之年，例如放诸在国际形势上，特别在美中关系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在北韩问题，在中东问题，都改用怀柔的手段，而集中精力来处理与中国之间的问题；由特朗普（侵侵）对中国的贸易战，副总统彭斯对中国的“宣战”，这显示21世纪会否进入一场酝酿中的“新冷战”，正在于2019年这决定命运的一年。
不少评论对“新冷战”不以为然，认为不可能出现“新冷战”；第一个理由是目前美中之间的冲突，不似美苏当年属于“意识形态”的冲突，然而美中之间，却属于民主自由社会，对决独裁专制社会的冲突。
第二个理由是认为苏联有“华沙公约”集团，而中国不但没有盟友，即使有也只是看钱份上，但目前中共正透过一带一路收买全球各国，以及透过负债、贿赂等，利用债权迫弱国成为其附庸。
第三即认为侵侵只是关心贸易与美国的商业利益，而非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理念，因此只要解决贸易问题，冷战是打不起来。
然而这说法的最大问题，在于假扮不知道中国的野心与扩张主义，由“中国制造2025”，华为想主导5G网络，以至中共国企在全球各地窃取科技机密，这些都显示中国的野心远不止于作为“地方强权”，而在于挑战美国以至民主社会多年来的规则；最近中国对欧美澳纽各国的态度，正显示中共不但无意遵守国际上的规则，而且可不顾后果与国际的评价，会利用、滥用其“超级强国”之力，去打击、报复任何美国以外的个人、企业与国家；今日的中共国不敢对美国滥用报复，不是因为两国间的“友谊”，而是中国国力上追不上，反过来看看中国最近如何欺凌加拿大，即可看到中国的“真面目”。
因此美国如继续姑息中国，不趁此包围中国，遏止中国的成长的话，那么十年后的中国，将远比起今日的中国更可怕；十年后的美国，如再想以一国之力，去制止中国的胡作非为，将付出远比起今日多很多倍的代价。有些人说，其实让中共成长至今日才制止，已经太迟；这话对了一半，后一半其实是，如果今日也仍不制止中共，那么迎接人类未来的，将不会是一场“贸易战”，而是一场核战——当中共的科技、经济、军事都再增长下去，一如一战前或二战前的德国，这种军国主义带来的，最终只有一场战争才可以制止。
的确中共不似苏共，如今的斗争不是资本主义决战社会主义，但“中国模式”却是倾国家之力，去扶持商业企业，以商业模式去渗透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长远而然，比起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战，其实更可怕；当一群强盗认为，运用手上的枪炮可以达到目的，而不需要讲道理，而且没有人可以制约其行为，这种强盗逻辑是没有止境的；中国如今正显示自己不但仍是“流氓国家”，而且是一个“超级流氓国家”，这种“守规则”对决“不守规则”的意识形态之战，比起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纷争尤甚，因为起码“共产主义”，多数时候也仍是守规则的。
以往西方社会以为在台湾、香港等问题上姑息中共，让中共在这些问题上有行动自由，即可满足中共的野心；然而从中共无所不用其极，对澳洲、纽西兰甚至加拿大的渗透干预，其足迹甚至遍及非洲、南美洲以至中美洲，甚至连欧洲也不放过，这些行为一如当年苏联对全球的渗透颠峰，显示中国的野心所要建立的，正是“世界霸权”。
这种行为放诸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会触犯“欧洲的均势”，而令当时的霸主英国，投向法国与俄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即如英国首相张伯伦签署可耻的慕尼克协定，也无法满足纳粹德国的胃口，在吞并过一个又一个小国后，永无休止；因此除非美国打算撤出亚洲，任东亚以至东南亚各国，甚至如日本南韩也被中国吞并与欺凌，否则美中之间的矛盾，至多只是休战，而根本没有和解的可能；而且即使如此，到时中国的野心真的会满足吗？
从中共官媒以至华人口中的“民族复兴”，就是认为要回到“天朝”式的体系，即中国不但要成为各“强国之列”，甚至是要不受任何国家所制约挑战的霸主，才能称心满意；因此中共的问题，远超了一般的贸易问题，也远超了某些地方或权益上的退让，而是军国主义没有止境的野心。2019年的美中贸易纠纷，其影响早已远超于贸易，而是不制止中国的步伐的话，借用法国福熙元帅对凡尔赛和约的评价：“这不是和平，而是二十年的休战”——美国面对中国的威胁，不作反应的话，廿年内必然兵戎相见；美国究竟选择短痛还是长痛，还看这几个月的决择。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2019%E6%96%B0%E5%86%B7%E6%88%98%E5%B9%B4.html
自由亚洲
2018年实为多事之年，例如放诸在国际形势上，特别在美中关系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在北韩问题，在中东问题，都改用怀柔的手段，而集中精力来处理与中国之间的问题；由特朗普（侵侵）对中国的贸易战，副总统彭斯对中国的“宣战”，这显示21世纪会否进入一场酝酿中的“新冷战”，正在于2019年这决定命运的一年。
不少评论对“新冷战”不以为然，认为不可能出现“新冷战”；第一个理由是目前美中之间的冲突，不似美苏当年属于“意识形态”的冲突，然而美中之间，却属于民主自由社会，对决独裁专制社会的冲突。
第二个理由是认为苏联有“华沙公约”集团，而中国不但没有盟友，即使有也只是看钱份上，但目前中共正透过一带一路收买全球各国，以及透过负债、贿赂等，利用债权迫弱国成为其附庸。
第三即认为侵侵只是关心贸易与美国的商业利益，而非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理念，因此只要解决贸易问题，冷战是打不起来。
然而这说法的最大问题，在于假扮不知道中国的野心与扩张主义，由“中国制造2025”，华为想主导5G网络，以至中共国企在全球各地窃取科技机密，这些都显示中国的野心远不止于作为“地方强权”，而在于挑战美国以至民主社会多年来的规则；最近中国对欧美澳纽各国的态度，正显示中共不但无意遵守国际上的规则，而且可不顾后果与国际的评价，会利用、滥用其“超级强国”之力，去打击、报复任何美国以外的个人、企业与国家；今日的中共国不敢对美国滥用报复，不是因为两国间的“友谊”，而是中国国力上追不上，反过来看看中国最近如何欺凌加拿大，即可看到中国的“真面目”。
因此美国如继续姑息中国，不趁此包围中国，遏止中国的成长的话，那么十年后的中国，将远比起今日的中国更可怕；十年后的美国，如再想以一国之力，去制止中国的胡作非为，将付出远比起今日多很多倍的代价。有些人说，其实让中共成长至今日才制止，已经太迟；这话对了一半，后一半其实是，如果今日也仍不制止中共，那么迎接人类未来的，将不会是一场“贸易战”，而是一场核战——当中共的科技、经济、军事都再增长下去，一如一战前或二战前的德国，这种军国主义带来的，最终只有一场战争才可以制止。
的确中共不似苏共，如今的斗争不是资本主义决战社会主义，但“中国模式”却是倾国家之力，去扶持商业企业，以商业模式去渗透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长远而然，比起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战，其实更可怕；当一群强盗认为，运用手上的枪炮可以达到目的，而不需要讲道理，而且没有人可以制约其行为，这种强盗逻辑是没有止境的；中国如今正显示自己不但仍是“流氓国家”，而且是一个“超级流氓国家”，这种“守规则”对决“不守规则”的意识形态之战，比起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纷争尤甚，因为起码“共产主义”，多数时候也仍是守规则的。
以往西方社会以为在台湾、香港等问题上姑息中共，让中共在这些问题上有行动自由，即可满足中共的野心；然而从中共无所不用其极，对澳洲、纽西兰甚至加拿大的渗透干预，其足迹甚至遍及非洲、南美洲以至中美洲，甚至连欧洲也不放过，这些行为一如当年苏联对全球的渗透颠峰，显示中国的野心所要建立的，正是“世界霸权”。
这种行为放诸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会触犯“欧洲的均势”，而令当时的霸主英国，投向法国与俄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即如英国首相张伯伦签署可耻的慕尼克协定，也无法满足纳粹德国的胃口，在吞并过一个又一个小国后，永无休止；因此除非美国打算撤出亚洲，任东亚以至东南亚各国，甚至如日本南韩也被中国吞并与欺凌，否则美中之间的矛盾，至多只是休战，而根本没有和解的可能；而且即使如此，到时中国的野心真的会满足吗？
从中共官媒以至华人口中的“民族复兴”，就是认为要回到“天朝”式的体系，即中国不但要成为各“强国之列”，甚至是要不受任何国家所制约挑战的霸主，才能称心满意；因此中共的问题，远超了一般的贸易问题，也远超了某些地方或权益上的退让，而是军国主义没有止境的野心。2019年的美中贸易纠纷，其影响早已远超于贸易，而是不制止中国的步伐的话，借用法国福熙元帅对凡尔赛和约的评价：“这不是和平，而是二十年的休战”——美国面对中国的威胁，不作反应的话，廿年内必然兵戎相见；美国究竟选择短痛还是长痛，还看这几个月的决择。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2019%E6%96%B0%E5%86%B7%E6%88%98%E5%B9%B4.html
迫北大速换马会核心 分析：与当年搞台商手法相同
来源:
自由时报
不少学生不满校方改组马克思学会，28日在校内发动抗议示威，却遭现场保安人员推倒、压制，场面一度混乱。（撷取自推特）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下称马会）会长邱占萱26日被警方逮捕，隔天被校方撤掉会长一职，马会核心成员更被迫改组，关注中国议题的脸书粉专“说中国”指出，马会成员遭撤换的手法，与中国当年用在台商身上的如出一辙。
本报先前报导，北大校方以严重失职为由，27日撤除包括会长在内，马会全数核心成员的职务，同时召集32名新成员作为该会的“发起人”，这32人均为共青团员或具有中共党员身分。
“说中国”粉专指出，校方从共青团找了这些人加入马会，直接取代原来的成员，让该会原本的方向从工人运动直接转为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学习，而这方法曾在台商身上用过。
“说中国”表示，“当年一些台商老是往台湾家裡跑，等到有一天到公司，才发现法人已经换了人、财产都变成别人的。这是真实案例”，“告他也告不成，因为法律文件都存在，最重要的，法院是他家开的”。
习近平近年数度指示巩固马克思主义进校园，但像北大马会这种学生社团真的尝试将马克斯理论付诸实践时，却又引起中国高层恐惧，外媒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是阶级斗争，且要用暴力推翻现有政权，建立理想的新政权，“一旦有人用马克斯主义号召群众，中国就把这当成一种对当局的挑战，而如临大敌般应对”。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8%BF%AB%E5%8C%97%E5%A4%A7%E9%80%9F%E6%8D%A2%E9%A9%AC%E4%BC%9A%E6%A0%B8%E5%BF%83%7C%E5%88%86%E6%9E%90%EF%BC%9A%E4%B8%8E%E5%BD%93%E5%B9%B4%E6%90%9E%E5%8F%B0%E5%95%86%E6%89%8B%E6%B3%95%E7%9B%B8%E5%90%8C.html
自由时报
不少学生不满校方改组马克思学会，28日在校内发动抗议示威，却遭现场保安人员推倒、压制，场面一度混乱。（撷取自推特）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下称马会）会长邱占萱26日被警方逮捕，隔天被校方撤掉会长一职，马会核心成员更被迫改组，关注中国议题的脸书粉专“说中国”指出，马会成员遭撤换的手法，与中国当年用在台商身上的如出一辙。
本报先前报导，北大校方以严重失职为由，27日撤除包括会长在内，马会全数核心成员的职务，同时召集32名新成员作为该会的“发起人”，这32人均为共青团员或具有中共党员身分。
“说中国”粉专指出，校方从共青团找了这些人加入马会，直接取代原来的成员，让该会原本的方向从工人运动直接转为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学习，而这方法曾在台商身上用过。
“说中国”表示，“当年一些台商老是往台湾家裡跑，等到有一天到公司，才发现法人已经换了人、财产都变成别人的。这是真实案例”，“告他也告不成，因为法律文件都存在，最重要的，法院是他家开的”。
习近平近年数度指示巩固马克思主义进校园，但像北大马会这种学生社团真的尝试将马克斯理论付诸实践时，却又引起中国高层恐惧，外媒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是阶级斗争，且要用暴力推翻现有政权，建立理想的新政权，“一旦有人用马克斯主义号召群众，中国就把这当成一种对当局的挑战，而如临大敌般应对”。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8%BF%AB%E5%8C%97%E5%A4%A7%E9%80%9F%E6%8D%A2%E9%A9%AC%E4%BC%9A%E6%A0%B8%E5%BF%83%7C%E5%88%86%E6%9E%90%EF%BC%9A%E4%B8%8E%E5%BD%93%E5%B9%B4%E6%90%9E%E5%8F%B0%E5%95%86%E6%89%8B%E6%B3%95%E7%9B%B8%E5%90%8C.html
唐浩：2019年中國十大趨勢（下）
[接前文]
趨勢六：權貴集團利益受損 中共內鬥分裂加劇
中共高層內部的派系爭鬥，不但不會落幕，反而可能加劇。
儘管中共日前在政治局會議上宣稱，「反腐敗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全面從嚴治黨取得重大成果」，但恐怕只是象徵性的政治集權喊話，或者是各派系之間獲得暫時妥協。
畢竟，北京反腐多年來，儘管一度拿下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谷俊山等大老虎，但中共貪腐集團的掌門人——前中共黨魁江澤民，卻依然没有動。江的狗頭軍師曾慶紅也同樣逍遙法外，顯示當局的反腐行動並未真正成功，反而受到某種程度的阻礙與掣肘，不得不做妥協。
此外，北京領導人日前在「改革開放40年」的講話中，特別強調一句「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也讓人頗具玩味。
畢竟，每當中共高喊「維護」甚麼，就代表當局缺少甚麼。如今高喊「黨中央權威」與「集中統一領導」，無疑意味著北京權力核心依然不穩定，高層派系之間仍有齟齬衝突，而且不易擺平。
日前，多維新聞網出現一篇題為「防止極左撕裂中國 習近平應負責任」文章，嚴厲向當局叫板挑釁；但僅相隔短短一天，該文卻改頭換面，變成了「防止極左撕裂中國 習近平強勢撥亂反正」。
同一家新聞媒體，重大言論竟出現「180度迴轉」。如果不是媒體遭到駭客入侵，或總編輯重病，就是內部出現激烈的政治較量，所以不惜讓外界看笑話，也得撤換言論內容。而在中共特殊的黨國體制下，這場異常激烈的媒體言論戰，顯然是中共高層派系爭鬥的縮影。
特別是美中貿易戰持久未歇，包括華為、中興等多家國企與民企的運營及未來布局受到重挫，連帶衝擊到這些企業幕後的政商權貴利益，促使他們對當局心生不滿。加上多位企業富豪、高管，近期相繼離奇死亡或「抑鬱症自殺」，更使權貴集團內部人心惶惶，政局更為撲朔迷離。
種種遠因近憂，造成中共高層內部難以「定於一尊」。甚至，隨著貿易戰的推進蔓延，中共內部的派系衝突還可能隨之加劇、紛亂擾攘，最終走向分裂。
趨勢七：民間維權激增 官民衝突嚴重
一如本文上篇所述，2019年中國將出現嚴峻的經濟危局、財務困境與金融風險。特別是方興未艾的失業潮，不僅將重創中國消費經濟，還將為中國帶來更頻繁的民間維權抗爭。
當前中國物價上揚、消費降級、福利減少、養老與醫療費用高漲，許多民眾已經叫苦連天。而當一旦失業規模擴大、更多企業無預警倒閉、更多金融機制「爆雷」，導致大批民眾頓失收入與財產，各地勢必出現更頻繁的維權討薪行動。最終，當局也必定出動更多軍警力量鎮壓百姓，暴力維穩。
近期各地頻發的老兵維權運動、P2P受害者維權等，即為顯例。
儘管中共官方並不公布真實的群體事件數據，但據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吳逢時在2016年指出，學術界推估，中國每年發生的群體事件可能高達18萬起，平均每天超過493起。
因此，設若當前經濟與社會亂象持續擴張，群體維權與官民衝突事件將更為頻繁，數據或將更為驚人。
趨勢八：維穩升級 加強監控 中國人權危在旦夕
「天網系統、雪亮工程、智能校服」，這些名詞，都有一個共同點：監視你。
隨著國內局勢日漸不安，民眾維權抗爭意識高漲，群體事件激增，中共當局也早已展開應對計劃——但不是解決民瘼、安撫民心，而是升級國家機器的暴力與監控，強制鎮壓百姓，壓抑民怨。
換句話說，中共政權並非真正以人民為本，而是以廣大人民作為「利誘外國企業的釣餌」、「政府收割財貨的韭菜」。因此，當民心不安、蠢蠢欲動，當局的直覺反射是加強鎮壓、全面監控，壓倒一切令當局憂懼的不安定因子。
新疆200萬維族人民被強行關入「再教育營」，即為例證。
根據美國市調公司IHS Markit指出，目前中國已有監控攝像頭1.76億部，預估到2020年底將增至4.5億部。這個數據，還僅是保守統計。
擁有如此巨大的監控體制，中共仍不滿足，目前還在擴大對城市進行「天網系統」監控，對鄉村鋪展「雪亮工程」，甚至還準備對兒童學子推行所謂「智能校服」，試圖通過衣服裡的芯片密切監控每一位中國百姓。
中國人權，已危在旦夕。
趨勢九：中共干預台灣大選 兩岸關係「冰火並行」
拿下台灣、統一中國，是歷代中共領導人奢想的「不世之功」。如今，北京正緊抓一個時代破口，全力推進。
2020年初，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將再次登場，中共必將在2019年內展開全方位的選舉干預戰略，並主攻「輿論戰」與「心理戰」，藉此引導台灣民眾把票投給立場親近北京、最有利中共進行下一步統戰大計的候選人。
特別是，在2018年的台灣「九合一」選舉中，中共通過媒體輿論戰與境外利誘、間接收買等細緻手段來干預選舉，不僅效果顯著，而且幾乎阻斷了台灣政府與媒體的追蹤調查，「讓你知道、感覺到卻抓不到」。
例如，台灣民間許多小吃店與餐館，每個月收到500元新台幣（約17美元），條件是店內電視機必須晝夜鎖定某特定的親中共頻道，直到店家關門後才可轉台；而台灣數以萬計的早餐店，更屢屢收到親共媒體的「免費報紙」。
這些深入台灣民間、滲入民眾血脈的利誘統戰，無非是為了達成宣傳中共言論、為親共候選人助選、打擊反共候選人的政治目的。但這類政治干預，卻又在中共的狡猾設計之下，往往難以追查到底。就連負責派錢給店家的中間人，也往往不清楚上游資金的真正來源，只是拿錢辦事。
與此同時，中共勢將對台灣採取「冰火並行」的官方戰略。一方面，北京將對親中的地方縣市首長大秀「熱情如火」，屢屢輸送經濟優惠、派出大陸旅客、採購大量台灣農產品，為這些首長「做政績」、「拼經濟」，營造「親共才能獲利」的表象，用金錢利益迷惑台灣政治人物與百姓。
另一方面，北京也將對台灣政府與不親共的執政縣市採取「嚴酷如冰」戰略，不但頻頻以外交言論打壓，甚至還可能出現更激進的軍事恫嚇，目的是將台灣政府矮化、邊緣化，同時搭配「軍事恐嚇」施展心理戰，讓台灣民眾以為只有親近中共才能免於威脅，同時又能發大財——殊不知，被中共統治才是全方位恐怖威脅的真正開始。
可以預見，2019年中共將對台灣施展「冰火並行」戰略，藉由懸殊的差別待遇，向台灣政府集中施壓，以地方包圍中央，同時全面鋪墊有利親共候選人的輿論空間，以圖在2020年總統大選，取得支配台灣的關鍵一大步。
趨勢十：美中地緣衝突機率升高 朝鮮、南海或成導火索
美中貿易戰，若能以談判方式平和落幕，將是眾人所盼。然而，也不能排除美中雙方衝突加劇，甚至爆發軍事摩擦的可能。
儘管川普與習近平才剛通上電話，對外界釋放談判進展順利、雙方關係友好的正面訊號。不過，北京日前才公開強調「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沒有可以對中國人民頤指氣使的教師爺」；而黨媒《環球時報》也在30日發表社評稱，「它（美方）的要價需要是現實的，向中方提的要求必須是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方向相契合的，而不能對中國的國家利益構成損害。」
言外之意，中共骨子裡並不打算真正放棄「竊取知識產權」、「強迫技術轉移」等不道德手段，或許只想通過拖延戰術，抵銷川普政府的壓力；或者陽奉陰違地暫時在表面上迎合美方要求，再伺機另尋名義，重操舊業。
換句話說，美中貿易的核心衝突，短期內恐怕難以平息。
與此同時，美中雙方還在南海問題上爭執不斷、叫陣連連。特別是中共軍機、軍艦對美方頻頻挑釁，甚至蘭州號軍艦還一度幾乎與美軍驅逐艦狄卡特號（USS Decatur）爆發軍事衝突。南海問題，為雙方埋下另一層軍事衝突因子。
別忘了，還有朝鮮問題。
儘管美朝之間暫無進展，川普與金正恩的下一次會面也仍在籌備，但朝鮮長期受制於經濟制裁，已經喘不過氣，頻頻通過媒體表達不滿，要求美方放鬆或解除制裁；然而，朝鮮卻又不願真正落實「全面的、可驗證的、不可逆的」去核化工作。
金正恩彷彿與中共一樣，抱著投機心態來應對美方，一方面不願放棄核武，想通過各種表面工作拖延川普政府的去核化施壓；另方面，卻又希望儘速解除經濟制裁。也因此，目前還難以看出，朝核問題能否以和平談判方式走向落幕。
再加上近期中共與朝鮮雙邊互動升溫，中朝雙方是否可能再次恢復「唱雙簧」的共謀結構，相當值得留意。假若北京暗中操控朝鮮作為貿易戰談判籌碼，並使得美朝雙邊無法達成無核化協議，朝鮮半島無法獲得和平，則不啻將對美、中之間，埋入另一層衝突因子。
貿易、南海、朝核，三大衝突因子，在美、中之間同步蓄積，本已風高浪險。而中共軍方鷹派近期又頻頻喊話挑釁——原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王洪光稱，南海「暗流湧動」；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院長戴旭更激進喊出，「美國軍艦再到這個地方，建議兩條軍艦，一條攔住它，一條撞沉它。」
因此，三大衝突因子，是否可能在2019年形成一場「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意外引爆美中軍事摩擦，繼而牽動國際政治版圖？或者，台海兩岸之間，是否可能意外出現軍事摩擦，引致美方介入斡旋？值得高度關注。
對中國來說，2019年是充滿風險的一年，但或許也是出現變局的一年。
from 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2/30/n10942694.htm
趨勢六：權貴集團利益受損 中共內鬥分裂加劇
中共高層內部的派系爭鬥，不但不會落幕，反而可能加劇。
儘管中共日前在政治局會議上宣稱，「反腐敗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全面從嚴治黨取得重大成果」，但恐怕只是象徵性的政治集權喊話，或者是各派系之間獲得暫時妥協。
畢竟，北京反腐多年來，儘管一度拿下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谷俊山等大老虎，但中共貪腐集團的掌門人——前中共黨魁江澤民，卻依然没有動。江的狗頭軍師曾慶紅也同樣逍遙法外，顯示當局的反腐行動並未真正成功，反而受到某種程度的阻礙與掣肘，不得不做妥協。
此外，北京領導人日前在「改革開放40年」的講話中，特別強調一句「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也讓人頗具玩味。
畢竟，每當中共高喊「維護」甚麼，就代表當局缺少甚麼。如今高喊「黨中央權威」與「集中統一領導」，無疑意味著北京權力核心依然不穩定，高層派系之間仍有齟齬衝突，而且不易擺平。
日前，多維新聞網出現一篇題為「防止極左撕裂中國 習近平應負責任」文章，嚴厲向當局叫板挑釁；但僅相隔短短一天，該文卻改頭換面，變成了「防止極左撕裂中國 習近平強勢撥亂反正」。
同一家新聞媒體，重大言論竟出現「180度迴轉」。如果不是媒體遭到駭客入侵，或總編輯重病，就是內部出現激烈的政治較量，所以不惜讓外界看笑話，也得撤換言論內容。而在中共特殊的黨國體制下，這場異常激烈的媒體言論戰，顯然是中共高層派系爭鬥的縮影。
特別是美中貿易戰持久未歇，包括華為、中興等多家國企與民企的運營及未來布局受到重挫，連帶衝擊到這些企業幕後的政商權貴利益，促使他們對當局心生不滿。加上多位企業富豪、高管，近期相繼離奇死亡或「抑鬱症自殺」，更使權貴集團內部人心惶惶，政局更為撲朔迷離。
種種遠因近憂，造成中共高層內部難以「定於一尊」。甚至，隨著貿易戰的推進蔓延，中共內部的派系衝突還可能隨之加劇、紛亂擾攘，最終走向分裂。
趨勢七：民間維權激增 官民衝突嚴重
一如本文上篇所述，2019年中國將出現嚴峻的經濟危局、財務困境與金融風險。特別是方興未艾的失業潮，不僅將重創中國消費經濟，還將為中國帶來更頻繁的民間維權抗爭。
當前中國物價上揚、消費降級、福利減少、養老與醫療費用高漲，許多民眾已經叫苦連天。而當一旦失業規模擴大、更多企業無預警倒閉、更多金融機制「爆雷」，導致大批民眾頓失收入與財產，各地勢必出現更頻繁的維權討薪行動。最終，當局也必定出動更多軍警力量鎮壓百姓，暴力維穩。
近期各地頻發的老兵維權運動、P2P受害者維權等，即為顯例。
儘管中共官方並不公布真實的群體事件數據，但據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吳逢時在2016年指出，學術界推估，中國每年發生的群體事件可能高達18萬起，平均每天超過493起。
因此，設若當前經濟與社會亂象持續擴張，群體維權與官民衝突事件將更為頻繁，數據或將更為驚人。
趨勢八：維穩升級 加強監控 中國人權危在旦夕
「天網系統、雪亮工程、智能校服」，這些名詞，都有一個共同點：監視你。
隨著國內局勢日漸不安，民眾維權抗爭意識高漲，群體事件激增，中共當局也早已展開應對計劃——但不是解決民瘼、安撫民心，而是升級國家機器的暴力與監控，強制鎮壓百姓，壓抑民怨。
換句話說，中共政權並非真正以人民為本，而是以廣大人民作為「利誘外國企業的釣餌」、「政府收割財貨的韭菜」。因此，當民心不安、蠢蠢欲動，當局的直覺反射是加強鎮壓、全面監控，壓倒一切令當局憂懼的不安定因子。
新疆200萬維族人民被強行關入「再教育營」，即為例證。
根據美國市調公司IHS Markit指出，目前中國已有監控攝像頭1.76億部，預估到2020年底將增至4.5億部。這個數據，還僅是保守統計。
擁有如此巨大的監控體制，中共仍不滿足，目前還在擴大對城市進行「天網系統」監控，對鄉村鋪展「雪亮工程」，甚至還準備對兒童學子推行所謂「智能校服」，試圖通過衣服裡的芯片密切監控每一位中國百姓。
中國人權，已危在旦夕。
趨勢九：中共干預台灣大選 兩岸關係「冰火並行」
拿下台灣、統一中國，是歷代中共領導人奢想的「不世之功」。如今，北京正緊抓一個時代破口，全力推進。
2020年初，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將再次登場，中共必將在2019年內展開全方位的選舉干預戰略，並主攻「輿論戰」與「心理戰」，藉此引導台灣民眾把票投給立場親近北京、最有利中共進行下一步統戰大計的候選人。
特別是，在2018年的台灣「九合一」選舉中，中共通過媒體輿論戰與境外利誘、間接收買等細緻手段來干預選舉，不僅效果顯著，而且幾乎阻斷了台灣政府與媒體的追蹤調查，「讓你知道、感覺到卻抓不到」。
例如，台灣民間許多小吃店與餐館，每個月收到500元新台幣（約17美元），條件是店內電視機必須晝夜鎖定某特定的親中共頻道，直到店家關門後才可轉台；而台灣數以萬計的早餐店，更屢屢收到親共媒體的「免費報紙」。
這些深入台灣民間、滲入民眾血脈的利誘統戰，無非是為了達成宣傳中共言論、為親共候選人助選、打擊反共候選人的政治目的。但這類政治干預，卻又在中共的狡猾設計之下，往往難以追查到底。就連負責派錢給店家的中間人，也往往不清楚上游資金的真正來源，只是拿錢辦事。
與此同時，中共勢將對台灣採取「冰火並行」的官方戰略。一方面，北京將對親中的地方縣市首長大秀「熱情如火」，屢屢輸送經濟優惠、派出大陸旅客、採購大量台灣農產品，為這些首長「做政績」、「拼經濟」，營造「親共才能獲利」的表象，用金錢利益迷惑台灣政治人物與百姓。
另一方面，北京也將對台灣政府與不親共的執政縣市採取「嚴酷如冰」戰略，不但頻頻以外交言論打壓，甚至還可能出現更激進的軍事恫嚇，目的是將台灣政府矮化、邊緣化，同時搭配「軍事恐嚇」施展心理戰，讓台灣民眾以為只有親近中共才能免於威脅，同時又能發大財——殊不知，被中共統治才是全方位恐怖威脅的真正開始。
可以預見，2019年中共將對台灣施展「冰火並行」戰略，藉由懸殊的差別待遇，向台灣政府集中施壓，以地方包圍中央，同時全面鋪墊有利親共候選人的輿論空間，以圖在2020年總統大選，取得支配台灣的關鍵一大步。
趨勢十：美中地緣衝突機率升高 朝鮮、南海或成導火索
美中貿易戰，若能以談判方式平和落幕，將是眾人所盼。然而，也不能排除美中雙方衝突加劇，甚至爆發軍事摩擦的可能。
儘管川普與習近平才剛通上電話，對外界釋放談判進展順利、雙方關係友好的正面訊號。不過，北京日前才公開強調「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沒有可以對中國人民頤指氣使的教師爺」；而黨媒《環球時報》也在30日發表社評稱，「它（美方）的要價需要是現實的，向中方提的要求必須是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方向相契合的，而不能對中國的國家利益構成損害。」
言外之意，中共骨子裡並不打算真正放棄「竊取知識產權」、「強迫技術轉移」等不道德手段，或許只想通過拖延戰術，抵銷川普政府的壓力；或者陽奉陰違地暫時在表面上迎合美方要求，再伺機另尋名義，重操舊業。
換句話說，美中貿易的核心衝突，短期內恐怕難以平息。
與此同時，美中雙方還在南海問題上爭執不斷、叫陣連連。特別是中共軍機、軍艦對美方頻頻挑釁，甚至蘭州號軍艦還一度幾乎與美軍驅逐艦狄卡特號（USS Decatur）爆發軍事衝突。南海問題，為雙方埋下另一層軍事衝突因子。
別忘了，還有朝鮮問題。
儘管美朝之間暫無進展，川普與金正恩的下一次會面也仍在籌備，但朝鮮長期受制於經濟制裁，已經喘不過氣，頻頻通過媒體表達不滿，要求美方放鬆或解除制裁；然而，朝鮮卻又不願真正落實「全面的、可驗證的、不可逆的」去核化工作。
金正恩彷彿與中共一樣，抱著投機心態來應對美方，一方面不願放棄核武，想通過各種表面工作拖延川普政府的去核化施壓；另方面，卻又希望儘速解除經濟制裁。也因此，目前還難以看出，朝核問題能否以和平談判方式走向落幕。
再加上近期中共與朝鮮雙邊互動升溫，中朝雙方是否可能再次恢復「唱雙簧」的共謀結構，相當值得留意。假若北京暗中操控朝鮮作為貿易戰談判籌碼，並使得美朝雙邊無法達成無核化協議，朝鮮半島無法獲得和平，則不啻將對美、中之間，埋入另一層衝突因子。
貿易、南海、朝核，三大衝突因子，在美、中之間同步蓄積，本已風高浪險。而中共軍方鷹派近期又頻頻喊話挑釁——原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王洪光稱，南海「暗流湧動」；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院長戴旭更激進喊出，「美國軍艦再到這個地方，建議兩條軍艦，一條攔住它，一條撞沉它。」
因此，三大衝突因子，是否可能在2019年形成一場「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意外引爆美中軍事摩擦，繼而牽動國際政治版圖？或者，台海兩岸之間，是否可能意外出現軍事摩擦，引致美方介入斡旋？值得高度關注。
對中國來說，2019年是充滿風險的一年，但或許也是出現變局的一年。
from 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2/30/n10942694.htm
唐浩：2019年中國十大趨勢（上）
「新年快樂！」是近日許多人最熱門的問候語。
然而，對於中國十多億民眾來說，在即將迎來的2019年裡，是否真的能如願快樂、幸福平安呢？
這個問題，筆者無法一概而論。但是，如果讓我們一起來看，2019年中國可能發生的十大趨勢，您或許就能從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儘管中共近日多次釋放「開放市場」的風向訊息，宣揚「保護知識產權」等鴿派言論，但各界普遍質疑，中共是否能真能落實美方的核心要求——停止竊取知識產權、停止強迫技術轉移、取消政府補貼等。
特別是北京當局日前一番談話，強調「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沒有可以對中國人民頤指氣使的教師爺」，普遍被外界解讀為，當局不會真正配合美方要求。
特別是「竊取知識產權、強迫技術轉移」兩項，正是中共長期以來藉以快速發展科技、實現產業升級、改良國防武器的不正當手段，並攸關「中國製造2025」產業轉型計劃甚巨。一旦中共失去這些技術來源，等同失去未來競爭力。
因此，北京方面很可能不會「自廢武功」，頂多試圖虛與委蛇，在表面工作上敷衍美方，再使出「拖延戰術」，將貿易戰打成「談判戰」，以曠日廢時的談判與立法進程，拖延美方施壓，直到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近日也對日本媒體表示，美中雙方無法很快達成全面、有效的解決方案，「但只要取得進展，只要有利於雙方進一步深化合作，只要能向國際社會、向世界市場發出正面信息，我覺得就是一個好的結果。」
上面這段官方空話，意味著北京方面已經開始釋出言論氣球，引導風向，為中共日後不願放棄不公平貿易、不道德經濟手段來鋪墊開脫之路。
然而，美方談判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被喻為「史上最難纏的談判家」、「貿易界的巴頓將軍」，中共端出的小惠小利、表面功夫，很難不被萊特希澤識破。因此，一旦美中雙方確定無法達成可驗證、可落實的貿易協議，萊特希澤勢必建議川普祭出更猛烈的貿易砲火，對中共展開強力反擊。
儘管官方宣稱第三季度GDP增長率仍達6.3%，但根據人民大學教授、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日前的驚人爆料，今年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僅1.67%，甚至還可能是負成長。
近期多項中央及地方經濟數據也都每況愈下，不僅投資銳減、貿易下滑、大量外資撤離、外匯儲備銳減；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獲利出現3年來首度負成長，發電耗媒量也持續出現同比負成長。種種跡象，均足以投射實體經濟的困窘實況，也預示經濟基本面將持續下行。世界銀行已預估，明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可能創下28年來新低。
此外，民間消費規模持續萎縮，市場需求下降；加上食品與民生物價持續上揚以及房貸壓力，人民生活衍生出「消費降級」現象，中國的經濟轉型將更難以獲得足夠的支撐力度。
因此，投資、貿易、消費，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如今全數淪為「跛腳馬」。中共政府僅能靠著老一套的「政府支出」與央媽各樣金融工具來刺激經濟、釋放流動性，試圖拖緩經濟全面崩盤的時限，但恐將難以挽救中國經濟失速下墜的宏觀大勢。
與此同時，中國股市失去實體經濟支撐，加上大量資金外撤避險，讓中國股市走進長期低迷格局。今年上海股市累計大跌24.59%，深圳股市更重挫了34.4%，滬、深兩市全年蒸發的市值金額高達13.2萬億人民幣。
展望明年，倘若美中貿易問題未能獲得有效解決、中國市場不能擴大對外資開放，實體經濟不能獲得有效挹注，則中國股市將難以擺脫低迷態勢。
三、企業擴大倒閉或縮編 失業潮擴大
失業潮湧現，或許是中共當局最憂懼的貿易戰後遺症。
儘管中共官方自稱就業數據依然平穩，但幾乎已經無人相信。
中共農業農村部11月宣稱，有740萬人回到農村，掀起「返鄉創業潮」，被民眾普遍認為是官方「此地無銀三百兩」地掩飾失業潮。
近期「網易」報導披露，光是上半年，便有超過504萬家企業倒閉，超過200萬人失業。
當局近期已經加強管制經濟數據發布，甚至屢屢造假，中國失業實況難以得知。但根據部分民間企業與勞工披露，目前各地的企業倒閉與失業情況依然持續擴大，而且不僅是製造業，服務業也已遭受波及。許多民眾維權討薪，歷經數月，依然追不回欠薪，導致他們生活緊張，消費不得不緊縮。
至於規模較大的企業雖然並未倒閉，但卻也紛紛裁員「瘦身」。
目前傳出的消息當中，包括華為裁員7000人、伯恩光學裁員8000人、新浪裁員6000多人，京東以「人員優化」名義裁員10%，甚至阿里巴巴還傳出驚人的裁員50%。而富士康也被披露，將在全球範圍內裁員34萬人，富士康否認這項數字，但承認已經展開第一波裁員，裁撤若干部門，過年後還將有第二波、第三波行動。
企業倒閉或裁員，導致民眾失業；失業導致收入銳減，收入銳減導致消費緊縮與無力償還貸款，再進而導致實體經濟與房市經濟步入下坡。
四、房地產市場持續下行 地產商生存壓力大
中國房市，是中國經濟產值的主要支撐，也是「脫實向虛」的經濟泡沫主要來源。
中國房市歷經前幾年的瘋狂上漲，如今普遍出現回落現象。根據中共中央10月份數據，房地屋銷售增幅已創半年來最低水平。而海通證券最新報告指出，12月上中旬，全國41城市的房產銷量僅年增1.8%，比11月明顯回落，其中以三、四線城市的房市景氣最為低迷。
不僅如此，包括萬科、碧桂園、恆大等地產領頭羊，也因為手上房屋庫存過多，紛紛大幅降價，力求套現；甚至半價求售、買一戶送一戶，足見地產市場困窘之迫。
建設銀行董事長田國立日前在北京提出警告，房市發展已經過度發達，「房子真的蓋夠了」，「現在買房也賺不了錢」，現在入市等於是「高位接盤」。
西南財經大學教授甘犁11月發布一項調查報告，推測中國空房率高達22%，堪稱全球之冠。換算下來，中國空房數量至少超過5000萬戶，其中絕大多數是熱錢炒作的投資物件。
然而，目前失業潮擴大、房價貶值，倘若越來越多民眾無力償還房貸，或急於賣房套現，很可能觸發房市泡沫開始破裂，大量空房、法拍房被拋售，勢必引發房價下墜、房市崩跌。
儘管部分三、四線城市為了拉抬GDP數字，開始「調控鬆綁」，希望刺激房地產投資交易來創造GDP。但是，目前中國社會遭遇越來越升溫的失業風險與物價壓力，房價也普遍來到高位，房產業者與民眾是否還願意冒險投入，仍有待觀察。
因此，2019年的房地產市場非但難以樂觀，還可能成為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五、各類債務違約蔓延 金融危機一觸即發
天文數字的債務，是明年中國經濟巨大隱患，是中國社會的最大未爆彈。
目前埋伏在中國社會表層底下的各類債務炸彈，林林總總，其中最主要的是地方政府債務。
中共十一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慳透露，地方政府債務總額超過40萬億人民幣；而標準普爾全球評級（S&P Global Ratings）也指出，地方政府未申報的隱性債務，約人民幣30萬億元到40萬億元之間。
亦即，地方債務的總金額，很可能達到80萬億之譜。而2017年中國經濟總產值也不過才82.7萬億人民幣，地方債危機深重，可見一斑。所以，中共政府才急於推出「永續債」，幫地方政府粉飾太平，也讓金融體系舒緩壓力。
不僅如此，房地產相關債務，亦甚為沉重。
市調機構Dealogic警告，明年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的到期債務，達到人民幣3850億元。並且，目前中國房地產貸款總量約38萬億，占整體信用貸款比率約28%，數字還在不斷上升。
而當明年經濟景氣不佳、房市低迷，地產商與民眾無力償還貸款而導致違約頻傳，屆時將對金融業帶來多大比率壞帳？金融體系是否能承受巨額壞帳壓力？這些都是難以預測的高風險。
別忘了，還有與日俱增的企業債違約。
據當局保守統計，今年大陸民企的債務違約金額已增至674億人民幣，相當於去年全年的4倍，實際金額可能更高。企業債務違約頻傳，銀行壞帳快速激增，也進一步加重明年的金融體系風險。
貿戰交鋒，烽火漫漫。債債相滾，危機連連。
2019年的中國，在內外交迫的重重壓力下，經濟前景非常不樂觀。以上五大趨勢，還很可能聯合構築出一場威力極大的財經風暴，為中國帶來強風暴雨，甚至觸發系統性金融危機。
接下來，讓我們繼續探討在政治、社會、外交等方面的另外五大趨勢。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李昊
from 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2/28/n10939290.htm
這個問題，筆者無法一概而論。但是，如果讓我們一起來看，2019年中國可能發生的十大趨勢，您或許就能從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一、美中貿易核心問題未解 貿易衝突升溫
全球矚目的美中貿易關鍵90天談判，將在3月1日前見分曉，牽動貿易戰是否走進下半場。儘管中共近日多次釋放「開放市場」的風向訊息，宣揚「保護知識產權」等鴿派言論，但各界普遍質疑，中共是否能真能落實美方的核心要求——停止竊取知識產權、停止強迫技術轉移、取消政府補貼等。
特別是北京當局日前一番談話，強調「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沒有可以對中國人民頤指氣使的教師爺」，普遍被外界解讀為，當局不會真正配合美方要求。
特別是「竊取知識產權、強迫技術轉移」兩項，正是中共長期以來藉以快速發展科技、實現產業升級、改良國防武器的不正當手段，並攸關「中國製造2025」產業轉型計劃甚巨。一旦中共失去這些技術來源，等同失去未來競爭力。
因此，北京方面很可能不會「自廢武功」，頂多試圖虛與委蛇，在表面工作上敷衍美方，再使出「拖延戰術」，將貿易戰打成「談判戰」，以曠日廢時的談判與立法進程，拖延美方施壓，直到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近日也對日本媒體表示，美中雙方無法很快達成全面、有效的解決方案，「但只要取得進展，只要有利於雙方進一步深化合作，只要能向國際社會、向世界市場發出正面信息，我覺得就是一個好的結果。」
上面這段官方空話，意味著北京方面已經開始釋出言論氣球，引導風向，為中共日後不願放棄不公平貿易、不道德經濟手段來鋪墊開脫之路。
然而，美方談判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被喻為「史上最難纏的談判家」、「貿易界的巴頓將軍」，中共端出的小惠小利、表面功夫，很難不被萊特希澤識破。因此，一旦美中雙方確定無法達成可驗證、可落實的貿易協議，萊特希澤勢必建議川普祭出更猛烈的貿易砲火，對中共展開強力反擊。
二、中國經濟加速下墜 股市走入低迷常態
受到貿易戰衝擊，中國經濟已在今年失速下墜。儘管官方宣稱第三季度GDP增長率仍達6.3%，但根據人民大學教授、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日前的驚人爆料，今年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僅1.67%，甚至還可能是負成長。
近期多項中央及地方經濟數據也都每況愈下，不僅投資銳減、貿易下滑、大量外資撤離、外匯儲備銳減；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獲利出現3年來首度負成長，發電耗媒量也持續出現同比負成長。種種跡象，均足以投射實體經濟的困窘實況，也預示經濟基本面將持續下行。世界銀行已預估，明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可能創下28年來新低。
此外，民間消費規模持續萎縮，市場需求下降；加上食品與民生物價持續上揚以及房貸壓力，人民生活衍生出「消費降級」現象，中國的經濟轉型將更難以獲得足夠的支撐力度。
因此，投資、貿易、消費，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如今全數淪為「跛腳馬」。中共政府僅能靠著老一套的「政府支出」與央媽各樣金融工具來刺激經濟、釋放流動性，試圖拖緩經濟全面崩盤的時限，但恐將難以挽救中國經濟失速下墜的宏觀大勢。
與此同時，中國股市失去實體經濟支撐，加上大量資金外撤避險，讓中國股市走進長期低迷格局。今年上海股市累計大跌24.59%，深圳股市更重挫了34.4%，滬、深兩市全年蒸發的市值金額高達13.2萬億人民幣。
展望明年，倘若美中貿易問題未能獲得有效解決、中國市場不能擴大對外資開放，實體經濟不能獲得有效挹注，則中國股市將難以擺脫低迷態勢。
三、企業擴大倒閉或縮編 失業潮擴大
失業潮湧現，或許是中共當局最憂懼的貿易戰後遺症。
儘管中共官方自稱就業數據依然平穩，但幾乎已經無人相信。
中共農業農村部11月宣稱，有740萬人回到農村，掀起「返鄉創業潮」，被民眾普遍認為是官方「此地無銀三百兩」地掩飾失業潮。
近期「網易」報導披露，光是上半年，便有超過504萬家企業倒閉，超過200萬人失業。
當局近期已經加強管制經濟數據發布，甚至屢屢造假，中國失業實況難以得知。但根據部分民間企業與勞工披露，目前各地的企業倒閉與失業情況依然持續擴大，而且不僅是製造業，服務業也已遭受波及。許多民眾維權討薪，歷經數月，依然追不回欠薪，導致他們生活緊張，消費不得不緊縮。
至於規模較大的企業雖然並未倒閉，但卻也紛紛裁員「瘦身」。
目前傳出的消息當中，包括華為裁員7000人、伯恩光學裁員8000人、新浪裁員6000多人，京東以「人員優化」名義裁員10%，甚至阿里巴巴還傳出驚人的裁員50%。而富士康也被披露，將在全球範圍內裁員34萬人，富士康否認這項數字，但承認已經展開第一波裁員，裁撤若干部門，過年後還將有第二波、第三波行動。
企業倒閉或裁員，導致民眾失業；失業導致收入銳減，收入銳減導致消費緊縮與無力償還貸款，再進而導致實體經濟與房市經濟步入下坡。
四、房地產市場持續下行 地產商生存壓力大
中國房市，是中國經濟產值的主要支撐，也是「脫實向虛」的經濟泡沫主要來源。
中國房市歷經前幾年的瘋狂上漲，如今普遍出現回落現象。根據中共中央10月份數據，房地屋銷售增幅已創半年來最低水平。而海通證券最新報告指出，12月上中旬，全國41城市的房產銷量僅年增1.8%，比11月明顯回落，其中以三、四線城市的房市景氣最為低迷。
不僅如此，包括萬科、碧桂園、恆大等地產領頭羊，也因為手上房屋庫存過多，紛紛大幅降價，力求套現；甚至半價求售、買一戶送一戶，足見地產市場困窘之迫。
建設銀行董事長田國立日前在北京提出警告，房市發展已經過度發達，「房子真的蓋夠了」，「現在買房也賺不了錢」，現在入市等於是「高位接盤」。
西南財經大學教授甘犁11月發布一項調查報告，推測中國空房率高達22%，堪稱全球之冠。換算下來，中國空房數量至少超過5000萬戶，其中絕大多數是熱錢炒作的投資物件。
然而，目前失業潮擴大、房價貶值，倘若越來越多民眾無力償還房貸，或急於賣房套現，很可能觸發房市泡沫開始破裂，大量空房、法拍房被拋售，勢必引發房價下墜、房市崩跌。
儘管部分三、四線城市為了拉抬GDP數字，開始「調控鬆綁」，希望刺激房地產投資交易來創造GDP。但是，目前中國社會遭遇越來越升溫的失業風險與物價壓力，房價也普遍來到高位，房產業者與民眾是否還願意冒險投入，仍有待觀察。
因此，2019年的房地產市場非但難以樂觀，還可能成為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五、各類債務違約蔓延 金融危機一觸即發
天文數字的債務，是明年中國經濟巨大隱患，是中國社會的最大未爆彈。
目前埋伏在中國社會表層底下的各類債務炸彈，林林總總，其中最主要的是地方政府債務。
中共十一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慳透露，地方政府債務總額超過40萬億人民幣；而標準普爾全球評級（S&P Global Ratings）也指出，地方政府未申報的隱性債務，約人民幣30萬億元到40萬億元之間。
亦即，地方債務的總金額，很可能達到80萬億之譜。而2017年中國經濟總產值也不過才82.7萬億人民幣，地方債危機深重，可見一斑。所以，中共政府才急於推出「永續債」，幫地方政府粉飾太平，也讓金融體系舒緩壓力。
不僅如此，房地產相關債務，亦甚為沉重。
市調機構Dealogic警告，明年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的到期債務，達到人民幣3850億元。並且，目前中國房地產貸款總量約38萬億，占整體信用貸款比率約28%，數字還在不斷上升。
而當明年經濟景氣不佳、房市低迷，地產商與民眾無力償還貸款而導致違約頻傳，屆時將對金融業帶來多大比率壞帳？金融體系是否能承受巨額壞帳壓力？這些都是難以預測的高風險。
別忘了，還有與日俱增的企業債違約。
據當局保守統計，今年大陸民企的債務違約金額已增至674億人民幣，相當於去年全年的4倍，實際金額可能更高。企業債務違約頻傳，銀行壞帳快速激增，也進一步加重明年的金融體系風險。
貿戰交鋒，烽火漫漫。債債相滾，危機連連。
2019年的中國，在內外交迫的重重壓力下，經濟前景非常不樂觀。以上五大趨勢，還很可能聯合構築出一場威力極大的財經風暴，為中國帶來強風暴雨，甚至觸發系統性金融危機。
接下來，讓我們繼續探討在政治、社會、外交等方面的另外五大趨勢。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李昊
from 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2/28/n10939290.htm
美中建交40年风云录
1979年1月1日-2019年1月1日
来源:
美国之音
1984年10月1日在白宫会见后，在雨中，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中国总理赵紫阳挽着臂膀，送赵紫阳走向他的汽车。
从1979年美中两国正式建交至今，两国的关系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四十年。虽说“四十不惑”，可伴随着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美中关系似乎依旧在诸多“困惑”中探索前行。一方面，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了多方面的挑战。回首来时路，一系列历史事件影响着美中关系的走向。
1979年1月1日，美中正式建交
1978年12月16日，美中双方同时发布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将于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宣布同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撤走驻台美军，并通知台北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建交公报》声明，美国人民将与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美国即将和台湾断交的消息传出后，台湾发生大规模反美抗议示威游行。1978年12月31日，台湾驻美大使馆降旗，台北宣布与华盛顿断交。
1979年1月-2月，邓小平访美
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正式访问，受到国家元首的礼宾待遇。美国总统吉米·卡特1月29日在白宫会晤了邓小平。
邓小平访美期间表示中国要学习美国的科技和工业，要进行经济改革开放。在德克萨斯州观看牛仔表演时，他戴上牛仔帽，向当地民众致意。此次访问开启了两国间一连串高级别的重要交流。
1979年4月10日，卡特签署《台湾关系法》
吉米·卡特总统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用来规范华盛顿与台北断交后双方关系的《台湾关系法》。这部美国国内法授权美国政府继续维持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的商业、文化及其它关系，并允许美国向台湾出售防御武器以确保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1979年7月，美中规定双方互享最惠国待遇
7月7日，美中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为期三年的贸易关系协定，根据这一协定，美中双方将在关税等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10月，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这一协定，该协定于次年2月生效。而从1980年开始，美国按照《1974年贸易法》，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进行年度审议。
1982年7月14日，里根政府做出对台“六项保证”
时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James R. Lilley）代表罗纳德·里根总统向台湾总统蒋经国口头给予六项保证，包括美国：1）未曾同意设定结束对台军售日期；2）未曾同意在对台湾军售前征询北京意见；3）不会在北京与台北之间扮演调停角色；4）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5）不会更改美国有关台湾主权的立场；6）不会迫使北京与台北进行谈判。
1982年8月17日，里根政府同中国签署《八一七公报》
《八一七公报》是中美两国在1972年到1982年间共同签署的第三份联合公报。美国表示准备逐渐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北京则表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八一七公报》和此前签订的《上海公报》、《美中建交公报》组成了“美中三个联合公报”。
1984年1月，赵紫阳访美
时任中国总理赵紫阳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脑首次访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赞扬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1984年4月，里根访华
罗纳德·里根是美中建交后首位在任期内访华的美国总统。访问期间，里根总统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演讲。
1985年7月，李先念访美
1985年7月22日至31日，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
1986年4月，美中签订军事合作项目
里根政府宣布“和平珍珠项目”。美国与中国展开军事合作，帮助中国空军改进歼-8II战斗机。
1989年2月，老布什访华
上任伊始的乔治·H·W·布什总统对北京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他接受了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采访，成为首位通过电视屏幕直接向中国民众讲话的美国元首。
访问期间，老布什总统邀请中国著名的民主人士、物理学家方励之及其夫人李淑娴参加晚宴。方夫妇由于受到中国当局的阻挠未能赴宴，并举行记者会说明赴宴受阻始末。
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
6月3日夜和4日凌晨，中国政府出动军队镇压了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民主示威运动，数以千计的平民被打死打伤。当局随后在全国范围展开逮捕、清算并加强思想控制。
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美国国会和美国国内舆论对六四镇压予以强烈谴责。随后，美国宣布了多项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并禁止出售武器给中国。
1989年7月，美总统特使秘访北京
乔治·H·W·布什总统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7月1日秘密抵达北京，并于7月2日会晤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这是美国因为天安门事件宣布制裁后双方首次高层接触。
1990年6月，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使馆
六四事件后，中国当局指控主张民主政治的天文物理学家方励之为“幕后黑手”，发布逮捕令。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此后在使馆内生活长达一年。经美中交涉，1990年6月25日，美国一架军用专机将方励之夫妇带到英国。1991年1月，在英国访问半年后，方励之夫妇来到美国。
1991年4月，老布什会见达赖喇嘛
1991年4月16日，乔治·H·W·布什总统在白宫私人住所以“私人身份”会晤流亡西藏精神领袖、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这是美国国家元首第一次会晤达赖喇嘛。
1992年9月，老布什政府宣布60亿对台军售
乔治·H·W·布什总统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总价值约60亿美金，超过了1982年以来美国对台军售的总和。
1993年4月，克林顿会见达赖喇嘛
4月27日，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在白宫副总统办公室会会晤达赖喇嘛，克林顿总统以“路过”时顺道进入的方式参加会见。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在白宫办公地点而非总统私人住所接待达赖喇嘛。克林顿总统任内与达赖喇嘛一共在白宫见了五次面。
1993年7月-9月，银河号事件
正在前往中东的中国“银河号”商船在公海上被美国军舰截停。美方表示，情报显示“银河号”货轮载有可以制造化学武器的化学物质并意图将其运往伊朗。美国要求“银河号”接受检查或返航。双方对峙达三周。后经美中交涉，双方同意“银河号”进入沙特领海，并在停靠达曼港附近的海军基地后由第三方进行检查。检查人员并未在“银河号”上发现违禁化学物质。中方要求美方赔偿。美方拒绝道歉，表示这是基于“可靠”情报的“负责任”行为。
1993年11月，西雅图会晤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西雅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会晤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这是1989年以来两国元首首次正式会晤。克林顿表示，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必须满足一些关键条件，否则美国明年将不再延续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1993年3月，克里斯托弗访华谈人权
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问中国，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是重要议题。中国总理李鹏3月12日对克里斯托弗说，中国不会接受美国的人权条件。
在克里斯托弗访问之前，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塔克2月在北京秘密会晤了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出狱几个月的魏京生，引起中国政府不满。克里斯托弗访问期间未能见到魏京生。魏京生于4月1日再度被捕。
1994年5月，克林顿将贸易与人权脱钩
比尔·克林顿总统上任之初曾宣布将人权问题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挂钩。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提出“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宣布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表示在以后年度审议时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
1995年9月，克林顿夫人在北京世妇会讲话
时任美国第一夫人的希拉里▪克林顿以美国代表团名誉团长的身份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并发表演讲。她在9月5日的演讲中提出：“女性权利就是人权。”
之前，在华盛顿争议是否应让克林顿夫人前往北京之际，试图在中国收集劳改工厂信息的美籍华人活动人士吴宏达于6月被中国逮捕，引发外交风波。中国政府8月将他“递解出境”。克林顿总统对北京释放吴弘达表示欢迎，称此举“移除了改善美中关系的一个障碍”。
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
1995年5月22日，美国宣布同意台湾总统李登辉以私人名义入境，参加其母校康奈尔大学的校友会活动。李登辉于6月7日抵达美国，并于9日在康奈尔大学发表公开政治演讲。李登辉美国之行打破了将近17年不准台湾最高领导访美的禁令。中国召回驻美大使以示抗议，并在闽南沿海地区举行导弹发射及军事演习。
1996年3月，台海危机
3月23日，台湾举行总统直选，这是华人历史上第一次以民主方式直选最高领导人。选举前夕，中国军队向台湾外海试射导弹，并举行两栖登陆作战演习。美国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峡。李登辉胜选连任，成为台湾首届民选总统。
1997年10月-11月，江泽民访美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国事访问。这是1989年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正式访美。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会晤，双方宣布致力于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江泽民在夏威夷弹琴跳舞并下海游泳，访美期间还接受了记者采访并在哈佛大学演讲。在美中两国首脑的联合记者会上，克林顿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1997年11月，魏京生获释赴美
中国著名的异议人士魏京生曾在1979年被中国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1993年9月，在北京争取200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之际，魏京生获提前释放。1994年2月，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塔克在北京秘密会晤了魏京生，就美国是否应将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一事听取魏京生的意见。随后，魏京生于当年4月再度被捕，并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4年。美国在和中方交往时多次提出释放魏京生的问题，魏京生终于在1997年11月16日出狱并被送上前往美国的飞机。此时距克林顿访华只有半年多时间。在克林顿访华之前，中国还于1998年4月将狱中的著名异议人士王丹“保外就医”，送至美国。
1998年6月-7月，克林顿访华
比尔·克林顿总统对西安、北京、上海、桂林等地进行了九天访问。他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并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记者会，当场辩论人权问题。这两场活动都进行了现场直播。
1999年5月，北约误炸中国大使馆
当地时间5月7日夜间、北京时间5月8日凌晨，参加北约打击南斯拉夫军事行动的美国轰炸机发射的导弹击中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造成三名中国记者死亡，数十人受伤，使馆建筑严重损毁。北约解释说此次轰炸是误炸。中国多地发生反美示威，抗议者冲击了美国驻北京和成都的使领馆。
克林顿总统对误炸表示道歉。美国向死伤者家属赔偿450万美元。两国并于12月达成协议，美国向中国提供2800万美元的经济赔偿，中国也因示威者破坏美国使领馆而向美方提供280万美元的赔偿。
1999年11月，美中完成有关中国入世的双边谈判
美中于1999年11月15日结束双边谈判，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从而为中国入世扫清了最大障碍。中国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2000年10月，克林顿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克林顿总统10月10日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2000年美中关系法》，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原称最惠国）地位。法案规定，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将取消此前按《1974年贸易法》所实施的对华贸易年度审议，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2001年4月1日，撞机事件
美国一架EP-3军用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公海上空与一架贴近拦截的中国歼-8战斗机相撞。中国飞行员王伟丧生。美机在海南岛陵水军用机场紧急降落。中方扣押了机上24名美军官兵。经过紧张谈判，乔治·W·布什总统对中国飞行员失踪和飞机坠毁表示遗憾，中国于4月12日释放美国机组人员。美国于7月用运输机将拆解后的EP-3侦察机运回国。
2001年5月，小布什会见达赖喇嘛
5月23日，乔治·W·布什总统在中国所说的“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白宫会晤达拉喇嘛，讨论西藏问题。小布什总统在任内共四次与达拉喇嘛见面，其中三次在白宫。
2001年9月11日，911恐怖袭击事件
9月11日，“基地”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进行恐怖袭击。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两架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星大厦，一架撞入五角大楼，另一架在宾州坠毁。袭击夺去了近三千人的生命。10月，美国和联军攻打阿富汗，推翻包庇“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
乔治·W·布什总统上任之初曾改变克林顿时期视中国为“战略伙伴”的立场，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调整了对中国的政策。美国将焦点集中于反恐战争。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美国要促使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2001年10月，上海峰会
10月20日至21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在上海举行。乔治·W·布什总统在上海会晤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这是小布什与江泽民首次元首会晤。
2002年10月，烤肉峰会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乔治·W·布什总统在他位于德克萨斯州克劳福德的私人农场设“烤肉峰会”，款待江泽民。
2005年，美中建立战略对话机制
美中确立中美战略对话定期在两国间轮流举行。8月1日，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这是中美建交以来双方首次举行此类高层定期对话。2009年后，中美战略对话改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2017年，川普政府取消了这一对话机制，改为“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
2005年11月，小布什访华
乔治·W·布什总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会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期间，小布什总统在北京一家官方许可的基督教堂参加礼拜活动，以宣示对宗教自由的支持。这是小布什总统上任后第三次来中国，他在总统任内四次访问中国。
2006年4月，胡锦涛访美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中方称此行为“国事访问”，但美方只说是一次正式访问。4月20日，胡锦涛主席与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首次在白宫会晤。胡锦涛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被一位高声抗议的法轮功记者所打断。
2007年10月，美国会向达赖喇嘛颁发国会金质奖章
美国国会将象征美国最高非军事荣誉的国会金质奖章授予达赖喇嘛。10月17日，小布什总统到国会出席颁奖仪式并致辞。这是美国总统首次与达赖喇嘛在公开场合会面。
2008年8月，北京奥运
乔治·W·布什总统携家人、包括父亲前总统老布什到北京参加奥运开幕式并观看比赛项目。他和老布什总统还参加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新馆的开馆仪式。之前，由于西藏和人权等问题，美国国内曾有布什总统不要去北京的呼声。
2008年9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美国政府宣布接管“两房”，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全球股市持续暴跌。中国政府决定继续投资美国国债。从2008年9月至11月，中国购买的美国短期和长期国债总计近1230亿美元。11月，中国超越日本首次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2010年2月，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
2月18日，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地图室会晤达赖喇嘛。奥巴马表示他们的会晤是私人性质的。奥巴马曾在2009年访华前拒绝会见达赖喇嘛，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在任期内，奥巴马总统共五次与达赖喇嘛见面，其中四次在白宫。
2010年10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在狱中服刑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以表彰他长期以来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国争取基本人权。身为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祝贺刘晓波获奖，并呼吁中国释放刘晓波。
12月，美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祝贺刘晓波获诺奖的议案。美国第三号领导人、众议院议长佩洛希出席了诺委会在奥斯陆为刘晓波缺席举行的颁奖典礼。
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美方称这是胡锦涛首次对美“国事访问”。胡锦涛主席与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致力于发展面向21世纪的积极、合作与全面的美中关系。
2011年11月，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
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文，阐释美国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宣布美国和另外八个国家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中国不在其中。特朗普总统上任后于2017年1月23日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TPP。
2012年2月6日，王立军事件
重庆市副市长、原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避难。美国拒绝了王的庇护请求，但同意第二天由中国中央政府将王带往北京，而不是将其交给重庆当局。这起事件触发中国政坛地震，王立军在重庆的上司、有望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随后落马并被判处无期徒刑。
2012年2月，接班人暖身之旅
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这次访问是已被内定为中共下届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与美国方面相互了解的机会。
2012年4月-5月，陈光诚事件
未受任何控罪但被中国政府软禁在家的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4月下旬逃离山东省临沂东师古村，千里逃亡，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5月2日，时任美国大使骆家辉陪同陈光诚离开美国使馆，前往北京市朝阳医院接受治疗。后经两国政府协商，陈光诚获准赴美。
2013年6月，阳光之乡会谈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被称为“阳光之乡”的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休闲式会晤，长时间商谈各项议题。这是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首次访美。
2014年5月19日，美国以网络经济间谍罪名起诉中国军官
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五名在上海工作的中国军人提出起诉，指控他们入侵美国私营企业的电脑网络，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窃取商业秘密。中国提出抗议。
2014年11月，瀛台夜话
美国总统奥巴马赴中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奥巴马第二次访华。11月11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瀛台迎接奥巴马，以月下漫步形式交谈。11月13日，奥巴马和习近平发表有关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此后两年，两位元首又相继发表两份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声明，为《巴黎气候协议》的达成奠定基础。奥巴马总统任内先后对中国进行了三次访问。
2015年2月，奥巴马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向达赖喇嘛致意
2月5日，奥巴马总统在出席全国祈祷早餐会并发表讲话时，向在场的达赖喇嘛致意，并在讲话中称达赖喇嘛是“好朋友”。
2015年6月，联邦人事局遭黑客入侵
2015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联邦人事管理局资料库遭黑客袭击，约400万联邦在职或前雇员的个人资料被盗。美国当局怀疑是来自中国政府的黑客所为，中国政府驳斥了这种说法。
2015年9月，白宫秋叙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联合国峰会。9月25日，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会晤习近平。两位元首就网络安全问题达成基本共识，共同承诺两国政府不会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商业窃密活动。两国还同意建立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的高标准对话机制，并与其他国家一起推动制定网络空间的国际行为准则。
2016年5月-7月，美国会通过六项保证决议
美国众参两院先后通过决议，首次将里根总统1982年对台湾做出的“六项保证”正式做出文字表述，并重申《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基石。
2016年12月2日，特朗普与蔡英文通话
美国总统大选后，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特朗普通电话，祝贺其当选。这是华盛顿和台北断交以来首次美国候任总统与台湾最高领导人直接通话。
2017年4月7日，海湖庄园会谈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的度假地海湖庄园举行双方之间的首次会晤，两位领导人就贸易、朝核等问题展开会谈。会后特朗普总统表示在同习近平主席的会谈中取得了“很大进展”，并表示与习近平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关系。
2017年11月8日，特朗普访华
特朗普总统上任后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对此安排了“国事访问+”的高规格接待，中美两国企业签署合作金额达2535亿美元的创纪录“大单”。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定义中国为“战略竞争者”
特朗普政府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随后，美国防部于2018年1月公布最新《国防战略报告》，称中国和俄罗斯是“修正主义”大国，其崛起是美国繁荣与安全的“核心挑战”。
2018年3月16日，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
特朗普总统签署的《台湾旅行法》由参众两院无异议通过。该法允许所有级别的美国官员访问台湾并会晤对口官员，并允许台湾高层官员在有尊严的情况下入境美国并会晤美国官员。
2018年3月-12月，美中贸易战
3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处根据“301调查报告”结果，认定中国政府存在强制性技术转让等不公平贸易行为。5月和9月，白宫先后对500亿和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作为回应，中国同期对500亿和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
12月1日，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G20阿根廷峰会共进晚宴，达成贸易战休战协议，同意在截至2019年3月2日的90天内不新增关税，同时中国将解决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和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问题。
2018年4月-6月中兴事件
美国商务部4月16日宣布对中国电信巨头中兴公司实行禁售令。中兴公司因违法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在2017年3月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美商务部宣布中兴违反和解协议，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芯片等关键部件，使中兴陷入绝境。5月，特朗普总统表示正在与习近平主席合作，让中兴尽快恢复业务。7月13日，在中兴同意高层整改、缴纳罚款和保证金后，美商务部正式取消了禁售令。参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要求恢复对中兴的禁售令，在特朗普政府说动下，两院最后协调版删除了这一内容，中兴业务得以维持。
2018年8月13日，特朗普签署《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
这项法案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以解决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越来越严重的关注，这些关注源自之前不在该委员会审核范围内的某些涉及境外资本的投资结构。制定法案的初衷明显是担心中国在美国敏感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越来越多的投资，但法案最后文字并非针对某一国。
2018年10月4日，彭斯演讲
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中关系发表演讲，强烈批评中国共产党政府在贸易、南中国海以及在美国国内扩散政治影响等问题上的做法，并表示美国已经对中国采取新的政策。
2018年10月10日，被捕中国情报官员在美受审
美国司法部宣布一名中国情报人员受到经济间谍罪起诉。这名江苏省国安厅的情报人员被控试图窃取美国航空航天公司的机密，他今年4月在比利时被捕，10月被引渡到美国。美国指称这种经济间谍行为是北京以美国为代价而寻求国家发展的整体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据信，这是中国政府情报官员第一次被引渡到美国受审。
2018年12月华为高管被捕
12月1日，加拿大政府应美国要求在温哥华逮捕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孟晚舟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美国检察官指控她欺瞒跨国银行，以规避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制裁。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放人。孟晚舟12月12日被保释，听候引渡决定。
2018年12月19日，特朗普签署《西藏旅行对等法》
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西藏旅行对等法》由参众两院无异议通过。这部法律旨在反击中国严格限制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人进入西藏。根据法案的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美国国务卿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报告，指证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中国政府对这项法案表示“坚决反对”。
2018年12月20日，司法部起诉中国黑客
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两名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黑客提出刑事起诉。他们被控过去十多年来入侵美国等12个国家的几十家公司的企业管理服务提供商网络系统，罪名包括电脑黑客入侵、阴谋电信诈骗和盗窃身份等三项罪名。美国和一些盟国同时公开谴责中国的黑客活动。中国政府称黑客指控是“无中生有”。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E7%BE%8E%E4%B8%AD%E5%BB%BA%E4%BA%A440%E5%B9%B4%E9%A3%8E%E4%BA%91%E5%BD%95.html
来源:
美国之音
1984年10月1日在白宫会见后，在雨中，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中国总理赵紫阳挽着臂膀，送赵紫阳走向他的汽车。
从1979年美中两国正式建交至今，两国的关系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四十年。虽说“四十不惑”，可伴随着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美中关系似乎依旧在诸多“困惑”中探索前行。一方面，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了多方面的挑战。回首来时路，一系列历史事件影响着美中关系的走向。
1979年1月1日，美中正式建交
1978年12月16日，美中双方同时发布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将于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宣布同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撤走驻台美军，并通知台北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建交公报》声明，美国人民将与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美国即将和台湾断交的消息传出后，台湾发生大规模反美抗议示威游行。1978年12月31日，台湾驻美大使馆降旗，台北宣布与华盛顿断交。
1979年1月-2月，邓小平访美
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正式访问，受到国家元首的礼宾待遇。美国总统吉米·卡特1月29日在白宫会晤了邓小平。
邓小平访美期间表示中国要学习美国的科技和工业，要进行经济改革开放。在德克萨斯州观看牛仔表演时，他戴上牛仔帽，向当地民众致意。此次访问开启了两国间一连串高级别的重要交流。
1979年4月10日，卡特签署《台湾关系法》
吉米·卡特总统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用来规范华盛顿与台北断交后双方关系的《台湾关系法》。这部美国国内法授权美国政府继续维持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的商业、文化及其它关系，并允许美国向台湾出售防御武器以确保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1979年7月，美中规定双方互享最惠国待遇
7月7日，美中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为期三年的贸易关系协定，根据这一协定，美中双方将在关税等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10月，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这一协定，该协定于次年2月生效。而从1980年开始，美国按照《1974年贸易法》，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进行年度审议。
1982年7月14日，里根政府做出对台“六项保证”
时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James R. Lilley）代表罗纳德·里根总统向台湾总统蒋经国口头给予六项保证，包括美国：1）未曾同意设定结束对台军售日期；2）未曾同意在对台湾军售前征询北京意见；3）不会在北京与台北之间扮演调停角色；4）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5）不会更改美国有关台湾主权的立场；6）不会迫使北京与台北进行谈判。
1982年8月17日，里根政府同中国签署《八一七公报》
《八一七公报》是中美两国在1972年到1982年间共同签署的第三份联合公报。美国表示准备逐渐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北京则表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八一七公报》和此前签订的《上海公报》、《美中建交公报》组成了“美中三个联合公报”。
1984年1月，赵紫阳访美
时任中国总理赵紫阳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脑首次访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赞扬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1984年4月，里根访华
罗纳德·里根是美中建交后首位在任期内访华的美国总统。访问期间，里根总统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演讲。
1985年7月，李先念访美
1985年7月22日至31日，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
1986年4月，美中签订军事合作项目
里根政府宣布“和平珍珠项目”。美国与中国展开军事合作，帮助中国空军改进歼-8II战斗机。
1989年2月，老布什访华
上任伊始的乔治·H·W·布什总统对北京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他接受了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采访，成为首位通过电视屏幕直接向中国民众讲话的美国元首。
访问期间，老布什总统邀请中国著名的民主人士、物理学家方励之及其夫人李淑娴参加晚宴。方夫妇由于受到中国当局的阻挠未能赴宴，并举行记者会说明赴宴受阻始末。
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
6月3日夜和4日凌晨，中国政府出动军队镇压了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民主示威运动，数以千计的平民被打死打伤。当局随后在全国范围展开逮捕、清算并加强思想控制。
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美国国会和美国国内舆论对六四镇压予以强烈谴责。随后，美国宣布了多项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并禁止出售武器给中国。
1989年7月，美总统特使秘访北京
乔治·H·W·布什总统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7月1日秘密抵达北京，并于7月2日会晤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这是美国因为天安门事件宣布制裁后双方首次高层接触。
1990年6月，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使馆
六四事件后，中国当局指控主张民主政治的天文物理学家方励之为“幕后黑手”，发布逮捕令。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此后在使馆内生活长达一年。经美中交涉，1990年6月25日，美国一架军用专机将方励之夫妇带到英国。1991年1月，在英国访问半年后，方励之夫妇来到美国。
1991年4月，老布什会见达赖喇嘛
1991年4月16日，乔治·H·W·布什总统在白宫私人住所以“私人身份”会晤流亡西藏精神领袖、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这是美国国家元首第一次会晤达赖喇嘛。
1992年9月，老布什政府宣布60亿对台军售
乔治·H·W·布什总统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总价值约60亿美金，超过了1982年以来美国对台军售的总和。
1993年4月，克林顿会见达赖喇嘛
4月27日，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在白宫副总统办公室会会晤达赖喇嘛，克林顿总统以“路过”时顺道进入的方式参加会见。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在白宫办公地点而非总统私人住所接待达赖喇嘛。克林顿总统任内与达赖喇嘛一共在白宫见了五次面。
1993年7月-9月，银河号事件
正在前往中东的中国“银河号”商船在公海上被美国军舰截停。美方表示，情报显示“银河号”货轮载有可以制造化学武器的化学物质并意图将其运往伊朗。美国要求“银河号”接受检查或返航。双方对峙达三周。后经美中交涉，双方同意“银河号”进入沙特领海，并在停靠达曼港附近的海军基地后由第三方进行检查。检查人员并未在“银河号”上发现违禁化学物质。中方要求美方赔偿。美方拒绝道歉，表示这是基于“可靠”情报的“负责任”行为。
1993年11月，西雅图会晤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西雅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会晤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这是1989年以来两国元首首次正式会晤。克林顿表示，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必须满足一些关键条件，否则美国明年将不再延续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1993年3月，克里斯托弗访华谈人权
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问中国，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是重要议题。中国总理李鹏3月12日对克里斯托弗说，中国不会接受美国的人权条件。
在克里斯托弗访问之前，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塔克2月在北京秘密会晤了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出狱几个月的魏京生，引起中国政府不满。克里斯托弗访问期间未能见到魏京生。魏京生于4月1日再度被捕。
1994年5月，克林顿将贸易与人权脱钩
比尔·克林顿总统上任之初曾宣布将人权问题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挂钩。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提出“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宣布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表示在以后年度审议时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
1995年9月，克林顿夫人在北京世妇会讲话
时任美国第一夫人的希拉里▪克林顿以美国代表团名誉团长的身份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并发表演讲。她在9月5日的演讲中提出：“女性权利就是人权。”
之前，在华盛顿争议是否应让克林顿夫人前往北京之际，试图在中国收集劳改工厂信息的美籍华人活动人士吴宏达于6月被中国逮捕，引发外交风波。中国政府8月将他“递解出境”。克林顿总统对北京释放吴弘达表示欢迎，称此举“移除了改善美中关系的一个障碍”。
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
1995年5月22日，美国宣布同意台湾总统李登辉以私人名义入境，参加其母校康奈尔大学的校友会活动。李登辉于6月7日抵达美国，并于9日在康奈尔大学发表公开政治演讲。李登辉美国之行打破了将近17年不准台湾最高领导访美的禁令。中国召回驻美大使以示抗议，并在闽南沿海地区举行导弹发射及军事演习。
1996年3月，台海危机
3月23日，台湾举行总统直选，这是华人历史上第一次以民主方式直选最高领导人。选举前夕，中国军队向台湾外海试射导弹，并举行两栖登陆作战演习。美国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峡。李登辉胜选连任，成为台湾首届民选总统。
1997年10月-11月，江泽民访美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国事访问。这是1989年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正式访美。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会晤，双方宣布致力于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江泽民在夏威夷弹琴跳舞并下海游泳，访美期间还接受了记者采访并在哈佛大学演讲。在美中两国首脑的联合记者会上，克林顿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1997年11月，魏京生获释赴美
中国著名的异议人士魏京生曾在1979年被中国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1993年9月，在北京争取200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之际，魏京生获提前释放。1994年2月，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塔克在北京秘密会晤了魏京生，就美国是否应将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一事听取魏京生的意见。随后，魏京生于当年4月再度被捕，并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4年。美国在和中方交往时多次提出释放魏京生的问题，魏京生终于在1997年11月16日出狱并被送上前往美国的飞机。此时距克林顿访华只有半年多时间。在克林顿访华之前，中国还于1998年4月将狱中的著名异议人士王丹“保外就医”，送至美国。
1998年6月-7月，克林顿访华
比尔·克林顿总统对西安、北京、上海、桂林等地进行了九天访问。他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并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记者会，当场辩论人权问题。这两场活动都进行了现场直播。
1999年5月，北约误炸中国大使馆
当地时间5月7日夜间、北京时间5月8日凌晨，参加北约打击南斯拉夫军事行动的美国轰炸机发射的导弹击中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造成三名中国记者死亡，数十人受伤，使馆建筑严重损毁。北约解释说此次轰炸是误炸。中国多地发生反美示威，抗议者冲击了美国驻北京和成都的使领馆。
克林顿总统对误炸表示道歉。美国向死伤者家属赔偿450万美元。两国并于12月达成协议，美国向中国提供2800万美元的经济赔偿，中国也因示威者破坏美国使领馆而向美方提供280万美元的赔偿。
1999年11月，美中完成有关中国入世的双边谈判
美中于1999年11月15日结束双边谈判，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从而为中国入世扫清了最大障碍。中国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2000年10月，克林顿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克林顿总统10月10日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2000年美中关系法》，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原称最惠国）地位。法案规定，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将取消此前按《1974年贸易法》所实施的对华贸易年度审议，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2001年4月1日，撞机事件
美国一架EP-3军用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公海上空与一架贴近拦截的中国歼-8战斗机相撞。中国飞行员王伟丧生。美机在海南岛陵水军用机场紧急降落。中方扣押了机上24名美军官兵。经过紧张谈判，乔治·W·布什总统对中国飞行员失踪和飞机坠毁表示遗憾，中国于4月12日释放美国机组人员。美国于7月用运输机将拆解后的EP-3侦察机运回国。
2001年5月，小布什会见达赖喇嘛
5月23日，乔治·W·布什总统在中国所说的“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白宫会晤达拉喇嘛，讨论西藏问题。小布什总统在任内共四次与达拉喇嘛见面，其中三次在白宫。
2001年9月11日，911恐怖袭击事件
9月11日，“基地”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进行恐怖袭击。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两架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星大厦，一架撞入五角大楼，另一架在宾州坠毁。袭击夺去了近三千人的生命。10月，美国和联军攻打阿富汗，推翻包庇“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
乔治·W·布什总统上任之初曾改变克林顿时期视中国为“战略伙伴”的立场，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调整了对中国的政策。美国将焦点集中于反恐战争。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美国要促使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2001年10月，上海峰会
10月20日至21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在上海举行。乔治·W·布什总统在上海会晤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这是小布什与江泽民首次元首会晤。
2002年10月，烤肉峰会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乔治·W·布什总统在他位于德克萨斯州克劳福德的私人农场设“烤肉峰会”，款待江泽民。
2005年，美中建立战略对话机制
美中确立中美战略对话定期在两国间轮流举行。8月1日，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这是中美建交以来双方首次举行此类高层定期对话。2009年后，中美战略对话改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2017年，川普政府取消了这一对话机制，改为“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
2005年11月，小布什访华
乔治·W·布什总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会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期间，小布什总统在北京一家官方许可的基督教堂参加礼拜活动，以宣示对宗教自由的支持。这是小布什总统上任后第三次来中国，他在总统任内四次访问中国。
2006年4月，胡锦涛访美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中方称此行为“国事访问”，但美方只说是一次正式访问。4月20日，胡锦涛主席与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首次在白宫会晤。胡锦涛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被一位高声抗议的法轮功记者所打断。
2007年10月，美国会向达赖喇嘛颁发国会金质奖章
美国国会将象征美国最高非军事荣誉的国会金质奖章授予达赖喇嘛。10月17日，小布什总统到国会出席颁奖仪式并致辞。这是美国总统首次与达赖喇嘛在公开场合会面。
2008年8月，北京奥运
乔治·W·布什总统携家人、包括父亲前总统老布什到北京参加奥运开幕式并观看比赛项目。他和老布什总统还参加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新馆的开馆仪式。之前，由于西藏和人权等问题，美国国内曾有布什总统不要去北京的呼声。
2008年9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美国政府宣布接管“两房”，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全球股市持续暴跌。中国政府决定继续投资美国国债。从2008年9月至11月，中国购买的美国短期和长期国债总计近1230亿美元。11月，中国超越日本首次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2010年2月，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
2月18日，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地图室会晤达赖喇嘛。奥巴马表示他们的会晤是私人性质的。奥巴马曾在2009年访华前拒绝会见达赖喇嘛，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在任期内，奥巴马总统共五次与达赖喇嘛见面，其中四次在白宫。
2010年10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在狱中服刑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以表彰他长期以来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国争取基本人权。身为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祝贺刘晓波获奖，并呼吁中国释放刘晓波。
12月，美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祝贺刘晓波获诺奖的议案。美国第三号领导人、众议院议长佩洛希出席了诺委会在奥斯陆为刘晓波缺席举行的颁奖典礼。
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美方称这是胡锦涛首次对美“国事访问”。胡锦涛主席与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致力于发展面向21世纪的积极、合作与全面的美中关系。
2011年11月，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
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文，阐释美国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宣布美国和另外八个国家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中国不在其中。特朗普总统上任后于2017年1月23日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TPP。
2012年2月6日，王立军事件
重庆市副市长、原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避难。美国拒绝了王的庇护请求，但同意第二天由中国中央政府将王带往北京，而不是将其交给重庆当局。这起事件触发中国政坛地震，王立军在重庆的上司、有望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随后落马并被判处无期徒刑。
2012年2月，接班人暖身之旅
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这次访问是已被内定为中共下届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与美国方面相互了解的机会。
2012年4月-5月，陈光诚事件
未受任何控罪但被中国政府软禁在家的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4月下旬逃离山东省临沂东师古村，千里逃亡，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5月2日，时任美国大使骆家辉陪同陈光诚离开美国使馆，前往北京市朝阳医院接受治疗。后经两国政府协商，陈光诚获准赴美。
2013年6月，阳光之乡会谈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被称为“阳光之乡”的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休闲式会晤，长时间商谈各项议题。这是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首次访美。
2014年5月19日，美国以网络经济间谍罪名起诉中国军官
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五名在上海工作的中国军人提出起诉，指控他们入侵美国私营企业的电脑网络，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窃取商业秘密。中国提出抗议。
2014年11月，瀛台夜话
美国总统奥巴马赴中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奥巴马第二次访华。11月11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瀛台迎接奥巴马，以月下漫步形式交谈。11月13日，奥巴马和习近平发表有关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此后两年，两位元首又相继发表两份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声明，为《巴黎气候协议》的达成奠定基础。奥巴马总统任内先后对中国进行了三次访问。
2015年2月，奥巴马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向达赖喇嘛致意
2月5日，奥巴马总统在出席全国祈祷早餐会并发表讲话时，向在场的达赖喇嘛致意，并在讲话中称达赖喇嘛是“好朋友”。
2015年6月，联邦人事局遭黑客入侵
2015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联邦人事管理局资料库遭黑客袭击，约400万联邦在职或前雇员的个人资料被盗。美国当局怀疑是来自中国政府的黑客所为，中国政府驳斥了这种说法。
2015年9月，白宫秋叙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联合国峰会。9月25日，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会晤习近平。两位元首就网络安全问题达成基本共识，共同承诺两国政府不会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商业窃密活动。两国还同意建立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的高标准对话机制，并与其他国家一起推动制定网络空间的国际行为准则。
2016年5月-7月，美国会通过六项保证决议
美国众参两院先后通过决议，首次将里根总统1982年对台湾做出的“六项保证”正式做出文字表述，并重申《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基石。
2016年12月2日，特朗普与蔡英文通话
美国总统大选后，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特朗普通电话，祝贺其当选。这是华盛顿和台北断交以来首次美国候任总统与台湾最高领导人直接通话。
2017年4月7日，海湖庄园会谈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的度假地海湖庄园举行双方之间的首次会晤，两位领导人就贸易、朝核等问题展开会谈。会后特朗普总统表示在同习近平主席的会谈中取得了“很大进展”，并表示与习近平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关系。
2017年11月8日，特朗普访华
特朗普总统上任后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对此安排了“国事访问+”的高规格接待，中美两国企业签署合作金额达2535亿美元的创纪录“大单”。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定义中国为“战略竞争者”
特朗普政府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随后，美国防部于2018年1月公布最新《国防战略报告》，称中国和俄罗斯是“修正主义”大国，其崛起是美国繁荣与安全的“核心挑战”。
2018年3月16日，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
特朗普总统签署的《台湾旅行法》由参众两院无异议通过。该法允许所有级别的美国官员访问台湾并会晤对口官员，并允许台湾高层官员在有尊严的情况下入境美国并会晤美国官员。
2018年3月-12月，美中贸易战
3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处根据“301调查报告”结果，认定中国政府存在强制性技术转让等不公平贸易行为。5月和9月，白宫先后对500亿和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作为回应，中国同期对500亿和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
12月1日，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G20阿根廷峰会共进晚宴，达成贸易战休战协议，同意在截至2019年3月2日的90天内不新增关税，同时中国将解决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和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问题。
2018年4月-6月中兴事件
美国商务部4月16日宣布对中国电信巨头中兴公司实行禁售令。中兴公司因违法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在2017年3月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美商务部宣布中兴违反和解协议，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芯片等关键部件，使中兴陷入绝境。5月，特朗普总统表示正在与习近平主席合作，让中兴尽快恢复业务。7月13日，在中兴同意高层整改、缴纳罚款和保证金后，美商务部正式取消了禁售令。参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要求恢复对中兴的禁售令，在特朗普政府说动下，两院最后协调版删除了这一内容，中兴业务得以维持。
2018年8月13日，特朗普签署《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
这项法案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以解决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越来越严重的关注，这些关注源自之前不在该委员会审核范围内的某些涉及境外资本的投资结构。制定法案的初衷明显是担心中国在美国敏感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越来越多的投资，但法案最后文字并非针对某一国。
2018年10月4日，彭斯演讲
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中关系发表演讲，强烈批评中国共产党政府在贸易、南中国海以及在美国国内扩散政治影响等问题上的做法，并表示美国已经对中国采取新的政策。
2018年10月10日，被捕中国情报官员在美受审
美国司法部宣布一名中国情报人员受到经济间谍罪起诉。这名江苏省国安厅的情报人员被控试图窃取美国航空航天公司的机密，他今年4月在比利时被捕，10月被引渡到美国。美国指称这种经济间谍行为是北京以美国为代价而寻求国家发展的整体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据信，这是中国政府情报官员第一次被引渡到美国受审。
2018年12月华为高管被捕
12月1日，加拿大政府应美国要求在温哥华逮捕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孟晚舟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美国检察官指控她欺瞒跨国银行，以规避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制裁。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放人。孟晚舟12月12日被保释，听候引渡决定。
2018年12月19日，特朗普签署《西藏旅行对等法》
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西藏旅行对等法》由参众两院无异议通过。这部法律旨在反击中国严格限制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人进入西藏。根据法案的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美国国务卿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报告，指证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中国政府对这项法案表示“坚决反对”。
2018年12月20日，司法部起诉中国黑客
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两名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黑客提出刑事起诉。他们被控过去十多年来入侵美国等12个国家的几十家公司的企业管理服务提供商网络系统，罪名包括电脑黑客入侵、阴谋电信诈骗和盗窃身份等三项罪名。美国和一些盟国同时公开谴责中国的黑客活动。中国政府称黑客指控是“无中生有”。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E7%BE%8E%E4%B8%AD%E5%BB%BA%E4%BA%A440%E5%B9%B4%E9%A3%8E%E4%BA%91%E5%BD%95.html
2018中国经济大事
来源:
美国之音
临近岁末，中共高层闭门举行了为下一年经济运行确定基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提及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即便是这样不直白的表述，在过去的重要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是罕见的。美中贸易战不断升温，令已经出乎意料迅速放缓的经济情势更为复杂。
官方媒体在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发布的分析重点仍是积极传播正能量，称中国发展“拥有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官方文宣称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加快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具备；那些“怀疑中国”的戒备，或是“牵制中国”的意图，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映射中国国际地位的明显变化”。
此前，中共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将2019年定义为“关键之年”，因为中共政权将满70周年，也是全面决胜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
中国官方通过此次会议强调要实行尖端制造崛起的意志，同时也对美国提出的要求做出表述，如保护知识产权、市场开放以及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具体措施方面，决策层确立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实施大规模减税和扩大内需市场，以及稳健的货币政策等。
2018年中国经济骤然放缓，加之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方面对中国不断施压，成为当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事实上，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显现出众多的问题，其中有官方不愿谈及的，也有更深层，甚至触及中共意识形态根本的问题。
据称北京的一群经济学者私下交流，列出了2018年中国经济十件要事。但相关文章很快在中国境内的各种媒体中消失。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济学者列出的问题中，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得以较官方文宣更全面真实的了解。
2018年中国经济难题中，首当其冲是美中贸易战
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发推文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了很长一通电话。特朗普说：“交易进展很好。如果成了，那将会非常全面，涵盖所有主题、领域和争议点。正在取得重大进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30日就中美建交40周年发表讲话时说：“中美关系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机遇新挑战，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阿根廷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12月1日，特朗普和习近平在阿根廷G20会议期间会晤。双方同意暂停提高关税税率，扩大征收关税，在接下来3个月时间里进行谈判。
在那之前，特朗普曾威胁1月1日将价值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产品的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25%，并不排除对其余所有进口自中国的价值2,67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
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多次抨击中国和美国在贸易上的巨大不平衡。任总统后，他责成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依照1976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强制性技术转移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贸易行为进行调查，并在调查得出结论后，以关税形式惩罚中国不当贸易行为。
目前美国对价值500亿美元的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另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10%的关税。随后，特朗普威胁如果没有谈成，将把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所征的10%的关税税率增至25%，并可能对剩余所有的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
特朗普对关税的青睐引起很大争议。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在新加坡的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对他来说，这（关税）很管用，在投票支持他的选民中也很受欢迎。甚至一些民主党人也赞成他的做法。”
特朗普坚持以关税手段对付中国，尽管批评者指出关税是把双刃剑，会招致对方针对美国产品实施报复性的关税。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关税，导致大豆生产者面临极大损失，进而形成政治上的压力。
由于中国经济急速放缓，当局也希望尽早结束贸易战，因而表示愿意做出让步。特习会后，中国同意暂时取消对进口自美国汽车加征的关税，并同意恢复购买美国大豆。
此后，双方看起来都有意向在特习会90天后达成某种协议。继此前有消息传出美方将派出代表团于1月7日到北京进行贸易谈判。但这次行程中没有特朗普任命主持对话贸易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分析认为，缺少有内阁级别官员参加的谈判，不可能会有重大的进展。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些熟悉谈判状况的人士认为特朗普的推文在双方接近达成协议的程度上言过其实了。他们认为川是希望稳住近日来起伏不定的股市。
分析认为，这也表现出特朗普也会做出让步。埃文斯-普里查德指出另一个与此相关的政治问题是川普面临2020年竞选连任。他说：“从政治方面考虑，他会急于达成某种协议。如果中方做出足够的让步，他会批准这样的协议。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他就把关税维持下去。那样做的政治代价最糟糕也就是从关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唯一的负面作用可能是会对股市造成影响。我想那应该是会让特朗普担心的事。”
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中方此次不会再给出一些粉饰性的让步，而是会认真考虑。他说：“我不排除他们（的提议）足以让特朗普同意暂时不把关税驾到25%。或许像在6月时所做的那样，他们会增加购买美国货物。或者承诺改进知识产权执法，放宽市场准入限制。”
埃文斯-普里查德说，这些让步其实都是中方原来就计划要做的，是他们改革方案中的内容。我很难想象中国人会提出对其产业政策进行大改，减少国家对其经济的干预程度。我认为，对习近平来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消失的中国制造2025
2015年发布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展现了习近平希望中国在机器人、信息、清洁能源汽车等高科技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蓝图。
自从2015年宣布到2017年，中国政府一直将中国制造2025称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政策。
但这个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引起美国和其欧洲盟友的担心。外界反对这个中国产业政策是基于两方面的担忧：该计划中所列的技术专长方面的进步依靠的不是中国本土创新，相反，是靠强制性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反对中国这样的做法，正是美国对中国进行第301条款调查的核心；另一方面，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是要让中国能够利用技术投射中国力量。
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压力下，中国停止公开谈论中国制造2025。
12月12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的高层计划部门和资深政策顾问正在起草一个新的产业政策，取代现有的“中国制造2025”。但目前并不清楚新的产业政策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新的产业政策可能会改变“中国制造2025”的强势姿态，在表述方面会低调缓和。但外界分析希望看到新产业政策会有一些实质改变。
凯投宏观中国经济分析师埃文斯-普里查德说，报道透露的信息中，有些是比较积极的举措，例如新的产业政策将不再对某类产品的生产制定具体的目标。他认为，那样的目标会令外界感到它在政策上倾向于扶植本国企业，因而外国企业会受到排挤。他认为放弃设定具体的目标是值得欢迎的。
但是，埃文斯-普里查德指出，这样的改变难以消除美国的疑虑，尤其是中国以往在信守承诺方面的记录并不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2月19日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主持人花泽纯一郎采访时被问及若中方接下来对中国制造2025规划做出一定修改，将会对美国释放重要信号，希望了解中方的打算。陆慷说，中国制造2025目前只是规划指南，还不算是正式的产业政策，外界报道有偏差。他还说，世界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和德国，都会对自己的某个产业领域有发展规划，中国的类似设想没有多大区别。但若要形成政策，需要经过充分论证。
陆慷说，中国根据自身发展和国际形势变化，不断对未来发展规划做出符合实际的改进，是很正常的，但是否结合中美、中日的谈判情况作修改，他认为没有必然联系。
12月23日，财新报道，中国正在立法禁止地方政府迫使外国商业机构转移技术或非法限制他们的市场准入。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亚洲顾问葛来仪就此消息发推文说：“当他们起诉违规者，施以重罚时，我将会相信中国在结束强迫技术转让方面是认真的。”
该智库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在推特上写道：“中国法律草案禁止强制要求外国伙伴转让技术，但需要做的有很多，不只是简单改改规则。”
中国虽然在科技方面普遍要落后于美国，但是在一些新的技术领域，中国有领先世界的技术，5G无线通讯技术目前处于领先地位的是中国民营科技公司华为。而近日因华为首席财务官、该公司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在途径温哥华时，被加拿大当局逮捕。加方是依照美国要求抓的人。美方称孟晚舟与华为违反禁令，向伊朗出售产品有关。美方在寻求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
孟晚舟事件掀起轩然大波。中国官方含有地以强硬姿态要求加拿大放人，甚至还逮捕了两名在中国的加拿大，包括一名前加拿大驻华外交官。
华为是一家中国民营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生产商。即便在当前民营经济面临“国进民退”大逆势之时，它仍能得到当局强力的支持。这是因为它不是家普通的民营企业。从孟晚舟被拘捕后中国官方的强烈反应可以看出，华为对当局来说非常重要。
华为与中国政府，以及军方的关系一直令美国担心它的技术可能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危害。华为则否认其产品有安全问题。
美国担心，如果华为在5G技术上最终胜出，美国将被迫购买它的设备。
沙伯力博士（Barry Sautman）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访问教授。他认为，美国毫无疑问会把华为视作发展5G的重要对手，因为美国想要确保在科技方面的全球主导地位。
沙伯力说，美国在谈到中国科技发展时并不客气。他说：“他们这样说，部分原因是他们认识到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发展很快，虽然还远远谈不上超越美国。尽管如此，在某些领域，中国却可能超过美国。美国政府对此而感到担忧。”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第二大电讯器材生产商中兴因违反贸易禁令而被美国商务部处罚。中兴因其芯片供应商被禁止向其出售，面临关门，数万工人也濒于失业边缘。中兴事件让中国人看到自己国家的技术公司的软肋。
近日，路透社报道援引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考虑在新的一年发布一项行政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从而紧致美国公司使用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生产的电信设施。
接下来的几个经济大问题是冰冻的房地产市场、人民币币值、GDP，债务和去杠杆失败、地方政府债务、非银行资本市场崩塌、公众股市的崩塌、民营企业的衰退，以及经济三大引擎到三驾马车。
“国进民退”和习近平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执政后，大力扶植国有企业，要将这个在朱镕基时代被削弱并退居次要地位的低效率、高负债部门再度推至中国经济支柱地位。相应地，解决多数人就业的民营企业却处境日艰。甚至在今年早些时候，有人开始建议民营经济退场。
经济增长急剧减速，市场也信心低迷，中共高层罕见齐声挺私企，并表示提供资金管道。私营企业因为难以从国有银行贷到款，只能依靠影子银行。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取得的成就时，对党进行了颂扬。在与美国贸易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而中国经济增速极速放缓双重压力之下，习近平将党推到至尊地位，令许多期待他借此次讲话推动必要的结构性改革的观察者颇为失望。
纽约时报报道说，“习清楚地表明，他对这一俗话所说的带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本身深信不疑。”
北京近代史学家章立凡认为，这与习近平的一贯想法是相符的。他说：“至于说，把国企做大做强，恐怕是他一贯的想法，就是说从他的知识结构，他的世界观，他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的时候，就是要搞这套东西，要把中共政权变得非常强大。”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急剧放缓，习近平在谈论坚持改革开放时，没有强调市场，而是将党置于一切之上。凯投宏观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说，
“许多经济体在那个时期都出现过由基层推动的更大程度政治自由化的要求。在中国，强调以国家为重心，我想是（当政者）对这方面的担忧所做的回应。他们担心开放会削弱中共的势力。”
据报道，近期中国社交媒体传出一篇“中国百余位学者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感言。”这些感言中，多是针对习近平在改开40周年大会中的“改与不改”的承诺。该微信公众号很快被当局删除，官方也未对此做出回应。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2018%E4%B8%AD%E5%9B%BD%E7%BB%8F%E6%B5%8E%E5%A4%A7%E4%BA%8B.html
美国之音
临近岁末，中共高层闭门举行了为下一年经济运行确定基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提及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即便是这样不直白的表述，在过去的重要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是罕见的。美中贸易战不断升温，令已经出乎意料迅速放缓的经济情势更为复杂。
官方媒体在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发布的分析重点仍是积极传播正能量，称中国发展“拥有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官方文宣称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加快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具备；那些“怀疑中国”的戒备，或是“牵制中国”的意图，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映射中国国际地位的明显变化”。
此前，中共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将2019年定义为“关键之年”，因为中共政权将满70周年，也是全面决胜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
中国官方通过此次会议强调要实行尖端制造崛起的意志，同时也对美国提出的要求做出表述，如保护知识产权、市场开放以及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具体措施方面，决策层确立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实施大规模减税和扩大内需市场，以及稳健的货币政策等。
2018年中国经济骤然放缓，加之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方面对中国不断施压，成为当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事实上，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显现出众多的问题，其中有官方不愿谈及的，也有更深层，甚至触及中共意识形态根本的问题。
据称北京的一群经济学者私下交流，列出了2018年中国经济十件要事。但相关文章很快在中国境内的各种媒体中消失。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济学者列出的问题中，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得以较官方文宣更全面真实的了解。
2018年中国经济难题中，首当其冲是美中贸易战
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发推文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了很长一通电话。特朗普说：“交易进展很好。如果成了，那将会非常全面，涵盖所有主题、领域和争议点。正在取得重大进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30日就中美建交40周年发表讲话时说：“中美关系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机遇新挑战，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阿根廷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12月1日，特朗普和习近平在阿根廷G20会议期间会晤。双方同意暂停提高关税税率，扩大征收关税，在接下来3个月时间里进行谈判。
在那之前，特朗普曾威胁1月1日将价值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产品的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25%，并不排除对其余所有进口自中国的价值2,67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
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多次抨击中国和美国在贸易上的巨大不平衡。任总统后，他责成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依照1976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强制性技术转移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贸易行为进行调查，并在调查得出结论后，以关税形式惩罚中国不当贸易行为。
目前美国对价值500亿美元的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另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10%的关税。随后，特朗普威胁如果没有谈成，将把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所征的10%的关税税率增至25%，并可能对剩余所有的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
特朗普对关税的青睐引起很大争议。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在新加坡的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对他来说，这（关税）很管用，在投票支持他的选民中也很受欢迎。甚至一些民主党人也赞成他的做法。”
特朗普坚持以关税手段对付中国，尽管批评者指出关税是把双刃剑，会招致对方针对美国产品实施报复性的关税。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关税，导致大豆生产者面临极大损失，进而形成政治上的压力。
由于中国经济急速放缓，当局也希望尽早结束贸易战，因而表示愿意做出让步。特习会后，中国同意暂时取消对进口自美国汽车加征的关税，并同意恢复购买美国大豆。
此后，双方看起来都有意向在特习会90天后达成某种协议。继此前有消息传出美方将派出代表团于1月7日到北京进行贸易谈判。但这次行程中没有特朗普任命主持对话贸易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分析认为，缺少有内阁级别官员参加的谈判，不可能会有重大的进展。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些熟悉谈判状况的人士认为特朗普的推文在双方接近达成协议的程度上言过其实了。他们认为川是希望稳住近日来起伏不定的股市。
分析认为，这也表现出特朗普也会做出让步。埃文斯-普里查德指出另一个与此相关的政治问题是川普面临2020年竞选连任。他说：“从政治方面考虑，他会急于达成某种协议。如果中方做出足够的让步，他会批准这样的协议。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他就把关税维持下去。那样做的政治代价最糟糕也就是从关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唯一的负面作用可能是会对股市造成影响。我想那应该是会让特朗普担心的事。”
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中方此次不会再给出一些粉饰性的让步，而是会认真考虑。他说：“我不排除他们（的提议）足以让特朗普同意暂时不把关税驾到25%。或许像在6月时所做的那样，他们会增加购买美国货物。或者承诺改进知识产权执法，放宽市场准入限制。”
埃文斯-普里查德说，这些让步其实都是中方原来就计划要做的，是他们改革方案中的内容。我很难想象中国人会提出对其产业政策进行大改，减少国家对其经济的干预程度。我认为，对习近平来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消失的中国制造2025
2015年发布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展现了习近平希望中国在机器人、信息、清洁能源汽车等高科技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蓝图。
自从2015年宣布到2017年，中国政府一直将中国制造2025称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政策。
但这个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引起美国和其欧洲盟友的担心。外界反对这个中国产业政策是基于两方面的担忧：该计划中所列的技术专长方面的进步依靠的不是中国本土创新，相反，是靠强制性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反对中国这样的做法，正是美国对中国进行第301条款调查的核心；另一方面，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是要让中国能够利用技术投射中国力量。
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压力下，中国停止公开谈论中国制造2025。
12月12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的高层计划部门和资深政策顾问正在起草一个新的产业政策，取代现有的“中国制造2025”。但目前并不清楚新的产业政策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新的产业政策可能会改变“中国制造2025”的强势姿态，在表述方面会低调缓和。但外界分析希望看到新产业政策会有一些实质改变。
凯投宏观中国经济分析师埃文斯-普里查德说，报道透露的信息中，有些是比较积极的举措，例如新的产业政策将不再对某类产品的生产制定具体的目标。他认为，那样的目标会令外界感到它在政策上倾向于扶植本国企业，因而外国企业会受到排挤。他认为放弃设定具体的目标是值得欢迎的。
但是，埃文斯-普里查德指出，这样的改变难以消除美国的疑虑，尤其是中国以往在信守承诺方面的记录并不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2月19日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主持人花泽纯一郎采访时被问及若中方接下来对中国制造2025规划做出一定修改，将会对美国释放重要信号，希望了解中方的打算。陆慷说，中国制造2025目前只是规划指南，还不算是正式的产业政策，外界报道有偏差。他还说，世界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和德国，都会对自己的某个产业领域有发展规划，中国的类似设想没有多大区别。但若要形成政策，需要经过充分论证。
陆慷说，中国根据自身发展和国际形势变化，不断对未来发展规划做出符合实际的改进，是很正常的，但是否结合中美、中日的谈判情况作修改，他认为没有必然联系。
12月23日，财新报道，中国正在立法禁止地方政府迫使外国商业机构转移技术或非法限制他们的市场准入。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亚洲顾问葛来仪就此消息发推文说：“当他们起诉违规者，施以重罚时，我将会相信中国在结束强迫技术转让方面是认真的。”
该智库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在推特上写道：“中国法律草案禁止强制要求外国伙伴转让技术，但需要做的有很多，不只是简单改改规则。”
中国虽然在科技方面普遍要落后于美国，但是在一些新的技术领域，中国有领先世界的技术，5G无线通讯技术目前处于领先地位的是中国民营科技公司华为。而近日因华为首席财务官、该公司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在途径温哥华时，被加拿大当局逮捕。加方是依照美国要求抓的人。美方称孟晚舟与华为违反禁令，向伊朗出售产品有关。美方在寻求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
孟晚舟事件掀起轩然大波。中国官方含有地以强硬姿态要求加拿大放人，甚至还逮捕了两名在中国的加拿大，包括一名前加拿大驻华外交官。
华为是一家中国民营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生产商。即便在当前民营经济面临“国进民退”大逆势之时，它仍能得到当局强力的支持。这是因为它不是家普通的民营企业。从孟晚舟被拘捕后中国官方的强烈反应可以看出，华为对当局来说非常重要。
华为与中国政府，以及军方的关系一直令美国担心它的技术可能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危害。华为则否认其产品有安全问题。
美国担心，如果华为在5G技术上最终胜出，美国将被迫购买它的设备。
沙伯力博士（Barry Sautman）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访问教授。他认为，美国毫无疑问会把华为视作发展5G的重要对手，因为美国想要确保在科技方面的全球主导地位。
沙伯力说，美国在谈到中国科技发展时并不客气。他说：“他们这样说，部分原因是他们认识到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发展很快，虽然还远远谈不上超越美国。尽管如此，在某些领域，中国却可能超过美国。美国政府对此而感到担忧。”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第二大电讯器材生产商中兴因违反贸易禁令而被美国商务部处罚。中兴因其芯片供应商被禁止向其出售，面临关门，数万工人也濒于失业边缘。中兴事件让中国人看到自己国家的技术公司的软肋。
近日，路透社报道援引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考虑在新的一年发布一项行政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从而紧致美国公司使用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生产的电信设施。
接下来的几个经济大问题是冰冻的房地产市场、人民币币值、GDP，债务和去杠杆失败、地方政府债务、非银行资本市场崩塌、公众股市的崩塌、民营企业的衰退，以及经济三大引擎到三驾马车。
“国进民退”和习近平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执政后，大力扶植国有企业，要将这个在朱镕基时代被削弱并退居次要地位的低效率、高负债部门再度推至中国经济支柱地位。相应地，解决多数人就业的民营企业却处境日艰。甚至在今年早些时候，有人开始建议民营经济退场。
经济增长急剧减速，市场也信心低迷，中共高层罕见齐声挺私企，并表示提供资金管道。私营企业因为难以从国有银行贷到款，只能依靠影子银行。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取得的成就时，对党进行了颂扬。在与美国贸易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而中国经济增速极速放缓双重压力之下，习近平将党推到至尊地位，令许多期待他借此次讲话推动必要的结构性改革的观察者颇为失望。
纽约时报报道说，“习清楚地表明，他对这一俗话所说的带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本身深信不疑。”
北京近代史学家章立凡认为，这与习近平的一贯想法是相符的。他说：“至于说，把国企做大做强，恐怕是他一贯的想法，就是说从他的知识结构，他的世界观，他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的时候，就是要搞这套东西，要把中共政权变得非常强大。”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急剧放缓，习近平在谈论坚持改革开放时，没有强调市场，而是将党置于一切之上。凯投宏观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说，
“许多经济体在那个时期都出现过由基层推动的更大程度政治自由化的要求。在中国，强调以国家为重心，我想是（当政者）对这方面的担忧所做的回应。他们担心开放会削弱中共的势力。”
据报道，近期中国社交媒体传出一篇“中国百余位学者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感言。”这些感言中，多是针对习近平在改开40周年大会中的“改与不改”的承诺。该微信公众号很快被当局删除，官方也未对此做出回应。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2018%E4%B8%AD%E5%9B%BD%E7%BB%8F%E6%B5%8E%E5%A4%A7%E4%BA%8B.html
徐承恩：中國帝國擴張路徑（下）
－中國已是現代化的秦漢式帝國
中國國族主義雖曾探索過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但最終還是帶來精英主導的國家主義，甚至黨國主義。（（湯森路透））
天下帝國思維在日本的發展，更對當今東亞有決定性的影響。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想取道韓半島入主東亞大陸，便於1592年發動歷時6年，牽動日本、朝鮮及明帝國的壬辰戰爭。德川家康於1600年取得日本政權後，對東亞諸國改採取務實政策，以求確保剛恢復的和平。
然而江戶時代日本知識人雖努力確立獨立自主的身份認同，卻始終未能完全擺脫因固有華夷觀念而滋生的自卑感。部份學者並不滿足於確立於東亞大陸帝國的身份，更想把過往的華夷秩序顛倒過來，使日本人成為天下帝國體系的中心。比如活躍於17、18世紀之交的朱子學家淺見絅齋於〈中國辯〉聲言日本才是「中國」：
生於其國，即以其國為主、已以他國為客。又是觀戰，當各有其國立處置稱號也。學道者，學實理當然也。在吾國，若知春秋之道，則吾國之主也⋯⋯孔子若生日本，則日本春秋之旨當立也⋯⋯中國、夷狄名，此皆唐所付之名也。若以其名稱吾國，此皆效唐之作為也。唯以吾國為內、以異國為外，明辨內外賓主，則稱吾國、云異國，又有何妨？蓋以不違道理故也。
日本明治維新期間之所以積極求學於西方，是因為認識到西方文明進步一面後，日本知識人開始視西方為真正的「中華」。這給予日本政界和知識界畢全功於一役的黃金機會：只要日本推行西式改革、學界又能儘速趕上西方學術水平，那麼日本自然能比執迷體用之分的清帝國更早達到「新中華」的標準，成為真正的「新中國」。保守派政客為抗衡自由民權思想，就借用神道教教義將天皇封為天照大神之後代，然後又將其包裝為儒家聖君、以儒家忠君思想要求國民盡忠盡孝，潛台詞是平民百姓必須順從「輔弼」天皇的薩長藩閥。
這些意識形態於1890年輯錄成《教育敕語》，全國國民自小學開始都要背誦。除此以外，明治政府亦將儒家父權家庭倫理寫進民法，原先儒家禮教只約束武士和貴族階層，如今卻成為對全體國民的監控。東亞大陸帝國的意識形態，就是外儒內法；而大日本帝國的意識形態，即是在儒法體制外，加上神道教的外衣。
日本自1895年於日清戰爭取得勝利，就為帝國擴張積極籌謀，政界及知識人開始視日本為天下帝國體系的中央。為預備未來之擴張，他們開始把大和民族想像成多元的複合族群。最初的大和民族，乃東國繩文人及西國彌生人之結合。後來自東亞大陸和韓半島來了一批渡來人，同時九州的熊襲、隼人，本州東北的蝦夷亦融為大和民族一員。到明治時期，琉球人與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之同化方興未艾。
根據這種邏輯，日本與東亞其他民族都可說有血緣連帶，兩者唯一的分別在於日本已受到文明開化的洗禮。亦因如此，日本有義務為列島外的「同胞」推動「文明開化」，使他們同沐於天皇「一視同仁」的恩德，並同化為高度文明的大和民族之一員。日本的帝國擴張，也就是文明的使命。我們可發現這種多元一體民族論，與東亞大陸帝國體系的意識形態甚為相似：只是「天子」被置換成「天皇」，文明的準繩則由儒家禮教置換成現代文明而已。
如此日本版本的秦漢帝國體系，對內引致文武官僚專政的國家主義，對外則釀成不斷征伐的軍國主義。日本20世紀初雖有過自由化思潮， 1920年代曾短暫民主化，但到1930年代帝國夢還是壓毀自由和民主。帝國在海外屬土，一方面推行漠視傳統風俗的同化政策，另一方面又未能落實「八紘一宇，一視同仁」的族群平等，使屬地住民受到不公平的高壓統治。為求建設以日本為中心的天下帝國，日本的文武官僚一意孤行地使東亞各地慘遭戰火蹂躪，最終整個日本都要為帝國主義的野望蒙受沒頂之災。
日本式的天下帝國觀，最終反過來影響東亞大陸，使步向衰亡的東亞大陸帝國體系以中國國族主義的姿態浴火重生。清帝國於日清戰爭敗北後，知識階層紛紛湧往日本求學，想要參考日本現代化的成功經驗，最終按照日本國族建構的模式發明中國國族主義。中國國族主義雖曾探索過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但還是帶來精英主導的國家主義，並形成主張讓少數先鋒黨改造社會的黨國主義。中華民族的論述，主張清帝國故土上各民族皆應「五族共和」、形成大一統的複合國族，就有着大和民族多元民族融合論的影子。
雖然中國軍事在20世紀初頗為落後，但民國軍人仍然相信軍國主義，極力主張以武力於新疆青藏等地殖民、要在武力支持下消滅其文化語言，其主張與日本軍國主義的作風幾無分別。比如在1935年，有中國軍官於中華民國政府軍事參議院軍事廳出版的刊物中，聲言要「取西藏之本質、繼乃奪其一切，漸次因勢而利導之，使於毫無反對與完全不覺之情形下、將西藏整個地為中國移植過來......（如敢反抗就令他們）感受無限之痛苦......必要時直搗西藏；負對西藏問題根本之重責者，莫如武力......」。回顧當年中國軍事文獻，此等論述比目皆是。在此基礎之上，毛澤東既以軍事動員的手法組織群眾暴力，又以集團方式建立指揮軍隊、監控民眾的黨國體系，使東亞大陸至20世紀中就陷入新秦漢體制的極權主義帝國羅網之中。
思索自由和平的東亞新秩序
當東亞大陸因毛澤東成功奪權，而淪入極權的新秦漢帝國體系時，東亞沿海列國體系的發展卻往前踏了一步。1945年日本戰敗後，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主導日本政治改革，自由派則趁此機會爭取民主和自由。1951年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恢復國權後，日本已經是穩固的自由民主國。東亞沿海其他國家卻一度只能勉強站穩。韓半島1950年代爆發內戰，最終北部淪為東亞大陸帝國的附庸，唯有南部能留在沿海列國體系內。
國民黨政權流亡到台灣這片新得領土，並建立遷佔者政權，中華民國在台灣與大陸帝國分庭抗禮，但實際上卻正式成為沿海體系上的島國。此刻香港雖為英國殖民地，其政府卻高度自主，其住民則多自大陸避秦之士，亦多源自大陸之沿海。總體而言，是個與沿海列國體系更親近的準城市國家。戰後50年內，日本在頹垣敗瓦上復興，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大韓民國、台灣、香港與在東南亞的新加坡，亦因急速成長被譽為亞洲四小龍。這說明東亞除大陸帝國外，還可以有別的可能。
1980年代起東南沿海列國亦爆發自由化風潮。在此之前，東亞沿海只有日本是自由民主國家，香港則為半自由地區，除此之外都是不自由的威權國家，大韓民國持續不斷的社會抗爭，於1987年爆發六月民主運動。最終軍人政權決定讓步，同年12月舉行總統大選。反對派領袖金大中翌年當選總統，奠定大韓民國之自由化。臺灣的轉捩點，同樣發生在1987年。蔣經國於7月14日宣布翌日解除歷時逾38年的戒嚴令，臺灣的社會氣氛則逐漸鬆動。
流亡台灣的國民黨之構成亦日漸本土化，次年蔣經國急病往生後，接任總統的是臺灣籍的李登輝。李登輝於任內積極推動透過增修憲法條文把「中華民國」台灣化，將之從來自中國的流亡政權、改造成由臺灣人選舉出來的民主政體：也就是說，臺灣是個實然獨立的島國、它的國號叫「中華民國」。臺灣自此急速自由化，並於1996年舉辦民主的總統選舉。2000年的選舉，則首次由本土政黨取得執政權。香港雖然因英中談判失利，而將於1997年改換成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但此時亦出現要求「民主自治」、「港人治港」、「民主拒共」的呼聲。東南沿海列國體系，也自此成為追求自由的體系。
反觀東亞大陸在1980年代的自由風潮，所以一度令人期盼，卻於六四慘案後一沉不起：當權者決定以舉國之力發展國家資本主義，並推行「毋望國恥」的仇外教育，如此皆使東亞大陸帝國在財力及思想控制上更上一層樓。自由派此後已淪為小眾關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中國夢」才是社會的主旋律。至此東南沿海與東亞大陸之分野不再只是地理分野，而是自由與帝國兩種意識形態的對峙。
臺灣是個實然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資料照片）
當東亞大陸秦漢式帝國走向極權專制，那東南沿海世界就必須更團結一致，以守護沿海的自由與民主。然而東亞沿海的格局，此刻仍然倚靠美國提供的核保護傘，沿海各國未能意識到自己皆為抗拒帝國、捍衛自由的地緣命運共同體。沿海各國至今仍未能完全擺脫舊有錯誤的華夷觀念。日本雖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軍事佔領期間民主化，但當局後來為冷戰之緣故，對轉型正義輕輕帶過。部份右翼政客一直阻撓政府為戰爭負責，亦未能了解日本以及國際形勢早就天翻地覆，還是以天朝大國的心態與鄰交往。大韓民國則內化其「小中華」思想，如此再加上被日本侵吞的屈辱感，就形成注重血緣文化的族群國族主義。
然而建基於血緣文化的國族主義，與自由民主有潛在的衝突。政客炒作韓日恩仇煽動民粹，亦有損東亞沿海體系的團結。而臺灣和香港，則與東亞大陸帝國藕斷絲蓮。臺灣住着一群中華民國遺民，一直都對本土化嗤之以鼻，繼而把「去中國化」當成罵人的髒詞；有的臺灣人想搭大陸帝國經濟發展的快車，就想掩飾自己的獨立身份，為了人民幣自甘為「中國台灣人」。香港權貴早遭各種殖民主義馴化，若能從中牟利，亦少有想到香港人之政治權益。即使是在野派，他們面對橫蠻的現實中國時，心中仍擺脫不掉那虛擬的鄉愁；他們不知道在沿海小邦推行民主自治，就必須要脫離帝國的宰制。是以當年輕世代提出要以香港獨立向帝國說不，卻不為鄉愿的主流重視。
如今東亞局勢大抵篤定。中國在東亞大陸已成為現代化的秦漢式帝國，在國內不斷提升習近平的「帝權」，對外則要將國力一直伸延到地極。這個帝國只會侵吞香港、干擾台灣、麻煩日本、離間韓國，並隔海向美國叫陣。但在東亞沿海，除卻香港仍在負隅頑抗、澳門早遭共產黨全盤操控、而韓半島北部仍由中國支持的極權政府管治外，餘下都已經是自由民主的文明國家。這個列國體系理當團結一致，集合力量阻止東亞大陸帝國的無限擴張，方能守護東亞的自由和平。為此我們必須丟清「華夷尊卑」、「天下帝國」等思想毒素，建立基於自由平等的沿海列國秩序。為了東亞的和平、民眾的尊嚴，我們不得不苦苦思索。
徐承恩
※作者為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s://ktoyhk.blogspot.com/2019/01/20181225.html
中國國族主義雖曾探索過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但最終還是帶來精英主導的國家主義，甚至黨國主義。（（湯森路透））
天下帝國思維在日本的發展，更對當今東亞有決定性的影響。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想取道韓半島入主東亞大陸，便於1592年發動歷時6年，牽動日本、朝鮮及明帝國的壬辰戰爭。德川家康於1600年取得日本政權後，對東亞諸國改採取務實政策，以求確保剛恢復的和平。
然而江戶時代日本知識人雖努力確立獨立自主的身份認同，卻始終未能完全擺脫因固有華夷觀念而滋生的自卑感。部份學者並不滿足於確立於東亞大陸帝國的身份，更想把過往的華夷秩序顛倒過來，使日本人成為天下帝國體系的中心。比如活躍於17、18世紀之交的朱子學家淺見絅齋於〈中國辯〉聲言日本才是「中國」：
生於其國，即以其國為主、已以他國為客。又是觀戰，當各有其國立處置稱號也。學道者，學實理當然也。在吾國，若知春秋之道，則吾國之主也⋯⋯孔子若生日本，則日本春秋之旨當立也⋯⋯中國、夷狄名，此皆唐所付之名也。若以其名稱吾國，此皆效唐之作為也。唯以吾國為內、以異國為外，明辨內外賓主，則稱吾國、云異國，又有何妨？蓋以不違道理故也。
日本明治維新期間之所以積極求學於西方，是因為認識到西方文明進步一面後，日本知識人開始視西方為真正的「中華」。這給予日本政界和知識界畢全功於一役的黃金機會：只要日本推行西式改革、學界又能儘速趕上西方學術水平，那麼日本自然能比執迷體用之分的清帝國更早達到「新中華」的標準，成為真正的「新中國」。保守派政客為抗衡自由民權思想，就借用神道教教義將天皇封為天照大神之後代，然後又將其包裝為儒家聖君、以儒家忠君思想要求國民盡忠盡孝，潛台詞是平民百姓必須順從「輔弼」天皇的薩長藩閥。
這些意識形態於1890年輯錄成《教育敕語》，全國國民自小學開始都要背誦。除此以外，明治政府亦將儒家父權家庭倫理寫進民法，原先儒家禮教只約束武士和貴族階層，如今卻成為對全體國民的監控。東亞大陸帝國的意識形態，就是外儒內法；而大日本帝國的意識形態，即是在儒法體制外，加上神道教的外衣。
日本自1895年於日清戰爭取得勝利，就為帝國擴張積極籌謀，政界及知識人開始視日本為天下帝國體系的中央。為預備未來之擴張，他們開始把大和民族想像成多元的複合族群。最初的大和民族，乃東國繩文人及西國彌生人之結合。後來自東亞大陸和韓半島來了一批渡來人，同時九州的熊襲、隼人，本州東北的蝦夷亦融為大和民族一員。到明治時期，琉球人與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之同化方興未艾。
根據這種邏輯，日本與東亞其他民族都可說有血緣連帶，兩者唯一的分別在於日本已受到文明開化的洗禮。亦因如此，日本有義務為列島外的「同胞」推動「文明開化」，使他們同沐於天皇「一視同仁」的恩德，並同化為高度文明的大和民族之一員。日本的帝國擴張，也就是文明的使命。我們可發現這種多元一體民族論，與東亞大陸帝國體系的意識形態甚為相似：只是「天子」被置換成「天皇」，文明的準繩則由儒家禮教置換成現代文明而已。
如此日本版本的秦漢帝國體系，對內引致文武官僚專政的國家主義，對外則釀成不斷征伐的軍國主義。日本20世紀初雖有過自由化思潮， 1920年代曾短暫民主化，但到1930年代帝國夢還是壓毀自由和民主。帝國在海外屬土，一方面推行漠視傳統風俗的同化政策，另一方面又未能落實「八紘一宇，一視同仁」的族群平等，使屬地住民受到不公平的高壓統治。為求建設以日本為中心的天下帝國，日本的文武官僚一意孤行地使東亞各地慘遭戰火蹂躪，最終整個日本都要為帝國主義的野望蒙受沒頂之災。
日本式的天下帝國觀，最終反過來影響東亞大陸，使步向衰亡的東亞大陸帝國體系以中國國族主義的姿態浴火重生。清帝國於日清戰爭敗北後，知識階層紛紛湧往日本求學，想要參考日本現代化的成功經驗，最終按照日本國族建構的模式發明中國國族主義。中國國族主義雖曾探索過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但還是帶來精英主導的國家主義，並形成主張讓少數先鋒黨改造社會的黨國主義。中華民族的論述，主張清帝國故土上各民族皆應「五族共和」、形成大一統的複合國族，就有着大和民族多元民族融合論的影子。
雖然中國軍事在20世紀初頗為落後，但民國軍人仍然相信軍國主義，極力主張以武力於新疆青藏等地殖民、要在武力支持下消滅其文化語言，其主張與日本軍國主義的作風幾無分別。比如在1935年，有中國軍官於中華民國政府軍事參議院軍事廳出版的刊物中，聲言要「取西藏之本質、繼乃奪其一切，漸次因勢而利導之，使於毫無反對與完全不覺之情形下、將西藏整個地為中國移植過來......（如敢反抗就令他們）感受無限之痛苦......必要時直搗西藏；負對西藏問題根本之重責者，莫如武力......」。回顧當年中國軍事文獻，此等論述比目皆是。在此基礎之上，毛澤東既以軍事動員的手法組織群眾暴力，又以集團方式建立指揮軍隊、監控民眾的黨國體系，使東亞大陸至20世紀中就陷入新秦漢體制的極權主義帝國羅網之中。
思索自由和平的東亞新秩序
當東亞大陸因毛澤東成功奪權，而淪入極權的新秦漢帝國體系時，東亞沿海列國體系的發展卻往前踏了一步。1945年日本戰敗後，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主導日本政治改革，自由派則趁此機會爭取民主和自由。1951年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恢復國權後，日本已經是穩固的自由民主國。東亞沿海其他國家卻一度只能勉強站穩。韓半島1950年代爆發內戰，最終北部淪為東亞大陸帝國的附庸，唯有南部能留在沿海列國體系內。
國民黨政權流亡到台灣這片新得領土，並建立遷佔者政權，中華民國在台灣與大陸帝國分庭抗禮，但實際上卻正式成為沿海體系上的島國。此刻香港雖為英國殖民地，其政府卻高度自主，其住民則多自大陸避秦之士，亦多源自大陸之沿海。總體而言，是個與沿海列國體系更親近的準城市國家。戰後50年內，日本在頹垣敗瓦上復興，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大韓民國、台灣、香港與在東南亞的新加坡，亦因急速成長被譽為亞洲四小龍。這說明東亞除大陸帝國外，還可以有別的可能。
1980年代起東南沿海列國亦爆發自由化風潮。在此之前，東亞沿海只有日本是自由民主國家，香港則為半自由地區，除此之外都是不自由的威權國家，大韓民國持續不斷的社會抗爭，於1987年爆發六月民主運動。最終軍人政權決定讓步，同年12月舉行總統大選。反對派領袖金大中翌年當選總統，奠定大韓民國之自由化。臺灣的轉捩點，同樣發生在1987年。蔣經國於7月14日宣布翌日解除歷時逾38年的戒嚴令，臺灣的社會氣氛則逐漸鬆動。
流亡台灣的國民黨之構成亦日漸本土化，次年蔣經國急病往生後，接任總統的是臺灣籍的李登輝。李登輝於任內積極推動透過增修憲法條文把「中華民國」台灣化，將之從來自中國的流亡政權、改造成由臺灣人選舉出來的民主政體：也就是說，臺灣是個實然獨立的島國、它的國號叫「中華民國」。臺灣自此急速自由化，並於1996年舉辦民主的總統選舉。2000年的選舉，則首次由本土政黨取得執政權。香港雖然因英中談判失利，而將於1997年改換成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但此時亦出現要求「民主自治」、「港人治港」、「民主拒共」的呼聲。東南沿海列國體系，也自此成為追求自由的體系。
反觀東亞大陸在1980年代的自由風潮，所以一度令人期盼，卻於六四慘案後一沉不起：當權者決定以舉國之力發展國家資本主義，並推行「毋望國恥」的仇外教育，如此皆使東亞大陸帝國在財力及思想控制上更上一層樓。自由派此後已淪為小眾關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中國夢」才是社會的主旋律。至此東南沿海與東亞大陸之分野不再只是地理分野，而是自由與帝國兩種意識形態的對峙。
臺灣是個實然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資料照片）
當東亞大陸秦漢式帝國走向極權專制，那東南沿海世界就必須更團結一致，以守護沿海的自由與民主。然而東亞沿海的格局，此刻仍然倚靠美國提供的核保護傘，沿海各國未能意識到自己皆為抗拒帝國、捍衛自由的地緣命運共同體。沿海各國至今仍未能完全擺脫舊有錯誤的華夷觀念。日本雖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軍事佔領期間民主化，但當局後來為冷戰之緣故，對轉型正義輕輕帶過。部份右翼政客一直阻撓政府為戰爭負責，亦未能了解日本以及國際形勢早就天翻地覆，還是以天朝大國的心態與鄰交往。大韓民國則內化其「小中華」思想，如此再加上被日本侵吞的屈辱感，就形成注重血緣文化的族群國族主義。
然而建基於血緣文化的國族主義，與自由民主有潛在的衝突。政客炒作韓日恩仇煽動民粹，亦有損東亞沿海體系的團結。而臺灣和香港，則與東亞大陸帝國藕斷絲蓮。臺灣住着一群中華民國遺民，一直都對本土化嗤之以鼻，繼而把「去中國化」當成罵人的髒詞；有的臺灣人想搭大陸帝國經濟發展的快車，就想掩飾自己的獨立身份，為了人民幣自甘為「中國台灣人」。香港權貴早遭各種殖民主義馴化，若能從中牟利，亦少有想到香港人之政治權益。即使是在野派，他們面對橫蠻的現實中國時，心中仍擺脫不掉那虛擬的鄉愁；他們不知道在沿海小邦推行民主自治，就必須要脫離帝國的宰制。是以當年輕世代提出要以香港獨立向帝國說不，卻不為鄉愿的主流重視。
如今東亞局勢大抵篤定。中國在東亞大陸已成為現代化的秦漢式帝國，在國內不斷提升習近平的「帝權」，對外則要將國力一直伸延到地極。這個帝國只會侵吞香港、干擾台灣、麻煩日本、離間韓國，並隔海向美國叫陣。但在東亞沿海，除卻香港仍在負隅頑抗、澳門早遭共產黨全盤操控、而韓半島北部仍由中國支持的極權政府管治外，餘下都已經是自由民主的文明國家。這個列國體系理當團結一致，集合力量阻止東亞大陸帝國的無限擴張，方能守護東亞的自由和平。為此我們必須丟清「華夷尊卑」、「天下帝國」等思想毒素，建立基於自由平等的沿海列國秩序。為了東亞的和平、民眾的尊嚴，我們不得不苦苦思索。
徐承恩
※作者為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s://ktoyhk.blogspot.com/2019/01/20181225.html
徐承恩：中國帝國擴張路徑（中）
－中朝，中日從「文化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
（承上）自清帝國19世紀中遭遇西方帝國之來襲，也被迫放棄天下帝國的觀念，被迫成為西發里亞國際體系之一員。東亞大陸的帝國主義，亦於世紀之交轉型為中國國族主義。但中西輝政和王飛凌均認為中國未有心悅誠服地遵從西發里亞體系的遊戲規則，特別在1990年代經濟起飛之後中國就一直想重建「以我為主」的天下帝國體系。中西輝政指出中國近年與其他東亞國家交往時，往往遵從昔日朝貢體系的邏輯，比如把朝鮮視為自己的藩屏。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把韓半島、緬甸、不丹、尼泊爾和越南等地現已獨立建國之地，與香港、台灣、澎湖和旅順等量齊觀，同樣視之為被人搶奪的「中國的許多屬國與一部份領土」。中國經濟改革後無法再倚靠共產理想取得政權認受性，就只能重振秦漢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親政權的中國知識人為帝國擴張搖旗吶喊，有的鼓吹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國家體系、有的主張以儒化法家的「中國價值」挑戰西方「普世價值」的「霸權」。
中國於21世紀亦拋棄「韜光養晦」的務實低調，以大國崛起的姿態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王飛凌如此解讀中國近年的基本國策：
中華秩序的復興將把全世界置於一個中央集權政府下，一個（但願是仁慈的）獨裁者而非法治制度之下。中國夢裝腔作勢地要把19世紀以前中華世界的長期停滯和專制主義，重新包裝，作為中國針對現存西發里亞體系而提出的替代方案⋯⋯北京的新國際努力儘管被勾畫為一種所謂的「另類現代性」，但其實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帝國主義而已。
東亞大陸在儒法混合的意識形態下，過去2200餘年中的大部份時間，都是由專制而敵視自由的大一統帝國統治。到20世紀儒化法家的作風又與舶來的黨國主義合流，使中國淪喪於極權主義的鐵蹄下。難道東亞大陸的政治秩序就沒有其他的可能？
曇花一現的澶淵體系
活躍於公元10至13世紀的宋帝國，可說是東亞大陸帝國體系中的異數。宋帝國之立國方針，亦源於對帝國體系之反省。唐帝國雖在7世紀至8世紀期間盛極一時，但自地方將領安祿山於755年叛變後，東亞大陸局勢就持續動盪。隨後一個半世紀，地方將領擁兵自重、密謀奪取中央執政權。
軍閥朱溫於907年簒奪帝位後，各地勢力即自立建國，令帝國體系一度崩潰。趙匡胤於960年發動政變創立宋帝國後，除策劃統一中土的戰爭外、亦要擺脫武人干政的傳統。他一方面收回地方兵權，另一方面則確立由文人執掌中央政權的原則。由於既有世族因前朝之戰亂而衰落，宋帝國只能透過科舉制度，讓民間知識人透過考試取得公職。
宋帝國開國時，在內亞的契丹人早已趁中土連年爭戰、學效東亞大陸的模式建立遼帝國，並一直控制着中原北部。雖然宋帝國曾嘗試以武力一統中原，但其軍事力量卻遠不及遼帝國。遼帝國1003年南侵、意欲吞併中土，部隊翌年末打到澶州時，戰事卻呈膠着狀態。雙方只得講和，並於1005年初締結盟約：宋遼兩國約為兄弟之邦、而宋帝國此後需要每年向遼帝國輸送幣銀和絹布。這即是說，東亞大陸中央的帝國僅將自己視為列國中之一員，並不再以天下帝國自居。宋帝國在澶淵之盟後有着明顯的邊界意識，並將界線另一邊視為對等的國家。
後來西夏於黃河中上游興起，之後雖協議讓西夏向宋帝國稱臣、但仍需向西夏輸送物資，兩國在實際上仍為對等關係。在女真人建立金帝國、消滅遼帝國並侵佔中原後，宋帝國於兩國關係中位階反倒較低。王飛凌認為這時東亞的國際關係，與西發里亞體系有其相似之處：儘管宋帝國並不情願，還是在條約上放棄天下帝國之宣稱、並自視為列國體系中之平等成員。
結果宋帝國在其319年歷史中，雖曾丟失半壁江山，卻仍然比其他東亞大陸帝國太平。宋帝國的對外戰爭及叛亂皆少於其他帝國，亦從未爆發過內戰。宋帝國相對的太平，使其可以貫徹文人統治的方針。此時世族衰落，取而代之的官僚則為科舉選拔的民間知識人、皇室祖宗之訓亦強調尊重文官，其社會以東亞大陸標準而言相對平等。雖然宋帝國仍是君主專制，但政策實際上出自君主與文臣之間之共議、近乎「君臨而不統治」之理想，時人程頣略為誇大地將之稱為文人與君主「共治天下」之局面。
這亦是東亞大陸思想較為開放的時期，外儒內法的意識形態不再具壟斷地位，各派思想家為儒家真義爭論不休，因而帶來百家爭鳴的學風。文學、科學、藝術、宗教的發展亦同樣百花齊放，這些文化成就也隨印刷業興盛而變得普及。市場經濟亦於此時完全取代莊園經濟，海洋貿易為宋帝國帶來巨額財富，令東亞大陸踏入前所未見的豐饒年代。
澶淵體系雖為東亞大陸帶來長久的和平，但宋帝國君臣始終未忘天下帝國之顛倒夢想，並將理性的外交政策視為奇恥大辱。宋帝國給予諸國以確保和平之財寶、遠少於征戰所需軍費，亦多能從邊界貿易中賺取回來。然而蘇洵卻以秦滅六國的歷史穿鑿附會，含沙射影地指出「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但實情宋帝國最慘烈的戰禍，皆出於恢復天下帝國的貪欲。金帝國興起時，宋帝國為取得一直由遼帝國管治的中原北部、以圓其一統中原之夢，就與金結盟夾擊遼帝國。但戰事反倒突顯宋帝國防衛空虛，金帝國遂直搗帝都開封。帝都於1127年攻陷後，欽宗皇帝、太上皇徽宗以及大部份皇族均淪為俘虜。
幸而康王趙構幸免於難，輾轉逃到杭州。南渡的宋帝國抵住金帝國兩次南侵、以較過往屈辱的條件簽訂和約，但宋帝國在文化經濟上反倒更為璀璨。然而宋帝國君臣還是未有從歷史學到教訓。權臣韓侂胄1206年發起北伐、卻出師不利，最後更須以自己的首級賠罪。之後宋理宗又在1232年決定與蒙古夾擊金帝國，就像聯金滅遼一役那樣，蒙古很快把矛頭針對宋國。力戰四十餘年後，太皇太后於1276年抱着年幼的恭帝出降、杭州無血開城。部份遺臣則另立少主在嶺南力挽狂瀾，但三年後就在崖山全軍覆沒。
宋帝國政權雖然覆亡，但其文化經濟人口仍得以保存、遺民於蒙古治下仍有相對的自由。雖然宋帝國遺民如今寄人籬下，但其文化依舊興盛：論文學成就，有元曲和小說；藝術方面，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這四大家之書畫更是東亞藝術顛峰之作。宋帝國故都杭州依舊繁華，甚至是元帝國最繁榮的港口。宋帝國雖已覆亡，但其社會卻運作如舊，如此72年後當宋金故地爆發大規模民變，元帝國的蒙古人很快就失去對長江流域的控制。在1350至1360年代初，長江流域陷入群雄競逐的局面。以江蘇、浙江沿海為根據地的張士誠透過海洋貿易致富，亦控制着連貫中土南北的大運河，有以商貿立國的傾向。
他對內爭取知識人的支持，對外則與元帝國時戰時和，勢要恢復澶淵體系南北分治之局面。但最終朱元璋憑武力成為最後的勝利者，先於1368年創立明帝國，隨後驅逐在中土的蒙古勢力， 1388年派兵消滅撤退往蒙古本部的元帝國朝廷。朱元璋稱帝後，就想擺脫澶淵體系的陰影，想着要恢復秦漢式的天下帝國。對內，他不信任曾支持競爭對手的知識人和商人，亦想以社會控制手段迫使民眾服從；對外，他認為中土以外各族應向帝國臣服、而國際交往均應只限於官方的朝貢：國際市場貿易則被指會損害帝國之威信。
是以明帝國之內政與外交，都按朱元璋對儒家理學之選擇性詮釋，確立內外差序、尊卑分明的秩序。宋帝國理學高舉道統，但考慮到當時以君臣共識施政的政治慣例，這背後很可能有以「道」約束君權之用意。但朱元璋則以儒家秩序觀肯定絕對皇權，並借用元帝國戶籍制度限制社會流動，並以禮法確立君尊民卑的身份區別，並制約民眾的思想與行為。他亦於鄉間舉行道德教育，藉此進行思想改造。朝廷之內，朱元璋則沿襲金帝國和元帝國的作風，將官僚視為自家的奴僕、而非共定國是的夥伴。他甚至以暴力強迫官僚服從，用體罰懲治不合心意的官僚、甚至釀成好幾次血腥清洗。東亞大陸帝國外儒內法的專制政治，自此進入另一個層次。
明帝國開國之初，亦奉行鎖國政策。各港口的市舶司於1374年廢除，自此外國商船不得泊岸，而海禁令則規定片板不許下海。到16世紀中，明帝國的管治能力衰落、無力杜絕走私貿易，才決定開放海禁。此後明帝國市場商品經濟雖變得空前繁盛，朝廷及官僚卻受制於意識形態，須扭盡六壬使貿易政策勉強符合僵化的教條。如此則招來論爭，使政策舉棋不定。是以有近兩個世紀的時間，明帝國對外之邦交貿易只限於官方朝貢關係，外邦須遵從內外尊卑之規範。要到清帝國才重新以推動海外市場貿易為國策。即或如此，清帝國仍對能衝擊儒法意識形態的外來思想存有戒心，對基督教傳教活動尤其警惕。是以通商口岸，都設於交通便利但又便於帝國監控的節點。
秦漢體系之東亞變奏
明帝國鎖國又要求列國朝貢的對外政策，擺出一副重建天下帝國的姿態，為東亞世界帶來衝擊波。韓半島的高麗國善於利用澶淵體制，一方面與宋帝國通商、另一方面又持續與遼帝國和金帝國抗衡，確立國家自主。直到1258年，高麗力戰27年後，才同意成為蒙古的屬國。朝鮮於1392年取代高麗後，雖實行親明「事大政策」，卻仍務實地捍衛王國之獨立自主。在日本，雖然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於1374年自稱日本國王，並向明帝國朝貢，然而室町幕府無力約束諸侯，到1467年應仁之亂後，朝貢已淪為地方大名與富商包辦貿易之機會。
但後來大名為爭奪參與朝貢之資格，縱容部下於1523年在寧波大打出手，驚動明帝國。至此日本再也沒法向東亞大陸帝國朝貢。在東亞大陸沿海靠海吃海的海洋族群，則受海禁政策所害。他們是大陸東南原住民的後人，較不受儒家教條約束。海洋族群因帝國政策生計受損，便以武裝船隊從事走私貿易，並偶爾侵擾帝國沿海。雖然明帝國後來放寬海禁，但這些海上武裝仍屢禁不絕。
到明清鼎革，東南沿海背離東亞大陸的形勢則更加明顯。朝鮮素來視滿洲人之前身女真人為蠻夷，又曾經在韓半島東北的咸鏡道征服女真人，對滿洲人有先入為主之見。清帝國及其前身金帝國先後於1627及1636年入侵韓半島，才使其不情不願地臣服。之前曾於1592至1598年的壬辰戰爭協助朝鮮抵抗豐臣日本的明帝國，卻於1644年崩潰、令清帝國能入主中土。自此朝鮮對清帝國陽奉陰違，自命為「小中華」的真正統。
日本將東亞大陸之變局，稱為「華夷變態」，儒學者自此將日本視為儒學發展的中心，而此時批判儒學正統的新思潮亦開始浮現。兩種不同學派的共通點，都是視日本為與清帝國對等的獨立國家。大陸沿海的海洋族群亦趁機擴張勢力，鄭芝龍的海上武裝先後投靠明清兩大帝國、其子鄭成功則以明帝國流亡政權的姿態於1661年在台灣創立東寧王國。東南沿海開始出現列國體系的雛形，與滿洲人在大陸、內亞、青藏和中亞的帝國體系分庭抗禮。就如歷史學家葛兆光所言：
明清時期，日本、朝鮮和中國，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的過程，恰恰很深刻地反映著所謂「東方」，也就是原本在華夏文化基礎上東亞的認同的最終崩潰，這種漸漸的互不相認，體現著「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
中西輝政和王飛凌均未有進一步闡釋東亞沿海體系之後的發展。不過觀乎17世紀以來東亞沿海諸國的發展，我們可以斷言這些國家都像昔日宋帝國那樣，未能擺脫天下帝國的思維。東寧王國開國後，國內一直存在路線之爭，陳永華一派主張固守臺灣獨立建國、經略南洋，但馮錫範及支持他的明帝國遺民卻堅持要反攻大陸反清復明。最終明帝國遺民在政爭取得上風，國主鄭經決定出兵支援大陸的三藩之亂，卻因而損兵折將。之後清帝國雖一度同意讓東寧王國成為獨立的朝貢國，明遺民卻於和談期間從中作梗，最終談判破裂，清帝國遂於1683年以武力侵吞臺灣。朝鮮王國則自視為東亞世界獨存道統的傳承者，其知識人貴族鑽研朱熹正統之學，卻為儒家思想該如何實踐爭論不休。
這最後演化為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各派都指斥對方偏離正統，如此既令施政舉步維艱，亦令創新之主張容易動輒得咎。朝鮮正祖李祘在位時銳意改革，並鼓勵學術創新。實學派獲國王支持，就積極主張擺脫固有華夷觀念，並向滿洲人治下的清帝國學習利民厚生之術。部份學者甚至更進一步，想從西方學習各種科學技術。然而正祖不幸於1800年急病離世，改革政策亦因保守知識貴族群起攻擊無以為繼。天主教的傳入，更觸動知識貴族的反動心態。迫害天主教徒的風氣過後，朝鮮王國就走上排外鎖國的不歸路。（待續）
徐承恩
※作者為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s://ktoyhk.blogspot.com/2019/01/20181224.html
（承上）自清帝國19世紀中遭遇西方帝國之來襲，也被迫放棄天下帝國的觀念，被迫成為西發里亞國際體系之一員。東亞大陸的帝國主義，亦於世紀之交轉型為中國國族主義。但中西輝政和王飛凌均認為中國未有心悅誠服地遵從西發里亞體系的遊戲規則，特別在1990年代經濟起飛之後中國就一直想重建「以我為主」的天下帝國體系。中西輝政指出中國近年與其他東亞國家交往時，往往遵從昔日朝貢體系的邏輯，比如把朝鮮視為自己的藩屏。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把韓半島、緬甸、不丹、尼泊爾和越南等地現已獨立建國之地，與香港、台灣、澎湖和旅順等量齊觀，同樣視之為被人搶奪的「中國的許多屬國與一部份領土」。中國經濟改革後無法再倚靠共產理想取得政權認受性，就只能重振秦漢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親政權的中國知識人為帝國擴張搖旗吶喊，有的鼓吹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國家體系、有的主張以儒化法家的「中國價值」挑戰西方「普世價值」的「霸權」。
中國於21世紀亦拋棄「韜光養晦」的務實低調，以大國崛起的姿態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王飛凌如此解讀中國近年的基本國策：
中華秩序的復興將把全世界置於一個中央集權政府下，一個（但願是仁慈的）獨裁者而非法治制度之下。中國夢裝腔作勢地要把19世紀以前中華世界的長期停滯和專制主義，重新包裝，作為中國針對現存西發里亞體系而提出的替代方案⋯⋯北京的新國際努力儘管被勾畫為一種所謂的「另類現代性」，但其實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帝國主義而已。
東亞大陸在儒法混合的意識形態下，過去2200餘年中的大部份時間，都是由專制而敵視自由的大一統帝國統治。到20世紀儒化法家的作風又與舶來的黨國主義合流，使中國淪喪於極權主義的鐵蹄下。難道東亞大陸的政治秩序就沒有其他的可能？
曇花一現的澶淵體系
活躍於公元10至13世紀的宋帝國，可說是東亞大陸帝國體系中的異數。宋帝國之立國方針，亦源於對帝國體系之反省。唐帝國雖在7世紀至8世紀期間盛極一時，但自地方將領安祿山於755年叛變後，東亞大陸局勢就持續動盪。隨後一個半世紀，地方將領擁兵自重、密謀奪取中央執政權。
軍閥朱溫於907年簒奪帝位後，各地勢力即自立建國，令帝國體系一度崩潰。趙匡胤於960年發動政變創立宋帝國後，除策劃統一中土的戰爭外、亦要擺脫武人干政的傳統。他一方面收回地方兵權，另一方面則確立由文人執掌中央政權的原則。由於既有世族因前朝之戰亂而衰落，宋帝國只能透過科舉制度，讓民間知識人透過考試取得公職。
宋帝國開國時，在內亞的契丹人早已趁中土連年爭戰、學效東亞大陸的模式建立遼帝國，並一直控制着中原北部。雖然宋帝國曾嘗試以武力一統中原，但其軍事力量卻遠不及遼帝國。遼帝國1003年南侵、意欲吞併中土，部隊翌年末打到澶州時，戰事卻呈膠着狀態。雙方只得講和，並於1005年初締結盟約：宋遼兩國約為兄弟之邦、而宋帝國此後需要每年向遼帝國輸送幣銀和絹布。這即是說，東亞大陸中央的帝國僅將自己視為列國中之一員，並不再以天下帝國自居。宋帝國在澶淵之盟後有着明顯的邊界意識，並將界線另一邊視為對等的國家。
後來西夏於黃河中上游興起，之後雖協議讓西夏向宋帝國稱臣、但仍需向西夏輸送物資，兩國在實際上仍為對等關係。在女真人建立金帝國、消滅遼帝國並侵佔中原後，宋帝國於兩國關係中位階反倒較低。王飛凌認為這時東亞的國際關係，與西發里亞體系有其相似之處：儘管宋帝國並不情願，還是在條約上放棄天下帝國之宣稱、並自視為列國體系中之平等成員。
結果宋帝國在其319年歷史中，雖曾丟失半壁江山，卻仍然比其他東亞大陸帝國太平。宋帝國的對外戰爭及叛亂皆少於其他帝國，亦從未爆發過內戰。宋帝國相對的太平，使其可以貫徹文人統治的方針。此時世族衰落，取而代之的官僚則為科舉選拔的民間知識人、皇室祖宗之訓亦強調尊重文官，其社會以東亞大陸標準而言相對平等。雖然宋帝國仍是君主專制，但政策實際上出自君主與文臣之間之共議、近乎「君臨而不統治」之理想，時人程頣略為誇大地將之稱為文人與君主「共治天下」之局面。
這亦是東亞大陸思想較為開放的時期，外儒內法的意識形態不再具壟斷地位，各派思想家為儒家真義爭論不休，因而帶來百家爭鳴的學風。文學、科學、藝術、宗教的發展亦同樣百花齊放，這些文化成就也隨印刷業興盛而變得普及。市場經濟亦於此時完全取代莊園經濟，海洋貿易為宋帝國帶來巨額財富，令東亞大陸踏入前所未見的豐饒年代。
澶淵體系雖為東亞大陸帶來長久的和平，但宋帝國君臣始終未忘天下帝國之顛倒夢想，並將理性的外交政策視為奇恥大辱。宋帝國給予諸國以確保和平之財寶、遠少於征戰所需軍費，亦多能從邊界貿易中賺取回來。然而蘇洵卻以秦滅六國的歷史穿鑿附會，含沙射影地指出「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但實情宋帝國最慘烈的戰禍，皆出於恢復天下帝國的貪欲。金帝國興起時，宋帝國為取得一直由遼帝國管治的中原北部、以圓其一統中原之夢，就與金結盟夾擊遼帝國。但戰事反倒突顯宋帝國防衛空虛，金帝國遂直搗帝都開封。帝都於1127年攻陷後，欽宗皇帝、太上皇徽宗以及大部份皇族均淪為俘虜。
幸而康王趙構幸免於難，輾轉逃到杭州。南渡的宋帝國抵住金帝國兩次南侵、以較過往屈辱的條件簽訂和約，但宋帝國在文化經濟上反倒更為璀璨。然而宋帝國君臣還是未有從歷史學到教訓。權臣韓侂胄1206年發起北伐、卻出師不利，最後更須以自己的首級賠罪。之後宋理宗又在1232年決定與蒙古夾擊金帝國，就像聯金滅遼一役那樣，蒙古很快把矛頭針對宋國。力戰四十餘年後，太皇太后於1276年抱着年幼的恭帝出降、杭州無血開城。部份遺臣則另立少主在嶺南力挽狂瀾，但三年後就在崖山全軍覆沒。
宋帝國政權雖然覆亡，但其文化經濟人口仍得以保存、遺民於蒙古治下仍有相對的自由。雖然宋帝國遺民如今寄人籬下，但其文化依舊興盛：論文學成就，有元曲和小說；藝術方面，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這四大家之書畫更是東亞藝術顛峰之作。宋帝國故都杭州依舊繁華，甚至是元帝國最繁榮的港口。宋帝國雖已覆亡，但其社會卻運作如舊，如此72年後當宋金故地爆發大規模民變，元帝國的蒙古人很快就失去對長江流域的控制。在1350至1360年代初，長江流域陷入群雄競逐的局面。以江蘇、浙江沿海為根據地的張士誠透過海洋貿易致富，亦控制着連貫中土南北的大運河，有以商貿立國的傾向。
他對內爭取知識人的支持，對外則與元帝國時戰時和，勢要恢復澶淵體系南北分治之局面。但最終朱元璋憑武力成為最後的勝利者，先於1368年創立明帝國，隨後驅逐在中土的蒙古勢力， 1388年派兵消滅撤退往蒙古本部的元帝國朝廷。朱元璋稱帝後，就想擺脫澶淵體系的陰影，想着要恢復秦漢式的天下帝國。對內，他不信任曾支持競爭對手的知識人和商人，亦想以社會控制手段迫使民眾服從；對外，他認為中土以外各族應向帝國臣服、而國際交往均應只限於官方的朝貢：國際市場貿易則被指會損害帝國之威信。
是以明帝國之內政與外交，都按朱元璋對儒家理學之選擇性詮釋，確立內外差序、尊卑分明的秩序。宋帝國理學高舉道統，但考慮到當時以君臣共識施政的政治慣例，這背後很可能有以「道」約束君權之用意。但朱元璋則以儒家秩序觀肯定絕對皇權，並借用元帝國戶籍制度限制社會流動，並以禮法確立君尊民卑的身份區別，並制約民眾的思想與行為。他亦於鄉間舉行道德教育，藉此進行思想改造。朝廷之內，朱元璋則沿襲金帝國和元帝國的作風，將官僚視為自家的奴僕、而非共定國是的夥伴。他甚至以暴力強迫官僚服從，用體罰懲治不合心意的官僚、甚至釀成好幾次血腥清洗。東亞大陸帝國外儒內法的專制政治，自此進入另一個層次。
明帝國開國之初，亦奉行鎖國政策。各港口的市舶司於1374年廢除，自此外國商船不得泊岸，而海禁令則規定片板不許下海。到16世紀中，明帝國的管治能力衰落、無力杜絕走私貿易，才決定開放海禁。此後明帝國市場商品經濟雖變得空前繁盛，朝廷及官僚卻受制於意識形態，須扭盡六壬使貿易政策勉強符合僵化的教條。如此則招來論爭，使政策舉棋不定。是以有近兩個世紀的時間，明帝國對外之邦交貿易只限於官方朝貢關係，外邦須遵從內外尊卑之規範。要到清帝國才重新以推動海外市場貿易為國策。即或如此，清帝國仍對能衝擊儒法意識形態的外來思想存有戒心，對基督教傳教活動尤其警惕。是以通商口岸，都設於交通便利但又便於帝國監控的節點。
秦漢體系之東亞變奏
明帝國鎖國又要求列國朝貢的對外政策，擺出一副重建天下帝國的姿態，為東亞世界帶來衝擊波。韓半島的高麗國善於利用澶淵體制，一方面與宋帝國通商、另一方面又持續與遼帝國和金帝國抗衡，確立國家自主。直到1258年，高麗力戰27年後，才同意成為蒙古的屬國。朝鮮於1392年取代高麗後，雖實行親明「事大政策」，卻仍務實地捍衛王國之獨立自主。在日本，雖然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於1374年自稱日本國王，並向明帝國朝貢，然而室町幕府無力約束諸侯，到1467年應仁之亂後，朝貢已淪為地方大名與富商包辦貿易之機會。
但後來大名為爭奪參與朝貢之資格，縱容部下於1523年在寧波大打出手，驚動明帝國。至此日本再也沒法向東亞大陸帝國朝貢。在東亞大陸沿海靠海吃海的海洋族群，則受海禁政策所害。他們是大陸東南原住民的後人，較不受儒家教條約束。海洋族群因帝國政策生計受損，便以武裝船隊從事走私貿易，並偶爾侵擾帝國沿海。雖然明帝國後來放寬海禁，但這些海上武裝仍屢禁不絕。
到明清鼎革，東南沿海背離東亞大陸的形勢則更加明顯。朝鮮素來視滿洲人之前身女真人為蠻夷，又曾經在韓半島東北的咸鏡道征服女真人，對滿洲人有先入為主之見。清帝國及其前身金帝國先後於1627及1636年入侵韓半島，才使其不情不願地臣服。之前曾於1592至1598年的壬辰戰爭協助朝鮮抵抗豐臣日本的明帝國，卻於1644年崩潰、令清帝國能入主中土。自此朝鮮對清帝國陽奉陰違，自命為「小中華」的真正統。
日本將東亞大陸之變局，稱為「華夷變態」，儒學者自此將日本視為儒學發展的中心，而此時批判儒學正統的新思潮亦開始浮現。兩種不同學派的共通點，都是視日本為與清帝國對等的獨立國家。大陸沿海的海洋族群亦趁機擴張勢力，鄭芝龍的海上武裝先後投靠明清兩大帝國、其子鄭成功則以明帝國流亡政權的姿態於1661年在台灣創立東寧王國。東南沿海開始出現列國體系的雛形，與滿洲人在大陸、內亞、青藏和中亞的帝國體系分庭抗禮。就如歷史學家葛兆光所言：
明清時期，日本、朝鮮和中國，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的過程，恰恰很深刻地反映著所謂「東方」，也就是原本在華夏文化基礎上東亞的認同的最終崩潰，這種漸漸的互不相認，體現著「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
中西輝政和王飛凌均未有進一步闡釋東亞沿海體系之後的發展。不過觀乎17世紀以來東亞沿海諸國的發展，我們可以斷言這些國家都像昔日宋帝國那樣，未能擺脫天下帝國的思維。東寧王國開國後，國內一直存在路線之爭，陳永華一派主張固守臺灣獨立建國、經略南洋，但馮錫範及支持他的明帝國遺民卻堅持要反攻大陸反清復明。最終明帝國遺民在政爭取得上風，國主鄭經決定出兵支援大陸的三藩之亂，卻因而損兵折將。之後清帝國雖一度同意讓東寧王國成為獨立的朝貢國，明遺民卻於和談期間從中作梗，最終談判破裂，清帝國遂於1683年以武力侵吞臺灣。朝鮮王國則自視為東亞世界獨存道統的傳承者，其知識人貴族鑽研朱熹正統之學，卻為儒家思想該如何實踐爭論不休。
這最後演化為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各派都指斥對方偏離正統，如此既令施政舉步維艱，亦令創新之主張容易動輒得咎。朝鮮正祖李祘在位時銳意改革，並鼓勵學術創新。實學派獲國王支持，就積極主張擺脫固有華夷觀念，並向滿洲人治下的清帝國學習利民厚生之術。部份學者甚至更進一步，想從西方學習各種科學技術。然而正祖不幸於1800年急病離世，改革政策亦因保守知識貴族群起攻擊無以為繼。天主教的傳入，更觸動知識貴族的反動心態。迫害天主教徒的風氣過後，朝鮮王國就走上排外鎖國的不歸路。（待續）
徐承恩
※作者為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s://ktoyhk.blogspot.com/2019/01/20181224.html
徐承恩：中國帝國擴張路徑（上）
－不能讓民眾有閱讀和思想自由
中國顯然不是帝國主義無辜的受害者，它本身亦蛻化為意欲經略寰宇的復興帝國。（維基百科）
過往的主流歷史論述中，往往會把中國描述為西方殖民主義的受害者。這些論述多會指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就遭到所謂的「百年屈辱」，主權因種種不平等條約而遭西方列強侵蝕，使其淪為被瓜分的半殖民地。隨後中國經歷國族主義和共產主義革命，抗日戰爭取得勝利，驅逐殖民勢力並收復主權。這種觀點傾向以同情的角度描述當代中國的制度暴力，認為當局之所以要用集權政治富國強兵，是為了掙回百年屈辱而錯失的發展機會。而中國對屬地的高壓統治、以及與鄰國的邊界糾紛，亦因此被視為維護領土完整的正常舉動。
然而，這種主流歷史論述卻未有反映事實之全部。當清帝國於1870年代在沿海遭列強侵蝕主權之際，左宗棠卻率軍攻入中亞，以殘暴的手法鎮壓維吾爾人，到1884年清帝國更將其中亞屬土編為新疆省。到1880年代，清帝國更模仿西方殖民主義的做法，先於1882年趁朝鮮王國發生政變出兵干預，然後先後在1882年和1884年與朝鮮簽訂不平等條約，並在仁川設立清租界。內外交困的清帝國尚且會積極擴張，更何況已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現代中國？中國於21世紀將其新興經濟實力，轉化為影響各國政治經濟發展的「鋭勢力」，並高調地讓「以我為主」的外交作風達成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近年中國提倡的「一帶一路」，於航運據點大撒金錢建設基建，再以債務操縱位處戰略要地的小國。即使在西方國家，中國還是能透過投資計劃、政治捐獻、文化交流的方式，對西方社會各界全面統戰，並多番刺探科技及軍事情報。中國顯然不是帝國主義無辜的受害者，它本身亦蛻化為意欲經略寰宇的復興帝國。
國際關係學界對中國崛起並步向帝國主義，卻相當後知後覺。他們有的只將目光放在當代，或是以相對較低的人均收入否定中國稱霸之可能，或是訴諸庸俗的現代化理論以說明中國將和平演變。放眼歷史的，則會依從中國方面的論述，把東亞大陸的帝國是為和平包容的典範。能夠正視東亞大陸從舊帝國到當代中國皆有追求帝國擴張之歷史路徑的著作，可謂鳳毛麟角。中西輝政《中國霸權的倫理與現實》和王飛凌《中華秩序》兩書可謂不可多得之著述，可助我們反思中國崛起背後的歷史基礎，以及其近年重振帝國榮光的野心。
吞食天地的中原聚寶盆
根據中西輝政的觀察，東亞大陸的帝國史有兩種與別不同的特點。眾所周知，自秦帝國於公元前3世紀統一大陸，就有一連串的帝國盤據於東亞大陸中央的中土。縱然有部份帝國只能算是地方政權，但後人依然能畫出一條連綿不絕的道統傳承。但中西卻進一步指出，這些接二連三的帝國雖有着類近的核心地域、其構成及內涵卻一直演變。在公元4至6世紀的民族大遷徙，使隋帝國和唐帝國在文化和血統上都深受鮮卑等內亞民族影響。就如陳寅恪所言，隋唐精英門閥「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即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但到公元10世紀，宋帝國卻強調華夷之辨、掃除內亞文化對中土之影響，之後明帝國則以更保守的方式延續這作風。17世紀中滿洲人入主中土創立清帝國，則為另一個轉折點。清帝國之疆土，除中土之外，還包括滿洲、蒙古、青藏高原和被稱為「新疆」之中亞屬地。東亞大陸在這之前的眾帝國，大都只能短暫佔據中土以外的周邊，但清帝國卻能將各部整合為一體。如此當中國國族主義於19世紀末興起，便形成清帝國領土「一點都不能少」的大中國想像。
東亞大陸各地文化及血緣均大異奇趣，民族構成亦一直演變，何以在過去2200年卻一直出現涵蓋整片大陸的大帝國？夏、商、周王國先後稱霸中原，但中原依舊列國林立、所謂霸權也不過是大國主導的列國聯盟。這些國家起初都是只有一座城池的城邦：在當時的概念中，居於城內的都被視為國民，而活在外邊的則是鞭長莫及的野人。是以漢文的「國」字，就是代表城牆的「囗」內，寫上代表武力的「戈」、代表土地的「一」和代表民眾的「口」。後來這些國家互相攻伐、兼併，於周王國衰微後形成七個大國，而當中的秦王國於公元前221年吞併其餘六國，並建立東亞大陸上第一個帝國。中原之地勢猶如一個聚寶盆，為東亞大陸的交通要沖、人流物流集中之地，當中各生活形態迴異的族群因政治統一的緣故，隨人流聚集變成統一的集團。秦帝國在中原北邊建造廣為人知的萬里長城，猶如宣告整個中原已成為一個巨型城邦，而當中因各種理由聚集的人都已變成秦帝國的國民。
東亞大陸帝國的國家觀念，並非建基於文化、血緣或宗教，而是「城牆之內、盡皆國民」的城邦觀念。中原於地緣上乃大陸人流物流之中心點，而又長期是東亞已知世界獨一的文明中心，城邦觀念就在「一個文明、一個國家」的現狀下，演化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觀。由於帝國國民的身份並非建基於文化、宗教和血緣，即使中原的民族構成隨時間轉變，帝國體系仍可能得以維繫。隨着世界氣候於公元4世紀轉冷，中亞和內亞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向歐洲和東亞遷移。西方的羅馬帝國因受不住民族大遷徙的壓力而衰落，自西羅馬帝國於公元476年覆亡後，列國體系就成為歐洲的常態。在東亞大陸，晉帝國因內亞民族入侵中原而於公元316年滅亡。黃河流域各族群紛紛建國，而大批晉帝國世族則逃亡至邊陲的長江南岸，並於翌年擁戴琅琊王司馬睿成立流亡政權。但東亞大陸的列國體系只維持272年：隋帝國於589年吞併陳帝國後，帝國體系又重新成為常態。非但如此，原先東亞大陸「大城邦」的已開發地區只局限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如今長江流域亦因晉室流亡而得以發展，使東亞大陸帝國的規模比以往更為龐大。
由於主導帝國的意識形態不是形而上的宗教、純粹只是世俗的政治考量，帝國的對外政策因此傾向務實。也就是說，「大城邦」的「城牆」可以隨國力形勢而伸縮。在強鄰環伺、國力不振之時，帝國傾向躲進小樓成一統，專注內政而莫理化外之民。即或如此，帝國仍寄望他日能東山再起、盡顯本色。就如中西先生所言：
即使是在周期性的環境當中，依然強烈的渴望「統一」，當中國社會因這樣的衝動而運作時，便開始意識到超越中國的普遍性世界。然而一旦中國世界（再度）統一了，渴望「普遍」的志向便被「體制化」⋯⋯「渴望統一的衝動」總是伴隨着心理上的惰性，以往嚮往的「普遍」，在統一後成為充實國力的歷史條件，不久後再度膨脹為對「外」的渴望。
東亞大陸帝國勢弱時，多傾向韜光養晦。但只要能力容許，就會將版圖盡可能向外推，以達成「一個世界、一個文明、一個國家、一位皇帝」的政治理想。帝國亦積極將因種種因素未能征服的外國其納入朝貢體系，設法不發一兵一卒就使對方臣服。辛亥革命雖在名義上結束了帝國體系，但這種天下觀念對當代中國影響深遠，對中國與東亞諸國的外交影響尤鉅。
但如此幅員廣大的帝國，成員既沒有共同的文化、宗教和血緣，又當如何維繫？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東亞大陸通行的漢文，是種言文分離的文字。東亞各地知識人只須學會書寫漢字，此後即使語言不通，亦能以文字筆談、發佈政令。部份原住民則以土語的邏輯學習漢文，帶着鄉音學習中原的上古漢語或中古漢語。這些混雜語言，最終演變成各種互不相通、但同樣能以漢文表達的漢語族克里奧爾語。然而除此以外，東亞大陸帝國之維繫，亦不得不倚靠各種愚民的意識形態。
秦漢體制的愚民反智論
在公元前5至3世紀，周王國名存實亡、中原亦陷入列國爭霸的時代。但周王國霸權的瓦解，亦帶來空前絕後的思想自由：周國文化此刻已非文明的標竿，列國相爭的政治秩序易使各國君主渴求治國良方。此刻知識有價，列國知識人亦能於此大環境下百家爭鳴。這二百餘年湧現的新思潮，有的確立道德倫理、有的批判建制、有的思索利民紓困的技術，但最終改變大局的卻是以知識為霸王服務的法家思想。開創道家思想的老子着重實踐理性，認為時下學究過分沉迷理論，故有「絕聖棄智」之說。他不鼓勵民眾與官僚探索理論，認為「民多智慧，而邪事並起」，因而為政者當「不尚賢，使民不爭」。法家則延伸道家的邏輯，認為民眾注定是愚昧無知、既好財利又貪生怕死，是以君主要順利施政、就不能讓民眾掌握知識。如韓非所言：「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為政者只需讓民眾溫飽，然後就要用嚴刑峻法使他們服從，如此君主就能從民間取得征伐天下所需的人力民力。為此君主必須壟斷一切的知識，不能用讓民眾有閱讀和思想的自由。
秦王國越公元前356年起用商鞅，自此以法家治術治國，使國力迅速擴張，並於公元前221年一統中原。秦帝國欲以刑法實踐中央集權，但隨後的史實證明單靠刑法無法長期確保帝國的認受性。領導秦王國吞併餘下六個大國的始皇帝於公元前210年駕崩，繼任者卻缺乏威信，是以民變四起、六國遺民亦趁機復國，令帝國僅僅三年後就覆亡。此後中原一度在楚王國主導下短暫回復昔日的列國體系，但劉邦的漢王國卻於五年內消滅包括楚王國在內的列國，再度一統中原。漢帝國建國後廢除不得人心的秦法，並折衷地撤回部份中央集權措施，但如此皆不是維繫帝國的長遠之策。最終漢帝國君主將目光放在注重倫常禮法的儒家思想上。
儒家思想的終極關懷，是要以人的良知建立和諧仁愛的社會秩序。他們主張知識人當教化民眾，以禮法彰顯人性的美善。在道德實踐上，則是確立父慈子孝的家庭倫理、再以此為君臣之間政治秩序之模範。儒家思想一方面主張制約君權，比如孟子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則主張「從道不從君、從義不重父，人之大行也」。但與此同時，禮法不單要限制君王，亦要約束民眾。民眾理當得享仁政，但亦有遵從禮法之義務：除非在上者有違禮法、施行暴政，民眾應當尊重上尊下卑的社會秩序。儒家一方面主張仁愛政治，但錢幣的另一面則為秩序情結。
漢帝國君主利用儒家思想的兩面性，把法家的內容偷渡進去。君主一方面作出施行仁政的承諾、另一方面則以家庭倫理實行間接的社會控制。實際運作上，則將倫常禮法當作刑法使用、把禮法對君主的約束輕描淡寫、並把儒家經典變成「經義斷獄」的思想控制機制。但以家庭倫理控制社會的做法，比較貼近民間既有倫理觀，也就不會像刑法那樣使民眾覺得不近人情。與此同時，以禮治國的方針亦強調家長約束子弟的父權，並以此為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如此則使家長及其繼承人成為帝國共犯結構的一部份。除此以外，這套意識形態講究的是世俗社會的長幼尊卑。帝國內不同文化、語言、血緣、宗教的族群，只要有着農耕社會的家庭結構，就可以與帝國意識形態契合。王飛凌如此總結這套秦漢式帝國思想：
儒化法家制度在政策實踐中打磨了秦式極權主義政體的粗礪棱角；在意識形態上，更支持威權主義而不是極權主義，通過將帝制國家擬人化為父系家長制，並借用上天（即上帝或大自然）授予的神力來降低統治成本；在功能上，秦漢政體是一個前現代的組織結構，它的政治治理、經濟體制和社會生活之間的關係保持着一致性。通過仿效最重要、最穩定的人類組織——家庭，給儒家關於權威、等級、和諧與繼承的種種規則、隱喻和規範，淡化了極權主義政治機制，使得漢帝國版本的法家政體比秦帝國版本更穩定，成本更低，也更容易為民眾尤其是社會精英們所接受。
此後秦漢模式外儒內法的意識形態，就成為東亞大陸的主流，並持續進化。朱元璋以暴力手段創立明帝國後，以保守版本的儒家理學為正統官學、亦更強調尊卑有序的意識形態，從而為戶籍身份世襲的僵化新制度背書。明帝國亦透過鄉里組織自上而下灌輸理學教條，以意識形態速使民眾服從。此後社會氣氛雖曾隨明帝國衰落而稍為鬆動，但之後清帝國以文字獄進行思想審查、而其知識人亦相信明末清初的天災人禍乃思想脫序招致之惡果，令思想氛圍再度趨向保守。因著知識階層的退縮，秦漢模式的社會控制比以往更有效、更壓制。王飛凌認為秦漢以來的意識形態雖令東亞大陸帝國體系能持續2200餘年，卻有系統地阻礙和懲罰有違官方意識形態的獨立思考。明帝國和清帝國對理學教條的保守詮釋，令科學技術的創新大不如前，經濟效益亦未能趕上全球的現代化發展。最終東亞大陸帝國「沒有留下文藝復興、沒有帶來啟蒙運動、沒有開啟工業革命」。大一統的帝國體系也未有如一些論者想當然那樣對東亞的和平有過正面影響。帝國強盛時，往往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執念、不惜虛耗國力向外征伐；帝國衰落時，中土各方勢力則會為爭奪中央政權內戰。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中，有近半發生在東亞大陸帝國體系之內。
共產黨自20世紀中以來的極權統治，亦是這種秦漢邏輯的延伸。只是外儒內法的舊意識形態，被馬克思外衣包着法家內核的毛澤東思想取代。共產黨的組織幹部，則擔當着昔日儒官集團的角色。舊帝國將「民心所趨」視為帝國「天命」之所在，毛澤東則透過煽動群眾暴力的政治運動取得政治認受。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雖放棄群眾暴力路線，但仍然以中國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壓倒民眾之自由思考，也像法家那樣以溫飽和刑法令民眾服從。（待續）
徐承恩
※作者為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s://ktoyhk.blogspot.com/2019/01/20181223.html
中國顯然不是帝國主義無辜的受害者，它本身亦蛻化為意欲經略寰宇的復興帝國。（維基百科）
過往的主流歷史論述中，往往會把中國描述為西方殖民主義的受害者。這些論述多會指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就遭到所謂的「百年屈辱」，主權因種種不平等條約而遭西方列強侵蝕，使其淪為被瓜分的半殖民地。隨後中國經歷國族主義和共產主義革命，抗日戰爭取得勝利，驅逐殖民勢力並收復主權。這種觀點傾向以同情的角度描述當代中國的制度暴力，認為當局之所以要用集權政治富國強兵，是為了掙回百年屈辱而錯失的發展機會。而中國對屬地的高壓統治、以及與鄰國的邊界糾紛，亦因此被視為維護領土完整的正常舉動。
然而，這種主流歷史論述卻未有反映事實之全部。當清帝國於1870年代在沿海遭列強侵蝕主權之際，左宗棠卻率軍攻入中亞，以殘暴的手法鎮壓維吾爾人，到1884年清帝國更將其中亞屬土編為新疆省。到1880年代，清帝國更模仿西方殖民主義的做法，先於1882年趁朝鮮王國發生政變出兵干預，然後先後在1882年和1884年與朝鮮簽訂不平等條約，並在仁川設立清租界。內外交困的清帝國尚且會積極擴張，更何況已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現代中國？中國於21世紀將其新興經濟實力，轉化為影響各國政治經濟發展的「鋭勢力」，並高調地讓「以我為主」的外交作風達成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近年中國提倡的「一帶一路」，於航運據點大撒金錢建設基建，再以債務操縱位處戰略要地的小國。即使在西方國家，中國還是能透過投資計劃、政治捐獻、文化交流的方式，對西方社會各界全面統戰，並多番刺探科技及軍事情報。中國顯然不是帝國主義無辜的受害者，它本身亦蛻化為意欲經略寰宇的復興帝國。
國際關係學界對中國崛起並步向帝國主義，卻相當後知後覺。他們有的只將目光放在當代，或是以相對較低的人均收入否定中國稱霸之可能，或是訴諸庸俗的現代化理論以說明中國將和平演變。放眼歷史的，則會依從中國方面的論述，把東亞大陸的帝國是為和平包容的典範。能夠正視東亞大陸從舊帝國到當代中國皆有追求帝國擴張之歷史路徑的著作，可謂鳳毛麟角。中西輝政《中國霸權的倫理與現實》和王飛凌《中華秩序》兩書可謂不可多得之著述，可助我們反思中國崛起背後的歷史基礎，以及其近年重振帝國榮光的野心。
吞食天地的中原聚寶盆
根據中西輝政的觀察，東亞大陸的帝國史有兩種與別不同的特點。眾所周知，自秦帝國於公元前3世紀統一大陸，就有一連串的帝國盤據於東亞大陸中央的中土。縱然有部份帝國只能算是地方政權，但後人依然能畫出一條連綿不絕的道統傳承。但中西卻進一步指出，這些接二連三的帝國雖有着類近的核心地域、其構成及內涵卻一直演變。在公元4至6世紀的民族大遷徙，使隋帝國和唐帝國在文化和血統上都深受鮮卑等內亞民族影響。就如陳寅恪所言，隋唐精英門閥「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即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但到公元10世紀，宋帝國卻強調華夷之辨、掃除內亞文化對中土之影響，之後明帝國則以更保守的方式延續這作風。17世紀中滿洲人入主中土創立清帝國，則為另一個轉折點。清帝國之疆土，除中土之外，還包括滿洲、蒙古、青藏高原和被稱為「新疆」之中亞屬地。東亞大陸在這之前的眾帝國，大都只能短暫佔據中土以外的周邊，但清帝國卻能將各部整合為一體。如此當中國國族主義於19世紀末興起，便形成清帝國領土「一點都不能少」的大中國想像。
東亞大陸各地文化及血緣均大異奇趣，民族構成亦一直演變，何以在過去2200年卻一直出現涵蓋整片大陸的大帝國？夏、商、周王國先後稱霸中原，但中原依舊列國林立、所謂霸權也不過是大國主導的列國聯盟。這些國家起初都是只有一座城池的城邦：在當時的概念中，居於城內的都被視為國民，而活在外邊的則是鞭長莫及的野人。是以漢文的「國」字，就是代表城牆的「囗」內，寫上代表武力的「戈」、代表土地的「一」和代表民眾的「口」。後來這些國家互相攻伐、兼併，於周王國衰微後形成七個大國，而當中的秦王國於公元前221年吞併其餘六國，並建立東亞大陸上第一個帝國。中原之地勢猶如一個聚寶盆，為東亞大陸的交通要沖、人流物流集中之地，當中各生活形態迴異的族群因政治統一的緣故，隨人流聚集變成統一的集團。秦帝國在中原北邊建造廣為人知的萬里長城，猶如宣告整個中原已成為一個巨型城邦，而當中因各種理由聚集的人都已變成秦帝國的國民。
東亞大陸帝國的國家觀念，並非建基於文化、血緣或宗教，而是「城牆之內、盡皆國民」的城邦觀念。中原於地緣上乃大陸人流物流之中心點，而又長期是東亞已知世界獨一的文明中心，城邦觀念就在「一個文明、一個國家」的現狀下，演化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觀。由於帝國國民的身份並非建基於文化、宗教和血緣，即使中原的民族構成隨時間轉變，帝國體系仍可能得以維繫。隨着世界氣候於公元4世紀轉冷，中亞和內亞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向歐洲和東亞遷移。西方的羅馬帝國因受不住民族大遷徙的壓力而衰落，自西羅馬帝國於公元476年覆亡後，列國體系就成為歐洲的常態。在東亞大陸，晉帝國因內亞民族入侵中原而於公元316年滅亡。黃河流域各族群紛紛建國，而大批晉帝國世族則逃亡至邊陲的長江南岸，並於翌年擁戴琅琊王司馬睿成立流亡政權。但東亞大陸的列國體系只維持272年：隋帝國於589年吞併陳帝國後，帝國體系又重新成為常態。非但如此，原先東亞大陸「大城邦」的已開發地區只局限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如今長江流域亦因晉室流亡而得以發展，使東亞大陸帝國的規模比以往更為龐大。
由於主導帝國的意識形態不是形而上的宗教、純粹只是世俗的政治考量，帝國的對外政策因此傾向務實。也就是說，「大城邦」的「城牆」可以隨國力形勢而伸縮。在強鄰環伺、國力不振之時，帝國傾向躲進小樓成一統，專注內政而莫理化外之民。即或如此，帝國仍寄望他日能東山再起、盡顯本色。就如中西先生所言：
即使是在周期性的環境當中，依然強烈的渴望「統一」，當中國社會因這樣的衝動而運作時，便開始意識到超越中國的普遍性世界。然而一旦中國世界（再度）統一了，渴望「普遍」的志向便被「體制化」⋯⋯「渴望統一的衝動」總是伴隨着心理上的惰性，以往嚮往的「普遍」，在統一後成為充實國力的歷史條件，不久後再度膨脹為對「外」的渴望。
東亞大陸帝國勢弱時，多傾向韜光養晦。但只要能力容許，就會將版圖盡可能向外推，以達成「一個世界、一個文明、一個國家、一位皇帝」的政治理想。帝國亦積極將因種種因素未能征服的外國其納入朝貢體系，設法不發一兵一卒就使對方臣服。辛亥革命雖在名義上結束了帝國體系，但這種天下觀念對當代中國影響深遠，對中國與東亞諸國的外交影響尤鉅。
但如此幅員廣大的帝國，成員既沒有共同的文化、宗教和血緣，又當如何維繫？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東亞大陸通行的漢文，是種言文分離的文字。東亞各地知識人只須學會書寫漢字，此後即使語言不通，亦能以文字筆談、發佈政令。部份原住民則以土語的邏輯學習漢文，帶着鄉音學習中原的上古漢語或中古漢語。這些混雜語言，最終演變成各種互不相通、但同樣能以漢文表達的漢語族克里奧爾語。然而除此以外，東亞大陸帝國之維繫，亦不得不倚靠各種愚民的意識形態。
秦漢體制的愚民反智論
在公元前5至3世紀，周王國名存實亡、中原亦陷入列國爭霸的時代。但周王國霸權的瓦解，亦帶來空前絕後的思想自由：周國文化此刻已非文明的標竿，列國相爭的政治秩序易使各國君主渴求治國良方。此刻知識有價，列國知識人亦能於此大環境下百家爭鳴。這二百餘年湧現的新思潮，有的確立道德倫理、有的批判建制、有的思索利民紓困的技術，但最終改變大局的卻是以知識為霸王服務的法家思想。開創道家思想的老子着重實踐理性，認為時下學究過分沉迷理論，故有「絕聖棄智」之說。他不鼓勵民眾與官僚探索理論，認為「民多智慧，而邪事並起」，因而為政者當「不尚賢，使民不爭」。法家則延伸道家的邏輯，認為民眾注定是愚昧無知、既好財利又貪生怕死，是以君主要順利施政、就不能讓民眾掌握知識。如韓非所言：「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為政者只需讓民眾溫飽，然後就要用嚴刑峻法使他們服從，如此君主就能從民間取得征伐天下所需的人力民力。為此君主必須壟斷一切的知識，不能用讓民眾有閱讀和思想的自由。
秦王國越公元前356年起用商鞅，自此以法家治術治國，使國力迅速擴張，並於公元前221年一統中原。秦帝國欲以刑法實踐中央集權，但隨後的史實證明單靠刑法無法長期確保帝國的認受性。領導秦王國吞併餘下六個大國的始皇帝於公元前210年駕崩，繼任者卻缺乏威信，是以民變四起、六國遺民亦趁機復國，令帝國僅僅三年後就覆亡。此後中原一度在楚王國主導下短暫回復昔日的列國體系，但劉邦的漢王國卻於五年內消滅包括楚王國在內的列國，再度一統中原。漢帝國建國後廢除不得人心的秦法，並折衷地撤回部份中央集權措施，但如此皆不是維繫帝國的長遠之策。最終漢帝國君主將目光放在注重倫常禮法的儒家思想上。
儒家思想的終極關懷，是要以人的良知建立和諧仁愛的社會秩序。他們主張知識人當教化民眾，以禮法彰顯人性的美善。在道德實踐上，則是確立父慈子孝的家庭倫理、再以此為君臣之間政治秩序之模範。儒家思想一方面主張制約君權，比如孟子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則主張「從道不從君、從義不重父，人之大行也」。但與此同時，禮法不單要限制君王，亦要約束民眾。民眾理當得享仁政，但亦有遵從禮法之義務：除非在上者有違禮法、施行暴政，民眾應當尊重上尊下卑的社會秩序。儒家一方面主張仁愛政治，但錢幣的另一面則為秩序情結。
漢帝國君主利用儒家思想的兩面性，把法家的內容偷渡進去。君主一方面作出施行仁政的承諾、另一方面則以家庭倫理實行間接的社會控制。實際運作上，則將倫常禮法當作刑法使用、把禮法對君主的約束輕描淡寫、並把儒家經典變成「經義斷獄」的思想控制機制。但以家庭倫理控制社會的做法，比較貼近民間既有倫理觀，也就不會像刑法那樣使民眾覺得不近人情。與此同時，以禮治國的方針亦強調家長約束子弟的父權，並以此為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如此則使家長及其繼承人成為帝國共犯結構的一部份。除此以外，這套意識形態講究的是世俗社會的長幼尊卑。帝國內不同文化、語言、血緣、宗教的族群，只要有着農耕社會的家庭結構，就可以與帝國意識形態契合。王飛凌如此總結這套秦漢式帝國思想：
儒化法家制度在政策實踐中打磨了秦式極權主義政體的粗礪棱角；在意識形態上，更支持威權主義而不是極權主義，通過將帝制國家擬人化為父系家長制，並借用上天（即上帝或大自然）授予的神力來降低統治成本；在功能上，秦漢政體是一個前現代的組織結構，它的政治治理、經濟體制和社會生活之間的關係保持着一致性。通過仿效最重要、最穩定的人類組織——家庭，給儒家關於權威、等級、和諧與繼承的種種規則、隱喻和規範，淡化了極權主義政治機制，使得漢帝國版本的法家政體比秦帝國版本更穩定，成本更低，也更容易為民眾尤其是社會精英們所接受。
此後秦漢模式外儒內法的意識形態，就成為東亞大陸的主流，並持續進化。朱元璋以暴力手段創立明帝國後，以保守版本的儒家理學為正統官學、亦更強調尊卑有序的意識形態，從而為戶籍身份世襲的僵化新制度背書。明帝國亦透過鄉里組織自上而下灌輸理學教條，以意識形態速使民眾服從。此後社會氣氛雖曾隨明帝國衰落而稍為鬆動，但之後清帝國以文字獄進行思想審查、而其知識人亦相信明末清初的天災人禍乃思想脫序招致之惡果，令思想氛圍再度趨向保守。因著知識階層的退縮，秦漢模式的社會控制比以往更有效、更壓制。王飛凌認為秦漢以來的意識形態雖令東亞大陸帝國體系能持續2200餘年，卻有系統地阻礙和懲罰有違官方意識形態的獨立思考。明帝國和清帝國對理學教條的保守詮釋，令科學技術的創新大不如前，經濟效益亦未能趕上全球的現代化發展。最終東亞大陸帝國「沒有留下文藝復興、沒有帶來啟蒙運動、沒有開啟工業革命」。大一統的帝國體系也未有如一些論者想當然那樣對東亞的和平有過正面影響。帝國強盛時，往往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執念、不惜虛耗國力向外征伐；帝國衰落時，中土各方勢力則會為爭奪中央政權內戰。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中，有近半發生在東亞大陸帝國體系之內。
共產黨自20世紀中以來的極權統治，亦是這種秦漢邏輯的延伸。只是外儒內法的舊意識形態，被馬克思外衣包着法家內核的毛澤東思想取代。共產黨的組織幹部，則擔當着昔日儒官集團的角色。舊帝國將「民心所趨」視為帝國「天命」之所在，毛澤東則透過煽動群眾暴力的政治運動取得政治認受。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雖放棄群眾暴力路線，但仍然以中國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壓倒民眾之自由思考，也像法家那樣以溫飽和刑法令民眾服從。（待續）
徐承恩
※作者為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s://ktoyhk.blogspot.com/2019/01/20181223.html
丧钟三响，港事可知
来源:
苹果日报
一年将尽，香港大学发表民意研究报告，显示市民百分之五十预料，来年社会总趋势转恶，比率较上一年急升百分之二十一。假如法治是兴衰所系，则这调查结果不难理解。最近一个月，香港法治已经三响丧钟。
第一响是“一地两检”复核案，求复核的小民败诉。按“一地两检”既违《基本法》第十八条“全国通行法律不在香港实施”规定，而中共人大常务委员会又未有“释法”，把“不在香港实施”解作“可在香港实施”，则复核实无败诉之理。但是，法官周家明说：“人大常务委员会去年已决定实行一地两检，其决定当等于释法，应作判决根据。”换言之，中共中央的决定，就是香港的法律，连立法、释法等形式都可省却。这是什么法治。
明朝穆宗皇帝曾擅自代刑部断案，令宦官传旨。刑科给事中舒化上奏说：“法者天下之公，大小罪犯，宜悉付法司。若竟自敕行（如君主凭个人喜怒下命令），则喜怒未必当，而法司与臣等俱虚设。”穆宗大为嘉许。后穆宗崩，神宗立，要曲赦重犯三十多人，舒化又以“主术（君主之道）贵执要，不当侵有司”为由，力言不可，神宗也从谏如流（《明史》卷二百二十）。朱明是专制皇朝，君主的决定，却还不可作司法根据；今日香港各司法部门，却事事要看习近平的决定，法庭如此，律政司、入境处等也如此。
律政司之判梁振英UGL案，是香港法治的第二响丧钟。梁振英任香港行政长官期间，收取澳洲财团UGL四百万英镑，并有“协助UGL推广业务”协议在身，却秘而不宣，事发之后，司法部门据说展开调查，一查四年多，律政司最后竟以薄薄一页纸宣布不予起诉，其解释之粗疏，决定之违背“参考外间法律意见”惯例，以至律政司长郑若骅之谎称“事涉律政司同事，才须参考外间法律意见”，都令社会哗然。不过，不追究UGL事，是习近平早已决定的，否则梁振英任满之后，怎会官拜政协副主席。所以，行政长官郑月娥为郑若骅辩护，无理可说，十五分钟之内就连说十二次应尊重郑若骅的“专业判断”。是大律师公会主席戴启思、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院长陈文敏、律政司前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立法会在朝派议员谢伟俊律师等，都不“专业”，因为他们都质疑郑若骅的解释。
而入境处之拒绝台湾闪灵乐团来港表演，则是本月第三响法治丧钟。入境处解释说：“来港就业者，须具特殊技能。”但高等法院二零一一年分明颁令：“访港作短期表演的团体，不必符合‘特殊技能’要求。”而闪灵乐团二零零零年至二零一四年间，也多次获准来港表演。但道理、法律现在都不必说。习近平已经决定，主张台湾独立者，不得踏足香港。谁教闪灵的主音林昶佐三年前与同志创办政党时代力量，鼓吹台独。
丧钟三响，港事可知。香港官场连一个半个舒化都没有。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4%B8%A7%E9%92%9F%E4%B8%89%E5%93%8D%EF%BC%8C%E6%B8%AF%E4%BA%8B%E5%8F%AF%E7%9F%A5.html
苹果日报
一年将尽，香港大学发表民意研究报告，显示市民百分之五十预料，来年社会总趋势转恶，比率较上一年急升百分之二十一。假如法治是兴衰所系，则这调查结果不难理解。最近一个月，香港法治已经三响丧钟。
第一响是“一地两检”复核案，求复核的小民败诉。按“一地两检”既违《基本法》第十八条“全国通行法律不在香港实施”规定，而中共人大常务委员会又未有“释法”，把“不在香港实施”解作“可在香港实施”，则复核实无败诉之理。但是，法官周家明说：“人大常务委员会去年已决定实行一地两检，其决定当等于释法，应作判决根据。”换言之，中共中央的决定，就是香港的法律，连立法、释法等形式都可省却。这是什么法治。
明朝穆宗皇帝曾擅自代刑部断案，令宦官传旨。刑科给事中舒化上奏说：“法者天下之公，大小罪犯，宜悉付法司。若竟自敕行（如君主凭个人喜怒下命令），则喜怒未必当，而法司与臣等俱虚设。”穆宗大为嘉许。后穆宗崩，神宗立，要曲赦重犯三十多人，舒化又以“主术（君主之道）贵执要，不当侵有司”为由，力言不可，神宗也从谏如流（《明史》卷二百二十）。朱明是专制皇朝，君主的决定，却还不可作司法根据；今日香港各司法部门，却事事要看习近平的决定，法庭如此，律政司、入境处等也如此。
律政司之判梁振英UGL案，是香港法治的第二响丧钟。梁振英任香港行政长官期间，收取澳洲财团UGL四百万英镑，并有“协助UGL推广业务”协议在身，却秘而不宣，事发之后，司法部门据说展开调查，一查四年多，律政司最后竟以薄薄一页纸宣布不予起诉，其解释之粗疏，决定之违背“参考外间法律意见”惯例，以至律政司长郑若骅之谎称“事涉律政司同事，才须参考外间法律意见”，都令社会哗然。不过，不追究UGL事，是习近平早已决定的，否则梁振英任满之后，怎会官拜政协副主席。所以，行政长官郑月娥为郑若骅辩护，无理可说，十五分钟之内就连说十二次应尊重郑若骅的“专业判断”。是大律师公会主席戴启思、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院长陈文敏、律政司前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立法会在朝派议员谢伟俊律师等，都不“专业”，因为他们都质疑郑若骅的解释。
而入境处之拒绝台湾闪灵乐团来港表演，则是本月第三响法治丧钟。入境处解释说：“来港就业者，须具特殊技能。”但高等法院二零一一年分明颁令：“访港作短期表演的团体，不必符合‘特殊技能’要求。”而闪灵乐团二零零零年至二零一四年间，也多次获准来港表演。但道理、法律现在都不必说。习近平已经决定，主张台湾独立者，不得踏足香港。谁教闪灵的主音林昶佐三年前与同志创办政党时代力量，鼓吹台独。
丧钟三响，港事可知。香港官场连一个半个舒化都没有。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4%B8%A7%E9%92%9F%E4%B8%89%E5%93%8D%EF%BC%8C%E6%B8%AF%E4%BA%8B%E5%8F%AF%E7%9F%A5.html
习近平将发表台湾问题讲话 2019中国多个敏感纪念日齐聚
来源:
美国之音
在2019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的当局的新闻宣传喉舌新华社星期一（12月31日）发表公告：“《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1月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纪念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没有提供有关习近平讲话内容的进一步详情。
路透社星期一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习近平将在星期三发表有关台湾的重要讲话，从而使中国进入一个有多个敏感的周年纪念日的一年。台湾问题是中国最敏感的问题。中国将在2019年庆祝中共建国70周年。周年纪念日在中国总是敏感的活动，统治中国的中共的压倒性当务之急是维持稳定。
“来年将有至少6个周年纪念日有可能让中共不安，从天安门流血镇压30周年，到毛泽东在1949年10月在流血更多的内战结束之际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习近平的讲话主题将是自治的台湾。台湾骄傲地实行民主，中国则宣称拥有台湾。这是习近平在来年的第一个事先宣布的公开重要活动。”
关于《告台湾同胞书》，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的中文版的介绍是：“《告台湾同胞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华民国发表的公开信，被视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華民國最早的政策性文件，其在历史上总共发表五次。其中，以1979年1月1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的最为著名，其内容主要为商讨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并提出两岸三通、扩大两岸的交流。”
中国负责台湾事务的国台办最近说，《告台湾同胞书》在两岸关系发展中发挥了历史性、指导性作用。
另一方面，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陆委会星期一在中国1979年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之际表示，中国矮化台湾的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市场。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4%B9%A0%E8%BF%91%E5%B9%B3%E5%B0%86%E5%8F%91%E8%A1%A8%E5%8F%B0%E6%B9%BE%E9%97%AE%E9%A2%98%E8%AE%B2%E8%AF%9D%7C2019%E4%B8%AD%E5%9B%BD%E5%A4%9A%E4%B8%AA%E6%95%8F%E6%84%9F%E7%BA%AA%E5%BF%B5%E6%97%A5%E9%BD%90%E8%81%9A.html
美国之音
在2019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的当局的新闻宣传喉舌新华社星期一（12月31日）发表公告：“《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1月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纪念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没有提供有关习近平讲话内容的进一步详情。
路透社星期一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习近平将在星期三发表有关台湾的重要讲话，从而使中国进入一个有多个敏感的周年纪念日的一年。台湾问题是中国最敏感的问题。中国将在2019年庆祝中共建国70周年。周年纪念日在中国总是敏感的活动，统治中国的中共的压倒性当务之急是维持稳定。
“来年将有至少6个周年纪念日有可能让中共不安，从天安门流血镇压30周年，到毛泽东在1949年10月在流血更多的内战结束之际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习近平的讲话主题将是自治的台湾。台湾骄傲地实行民主，中国则宣称拥有台湾。这是习近平在来年的第一个事先宣布的公开重要活动。”
关于《告台湾同胞书》，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的中文版的介绍是：“《告台湾同胞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华民国发表的公开信，被视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華民國最早的政策性文件，其在历史上总共发表五次。其中，以1979年1月1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的最为著名，其内容主要为商讨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并提出两岸三通、扩大两岸的交流。”
中国负责台湾事务的国台办最近说，《告台湾同胞书》在两岸关系发展中发挥了历史性、指导性作用。
另一方面，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陆委会星期一在中国1979年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之际表示，中国矮化台湾的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市场。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4%B9%A0%E8%BF%91%E5%B9%B3%E5%B0%86%E5%8F%91%E8%A1%A8%E5%8F%B0%E6%B9%BE%E9%97%AE%E9%A2%98%E8%AE%B2%E8%AF%9D%7C2019%E4%B8%AD%E5%9B%BD%E5%A4%9A%E4%B8%AA%E6%95%8F%E6%84%9F%E7%BA%AA%E5%BF%B5%E6%97%A5%E9%BD%90%E8%81%9A.html
年终两岸互呛：北京主导促统，台湾称一中政策没市场
来源:
美国之音
在中国1979年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之际，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国矮化台湾的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市场。此前，中国国台办主任刘结一说，北京将在2019年主导两岸关系走向。
陆委会：中国棍棒与胡萝卜齐下的作法终非正道
台湾陆委会12月31日发布声明说，中国国台办负责人有关台湾以及宣传对台工作成就的内容，均是“混淆视听的不实言论”。
陆委会说，两岸关系的发展从来不是由单方决断，也不是一方用强权威胁利诱可让另一方屈服的。陆委会认为，两岸关系在中国的“负面操作”下历经挑战风险，台湾方面始终“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民众福祉的整体利益，守护中华民国台湾，这也是台湾民意对政府的托付”。
陆委会反驳刘结一有关北京主导两岸关系走向的说法，强调“两岸关系发展和台湾未来的主导权在台湾2300万人手中”。
陆委会强调，中共当局在当前情势下，应认清其片面界定、矮化台湾的“一中原则”没有市场，更应尊重台湾坚守的民主体制及大陆内部对人民民主的需求。
陆委会说，当务之急是，两岸应在不设政治前提下务实沟通，才有化解长期分歧的可能。陆委会呼吁中国方面正面面对台湾的执政当局”，还说中国采取渗透分化与强制表态等“棍棒与胡萝卜齐下的作法终非正道”，也与两岸民心反向而行。
国台办：继续推动两岸统一
此前，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在30日播出对刘结一专访， 刘结一在采访说，2019年北京将主导两岸关系走的大趋势会继续加强，两岸合作会更加密切，交流会更加热络，亲情会更加紧密。但他还警告，两岸关系不会一帆风顺，称台独势力还会继续“挑衅生事”，并称北京方面完全有能力战胜各种风险挑战，让两岸关系“朝统一方向迈进”。
刘结一还说，北京将继续为台湾同胞“办实事”，“让台湾同胞有更多获得感”，“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和平统一进程”。
刘结一提到，中国大陆2018年采取了一系列惠台政策措施，例如制发台湾居民居住证，取消台湾居民就业许可证等，另外，两岸贸易额在2018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
刘结一强调，北京的对台工作在2018年在“遏制台独分裂言行”方面取得实效，国际社会普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北京的“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大”。
2018年，在中国的压力下，台湾失去三个邦交国：5月1日与多米尼加共和国断交、5月24日与布吉纳法索断交、8月21日与萨尔瓦多断交。
此外，中国与梵蒂冈关系在9月出现重大进展，双方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
2019年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和平统一方针提出40周年。台湾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月2日发表台湾工作“重要讲话”。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5%B9%B4%E7%BB%88%E4%B8%A4%E5%B2%B8%E4%BA%92%E5%91%9B%EF%BC%9A%E5%8C%97%E4%BA%AC%E4%B8%BB%E5%AF%BC%E4%BF%83%E7%BB%9F%EF%BC%8C%E5%8F%B0%E6%B9%BE%E7%A7%B0%E4%B8%80%E4%B8%AD%E6%94%BF%E7%AD%96%E6%B2%A1%E5%B8%82%E5%9C%BA.html
美国之音
在中国1979年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之际，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国矮化台湾的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市场。此前，中国国台办主任刘结一说，北京将在2019年主导两岸关系走向。
陆委会：中国棍棒与胡萝卜齐下的作法终非正道
台湾陆委会12月31日发布声明说，中国国台办负责人有关台湾以及宣传对台工作成就的内容，均是“混淆视听的不实言论”。
陆委会说，两岸关系的发展从来不是由单方决断，也不是一方用强权威胁利诱可让另一方屈服的。陆委会认为，两岸关系在中国的“负面操作”下历经挑战风险，台湾方面始终“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民众福祉的整体利益，守护中华民国台湾，这也是台湾民意对政府的托付”。
陆委会反驳刘结一有关北京主导两岸关系走向的说法，强调“两岸关系发展和台湾未来的主导权在台湾2300万人手中”。
陆委会强调，中共当局在当前情势下，应认清其片面界定、矮化台湾的“一中原则”没有市场，更应尊重台湾坚守的民主体制及大陆内部对人民民主的需求。
陆委会说，当务之急是，两岸应在不设政治前提下务实沟通，才有化解长期分歧的可能。陆委会呼吁中国方面正面面对台湾的执政当局”，还说中国采取渗透分化与强制表态等“棍棒与胡萝卜齐下的作法终非正道”，也与两岸民心反向而行。
国台办：继续推动两岸统一
此前，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在30日播出对刘结一专访， 刘结一在采访说，2019年北京将主导两岸关系走的大趋势会继续加强，两岸合作会更加密切，交流会更加热络，亲情会更加紧密。但他还警告，两岸关系不会一帆风顺，称台独势力还会继续“挑衅生事”，并称北京方面完全有能力战胜各种风险挑战，让两岸关系“朝统一方向迈进”。
刘结一还说，北京将继续为台湾同胞“办实事”，“让台湾同胞有更多获得感”，“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和平统一进程”。
刘结一提到，中国大陆2018年采取了一系列惠台政策措施，例如制发台湾居民居住证，取消台湾居民就业许可证等，另外，两岸贸易额在2018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
刘结一强调，北京的对台工作在2018年在“遏制台独分裂言行”方面取得实效，国际社会普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北京的“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大”。
2018年，在中国的压力下，台湾失去三个邦交国：5月1日与多米尼加共和国断交、5月24日与布吉纳法索断交、8月21日与萨尔瓦多断交。
此外，中国与梵蒂冈关系在9月出现重大进展，双方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
2019年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和平统一方针提出40周年。台湾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月2日发表台湾工作“重要讲话”。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5%B9%B4%E7%BB%88%E4%B8%A4%E5%B2%B8%E4%BA%92%E5%91%9B%EF%BC%9A%E5%8C%97%E4%BA%AC%E4%B8%BB%E5%AF%BC%E4%BF%83%E7%BB%9F%EF%BC%8C%E5%8F%B0%E6%B9%BE%E7%A7%B0%E4%B8%80%E4%B8%AD%E6%94%BF%E7%AD%96%E6%B2%A1%E5%B8%82%E5%9C%BA.html
国际盖洛普民调：香港乃全球第五最悲观地方
来源:
法广
中国主席习近平最近在全国政协新春茶话会上说，中央在2018年的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外事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不过，此话对香港同胞而言，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景多于事实。根据权威的国际民调机构盖洛普（Gallup）最新年度报道，香港“希望指数（Hope Index）”按年急挫35分，由去年10分断崖式的下泻至负25分，顿成全球最悲观地区第五位。
盖洛普综合全球51个国家或地区近月的民意调查，分析出五大地区对明年最感悲观，民调的问题是：“你认为2019年会比2018年更好、更差或是不分上下？”。民调发现，最悲观的首两名都是毗邻战火中的中东国家约旦（负48分）和黎巴嫩（负42分），其次为连续两年登榜的意大利（负40分），南韩（负30分）紧随其后。但土地面积及人口都远不及前四者的香港（负25分），今年榜上有名，成第五大最悲观地区；同时更成为全球最忧心明年将不再世界和平的第二位。
调查并无针对政治、经济或社会哪一层面，该调查机构主席斯泰契夫（Kancho Stoychev）指，数据反映越富有国家或地区、越对来年不抱期望，“相比无法拥有，人们更怕失去已拥有的事物”。
苹果日报则引述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黄洪认为，“希望指数”按年急跌变负数，并非由单一事件引致，反是由连串事件构成的趋势，更令人难以对来年抱有希望。
身兼中大亚太研究所生活质素研究中心主任的黄洪说，对包括政治上的占中九子审讯、政府硬要上马的“明日大屿”填海计划、涉及豆腐渣工程的地铁沙中线丑闻，以至经济不景气等，市民都难以理解政府处事手段，但又是无可奈何，未来“大家都觉得很难控制自己周围的环境，或自己的命运”，再加上中美贸易战使环球经济不景气，楼市、股市纷纷下挫致人心惶惶，悲观情绪或已成趋势。
香港的“希望指数”是根据本地研究机构每年11月访问约500人数据整合所得，去年全球平均分为17分，与香港得分相若；惟平均分今年微跌2分。翻查资料，中大年中公布的香港生活质素指数亦反映，言论自由指数的评分自2014年伞运后按年下跌，去年整体指数亦较2016年微跌。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5%9B%BD%E9%99%85%E7%9B%96%E6%B4%9B%E6%99%AE%E6%B0%91%E8%B0%83%EF%BC%9A%E9%A6%99%E6%B8%AF%E4%B9%83%E5%85%A8%E7%90%83%E7%AC%AC%E4%BA%94%E6%9C%80%E6%82%B2%E8%A7%82%E5%9C%B0%E6%96%B9.html
法广
中国主席习近平最近在全国政协新春茶话会上说，中央在2018年的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外事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不过，此话对香港同胞而言，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景多于事实。根据权威的国际民调机构盖洛普（Gallup）最新年度报道，香港“希望指数（Hope Index）”按年急挫35分，由去年10分断崖式的下泻至负25分，顿成全球最悲观地区第五位。
盖洛普综合全球51个国家或地区近月的民意调查，分析出五大地区对明年最感悲观，民调的问题是：“你认为2019年会比2018年更好、更差或是不分上下？”。民调发现，最悲观的首两名都是毗邻战火中的中东国家约旦（负48分）和黎巴嫩（负42分），其次为连续两年登榜的意大利（负40分），南韩（负30分）紧随其后。但土地面积及人口都远不及前四者的香港（负25分），今年榜上有名，成第五大最悲观地区；同时更成为全球最忧心明年将不再世界和平的第二位。
调查并无针对政治、经济或社会哪一层面，该调查机构主席斯泰契夫（Kancho Stoychev）指，数据反映越富有国家或地区、越对来年不抱期望，“相比无法拥有，人们更怕失去已拥有的事物”。
苹果日报则引述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黄洪认为，“希望指数”按年急跌变负数，并非由单一事件引致，反是由连串事件构成的趋势，更令人难以对来年抱有希望。
身兼中大亚太研究所生活质素研究中心主任的黄洪说，对包括政治上的占中九子审讯、政府硬要上马的“明日大屿”填海计划、涉及豆腐渣工程的地铁沙中线丑闻，以至经济不景气等，市民都难以理解政府处事手段，但又是无可奈何，未来“大家都觉得很难控制自己周围的环境，或自己的命运”，再加上中美贸易战使环球经济不景气，楼市、股市纷纷下挫致人心惶惶，悲观情绪或已成趋势。
香港的“希望指数”是根据本地研究机构每年11月访问约500人数据整合所得，去年全球平均分为17分，与香港得分相若；惟平均分今年微跌2分。翻查资料，中大年中公布的香港生活质素指数亦反映，言论自由指数的评分自2014年伞运后按年下跌，去年整体指数亦较2016年微跌。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5%9B%BD%E9%99%85%E7%9B%96%E6%B4%9B%E6%99%AE%E6%B0%91%E8%B0%83%EF%BC%9A%E9%A6%99%E6%B8%AF%E4%B9%83%E5%85%A8%E7%90%83%E7%AC%AC%E4%BA%94%E6%9C%80%E6%82%B2%E8%A7%82%E5%9C%B0%E6%96%B9.html
中国警权无限扩大 “打死白打死”警方有“法”可依
来源:
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中国公安部出台《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将警权无限扩大，民众反抗警察，可被追究刑事责任，但警员执法时若侵犯他人权益则不需负责。中国警察暴力执法频传，新规被批评是怂恿警察为恶。
保障警方与近亲属
由公安部自行制定的《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将在2019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对公安民警及其亲人都设有保护措施。
规定明确，公安民警在行使职权时，“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民警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由所属单位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在追究执法过错责任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公安机关“不得对民警采取停止执行职务、禁闭等措施，不得作出处分或者免职、降职、辞退等处理”。
若有公民“侵犯民警执法权威的行为”，将追究刑事责任或治安管理处罚。同时，“民警由于行为人的行为遭受人身或者财产损失”，警方可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民事诉讼等法律途径，向对方起诉。
而警方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人格尊严不因民警“履行职责、行使职权行为”受到威胁、侵犯及侮辱、贬损。
警方的盾牌
新规显然让警方可以“无后顾之忧”为当局效力，但许多中国民众对此新规十分担忧，质疑这是让民众被“打死白打死”，警方有“法”可依，更加肆无忌惮，并批评新规“凸显中共残害人民邪恶本性”。
中国警方暴力执法十分普遍，曾有网友如此形容：“我们国家没有警察，只有穿着制服的强盗。”已有许多人因此死亡，较知名的有徐纯合案、雷洋案。另一著名的杨佳案，则是遭警方暴力刑讯后，投诉无门，最终采激烈手段，袭警报复。
杨佳有句名言是：“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现在，中共当局连“说法”都可“依法”不给。
因“辱警”被警方作出行政拘留等处罚的民众也越来越多，案例多半是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网络平台发表对警方执法时的不满言论或辱骂警方，而被处罚。
旅美律师彭永峰曾指出，在网上公开评价警方执法行为的言行完全在言论自由范围内，警方做法太超过，除非有充分法定理由才可用行政拘留的处罚方式。如今，中国公安给了个“法定理由”：《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
恐加剧社会冲突
对于公安部自行制定的新规，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向媒体痛批新规“非常邪恶”，是让警察进一步充当中共独裁政权的打手。“政府所有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警察的力量，很显然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权，维护独裁统治的一个根本的工具。”
今年9月公安部公布新规的草案时，旅美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就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警方违规违法行为极为严重和普遍，普通民众对执法机关进行有效投诉的渠道基本不存在，因此新规定无疑是雪上加霜。“公安部的这个规定赋予警察更大的权力，民众的权利，包括基本人权和人身权利以及言论自由的权利，都会受到更大的危害。”
滕彪认为，制定新规定也说明中国警民冲突加剧的现状。有关当局采取加强控制力度和缩小自由空间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社会冲突。
维稳的必要
中共当局宣称“依法治国”，显然不是依据《宪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保障人民的部份，而是依《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反恐法》和《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等这类有利官方的法律、法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景气正严重下滑，失业人潮暴增，2019年被视为是更严峻的一年，扩增警权也成了中共当局维稳的必要。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E4%B8%AD%E5%9B%BD%E8%AD%A6%E6%9D%83%E6%97%A0%E9%99%90%E6%89%A9%E5%A4%A7%E3%80%80%E2%80%9C%E6%89%93%E6%AD%BB%E7%99%BD%E6%89%93%E6%AD%BB%E2%80%9D%E8%AD%A6%E6%96%B9%E6%9C%89%E2%80%9C%E6%B3%95%E2%80%9D%E5%8F%AF%E4%BE%9D.html
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中国公安部出台《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将警权无限扩大，民众反抗警察，可被追究刑事责任，但警员执法时若侵犯他人权益则不需负责。中国警察暴力执法频传，新规被批评是怂恿警察为恶。
保障警方与近亲属
由公安部自行制定的《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将在2019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对公安民警及其亲人都设有保护措施。
规定明确，公安民警在行使职权时，“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民警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由所属单位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在追究执法过错责任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公安机关“不得对民警采取停止执行职务、禁闭等措施，不得作出处分或者免职、降职、辞退等处理”。
若有公民“侵犯民警执法权威的行为”，将追究刑事责任或治安管理处罚。同时，“民警由于行为人的行为遭受人身或者财产损失”，警方可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民事诉讼等法律途径，向对方起诉。
而警方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人格尊严不因民警“履行职责、行使职权行为”受到威胁、侵犯及侮辱、贬损。
警方的盾牌
新规显然让警方可以“无后顾之忧”为当局效力，但许多中国民众对此新规十分担忧，质疑这是让民众被“打死白打死”，警方有“法”可依，更加肆无忌惮，并批评新规“凸显中共残害人民邪恶本性”。
中国警方暴力执法十分普遍，曾有网友如此形容：“我们国家没有警察，只有穿着制服的强盗。”已有许多人因此死亡，较知名的有徐纯合案、雷洋案。另一著名的杨佳案，则是遭警方暴力刑讯后，投诉无门，最终采激烈手段，袭警报复。
杨佳有句名言是：“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现在，中共当局连“说法”都可“依法”不给。
因“辱警”被警方作出行政拘留等处罚的民众也越来越多，案例多半是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网络平台发表对警方执法时的不满言论或辱骂警方，而被处罚。
旅美律师彭永峰曾指出，在网上公开评价警方执法行为的言行完全在言论自由范围内，警方做法太超过，除非有充分法定理由才可用行政拘留的处罚方式。如今，中国公安给了个“法定理由”：《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
恐加剧社会冲突
对于公安部自行制定的新规，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向媒体痛批新规“非常邪恶”，是让警察进一步充当中共独裁政权的打手。“政府所有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警察的力量，很显然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权，维护独裁统治的一个根本的工具。”
今年9月公安部公布新规的草案时，旅美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就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警方违规违法行为极为严重和普遍，普通民众对执法机关进行有效投诉的渠道基本不存在，因此新规定无疑是雪上加霜。“公安部的这个规定赋予警察更大的权力，民众的权利，包括基本人权和人身权利以及言论自由的权利，都会受到更大的危害。”
滕彪认为，制定新规定也说明中国警民冲突加剧的现状。有关当局采取加强控制力度和缩小自由空间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社会冲突。
维稳的必要
中共当局宣称“依法治国”，显然不是依据《宪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保障人民的部份，而是依《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反恐法》和《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等这类有利官方的法律、法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景气正严重下滑，失业人潮暴增，2019年被视为是更严峻的一年，扩增警权也成了中共当局维稳的必要。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E4%B8%AD%E5%9B%BD%E8%AD%A6%E6%9D%83%E6%97%A0%E9%99%90%E6%89%A9%E5%A4%A7%E3%80%80%E2%80%9C%E6%89%93%E6%AD%BB%E7%99%BD%E6%89%93%E6%AD%BB%E2%80%9D%E8%AD%A6%E6%96%B9%E6%9C%89%E2%80%9C%E6%B3%95%E2%80%9D%E5%8F%AF%E4%BE%9D.html
美国在中国高校建立的文化中心纷纷关闭
来源:
美国之音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国务院在中国的大学校园内开办了超过20家美国文化中心，通过提供英语课程、电影放映以及举办歌舞节目来推广美国文化并反击中国国内的反美宣传。
截至2012年，美国国务院给予了每个文化中心10万美元的资金，但同时为了与这些文化中心保持距离，国务院敦促它们从其他私人机构获取额外资金，且不参与这些文化中心的决策程序。
这些中心为中国民众提供了一扇不受中国共产党过滤的了解美国的窗口。
然而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六年前就职后展开了一系列反对西方价值观的行动。前任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在2015年时曾表示反对在大学课堂上使用推广西方价值观的书籍，且必须确保将习近平思想作为中心。
此后，中国高校官员开始禁止美国文化团体和演讲者的造访。中国政府以这些文化中心与美国国务院的关系为由，怀疑美国暗中利用这些中心传播民主价值。
今年秋季，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试图造访河南师范大学的美国文化中心时，遭到了校方没有解释的拒绝。
同时，在特朗普政府治下，为在中国传播美国文化提供资金变得不受欢迎。美国在过去10年里为总共29家文化中心花费了510万美元。一份美国监察长的报告显示，这些努力“大体无效”。其中一些中心从未开张。国务院表示已停止了对这些中心的赞助。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美国校园内开办了超过100所孔子学院，并决定这些学院教师的指派以及课程的制定。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E7%BE%8E%E5%9B%BD%E5%9C%A8%E4%B8%AD%E5%9B%BD%E9%AB%98%E6%A0%A1%E5%BB%BA%E7%AB%8B%E7%9A%84%E6%96%87%E5%8C%96%E4%B8%AD%E5%BF%83%E7%BA%B7%E7%BA%B7%E5%85%B3%E9%97%AD.html
美国之音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国务院在中国的大学校园内开办了超过20家美国文化中心，通过提供英语课程、电影放映以及举办歌舞节目来推广美国文化并反击中国国内的反美宣传。
截至2012年，美国国务院给予了每个文化中心10万美元的资金，但同时为了与这些文化中心保持距离，国务院敦促它们从其他私人机构获取额外资金，且不参与这些文化中心的决策程序。
这些中心为中国民众提供了一扇不受中国共产党过滤的了解美国的窗口。
然而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六年前就职后展开了一系列反对西方价值观的行动。前任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在2015年时曾表示反对在大学课堂上使用推广西方价值观的书籍，且必须确保将习近平思想作为中心。
此后，中国高校官员开始禁止美国文化团体和演讲者的造访。中国政府以这些文化中心与美国国务院的关系为由，怀疑美国暗中利用这些中心传播民主价值。
今年秋季，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试图造访河南师范大学的美国文化中心时，遭到了校方没有解释的拒绝。
同时，在特朗普政府治下，为在中国传播美国文化提供资金变得不受欢迎。美国在过去10年里为总共29家文化中心花费了510万美元。一份美国监察长的报告显示，这些努力“大体无效”。其中一些中心从未开张。国务院表示已停止了对这些中心的赞助。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美国校园内开办了超过100所孔子学院，并决定这些学院教师的指派以及课程的制定。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E7%BE%8E%E5%9B%BD%E5%9C%A8%E4%B8%AD%E5%9B%BD%E9%AB%98%E6%A0%A1%E5%BB%BA%E7%AB%8B%E7%9A%84%E6%96%87%E5%8C%96%E4%B8%AD%E5%BF%83%E7%BA%B7%E7%BA%B7%E5%85%B3%E9%97%AD.html
何清涟：2018年－中国缘何失去了美国（中）
来源:
上报
熟悉近三十年以来的中美关系，都会知道拥抱熊猫派是美国国内长期主导中美关系的政治力量。那么，拥抱熊猫派罔顾中国现实，一力主张对华友好，其驱动力仅仅只是他们对中国的美好想象吗？当然不是。
拥抱熊猫派长期主导中美友好关系
在美国，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至少有四支力量：一支是以两国经贸关系为优先考量的财政部与商务部（支持者为美国金融界与产业界的跨国公司），代表美国的即期利益需求；另一支以国务院为代表，从柯林顿时期的人权外交开始，一直希望通过“接触、合作、说服、影响”来引导中国进入西方体系。上述两支力量的主要人物卸下公职后，不少人进入各种智囊机构与“K街游说团队”——即第三支力量。
中国人熟知的“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Inc.），由前国务卿基辛格创办，他雇佣的人有不少退休外交官，其中包括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老布希总统的国安顾问史柯柯洛夫特（后来自己自立门户开办一家咨询公司）、前国务卿伊格柏格等人。这一现象在美国称为“旋转门”（Revolving door）。据美国非政府研究机构Public Citizen的一项统计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在198名从美国联邦众议院离职的议员中，有43%成为了职业说客；在36个退休离职的参议员中，一半都成为了职业说客。以美国第111—113届国会（国会两年一届，这三届时间跨度为2009年-2015年）离任成员任职去向为例，根据CRP资料统计，离任的国会议员中有超过30%的人选择加入游说公司，超过15%的人会充当私营部门在华盛顿的游说代理人，约20%的人会去私营部门担任顾问。
上述情况在川普总统上任后略有好转：2014年，国会议员退休后，其中16%选择当说客，13%留在DC，2%回家后准备做说客。因为他在竞选时就承诺要“抽干华府沼泽”，美国前政府官员在离职后5年内不得做游说工作（原来规定的年限为2年），并且终身禁止美国前政府官员为外国政府进行游说。2016年底退休的国会议员选择留在DC的只占5%，选择当说客的降至8%，回家后准备进入游说行业的占3%——这只是小小地触动了两党建制派与公职人员的乳酪，引起的反弹就非常之大，这是目前两党及精英群体一致希望在2020年“干掉”川普的原因。
政府高官同样如此，小布希政府的国务卿赖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哈德利、国防部长盖茨在离任后迅速创立了公司。像前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都是在离职后马上注册了自己的游说公司，转身向原来的老同事或下属作起了游说工作。
这三支力量加上主张接触政策的企业界人物，以及深谙中国事务的“中国通”们——中国通包括学术界、新闻界、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主张通过增加同中国的接触影响中国，实行“和平演变”，使中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方面同美国更为接近，从而减少今后中国强盛后与美国为敌的可能性。这一派老布希时期被称为“接触派”，在柯林顿总统至小布希总统时期因这一派明确主张对华友好，被命名为“拥抱熊猫派”。在这一派的全盛时期，对他们略有批评，就会遭遇到猛攻。2007年，经济学家、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Carsten A. Holz曾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该文指出：“从事中国研究的学术界人士，包括本文作者自己，习惯性的讨好中共，有时自己明确意识到了，有时没有意识到。这么做的动机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我们通过以下方式讨好中共：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或者不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报告某些事实或者忽略某些事实，我们使用的语言，我们讲授什么以及如何讲授。”这篇文章触到全球中国研究学界的痛处，我亲眼见到作者曾在一个China Scholar的讨论圈里受到围攻与嘲笑。
川普入主白宫，屠龙派陆续登场
第四支力量就是与接触派相对应的是对华“遏制派”，其主力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崛起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共同体”（foreign policy community），最初只是七、八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纵论国是的私宅聚会，后来便发展到四十来人的“精英圈子”。他们并无正式组织形式，因为它并没有正式的章程和成员，也没有办公机构和领导人，但却有毫不含糊的纲领和影响力。它的纲领非常明确，就是要把在冷战后“迷失了方向”的美国外交“拉回正确轨道”，尤其把重点放在美国对华政策的“纠偏”上。这一派后来被命名为“屠龙派”。到了小布希第二任期，有人觉得这一冠名对以龙为图腾的中国来说显得杀气太重，一度改称为“敲打熊猫派”。
小布希执政以来，一批鹰派人士进入政府出任高级官员，但由于“接触派”以及有钱有势的“中国游说集团”（China Lobby）多年来居于主流地位，在美国朝野根深叶茂，1966年中国文革时期就成立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 -China Relations）成员多为拥抱熊猫派主力，小布希只能采取居中的“熊猫避险”策略。
2016年总统大选之后的40天，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补办了该机构成立50周年的庆典活动。说是“补办”，是因为该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6月，周年纪念活动本应在6月举办，迟至12月15日补办庆生活动，当然是向候任总统川普展示其政治力量。中国媒体大书特书这次活动，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会场景象：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在向参加庆祝餐会的500多位嘉宾致辞时，用中文字正腔圆地念了一段毛泽东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美媒称，嘉宾们的掌声显示了大家都理解了会长的潜台词，也反映了美中关系所面临的压力，并反复从各种角度报导了基辛格声称“一个中国”是美国毫无争议的主张。中国官媒环球网于2018年重提此旧事，当然是对拥抱熊猫派重归中美友好大政治舞台充满期待。
从川普入主白宫后，屠龙派人士开始一伸其志，现任总统助理、贸易顾问纳瓦罗号称“鹰派中的鹰派”，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波顿更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主义者，不仅视中国为俄罗斯更大更危险的敌人，还经常批评联合国。这些人物进入白宫团队，给华府众多智库一个明显的信号，屠龙派人物纷纷浮出水面，经过一年多准备，才有了将近十来份重击中国的各种报告，从反间谍到反渗透，无所不包，拥抱熊猫派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被迫噤声。
中共极权显化让拥抱熊猫派失去辩护理由
拥抱熊猫派这一困境，归根结底是由中国造成。长期以来，拥抱熊猫派主张对华友好，甚至成功地让1998年反经济间谍的《考克斯报告》束诸高阁，为中国赢得二十年推出千人计划、盗窃美国智慧财产权的时间，其理由只有一个：通过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将中国引导进入国际体系，实现民主化，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这一借口早在胡温时期就被胡锦涛的反颜色革命、五不搞所否定，但欧巴马与拥抱熊猫派对此装糊涂。习近平统治时期的扬毛抑邓、各方面加强专制，让拥抱熊猫派彻底失去了为红色中国辩护的任何理由。
川普在当选后公布一个“百日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Drain the Swamp），《2018年：中国缘何失去了美国？（上）》所列举的各种报告陆续公布，打击外国代理人的防谍工作列上美国政府的工作日程，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美国朝野终于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共识：一，美国各界全面检讨对华政策，承认美国几十年来对华政策失败；二，承认中国是美国现代史上面临的最有力和最可怕的竞争者。参议员鲁比奥视中国为美国建国以来体量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言论。因此，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就会输掉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三，美国不需要放弃与中国接触的政策，但必须用抵制、惩罚甚至报复的方式，重塑中国的行为，逼迫中国改变。
在这种氛围中，拥抱熊猫派占主流的美国中国研究圈被迫对中国研究现状做检讨。2018年11月29日，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与安纳伯格基金会阳光之乡信托在华盛顿共同发布《中国影响和美国利益：推动建设性警惕》（Chinese Influence &American Interests：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报告，该报告由美国的中国研究圈30多位顶级学者共同撰写，承认过去几十年对中国的情况误判。（待续）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E4%BD%95%E6%B8%85%E6%B6%9F%EF%BC%9A2018%E5%B9%B4%EF%BC%8D%E4%B8%AD%E5%9B%BD%E7%BC%98%E4%BD%95%E5%A4%B1%E5%8E%BB%E4%BA%86%E7%BE%8E%E5%9B%BD%EF%BC%88%E4%B8%AD%EF%BC%89.html
上报
熟悉近三十年以来的中美关系，都会知道拥抱熊猫派是美国国内长期主导中美关系的政治力量。那么，拥抱熊猫派罔顾中国现实，一力主张对华友好，其驱动力仅仅只是他们对中国的美好想象吗？当然不是。
拥抱熊猫派长期主导中美友好关系
在美国，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至少有四支力量：一支是以两国经贸关系为优先考量的财政部与商务部（支持者为美国金融界与产业界的跨国公司），代表美国的即期利益需求；另一支以国务院为代表，从柯林顿时期的人权外交开始，一直希望通过“接触、合作、说服、影响”来引导中国进入西方体系。上述两支力量的主要人物卸下公职后，不少人进入各种智囊机构与“K街游说团队”——即第三支力量。
中国人熟知的“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Inc.），由前国务卿基辛格创办，他雇佣的人有不少退休外交官，其中包括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老布希总统的国安顾问史柯柯洛夫特（后来自己自立门户开办一家咨询公司）、前国务卿伊格柏格等人。这一现象在美国称为“旋转门”（Revolving door）。据美国非政府研究机构Public Citizen的一项统计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在198名从美国联邦众议院离职的议员中，有43%成为了职业说客；在36个退休离职的参议员中，一半都成为了职业说客。以美国第111—113届国会（国会两年一届，这三届时间跨度为2009年-2015年）离任成员任职去向为例，根据CRP资料统计，离任的国会议员中有超过30%的人选择加入游说公司，超过15%的人会充当私营部门在华盛顿的游说代理人，约20%的人会去私营部门担任顾问。
上述情况在川普总统上任后略有好转：2014年，国会议员退休后，其中16%选择当说客，13%留在DC，2%回家后准备做说客。因为他在竞选时就承诺要“抽干华府沼泽”，美国前政府官员在离职后5年内不得做游说工作（原来规定的年限为2年），并且终身禁止美国前政府官员为外国政府进行游说。2016年底退休的国会议员选择留在DC的只占5%，选择当说客的降至8%，回家后准备进入游说行业的占3%——这只是小小地触动了两党建制派与公职人员的乳酪，引起的反弹就非常之大，这是目前两党及精英群体一致希望在2020年“干掉”川普的原因。
政府高官同样如此，小布希政府的国务卿赖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哈德利、国防部长盖茨在离任后迅速创立了公司。像前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都是在离职后马上注册了自己的游说公司，转身向原来的老同事或下属作起了游说工作。
这三支力量加上主张接触政策的企业界人物，以及深谙中国事务的“中国通”们——中国通包括学术界、新闻界、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主张通过增加同中国的接触影响中国，实行“和平演变”，使中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方面同美国更为接近，从而减少今后中国强盛后与美国为敌的可能性。这一派老布希时期被称为“接触派”，在柯林顿总统至小布希总统时期因这一派明确主张对华友好，被命名为“拥抱熊猫派”。在这一派的全盛时期，对他们略有批评，就会遭遇到猛攻。2007年，经济学家、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Carsten A. Holz曾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该文指出：“从事中国研究的学术界人士，包括本文作者自己，习惯性的讨好中共，有时自己明确意识到了，有时没有意识到。这么做的动机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我们通过以下方式讨好中共：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或者不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报告某些事实或者忽略某些事实，我们使用的语言，我们讲授什么以及如何讲授。”这篇文章触到全球中国研究学界的痛处，我亲眼见到作者曾在一个China Scholar的讨论圈里受到围攻与嘲笑。
川普入主白宫，屠龙派陆续登场
第四支力量就是与接触派相对应的是对华“遏制派”，其主力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崛起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共同体”（foreign policy community），最初只是七、八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纵论国是的私宅聚会，后来便发展到四十来人的“精英圈子”。他们并无正式组织形式，因为它并没有正式的章程和成员，也没有办公机构和领导人，但却有毫不含糊的纲领和影响力。它的纲领非常明确，就是要把在冷战后“迷失了方向”的美国外交“拉回正确轨道”，尤其把重点放在美国对华政策的“纠偏”上。这一派后来被命名为“屠龙派”。到了小布希第二任期，有人觉得这一冠名对以龙为图腾的中国来说显得杀气太重，一度改称为“敲打熊猫派”。
小布希执政以来，一批鹰派人士进入政府出任高级官员，但由于“接触派”以及有钱有势的“中国游说集团”（China Lobby）多年来居于主流地位，在美国朝野根深叶茂，1966年中国文革时期就成立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 -China Relations）成员多为拥抱熊猫派主力，小布希只能采取居中的“熊猫避险”策略。
2016年总统大选之后的40天，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补办了该机构成立50周年的庆典活动。说是“补办”，是因为该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6月，周年纪念活动本应在6月举办，迟至12月15日补办庆生活动，当然是向候任总统川普展示其政治力量。中国媒体大书特书这次活动，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会场景象：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在向参加庆祝餐会的500多位嘉宾致辞时，用中文字正腔圆地念了一段毛泽东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美媒称，嘉宾们的掌声显示了大家都理解了会长的潜台词，也反映了美中关系所面临的压力，并反复从各种角度报导了基辛格声称“一个中国”是美国毫无争议的主张。中国官媒环球网于2018年重提此旧事，当然是对拥抱熊猫派重归中美友好大政治舞台充满期待。
从川普入主白宫后，屠龙派人士开始一伸其志，现任总统助理、贸易顾问纳瓦罗号称“鹰派中的鹰派”，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波顿更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主义者，不仅视中国为俄罗斯更大更危险的敌人，还经常批评联合国。这些人物进入白宫团队，给华府众多智库一个明显的信号，屠龙派人物纷纷浮出水面，经过一年多准备，才有了将近十来份重击中国的各种报告，从反间谍到反渗透，无所不包，拥抱熊猫派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被迫噤声。
中共极权显化让拥抱熊猫派失去辩护理由
拥抱熊猫派这一困境，归根结底是由中国造成。长期以来，拥抱熊猫派主张对华友好，甚至成功地让1998年反经济间谍的《考克斯报告》束诸高阁，为中国赢得二十年推出千人计划、盗窃美国智慧财产权的时间，其理由只有一个：通过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将中国引导进入国际体系，实现民主化，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这一借口早在胡温时期就被胡锦涛的反颜色革命、五不搞所否定，但欧巴马与拥抱熊猫派对此装糊涂。习近平统治时期的扬毛抑邓、各方面加强专制，让拥抱熊猫派彻底失去了为红色中国辩护的任何理由。
川普在当选后公布一个“百日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Drain the Swamp），《2018年：中国缘何失去了美国？（上）》所列举的各种报告陆续公布，打击外国代理人的防谍工作列上美国政府的工作日程，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美国朝野终于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共识：一，美国各界全面检讨对华政策，承认美国几十年来对华政策失败；二，承认中国是美国现代史上面临的最有力和最可怕的竞争者。参议员鲁比奥视中国为美国建国以来体量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言论。因此，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就会输掉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三，美国不需要放弃与中国接触的政策，但必须用抵制、惩罚甚至报复的方式，重塑中国的行为，逼迫中国改变。
在这种氛围中，拥抱熊猫派占主流的美国中国研究圈被迫对中国研究现状做检讨。2018年11月29日，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与安纳伯格基金会阳光之乡信托在华盛顿共同发布《中国影响和美国利益：推动建设性警惕》（Chinese Influence &American Interests：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报告，该报告由美国的中国研究圈30多位顶级学者共同撰写，承认过去几十年对中国的情况误判。（待续）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E4%BD%95%E6%B8%85%E6%B6%9F%EF%BC%9A2018%E5%B9%B4%EF%BC%8D%E4%B8%AD%E5%9B%BD%E7%BC%98%E4%BD%95%E5%A4%B1%E5%8E%BB%E4%BA%86%E7%BE%8E%E5%9B%BD%EF%BC%88%E4%B8%AD%EF%BC%89.html
智库：美中紧张关系位列明年最需关注的冲突
来源:
美国之音
国际智库国际危机组织周一发布的报告指出，美中紧张关系是2019年最需关注的十大冲突之一，如果两国关系继续恶化，将带来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
报告写道，美国两党已经达成共识，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对手，美国正不可避免地陷入战略竞争。美国政府在2018年的国防战略中首次将中国列为主要竞争对手，而此前多年来，恐怖主义一直占据首位。
报告称，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一致认为，中国已经发生了危险的转变，包括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军队快速扩张、共产党对社会控制扩大，以及在具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等。
此外，中国正在多边机构及其所在地区扩展影响力，虽然在短期无法匹敌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但在长期将不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
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对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冲突也有影响。报告指出，如果华盛顿和平壤的谈判破裂，中国不太可能支持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也不太可能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外交努力。
根据这份报告，2019年值得关注的其他冲突地区还包括也门、阿富汗、叙利亚、尼日利亚、南苏丹等。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E6%99%BA%E5%BA%93%EF%BC%9A%E7%BE%8E%E4%B8%AD%E7%B4%A7%E5%BC%A0%E5%85%B3%E7%B3%BB%E4%BD%8D%E5%88%97%E6%98%8E%E5%B9%B4%E6%9C%80%E9%9C%80%E5%85%B3%E6%B3%A8%E7%9A%84%E5%86%B2%E7%AA%81.html
美国之音
国际智库国际危机组织周一发布的报告指出，美中紧张关系是2019年最需关注的十大冲突之一，如果两国关系继续恶化，将带来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
报告写道，美国两党已经达成共识，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对手，美国正不可避免地陷入战略竞争。美国政府在2018年的国防战略中首次将中国列为主要竞争对手，而此前多年来，恐怖主义一直占据首位。
报告称，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一致认为，中国已经发生了危险的转变，包括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军队快速扩张、共产党对社会控制扩大，以及在具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等。
此外，中国正在多边机构及其所在地区扩展影响力，虽然在短期无法匹敌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但在长期将不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
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对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冲突也有影响。报告指出，如果华盛顿和平壤的谈判破裂，中国不太可能支持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也不太可能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外交努力。
根据这份报告，2019年值得关注的其他冲突地区还包括也门、阿富汗、叙利亚、尼日利亚、南苏丹等。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E6%99%BA%E5%BA%93%EF%BC%9A%E7%BE%8E%E4%B8%AD%E7%B4%A7%E5%BC%A0%E5%85%B3%E7%B3%BB%E4%BD%8D%E5%88%97%E6%98%8E%E5%B9%B4%E6%9C%80%E9%9C%80%E5%85%B3%E6%B3%A8%E7%9A%84%E5%86%B2%E7%AA%81.html
习近平新时代元年大起大落
即将走进历史长河的2018年见证了习近平新时代的大起大落。年初人大修宪，习近平思想入宪，并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习近平登上权力的巅峰。与此同时，个人崇拜沉渣泛起，“厉害了我的国”推波助澜，新时代开局便不同凡响。然而，年中爆发的美中贸易战搅乱了表面繁荣的太平盛世，经济、政治、外交的困局接踵而至，习近平“定于一尊”的神话被打破，比肩毛泽东的雄心开始显露败象。习近平其兴也勃焉，会不会其亡也忽焉？新时代元年的大起大落，完全是贸易战的外部原因吗？2019年开局，中共的改革开放会出现任何新气象吗？
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
胡平：年初修宪硬上弓，习帝权力极而衰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今年三月中国人大修宪是习近平个人权力盛极而衰的节点。这个行动本身很诡异，中共2月26号才公布要修宪，3月11号便通过修宪，前后不到半个月，明显是先斩后奏和霸王硬上弓。甚至连过去强调的舆论先行、民意铺垫的姿态都没有。后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有个讲话，称修宪去年九月中央就提出了，经交给基层调研，得到广大干部党员群众一致拥护。这显然是谎言。今年2月26号之前，任何媒体，无论国内还是海外，或者互联网，都没有谈到这个消息，明显是事后编造。这件事如此诡异说明很多问题。1982年的宪法对领导人任期进行限制，时中共当局经过文革浩劫之后痛定思痛的表现，是中国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仅有进步，具有划时代意义。现在，连这一点都废除了当然是发出倒退信号，在国内海外引发的反响也很大。此前，习近平选择性反腐，压制民间异议、打压维权，本来树敌就很多。但是，由于他高举的是反腐的旗帜，体制内的反对者无法反驳，毕竟不能表现得与反腐对立。而修宪取消主席任期限制后，体制内反对派就获得了反对习近平的旗帜，可以用保卫改开成果、反对个人崇拜的名义来提出对习近平的批评。所以，后来出现包括许章润教授在内的许多公开反对声音，都是信号，表明各方对习近平已经忍无可忍。而国际上反响也很大。修宪的做法一举粉碎了关于习近平的各种幻想，使得过去的熊猫拥抱派也集体无言，直到出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转向。这个转折点使得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受到极大挑战。个人认为，新年还会有更多事件发生。
胡平：“2025”加一带一路，两把利器都事与愿违
胡平说，习近平上台后无非要借助两个利器为自己站台，一是2015年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提出要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高新产业上用举国之力，在10内完成产业升级，把中国从制造大国变身成为全球高端产业的制造强国。这引发美国高度警惕。美国针对其中的三条提出了批评，一是政府大量补贴；二是对外资进入加以限制和排斥；三是对知识产权的蔑视。这些批评让中国无法否认，毕竟“中国制造2025”的文件中白纸黑字写着要由政府引导，这无疑是不打自招。因此，美国发话明显打中中国政府的要害。今年前五个月，新华社提到2025计划高达140多次，6月以后中国政府一次也不再提到。只有一次是上周外交部发言人陆慷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制造2025”不是计划、不是政策，而只是规划；中国不是要闭门武装，而是仍然要对外开放，澄清了拒绝和排斥外资的嫌疑。其口气大变。与此同时，中共还推出和制定了系列规定、法案或者草案，来保护外商投资、保护知识产权，甚至最高法院还设立了保护知识产权法庭等等，明确禁止用行政办法强制转移技术，以保护知识产权，并对盗窃产权予以严厉惩罚。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的批评至少做出形式上的让步。陆慷的讲话被认为是对这个问题的表态。当然，鉴于中共一贯的言行不一，人们对中共口头表白的诚信度有很大的疑问。因此，中国制造2025这个利器遭遇了很大挫折。
另一个利器是一带一路战略。这个战略从2013年提出以来已经全面展开，似乎声势浩大。但是，它产生的问题也是名目繁多。沿线60多个国家中，270个项目遇到麻烦；麻烦项目占所有项目价值的32%。比方说，马来西亚总理8月份宣布取消高铁站的几个旗舰项目就是冰山一角。一带一路本来标榜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事实上却是激化了沿线国家的矛盾，使得很多国家深陷债务危机。我们还看到，中共不仅仅要通过一带一路施展经济威力，而且还要扩展其军事影响力，在非洲的吉布提就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斯里兰卡则因为一带一路而背上沉重债务，只好把一个港口和周边大片地区租借给中国长达99年，引发国内巨大不满。此外，在沿途国家承建项目并没有给当地增加多少就业机会，而是绝大多数都使用中国自己的人马，这显然没有实现标榜的利益共享。再说，与这些国家签署的条约很不透明也很不公开，难免招致质疑和非议，也导致腐败滋生，还造成环境破坏和空气污染，一些国家抗议频繁。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使馆甚至遭到汽车炸弹袭击。印尼、越南、马来西亚和蒙古过去就有过排华事件，现在因为一带一路更加激化矛盾。此外，还有价值观的不同----中国要推进其另类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总之。一带一路造就了一大批挑战者，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美国都在采取遏制措施。总之，一带一路沿途的结果都让中共要为全球化提供新版本和互利共赢的初衷最终事与愿违，并招致巨大的质疑声浪。
胡平：贸易战一打到底，美国对准规则不对人
胡平说，国人很多认为，美国打贸易战是太霸道，是要遏制中国崛起。问题是，假如美国真是这样蛮横无理，中国就应该自始至终以牙还牙坚决还击。可是，中国开始强硬，不久就放低了身段并做出系列重要让步。这说明，中国知道就贸易战本身而言，美国有道理，而且自己也没有本钱来对峙。说到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新老强国的想法站在各自的立场上都是无可非议的，正如两支球队比赛互相攻打和互相防守都理所当然一样。关键是要守规则，进球的和防守的都不能犯规。美国打贸易战的关键是美中之间贸易不公平，指责中国没有守规则。美国要求结构性的改变，就是希望中国的规则能够真正改变为市场经济，而并不是要推行一套利于美国而有损中国的规则。美国认为，中国需要建立完整的法治体系，这也是美国一直以来做到的。换言之，美国打起贸易战恰恰对中国有利，而不是像许多国人想象地不利于中国。要说对谁不利的话，只是对利益集团和和一党专制不利。美国提出的要求没有哪一条是不守规矩的，而中国过去一直严重违规，游走于规则的边缘更是不在话下。
章立凡：八卦六爻极必反，九五之尊何上行？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说，我曾经在节目中谈到过，领导人权力超过能力，不让人乐观。今年一月份，我曾经借助《易经》谈到九五之尊如何继续上行的问题，说过事物发展到极致自会物极必反。过俩月就发生了修宪事件。这是领导人自己给反对者制造机会。他打破了改开40年的规则，而这种规则本来就是要约束领导人的个人权力，要让权力在宪法框架内活动。这是有鉴于毛泽东独断专行而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修宪把这套体制内外都不接受的陋习翻了出来，无疑给了反对者以口实。如果领导人领导有方想多索取一点权力或许还会有人相信。问题是，领导人眼高手低，为政成绩不好而集权却越来越厉害，必然引起系列反感。今年7月又提出要定于一尊，于是大家开始嘲讽起来。同期中美贸易战开打，经济形势一路下滑。更有甚者，领导人不懂变通，改开40年讲话仍然说“不该改的坚决不改”。经济工作会议上说了要推动经济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但是股市应声下跌，相当说明问题——这是市场对经济和领导人能力的信心的明确反应。此后，再开会时强调维护核心和贯彻思想，而且还要人人过关，其实就是反应内部不稳迹象。此外，总结性发言中8次提到斗争，而且要进行“伟大”斗争，要掌握斗争主动权。大家会问，到底跟谁斗？怎么斗？说明体制内外都有情况，显然权威陷入低谷。
章立凡：大文宣打脸自己，豪言壮语都报应
章立凡说，中共大文宣一直就是“上有好之、下必甚焉”。领导人喜欢用这套宣传来加强百姓对执政党的向心力，以及加强爱国主义什么的，同时也混淆党与国的概念。但是，这些东西需要相应的事实来支持。毕竟几年来经济持续下滑，百姓钱包越来越扁、物价越来越高。尤其中美贸易战一开打牛皮就穿孔了。就像当年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一来所有泡沫都被挤破一样。那时中国GDP也是世界前列，但是国际竞争不仅仅比试经济体量，更是比试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现中共最大的问题是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过早暴露要称霸世界的目标。我也注意到，改开40周年国家博物馆大型展览中，已经绝口不提“中国制造2025”的雄心了。台湾、香港问题上对一国两制的背叛，南海问题上的强硬和霸蛮立场引起国际不安，加剧西方的紧张和对立。而在贸易战上又做出错误的判断，所谓以牙还牙，做大做强国企甚至要民企退出舞台的誓言都遭到了报应。这些宣传其实就是自己打脸自己，或者说是前台宣传搬起石头砸了后台老板，昙花一现是顺理成章的。
章立凡：道不同不相为信，美中将转战太空丝路
章立凡说，贸易战问题上，胡平先生谈到中美竞争。其实，竞争问题上两国观念不同。美国讲的是体育精神，是光明正大，是要求中国遵守规则。中国政治传统则思维不同，是把竞争当作鬼道，是强调鬼谷子和孙子兵法中的阴谋论，因此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中美谈判，中共字面上能够满足美国要求，但是具体行为上恐怕会有很大折扣。特朗普如果过于乐观兴奋的话，可能会上中共的当。当然特朗普也老奸巨猾，静候在其他方面猎捕中国的可能性也是有的。现在看，即使贸易战告一段落，由于中共受到压力、国内经济结构发生改变，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我要强调的是，中美两国之争将来可能由贸易转战到高科技领域，比方说5G通讯，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外太空科技，军事科技等等方面都会有很强的竞争和制约。相互之间已经互信尽失，制约中国将成为美国的长期战略。目前，中国用来竞争GPS的北斗导航系统已经出台，而且要推广到汽车上，还会与手机挂钩。中共对国内的控制会迅速加强，可能还会推广到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这就是所谓的太空丝绸之路。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E4%B9%A0%E8%BF%91%E5%B9%B3%E6%96%B0%E6%97%B6%E4%BB%A3%E5%85%83%E5%B9%B4%E5%A4%A7%E8%B5%B7%E5%A4%A7%E8%90%BD.html
章立凡：中外历史上的改革困境与成败周期（足本）
改革及改革家的困境是什么？改革的成败在历史时空中有无周期性的轨迹？这是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中外历史上，也确有不少著名的先例可供参考。
梭伦与商鞅：困境相似结局不同
公元前594年，梭伦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废除债务奴隶制和残酷法律，按财产分级赋予政治权力，建立三权分立架构，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
梭伦改革在贵族与平民的夹缝中进行，既帮助了穷人又恪守中道。他曾以诗明志：“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
亚里士多德曾在《雅典政制》一书中，谈及梭伦在改革中的困境：
当梭伦完成上面所述的宪法时，平民时常来找他，并且为着他的法律而使他感到烦恼，批评这些，问问那些；他既不愿变更法律条文，又不愿居留而受谤，所以旅行埃及，以经商和游览该地为目的，声明十年之内，将不回来，因为他认为他没有义务留下来解释法律，大家应该遵从他所写的法律条款。而且这时他的境遇也很不顺适。……因为平民期待他制订法律，重新分配一切财产，而贵族则希望他或恢复以前的制度，或只是略加变更；但梭伦双方都不讨好，尽管他如果随意袒护一方，就有成为僭主的可能，他却宁愿遭受双方仇视，而采取曾是最优良的立法，拯救国家。
公元前572年，梭伦在执政二十二年后放弃权力，前往埃及、塞浦路斯、小亚细亚等地漫游。他出走之后，雅典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图以武力成为雅典僭主。但这位僭主继续推进改革，原有的改革成果得以保全。梭伦游历十年后返回雅典，退隐在家从事研究和著述，死后安葬在故乡萨拉米斯岛。
相形之下，东方的改革家商鞅，就不像梭伦那样知进知退。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于公元前356年、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战国策》）”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而利益在变法中被侵犯的贵族们，则强烈反对他。
据司马迁记载，智者赵良曾当面批评商鞅的为政风格：“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蓄祸也。”他指出商鞅 “危若朝露”，“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劝其急流勇退。商鞅没有接受赵良的劝告。
性格决定命运。公元前338年孝公薨逝，秦惠文王继位，商鞅失势出逃。他在位时法令森严，逃亡中投宿旅店遭拒，被捕车裂而死，后人讥为“作法自毙”。司马迁认定他“天资刻薄”，“刑公子虔，欺魏将卯，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
抛开道德评价，两位改革家的共同之处，是在顶层与底层的夹缝中奋斗，而其新法在他们下台后均得以继续实行。不同在于个人结局：一位执政二十二年全身而退，换来新法十年不变之约；一位行新法十年大治，专政十八年最终势败身裂。
中外改革周期：多以五至十年为一节点
尽管上述两场改革时空各异进程参差，但梭伦的十年约定和商鞅十年成功，还是引发了我的思考。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阶段性，检索中外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改革，大体上以五至十年为一节点，越到近代越有节律感。
北魏孝文帝改革：公元471年即位，自484年起开始改革，首推俸禄制，翌年颁布均田令。十年后（495年）迁都洛阳，全面实行汉化政策。499年崩逝，在位28年。
北宋王安石变法：公元1069年出任首相，陆续实行均输、青苗等新法。五年后（1074年）罢相，翌年被召回复职， 1076年第二次罢相。下台后新法犹存，1086年司马光为相，尽废之。
明朝张居正改革：自公元1572年起，连续十年任内阁首辅，创制“考成法” “一条鞭法”。1582年病卒后，被褫夺官爵，查抄家产。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改革：1856年召见莫斯科贵族，提出自上而下改革农奴制的设想，翌年成立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五年后的1861年，颁布农奴制改革法令。1881年准备启动君主立宪改革，遇刺身亡。
日本明治维新：狭义的明治维新，自1868年宣布改元“明治”始。广义上则可从1867年起算，包括“大政奉还”、“王政复古”等政治事件。五年节点上（1872年）废藩置县，十年节点上（1877年）结束西南战争，维新大局底定。
列国改革历史进程中，还有不少以五至十年为一节点的情况，例如：俄国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6-1911），中国清末新政（ 1901-1911），美国罗斯福新政 （1933-1939），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1986-1991）等。节点本身未必十分规范，同时也存在着例外：如中国唐代的“永贞革新”和清代的“戊戌变法”，皆历时百日即告失败；而欧洲的宗教改革，则长达一个世纪……，等等，需具体分析其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原因。
失败标本之一：斯托雷平改革（1906-1911）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后，罗曼诺夫王朝的改革停滞。1905年革命后，尼古拉二世被迫颁布了等同于宪法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成立国家杜马立法议会、实行多党制。沙皇俄国最后一位改革家斯托雷平，于1906年由内务大臣升任大臣会议主席（首相）。
斯托雷平改革从矛盾冲突最激烈的土地问题入手，可谓切中肯綮。斯托雷平努力将传统村社份地私有化，改善农民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境遇；同时通过地方管理和自治机关的政治改革，试图扶持起一个保守忠君的富农阶级，维持帝国的经济和政治稳定。
按当下的说法，斯托雷平是个标准的新权威主义者，改革与镇压两手抓，两手都很硬。为强推土地改革方案，他不惜得罪贵族地主，曾于1906、1907年间两度解散国家杜马；同时建立军事法庭网镇压国内“敌对势力”，在1906至1909年间，就有逾3,000人被处于绞刑，被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
斯托雷平的铁腕式改革手法，曾受到另一位改革家维特伯爵的批评。他在顶层与底层之间腹背受敌，处境略似两千多年前的梭伦和商鞅，且逐渐失去沙皇的支持。在五年节点上，政治改革惨遭滑铁卢，地方自治方案于1911年遭第三届杜马否决，斯托雷平被迫辞去首相职务。同年9月14日，他被革命者刺杀，挽救沙皇俄国的最后一次改革宣告失败。五年多之后，“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相继爆发，罗曼诺夫王朝倾覆，政权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
失败标本之二：大清新政（1901-1911）
斯托雷平改革失败之际，邻国大清的新政也进入了弥留时刻。
义和团事变和八国联军入侵，导致了《辛丑条约》的屈辱结局，也成为大清最后一次改革的起点，其方向与三年前的戊戌变法雷同——学习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新政期间，官制、行政、军制、法律、财税、币制、教育等改革逐步推开，并废除了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
五年后新政出现第一个节点，朝廷于1906年9月下诏预备仿行立宪，设立专门政治体制改革机构“考察政治馆”。各地纷纷成立立宪公会。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公布了以九年为期的筹备立宪时间表，同时放宽报禁党禁，推行地方自治，各省选举咨议局。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及光绪帝同日逝世。近年考古发现证明：光绪系中毒身亡。此前这对母子的权力斗争，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此后则令新政在临近第二个节点时出现变数：满族亲贵担心在政治改革中失去权力，1911年5月成立了以“太子党”为主体的“皇族内阁”。13名内阁成员中，满人占8名（其中宗室6人、觉罗1人）、汉人4名、蒙古人1名。
满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汉族士人多取利用而不信用的政策。朝廷用人，满汉之别由来已久。钱穆先生曾指为自私的“部族政权”，余英时先生亦形象地称之为“族天下”。同光以来，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汉臣，在太平天国之乱和洋务运动的历史机遇中，获得了政治、经济实力，并在“东南互保”中培育了地方政治势力。
1905年的废科举，断绝了多数汉族传统知识分子的仕进之途，一时怨望甚多。1910年，汉族士绅组成的各省咨议局，曾联合十数省督抚请愿向朝廷施压，要求提前立宪及速开国会。自私的“皇族内阁”，更重燃起沉寂二百多年的满汉仇恨，令汉族官员和士绅转而倾向民族革命。咨议局还在铁路国有化问题上与中央政府对抗，四川保路运动成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宪政改革逆转为排满革命，导致了大清王朝的覆灭。
余 论
历史上的改革家，处于不同阶层利益冲突的夹缝中，一步不慎，全盘皆输。梭伦和商鞅两位改革家，是古代史上政治成功、下场迥异的范例。斯托雷平改革和清末新政，是近代史上同期失败的一对典型。反思改革成败得失，不免令人感叹：梭伦的政治智慧，的确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颗恒星。
革命家列宁和孙中山都曾担心，朝廷改革的成功，将令他们的革命抱负失去机会。执政者凭借“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目标都是避免革命。如果利益圈子太小或无法平衡各方利益，其后果往往是人亡政息，甚至犯下“颠覆性错误”。
纵观中外改革史，多数改革都不太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如果改革在启动后的五至十年间不能取得势头，就不大可能继续。
中国当下的权力更替，正是以五年为一周期。笔者在2012年预言中国将出现“皇族内阁”式的政体，并提出“五年看改，十年看埋”的命题：如果政治改革在第一个五年内未能启动，第二个五年也就无须启动了。这个命题曾被广泛引用，本文是相关研讨的后续。
2014年2月16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发表时有删节）
from twishort https://twishort.com/dJsnc
梭伦与商鞅：困境相似结局不同
公元前594年，梭伦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废除债务奴隶制和残酷法律，按财产分级赋予政治权力，建立三权分立架构，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
梭伦改革在贵族与平民的夹缝中进行，既帮助了穷人又恪守中道。他曾以诗明志：“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
亚里士多德曾在《雅典政制》一书中，谈及梭伦在改革中的困境：
当梭伦完成上面所述的宪法时，平民时常来找他，并且为着他的法律而使他感到烦恼，批评这些，问问那些；他既不愿变更法律条文，又不愿居留而受谤，所以旅行埃及，以经商和游览该地为目的，声明十年之内，将不回来，因为他认为他没有义务留下来解释法律，大家应该遵从他所写的法律条款。而且这时他的境遇也很不顺适。……因为平民期待他制订法律，重新分配一切财产，而贵族则希望他或恢复以前的制度，或只是略加变更；但梭伦双方都不讨好，尽管他如果随意袒护一方，就有成为僭主的可能，他却宁愿遭受双方仇视，而采取曾是最优良的立法，拯救国家。
公元前572年，梭伦在执政二十二年后放弃权力，前往埃及、塞浦路斯、小亚细亚等地漫游。他出走之后，雅典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图以武力成为雅典僭主。但这位僭主继续推进改革，原有的改革成果得以保全。梭伦游历十年后返回雅典，退隐在家从事研究和著述，死后安葬在故乡萨拉米斯岛。
相形之下，东方的改革家商鞅，就不像梭伦那样知进知退。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于公元前356年、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战国策》）”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而利益在变法中被侵犯的贵族们，则强烈反对他。
据司马迁记载，智者赵良曾当面批评商鞅的为政风格：“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蓄祸也。”他指出商鞅 “危若朝露”，“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劝其急流勇退。商鞅没有接受赵良的劝告。
性格决定命运。公元前338年孝公薨逝，秦惠文王继位，商鞅失势出逃。他在位时法令森严，逃亡中投宿旅店遭拒，被捕车裂而死，后人讥为“作法自毙”。司马迁认定他“天资刻薄”，“刑公子虔，欺魏将卯，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
抛开道德评价，两位改革家的共同之处，是在顶层与底层的夹缝中奋斗，而其新法在他们下台后均得以继续实行。不同在于个人结局：一位执政二十二年全身而退，换来新法十年不变之约；一位行新法十年大治，专政十八年最终势败身裂。
中外改革周期：多以五至十年为一节点
尽管上述两场改革时空各异进程参差，但梭伦的十年约定和商鞅十年成功，还是引发了我的思考。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阶段性，检索中外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改革，大体上以五至十年为一节点，越到近代越有节律感。
北魏孝文帝改革：公元471年即位，自484年起开始改革，首推俸禄制，翌年颁布均田令。十年后（495年）迁都洛阳，全面实行汉化政策。499年崩逝，在位28年。
北宋王安石变法：公元1069年出任首相，陆续实行均输、青苗等新法。五年后（1074年）罢相，翌年被召回复职， 1076年第二次罢相。下台后新法犹存，1086年司马光为相，尽废之。
明朝张居正改革：自公元1572年起，连续十年任内阁首辅，创制“考成法” “一条鞭法”。1582年病卒后，被褫夺官爵，查抄家产。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改革：1856年召见莫斯科贵族，提出自上而下改革农奴制的设想，翌年成立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五年后的1861年，颁布农奴制改革法令。1881年准备启动君主立宪改革，遇刺身亡。
日本明治维新：狭义的明治维新，自1868年宣布改元“明治”始。广义上则可从1867年起算，包括“大政奉还”、“王政复古”等政治事件。五年节点上（1872年）废藩置县，十年节点上（1877年）结束西南战争，维新大局底定。
列国改革历史进程中，还有不少以五至十年为一节点的情况，例如：俄国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6-1911），中国清末新政（ 1901-1911），美国罗斯福新政 （1933-1939），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1986-1991）等。节点本身未必十分规范，同时也存在着例外：如中国唐代的“永贞革新”和清代的“戊戌变法”，皆历时百日即告失败；而欧洲的宗教改革，则长达一个世纪……，等等，需具体分析其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原因。
失败标本之一：斯托雷平改革（1906-1911）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后，罗曼诺夫王朝的改革停滞。1905年革命后，尼古拉二世被迫颁布了等同于宪法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成立国家杜马立法议会、实行多党制。沙皇俄国最后一位改革家斯托雷平，于1906年由内务大臣升任大臣会议主席（首相）。
斯托雷平改革从矛盾冲突最激烈的土地问题入手，可谓切中肯綮。斯托雷平努力将传统村社份地私有化，改善农民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境遇；同时通过地方管理和自治机关的政治改革，试图扶持起一个保守忠君的富农阶级，维持帝国的经济和政治稳定。
按当下的说法，斯托雷平是个标准的新权威主义者，改革与镇压两手抓，两手都很硬。为强推土地改革方案，他不惜得罪贵族地主，曾于1906、1907年间两度解散国家杜马；同时建立军事法庭网镇压国内“敌对势力”，在1906至1909年间，就有逾3,000人被处于绞刑，被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
斯托雷平的铁腕式改革手法，曾受到另一位改革家维特伯爵的批评。他在顶层与底层之间腹背受敌，处境略似两千多年前的梭伦和商鞅，且逐渐失去沙皇的支持。在五年节点上，政治改革惨遭滑铁卢，地方自治方案于1911年遭第三届杜马否决，斯托雷平被迫辞去首相职务。同年9月14日，他被革命者刺杀，挽救沙皇俄国的最后一次改革宣告失败。五年多之后，“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相继爆发，罗曼诺夫王朝倾覆，政权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
失败标本之二：大清新政（1901-1911）
斯托雷平改革失败之际，邻国大清的新政也进入了弥留时刻。
义和团事变和八国联军入侵，导致了《辛丑条约》的屈辱结局，也成为大清最后一次改革的起点，其方向与三年前的戊戌变法雷同——学习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新政期间，官制、行政、军制、法律、财税、币制、教育等改革逐步推开，并废除了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
五年后新政出现第一个节点，朝廷于1906年9月下诏预备仿行立宪，设立专门政治体制改革机构“考察政治馆”。各地纷纷成立立宪公会。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公布了以九年为期的筹备立宪时间表，同时放宽报禁党禁，推行地方自治，各省选举咨议局。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及光绪帝同日逝世。近年考古发现证明：光绪系中毒身亡。此前这对母子的权力斗争，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此后则令新政在临近第二个节点时出现变数：满族亲贵担心在政治改革中失去权力，1911年5月成立了以“太子党”为主体的“皇族内阁”。13名内阁成员中，满人占8名（其中宗室6人、觉罗1人）、汉人4名、蒙古人1名。
满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汉族士人多取利用而不信用的政策。朝廷用人，满汉之别由来已久。钱穆先生曾指为自私的“部族政权”，余英时先生亦形象地称之为“族天下”。同光以来，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汉臣，在太平天国之乱和洋务运动的历史机遇中，获得了政治、经济实力，并在“东南互保”中培育了地方政治势力。
1905年的废科举，断绝了多数汉族传统知识分子的仕进之途，一时怨望甚多。1910年，汉族士绅组成的各省咨议局，曾联合十数省督抚请愿向朝廷施压，要求提前立宪及速开国会。自私的“皇族内阁”，更重燃起沉寂二百多年的满汉仇恨，令汉族官员和士绅转而倾向民族革命。咨议局还在铁路国有化问题上与中央政府对抗，四川保路运动成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宪政改革逆转为排满革命，导致了大清王朝的覆灭。
余 论
历史上的改革家，处于不同阶层利益冲突的夹缝中，一步不慎，全盘皆输。梭伦和商鞅两位改革家，是古代史上政治成功、下场迥异的范例。斯托雷平改革和清末新政，是近代史上同期失败的一对典型。反思改革成败得失，不免令人感叹：梭伦的政治智慧，的确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颗恒星。
革命家列宁和孙中山都曾担心，朝廷改革的成功，将令他们的革命抱负失去机会。执政者凭借“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目标都是避免革命。如果利益圈子太小或无法平衡各方利益，其后果往往是人亡政息，甚至犯下“颠覆性错误”。
纵观中外改革史，多数改革都不太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如果改革在启动后的五至十年间不能取得势头，就不大可能继续。
中国当下的权力更替，正是以五年为一周期。笔者在2012年预言中国将出现“皇族内阁”式的政体，并提出“五年看改，十年看埋”的命题：如果政治改革在第一个五年内未能启动，第二个五年也就无须启动了。这个命题曾被广泛引用，本文是相关研讨的后续。
2014年2月16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发表时有删节）
from twishort https://twishort.com/dJsnc
嚴家祺 「GDP負增長率」與「負GDP」
向松祚是「歐元之父」蒙代爾六卷本《經濟學文集》的譯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農業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在中國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前兩天，向松祚以「四十年未有之大變局」為題發表演講，引起了全世界對中國GDP真相的注意。
向松祚說：「2018年我們可以說是非比尋常的一年，這一年發生了太多太多的大事。但是最主要的是什麼？──2018中國經濟下行。今年下行到什麼程度呢？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是6.5%。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構的研究小組，他們內部發佈的報告是：到目前為止，中國GDP的增長數據為1.67%。而另外一種測算顯示數據為負。」
在向松祚演講後兩天，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時說，中國GDP年到2017年，年均實際增長為9.5%。習近平與向松祚講的都是「GDP增長率」，兩人的數據並沒有矛盾，因為向松祚談的是2018年，習近平沒有談2018年的數據。但從中國國家統計局2018年的GDP數據看，2018年中國經濟肯定是下行了。這一點，習近平沒有提及，中國經濟下行到什麼程度，一般人並不清楚。現在，向松祚公佈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構的研究小組」報告的數據，GDP的增長率為1.67%。而另外一種測算顯示數據為負。向松祚說他「不去討論這個測算是正確還是錯誤，也不講應該相信哪個數據」，但這與2017年前GDP增長率9.5%數據相差，不是統計標準、統計方法上的差別，而是確確實實在2018年中國經濟走向下行了。
GDP有實際GDP和名義GDP之分。為了比較不同國家之間的GDP，需要轉換各國貨幣。按不同國家貨幣的國際匯率轉換，與按貨幣與一選定標準貨幣（一般為美元）的購買力平價（PPP）為標準轉換，GDP統計數字是有明顯不同的。對中國來說，按貨幣的國際匯率統計的數字，比按購買力平價統計的數字，少了幾萬億美元。而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美國CIA和各國政府公佈的GDP數據也存在不小的差別。
受向松祚講話啟發，這裏討論另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是「負GDP」？GDP增長率為負數，與「負GDP」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增長率低，是指增長緩慢；增長率負，就是經濟衰退。「負GDP」是指GDP的數值本身為負數。在一個小經濟體內，如果在一段時期內投入大於產出，那麼這個經濟體的GDP 就是負值。對一大國來說，GDP本身不會是負值，但環境污染、疾病蔓延、災難損害、超「自然失業率」，這就是「負GDP」。統計一國GDP時，實際上應該減去這一「負GDP」的數值。現在世界上GDP完全不能反映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不能反映資源消耗的代價，也就是說GDP無法衡量增長的代價，不能度量因環境變壞所付出的社會成本。
我估計，向松祚所說的「一個非常重要機構的研究小組」在統計中國GDP時，還沒有考慮到中國的環境污染、資源浪費 、疾病蔓延、災難損害等方面的問題。
9.5%這樣的高增長率中，沒有計入「負GDP」。長期來說9.5 %的增長率是不可能、不必要的。實際上，人類社會的發展，在改善環境、保障人權的同時，只要長期內持續保持略高於人口增長率的經濟增長就可以了 。
在GDP統計中，「消費服務」中相當一部分最終並不形成有形物品，只是提供以活動形式的服務，也就是說，沒有創造新的物質財富，只是為人提供便利、感受美好、減輕病痛、增進舒適。既然這些消費可以增加一國GDP，那麼，環境污染、疾病蔓延就是「負GDP」，冤獄酷刑、災難損害更是「負GDP」了。「負GDP」是現代經濟學研究的大問題，不只是中國一國的問題，全世界要有一個「負GDP」的統一的統計標準。希望今後世界各國的GDP統計數字中，減去了各種「負GDP」數值。
從「負GDP」問題再回到談「GDP負增長率」。改革開放40年，有兩個被全世界看到的重要標誌，一是四十年中國出了四個最高領導人，也就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沒有人任期超過十年；二是，中國成了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2018年正是在這兩個問題上發生了大變化，在第一個問題上，2018年召開的全國人大，居然從1982年憲法中刪除了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條款，這使全世界看到中國政治的大倒退。
在第二個問題上，2018年也是改革開放40年經濟大倒退的一年。中美貿易爭端發生在中國全國人大閉幕後第二天。特朗普簽署了一個備忘錄，依據美國貿易法第301條，下令美國貿易代表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關稅，涉及的商品總計可達600億美元。中國商務部立即作出反制，向128種美國進口商品徵稅，從此打響了中美貿易戰。習近平的講話沒有提2018年這一大事，也沒有提2018年中國民營企業的困境和經濟下行出現的問題。事實上，面對問題，不能回避，必須正視，而且需要讓人民知道真實情況。美國增息和縮表，反反覆覆講，是在一次次對美國人民敲鐘，提醒人們，金融資產交易要自己做好決策。經濟學家向松祚正是在第二個問題上為中國經濟擺脫困境敲響了警鐘，這是大有益於中國和中國人民的事。
from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columnist/%E5%9A%B4%E5%AE%B6%E7%A5%BA/daily/article/20181229/20578980
向松祚說：「2018年我們可以說是非比尋常的一年，這一年發生了太多太多的大事。但是最主要的是什麼？──2018中國經濟下行。今年下行到什麼程度呢？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是6.5%。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構的研究小組，他們內部發佈的報告是：到目前為止，中國GDP的增長數據為1.67%。而另外一種測算顯示數據為負。」
在向松祚演講後兩天，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時說，中國GDP年到2017年，年均實際增長為9.5%。習近平與向松祚講的都是「GDP增長率」，兩人的數據並沒有矛盾，因為向松祚談的是2018年，習近平沒有談2018年的數據。但從中國國家統計局2018年的GDP數據看，2018年中國經濟肯定是下行了。這一點，習近平沒有提及，中國經濟下行到什麼程度，一般人並不清楚。現在，向松祚公佈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構的研究小組」報告的數據，GDP的增長率為1.67%。而另外一種測算顯示數據為負。向松祚說他「不去討論這個測算是正確還是錯誤，也不講應該相信哪個數據」，但這與2017年前GDP增長率9.5%數據相差，不是統計標準、統計方法上的差別，而是確確實實在2018年中國經濟走向下行了。
GDP有實際GDP和名義GDP之分。為了比較不同國家之間的GDP，需要轉換各國貨幣。按不同國家貨幣的國際匯率轉換，與按貨幣與一選定標準貨幣（一般為美元）的購買力平價（PPP）為標準轉換，GDP統計數字是有明顯不同的。對中國來說，按貨幣的國際匯率統計的數字，比按購買力平價統計的數字，少了幾萬億美元。而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美國CIA和各國政府公佈的GDP數據也存在不小的差別。
受向松祚講話啟發，這裏討論另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是「負GDP」？GDP增長率為負數，與「負GDP」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增長率低，是指增長緩慢；增長率負，就是經濟衰退。「負GDP」是指GDP的數值本身為負數。在一個小經濟體內，如果在一段時期內投入大於產出，那麼這個經濟體的GDP 就是負值。對一大國來說，GDP本身不會是負值，但環境污染、疾病蔓延、災難損害、超「自然失業率」，這就是「負GDP」。統計一國GDP時，實際上應該減去這一「負GDP」的數值。現在世界上GDP完全不能反映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不能反映資源消耗的代價，也就是說GDP無法衡量增長的代價，不能度量因環境變壞所付出的社會成本。
我估計，向松祚所說的「一個非常重要機構的研究小組」在統計中國GDP時，還沒有考慮到中國的環境污染、資源浪費 、疾病蔓延、災難損害等方面的問題。
9.5%這樣的高增長率中，沒有計入「負GDP」。長期來說9.5 %的增長率是不可能、不必要的。實際上，人類社會的發展，在改善環境、保障人權的同時，只要長期內持續保持略高於人口增長率的經濟增長就可以了 。
在GDP統計中，「消費服務」中相當一部分最終並不形成有形物品，只是提供以活動形式的服務，也就是說，沒有創造新的物質財富，只是為人提供便利、感受美好、減輕病痛、增進舒適。既然這些消費可以增加一國GDP，那麼，環境污染、疾病蔓延就是「負GDP」，冤獄酷刑、災難損害更是「負GDP」了。「負GDP」是現代經濟學研究的大問題，不只是中國一國的問題，全世界要有一個「負GDP」的統一的統計標準。希望今後世界各國的GDP統計數字中，減去了各種「負GDP」數值。
從「負GDP」問題再回到談「GDP負增長率」。改革開放40年，有兩個被全世界看到的重要標誌，一是四十年中國出了四個最高領導人，也就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沒有人任期超過十年；二是，中國成了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2018年正是在這兩個問題上發生了大變化，在第一個問題上，2018年召開的全國人大，居然從1982年憲法中刪除了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條款，這使全世界看到中國政治的大倒退。
在第二個問題上，2018年也是改革開放40年經濟大倒退的一年。中美貿易爭端發生在中國全國人大閉幕後第二天。特朗普簽署了一個備忘錄，依據美國貿易法第301條，下令美國貿易代表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關稅，涉及的商品總計可達600億美元。中國商務部立即作出反制，向128種美國進口商品徵稅，從此打響了中美貿易戰。習近平的講話沒有提2018年這一大事，也沒有提2018年中國民營企業的困境和經濟下行出現的問題。事實上，面對問題，不能回避，必須正視，而且需要讓人民知道真實情況。美國增息和縮表，反反覆覆講，是在一次次對美國人民敲鐘，提醒人們，金融資產交易要自己做好決策。經濟學家向松祚正是在第二個問題上為中國經濟擺脫困境敲響了警鐘，這是大有益於中國和中國人民的事。
from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columnist/%E5%9A%B4%E5%AE%B6%E7%A5%BA/daily/article/20181229/20578980
陶冬 股债互动脱钩 杠杆回撤砸市
来源:
博客
美股上周在暴涨暴跌中，为风险资产悲惨的一年画上了句号。圣诞节假期期间，股市交易量清淡，但是股指的波动却是惊人的，上周早期股市大幅上扬，收复了之前那周差不多一半的失地，然而特朗普连番攻击联储主席鲍威尔，为市场带来了平安夜前所未见的跌势，惨淡两字写在投资者的脸上，闪烁于基金的收益栏内，沮丧于圣诞大餐中。节后的两天美股数度出现V型起落，最后交易时段更现巨单撑市，股市最后涨收，但是仍然无法改变惨淡的结局——2018年美股乃是金融危机后十年中最差的，世界多数股市也一样。资金弃股投债，债市得益于较大的资金流入，美国、德国与中国国债受到追捧，国债利率回落。原油市场继续遇到投资者对明年需求的质疑，布伦特石油期货价格连跌第三个星期。全球高收益债券也被抛售，美国垃圾债遭到重创。
2017年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讲，是欢天喜地的一年，几乎所有人都赚到钱了，不少人错以为自己成了股神。2018年对于多数投资者来讲，是一个希望尽快忘却的年份，几乎所有人都在市场输钱了。不少被奉为神明的投资定式失效了，其中一个便是股债市场的负相关性。一般情况下，经济好，股市升，债市降。经济出色带来良好的企业盈利前景，股市因此受惠，而货币政策往往因为通胀预期而收紧，利率趋升冲击债券收益率。然而今年，这个定式并未实现，美股跌，美债也跌。战后七十三年，这种股债同跌的情况出现不超过五次。债市下挫，是因为联储加息，尤其在今年中至十一月，市场认为联储会加快其货币环境正常化的步伐，而就业市场又非常炽热。股市跌，则是对2017年好年景的回调，尤其是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暴涨的报复性回撤。笔者认为股债负相关性并没有被打破，只是股市之前过度透支未来前景后体力不支倒地。股市现在调整越深，2019年出现投机性反弹的可能性就越大；不过以目前美中欧日央行的言论和全球增长放缓的预言，2019年债市的机会可能更大一点。
以新经济公司为先导的这轮美股上涨，带有明显的杠杆操作色彩，今年年初在许多人眼中美股是稳赚的买卖，全世界资金流向美元区，债市资金流向股市，令估值脱离基本面。当联储加快加息步伐，借钱炒作的资金成本骤升，而此触发的市场波动改变了风险评估，又逼迫基金在跌市中割肉，市场滑向熊市导致基金赎回、ETF出货，基金被迫mark the market，进一步沽售。这是金融危机后美国首次出现大规模mark the market，好在市场暂时未出现恐慌性抛售，也没有当年衍生工具这个风险传播渠道。这是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突然与各大银行通话，查询流动性状况的理由，也是美股越跌波动性越被放大的原因。
2019年的第一个星期，市场情绪仍在调整中，需要密切留意基金的新年转仓。投资者本周应该关注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中美贸易谈判和各国的PMI数字。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8%82%A1%E5%80%BA%E4%BA%92%E5%8A%A8%E8%84%B1%E9%92%A9%7C%E6%9D%A0%E6%9D%86%E5%9B%9E%E6%92%A4%E7%A0%B8%E5%B8%82.html
博客
美股上周在暴涨暴跌中，为风险资产悲惨的一年画上了句号。圣诞节假期期间，股市交易量清淡，但是股指的波动却是惊人的，上周早期股市大幅上扬，收复了之前那周差不多一半的失地，然而特朗普连番攻击联储主席鲍威尔，为市场带来了平安夜前所未见的跌势，惨淡两字写在投资者的脸上，闪烁于基金的收益栏内，沮丧于圣诞大餐中。节后的两天美股数度出现V型起落，最后交易时段更现巨单撑市，股市最后涨收，但是仍然无法改变惨淡的结局——2018年美股乃是金融危机后十年中最差的，世界多数股市也一样。资金弃股投债，债市得益于较大的资金流入，美国、德国与中国国债受到追捧，国债利率回落。原油市场继续遇到投资者对明年需求的质疑，布伦特石油期货价格连跌第三个星期。全球高收益债券也被抛售，美国垃圾债遭到重创。
2017年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讲，是欢天喜地的一年，几乎所有人都赚到钱了，不少人错以为自己成了股神。2018年对于多数投资者来讲，是一个希望尽快忘却的年份，几乎所有人都在市场输钱了。不少被奉为神明的投资定式失效了，其中一个便是股债市场的负相关性。一般情况下，经济好，股市升，债市降。经济出色带来良好的企业盈利前景，股市因此受惠，而货币政策往往因为通胀预期而收紧，利率趋升冲击债券收益率。然而今年，这个定式并未实现，美股跌，美债也跌。战后七十三年，这种股债同跌的情况出现不超过五次。债市下挫，是因为联储加息，尤其在今年中至十一月，市场认为联储会加快其货币环境正常化的步伐，而就业市场又非常炽热。股市跌，则是对2017年好年景的回调，尤其是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暴涨的报复性回撤。笔者认为股债负相关性并没有被打破，只是股市之前过度透支未来前景后体力不支倒地。股市现在调整越深，2019年出现投机性反弹的可能性就越大；不过以目前美中欧日央行的言论和全球增长放缓的预言，2019年债市的机会可能更大一点。
以新经济公司为先导的这轮美股上涨，带有明显的杠杆操作色彩，今年年初在许多人眼中美股是稳赚的买卖，全世界资金流向美元区，债市资金流向股市，令估值脱离基本面。当联储加快加息步伐，借钱炒作的资金成本骤升，而此触发的市场波动改变了风险评估，又逼迫基金在跌市中割肉，市场滑向熊市导致基金赎回、ETF出货，基金被迫mark the market，进一步沽售。这是金融危机后美国首次出现大规模mark the market，好在市场暂时未出现恐慌性抛售，也没有当年衍生工具这个风险传播渠道。这是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突然与各大银行通话，查询流动性状况的理由，也是美股越跌波动性越被放大的原因。
2019年的第一个星期，市场情绪仍在调整中，需要密切留意基金的新年转仓。投资者本周应该关注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中美贸易谈判和各国的PMI数字。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8%82%A1%E5%80%BA%E4%BA%92%E5%8A%A8%E8%84%B1%E9%92%A9%7C%E6%9D%A0%E6%9D%86%E5%9B%9E%E6%92%A4%E7%A0%B8%E5%B8%82.html
蛮族勇士 |【好一颗苦瓜】11月份经济数据简析
还是从消费数据（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开始吧，注意下表中的同比增幅都是绝对值增幅，我这里未考虑物价增幅带来的所谓可比调整。当然了，我在下表中同时给出了同时期的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各位可以根据这个指数自行调整。比如，今年1-11月的消费绝对值增幅4.10%，在考虑2.0%的物价涨幅后的可比增幅仅为2.06%，计算公式为：34.51÷102%÷33.15万亿。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的是：今年以来的消费绝对值增幅一直在持续减弱，而物价涨幅则在持续上升。这两者是千万千万不能会师的，一旦会师就是传说中的“滞涨”，除非科技领域发生重大革命，否则这是没有任何经济政策领域的办法可以解决的。
说到这里顺带讲一下关于我国经济学界的“通缩与通胀”之争，这是一个很长期的争议了。不过这种争议基本上都完全脱离了我国经济的基本面，乃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们的无病呻吟。要知道在我大中国而言，大宗原材料生产领域，与终端消费品生产领域，是完全脱节的。大宗商品生产完全控制在国企手中，他们通过“供给侧改革”完全控制了大宗原材料的定价权，近两年内各种原材料价格翻了好几番，而这种原材料价格领域的通胀，在前两年并未传导到最终消费领域，商品零售物价涨幅极低，以致于终端消费领域看起来像是通缩。然而这种畸形的市场事实上是削薄了最终消费品生产企业的利润。今年以来伴随着消费绝对值丧失增速，终端生产企业终于撑不住了，开始尝试涨价以恢复利润，于是今年的物价指数达到了2.0%，显示出了通胀的迹象，但是在今时今日，消费者已经身无余财，根本无从承受消费价格上涨。这就是两难了。
接下来给出的是截至11月份的汽车消费数据（数据来源为乘联会），这算是消费领域最核心的数据了。
上表我就不细说了，乘用车销售在今年以来呈现加速下滑的趋势，没有任何扭转迹象。这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形成了相互印证，并且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所谓的“双十一”网络购物，对于拉动社会的整体消费，没有任何意义。大家伙平时省吃俭用，在双十一集中购买点打折货，让这一天的网购数据好看了那么一点，但是全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是下降了的。
然后我们来看看截至10月底的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数据吧（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目前只公布到10月底），下表区分了民企、外企和国企，可以让各位获得非常直观的感受。
注意，2017年开始，民营企业的利润就丧失了增速，2018年以来这种情况在加剧，截至10月底民营企业的利润增速为-30.3%，这恰恰与终端消费不振的情况相互印证。兼顾终端消费品与前端工业品的外企方面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截至10月底的利润增幅为-8.8%。可叹的是，终端生产的不景气终于在今年影响到了前端的国企。民企对大宗原材料的需求显著下降，终于导致今年以来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滑，并引发国企利润增速的剧烈下降。2017年的国企利润增幅高达38.3%，到2018年10月份已经下降到14.8%。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经济领域，绝无吃独食的道理。
接下来看一下截至11月份的金融数据，以及由此衍生出去的房地产数据吧。下表给出的截至11月底的贷款部门演变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住户贷款的占比演变情况。这决定了支撑着我大中国经济的最重要的支柱，到底是谁的问题：是靠老百姓借债买房，还是靠企业的合理经营活动，来支撑我大中国继续前进。
好吧，很不幸，截至2018年11月底，我大中国依然对居民贷款有着极高的依赖。居民贷款基本上都是购房贷款，即便有些打着个人消费贷的旗号，也是变个名号用于购房罢了。在趋势上，2017年底居民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值达到52.7%的历史峰值之后，在此后酷烈的调控之下确实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到6月份下降到了39.3%。但此后这个比值就恢复了持续增长，到11月底已经增加到了45.6%。这意味着在消费不振的情况下，我大中国的地方政府，终于开始尝试重新依靠房地产来支撑经济了。这就是近期有6个城市放松地产调控的经济背景。
然而房地产市场事实上已经发展到极致状态了。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的数据，今年1-11月份的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增幅只剩下1.4%了。单以11月份计，销售面积15488万平米，较2017年11月的16315万平米，降幅5.1%。常看老蛮我文章的同学都知道，这是由于居民八成以上的棺材本都被房地产市场吞噬的结果，已经没有能力再大规模借债，支撑房地产市场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实在是焦头烂额。要知道从6月份以来央行公开怼赢了财政部之后，地方政府就被迫重启了借债搞基建模式。但是地方政府借来的债总归是要还的，如果死顶着不还，形成大规模的地方债坏账，那是会动摇国本的。现在房地产市场进行萎缩状态，早已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连还债的能力都在削弱，于是，终于出现了下表中的情况（数据来源为中债登）：
11月份，地方债发行规模同比去年同期萎缩了90%，这真是一件无法评价的事。在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多借钱多花钱的背景下，依然发生这样的情况，还真是匪夷所思。正因为此，在上周的经济会议报告中，如何协助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写了有上千字的内容。
这么总结起来看的话，我上面给出的这四组数据，消费、企业利润、贷款以及地方债，合在一起，种出来的乃是一颗无法下咽的苦瓜。年底很快就到了，全年数据很快就出炉了。到时候我们再看，就全年的数据来看，到底能结出一颗多么壮硕的苦瓜吧。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的是：今年以来的消费绝对值增幅一直在持续减弱，而物价涨幅则在持续上升。这两者是千万千万不能会师的，一旦会师就是传说中的“滞涨”，除非科技领域发生重大革命，否则这是没有任何经济政策领域的办法可以解决的。
说到这里顺带讲一下关于我国经济学界的“通缩与通胀”之争，这是一个很长期的争议了。不过这种争议基本上都完全脱离了我国经济的基本面，乃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们的无病呻吟。要知道在我大中国而言，大宗原材料生产领域，与终端消费品生产领域，是完全脱节的。大宗商品生产完全控制在国企手中，他们通过“供给侧改革”完全控制了大宗原材料的定价权，近两年内各种原材料价格翻了好几番，而这种原材料价格领域的通胀，在前两年并未传导到最终消费领域，商品零售物价涨幅极低，以致于终端消费领域看起来像是通缩。然而这种畸形的市场事实上是削薄了最终消费品生产企业的利润。今年以来伴随着消费绝对值丧失增速，终端生产企业终于撑不住了，开始尝试涨价以恢复利润，于是今年的物价指数达到了2.0%，显示出了通胀的迹象，但是在今时今日，消费者已经身无余财，根本无从承受消费价格上涨。这就是两难了。
接下来给出的是截至11月份的汽车消费数据（数据来源为乘联会），这算是消费领域最核心的数据了。
上表我就不细说了，乘用车销售在今年以来呈现加速下滑的趋势，没有任何扭转迹象。这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形成了相互印证，并且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所谓的“双十一”网络购物，对于拉动社会的整体消费，没有任何意义。大家伙平时省吃俭用，在双十一集中购买点打折货，让这一天的网购数据好看了那么一点，但是全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是下降了的。
然后我们来看看截至10月底的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数据吧（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目前只公布到10月底），下表区分了民企、外企和国企，可以让各位获得非常直观的感受。
注意，2017年开始，民营企业的利润就丧失了增速，2018年以来这种情况在加剧，截至10月底民营企业的利润增速为-30.3%，这恰恰与终端消费不振的情况相互印证。兼顾终端消费品与前端工业品的外企方面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截至10月底的利润增幅为-8.8%。可叹的是，终端生产的不景气终于在今年影响到了前端的国企。民企对大宗原材料的需求显著下降，终于导致今年以来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滑，并引发国企利润增速的剧烈下降。2017年的国企利润增幅高达38.3%，到2018年10月份已经下降到14.8%。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经济领域，绝无吃独食的道理。
接下来看一下截至11月份的金融数据，以及由此衍生出去的房地产数据吧。下表给出的截至11月底的贷款部门演变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住户贷款的占比演变情况。这决定了支撑着我大中国经济的最重要的支柱，到底是谁的问题：是靠老百姓借债买房，还是靠企业的合理经营活动，来支撑我大中国继续前进。
好吧，很不幸，截至2018年11月底，我大中国依然对居民贷款有着极高的依赖。居民贷款基本上都是购房贷款，即便有些打着个人消费贷的旗号，也是变个名号用于购房罢了。在趋势上，2017年底居民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值达到52.7%的历史峰值之后，在此后酷烈的调控之下确实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到6月份下降到了39.3%。但此后这个比值就恢复了持续增长，到11月底已经增加到了45.6%。这意味着在消费不振的情况下，我大中国的地方政府，终于开始尝试重新依靠房地产来支撑经济了。这就是近期有6个城市放松地产调控的经济背景。
然而房地产市场事实上已经发展到极致状态了。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的数据，今年1-11月份的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增幅只剩下1.4%了。单以11月份计，销售面积15488万平米，较2017年11月的16315万平米，降幅5.1%。常看老蛮我文章的同学都知道，这是由于居民八成以上的棺材本都被房地产市场吞噬的结果，已经没有能力再大规模借债，支撑房地产市场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实在是焦头烂额。要知道从6月份以来央行公开怼赢了财政部之后，地方政府就被迫重启了借债搞基建模式。但是地方政府借来的债总归是要还的，如果死顶着不还，形成大规模的地方债坏账，那是会动摇国本的。现在房地产市场进行萎缩状态，早已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连还债的能力都在削弱，于是，终于出现了下表中的情况（数据来源为中债登）：
11月份，地方债发行规模同比去年同期萎缩了90%，这真是一件无法评价的事。在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多借钱多花钱的背景下，依然发生这样的情况，还真是匪夷所思。正因为此，在上周的经济会议报告中，如何协助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写了有上千字的内容。
这么总结起来看的话，我上面给出的这四组数据，消费、企业利润、贷款以及地方债，合在一起，种出来的乃是一颗无法下咽的苦瓜。年底很快就到了，全年数据很快就出炉了。到时候我们再看，就全年的数据来看，到底能结出一颗多么壮硕的苦瓜吧。
from 口岸财经 – 原鹰盲 https://www.kacj.com/weiyan/kugua.html
孙立平：重要时刻，为什么人们往往做出错误的选择？
这是一个人们经常遇到，但也很有趣的问题：在一些关键的重要时候，人们为什么往往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有现实的意义，但即使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很考验人们的智慧。
我想很多人其实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当你在一个很重要的时候面临着一种抉择，然后你左思右想反复掂量做出了一个选择，但是事后证明，你这个选择可能恰恰是最错误的或者比较错误的一个。这点对于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于一个集体来说也是如此。
首先，这里要说明一个问题，这样的现象其实是不奇怪的。
为什么呢？因为从概率上来说，当你面临着多种选择的时候，很可能正确的选择实际上就只有一个。不正确的选择，或者说错误的选择可能有好多种。从概率上来说，那也是错误选择的可能性比正确选择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但是如果就是这么来理解，那么我们谈论这个问题的意义就不大了，因为现实就是这样的。但是理性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就此止步。因为在现实中，在重要的关键时候，还是有很多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就是智慧的作用，远见卓识的作用。
那么，左右选择的因素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才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首先要考虑的是，做这种选择的时候，非理性的情绪在其中的作用。比如你打麻将或者打牌，出错了一张牌，而这张牌很重要，这就很可能引起你情绪的变化。这个情绪的变化首先是什么呢？就是慌，慌不择路。在这慌不择路的情绪中，你就可能做出一连串的没有深思熟虑过的错误的选择。
而且有时候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别人在你旁边看着你打牌，你出了一张牌之后，你觉得他可能会嘲笑你，甚至要给你支招。这时候自尊心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当别人越是给他支招，他就越是逆反。你越是让我这样出牌，我偏就不这么出，结果就打得越来越乱、越来越情绪化。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上述的讨论都是基于虚化和抽象的背景。如果把现实的因素加进去，假如说在周围有一帮人围着，而且这帮人都是他的崇拜者。这时候如果他说：“哎呀，前面这牌出错了！我得好好思考一下。”这之于他来说，在面子上就更下不来，由此，在这样的场景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就要更为困难。也就是说这种选择和他当时所处的氛围、所处的背景是有直接关系的。
上边说的是情绪的因素是如何导致人们在关键的时候做出错误的选择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更为复杂。
人们为什么会在关键的重要时刻做出错误的选择呢？其中一个现实的原因是，一些正确的选择往往意味着一种止损、一种切割，而且是付出代价的切割。
很多朋友知道在交易中，尤其是在像股市这样的交易中，有一个法则是所谓的“鳄鱼法则”。它说的是假如鳄鱼咬住了你的脚，那你怎么办？如果你用手试图去挣脱脚，那么鳄鱼可能同时咬住你的脚和手，你越挣扎，可能被咬得越厉害。所以鳄鱼法则的意思是说，万一鳄鱼咬住你的脚，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牺牲一只脚。也就是说要坚决止损，那么这样你付出的代价才可能是最小的。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不容易。因为它意味着要付出代价，要做出牺牲。
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在英国光荣革命中，贵族当时面临着选择：是和过去这样的社会同归于尽，还是做出部分牺牲以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应当说英国的贵族在当时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他们放弃了一部分特权，同时也保留了自己一部分特权，这样就使得自己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维护。
当年台湾转型的时候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有个词叫“历史共业”，也就是在国民党政府执政的时候，它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或者说也留下了很多历史的遗产。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如何来对待？如果寸土不让，那么得到的很可能是更坏的结局。而当时它的转型之所以能够完成，很重要的一点是采取了明智的做法，就是与历史切割。在与历史切割的过程中，它当然要做出一定的牺牲，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也正是因为通过这个，它避免了最坏的情况的发生，促使社会朝着好的方向转变，自己也避免了最坏的结果。
这些例子其实也告诉我们，止损的过程以及通过止损来做出正确选择的过程，实际上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因为这是一个要付出极大代价的过程，在这当中人性的弱点面临着挑战和考验。
from 口岸财经 – 原鹰盲 https://www.kacj.com/jiedu/cuowuxuanze.html
如松 | 小冰期，脚步叮咚响了吗？
太阳黑子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地球气候的影响是最重要的气候事件，前面专门写过一篇文章（11月23日，寒风暴雪会横扫地球吗？），主要是基于一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报道，报道说：近期通过近地望远镜发现，太阳黑子数为“零”的记载可以连着几天，甚至几个星期。NASA同时表示，太阳黑子活动的减弱正在导致地球表面之上的大气边缘、大气层失去热能：“我们检测到了330亿瓦的红外辐射功率，这比太阳活跃时期的功率要小上10倍。”
太阳黑子长期低迷的事件被称为太阳黑子极小延长期（简称太阳黑子极小），历史上这样的“极小”事件包括：奥特极小（1040-1080）、沃尔夫极小（1280-1350年）、史玻勒极小（1450-1550年）、蒙德极小（1645-1715年）、道尔顿极小（1790-1820年）等，在爆发太阳黑子极小的年代都出现了恶劣气候，给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困难。
种种迹象都在预示，太阳正在进入新的一轮极小期。一旦太阳黑子极小开始显著影响大气层的气温，说明气候剧变的脚步已经咚咚作响。NASA观测所表达的实际就是这个含义。
另外一个决定地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大洋的洋流，如果大洋洋流所给出的结论与太阳变化所给出的现象同步，就可以互相验证，可靠性就急剧加大了。
我以前在博客上写过关于大洋洋流的文章，以大西洋来说明洋流的形成机制：挪威附近海域因为气温低，海水中含有更高浓度的盐分，这些高质量的海水不断下沉，在海底形成更重质量的海水；可在墨西哥湾，海水温度高，海底海水的质量轻，这就在挪威海和墨西哥湾的海底形成了海水的质量梯度，挪威海的深海海水顺着海底向墨西哥湾流动，到了墨西哥湾之后，随着温度上升，质量变轻，深海海水浮上海面；海面的海水在季风的推动下，由墨西哥湾向欧洲流动，给欧洲带去了暖湿气流（这就是北大西洋洋流或暖流），让欧洲的气候宜人。
由此机制可以看到，深海海水的流动速度越快，墨西哥湾吹向欧洲的暖湿气流越充足，欧洲越温暖。
其它所有大洋上也都有自己的洋流机制，运行的机理也与北大西洋洋流类似。
近些年气候变暖，海冰不断融化，海平面呈现升势，很多国际气象组织就据此预计再过多少年之后，一些国家就会沉入海平面以下、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就无法生存，看起来似乎是对的，但实际是胡说八道！
事物都有两面性。当深海海水移动的速度很快的时候，从墨西哥湾到欧洲的暖湿气流很盛（北大西洋洋流很盛），必定导致北极和欧洲的冰山加速融化，这些融化的淡水就会注入挪威海域，让挪威海域的海水盐度下降、质量下降，导致海底海水的质量梯度下降，给在深海海底从挪威海域向墨西哥湾海域快速流动的海水“踩刹车”。当深海海水流动的速度下降之后，从墨西哥湾吹向欧洲的北大西洋洋流（暖湿气流）就会减弱，欧洲就会从不断变暖转为不断变冷，实现冷热周期的交替循环。
而最近的报道说的就是这件事：由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和太古海洋科学研究所的Christelle Not和Benoit Thibodeau共同领导的团队，通过对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研究后发现，北大西洋的洋流已“急剧减弱”，甚至正处于1500年来的最低水平。
北大西洋的洋流的“急剧减弱”，原因在于格陵兰的冰盖加速融化，向海洋释放了过多淡水，给在深海不断流动的海水“踩了刹车”。基于洋流是急速转弱（处于1500年来的最低水平），说明这个刹车还是个“急刹车”。香港的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异常变化的洋流将对北美和欧洲气候产生深远影响，并且认为这与小冰期时代之前的洋流看起来极为相似。
小冰期的脚步叮咚作响了吗？
但2018年底和下年初很可能将再次遭遇北极涡旋南下带来的寒潮，估计中华南北大地都需要警惕暴雪寒风的袭击，尤其是南方需要警惕冰雪。
太阳黑子长期低迷的事件被称为太阳黑子极小延长期（简称太阳黑子极小），历史上这样的“极小”事件包括：奥特极小（1040-1080）、沃尔夫极小（1280-1350年）、史玻勒极小（1450-1550年）、蒙德极小（1645-1715年）、道尔顿极小（1790-1820年）等，在爆发太阳黑子极小的年代都出现了恶劣气候，给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困难。
种种迹象都在预示，太阳正在进入新的一轮极小期。一旦太阳黑子极小开始显著影响大气层的气温，说明气候剧变的脚步已经咚咚作响。NASA观测所表达的实际就是这个含义。
另外一个决定地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大洋的洋流，如果大洋洋流所给出的结论与太阳变化所给出的现象同步，就可以互相验证，可靠性就急剧加大了。
我以前在博客上写过关于大洋洋流的文章，以大西洋来说明洋流的形成机制：挪威附近海域因为气温低，海水中含有更高浓度的盐分，这些高质量的海水不断下沉，在海底形成更重质量的海水；可在墨西哥湾，海水温度高，海底海水的质量轻，这就在挪威海和墨西哥湾的海底形成了海水的质量梯度，挪威海的深海海水顺着海底向墨西哥湾流动，到了墨西哥湾之后，随着温度上升，质量变轻，深海海水浮上海面；海面的海水在季风的推动下，由墨西哥湾向欧洲流动，给欧洲带去了暖湿气流（这就是北大西洋洋流或暖流），让欧洲的气候宜人。
由此机制可以看到，深海海水的流动速度越快，墨西哥湾吹向欧洲的暖湿气流越充足，欧洲越温暖。
其它所有大洋上也都有自己的洋流机制，运行的机理也与北大西洋洋流类似。
近些年气候变暖，海冰不断融化，海平面呈现升势，很多国际气象组织就据此预计再过多少年之后，一些国家就会沉入海平面以下、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就无法生存，看起来似乎是对的，但实际是胡说八道！
事物都有两面性。当深海海水移动的速度很快的时候，从墨西哥湾到欧洲的暖湿气流很盛（北大西洋洋流很盛），必定导致北极和欧洲的冰山加速融化，这些融化的淡水就会注入挪威海域，让挪威海域的海水盐度下降、质量下降，导致海底海水的质量梯度下降，给在深海海底从挪威海域向墨西哥湾海域快速流动的海水“踩刹车”。当深海海水流动的速度下降之后，从墨西哥湾吹向欧洲的北大西洋洋流（暖湿气流）就会减弱，欧洲就会从不断变暖转为不断变冷，实现冷热周期的交替循环。
而最近的报道说的就是这件事：由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和太古海洋科学研究所的Christelle Not和Benoit Thibodeau共同领导的团队，通过对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研究后发现，北大西洋的洋流已“急剧减弱”，甚至正处于1500年来的最低水平。
北大西洋的洋流的“急剧减弱”，原因在于格陵兰的冰盖加速融化，向海洋释放了过多淡水，给在深海不断流动的海水“踩了刹车”。基于洋流是急速转弱（处于1500年来的最低水平），说明这个刹车还是个“急刹车”。香港的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异常变化的洋流将对北美和欧洲气候产生深远影响，并且认为这与小冰期时代之前的洋流看起来极为相似。
小冰期的脚步叮咚作响了吗？
但2018年底和下年初很可能将再次遭遇北极涡旋南下带来的寒潮，估计中华南北大地都需要警惕暴雪寒风的袭击，尤其是南方需要警惕冰雪。
from 口岸财经 – 原鹰盲 https://www.kacj.com/weiyan/xiaobingqi.html
Sunday 30 December 2018
CPTPP生效后立竿见影 太平洋六国之间90%货物关税立即消失
来源:
美国之音
亚太地区11个国家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CPTPP）星期天（12月30日）正式生效，一个占全球生产总值（GDP）13%、拥有超5亿人口的新经济圈由此诞生。
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都没有包括在其中。
这份11国多边贸易协定迄今已获得日本、墨西哥、新加坡、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六个签署国的立法机构批准。该协议旨在取消95%以上产品的关税。
路透社援引全球投资银行汇丰银行的一份新闻稿说，这六个国家之间90%的货物关税在协定星期天生效的首轮实施期间被撤销。
新西兰贸易部长戴维·帕克(David Parker)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得到全面实施后，新西兰的出口商每年将节省近1.5亿美元的关税。
美国不是成员国
这份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积极倡导下签订的协定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应对不断崛起的中国，力争建立能与之抗衡的自由贸易体。
CPTPP的前身是有美国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总统对包括TPP在内的多边贸易协定持怀疑态度，认为发展双边关系会对美国更有利，他在上任后不久便宣布退出TPP。
美国农产品出口商曾说，退出TPP会使他们在亚太地区一些重要市场的竞争力下降。
特朗普2018年4月曾表示，如果条款对美国等有利，他会考虑重新加入协定。
预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1月14日将获得越南的核准，而文莱、智利、马来西亚和秘鲁还没有完成核准加入这项协定的程序。
台北欲加入 北京反对
台湾外交部星期天发表声明，祝贺这一协定的生效，并呼吁在上述四国完成核准程序后早日让台湾也加入，称台湾的加入会促进亚太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北京曾公开对台北试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表示反对。中国官方媒体称台湾“入群梦碎了还不死心”。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cptpp%E7%94%9F%E6%95%88%E5%90%8E%E7%AB%8B%E7%AB%BF%E8%A7%81%E5%BD%B1%7C%E5%A4%AA%E5%B9%B3%E6%B4%8B%E5%85%AD%E5%9B%BD%E4%B9%8B%E9%97%B490%E8%B4%A7%E7%89%A9%E5%85%B3%E7%A8%8E%E7%AB%8B%E5%8D%B3%E6%B6%88%E5%A4%B1.html
美国之音
亚太地区11个国家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CPTPP）星期天（12月30日）正式生效，一个占全球生产总值（GDP）13%、拥有超5亿人口的新经济圈由此诞生。
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都没有包括在其中。
这份11国多边贸易协定迄今已获得日本、墨西哥、新加坡、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六个签署国的立法机构批准。该协议旨在取消95%以上产品的关税。
路透社援引全球投资银行汇丰银行的一份新闻稿说，这六个国家之间90%的货物关税在协定星期天生效的首轮实施期间被撤销。
新西兰贸易部长戴维·帕克(David Parker)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得到全面实施后，新西兰的出口商每年将节省近1.5亿美元的关税。
美国不是成员国
这份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积极倡导下签订的协定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应对不断崛起的中国，力争建立能与之抗衡的自由贸易体。
CPTPP的前身是有美国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总统对包括TPP在内的多边贸易协定持怀疑态度，认为发展双边关系会对美国更有利，他在上任后不久便宣布退出TPP。
美国农产品出口商曾说，退出TPP会使他们在亚太地区一些重要市场的竞争力下降。
特朗普2018年4月曾表示，如果条款对美国等有利，他会考虑重新加入协定。
预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1月14日将获得越南的核准，而文莱、智利、马来西亚和秘鲁还没有完成核准加入这项协定的程序。
台北欲加入 北京反对
台湾外交部星期天发表声明，祝贺这一协定的生效，并呼吁在上述四国完成核准程序后早日让台湾也加入，称台湾的加入会促进亚太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北京曾公开对台北试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表示反对。中国官方媒体称台湾“入群梦碎了还不死心”。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cptpp%E7%94%9F%E6%95%88%E5%90%8E%E7%AB%8B%E7%AB%BF%E8%A7%81%E5%BD%B1%7C%E5%A4%AA%E5%B9%B3%E6%B4%8B%E5%85%AD%E5%9B%BD%E4%B9%8B%E9%97%B490%E8%B4%A7%E7%89%A9%E5%85%B3%E7%A8%8E%E7%AB%8B%E5%8D%B3%E6%B6%88%E5%A4%B1.html
两岸和平四十年 国际关系变了调
来源:
德国之声
1979年元旦，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国防部长徐向前的命令，宣布从此停止炮击大小金门与附属岛屿。四十年之后，决定两岸和平的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是否还是唱着同一首歌？
香港政府在圣诞前夕以“没有特别技能”为由拒绝向时代力量立委林昶佐为主音的闪灵乐团批出工作签证，台湾《上报》发表文章《台湾应以“香港就是中国”为鉴》，作者黄乐祈认为，当从冷战时期美英中港的四角关系转换至今日美中港的三角关系，中国显然并未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处理。失去了英国这一屏障，中国理应在国际社会强调中港之不同，然而主权移交迄今，中南海明显倒行逆施。习近平在敏感时期公开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地位是一大败笔，另一方面港府不予《金融时报》资深记者马凯（Victor Mallet）工作签证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注意，继而勾起了四年前雨伞运动后国际社会又一次的对香港之关注。
文章说，最近与中共关系密不可分的国民党在九合一大胜之台湾，应以香港为鉴。台湾与香港最大差别在于国民有选票，与港府毫无选择沦为北京傀儡不同。正如不是北京和香港亲中人士大呼“美国错判香港形势，外人勿说三道四”就能让白宫手软，台湾也不应妄想对外宣称“票投国民党只为惩罚民进党，外人勿说三道四”就能置美中贸易战于事外。在国民党胜选后不断吹捧“承认九二共识发大财”的氛围下，假若美国认为运往台湾或台湾生产的资源有被中国拿用的风险，美国政府不可能无动于衷。
和平四十年，继续拼经济？
1979年元旦，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国防部长徐向前的命令，宣布从此停止炮击大小金门与附属岛屿。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两岸和平40年，会被台湾独立战争打断吗》，作者王宗伟说，台湾朝野至今对有没有92共识与什么是92共识，现在还莫衷一是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其实在1979年初的这个关键时刻，两岸双方虽无任何达成口头或文字的合致，就已经完成一个行动中形成的共识--那就是“停止敌对，拼经济”。
文章说，在冷战时担任过里根政府重要幕僚，以“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近年更加闻名于世的，美国重要国际关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12月来台发表的几场演讲，认为中美的冲突最终还是有希望可以避免的，战争不是注定无法修改的命运。其实中美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要爆发冲突，唯一可能的战场就是台湾。对已经享受40年和平发展经济的红利台湾人来说，战争在政治上是一个永不可以接受的选项。
美中两国都将转向聚焦内政？
台湾《自由时报》发表文章《美中关系走向何方》，作者杨苏棣（Stephen M. Young）说，尽管习近平企图成为中国的万年领导人，但他最近已面临一些严峻逆势。所有的客观报告一致显示，中国经济已陷入成长迟缓、发展停滞，特朗普祭出的关税惩罚已打乱北京当局的经济布局。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令人存疑，一些外部分析认为，中国的实质经济成长率，已从北京当局长期引以为傲、且一度视为理所当然的10%或7%水准，萎缩到仅剩几个百分点。
文章认为，基于前述种种情况，习近平将难以和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特朗普匹敌。因此，如果这位中国强人够明智，应该会收敛他的野心，多关注自己国内的问题，而非在国外兴风作浪。美中两国领导人都将其主要心力，聚焦于应对内部的经济和政治挑战。但是，在即将迈入2019年之际，华府和北京审慎应对双方共同关切的议题至关重要，全球其他国家对此也充满期待。
“改革”一词有了新的解释
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中共正在改变改革开放的历史叙事》，作者洪振快说，在全世界的眼中，中共领导人中对改革开放功劳最大的是邓小平。但这个以往的公众印象正在被改写，邓小平的地位正在被习近平超越乃至取代。
文章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是经济上接受市场经济--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市场经济才写入中共党章和宪法，获得了合法性，但在它前面加上了“社会主义”的限定语，实际上就是不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政治、意识形态上仍然坚持毛式话语。这种“政左经右”的改革是一条腿走路的跛足改革。
作者认为，中共新的改革开放叙事，以收权、集权的习式改革替换了放权的邓式改革，这使得“改革”的词义已经严重混乱，但区分是假改革还是真改革未必有多大意义，因为“政左经右”的改革思路实际上也是从邓小平那里延续下来的，中共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思路不会变，除非经济崩溃或外力大到其不得不改变。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4%B8%A4%E5%B2%B8%E5%92%8C%E5%B9%B3%E5%9B%9B%E5%8D%81%E5%B9%B4%7C%E5%9B%BD%E9%99%85%E5%85%B3%E7%B3%BB%E5%8F%98%E4%BA%86%E8%B0%83.html
德国之声
1979年元旦，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国防部长徐向前的命令，宣布从此停止炮击大小金门与附属岛屿。四十年之后，决定两岸和平的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是否还是唱着同一首歌？
香港政府在圣诞前夕以“没有特别技能”为由拒绝向时代力量立委林昶佐为主音的闪灵乐团批出工作签证，台湾《上报》发表文章《台湾应以“香港就是中国”为鉴》，作者黄乐祈认为，当从冷战时期美英中港的四角关系转换至今日美中港的三角关系，中国显然并未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处理。失去了英国这一屏障，中国理应在国际社会强调中港之不同，然而主权移交迄今，中南海明显倒行逆施。习近平在敏感时期公开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地位是一大败笔，另一方面港府不予《金融时报》资深记者马凯（Victor Mallet）工作签证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注意，继而勾起了四年前雨伞运动后国际社会又一次的对香港之关注。
文章说，最近与中共关系密不可分的国民党在九合一大胜之台湾，应以香港为鉴。台湾与香港最大差别在于国民有选票，与港府毫无选择沦为北京傀儡不同。正如不是北京和香港亲中人士大呼“美国错判香港形势，外人勿说三道四”就能让白宫手软，台湾也不应妄想对外宣称“票投国民党只为惩罚民进党，外人勿说三道四”就能置美中贸易战于事外。在国民党胜选后不断吹捧“承认九二共识发大财”的氛围下，假若美国认为运往台湾或台湾生产的资源有被中国拿用的风险，美国政府不可能无动于衷。
和平四十年，继续拼经济？
1979年元旦，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国防部长徐向前的命令，宣布从此停止炮击大小金门与附属岛屿。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两岸和平40年，会被台湾独立战争打断吗》，作者王宗伟说，台湾朝野至今对有没有92共识与什么是92共识，现在还莫衷一是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其实在1979年初的这个关键时刻，两岸双方虽无任何达成口头或文字的合致，就已经完成一个行动中形成的共识--那就是“停止敌对，拼经济”。
文章说，在冷战时担任过里根政府重要幕僚，以“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近年更加闻名于世的，美国重要国际关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12月来台发表的几场演讲，认为中美的冲突最终还是有希望可以避免的，战争不是注定无法修改的命运。其实中美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要爆发冲突，唯一可能的战场就是台湾。对已经享受40年和平发展经济的红利台湾人来说，战争在政治上是一个永不可以接受的选项。
美中两国都将转向聚焦内政？
台湾《自由时报》发表文章《美中关系走向何方》，作者杨苏棣（Stephen M. Young）说，尽管习近平企图成为中国的万年领导人，但他最近已面临一些严峻逆势。所有的客观报告一致显示，中国经济已陷入成长迟缓、发展停滞，特朗普祭出的关税惩罚已打乱北京当局的经济布局。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令人存疑，一些外部分析认为，中国的实质经济成长率，已从北京当局长期引以为傲、且一度视为理所当然的10%或7%水准，萎缩到仅剩几个百分点。
文章认为，基于前述种种情况，习近平将难以和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特朗普匹敌。因此，如果这位中国强人够明智，应该会收敛他的野心，多关注自己国内的问题，而非在国外兴风作浪。美中两国领导人都将其主要心力，聚焦于应对内部的经济和政治挑战。但是，在即将迈入2019年之际，华府和北京审慎应对双方共同关切的议题至关重要，全球其他国家对此也充满期待。
“改革”一词有了新的解释
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中共正在改变改革开放的历史叙事》，作者洪振快说，在全世界的眼中，中共领导人中对改革开放功劳最大的是邓小平。但这个以往的公众印象正在被改写，邓小平的地位正在被习近平超越乃至取代。
文章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是经济上接受市场经济--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市场经济才写入中共党章和宪法，获得了合法性，但在它前面加上了“社会主义”的限定语，实际上就是不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政治、意识形态上仍然坚持毛式话语。这种“政左经右”的改革是一条腿走路的跛足改革。
作者认为，中共新的改革开放叙事，以收权、集权的习式改革替换了放权的邓式改革，这使得“改革”的词义已经严重混乱，但区分是假改革还是真改革未必有多大意义，因为“政左经右”的改革思路实际上也是从邓小平那里延续下来的，中共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思路不会变，除非经济崩溃或外力大到其不得不改变。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4%B8%A4%E5%B2%B8%E5%92%8C%E5%B9%B3%E5%9B%9B%E5%8D%81%E5%B9%B4%7C%E5%9B%BD%E9%99%85%E5%85%B3%E7%B3%BB%E5%8F%98%E4%BA%86%E8%B0%83.html
滕彪 专制的效率与腐败的成本
来源:
自由亚洲
我在上篇专栏谈到中国经济奇迹与“低人权优势”时，说“低工资、低福利、工作环境恶劣，强行征地拆迁、禁止独立工会、禁止游行示威和罢工，官商勾结、司法腐败等等，都大大压低了中国商品的成本，从而具有巨大的价格优势。”限于篇幅，无法详谈。有人质疑到，“官商勾结、司法腐败”显然是增加成本的因素，怎么会是减少成本呢？
这要看是谁的成本。
从经营者的角度
在企业审批和运行时，因为腐败的广泛存在，本来可以依法获得的许可，需要靠行贿等手段才能获得；本来可以赢的官司，需要买通法院才能赢，这都加大了成本。但是一旦形成官商勾结关系之后，或者对于本来就有党政背景的商人来说，则是大大降低了成本：本来无法得到的许可、批文、贷款能够轻易得到；本来应该输掉的官司，可以不输反赢；偷税漏税、走私诈骗、内幕交易、强买强卖等等违法犯罪可以逍遥法外。这都大大降低了企业运行的成本。
从劳工的角度
在专制和腐败体制下，劳工处于极度的劣势，工资被拖欠，工伤得不到补偿，失业得不到救济，无法建立独立工会，无法组织集体谈判和罢工，无法诉诸独立的媒体，无法找民意代表来过问，和老板打官司很难胜诉，上访还要被遣送、被抓、被打。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富士康员工系列跳楼事件、孙志刚被收容遣送站打死事件、佳士工人维权遭镇压事件、12.3劳工NGO事件，只是中国劳工悲惨境况的冰山一角。腐败制度大大地降低了中国劳工的成本，加快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使商品价格在国际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同时大量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的劳力也是吸引国际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全社会的角度
专制和腐败体制给资本家和企业节省的成本，除了造成劳工的痛苦之外，代价也由全社会来承担。银行呆账坏账、国有资产流失、税收的流失、狂印钞票造成通货膨胀、经济结构的失衡，垄断造成的高电价、高油价、高网费、高学费，都得由全社会来承担代价；官商勾结、司法不公严重恶化了社会道德和风气；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怨恨；尤其是环境和生态的损失更是不可估量：腐败可以使污染企业降低或完全不顾环保标准，资源过度开发、森林乱砍、黑烟乱冒、废料乱堆、污水废水注入江河地下，商人赚得盆满钵满，党政官员有了GDP，但雾霾、河流污染、沙漠化、环境生态灾害等代价，却不得不由全民及子孙后代来承担。
有人说专制比民主效率高。在专制体制下，一个机场、一条高速公路、一个化工厂，说建就建了，领导一拍脑袋的事。政策配合、征地强拆，财政拨款，驱逐低端人口，镇压抗议，“集中力量办大事”，GDP可以猛增。南韩、台湾、苏联等很多国家都曾在专制下获得经济高速发展。民主体制下，要选举投票，要司法独立，要程序正义，要信息公开，要媒体监督，要保护私有产权，要保障劳工权利，要保护环境，要社会福利，出了问题还要问责政府，实在太费劲。著名的“成田机场钉子户事件”就足以说明问题。
但专制的代价呢？中国有多少空楼和“鬼城”？多少豆腐渣工程？多少黑砖窑和血汗工厂、“断指工厂”？多少被掩盖的矿难？多少干枯的河流和有毒的空气？官员的特供、超豪华办公楼、保卫、公费旅游、公款吃喝、贪污、洗钱造成多少浪费？多少倾家荡产的P2P受害者？多少基金黑幕、股市黑幕、医疗黑幕和彩票黑幕？多少得不到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广东的罗定机场成为放牛场，耗资超千亿的珠港澳大桥通车之后车辆寥寥，专制和腐败造成的决策失误谁来买单？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造成的经济危机谁来承受后果？
专制造成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的代价，又远远高于经济和环境方面的代价
中国有多少颠倒黑白的冤案错案？多少洗脑的教育和虚假的宣传？多少禁书和因言获罪的记者作家？多少被拆毁的文物古迹？多少毒奶粉、毒疫苗和地沟油？多少上访村、艾滋村和癌症村？多少自焚的藏人和被关在集中营的穆斯林？多少人死于酷刑、劳改、计划生育和城管的暴力？多少李思怡、孙志刚和杨改兰？多少刘晓波、曹顺利和王炳章？多少人因争取人权和民主而血洒街头和身陷囹圄？当作恶者有权有势，善良人受苦受难，当人们的自由被剥夺，尊严被贬低，信仰被消灭，正义遭践踏，所谓的经济奇迹还值得骄傲吗？纳粹政府也曾创造了经济飞跃，难道我们要歌颂和效仿纳粹？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4%B8%93%E5%88%B6%E7%9A%84%E6%95%88%E7%8E%87%E4%B8%8E%E8%85%90%E8%B4%A5%E7%9A%84%E6%88%90%E6%9C%AC.html
自由亚洲
我在上篇专栏谈到中国经济奇迹与“低人权优势”时，说“低工资、低福利、工作环境恶劣，强行征地拆迁、禁止独立工会、禁止游行示威和罢工，官商勾结、司法腐败等等，都大大压低了中国商品的成本，从而具有巨大的价格优势。”限于篇幅，无法详谈。有人质疑到，“官商勾结、司法腐败”显然是增加成本的因素，怎么会是减少成本呢？
这要看是谁的成本。
从经营者的角度
在企业审批和运行时，因为腐败的广泛存在，本来可以依法获得的许可，需要靠行贿等手段才能获得；本来可以赢的官司，需要买通法院才能赢，这都加大了成本。但是一旦形成官商勾结关系之后，或者对于本来就有党政背景的商人来说，则是大大降低了成本：本来无法得到的许可、批文、贷款能够轻易得到；本来应该输掉的官司，可以不输反赢；偷税漏税、走私诈骗、内幕交易、强买强卖等等违法犯罪可以逍遥法外。这都大大降低了企业运行的成本。
从劳工的角度
在专制和腐败体制下，劳工处于极度的劣势，工资被拖欠，工伤得不到补偿，失业得不到救济，无法建立独立工会，无法组织集体谈判和罢工，无法诉诸独立的媒体，无法找民意代表来过问，和老板打官司很难胜诉，上访还要被遣送、被抓、被打。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富士康员工系列跳楼事件、孙志刚被收容遣送站打死事件、佳士工人维权遭镇压事件、12.3劳工NGO事件，只是中国劳工悲惨境况的冰山一角。腐败制度大大地降低了中国劳工的成本，加快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使商品价格在国际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同时大量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的劳力也是吸引国际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全社会的角度
专制和腐败体制给资本家和企业节省的成本，除了造成劳工的痛苦之外，代价也由全社会来承担。银行呆账坏账、国有资产流失、税收的流失、狂印钞票造成通货膨胀、经济结构的失衡，垄断造成的高电价、高油价、高网费、高学费，都得由全社会来承担代价；官商勾结、司法不公严重恶化了社会道德和风气；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怨恨；尤其是环境和生态的损失更是不可估量：腐败可以使污染企业降低或完全不顾环保标准，资源过度开发、森林乱砍、黑烟乱冒、废料乱堆、污水废水注入江河地下，商人赚得盆满钵满，党政官员有了GDP，但雾霾、河流污染、沙漠化、环境生态灾害等代价，却不得不由全民及子孙后代来承担。
有人说专制比民主效率高。在专制体制下，一个机场、一条高速公路、一个化工厂，说建就建了，领导一拍脑袋的事。政策配合、征地强拆，财政拨款，驱逐低端人口，镇压抗议，“集中力量办大事”，GDP可以猛增。南韩、台湾、苏联等很多国家都曾在专制下获得经济高速发展。民主体制下，要选举投票，要司法独立，要程序正义，要信息公开，要媒体监督，要保护私有产权，要保障劳工权利，要保护环境，要社会福利，出了问题还要问责政府，实在太费劲。著名的“成田机场钉子户事件”就足以说明问题。
但专制的代价呢？中国有多少空楼和“鬼城”？多少豆腐渣工程？多少黑砖窑和血汗工厂、“断指工厂”？多少被掩盖的矿难？多少干枯的河流和有毒的空气？官员的特供、超豪华办公楼、保卫、公费旅游、公款吃喝、贪污、洗钱造成多少浪费？多少倾家荡产的P2P受害者？多少基金黑幕、股市黑幕、医疗黑幕和彩票黑幕？多少得不到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广东的罗定机场成为放牛场，耗资超千亿的珠港澳大桥通车之后车辆寥寥，专制和腐败造成的决策失误谁来买单？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造成的经济危机谁来承受后果？
专制造成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的代价，又远远高于经济和环境方面的代价
中国有多少颠倒黑白的冤案错案？多少洗脑的教育和虚假的宣传？多少禁书和因言获罪的记者作家？多少被拆毁的文物古迹？多少毒奶粉、毒疫苗和地沟油？多少上访村、艾滋村和癌症村？多少自焚的藏人和被关在集中营的穆斯林？多少人死于酷刑、劳改、计划生育和城管的暴力？多少李思怡、孙志刚和杨改兰？多少刘晓波、曹顺利和王炳章？多少人因争取人权和民主而血洒街头和身陷囹圄？当作恶者有权有势，善良人受苦受难，当人们的自由被剥夺，尊严被贬低，信仰被消灭，正义遭践踏，所谓的经济奇迹还值得骄傲吗？纳粹政府也曾创造了经济飞跃，难道我们要歌颂和效仿纳粹？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4%B8%93%E5%88%B6%E7%9A%84%E6%95%88%E7%8E%87%E4%B8%8E%E8%85%90%E8%B4%A5%E7%9A%84%E6%88%90%E6%9C%AC.html
美中关系新变数：宗教
来源:
美国之音
在美国与中国在贸易和地区安全等问题上的纷争相持不下之际，两国关系再添新变数。
专门报道政治问题的美国新闻杂志《政客》星期天（12月30日）发表报道说，宗教自由正在成为特朗普总统跟北京对抗的一个重要性正在增长的主题，而这一主题与美国的基督教领袖们合拍。
在今年10月发表的有关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演说中，彭斯副总统警告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危险的竞争者。虽然他演说的重点是中国的贸易政策和网络间谍活动等话题，但他也谴责了坚决奉行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他指出中共政府拉倒十字架，焚烧圣经，监禁信徒。他说，“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说，眼下是危难的时代。”
彭斯副总统在讲话中也谈到了中国当局对中国的佛教和伊斯兰教信徒的打压。
《政客》杂志的报道说，本月中国当局抓捕中国知名的基督教牧师王怡和他的教会100多名信众得到美国基督教福音传教派媒体的广泛报道。几天之后，特朗普总统的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谴责中国当局对宗教信徒的镇压，并表示自彭斯副总统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演说以来，人们对宗教自由问题的担忧“只是进一步增加”。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7%BE%8E%E4%B8%AD%E5%85%B3%E7%B3%BB%E6%96%B0%E5%8F%98%E6%95%B0%EF%BC%9A%E5%AE%97%E6%95%99.html
美国之音
在美国与中国在贸易和地区安全等问题上的纷争相持不下之际，两国关系再添新变数。
专门报道政治问题的美国新闻杂志《政客》星期天（12月30日）发表报道说，宗教自由正在成为特朗普总统跟北京对抗的一个重要性正在增长的主题，而这一主题与美国的基督教领袖们合拍。
在今年10月发表的有关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演说中，彭斯副总统警告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危险的竞争者。虽然他演说的重点是中国的贸易政策和网络间谍活动等话题，但他也谴责了坚决奉行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他指出中共政府拉倒十字架，焚烧圣经，监禁信徒。他说，“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说，眼下是危难的时代。”
彭斯副总统在讲话中也谈到了中国当局对中国的佛教和伊斯兰教信徒的打压。
《政客》杂志的报道说，本月中国当局抓捕中国知名的基督教牧师王怡和他的教会100多名信众得到美国基督教福音传教派媒体的广泛报道。几天之后，特朗普总统的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谴责中国当局对宗教信徒的镇压，并表示自彭斯副总统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演说以来，人们对宗教自由问题的担忧“只是进一步增加”。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7%BE%8E%E4%B8%AD%E5%85%B3%E7%B3%BB%E6%96%B0%E5%8F%98%E6%95%B0%EF%BC%9A%E5%AE%97%E6%95%99.html
只剩60天! 特朗普称重大进展北京却说防止误判
来源:
法广
特朗普与习近平周六通话后向外界发出一个积极信号，指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与外界阴云笼罩的感觉适成对比。但是北京似乎担心特氏声东击西谨慎以待。中国外交部30日特意发出“防止战略误判”的警告。
从昨天特朗普发推与新华社的报道两者对比中可以看出，特朗普强调他与习近平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长谈”，强调双方团队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新华社的报道没有一句这样夸张的字眼，除了老一套的“中美领导人互祝新年”，便是习近平希望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中美关系有更多的合作，更好的发展，对眼前最要紧的事，只是提到“双方团队积极合作”。北京方面没有太多兴奋的理由也许有道理。
先来看看特朗普为何如此高调，除了这是特朗普一贯的风格外，也是特朗普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特朗普也可能在这里表示的是某种希望，希望中方在3月2日前作出重大让步，与美方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这个所谓全面的协议，已不仅仅是贸易，它包含的是牵涉中方经济制度的结构性改革，绝非一朝一夕能轻易改动，北京担心照美方的要求改下去会动摇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
两位领导人的通话没有流露出具体内容，仅以公开声明看，很难看出特朗普所言“取得重大进展”所指何物。以特习会达成的休战协议看，美国要求中方的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因此，若有“重大进展”，理应离不开保护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移，网络攻击，非关税壁垒等等重大议题。
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特朗普总统可能夸大了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因为不少人对中美在九十日之内取得重大进展抱持悲观，近来金融市场因此动荡不已，长此下去甚至有失控的危险，因此，特朗普这一乐观表示被解读为其目的是安抚市场。
但是，特朗普唱高调至少有某种理由，自从中美领导人阿根廷举行特习会、并达成休战九十日的协议后，中方朝美方显示的姿态不可谓不积极。
首先，北京年底前公布外商投资法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最关键的内容就是美方一再强调的“不再强制外企转让技术”。中国外商投资草案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2月24日。也就是在九十日大限到来之前的前一个星期。
另一个姿态便是中国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于2019年1月1日挂牌，保护知识产权是美国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显然，此举被视为北京在中美将在元月上旬举行面对面谈判时试图缓解压力的又一迹象。中国最高法院副院长、知识产权法庭庭长罗东川29日称，设立这一法庭是中国智慧产权诉讼法律制度的历史性突破。
还有有关『中国制造2025』的表述越来越模糊化或者可视为试图迎合美国。这一三年半前公布的让美国及西方国家十分警惕的中国版工业四点零国家战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铿日前首度改口称『中国制造2025』政策方案只是“规划指南”，还不是正式的“行业政策”，此举显示遭受巨大压力的北京正在设法调整口径。
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是中美贸易战最关键议题之一，在12月1日达成的临时休战协议中，中国承诺解决美国认为中国多年来在贸易上的不公平做法，其中包括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移，设置非关税壁垒，网络攻击以及盗窃商业机密等等。
不少分析指出，中国这些举措很明显是应美国要求而做出的。中国因国家体制，立法很快，但是立法成效很难说。即便在中国内部，也对立法能否有效执行常有怀疑之声。从这个 角度看，上述中国显示的姿态的实际效用就要打折扣，特朗普的班子对中国立法的实际效果应该心知肚明。
由特朗普发出的积极信号来推断中美谈判结果为时尚早，应该说，在中方迎合了美方的一些硬性要求制定相关法律之后，尽管执行起来以观后效，美方在3月2日前与中方达成一段时间的妥协的可能并非绝不存在。但是，从美国副总统彭斯对华发言的思路以及其所代表的强硬派路线来看，美方一则希望中方回到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路线，二则希望中国真正进行深度经济改革，所谓结构性改革，这是一场牵扯中国经济制度甚至政治制度的改革，在彭斯的讲话中，已经暗示出要求中国采取对等的对美开放的互联网政策等等，对中国社会控制越来越严密的北京会在这方面做出让步吗？
北京面临的经济局面并不乐观，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过紧日子”的表述，习近平并不希望与美国把贸易战继续打下去，这样下去将窒息中国的经济，但是，中国能在美国所希望的改革方面作出重大让步吗？中国外交部周日顺着周六新华社通稿的语气往前走：警告“中美关系40年取得的进展来之不易…增进战略互信，防止战略误判”。
误判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词，究竟谁在误判？在中共党内，近来存在着指责习近平误判，导致中美贸易战爆发甚至愈演愈烈的说法，回想仅仅几年前，美国智囊曾经提出过G2，也就是中美共治的设想，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这个意义上去看，理解中共党内的不满情绪并不难。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5%8F%AA%E5%89%A960%E5%A4%A9%7C%E7%89%B9%E6%9C%97%E6%99%AE%E7%A7%B0%E9%87%8D%E5%A4%A7%E8%BF%9B%E5%B1%95%E5%8C%97%E4%BA%AC%E5%8D%B4%E8%AF%B4%E9%98%B2%E6%AD%A2%E8%AF%AF%E5%88%A4.html
法广
特朗普与习近平周六通话后向外界发出一个积极信号，指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与外界阴云笼罩的感觉适成对比。但是北京似乎担心特氏声东击西谨慎以待。中国外交部30日特意发出“防止战略误判”的警告。
从昨天特朗普发推与新华社的报道两者对比中可以看出，特朗普强调他与习近平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长谈”，强调双方团队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新华社的报道没有一句这样夸张的字眼，除了老一套的“中美领导人互祝新年”，便是习近平希望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中美关系有更多的合作，更好的发展，对眼前最要紧的事，只是提到“双方团队积极合作”。北京方面没有太多兴奋的理由也许有道理。
先来看看特朗普为何如此高调，除了这是特朗普一贯的风格外，也是特朗普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特朗普也可能在这里表示的是某种希望，希望中方在3月2日前作出重大让步，与美方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这个所谓全面的协议，已不仅仅是贸易，它包含的是牵涉中方经济制度的结构性改革，绝非一朝一夕能轻易改动，北京担心照美方的要求改下去会动摇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
两位领导人的通话没有流露出具体内容，仅以公开声明看，很难看出特朗普所言“取得重大进展”所指何物。以特习会达成的休战协议看，美国要求中方的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因此，若有“重大进展”，理应离不开保护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移，网络攻击，非关税壁垒等等重大议题。
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特朗普总统可能夸大了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因为不少人对中美在九十日之内取得重大进展抱持悲观，近来金融市场因此动荡不已，长此下去甚至有失控的危险，因此，特朗普这一乐观表示被解读为其目的是安抚市场。
但是，特朗普唱高调至少有某种理由，自从中美领导人阿根廷举行特习会、并达成休战九十日的协议后，中方朝美方显示的姿态不可谓不积极。
首先，北京年底前公布外商投资法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最关键的内容就是美方一再强调的“不再强制外企转让技术”。中国外商投资草案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2月24日。也就是在九十日大限到来之前的前一个星期。
另一个姿态便是中国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于2019年1月1日挂牌，保护知识产权是美国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显然，此举被视为北京在中美将在元月上旬举行面对面谈判时试图缓解压力的又一迹象。中国最高法院副院长、知识产权法庭庭长罗东川29日称，设立这一法庭是中国智慧产权诉讼法律制度的历史性突破。
还有有关『中国制造2025』的表述越来越模糊化或者可视为试图迎合美国。这一三年半前公布的让美国及西方国家十分警惕的中国版工业四点零国家战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铿日前首度改口称『中国制造2025』政策方案只是“规划指南”，还不是正式的“行业政策”，此举显示遭受巨大压力的北京正在设法调整口径。
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是中美贸易战最关键议题之一，在12月1日达成的临时休战协议中，中国承诺解决美国认为中国多年来在贸易上的不公平做法，其中包括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移，设置非关税壁垒，网络攻击以及盗窃商业机密等等。
不少分析指出，中国这些举措很明显是应美国要求而做出的。中国因国家体制，立法很快，但是立法成效很难说。即便在中国内部，也对立法能否有效执行常有怀疑之声。从这个 角度看，上述中国显示的姿态的实际效用就要打折扣，特朗普的班子对中国立法的实际效果应该心知肚明。
由特朗普发出的积极信号来推断中美谈判结果为时尚早，应该说，在中方迎合了美方的一些硬性要求制定相关法律之后，尽管执行起来以观后效，美方在3月2日前与中方达成一段时间的妥协的可能并非绝不存在。但是，从美国副总统彭斯对华发言的思路以及其所代表的强硬派路线来看，美方一则希望中方回到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路线，二则希望中国真正进行深度经济改革，所谓结构性改革，这是一场牵扯中国经济制度甚至政治制度的改革，在彭斯的讲话中，已经暗示出要求中国采取对等的对美开放的互联网政策等等，对中国社会控制越来越严密的北京会在这方面做出让步吗？
北京面临的经济局面并不乐观，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过紧日子”的表述，习近平并不希望与美国把贸易战继续打下去，这样下去将窒息中国的经济，但是，中国能在美国所希望的改革方面作出重大让步吗？中国外交部周日顺着周六新华社通稿的语气往前走：警告“中美关系40年取得的进展来之不易…增进战略互信，防止战略误判”。
误判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词，究竟谁在误判？在中共党内，近来存在着指责习近平误判，导致中美贸易战爆发甚至愈演愈烈的说法，回想仅仅几年前，美国智囊曾经提出过G2，也就是中美共治的设想，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这个意义上去看，理解中共党内的不满情绪并不难。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5%8F%AA%E5%89%A960%E5%A4%A9%7C%E7%89%B9%E6%9C%97%E6%99%AE%E7%A7%B0%E9%87%8D%E5%A4%A7%E8%BF%9B%E5%B1%95%E5%8C%97%E4%BA%AC%E5%8D%B4%E8%AF%B4%E9%98%B2%E6%AD%A2%E8%AF%AF%E5%88%A4.html
三大泡沫之一的美国股市开始破裂，下一个会是日本债市吗？
全球最大的宏观策略对冲基金 —— 桥水的创始人，Ray 在他的新书《穿越债务危机》中说到：“很多人认为过去发生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的经济危机都是由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而我只看到了同样一些事情一次次的重复上演。”
01
即繁荣——泡沫——反转——危机。
1） 繁荣
引进资本或来自于居民储蓄，高投资拉动经济快速上行，有利可图之下，大量负债投资行为出现。
2） 泡沫
繁荣推高资产价格，资产价格的追涨属性使其进入反馈加强正循环，相比实体来说，炒作资产价格更容易赚钱，负债炒作资产价格成风，扼杀实体竞争力。
同是负债，有好有坏。
就如何判断债务有利还是有害，Ray所用为债务/GDP数值。
GDP是国家总收入，如果债务与收入的比在一段时间内快速上升的话，就说明借债没有带来相应的收入增长，而借了超过自己收入能力的债务就会导致违约。
对国家来说，就是经济危机，而日本国债已至GDP的250%以上。
中国私人部门债务/GDP在2008年以前占比较为稳定，说明借债带来了相应的收入增长，是有利的；
而自2008年之后杠杆率快速攀升，债务并没有带来收入的增长，负债集中在炒作资产泡沫，债务是有害的。
3） 反转
反转并不是指危机开始，而是资产泡沫导致竞争力下滑，实体没那么繁荣了，资本会外流（国外消费、对外投资和外资撤离），危机因素初现，在这阶段政府则一定会救市（Ray总结，没有一个政府会不救市，没有人会同意在自己的任上爆发危机而袖手旁观），救市行为使得一个大的经济周期变为很多小周期组成（如下图），直至利率归零。
4） 危机
利率归零后，再无刺激手段，私人部门没有动力再增加负债，私人部门债务停止增加是危机爆发一个重要的信号。
与政府部门的弹性债务不同（大不了就印钞），私人部门债务是刚性的，当察觉到债务不可持续之后，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就会减少，也会出售资产还债。
索罗斯在他的《金融炼金术》中提到，资产价格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实体，提高实体盈利，而反之亦然。
例如中国的共享经济，当满地是钱的时候，创造一个概念或称一个预期、热点，然后把他上市套现，盈利模式就有了，至于真正的实体赚不赚钱根本不需要考虑，“在风口上，猪都能飞”，无效投资大量存在，也会推动经济增速。
只不过资产价格总是跑的比实体快，就如房产价格总是涨的比房租快，当资产价格脱离实体太远时，预期就会逐渐改变，进而混乱，最终确立反向预期，由追涨变杀跌。
繁荣期相亲相爱的资产价格和实体债务就会进入互杀阶段，危机再也无法展期，从而彻底爆发。
这时会有两种后果；
第一种、外债压力较小，如同香港，房股大跌，经济衰退，陷入通缩，资产价格大跌又为汇率提供了支撑，汇率不会出问题；
第二种、外债压力较大，如同泰国，房股大跌，经济衰退，并且汇率失守，进而输入性通胀，陷入滞涨。
而Ray研究的过去的案例无一例外都说明，危机来了，房股都是救不了的。
只有一种情况下房子会涨，即外储归零后，对内印钞不再受制于汇率问题，货币贬成废纸，爆发“超级通胀”。
而中国尚有大量外储，是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
02
一个黑色圣诞节，12月24日美股大跌步入熊市，而日经225指数连跌五天，圣诞节当日跌超5%步入熊市，十月以来原油大跌40%以上，A股跟跌，山雨欲来风满楼。
公认的全球三大泡沫是美国股市、中国房市和日本债市。
美股大跌是美国的大问题，与美股泡沫开始破裂相比，日经指数对日本来说，则还只是开胃菜而已。
国债收益率是资产价格的锚，而日本国债收益率长期为负，负利率之下的日经指数仍然走熊，已经有了那么一丝不同寻常的征兆，还能以什么手段来刺激经济呢？
美股大跌是美联储主动加息的后果，美联储的主动加息行为，却是为了留出下一次小周期降息刺激经济的空间，不至于触及大周期的底部。
而日本经济已陷入通缩长达十五年，为满足2%通胀的目标，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自2013年3月20日上任以来，大力推行“安倍经济学”，大胆推行货币宽松，大量买入日本国债，日本政府负债迅速攀升，杠杆率自1994年的80%上涨至超250%。
但日本私人部门债务并没有跟随增长。
日本私人债务经90年和97年两次危机锻炼，对加杠杆较为慎重，私人部门不加杠杆，致使日本央行连续多年刺激经济，却从未实现目标，未能走出通缩。
日本一年期国债收益率自2015年11月以来长期为负，资金是逐利的，日本国债收益率之所以能为负，在于日本央行大量买入国债行为打造了一个人造债券牛市，炒作日本国债的收益弥补了利息损失。
然而，这也使得日本央行难以退出宽松，退出宽松将会打击债市，这比美联储加息打击股市更加立竿见影，收益率攀高还将使使日本政府债务负担迅速加重，日本政府或将被迫加税应对，这又将继续打压经济。
而大量撤出债市的资金去向又成为问题，或将导致汇率压力，日本恐会陷入怪圈，退出宽松或许会导致日元汇率承压。
金融是不创造财富的，金融只有为实体经济服务，才可以共同繁荣；
金融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局限于炒作资产价格，就只能产生泡沫，最终摧毁实体，扼杀自身。
03
纵观日本经验，日本是一个典型的金融失败国家。
金融不创造财富只参与分配的特性先天就具有掠夺属性，金融对外掠夺尚可拉动自身经济发展，但金融过度对内发展，只会扼杀经济活力。
在90年日本房股泡沫之后，日本又一次吹起了一个债市泡沫。
12月10日，日本公布修正后2018年三季度GDP的环比年化增速为-2.5%，股市也已陷入熊市，一旦债市出现问题，日本是否会重温1990年旧梦，再失去多少年？
然而在金融失败之外，日本又是一个对外投资的成功国家。
日本本国经济虽受金融过度发展的拖累，但低利率和开放化的环境也刺激了日本对外投资，日本的对外投资全球知名。
对外投资扩大了日元的使用范围，刺激了日本的出口，使得日元以投资模式输出，贸易顺差回归。
贸易顺差作为汇率的基本面维护了日元汇率的稳定，资本对外输出反哺国内和技术先发优势也使得日本经济仍具有竞争力。
回看中国，以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持续升值及形成大量资产泡沫的过程来看，1985年的日本是中国的2008年环境极为相似。
资产价格上涨吸引外资流进，从而促使汇率升值，热钱流进一步促使资产价格攀升，双重上涨使得热钱大量流进，严重推高了汇率和资产价格。
1990年，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
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高涨的房价、低位的CPI，形成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特色。
日本的CPI在泡沫经济时期持续低位，1988年3月同比上涨0.7%，1989年3月同比上涨1.1%，至1990年3月则已至3.5%，CPI开始快速攀升成为泡沫末期特征，当通缩的实体由成本上涨开始推升CPI上行时，货币对资产价格的支撑力度开始减弱。
出于对地产金融的担心，1990年3月，日本大藏省发布《关於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控制土地金融，并提高贴现率。
随之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大量地产商和金融机构倒闭，日本十大银行中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以及北海道拓殖银行相继倒闭，中小金融机构的破产更是接连不断。
高利率拉爆日本资产泡沫后，日本并没有马上降低利率，而是缓慢降息直至1996年，耗时六年，缓慢降息稳定了日元的汇率，从而日本并没有产生输入性通胀，而是通缩。
01
即繁荣——泡沫——反转——危机。
1） 繁荣
引进资本或来自于居民储蓄，高投资拉动经济快速上行，有利可图之下，大量负债投资行为出现。
2） 泡沫
繁荣推高资产价格，资产价格的追涨属性使其进入反馈加强正循环，相比实体来说，炒作资产价格更容易赚钱，负债炒作资产价格成风，扼杀实体竞争力。
同是负债，有好有坏。
就如何判断债务有利还是有害，Ray所用为债务/GDP数值。
GDP是国家总收入，如果债务与收入的比在一段时间内快速上升的话，就说明借债没有带来相应的收入增长，而借了超过自己收入能力的债务就会导致违约。
对国家来说，就是经济危机，而日本国债已至GDP的250%以上。
中国私人部门债务/GDP在2008年以前占比较为稳定，说明借债带来了相应的收入增长，是有利的；
而自2008年之后杠杆率快速攀升，债务并没有带来收入的增长，负债集中在炒作资产泡沫，债务是有害的。
3） 反转
反转并不是指危机开始，而是资产泡沫导致竞争力下滑，实体没那么繁荣了，资本会外流（国外消费、对外投资和外资撤离），危机因素初现，在这阶段政府则一定会救市（Ray总结，没有一个政府会不救市，没有人会同意在自己的任上爆发危机而袖手旁观），救市行为使得一个大的经济周期变为很多小周期组成（如下图），直至利率归零。
4） 危机
利率归零后，再无刺激手段，私人部门没有动力再增加负债，私人部门债务停止增加是危机爆发一个重要的信号。
与政府部门的弹性债务不同（大不了就印钞），私人部门债务是刚性的，当察觉到债务不可持续之后，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就会减少，也会出售资产还债。
索罗斯在他的《金融炼金术》中提到，资产价格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实体，提高实体盈利，而反之亦然。
例如中国的共享经济，当满地是钱的时候，创造一个概念或称一个预期、热点，然后把他上市套现，盈利模式就有了，至于真正的实体赚不赚钱根本不需要考虑，“在风口上，猪都能飞”，无效投资大量存在，也会推动经济增速。
只不过资产价格总是跑的比实体快，就如房产价格总是涨的比房租快，当资产价格脱离实体太远时，预期就会逐渐改变，进而混乱，最终确立反向预期，由追涨变杀跌。
繁荣期相亲相爱的资产价格和实体债务就会进入互杀阶段，危机再也无法展期，从而彻底爆发。
这时会有两种后果；
第一种、外债压力较小，如同香港，房股大跌，经济衰退，陷入通缩，资产价格大跌又为汇率提供了支撑，汇率不会出问题；
第二种、外债压力较大，如同泰国，房股大跌，经济衰退，并且汇率失守，进而输入性通胀，陷入滞涨。
而Ray研究的过去的案例无一例外都说明，危机来了，房股都是救不了的。
只有一种情况下房子会涨，即外储归零后，对内印钞不再受制于汇率问题，货币贬成废纸，爆发“超级通胀”。
而中国尚有大量外储，是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
02
一个黑色圣诞节，12月24日美股大跌步入熊市，而日经225指数连跌五天，圣诞节当日跌超5%步入熊市，十月以来原油大跌40%以上，A股跟跌，山雨欲来风满楼。
公认的全球三大泡沫是美国股市、中国房市和日本债市。
美股大跌是美国的大问题，与美股泡沫开始破裂相比，日经指数对日本来说，则还只是开胃菜而已。
国债收益率是资产价格的锚，而日本国债收益率长期为负，负利率之下的日经指数仍然走熊，已经有了那么一丝不同寻常的征兆，还能以什么手段来刺激经济呢？
美股大跌是美联储主动加息的后果，美联储的主动加息行为，却是为了留出下一次小周期降息刺激经济的空间，不至于触及大周期的底部。
而日本经济已陷入通缩长达十五年，为满足2%通胀的目标，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自2013年3月20日上任以来，大力推行“安倍经济学”，大胆推行货币宽松，大量买入日本国债，日本政府负债迅速攀升，杠杆率自1994年的80%上涨至超250%。
但日本私人部门债务并没有跟随增长。
日本私人债务经90年和97年两次危机锻炼，对加杠杆较为慎重，私人部门不加杠杆，致使日本央行连续多年刺激经济，却从未实现目标，未能走出通缩。
日本一年期国债收益率自2015年11月以来长期为负，资金是逐利的，日本国债收益率之所以能为负，在于日本央行大量买入国债行为打造了一个人造债券牛市，炒作日本国债的收益弥补了利息损失。
然而，这也使得日本央行难以退出宽松，退出宽松将会打击债市，这比美联储加息打击股市更加立竿见影，收益率攀高还将使使日本政府债务负担迅速加重，日本政府或将被迫加税应对，这又将继续打压经济。
而大量撤出债市的资金去向又成为问题，或将导致汇率压力，日本恐会陷入怪圈，退出宽松或许会导致日元汇率承压。
金融是不创造财富的，金融只有为实体经济服务，才可以共同繁荣；
金融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局限于炒作资产价格，就只能产生泡沫，最终摧毁实体，扼杀自身。
03
纵观日本经验，日本是一个典型的金融失败国家。
金融不创造财富只参与分配的特性先天就具有掠夺属性，金融对外掠夺尚可拉动自身经济发展，但金融过度对内发展，只会扼杀经济活力。
在90年日本房股泡沫之后，日本又一次吹起了一个债市泡沫。
12月10日，日本公布修正后2018年三季度GDP的环比年化增速为-2.5%，股市也已陷入熊市，一旦债市出现问题，日本是否会重温1990年旧梦，再失去多少年？
然而在金融失败之外，日本又是一个对外投资的成功国家。
日本本国经济虽受金融过度发展的拖累，但低利率和开放化的环境也刺激了日本对外投资，日本的对外投资全球知名。
对外投资扩大了日元的使用范围，刺激了日本的出口，使得日元以投资模式输出，贸易顺差回归。
贸易顺差作为汇率的基本面维护了日元汇率的稳定，资本对外输出反哺国内和技术先发优势也使得日本经济仍具有竞争力。
回看中国，以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持续升值及形成大量资产泡沫的过程来看，1985年的日本是中国的2008年环境极为相似。
资产价格上涨吸引外资流进，从而促使汇率升值，热钱流进一步促使资产价格攀升，双重上涨使得热钱大量流进，严重推高了汇率和资产价格。
1990年，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
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高涨的房价、低位的CPI，形成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特色。
日本的CPI在泡沫经济时期持续低位，1988年3月同比上涨0.7%，1989年3月同比上涨1.1%，至1990年3月则已至3.5%，CPI开始快速攀升成为泡沫末期特征，当通缩的实体由成本上涨开始推升CPI上行时，货币对资产价格的支撑力度开始减弱。
出于对地产金融的担心，1990年3月，日本大藏省发布《关於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控制土地金融，并提高贴现率。
随之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大量地产商和金融机构倒闭，日本十大银行中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以及北海道拓殖银行相继倒闭，中小金融机构的破产更是接连不断。
高利率拉爆日本资产泡沫后，日本并没有马上降低利率，而是缓慢降息直至1996年，耗时六年，缓慢降息稳定了日元的汇率，从而日本并没有产生输入性通胀，而是通缩。
from 口岸财经 – 原鹰盲 https://www.kacj.com/jiedu/polie.html
孙骁骥 遍地是雷的2018过去了
来源:
骥观天下
2018年即将过去，2019年即将到来。过去的这一年，对于中国的中产阶层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投资小年”。人们会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自己“买什么亏什么”，那些过去自封的“投资大神”称号，都在2018年被打回了原形。
股票、基金、债券、P2P、保险……周围的不少朋友投资了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投资种类。大家原本都以为分散投资是一种最安全的投资策略，这种投资常识在2018年被打破了，分散投资的结果仍然是亏损。
人们把资金分散之后却并没有让风险也随之分散。相反，由于经济的“灰犀牛”就在不远的前方等着我们，每一个“放鸡蛋的篮子”都有可能被打翻。
而放眼全球市场，大部分资产也是亏损。今年前11个月，美国道琼斯指数、英国富时100、MSCI新兴市场指数等多个反映国际经济趋势的指标都表现糟糕，有的跌幅甚至更多。看来，就算资金出去了，也并非完全安全。
据统计，在2018全年投资理财中，全面亏损的占比接近七成，而赚得的收益超过10%的人仅占整体的6.17%，盈利超过五成的，只有1.52%。也就是说，今年只要你没亏钱，你就跑赢了绝大部分人。
与投资回报率较高的2017年相比较，2018的确是令人失望的一年。普通人的财富管理之路在这一年里充满了“伤痛”和“心碎”。下面就来看看各类投资是怎样伤了我们的心。
房子成了烫手山芋
首先说说房子。房产历来是中国人最喜欢持有的资产类别。但就连一向被认为稳赚不赔的房地产，在2018年也只有4.95%的投资回报。这是近年来最低的一个数字。
我的朋友当中有一些是在京沪有多套房产的“房姐”和“房哥”。过去很受人羡慕的他们，现在却增添了新的烦恼。不仅是因为房价长得慢，随着2019年修订版个税法的实施以及未来可能征收的房产税，他们开始担心手中的房产“目标太大”，成为征税的对象，因此考虑将房地产置换为其他类型的资产。
房产，逐渐成为了一部分人心中的“焦虑”。
2018年，“房住不炒”政策的延续使得房市持续冷清。虽然有多个城市为了刺激楼市采取了落户、住房补贴等政策，但是全国房价的整体走势已经放缓。
根据安居客的统计，2018年深圳平均房价从1月的51732元上涨到12月的53611元，涨幅不足2000元。北京房价从57532元上涨到59746元。上海房价甚至出现了下跌，从50619元下跌到49524元。其余的城市，房价大致持平。
自从国家调控房地产的政策实施以来，商品房的成交量和价格就一直受到抑制。由于宏观的政策是“一二线严格调控”和“三四线棚改放量”并行，使得房地产这张大饼被迅速摊平，有不少新的投资去向了三四线城市。
这个趋势导致了两方面的不满：核心城市的房产投资者抱怨房价不涨，甚至还需要降价卖出；而三四线的房产投资者又十分担心这些地方存在的市场风险。双方都不满意。过去是房价上涨太快人们抱怨，现在是房价不涨了，人们也在抱怨。
之所以对房价如此敏感，原因在于中国的房地产承担了太多原本应该由金融业承担的责任，例如储蓄、投资、退休金等等功能。这就产生了中国式的“房地产金融化”，房产取代了大部分金融产品的功能。
而在美国，却是“金融房地产化”，证券行业承担了在中国由房地产承担的事情。两国的金融发展的历史起点不同，因此造成了这种迥异的差别。
现在，既然房地产涨不动了，那么它原本拥有的那些金融属性功能，现在是否可以被中国的证券行业承担呢？很遗憾，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悲观的二级市场投资
2018年，中国的股市走势可以说比房地产更惨。1月2日，上证开盘3314点，12月28日，收盘2493.9。这一年到头就基本没怎么涨过。
比指数的下跌更不妙的事，在于股票市场的“去散户化”。2018年，中国的股市有两个趋势非常明显：第一是国有上市公司进一步取代私营上市公司，成为市场的老大。第二，机构投资者进一步取代个人投资者，成为市场的主流。
股市正在经历一场“集中化”的变革。在这个背景下，散户的命运不容乐观。据统计，中国股市有八成以上的个人账户市值不足十万元，势小力微。股市说穿了就是主力和散户之间的零和博弈。这些人在各大投资机构的夹缝间如何生存呢？
如果实在是无法求生存，散户们销户退市也是有可能的。事实上，从去年到今年，一些小散户已经退出股市。
根据一份投资者研究：社会信任程度和对信任关系的感受，对个人直接参与股票投资的概率具有显著影响。这个理论很好的解释了为何中国的散户不愿意继续留在股市的原因。
如今谁都不可信。公司不可信、机构不可信、消息不可信、专家不可信。在谁也不可相信的情况下，散户只好信自己，结果发现还是亏损，最后只能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如果人们退出股市、楼市，转向其他各类投资方式，情况如何呢？2018年市场给我们的回馈依然是悲观的。
一般来说，经济行情不好时，作为保守的“避险投资”的债券行情会变好。2018年，债市确实比股市要更能盈利。中证全债指数年内涨幅为8.61%，中证国债指数的年内涨幅为8.31%。
看上去，行情尚可。但是，评级较低的信用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2018年债券违约数量达到历史高峰。因此，就算是投资“安全”的债市，现在也需要依靠一定的“运气”。
如果我们从债券再往后退到更具有“避险属性”的资产——黄金，会发现金价也十分疲软。虽然去年的黄金价格上涨颇多，但截至今年的圣诞节，COMEX黄金的年内跌幅为2.5%。在美国的加息周期之下，资金回流美国债券市场，黄金价格也受此影响，变得疲软了。
由于股市行情不好，2018年基金的收益也普遍偏低甚至亏损。至于高风险的P2P和比特币就更不要提了，那简直是投资者们的最大伤痛。
总之，对于中国的投资者而言，2018年是一个很难找到良好投资机会的时间点，在今年的大部分时候，空仓反而成了一种炫富。
度过2019年的正确姿势
何以至此？我们需要往前追溯线索。相信不少人还记得今年早些时候的新闻《202万条招聘广告消失了》。招聘职位的下降，代表中国企业的岗位需求急遽下跌。而在消失的就业岗位中，有65%是来自中小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指望经济和投资市场有较大的增长，无疑是不现实的。
我们还注意到，国家在2018年提出经济总目标方面，已由2017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口号变成了“防风险、精准扶贫、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从政策的变化也可见，国家战略层面现在考虑的已经不是增长和改革了，而是防止风险和财富再分配的议题。
换言之，经济的增量已经没有了，存量的重新分配迫在眉睫。
不过，也有人认为，2019年美国会放缓加息步伐，这意味着市场可能会来一次反弹。话虽如此，但我仍然建议此时大家不要对未来过于乐观。
毕竟，中美贸易摩擦的阴云仍未散去，明年可能持续发酵。中国经济明年的预期增速已经低于今年，而根据部分经济学家预测，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在未来12个月陷入衰退。
此外，来年中国的债务问题、地缘政治风险、缩表政策的延续等等因素都将持续影响投资市场的表现。那种认为市场“一年坏，一年好”的人，恐怕未来要被打脸——市场或许会持续多年疲软。
走笔至此，我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记得投资大神彼得林奇曾说，不要投资自己太过熟悉的事物，这样可以分散风险。另一个大神巴菲特说过，一定要投资自己熟悉的东西，从而避免风险。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我们该不该投资自己熟悉的东西呢？在即将来临的2019年，巨大的不确定性也让我们面临着类似的选择困难。
或许，解决之道在于调整我们投资的思路——不要仅以回报率作为标准，而要以安全系数作为重要的指标。
打个比方，在寒冬时节，你最需要做的是在雪地里挖一个深坑，把自己严严实实藏好，躲过暴风雪。相反，在这个时候如果选择来到地面野蛮生长，被冻成冰棍的概率就比较高了。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9%81%8D%E5%9C%B0%E6%98%AF%E9%9B%B7%E7%9A%842018%E8%BF%87%E5%8E%BB%E4%BA%86.html
骥观天下
2018年即将过去，2019年即将到来。过去的这一年，对于中国的中产阶层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投资小年”。人们会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自己“买什么亏什么”，那些过去自封的“投资大神”称号，都在2018年被打回了原形。
股票、基金、债券、P2P、保险……周围的不少朋友投资了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投资种类。大家原本都以为分散投资是一种最安全的投资策略，这种投资常识在2018年被打破了，分散投资的结果仍然是亏损。
人们把资金分散之后却并没有让风险也随之分散。相反，由于经济的“灰犀牛”就在不远的前方等着我们，每一个“放鸡蛋的篮子”都有可能被打翻。
而放眼全球市场，大部分资产也是亏损。今年前11个月，美国道琼斯指数、英国富时100、MSCI新兴市场指数等多个反映国际经济趋势的指标都表现糟糕，有的跌幅甚至更多。看来，就算资金出去了，也并非完全安全。
据统计，在2018全年投资理财中，全面亏损的占比接近七成，而赚得的收益超过10%的人仅占整体的6.17%，盈利超过五成的，只有1.52%。也就是说，今年只要你没亏钱，你就跑赢了绝大部分人。
与投资回报率较高的2017年相比较，2018的确是令人失望的一年。普通人的财富管理之路在这一年里充满了“伤痛”和“心碎”。下面就来看看各类投资是怎样伤了我们的心。
房子成了烫手山芋
首先说说房子。房产历来是中国人最喜欢持有的资产类别。但就连一向被认为稳赚不赔的房地产，在2018年也只有4.95%的投资回报。这是近年来最低的一个数字。
我的朋友当中有一些是在京沪有多套房产的“房姐”和“房哥”。过去很受人羡慕的他们，现在却增添了新的烦恼。不仅是因为房价长得慢，随着2019年修订版个税法的实施以及未来可能征收的房产税，他们开始担心手中的房产“目标太大”，成为征税的对象，因此考虑将房地产置换为其他类型的资产。
房产，逐渐成为了一部分人心中的“焦虑”。
2018年，“房住不炒”政策的延续使得房市持续冷清。虽然有多个城市为了刺激楼市采取了落户、住房补贴等政策，但是全国房价的整体走势已经放缓。
根据安居客的统计，2018年深圳平均房价从1月的51732元上涨到12月的53611元，涨幅不足2000元。北京房价从57532元上涨到59746元。上海房价甚至出现了下跌，从50619元下跌到49524元。其余的城市，房价大致持平。
自从国家调控房地产的政策实施以来，商品房的成交量和价格就一直受到抑制。由于宏观的政策是“一二线严格调控”和“三四线棚改放量”并行，使得房地产这张大饼被迅速摊平，有不少新的投资去向了三四线城市。
这个趋势导致了两方面的不满：核心城市的房产投资者抱怨房价不涨，甚至还需要降价卖出；而三四线的房产投资者又十分担心这些地方存在的市场风险。双方都不满意。过去是房价上涨太快人们抱怨，现在是房价不涨了，人们也在抱怨。
之所以对房价如此敏感，原因在于中国的房地产承担了太多原本应该由金融业承担的责任，例如储蓄、投资、退休金等等功能。这就产生了中国式的“房地产金融化”，房产取代了大部分金融产品的功能。
而在美国，却是“金融房地产化”，证券行业承担了在中国由房地产承担的事情。两国的金融发展的历史起点不同，因此造成了这种迥异的差别。
现在，既然房地产涨不动了，那么它原本拥有的那些金融属性功能，现在是否可以被中国的证券行业承担呢？很遗憾，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悲观的二级市场投资
2018年，中国的股市走势可以说比房地产更惨。1月2日，上证开盘3314点，12月28日，收盘2493.9。这一年到头就基本没怎么涨过。
比指数的下跌更不妙的事，在于股票市场的“去散户化”。2018年，中国的股市有两个趋势非常明显：第一是国有上市公司进一步取代私营上市公司，成为市场的老大。第二，机构投资者进一步取代个人投资者，成为市场的主流。
股市正在经历一场“集中化”的变革。在这个背景下，散户的命运不容乐观。据统计，中国股市有八成以上的个人账户市值不足十万元，势小力微。股市说穿了就是主力和散户之间的零和博弈。这些人在各大投资机构的夹缝间如何生存呢？
如果实在是无法求生存，散户们销户退市也是有可能的。事实上，从去年到今年，一些小散户已经退出股市。
根据一份投资者研究：社会信任程度和对信任关系的感受，对个人直接参与股票投资的概率具有显著影响。这个理论很好的解释了为何中国的散户不愿意继续留在股市的原因。
如今谁都不可信。公司不可信、机构不可信、消息不可信、专家不可信。在谁也不可相信的情况下，散户只好信自己，结果发现还是亏损，最后只能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如果人们退出股市、楼市，转向其他各类投资方式，情况如何呢？2018年市场给我们的回馈依然是悲观的。
一般来说，经济行情不好时，作为保守的“避险投资”的债券行情会变好。2018年，债市确实比股市要更能盈利。中证全债指数年内涨幅为8.61%，中证国债指数的年内涨幅为8.31%。
看上去，行情尚可。但是，评级较低的信用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2018年债券违约数量达到历史高峰。因此，就算是投资“安全”的债市，现在也需要依靠一定的“运气”。
如果我们从债券再往后退到更具有“避险属性”的资产——黄金，会发现金价也十分疲软。虽然去年的黄金价格上涨颇多，但截至今年的圣诞节，COMEX黄金的年内跌幅为2.5%。在美国的加息周期之下，资金回流美国债券市场，黄金价格也受此影响，变得疲软了。
由于股市行情不好，2018年基金的收益也普遍偏低甚至亏损。至于高风险的P2P和比特币就更不要提了，那简直是投资者们的最大伤痛。
总之，对于中国的投资者而言，2018年是一个很难找到良好投资机会的时间点，在今年的大部分时候，空仓反而成了一种炫富。
度过2019年的正确姿势
何以至此？我们需要往前追溯线索。相信不少人还记得今年早些时候的新闻《202万条招聘广告消失了》。招聘职位的下降，代表中国企业的岗位需求急遽下跌。而在消失的就业岗位中，有65%是来自中小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指望经济和投资市场有较大的增长，无疑是不现实的。
我们还注意到，国家在2018年提出经济总目标方面，已由2017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口号变成了“防风险、精准扶贫、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从政策的变化也可见，国家战略层面现在考虑的已经不是增长和改革了，而是防止风险和财富再分配的议题。
换言之，经济的增量已经没有了，存量的重新分配迫在眉睫。
不过，也有人认为，2019年美国会放缓加息步伐，这意味着市场可能会来一次反弹。话虽如此，但我仍然建议此时大家不要对未来过于乐观。
毕竟，中美贸易摩擦的阴云仍未散去，明年可能持续发酵。中国经济明年的预期增速已经低于今年，而根据部分经济学家预测，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在未来12个月陷入衰退。
此外，来年中国的债务问题、地缘政治风险、缩表政策的延续等等因素都将持续影响投资市场的表现。那种认为市场“一年坏，一年好”的人，恐怕未来要被打脸——市场或许会持续多年疲软。
走笔至此，我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记得投资大神彼得林奇曾说，不要投资自己太过熟悉的事物，这样可以分散风险。另一个大神巴菲特说过，一定要投资自己熟悉的东西，从而避免风险。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我们该不该投资自己熟悉的东西呢？在即将来临的2019年，巨大的不确定性也让我们面临着类似的选择困难。
或许，解决之道在于调整我们投资的思路——不要仅以回报率作为标准，而要以安全系数作为重要的指标。
打个比方，在寒冬时节，你最需要做的是在雪地里挖一个深坑，把自己严严实实藏好，躲过暴风雪。相反，在这个时候如果选择来到地面野蛮生长，被冻成冰棍的概率就比较高了。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2/%E9%81%8D%E5%9C%B0%E6%98%AF%E9%9B%B7%E7%9A%842018%E8%BF%87%E5%8E%BB%E4%BA%86.html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