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31 December 2013

法国宗教专家谈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



来源: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作者:杨眉

回首即将结束的2013年,同中国有关的大事中除了中国的环境急剧恶化,全国各大小城市都“和谐”地被笼罩在一篇雾霾之中之外,最吸引外界关注的就 是中国境内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天安门撞车事件以及新疆地区接二连三发生的暴力冲突事件,西藏藏区僧人与普通民众接连不断的自焚事件都使观察家们质疑中国 政府的新疆以及西藏政策。



新疆当局把穆斯林妇女的头巾说成是“奇装异服”。网络DR

那么,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应该同目前全世界宗教冲突日益尖锐的大背景挂钩还是中国自身特有的问题?本台在报道有关新疆、西藏消息时经常收到听众及网友 的一些反馈,批评法国政府曾经也采取过同今天北京政府一样的高压政策来对待阿尔及利亚等前法属殖民地。另外,新疆当局近期禁止维族妇女及男子在公共场所戴 头巾蓄大胡子,法国前右派政府也曾经出台了类似的禁令,两国政府的措施是否具有可比性?
法国人对此又有何看法?

为此我们采访了法国巴黎天主教学院教授 Emmanuel Lincot先 生,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林果,林果教授早年学习过中文,目前从事文化史,宗教以及社会冲突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是学术界稍有影响的Le Monde Chinois 中华世界一杂志的主编。曾经出版多部有关中国的专著,其中包括最新出版的《中国素描》,《中国面临的挑战》,以及几年前出版《绘画与权力在中国》和《维吾 尔手册》,林果教授对中国尤其是对新疆地区情有独钟,最近十多年来,他每年都前往新疆地区参观考察,同新疆当地的学者以及普通百姓也有不少的交流。

法广:林果教授,您好,首先请您谈谈对新疆的整体感受。

林果教授:我第一次去新疆是1997年,那是一次个人旅游,之后就基本上每年都去一次。我去过新疆的许多地方,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区,因为新疆实在太大了,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我对新疆面临的问题有许多地方持批评的立场,但也有许多积极的建议。维族人中有许多人说 土耳其语,但是,新疆地区说土耳其语的不都是维族人。至于新疆地区近十多年来所发生的变化,首先,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极大的影响了新疆 地区,激醒了新疆维族人的民族意识,促使他们思考自己的民族身份。当时的中国政府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朱镕基总理当时就提出要扩大对新疆以及西藏地区的投 资,当时的口号是不能仅仅发展龙头,还必须发展龙尾,因此,在北京的推动下,新疆地区的许多大城市,首府乌鲁木齐,以及周边城市包括靠近巴基斯坦的喀什等 城市的发展速度令人目眩。然而,经济发展并没有给所有人带来效益,有部分维族人并没有因此而受益。

再加上,很久以来,新疆地区就存在一个种族矛盾问题,早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新疆就是一个汉族人冒险创业的投资地,这些来自四川以及其他地 区的汉人一向受到当地维族人的抵制,因为新疆毕竟是维族人的传统生活地区,而维族人从文化上信奉伊斯兰教,语言上使用的是土耳其语,同汉族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从行政管理上来说,新疆确实是中国的一部分。

法广:您最近几年去新疆地区时是否受到限制,是否发现有维族人被禁止同外国人交谈?

林果教授:我本人并没有亲身感受到。不过,外国人在新疆的感受同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我们明确的感受到有些议题中国人不愿意讨论,至少不愿意公开的讨论,新疆其实并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中国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多了一个民族色彩,而这些紧张的气氛其实我们在全中国都能够感受到。

法广:今年十月二十八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三名维族人撞车爆炸事件,造成多名中外游客死亡,中国官方将此事件定性为是由海外恐怖组织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策划下的攻击活动,您对此有何看法?

林果教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十分谨慎,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北京当时发表的声明本身就自相矛盾,一会儿说 是突发事件,一会儿又说是恐怖攻击,而在海外的维族组织没有任何人出来为事件负责。我认为这是一件单独的个案,因为,没有任何组织声明为此事负责。 虽然,车上死亡的确实为维族人,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攻击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认为这是一起孤立的个案。我认为这是维族人长期来受到压制所导致的结 果。我虽然不相信阴谋论,但是,由于事件正好发生在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可能是共产党党内有人出于某种目的故意制造的事件,众所周 知,中共高层内部习近平与薄熙来和周永康为代表的派系之间争斗激烈,周永康今天似乎已经被赶下台。所以,我认为这是维族人长期来受到压制所导致的结果。我 认为新疆的未来不仅仅在于经济发展,也就是说,以发展经济来换取社会稳定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而是应该想办法回应中国民众的诉求,无论是否来自少数民族。 其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中国政府计划放松独生子女政策就说明中国上层正在考虑满足下层民众的需求,针对新疆等地少数民族的宗教以及民 族身份方面的要求,中国高层也应该认真的考虑给这些问题带来积极的回应。就新疆的未来,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或许应该回到毛泽东当初所提出的建立联邦制的构架 上来,因为,今天新疆地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自治,新疆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权都掌握在汉人的手中,也就是说,新疆地区应该重新进行政治权力的重新分 配,而不是将汉人驱逐出该地区,因为,这些汉人的存在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是由于全球化原因,中国的西北部新疆临近经济飞速发展的中亚地区,新疆的 经济发展同中亚以及中国内地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所以,新疆地区要独立既不现实也没有实际意义。

法广:中国当局今年六月禁止维族妇女在公共场所佩戴头巾,法国政府此前也曾出台过类似的法律,那么,北京与巴黎在对待穆斯林民众的政策上是否存在共同点?

林果接受:事实上,中国政府有关禁止佩戴头巾的法令早在2001年就已经推出,这其实是过去的事,中国政府当时 提出的理由是世俗化,所以,从一点上来说,中法两国政府的出发点是相同的。中国政府今天同西方国家一样,面临着如何治理少数民族的问题,尤其是对穆斯林信 徒地区。法国在如何尊重穆斯林居民的宗教信仰的方式上可能比较温和,就这一点,法国的经验或许能为欧盟其他国家甚至给中国政府提供借鉴。法国在第四共和国 时期,甚至在第五共和国的初期,一直认为阿尔及利亚问题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也就是说,通过经济投资来收买社会稳定。而今天中国政府在新疆以及西藏地 区采取的是同样的收买政策。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类似的政策只会导致失败。因为,经济越发展,民众对民族以及个人自由的欲望就越强烈,所以,仅仅靠发展经 济不可能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宗教只是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发生冲突的一种因素。因此,中国政府除了考虑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之外,还要考虑采 取别的措施。因为,这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这不仅在新疆,西藏地区,在中国别的地区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再一次必须强调的是新疆与西藏的问题并不是同中国的 其他的省份毫不相干的少数民众地区的问题,恰恰相反,这些地区持续的紧张气氛在全中国各地都有所体现。

感谢林果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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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因土壤污染失去大片良田



中国陈家湾——在中国,从农田到餐桌的过程始于像陈家湾这样处于农业中心区的村庄。葛松青(Ge Songqing,音译)和邻居地里长出的农作物,最后不是进了他们的厨房,就是送到本地市场,然后再从那里运输到其他省份。这些是中国烹饪中用到的主要 作物:大米、白菜、胡萝卜、萝卜和红薯。

但他们的农田被工厂环绕,灌溉使用的是工业废料污染的水。这里的废水中有毒重金属的水平是全国最高的,居民担心土壤也遭受了类似的污染。虽然没有科学证据,但他们怀疑接连发生的癌症死亡事件跟这种污染有关,而且儿童血液中的铅水平也让他们担心。

“我当然害怕了,”60多岁的葛松青指着农田附近的烟囱以及水质污浊、长满藻类的灌溉沟渠说,她和孙女以及当过兵的孙女婿同住的房子周围都是这种沟渠。“但我们没有做过体检。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患上癌症,只会给孩子们添负担。”

随 着中国对环境严重恶化的意识不断提高,在过去一年里,对于农业中心区的土壤污染及其对食物链的潜在影响,普通中国人和一些官员的焦虑感急剧增加。近年来, 政府已经进行对中国各地的土壤进行了大范围检测,但却拒绝公布调查结果,这不仅加剧了人们的恐惧,也让普通中国人更难判断自己吃的究竟是什么,更难识别出 存在违规的工厂了。

本周一,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略微透露了一点官方调查结果,数字非常惊人。他在北京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有5000万亩耕地已经受到中重度污染而“不宜耕种”了,面积相当于美国的马里兰州。

今年5月,一个危险信号从遥远的南方传来:广东省的官员说他们从市场、餐馆和仓库中发现了155批次的镉含量超标大米。其中89批次来自湖南,葛松青的农田所在的省份。

这份报告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恐慌。今年6月,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发表社论说,“土壤重金属污染侵蚀了国家粮食安全基础,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公共健康危害问题。”

中国环境保护部今年发行的一本书称,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这本书名为《土壤污染与人体健康》,它写道,每年收获的农作物中,有逾1300万吨被重金属污染,约9万公顷农田受到农药影响。

但政府一直拒绝透露污染的详情,让农民和消费者无从得知食物链中的污染物水平。2010年完成的土壤调查报告已被作为“国家机密”锁了起来。

“我 们认为,公众有权利知道情况有多糟,”绿色和平东亚分部(Greenpeace East Asia)的权益倡导者马天杰说,他正在研究有毒耕地的问题。“中国公众可以接受环境遭到污染这个事实。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提供质疑制造污染者、改善环境的 手段,而不是让他们不知情。”

高层也有一些官员承认出了问题。今年1月,国务院宣布到2015年将建起一个全面监测土壤污染的系统,推广治理修复的试点项目。

学者们指出,在中国的粮仓湖南省,土壤污染问题特别严重。一家市场调研公司的资料显示,2012年湖南出产了1700万吨大米,占全国总量的16%。

湖南也是中国出产有色金属的大省。因此,根据总部设在北京的研究团体公共及环境事务研究所2011年收集的数据显示,它的镉、铬、铅和非金属砷污染也排名靠前。

对工业废水进行镉检测显示,2011年全国的镉污染有41%来自湖南省;这个数字自该组织2004年首次收集数据以来,就一直没有低于30%。废水被排放到河里,然后流入灌溉沟渠。

“中央财政对湖南施加压力,让他们保持高水平的水稻产量。”绿色和平项目经理马天杰说。“另一方面,种植水稻带来的那种GDP增长永远没法跟发展工业比。”

湖南拥有丰富的金属原料,因此省内的共产党领导人大力推动矿业发展,也让官员们陷入了马天杰所说的两个当务之急的冲突:“他们必须用湖南的大米养活这个国家,但他们也要发展自己的经济。”

渗入湖南农作物的重金属中最糟糕的一种可能是镉,科学家们说,较高的镉含量会导致脏器功能衰竭、骨骼弱化和癌症。

“镉会积聚在肾和肝里,”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学者陈能场说。“积累到某个程度,就会给这些器官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

积聚在水稻植株里的镉不仅进入了中国人餐桌上的大米,也渗入了家畜的肉中,因为农民用稻壳来喂家畜。但是,没有公开的数据显示食物中的镉污染水平。

中国的新闻机构对一系列癌症高发村庄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报道,提出了癌症和各种形式的污染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一些科学家目前正在进行研究。

7月,中国疾病和污染控制中心公布了一项研究,其中有多项发现表明,流经中国中部几个省份的淮河遭受污染,跟岸边居民癌症高发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在湖南,尤其是衡阳市管辖的这个区域——包括葛松青所在的村庄——患上癌症不算什么稀奇事。

刘 家村的一名妇女说,她的丈夫患上肝癌,不到60岁就去世了。“他没有做重体力活,也不抽烟,只喝一点点酒,”这名妇女只是说自己姓李。跟附近的其他村庄一 样,这里的农作物也出现了枯萎现象,村里的水井也被绿色淤泥堵住。李女士说,跟她童年时的情况相比,现在的变化非常大。陈家湾2007年时有100人,目 前只有20人还住在这里,大多数是老年人,葛松青说。她还说近期有许多人因癌症过世。

没有公开数据把这些死亡和农田附近的工厂直接联系到一起。但2009年发表在一份中文期刊上一项研究说,该地区的主要农作物存在“重金属污染的高风险”,等级可以被评为“安全”或“好”的农作物还不到一半。

中国农民“跟土地的联系很深”,广东土壤学家陈能场说。“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让人难以搬迁到其他地区,他们有一种宿命感,接受他们遇到的任何事情。”

这种认命的心态在整个湖南省中部蔓延。在衡阳的某个地方,工业废水毁坏了附近的农田,愤怒的村民在互联网上对此进行了指责。但村民们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对政府采取行动不抱期望,因为附近工厂都跟当地官员有关系。

“因为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这些工厂绝不会关停,”农民王先生说,他不想透露全名,因为怕遭到报复。

对于湖南官员来说,衡阳周围的矿山和工厂就是维持湖南有色金属生产大省地位的中流砥柱,这些有色金属对一些基本需求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汽车蓄电池需要的铅。“很难说服他们关停这些公司,”权益倡导团体绿色潇湘的发言人孙成说。

湖 南官员还盼望着扩大有色金属行业的规模。在2015年结束的一个五年计划中,政府官员们承诺要提高该行业的营收,实现18%的年增长率,并且已经批准了总 投资为8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150万元)的80个新项目。对于省里应该把什么事放在首要位置,农民是没有发言权的。

国务院公布的土壤污染全面监测和治理目标目前还没有付诸行动的迹象,在湖南农村,农民们仍然忧心忡忡,但是他们认命了。

“你在这片土地上出生,你在这片土地上长大,这个事情你没有办法,”葛松青坐在一条小巷里,身边放着一桶胡萝卜。“体质最差的人已经死了。我们还要在这里耗下去。”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Patrick Zuo自北京和陈家湾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31231/c31soil/

回顾历史上的加州淘金热——给比特币矿工的忠告

  先插播一个通知:
  前几天的博文《点评中国社会九大阶层——没有公平、难以流动、无法稳定》中提到近几年朝廷维稳费用猛增。有读者质疑说“缺乏数据支持”,所以俺在那篇博文中又补充了若干数据(皆来自朝廷的财政部)。顺便感谢质疑的读者。
  如果你在博客阅读器中看不到那篇博文的新增内容,说明你的博客阅读器无法显示修改后的博文。

★引子


  明天就是元旦了,作为2013年的最后一篇博文,俺来聊聊今年大出风头的比特币。
  最近几个月,比特币的汇率连创新高。前不久,比特币的美元单价甚至超过一盎司黄金。很多网友被“一夜暴富”的神话所吸引,也想加入比特币的挖矿大军。今天这篇博文,算是给这些网友泼点冷水,希望他们清醒一下。

★1848年的加州淘金热


  在谈比特币之前,先聊聊一百多年前的加州淘金热。
  1848年,加州意外发现金矿。吸引了几十万人淘金者蜂拥而入,每个来淘金矿工的都幻想着一夜暴富。当时的加州还不是美国的一个州(加州是1950年才加入合众国),属于蛮荒之地。很多淘金客来自世界各地(亚洲、欧洲、拉美、都有)自身的经济状况也不算好。他们必须变卖家产,才能换取跨越太平洋(亚洲淘金者)或大西洋(欧洲淘金者)的船票。
  这些人的结局如何捏?大多数矿工最后都空手而归,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人淘到黄金。即便是这极少数的幸运儿,也未必有善终。因为当时的加州处于无政府状态,淘到黄金的人很可能被强盗打劫,死于非命。
  非常讽刺的是,淘金矿工没有赚到钱,但是其它一些人却利用矿工赚到钱。最有名的例子大概就是 李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他原先是在纽约做帆布生意的犹太人,利用淘金热把手中囤积的大批帆布做成裤子卖给淘金矿工(耐磨的帆布裤子很受矿工欢迎)。后来他继续改良这种裤子,成为流行至今的牛仔裤。李维·斯特劳斯不但成为牛仔裤创始人,而且创立了大名鼎鼎的 Levi’s 公司。
  学过工商管理的同学,肯定听说过刚才这个故事。另一个类似的故事是亚默尔。他原先也是淘金矿工,但他比较聪明,发现矿区的饮用水奇缺,就开始做起批发饮用水的生意,同样也发家致富。(这个故事也是工商管理领域的经典故事)
  除了上述这俩人才,还有其它一些人也利用淘金热赚了不少。因为在1948年之前,旧金山还是一个没名气的小村庄。几十万人瞬间涌入,必定产生很多相关的需求(交通、住宿、餐饮、等等)。所以这些领域的相关人员也平添了不少赚钱的机会。

  写到这里,估计某些机灵的读者已经知道俺后面想喷什么口水了。

★比特币热潮的相似之处


  如果你仔细对比一下,这2-3年的比特币热潮,跟当年的加州淘金热非常相似。
  早期少数挖比特币的网友(2012年之前)如同淘金热爆发前(1948年初期)先在加州挖到黄金的一小撮人。这部分人虽然在数量上很少,但是其“暴富”的神话被迅速传播,非常具有煽动性和吸引力(再次感叹“拜金主义”的普遍性)。
  等到2013年才开始去挖矿的网友,基本上就如同1949年之后姗姗来迟的加州淘金客。这时候的比特币挖矿生态圈,已经是典型的“红海”。看过《蓝海战略》的同学应该知道“红海”意味着啥(没看过此书的,可以去俺的网盘上下载电子版)。

★为啥挖矿已成“红海”


  2011年之前,用个人电脑的 CPU 就可以挖比特币。到2012年,据说 CPU 的运算速度已经不够了,得改用 GPU(显卡挖矿);到了2013年上半年,GPU 也没戏了,得改用 FPGA 芯片的专业矿机(FPGA 是“可编程门阵列”);到了2013年下半年,据说连 FPGA 也扛不住啦,得改用 ASIC 矿机(ASIC是“专用集成电路”)。
  为啥挖矿硬件升级如此之快?一方面,可挖掘的比特币区块是有限的(这是有比特币的算法预先设定的);另一方面,最近2年,全球有大量的计算能力被投入到比特币挖矿。上述两方面因素导致了:如果你手头的计算设备,效率不够高,你要么挖不到矿,要么挖矿的时间被拖长(时间长了,你的电费就超过挖到的比特币价值)。
  再给矿工们说一个坏消息。前几个星期看到报道说,某个“高帅富”的矿工已经开始在冰岛建立大型的比特币挖矿中心。为啥选在冰岛捏?首先,冰岛的地热资源很丰富(所以电价便宜);其次,冰岛靠近北极圈,可以利用冰冷的海水或冰冷的空气给矿机降温。想想看,你作为普通草根矿工如何跟这类高级矿工竞争?
  综上所述,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商业“红海”,随着竞争门槛的迅速提升,草根玩家直接被踢出局。所以俺的忠告是:如果你只是一个草根网友,千万不要再参与比特币挖矿啦,肯定是没戏的!
  这里有一篇引申阅读《矿工再遭扒皮,带你看清比特币矿机黑色内幕 @ 新浪科技

★为啥矿机也成为“红海”


  这两年,确实有些人通过销售专门的比特币挖矿设备(矿机)赚到钱。但是随着挖矿市场变成红海,很快得,矿机市场也跟着变成红海。为啥捏?
  首先,刚才提到挖矿的竞争太激烈了,所以矿工对矿机的速度需求不断提高。如果矿机生产商无法做出足够快的矿机,根本没人要。也就是说,制造矿机的门槛被大大提升了。
  其次,很多矿机生产商并不掌握核心技术(矿机的核心就是“计算芯片”)。面对火爆的需求,专用芯片的制造商肯定趁机抬价(甚至缺货)。所以矿机制造商的利润都被芯片制造商给瓜分了。业内比较很有名的 Avalon(阿瓦隆)芯片制造商狠狠赚了一票。关于矿机制造商的囧镜,这里有篇报道:《比特币“挖掘机”中国生意破产 供应商遭追债 @ 腾讯科技
  那么,芯片制造商是否能稳定地赚钱捏?其实也未必。你看才短短2年,挖矿芯片已经换了4代。所以现在能赚钱的芯片公司,半年后能否继续赚钱都很难说。据说半导体行业的很多牛人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在2014年大干一场。到时候肯定又是一番激烈的军备竞赛(洋文报道在“这里”)。

★哪些人能够从比特币上【长久地】赚到钱


  最近看到新闻:李嘉诚投资了一家提供比特币支付的公司——BitPay。李超人不愧是“超人”,他就不会像前面提到的那些人,一头扎进红海里面。他投资的这家公司,假设今后能够成长为比特币市场的 PayPal,那李嘉诚作为投资方显然就可以长久地赚到钱。再比如,某些比特币的交易平台,如果能够做大,也可以长久地赚到钱?
  大伙儿不妨思考一下,为啥这几类公司可以【长久地】赚到钱?有空的话,俺再单独写一篇,分析其中的原因。


from 编程随想的博客 http://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13/12/gold-rush-vs-bitcoin-fever.html

唯色:简介中国人权律师为藏人维权案例(二)

图1为噶玛噶举祖寺,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嘎玛乡的嘎玛寺。
图2为嘎玛寺一百多位学经班僧人,现大多数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图中第一排的两位堪布被捕被判刑。

简介中国人权律师为藏人维权案例(二)

文/唯色

在上期节目,我简要介绍了中国人权律师为受到不公正司法对待的藏人行使律师权利的事例。这里要说的是两年来围绕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著名的噶举祖寺——嘎玛寺所发生的人权、宗教灾难,以及人权律师的努力。

2011年10月26日凌晨,昌都县嘎玛乡的乡政府发生了爆炸。当局锁定是嘎玛寺僧人所为。事实上其缘由是,当地官员欺负百姓和寺院由来已久,结下矛盾。驻寺工作组的进驻令寺院和乡村恐惧。寺院学经班上百僧人,都是村民孩子,年纪在10-20岁之间,而当局政策是18岁以下不能为僧,否则予以驱逐。出于对诸多压迫的不满,约有十个小僧人将寺院用于修筑房子剩下的土炸药,扔到了乡政府院内,事实上也没有造成什么大的损失,更无人受伤。小僧人们还张贴了几张写有反对这些政策的传单。

但当地官员为了避免被上头追究责任,更为了收获“反分裂”的好处,就将这起轻微事件放大,说成是分裂分子们搞的“恐怖爆炸案”,自此嘎玛寺蒙受灭顶之灾。寺院被军警包围,所有僧人被拍照、抽血、采集手印、留下笔迹。约有七十多名僧人一度被拘捕,几十名僧人出于恐惧而占卜离寺。当地数十名村民也遭刑讯逼供。

2011年11月底,嘎玛寺堪布洛珠绕桑、堪布朗森斯朗与嘎玛寺诵经师顿珠江村在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的闭关修行山洞避难时相继被捕,被关押在昌都县公安局看守所,当局定罪“分裂国家”。

为此41岁的嘎玛乡村民、原嘎玛寺僧人丁増朋措,于2012年12月1日在嘎玛乡政府前自焚,高喊“我的上师和噶玛寺堪布都被捕了,我无法忍受”。 他留下的四份遗书中写到:“面对继承和弘扬纯正无误的藏传佛教之噶玛寺堪布洛珠绕桑、朗森斯朗和全体僧侣遭受抓捕、殴打——我宁愿为我们噶玛寺的堪布和僧侣们的痛苦去赴死。”

嘎玛寺原有两百多名僧人,却有104位僧人被驻寺工作组以“无证僧人”为由驱逐出寺,强迫还俗务农,目前只剩下124名僧人。驻寺工作组有10-12名藏汉干部,寺院附近有四、五十名军警,将嘎玛寺变成了一座不是监狱的监狱。

2013年1-5月,重庆律师唐天昊、西宁律师程斌、成都律师冉彤,接受家属委托,为嘎玛寺三位僧人——洛珠绕桑、朗森斯朗与顿珠江村——担任辩护律师。时值高原严寒的冬季,在交通不便、海拔过高的情况下,三位律师多次远赴昌都。经他们的艰难努力,三位僧人从“分裂国家”罪改为“窝藏罪”,获刑两年半,律师们认为“窝藏罪”属“谬论”,不成立,应无罪释放,但当局决不再改。

近日被捕的囊谦堪布尕玛才旺。
另外,昌都县面达乡祖雅寺也是一座噶举寺院,2012年3月10日两位负责人江央益西和珠觉被捕。原因一是被怀疑于藏历新年前,在乡上张贴“不过新年”的传单,并对嘎玛寺遭迫害表示抗议;二是藏历新年间举办法会,既为尊者达赖喇嘛祈愿永久住世,还为几年来自焚的藏人祈祷。两位僧人原本定罪“涉嫌分裂国家”,经人权律师唐天昊、梁晓军律师的努力,于2013年6月获得释放。

然而目前,连续又有多位在外避难的嘎玛寺僧人被捕。甚至,与昌都县相邻的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噶举寺院公雅寺德高望重的堪布尕玛才旺,于2013年12月6日在成都被昌都地区的公安跨省逮捕,并被带往昌都关押,据悉被昌都当局认为与嘎玛寺诸事件有关。也因此,堪布尕玛才旺等受难藏僧迫切需要得到人权律师的法律援助。

2013年12月25日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唯色:简介中国人权律师为藏人维权案例(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12/blog-post_29.html

呼吁关注噶玛寺僧侣被捕、逃难的处境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11/blog-post_12.html

面临灭顶之灾的又一座寺院——噶玛寺(附图)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11/blog-post_13.html

自焚藏人丁増平措四份遗书现世,自焚藏人曲培和卡央照片公布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12/blog-post_14.html

仁增旺姆:藏区镇压记录(转)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3/blog-post_15.html

昌都:五星红旗插满寺院与乡村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6/blog-post_14.html

from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12/blog-post_31.html

Monday 30 December 2013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攀升到17万9千亿人民币

中国国家审计署星期一宣布,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在今年6月底攀升到17万9千亿元人民币,比将近3年前统计的数字猛增百分之67。

根据中国国家审计署上一次的数字,截止2010年底,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是10万7千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地方政府不可以直接从银行借款,它们的债务主要是通过建立一些金融实体并且由这些实体借款进行某些基建项目而累积起来的。政府的债务也包括对一些项目的担保。

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中国政府的总体债务是30万3千亿元人民币,占GDP 百分之53.3 仍然处于国际公认的百分之60 的警戒线以下。

一些经济分析人士担心,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情况下债务迅速增长,可能导致坏账增加,进而冲击大的国有银行。

国家审计署还说,地方政府的债务处于可控的范围内。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也说,地方债务仍然处于安全的水平。

不过,美林证券公司的经济师陆挺在研究报告中说,中国没有处于债务危机的边缘,特别是如果新领导人采取果断措施来制止杠杆率上升的话。

但是,国家审计署在报告中指出,地方政府债务增加过快,而且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

from 美国之音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ina-local-government-20131230/1820431.html

《末世列車》:只有望向窗外的人才敢擁抱春天



《末世列車》(Snowpiercer)是一部熟口熟面的反烏托邦電影:末日、獨裁、洗腦、革命……所以結局基本上你能猜得到。它有很多的符號和寓 意,最適合我這種故作高深的人觀看,當然它也有所有反烏托邦電影的硬傷,裡面的人物總是刻板和平面的,甚至只是模糊的毫無性格的一個群體。該片更把整個社 會濃縮於一列火車裡,這個缺點也就更加被放大,比如學生就在學生車廂上課,你不知道他們睡在哪裡,除了讀書還有甚麼生活(而且他們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泡吧的人也總是在泡吧,他們也沒有其他的容身之所……對了,反派還總是有個打不死的特工。但既然把故事安排在一個封閉而狹小的空間裡進行,這些也就無可避 免了。

本片的導演頗愛通過反差去經營場面,印象深刻的有兩場,而且是非常相似的兩場戲:一場是革命軍與政府軍正在血拼得激烈時,突然有人宣布新年到來,兩 邊都停下來慶祝新年;另一場是在學生車廂時,老師和學生雖然都在唱著腦殘歌,卻畢竟是一片祥和的,但是那位已經懷孕的老師就突然掏出機槍掃射起來。雖然這 類型的反差也是熟口熟面,但還是有點小意外。

末日之後總是獨裁

電影《2012》裡,人類登上方舟,逃過一劫,倖存的人紛紛走上甲板,歡天喜地,他們不僅沒有為那些剛剛死去的人悲傷,也更加沒有為未來設想下該如何生存下去。但我總是在想,登上方舟後,空間和資源都變得極其有限,人類社會如何再持續運作下去?

當然也有很多電影已經告訴了你答案--正如分手總在雨天,末日之後也總是獨裁。這倒是很容易可以理解的,在控制資源的少數人眼中,階級流動不適合社 會的長久運作,獨裁就成為他們心目中最有效利用資源的方式,用「末世列車」老大Wilford的話來說,就是各安其位--最底層的人也有其功用,因為他們 是主要勞動力,所以就算資源緊缺,也不能把他們都殺掉,但同時又不能容許他們不斷繁殖,出現過剩的勞動力空耗資源,所以維持統治的關鍵就是控制底層人的數 目。在《進擊的巨人》裡,一群生產能力有限的老弱病患就被送去大荒野,任由他們餓死;在《末世列車》裡,就由統治者故意製造革命,通過內部的互相殘殺來恢 復「合理」的人口比例,就如《Matrix》裡的重啟一樣,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執行一次。對,《末世列車》如此熟口熟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設定跟 《Matrix》是那麼地相似。

列車就是系統

末世列車又和過往看過的許多末日世界不一樣,末世列車的引擎是永動機,完全不需要底層的勞動力去生產任何東西的,統治者大可以把他們統統都殺掉,但 電影又想了一個方法去肯定底層的必要--那就是永動機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更換零件,而且只有身高在某個範圍內的小孩才能做到--雖然這個設定看起來還是有點 勉強。

在末世列車上,獨裁者Wilford通過散播永動引擎的崇拜來催眠民眾,以達成他的統治。永動引擎是科技的終極夢想,就和共產是人類社會的終極型態 一樣,人人都歌頌它維護它,卻只有進入過頭卡車的人見過它的模樣(共產主義社會則連馬克思自己也沒見過)。Wildford知道自己最偉大的發明不是永動 機本身,而是列車整個系統。這個獨裁者並不認為自己是不可取代的,他願意底層出生的革命者去接替他繼續維護系統。

革命隊伍的領袖Curtis一度被Wilford說出來的理念所迷惑,甚至為系統的強大所屈服。革命前他沒有想好推翻統治者之後要怎麼辦,他只想著 革命一事。當所有人只在系統裡考慮問題的時候,那位韓國人才是真正的智者,他設計了列車上所有的門鎖和保安系統,把人們困於永遠在奔馳的列車裡,困在每一 節車廂裡,但也只有他想到把列車、把這個系統炸一個缺口才是真正的出路--列車每次經過那座象徵一年逝去的大橋時,他都會觀察窗外雪地的變化,他知道雪就 快要融化了。

(片末,看到北極熊出現時,我是為兩位倖存的小孩擔心的。那熊看上去好久沒吃肉了……)


from 公牛擠奶 http://www.rapbull.net/posts/3839

上帝已死:The Walking Dead的道德觀




也 不知道是為甚麼,在香港算是龐大的英美劇迷群中,要找到喜歡「Sherlock」﹑「The Americans」﹑「Newsroom」﹑或「House of Cards」的劇迷都不算難,唯是在美國紅得發紫的喪屍劇種「The Walking Dead」,在香港的觀眾卻相對不算多。十二月初看過The Walking Dead的第四季季中大結局(mid-season finale),卻一直捨不得把影片刪除。偶爾想起,就打開重看,迷失在一片鮮明殷紅的血背後的陰鬱之中。背景那片焦土與蠻荒,魑魅魍魉行走如煉獄的世 界,對比人在拆毀與重建中的無力與絕望,重拾希望後又反覆被推翻的虛妄,突然都變得毫不可怕。

微型人類社會進化史

聽過不少人說:The Walking Dead不過是一部由美漫改編的無腦喪屍劇而已。何時流行與深沉﹑認真且耐看的文化,變得如此割裂,使得「喪屍劇」會讓一般英美劇迷一聽就耍手擰頭沒興趣看下去呢?

事 實是,TWD播映至第四季,已隱隱約約是一部人類社會進化史:從第一季與遍地天敵(受病毒感染的人類)的蠻荒拉鋸對抗,初識在新環境中生存,發展至第二季 部落形成﹑獨裁的部族領袖出現(主角Rick的「Ricktocracy」),第三季一行人找到廢棄監獄作為長期落腳地,暗喻「國家」概念形成,而且如同 《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作者﹑東亞研究學者Benedict Anderson所言,現代國家之興起全賴私產權;而全季其中一個說得最多的字眼正是「supply run」,他們以此形容外出尋找物資返監獄的旅途。而且他們與另一個「國家」「Woodbury」(值得一提,Woodbury的反派領袖綽號是「The Governor」,濃濃的現代政治味道)也發生了一場戰爭。第四季展現了相當明顯的現代性:他們開始從事畜牧農耕。記得著名科普書作者Jared Diamond在著作「The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大崩壞》」)的一開首,就論及是農業帶來了全球病毒傳播;雖然脈絡絕不相同,但這季上半部其中一條主線正是致命的傳染病,現代社會其 中一個特徵。

此外監獄社群已發展了類近民主的政體,但這一季之底蘊,還是對於宗教信仰的懷疑,還有在半季大結局中對於舊世界道德的重擊。 尼采說「太初有荒謬,荒謬即神,神乃荒謬」--這一句很適合概括第四季上半部所隱隱包含的哲學。

上帝在新世界當中的位置

全 劇分明地提到「神」的時候不多,但這只不過是編劇故意含蓄的高明。「神」所代表的,屬於舊有世界的,有「在上者」計較﹑審判與懲罰罪惡的道德觀,仍然高懸 在這片已然崩解的世界的頭上,而TWD當中的歷史進程,與現實世界中的社會進化史一樣:我們最終必會懷疑神的存在。Robert Wright在《神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God)裡闡述人類文明在甚麼時候開始會有神靈崇拜,講及原始社會社群太小,透明得幾乎無秘密可言,於是為善作惡皆會有其他人洞悉並給予懲罰或逐出社群 外,作惡代價太高,不需要任何更高者(higher being)從天而降的道德觀。開始有「神」,是因為社群複雜化,當對錯善惡不再一目了然,我們就開始需要宗教的恫嚇力來維持一定秩序了。從文化演變的角 度看,上帝會隨社會組織與規範的轉移而不住流變,而不是如同某些人所相信,是自有永有,永恆而靜止的。

於是在The Walking Dead中,隨著舊有的「文明社會」消失殆盡,生存的規則被重新劃定,世界﹑國家﹑城市與家庭歸於無有,而人與人之間需要用全新的方式連結之時,「上帝」 連同舊的道德觀急速瓦解,殺人在第一季依然是罪惡,在第二季開始逐漸成了為生存可以接受的手段。四季以來,在劇集來去十多人的主要團體中,總是有一位老人 代表著道德的聲音,死守在過去的文明中的價值,第一季有Dale,他死後就由老獸醫Hershel取代了他「智慧老人」的位置。

道德的崩塌與歷史的輪迴

第 四季前半部幾乎是一片無明,那是因為Hershel所堅持的價值在細碎之間逐漸崩潰,然而卻未及重建,劇集的虛無感是前所未有的重。Hershel是醫 者,冒著生命的危險照顧監獄內被隔離的病患,卻終歸敵不過這個世界的殘酷。那一集近末,只見他在死傷枕藉的隔離監倉裡,嘗試雙手合什禱告,未幾卻崩潰而泣 不成聲,能向他那全能上帝交代的,只有滿腔悲憤與迷惑。一場肆虐整個監獄的瘟疫,使這位慈祥﹑良善的老人終於得見現實世界的一片焦土,得見他得以生存至今 背後的血河,再也無法向上帝尋求人間的救贖。最最無奈之事,是這一場戲瓦解了他的價值觀以後,卻沒有建立新世界的道德規則,於是一片荒土成了人食人的叢 林。我們所見的,第四季The Walking Dead的世界,是一個無間地獄。那甚至不是煉獄,這個世界並沒有對罪惡的洗滌,只有不斷的醒覺,不斷的崩壞,直至一切成為了無法重新撿拾的零碎,而死亡 是唯一的解脫。而Hershel終於明白了,神如果曾經存在,衪已經死了,或已經離棄他們了。從今以後,it's everyone for themselves。

想像這一個情形:此刻你所居的監獄裡出現了某種極致命的流行病毒,在末世裡無藥可醫,現在有兩個人已經證實受感 染,大家都知道他們其實只有死路一條。假如監獄社群裡的其中一人,為了防止病毒繼續散播而殺害了二人,你會否認同這種為了大多數人的好處而犧牲弱勢的行 為?我們在一個完全沒有規則的世界掙扎求存,要否完全拋開作為人的規範,甚至基本道德?主角Rick(Andrew Lincoln飾)的答案是否定的,然而這也是Rick不時軟弱的源頭。

他兩次企圖卸下戎裝,連槍都不踫,甚至不讓十四歲的兒子接近暴 力,那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而已。其實Rick這個角色雖然是主角,但並不是劇集中最受歡迎的角色,最強的戰士似乎也並不是他,不時有劇迷說其實他就算死了 也沒有大不了,反正有另一個近乎全能的角色Daryl。說這是大誤並不為過,The Walking Dead的靈魂,正正是Rick的軟弱與道德的不整全--他就是希臘神話人物西西弗斯的化身。他作為領袖,是諸神對他的懲罰,而千錘百煉以後,這片荒土也 不會給他任何的出路。對比其他人,Rick面對內心掙扎的時候特別多(包括殺死好友Shane之後的內疚和喪妻之後的精神幻覺),有人可能會覺得他麻煩多 多,堅強的Daryl比他更適合成為首領,但他們沒有察覺到的是,唯有這樣的角色,讓「喪屍劇」能夠超越吃內臟爆腦漿的層次。

We've all got jobs to do

第 四季季中結局,不無太倉促交代劇情的缺點,但依然黑暗陰鬱深沉得驚人,叫人看完後糾結不已,像有甚麼梗塞在喉頭,是一種叫喊不出的鬱悶。在此自然不好透露 劇情,但我可以說,結局宣判了上帝已死,而且死得明明白白,死得毫無懸念。之後呢,我不知道之後會怎樣,但似乎點題的一句對白是「we've all got jobs to do」--也許在上帝已死而人間未靖之時,人為了生存下去,只能尋找戰勝虛無的方法,維持自己存在的目的與價值。

波 赫士說歷史的輪回是必然,反倒有理性基礎;尼采的「超人說」無論如何,更像是一種新的宗教,以超越取代了柏拉圖主義的彼岸,但至少是一種不借靠虛幻的「更 高者」的,在內在追尋的宗教。新的問題是如何生存,如何抵抗欲望,如何在瘋狂的世界中保持清明--最終如何攀越一切罪惡而抵及崖岸。而不管是在The Walking Dead的世界,還是我們這個看起來一切正常的世界,我們賴以安慰自己的一句,不都是we've all got jobs to do。


from 期望日出如同期望無盡的路 http://www.sherrychan.net/2013/12/thewalkingdead.html

叶檀:失信、欺诈是债务危机根源

2013/12/24 每日经济新闻

债务崩溃风险大幅上升,一个货币发行量惊人的国度,却禁不起央行暂停逆回购。

金融市场是重症病患,一般药品无法起稳回暖。面对节节高起的市场利率,1220日,央行发表声明表示,已连续三天通过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累计向市场注入超过3000亿元流动性。但这没有缓解银行巨大的资金压力,1223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全面飙升,7天期上涨118.9个基点,至8.843%;两周期上涨124.3个基点,到8.24%,均创下年内次新高,仅次于钱荒到火烧眉毛的6月。

大量发行货币却制造出钱荒,说明银行投入大部分信贷项目质量堪忧,信用与风险评价体系错位,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营。

中国是高负债国家,以高负债高投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虽然审计署至今尚未公布最新的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结果,中国社科院等研究部门不断推测资产负债表,情况不容乐观。1223日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中国债务位居全球前列,无论政府、企业债务均达到高位。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加总债务接近28万亿元,占当年GDP53%,其中地方债务19.94万亿元。企业部门杠杆率已经达到113%,超过OECD国家90%的阈值,在所有统计国家中高居榜首。将非金融企业、居民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债务加总,全社会的债务规模达到111.6万亿元,占当年GDP215%。可以追赶去年日本247%的负债率。

高负债国家爆发危机,根本原因是资产质量差,负债打水漂。大量资金投入,银行换来的资产是过剩的产能,甚至是环境危机等负资产。究其原因,中国的信用创造是非市场的,充满了行政色彩,充满了短期欺诈等投机色彩。

前者以地方平台债、国企债务为代表,金融机构不断向地方平台注资,无外乎政府拥有最终的信用背书,掌握着土地、煤炭等资源,万一出现风吹草动可以向市场出售资产填补银行窟窿。

其中酝酿着不可测的金融风险,地方投资项目如鄂尔多斯房地产一样成为无人问津不值钱的资产,政府投资平台不可能有力量偿还银行贷款。政府号召银行向光伏等银行大量贷款,最终无锡尚德的债权方获得的清债比例约为本金的32%左右,这与国资投资者金融危机前投资希腊债券的损失相当。

表面上看,地方政府以土地、煤炭、有色金属等资产进行抵押,当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当地房地产与民间借贷链条一起崩盘 时,土地与煤炭等资产的价格同步一落千丈。事实上,资产价格的上涨是释放货币的结果,或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政府继续释放货币将爆发通胀危机,如果政 府主导的投资效率低到损害财富,政府的信用会声誉扫地,一文不值。文革末期、大型银行注资上市之时,政府的信用已经出现过危机,靠经济发展、证券市场的发 展解决了难题,但市场信用症结并未因此解决,走到今天并不意外。

以政府信用作为市场信用的替代品,当政府信用不在时,满盘皆输。没有局部风险的释放,一旦出现风险就是不可逆的整体 性风险。市场普遍存在的误解就是,国企、地方融资平台就是政府信用,只有政府直接插手信用市场、直接把银行当作钱袋主导资金配置时,才会出现政府信用等同 于市场信用的情况,而在法治市场,无论是德国还是新加坡,政府只能维护游戏规则,而不可能直接进入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国企只是诸多企业中的一种形式,不可 能高居于其他企业形式之上。

与政府信用相对的是,市场信用的泡沫化,无论是钢贸贷还是涉煤信托,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金融市场欺诈者横行,7000万嫁女的煤老板一年后曝光负债300亿,资不抵债,欺诈肆无忌惮,市场化融资成为内部人串同在一起的庞氏骗局。

如果信用体制不能建立,如果无信者不能受到严厉的惩罚,金融市场化将是一场庞氏骗局的巨大灾难。目前债务危机之所以 没有泛滥燎原,是因为居民储蓄,是因为居民没有大规模融资进行股票、房地产交易,如果市场上都是高利贷房产投资,都是昌九生化式的融资交易,市场已经发生 灾难。

信用与收益,是健康金融市场的基础,当实体经济扭曲到既无信用又无收益时,就不可能有健康的金融。


from 叶檀的博客 http://yetanblog.blog.163.com/blog/static/756697402013112451722801

何清涟:悼毛狂热中的两类荒诞出场者

中共九常委朝拜毛纪念堂,将本轮悼毛活动推至狂热状态,其中有两类角色的出场堪称荒诞,即企业家与贪官表达对毛的热爱。这类发言,可算是为“自欺欺人”这条中国成语做了生动注解。

*自欺之尤:企业家怀念毛泽东*

这次怀念毛活动中,“跟着毛泽东学管理”这类文章不少。且不说毛泽东一生最不擅长的就是经济管理。就以毛对社会的管理而言,也就是将社会当作一张“普鲁特 克斯之床”,人当作标准化产品,都要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不符合其思想标准的人,重则被当作“反革命”清除掉,轻则送去“思想改造”。

毛对资本家深恶痛绝,对原有的资本家们是“限制利用改造”三步走,时机成熟后一脚踢开。对“新生资产阶级”更是高度警惕,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本来也算是 “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家族成员,但到了文革中的“批林批孔”阶段,毛忽发奇想,列宁《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中那句“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 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被毛挖掘出来, 指示张春桥等写文章批判,并认为当时“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个问题 不搞清楚,就变修正主义”。结果是再度兴起“割资本主义尾巴”风,部分激进的农村地区,连农村集市都一度取缔。城市中,则是消灭一切个体经营活动,连修鞋 的都成了“将变成资产阶级”的小生产者。我的家乡有位刘姓知青因雇了一个人与他一道编滤河沙的溜筛,被当成办“地下黑工厂”的“投机倒把分子”抓捕,瘐死 狱中。

允许个体户出现,是中国经济改革后实施的首项德政,理由是可以作为解决城市就业的权宜之计。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还煞有介事地搬出马克思经典,证明只有雇工八个以上才算资本家,八个以下且自己也参加劳动的雇主不算剥削。

因此,就算是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头目、“贫下中农代表”、生产队长、工宣队员们的人全都加入毛左队伍,成天在虚构毛时代神话自欺欺人,中国的企业家也没资 格加入这支队伍。因为私营企业与毛泽东的关系,是有毛就无私企的关系。私企业主抱怨中国百姓的仇富心理,却忘记源头就是毛泽东时代灌输给中国人的剥削有罪 论。如果毛泽东从水晶棺里爬出来重新登位,按他那“穷则革命富则修”的奇特想法,要杀要整的人,首先就是这些成天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私营业主。

*毛时代的“走后门”是今天关系学的源起*

这轮缅怀毛泽东的大合唱中,一篇奇文横空出世,“为何连腐败分子也在怀念毛泽东?”作者汪华斌。遍查网络,没见任何贪官亲笔撰文与实名口述表达悔意,只能说这是汪某人出奇招再造“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的神话。

汪的说法是:这位贪官认为,“自己在毛泽东时代的环境下肯定不会腐败;正因为如此,所以自己还是真心诚意怀念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时代的环境起码不用提心吊 胆”,然后汪某开始发挥:“我一直以为改革开放中的既得利益者是不会怀念毛泽东的;谁知人家成了腐败分子却还是怀念毛泽东,从而可见毛泽东的伟大”。

经历过文革的人,再健忘也会记住当时流行的“走后门”这个词。这是中国关系学的最原始词汇。当时的涵盖范围无所不包:小到物质供给上的“走后门”,在肉、 粮、油、蛋、布都定量供给的情况下,认识这些商业部门的售货员,可以买到质量好点的食品,买布时量尺寸时手松一点可以多出两三寸。或者事先得到信息,某天 某商店可能会拿出几只热水瓶公开卖,可去柜台商店等候。医生开个肝炎病证明,就可以买到一斤白糖。这些事情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主导中国人喜怒 哀乐的生活大事。

二是大事情上的“走后门”,即安排子女就业,包括招工、招生、招干(以工代干,正式转干等)。到了70年代,50年代出生的青年数千万,上至高干家庭,下 至普通平民,大多数家庭都有子女需要就业,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权的当然是通过关系打招呼,所谓“基层推荐”就是走形式,与我一道修铁路的干部 子弟都是这样“走后门”被“推荐”上大学中专的;没权但有点经济实力的,就找门道送礼,比如名酒(称手榴弹)、礼包(称炸药包),手表等礼品。虽然只是百 元级,但已经是一个城市职工几个月的工资,在家无余钱的毛时代,百元级礼物的含金权重很大。邵阳市知青办主任刘某人在70年代中期落马,就是因为他利用知 青可办因病返城这一点职权,收受男知青的礼物,强奸女知青。邵阳市当局专门为其办了一个展览,我去看过,展览品当中,包括数千元现金,40多只手表(当时 手表要票证,不易买到),一百多瓶酒,毛哔叽、灯芯绒等类衣料上百件。这在当时已经是罕见的财富了。

这里不得不提一件文革旧事。送子弟参军与读大学,文革时期在中共高干、尤其是在军队高干中非常流行。叶剑英就曾送身边工作人员20多人到护校、军医大、 国防大学等上学。江青抓住这点“反资产阶级法权”,向毛告状说叶喜欢走后门送人上学。为此,叶被迫向毛写了一封“检讨”。毛在给叶的复信中说(1974 年):“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

毛为什么要帮叶的“走后门”辩护呢?很简单,毛自己就喜欢做同样的事情,据毛后来向唐闻生、王海容解释:“走后门的人……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 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指谢静宜)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请注意毛给叶的复信中那句“走后门”者“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
  
*毛左应申办“红色特区”玩过家家*

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本来就是毛左意淫出来的神话。事实上,毛时代就有腐败,只不过时代不同,中共政府管控资源的方式不同,毛时代的腐败形式也有所不同。 我曾说过,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官员手中有权力与资源却没有市场,这些资源不能变现为金钱,只能表现为多吃多占、住好一点的房子,为子女安排相对优越的就业 机会。改革以后,政府官员掌握的权力与资源依旧,但有了“市场”,官员手中的权力与资源就可以通过“市场”变现为金钱,其家属子弟与各种关系网络中人就成 了帮助官员将权力变现的重要合伙人,对外开放也使得官员可以大量藏金于海外。更重要的是,文革时期资讯严格受控,即使官员有腐败行为,也多是以耳语的方式 (即“小道消息”)流传;现在不同了,互联网时代,再加上不完全受控制的外媒,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了质的变革,官员的腐败不可能完全成为“秘闻”,曝光的 可能性相对大多了。

形形色色的毛左们通过文字想象,终于将一个不允许任何私人资本存在、大小干部利用权力“走后门”成风的毛时代塑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其实,他 们想回到这一“黄金时代”也容易,中国已有一个红色亿元村南街村,再办个“红色特区”也无妨。建议毛左提出申请,习总书记俯允其请,将最热爱毛的韶山设为 红色特区,怀念毛的私营业主可在那里投资赞襄,实践毛泽东的管理思想,热爱毛的所有人可以在那里成天唱红歌、颂毛语录、吟毛诗,想回复毛时代的哪段时光就 回哪段,杀反革命反右开批斗会都成,只是别拉扯上全国人民。
from 美国之音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31230/1820435.html

練乙錚: 闖軍營之少年Pi.霧V霾.毛澤東120




「香港人優先」四子上周闖入解放軍中環軍營,令筆者想起電影《少年Pi》中的少年Pi伸手招惹老虎、被父親喝止之後的那轟然一幕。電影特別是該片段的寓意深而且廣,抽象繼承之後還可用於今天的港人與駐軍之間的關係。

一、解放軍營裏的少年Pi

「港人優先」這個原則,無疑適合高度自治的香港,更應該是北京構思「特別行政區」時的原意,否則「特別行政區」特在何處?這個原則,也是唯一合理的「香港人」定義的核心部分:「無論什麼人什麼時候來到香港、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只要認同香港核心價值、認同港人優先,就是香港人」。在這個大原則之下,可以有政見不同、持不同旅行護照的「香港人」。

以「港人優先」原則觀照政府計劃將中環新海濱3000平方公尺休憩用地改為駐港解放軍軍事用地及興建軍用碼頭,這個計劃便顯得不合理。對港人而言,該片寸土尺金的海旁地能為香港帶來的經濟效用累積價值何止以億計;但是,對解放軍的保家衛國目的而言,價值卻是一個負數。

在香港水域及周邊備戰作戰的解放軍軍艦需要補給,最好的基地應該是一些離島或港九邊皮偏遠之處,如大嶼山石澳及以南一帶海岸、蒲台島東及南部、塔門東部 等;指揮這些戰艦的中樞,亦應該建在補給基地附近。萬一戰爭發生,外敵襲擊這些戰艦或指揮中心之時,不會危及人煙稠密的居民點或重要的金融業、商貿業中心 (除非是準備打「人民戰爭」,利用人民作掩護)。這是常識。

如果看看世界各國的軍事基地,便知絕對不會在市中心選址。美國夏威夷珍珠港如是,俄國遠東艦隊海參崴基地如是,中國三亞海軍基地更如是。英港殖民時期的金 鐘並非人煙之地,後來各國軍艦繼續停泊該處,乃是為了水軍官兵易於接近成行成市的「慰安」場所,而非什麼軍事戰略原因。難道今天的解放軍水兵也有那個需 要?

因此,港人質疑解放軍佔領中環,確有道理:不僅因為駐軍會破壞用地的龐大經濟效用,更會導致戰時大量平民生命損失。不過,要說服中央軍委、指出其乏理,筆 者不贊成對駐軍行使「公民抗命」。四子闖軍營的行為的確「夠薑」,九成九反對解放軍佔領中環的港人包括筆者在內,也怕無此勇氣;但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對人 民開過殺戒的解放軍不是好惹的。就算真的已如四子所願,是次闖軍營成功消除了「港人的解放軍心魔」,也不宜重複實踐。筆者說過,釣魚列島不是國人的核心利 益;同樣,中環3000方公尺地固然有價值,也還不是港人的核心價值,不值得為之損了身體髮膚。

少年Pi的故事教訓我們,老虎屁股真的摸不得。最好的過程,也只能是一種緊張的和平共處;最好的結局,也不過是分道揚鑣。

二、倫敦霧v大陸霾

曾幾何時,大陸官方和海內外愛國派容不下任何外國人士對中國大陸環境污染的負面評論。那些人的論點是,你西方把環境污染得最早最厲害,當今在排碳等方面還 是人均世界第一,卻來對中國指手畫腳、胡說中國的總量世界第一才是問題,用意不過是欲借國際機構訂定污染限額拖中國崛起的後腿,其心可誅,云云。

不過,一年多以來大陸多地區持續反覆出現大面積空氣嚴重污染事件,卻清楚說明,無論是什麼排名排第幾,也無論外國的批評有何居心,大陸為了催谷GDP增長 率而犧牲環境,致令污染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受害者首先是自己的國民。愛國派長期以來在這方面的言論,不僅於事無補,客觀上還替大陸的企業違例污染保 駕護航,助長問題惡化。盲目愛國等於害國,此又一明證。

大陸的污染有多嚴重呢?不少人試圖以之和十八、九世紀西方工業革命前期的狀況相比,多數人認為西方當時嚴重些,有些人的意見則相反;但那樣比較很困難,因 為當時的西方還沒有建立環保意識,各種觀測技術和標準都付之闕如,而且表面上相同的發展階段也有深刻的不同經濟和技術特徵,如汽車的使用等。較可行而有意 義的對比,是當今大陸與英國二次大戰後至1956年《潔淨空氣法》通過之間的那段時間。儘管如此,可直接比較的數據還是不存在的;只能粗略地說,兩國大城 市在這兩個不同時段裏的平均空氣污染程度大致相當。

舉例說,就筆者手頭的不同論文和官方資料顯示,大陸16個大城市在1996-2008年間的PM 10平均數值在0.05-0.16mg/M3(每立方米厘克數)之間【註1】。英國195112月(即「臭」名昭著的「倫敦大霧」The Great London Fog發生整整一年之前)12個大城市的煙粒子平均數值在0.12-0.44mg/M3之間【註2】。乍看,應該說英國的數據更惡劣一些;不過,上述大陸 數據是平均到2008年為止,而近幾年的大氣污染明顯增加了;而且,上述英國數據是12月份的平均值,而12月是當年英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月份。

如果不看數據而對比文字記錄,結論也可能差不多。英文維基「Great Smog of 1952」條利用多個原始資料得出如下描述:「能見度降至幾碼(yard;一碼約等於一公尺),駕車很困難,甚至根本不可能。除了地下鐵,公交完全停頓, 救護車也不能出動。煙霧滲入室內,一些音樂會、電影取消了。」最嚴重的時候,Sadler's Wells正在演出的歌劇《茶花女》停演,火車停駛、機場封閉。

如果大家留意了最近關於大陸各大城市霧霾來襲的描述報道,便知當地情況和上述英國倫敦1952年的最嚴重情況幾乎一模一樣。筆者在網上搜索得的大陸一年來霧霾災害報道中的最低能見度,在江蘇是「不足五米」【註3】;在哈爾濱是不足三米【註4】。

環境污染源於生產決策者不願付出環保代價。本來,強大的政府權力能夠克服這個問題,但大陸六十多年來都沒有善用這個優勢。毛主義時期,因為要證明社會主義 經濟優於資本主義,不惜採用「竭澤而漁」的生產方式,結果對環境作出前所未有的破壞,卻同時證明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拙劣性。毛主義失敗之後,環境污染借「市 場失靈」繼續肆虐。三十年來,政府公權力不曾認真用作解決「市場失靈」而大量虛耗在其他方面,黨政官員卻因為GDP增長率在「縣際競爭」、「鄉際競爭」等 現實之下成為升遷的標尺而忽視環保。不同階段的不同性質錯誤,終於造成今天環境污染超英趕美的困難局面。

三、習近平說對了

上周四是毛澤東120冥壽,大陸官媒配合黨領導熱炒各類有關的紀念活動。習近平的講話,除了輕描淡寫例牌提到毛氏「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走過彎路, 他在晚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中心思想卻是頌讚毛的功業永垂不朽、否定它就是否定共產黨,調子如同北方鄰國的勞動黨最近用以歌頌金仔的時 代曲《沒有他我們無法活》。的確,政統一脈相承,沒有當年的毛,就沒有今天的習;全盤徹底否定毛,中共即無以為仗。此乃今天中國人的最廣泛共識。

所謂毛主義,就是馬列斯大林主義加上在毛氏手裏衍生出的政策實踐和理論發展。

毛的政策實踐很多,包括:一面倒親蘇、打韓戰、鬥地主、鬥資本家、城市社會主義改造、反右、鬥知識分子、農村公社化、大躍進、大煉鋼、上山下鄉、教育革 命,等等;換句話說,即是「前三十年」裏所有的、後來已經放棄的重大政策,亦即習近平所說的「彎路」。這條「彎路」,完整包含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觀念和社 會主義綱領。

毛對馬列斯大林主義的理論發展,則只有一個,就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論述。此即「放手發動群眾,打倒黨內資產階級當權派、杜絕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每若干年就要進行一次」;亦即習近平說的「嚴重錯誤」。

若把上述毛的政策實踐和理論提升從毛主義裏剔除,剩下的,其實就是「既沒有毛澤東、也沒有馬克思的列寧斯大林主義」。這個東西,說白了,就是口喊社會主義 愛國口號(斯大林發明)的個人獨裁政黨(列寧發明)的專政。若把這個以愛國為表、專政為裏的二元組合也否定,中共真的完蛋。

習近平說的沒錯。 不過,海內外的毛左並不領情。「烏有之鄉」被封之後,部分落難骨幹跑到美國,並以鹽湖城猶他大學經濟系為據點成立網站「紅色中國網」;此網最近貼出的悼毛 短文〈習近平不做李自成,難道要做吳三桂?〉,把習閹割毛主義的要害逐點指出,邏輯和分析確有相當水平,大家有空不妨一讀【註5】。無疑,在今天的中國大 陸,「毛澤東」三字的主要作用在於提供政權某程度的延續合法性以及「有效專政」的手段和「理論根據」,其餘則不過是統治階級賴以欺騙人民的一尊政治圖騰。

氣短集.之二十二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復旦大學闞海東教授等的論文,刊在2012417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快捷版見
http://aje.oxfordjournals.org/co ... aje.kwr425.full.pdf,網上免費閱讀。闞是世衛組織大氣污染工作組唯一中國專家。
【註2】見倫敦官方文件50 Years Onthe struggle for air quality in London since the great smog of December 1952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2002 6頁;
http://legacy.london.gov.uk/mayo ... ocs/50_years_on.pdf
【註3】《中國新聞網》今年127日新聞〈能見度不足5米 男子借霧霾將女網友拖至野外强姦〉
http://www.chinanews.com/fz/2013/12-17/5628259.shtml
【註4】《新華網》今年1023日新聞〈持續霧霾困擾哈爾濱 部分地區能見度不足3米〉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3-10/23/c_125582088.htm
【註5】見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5008


from Just Getting By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3/12/piv120.html

南方朔: 台灣募不到兵的募兵制!




當今世界各國在兵役制度上,有徵兵制和募兵制兩種。徵兵制適用於軍事安全有威脅的國家,它必須兵力充足,甚至全民皆兵始足以應付挑戰,以色列和韓國都是徵兵制的代表,男子只要成年就會被徵召服兵役;其他多數國家則採自願被國家召募而當職業軍人的制度。

以前,台海軍事對峙,而中共軍力強大,台灣隨時暴露在軍事威脅下,因而採徵兵制,男子只要及齡就必須當兵。這種徵兵制的好處是台灣兵源固定,可以維持住軍隊的基本規模,但其缺點極多﹕

(一)近年來兩岸只是對峙而無戰爭,因此當兵除了例行的操練外,無事可做,只是在浪費時間,因此許多有辦法的人就想盡辦法逃避兵役,例如送小孩出國、製造不適合服兵役的病歷等。

(二)當兵的人把當兵視為浪費生命,因而當兵期間只是「數饅頭過日子」,於是士氣不高,軍紀散漫。

(三)近代的軍備日益科技化,從操作到保養維修,都需要專業的長期訓練,徵兵制所徵來的兵,當個簡單的陸軍士兵或許還可以;但要當技術兵種則完全不行,若要將他們訓練,等到訓練完成,他們差不多就到了役滿退伍的時候。這乃是近年來台灣軍隊老出意外、打靶不準、老摔飛機的主因。

也正因此,最近十幾年,早已有人主張台灣應將徵兵制改為募兵制,使軍人職業化。問題是,要採行募兵制,必須有其條件,軍人的薪水和福利必須要好,才有誘因;當軍人必須讓人覺得有前途,年輕人才願成為職業軍人。台灣的馬政府於20121月通過「募兵實施計劃」,宣布從2014年年底實施募兵制,過去兩年乃是預備期,但因士兵的招募完全達不到預期目標,已決定將實施的日期延後,從2014年推遲到2016年。但延後又如何?12月中旬,台灣的立法委員根據他們取得的國防部資料,發現到截至11月底,2013年台灣的募兵效果真是慘不忍睹。例如裝甲兵計劃招募1077人,募到的只有41人;陸軍步兵計劃要募3163人,只募到501人;至於前線的東引指揮部計劃285人,只募到11人。全部募兵目標在2013年為28,531人,只募到8603人,連30%都不到。台灣的部隊大概需要21萬人才符合目標,現在每年募到的連1萬人都不到,照這種情,再幾年後,台灣已無兵可用,軍隊也將軍不成軍。這就是說,台灣的募兵制已完全失敗。

募兵制延後 回復徵兵須獲支持

因此,上個星期,台灣軍隊何去何從已成了社會關切的重點,根據各方的說法,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A)台灣社會普遍對軍人這種職業並不認同。台灣人有覑「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這種價值,許多年輕人縱使失業,也不願去當兵。以前的徵兵是採強制性,大家只好忍耐,從當兵第一天起就等待役滿退伍,現在改為募兵制,多數的人自然不會自願去當職業軍人。

2019年軍隊恐嚴重缺人

B)目前台灣還有8萬多人應當兵而以各種理由拖延,這種人拖久了,已陸續去當了兵,等到2019年只剩7000多人應當兵而未當兵,這也就是說徵兵制的最後兵源到了2019年差不多等於已告結束,根據目前募兵的不順利,到了2019年,台灣的部隊就會嚴重的缺額。

C)近年來台灣的軍中事故不斷,軍人當共諜出賣情報;軍中貪污嚴重,軍中以管教為名將人整死,這些案件都使得人們愈來愈看不起軍人。這可能才是沒有人願意當職業軍人、政府募兵嚴重不足的主因。這也意謂了若要青年自願當職業軍人,軍中一定要大改革,使軍人成為一個被尊敬的職業,但台灣在這方面做得太少。

D)因此,台灣的募兵效果極差,而且幾乎無法改善,立法院和監察院都主張政府直接宣布募兵制失敗,並於2018年正式宣告恢復徵兵制。甚至連主管兵役制度的內政部也認為,若要使台灣有足夠的部隊,一定要恢復徵兵制。只是徵兵制與每一個及齡青年有關,既然已廢止了,現在又要恢復,人民一定會反彈,因此立法委員遂主張,若要恢復徵兵制,可能需要來一次恢復徵兵制的公民投票,如果公投通過,人們才沒有反對的理由,否則台灣一定會為了兵制的變來變去而吵成一團。

不過,由徵兵制改為募兵制,乃是馬英九所做的決定,他為了顏面當然不願意承認募兵制失敗,將兵制改回去,於是只剩唯一的方法。那就是增加軍人待遇,使人們看在薪水的份上而樂於去從軍。事實上,目前台灣軍人的待遇已經很高了,最低的二等兵可以領台幣3萬,士官可以領到4萬,而一個大學畢業生則只有2萬多,而1226日(上星期四),行政院在今年最後一次院會決定,調整募兵的薪水,二等兵和一等兵加4000元,上等兵加3000元,士官加2000元。一個最低的士兵已可領3.5萬元,士官已到4.5萬元;除了加薪外,募兵的總額也由21萬人下修到17.5萬人,甚至不排除最後修到只剩15萬人。

今天的台灣已沒有了敵情意識,因此已無人願意去當軍人,政府也一再下修募兵員額,一旦下修到只剩15萬人,台灣就等於軍不成軍,一旦兩岸關係出現變化,15萬人的軍隊怎麼保障台灣的安全?這才是台灣最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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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激烈,国际银行争相雇佣中国太子党

在一系列深夜发送的电子邮件中,一些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驻香港高管惋惜自己失去了一项赚钱的业务。
摩根大通投资银行的一名高管对同事说,“今天我们把一桩生意输给了DB,因为他们今年夏天聘用了董事长的女儿。”这里使用的是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首字母缩写。
丢 失前述业务是2009年的事情,在此之前,与摩根大通竞争的一些银行还拿到了其他一系列业务,这让摩根大通的高管深感刺痛。金融危机爆发后,华尔街的银行 业务放缓,中国成了最后一个淘金之地。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国有企业利用各家银行发行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摩根大通却在争夺这个商机的 竞争当中进一步落后了。
最后,高管通过电子邮件决定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即采用对手所使用的看似十分有效的策略:雇佣中国执政权贵的子女。
摩根大通的一名高管在2009年的邮件往来中写道,“我赞成实施我们自己的”雇佣策略。
电 子邮件和其他机密文件显示,在随后的数月和数年间,摩根大通加大了所谓“子女”雇佣项目的实施力度,增加了数十名人脉深厚的雇员,并对雇佣这些人与和中国 政府达成商业交易之间的关联进行了跟踪记录。此前未报道的电子邮件和文件——其副本已经《纽约时报》检视——解释了摩根大通加大该雇佣项目力度的动机,并 且表明,是竞争压力导致了摩根大通的许多决定,这些决定正在接受联邦调查。
此外,这些电子邮件提到了其他一些银行,首次让人们看到了问题的 全貌,即其他在中国做生意的华尔街银行也存在成问题的雇佣行为——有些银行雇佣了同样一些拥有家庭背景的雇员。今年春季开始对摩根大通展开贿赂调查以来, 官方已将调查范围扩大到了其他大银行的雇佣政策。此前有报道称,花旗(Citigroup)、瑞信(Credit Suisse)、德意志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都在接受调查。对一些华尔街现职和以往雇员的采访表明,瑞银(UBS)也在接受调查。摩根大通或任何其他银行都没有受到犯罪指控。
然而,前述雇员称,这些调查还是让华尔街提高了警惕。这些人无权公开发表言论。他们说,有些银行已经对人脉深厚的中国应聘者采取了非正式的冻结雇佣政策。
采访显示,此次调查还对摩根大通在中国争取交易的活动产生了冷却效应。由于希望向联邦官员表现出合作态度,该银行已在考虑放弃中国的一些交易,并彻底放弃另一项业务。
前 述撤退行动发生之际,摩根大通已经重新获得了相当一部分中国市场。对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数据的一项分析显示,自2009年加大实施子女项目的力度以来,摩根大通争取业务的成绩在几年之间恢复了生机。2009年,在各家银行当 中,摩根大通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所获业务量排名第13位。到2013年,当其他银行缩减它们在中国的业务时,它已经位列第三。其他数据表明,摩根大通在 2009年所获业务量排名第八,目前则排名第四,尽管它在2011年和2012年失去了部分市场份额。虽然雇员的增加与业务量的增长发生在同一时期,但相 关数据并未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然而,主持摩根大通调查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和布鲁克林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摩根大通是否曾通过提供就业机会的不正当手段获取与中国国企的部分交易。SEC和检察 官最终可能会得出结论,这些雇佣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他们并未就此置评。
正在配合调查的摩根大通也拒绝置评。没有迹象表明摩根大通纽约总部的高管知晓这些雇佣策略。面临SEC调查的其他六家银行也拒绝对调查置评,调查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
经济力量也助长了华尔街银行雇员急速增加的现象。
华盛顿实施金融自由化之时,中国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这样一来,成问题的雇佣政策就有机会逃脱政府审查。过去20年,这种雇佣政策变得十分流行,各银行纷纷争抢拥有最强大政治背景的大学毕业生,亦即中国所谓的太子党。
高盛的雇员花名册中一度包括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只不过雇佣时间不长。而美银美林(Merrill Lynch)的前雇员冯绍东则是一名共产党高官的女婿。
然 而,最近几个月,联邦当局已经对涉嫌以工作机会换取政府业务的华尔街公司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SEC与布鲁克林的检察官已经加强了《反海外腐败法》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项下的执法工作,该法有效禁止美国公司在维系业务的过程中为获得“不当优势”而向外国官员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摩根大通从事了带有“腐 败”意图的行为,那它就违反了1997年颁布的前述法律。
摩根大通提供给联邦当局的邮件里最频繁提到的是德意志银行和高盛,不过,其他一些银行可能也为摩根大通的雇佣行为提供了启发。《纽约时报》查阅了这些邮件。例如,摩根大通和瑞信(Credit Suisse)都与时任总理温家宝的独女经营的咨询公司Fullmark有过业务往来。另一名颇受摩根大通重视的雇员是中国一家国有金融集团董事长的儿子,这名雇员之前曾在花旗集团(Citigroup)和高盛实习。
前述文件和邮件显示,摩根大通驻香港的高管还研究了那些在中国立脚更稳的银行的雇佣行为。摩根大通的一名高管在给同事的一封邮件中写道,“从GS那里学到了经验”,这里指的是高盛的雇佣行为。
摩根大通不只是在中国面临法律纠纷。11月,摩根大通承诺缴付130亿美元(约合789亿元人民币),就出售存在问题的抵押证券一事与一些政府机构达成了和解。
前 述抵押证券协议针对的是该银行在金融危机时期的业务,与此不同,与中国相关的调查针对的是持续到了今年的雇佣行为。摩根大通支付的130亿美元包含与各个 机构达成的民事和解费用,而贿赂调查可能会带来刑事处罚。采访显示,摩根大通驻香港的一些高管已经雇佣了刑事辩护律师。
调查带来的后果还可 能会影响该银行与客户的关系。随着最近几个月调查的不断加强,摩根大通已经退出一项交易,不再为大型国有食品公司中粮集团提供咨询服务。证券备案文件显 示,摩根大通曾在2011年为该公司董事长的女儿提供了短期实习岗位,并于2012年再次提供实习岗位。“我们真的得让她回到公司,”摩根大通驻香港的一 名高管在一封邮件中写道。“她父亲给我打了电话,还发了邮件。”
摩根大通于2006年设立了“子女项目”(Sons and Daughters),目的是确保雇佣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但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数据显示,在此之后,摩根大通的投资银行业务开始失去中国的市场份额。2009年,摩根大通把一桩生意输给了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投资银行驻香港的高管们由此断定,自己的银行需要加强招聘工作。
“我们今年丧失了一个机会,”得知摩根大通败给德意志银行之后,一名高管在邮件中写道。“你们能设立一个有助于我们工作的项目吗?”
投资银行部门尝试开展了一个项目,准备给关系过硬的雇员提供价值7万至10万美元的一年期合约。内部文件称,这个项目或许可以带来“通往商机的清晰门径”。
然而,一些香港高管迫切要求雇佣更多他们所谓的“客户推荐”员工,以便赶上竞争对手。
一名摩根大通员工在2010年发给一名同事的邮件中写道。“我们的此类雇佣行为太少太少,我一直在跟中国团队说这个项目,已经说了一年。”在同一封邮件中,这名员工还写道,“保密,只管把中国重汽二号人物的儿子弄进我的团队。”中国重汽隶属于一家国有汽车公司。
他还写道,“我这儿有位子,还可以雇佣很多这样的员工(高盛雇了25个)。”
唐 小宁(音译)受雇于摩根大通的时候,该银行的加强版雇佣项目取得了明显成功。唐小宁的父亲是金融集团中国光大集团的董事长。这次雇佣发生在2010年, 《纽约时报》曾予报道。雇佣此人之前,该银行一再错过光大集团的业务,其中一项业务由摩根士丹利获得。然而,调研服务公司标普资本智商(S&P Capital IQ)表示,自唐小宁受雇以来,中国光大及其子公司至少三次将业务交给了摩根大通。
为了获得非国有人寿保险公司泰康的一项业务,摩根大通高管也采用了类似的雇佣换交易策略。邮件显示,摩根大通希望获得为泰康首次公开募股提供咨询服务的机会,试图雇佣该公司董事长的侄女。但是,这一次的竞争非常激烈。
摩 根大通的一名银行业务人员在邮件中写道,“因为这次募股规模可观,现有的每一家活跃银行都试图进行游说。”这封邮件不太可能成为联邦调查的重点,因为邮件 涉及的是一家私人公司。高盛集团雇佣了泰康董事长的儿子,并在该公司拥有直接投资。这名银行业务人员写道,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试图接近”该公司董事长的侄女,“以便与我们竞争。”
David Barboza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business/20131230/c30jpmorgan/

中国整顿不良信贷,市场紧张观望

香港——中国的金融体系面临着一个危险:它有可能因为过于庞大而无法救助。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官方银行贷款规模增加了一倍多, 增速是整体经济发展速度的近两倍。但是,更严重的问题似乎来自于一个影子银行系统:大量往往拥有政治背景的公司和个人,以低利率从国家控制的银行借出资 金,然后把它们以高得多的利率转借给那些对贷款几乎饥不择食的民营企业。
现在,为了让银行和经济戒掉对这种冒险做法的瘾,北京已承诺要进行几十年来最彻底的金融改革。决策者上个月在关键性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承诺,市场将起到指导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宣称要放开利率,欢迎跨境投资,控制地方和官僚保护主义。
但是,即便相对温和的政府举措也已经在货币市场引起了动荡;就在本周,中国央行被迫后退,至少是暂时后退,以免让银行系统承受太多压力,防止既得利益者可能出现的愤怒反应,中国这些既得利益者势力强大,已经习惯了以非常低廉的成本获得贷款。
“新 的领导者想要收紧货币政策,让利率上升,这一点从今年6月以来就已经很清楚,三中全会以后尤为明显。”经济研究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驻北京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R. Kroeber)说。“这样做的目的是降低信贷扩张的速度,在过去几年中,这方面存在一点问题。”
中国今年已经两次尝试在市场驱动下大幅提升利率。和6月的一个类似试验一样,上周末和本周初,央行让利率飙升到了难以维持的水平。它没有通过定期的公开市场操作,而是试图用非常规的方法引导货币市场。
手段还包括还在新浪微博上发帖,责成银行“合理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提升流动性管理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新浪微博是中国一个类似Twitter的社交短信息服务。
但与6月一样,这个实验并没有持续多久。周二,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直接向市场注入了新的资金,这时,七天利率已经接近10%,较之前几乎翻了一倍。央行的行动缓解了金融系统的压力,平息了即将出现信贷危机的担忧。但利率仍然高企,银行可能只是把清算的时间推迟了了几个月。
“央行现在采取紧缩措施,它传达的关键信息是去杠杆化,”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大中华区研究总管王志浩(Stephen Green)说。“等到2014年,企业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时,我们就能看到北京是否会做出让步。”
一 个复杂的、监管松散的金融中间人网络已经快速发展起来,他们对中国新的债务大山进行重新包装和转售,把贷款转化为投资产品,从中渔利。这类产品已经在中国 的普通投资者中流行起来,因为它的利率高于储蓄利率。中国政府对储蓄利率设定了上限,以保护国有银行系统不受竞争的冲击。
但监管松散的金融公司可能会构成一种风险较高的商业模式,华尔街2008年发生的事情就是经验教训。而且它们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尤其有威胁;过去三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在放缓。
“这些资金的最终用户将无法赚取足够高的回报来偿还这笔钱和承诺的利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高级研究院余永定说,他曾经是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借贷的链条可能会很长,就像证券化的次级抵押贷款一样。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事实上,央行在现实中进行的压力测试也已经造成了伤害。由于今年6月的信贷收紧之前,市场变得战战兢兢,中国光大银行的两个分支机构出现了65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贷款偿还技术违约。
本月初,光大银行在为其30亿美元规模的H股发行招股时,在监管信息披露公告中解释说,它在企业层面有足够的资金和流动性,“是分支机构未能履行义务,没有偿还短期同业贷款”。不过该​这些款项已经在次日结清。
光大银行称,为应对这一事件,以及应对中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中出现的更大波动,它增加了储备水平,并且“在公司各部门中强调,良好的流动性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中国娇生惯养的银行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不见得就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那种挤兑,也就是储户在银行倒闭前到门口排队取钱。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坐视银行失控倒闭,多年来一直也有报道说,当银行遇到突如其来的取款问题,政府会紧急注资。
更 大的隐忧是被一些专家称为“银行储蓄出走”的情况——储户对存款利率失去了兴趣,逐步从银行取出自己的积蓄,因为监管者将储蓄利率设定在一个往往低于通胀 率的水平上,只是偶尔才略高于它。这种缓慢的存款流失,可能让银行无力继续把更多资金贷给国有企业,以及拥有政治背景的个人,即便这些贷款中的很大部分似 乎是用来帮助借款人偿还以前贷款的。
中国的银行之所以可以在提供低息贷款的同时保持盈利,完全是因为政府要求所有银行给出更低的存款利息。储蓄者一直到最近都没什么别的选择:房地产价格和收入相比已经处在极高的水平,监管不善、极具投机性的国内股票市场普遍缺乏信誉,而影子银行业务又不断受到政府管束。
中国的信贷总额虽然增长迅速,但和经济产出的比例相对于西方还是略低一些。令人担心的是,如果最终证实不良贷款的比例比其他国家还高,那么以中国欠发达的金融体系,在援救那些监管不善的实体时会更加困难,即便央行对四大国有银行保持了更紧密的联系也于事无补。
虽然政策制定者说他们担心的是,当前银行体系的微妙机制被打乱,但公众的批评声与日俱增,甚至在中国的权贵阶层也有不满。这意味着进一步的市场导向实验可能很快会到来。
据多家中国媒体报道,前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上周末在南京大学演讲期间说:“我觉得现在银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从门口过去就得给钱。”
姚景源还说,以这样的运营模式,“银行行长可以在家睡觉,办公椅上放一只小狗,银行照样盈利。”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business/20131230/c30yuan/

德国之声: “鸟笼国”里鬼气森森

一场由中国中央电视台主办的”2013海峡两岸媒体前瞻论坛”,日前在北京盛大召开。中正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胡元辉在台湾《苹果日报》发表评论,认为该论坛从议题、与会人员到结论都被制约,是一场被精心设计的”鸟笼交流会”。
胡元辉指出,中国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在开幕式致辞就对论坛定调,明言应加强”正面客观报导”,”积极传播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有关此一活动的媒体报导,只见行礼如仪的”坛”,未见你来我往的”论”,”究竟是报导被消音,还是台湾媒体人自动噤声?十足令人费解”。
台湾虽有被认为偏绿的媒体如三立电视台等派人出席该论坛,但发行量排名在前的《苹果日报》和《自由时报》并未受邀。胡元辉说,熟悉台湾媒体生态者皆 知,台湾电视基於市场等考量,即使所谓亲绿的电视媒体也不能不在两岸交流上”礼尚往来”,但立场鲜明、较不受利益牵绊的报纸,可就受到中国官方的强力杯 葛,连采访之门都不可得,何况是这种目的鲜明的交流论坛。很显然,作为论坛主办者的中方根本只想”交”、不愿”流”。
中国人活在” 鸟笼 国”
时事评论员练乙铮在信报发表文章《人民鸟笼国,鸟笼自由党》,针对习近平曾说”把权力关进 笼子 里”,练乙铮认为,漫不经意会觉得这句话说得好,看清楚现实才发觉被关在笼子里的,不像是上头说的党权官权,而是民权;而且,不是偷偷摸摸地关,而是”在 阳光下进行”,就怕你不知道。
练乙铮说,大陆还有其他林林总总的鸟笼:生育鸟笼、户口鸟笼、上访鸟笼、工会鸟笼、作家鸟笼、记者鸟笼、网络鸟笼……”中华人民,至今活在鸟笼国里,好比冷战时代称的铁幕、竹幕”。
练乙铮认为,对北京而言,八九年六四前后制订的《基本法》是当时一个迫不得已的权宜,里面的”民主条款”是国内外形势迫出来的,并非邓小平等人自 愿,因此到了要兑现承诺的时候,只可能阳奉阴违。”右手给你的,左手要拿回。鸟笼之内,管治的实质、专制的总量不能变。这是北京早已替2047年前的香港 定下的’专制总量守恒定律’”。
政治 标语 新瓶装旧酒
最近一年间,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大量按统一风格、统一模板制作的标语画,没人作过准确的统计,但作家慕容雪村估计总数要超过几亿张甚至几十亿 张,他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评论指出,1949年以来,标语一直是共产党重要的统治工具,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人依然活在这些简单而粗暴的话语之下。只不过 到了后极权时代,这些话语对人的影响已大不如前,或许可以视之为老式宣传在信息时代最后的的挣扎。
慕容雪村将这些新标语分为三类:首先是来自毛时代的话语,只是画风作了与时俱进的改变,其中包括”高歌一曲颂党恩”、”唱支山歌给党听”;其次是对 中国梦的诠释和解读,包括”中国梦,我的梦”、”中国梦,强国梦”,”用智慧汗水铸就中国梦”等等;第三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包括”忠厚传家久,诗 书继世长”,”行善最乐””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等,其中更重要的是孝道,比如”百善孝为先”。
对这些新出现的标语,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慕容雪村引述一个朋友的看法:”这些标语只配得上两个字的评价:无聊”。同时引述一个老同学、官员的看法:”无聊当然无聊,可谁会在乎?我们能把这么无聊的东西贴到无数面墙上,你能吗?”
谴责 “政客拜鬼”
12月26日是 毛泽东 120周年诞辰,习近平率中共中央七常委到毛泽东纪念馆祭拜。恰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大量网民利用中国政府谴责安倍晋三的机会,讽刺、谴责习近平等人的”拜鬼”行为。
网民”焦振予artist”说,”《人民日报》今年8月17日的署名文章,文中称,’政客拜鬼,只因心中有鬼,急于拜鬼,以求心安。’人民日报的文 章还表示:’(国家领导人)真应该思考国家强盛之源,切忌以’鬼’求补,最终会被吸了阳气,不治而亡。’–我终于坚定的和主旋律站在了一起,发自内心的说 句:人民日报你真棒!”
网民”赵士林89V”说:”祭毛讲话称全世界向往进步的人都敬仰毛。敬仰他什么?敬仰他反右?敬仰他制造大饥荒?敬仰他搞文革?敬仰他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难道全世界进步人士都敬仰一个专制暴君?这是什么进步人士?如果这样进步,世界会变成什么世界?”
网民林一民套用习近平对毛泽东的评价讽刺说:”希特勒同志是德意志伟大的思想家、军事家、演说家,画家…是社工党和党卫军的直接缔造者,是德国人民 的伟大领袖……对希特勒同志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 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
但是,这一类信息在新浪微博被删除殆尽,更令人觉得鬼气森森。另一类被大量删除的信息是关于周永康被拘押的传闻和评论。网民”孙大泡老窝”说,” (周永康被调查)有啥新闻性?要说贪腐,他也不是最大的一个。七大常委以及前几任常委把自己家族产业公开一下,子女亲属国籍公布一下,为天下做一表率 ,才是中国真正反腐的开始。否则,都是内斗,别拿反腐说事,当中国人都是傻瓜呀!”

相关日志


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59790

RIETI: 低增長下出現過熱,預示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將大幅下跌

原文: Overheating under Low Growth: Suggesting a significant drop in the potential growth rate
作者: Chi Hung KWAN
日期: 20131219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轉載請保留此聲明。***

在中國,實質的GDP增長率(經濟增長率)在2013年的第三季度上升了,是三個季度以來的第一次,可是,增長率只錄得7.8%而已。與此同時,通脹率(消費物價指數的同比增幅)在第三季度達到2.8%(九月的數字為3.1%),高於第二季度的2.4%,也是2012年第二季度以來最高的數字。加上房價同時顯著上升,經濟過熱的徵兆變得越發明顯。目前那低增長下出現過熱的情況顯示,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可能會比過往紀錄大幅下跌,而主要原因是勞動力供應的限制。在這個背景下,預料中國當局將會改變他們宏觀調控政策的立場,比如貨幣政策將會由寬鬆改為收緊。由此,中國經濟可能在2014年放緩。

本衰退期與過往的差別

自雷曼兄弟倒閉至今(2008年第四季至2013年第三季),中國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是8.8%。以這個數字為基準,中國經濟在經歷一次衰退期(2008年第四季到2009年第二季,平均增長率為7.5%)和一次繁榮期(2009年第三季到2011年第四季,平均增長率為10.0%)之後,於2012年第一季起便又回到了衰退期(此期間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為7.7%)。(圖一)


圖一:雷曼兄弟倒閉後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及通脹率的變化
來源:作者依據CEIC數據庫的資料編纂而成。

和上一次衰退期相比,本衰退期有以下特徵:


首先,本衰退期有經濟過熱的徵兆。儘管兩次衰退期的經濟增長率差別不大,上一次衰退期的平均通脹率是0.1%,這一次的平均通脹率則較高,有2.6%。除了通脹率,房價也一樣在上揚。2013年九月,中國70個中型及大型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Price Indices of Newly Constructed Commercial Residential Buildings)的平均同比增長為8.7%,上海和北京的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之平均同比增長更劇增多達20%以上(圖二)。這點和上一次的衰退期有明顯的反差,那時候的房價在下跌。


圖二: 新建住宅價格指數的變化
註:新建住宅價格指數的涵蓋日期至2010年12月止;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的涵蓋日期自2011年1月起。寫有70個大型及中型城市之系列標記是有關城市住宅價格指數的簡單平均數。

來源:作者依據CEIC數據庫的資料編纂而成。


此外,這次衰退期的失業問題未有惡化。在上一次緊接著雷曼兄弟倒閉的衰退期期間,數以百萬計的民工失去工作,被逼從城市返回農村。2008年第四季度中國城市的工作崗位與求職者比(the job-offers-to-seekers ratio, 工作機會/求職者人數)跌至0.85,反映了這個現象。然而,在這次衰退期,工作崗位與求職者比一直維持在1以上。顯示工作崗位數目繼續大於求職者數目(圖三)。

圖三: 儘管經濟增長放緩,工作崗位與求職者比(Job Offers-to-Seekers Ratio)持續高企
註:中國市區工作崗位與求職者比的計算方法是,把大約100個城市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登記的工作崗位數目除以求職者人數。

來源:作者依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資料編纂而成。


此外,在這次衰退期,大規模的刺激措施未有實行。因此,和上一次衰退期後,中國經濟因為政府推出了四萬億人民幣的刺激措施來提振內需而出現V-型反彈不同,這次的經濟復原速度較溫和,而衰退期則延長了。

中國經濟增長率下跌的思考

這些特徵有共同的背景—中國的潛在增長率顯著下跌,其成因是工作年齡人口減少,加上農村地區沒有剩餘勞動力,引致中國勞動力由過剩轉為短缺的緣故(即所謂的劉易斯轉折點之到達)。依據目前的過熱情況判斷,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看來已經下跌至7%左右,這數值不僅低於1979-2012的9.8%平均增長率以及雷曼兄弟倒閉後的8.8%平均增長率,也低於7.8%的最新經濟增長率。

假如潛在增長率和過去的數字一樣,則中國那7.8%的最新經濟增長率顯示該經濟比其潛力虛弱。這樣的話,失業問題會更嚴重,通脹率和房價會下跌,而政府應該積極推行擴張性政策來刺激經濟。可是,假如潛在增長率跌至7%左右,7.8%的經濟增長率反而顯示目前經濟暢旺。如果這樣,則過熱,而不是失業問題,才應該是關注的焦點,而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立場應該更加謹慎。目前的情況正正就是如此。

展望中國的貨幣政策將會由鬆轉緊
 

故此,除了實質經濟增長率之外,潛在增長率也是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的重要參考。如果實質經濟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則經濟會放緩,可以實行貨幣寬鬆來應對這情況。相反的話,則顯示經濟過熱,該實行的應對方法是貨幣緊縮政策。假若當局堅持通過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來實現高於潛在增長率的經濟增長,可能的結果是泡沫擴張。


基於實質經濟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的假定,中國金融當局在2011年12月,2012年2月和5月三度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期後又在2012年6月和7月兩度下調利率,以圖促進經濟復甦。在那之後,儘管經濟增長率幾乎沒有變化,但由於經濟過熱的徵兆變得越來越明顯,他們了解到潛在增長率的下跌,以及收緊信貸的需要。為了抑制通脹,當局開始容許人民幣加快對美元升值。由於預期通脹會加速,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預計將會加快。而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也將會上調。反通脹措施的全面實行將會成為經濟衰退的觸發點。


日語原文於2013年11月6日發表。

《环球邮报》:西藏沦为中共军事化集结地

【西藏之声2013年12月25日报道】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记者近日发表文章表示,中共在西藏进行便于军事化的经济发展和各项军事投资,使西藏沦为中共军事化集结地。 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奥马尔•阿齐兹(Omer Aziz)在题为“西藏军事化钟声敲响在亚洲”的文章中指出,在过去两年来,亚太地区一直是奥巴马中心管理和哈珀政府的亚洲策略。状态的多样性,增加经济 的潜力,以及综合实力东移使亚太地区在21世纪具有经济增长和重要军事优势。在这样状况下被遗忘的西藏已经被北京当局军事化,从移民涌入,军队和武器,中 共在西藏的军事计划使西方社会领导层和人权团体感到不安。
奥马尔指出,就算西藏在历史上拥有主权地位,但中共当局一直强调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的土壤,矿产资源,亚洲重要水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有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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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邮报》强调,中共当局方面为了便于其军事发展,在西藏建设闪闪发光的跑道和铁路,部署数以千计的部队,军事前哨,甚至从1971年开始在西藏的核武 器开发,使藏人反感,给邻邦国家带来危机。仅在2013年当局就在西藏进行了四次军事演练。因此,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 西藏设立了17所绝密的雷达站,八个导弹基地,以及及各种中程和洲际弹道导弹,其中有一些是可携带核弹头的。
而印度政府方面已经加强了边境防备力度,前印度驻美国大使更是在去年提出,“西藏将成为下一个全球战略在亚洲仅次于伊拉克和阿富汗。”
《环球邮报》文章还指出,从2008年开始西藏的人权状况越来越恶劣,而如今西藏从佛教避风港沦落为中共军事化集结地,事实上,这类军事化建设将会威胁国家利益、西方国家还有亚洲各国。

from 西藏之声 http://www.vot.org/cn/%e3%80%8a%e7%8e%af%e7%90%83%e9%82%ae%e6%8a%a5%e3%80%8b%ef%bc%9a%e8%a5%bf%e8%97%8f%e6%b2%a6%e4%b8%ba%e4%b8%ad%e5%85%b1%e5%86%9b%e4%ba%8b%e5%8c%96%e9%9b%86%e7%bb%93%e5%9c%b0/

Sunday 29 December 2013

台灣:本土意識、政治轉型與菁英鬥爭

前言

〈本土意識〉,在台灣或是香港都是重要的議題。面對中國民族主義,本土意識將是港台兩地民眾心理上的重要壁壘,抵抗「兩岸統一」與「中港融合」;並能成為實質政治行動的動員基礎。

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許多論述會回溯自2004年利東街保存運動與06、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兩場運動中,面對資本與權力的入侵,〈本土意識〉伴隨著老社區的保存、歷史地景的捍衛而形成。集體記憶的守護,在抗爭中扮演相當重要的地位。2009年從廣東穿越深圳進入香港的的高速鐵路迫使菜園村面臨拆遷,進而引發抗爭。雖然在抗爭中並未太強調〈本土意識〉之成份,但高速鐵路的貫穿或可視為北京支配香港之權力圖像的體現。保衛菜園村運動中,新的世代:「80後」,相當於台灣所謂的七年級生,登上了抗爭的主要舞台。


2011年〈本土意識〉呈現出另一種面貌。由於中國人搶購香港奶粉,加上諸多生活上的摩擦,致使部份港人指稱中國人為「蝗蟲」,引起不小風波。學者陳雲提出的《香港城邦論》與其所引發的香港自治運動,則似乎將香港的〈本土意識〉帶往政治訴求的層次。張鐵志在蘋果日報的投書上提到,他認為「香港的本土有兩種」,保衛利東街與天星、皇后碼頭的,是偏左翼的一種;而蝗蟲論與陳雲等人則屬於「右翼本土派」。1


回到台灣,〈本土意識〉在台灣脈絡下的定義與內涵或仍有爭論,2但台灣認同早已成為主流。民眾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在1996年後持續攀升,2009年之後更一直處於50%以上。統獨上的轉變則因為中國的武力威嚇而較為保守。「維持現狀」始終具有較多擁護者。然而近20年,偏向統一的人也未曾高於10%。數據顯示台灣主流民意擁護的乃是以台灣為場域的認同。這樣的認同,也就是對〈本土〉的認同。3即便對台灣獨立的主張,民眾會因現實考量而有所保留,以致台灣人的〈本土意識〉或台灣認同無法充分體現為政治力量或投票選擇。但至少在認同上,無疑地,以台灣為主體的認同多年來已獲得穩定多數的支持。


這樣的認同是在文化論述與政治事件的導引下,以及與國民黨政權和其所擁護的中國民族主義對抗中形成。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興起及相關論戰,對台灣〈本土意識〉的形成扮演了重要角色。美麗島事件與黨外運動的路線轉變則在政治上為台灣認同開闢道路。(王甫昌,1996;4蕭阿勤,1999、520006)本文擬藉由既有的研究文獻,概略探討1970-80年代〈本土意識〉的浮現。

戰後世代的回歸現實


台灣人的本土觀點,並非戰後才首次出現。日治時期台灣認同曾一度萌芽;只是在殖民政權的壓抑下,無法充分開展。(吳叡人,2006)7當時,作為台灣人相對方的乃是日本殖民政權。台灣認同是在反殖民鬥爭中誕生,因此「中國」與「台灣」起初在認同上並非直接的對立。中國象徵的乃是一個鄰近卻已分離的「祖國」。


戰後,228的屠戮造成許多人心中祖國幻想的破滅。民眾拿著國旗迎接的政權成為血腥鎮壓的兇手。隨後,國民黨政權在5、60年代施以高壓的白色恐怖統治。在國家暴力對言論自由的打壓下,國民黨政權所依賴的意識形態基礎: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法統」,難以被挑戰。國民黨政權更透過教育,在台灣戰後世代的成長歷程建構起中國認同。


蕭阿勤(2005:9)8提到學校教育對於塑造國族認同特別重要。相對於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時所面對的動盪不安,「台灣的戰後世代是國民黨能在繁榮穩定中,透過學校正式教育充分教化其特定主體角度中國國族認同的第一代人。」無分本省與外省,戰後世代擁有著與其父祖輩-無論是處於日本統治之下或生在中國動亂之中-不同的世代意識。


對中華國族主義的挑戰,卻也正是從戰後世代開始。世代意識成了抵抗的根源。蕭阿勤(2005)9提到:1970年代發生的釣魚台紛爭與中美斷交等歷史傷痛事件,以戰後的國族教育與教化為基礎,凝聚出不分省籍的世代意識。此一世代意識,讓青年開始思索自己一代所面臨的社會、政治困境,並積極關懷相關的社會、政治議題。加上:相當矛盾地,黨國威權教育體制卻傳播著自由民主思想。自由民主思想,促使戰後世代對國民黨威權統治進行了強烈的批判。


戰後世代無論對台灣或中國的歷史都相當隔閡,再加上威權統治、國共對峙與冷戰格局,「更使他們有孤懸於歷史之外,置身於時局現實發展邊緣的失落、無根與無力感。」回歸台灣現實成為了他們的出路。其實踐方式便是積極的瞭解社會現實、要求改革。黨國教育下養成的「第一代人」反倒成為推動台灣政治、社會與文化變遷的開端。這群年輕的中國認同者也基於「回歸現實」的理念,對台灣本身的鄉土歷史文化進行「尋根」,進而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先聲。(蕭阿勤,2005)10即便他們自身不見得是台灣認同者。

文學與政治間的互動


戰後世代的回歸現實刺激了〈本土意識〉的浮現,但這〈本土〉是屬於中國的或是台灣的,卻歷經相當的轉折。蕭阿勤(1999)11對《笠》和《台灣文藝》這兩份鄉土文學刊物的研究指出:鄉土文學一開始所立足者乃是中國民族主義;認為台灣的鄉土文學乃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鄉土文學中的台灣意識是逐漸發展而成,台灣與中國的分歧並浮現於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之中。只是當時的文學「台灣化」的傾向尚不強烈。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與黨外運動卻激發了《笠》和《台文》成員反國民黨的意識和行動。鄉土文學也因此於80年代開始「去中國化」,朝向「台灣文學」的方向發展。此一走向也促成了「台灣意識論戰」的產生,懷抱著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作家之間展開了辯論。隨著政治運動的前進,〈本土意識〉持續在作家群體中發展,並逐漸形成獨特的「台灣民族」文學傳統。(蕭阿勤,1999)12

美麗島事件當時,政治運動卻也非以台灣民族主義為號召。王甫昌(1996)13指出:至1979年為止,台灣反對運動的主要訴求乃是民主化而非本土化。當時的黨外人士,僅是扮演「忠誠的反對者」,意圖矯正動員戡亂時期條款下被扭曲的政治體制,追求回歸民主政治的常軌。民主化的訴求在美麗島事件中遭到強烈的打壓,打壓卻促成了黨外運動的激進化。這顯示在1983年「住民自決」主張的提出。國民黨對溫和改革的強硬態度,讓反對運動意識到體制內改革的不可行,而開始對國民黨的統治基礎-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法統-發起挑戰,並因此朝向台灣民族主義發展。文學論戰也成為台灣民族主義建構上「重要的刺激及素材」。


文化與政治,兩個層面的民族主義相互引領,政治運動激發文學家的反抗意識,文學家的論戰充實了台灣民族主義的內涵。14文化與政治兩者都並非孤立的發展,而是在時局中相互牽動。同時,國民黨本身可說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美麗島事件的鎮壓讓鄉土文學朝向台灣民族文學發展,並令反對運動激進化,「台灣化」因而取代「民主化」成為政治上的主要訴求。


〈本土意識〉為何浮現?


隨著1986年民進黨的成立,80年代後,台灣民族主義持續發展。不過,其過程也非一帆風順。民進黨在1991年通過台獨黨綱。同年國大選舉中民進黨得票比例下降,莊淇銘(2005)15解讀為:選民不接受民進黨的新政策與路線,造成國民黨大勝。此外,中國因素的存在:無論是武力威嚇或經濟誘因,都令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遇到阻滯。但1992年的國會全面改選與96年的總統直選無疑是在政治上拋棄了中國法統,確立以台灣為基礎的政治體制。國民黨本身亦「台灣化」,並因此催生出懷抱中國意識的新黨。(蕭阿勤,2012:207)16文化論述亦在80年代後持續演進。台灣的〈本土意識〉於70~80年代間浮現,原因應可歸納於4點:


1.新世代-回歸現實的戰後世代-出現,並對上一個世代發起挑戰;2.文學上的去中國化;3.政治上,反對運動的激進化。4.國民黨的打壓更成為〈本土意識〉的催化劑。美麗島事件後,無論政治或文學上,台灣民族主義都更迅速的發展。

對照於香港,相對於在殖民統治下懷抱中國情懷的傳統民主派,「80後」或許正是此一可引領轉變的世代。本土運動所捍衛的正是香港的「現實」。文化上,以粵語為基礎的香港流行文化早有蓬勃的發展。(周耀輝,2013)17文化上及語言上香港實具有〈本土〉的基礎。所欠缺的,或者就在於讓〈本土意識〉成為具體的政治訴求,也就是一個追尋〈本土〉的政治力量。陳雲等「城邦派」目前仍著重在論述層次,傳統的民主派則仍在主張「愛港愛國」。但政治力量的浮現或許並不遙遠。隨著香港異議者陷入更嚴苛的處境,同時港人對西環治港的疑慮加深;以本土為主張的政治團體有可能因此快速的成型。

18但可能阻止本土訴求政治化的,不光是中共的打壓,亦有可能是反對陣營內部在國族意識上的分歧。認同分歧不但發生在台灣的「鄉土文學」之中,也發生在黨外運動內部;並在90年代成為台灣政治的重大爭議與焦慮。只是此一爭議和焦慮的內涵,或者可更進一步地釐清。

台灣的認同爭議與新舊菁英間的鬥爭


〈本土意識〉在台灣的浮現,不單純是意識形態的轉變,更關係到權力間的競逐。對抗不僅發生在政治場域,也在文學論戰之中。90年代政治的本土化,象徵著政權基礎的在地化,此乃對中國法統的揚棄。台灣民族文學的確立,對懷有中國認同的作家而言,也正是將其拉離文學上的中心位置。

對認同對立的焦慮,或者更來自權力位置的變換。在政治上,原本「主流」的中國法統,不但遭受反對陣營的挑戰,並在李登輝掌權下變成「非主流派」,最後成為出走的新黨。文學上,原本佔據主流地位的中國文學跟外省鄉愁,在權力變換下,從獨佔的思想中心落入台灣文學眾多成份的一環。缺少中國法統的支撐,相對於台灣民族文學傳統,失根的流亡菁英,地位更顯得邊陲。其焦慮除因為文化上感到被壓迫外,並可能包含對地位喪失的不滿。

新黨候選人趙少康在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時以「中華民國保衛戰」為競選主軸,電視辯論中趙少康稱該次選舉為「中華民國對台灣共和國的選舉」;並指責陳水扁主張台獨會招致台灣毀滅。這正是舊菁英對〈本土意識〉揚升的反動。19但對認同爭議的探討中卻較少人檢視懷抱中國認同之舊菁英在其中的角色。例如,隨著2008年國民黨重奪政權,中國認同者也有奪回文化中心地位的意圖。像是擁護中國意識的學者王曉波與張亞中,及總統馬英九對歷史教育的批評與干涉;其背離台灣現實,回復中國史觀的方向,不就是在延續認同間的對抗嗎?20在政治轉型下喪失中心位置的舊菁英,希望藉由重奪政權讓以中國民族主義為核心的文化與歷史詮釋權重回主流。並在政權交替下獲得進入體制的機會。


當然,菁英鬥爭的解釋僅是部份性的,例如部份台灣認同者對閩南元素的強調確實可能激發其他族群:客家、外省、原住民之憂慮。換句話說,台灣民族主義對特定文化元素的偏好確實有成為另一種霸權壓迫的可能。但本文僅是主張菁英集團間的對抗是一個需要被帶入的、部份性的但有意義的解釋觀點。台灣與中國意識的競爭跟政治轉型互動並行。但政治轉型就關係到了菁英位置的交替;台灣民族文學的確立也影響到舊文化菁英的地位轉變。中國意識從主流變成非主流,從思想中心「降格」為眾多元素之一。那自然可能導致懷抱中國意識的舊菁英反彈。21


但台灣的認同紛爭並未真正演變成暴力衝突,也未危及憲政體制的運作。菁英的發聲權加上選舉激情的推波助瀾或許擴大了民眾對衝突的想像。同時更必須考慮到:黨國體制下,媒體長期的被控制、影響。因台灣民族主義而起的認同衝突,可能在媒體的既定立場下被誇大,進而引發過度的焦慮。


會關係到菁英集團間的衝突,是因為台灣〈本土意識〉的浮現伴隨著政治轉型的。但〈本土意識〉之確立,卻也正是因為被納入政治議程之中。如果〈本土〉僅僅是文化的、記憶的,會容易止步於意象的層次;但當追尋〈本土〉成為政治議程的一部分,便可能藉由政治上的變革而獲得確立,甚或成為政治正當性的新基礎。朝向政治議程,將〈本土〉作為具體的政治目標,或許會是確立〈本土意識〉的必要之務。


此觀點下,先前所提及的左翼和右翼兩種〈本土〉,也可看成是〈本土意識〉朝向政治化的轉變,從對既有記憶的守護、所處身現實的追尋,轉變為政治上的訴求。當然,這樣的轉變會朝向更對抗性、衝突性的方向發展,但或許,〈本土意識〉就需要在這樣地對抗與衝突中,方能更往前邁進。

作者陳中寧,目前就讀於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班。
註解:

1. 張鐵志,2013,〈蘋中信:香港的本土有兩種〉,《蘋果日報》(台灣),2013年7月16日。
2.本文中所稱台灣的〈本土意識〉就是指〈台灣意識〉與〈台灣(人)認同〉。當然,可能有人會不
滿意這樣的代換,不過本篇文章並不是要針對〈本土意識〉在台灣的定義做探討,因此請姑且容
忍此一代換方式。
3.數據可見於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資料庫: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
4.王甫昌,1996,〈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
《台灣政治學刊》,1:129-210。
5. 蕭阿勤,1999,〈1980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台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
析〉,《台灣社會學研究》,3:1-51。
6.蕭阿勤,2000,〈民族主義與台灣一九七○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
探討〉,《台灣史研究》,6,2:77-138。
7.吳叡人,2006,〈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
成(1919-1937)〉,《新史學》,17,2:127-218。
8.蕭阿勤,2005,〈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一九七○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
社會學》,第9期,頁1-58。
9.同上
10.同上
11.同註5
12.同註5
13.同註4
14.當然文化不僅僅是文學,還包括了台語地位的翻轉,甚至廣義來說,更觸及對歷史記憶的詮釋,
只是在此文學為例。
15.莊淇銘,2005,〈品質決定版圖消長〉,《新台灣新聞週刊》,468期。
16.蕭阿勤,2012,《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
17.周耀輝,2013,〈流,動,顛覆的可能 香港流行音樂邊緣化〉,彭麗君編,《邊城對話》,香
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33-258。
18.「嚴苛處境」包括了:「愛港力」等親共團體對泛民主派進行的騷擾,甚至連以中學生為主的
「學民思潮」也成為被騷擾的對象;2013年8月發生的與教師林慧思相關爭議以及廉政公署向香
港商業電台與陽光時務週刊蒐證等事件。「西環」在此指的便是代表北京的中聯辦。
19. 趙少康的發言可見於網路:1994年台北市長參選人辯論會 (2)。
20. 參考《陽光時務》週刊,〈民主化之後的歷史詮釋:台灣歷史教科書爭議〉。與《自由電子
報》,〈走日據回頭路 教科書掀論戰〉。
21. 菁英跟底層,例如外省老兵,本文認為不該一視同仁。底層的中國認同者,其境遇是在政治權力的宰制下被決定;也並未因舊政權取得優勢地位,其處境相當值得同情。如何平撫其因為離鄉、流亡與政治變換而來的傷痛與失落,應視為本土認同建構時的重要工作。簡單來說,就是不要讓無處可去的人產生無處容身之感。

from 台灣新社會智庫政策報告-兩岸國際RSS供搞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690&Itemid=117

揭黑记者与中宣部“暗战”多年终解职 中国敢言媒体如走钢丝处境艰

中国敢言媒体财新传媒的调查记者庞皎明近日宣布辞职,并回顾了多年来与中宣部的纠缠和斗争,曝光了在财新总编辑胡舒立的帮助下躲避官方追查的经歷,引发各 界广泛关注。庞皎明周日告诉本台,事件披露之后,他处境被动。有评论认为,调查记者是在中国严控媒体的现状下倍受打压的群体,而敢言媒体的生存状况也走钢 丝般,处境艰难。

近日,因报导湖南邵阳超生婴儿被强送福利院并被卖掉牟利、武广铁路使用假粉煤灰等敏感事件被中宣部多次追查的财新传媒记 者庞皎明宣布辞职,与此同时,他还曝光了湖南方面使用了特殊的技术手段入侵其个人电脑、掌握了其个人信息,及多年来在财新总编辑胡舒立的帮助下,化名“上 官敫铭”、“郑道”发表文章躲避中宣部对他职业生命几度“追杀”的全过程,引发业界震动。

记者周日与庞皎明取得了联系,他谈及近况时说: “具体涉及到前公司的事情我不方便说,被披露出来的文本是一个内部讲话,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披露出来了,所以造成方方面面都挺被动。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呆 了两年,在《南方都市报》呆了三年,在财新也呆了三年多,确实每次离开都有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像我离开《中国经济时报》主要是因为铁道部,当时铁道部势 力很大。我之前离开过很多次了,也有经验了,我就静下心来看看书,写写字,先暂时休整一段时间。”

庞皎明的离职的新闻引发网络就调查记者命运及中国新闻环境恶化的热议。

《经济观察报》记者韩雨亭发微博称:“调查记者的命运就是开除,庞皎明因“武广高铁粉煤灰事件调查”,开除;河南石玉提前半年把河南出版集团董事长双规,开除;《南方人物周刊》曹林华调侃刘洋,开除;《经济观察报》温淑萍,提前一年泄露铁道部改革方向,开除。”

清华大学陈昌凤教授称:“在中国深度报道没落之日,庞皎明的离开增添了一个悲情的注脚。因为离开,所以敢说。”
对 此,庞皎明说:“毕竟在中国,做事(调查记者)还是比较艰难,政治环境不允许,当时他们(中宣部)打压我是因为铁道部的利益集团不希望被披露,活在中国这 些都可以理解,而且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这些打压没必要多度悲情的解读,我有足够的韧性来承受这些压力。”
调查报道记者、“中国舆论监督网”的网主李新德周日对记者称,像庞皎明这样中国调查记者一直都在经受中宣部的打压,近期他曝光河南纪委违法乱纪的事件,竟然遭到网上追逃,而曾在《中国经济时报》任职的记者王克勤以及《山西青年报》的前记者高荣勤都曾有过类似经历。

他 说:“中国的调查记者,他也不是第一个(被当局打压),但他也表示最后一个。揭黑记者王克勤也辞职去做慈善去了,还有高荣勤,也判了十几年。触犯了地方的 利益,通过地方宣传部门到省委宣传部,再到中宣部去做工作,抵挡不住集团的利益,这是体制性问题。前段时间我们报道河南的纪委违反乱纪、乱双规,然后纪委 书记火了,在网上追逃我们。”

近来,有不少在敢言媒体供职的新闻人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广州《新快报》记者刘虎曾于今年8月实名举报国家 工商总局现任副局长马正其,于今年10月被指涉嫌诽谤罪遭到批捕。该报的另一名记者陈永洲因多次批评报道总部在长沙的中联重科,同月被以涉嫌“损害商业信 誉罪”正式批捕。上月底,《财经》杂誌副主编罗昌平,疑因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涉贪,被免去副主编职务。

对于中国敢言媒体的生 存环境,庞皎明的朋友、原《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记者昝爱宗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财新传媒与中宣部小心翼翼地周旋以保护庞皎明,但来自体制内的 局限使得这种努力就像在走钢丝:“胡舒立还是体制内的思维,在党的喉舌方面和中宣部是一致的,只不过在做法上面她要求专业主义,要客观真实,但是敏感的事 情他们肯定不报道的,比如刘晓波的事情、新公民运动、《南方周末》的宪政梦,他们只是报道突发事件,胡舒立也保护不了他(庞皎明),因为胡舒立是体制内的 思维,她就像走钢丝一样,保持一定的平衡,又要求有一定的新闻客观性,又要在中宣部容忍范围之内。新闻管制严厉,干调查记者没有多少空间可以发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忻霖的采访报道。
from 自由亚洲电台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meiti/xl-122920131048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