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兆音
BBC中文駐美記者 發自華盛頓
在中期選舉競選如火如荼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打出「移民牌」，宣佈有意廢除出生公民權，並且表示只要他簽署總統行政令，就能達成目的。
出生公民權，即在美國出生的嬰兒能獲得公民權，是在美國憲法中載明的一項規定。
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時曾提出廢除出生公民權，近日他在接受美國媒體Axios採訪時，重提這一提案。然而，他沒有進一步解釋為何行政令能推翻受憲法保護的出生公民權，也沒有闡述將限制哪類人群的出生公民權以及簽署行政令的時間表。
什麼是出生公民權？
美國1868年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第一項規定：「凡在美國出生或歸化美國的人，均為合眾國和他們所居住州的公民。」這意味著，任何在美國出生的嬰兒將獲得公民權，擁有美國國籍和作為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無論他們父母的國籍為何。
美國出生公民權與一名早期華裔移民的經歷息息相關。1873年在美出生的華裔男子黃金德前往中國之後重返美國，卻被拒絶入境，他將美國政府告上了法庭。黃金德的父母是在舊金山生活的中國移民，但由於當時美國正收緊移民政策，出台了《排華法案》，中國移民無法歸化成為美國公民，然而該法案並不能限制在美出生的華裔移民二代的公民權。
在1898年，最高法院根據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支持了黃金德的主張，確立了此類案件的判案先例。
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這一規定也使錨定嬰兒（anchor baby）與旅行產子（birth tourism）等現象應運而生，前者是反對無證移民者常用的謔稱，指的是無證移民在美國誕下嬰兒，就如船拋下錨，借此長期滯留；後者指的是快要臨盆的外籍孕婦持旅行簽證到美國產子。
另外，特朗普在受訪時說，美國是唯一一個實行出生公民權的國家。這個說法並不準確，除了美國外，加拿大、巴西等三十多個國家都給予在屬地內出生的嬰兒出生公民權。出生地公民權（jus soli）的原則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國普通法。
英國和澳大利亞實行的出生公民權跟美國的略有出入，父母其中一方是必須是公民或永久居民，誕生在兩國的嬰兒才能享有出生公民權。
哪些人將受影響？
一旦特朗普成功推翻出生公民權，兩類人在美國產下的嬰兒或將不再自動獲得美國國籍：無證移民及旅遊生子的外國人。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2014年，約有27.5萬名父母為無證移民的嬰兒在美國出生，約佔美國新生兒總數的7%，估計其中四分之三的嬰兒父母來自拉美國家。
推翻出生公民權的決定也挑動中國中產家庭的神經。若外國籍父母的嬰兒不能自動獲得美國公民權，赴美生子、月子中心等產業將受沉重打擊，電影《從北京到西雅圖》刻畫的現象將不復存在。
美國移民研究中心估計，赴美產子的外國人每年在美國生下的嬰兒數約為3.6萬 。
研究移民議題的亞利桑納州州立大學博士候選人遊天龍認為，特朗普的這一提議試圖打擊的主要對象是無證移民。
他對BBC中文表示，無證移民在美國生下的嬰兒數遠高於旅遊生子的數量，而且無證移民父母通常與小孩一起滯留美國，長期享受政府提供的物質福利；而赴美產子的中國人通常來自中產或以上的階級，通常在產子後不久就離開美國，直到擁有美國國籍的孩子年紀較長時，才會再次赴美，享受美國的公立教育資源，總的來說佔用的社會資源較少。
也有專家認為，由於特朗普還未提供更多政策細節，目前討論哪些人群將受影響為時過早。
「特朗普也許會規定，只有無證移民的兒女無法獲得公民權，而合法在美逗留的人，包括持旅遊簽證赴美產子的中國人，他們的嬰兒可以獲得公民權。這些都要視乎政策提案的細節。」美國移民政策研究所紐約研究中心主任奇什蒂（Muzaffar Chishti）對BBC 中文說。
總統行政令能推翻出生公民權嗎？
特朗普宣稱，只要他大筆一揮簽署總統行政令，就可以推翻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中的出生公民權。絶大多數的律師都認為總統行政令不能凌駕於憲法之上。
特朗普的提議一出，就遭受到了從共和黨內及民主黨潑來的冷水。
「總統不能用行政命令終結出生公民權。」眾議院議長、共和黨人瑞安（Paul Ryan）明確向媒體表示， 應有更好的方法解決非法移民問題。
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Nancy Pelosi）則在社交媒體上批評，特朗普的說法顯示他想將民眾的注意力從共和黨在醫保議題表現不濟上引開。
但副總統 彭斯（Mike Pence）也指出，最高法院沒有對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是否適用於以非法手段進入美國的人做出過裁決。該修正案是否適用於無證移民的子女，這是主張廢除出生公民權的保守派人士聚焦的突破點。
黃金德的父母是合法在美工作的中國人，而如果保守派人士希望打擊的無證移民子女，在法理上有可能將此類案件與黃金德案分隔開來。共和黨內曾多次出現推翻出生公民權的主張，如今保守派法官在最高法院佔優勢後，共和黨更有底氣重提這一建議。
在提出廢除出生公民權後一天，特朗普在推特上再次發聲，指出生公民權讓國家白白花費數十億美元，而且對公民「不公平」，他會「以某一種形式（one way or the other）」廢除出生公民權。
奇什蒂留意到，特朗普沒有堅持說總統行政令就可以達成目的。「在我看來，這相當於是往後退了一步。」
為什麼在此時提出廢除出生公民權？
值得一提的是，廢除出生公民權的話題在選舉前被再次提起，是有多次先例的。2010年中期選舉前，15個州的共和黨州長就召開過記者發佈會宣佈將促成廢除出生公民權。奇什蒂指出，儘管廢除出生公民權反覆被共和黨用作催票口號，相關政策從未被真正推行。
在中期選舉前一周，特朗普提出廢除出生公民權，儘管他本人否認這個決定是為選舉拉票，分析人士普遍認為他作這番發言的時機敏感，帶有一定的政治意圖。
移民問題一直是美國政治中分歧最大、最具有選民動員能力的議題之一。根據本月中的一項調查，移民是對共和黨選民來說第二重要的議題，僅次於經濟。
從競選總統時，特朗普就以建設美墨邊境圍牆、重拳打擊無證移民為主要政策方針，借在移民問題上的強硬立場獲得了大量支持。「特朗普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以移民議題作為競選政綱焦點的總統候選人。他自己也深信，在移民上態度強硬是他當選的關鍵。」奇什蒂說。
中期選舉前，償到過甜頭的他再次看凖了共和黨目標選民的訴求，頻頻在移民問題上施力。
特朗普先是宣佈派出5000名軍人到美墨邊境，阻止中美難民湧入美國，但其實步行前往美國的難民群移動緩慢，預計要在2019年初才會到達美國邊境。特朗普政府趕在選舉前派兵，拉票的意義高於實際防禦的意義。
遊天龍認為，特朗普以推翻出生公民權作為中期選舉競選收官的口號之一，結合中美洲難民事件，構建了一幅「完美的反移民圖景」。
雖然能否以總統行政令推翻出生公民權仍存有法理爭議，但特朗普此時拋出這一提議，預料將吸引到部分希望政府收緊移民政策的選民支持。2017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支持出生公民權，即使受益對象是無證移民的後代。有30%美國人反對出生公民權，雖只佔少數，這一部分人的忠實支持，可能足夠扭轉共和黨在一些關鍵選舉中的選情。
對美國意味著什麼？
廢除出生公民權除了影響無證移民和赴美生子人士的利益，對美國意味著什麼？
遊天龍認為，推翻出生公民權，會打碎一些人對美國夢的想像。一直以來，美國夢不是基於血統的夢想，而是基於土地的夢想。人們相信，無論自己來自何種背景，只要到了美國國土上勤奮工作，就能成就自我。廢除出生公民權意味著打破了「土地」聯結，轉而以血統來決定誰能當上美國人。
出生公民權同時也具有促進社會融合、象徵平等的作用。奇什蒂認為，同樣誕生在美國國土上的嬰兒，如果在出生一開始就不能享受平等的公民權，直接影響往後的人生，這將是對美國價值的一種傷害。
但特朗普似乎對美國「移民大熔爐」的美名並無留戀，他自上台以來致力於打擊無證移民、收緊合法移民，廢除出生公民權預料將不會是他的最後一張「移民牌」。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6052304
Wednesday 31 October 2018
美前官员：中国“核心利益”决定美中长期利益不可并存
来源:
美国之音
在美国，有关美中长期利益是否可以兼容成为越来越热的辩论话题。美国一名前官员认为，美中关系的确面临“拐点”，中国对其“核心”利益的定义及其追求方式决定了美中的长期利益不可共存。
麦艾文：中国对核心利益的定义决定了美中利益的不兼容
奥巴马政府时期白宫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星期二（10月30日）说，美中两国的长远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倾向分歧而不是日渐趋同，而且将来的分歧只会更大。他说，两国关系将越来越趋向竞争的一面。
麦艾文认为，中国目前有三大“核心利益”：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以及社会稳定；保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发展经济和社会。他说，这些利益决定了美中两国的长期利益不能并存。
他说：“我们的政治制度的不同是是两国长期不信任的源头。中国国内的社会控制手段，包括利用高科技，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政治制度被中国看作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威胁。美国媒体和非政府组织都在不断批评中国，而且也不会有美国政治领导人像中国当局所希望的那样认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他说，在国家主权方面，美国和中国将继续在台湾和中国各种领土主张上持不同意见，而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会有改变。从经济上来说，中美本来可以从各自的发展中获益，但是严峻的现实显示，中国所采取的政策深深地伤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麦艾文是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一场以“美中长期利益是否兼容？”为题的辩论会上这样表述的。他还说，中国为获得这些“核心”利益所采取的措施也让美国不能接受。
他说：“从政治和稳定方面来说，习近平对内打压普世人权，尤其是否定宗教人士和少数族裔的基本权利，这些行为永远不会让美国接受，在这方面的分歧只能让美国对其越来越担忧。……习近平看起来只想让这个世界更适合威权体制，而美国将一直致力于保护民主社会的安全。美中的竞争将会带上，也许已经带上了，意识形态竞争的意味。在领土和主权完整方面，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行动显示，他更愿意用经济、外交和军事的胁迫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美国认为这些都与自己的利益相悖。”
麦艾文说，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习近平也展示了他对市场经济越来越没有兴趣。他更倾向以国企来领导经济的发展。麦艾文说，习近平的做法只会让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更具竞争性，而不是更具合作性。
美中目前的“投资时限”也不同
麦艾文在辩论中还援引他的同事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项目副主任戴维·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的一个观点，即美中目前的“投资时限”（time herizon）也不同。
“投资时限”的概念来自于投资交易，指的是投资者在变现前持有证券的总时长。
麦艾文说：“我们曾经满足于对中国进行防范，而那个时候中国采取的是‘韬光养晦’的策略，双方都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其他改变）。但是过去五年来，这一切都变了。目前大家都把注意力都放在对方对自己造成的短期威胁上了，特别是在美国这边。现在美国相信，时间来不及了，（对中国）只是防范是不够的。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是对自己的能力越来越自信，而且很愿意用这些能力来满足自己的利益。”
美国的40年对华政策已经达到极限
麦艾文强调说，虽然美中竞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代表美中的争端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另外，这也不代表美国过去的对华战略是失败的。他认为，这只是说明，美国过去的中国政策虽然引导中国朝着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但这项政策目前已达到极限。他说，中国的行为在演变，所以美国的战略也应该随之改变。
董云裳：美中还是有可以合作的地方
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辩论会上，卸任不久的前国务院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就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她认为，美中在很多方面确实有分歧，但是美中之间还有很多的共同利益。
她说：“首先，美国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在于双方都想继续维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这个体系内，民族国家存在于强大的国际机构内，同时主权国家管控它们的边界以及边界内的一切事务。他们都想维持目前的国际体系。两国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从这点来看，我认为中国不是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希望延续目前的国际秩序，但是希望作出一些改变。”
董云裳还指出，中国和美国在遏制地区不稳定和地区热点冲突上、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极端主义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两国的合作还包括应对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环境和自然灾害，促进全球繁荣等。
蓝普顿：美中两国的现任领导可能导致了目前的困境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兰普顿（David Lampton）也认为美中利益可以兼容。他说，中国不是铁板一片，认定两国利益不能兼容只会助长了中国国内的对两国关系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他说，美中之间确实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即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是可以管控的。
兰普顿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美中两国现任的领导人导致了美中目前的困境。
他说：“我们还有一个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那就是两国的领导层。有没有人认为，如果中国继续邓、江、胡的领导模式，也许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是习近平改变了中国的方向。更不用说我们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了。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人造成的问题，而不是两国利益无法避免走向冲突。我们看到的是人的因素和领导，我们看到了最特别的领导人之间的联系。说得温和一点，这是管理两国关系最关键的。”
随着美中争端的日渐加深，有关“美中长期利益是否兼容？”的讨论在美国越来越强烈。在此之前，美国《外交》网站访问了34名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就相关话题进行了调查。14人认为不可调和，15人认为并非不可调和，5人保持中立。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1/%E7%BE%8E%E5%89%8D%E5%AE%98%E5%91%98%EF%BC%9A%E4%B8%AD%E5%9B%BD%E2%80%9C%E6%A0%B8%E5%BF%83%E5%88%A9%E7%9B%8A%E2%80%9D%E5%86%B3%E5%AE%9A%E7%BE%8E%E4%B8%AD%E9%95%BF%E6%9C%9F%E5%88%A9%E7%9B%8A%E4%B8%8D%E5%8F%AF%E5%B9%B6%E5%AD%98.html
美国之音
在美国，有关美中长期利益是否可以兼容成为越来越热的辩论话题。美国一名前官员认为，美中关系的确面临“拐点”，中国对其“核心”利益的定义及其追求方式决定了美中的长期利益不可共存。
麦艾文：中国对核心利益的定义决定了美中利益的不兼容
奥巴马政府时期白宫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星期二（10月30日）说，美中两国的长远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倾向分歧而不是日渐趋同，而且将来的分歧只会更大。他说，两国关系将越来越趋向竞争的一面。
麦艾文认为，中国目前有三大“核心利益”：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以及社会稳定；保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发展经济和社会。他说，这些利益决定了美中两国的长期利益不能并存。
他说：“我们的政治制度的不同是是两国长期不信任的源头。中国国内的社会控制手段，包括利用高科技，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政治制度被中国看作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威胁。美国媒体和非政府组织都在不断批评中国，而且也不会有美国政治领导人像中国当局所希望的那样认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他说，在国家主权方面，美国和中国将继续在台湾和中国各种领土主张上持不同意见，而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会有改变。从经济上来说，中美本来可以从各自的发展中获益，但是严峻的现实显示，中国所采取的政策深深地伤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麦艾文是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一场以“美中长期利益是否兼容？”为题的辩论会上这样表述的。他还说，中国为获得这些“核心”利益所采取的措施也让美国不能接受。
他说：“从政治和稳定方面来说，习近平对内打压普世人权，尤其是否定宗教人士和少数族裔的基本权利，这些行为永远不会让美国接受，在这方面的分歧只能让美国对其越来越担忧。……习近平看起来只想让这个世界更适合威权体制，而美国将一直致力于保护民主社会的安全。美中的竞争将会带上，也许已经带上了，意识形态竞争的意味。在领土和主权完整方面，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行动显示，他更愿意用经济、外交和军事的胁迫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美国认为这些都与自己的利益相悖。”
麦艾文说，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习近平也展示了他对市场经济越来越没有兴趣。他更倾向以国企来领导经济的发展。麦艾文说，习近平的做法只会让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更具竞争性，而不是更具合作性。
美中目前的“投资时限”也不同
麦艾文在辩论中还援引他的同事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项目副主任戴维·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的一个观点，即美中目前的“投资时限”（time herizon）也不同。
“投资时限”的概念来自于投资交易，指的是投资者在变现前持有证券的总时长。
麦艾文说：“我们曾经满足于对中国进行防范，而那个时候中国采取的是‘韬光养晦’的策略，双方都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其他改变）。但是过去五年来，这一切都变了。目前大家都把注意力都放在对方对自己造成的短期威胁上了，特别是在美国这边。现在美国相信，时间来不及了，（对中国）只是防范是不够的。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是对自己的能力越来越自信，而且很愿意用这些能力来满足自己的利益。”
美国的40年对华政策已经达到极限
麦艾文强调说，虽然美中竞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代表美中的争端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另外，这也不代表美国过去的对华战略是失败的。他认为，这只是说明，美国过去的中国政策虽然引导中国朝着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但这项政策目前已达到极限。他说，中国的行为在演变，所以美国的战略也应该随之改变。
董云裳：美中还是有可以合作的地方
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辩论会上，卸任不久的前国务院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就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她认为，美中在很多方面确实有分歧，但是美中之间还有很多的共同利益。
她说：“首先，美国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在于双方都想继续维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这个体系内，民族国家存在于强大的国际机构内，同时主权国家管控它们的边界以及边界内的一切事务。他们都想维持目前的国际体系。两国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从这点来看，我认为中国不是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希望延续目前的国际秩序，但是希望作出一些改变。”
董云裳还指出，中国和美国在遏制地区不稳定和地区热点冲突上、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极端主义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两国的合作还包括应对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环境和自然灾害，促进全球繁荣等。
蓝普顿：美中两国的现任领导可能导致了目前的困境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兰普顿（David Lampton）也认为美中利益可以兼容。他说，中国不是铁板一片，认定两国利益不能兼容只会助长了中国国内的对两国关系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他说，美中之间确实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即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是可以管控的。
兰普顿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美中两国现任的领导人导致了美中目前的困境。
他说：“我们还有一个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那就是两国的领导层。有没有人认为，如果中国继续邓、江、胡的领导模式，也许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是习近平改变了中国的方向。更不用说我们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了。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人造成的问题，而不是两国利益无法避免走向冲突。我们看到的是人的因素和领导，我们看到了最特别的领导人之间的联系。说得温和一点，这是管理两国关系最关键的。”
随着美中争端的日渐加深，有关“美中长期利益是否兼容？”的讨论在美国越来越强烈。在此之前，美国《外交》网站访问了34名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就相关话题进行了调查。14人认为不可调和，15人认为并非不可调和，5人保持中立。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1/%E7%BE%8E%E5%89%8D%E5%AE%98%E5%91%98%EF%BC%9A%E4%B8%AD%E5%9B%BD%E2%80%9C%E6%A0%B8%E5%BF%83%E5%88%A9%E7%9B%8A%E2%80%9D%E5%86%B3%E5%AE%9A%E7%BE%8E%E4%B8%AD%E9%95%BF%E6%9C%9F%E5%88%A9%E7%9B%8A%E4%B8%8D%E5%8F%AF%E5%B9%B6%E5%AD%98.html
中国外汇管制探秘
来源:
自由亚洲
近两年以来，中国政府逐步加紧了外汇管制，给企业和公民都带来了数不清的麻烦，并窒息着中国的经济活力。这种管制的原因是什么？又反映了什么样的中国政治经济现状？
最近两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发现，他们在存取外汇或向海外汇款时，越来越不方便。
十月初，已经定居美国、不愿透露全名的张女士回北京卖房。她发现在把钱汇到美国的过程中，障碍重重，使她陷入了漫长的等待，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还在等，我每天就看到美元汇率一直在攀升，我就知道我每天都在里面损失很多。”
张女士遇到的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这种困境正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逐步收紧外汇管制的结果。
2017年1月，中国外汇管理局公布新规，在维持5万美元购汇限额的同时，要求购汇人填写《个人购汇申请书》，并且购汇不得用于境外买房和证券投资。
今年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又规定（《关于规范银行卡境外大额提取现金交易的通知》），境内银行卡境外提取现金限额10万人民币。
6月，中国公民在银行存取外汇现钞每人每日限额从1万美元下调到5000美元，还有不少银行以外汇现钞不足为由拒绝办理相关业务。
10月，政府部门发布新规，（《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客户当日交易人民币5万元以上、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收支，金融机构应提交大额交易报告。
紧箍咒一个个抛过来，张女士不得不曲线救国，
“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就是找亲戚朋友，给他们人民币，用他们的限额来换美金。换完之后，还有特别大的一个麻烦，就是换完之后，你怎么把钱汇到国外去？”
张女士所讲的是，普通个人为了绕过外汇管制，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把外汇一点一点汇出国外。除了控制公民个人的外汇交易外，外汇管制的重点是限制民营企业的资本输出。旅居美国的民营企业家胡力任介绍说，
“现在中国（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基本上已经停止了，虽然现在从法规上没有限制，但实际已经停止了。因为对外投资需要一个流程，这些都需要整个政府审批的。”
这种做法从2017年就已开始。当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下降了40%，是2015年以来首度出现对外投资骤降。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2017年万达集团在大举进行海外并购的过程中遭到政府抵制。中国银监会禁止大型国有银行给万达发放海外并购项目的贷款。同时，万达、安邦等民营企业集团相继被中国政府点名，被迫出售海外资产，把资金调回境内。
中国政府还采用行政手段拖延外资的撤离。2016年，德意志银行出售华夏银行股份所得30多亿欧元在中国徘徊近一年也无法出境。当年9月，日本大型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就直接提出了日资撤出存在的程序障碍。
在这一波紧似一波的外汇管制背后，是中国前几年严重的外汇资本流失。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数据，在外汇流失顶峰时期的2015-2016年两年时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资本外流就达到1.28万亿美元。
市场普遍的说法是，民营企业或者个人将手里的人民币资产兑换成美元资产，并向境外转移，是这一波资本流失最主要的原因。对于民营企业或一般个人向海外转移资产的现状，旅居美国的原财经记者叶昭分了四个档次，
“只要是稍微有几百万的家庭，他们首先把孩子送到国外去；有几千万的，就全家开始移民；有几个亿的就是开始在外面做生意了。如果超过十个亿这样的企业家出去，就是跟政治环境因素有关，以及营商环境太艰难。”
在向外转移资产的过程中，企业家和普通老百姓可谓是各显神通。除了前面提到的中产阶级采取的“蚂蚁搬家”外，民营企业主要通过对外投资或“地下钱庄”等形式，使大笔资金逃离中国。安邦与万达两家大型民企集团，就是通过在国内银行借债套汇，并在海外大肆购买各种资产。
对于民营企业向海外转移资产的原因，叶昭认为，
“企业家我也跟他们沟通，实话实说，他们告诉我，一个是看看海外是否还有其他商机可做，然后另外一个给自己留个后路，以防某个官员被查牵连到自己。”
叶昭的说法指向了民营企业在中国的根本困境。经济市场化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背负着所谓的“原罪”，即民企要在中国发展，必须靠偷税漏税、官商勾结等违法行为。这些违法行为及可能的法律后果成为随时悬在众多民营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更加剧了民营企业的艰难处境。自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国内消费不振，市场空间缩小，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却面临着税负过高，难以贷款等诸多障碍。另一方面，国进民退的趋势日益突显，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国有企业逐步蚕食。今年甚至出现了民营企业退场论。逼仄的环境迫使民营企业把眼光转向海外，通过向外投资寻求退路。
而中国的中产阶级也面临着各种生存困境，寻求向外发展。长期在中美之间从事商贸活动的凯文认为，
“中国目前无论是教育资源、洁净的空气、水资源、安全的食品，并没有满足中国这些新兴中产阶级的要求，他们想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安全。所以，他们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随着企业和个人蜂拥向外转移资产，为了对冲资本外流冲击，保住汇率，央行出手干预外汇市场，这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14年6月巅峰时的接近4万亿美元，下降到2017年1月的不足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陡降让中国政府嗅到了一丝危险的信号。
外汇储备在中国被看做是动荡时期的金融缓冲工具。虽然市场认为，外汇储备低于3万亿美元并不对中国经济构成实际冲击，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程晓农认为，外汇储备少于三万亿会出大问题，
“中国的经济安全包括进口的基本需要，失去了用来进口的外汇，中国的油价，还有粮食都会成为大问题。所以，对中国政府而言，保留这个三万亿，是经过仔细测算的。”
外汇储备流失还会导致人民币加速贬值，增加触发金融危机的机率。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
“它（中国政府）非常担心如果没有外汇储备做防火墙的话，它的货币可能会受到攻击，它的经济可能会出现大动荡，甚至带来政权崩溃。”
外汇储备下降的趋势也让人们关注到外储真实的构成。根据中国外管局的数据，截至2018年3月，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11万亿美元，而中国全口径外债余额是1.84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外汇储备中一半以上，必须为考虑偿还外债而预留，并不是真正的资产。
与此同时，中国外汇储备一半左右是以美元债券的形式存在，这些债券并非能轻易随时变现。这种不良的构成更增添了人们对外储的担忧。
与外汇流失相伴的还有人才流失的风险，现居美国的民营企业家胡力任说，
“现在中国已经到了人力资源风险非常高的时期，很多人都出来了。还有很多人留在国内，但他们的小孩也出来了。中国政府不希望这些有思想、有智慧的人往外流，但又很难改变目前中国的政治状态。”
迫于外汇储备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从2016年底便开始了对外汇的严厉管制，并且逐渐加码。这大大减缓了资本流失的势头。美国华盛顿的国际金融协会今年2月公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资本净流出规模为600亿美元，仅相当于2016年6,400亿美元净流出规模的十分之一。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外汇管制，
“在三个‘不可能’中间，第一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第二是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第三个就是资本可自由流动。这三样当中，你最多只能获取两样。”言下之意，为了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维持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中国不得不采取强力的外汇管制。
这种外汇管制固然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平抑国内物价，但也让不同阶层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张女士感慨说，
“那究竟是谁来担当这个后果呢？但是现在就觉得，象我们这样的中产阶级，被严格的外汇管制打击得比较严重。”
外汇管制不但给企业和公民带来不合理的负担，中国政府对外资向母公司汇回利润的限制又对国家信用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区事务副会长彭捷宁去年就对外表示，随着美国降低企业税率，该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企业想尽快将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带回国，以最大程度地降低资本管制的风险。
外汇储备的严重流失和外汇管制的严苛急迫，其实反映了中国政府与民间社会在经济下行、政治极权化背景下的双重博弈。当老百姓对政府缺少信任，要躲避政治经济危机，便用脚投票。但任性的政治体制仍能采用政策高压，扼住公民自由的咽喉。
外汇管制只是观察中国现状的一扇窗。现实是，今年以来的美中贸易战让中国的政治经济压力陡增，“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中国官民之间的双重博弈必将在更多的层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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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近两年以来，中国政府逐步加紧了外汇管制，给企业和公民都带来了数不清的麻烦，并窒息着中国的经济活力。这种管制的原因是什么？又反映了什么样的中国政治经济现状？
最近两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发现，他们在存取外汇或向海外汇款时，越来越不方便。
十月初，已经定居美国、不愿透露全名的张女士回北京卖房。她发现在把钱汇到美国的过程中，障碍重重，使她陷入了漫长的等待，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还在等，我每天就看到美元汇率一直在攀升，我就知道我每天都在里面损失很多。”
张女士遇到的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这种困境正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逐步收紧外汇管制的结果。
2017年1月，中国外汇管理局公布新规，在维持5万美元购汇限额的同时，要求购汇人填写《个人购汇申请书》，并且购汇不得用于境外买房和证券投资。
今年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又规定（《关于规范银行卡境外大额提取现金交易的通知》），境内银行卡境外提取现金限额10万人民币。
6月，中国公民在银行存取外汇现钞每人每日限额从1万美元下调到5000美元，还有不少银行以外汇现钞不足为由拒绝办理相关业务。
10月，政府部门发布新规，（《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客户当日交易人民币5万元以上、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收支，金融机构应提交大额交易报告。
紧箍咒一个个抛过来，张女士不得不曲线救国，
“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就是找亲戚朋友，给他们人民币，用他们的限额来换美金。换完之后，还有特别大的一个麻烦，就是换完之后，你怎么把钱汇到国外去？”
张女士所讲的是，普通个人为了绕过外汇管制，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把外汇一点一点汇出国外。除了控制公民个人的外汇交易外，外汇管制的重点是限制民营企业的资本输出。旅居美国的民营企业家胡力任介绍说，
“现在中国（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基本上已经停止了，虽然现在从法规上没有限制，但实际已经停止了。因为对外投资需要一个流程，这些都需要整个政府审批的。”
这种做法从2017年就已开始。当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下降了40%，是2015年以来首度出现对外投资骤降。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2017年万达集团在大举进行海外并购的过程中遭到政府抵制。中国银监会禁止大型国有银行给万达发放海外并购项目的贷款。同时，万达、安邦等民营企业集团相继被中国政府点名，被迫出售海外资产，把资金调回境内。
中国政府还采用行政手段拖延外资的撤离。2016年，德意志银行出售华夏银行股份所得30多亿欧元在中国徘徊近一年也无法出境。当年9月，日本大型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就直接提出了日资撤出存在的程序障碍。
在这一波紧似一波的外汇管制背后，是中国前几年严重的外汇资本流失。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数据，在外汇流失顶峰时期的2015-2016年两年时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资本外流就达到1.28万亿美元。
市场普遍的说法是，民营企业或者个人将手里的人民币资产兑换成美元资产，并向境外转移，是这一波资本流失最主要的原因。对于民营企业或一般个人向海外转移资产的现状，旅居美国的原财经记者叶昭分了四个档次，
“只要是稍微有几百万的家庭，他们首先把孩子送到国外去；有几千万的，就全家开始移民；有几个亿的就是开始在外面做生意了。如果超过十个亿这样的企业家出去，就是跟政治环境因素有关，以及营商环境太艰难。”
在向外转移资产的过程中，企业家和普通老百姓可谓是各显神通。除了前面提到的中产阶级采取的“蚂蚁搬家”外，民营企业主要通过对外投资或“地下钱庄”等形式，使大笔资金逃离中国。安邦与万达两家大型民企集团，就是通过在国内银行借债套汇，并在海外大肆购买各种资产。
对于民营企业向海外转移资产的原因，叶昭认为，
“企业家我也跟他们沟通，实话实说，他们告诉我，一个是看看海外是否还有其他商机可做，然后另外一个给自己留个后路，以防某个官员被查牵连到自己。”
叶昭的说法指向了民营企业在中国的根本困境。经济市场化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背负着所谓的“原罪”，即民企要在中国发展，必须靠偷税漏税、官商勾结等违法行为。这些违法行为及可能的法律后果成为随时悬在众多民营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更加剧了民营企业的艰难处境。自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国内消费不振，市场空间缩小，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却面临着税负过高，难以贷款等诸多障碍。另一方面，国进民退的趋势日益突显，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国有企业逐步蚕食。今年甚至出现了民营企业退场论。逼仄的环境迫使民营企业把眼光转向海外，通过向外投资寻求退路。
而中国的中产阶级也面临着各种生存困境，寻求向外发展。长期在中美之间从事商贸活动的凯文认为，
“中国目前无论是教育资源、洁净的空气、水资源、安全的食品，并没有满足中国这些新兴中产阶级的要求，他们想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安全。所以，他们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随着企业和个人蜂拥向外转移资产，为了对冲资本外流冲击，保住汇率，央行出手干预外汇市场，这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14年6月巅峰时的接近4万亿美元，下降到2017年1月的不足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陡降让中国政府嗅到了一丝危险的信号。
外汇储备在中国被看做是动荡时期的金融缓冲工具。虽然市场认为，外汇储备低于3万亿美元并不对中国经济构成实际冲击，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程晓农认为，外汇储备少于三万亿会出大问题，
“中国的经济安全包括进口的基本需要，失去了用来进口的外汇，中国的油价，还有粮食都会成为大问题。所以，对中国政府而言，保留这个三万亿，是经过仔细测算的。”
外汇储备流失还会导致人民币加速贬值，增加触发金融危机的机率。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
“它（中国政府）非常担心如果没有外汇储备做防火墙的话，它的货币可能会受到攻击，它的经济可能会出现大动荡，甚至带来政权崩溃。”
外汇储备下降的趋势也让人们关注到外储真实的构成。根据中国外管局的数据，截至2018年3月，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11万亿美元，而中国全口径外债余额是1.84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外汇储备中一半以上，必须为考虑偿还外债而预留，并不是真正的资产。
与此同时，中国外汇储备一半左右是以美元债券的形式存在，这些债券并非能轻易随时变现。这种不良的构成更增添了人们对外储的担忧。
与外汇流失相伴的还有人才流失的风险，现居美国的民营企业家胡力任说，
“现在中国已经到了人力资源风险非常高的时期，很多人都出来了。还有很多人留在国内，但他们的小孩也出来了。中国政府不希望这些有思想、有智慧的人往外流，但又很难改变目前中国的政治状态。”
迫于外汇储备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从2016年底便开始了对外汇的严厉管制，并且逐渐加码。这大大减缓了资本流失的势头。美国华盛顿的国际金融协会今年2月公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资本净流出规模为600亿美元，仅相当于2016年6,400亿美元净流出规模的十分之一。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外汇管制，
“在三个‘不可能’中间，第一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第二是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第三个就是资本可自由流动。这三样当中，你最多只能获取两样。”言下之意，为了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维持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中国不得不采取强力的外汇管制。
这种外汇管制固然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平抑国内物价，但也让不同阶层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张女士感慨说，
“那究竟是谁来担当这个后果呢？但是现在就觉得，象我们这样的中产阶级，被严格的外汇管制打击得比较严重。”
外汇管制不但给企业和公民带来不合理的负担，中国政府对外资向母公司汇回利润的限制又对国家信用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区事务副会长彭捷宁去年就对外表示，随着美国降低企业税率，该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企业想尽快将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带回国，以最大程度地降低资本管制的风险。
外汇储备的严重流失和外汇管制的严苛急迫，其实反映了中国政府与民间社会在经济下行、政治极权化背景下的双重博弈。当老百姓对政府缺少信任，要躲避政治经济危机，便用脚投票。但任性的政治体制仍能采用政策高压，扼住公民自由的咽喉。
外汇管制只是观察中国现状的一扇窗。现实是，今年以来的美中贸易战让中国的政治经济压力陡增，“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中国官民之间的双重博弈必将在更多的层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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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陶陶：强大的默克尔为何走向毁灭？
昨天，德国基民盟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一改试图参加选举的前言，宣布将不再寻求担任党主席的职位。这是继本月德国执政联盟在巴伐利亚州选举失利和黑森州选举失利之后，默克尔作出的最新决定，此乃其政治地位迅速衰败的明证。
曾经深得人心的默克尔为何会走到这般田地？
是她的德行不足吗？我深信，在世界范围内，很少有人会对默克尔的廉洁、仁慈产生怀疑；是她的成就不足吗？事实上，在今天的西方，德国经济一枝独秀，而德国的国家地位也在默克尔时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是她的资源不足吗？要知道，默克尔可是当今德国的政治巨人，几乎不可能有人更有声望和实力。
正是因为默克尔具有如此美好的名声、丰硕的成就和强悍的资源，以至于当她于今年年初组阁成功后，几乎没有什么人怀疑过她将成功，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她将失败——他们都忽略了默克尔不破法体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处：
1、这是一个因难民问题而逐渐分裂的国家；
2015年9月，当默克尔宣布无限制地吸纳中东难民入境的时候，就意味着难民问题将成为分裂德国社会的痼疾。数百万没有未来的难民贸然进入人口只有8000万的富足德国，必然会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这一方面使得相当多的德国普通民众急切要求遣返难民，加剧德国排外倾向和极右翼风潮，另一方面，极右翼的兴起，有足以引发左翼支持者的激化，而排外风潮加剧的身份政治，更使得人数不可小觑的德国少数族裔更加支持难民政策。
即，难民大规模入境，使得德国社会在难民问题上陷入了泾渭分明的分裂，几乎不存在模糊空间。在一部分民众越来越激切地试图遣返驱逐难民时，另一部分民众则要求政府作出更宽松的难民接纳举措。
2、这是一个只能在难民问题上奉行模糊政策的政府；
遗憾的是，在分裂的、要求在难民问题上采取明确举措的德国面前，默克尔政府却只是一个左右政党相互妥协的政府，这决定了默克尔政府只能采取模糊政策，这加剧了执政联盟各党在自身支持者中不断失去认可。
默克尔基民盟的姐妹党基社盟是一个以巴伐利亚为根基的老牌右派政党，由于德国右派民众越来越反感默克尔政府的难民政策，而基社盟恰恰属于默克尔政府的一员，必须承担默克尔难民政策的负面政治效果，这就使得基社盟在巴伐利亚的支持率急剧下跌。在这种情况下，除非默克尔政府改弦易辙，采取驱逐限制难民的政策，否则基社盟的衰竭是可以预见的。
然而，默克尔政府的另一个组成政党社民党，则属于左翼政党，其支持者大多数不但不反对难民入境，反而要求默克尔政府采取更加激进宽松的难民接纳政策。一旦默克尔政府被迫对难民问题采取限制政策，那么作为政府成员的社民党将会失去支持者的信任。
今年七月份德国基社盟领袖、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因难民强奸案而威胁辞职，引发默克尔政府危机，当默克尔被迫妥协后，采取了对难民的一些限制性政策，这又反过来使得德国社民党失去了很多支持者。此事即显示了默克尔政府的困境，难民问题引发的德国分裂现实迫使默克尔采取明确的政策，但默克尔政府的属性迫使其只能居中调和，从而使得德国执政联盟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分别在左右两翼中失去支持者而日渐衰竭。
在此次巴伐利亚和黑森大选中，基民盟和基社盟都失去了几乎三分之一的选票，而社民党的选票更是腰斩。选举表明，这些执政党的执政本身已经成为其维持政治利益的阻碍，形势将迫使这些政党退出执政联盟——这就是默克尔政府的真正问题所在，这个问题是默克尔不可克服的。
因此，一个真正理解政治的人，当他看到默克尔下令百万难民入境的时候，就会意识到，对于欧洲政治世界来说，不可饶恕的错误已经犯下，千载难逢的政治变局即将到来，就像塔列朗看到查理十世试图恢复绝对君权，便开始知晓波旁王朝将走向毁灭一样。
这不是实力和道德决定的，而是政治的逻辑决定的，尽管这个逻辑不为人知。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49193&s=fwzxfbbt）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10/blog-post_976.html
曾经深得人心的默克尔为何会走到这般田地？
是她的德行不足吗？我深信，在世界范围内，很少有人会对默克尔的廉洁、仁慈产生怀疑；是她的成就不足吗？事实上，在今天的西方，德国经济一枝独秀，而德国的国家地位也在默克尔时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是她的资源不足吗？要知道，默克尔可是当今德国的政治巨人，几乎不可能有人更有声望和实力。
正是因为默克尔具有如此美好的名声、丰硕的成就和强悍的资源，以至于当她于今年年初组阁成功后，几乎没有什么人怀疑过她将成功，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她将失败——他们都忽略了默克尔不破法体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处：
1、这是一个因难民问题而逐渐分裂的国家；
2015年9月，当默克尔宣布无限制地吸纳中东难民入境的时候，就意味着难民问题将成为分裂德国社会的痼疾。数百万没有未来的难民贸然进入人口只有8000万的富足德国，必然会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这一方面使得相当多的德国普通民众急切要求遣返难民，加剧德国排外倾向和极右翼风潮，另一方面，极右翼的兴起，有足以引发左翼支持者的激化，而排外风潮加剧的身份政治，更使得人数不可小觑的德国少数族裔更加支持难民政策。
即，难民大规模入境，使得德国社会在难民问题上陷入了泾渭分明的分裂，几乎不存在模糊空间。在一部分民众越来越激切地试图遣返驱逐难民时，另一部分民众则要求政府作出更宽松的难民接纳举措。
2、这是一个只能在难民问题上奉行模糊政策的政府；
遗憾的是，在分裂的、要求在难民问题上采取明确举措的德国面前，默克尔政府却只是一个左右政党相互妥协的政府，这决定了默克尔政府只能采取模糊政策，这加剧了执政联盟各党在自身支持者中不断失去认可。
默克尔基民盟的姐妹党基社盟是一个以巴伐利亚为根基的老牌右派政党，由于德国右派民众越来越反感默克尔政府的难民政策，而基社盟恰恰属于默克尔政府的一员，必须承担默克尔难民政策的负面政治效果，这就使得基社盟在巴伐利亚的支持率急剧下跌。在这种情况下，除非默克尔政府改弦易辙，采取驱逐限制难民的政策，否则基社盟的衰竭是可以预见的。
然而，默克尔政府的另一个组成政党社民党，则属于左翼政党，其支持者大多数不但不反对难民入境，反而要求默克尔政府采取更加激进宽松的难民接纳政策。一旦默克尔政府被迫对难民问题采取限制政策，那么作为政府成员的社民党将会失去支持者的信任。
今年七月份德国基社盟领袖、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因难民强奸案而威胁辞职，引发默克尔政府危机，当默克尔被迫妥协后，采取了对难民的一些限制性政策，这又反过来使得德国社民党失去了很多支持者。此事即显示了默克尔政府的困境，难民问题引发的德国分裂现实迫使默克尔采取明确的政策，但默克尔政府的属性迫使其只能居中调和，从而使得德国执政联盟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分别在左右两翼中失去支持者而日渐衰竭。
在此次巴伐利亚和黑森大选中，基民盟和基社盟都失去了几乎三分之一的选票，而社民党的选票更是腰斩。选举表明，这些执政党的执政本身已经成为其维持政治利益的阻碍，形势将迫使这些政党退出执政联盟——这就是默克尔政府的真正问题所在，这个问题是默克尔不可克服的。
因此，一个真正理解政治的人，当他看到默克尔下令百万难民入境的时候，就会意识到，对于欧洲政治世界来说，不可饶恕的错误已经犯下，千载难逢的政治变局即将到来，就像塔列朗看到查理十世试图恢复绝对君权，便开始知晓波旁王朝将走向毁灭一样。
这不是实力和道德决定的，而是政治的逻辑决定的，尽管这个逻辑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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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顧問：特朗普未定必加碼徵稅 視乎中美談判可撤部份關稅
路透社報道，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Larry Kudlow）周三（10月31日）表示，總統特朗普並未作出什麽一成不變的決定，一定要升級對中國商品的徵稅，如果能夠與中方進行有希望的政策討論，或許可以撤銷部分關稅。
庫德洛在 CNBC 稱，特朗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底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會晤議程還未敲定，但「我們與習主席可能會在阿根廷舉行一次非常良好的會談」。
當被問及如果會談不能緩解貿易緊張局面，特朗普是否會繼續加徵關稅時，庫德洛說：「現在我只能說沒有什麽是一成不變的。順便說一下，大家沒留意到，總統在某次電視節目上的確說過，如果與中國達成某種善意的協議，那麽很多關稅或許可以取消。」
他還補充說，特朗普並不是在作承諾，而是在給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假設。」
彭博新聞周一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報導稱，若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下月會談不能緩解貿易戰局勢，美國準備最晚12月初宣布對所有剩餘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
特朗普長期以來一直威脅，如果中國政府不能滿足美國的要求，在對外貿易、技術轉讓和行業補貼政策方面作出巨大改變，美國將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總計超過5,000億美元的產品徴稅。
庫德洛表示，對更多中國商品徵收關稅的決定並沒有具體的觸發點。
「這是由政策磋商來決定，並不是一個強制性的時間表。若政策磋商進展順利，就會有更好的情勢；反之，情勢有可能惡化，」庫德洛表示。
他表示，特朗普在近期接受訪問時曾說過，如果進行了「非常有希望的政策討論，我不知道能否達成全面協議，但如果一切進展順利，或許會取消一些關稅也說不定。」
庫德洛沒有說明他指的是哪次訪問。
特朗普周一接受霍士新聞頻道的「The Ingraham Angle」節目訪問時，並未明確提及取消關稅的可能性，但表示他預期與中國達成「絕佳協議」。
庫德洛在 CNBC 稱，特朗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底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會晤議程還未敲定，但「我們與習主席可能會在阿根廷舉行一次非常良好的會談」。
當被問及如果會談不能緩解貿易緊張局面，特朗普是否會繼續加徵關稅時，庫德洛說：「現在我只能說沒有什麽是一成不變的。順便說一下，大家沒留意到，總統在某次電視節目上的確說過，如果與中國達成某種善意的協議，那麽很多關稅或許可以取消。」
他還補充說，特朗普並不是在作承諾，而是在給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假設。」
彭博新聞周一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報導稱，若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下月會談不能緩解貿易戰局勢，美國準備最晚12月初宣布對所有剩餘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
特朗普長期以來一直威脅，如果中國政府不能滿足美國的要求，在對外貿易、技術轉讓和行業補貼政策方面作出巨大改變，美國將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總計超過5,000億美元的產品徴稅。
庫德洛表示，對更多中國商品徵收關稅的決定並沒有具體的觸發點。
「這是由政策磋商來決定，並不是一個強制性的時間表。若政策磋商進展順利，就會有更好的情勢；反之，情勢有可能惡化，」庫德洛表示。
他表示，特朗普在近期接受訪問時曾說過，如果進行了「非常有希望的政策討論，我不知道能否達成全面協議，但如果一切進展順利，或許會取消一些關稅也說不定。」
庫德洛沒有說明他指的是哪次訪問。
特朗普周一接受霍士新聞頻道的「The Ingraham Angle」節目訪問時，並未明確提及取消關稅的可能性，但表示他預期與中國達成「絕佳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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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五四：写歌的人假正经啊，听歌的人最无情
我对大众怀念故去的名人向来是没意见的，都是流行文化下生长的韭菜，被人割和自己割，都一样，生命力依旧旺盛。众人在青春期嗷嗷待哺时，金老师写成人童话奶便人间，众人茁壮成长，去粗取精，形态各异，这是美事。对于喜不喜欢金庸，对于金庸的作品文学性几何，大家可以探讨，但大多数人不必认真，弄得你死我活状，你都没认真探究过，讨论那么认真是很不认真的表现。我之所以敢写这么认真，是做足了准备工作。
金老师泉下有知，也不必为人间读者的纷扰而感到伤心，其实他们跟你一样，都是氛围大师，你擅长营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氛围，他们擅长营造感恩的心感谢命运感谢有你的温馨动人氛围，大家都没当真，你也不必当真，回到现实，大家都很忙，这正是所谓的"写歌的人假正经啊，听歌的人最无情"，年少时的欢愉懵懂过后，要承认成人的疲软无力，还好你收到了钱，我们受到了启蒙教育，就像少年时，我们遇到了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老妓女，二十年后对你早无欲望，只是心存少年的感激。
悼念一个名人，很多人都是凑个热闹，很多人都是借机抒个情，特别是人人自危、舆论场接近固化的当下，机会难得，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即便有些人冒出"人死为大"这类蠢话来阻止大家对逝者的评判，我也是不再奇怪和愤怒，假正经的你不想理，真蠢的人你又不忍心。只是有些人平时就喜欢拔高名人，名人去世，又被拔得更高了，这样很不好。有些概念我们还是要严肃认真对待的，比如说大侠，郭靖是大侠，杨过是大侠，但金庸不是大侠，郭杨之所以是大侠，是因为书里写的清清楚楚，生平表现，内心活动，一字一句，明明白白，金庸不是大侠，因为还有很多事情他不明白，还有很多他的事情不明不白。
他作为一个武侠小说作者，我是不会苛求他的历史功底，在他的笔下，不管那个时代有没有种植，蚕豆、花生、南瓜子成了英雄好汉喜爱的下酒小菜，《天龙八部》中还出现了本不该出现的辣椒，《神雕侠侣》中杨过找到了本应该在美洲的玉米棒子……，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点名提出要做浙江大学的教授、历史系隋唐史的博导时，我们就得认真对待了，虽然现在浙江大学和众多大学一样，已然没什么出息，但毕竟学生是交了学费的，误人子弟就没职业道德了。刘文典曾说过"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并因此挺看不起沈从文的，而且反对沈从文当教授："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而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当然，这不是金老师一个人的问题。
金庸笔下有很多大侠都背负着杀父之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之前，也得先报了杀父之仇，张无忌，胡斐，袁承志，杨过，郭靖，林平之……，袁承志最大的愿望就是手刃杀父仇人崇祯，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袁承志要入宫刺杀崇祯，但阿九一句"别杀我爹爹"就让他放弃了这多年的愿望。而坚定的要替父报仇的林平之落了个悲惨下场，除了郭靖，其他人物的杀父之仇也都因为各种原因不了了之，郭靖的杀父仇人有两个，一个是小角色段天德，无恶不作，被杀了读者只会拍手称快，另外一个是完颜洪烈，被刻画成了忠贞爱情、图谋大业的政治人物，郭靖抓住完颜洪烈时，也没有亲手杀了他，而是交给了铁木真，被蒙古人杀死，完颜洪烈的死也被提升到了两国征战的历史高度，郭靖的父仇也报了。杀段天德，叫快意恩仇，美名，让蒙古人杀完颜洪烈，叫从大局出发，美名，谁说靖哥哥愚钝。所以，对于杀父之仇这件事的多种可能性，每一种，金庸都写了，现实中不能做到的不敢做的，小说里他都做了。
在1951年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金庸的父亲、大地主查枢卿被地方人民政府判处死刑枪决了。面对杀父之仇，他内心真正想选择哪一种复仇方式，我不敢说，但现实当中，他无疑选择了"相逢一笑泯恩仇"，"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会见金庸，向金庸道歉，微笑着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这看起来并不算一个过得去的交代，于是2000年年初，金庸在其自传体散文《月云》中写道："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创造了无数大侠形象的人，在强大的力量面前，依然真实的像个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自欺而懦弱，就像他的众多读者一样，当然，换了谁也大约如此吧，亦或者，真是我们难以理解的豁达大度。
李敖曾痛骂过金庸的虚伪，我倒觉得金庸未必是虚伪，而是人共有的虚弱，一心向善是个过程，过程不是结果，就必然是不完美的感受。即便如此，这个过程中还是需要不断接受历练的，就如李大师对金大师的鞭笞，看看也无妨，李大师鞭笞起他人向来是精准度很高的，只是对自己往往手软。李敖说："金庸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我责备他不该参加什么"国建会"，自失他过去的立场。他说他参加，也说了不少批评的话。我说这是不够的、得不偿失的、小骂帮大忙的，你参加这种会，真叫人失望。接着谈到他写的武侠，我说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中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虽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并且发了财。金庸的风度极好，他对我的话，不以为忤。他很谦虚的解释他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伪善"。
我倒不相信金庸是刻意虚伪，而是人性的虚弱，相信他听了李大师的话，也更多的是自省。就像当年《明报》报道逃港潮时，金庸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报道的，但在众位同事的压力之下，权衡利弊，拷问内心，他还是选择了报道，也算善事一桩。金大师在前进，在超越，而他的读者们却在江湖里陷得很深，至今无法自拔，现实中活得窝囊憋屈懦弱，而在小说里获得了快意恩仇行侠仗义的快感，现实的困境挣脱不了，而小说里却常常容易化险为夷，而且越是危险困难，越是大概率获得奇珍异果武功秘籍，咬一口耍两招，顷刻拥有百年功力，不需要漫长的时间等待和努力，这是每个不劳而获的人终极梦想，更何况这个不劳而获，收获的是绝世武功谁也杀不死，收获的是侠肝义胆的名声传颂在人间，还有绝世美人爱你爱的死心塌地，即便你不是男主角，也不必担心，下至流氓小地痞，上至王公贵族甚至皇帝，都有一个侠肝义胆人超完美的大英雄制约着他们，这看上去比法治社会还令人有安全感。这些都是虚假希望，我们的最爱。
这些就是我个人对金庸大师和金庸大师作品的看法，高铁之作，谈不上褒贬，更何况，我也愿意世间真有那么一位神雕大侠，朗声对我说道，"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10/blog-post_736.html
金老师泉下有知，也不必为人间读者的纷扰而感到伤心，其实他们跟你一样，都是氛围大师，你擅长营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氛围，他们擅长营造感恩的心感谢命运感谢有你的温馨动人氛围，大家都没当真，你也不必当真，回到现实，大家都很忙，这正是所谓的"写歌的人假正经啊，听歌的人最无情"，年少时的欢愉懵懂过后，要承认成人的疲软无力，还好你收到了钱，我们受到了启蒙教育，就像少年时，我们遇到了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老妓女，二十年后对你早无欲望，只是心存少年的感激。
悼念一个名人，很多人都是凑个热闹，很多人都是借机抒个情，特别是人人自危、舆论场接近固化的当下，机会难得，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即便有些人冒出"人死为大"这类蠢话来阻止大家对逝者的评判，我也是不再奇怪和愤怒，假正经的你不想理，真蠢的人你又不忍心。只是有些人平时就喜欢拔高名人，名人去世，又被拔得更高了，这样很不好。有些概念我们还是要严肃认真对待的，比如说大侠，郭靖是大侠，杨过是大侠，但金庸不是大侠，郭杨之所以是大侠，是因为书里写的清清楚楚，生平表现，内心活动，一字一句，明明白白，金庸不是大侠，因为还有很多事情他不明白，还有很多他的事情不明不白。
他作为一个武侠小说作者，我是不会苛求他的历史功底，在他的笔下，不管那个时代有没有种植，蚕豆、花生、南瓜子成了英雄好汉喜爱的下酒小菜，《天龙八部》中还出现了本不该出现的辣椒，《神雕侠侣》中杨过找到了本应该在美洲的玉米棒子……，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点名提出要做浙江大学的教授、历史系隋唐史的博导时，我们就得认真对待了，虽然现在浙江大学和众多大学一样，已然没什么出息，但毕竟学生是交了学费的，误人子弟就没职业道德了。刘文典曾说过"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并因此挺看不起沈从文的，而且反对沈从文当教授："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而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当然，这不是金老师一个人的问题。
金庸笔下有很多大侠都背负着杀父之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之前，也得先报了杀父之仇，张无忌，胡斐，袁承志，杨过，郭靖，林平之……，袁承志最大的愿望就是手刃杀父仇人崇祯，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袁承志要入宫刺杀崇祯，但阿九一句"别杀我爹爹"就让他放弃了这多年的愿望。而坚定的要替父报仇的林平之落了个悲惨下场，除了郭靖，其他人物的杀父之仇也都因为各种原因不了了之，郭靖的杀父仇人有两个，一个是小角色段天德，无恶不作，被杀了读者只会拍手称快，另外一个是完颜洪烈，被刻画成了忠贞爱情、图谋大业的政治人物，郭靖抓住完颜洪烈时，也没有亲手杀了他，而是交给了铁木真，被蒙古人杀死，完颜洪烈的死也被提升到了两国征战的历史高度，郭靖的父仇也报了。杀段天德，叫快意恩仇，美名，让蒙古人杀完颜洪烈，叫从大局出发，美名，谁说靖哥哥愚钝。所以，对于杀父之仇这件事的多种可能性，每一种，金庸都写了，现实中不能做到的不敢做的，小说里他都做了。
在1951年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金庸的父亲、大地主查枢卿被地方人民政府判处死刑枪决了。面对杀父之仇，他内心真正想选择哪一种复仇方式，我不敢说，但现实当中，他无疑选择了"相逢一笑泯恩仇"，"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会见金庸，向金庸道歉，微笑着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这看起来并不算一个过得去的交代，于是2000年年初，金庸在其自传体散文《月云》中写道："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创造了无数大侠形象的人，在强大的力量面前，依然真实的像个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自欺而懦弱，就像他的众多读者一样，当然，换了谁也大约如此吧，亦或者，真是我们难以理解的豁达大度。
李敖曾痛骂过金庸的虚伪，我倒觉得金庸未必是虚伪，而是人共有的虚弱，一心向善是个过程，过程不是结果，就必然是不完美的感受。即便如此，这个过程中还是需要不断接受历练的，就如李大师对金大师的鞭笞，看看也无妨，李大师鞭笞起他人向来是精准度很高的，只是对自己往往手软。李敖说："金庸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我责备他不该参加什么"国建会"，自失他过去的立场。他说他参加，也说了不少批评的话。我说这是不够的、得不偿失的、小骂帮大忙的，你参加这种会，真叫人失望。接着谈到他写的武侠，我说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中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虽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并且发了财。金庸的风度极好，他对我的话，不以为忤。他很谦虚的解释他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伪善"。
我倒不相信金庸是刻意虚伪，而是人性的虚弱，相信他听了李大师的话，也更多的是自省。就像当年《明报》报道逃港潮时，金庸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报道的，但在众位同事的压力之下，权衡利弊，拷问内心，他还是选择了报道，也算善事一桩。金大师在前进，在超越，而他的读者们却在江湖里陷得很深，至今无法自拔，现实中活得窝囊憋屈懦弱，而在小说里获得了快意恩仇行侠仗义的快感，现实的困境挣脱不了，而小说里却常常容易化险为夷，而且越是危险困难，越是大概率获得奇珍异果武功秘籍，咬一口耍两招，顷刻拥有百年功力，不需要漫长的时间等待和努力，这是每个不劳而获的人终极梦想，更何况这个不劳而获，收获的是绝世武功谁也杀不死，收获的是侠肝义胆的名声传颂在人间，还有绝世美人爱你爱的死心塌地，即便你不是男主角，也不必担心，下至流氓小地痞，上至王公贵族甚至皇帝，都有一个侠肝义胆人超完美的大英雄制约着他们，这看上去比法治社会还令人有安全感。这些都是虚假希望，我们的最爱。
这些就是我个人对金庸大师和金庸大师作品的看法，高铁之作，谈不上褒贬，更何况，我也愿意世间真有那么一位神雕大侠，朗声对我说道，"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10/blog-post_736.html
【聲明】李明哲任意移監，中國再度違反國際人權最低標準
文/台灣人權促進會
今天是李明哲被中國強迫失蹤的第586天，他被非法逮捕任意拘禁已經超過一年半。李明哲的妻子，李凈瑜在今年3月、5月、6月、7月與9月，5度赴中探視李明哲，發現明哲體型消瘦許多，且至今明哲仍無法用電話或是書信，與家人或朋友通訊。關於明哲高血壓的健康情況，至今我們也無法有任何來自醫學專業人員的判斷。
李明哲救援大隊所有聲援團體再次呼籲，中國官方應立刻釋放李明哲，也不應該限制他對外通訊的權利，更不應限制家屬的探視權。同時，也呼籲中國獄方應清楚說明明哲的健康狀況。
10月19日，當李凈瑜欲再度前往中國探視先生，卻由海基會轉達台商協會告知李明哲已被移監的消息，而導致此次探監無法成行。李明哲無預警被移監，家屬至今「並未」獲得任何由中國政府寄來的書面「通知」，此種不作為已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第二十條，收監五日內應通知家屬之規定。
更甚者，明哲究竟何時移監，為何從湖南「赤山監獄」移監至河北「燕城監獄」，中國官方必須清楚交代。根據網路資料，燕城監獄是中國監獄改革的試驗基地，中國的司法部部長曾表示，要把此監獄作為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質量的中心。另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第47與48條，受刑人在服刑期間，可以與他人通信，也可以會見親屬與監護人。中國官方將明哲與外界和親屬之間的聯繫隔絕，明顯已經違法。
根據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曼德拉規則）第68條，「所有囚犯均有權將自己被收监、被移送至另一監所以及任何嚴重疾病或受傷之事告知自己的家人或被指定聯絡人。」中國這次的做法也再次違反這個「最低待遇」的標準。
今年11月6日，中國即將在聯合國接受「普遍定期審查」（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UPR），接受各會員國對其提出之各項人權改善建議；2009年及2013年二次的UPR審查中，中國一共收到來自其他會員國的422點的改善建議，但實際對照中國的實際人權表現，人權改善幅度極為有限。中國在其2018年UPR國家報告，除用脫貧成就掩蓋對少數民族文化語言身份認同的迫害，還宣稱許多與公民政治權利有關的法律已在過去幾年有大幅修正。但令人憂心的是，這些修正仍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標準；中國宣稱的人權進展只是以法律形式包藏禍心，並非真正的依法而治(rule of law)。
而在這次的審查中，由聯合國官方所彙整的針對中國人權現況的報告，也首次納入來自台灣民間組織的報告，包括台灣人權促進會與國際人權聯盟（fidh）合寫的報告，及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的報告都被聯合國所引用。台灣民間團體也將於11月6日前往日內瓦，與多國民間團體在聯合國萬國宮場外進行抗議提出共同聲明。
【聲明團體】
李明哲救援大隊
台灣人權促進會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西藏台灣人權連線
台灣國際醫學聯盟
陳文成基金會
青平台基金會
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
華人民主書院
台灣教授協會
台灣勞工陣線
台灣健康人權行動協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國會調查兵團
蔡瑞月文化基金會
鄭南榕基金會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這篇文章 【聲明】李明哲任意移監，中國再度違反國際人權最低標準 最早出現於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今天是李明哲被中國強迫失蹤的第586天，他被非法逮捕任意拘禁已經超過一年半。李明哲的妻子，李凈瑜在今年3月、5月、6月、7月與9月，5度赴中探視李明哲，發現明哲體型消瘦許多，且至今明哲仍無法用電話或是書信，與家人或朋友通訊。關於明哲高血壓的健康情況，至今我們也無法有任何來自醫學專業人員的判斷。
李明哲救援大隊所有聲援團體再次呼籲，中國官方應立刻釋放李明哲，也不應該限制他對外通訊的權利，更不應限制家屬的探視權。同時，也呼籲中國獄方應清楚說明明哲的健康狀況。
10月19日，當李凈瑜欲再度前往中國探視先生，卻由海基會轉達台商協會告知李明哲已被移監的消息，而導致此次探監無法成行。李明哲無預警被移監，家屬至今「並未」獲得任何由中國政府寄來的書面「通知」，此種不作為已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第二十條，收監五日內應通知家屬之規定。
更甚者，明哲究竟何時移監，為何從湖南「赤山監獄」移監至河北「燕城監獄」，中國官方必須清楚交代。根據網路資料，燕城監獄是中國監獄改革的試驗基地，中國的司法部部長曾表示，要把此監獄作為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質量的中心。另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第47與48條，受刑人在服刑期間，可以與他人通信，也可以會見親屬與監護人。中國官方將明哲與外界和親屬之間的聯繫隔絕，明顯已經違法。
根據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曼德拉規則）第68條，「所有囚犯均有權將自己被收监、被移送至另一監所以及任何嚴重疾病或受傷之事告知自己的家人或被指定聯絡人。」中國這次的做法也再次違反這個「最低待遇」的標準。
今年11月6日，中國即將在聯合國接受「普遍定期審查」（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UPR），接受各會員國對其提出之各項人權改善建議；2009年及2013年二次的UPR審查中，中國一共收到來自其他會員國的422點的改善建議，但實際對照中國的實際人權表現，人權改善幅度極為有限。中國在其2018年UPR國家報告，除用脫貧成就掩蓋對少數民族文化語言身份認同的迫害，還宣稱許多與公民政治權利有關的法律已在過去幾年有大幅修正。但令人憂心的是，這些修正仍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標準；中國宣稱的人權進展只是以法律形式包藏禍心，並非真正的依法而治(rule of law)。
而在這次的審查中，由聯合國官方所彙整的針對中國人權現況的報告，也首次納入來自台灣民間組織的報告，包括台灣人權促進會與國際人權聯盟（fidh）合寫的報告，及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的報告都被聯合國所引用。台灣民間團體也將於11月6日前往日內瓦，與多國民間團體在聯合國萬國宮場外進行抗議提出共同聲明。
【聲明團體】
李明哲救援大隊
台灣人權促進會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西藏台灣人權連線
台灣國際醫學聯盟
陳文成基金會
青平台基金會
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
華人民主書院
台灣教授協會
台灣勞工陣線
台灣健康人權行動協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國會調查兵團
蔡瑞月文化基金會
鄭南榕基金會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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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80540
澳大利亚核准加入新版TPP 日本宣布协定年底生效
来源:
美国之音
日本宣布，一个横跨大平洋的多边贸易协定将在今年年底正式生效。
日本经济大臣茂木敏充星期三（2018年10月31日）说，有11个国家参加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将在12月30日生效。
当天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宣布已经完成本国对这一贸易协定的核准程序，并成为第六个完成这一程序的成员国。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去年宣布退出TPP之后，其他的11个国家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带领下在今年3月签署了CPTPP。
CPTPP成员国之一新西兰的贸易部长戴维·帕克(David Parker)星期三说，世贸组织目前处在失去功能的状态，作为世贸组织之外的一个多边贸易机制选项，CPTPP是目前最重要的多边贸易协定。
这项协定的参与国冀望协定能消除贸易壁垒，也希望这项协定能推动跨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政治与防务合作。
特朗普总统对包括TPP在内的多边贸易协定持怀疑态度，认为与贸易伙伴发展双边关系会对美国更有利。
但是在11个国家签署CPTPP之后，特朗普又下令他的经济幕僚考虑美国重新加入TPP。
美国和日本正在就双边贸易协定展开谈判。 日本经济大臣茂木敏充说，美国不太可能很快重新加入TPP，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不会妨碍美国重返TPP。
由于不包含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新版TPP的11个成员国涵盖5亿人口，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13%。
日本经济大臣茂木敏充星期三（2018年10月31日）说，有11个国家参加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将在12月30日生效。
当天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宣布已经完成本国对这一贸易协定的核准程序，并成为第六个完成这一程序的成员国。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去年宣布退出TPP之后，其他的11个国家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带领下在今年3月签署了CPTPP。
CPTPP成员国之一新西兰的贸易部长戴维·帕克(David Parker)星期三说，世贸组织目前处在失去功能的状态，作为世贸组织之外的一个多边贸易机制选项，CPTPP是目前最重要的多边贸易协定。
这项协定的参与国冀望协定能消除贸易壁垒，也希望这项协定能推动跨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政治与防务合作。
特朗普总统对包括TPP在内的多边贸易协定持怀疑态度，认为与贸易伙伴发展双边关系会对美国更有利。
但是在11个国家签署CPTPP之后，特朗普又下令他的经济幕僚考虑美国重新加入TPP。
美国和日本正在就双边贸易协定展开谈判。 日本经济大臣茂木敏充说，美国不太可能很快重新加入TPP，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不会妨碍美国重返TPP。
由于不包含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新版TPP的11个成员国涵盖5亿人口，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13%。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E6%BE%B3%E5%A4%A7%E5%88%A9%E4%BA%9A%E6%A0%B8%E5%87%86%E5%8A%A0%E5%85%A5%E6%96%B0%E7%89%88tpp%7C%E6%97%A5%E6%9C%AC%E5%AE%A3%E5%B8%83%E5%8D%8F%E5%AE%9A%E5%B9%B4%E5%BA%95%E7%94%9F%E6%95%88.html
李平 特朗普发通牒 习近平骑虎难下
来源:
苹果日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unfriended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又发出最后通牒。彭博通讯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如果下月中美元首在阿根廷会面仍未能消除贸易矛盾，美方计划最快在12月初宣布对所有剩余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外交部的回应已没有早前等量报复、以牙还牙的慷慨激昂，只说美方有诚意就和中方好好谈，这样说对中方不会产生任何威胁。
面对特朗普赤裸裸的威胁，中国难得没有暴跳如雷。美国3月宣布第一波加征关税方案时，中国外交部痛斥美方夜郎自大、错判形势，低估了为其任性妄为必须付出的代价。6月，习近平会见欧美跨国公司巨头时更亲自放话：“西方有个说法，如果别人打你左脸，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在我们的文化，我们会以牙还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后来也在回应美国的威胁时说：“中国不是吓大的，中方有能力、有信心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
中共自以为不是吓大的，而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但随着美国一波又一波的加征关税、制裁中国科技公司、制裁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部长李尚福，中国政治、经济乱象频生，党内外对习近平及其亲信的不满骤然爆发，权斗、政变传闻甚嚣尘上，定于一尊的造神宣传未能延续。在美国宣布对中国2,000亿商品加征关税后，中国已无法针对等额美国货加征关税，于是换了一种说法，声称不屑以牙还牙了。
中共是不会承认被吓退了的。中国外长王毅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仍宣称，中国在贸易争议上“不接受讹诈，更不惧怕施压”。可笑的是，中共还是没有跟上华府的节奏。特朗普那时怒批中国干预美国中期选举，公开宣布与习近平没朋友可做了。中国官媒《中国日报》在美国艾奥瓦州《得梅因纪事报》刊登四版反特朗普广告，这还是贸易争端问题吗？
其实，特朗普一直挺给习近平面子，不时宣扬两人的友谊，甚至在启动贸易战后还不顾国会议员的反对放生中兴公司。但是，习近平藉邀金正恩访华掣肘美朝核谈、否决刘鹤访美达成的解决贸赤问题协议，终让特朗普呻笨，直至unfriended习近平。
藉争端彰显国际国内权力
中共和习近平一再错过与美国、与特朗普和解的机会，一方面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宁可在博鳌论坛宣布一系列开放措施，也不愿在中美谈判时直接让步，另一方面是既然立下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鸿鹄之志，当然不接受美方主导的谈判，宁可推翻刘鹤在美国达成的停战协议，转而要人民共克时艰。
特朗普随意退群，习近平以为执到宝，可以接任群主。但特朗普转身另建美加墨自贸群、美欧自贸群，把中国撇在群外。习近平可以到中东大撒币，在北京玩非洲万邦来朝，且不说群组的份量，仅是特朗普新建的群都符合其美国优先的政策，而挤进习近平群的多是乞丐国王，已是优劣分明。至于习近平下月初要到上海出席首届进口博览会，再玩八方来仪，特朗普更不奉陪不给面子，连一个高级官员都不派。
如果中美的矛盾只在于贸易赤字问题，相信结果会一如中共所设想的，中国让利，特朗普也会见好就收。问题是，习近平把解决中美贸易争端视为彰显其国际、国内权力的踏脚石，既容不得美方、特朗普的咄咄逼人，也容不得国内鸽派的和解主张，只想着以牙还牙的痛快，浑不知没有对等报复的贸易额、科技实力、国际关系，结果是骑虎难下，只能坐等美国人民在中期选举中教训特朗普。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E7%89%B9%E6%9C%97%E6%99%AE%E5%8F%91%E9%80%9A%E7%89%92%7C%E4%B9%A0%E8%BF%91%E5%B9%B3%E9%AA%91%E8%99%8E%E9%9A%BE%E4%B8%8B.html
挡得了自家出口 挡不住里应外合
来源:
德国之声
美国试图以截断上游供应链的方式，限制中国科技公司对自己国家的影响力。但是百密总有一疏，在手机产业，有一家公司正悄悄潜入美国。
美国商务部表示，已经禁止福建省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等中国公司向美国购买元件，以免中国制造出来的产品压缩到美国同业的生存空间，间接影响到美国军用系统的上游厂商。
“长期而言，他们威胁到美国厂商的生存空间，而这些美国厂商同时也负责美国军用系统。”美国商务部秘书罗斯（Wilbur Ross）说：“当一个外国企业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形成威胁时，我们会采取强烈行动，以保护国家安全。”他说，限制美国厂商供应零件给晋华集成，可以有效防止该公司对美国的供应链产生影响。
周二（10月30日），中国商务部呼吁美国，停止这种“错误做法”。中国商务部称，反对美国政府干预企业的正常国际贸易，滥用出口管制措施。美国商务部此前宣布，将福建晋华集成电路公司列入一个禁售企业名单，禁止美国公司向其出口元件、软件和技术。这是继中兴之后又一家受到美国政府出口限制的中国高技术企业。
“福建省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是中国政府2016年配合“芯片国产化”政策创立，一年内就投资了370亿人民币打造生产线。
半导体是中国头几项进口产品之一，跟石油不相上下。在半导体上，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无所遁形。
美国这次做出的决定与过去制裁中兴的心态颇有相似之处。先前，中兴违反国际条约，暗中跟朝鲜、伊朗交易，遭到美国商务部截断该公司在美国的上游货源，濒临破产。还是习近平与特朗普出手干预，才逃过一劫。
手机公司的逆袭
美国参议员华纳（Mark Warner）说，“在中国政府和中国行动通讯业牵连颇深的前提下，我们只要看到任何新的中国通讯公司想要进入美国市场，都要小心看待。”他说：“其中可能真的隐藏了国安问题，比如华为和中兴。”
但是，现在却有一家手机公司OnePlus在周一（10月29日）打入了美国市场。
OnePlus是一间五年前在深圳起家的公司。除非是对手机产业特别了解的人，否则OnePlus的手机并不是非常有名。但是这样的一间公司却在芯片大厂高通与通信商T-Mobile以及许多美国官员的支持之下，进入美国市场。
今年，在美国政府的施压之下，美国的两家电信商AT&T 和Verizon都中止了和中国手机制造商华为高端手机的合作计划。
美国商务部表示，已经禁止福建省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等中国公司向美国购买元件，以免中国制造出来的产品压缩到美国同业的生存空间，间接影响到美国军用系统的上游厂商。
“长期而言，他们威胁到美国厂商的生存空间，而这些美国厂商同时也负责美国军用系统。”美国商务部秘书罗斯（Wilbur Ross）说：“当一个外国企业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形成威胁时，我们会采取强烈行动，以保护国家安全。”他说，限制美国厂商供应零件给晋华集成，可以有效防止该公司对美国的供应链产生影响。
周二（10月30日），中国商务部呼吁美国，停止这种“错误做法”。中国商务部称，反对美国政府干预企业的正常国际贸易，滥用出口管制措施。美国商务部此前宣布，将福建晋华集成电路公司列入一个禁售企业名单，禁止美国公司向其出口元件、软件和技术。这是继中兴之后又一家受到美国政府出口限制的中国高技术企业。
“福建省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是中国政府2016年配合“芯片国产化”政策创立，一年内就投资了370亿人民币打造生产线。
半导体是中国头几项进口产品之一，跟石油不相上下。在半导体上，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无所遁形。
美国这次做出的决定与过去制裁中兴的心态颇有相似之处。先前，中兴违反国际条约，暗中跟朝鲜、伊朗交易，遭到美国商务部截断该公司在美国的上游货源，濒临破产。还是习近平与特朗普出手干预，才逃过一劫。
手机公司的逆袭
美国参议员华纳（Mark Warner）说，“在中国政府和中国行动通讯业牵连颇深的前提下，我们只要看到任何新的中国通讯公司想要进入美国市场，都要小心看待。”他说：“其中可能真的隐藏了国安问题，比如华为和中兴。”
但是，现在却有一家手机公司OnePlus在周一（10月29日）打入了美国市场。
OnePlus是一间五年前在深圳起家的公司。除非是对手机产业特别了解的人，否则OnePlus的手机并不是非常有名。但是这样的一间公司却在芯片大厂高通与通信商T-Mobile以及许多美国官员的支持之下，进入美国市场。
今年，在美国政府的施压之下，美国的两家电信商AT&T 和Verizon都中止了和中国手机制造商华为高端手机的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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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斯重申与中国能合作就合作 该对抗会对抗
来源:
美国之音
在美中经济和军事关系均陷入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10月30日）在华盛顿说，对待中国，美国是能合作的时候合作，该对抗的时候对抗（Confront）。马蒂斯还证实，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下周将前来华盛顿，继续就两军关系举行会谈。
在必要时对抗中国
马蒂斯星期二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对世界局势以及美国面临的威胁发表看法。在谈到中国时，马蒂斯说，对待中国，特朗普政府是能合作的时候，与中国合作。在必须对抗中国的时候，美国会起身对抗。
他说：“我想，从现在开始的15年，我们最能被人们记住的是，我们是如何设定了条件，与中国建立积极关系的。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在寻找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我们在能够合作的时候合作。你看到了在朝鲜去核化问题上联合国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在我们必须对抗时候，我们对抗，比如，在国际水域的自由航行，和诸如此类的事情。”
马蒂斯在讲话中还证实，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下周将前来华盛顿访问，继续两人十多天前在北京和新加坡的对话。
马蒂斯10月27日在中东国家巴林的一场演说中首次透露魏凤和将访美，他还说美中“战略竞争并不意味着敌对”。
中国是政治意愿上的最大威胁
马蒂斯在星期二的讲话中说，美国目前面临三种威胁：力量上的威胁、最紧迫的威胁和政治意愿上的威胁。
他说，目前最强大的威胁来自俄罗斯，主要是俄罗斯的核力量。最紧迫的安全威胁有两个。一个是暴力恐怖主义分子，另一个是朝鲜的核导弹项目。而中国的威胁是来自政治意愿上的威胁。
马蒂斯不久前在维吉尼亚军事学院讲话时也谈到类似的话题。在那次讲话中，马蒂斯说，从对美国构成长远威胁的政治意愿来说，中国的威胁最大。不过，他又说，中国不必是个威胁，美中可以合作。
他还说，俄罗斯希望寻求对其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决策拥有否决权，而中国则希望在其周边建立起一个“朝贡”体系。
亚洲国家需要美国留在亚洲
他说，他18日在新加坡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上，许多国家领导人告诉他，鉴于对中国的担忧，他们希望美国保持与亚太地区的接触。
他说：“两个星期前在新加坡，我们受到欢迎。许多国家，许多人私下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需要美国继续留在亚洲，因为他们对中国目前的所作所为担忧，担心累积的债务。用印度总理莫迪的话说，中国知道那些国家付不起钱，你看到斯里兰卡，他们失去了对自己港口的主权控制。当中国防长来时，我会与他讨论这个问题。”
马蒂斯星期二的谈话涉及诸多的话题，包括美国的盟友关系，美国退出中导条约。马蒂斯说，对于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及其对欧洲的影响，美国与欧洲盟友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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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华政治联盟是怎样炼成的？
——读沈大伟
来源:
自由亚洲
2015年3月，美国著名的中国通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教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宏论，称中国出现崩溃征兆，并开始进入残局，这在中国引发愤怒的反弹。然而这几年，他对美中关系的种种担忧，一一得到验证。
沈最近在www.chinausfocus.com（中美聚焦）网站，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新共识”（“The New American Bipartisan Consensus on China Policy”），文中明确提到，反华政治联盟已经形成。在今天美中贸易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中国官方想必已无暇反弹了。
美中反目并非一日炼成。沈的讲话告诉我们，美国的反华政治联盟在2015年时就有了雏形。那时的中共，对一向与中国友好的沈大伟的“学术突变”，还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沈大伟之所以将“中国共产党统治结束的大戏已经开演”这样的观点公之于众，是因为那时的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已经对中国以及中共的前景达成了共识。很多和中国有长久关系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对中国的未来感到悲观。他们和沈一样，对习近平上台后拒绝政改非常失望，对习近平实施的政治压迫非常反感，对习近平高度集权和中国重新泛滥的个人崇拜，非常不以为然。
不过，美国对中国的失望可能还要早于2015年。有意思的是，美国企业界是美国各界觉悟最晚的一个群体，却是第一个对中国感到失望的群体。这种失望始于全球金融危机。从那时开始，美国企业开始觉得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挤压和歧视。这种感觉到习近平执政时，更是变本加厉。
今日美中关系的反目和昔日的友好，形成鲜明对照。沈大伟的文章为这种友好和反目提供了一些历史依据。
1972年尼克松总统突然造访中国，解冻美中关系，受到美国部分政界和外交界人士的支持，但亦遭到另一部人的质疑和反对。那时，美国两党中支持和反对尼克松中国政策的比例几乎是50:50。
直到80年代，两党才真正形成共识，支持与中国接触和友好。这种共识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媒体大幅报道了中国的改革政策和改革派人物，对美国社会极具吸引力。沈说，“一个脱离共产主义的、改革的新中国形象开始渗入美国人的意识。两党及全国也因此第一次形成了真正的共识，支持与中国的接触”。
然而这种共识在1989年6月4日一夜之间破裂。对中国接触的两党共识，被震惊和报复的共识所取代。有选择地制裁中国，是美国公众和政界，包括老布什总统和第一届克林顿政府各党派人士的普遍认知。克林顿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受欧洲的影响，开始与北京重新交往，但这未获得深层的、全国性的两党共识的支持。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达成一种新共识：对中国既接触又遏制，这一新共识占了上风。奥巴马政府基本遵循了这种二元策略，但它没有动用军事力量或行使战略威望，来抑制中国在亚洲日渐武断的行为。
到了特朗普执政，他的政府推出《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首次明确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制定了在广泛的问题领域强硬对付中国的战略。如果美国政界对此没有深层次的跨越两党的共识，这样的战略就不可能制定出来，更不用说去实施了。
沈大伟明确指出，参院和众院已经形成跨党派反华政治联盟，即使民主党在下个星期的中期选举控制众议院，这个反华联盟也不会破裂。一种真正的两党共识不仅已经形成，而且不太可能发生改变，除非习近平政权的对内高压和对外独断专行政策出现根本性逆转。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两党共识的形成，从疑中，到亲中，再到反华，跟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是80年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大幅进步，获得了美国两党和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普遍支持，也是这几年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大幅退步，导致了美国反华联盟的形成。若要美国重新支持中国并对中国友好，习近平政府改弦更张，重走进步之路，是唯一选择。
沈最近在www.chinausfocus.com（中美聚焦）网站，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新共识”（“The New American Bipartisan Consensus on China Policy”），文中明确提到，反华政治联盟已经形成。在今天美中贸易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中国官方想必已无暇反弹了。
美中反目并非一日炼成。沈的讲话告诉我们，美国的反华政治联盟在2015年时就有了雏形。那时的中共，对一向与中国友好的沈大伟的“学术突变”，还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沈大伟之所以将“中国共产党统治结束的大戏已经开演”这样的观点公之于众，是因为那时的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已经对中国以及中共的前景达成了共识。很多和中国有长久关系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对中国的未来感到悲观。他们和沈一样，对习近平上台后拒绝政改非常失望，对习近平实施的政治压迫非常反感，对习近平高度集权和中国重新泛滥的个人崇拜，非常不以为然。
不过，美国对中国的失望可能还要早于2015年。有意思的是，美国企业界是美国各界觉悟最晚的一个群体，却是第一个对中国感到失望的群体。这种失望始于全球金融危机。从那时开始，美国企业开始觉得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挤压和歧视。这种感觉到习近平执政时，更是变本加厉。
今日美中关系的反目和昔日的友好，形成鲜明对照。沈大伟的文章为这种友好和反目提供了一些历史依据。
1972年尼克松总统突然造访中国，解冻美中关系，受到美国部分政界和外交界人士的支持，但亦遭到另一部人的质疑和反对。那时，美国两党中支持和反对尼克松中国政策的比例几乎是50:50。
直到80年代，两党才真正形成共识，支持与中国接触和友好。这种共识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媒体大幅报道了中国的改革政策和改革派人物，对美国社会极具吸引力。沈说，“一个脱离共产主义的、改革的新中国形象开始渗入美国人的意识。两党及全国也因此第一次形成了真正的共识，支持与中国的接触”。
然而这种共识在1989年6月4日一夜之间破裂。对中国接触的两党共识，被震惊和报复的共识所取代。有选择地制裁中国，是美国公众和政界，包括老布什总统和第一届克林顿政府各党派人士的普遍认知。克林顿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受欧洲的影响，开始与北京重新交往，但这未获得深层的、全国性的两党共识的支持。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达成一种新共识：对中国既接触又遏制，这一新共识占了上风。奥巴马政府基本遵循了这种二元策略，但它没有动用军事力量或行使战略威望，来抑制中国在亚洲日渐武断的行为。
到了特朗普执政，他的政府推出《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首次明确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制定了在广泛的问题领域强硬对付中国的战略。如果美国政界对此没有深层次的跨越两党的共识，这样的战略就不可能制定出来，更不用说去实施了。
沈大伟明确指出，参院和众院已经形成跨党派反华政治联盟，即使民主党在下个星期的中期选举控制众议院，这个反华联盟也不会破裂。一种真正的两党共识不仅已经形成，而且不太可能发生改变，除非习近平政权的对内高压和对外独断专行政策出现根本性逆转。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两党共识的形成，从疑中，到亲中，再到反华，跟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是80年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大幅进步，获得了美国两党和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普遍支持，也是这几年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大幅退步，导致了美国反华联盟的形成。若要美国重新支持中国并对中国友好，习近平政府改弦更张，重走进步之路，是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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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关税战再发功 中国10月份制造业PMI跌至2年多来最低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制造业增长率今年10月下降到2年多来的最低点，显示中美贸易摩擦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正进一步加深。
中国统计局星期三（2018年10月31日）公布的10月份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2，比上个月的50.8更低，也是自2016年7月以来的最低点。采购经理指数超过50意味着制造业增长，低于50则表示制造业在萎缩。
统计局官员在解释这一最新数据时说，受“十一”长假和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等因素的影响，10月份PMI偏低。
市场分析人士则认为，中国制造业PMI不断下滑表明美中贸易纠纷导致的关税大战正进一步削弱中国的经济活力，而且这一局面可能会继续恶化。
10月份是美中双方实施最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政策后的第一个整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如果美中两国官员在贸易问题上谈不拢，他会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假如特朗普采取这一行动，美国将对来自中国的全部商品加征关税。
面对美国可能采取更多的关税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称，任何胁迫对中方都是无效的，中国有充分信心坚持走好自己的发展道路。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E7%BE%8E%E4%B8%AD%E5%85%B3%E7%A8%8E%E6%88%98%E5%86%8D%E5%8F%91%E5%8A%9F%7C%E4%B8%AD%E5%9B%BD10%E6%9C%88%E4%BB%BD%E5%88%B6%E9%80%A0%E4%B8%9Apmi%E8%B7%8C%E8%87%B32%E5%B9%B4%E5%A4%9A%E6%9D%A5%E6%9C%80%E4%BD%8E.html
许成钢：中国转型必须改变制度基因
根据许成钢教授在上海交大法学院的演讲整理而成
中国的地方分权式威权制的渊源
为了能够清楚的理解中国制度的特点，我几年以前制造了这样一个概念，把中国的制度概称为向地方分权式威权制。在政治学里，威权主义制度指的是在政治、社会、经济上高度集权的一类制度。
这个制度的特点一方面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没有竞争，但是又在行政和经济上是向地方分权的，有大量的资源分配到地方，而且地方是有行政权力和经济上处置权力的。
这样一个制度在世界上是相当少见的, 它的渊源之一是中国有两千多年帝制的传统。第二，在1950年的时候，苏联的极权主义被移植到了中国，但是接着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革命巨大的冲击把中国的制度冲偏离了苏联式的极权主义，把大量的资源和行政权力从中央的手里被转移到地方去了。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前夕中国的制度。
当今制度的历史渊源，一个重大的历史分界线我把它叫做制度的大分流，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的明治维新引起世界上三个伟大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朝着不同方向走。除了日本，首先甲午战争引发了中国的戊戌变法，然后日俄战争引发了沙俄的宪政革命。这两个变化试图想要走的方向都是要走日本相同的方向，都想学日本明治维新核心的制度变化——君主立宪制。
而沙俄帝国和满清帝国原本都是绝对君主制的，想要转变成君主立宪制，就是要建立议会来和君主来共享权力，保证国家的运作更满足社会的利益。但是无论是沙俄还是中国，这些朝着日本的方向进行君主立宪的变革都失败了，而且不但都失败，最终都走向了和原本君主立宪正好相反的一个方向。
为什么在日本君主立宪最终能够稳定，为什么沙俄学习日本试图推动君主立宪的改革在进行了十几年之后最终失败？取代它的是极权主义政治，极权主义制度比原来沙皇的制度权力更集中。中国的几个情况跟沙俄是完全相符的，中国推动君主立宪失败后是共和革命，一直没有能力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宪政的政治结构，最终建立了一个苏联式的极权主义制度。
清末君主立宪失败的启示:
激励相容——制度设计的基本道路
极权主义的制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原来的帝制的变形，新的制度和老的制度之间的差别很小，就相对容易制造出来，因此在这个革命的制度下面，它产生出来的激励相容的条件就会和在帝制的时候产生出来的激励相容的条件很相似。
我的分析框架是制度设计理论，下面讨论的实际上就是从制度设计理论来的。
首先，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变化，我把它统称为转型，我们关心的是最后这个转型能稳定下来，能够稳定下来的这些制度转型一定必须是激励相容的，这就是制度设计理论的基本道路。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转型使所有参与人或者主要的参与人都得到好处了就稳定了，不想再变回去了。
那么，为了理解这个问题，非常基本的一个分析的框架就是所有参与的人实际上在参与社会转型、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都是在面对社会给他带来的各种约束条件，包括制度给他带来的，也包括其他人的行为给他带来的，面对一个约束条件他选择要做什么，决定他要做什么，无论这个人是专制制度里的一个暴君，还是这个人是奴隶社会里面的一个奴隶，没有例外。他们的不同只是在于他手里有多少资源，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约束条件是非常重要的。
具体一点说，在共和革命第一轮之后，因为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共和派没有能力和清军作战，就找到袁世凯谈判，凭借军事力量让满清政府退位，从此大清帝国解体，总统就是你的。果然谈判赢了，袁世凯变成了大总统，他雇佣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古德诺(F.Goodnow,1859一1939)做他的宪法顾问，设计中华民国的宪政。
纯粹作为一个学者，古德诺凭着自己的好奇心对中国的社会做了研究，写了一篇论文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实际上没有可能模仿美国的共和制度，中国人信皇帝，可能对于中国来说最可行的革命是君主立宪，可惜当时已经是共和制了。
如果一个社会转型不是激励相容的，它可能在短时间里建立一个制度，但是只要它不能在社会转型之后变成激励相容的，那一定是不稳定的。
传统的讨论背景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人都是平等的，通常讨论的制度里没有强迫，没有奴隶。但是我把这个分析的框架扩大，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分析专制制度是怎么样演变，是怎么社会转型的，而专制制度一直带有强迫，所以我要特别强调一个专制制度下的激励相容的转型。这里面核心的内容就是我讨论的激励相容条件里面包括暴力。
比如说在沙俄，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取消农奴制，原来是用暴力迫使农奴在某一处工作，现在把暴力拿掉，面对暴力的这一面他们自由了，但是另一面，原来他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不用他关心的，因为他是别人家的财产，他家的主人一定不能让他饿死，但是自由了之后没有地没有钱，没人雇你的时候你就遭殃了，所以我们讨论激励相容条件，这两面的东西都要考虑到。再看另一面就是贵族，解放之后这些农奴就不是他的了，对于贵族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他会得到多数的农奴的欢迎，但是会得到大量的贵族的反对。
制度基因：
中国的政治结构与古代帝制时期高度相似
简化我的分析框架，引进来一个概念，我们把这种任何的对激励机制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成分，同时他有不断自我复制的成分合在一起叫做制度基因。它是自我复制的，是因为这一群人选择了我还要这东西，如果这个社会上的一群人不断的选择我还要这东西，无论怎么改这个社会，这东西就一直持续在社会里存在。
分析中华帝国的制度基因来看，首先在这很长的帝国的历史中，我们会看到这个帝国的一些核心制度的成分不断的被重复，有趣的就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多少次朝代被农民起义推翻，这群原本没读过书的农民用暴力推翻了已有的朝代以后，重新建立的制度跟原来的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社会科学家跟我讨论说，中国历史上没有革命，只有造反，革命的意思是改制度，但是农民从来不改制度，只是不断重复。
再一个例子就是外民族入侵，当时的蒙古帝国是世界最大的帝国，完整的把南宋拿下来建立了元朝。作为一个有自己的语言、制度、文化的外来民族，元朝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制度，全面的采用了中国的制度。我们叫它制度基因。
也就是说原来的制度成分会自我复制，哪怕外来的力量非常暴力，外来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也要放弃他自己的东西，而选成这个。再有，我们讲制度大分流以后，自从戊戌变法以来，中国人想学日本人，干了两次也都失败，然后接着共和革命想学美国，也失败。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中华帝国推翻了，最后发现它建立起来的，能够相对稳定的结构又跟原来的帝制很多很多部分是相似的。我把它叫做制度基因。
今天当我们描述中国的分权式威权制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分权式威权制里边的非常重要的一些制度的成分是来自于中华帝国的。我把从隋朝以来的中华帝国的统治结构概要成这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图，中心的部分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郡县制，从社会角度讲郡县制就是官僚制度，中华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用官僚制来统治一个帝国的。
但是官僚制自身是没有可能稳定的，所以它一定需要别的东西，要有这么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互相支撑着，才能长命。科举制最重要的功能是切断贵族产生的根源，考试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就是解决官僚来源的问题，第二，我叫做人事制度，是意识形态制度。考什么皇帝说了算，皇帝要决定，谁洗脑洗得好就让你当官。
光有这两部分还是不够的，得有物质的基础和法理的基础，法理的基础不光靠司法体制，法理的基础的核心部分就是土地皇权制，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关于皇帝统治国土各种各样的说法，讲的就是从法理上皇帝有权最终控制全部的国土。
马克思说中国有一个重大特点，在别的国家还没见过，在中国主权和产权合一。主权这个概念是属于一个相对近代的概念，之所以有主权的概念，就是为了要和产权分开。主权意味着要征税，税意味着东西是人家的，而产权意味着你收租，那是你的东西。但是在中国，自古以来税和租不分，原因是土地皇权制。这是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统治结构的制度基因的概述。
今天的资产不仅仅是土地，今天的资产很大一个部分是金融，金融绝对的大头是国家。比如说银行业，民营的基本上屈指可数，占比例很小很小，上市企业中民营的也占很小。所以就是保证了金融是国有控制的，土地是完全国有的。今天的制度的基本成分和相互的关系，跟中国帝制的时候是高度相似的。
隋唐以来，中央部门分成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一直传到清朝崩溃。中央跟地方是由省一级、府一级、县一级，至今也如此。在中央有六部，县一级有六房，六房和六部一一对应，六房并不直接听六部的，听县太爷的，六部的大臣来县视察发现有一个问题，他不去找六房，他找县太爷，这就是基本特点。每一个基层单位都有完整的功能，然后有完整的功能统一的地方首长统管，这是古代的制度。今天，从这个角度讲，一模一样，国务院有这些部委，你到县里有这些科室，县里的这些科室向县委书记报告，各部部长不会去找你县里的科室，有什么事也是找你们书记说话，不跟科室说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特点，这是一种类型的组织的方式。
这制度基因的重要性，首先是为什么这个制度演化成这样，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帝制，皇帝是真正可以主动设计制度，皇帝图的就是我做天下坐越长越好，我们家的人坐得越长越好。我把它翻译成经济学的模型，我设计我的制度，面对我的一系列的激励相容条件的约束条件来让我统治的时间越长越好，那越成功的皇帝，或者说设计越成功的制度就让他的统治越长，不成功的制度让统治没办法长。
日本的制度基因是分权的，所谓明治维新参与者是激励相容的，中国也需要激励相容的力量改变原来的制度基因，转型才能稳定下来，下面我们就来看是不是中国帝国的皇帝长寿，长寿不是指的是生物年龄，指的是统治年龄。随着帝制不断的向前演化，制度里边的很多细节在不断演变，来帮助皇帝自主。
在中国各个朝代越到后面越稳定，最后的朝代清，可以看到它的稳定程度。我们跟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大帝国来对比，可以看到所有其他的帝国简直比他走得太短了。罗马帝国非常的短，原因就在于罗马帝国是从罗马共和国蜕变的。罗马共和国原本是个宪政制度，是宪政制度被将军们给破坏了，变成了独裁的帝国制度，但是由于它原来的制度是宪政制度，意味着内部有大量约束的因素，和在这个帝国里边存在着大量的其他的力量，其他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就不能够完全被皇帝用，因此在这个背景下，对他的统治不利。拜占廷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延续，时间更靠后了，有能力更集权，有能力扫清贵族，于是延长了他们的统治。
实际上跟中华帝国最像的是奥斯曼帝国和沙俄帝国，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的统治寿命也是中华帝国以外最长的。从制度上看，奥斯曼帝国跟中华帝国没有相似，在奥斯曼帝国里，贵族的地位大幅度的削弱，沙俄也是。贵族的地位削弱了，就造成了皇权更集中，更稳定。
这个就是中华帝国和其他制度概要的对比。因为我们的起点是制度大分流，制度大分流说的就是明治维新，要理解明治维新，必须先去看德川幕府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明治维新能够成功，成功的例子就是他能够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度，原因就是原本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就是封建制。虽然它没有正规的议会制度，但是由于它的社会是被贵族集体管控，因此它有非正规的权力联盟，权力联盟时不时要在一起讨论。
在中国，因为它原本就是自上而下的统治，并不需要任何的权力联盟，并不存在贵族。这个背景下，明治维新启动的时候就是一群和德川幕府政治上相左的贵族想要改变这个制度，或者你也可以解读成想要夺取权力，这群贵族去找了天皇，当时的天皇是完全被架空，没权力，找到天皇谈的条件就是我们改变制度，共享权力。这个就是激励相容的安排，从这一群要变法的贵族的角度讲，从无权变成有权，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从天皇的角度讲，从无权变成有权对天皇有好处。
那下面的问题是，一旦搞成，这个制度能不能稳定？所以所谓的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以正式的制度形式把能做成的这件事给规定下来了，所以不能说日本全部西化了才有这个想法，而是原来的制度结构已经给了这个基础，使得变法之后对新的制度和这些拿到权力的人是激励相容的。
中国的这个制度安排是倒过来的，因为这个社会里原本就不存在独立于王权的任何的力量，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军事上都没有，因此无论什么人去号召，号召的人一定是没有权力的，哪怕是名义上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度，最后也不可能是激励相容的。
因为皇帝原本有所有的权力，让他把自己原来拥有的所有权力让给别人来限制他，对他来说这不是激励相容。沙俄也是相似的，原本沙俄皇帝权力没有中国皇帝那么大，但是他仍然掌握了大部分的权力，因此建立君主立宪制要意味着要限制沙皇的权力，但沙皇手里的权力足够阻挡，因此在沙俄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对于沙俄皇帝来说不是激励相容的，违反他的激励相容条件，虽然他们想做，但他们并没有足够力量能做成，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但是我们还没有解释它为什么最后变成了走到更极端的情况。实际上在这个社会中推动激进的革命，往往会推动出来一个新的类型的一种专制的制度来代替老的专制的制度，而推动出来的新的专制的制度在某种条件下会更远。
在刚才我们讲过的那样类型的制度下，包括中华帝国，包括沙俄帝国，甚至法国在从绝对君主制向君主立宪过渡的时候都碰到了很严重的问题，原因都跟刚才讲的是相似的，虽然法国的权力集中不如沙俄那么大，但是由于权力集中，由于社会上的独立力量弱，因此在法国革命的时候，都会产生出来这些更极端的专制的力量，这样的制度条件会使得建立极权制变得对于这些革命精英来说是激励相容的。这个社会会不会朝着极权主义走，和原来这个社会里的产权的分布是直接相关的。
我最后简短的概要一下，我们是从很多次的君主立宪制改革的失败到共和独立不成功，变成了后面的革命，建立了一个苏联式的制度，然后再从大跃进、文化革命以来，苏联式的制度变成了一个去分权的极权主义制度，这个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的制度。
对于改革开放来说，由于向地区分权大大帮助了改革开放以后可以做的许多事。从分权式极权制到今天分权式威权制，最重要的已经发生的变化都在经济方面：第一点就是市场，有很大的进步；第二点就是私有制，从没有变成了很大。如果说三点，就是原本在极权之下，绝对不允许存在另外的意识形态，绝对不允许讨论政治学、社会学。所以中国关于宪法的教育根本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这当然就是已经从极权制变成了威权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学术上讲的有限的多元化。
如何从分权式威权制走到更远，我们将来如何进行改革，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威权制的核心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解决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你这个社会不再是由唯一的官僚制度完成。特别是在基层，不再眼睛看着上级，而是眼睛看着民众，是让民众决定谁来管民众的事。
任何实质性的这种激励相容的转型，它只能在制度基因已经改变的条件下才能发生，你不动制度基因硬推是推不出来的，可以表面上推出一个制度变化来，但只要制度基因没有变，或者是假变，都会变回去。当我们讲这个制度基因的时候，制度基因必须得变，哪些是最最重要的基本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普通的人要有产权，普通的人要有权利，当普通的人有了产权，普通的人有了权利，普通人可以组织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自己会愿意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且也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
中国的地方分权式威权制的渊源
为了能够清楚的理解中国制度的特点，我几年以前制造了这样一个概念，把中国的制度概称为向地方分权式威权制。在政治学里，威权主义制度指的是在政治、社会、经济上高度集权的一类制度。
这个制度的特点一方面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没有竞争，但是又在行政和经济上是向地方分权的，有大量的资源分配到地方，而且地方是有行政权力和经济上处置权力的。
这样一个制度在世界上是相当少见的, 它的渊源之一是中国有两千多年帝制的传统。第二，在1950年的时候，苏联的极权主义被移植到了中国，但是接着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革命巨大的冲击把中国的制度冲偏离了苏联式的极权主义，把大量的资源和行政权力从中央的手里被转移到地方去了。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前夕中国的制度。
当今制度的历史渊源，一个重大的历史分界线我把它叫做制度的大分流，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的明治维新引起世界上三个伟大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朝着不同方向走。除了日本，首先甲午战争引发了中国的戊戌变法，然后日俄战争引发了沙俄的宪政革命。这两个变化试图想要走的方向都是要走日本相同的方向，都想学日本明治维新核心的制度变化——君主立宪制。
而沙俄帝国和满清帝国原本都是绝对君主制的，想要转变成君主立宪制，就是要建立议会来和君主来共享权力，保证国家的运作更满足社会的利益。但是无论是沙俄还是中国，这些朝着日本的方向进行君主立宪的变革都失败了，而且不但都失败，最终都走向了和原本君主立宪正好相反的一个方向。
为什么在日本君主立宪最终能够稳定，为什么沙俄学习日本试图推动君主立宪的改革在进行了十几年之后最终失败？取代它的是极权主义政治，极权主义制度比原来沙皇的制度权力更集中。中国的几个情况跟沙俄是完全相符的，中国推动君主立宪失败后是共和革命，一直没有能力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宪政的政治结构，最终建立了一个苏联式的极权主义制度。
清末君主立宪失败的启示:
激励相容——制度设计的基本道路
极权主义的制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原来的帝制的变形，新的制度和老的制度之间的差别很小，就相对容易制造出来，因此在这个革命的制度下面，它产生出来的激励相容的条件就会和在帝制的时候产生出来的激励相容的条件很相似。
我的分析框架是制度设计理论，下面讨论的实际上就是从制度设计理论来的。
首先，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变化，我把它统称为转型，我们关心的是最后这个转型能稳定下来，能够稳定下来的这些制度转型一定必须是激励相容的，这就是制度设计理论的基本道路。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转型使所有参与人或者主要的参与人都得到好处了就稳定了，不想再变回去了。
那么，为了理解这个问题，非常基本的一个分析的框架就是所有参与的人实际上在参与社会转型、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都是在面对社会给他带来的各种约束条件，包括制度给他带来的，也包括其他人的行为给他带来的，面对一个约束条件他选择要做什么，决定他要做什么，无论这个人是专制制度里的一个暴君，还是这个人是奴隶社会里面的一个奴隶，没有例外。他们的不同只是在于他手里有多少资源，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约束条件是非常重要的。
具体一点说，在共和革命第一轮之后，因为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共和派没有能力和清军作战，就找到袁世凯谈判，凭借军事力量让满清政府退位，从此大清帝国解体，总统就是你的。果然谈判赢了，袁世凯变成了大总统，他雇佣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古德诺(F.Goodnow,1859一1939)做他的宪法顾问，设计中华民国的宪政。
纯粹作为一个学者，古德诺凭着自己的好奇心对中国的社会做了研究，写了一篇论文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实际上没有可能模仿美国的共和制度，中国人信皇帝，可能对于中国来说最可行的革命是君主立宪，可惜当时已经是共和制了。
如果一个社会转型不是激励相容的，它可能在短时间里建立一个制度，但是只要它不能在社会转型之后变成激励相容的，那一定是不稳定的。
传统的讨论背景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人都是平等的，通常讨论的制度里没有强迫，没有奴隶。但是我把这个分析的框架扩大，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分析专制制度是怎么样演变，是怎么社会转型的，而专制制度一直带有强迫，所以我要特别强调一个专制制度下的激励相容的转型。这里面核心的内容就是我讨论的激励相容条件里面包括暴力。
比如说在沙俄，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取消农奴制，原来是用暴力迫使农奴在某一处工作，现在把暴力拿掉，面对暴力的这一面他们自由了，但是另一面，原来他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不用他关心的，因为他是别人家的财产，他家的主人一定不能让他饿死，但是自由了之后没有地没有钱，没人雇你的时候你就遭殃了，所以我们讨论激励相容条件，这两面的东西都要考虑到。再看另一面就是贵族，解放之后这些农奴就不是他的了，对于贵族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他会得到多数的农奴的欢迎，但是会得到大量的贵族的反对。
制度基因：
中国的政治结构与古代帝制时期高度相似
简化我的分析框架，引进来一个概念，我们把这种任何的对激励机制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成分，同时他有不断自我复制的成分合在一起叫做制度基因。它是自我复制的，是因为这一群人选择了我还要这东西，如果这个社会上的一群人不断的选择我还要这东西，无论怎么改这个社会，这东西就一直持续在社会里存在。
分析中华帝国的制度基因来看，首先在这很长的帝国的历史中，我们会看到这个帝国的一些核心制度的成分不断的被重复，有趣的就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多少次朝代被农民起义推翻，这群原本没读过书的农民用暴力推翻了已有的朝代以后，重新建立的制度跟原来的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社会科学家跟我讨论说，中国历史上没有革命，只有造反，革命的意思是改制度，但是农民从来不改制度，只是不断重复。
再一个例子就是外民族入侵，当时的蒙古帝国是世界最大的帝国，完整的把南宋拿下来建立了元朝。作为一个有自己的语言、制度、文化的外来民族，元朝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制度，全面的采用了中国的制度。我们叫它制度基因。
也就是说原来的制度成分会自我复制，哪怕外来的力量非常暴力，外来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也要放弃他自己的东西，而选成这个。再有，我们讲制度大分流以后，自从戊戌变法以来，中国人想学日本人，干了两次也都失败，然后接着共和革命想学美国，也失败。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中华帝国推翻了，最后发现它建立起来的，能够相对稳定的结构又跟原来的帝制很多很多部分是相似的。我把它叫做制度基因。
今天当我们描述中国的分权式威权制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分权式威权制里边的非常重要的一些制度的成分是来自于中华帝国的。我把从隋朝以来的中华帝国的统治结构概要成这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图，中心的部分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郡县制，从社会角度讲郡县制就是官僚制度，中华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用官僚制来统治一个帝国的。
但是官僚制自身是没有可能稳定的，所以它一定需要别的东西，要有这么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互相支撑着，才能长命。科举制最重要的功能是切断贵族产生的根源，考试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就是解决官僚来源的问题，第二，我叫做人事制度，是意识形态制度。考什么皇帝说了算，皇帝要决定，谁洗脑洗得好就让你当官。
光有这两部分还是不够的，得有物质的基础和法理的基础，法理的基础不光靠司法体制，法理的基础的核心部分就是土地皇权制，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关于皇帝统治国土各种各样的说法，讲的就是从法理上皇帝有权最终控制全部的国土。
马克思说中国有一个重大特点，在别的国家还没见过，在中国主权和产权合一。主权这个概念是属于一个相对近代的概念，之所以有主权的概念，就是为了要和产权分开。主权意味着要征税，税意味着东西是人家的，而产权意味着你收租，那是你的东西。但是在中国，自古以来税和租不分，原因是土地皇权制。这是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统治结构的制度基因的概述。
今天的资产不仅仅是土地，今天的资产很大一个部分是金融，金融绝对的大头是国家。比如说银行业，民营的基本上屈指可数，占比例很小很小，上市企业中民营的也占很小。所以就是保证了金融是国有控制的，土地是完全国有的。今天的制度的基本成分和相互的关系，跟中国帝制的时候是高度相似的。
隋唐以来，中央部门分成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一直传到清朝崩溃。中央跟地方是由省一级、府一级、县一级，至今也如此。在中央有六部，县一级有六房，六房和六部一一对应，六房并不直接听六部的，听县太爷的，六部的大臣来县视察发现有一个问题，他不去找六房，他找县太爷，这就是基本特点。每一个基层单位都有完整的功能，然后有完整的功能统一的地方首长统管，这是古代的制度。今天，从这个角度讲，一模一样，国务院有这些部委，你到县里有这些科室，县里的这些科室向县委书记报告，各部部长不会去找你县里的科室，有什么事也是找你们书记说话，不跟科室说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特点，这是一种类型的组织的方式。
这制度基因的重要性，首先是为什么这个制度演化成这样，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帝制，皇帝是真正可以主动设计制度，皇帝图的就是我做天下坐越长越好，我们家的人坐得越长越好。我把它翻译成经济学的模型，我设计我的制度，面对我的一系列的激励相容条件的约束条件来让我统治的时间越长越好，那越成功的皇帝，或者说设计越成功的制度就让他的统治越长，不成功的制度让统治没办法长。
日本的制度基因是分权的，所谓明治维新参与者是激励相容的，中国也需要激励相容的力量改变原来的制度基因，转型才能稳定下来，下面我们就来看是不是中国帝国的皇帝长寿，长寿不是指的是生物年龄，指的是统治年龄。随着帝制不断的向前演化，制度里边的很多细节在不断演变，来帮助皇帝自主。
在中国各个朝代越到后面越稳定，最后的朝代清，可以看到它的稳定程度。我们跟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大帝国来对比，可以看到所有其他的帝国简直比他走得太短了。罗马帝国非常的短，原因就在于罗马帝国是从罗马共和国蜕变的。罗马共和国原本是个宪政制度，是宪政制度被将军们给破坏了，变成了独裁的帝国制度，但是由于它原来的制度是宪政制度，意味着内部有大量约束的因素，和在这个帝国里边存在着大量的其他的力量，其他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就不能够完全被皇帝用，因此在这个背景下，对他的统治不利。拜占廷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延续，时间更靠后了，有能力更集权，有能力扫清贵族，于是延长了他们的统治。
实际上跟中华帝国最像的是奥斯曼帝国和沙俄帝国，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的统治寿命也是中华帝国以外最长的。从制度上看，奥斯曼帝国跟中华帝国没有相似，在奥斯曼帝国里，贵族的地位大幅度的削弱，沙俄也是。贵族的地位削弱了，就造成了皇权更集中，更稳定。
这个就是中华帝国和其他制度概要的对比。因为我们的起点是制度大分流，制度大分流说的就是明治维新，要理解明治维新，必须先去看德川幕府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明治维新能够成功，成功的例子就是他能够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度，原因就是原本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就是封建制。虽然它没有正规的议会制度，但是由于它的社会是被贵族集体管控，因此它有非正规的权力联盟，权力联盟时不时要在一起讨论。
在中国，因为它原本就是自上而下的统治，并不需要任何的权力联盟，并不存在贵族。这个背景下，明治维新启动的时候就是一群和德川幕府政治上相左的贵族想要改变这个制度，或者你也可以解读成想要夺取权力，这群贵族去找了天皇，当时的天皇是完全被架空，没权力，找到天皇谈的条件就是我们改变制度，共享权力。这个就是激励相容的安排，从这一群要变法的贵族的角度讲，从无权变成有权，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从天皇的角度讲，从无权变成有权对天皇有好处。
那下面的问题是，一旦搞成，这个制度能不能稳定？所以所谓的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以正式的制度形式把能做成的这件事给规定下来了，所以不能说日本全部西化了才有这个想法，而是原来的制度结构已经给了这个基础，使得变法之后对新的制度和这些拿到权力的人是激励相容的。
中国的这个制度安排是倒过来的，因为这个社会里原本就不存在独立于王权的任何的力量，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军事上都没有，因此无论什么人去号召，号召的人一定是没有权力的，哪怕是名义上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度，最后也不可能是激励相容的。
因为皇帝原本有所有的权力，让他把自己原来拥有的所有权力让给别人来限制他，对他来说这不是激励相容。沙俄也是相似的，原本沙俄皇帝权力没有中国皇帝那么大，但是他仍然掌握了大部分的权力，因此建立君主立宪制要意味着要限制沙皇的权力，但沙皇手里的权力足够阻挡，因此在沙俄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对于沙俄皇帝来说不是激励相容的，违反他的激励相容条件，虽然他们想做，但他们并没有足够力量能做成，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但是我们还没有解释它为什么最后变成了走到更极端的情况。实际上在这个社会中推动激进的革命，往往会推动出来一个新的类型的一种专制的制度来代替老的专制的制度，而推动出来的新的专制的制度在某种条件下会更远。
在刚才我们讲过的那样类型的制度下，包括中华帝国，包括沙俄帝国，甚至法国在从绝对君主制向君主立宪过渡的时候都碰到了很严重的问题，原因都跟刚才讲的是相似的，虽然法国的权力集中不如沙俄那么大，但是由于权力集中，由于社会上的独立力量弱，因此在法国革命的时候，都会产生出来这些更极端的专制的力量，这样的制度条件会使得建立极权制变得对于这些革命精英来说是激励相容的。这个社会会不会朝着极权主义走，和原来这个社会里的产权的分布是直接相关的。
我最后简短的概要一下，我们是从很多次的君主立宪制改革的失败到共和独立不成功，变成了后面的革命，建立了一个苏联式的制度，然后再从大跃进、文化革命以来，苏联式的制度变成了一个去分权的极权主义制度，这个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的制度。
对于改革开放来说，由于向地区分权大大帮助了改革开放以后可以做的许多事。从分权式极权制到今天分权式威权制，最重要的已经发生的变化都在经济方面：第一点就是市场，有很大的进步；第二点就是私有制，从没有变成了很大。如果说三点，就是原本在极权之下，绝对不允许存在另外的意识形态，绝对不允许讨论政治学、社会学。所以中国关于宪法的教育根本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这当然就是已经从极权制变成了威权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学术上讲的有限的多元化。
如何从分权式威权制走到更远，我们将来如何进行改革，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威权制的核心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解决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你这个社会不再是由唯一的官僚制度完成。特别是在基层，不再眼睛看着上级，而是眼睛看着民众，是让民众决定谁来管民众的事。
任何实质性的这种激励相容的转型，它只能在制度基因已经改变的条件下才能发生，你不动制度基因硬推是推不出来的，可以表面上推出一个制度变化来，但只要制度基因没有变，或者是假变，都会变回去。当我们讲这个制度基因的时候，制度基因必须得变，哪些是最最重要的基本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普通的人要有产权，普通的人要有权利，当普通的人有了产权，普通的人有了权利，普通人可以组织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自己会愿意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且也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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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 - 中国被指“外包”非法肮脏工作予流氓恶棍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甄树基
根据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网站“中国风”（Chinoiresie）一篇文章指出，不论是在2014年的香港雨伞运动，还是2012年山东临沂市东师古村陈光诚被软禁在家，都有报道指出当地的政府雇用一批流氓和恶棍充当政府的打手。也有大陆的地方政府利用专业人士居中劝喻人民不要跟政府对抗，甚至雇用私人保安员截止上访人士。
“中国风”的文章指出，中国政府的执法一向以铁腕见着，雇用非政府人员从事恶棍式的执法和群众控制，理由很多，包括节省打压维稳成本以及推卸责任。
中国很多时在从事非法或厌恶性的政策时，雇用一些流氓，例如使用严刑逼供或驱赶农民和老百姓离开家园，或威吓上访者以及异见分子。雇用这些“第三者”可以快速执行这些会有损警察和国家形象和合法性的肮脏任务。
文章指出，政府雇用流氓采取非合法性的暴力手段对付人民时，也可以在事后推卸责任。政府不愿意被外界批评使用非合法性的暴力，因此很多时候会将这些暴力工作外包给予第三者。这些流氓的神秘身份容许政府与他们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保持一段距离。
一般而言，流氓通常被雇用来驱赶农民和人民离开他们的农地和家园，以及威吓示威者和异见分子不可跟当局对抗。由于上述这些行动属于厌恶性工作，有时还涉及非法，地方政府极不愿意派遣正式的官员执法。而雇用流氓一般是按件办事，他们不但可以帮助财政上和威吓性力量不够的地方政府执行中央下达的命令，例如土地转用、房屋清拆和打压异见者达到政治维稳。被雇用的流氓可被视为合约工人，可以随时上班随时结束工作关系，不像列入编制以内的正式官员，政府还要付出一大笔福利支出。
不过文章支出，外包暴力工作一般因为居中转介公司而出现纰漏和问题。政府对这些转介公司难以严加管控，当流氓执法时，往往发生使用过度暴力，从而出现伤亡。政府雇用的私人保安人员拦截上访者时，通常也使用暴力。
此外，文章指出，受雇的流氓渐渐成为气候，开始经营非法的活动例如赌博和卖淫集团。有些地方政府亦逐渐过度依赖这些地方黑帮。目前难以估计这个问题有多严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地方与地方黑帮勾结的严重性，已使得习近平政府不得不发起大规模的扫黑运动。
文章同时指出，地方政府在房屋征收过程中，遇到了上头限时的命令，但又不能触发社会群众事件，于是处于中介地位的“黄牛党”应运而生。这些黄牛党安排政府与房子面临被拆命运的住民谈判的机会，这些谈判往往透过台底交易解决问题。
文章最后指出，不论是黄牛党还是受聘的流氓之可以继续存在，都在在显示地方政府有需要在执法者无法有效达成任务之外，一个不可或缺的项目。
from RFI http://cn.rfi.fr/%E4%B8%AD%E5%9B%BD/20181031-%E4%B8%AD%E5%9B%BD%E8%A2%AB%E6%8C%87%E5%A4%96%E5%8C%85%E9%9D%9E%E6%B3%95%E8%82%AE%E8%84%8F%E5%B7%A5%E4%BD%9C%E4%BA%88%E6%B5%81%E6%B0%93%E6%81%B6%E6%A3%8D
根据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网站“中国风”（Chinoiresie）一篇文章指出，不论是在2014年的香港雨伞运动，还是2012年山东临沂市东师古村陈光诚被软禁在家，都有报道指出当地的政府雇用一批流氓和恶棍充当政府的打手。也有大陆的地方政府利用专业人士居中劝喻人民不要跟政府对抗，甚至雇用私人保安员截止上访人士。
“中国风”的文章指出，中国政府的执法一向以铁腕见着，雇用非政府人员从事恶棍式的执法和群众控制，理由很多，包括节省打压维稳成本以及推卸责任。
中国很多时在从事非法或厌恶性的政策时，雇用一些流氓，例如使用严刑逼供或驱赶农民和老百姓离开家园，或威吓上访者以及异见分子。雇用这些“第三者”可以快速执行这些会有损警察和国家形象和合法性的肮脏任务。
文章指出，政府雇用流氓采取非合法性的暴力手段对付人民时，也可以在事后推卸责任。政府不愿意被外界批评使用非合法性的暴力，因此很多时候会将这些暴力工作外包给予第三者。这些流氓的神秘身份容许政府与他们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保持一段距离。
一般而言，流氓通常被雇用来驱赶农民和人民离开他们的农地和家园，以及威吓示威者和异见分子不可跟当局对抗。由于上述这些行动属于厌恶性工作，有时还涉及非法，地方政府极不愿意派遣正式的官员执法。而雇用流氓一般是按件办事，他们不但可以帮助财政上和威吓性力量不够的地方政府执行中央下达的命令，例如土地转用、房屋清拆和打压异见者达到政治维稳。被雇用的流氓可被视为合约工人，可以随时上班随时结束工作关系，不像列入编制以内的正式官员，政府还要付出一大笔福利支出。
不过文章支出，外包暴力工作一般因为居中转介公司而出现纰漏和问题。政府对这些转介公司难以严加管控，当流氓执法时，往往发生使用过度暴力，从而出现伤亡。政府雇用的私人保安人员拦截上访者时，通常也使用暴力。
此外，文章指出，受雇的流氓渐渐成为气候，开始经营非法的活动例如赌博和卖淫集团。有些地方政府亦逐渐过度依赖这些地方黑帮。目前难以估计这个问题有多严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地方与地方黑帮勾结的严重性，已使得习近平政府不得不发起大规模的扫黑运动。
文章同时指出，地方政府在房屋征收过程中，遇到了上头限时的命令，但又不能触发社会群众事件，于是处于中介地位的“黄牛党”应运而生。这些黄牛党安排政府与房子面临被拆命运的住民谈判的机会，这些谈判往往透过台底交易解决问题。
文章最后指出，不论是黄牛党还是受聘的流氓之可以继续存在，都在在显示地方政府有需要在执法者无法有效达成任务之外，一个不可或缺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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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关注北京是否会把旅游当作贸易战武器
来源:
美国之音
在美国各地各大旅游景点，都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旅游者。但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到美国旅游的中国游客明显减少。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5月到9月获取美国商务、旅游和教育签证的中国人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万2千人，人数比去年下降了13%。
在美中贸易战依然在持续、双方贸易战是否会再度升级之际，北京是否会把旅游当作武器来跟美国打贸易战受到美国方面的关注。
华盛顿邮报10月29日星期一发表的报道援引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我们已经预计中国方面会试图尝试一切做法来使我们退却。中国不会得逞。但我们也希望中国不会这么做。”
北京先前表示，将采取一切可以采取措施反击它所说的美国霸凌中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华盛顿则表示，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是无奈之举，因为中国多年来拒绝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做出的明确承诺，对美国公司采取种种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包括设置市场准入障碍，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以换取市场准入等等。
中国外出旅游的人人数众多。北京政府近年来屡次将旅游业作为武器惩罚其他国家。去年韩国政府不顾中国的反对坚持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以应对平壤的导弹威胁，北京随后禁止中国旅行社进行组团旅游韩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仅仅是在几个月之内，韩国的旅游业者就为此损失了将近70亿美元的。
此外，太平洋小国帕劳因为拒绝接受中国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也就是拒绝按照北京的要求把台湾视为属于北京管辖的领土，北京去年下半年禁止中国业者组团到帕劳旅游。来自中国的游客大减，导致帕劳旅游业蒙受巨大损失。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国当局下达消费者禁令可能让美国旅游业损失最重要的消费者——中国旅游者外出一次每人平均花费6900美元。而来自中国的学生大增的美国大学也会蒙受损失。中国去年到美国留学的大学生有35万多人，是占美国大学外国学生生源第二位的印度学生的将近两倍。
美国商务部的数字显示，近年来，在中美贸易中美国的服务业的业务增长最为迅猛。美国服务业界最大的行业是旅游业。去年旅游业给美国航空公司、旅馆和旅游业者带来320亿美元的收入，是美国对中国销售飞机所得的收入的两倍。
华盛顿已经对来自中国的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表示，假如中国坚持拒绝改变长久以来对美国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还将对更多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则对来自美国的11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
中国之所以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数额要少于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是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要大大少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声言要解决的美中贸易的巨大不平衡问题。中国先前反复，表示会采取其他的措施对美国做出旗鼓相当的反击。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北京假如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限制旅游者到美国旅游有可能疏远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中产阶级，因为他们看重美国的教育，并渴望到美国旅游。
今年到美国来旅游、留学和商务旅行的中国人明显减少不是因为北京直接的禁令限制，而是因为今年7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告诫中国公民说，到美国旅游有可能面临昂贵的医疗费用、枪支暴力以及街道犯罪，“美国的治安情况不佳。”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中国最大的旅游公司携程公司称，这一旅行告示发布之后，美国在中国旅游者最欢迎的旅游目的地的排名由2017年的第六位下跌到第九位。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E7%BE%8E%E5%9B%BD%E5%85%B3%E6%B3%A8%E5%8C%97%E4%BA%AC%E6%98%AF%E5%90%A6%E4%BC%9A%E6%8A%8A%E6%97%85%E6%B8%B8%E5%BD%93%E4%BD%9C%E8%B4%B8%E6%98%93%E6%88%98%E6%AD%A6%E5%99%A8.html
美国之音
在美国各地各大旅游景点，都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旅游者。但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到美国旅游的中国游客明显减少。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5月到9月获取美国商务、旅游和教育签证的中国人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万2千人，人数比去年下降了13%。
在美中贸易战依然在持续、双方贸易战是否会再度升级之际，北京是否会把旅游当作武器来跟美国打贸易战受到美国方面的关注。
华盛顿邮报10月29日星期一发表的报道援引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我们已经预计中国方面会试图尝试一切做法来使我们退却。中国不会得逞。但我们也希望中国不会这么做。”
北京先前表示，将采取一切可以采取措施反击它所说的美国霸凌中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华盛顿则表示，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是无奈之举，因为中国多年来拒绝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做出的明确承诺，对美国公司采取种种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包括设置市场准入障碍，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以换取市场准入等等。
中国外出旅游的人人数众多。北京政府近年来屡次将旅游业作为武器惩罚其他国家。去年韩国政府不顾中国的反对坚持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以应对平壤的导弹威胁，北京随后禁止中国旅行社进行组团旅游韩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仅仅是在几个月之内，韩国的旅游业者就为此损失了将近70亿美元的。
此外，太平洋小国帕劳因为拒绝接受中国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也就是拒绝按照北京的要求把台湾视为属于北京管辖的领土，北京去年下半年禁止中国业者组团到帕劳旅游。来自中国的游客大减，导致帕劳旅游业蒙受巨大损失。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国当局下达消费者禁令可能让美国旅游业损失最重要的消费者——中国旅游者外出一次每人平均花费6900美元。而来自中国的学生大增的美国大学也会蒙受损失。中国去年到美国留学的大学生有35万多人，是占美国大学外国学生生源第二位的印度学生的将近两倍。
美国商务部的数字显示，近年来，在中美贸易中美国的服务业的业务增长最为迅猛。美国服务业界最大的行业是旅游业。去年旅游业给美国航空公司、旅馆和旅游业者带来320亿美元的收入，是美国对中国销售飞机所得的收入的两倍。
华盛顿已经对来自中国的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表示，假如中国坚持拒绝改变长久以来对美国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还将对更多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则对来自美国的11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
中国之所以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数额要少于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是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要大大少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声言要解决的美中贸易的巨大不平衡问题。中国先前反复，表示会采取其他的措施对美国做出旗鼓相当的反击。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北京假如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限制旅游者到美国旅游有可能疏远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中产阶级，因为他们看重美国的教育，并渴望到美国旅游。
今年到美国来旅游、留学和商务旅行的中国人明显减少不是因为北京直接的禁令限制，而是因为今年7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告诫中国公民说，到美国旅游有可能面临昂贵的医疗费用、枪支暴力以及街道犯罪，“美国的治安情况不佳。”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中国最大的旅游公司携程公司称，这一旅行告示发布之后，美国在中国旅游者最欢迎的旅游目的地的排名由2017年的第六位下跌到第九位。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E7%BE%8E%E5%9B%BD%E5%85%B3%E6%B3%A8%E5%8C%97%E4%BA%AC%E6%98%AF%E5%90%A6%E4%BC%9A%E6%8A%8A%E6%97%85%E6%B8%B8%E5%BD%93%E4%BD%9C%E8%B4%B8%E6%98%93%E6%88%98%E6%AD%A6%E5%99%A8.html
流亡藏人官方发布西藏独立历史与当今自治诉求三语报告
【西藏之声2018年10月30日报道】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研讨会，同时发布藏中英三语报告《西藏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解决西藏问题“中间道路”仍然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强调西藏独立历史的同时，推介中间道路。
2016年12月藏人行政中央曾发布报告《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间道路”政策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好途径》。昨天（10月29日），行政中央发表了名称极为相近的藏、中、英三语新报告《西藏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解决西藏问题“中间道路”仍然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报道指出，昨天下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阿南德•库马（Anand Kumar）等人，共同于新德里为这份新报告揭幕。其他与会者包括关注西藏抗争的印度学者、研究人士，以及各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官员共六十余人。
司政在发布会上致词指出，这部报告是对中共大肆歪曲西藏议题而做出的反驳。此外，报告内容也包括针对中共干预藏传佛教上师转世的谴责。司政强调，按照西藏的宗教传统习俗，转世制度除了相关的高僧大德之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干涉。中国共产党不论如何都与这一事务无关。
司政也希望中国政府认清现行治藏政策的错误性质，并指六十年的统治下，第二、第三代藏人仍然参加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传递出一个清晰的讯息——现行的压迫政策无法被藏人所接受。他呼吁中国政府认清现实，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进行对话。
在发布会上，尼赫鲁大学教授阿南德•库马指出，中国领导拒绝从苏联与大英帝国的解体中汲取教训，他们应该认清帝国主义不会有结果，并且接受藏人的中道提议。
发布会结束后，司政洛桑森格与印度专家展开研讨，主题围绕近代中印政治趋势，以及喜玛拉雅民众眼中的西藏议题。
from 西藏之声 https://www.vot.org/cn/%e6%b5%81%e4%ba%a1%e8%97%8f%e4%ba%ba%e5%ae%98%e6%96%b9%e5%8f%91%e5%b8%83%e8%a5%bf%e8%97%8f%e7%8b%ac%e7%ab%8b%e5%8e%86%e5%8f%b2%e4%b8%8e%e5%bd%93%e4%bb%8a%e8%87%aa%e6%b2%bb%e8%af%89%e6%b1%82%e4%b8%89/
2016年12月藏人行政中央曾发布报告《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间道路”政策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好途径》。昨天（10月29日），行政中央发表了名称极为相近的藏、中、英三语新报告《西藏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解决西藏问题“中间道路”仍然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报道指出，昨天下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阿南德•库马（Anand Kumar）等人，共同于新德里为这份新报告揭幕。其他与会者包括关注西藏抗争的印度学者、研究人士，以及各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官员共六十余人。
司政在发布会上致词指出，这部报告是对中共大肆歪曲西藏议题而做出的反驳。此外，报告内容也包括针对中共干预藏传佛教上师转世的谴责。司政强调，按照西藏的宗教传统习俗，转世制度除了相关的高僧大德之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干涉。中国共产党不论如何都与这一事务无关。
司政也希望中国政府认清现行治藏政策的错误性质，并指六十年的统治下，第二、第三代藏人仍然参加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传递出一个清晰的讯息——现行的压迫政策无法被藏人所接受。他呼吁中国政府认清现实，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进行对话。
在发布会上，尼赫鲁大学教授阿南德•库马指出，中国领导拒绝从苏联与大英帝国的解体中汲取教训，他们应该认清帝国主义不会有结果，并且接受藏人的中道提议。
发布会结束后，司政洛桑森格与印度专家展开研讨，主题围绕近代中印政治趋势，以及喜玛拉雅民众眼中的西藏议题。
from 西藏之声 https://www.vot.org/cn/%e6%b5%81%e4%ba%a1%e8%97%8f%e4%ba%ba%e5%ae%98%e6%96%b9%e5%8f%91%e5%b8%83%e8%a5%bf%e8%97%8f%e7%8b%ac%e7%ab%8b%e5%8e%86%e5%8f%b2%e4%b8%8e%e5%bd%93%e4%bb%8a%e8%87%aa%e6%b2%bb%e8%af%89%e6%b1%82%e4%b8%89/
中国首座南极机场即将动工
来源:
德国之声
据中国官方背景的《科技日报》披露，即将在本周五出发的中国第35次南极考察队，将在南极冰盖上动工建设中国第一座南极永久机场。近年来，中国大幅加大了对极地科考的投入，其中也包含了经济利益的考量。
计划动工的这座机场，位于距中国南极中山站28公里处的冰盖上。由于冰盖与基岩之间存在相对运动，科考人员已经在长期观测后选择了一处冰盖运动比较均一、运动幅度相对较小的场址。施工时，工程人员需要对几十米厚的松软积雪进行吹雪、压实处理。
《科技日报》指出，机场建成后，将首先为“雪鹰601”极地固定翼飞机提供起降场地，“为我国熟悉南极机场运行体系、构建南极航空网体系、未来我国大型飞机以及多架飞机机队运行提供保障。”
“雪鹰601”是一架中国于2014年购置的美制巴斯勒BT-67小型双引擎运输机，经过特殊改装之后，成为了南极科考专用飞机。这架飞机即承担南极各中国科考站的快速运输及应急救援任务，也是重要的科研观测平台。
近几年，“雪鹰601”一直是在四座南极中国科考站附近的临时简易机场起降。而此次计划修建的则是南极冰盖上的永久机场。《科技日报》引述不具名业内人士观点指出，新机场将确保作为科考大国的中国“自主开展南极活动的后勤保障能力”，它“连接着我国南极战略需求、科考需求，也能为我国在南极拥有空域管理发言权提供必要条件”。
中国已经在南极拥有4座科考站，目前正在维多利亚领地建造第5座。
加大南极投入
目前，南极洲已经有数十座供固定翼飞机起降的机场，其跑道一般都为冰雪或碎石道面。中国的四座南极科考站此前并没有机场，“雪鹰601”都是在临时跑道上起降，或是租用俄罗斯等国的极地机场停泊。更早前，中国南极科考的航空运输则依靠直升机或其他国家的飞机。2011年11月，一架中国科考队的直升机还曾在中山站附近海冰上坠毁，所幸事发时飞行高度较低，仅造成一名机组人员轻微擦伤。
中国近期大幅加强了南极、北极科考投入。建于80年代的南极长城站、中山站目前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现代化改建，最近十年还在南极内陆地区新建了昆仑站以及泰山站。第五座科考站也正在建设中。
《南极条约》各缔约国中，中国在南极活动的增长速度位居榜首。条约禁止各国在南极开展军事活动、采矿活动，但是，该条约将于2048年到期。《纽约时报》就曾指出，中国方面希望届时能够利用南极地区丰富的矿产、渔业、淡水资源。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的政治学教授布雷迪（Anne-Marie Brady）指出，10年前，中国在南极还只是一个小角色，但是现在则已经是主角。她在其著作《极地大国中国》中指出，“中国正在南极洲进行长远打算，让其他国家猜测其真实意图和利益是它的策略之一”。
北极的现实经济利益
在北极，中国更是雄心勃勃。早在2004年，中国就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了北极黄河站。今年1月，中国政府还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强调作为“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
由于气候变化的缘故，以往长年冰封的北极航道如今的通航期越来越长，中国商船正越来越多地取道北极往返于亚欧之间，缩短航程、节约油耗，并且避开马六甲海峡、亚丁湾等局势不安定的水域。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科技的进步，许多极寒地区的油气矿产资源近年来的开采成本也显著降低。根据俄罗斯北极水道管理局的数据，中国商船近年来频频停靠北冰洋沿岸的俄罗斯港口，这些商船以运送天然气的船只为主，此外还包括一些能够装运大型石油天然气开采器械的特种船只。
中国对北极的兴趣已经引起了美国方面的警觉。去年8月1日，时任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祖孔夫特（Paul Zukunft）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中国正在南海地区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而南中国海的今天可能就是北冰洋的明天。他指出，中国的“雪龙号”科考船已经多次进入美国在北冰洋的大陆架延伸区域进行勘察。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E4%B8%AD%E5%9B%BD%E9%A6%96%E5%BA%A7%E5%8D%97%E6%9E%81%E6%9C%BA%E5%9C%BA%E5%8D%B3%E5%B0%86%E5%8A%A8%E5%B7%A5.html
德国之声
据中国官方背景的《科技日报》披露，即将在本周五出发的中国第35次南极考察队，将在南极冰盖上动工建设中国第一座南极永久机场。近年来，中国大幅加大了对极地科考的投入，其中也包含了经济利益的考量。
计划动工的这座机场，位于距中国南极中山站28公里处的冰盖上。由于冰盖与基岩之间存在相对运动，科考人员已经在长期观测后选择了一处冰盖运动比较均一、运动幅度相对较小的场址。施工时，工程人员需要对几十米厚的松软积雪进行吹雪、压实处理。
《科技日报》指出，机场建成后，将首先为“雪鹰601”极地固定翼飞机提供起降场地，“为我国熟悉南极机场运行体系、构建南极航空网体系、未来我国大型飞机以及多架飞机机队运行提供保障。”
“雪鹰601”是一架中国于2014年购置的美制巴斯勒BT-67小型双引擎运输机，经过特殊改装之后，成为了南极科考专用飞机。这架飞机即承担南极各中国科考站的快速运输及应急救援任务，也是重要的科研观测平台。
近几年，“雪鹰601”一直是在四座南极中国科考站附近的临时简易机场起降。而此次计划修建的则是南极冰盖上的永久机场。《科技日报》引述不具名业内人士观点指出，新机场将确保作为科考大国的中国“自主开展南极活动的后勤保障能力”，它“连接着我国南极战略需求、科考需求，也能为我国在南极拥有空域管理发言权提供必要条件”。
中国已经在南极拥有4座科考站，目前正在维多利亚领地建造第5座。
加大南极投入
目前，南极洲已经有数十座供固定翼飞机起降的机场，其跑道一般都为冰雪或碎石道面。中国的四座南极科考站此前并没有机场，“雪鹰601”都是在临时跑道上起降，或是租用俄罗斯等国的极地机场停泊。更早前，中国南极科考的航空运输则依靠直升机或其他国家的飞机。2011年11月，一架中国科考队的直升机还曾在中山站附近海冰上坠毁，所幸事发时飞行高度较低，仅造成一名机组人员轻微擦伤。
中国近期大幅加强了南极、北极科考投入。建于80年代的南极长城站、中山站目前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现代化改建，最近十年还在南极内陆地区新建了昆仑站以及泰山站。第五座科考站也正在建设中。
《南极条约》各缔约国中，中国在南极活动的增长速度位居榜首。条约禁止各国在南极开展军事活动、采矿活动，但是，该条约将于2048年到期。《纽约时报》就曾指出，中国方面希望届时能够利用南极地区丰富的矿产、渔业、淡水资源。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的政治学教授布雷迪（Anne-Marie Brady）指出，10年前，中国在南极还只是一个小角色，但是现在则已经是主角。她在其著作《极地大国中国》中指出，“中国正在南极洲进行长远打算，让其他国家猜测其真实意图和利益是它的策略之一”。
北极的现实经济利益
在北极，中国更是雄心勃勃。早在2004年，中国就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了北极黄河站。今年1月，中国政府还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强调作为“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
由于气候变化的缘故，以往长年冰封的北极航道如今的通航期越来越长，中国商船正越来越多地取道北极往返于亚欧之间，缩短航程、节约油耗，并且避开马六甲海峡、亚丁湾等局势不安定的水域。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科技的进步，许多极寒地区的油气矿产资源近年来的开采成本也显著降低。根据俄罗斯北极水道管理局的数据，中国商船近年来频频停靠北冰洋沿岸的俄罗斯港口，这些商船以运送天然气的船只为主，此外还包括一些能够装运大型石油天然气开采器械的特种船只。
中国对北极的兴趣已经引起了美国方面的警觉。去年8月1日，时任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祖孔夫特（Paul Zukunft）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中国正在南海地区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而南中国海的今天可能就是北冰洋的明天。他指出，中国的“雪龙号”科考船已经多次进入美国在北冰洋的大陆架延伸区域进行勘察。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E4%B8%AD%E5%9B%BD%E9%A6%96%E5%BA%A7%E5%8D%97%E6%9E%81%E6%9C%BA%E5%9C%BA%E5%8D%B3%E5%B0%86%E5%8A%A8%E5%B7%A5.html
香港失军事中立形象
来源:
苹果日报
说到港中关系，相信最近大家的焦点会放在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上。不过，在这个课题上，其实有另一宗更值得大家留意的新闻，就是有解放军军机在赤鱲角机场降落，接载驻港部队参与中马泰三国联合军演。这是97年主权移交后，解放军首次使用本港机场接送部队。这是否预示香港在军事上相对“中立”的形象会日渐褪色？这又会如何影响香港？
事实上，驻港部队的部份士兵也曾因参加演习离港。不过，由于部队的训练及后勤基地分别设于东莞及深圳，故此，部队最终取道深圳机场出国。从这个角度出发，是次驻港部队特意使用赤鱲角机场，便显得另有深意。
一直以来，军队在中国都有重要的政治角色。港人对此印象较为深刻的，应该是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观点：驻军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是故，他直称“97后解放军不进驻香港”的说法是“胡说八道”。将这样的思路套进来，解放军是次调动，就是要再度强调北京对港的主权以及全面管治权。进一步推想，北京的思维就是如下：解放军在港活动，根本就是平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无独有偶，解放军这类“平常活动”，港人最近也见过一次：台风山竹袭港后，驻港部队在10月中主动出动，清理在郊野公园的塌树及垃圾。不过，根据《基本法》第14条，理论上来说，应先由特区政府提出“救助灾害”的协助请求，解放军才能作出相关的行动。中国问题专家刘锐绍则透露，这是因为“高层认为‘要趁机创造既定事实，让香港人逐渐接受’”，要“借势而噬”，“吞噬‘两制’的界线”。
综合两件事来看，北京的“愿景”就是要把解放军在港的军事调动、日常活动，逐渐变成常态，甚至借机绕过某些法律规定，也在所不惜。这样自然为香港带来冲击。
香港作为国际都市，中国在此有任何动作，港府有什么反应，其他国家也会看在眼内，并以此评估应该持什么态度看待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以往香港在军事上一向以较为“中立”的形象在国际社会出现，同时，由于香港在政治、经济、社会上确实与内地有别，因此，西方世界愿意给予香港不同于中国的待遇（如美国的《香港政策法》）。
香港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已越来越与中国“接轨”（如DQ反对派、大湾区融合、驱逐外国记者等）；如今就在最为敏感的军事方面，解放军也要高调亮剑。如此西方国家又有何诱因，要维持给予香港独特待遇？长此下去，在中美新冷战的大环境下，美国如要全面压制中国，取消香港这个“中国白手套”的独特地位，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
玩忽數據刻意誤導的作風熟令致之？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近日指出，有些人在評論政府政策的時候往往誇大數字。他還說不知道這樣做是「刻意」、「惡意」、還是「純粹創意」。
要評論政府的政策及其他社會事務，有時確實要訴諸數據。就算是理念之爭，如果能夠提出有力的數據資料，也可以加強說服力。理性決策就更應該要有足夠的科學數據，以保證公共資源會得到善用。對於文化體育，衛生醫療，公共福利等等，便不能只看數據，也要看是否達到一些其他人文及社會效果。
社會要如何發展，政府要進行那一些基建，有時確實不一定要完全只看數字，也要看其他因素，例如是否公平合理，是不會帶來難以挽回的損害，是否昭視某些重要的社會價值。
近期有一些數字確實令人感到疑惑。而且，類似這樣的數字偏差，可以說是越演越烈，問題最嚴重的似乎正正在於政府。
《施政報告》突然提出要把建議中的填海規模擴大到1700公頃，與開發土地工作小組一年多以來的諮詢基礎差別很大，也與政府自己提出的2030+ 規劃完全不一樣。特首面對市民提問時，除了提出「長遠需要」及「土地儲備」兩個較為空泛的說法作為理由之外，就再提不出有說服力的理由，也說不準新提出的出自什麼規劃基礎。或許局長也可以先嘗試了解一下，這是「刻意」、「惡意」、還是「純粹創意」。
高鐵又是一例。政府對於乘客流量的評估可以說是一改再改，而且嚴重誇大。當初要說服市民接受這個項目的時候，就要對乘客量作出最樂觀的估計。每天會有八萬多人會乘搭高鐵這個數據，首先便是來自政府。當年除了用這個數字來說明這個投資物有所值之外，更一再保證可以透過營運來收回成本。但到了高鐵落成之後，政府便改變口風，一時就說這樣的政府基建項目是社會投資，不一定要以收回成本作目標；另一時就說，雖然不一定能夠達到原先計算的乘客量，但這條鐵路帶來潛在利益就難以評估。
剛通車才不足一個星期的港珠澳大橋就更明顯了，情況如出一轍。大橋開通之後頭四天的車流總量，還未達到原先預期的一天流量。
對於這些工程落成之後能夠產生的效益遠低於評估數字，政府就總有另一種說法。運房局長陳帆說，在開通初期可能需要時間觀察，市民也要時間去適應。這種講法起碼令人還能夠保持一種期待，也不能說這個說法沒有道理。
但港珠澳大橋開通之後，每天的平均流量低於預期中的最低估算數字，政務司長竟然說這是「預期之內」，這就真的令人感到十分摸不着頭腦了。「低於預計中的最低使用量」，竟然是「預期之內」，那這個「預計的最低使用量」是如何計算出來的，政府提出這個數據還有什麼意義？又有什麼目的？再者，那個原先向市民公佈的使用量估計，是不是只是拿來開玩笑，還是想搵香港市民笨，或只是想在立法會申請撥款時蒙混過關？
要說服市民、要導向輿論、要尋求立法會撥款的時候，政府總是會把這些項目的使用量大幅度高估。當每一個大型項目都是如此的時候，難免令人懷疑這樣的誤導是刻意的。
另一方面，政府又總是會對這一類大型項目的成本作最樂觀審慎的估計，絕不誇張。在提出項目的早期，每一項都是成本效益甚高的社會投資，每一項都是本小利大，物有所值。但在興建的過程中，涉及的建築開支便會因為各種各樣的理由不斷上升，然後便一次又一次向立法會要求追加撥款。反正洗濕了個頭，加上立法會內的建制派從不介意自己放棄在公共財政上的角色。工商及部份專業界別的議員也樂見政府大灑金錢，讓他們代表着的利益集團及背後的金主可以大做生意。
結果是無論最終會否變成大白象，總之肯定就會是大花筒。差不多可以肯定，類似的情況會在未來的填海工程中重蹈覆轍。
面對民生及福利議題上，政府的態度又是另一個180度的轉變。政府往往以一套把待宰活雞「塞滿雞籠」的邏輯算到最盡。結果是任何類似的規劃，安老院也好、醫院床位也好，出來的結果都是做極都唔夠，市民總要作長時間的輪候，絕對不會如高鐵或港珠澳大橋一般出現大程度的服務承載能量過剩。
以安老服務為例，香港安老院舍不足的問題，80年代初已經出現。但幾十年來政府做咗啲乜？以前的社會福利規劃指標，直到1998年政府取消社會福利五年計劃之前，似乎都沒有加大力度追回短缺的想法。還要順水推舟，催生了一個要不斷妥協服務標準來遷就基層長者需要及有限支付能力的私營安老院市場。不到政府想要大規模填海，幾十年來幾時曾經聽說過政府開發土地的時候要把安老服務的需要計算在內。到政府想大幅度填海，就把安老服務拖落水。政府難道看不到安老服務幾十年來的短缺數據？這又是刻意、惡意、還是純粹創意？
不單是安老服務，其他社會服務全部都是雞籠邏輯，業界全部都是做到捉襟見肘，服務對象全部都是要接受極之基本甚至低於基本尊嚴水平的服務。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政府幾時有照顧過市民的感受和需要？
大白象成本就不斷低估，然後要不斷增加撥款；大白象出來之後，效益量便要不斷向下調整，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要大規模填海不需要為數據作說明，耗盡財政儲備也在所不惜。民生福利事務就有資源不足的理由，總是難以持續。
這樣偏頗的雙重標準，如此不一致地引用及詮釋數據，又是「刻意」、「惡意」還是「純粹創意」？
看來這樣的誤導及數字上的偏差，不單只是出於無意或純粹創意，而且更可能根本就是刻意。對香港的各方面數據，掌握得最清楚的其實就是政府，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作較為精準的政策評估及推算，數據有偏差往往也只是權力不對等及政府資訊缺乏透明度的結果。
政府帶頭，建制陣營就做應聲蟲及傳聲筒。但一到涉及他們自己及界別的利益，他們就照板煮碗，跟足政府的玩法。
所以政府要設立最低工資，他們就說會有幾千間茶樓食肆會執笠，十幾萬員工會受影響；政府說要研究標準工時，他們就說會令商界損失每年幾百億；政府說會增加有薪產假及侍產假，他們就會說全港三百幾萬打工仔，每年會多十幾廿萬排隊生仔，搵老闆着數。現在政府以納稅人的錢，承擔293億來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他們就說25年的過渡期內，會令商界多支付幾千億的薪酬。嚇你唔死都笑死你！有乜辦法？上行下效，有樣學樣。況且殷鑑不遠，政府近幾經常在做同樣的事。
所以這樣的「刻意」、「惡意」或「純粹創意」的誤導作風，就算不能完全歸咎於政府，但確實是政府在「有意無意」間把這種作風引導了出來，政府也不能推卸推波助瀾的責任。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
from [香港獨立媒體]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0336
要評論政府的政策及其他社會事務，有時確實要訴諸數據。就算是理念之爭，如果能夠提出有力的數據資料，也可以加強說服力。理性決策就更應該要有足夠的科學數據，以保證公共資源會得到善用。對於文化體育，衛生醫療，公共福利等等，便不能只看數據，也要看是否達到一些其他人文及社會效果。
社會要如何發展，政府要進行那一些基建，有時確實不一定要完全只看數字，也要看其他因素，例如是否公平合理，是不會帶來難以挽回的損害，是否昭視某些重要的社會價值。
近期有一些數字確實令人感到疑惑。而且，類似這樣的數字偏差，可以說是越演越烈，問題最嚴重的似乎正正在於政府。
《施政報告》突然提出要把建議中的填海規模擴大到1700公頃，與開發土地工作小組一年多以來的諮詢基礎差別很大，也與政府自己提出的2030+ 規劃完全不一樣。特首面對市民提問時，除了提出「長遠需要」及「土地儲備」兩個較為空泛的說法作為理由之外，就再提不出有說服力的理由，也說不準新提出的出自什麼規劃基礎。或許局長也可以先嘗試了解一下，這是「刻意」、「惡意」、還是「純粹創意」。
高鐵又是一例。政府對於乘客流量的評估可以說是一改再改，而且嚴重誇大。當初要說服市民接受這個項目的時候，就要對乘客量作出最樂觀的估計。每天會有八萬多人會乘搭高鐵這個數據，首先便是來自政府。當年除了用這個數字來說明這個投資物有所值之外，更一再保證可以透過營運來收回成本。但到了高鐵落成之後，政府便改變口風，一時就說這樣的政府基建項目是社會投資，不一定要以收回成本作目標；另一時就說，雖然不一定能夠達到原先計算的乘客量，但這條鐵路帶來潛在利益就難以評估。
剛通車才不足一個星期的港珠澳大橋就更明顯了，情況如出一轍。大橋開通之後頭四天的車流總量，還未達到原先預期的一天流量。
對於這些工程落成之後能夠產生的效益遠低於評估數字，政府就總有另一種說法。運房局長陳帆說，在開通初期可能需要時間觀察，市民也要時間去適應。這種講法起碼令人還能夠保持一種期待，也不能說這個說法沒有道理。
但港珠澳大橋開通之後，每天的平均流量低於預期中的最低估算數字，政務司長竟然說這是「預期之內」，這就真的令人感到十分摸不着頭腦了。「低於預計中的最低使用量」，竟然是「預期之內」，那這個「預計的最低使用量」是如何計算出來的，政府提出這個數據還有什麼意義？又有什麼目的？再者，那個原先向市民公佈的使用量估計，是不是只是拿來開玩笑，還是想搵香港市民笨，或只是想在立法會申請撥款時蒙混過關？
要說服市民、要導向輿論、要尋求立法會撥款的時候，政府總是會把這些項目的使用量大幅度高估。當每一個大型項目都是如此的時候，難免令人懷疑這樣的誤導是刻意的。
另一方面，政府又總是會對這一類大型項目的成本作最樂觀審慎的估計，絕不誇張。在提出項目的早期，每一項都是成本效益甚高的社會投資，每一項都是本小利大，物有所值。但在興建的過程中，涉及的建築開支便會因為各種各樣的理由不斷上升，然後便一次又一次向立法會要求追加撥款。反正洗濕了個頭，加上立法會內的建制派從不介意自己放棄在公共財政上的角色。工商及部份專業界別的議員也樂見政府大灑金錢，讓他們代表着的利益集團及背後的金主可以大做生意。
結果是無論最終會否變成大白象，總之肯定就會是大花筒。差不多可以肯定，類似的情況會在未來的填海工程中重蹈覆轍。
面對民生及福利議題上，政府的態度又是另一個180度的轉變。政府往往以一套把待宰活雞「塞滿雞籠」的邏輯算到最盡。結果是任何類似的規劃，安老院也好、醫院床位也好，出來的結果都是做極都唔夠，市民總要作長時間的輪候，絕對不會如高鐵或港珠澳大橋一般出現大程度的服務承載能量過剩。
以安老服務為例，香港安老院舍不足的問題，80年代初已經出現。但幾十年來政府做咗啲乜？以前的社會福利規劃指標，直到1998年政府取消社會福利五年計劃之前，似乎都沒有加大力度追回短缺的想法。還要順水推舟，催生了一個要不斷妥協服務標準來遷就基層長者需要及有限支付能力的私營安老院市場。不到政府想要大規模填海，幾十年來幾時曾經聽說過政府開發土地的時候要把安老服務的需要計算在內。到政府想大幅度填海，就把安老服務拖落水。政府難道看不到安老服務幾十年來的短缺數據？這又是刻意、惡意、還是純粹創意？
不單是安老服務，其他社會服務全部都是雞籠邏輯，業界全部都是做到捉襟見肘，服務對象全部都是要接受極之基本甚至低於基本尊嚴水平的服務。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政府幾時有照顧過市民的感受和需要？
大白象成本就不斷低估，然後要不斷增加撥款；大白象出來之後，效益量便要不斷向下調整，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要大規模填海不需要為數據作說明，耗盡財政儲備也在所不惜。民生福利事務就有資源不足的理由，總是難以持續。
這樣偏頗的雙重標準，如此不一致地引用及詮釋數據，又是「刻意」、「惡意」還是「純粹創意」？
看來這樣的誤導及數字上的偏差，不單只是出於無意或純粹創意，而且更可能根本就是刻意。對香港的各方面數據，掌握得最清楚的其實就是政府，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作較為精準的政策評估及推算，數據有偏差往往也只是權力不對等及政府資訊缺乏透明度的結果。
政府帶頭，建制陣營就做應聲蟲及傳聲筒。但一到涉及他們自己及界別的利益，他們就照板煮碗，跟足政府的玩法。
所以政府要設立最低工資，他們就說會有幾千間茶樓食肆會執笠，十幾萬員工會受影響；政府說要研究標準工時，他們就說會令商界損失每年幾百億；政府說會增加有薪產假及侍產假，他們就會說全港三百幾萬打工仔，每年會多十幾廿萬排隊生仔，搵老闆着數。現在政府以納稅人的錢，承擔293億來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他們就說25年的過渡期內，會令商界多支付幾千億的薪酬。嚇你唔死都笑死你！有乜辦法？上行下效，有樣學樣。況且殷鑑不遠，政府近幾經常在做同樣的事。
所以這樣的「刻意」、「惡意」或「純粹創意」的誤導作風，就算不能完全歸咎於政府，但確實是政府在「有意無意」間把這種作風引導了出來，政府也不能推卸推波助瀾的責任。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
from [香港獨立媒體]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0336
卢峰 习近平还会找机会教训“小日本”
来源:
苹果日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终于得偿所愿，上周官式访问中国，让他的外交宏图不会留下中国这个偌大的空白。近几十年的日本首相中，安倍可说是在外交上最用心最花工夫的一个，足迹踏遍所有重要国家，今次总算如愿，还让“日之丸”旗再次在天安门广场飘扬。
不过，这次筹划多时的访问并没有带来什么重大协议或突破，北京算是以礼对待，热情则欠奉，连安倍晋三想到北大跟学生交流一下也不愿安排，一切都是公事公办的模样。再看习近平与安倍会谈后官方发表的报道，强调双方从竞争走向合作，建立互不威胁的政治共识，再以此推进中日关系进入新时代！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可习近平跟安倍双方只能同意互不威胁，距离“和平友好”的境界甚远，跟2006年安倍第一次任首相访华时与北京建立的“战略互惠关系”更是远远不及。
安倍访华只是形式破冰，没有带来真实突破不算意外，因为今次北京同意安倍到访，不算是习近平衷心所愿，实在是形势比人强下不得不采取的策略。
当前中国最大的外交难题，不是安倍想修改和平宪法或四出拉拢印太各国，而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全面攻势，加上副总统彭斯发表全面遏制中国的宣言，中国政府正感受到巨大的外交压力，又未能摸清特朗普的真假虚实，只能见步行步。在如此被动的外交形势下，中国现时能做的是减少敌人，增加朋友，或至少把一些次要矛盾暂时摆开，搞一点国际反美统一战线，把日本也拉进来才算有点瞄头。
回头看中日关系的起伏。北京方面一再强调是因为钓鱼台及靖国神社问题令双方关系急冻，但关键其实在于习近平及他以民族主义为本的外交政策。2001年上台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华政策强硬，在任五年一再到靖国神社参拜，当时中国政府及民间也有抗议，但官方接触没有大幅受影响，到小泉纯一郎2006年下台由安倍晋三接任（第一次当首相）就迅速解冻，双方关系很快全面修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8年就已官式访日。
中日关系最新一波低潮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不久出现。当时，欠缺执政经验的日本民主党政府因民间有团体要购买钓鱼台匆匆把岛屿国有化，中国政府在习近平主导下反应异常强烈，“民间”抗议活动比以往的反日示威声势浩大（没有官方许可鼓励根本不可能），中方还不断派出武装船舰及飞机到钓岛海域巡航，宣示主权，好几次几乎跟日方船只出现冲突。
借民族主义确立强人形象
比上回更厉害的是，中方今次连官方、外交接触也来个全面急冻，以示中国有能力在外交上教训小日本，让内地民众感到日本有求于中国。经日本政府及安倍多番努力下，习近平在2014年APEC峰会才一脸不情愿的跟安倍握手及会晤；再过四年后，中方才让安倍来华访问。以中日经贸关系之密切，又是区内两大强国，外交接触如此长期疏离实在不正常。由此可见，习近平是在刻意摆出高姿态，大打民族主义牌，向中国民众显示历史上欺侮中国的日本要看他脸色，从而确立个人的强人形象。
当然，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可以在对日关系上打民族主义牌，因为他有本钱。从2010年开始中日经济实力强弱对比逆转，在这一年中国GDP正式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时，中国经济总量已比日本超出两成，正式确立它作为亚洲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现时中国GDP是日本的三倍左右）。有了这本钱，习自然可以对日本这个历史上的老对手不客气。
往下来习近平依然会打民族主义牌，反日是最方便的对象。当美国的外交压力减弱时，他肯定再拿日本开刀。今次安倍之行的所谓互不威胁共识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E4%B9%A0%E8%BF%91%E5%B9%B3%E8%BF%98%E4%BC%9A%E6%89%BE%E6%9C%BA%E4%BC%9A%E6%95%99%E8%AE%AD%E2%80%9C%E5%B0%8F%E6%97%A5%E6%9C%AC%E2%80%9D.html
苹果日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终于得偿所愿，上周官式访问中国，让他的外交宏图不会留下中国这个偌大的空白。近几十年的日本首相中，安倍可说是在外交上最用心最花工夫的一个，足迹踏遍所有重要国家，今次总算如愿，还让“日之丸”旗再次在天安门广场飘扬。
不过，这次筹划多时的访问并没有带来什么重大协议或突破，北京算是以礼对待，热情则欠奉，连安倍晋三想到北大跟学生交流一下也不愿安排，一切都是公事公办的模样。再看习近平与安倍会谈后官方发表的报道，强调双方从竞争走向合作，建立互不威胁的政治共识，再以此推进中日关系进入新时代！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可习近平跟安倍双方只能同意互不威胁，距离“和平友好”的境界甚远，跟2006年安倍第一次任首相访华时与北京建立的“战略互惠关系”更是远远不及。
安倍访华只是形式破冰，没有带来真实突破不算意外，因为今次北京同意安倍到访，不算是习近平衷心所愿，实在是形势比人强下不得不采取的策略。
当前中国最大的外交难题，不是安倍想修改和平宪法或四出拉拢印太各国，而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全面攻势，加上副总统彭斯发表全面遏制中国的宣言，中国政府正感受到巨大的外交压力，又未能摸清特朗普的真假虚实，只能见步行步。在如此被动的外交形势下，中国现时能做的是减少敌人，增加朋友，或至少把一些次要矛盾暂时摆开，搞一点国际反美统一战线，把日本也拉进来才算有点瞄头。
回头看中日关系的起伏。北京方面一再强调是因为钓鱼台及靖国神社问题令双方关系急冻，但关键其实在于习近平及他以民族主义为本的外交政策。2001年上台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华政策强硬，在任五年一再到靖国神社参拜，当时中国政府及民间也有抗议，但官方接触没有大幅受影响，到小泉纯一郎2006年下台由安倍晋三接任（第一次当首相）就迅速解冻，双方关系很快全面修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8年就已官式访日。
中日关系最新一波低潮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不久出现。当时，欠缺执政经验的日本民主党政府因民间有团体要购买钓鱼台匆匆把岛屿国有化，中国政府在习近平主导下反应异常强烈，“民间”抗议活动比以往的反日示威声势浩大（没有官方许可鼓励根本不可能），中方还不断派出武装船舰及飞机到钓岛海域巡航，宣示主权，好几次几乎跟日方船只出现冲突。
借民族主义确立强人形象
比上回更厉害的是，中方今次连官方、外交接触也来个全面急冻，以示中国有能力在外交上教训小日本，让内地民众感到日本有求于中国。经日本政府及安倍多番努力下，习近平在2014年APEC峰会才一脸不情愿的跟安倍握手及会晤；再过四年后，中方才让安倍来华访问。以中日经贸关系之密切，又是区内两大强国，外交接触如此长期疏离实在不正常。由此可见，习近平是在刻意摆出高姿态，大打民族主义牌，向中国民众显示历史上欺侮中国的日本要看他脸色，从而确立个人的强人形象。
当然，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可以在对日关系上打民族主义牌，因为他有本钱。从2010年开始中日经济实力强弱对比逆转，在这一年中国GDP正式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时，中国经济总量已比日本超出两成，正式确立它作为亚洲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现时中国GDP是日本的三倍左右）。有了这本钱，习自然可以对日本这个历史上的老对手不客气。
往下来习近平依然会打民族主义牌，反日是最方便的对象。当美国的外交压力减弱时，他肯定再拿日本开刀。今次安倍之行的所谓互不威胁共识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E4%B9%A0%E8%BF%91%E5%B9%B3%E8%BF%98%E4%BC%9A%E6%89%BE%E6%9C%BA%E4%BC%9A%E6%95%99%E8%AE%AD%E2%80%9C%E5%B0%8F%E6%97%A5%E6%9C%AC%E2%80%9D.html
RFA - 地方安全局直属党中央：习近平再集权
今年中国“两会”期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保留了国家安全部，不过，其下属省级国家安全厅及县国安局正在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
中国各省及县市国家安全机构正逐渐脱离政府架构，编入从属于地方党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本台记者周二（10月30日）进入广东省政府机构网站，发现唯独安全厅的链接，已无法打开。其后，四川省、云南省等政府网站，也无法打开安全厅的链接。
据香港《苹果日报》引述消息称，国安编入地方党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即由党直接指挥。
有学者认为此变革实为习近平大权独揽又一招数；国安虽不再是政府机构，但权力只会强化不会削弱。
大陆访问学者李先生，本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从表面看，很多省的国家安全厅，从政府序列中消失了，看似国家安全机构减少，但其实当局更加重视：“其实在几年前，习近平刚刚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就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他自己担任主席。以前的国家安全工作是由国家安全部对应，他的负责人仅仅是一个部长，而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最高负责人是习近平本人”
李先生说，国家安全厅从地方政府架构中消失，表明国家安全工作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掌控：“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加强了，国家安全工作实际上也是加强了, 而且他从国家安全这个角度，层面，来看待国内的异议人士，民间的反抗, 还有不同的声音，甚至舆论的监督。这些统统被他视为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根据今年三月“两会”公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机构大改革，除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6个，其中包括国家安全部，部长及党组书记为陈文清，同时兼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分管日常工作。
本月中旬，山东《大众日报》曾报道，该省党政机构改革设置60个机构，其中省委机构18个，省政府机构42个。对应中央和国家机关调整设置的党政机构和职能，并组建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及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
上海居民顾先生对记者说，官方机构改组无非是为了权力分配，集中权力。他说：“那些都是权力集中。习近平上台以后，他都是各个（中央领导）小组组长，权力已经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了”
依照中国官方“机构对应”的组织架构，倘若省级安全厅纳入地方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下属机构是县市级国家安全委员会。
目前，辽宁抚松县已经成立了中共县级国家安全委员会。《长白山日报》报道，4月15日，抚松县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展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宣传《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安全工作的重大部署及要求。
四川网民蒲先生对本台表示，这次机构改革，把国安厅和国安局取消，无非是领导人为了独揽大权：“我认为是习近平独揽大权的行为，是对地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以防止地方势力造反夺权。也间接反映了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以保证他个人权力的安全性”
国安委成立于2014年，主席为习近平，成员包括各省省委书记，公安、国安、外交、军方情报等部门掌权者。其组织架构类似于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截至本月29日，已相继有浙江、海南、重庆、山东、江苏、辽宁、吉林、黑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26个省市陆续公布获中央批准的改革方案，原国家安全厅（局），已经消失。
记者：乔龙 责编：胡力汉/嘉远 网编：瑞哲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ql1-10302018083145.html
中国各省及县市国家安全机构正逐渐脱离政府架构，编入从属于地方党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本台记者周二（10月30日）进入广东省政府机构网站，发现唯独安全厅的链接，已无法打开。其后，四川省、云南省等政府网站，也无法打开安全厅的链接。
据香港《苹果日报》引述消息称，国安编入地方党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即由党直接指挥。
有学者认为此变革实为习近平大权独揽又一招数；国安虽不再是政府机构，但权力只会强化不会削弱。
大陆访问学者李先生，本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从表面看，很多省的国家安全厅，从政府序列中消失了，看似国家安全机构减少，但其实当局更加重视：“其实在几年前，习近平刚刚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就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他自己担任主席。以前的国家安全工作是由国家安全部对应，他的负责人仅仅是一个部长，而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最高负责人是习近平本人”
李先生说，国家安全厅从地方政府架构中消失，表明国家安全工作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掌控：“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加强了，国家安全工作实际上也是加强了, 而且他从国家安全这个角度，层面，来看待国内的异议人士，民间的反抗, 还有不同的声音，甚至舆论的监督。这些统统被他视为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根据今年三月“两会”公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机构大改革，除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6个，其中包括国家安全部，部长及党组书记为陈文清，同时兼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分管日常工作。
本月中旬，山东《大众日报》曾报道，该省党政机构改革设置60个机构，其中省委机构18个，省政府机构42个。对应中央和国家机关调整设置的党政机构和职能，并组建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及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
上海居民顾先生对记者说，官方机构改组无非是为了权力分配，集中权力。他说：“那些都是权力集中。习近平上台以后，他都是各个（中央领导）小组组长，权力已经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了”
依照中国官方“机构对应”的组织架构，倘若省级安全厅纳入地方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下属机构是县市级国家安全委员会。
目前，辽宁抚松县已经成立了中共县级国家安全委员会。《长白山日报》报道，4月15日，抚松县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展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宣传《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安全工作的重大部署及要求。
四川网民蒲先生对本台表示，这次机构改革，把国安厅和国安局取消，无非是领导人为了独揽大权：“我认为是习近平独揽大权的行为，是对地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以防止地方势力造反夺权。也间接反映了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以保证他个人权力的安全性”
国安委成立于2014年，主席为习近平，成员包括各省省委书记，公安、国安、外交、军方情报等部门掌权者。其组织架构类似于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截至本月29日，已相继有浙江、海南、重庆、山东、江苏、辽宁、吉林、黑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26个省市陆续公布获中央批准的改革方案，原国家安全厅（局），已经消失。
记者：乔龙 责编：胡力汉/嘉远 网编：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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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再成功试验新款拦截导弹 美日迫切期待以之应对中国威胁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最新款的导弹拦截试验，为日后的部署增添了希望。
美国导弹防御局和美军印太司令部星期一（2018年10月29日）宣布，美军上星期五在夏威夷成功实施了第二批次A款标准-3型导弹(SM-3 Block IIA)的拦截试验。新闻稿说，一枚目标导弹从夏威夷州可爱岛上的太平洋导弹试验基地升空后，被“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发现、锁定目标，并发射一枚舰载标3二批次A款导弹将目标导弹成功拦截击毁。
导弹防御局称这次成功试验是重振第二批次A款标准-3型导弹研发项目的关键里程碑。
美日联合研制的标3二批次A款导弹的设计射程远远超过目前美国军舰上部署的标3第一批次A款和B款导弹。与改进的神盾反导系统配合使用，这款导弹能大大增加导弹防御的范围，并显著提高拦截敌方导弹的几率，并因此被认为是应对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中程弹道导弹威胁的一项突破。
2017年2月，美军宣布首次将一枚标3二批次A款导弹从配备神盾反导系统的战舰上发射，并成功将目标导弹拦截击毁。此后，导弹防御局官员称预计会在2018年将这款导弹交付海军使用。但是，这项武器研发后来遇到了挫折，包括今年1月美军在一次导弹拦截试验中失败。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E7%BE%8E%E5%86%9B%E5%86%8D%E6%88%90%E5%8A%9F%E8%AF%95%E9%AA%8C%E6%96%B0%E6%AC%BE%E6%8B%A6%E6%88%AA%E5%AF%BC%E5%BC%B9%7C%E7%BE%8E%E6%97%A5%E8%BF%AB%E5%88%87%E6%9C%9F%E5%BE%85%E4%BB%A5%E4%B9%8B%E5%BA%94%E5%AF%B9%E4%B8%AD%E5%9B%BD%E5%A8%81%E8%83%81.html
美国之音
美国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最新款的导弹拦截试验，为日后的部署增添了希望。
美国导弹防御局和美军印太司令部星期一（2018年10月29日）宣布，美军上星期五在夏威夷成功实施了第二批次A款标准-3型导弹(SM-3 Block IIA)的拦截试验。新闻稿说，一枚目标导弹从夏威夷州可爱岛上的太平洋导弹试验基地升空后，被“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发现、锁定目标，并发射一枚舰载标3二批次A款导弹将目标导弹成功拦截击毁。
导弹防御局称这次成功试验是重振第二批次A款标准-3型导弹研发项目的关键里程碑。
美日联合研制的标3二批次A款导弹的设计射程远远超过目前美国军舰上部署的标3第一批次A款和B款导弹。与改进的神盾反导系统配合使用，这款导弹能大大增加导弹防御的范围，并显著提高拦截敌方导弹的几率，并因此被认为是应对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中程弹道导弹威胁的一项突破。
2017年2月，美军宣布首次将一枚标3二批次A款导弹从配备神盾反导系统的战舰上发射，并成功将目标导弹拦截击毁。此后，导弹防御局官员称预计会在2018年将这款导弹交付海军使用。但是，这项武器研发后来遇到了挫折，包括今年1月美军在一次导弹拦截试验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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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与网络大会前 中国严防翻墙软件
来源:
美国之音
在两个重要的大会开幕前，中国加强了对“翻墙软件”（VPN）的封锁。
下星期中国将召开上海贸易博览会和乌镇互联网大会。一些VPN供应商表示，政府在大会前试用新技术打击VPN。
VPN即虚拟专用网，能改变使用者的网络IP地址。许多中国用户用VPN绕开所谓的“长城防火墙”访问境外网站，一些公司和学术机构也使用VPN。
VyperVPN母公司金蛙公司的总裁森迪·约库拜提斯(Sunday Yokubaitis)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当局从星期天开始试图封锁VyperVPN。他说：
“我们的应对手段通常在几天内有效，之后攻击的模式改变，他们就又把我们封锁了。”
另外一个有大量中国用户的ExpressVPN星期一也遭遇了干扰。ExpressVPN对路透社说：“中国的VPN长期以来都在玩猫鼠游戏，审查者经常改变封锁手段。”
随着中国网络安全法的实施，政府封锁VPN也有了某种意义上的法律依据。去年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苹果商店下架了一批VPN应用程序。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E8%B4%B8%E6%98%93%E4%B8%8E%E7%BD%91%E7%BB%9C%E5%A4%A7%E4%BC%9A%E5%89%8D%7C%E4%B8%AD%E5%9B%BD%E4%B8%A5%E9%98%B2%E7%BF%BB%E5%A2%99%E8%BD%AF%E4%BB%B6.html
美国之音
在两个重要的大会开幕前，中国加强了对“翻墙软件”（VPN）的封锁。
下星期中国将召开上海贸易博览会和乌镇互联网大会。一些VPN供应商表示，政府在大会前试用新技术打击VPN。
VPN即虚拟专用网，能改变使用者的网络IP地址。许多中国用户用VPN绕开所谓的“长城防火墙”访问境外网站，一些公司和学术机构也使用VPN。
VyperVPN母公司金蛙公司的总裁森迪·约库拜提斯(Sunday Yokubaitis)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当局从星期天开始试图封锁VyperVPN。他说：
“我们的应对手段通常在几天内有效，之后攻击的模式改变，他们就又把我们封锁了。”
另外一个有大量中国用户的ExpressVPN星期一也遭遇了干扰。ExpressVPN对路透社说：“中国的VPN长期以来都在玩猫鼠游戏，审查者经常改变封锁手段。”
随着中国网络安全法的实施，政府封锁VPN也有了某种意义上的法律依据。去年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苹果商店下架了一批VPN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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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最高法院判日本钢铁公司赔偿二战劳工
来源:
美国之音
韩国最高法院10月30日裁决，日本钢铁公司-新日铁住金（Nippon Steel & Sumitomo Metal Corporation）对于二战期间强制劳役而对四名韩国劳工进行赔偿。
这个裁决对于仍在进行的其他案件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并且引发韩日之间的外交争议。
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说，裁决显然违反了1965年首尔和东京的一项条约。当时日本为恢复外交关系支付了赔款。河野太郎说日本将采取反制措施，并且可能将案件申诉到国际法庭。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两国应该用智慧来避免裁决对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法庭裁决说，新日铁住金应该赔偿四名1941年至1943年被强迫日本钢铁厂劳动的原告每人8万7千680美元。
四名原告中只有94岁的李春希（音译Lee Chun-sik）还活着。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E9%9F%A9%E6%9C%80%E9%AB%98%E6%B3%95%E9%99%A2%E5%88%A4%E6%97%A5%E6%9C%AC%E9%92%A2%E9%93%81%E5%85%AC%E5%8F%B8%E8%B5%94%E5%81%BF%E4%BA%8C%E6%88%98%E5%8A%B3%E5%B7%A5.html
美国之音
韩国最高法院10月30日裁决，日本钢铁公司-新日铁住金（Nippon Steel & Sumitomo Metal Corporation）对于二战期间强制劳役而对四名韩国劳工进行赔偿。
这个裁决对于仍在进行的其他案件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并且引发韩日之间的外交争议。
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说，裁决显然违反了1965年首尔和东京的一项条约。当时日本为恢复外交关系支付了赔款。河野太郎说日本将采取反制措施，并且可能将案件申诉到国际法庭。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两国应该用智慧来避免裁决对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法庭裁决说，新日铁住金应该赔偿四名1941年至1943年被强迫日本钢铁厂劳动的原告每人8万7千680美元。
四名原告中只有94岁的李春希（音译Lee Chun-sik）还活着。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E9%9F%A9%E6%9C%80%E9%AB%98%E6%B3%95%E9%99%A2%E5%88%A4%E6%97%A5%E6%9C%AC%E9%92%A2%E9%93%81%E5%85%AC%E5%8F%B8%E8%B5%94%E5%81%BF%E4%BA%8C%E6%88%98%E5%8A%B3%E5%B7%A5.html
临风：美国的伟大和焦虑都与川普无关——兼与丛日云教授商榷
正文共：7610字
预计阅读时间：20分钟
撰文：临风
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9月10日发表了一篇雄文《特朗普反对什么样的多元主义？》，这篇文章赢得了华人知识界许多的掌声。几位朋友很热心地转给我，要我拜读。我虽然对丛教授毫无认识，但对该文内容却生出极大的兴趣。
该文的主要论点有三：
（1）国内一般人对美国"误判"，特别是误解特朗普（川普）总统；
（2）美国当前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瓦解了国家的共同文化基础；
（3）"川普主义"将是阻止美国文明衰落的希望："他的基本思路和大方向，是要阻止美国的衰落。"
隔岸观火，丛文自有其客观性和局限性。笔者身在美国，得以从近距离观察，所以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民选的国家领导人常常不过是选民的缩影。川普只不过是个现象，他的出现是果，不是因。因此，重点根本不在川普，他不过使问题深化。
美国今天真正的问题有两个：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对"国家认同"的困惑。若要解读美国的现状，我觉得有三个关键点需要澄清：1）国家认同的混乱；（2）多元文化主义的纠结；3）民主社会的底线。
本文希望通过分析这三个关键点来了解美国的真相，并对前途做些展望。
国家认同的混乱
川普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使得许多人跌破眼镜。事后，华人界虽然分析很多，但很少有说到点子上的，反映出"对美国社会认识的大量偏见甚至无知"。
去年（2017）3月初，美联社与位于芝加哥大学的"国家意见研究中心"（NORC，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对1004位成年人做的民调发现，美国有71%的人认为："美国正在失去代表国家的信念和价值"。换句话说，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正在失去国家的认同（身份）。
有47%的人认为，非法移民威胁着美国式生活；15%的人认为合法移民威胁着美国式生活。57%的人认为，新移民应当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同时有42%的人认为，由于新移民的入境，美国文化应当逐渐改变。
可见，"移民问题"，以及相关的，"保持多样性"与"同化"间的选择，这两者与国家认同关系巨大。
该民调发现，左右两翼都关心"国家认同"（国家身份），虽然他们关心的内容相反。右翼担心"基于基督教的文化价值"和"欧洲移民的传统"受到挑战，左翼担心"建国以来接纳世界各方移民" 的传统被打破。不论左右都说：我几乎不认识今天的美国。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美国真正的"国家认同"呢？
我认为，这三点对认识美国的国家认同有很重要的提示。
天主教徒，英国大文豪切斯特顿，于1921与1930两次访问美国。他说了一句名言："美国是个有教会般灵魂的国家"。他不是说：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他是说：美国是围绕着一组基于"神圣文献"（例如，独立宣言、宪法）的政治信念所建立的国家。
他指出，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不依赖种族血缘，文化特征或"民族类型"来塑造其身份。美国这个"实验"之所以深刻，在于它冀望通过公民自发自动的意愿，以共同拥有的政治信念创建一个给"流浪者与流放者"居住的国家。
切斯特顿认识到，美国的国家认同根植于理念，而非种族或族群的认同。不靠君权，不靠教权，不靠世袭，美国第一个实现了全民自治，这是个何等革命性的想法！
今天美国右派的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浪潮，左派的过分高举少数族群的受害者心态，这些都带来部落思维和身份政治，对自己国家的了解还不及切斯特顿。
川普的当选，表面上是"爱国"（ 让美国再度伟大，MAGA）情操的高涨——反对精英，反对移民，反对多元价值和政治正确，骨子里他抓住了美国人对失去国家认同的恐惧。这种"爱国"建立在对异类的疑惧和嫌恶上，表现出的就是国家主义、种族主义，而非爱国主义。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如此解释这两者的区别：爱国主义是，你第一个念头是爱自己的同胞；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是，你第一个念头是仇恨其它族群。分裂族群的煽动家不是爱国，而是害国。
丛教授说："只有深入他（川普）的内心，把握他的价值和信念，才能理解他的行为（维护保守主义）。"其实，川普并非什么保守主义。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公知绝大多数反川（NeverTrump运动）。难道这批对政治超级敏感的美国保守主义精英们全都没有深入川普的"内心"？
这批NeverTrumper了解川普煽动家的本质，他捕捉住当前美国白人对"国家认同"的彷徨，用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煽动人心，以谎言建构另类真相。短短一年半，有记录的川普谎言，已经超过了5000个。就如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所说，川普的美国是在向事实和真相宣战，其灾难将无可估计！
如果有人以为谎言是"小节"，那你可能已经被极权统治麻木了。谎言的目的就是愚民，消灭人民的异声。老实说，川普的"内心"，以及"价值和信念"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美国今天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正确地认知，并加强国家认同，而不是深化族群间的仇恨和疑惧。
信念式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凝聚国民向心力，提供文化融合的基础。切斯特顿指出，美国与欧洲不同，美国的国家认同建立在"神圣文献"所揭示的理念上。法兰西斯·福山把这个认同称之为"信念式国家认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y），它建立在开国初期。
其实，切斯特顿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人。早在19世纪中叶，托克维尔就提出一个新名词："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他指出，美国人有个信念，由于开发西部提供了无限的机会，每个自由人都可以靠着勤奋努力和自我牺牲达到他人生的目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得天独厚，是世界上唯一有宗教心，被启蒙，并拥有共和民主的国家。美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不过在知识界，这种认知近年来被亨廷顿打破。亨廷顿在《我们是谁？》（2004）里面声称，拉美移民快速增长，加上文化多元化，美国国内将会建立一个"西班牙国家"。他把美国国内的种族多样化看成是种"文明的冲突"！
批评者认为，亨廷顿轻视了美国政治与宪法的力量，以及维系美国的内在价值。他的学说显然是以欧洲白人为中心，助长了种族主义升温。在这点上，他的学生福山就比较冷静。福山（日裔）打破了亨廷顿部落思维的格局。
福山在今年9-10月号的《外交事务》上撰文说，一名美国公民可以被指责为"不美国"（un-American），而一名丹麦公民不可能被描述为"不丹麦"，日本公民也不能被指控为"不日本"。"美国主义"是一系列信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族裔。
据我的观察，在年轻人，特别是第二代移民眼里，这个观念更为清晰。年轻人（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了解，自己有多重身份，对美国的价值认同很强，比较不容易被种族主义所煽动。
我能了解，人们喜欢念旧，美国人也是一样。但是，念的是糟粕还是精华，这点必须分辨。
如果怀念的是蓄奴时代白人的风光，或是怀念杀戮赶逐美洲原住民的历史，那么大可不必。什么是精华？共和宪政、三权分立、法治、人人生而平等，以及对上帝、先贤和公民道德的敬重。纵使不相信上帝，仍然对宇宙有敬畏之心，并能尊重他人的权益。
"美国特殊"，加上"信念式国家认同"，这构成了美国的身份。
文化是动态的。文化融合（或整合）的基础不是容忍、兼容，也不等于种族相同、宗教相同，甚或价值观完全相同。不过，国民必须在语言、公民道德，和"信念式国家认同"上一致，而不是坚持在"欧洲的文化精神上"团结一致。这才是真正的美国价值。
但是，我们从川普在波兰的演讲里，从他对夏洛茨维尔暴动的回应里，从他嘲笑穆斯林"金星勋章"阵亡军人家属的口气里，从他不信任拉美裔法官的态度里，从他嘲笑"粪坑国"的话语里，我听不到这样的信息，我更多听到狗哨声，教唆族群撕裂。
难道，这种"川普主义"将是阻止美国文明衰落的希望？我只能说：对一个像川普这样只懂得交易关系的人来说，这句话十分荒谬。
福山呼吁：要把美国的"信念式国家身份"重新树立起来，以抵御来自极端左、右翼双方的攻击。右翼中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另类右翼）希望用基于种族、族裔和宗教的国家身份治国，排斥多样性。左翼中的身份政治提倡者（非自由主义，illiberal）则通过强调受害者心态来摧毁国家叙事的合法性。
数百年来，美国是个被各地移民所不断塑造的国家。美国之所以伟大，与新移民不断涌入，注入新血这个现实不可分割。美国在科学和技术上领先与新移民更是密切相关。
20世纪的美国如果没有新移民，它很可能就无法特殊，无法强大，它会与许多诺贝尔奖失之交臂。没有新移民就没有硅谷，没有英特尔，没有苹果（乔布斯），没有亚马逊（贝佐斯），没有特斯拉（马斯克），没有谷歌 ……。
但这并不表示美国就应该拆除藩篱，开放边界。移民效忠的对象也不再是出生的母国。美国需要新的移民政策，特别是针对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十分严重，已经到达临界点，必须立刻解决。由于两党斗争的两极化，非法移民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这是美式民主的一大憾事。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从长远来看。不论是因为出生率还是移民，有色人种人口增加的速度远大于白人，有色人口超越白人只是迟早的事。专门研究美国总统的历史学家乔恩·米查姆（Jon Meacham）今年9月1号发表演说，他告诉听众说，美国的白种人将一定会失去多数的地位，美国必须正视并接纳这个事实。
从种族构成来看，美国是个"种族的大熔炉"，这个在20世纪初由犹太裔Israel Zangwill提出的概念，就是说明，无论你出生于什么种族，来了美国以后，你肯定会学习容忍、接纳、谅解，逐渐融入文化主流。由于跨族通婚的日愈普遍，人类学家已经提出警告，不要再用种族来作人口分类，因为"纯种"日益稀少，意义不大。
不过，这个叙事最近有了变化，多元化的辩论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武器。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点。
多元文化主义的纠结
一般所谓"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这个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社会学上的，一个是政治学上的。
在社会学上，"多元文化主义"指的是种族的和文化上的多元化，亦即主张：不同的种族不但能够保持身份，更且能够彼此平等相处与对话，同尊同荣。
在美国历史上，每次新种族大批移民总会经过一段受到歧视的时期，包括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波兰和俄国的移民。但最后都在"大熔炉"里逐渐淡出。
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由于亚裔和拉美裔移民逐渐增加，肤色逐渐变深，"大熔炉"逐渐开始复杂化。近年来这种多元文化的现象变成了热点问题，特别是蓝领白种人的焦虑。如上节所述，（经济问题除外）它基本上还是个社会学上的国家认同问题。
至于政治学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它指的是鼓励多元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它的立场是：对同一个社会上不同的文化和群体给予平等的地位与尊重，保持多样性、特殊性，反对整合或融合。在这个意义下，多元社会上不同的（次）文化形成了"文化沙拉"，或"文化马赛克"，与"大熔炉"的观念有了距离。
从学理上看，这种理念明显是有问题的。
例如，摩门教以前的一夫多妻制度，或是美洲原住民猎人族的割头皮习俗，如果容许继续实行，肯定行不通。多元不等于价值中立，它还是有限度的。
又例如，如果容许穆斯林聚居区执行"伊斯兰教法"，以代替美国的法律和西方的道德规范，包括"荣誉杀戮"、残害女性生殖器官，等等，如果公然接受这样的多元文化，那肯定会带来严重的价值冲突。法治和信念式国家认同必须是底线。
更接近现实的是，美国"文化战争"中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的争执，这正是为什么大法官的任命如此受到重视。这可能是多元化在美国所带来的最棘手的问题。
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会使得"主流文化"变得毫无意义，造成国家内部的部落化，增加矛盾和冲突。持这种立场的政治左派与持白人种族主义立场的政治右派正好是美国政治光谱上的两个极端。
丛教授文章所描述的（第三类）"多元文化主义"就属于这种极端的，政治学上的多元文化主义。他认为这是对主体文化的"解构"："甚至走向逆向歧视，瓦解国家的共同文化基础，带来主流文化群体的焦虑和危机感。"在丛教授眼中，美国的"欧洲裔白人男性基督徒"是被打压的对象，而少数族裔及其文化则是被高举的对象。
丛教授把"白种人的负担"转换成了"白种人的受害者心态"！少数族裔则被描述为霸凌者，是"不宽容的一元主义文化"。这种脸谱化叙事与事实真相有很大一段距离。
纵使如此，平心而论，丛教授所描写的现象有部分是存在的，特别在名牌大学的校园里和课堂上，那就是我所说的illiberalism，它不是自由主义，它是"非自由主义"。一批大学生高举着"自由"的牌子，却企图禁止他人的言论自由。这个潮流与社交媒体的普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大西洋月刊》在2015年最后三个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美国校园"政治正确"事件的文章。其中，纽约大学的心理学与伦理学教授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与律师格雷格·路加诺夫（Greg Lukianoff） 在9月号上有篇定调的主题文章：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今年9月，他们把该文扩充成书，一上市立即成为畅销书。
《美国被宠坏的心灵》（图片截屏自theatlantic.com)
在过去几年里，许多大学校园出现了问题。演讲者被抗议者的大声喊叫所淹没。学生们和教授们说话都战战兢兢，生怕被指为政治不正确的"微侵虐"（micro-aggression）。校园内以及全国范围内的焦虑、抑郁和自杀率都在上升。
作者从众多的校园实例中发现，今天大学生对政治正确的敏感度与上一代截然不同。上一代的理性被这一代的情绪所取代。（细节请参考：《被宠坏的美国心灵》，临风，境界公共号，2016-2-1）
今天的学生运动是感性的，学生们要求校方提供一个"安全港"，保护他们超级脆弱的心理，屏蔽一切让他们感觉不安的字句或观念。不但如此，他们企图惩处任何与他们想法不同的人。
校园禁言的网络截屏。
作者们称这种心态为"斗争式的保护性"。学生们不知道如何用理性对话，而是用"情感推理"，他们的负面情绪本身就是证据："我感受到了，所以那肯定是真的。"感觉，而不是论理，指导着他们对现实的解读。
不过在现实社会里，这种"非自由主义"的风气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政治立场既然是个光谱，站在极端的总是少数，我们不必蓄意放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把一切右派都归为极右（种族主义），把一切左派都归为极左（白左）。这样简单的切割于事无补。
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的纠结，从社会学看，它基本上还是个国家认同的问题；从政治学看，它并不像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样非黑即白，但它触及权力和利益分配，应当理性对待。
美国唯一该避免的就是把多元文化的争议当作政治武器，丑化异类，撕裂族群。无论是把新闻媒体当作"人民的公敌"，或是在学校里把异议人士消声，这些都是违反"信念式美国认同"的恶劣行为。
民主社会的底线
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对"主流文化的解构"，"主流文化"也并非全部高大上，不必拿来作护身符。
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普特南（Robert Putnam）长期研究多元文化主义对社会的影响。他对美国40个社区超过两万六千人作过调查。他发现，社区越多元，互信就越低。他说：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糟，我们不但不信任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也不信任与我们相同的人。多元社会的"社会资本"匮乏。
不过，他补充说："这种对多样性的过敏将会逐渐减少并消失......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变得更好。"我们需要的不是脸谱化、妖魔化对方，而是设法增进多元社会里的信任度。
多元文化主义者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曾说："让我们有勇气承认我们的无知，以及我们的疑虑和不确定性。至少我们可以尝试仔细地和同情地倾听他者，了解他者的真实面目，以及他的生活和需要。"
柏林的意思是说，多元文化主义鼓励社会成员不要用极端态度看待"他者"。不要仅仅坚持一己的价值，拒绝承认他人的合法性，应展开善意的对话以处理分歧。
例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本来应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诉求，但却被极右派妖魔化，被极左派部落化。我们需要的是善意的对话，以解决后面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抹黑与嘲笑。
川普扬言要纠正"政治正确"。（图片截屏自foxnews.com）
在"信念式国家认同"的框架下，如果各种文化群体都能带着柏林所倡导的谦卑，并承认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政治上的错误，积极对话，寻找共同的福祉，我认为，纵使争议继续存在，美国仍然可以找到多元文化的平衡点。
支持川普的美国另类右翼，也就是白人至上运动，特别高举"血统"和"土地"这两块招牌。他们以白种人的血统为傲，并认为美国这块土地属于他们，其他人种应当离开。他们用"国家、国旗、圣经、枪支"这些符号来增加自己的可信度，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国家认同。
民主社会的底线是：指出这种思维根本误解了美国，误解了美国特殊，误解了美国价值，更完全误解了基督教。白人种族主义者并非华人之友，但愿华人能够慎思明辨，不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所忽悠。
普特南认为多元化社会的互信度低，那么要如何增加互信？独裁者的方式是制造共同敌人，这肯定不是民主社会的方案。
这40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向上游动停滞，许多人所以不信任政府，或企业，那是因为他们对前途失去信心。大多数排斥移民的人们处在小乡镇，他们或许根本就没见过什么移民。他们的疑惧主要是对前途无望。
民主社会的底线是：有计划地增加人们向上游动的能力。扶助、训练底层人民的技能，大力提振教育水平，资助他们完成大学教育，让他们能够自立。
对美国做过深入观察的托克维尔，他坚定主张政教分离。但是有鉴于欧洲世俗化的经验，他认为，那并不等于把宗教的道德影响赶出政治。
国民素质与公民道德是美国建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种族主义在白人中重新抬头，非自由主义在校园中泛滥，企业犯罪不断，职场伦理经常受到质疑。这些现象或许反映了国民素质的下降。此外，宗教信仰流于形式，或成为替政治服务的工具，社会缺乏精神上的凝聚力。
托克维尔主张：政治必须以道德为基础。托克维尔所欣赏于柏拉图的正是他对政治领域之道德的维护，而他之所以反对马基亚维利也恰恰是因为后者对政治非道德化的鼓吹。（这段参考：崇明：《基督教与现代政治的道德化：民主时代的公众需要怎样的灵魂与德性？》，2018-9-17）
民主社会的底线是：加强公民道德的教育，而不是制造更多被宠坏的心灵。鼓励宗教团体更多参与社会重建，而不是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如果基督教的伦理影响了美国的建国，那么，今天的教会值得反省的地方太多了。
民主社会的底线超越党派利益，超越族群利益，超越部落思维和身份政治。为要守住这个底线，我们只能屏息等待后川普时代的到来。
✎作者简介
临风，本名熊璩，出生于重庆，台湾长大。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 克雷超级电脑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究部总工程师; 惠普公司中央实验室部门主管，大学关系部亚太区主任等。2011年退休，全力读书、研究、写作。在中国大陆出版有《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美国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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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临风
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9月10日发表了一篇雄文《特朗普反对什么样的多元主义？》，这篇文章赢得了华人知识界许多的掌声。几位朋友很热心地转给我，要我拜读。我虽然对丛教授毫无认识，但对该文内容却生出极大的兴趣。
该文的主要论点有三：
（1）国内一般人对美国"误判"，特别是误解特朗普（川普）总统；
（2）美国当前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瓦解了国家的共同文化基础；
（3）"川普主义"将是阻止美国文明衰落的希望："他的基本思路和大方向，是要阻止美国的衰落。"
隔岸观火，丛文自有其客观性和局限性。笔者身在美国，得以从近距离观察，所以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民选的国家领导人常常不过是选民的缩影。川普只不过是个现象，他的出现是果，不是因。因此，重点根本不在川普，他不过使问题深化。
美国今天真正的问题有两个：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对"国家认同"的困惑。若要解读美国的现状，我觉得有三个关键点需要澄清：1）国家认同的混乱；（2）多元文化主义的纠结；3）民主社会的底线。
本文希望通过分析这三个关键点来了解美国的真相，并对前途做些展望。
国家认同的混乱
川普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使得许多人跌破眼镜。事后，华人界虽然分析很多，但很少有说到点子上的，反映出"对美国社会认识的大量偏见甚至无知"。
去年（2017）3月初，美联社与位于芝加哥大学的"国家意见研究中心"（NORC，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对1004位成年人做的民调发现，美国有71%的人认为："美国正在失去代表国家的信念和价值"。换句话说，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正在失去国家的认同（身份）。
有47%的人认为，非法移民威胁着美国式生活；15%的人认为合法移民威胁着美国式生活。57%的人认为，新移民应当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同时有42%的人认为，由于新移民的入境，美国文化应当逐渐改变。
可见，"移民问题"，以及相关的，"保持多样性"与"同化"间的选择，这两者与国家认同关系巨大。
该民调发现，左右两翼都关心"国家认同"（国家身份），虽然他们关心的内容相反。右翼担心"基于基督教的文化价值"和"欧洲移民的传统"受到挑战，左翼担心"建国以来接纳世界各方移民" 的传统被打破。不论左右都说：我几乎不认识今天的美国。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美国真正的"国家认同"呢？
该研究发现，受访者对"美国价值"看法的同质性很高：第一，公正的法治系统（88%）；第二，被宪法保护的个人自由（84%）；第三，英语作为共同语言（73%）。
我认为，这三点对认识美国的国家认同有很重要的提示。
天主教徒，英国大文豪切斯特顿，于1921与1930两次访问美国。他说了一句名言："美国是个有教会般灵魂的国家"。他不是说：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他是说：美国是围绕着一组基于"神圣文献"（例如，独立宣言、宪法）的政治信念所建立的国家。
他指出，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不依赖种族血缘，文化特征或"民族类型"来塑造其身份。美国这个"实验"之所以深刻，在于它冀望通过公民自发自动的意愿，以共同拥有的政治信念创建一个给"流浪者与流放者"居住的国家。
切斯特顿认识到，美国的国家认同根植于理念，而非种族或族群的认同。不靠君权，不靠教权，不靠世袭，美国第一个实现了全民自治，这是个何等革命性的想法！
今天美国右派的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浪潮，左派的过分高举少数族群的受害者心态，这些都带来部落思维和身份政治，对自己国家的了解还不及切斯特顿。
川普的当选，表面上是"爱国"（ 让美国再度伟大，MAGA）情操的高涨——反对精英，反对移民，反对多元价值和政治正确，骨子里他抓住了美国人对失去国家认同的恐惧。这种"爱国"建立在对异类的疑惧和嫌恶上，表现出的就是国家主义、种族主义，而非爱国主义。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如此解释这两者的区别：爱国主义是，你第一个念头是爱自己的同胞；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是，你第一个念头是仇恨其它族群。分裂族群的煽动家不是爱国，而是害国。
丛教授说："只有深入他（川普）的内心，把握他的价值和信念，才能理解他的行为（维护保守主义）。"其实，川普并非什么保守主义。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公知绝大多数反川（NeverTrump运动）。难道这批对政治超级敏感的美国保守主义精英们全都没有深入川普的"内心"？
这批NeverTrumper了解川普煽动家的本质，他捕捉住当前美国白人对"国家认同"的彷徨，用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煽动人心，以谎言建构另类真相。短短一年半，有记录的川普谎言，已经超过了5000个。就如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所说，川普的美国是在向事实和真相宣战，其灾难将无可估计！
如果有人以为谎言是"小节"，那你可能已经被极权统治麻木了。谎言的目的就是愚民，消灭人民的异声。老实说，川普的"内心"，以及"价值和信念"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美国今天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正确地认知，并加强国家认同，而不是深化族群间的仇恨和疑惧。
信念式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凝聚国民向心力，提供文化融合的基础。切斯特顿指出，美国与欧洲不同，美国的国家认同建立在"神圣文献"所揭示的理念上。法兰西斯·福山把这个认同称之为"信念式国家认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y），它建立在开国初期。
其实，切斯特顿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人。早在19世纪中叶，托克维尔就提出一个新名词："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他指出，美国人有个信念，由于开发西部提供了无限的机会，每个自由人都可以靠着勤奋努力和自我牺牲达到他人生的目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得天独厚，是世界上唯一有宗教心，被启蒙，并拥有共和民主的国家。美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不过在知识界，这种认知近年来被亨廷顿打破。亨廷顿在《我们是谁？》（2004）里面声称，拉美移民快速增长，加上文化多元化，美国国内将会建立一个"西班牙国家"。他把美国国内的种族多样化看成是种"文明的冲突"！
批评者认为，亨廷顿轻视了美国政治与宪法的力量，以及维系美国的内在价值。他的学说显然是以欧洲白人为中心，助长了种族主义升温。在这点上，他的学生福山就比较冷静。福山（日裔）打破了亨廷顿部落思维的格局。
福山在今年9-10月号的《外交事务》上撰文说，一名美国公民可以被指责为"不美国"（un-American），而一名丹麦公民不可能被描述为"不丹麦"，日本公民也不能被指控为"不日本"。"美国主义"是一系列信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族裔。
据我的观察，在年轻人，特别是第二代移民眼里，这个观念更为清晰。年轻人（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了解，自己有多重身份，对美国的价值认同很强，比较不容易被种族主义所煽动。
我能了解，人们喜欢念旧，美国人也是一样。但是，念的是糟粕还是精华，这点必须分辨。
如果怀念的是蓄奴时代白人的风光，或是怀念杀戮赶逐美洲原住民的历史，那么大可不必。什么是精华？共和宪政、三权分立、法治、人人生而平等，以及对上帝、先贤和公民道德的敬重。纵使不相信上帝，仍然对宇宙有敬畏之心，并能尊重他人的权益。
"美国特殊"，加上"信念式国家认同"，这构成了美国的身份。
文化是动态的。文化融合（或整合）的基础不是容忍、兼容，也不等于种族相同、宗教相同，甚或价值观完全相同。不过，国民必须在语言、公民道德，和"信念式国家认同"上一致，而不是坚持在"欧洲的文化精神上"团结一致。这才是真正的美国价值。
但是，我们从川普在波兰的演讲里，从他对夏洛茨维尔暴动的回应里，从他嘲笑穆斯林"金星勋章"阵亡军人家属的口气里，从他不信任拉美裔法官的态度里，从他嘲笑"粪坑国"的话语里，我听不到这样的信息，我更多听到狗哨声，教唆族群撕裂。
难道，这种"川普主义"将是阻止美国文明衰落的希望？我只能说：对一个像川普这样只懂得交易关系的人来说，这句话十分荒谬。
福山呼吁：要把美国的"信念式国家身份"重新树立起来，以抵御来自极端左、右翼双方的攻击。右翼中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另类右翼）希望用基于种族、族裔和宗教的国家身份治国，排斥多样性。左翼中的身份政治提倡者（非自由主义，illiberal）则通过强调受害者心态来摧毁国家叙事的合法性。
数百年来，美国是个被各地移民所不断塑造的国家。美国之所以伟大，与新移民不断涌入，注入新血这个现实不可分割。美国在科学和技术上领先与新移民更是密切相关。
20世纪的美国如果没有新移民，它很可能就无法特殊，无法强大，它会与许多诺贝尔奖失之交臂。没有新移民就没有硅谷，没有英特尔，没有苹果（乔布斯），没有亚马逊（贝佐斯），没有特斯拉（马斯克），没有谷歌 ……。
但这并不表示美国就应该拆除藩篱，开放边界。移民效忠的对象也不再是出生的母国。美国需要新的移民政策，特别是针对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十分严重，已经到达临界点，必须立刻解决。由于两党斗争的两极化，非法移民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这是美式民主的一大憾事。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从长远来看。不论是因为出生率还是移民，有色人种人口增加的速度远大于白人，有色人口超越白人只是迟早的事。专门研究美国总统的历史学家乔恩·米查姆（Jon Meacham）今年9月1号发表演说，他告诉听众说，美国的白种人将一定会失去多数的地位，美国必须正视并接纳这个事实。
从种族构成来看，美国是个"种族的大熔炉"，这个在20世纪初由犹太裔Israel Zangwill提出的概念，就是说明，无论你出生于什么种族，来了美国以后，你肯定会学习容忍、接纳、谅解，逐渐融入文化主流。由于跨族通婚的日愈普遍，人类学家已经提出警告，不要再用种族来作人口分类，因为"纯种"日益稀少，意义不大。
不过，这个叙事最近有了变化，多元化的辩论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武器。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点。
多元文化主义的纠结
一般所谓"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这个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社会学上的，一个是政治学上的。
在社会学上，"多元文化主义"指的是种族的和文化上的多元化，亦即主张：不同的种族不但能够保持身份，更且能够彼此平等相处与对话，同尊同荣。
在美国历史上，每次新种族大批移民总会经过一段受到歧视的时期，包括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波兰和俄国的移民。但最后都在"大熔炉"里逐渐淡出。
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由于亚裔和拉美裔移民逐渐增加，肤色逐渐变深，"大熔炉"逐渐开始复杂化。近年来这种多元文化的现象变成了热点问题，特别是蓝领白种人的焦虑。如上节所述，（经济问题除外）它基本上还是个社会学上的国家认同问题。
至于政治学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它指的是鼓励多元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它的立场是：对同一个社会上不同的文化和群体给予平等的地位与尊重，保持多样性、特殊性，反对整合或融合。在这个意义下，多元社会上不同的（次）文化形成了"文化沙拉"，或"文化马赛克"，与"大熔炉"的观念有了距离。
从学理上看，这种理念明显是有问题的。
例如，摩门教以前的一夫多妻制度，或是美洲原住民猎人族的割头皮习俗，如果容许继续实行，肯定行不通。多元不等于价值中立，它还是有限度的。
又例如，如果容许穆斯林聚居区执行"伊斯兰教法"，以代替美国的法律和西方的道德规范，包括"荣誉杀戮"、残害女性生殖器官，等等，如果公然接受这样的多元文化，那肯定会带来严重的价值冲突。法治和信念式国家认同必须是底线。
更接近现实的是，美国"文化战争"中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的争执，这正是为什么大法官的任命如此受到重视。这可能是多元化在美国所带来的最棘手的问题。
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会使得"主流文化"变得毫无意义，造成国家内部的部落化，增加矛盾和冲突。持这种立场的政治左派与持白人种族主义立场的政治右派正好是美国政治光谱上的两个极端。
丛教授文章所描述的（第三类）"多元文化主义"就属于这种极端的，政治学上的多元文化主义。他认为这是对主体文化的"解构"："甚至走向逆向歧视，瓦解国家的共同文化基础，带来主流文化群体的焦虑和危机感。"在丛教授眼中，美国的"欧洲裔白人男性基督徒"是被打压的对象，而少数族裔及其文化则是被高举的对象。
丛教授把"白种人的负担"转换成了"白种人的受害者心态"！少数族裔则被描述为霸凌者，是"不宽容的一元主义文化"。这种脸谱化叙事与事实真相有很大一段距离。
纵使如此，平心而论，丛教授所描写的现象有部分是存在的，特别在名牌大学的校园里和课堂上，那就是我所说的illiberalism，它不是自由主义，它是"非自由主义"。一批大学生高举着"自由"的牌子，却企图禁止他人的言论自由。这个潮流与社交媒体的普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大西洋月刊》在2015年最后三个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美国校园"政治正确"事件的文章。其中，纽约大学的心理学与伦理学教授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与律师格雷格·路加诺夫（Greg Lukianoff） 在9月号上有篇定调的主题文章：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今年9月，他们把该文扩充成书，一上市立即成为畅销书。
《美国被宠坏的心灵》（图片截屏自theatlantic.com)
在过去几年里，许多大学校园出现了问题。演讲者被抗议者的大声喊叫所淹没。学生们和教授们说话都战战兢兢，生怕被指为政治不正确的"微侵虐"（micro-aggression）。校园内以及全国范围内的焦虑、抑郁和自杀率都在上升。
作者从众多的校园实例中发现，今天大学生对政治正确的敏感度与上一代截然不同。上一代的理性被这一代的情绪所取代。（细节请参考：《被宠坏的美国心灵》，临风，境界公共号，2016-2-1）
今天的学生运动是感性的，学生们要求校方提供一个"安全港"，保护他们超级脆弱的心理，屏蔽一切让他们感觉不安的字句或观念。不但如此，他们企图惩处任何与他们想法不同的人。
校园禁言的网络截屏。
作者们称这种心态为"斗争式的保护性"。学生们不知道如何用理性对话，而是用"情感推理"，他们的负面情绪本身就是证据："我感受到了，所以那肯定是真的。"感觉，而不是论理，指导着他们对现实的解读。
不过在现实社会里，这种"非自由主义"的风气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政治立场既然是个光谱，站在极端的总是少数，我们不必蓄意放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把一切右派都归为极右（种族主义），把一切左派都归为极左（白左）。这样简单的切割于事无补。
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的纠结，从社会学看，它基本上还是个国家认同的问题；从政治学看，它并不像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样非黑即白，但它触及权力和利益分配，应当理性对待。
美国唯一该避免的就是把多元文化的争议当作政治武器，丑化异类，撕裂族群。无论是把新闻媒体当作"人民的公敌"，或是在学校里把异议人士消声，这些都是违反"信念式美国认同"的恶劣行为。
民主社会的底线
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对"主流文化的解构"，"主流文化"也并非全部高大上，不必拿来作护身符。
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普特南（Robert Putnam）长期研究多元文化主义对社会的影响。他对美国40个社区超过两万六千人作过调查。他发现，社区越多元，互信就越低。他说：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糟，我们不但不信任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也不信任与我们相同的人。多元社会的"社会资本"匮乏。
不过，他补充说："这种对多样性的过敏将会逐渐减少并消失......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变得更好。"我们需要的不是脸谱化、妖魔化对方，而是设法增进多元社会里的信任度。
多元文化主义者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曾说："让我们有勇气承认我们的无知，以及我们的疑虑和不确定性。至少我们可以尝试仔细地和同情地倾听他者，了解他者的真实面目，以及他的生活和需要。"
柏林的意思是说，多元文化主义鼓励社会成员不要用极端态度看待"他者"。不要仅仅坚持一己的价值，拒绝承认他人的合法性，应展开善意的对话以处理分歧。
例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本来应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诉求，但却被极右派妖魔化，被极左派部落化。我们需要的是善意的对话，以解决后面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抹黑与嘲笑。
川普扬言要纠正"政治正确"。（图片截屏自foxnews.com）
在"信念式国家认同"的框架下，如果各种文化群体都能带着柏林所倡导的谦卑，并承认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政治上的错误，积极对话，寻找共同的福祉，我认为，纵使争议继续存在，美国仍然可以找到多元文化的平衡点。
支持川普的美国另类右翼，也就是白人至上运动，特别高举"血统"和"土地"这两块招牌。他们以白种人的血统为傲，并认为美国这块土地属于他们，其他人种应当离开。他们用"国家、国旗、圣经、枪支"这些符号来增加自己的可信度，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国家认同。
民主社会的底线是：指出这种思维根本误解了美国，误解了美国特殊，误解了美国价值，更完全误解了基督教。白人种族主义者并非华人之友，但愿华人能够慎思明辨，不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所忽悠。
普特南认为多元化社会的互信度低，那么要如何增加互信？独裁者的方式是制造共同敌人，这肯定不是民主社会的方案。
这40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向上游动停滞，许多人所以不信任政府，或企业，那是因为他们对前途失去信心。大多数排斥移民的人们处在小乡镇，他们或许根本就没见过什么移民。他们的疑惧主要是对前途无望。
民主社会的底线是：有计划地增加人们向上游动的能力。扶助、训练底层人民的技能，大力提振教育水平，资助他们完成大学教育，让他们能够自立。
对美国做过深入观察的托克维尔，他坚定主张政教分离。但是有鉴于欧洲世俗化的经验，他认为，那并不等于把宗教的道德影响赶出政治。
国民素质与公民道德是美国建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种族主义在白人中重新抬头，非自由主义在校园中泛滥，企业犯罪不断，职场伦理经常受到质疑。这些现象或许反映了国民素质的下降。此外，宗教信仰流于形式，或成为替政治服务的工具，社会缺乏精神上的凝聚力。
托克维尔主张：政治必须以道德为基础。托克维尔所欣赏于柏拉图的正是他对政治领域之道德的维护，而他之所以反对马基亚维利也恰恰是因为后者对政治非道德化的鼓吹。（这段参考：崇明：《基督教与现代政治的道德化：民主时代的公众需要怎样的灵魂与德性？》，2018-9-17）
民主社会的底线是：加强公民道德的教育，而不是制造更多被宠坏的心灵。鼓励宗教团体更多参与社会重建，而不是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如果基督教的伦理影响了美国的建国，那么，今天的教会值得反省的地方太多了。
民主社会的底线超越党派利益，超越族群利益，超越部落思维和身份政治。为要守住这个底线，我们只能屏息等待后川普时代的到来。
✎作者简介
临风，本名熊璩，出生于重庆，台湾长大。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 克雷超级电脑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究部总工程师; 惠普公司中央实验室部门主管，大学关系部亚太区主任等。2011年退休，全力读书、研究、写作。在中国大陆出版有《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美国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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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 習近平同床相就 安倍異夢連連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時終於見到習的笑臉，雙方聲稱建構了「化競爭為協調」、「不是威脅而是夥伴」和「發展自由、公正貿易體制」的「新時代日中關係」，然而日本媒體稱之「同床異夢」，中國學者說未來變數仍大。
中國為了離間美日關係而改變外交孤立的狀態做了重要犧牲：
一，習近平以藉釣魚台主權問題煽動反日情緒起家，證明自己是塑造「中國夢」的男兒。如今收回了往日所揚言的「寸土必爭」，不但迴避釣魚台問題，鷹派的《環球時報》還鼓吹中日「共存共榮」。中日「共存共榮」，「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還是80年前日本侵略中國的遮羞布，現在居然被中國拿來重溫，習近平大可取代汪精衛的歷史地位了。
二，由導演蕭鋒執導，好萊塢巨星梅爾吉勃遜當藝術總監，描述80年前重慶大轟炸的抗日電影《大轟炸》原定10月17日全球同步上映，但在中國被臨時喊卡，放出的消息是因為有逃漏稅被罰的范冰冰的鏡頭，可是在美國卻是照樣上映，可見是怕得罪來訪的安倍。
日停對中39年經援
總之，中國要聯日反美時就會宣稱中日同文同種、共存共榮；要聯美反日時，就一再宣傳珍珠港事件來勾起美國的慘痛回憶。然而這種把戲玩久了也會失靈。
安倍雖然帶了500名企業家訪問中國尋求商機，然而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並不相讓，甚至有新的作為：
一，過往日本首相訪問中國都被逼要求就歷史問題進行道歉。據統計日本共道歉了約50次。日本從來不敢觸及中國的人權問題，甚至在六四後還遣返逃到日本的一位中國廠長。然而這次安倍在與中國總理李克強會談時破天荒強調，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正關注中國國內人權狀況。這被認為是針對大批新疆維吾爾族人遭拘留在「再教育營」表達看法，而日本有許多維吾爾族留學生。
二，安倍在北京宣布，日本對華開發援助已經完成歷史使命而結束。這個開發援助是向中國提供3兆6500億日元的經濟援助，有近半是無償援助，其他是優惠貸款，被認為是替代戰爭賠款。然而中國因為有其政治目的而長期向中國民眾隱瞞。2003年，隸屬於《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的《21世紀環球報導》曾做過「日本對華援助調查」的專題報告，不久這家報章就關門大吉。由於中國的崛起與軍事預算迅速增加讓日本倍感威脅，國內要求停止援助的呼聲不斷，終於在這次慶祝中日建交40周年之際，不是延長而是停止了長達39年的經濟援助，不能不是一個絕大的諷刺。
印太戰略地位不動
三，美國在與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時會附加這些國家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簽署貿易協議時要知會美國，看美國是否同意，這被叫做排除中國的「毒丸條款」，但是安倍沒有公開承諾在與美國簽約時排除這個條款。
四，安倍27日回國，28日在私人別墅款待印度總理莫迪，印度是印太戰略的重要一員。中國在東非吉布提有一個唯一的海外軍事基地，日本在那裡也有軍事基地，並且將與印度合用。而10月25日安習會晤前夕，日本最大的直升機護衛艦之一的「加賀號」與「稻妻號」在九段線的越南南方海域接受美國補給艦加油，其間中國派出兩艘蘭州級驅逐艦跟蹤與觀察。這顯示日本在印太戰略中的地位絕不會動搖。10月初日本內閣大改組，此時進一步修憲增強國防實力，習近平也難以翻臉。
安倍是成熟的政治家，而習近平被中共元老李銳稱為小學程度，未來的中日關係還有許多好戲可看。
原文刊在台灣蘋果日報
from [香港獨立媒體]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0343
中國為了離間美日關係而改變外交孤立的狀態做了重要犧牲：
一，習近平以藉釣魚台主權問題煽動反日情緒起家，證明自己是塑造「中國夢」的男兒。如今收回了往日所揚言的「寸土必爭」，不但迴避釣魚台問題，鷹派的《環球時報》還鼓吹中日「共存共榮」。中日「共存共榮」，「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還是80年前日本侵略中國的遮羞布，現在居然被中國拿來重溫，習近平大可取代汪精衛的歷史地位了。
二，由導演蕭鋒執導，好萊塢巨星梅爾吉勃遜當藝術總監，描述80年前重慶大轟炸的抗日電影《大轟炸》原定10月17日全球同步上映，但在中國被臨時喊卡，放出的消息是因為有逃漏稅被罰的范冰冰的鏡頭，可是在美國卻是照樣上映，可見是怕得罪來訪的安倍。
日停對中39年經援
總之，中國要聯日反美時就會宣稱中日同文同種、共存共榮；要聯美反日時，就一再宣傳珍珠港事件來勾起美國的慘痛回憶。然而這種把戲玩久了也會失靈。
安倍雖然帶了500名企業家訪問中國尋求商機，然而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並不相讓，甚至有新的作為：
一，過往日本首相訪問中國都被逼要求就歷史問題進行道歉。據統計日本共道歉了約50次。日本從來不敢觸及中國的人權問題，甚至在六四後還遣返逃到日本的一位中國廠長。然而這次安倍在與中國總理李克強會談時破天荒強調，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正關注中國國內人權狀況。這被認為是針對大批新疆維吾爾族人遭拘留在「再教育營」表達看法，而日本有許多維吾爾族留學生。
二，安倍在北京宣布，日本對華開發援助已經完成歷史使命而結束。這個開發援助是向中國提供3兆6500億日元的經濟援助，有近半是無償援助，其他是優惠貸款，被認為是替代戰爭賠款。然而中國因為有其政治目的而長期向中國民眾隱瞞。2003年，隸屬於《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的《21世紀環球報導》曾做過「日本對華援助調查」的專題報告，不久這家報章就關門大吉。由於中國的崛起與軍事預算迅速增加讓日本倍感威脅，國內要求停止援助的呼聲不斷，終於在這次慶祝中日建交40周年之際，不是延長而是停止了長達39年的經濟援助，不能不是一個絕大的諷刺。
印太戰略地位不動
三，美國在與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時會附加這些國家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簽署貿易協議時要知會美國，看美國是否同意，這被叫做排除中國的「毒丸條款」，但是安倍沒有公開承諾在與美國簽約時排除這個條款。
四，安倍27日回國，28日在私人別墅款待印度總理莫迪，印度是印太戰略的重要一員。中國在東非吉布提有一個唯一的海外軍事基地，日本在那裡也有軍事基地，並且將與印度合用。而10月25日安習會晤前夕，日本最大的直升機護衛艦之一的「加賀號」與「稻妻號」在九段線的越南南方海域接受美國補給艦加油，其間中國派出兩艘蘭州級驅逐艦跟蹤與觀察。這顯示日本在印太戰略中的地位絕不會動搖。10月初日本內閣大改組，此時進一步修憲增強國防實力，習近平也難以翻臉。
安倍是成熟的政治家，而習近平被中共元老李銳稱為小學程度，未來的中日關係還有許多好戲可看。
原文刊在台灣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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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 英脱欧，金融业受伤最深
来源:
博客
二十年前笔者去欧洲作路演，伦敦、爱丁堡、米兰、巴黎、阿姆斯特丹、马德里、法兰克福一个不能少。每个国家的资本首都，掌管着自己国家的基金的海外投资。近十年，欧洲城市一个接着一个从笔者的欧洲行程中消失，除了伦敦外一般只需要去一下法兰克福。欧洲国家的海外投资，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投资，资金大多委托给伦敦的基金管理，英国基金赢在效率与规模，成为欧洲资金海外投资的主平台，The City（伦敦金融城）就是欧洲投资的代名词，如同曼哈顿之于美国投资。
这种情况不久就会改变。英国脱欧日近，受到欧洲监管所限，部分资金需要重回欧盟区。同时受到工作签证所限，相当一部分欧洲公民在英国的就业状况可能会受到冲击。伦敦金融业目前可以用傲视来形容它对欧洲同业的竞争优势，蚕食着对方除了零售银行之外的所有业务。但是一旦英国离开欧洲单一市场，并尝试去监管化，英国金融业便面临对方监管的制约，
金融业占英国GDP的6.5%，金融业为英国提供者逾百万的高端就业机会，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拉动力更大，金融业对航空、餐饮等行业的辐射性支持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然而，英国政府在脱欧谈判中在对金融业的承担与保护所花的精力，不及北爱尔兰贸易边界谈判的百分之一。几乎可以肯定，英国脱欧成真的话，The City一定是最大的牺牲者之一，第一批将部分业务功能从伦敦搬往欧洲城市的正是金融业，可以预见更多的业务迁移会发生。
特蕾莎-梅在最近举行的保守党代表大会上，踩着ABBA的Dancing Queen节奏舞蹈中登场，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她的动作不甚协调，但是起码舞台上有足够的空间供其发挥。梅在脱欧谈判中就没有那么好彩，几乎没有任何的回旋空间，更听不到喝彩声。
英国在脱欧谈判上，受尽欧盟的冷待和刁难，欧洲以对付叛徒的心态处理贸易谈判，寸土不让。在国内，梅受到民族主义大旗下的脱欧派和自由主义大旗下的脱欧派两面夹击，同时区域小政党掌握着保守党是否倒台的关键少数，在爱尔兰问题上寸步不让，令北爱尔兰贸易边境划分耗费了梅政府巨大的时间与精力，反而对金融业极其重要的牌照许可证（passporting rights）谈判被轻易放过了。失去了牌照许可证，意味着英国对欧洲的许多金融服务内容受到欧盟监管的掣肘，失去的不仅是数百亿镑金融服务收入，更是辛苦建立起来的金融规模优势，这对于英国金融业的全球领先地位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当然，笔者并不会对英国金融业根本性地悲观。玩金融，在昂格鲁萨克森文化具有基因中的优势，并非德意志、法兰西一时半会儿可以学会的，经过十年八载的挫折，这些钱最后还是会寻求其它国家基金代管的。英国脱离欧洲大家庭后，势必在“全球”和“去监管”上寻求突破，或许一段时间后英国金融业能够变得更有竞争力，不过前面是一段苦日子，恐怕在所难免。
距离2019年3月29日的脱欧大日子越来越近，梅政府内外交困，所提出的最新脱欧方案被欧盟峰会一口拒绝，甚至欧洲首脑们不愿意为其在11月再开会审议，一切留待12月例会再说。笔者认为，英国在截止期内完成里斯本50条款谈判并顺利软脱欧已经变得十分渺茫。梅政府提出了将谈判继续到2020年末，尽管此议遭到国会各派的反对，最终不得已估计还要为之。欧洲其实也不想英国硬脱欧，因为到时候受伤害的不仅是英国经济，还有欧洲金融业，更增大了整个欧洲的风险。对于英国，谈判的终点比路途更重要，但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缓一缓也是好的。
梅领导的脱欧工程，像是无人驾驶的汽车，缺乏方向、无视风险，其中金融业可能受伤最深。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E8%8B%B1%E8%84%B1%E6%AC%A7%EF%BC%8C%E9%87%91%E8%9E%8D%E4%B8%9A%E5%8F%97%E4%BC%A4%E6%9C%80%E6%B7%B1.html
博客
二十年前笔者去欧洲作路演，伦敦、爱丁堡、米兰、巴黎、阿姆斯特丹、马德里、法兰克福一个不能少。每个国家的资本首都，掌管着自己国家的基金的海外投资。近十年，欧洲城市一个接着一个从笔者的欧洲行程中消失，除了伦敦外一般只需要去一下法兰克福。欧洲国家的海外投资，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投资，资金大多委托给伦敦的基金管理，英国基金赢在效率与规模，成为欧洲资金海外投资的主平台，The City（伦敦金融城）就是欧洲投资的代名词，如同曼哈顿之于美国投资。
这种情况不久就会改变。英国脱欧日近，受到欧洲监管所限，部分资金需要重回欧盟区。同时受到工作签证所限，相当一部分欧洲公民在英国的就业状况可能会受到冲击。伦敦金融业目前可以用傲视来形容它对欧洲同业的竞争优势，蚕食着对方除了零售银行之外的所有业务。但是一旦英国离开欧洲单一市场，并尝试去监管化，英国金融业便面临对方监管的制约，
金融业占英国GDP的6.5%，金融业为英国提供者逾百万的高端就业机会，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拉动力更大，金融业对航空、餐饮等行业的辐射性支持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然而，英国政府在脱欧谈判中在对金融业的承担与保护所花的精力，不及北爱尔兰贸易边界谈判的百分之一。几乎可以肯定，英国脱欧成真的话，The City一定是最大的牺牲者之一，第一批将部分业务功能从伦敦搬往欧洲城市的正是金融业，可以预见更多的业务迁移会发生。
特蕾莎-梅在最近举行的保守党代表大会上，踩着ABBA的Dancing Queen节奏舞蹈中登场，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她的动作不甚协调，但是起码舞台上有足够的空间供其发挥。梅在脱欧谈判中就没有那么好彩，几乎没有任何的回旋空间，更听不到喝彩声。
英国在脱欧谈判上，受尽欧盟的冷待和刁难，欧洲以对付叛徒的心态处理贸易谈判，寸土不让。在国内，梅受到民族主义大旗下的脱欧派和自由主义大旗下的脱欧派两面夹击，同时区域小政党掌握着保守党是否倒台的关键少数，在爱尔兰问题上寸步不让，令北爱尔兰贸易边境划分耗费了梅政府巨大的时间与精力，反而对金融业极其重要的牌照许可证（passporting rights）谈判被轻易放过了。失去了牌照许可证，意味着英国对欧洲的许多金融服务内容受到欧盟监管的掣肘，失去的不仅是数百亿镑金融服务收入，更是辛苦建立起来的金融规模优势，这对于英国金融业的全球领先地位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当然，笔者并不会对英国金融业根本性地悲观。玩金融，在昂格鲁萨克森文化具有基因中的优势，并非德意志、法兰西一时半会儿可以学会的，经过十年八载的挫折，这些钱最后还是会寻求其它国家基金代管的。英国脱离欧洲大家庭后，势必在“全球”和“去监管”上寻求突破，或许一段时间后英国金融业能够变得更有竞争力，不过前面是一段苦日子，恐怕在所难免。
距离2019年3月29日的脱欧大日子越来越近，梅政府内外交困，所提出的最新脱欧方案被欧盟峰会一口拒绝，甚至欧洲首脑们不愿意为其在11月再开会审议，一切留待12月例会再说。笔者认为，英国在截止期内完成里斯本50条款谈判并顺利软脱欧已经变得十分渺茫。梅政府提出了将谈判继续到2020年末，尽管此议遭到国会各派的反对，最终不得已估计还要为之。欧洲其实也不想英国硬脱欧，因为到时候受伤害的不仅是英国经济，还有欧洲金融业，更增大了整个欧洲的风险。对于英国，谈判的终点比路途更重要，但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缓一缓也是好的。
梅领导的脱欧工程，像是无人驾驶的汽车，缺乏方向、无视风险，其中金融业可能受伤最深。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E8%8B%B1%E8%84%B1%E6%AC%A7%EF%BC%8C%E9%87%91%E8%9E%8D%E4%B8%9A%E5%8F%97%E4%BC%A4%E6%9C%80%E6%B7%B1.html
回购出一个大牛市？
来源:
港股那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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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仅仅4天，公司法就完成了从审议草案到通过，到施行的修改，要知道在我国平均开一个公司都要二十几天。
与修改前的公司法相比，新的公司法放宽了回购的条件和范围，延长了库存股的期限以及简化了回购流程。意味着更多公司可以发起回购，而且无需一定要通过股东大会批准，将可缩短公司决定回购的时间。
新公司法一通过，周末就有公司热烈拥护。
28日晚，A股40余家上市公司密集发布有关回购公告，精工钢构、人福医药、浙江广厦等上市公司董事长发布股份回购提议；昨晚，又有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回购公告，平安拟回购总额不超过发行总股本的10%，也就是说回购规模最高可超千亿。
对于股市这条河，摸着石头过河的股民是有经验的，即使都湿了鞋，还是在坚持积累经验。放宽回购多给了股民一块垫脚石，有股民喊：回购潮来了，大牛市要来了。
一个人无法面对惨淡的现实时，就会回忆曾经阔过的祖上，股民也会回忆阔过的日子：
“老子也曾在A股阔过……”
当年因为股权分置改革，爆发了2007年牛市，后来供给侧改革、国企改革等也催生了2015年大牛市，现在回购改革也将引发新一轮大牛市。
周一开盘了，盘面可以用一个段子概括：跌停不多，但是跌停的都是大佬。就像蜀国出去打仗，战报就死了五个人，关张赵马黄。
微博上一个房地产大V在周末经过缜密分析，得出了结论A股大市可期，否则退出微博。昨天大A收盘后，他退出了微博。一直看对楼市，不出所料在A股这里载跟头，A股专治不服。
2
说句公道话，回购新规放宽了限制，是一种长期的制度性利好。
原公司法对回购股份的约束较多，作为股权激励则金额须适度，回购的股份只能用作注销或者在十二个月内奖励给员工，大额回购注销则对当期损益及现金流有影响，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现在将回购股份的用途拓宽，配合可转债，可以盘活股权。
按照旧制度，由于操作周期短公司对于大额回购股份的驱动力不足，库存周期延长至三年后，灵活性增强，股票回归至理性价值可能性也提高，可能有更多公司愿意回购用于员工激励、提高公司价值。
美股长牛的主要推力之一就是回购。有券商报告指出，政策松绑之后，鼓励现金较多的公司主动回购，可形成持续回购的可行路径，预计或撬动3.49万亿回购资金，能明显提振A股。
但故事的结局应该是：A股向回购新规发了张好人卡。
管理部门每当谈及A股建设取得的成绩和安慰股民时，用的都是一句话：A股二十几年就走完了资本主义社会股票市场一百多年的路。而大A股也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这一波美股10年大牛市的走势中，有一股势力对于市场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上市公司对自己股票的回购。
根据光大证券的统计数据，2003-2007年，美国市场回购金额从1178亿美元上涨至7920亿美元；2009年-2018年，美股市场回购金额是1472亿美元上涨至8064亿，预计2018年全年能突破1万亿美元，这个回购体量是相当大的。
而从美联储的数据来看，截至2017年末，美国非金融企业累计购买了3.37万亿美元的股票，大幅超过ETF和共同基金累计购买的1.64万亿美元。实际上2009年以来美股最大的买家就是上市公司本身。
对比2009年3月9日以来标普500回购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之间的走势，标普500回购指数的涨幅明显大于标普500指数的涨幅。截至2018年10月29日，前者的累计涨幅将近450%远超后者300%的涨幅，这种现象说明进行大规模股票回购的上市公司股价表现优于其他股票，在本轮牛市中起到了拉动指数上涨的作用。
3
再参考下港股的经验，展示出回购的另一面。
统计了港股市场2009年至2018年9月实施的回购交易笔数和回购金额，结果可以发现回购交易笔数和回购金额的高低点并不是完全对应的，毕竟不同行业、不同公司对应的市值体量是完全不同的。从10年期的数据来看，地产行业实施回购的次数和金额体量都很高；银行回购的次数很少，但总金额量很大；而纺织、服饰及个人护理行业实施回购公司数量很多，但是总体的金额占比较少。
所以如果从回购体现市场情绪来考察，只看回购金额可能会有偏颇，以实施回购的公司数量或交易笔数作为情绪参考会更有意义，其体现的是市场上有多少家上市公司认为公司股票被低估，或者市场上整体实施回购交易的次数。
从回购交易笔数来看，港股从2009年以来已经出现了3次股票回购激增的情况，分别发生在2011年下半年、2015年下半年以及近期这一次，可以看到此轮是2009年以来港股资本市场的第3回购潮。
结合回购的金额和恒指的对应的走势来看，除了2009年的回购，其他时间段的回购潮都是发生在恒指下跌过程中，持续时间在半年至一年之间。
观察前两轮回购潮，回购次数达到高峰之后恒指还是继续下跌，尤其是2015年第一波回购高峰之后还是下跌了，之后第二波回购高峰的出现之后指数才反转。所以股票回购更多是释放积极信号，可以作为判断市场底部的指标之一，但没法对大盘走势产生立竿见影的拉升效果，更不能说出现了回购潮恒指就不会下跌了。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股票回购可以向市场传递公司低估的信号，但是长期看并不影响公司中长期基本面，难道回购下股票，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商业模式就更强了？
其实美股和港股A股的回购性质是存在差异，除了公司基本面因素改善以外，主要是由于美股市场的政策激励机制不一样的导致的。
一是，美股是公司基本面走强，股价上涨中回购，可以和市场情绪形成共振，市场更容易放大积极信号，进一步推动股价上涨；而在市场下跌的过程中进行回购，弱势情绪会压制回购的作用。
二是，美国公司经营大多是代理人制度。虽然回购对公司长期的经营能力改变较小，但是高管可以利用回购改善公司的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从而提高自身的薪酬水平。这样无法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实际上不利于公司的中长期发展，也算是一种代理成本。
三是，美国有发达的融资渠道，而且金融危机后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债权融资成本降低，尤其是2011年后，企业债利率大幅下行。因此相对于发行新股，企业管理层更倾向于发行债券融资来回购股票。
A股市场是出了名的“圈钱市”，上市公司上市就是为了融资套现，我凭自己本事圈的钱，为什么要吐出来，所以，A股上市公司更没动力做回购。
此外，根据光大证券的统计，2018 年前三季度股票回购的公司数中，86%的企业性质为民营企业，远高于民营企业在全A 公司中的占比（61%）。即使有心回购，很多民营公司也无力买入。地主家也没余粮，有些上市公司的净现金比我三位数的银行卡余额还少。而有钱的国企，又没有激励制度促使他们回购股票。
A股回购力度明显弱于美股。
事实上，今年以来A股回购就达到了历史最高，根据统计截至9 月底，2018 年已有529 家公司实施729 笔回购，回购金额为251亿元，远超去年同期水平（2017 年1-9 月回购金额49 亿元），为历史最高。2018 年前三季度，A 股股票回购平均单笔回购金额约为5700 万元。
但是A股还是照样跌。
4
回顾近期监管的变化，能更好的理解回购新规。
我更倾向于将这次回购新规放在拯救大股东质押盘的维稳框架内。在限制减持、融资限制等监管驱动下，过去质押的大跃进，规模瞬间增长至5万多亿，而随着股市的不断下跌，危机的魅影闪现。
为了托住大市，相关部门迅速展开行动，密集出台了一大批相应政策，让股民、公司、券商、保险等机构一起合力拆雷。
此次回购新政就是让上市公司“自救”，但需要救的公司，一般也是资金捉襟见肘的，不难想象，回购潮中肯定夹杂这“忽悠式”“炒作式”回购。
就像网上一个段子：
岳云鹏：我问问你啊，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沈腾：一个月不到100万！
岳云鹏：说具体点！
沈腾：四千三！
要注意公告中“拟”、“不超”、“或”这些关键字，思考分辨哪些公司有足够的现金回购，有动力回购。当年熊市时，浓眉大眼的万科也说要增持要回购，最后增到野蛮人敲门。
但是，回购新规的意义不在于回购的力度有多大的利好，而是相关部门用四天通过公司法的力度，展现了托市拆雷的执行力。
今天股市涨了，不是因为回购，而是证监会一则公告。希望通过监管解决问题，达到完美和谐市场，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是有形的手在不断搅浑水，把A股搅出了塔西佗陷阱。
最后，发现托市的方法就是把手收起来。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E5%9B%9E%E8%B4%AD%E5%87%BA%E4%B8%80%E4%B8%AA%E5%A4%A7%E7%89%9B%E5%B8%82%EF%BC%9F.html
港股那点事
1
10月26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仅仅4天，公司法就完成了从审议草案到通过，到施行的修改，要知道在我国平均开一个公司都要二十几天。
与修改前的公司法相比，新的公司法放宽了回购的条件和范围，延长了库存股的期限以及简化了回购流程。意味着更多公司可以发起回购，而且无需一定要通过股东大会批准，将可缩短公司决定回购的时间。
新公司法一通过，周末就有公司热烈拥护。
28日晚，A股40余家上市公司密集发布有关回购公告，精工钢构、人福医药、浙江广厦等上市公司董事长发布股份回购提议；昨晚，又有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回购公告，平安拟回购总额不超过发行总股本的10%，也就是说回购规模最高可超千亿。
对于股市这条河，摸着石头过河的股民是有经验的，即使都湿了鞋，还是在坚持积累经验。放宽回购多给了股民一块垫脚石，有股民喊：回购潮来了，大牛市要来了。
一个人无法面对惨淡的现实时，就会回忆曾经阔过的祖上，股民也会回忆阔过的日子：
“老子也曾在A股阔过……”
当年因为股权分置改革，爆发了2007年牛市，后来供给侧改革、国企改革等也催生了2015年大牛市，现在回购改革也将引发新一轮大牛市。
周一开盘了，盘面可以用一个段子概括：跌停不多，但是跌停的都是大佬。就像蜀国出去打仗，战报就死了五个人，关张赵马黄。
微博上一个房地产大V在周末经过缜密分析，得出了结论A股大市可期，否则退出微博。昨天大A收盘后，他退出了微博。一直看对楼市，不出所料在A股这里载跟头，A股专治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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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公道话，回购新规放宽了限制，是一种长期的制度性利好。
原公司法对回购股份的约束较多，作为股权激励则金额须适度，回购的股份只能用作注销或者在十二个月内奖励给员工，大额回购注销则对当期损益及现金流有影响，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现在将回购股份的用途拓宽，配合可转债，可以盘活股权。
按照旧制度，由于操作周期短公司对于大额回购股份的驱动力不足，库存周期延长至三年后，灵活性增强，股票回归至理性价值可能性也提高，可能有更多公司愿意回购用于员工激励、提高公司价值。
美股长牛的主要推力之一就是回购。有券商报告指出，政策松绑之后，鼓励现金较多的公司主动回购，可形成持续回购的可行路径，预计或撬动3.49万亿回购资金，能明显提振A股。
但故事的结局应该是：A股向回购新规发了张好人卡。
管理部门每当谈及A股建设取得的成绩和安慰股民时，用的都是一句话：A股二十几年就走完了资本主义社会股票市场一百多年的路。而大A股也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这一波美股10年大牛市的走势中，有一股势力对于市场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上市公司对自己股票的回购。
根据光大证券的统计数据，2003-2007年，美国市场回购金额从1178亿美元上涨至7920亿美元；2009年-2018年，美股市场回购金额是1472亿美元上涨至8064亿，预计2018年全年能突破1万亿美元，这个回购体量是相当大的。
而从美联储的数据来看，截至2017年末，美国非金融企业累计购买了3.37万亿美元的股票，大幅超过ETF和共同基金累计购买的1.64万亿美元。实际上2009年以来美股最大的买家就是上市公司本身。
对比2009年3月9日以来标普500回购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之间的走势，标普500回购指数的涨幅明显大于标普500指数的涨幅。截至2018年10月29日，前者的累计涨幅将近450%远超后者300%的涨幅，这种现象说明进行大规模股票回购的上市公司股价表现优于其他股票，在本轮牛市中起到了拉动指数上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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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参考下港股的经验，展示出回购的另一面。
统计了港股市场2009年至2018年9月实施的回购交易笔数和回购金额，结果可以发现回购交易笔数和回购金额的高低点并不是完全对应的，毕竟不同行业、不同公司对应的市值体量是完全不同的。从10年期的数据来看，地产行业实施回购的次数和金额体量都很高；银行回购的次数很少，但总金额量很大；而纺织、服饰及个人护理行业实施回购公司数量很多，但是总体的金额占比较少。
所以如果从回购体现市场情绪来考察，只看回购金额可能会有偏颇，以实施回购的公司数量或交易笔数作为情绪参考会更有意义，其体现的是市场上有多少家上市公司认为公司股票被低估，或者市场上整体实施回购交易的次数。
从回购交易笔数来看，港股从2009年以来已经出现了3次股票回购激增的情况，分别发生在2011年下半年、2015年下半年以及近期这一次，可以看到此轮是2009年以来港股资本市场的第3回购潮。
结合回购的金额和恒指的对应的走势来看，除了2009年的回购，其他时间段的回购潮都是发生在恒指下跌过程中，持续时间在半年至一年之间。
观察前两轮回购潮，回购次数达到高峰之后恒指还是继续下跌，尤其是2015年第一波回购高峰之后还是下跌了，之后第二波回购高峰的出现之后指数才反转。所以股票回购更多是释放积极信号，可以作为判断市场底部的指标之一，但没法对大盘走势产生立竿见影的拉升效果，更不能说出现了回购潮恒指就不会下跌了。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股票回购可以向市场传递公司低估的信号，但是长期看并不影响公司中长期基本面，难道回购下股票，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商业模式就更强了？
其实美股和港股A股的回购性质是存在差异，除了公司基本面因素改善以外，主要是由于美股市场的政策激励机制不一样的导致的。
一是，美股是公司基本面走强，股价上涨中回购，可以和市场情绪形成共振，市场更容易放大积极信号，进一步推动股价上涨；而在市场下跌的过程中进行回购，弱势情绪会压制回购的作用。
二是，美国公司经营大多是代理人制度。虽然回购对公司长期的经营能力改变较小，但是高管可以利用回购改善公司的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从而提高自身的薪酬水平。这样无法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实际上不利于公司的中长期发展，也算是一种代理成本。
三是，美国有发达的融资渠道，而且金融危机后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债权融资成本降低，尤其是2011年后，企业债利率大幅下行。因此相对于发行新股，企业管理层更倾向于发行债券融资来回购股票。
A股市场是出了名的“圈钱市”，上市公司上市就是为了融资套现，我凭自己本事圈的钱，为什么要吐出来，所以，A股上市公司更没动力做回购。
此外，根据光大证券的统计，2018 年前三季度股票回购的公司数中，86%的企业性质为民营企业，远高于民营企业在全A 公司中的占比（61%）。即使有心回购，很多民营公司也无力买入。地主家也没余粮，有些上市公司的净现金比我三位数的银行卡余额还少。而有钱的国企，又没有激励制度促使他们回购股票。
A股回购力度明显弱于美股。
事实上，今年以来A股回购就达到了历史最高，根据统计截至9 月底，2018 年已有529 家公司实施729 笔回购，回购金额为251亿元，远超去年同期水平（2017 年1-9 月回购金额49 亿元），为历史最高。2018 年前三季度，A 股股票回购平均单笔回购金额约为5700 万元。
但是A股还是照样跌。
4
回顾近期监管的变化，能更好的理解回购新规。
我更倾向于将这次回购新规放在拯救大股东质押盘的维稳框架内。在限制减持、融资限制等监管驱动下，过去质押的大跃进，规模瞬间增长至5万多亿，而随着股市的不断下跌，危机的魅影闪现。
为了托住大市，相关部门迅速展开行动，密集出台了一大批相应政策，让股民、公司、券商、保险等机构一起合力拆雷。
此次回购新政就是让上市公司“自救”，但需要救的公司，一般也是资金捉襟见肘的，不难想象，回购潮中肯定夹杂这“忽悠式”“炒作式”回购。
就像网上一个段子：
岳云鹏：我问问你啊，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沈腾：一个月不到100万！
岳云鹏：说具体点！
沈腾：四千三！
要注意公告中“拟”、“不超”、“或”这些关键字，思考分辨哪些公司有足够的现金回购，有动力回购。当年熊市时，浓眉大眼的万科也说要增持要回购，最后增到野蛮人敲门。
但是，回购新规的意义不在于回购的力度有多大的利好，而是相关部门用四天通过公司法的力度，展现了托市拆雷的执行力。
今天股市涨了，不是因为回购，而是证监会一则公告。希望通过监管解决问题，达到完美和谐市场，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是有形的手在不断搅浑水，把A股搅出了塔西佗陷阱。
最后，发现托市的方法就是把手收起来。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10/%E5%9B%9E%E8%B4%AD%E5%87%BA%E4%B8%80%E4%B8%AA%E5%A4%A7%E7%89%9B%E5%B8%82%EF%BC%9F.html
RFI - 法国世界报 波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对中国来说是个坏消息
作者 阿曼亭
波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让北京当局不安，这是10月30日星期二法国世界报网站刊出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副标题写道：巴西极右派总统候选人曾经激烈的批评过中国对巴西经济的影响，而且还去过台湾。
这篇署名的文章写道，波索纳罗当选为巴西最高领导人对中国来说可是个坏消息，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一个坏消息。被称为“热带特朗普”的波索纳罗在竞选活动中就曾经说过：“中国不是在巴西采购，而是在收购巴西”。香港的南华早报也指出，波索纳罗这名私有化的支持者却宣布反对出售巴西公共电力公司（Electrobras）的某些资产，因为这些资产有可能会落入中国人的手中。
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波索纳罗还在2月份时去了台湾，波索纳罗这可是对北京犯下了真正的侮辱性的罪行，使他受到了北京的官方抗议，北京谴责他“侮辱主权，侮辱中国的领土完整”。虽然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萨尔瓦多今年夏天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和北京建交，但是，当时尚未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波索纳罗并没有逃过北京的谴责。
这是因为，巴西不是随便哪一个国家。巴西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额约为750亿美元。中国从巴西进口的产品，包括原材料和农产品，远比中国出口到巴西的产品要多。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加剧，这直接有利于巴西的大豆出口到中国。
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虽然中国政府对新当选的巴西总统表示了祝贺，但是，中国人的担心也是不无道理的。进驻巴西的一家中国公司负责人最近向路透社表示说，波索纳罗的极端观点让他们有些担心，波索纳罗对中国是保持警惕的。路透社还说，9月初的时候，驻巴西的中国外交官会见了波索纳罗的经济顾问保罗·盖德斯，以强调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写道，10月30日星期二，英文的中国日报指出，波索纳罗在竞选活动中“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掠夺者”，中国日报指出该报并不认为“竞选承诺只是竞选时的承诺”，该报呼吁波索纳罗要客观和理性地看待中巴关系的状况，该报还提醒波索纳罗，中国是巴西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巴西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虽然“中国日报”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但民族主义高涨的“环球时报”则威胁道，如果波索纳罗在上任后继续在台湾问题上无视基本原则的话，巴西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另外，“环球时报”也在其社论中承认，中国进行投资的那些国家，并没有在合作的互惠互利性方面达成共识。这一承认是很令人尴尬的，因为中国一直强调，发展中国家展开合作以面对西方是非常必要的。而波索纳罗的观点则和北京的双赢合作的说法正好相反。
购买力：马克龙经受选举承诺的考验
购买力：马克龙经受选举承诺的考验，这是10月30日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
该报指出，法国最高当局密切关注因今年秋天燃油价格上涨而在民众中引起的不满情绪，燃油价格上涨正在让民众的税务厌烦情绪像幽灵一样再现。
法国世界报表示，就在民众的不满情绪爆发之际，法国政府正在考虑如何让马克龙竞选时的承诺 增加民众的购买力变得让民众感觉得到。不过，该报说，这件事本来就非常复杂，更何况马克龙的主要竞选承诺 取消居住税的这一承诺，还让民众看不清楚它的未来。
目前，在属于执政多数的议员中，焦虑感正在加大。来自农村地区的民选代表已经就此发出了警报。
from RFI http://cn.rfi.fr/20181030-%E6%B3%A2%E7%B4%A2%E7%BA%B3%E7%BD%97%E5%BD%93%E9%80%89%E5%B7%B4%E8%A5%BF%E6%80%BB%E7%BB%9F%E5%AF%B9%E4%B8%AD%E5%9B%BD%E6%9D%A5%E8%AF%B4%E6%98%AF%E4%B8%AA%E5%9D%8F%E6%B6%88%E6%81%AF
波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让北京当局不安，这是10月30日星期二法国世界报网站刊出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副标题写道：巴西极右派总统候选人曾经激烈的批评过中国对巴西经济的影响，而且还去过台湾。
这篇署名的文章写道，波索纳罗当选为巴西最高领导人对中国来说可是个坏消息，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一个坏消息。被称为“热带特朗普”的波索纳罗在竞选活动中就曾经说过：“中国不是在巴西采购，而是在收购巴西”。香港的南华早报也指出，波索纳罗这名私有化的支持者却宣布反对出售巴西公共电力公司（Electrobras）的某些资产，因为这些资产有可能会落入中国人的手中。
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波索纳罗还在2月份时去了台湾，波索纳罗这可是对北京犯下了真正的侮辱性的罪行，使他受到了北京的官方抗议，北京谴责他“侮辱主权，侮辱中国的领土完整”。虽然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萨尔瓦多今年夏天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和北京建交，但是，当时尚未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波索纳罗并没有逃过北京的谴责。
这是因为，巴西不是随便哪一个国家。巴西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额约为750亿美元。中国从巴西进口的产品，包括原材料和农产品，远比中国出口到巴西的产品要多。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加剧，这直接有利于巴西的大豆出口到中国。
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虽然中国政府对新当选的巴西总统表示了祝贺，但是，中国人的担心也是不无道理的。进驻巴西的一家中国公司负责人最近向路透社表示说，波索纳罗的极端观点让他们有些担心，波索纳罗对中国是保持警惕的。路透社还说，9月初的时候，驻巴西的中国外交官会见了波索纳罗的经济顾问保罗·盖德斯，以强调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写道，10月30日星期二，英文的中国日报指出，波索纳罗在竞选活动中“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掠夺者”，中国日报指出该报并不认为“竞选承诺只是竞选时的承诺”，该报呼吁波索纳罗要客观和理性地看待中巴关系的状况，该报还提醒波索纳罗，中国是巴西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巴西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虽然“中国日报”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但民族主义高涨的“环球时报”则威胁道，如果波索纳罗在上任后继续在台湾问题上无视基本原则的话，巴西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另外，“环球时报”也在其社论中承认，中国进行投资的那些国家，并没有在合作的互惠互利性方面达成共识。这一承认是很令人尴尬的，因为中国一直强调，发展中国家展开合作以面对西方是非常必要的。而波索纳罗的观点则和北京的双赢合作的说法正好相反。
购买力：马克龙经受选举承诺的考验
购买力：马克龙经受选举承诺的考验，这是10月30日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
该报指出，法国最高当局密切关注因今年秋天燃油价格上涨而在民众中引起的不满情绪，燃油价格上涨正在让民众的税务厌烦情绪像幽灵一样再现。
法国世界报表示，就在民众的不满情绪爆发之际，法国政府正在考虑如何让马克龙竞选时的承诺 增加民众的购买力变得让民众感觉得到。不过，该报说，这件事本来就非常复杂，更何况马克龙的主要竞选承诺 取消居住税的这一承诺，还让民众看不清楚它的未来。
目前，在属于执政多数的议员中，焦虑感正在加大。来自农村地区的民选代表已经就此发出了警报。
from RFI http://cn.rfi.fr/20181030-%E6%B3%A2%E7%B4%A2%E7%BA%B3%E7%BD%97%E5%BD%93%E9%80%89%E5%B7%B4%E8%A5%BF%E6%80%BB%E7%BB%9F%E5%AF%B9%E4%B8%AD%E5%9B%BD%E6%9D%A5%E8%AF%B4%E6%98%AF%E4%B8%AA%E5%9D%8F%E6%B6%88%E6%81%AF
斯里蘭卡現「兩個總理」危機 中印「龍象之爭」憂慮再起
斯里蘭卡近日陷入政治危機，兩名不同政治派別的領導人都自稱是「合法總理」。這加深了外界對於這個印度洋島國未來外交政策的擔憂。
事件源於上周五（10月26日），斯里蘭卡總統西裏塞納（Maithripala Sirisena）突然宣佈罷免總理維克勒馬辛哈（Ranil Wickremesinghe）職務，並解散內閣。他隨後邀請前任總統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接任總理一職。
多名內閣部長聲稱總統的做法「違憲」，維克勒馬辛哈也拒絶搬離總理府，他表示自己仍是合法總理。
曾實行鐵腕統治的前總統拉賈帕克薩被外界視為「親中派」。而總理維克勒馬辛哈上任後則試圖重新平衡斯里蘭卡與印度的關係。分析人士認為，儘管導致目前危機的因素更多的是斯里蘭卡國內因素，但新總理的任命無疑將加劇中印在該國的影響力博弈。
「聯姻破裂」
2015年，當斯里蘭卡迎來大選時，已統治該國10年的總統拉賈帕克薩敗給了和自己同屬一個政黨的西裏塞納。而後者的獲勝則源於他與反對黨領導人維克勒馬辛哈組成政治聯盟。
人們或許沒有想到，這段標誌著斯里蘭卡兩個鬥爭近70年的主要政黨間相互和解、聯合執政的「政治聯姻」，在短短三年內便迅速破裂。
總統西裏塞納周六在電視講話中稱，他與總理維克勒馬辛哈的政策三年來一直存在很大差異，其中包括一起飽受爭議的中央銀行國債發行案，維克勒馬辛哈被指導致了6500萬美元的損失。他另稱，維克勒馬辛哈領導的內閣還捲入了一起刺殺他的陰謀。
西裏塞納宣佈罷免維克勒馬辛哈的同時，他還宣佈自己領導的統一人民自由聯盟（UPFA）退出與維克勒馬辛哈領導的統一國民黨（UNP）組成的聯合政府，並暫停議會直至11月16日。
《紐約時報》報道稱，在拉賈帕克薩就職新任總理後，有多名內閣部長和議員開始投靠新政府。
財政部長薩馬拉維拉（Mangala Samaraweera）則發佈推特稱，拉賈帕克薩被任命是「違憲和非法的」，他還指總統的行為是一次「反民主的政變」。
政治上的分裂也蔓延到兩者的支持者當中，甚至釀成了流血衝突。
周六，一名隸屬被解職內閣的石油部長保鏢向辦公室外的一群抗議者開槍，導致一人死亡，兩人受傷。前總統拉賈帕克薩的支持者還衝入國家電視台，並強行中斷電視播出。
「親中派」前總統
新被任命為總理的拉賈帕克薩曾在2005年至2015年間任斯里蘭卡總統，他在任內對泰米爾分離組織猛虎組織（LTTE）進行打擊，結束了該國長達26年的內戰，這使得他的民望大幅度上升。
但拉賈帕克薩的強人統治也為很多自由人士所詬病。他在任內修改憲法，取消了總統兩個任期的限制，並取得選舉和受賄調查委員會官員的任命權。
據《華盛頓郵報》 報道，拉賈帕克薩對異議人士的無情打壓以及他的兄弟們利用裙帶關係染指多個國家重要職位讓其後期聲譽受損。
《印度時報》周六稱，2015年大選期間，印度積極利用其影響力促成時任衛生部長的西裏塞納與維克勒馬辛哈結盟，讓拉賈帕克薩下台。
長期以來，拉賈帕克薩被視為是一名「親中派」，從而引發印度憂慮。上海大學南亞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郎榮吉（Rajiv Ranjan）對BBC中文說，拉賈帕克薩從根本上改變了斯里蘭卡的外交政策方向，偏離了地緣與文化上聯繫更密切的印度，而向中國靠攏。
在拉賈帕克薩任內，斯里蘭卡向中國貸款了數十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批評人士認為，這導致該國陷入了債務泥潭，政府財政的大部分被用來償還貸款。
由於資不抵債，斯里蘭卡還將該國南部的漢班托塔深水港（Hambantota）及周邊15000英畝土地轉租給中國，租期為99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南亞研究所訪問研究員楚蘭尼·阿塔納亞克（Chulanee Attanayake）對BBC中文表示，這種靠近中國的外交轉變是由於當時斯里蘭卡剛結束內戰，急需基礎設施建設，中國是當時唯一願意在斯里蘭卡投資的國家。
印度因素
與拉賈帕克薩時期不同，聯合政府執政三年來，斯里蘭卡開始重新注重平衡與印度的關係。
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今年4月，斯里蘭卡政府宣佈取消與中國中鐵北京工程集團的一個價值3億美元的合同，轉交由印度公司。該項目原計劃在北部賈夫納（Jaffna）建造4萬套住房。
郎榮吉對BBC中文介紹說，中國目前在斯里蘭卡投資的漢班托塔開發區、科倫坡港口城和普特拉姆煤電站等項目，都主要集中於該國首都和南部，而印度的項目則主要集中於北部泰米爾人聚集區。
「中國在賈夫納的房屋項目地處印度在斯里蘭卡唯一的勢力範圍。如果該項目的取消涉及到任何政治考量的話，它只會是因為斯里蘭卡為了平衡兩個地區大國而做出的抉擇，」郎榮吉說。
分析人士認為，斯里蘭卡危機的主要原因雖是總統與總理就國內問題產生的不同路線衝突，但印度起到的誘導作用不容小覷。
《華盛頓郵報》報道稱，西裏塞納與維克勒馬辛哈之間的緊張關係在10月16日達到頂峰，原因是維克勒馬辛哈希望將一個港口開發項目交予印度，但西裏塞納反對。
本月中旬，維克勒馬辛哈訪問了印度新德里，與莫迪在內的多名印度高官會面。莫迪曾抱怨斯里蘭卡當局對印度投資的基建項目進行拖延。
《日本經濟新聞》援引科倫坡一名外交人士的話說，這場政治爭斗中的「印度角度」「似乎是導致總統採取行動的顯而易見的原因」。
博弈繼續？
在西裏塞納宣佈任命拉賈帕克薩為總理後兩天，印度外交部發佈一份措辭謹慎的聲明稱，「印度正密切關注斯里蘭卡近期的政治事態發展。作為一個民主和親密的友好鄰邦，我們希望民主價值與憲法程序能獲得尊重。」
與之對比明顯的是，在拉賈帕克薩被任命後不到一天，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程學源便與他會面，並轉達中國政府的祝賀。
楚蘭尼·阿塔納亞克對BBC中文說，中印會對斯里蘭卡政局變動高度關注，不失時機地推動戰略和外交政策議程。
「為了保證無論誰掌權後都能有助兩國關係發展，這種推動將更多地以軟實力政治進行，而不是採取硬實力干預。例如引導外商直接投資、增加或削減貸款，」阿塔納亞克說。
郎榮吉認為，拉賈帕克薩成為總理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利好消息，但考慮到印度的地理位置，科倫坡的任何政客都不會完全忽視印度。「印度洋正在掀起一場新的偉大博弈，」郎榮吉說。
上個月，同為印度洋島國的馬爾代夫政局「變天」，反對派候選人易卜拉欣·穆罕默德·薩利赫（Ibrahim Mohamed Solih）擊敗被認為是親華派的總統亞明成功當選新一屆總統。
「中印的競爭並不可怕，但需要保證的是良性競爭。」郎榮吉說。「把一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重建成一個繁榮穩定的國家，這種競爭有利於地區穩定。」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6040456
事件源於上周五（10月26日），斯里蘭卡總統西裏塞納（Maithripala Sirisena）突然宣佈罷免總理維克勒馬辛哈（Ranil Wickremesinghe）職務，並解散內閣。他隨後邀請前任總統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接任總理一職。
多名內閣部長聲稱總統的做法「違憲」，維克勒馬辛哈也拒絶搬離總理府，他表示自己仍是合法總理。
曾實行鐵腕統治的前總統拉賈帕克薩被外界視為「親中派」。而總理維克勒馬辛哈上任後則試圖重新平衡斯里蘭卡與印度的關係。分析人士認為，儘管導致目前危機的因素更多的是斯里蘭卡國內因素，但新總理的任命無疑將加劇中印在該國的影響力博弈。
「聯姻破裂」
2015年，當斯里蘭卡迎來大選時，已統治該國10年的總統拉賈帕克薩敗給了和自己同屬一個政黨的西裏塞納。而後者的獲勝則源於他與反對黨領導人維克勒馬辛哈組成政治聯盟。
人們或許沒有想到，這段標誌著斯里蘭卡兩個鬥爭近70年的主要政黨間相互和解、聯合執政的「政治聯姻」，在短短三年內便迅速破裂。
總統西裏塞納周六在電視講話中稱，他與總理維克勒馬辛哈的政策三年來一直存在很大差異，其中包括一起飽受爭議的中央銀行國債發行案，維克勒馬辛哈被指導致了6500萬美元的損失。他另稱，維克勒馬辛哈領導的內閣還捲入了一起刺殺他的陰謀。
西裏塞納宣佈罷免維克勒馬辛哈的同時，他還宣佈自己領導的統一人民自由聯盟（UPFA）退出與維克勒馬辛哈領導的統一國民黨（UNP）組成的聯合政府，並暫停議會直至11月16日。
《紐約時報》報道稱，在拉賈帕克薩就職新任總理後，有多名內閣部長和議員開始投靠新政府。
財政部長薩馬拉維拉（Mangala Samaraweera）則發佈推特稱，拉賈帕克薩被任命是「違憲和非法的」，他還指總統的行為是一次「反民主的政變」。
政治上的分裂也蔓延到兩者的支持者當中，甚至釀成了流血衝突。
周六，一名隸屬被解職內閣的石油部長保鏢向辦公室外的一群抗議者開槍，導致一人死亡，兩人受傷。前總統拉賈帕克薩的支持者還衝入國家電視台，並強行中斷電視播出。
「親中派」前總統
新被任命為總理的拉賈帕克薩曾在2005年至2015年間任斯里蘭卡總統，他在任內對泰米爾分離組織猛虎組織（LTTE）進行打擊，結束了該國長達26年的內戰，這使得他的民望大幅度上升。
但拉賈帕克薩的強人統治也為很多自由人士所詬病。他在任內修改憲法，取消了總統兩個任期的限制，並取得選舉和受賄調查委員會官員的任命權。
據《華盛頓郵報》 報道，拉賈帕克薩對異議人士的無情打壓以及他的兄弟們利用裙帶關係染指多個國家重要職位讓其後期聲譽受損。
《印度時報》周六稱，2015年大選期間，印度積極利用其影響力促成時任衛生部長的西裏塞納與維克勒馬辛哈結盟，讓拉賈帕克薩下台。
長期以來，拉賈帕克薩被視為是一名「親中派」，從而引發印度憂慮。上海大學南亞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郎榮吉（Rajiv Ranjan）對BBC中文說，拉賈帕克薩從根本上改變了斯里蘭卡的外交政策方向，偏離了地緣與文化上聯繫更密切的印度，而向中國靠攏。
在拉賈帕克薩任內，斯里蘭卡向中國貸款了數十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批評人士認為，這導致該國陷入了債務泥潭，政府財政的大部分被用來償還貸款。
由於資不抵債，斯里蘭卡還將該國南部的漢班托塔深水港（Hambantota）及周邊15000英畝土地轉租給中國，租期為99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南亞研究所訪問研究員楚蘭尼·阿塔納亞克（Chulanee Attanayake）對BBC中文表示，這種靠近中國的外交轉變是由於當時斯里蘭卡剛結束內戰，急需基礎設施建設，中國是當時唯一願意在斯里蘭卡投資的國家。
印度因素
與拉賈帕克薩時期不同，聯合政府執政三年來，斯里蘭卡開始重新注重平衡與印度的關係。
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今年4月，斯里蘭卡政府宣佈取消與中國中鐵北京工程集團的一個價值3億美元的合同，轉交由印度公司。該項目原計劃在北部賈夫納（Jaffna）建造4萬套住房。
郎榮吉對BBC中文介紹說，中國目前在斯里蘭卡投資的漢班托塔開發區、科倫坡港口城和普特拉姆煤電站等項目，都主要集中於該國首都和南部，而印度的項目則主要集中於北部泰米爾人聚集區。
「中國在賈夫納的房屋項目地處印度在斯里蘭卡唯一的勢力範圍。如果該項目的取消涉及到任何政治考量的話，它只會是因為斯里蘭卡為了平衡兩個地區大國而做出的抉擇，」郎榮吉說。
分析人士認為，斯里蘭卡危機的主要原因雖是總統與總理就國內問題產生的不同路線衝突，但印度起到的誘導作用不容小覷。
《華盛頓郵報》報道稱，西裏塞納與維克勒馬辛哈之間的緊張關係在10月16日達到頂峰，原因是維克勒馬辛哈希望將一個港口開發項目交予印度，但西裏塞納反對。
本月中旬，維克勒馬辛哈訪問了印度新德里，與莫迪在內的多名印度高官會面。莫迪曾抱怨斯里蘭卡當局對印度投資的基建項目進行拖延。
《日本經濟新聞》援引科倫坡一名外交人士的話說，這場政治爭斗中的「印度角度」「似乎是導致總統採取行動的顯而易見的原因」。
博弈繼續？
在西裏塞納宣佈任命拉賈帕克薩為總理後兩天，印度外交部發佈一份措辭謹慎的聲明稱，「印度正密切關注斯里蘭卡近期的政治事態發展。作為一個民主和親密的友好鄰邦，我們希望民主價值與憲法程序能獲得尊重。」
與之對比明顯的是，在拉賈帕克薩被任命後不到一天，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程學源便與他會面，並轉達中國政府的祝賀。
楚蘭尼·阿塔納亞克對BBC中文說，中印會對斯里蘭卡政局變動高度關注，不失時機地推動戰略和外交政策議程。
「為了保證無論誰掌權後都能有助兩國關係發展，這種推動將更多地以軟實力政治進行，而不是採取硬實力干預。例如引導外商直接投資、增加或削減貸款，」阿塔納亞克說。
郎榮吉認為，拉賈帕克薩成為總理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利好消息，但考慮到印度的地理位置，科倫坡的任何政客都不會完全忽視印度。「印度洋正在掀起一場新的偉大博弈，」郎榮吉說。
上個月，同為印度洋島國的馬爾代夫政局「變天」，反對派候選人易卜拉欣·穆罕默德·薩利赫（Ibrahim Mohamed Solih）擊敗被認為是親華派的總統亞明成功當選新一屆總統。
「中印的競爭並不可怕，但需要保證的是良性競爭。」郎榮吉說。「把一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重建成一個繁榮穩定的國家，這種競爭有利於地區穩定。」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6040456
劣幣驅逐良幣 "魚蛋"是如此練成的
「當一個城市內所有人民皆是賊的時候，不想做賊的，便會被排斥」，這是著名的「劣幣驅逐良幣」定律， Gresham's Law 。壞事被廣泛接受至一個點，便沒有回頭路。
早前去了汕頭。食物真好，豬腸糯米、糭球、魚飯、牛肉丸、炒糕、腸粉、各式菜粿，選材廣泛，技法完整，食味寬闊，底蘊深厚，加上清高優雅的鳳凰單欉，自然成為我最喜愛的中國菜系。
只有一個問題。
本地朋友帶我們去吃著名的鹵水獅頭鵝，毫無疑問這是最佳鵝種，皮厚脂肪夠，尤其是鵝頸掌翼，十分和味。如此上好材料美妙傳統，只要配一個陳年鹵水，經已十分精彩。
可惜，嗅到鹵水內有乙基麥芽酚的味道，實在不必要，有這些東西加持，大好鵝肉頓然變得過份鮮美。那種很假的鮮美，一直在喉頭內停留了大半天。唉，為甚麼會這樣？因此特別懷念張新民老師潮菜研究會的晚飯，玄門正宗，用真面目示人便是天姿國色。張老師的地方是少數堅持，平民百姓不能常去，要經濟實惠，接觸最多的便是乙基麥芽酚食物。
乙基麥芽酚，即是一滴香。
外甥及他太太住在深圳做生意，身體出現各種問題，我一直提醒要小心飲食。他們問，如何分辨乙基麥芽酚味道？真的不易解釋。九月我們一起去西安，在街上經過一些小餐廳，未開門已經濃香撲鼻，這種香很稠很俗，停步研究，外甥「哦」的一聲說，十分熟識，差不多每天在深圳食店也嗅到，特別是吃辣的地方。對，現在全中國在吃辣，很多是工廠產品，一袋一袋的運過來，人工味道已經不是秘密。西安的麵食，十分厲害，粗幼長短百花齊放，只恨那一大窩沒有肉的湯底，香過了頭，很古怪，到了旅程最後一天，我們要躲入酒店菜館，味道才稍為回復正常。
二年前，有一位香港朋友陳先生，退休住在龍華。閒來無事，他竟然夥同另一退休廚師開港式茶餐廳（很儍的事）。開幕之後，生意慘淡。我去深圳探望外甥，順道吃了一次。其實味道不錯，雲吞湯底用足材料，咖喱亦是慢火熬成，品質及格有餘。全條食街，隔鄰火紅，朋友那間小貓幾件，很是可憐。我不明白深圳市場，於是找來中國同行幫忙，他們專搞連鎖經營，對普羅大眾的食物，認識很深。吃了一次，便傳來詳細報告，提議陳先生盡快關門，輸少當贏。
港式茶餐廳食物其實沒問題，在中國頗受歡迎，只不過，不是香港廚師經營。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只懂用味精雞粉，太落後，成本亦太高。現在要求很全面：增亮、提香、鎖水、改口感，四味全套。他們舉了一個例子：做魚丸，魚肉不鮮，很平常，沒問題，先用去腥劑除味，死魚可翻生，通常去腥劑加送鎖水功能，一物二用；跟着漂白，魚丸畢竟雪白的好；然後用高彈素加彈力；打魚肉時再加乙基麥芽酚提味，還有純香、焦香各種選擇。
大功告成，如此做出來的港式魚蛋，亮麗光滑夠味充滿汁液一咬爆漿，完美。你們又用牙帶又用九棍，一時又說要加冰，會不會太麻煩及成本太貴？搞甚麼呢？不用真正廚師，不要靚材料，食客們用最低消費，吃慣這種味道，你們可以做到嗎？當頭棒喝，陳先生搖頭，差遠了。這些如此厲害的武器，怎樣買到呢？淘寶有齊，國內包送。中國朋友最後還加一句，你們用的茶，沒有下增香劑，怎喝呢？
我也上了一課。真味是有的，留在高級餐廳，街頭小店，劣幣驅逐良幣，已經沒有回頭路。卿本佳人，本是最好，在成都在汕頭在西安，最後，也只能心痛。
葉一南
原刊於《蘋果日報》
原標題：魚蛋是如此練成的
轉自立場新聞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8/10/968.html
早前去了汕頭。食物真好，豬腸糯米、糭球、魚飯、牛肉丸、炒糕、腸粉、各式菜粿，選材廣泛，技法完整，食味寬闊，底蘊深厚，加上清高優雅的鳳凰單欉，自然成為我最喜愛的中國菜系。
只有一個問題。
本地朋友帶我們去吃著名的鹵水獅頭鵝，毫無疑問這是最佳鵝種，皮厚脂肪夠，尤其是鵝頸掌翼，十分和味。如此上好材料美妙傳統，只要配一個陳年鹵水，經已十分精彩。
可惜，嗅到鹵水內有乙基麥芽酚的味道，實在不必要，有這些東西加持，大好鵝肉頓然變得過份鮮美。那種很假的鮮美，一直在喉頭內停留了大半天。唉，為甚麼會這樣？因此特別懷念張新民老師潮菜研究會的晚飯，玄門正宗，用真面目示人便是天姿國色。張老師的地方是少數堅持，平民百姓不能常去，要經濟實惠，接觸最多的便是乙基麥芽酚食物。
乙基麥芽酚，即是一滴香。
外甥及他太太住在深圳做生意，身體出現各種問題，我一直提醒要小心飲食。他們問，如何分辨乙基麥芽酚味道？真的不易解釋。九月我們一起去西安，在街上經過一些小餐廳，未開門已經濃香撲鼻，這種香很稠很俗，停步研究，外甥「哦」的一聲說，十分熟識，差不多每天在深圳食店也嗅到，特別是吃辣的地方。對，現在全中國在吃辣，很多是工廠產品，一袋一袋的運過來，人工味道已經不是秘密。西安的麵食，十分厲害，粗幼長短百花齊放，只恨那一大窩沒有肉的湯底，香過了頭，很古怪，到了旅程最後一天，我們要躲入酒店菜館，味道才稍為回復正常。
二年前，有一位香港朋友陳先生，退休住在龍華。閒來無事，他竟然夥同另一退休廚師開港式茶餐廳（很儍的事）。開幕之後，生意慘淡。我去深圳探望外甥，順道吃了一次。其實味道不錯，雲吞湯底用足材料，咖喱亦是慢火熬成，品質及格有餘。全條食街，隔鄰火紅，朋友那間小貓幾件，很是可憐。我不明白深圳市場，於是找來中國同行幫忙，他們專搞連鎖經營，對普羅大眾的食物，認識很深。吃了一次，便傳來詳細報告，提議陳先生盡快關門，輸少當贏。
港式茶餐廳食物其實沒問題，在中國頗受歡迎，只不過，不是香港廚師經營。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只懂用味精雞粉，太落後，成本亦太高。現在要求很全面：增亮、提香、鎖水、改口感，四味全套。他們舉了一個例子：做魚丸，魚肉不鮮，很平常，沒問題，先用去腥劑除味，死魚可翻生，通常去腥劑加送鎖水功能，一物二用；跟着漂白，魚丸畢竟雪白的好；然後用高彈素加彈力；打魚肉時再加乙基麥芽酚提味，還有純香、焦香各種選擇。
大功告成，如此做出來的港式魚蛋，亮麗光滑夠味充滿汁液一咬爆漿，完美。你們又用牙帶又用九棍，一時又說要加冰，會不會太麻煩及成本太貴？搞甚麼呢？不用真正廚師，不要靚材料，食客們用最低消費，吃慣這種味道，你們可以做到嗎？當頭棒喝，陳先生搖頭，差遠了。這些如此厲害的武器，怎樣買到呢？淘寶有齊，國內包送。中國朋友最後還加一句，你們用的茶，沒有下增香劑，怎喝呢？
我也上了一課。真味是有的，留在高級餐廳，街頭小店，劣幣驅逐良幣，已經沒有回頭路。卿本佳人，本是最好，在成都在汕頭在西安，最後，也只能心痛。
葉一南
原刊於《蘋果日報》
原標題：魚蛋是如此練成的
轉自立場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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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旅日偶拾：在日本思考文化、制度及其他
《大阪的街道为啥那么干净？ 》
来日本前，我又匆匆翻阅了书架上那本《丑陋的日本人》。这是长期生活在国外的日本人高桥敷于1970年完成的，高桥是教育家与时评家，他以国外生活的体验作为对比，对日本的人的弱点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这本书里对日本人脏乱差的描写给我很深的印象，例如日本的厕所很脏，日本人乱扔垃圾，在动物园不听指挥喂长颈鹿等等。记得1990年第一次到日本时就阅读过这本书，可到了日本才发现那本书描写的好像不是日本，而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以及亚洲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我当时看到的，已经不是高桥敷描写的1970年的日本。
我并不怀疑高桥所写的事实，只是想知道，日本人的“素质”是如何在短期内提高的。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是民主制度的作用？又或者是全民的反思最终引来了改变？正视这些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国民性，制度、环境与“素质”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回答为什么日本人能够那么快去掉脏乱差的丑行陋习，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自己问题的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写《丑陋的日本人》的高桥敷当时因为这本书受到了很多日本人的围攻，但日本的很多陋习却从那时开始得到纠正。有意思的是，离它不远的中国台湾在1985年出版了柏杨模仿这本书而写的《丑陋的中国人》，台湾社会风气也大抵从那时开始好起来。其实除了文化根子上的一些说法外，我认为柏杨这本书，更多的是针对台湾的中国人而写的，应该叫《丑陋的台湾中国人》。
1994年韩国朴泰赫著的《丑陋的韩国人》出版，显然也受到了《丑陋的日本人》的影响。这三本“丑陋”系列依次在亚洲三个民主正在转型、社会风气逐渐好转、民众素质大幅提高的亚洲国家（地区）出版，耐人寻味。也许，我们期待一部《丑陋的大陆中国人》？
用上了“大陆”两字，显然会有一些朋友不高兴。记得柏杨在书中曾经提到，中国人，无论到了哪里，总还是“丑陋的中国人”，改不掉身上的恶习。我认为这话有失偏颇，有些本性难移，但大多陋习却可以随环境与制度而改变。
这次来日本的第一站是大阪，由于旅行社没有安排下午的行程，我们一行到大阪市区逛街，大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的街道真的很干净。逛街结束后，我们一起同三位生活在大阪的中国女网友吃饭。三位网友虽都是初次见面，但并不陌生，一位大学老师兼作家，我以前看过她的一些作品；一位是专栏作家与博客作者唐辛子女士，我认为她写的东西很有看头。还有一位是网名“雀巢咖啡”的网友，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
由于旅途劳顿，我们一位同行团友在吃饭后感到不适，来到街道上被风一吹，当场吐了一地。我看到才来日本两年的“雀巢咖啡”站到呕吐物旁，示意经过的行人绕道而行。另外两位女士则向两边的商店跑去。
这时接我们的车来了，为了尽快带身体不适的团友回酒店休息，我们匆匆同三位大阪女士说再见。当车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从旁边商店买来了清洁工具的两位女士同“雀巢咖啡”一起蹲在地上清洁呕吐物。由于“工具”（卫生纸与水等）不顺手，她们看上去几乎是在赤手做清洁。
在印象中，我生活过的美国、澳洲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顶多找一个明显的标志放那里，提醒经过行人小心，等待清洁工来处理。可在这里，竟然有人随时随地清洁自己人留下的呕吐物。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看不到清洁工的大阪的街道会如此干净。
让人感动的是此刻在那里清洗呕吐物的是三位生活在日本的华人女士，其中一位才来这里两年。她们三位本来都是很好看很优雅的女士，但车子离开时我匆忙间用手机拍下的这张模糊的照片，是最美的。
我的大阪、奈良、京都与东京之旅就这样开始了，当我结束的时候，我会找到更多的答案？还是会生出更多的疑问？
我们的车离开时，她们三位还在埋头清理。
《近代中国为什么输给了日本？》
今天来到了日本古都奈良。从公元300年由奈良开始的古坟时代，我们可以把日本有较详细纪录的历史同中国的做比较，说实话，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与技术上，日本都无法同中国同期相提并论。我曾经收集了日本历史上最精华的三十本著作，虽然大多没有细看，但还是从中发现，无论是在文化领域还是思想创新，日本无法同中国的相比。即便在对西方与维新、改革的认识上，也比不上中国。可是，“明治维新”让日本后来居上，在所有的战争中都打败了中国。近代中国为什么输给了日本？
可能会有很多答案，但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明治维新”让日本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进入到近代社会，而清朝的“戊戌变法”以及各种改革都失败了。所以，这个问题不如这样问：为什么清朝的改革以失败告终？
答案也有很多，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在阻扰改革！
看看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都是走在日本的前面，我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出在清朝这个最糟糕的朝代。在对清朝的看法上，我非常赞同钱穆的意见，他指出，中国从汉朝开始，政治制度其实并不落后，例如作为国家象征与精神领袖的皇帝与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实行的分权制，中国的科举制一直选拔全国各地读书人做官，皇帝的权力在很多时候都受到限制，朝廷广开言路，甚至鼓励知识分子给皇帝提意见等等。
汉、唐、宋时代的政治制度至少在当时并不落后，有符合当时国情的，可当世界各国进入近代的时候，中国人却迎来了满族人的政权。相比中国秦朝以后的历代政府，满清政府几乎是全面反动。例如，自从汉代以来，大臣几乎都不是世袭的，政府重要职位几乎都是靠“考试”与“选拔”（官员们推荐），对全国读书人开放；到了清朝，皇宫与政府最重要的职位全部由满族人担任，竟然搞起了世袭。直到义和团之后，他们才发现搞不定，对汉人放开了一些职位。清朝以前的历朝历代，皇帝和自己的官员一起统治全国、治理国家，到了清朝，统治全国的是一个族群——或者说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满清政府，并不像历朝那种“皇帝通过知识分子与精英治理国家”，它实行的是“满族利益集团通过皇帝统治汉民族”，结果没有什么悬念，它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元朝也是由一个外族统治的，然而，元朝时代，世界并没有什么非要你做出决定的变革。清朝不同，当时全世界诸国一个一个进入近代。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统治中国的不是清朝，而是秦朝以后到明朝的任何一个朝代（除元朝外），按当时的政治制度与政府运作方式，中国很可能在变法图强上做出有如日本一样的选择。
清朝以前的历朝历代都显示：皇帝只是一个人，顶多一个家族，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是靠自己的家族就能够统治全国的，中国历史上的宰相等大臣，不但很少是皇族，而且几乎全部都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是从相对清贫的家庭奋斗出来的（这个现象可是世界鲜见！），并不成其为一个固化的“利益集团”。正因为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一般都得听从大多数读书人的意见，听大臣们的建议，共同治理国家。也只有这样，皇位才能稳固。中国的皇帝们并不都能够一意孤行，独断专行。
对照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些文字纪录不难看出，“维新”、改革是在上下齐动，是最高权威（皇帝）与广大知识分子与精英达成共识时才能启动的。这种改革通过提高国家实力来巩固皇帝的地位。如果拿到中国的汉朝、唐朝与宋朝，面临这样的生死抉择，作为群体的知识分子不但会做出正确决定，作为想要一个强大国家的皇帝更是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唐朝的皇帝会接受改革，宋朝的也可能会，“明治维新”这种事一定会发生在中国。除非发生兵变，没有人能够阻止皇帝与精英们想干的事，日本“明治维新”就是这样发生的。
而清朝的“戊戌变法”以及诸多改革也几乎同时得到了“皇上”与知识精英的支持，可却失败了，原因就是在他们之间，在国家之上，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满族人。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特殊利益，永远对广大的汉人拥有统治权与奴役权。在他们眼里，皇帝只是他们的代言人，是他们维护利益的工具，国家的强大与否更与他们无关。更可怕的是，这个“利益集团”不管做什么，都不用负最后的责任。是这个利益集团最终阻止了改革，因为改革惟一损害的就是这群“利益集团”的利益。
今日在日本古都奈良，我一直在想，近代的中国输就输了吧，历史不能假设，更不能推翻，但“现在”还在我们手里，“未来”由我们创造。不能让历史重演，不能让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阻止改革，停止中国转型的历史。中国不能再输了，更不能一直输下去，中国应该奋起直追——抓住历史最后给予我们的机会，实行改革，完成和平转型。
《日本在文化与制度上给我的启示》
在“走遍中国”时，我也在“走遍世界”，写出了不少有关世界各国的系列文章，但拥有全亚洲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也是较富裕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却很少出现在我的博文里。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则是，我认为日本走上民主之路的经验并不适合中国。日本是被美国人占领，在美军的刺刀下完成民主转型的。说到日本与民主制度，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假设：如果没有美国占领，日本会走上民主之路吗？第二个思考则是：日本的儒家文化先后同源于西方的法西斯制度与自由民主制度相结合，结果都焕发出了异彩。在“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上，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日本的文化源于中国。我们在奈良、京都行走时，处处感觉到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与唐朝对日本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的唐招提寺里，据说还保存有鉴真和尚的真身。谢天谢地，中国经历了多次战乱与比战乱更可怕的“文革”等政治浩劫，别说高僧的真身，就是普通人家的祖坟也被挖得差不多了。在当今的中国，只有毛泽东的“真身”还保存在天安门广场。
这次旅行中，我有一个感觉：彬彬有礼的日本人在诸多方面，都比当今的中国大陆人更好地继承了儒家思想，堪称孔子的学生。例如，孔子希望大家和谐相处，君爱民，民爱君，别动不动就搞革命、犯上作乱。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显示，我们的君不爱民，民更不爱君，打打杀杀两千多年，弄得历史的“进步”是以农民杀掉皇帝、改朝换代作为标志的。可在同样信奉儒家的日本岛国，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君主制——据说有了天皇以后，天皇制就没有被推翻过，同一家族的皇帝几乎都能一脉相承。地球上，恐怕只有受儒家影响的东方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吧？
同信力建老师在京都的周恩来碑前留影，在东京长野公园踏着鲁迅的足迹散步时，他告诉我：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日俄战争后的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胡风、周扬、田汉、夏衍等等。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四次前来考察日本制度与文化的信老师说，连马克思主义思想都是从日本带回来的，而不是从苏联，更不是从欧洲。
日本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探求救国之道的地方，主要原因就是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尤其是日俄战争（1905年）后，中国人发现旁边这个同我们有相同文化，有类似制度的“小日本”竟然靠学习西方而把自己搞得如此强大，打败我们不说，还打败了白种人。日本可以，中国有何不可？于是政治人物与知识分子纷纷东渡取经，他们回到中国后，都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日本也因此影响了中国，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在当时，这也许是好事，但由于这些人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好事已经变成了坏事。
学习日本没有什么不对，但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他们打心眼里崇拜的依然是二战前强大的日本。他们虽然讨厌那时日本侵略中国，但却以日本为榜样，要富国强兵，要敢于同世界强权美国为敌。他们评判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不是以社会和谐、民众富裕、幸福作为标准，而是以国家的强大与否作为惟一的标准。为了国家的强大，他国可以被蹂躏，自己国民的人权可以被牺牲。法西斯就是这样形成的。
有意思的是，近、现代日本是少有几个经历了两种类型“强大”的国家，且是惟一的东方国家。日本让东方文化展示了其“强大之处”：当儒家文化同从德国传入的法西斯制度结合后，日本成为亚洲的强权，几乎灭了中国，直接挑战美国；而当美国打败了日本，迫使日本抛弃西方的法西斯制度，接受美国为主导的自由民主制度时，日本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东方最优秀的民主政体。
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样两次变化过程中，日本依然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与传统，其中主流的部分正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儒家文化。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对日本进行了全面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造。但绝大多数改造都只涉及制度层面，几乎没有破坏、更没有摧毁日本原有的文化与传统。麦克阿瑟将军带来的只是民主制度，并没有把美国的文化强加给日本，例如在宗教方面，日本也始终以神教与佛教为主，美军的占领并没有增加多少基督徒。占领军迫使天皇发表《人间宣言》，承认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但今天已经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日本人，依然尊重他们的天皇。那是他们“神教”文化的一部分。
不改变文化，而只是换一种制度，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这对当时的美国来说，是一个冒险，也是一个试验。战后日本的试验显示：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也许不能生出民主制度，但东方传统文化与民主制度显然是不抵触的。美国在日本的试验结果鼓舞了一大批亚洲国家与地区，包括韩国与中国的台湾。美国人显然也受到了鼓舞。他们在成功树立了日本这个榜样后，如今又在中东伊斯兰文化的土地上弄出了一个伊拉克。过去的历史显示，伊斯兰文化至今没有养育出西方那种民主制度，那么，如果西方的民主制度被强制移植过去，伊斯兰文化与这种制度是否能够共存？如果像远东的日本那样得到肯定的回答，将会有更多的民主国家诞生在中东伊斯兰文化土壤上。
中国人学日本刚好学到二战结束，那以后，日本被打败了，不值得我们学习了；日本被美军占领，我们不便学习了；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日本的制度来了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法西斯转向民主自由。而在中国，我们依然停留在百年前那代人留给我们的“日本经验”上。他们看重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的崛起与强大，却没有看到或者有意忽略了日本由此走上了给人类带来灾难，也差一点把自己毁灭的独裁法西斯道路。
我们这代人要向日本学习，既不是停留在老一辈对日本军国主义与所谓强大的崇拜上，也不能学习它那种“民主模式”，等着一个造福民众的制度从天而降。我们应该认真反思日本的经验与教训，认识到自己文化与传统的优越性，更要认识到这种文化只有吸取外来制度的精华，才能焕发出光彩。我们传统文化的土壤也许无法孕育出民主制度，但民主自由的种子一旦被我们播种在这块土地上，就一定能够开花结果。
《日本的眼神：从浅草寺到靖国神社》
今天一行人开车去浅草寺。接近目的地时，看到路边有貌似游行的活动在进行，于是请司机停车，我们想下去看看他们在维啥权。原来是一群日本人抬着神物在游行。这镜头我在电视中看到很多次了，但如此近距离观察还是第一次。日本人有很多鬼神，多得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路过一个地方，总有几个神社，里面供奉的是只有在中国的《封神演义》里才能找得到的鬼神。有些神寺根本不说供奉了哪位神仙，你进去拜时，心中想着谁，就是谁了。
这种抬着神物游行的仪式也很普遍。看他们穿着有些怪异的服装（一个男人漏出来大半个屁股，让我看到他穿的是一条男性丁字裤），抬着一个我们叫不出名字的鬼神，吆喝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个个满头大汗，认真、吃力的样子，我想起了家乡农村“跳大神”的场景，可那被作为迷信，基本上被灭绝了。当我走得更近时，我却被这群人吸引，严格地说，是被他们的眼神吸引住。直到他们走远，我还没有完全从他们的眼神中回过神来。
今天可能是特殊日子，浅草寺附近的街道都封了，几条街上都有拜神的游行队伍，此起彼落，敲锣打鼓。他们抬的架子都差不多，但上面供的鬼神就各不相同了。我们看到了五、六起拜神队伍，并都跟着他们拍照了，这种规模与吵闹，要是在中国，早就被“维稳”了，但在这里，却很和谐的样子，与街边象征西方文化的“星巴克”也相映成趣。
有两起是以孩子为主的拜神活动。日本的学校像西方的一样，在宗教上保持“中立”，不得灌输任何教义与主义，但这并不妨碍家长从小就教化孩子们去“信”。当我再次碰触这些“跳大神”的日本人的眼神时，我才意识到是什么触动了我。原来是那眼神里的“信”与“单纯”。
尤其当这种眼神出现在这类让我联想到中国“跳大神”的活动中，而这群人的先辈就是侵略中国、制造“南京大屠杀”的鬼子们时，我的内心感情是复杂的，甚至造成了一定的震撼。说实话，我感到有些惭愧，也有些害怕。要知道，眼前这些人有白领也有打工仔，有知识分子还有大老板，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鬼神”，就能够凝聚在一起，如此虔诚、真实。
我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有“信仰”（按照西方的宗教观念，他们这种作为还真不能称为“信仰”），但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他们依然“相信”某种东西。而这种“相信”恰恰是在同为黄皮肤的中国族群中所罕见的。作为群体的中国人的眼神这些年除了被金钱、权力欲望弄得贼亮贼亮，以及偶尔被爱国主义的怒火点燃一阵子之外，大多是涣散与空洞的，仿佛失去了灵魂。
但这眼神也让我感到害怕。要知道，这种眼神中蕴含的“力量”与“希望”并不都是正面的，其中流露出的“信”与“单纯”也是可能成为杀人的利器。这种眼神，让我想到前一天去“靖国神社”时的经历。在“靖国神社”旁那个美化战争的“游就馆”里，经过了几面贴满了二战中战死的日本官兵黑白照片的墙壁，照片中的年青日本人也有着“单纯”甚至“真诚”的眼神，他们也曾经如此地“相信”过。但他们却是犯下了历史上最残忍的反人类罪的一群魔鬼！
这就是日本人，这就是日本人的文化，这就是日本。从他们的眼神中，我试图解读他们的文化与本性。记得1990年第一次到东京时，我对高楼大厦、整洁的街道与礼貌的人群充满了好奇，内心深处还有一些崇拜，幻想中国也有一天会达到这样的“现代化水平”。但现在我知道，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民众整体素质的提高，我们同日本在物质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小的。
可是，从眼神看，我们的差距反而在扩大。从“靖国神社”尤其是美化战争的“游就馆”出来时，我心里充满了对美国人的感激。很显然，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任由它走上邪路，贻害人间，别说我们，就是全亚洲联合起来，过去不是他的对手，将来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而美国人，却用世界上最厉害的两种致命武器——也是现代人类最大的两个发明，彻底驯服了日本人：用高科技的核子武器在战争中击败了日本，又用更犀利的“民主制度”让日本人走上了和平发展、永不言战的道路。
我承认对日本人的感情是复杂的，用“又爱又恨”可能夸张了点，但对他们这种眼神的感动与害怕，正好反映了我内心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制度有优劣，文化却并无好坏之分。所以，当我们在看日本文化的时候，是不应该抱持二分法的。例如，日本人都有选择自己信仰的自由，并有表达信仰的权利，这无疑是好事，但日本却也是出现了奥姆真理教等邪教的地方；日本人把天皇当成“神”，并对先人与“死人”竭尽崇拜，这也不是坏事，可是，当他们把二次世界大战被处死的战犯也放进“靖国神社”里当“神”来顶礼膜拜的时候，就让受害国家的民众不能接受了。
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优越过其它的，更没有可能通过短暂的占领、镇压与洗脑，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但任何一种文化却都有优劣两面，一种好的制度可以发扬优秀的文化，消除至少是限制糟粕的一面。我们看到日本人在二战后死不认错，和有相同制度的德国表现得完全不同。其实这也是日本的文化使然，整个亚洲尤其是受儒家影响的文化，本身就有死不认错的毛病。你去检视一下包括韩国、中国台湾、日本与新加坡等国家的领导人，少数几个勇敢承认错误，有反省精神的领导人几乎都是基督徒。
要感激美国人的不只是遭受日本蹂躏的亚洲人，日本人也应该感激。否则，以他们当时选择的法西斯制度，结合日本的固有文化，不但无法走向民主，估计迟早会走向与全人类为敌，最终导致日本和它的文化的灭绝。是美国人的占领，在移植了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制度的同时，又保存了日本的传统文化与精神思想。
这是我在“靖国神社”与浅草寺时的思考，但我思考最多的不是日本，也不是日本的文化与制度，而是中国大陆。二战以日本失败与中国胜利告终，但六十多年了，我们至今深陷制度死结，迷失在文化之中。二战后，日本虽然被强加了一个民主制度，但文化却完好无损，我们正好相反，由自己的人建立一个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在建国头三十年里大面积的破坏甚至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与传统。制度被废了，一夜之间可以建一个新的；文化被摧毁了，几代人也无法恢复。
文化与传统是我们祖先传下来的，是经过几千年的沉淀而成的。遇到坏的制度，沉渣泛滥；遇到好的制度，焕发青春活力。东方文化与文明在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民主体制里得到了发扬光大。
杨恒均 2012－5－20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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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本前，我又匆匆翻阅了书架上那本《丑陋的日本人》。这是长期生活在国外的日本人高桥敷于1970年完成的，高桥是教育家与时评家，他以国外生活的体验作为对比，对日本的人的弱点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这本书里对日本人脏乱差的描写给我很深的印象，例如日本的厕所很脏，日本人乱扔垃圾，在动物园不听指挥喂长颈鹿等等。记得1990年第一次到日本时就阅读过这本书，可到了日本才发现那本书描写的好像不是日本，而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以及亚洲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我当时看到的，已经不是高桥敷描写的1970年的日本。
我并不怀疑高桥所写的事实，只是想知道，日本人的“素质”是如何在短期内提高的。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是民主制度的作用？又或者是全民的反思最终引来了改变？正视这些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国民性，制度、环境与“素质”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回答为什么日本人能够那么快去掉脏乱差的丑行陋习，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自己问题的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写《丑陋的日本人》的高桥敷当时因为这本书受到了很多日本人的围攻，但日本的很多陋习却从那时开始得到纠正。有意思的是，离它不远的中国台湾在1985年出版了柏杨模仿这本书而写的《丑陋的中国人》，台湾社会风气也大抵从那时开始好起来。其实除了文化根子上的一些说法外，我认为柏杨这本书，更多的是针对台湾的中国人而写的，应该叫《丑陋的台湾中国人》。
1994年韩国朴泰赫著的《丑陋的韩国人》出版，显然也受到了《丑陋的日本人》的影响。这三本“丑陋”系列依次在亚洲三个民主正在转型、社会风气逐渐好转、民众素质大幅提高的亚洲国家（地区）出版，耐人寻味。也许，我们期待一部《丑陋的大陆中国人》？
用上了“大陆”两字，显然会有一些朋友不高兴。记得柏杨在书中曾经提到，中国人，无论到了哪里，总还是“丑陋的中国人”，改不掉身上的恶习。我认为这话有失偏颇，有些本性难移，但大多陋习却可以随环境与制度而改变。
这次来日本的第一站是大阪，由于旅行社没有安排下午的行程，我们一行到大阪市区逛街，大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的街道真的很干净。逛街结束后，我们一起同三位生活在大阪的中国女网友吃饭。三位网友虽都是初次见面，但并不陌生，一位大学老师兼作家，我以前看过她的一些作品；一位是专栏作家与博客作者唐辛子女士，我认为她写的东西很有看头。还有一位是网名“雀巢咖啡”的网友，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
由于旅途劳顿，我们一位同行团友在吃饭后感到不适，来到街道上被风一吹，当场吐了一地。我看到才来日本两年的“雀巢咖啡”站到呕吐物旁，示意经过的行人绕道而行。另外两位女士则向两边的商店跑去。
这时接我们的车来了，为了尽快带身体不适的团友回酒店休息，我们匆匆同三位大阪女士说再见。当车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从旁边商店买来了清洁工具的两位女士同“雀巢咖啡”一起蹲在地上清洁呕吐物。由于“工具”（卫生纸与水等）不顺手，她们看上去几乎是在赤手做清洁。
在印象中，我生活过的美国、澳洲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顶多找一个明显的标志放那里，提醒经过行人小心，等待清洁工来处理。可在这里，竟然有人随时随地清洁自己人留下的呕吐物。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看不到清洁工的大阪的街道会如此干净。
让人感动的是此刻在那里清洗呕吐物的是三位生活在日本的华人女士，其中一位才来这里两年。她们三位本来都是很好看很优雅的女士，但车子离开时我匆忙间用手机拍下的这张模糊的照片，是最美的。
我的大阪、奈良、京都与东京之旅就这样开始了，当我结束的时候，我会找到更多的答案？还是会生出更多的疑问？
我们的车离开时，她们三位还在埋头清理。
《近代中国为什么输给了日本？》
今天来到了日本古都奈良。从公元300年由奈良开始的古坟时代，我们可以把日本有较详细纪录的历史同中国的做比较，说实话，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与技术上，日本都无法同中国同期相提并论。我曾经收集了日本历史上最精华的三十本著作，虽然大多没有细看，但还是从中发现，无论是在文化领域还是思想创新，日本无法同中国的相比。即便在对西方与维新、改革的认识上，也比不上中国。可是，“明治维新”让日本后来居上，在所有的战争中都打败了中国。近代中国为什么输给了日本？
可能会有很多答案，但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明治维新”让日本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进入到近代社会，而清朝的“戊戌变法”以及各种改革都失败了。所以，这个问题不如这样问：为什么清朝的改革以失败告终？
答案也有很多，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在阻扰改革！
看看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都是走在日本的前面，我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出在清朝这个最糟糕的朝代。在对清朝的看法上，我非常赞同钱穆的意见，他指出，中国从汉朝开始，政治制度其实并不落后，例如作为国家象征与精神领袖的皇帝与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实行的分权制，中国的科举制一直选拔全国各地读书人做官，皇帝的权力在很多时候都受到限制，朝廷广开言路，甚至鼓励知识分子给皇帝提意见等等。
汉、唐、宋时代的政治制度至少在当时并不落后，有符合当时国情的，可当世界各国进入近代的时候，中国人却迎来了满族人的政权。相比中国秦朝以后的历代政府，满清政府几乎是全面反动。例如，自从汉代以来，大臣几乎都不是世袭的，政府重要职位几乎都是靠“考试”与“选拔”（官员们推荐），对全国读书人开放；到了清朝，皇宫与政府最重要的职位全部由满族人担任，竟然搞起了世袭。直到义和团之后，他们才发现搞不定，对汉人放开了一些职位。清朝以前的历朝历代，皇帝和自己的官员一起统治全国、治理国家，到了清朝，统治全国的是一个族群——或者说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满清政府，并不像历朝那种“皇帝通过知识分子与精英治理国家”，它实行的是“满族利益集团通过皇帝统治汉民族”，结果没有什么悬念，它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元朝也是由一个外族统治的，然而，元朝时代，世界并没有什么非要你做出决定的变革。清朝不同，当时全世界诸国一个一个进入近代。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统治中国的不是清朝，而是秦朝以后到明朝的任何一个朝代（除元朝外），按当时的政治制度与政府运作方式，中国很可能在变法图强上做出有如日本一样的选择。
清朝以前的历朝历代都显示：皇帝只是一个人，顶多一个家族，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是靠自己的家族就能够统治全国的，中国历史上的宰相等大臣，不但很少是皇族，而且几乎全部都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是从相对清贫的家庭奋斗出来的（这个现象可是世界鲜见！），并不成其为一个固化的“利益集团”。正因为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一般都得听从大多数读书人的意见，听大臣们的建议，共同治理国家。也只有这样，皇位才能稳固。中国的皇帝们并不都能够一意孤行，独断专行。
对照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些文字纪录不难看出，“维新”、改革是在上下齐动，是最高权威（皇帝）与广大知识分子与精英达成共识时才能启动的。这种改革通过提高国家实力来巩固皇帝的地位。如果拿到中国的汉朝、唐朝与宋朝，面临这样的生死抉择，作为群体的知识分子不但会做出正确决定，作为想要一个强大国家的皇帝更是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唐朝的皇帝会接受改革，宋朝的也可能会，“明治维新”这种事一定会发生在中国。除非发生兵变，没有人能够阻止皇帝与精英们想干的事，日本“明治维新”就是这样发生的。
而清朝的“戊戌变法”以及诸多改革也几乎同时得到了“皇上”与知识精英的支持，可却失败了，原因就是在他们之间，在国家之上，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满族人。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特殊利益，永远对广大的汉人拥有统治权与奴役权。在他们眼里，皇帝只是他们的代言人，是他们维护利益的工具，国家的强大与否更与他们无关。更可怕的是，这个“利益集团”不管做什么，都不用负最后的责任。是这个利益集团最终阻止了改革，因为改革惟一损害的就是这群“利益集团”的利益。
今日在日本古都奈良，我一直在想，近代的中国输就输了吧，历史不能假设，更不能推翻，但“现在”还在我们手里，“未来”由我们创造。不能让历史重演，不能让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阻止改革，停止中国转型的历史。中国不能再输了，更不能一直输下去，中国应该奋起直追——抓住历史最后给予我们的机会，实行改革，完成和平转型。
《日本在文化与制度上给我的启示》
在“走遍中国”时，我也在“走遍世界”，写出了不少有关世界各国的系列文章，但拥有全亚洲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也是较富裕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却很少出现在我的博文里。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则是，我认为日本走上民主之路的经验并不适合中国。日本是被美国人占领，在美军的刺刀下完成民主转型的。说到日本与民主制度，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假设：如果没有美国占领，日本会走上民主之路吗？第二个思考则是：日本的儒家文化先后同源于西方的法西斯制度与自由民主制度相结合，结果都焕发出了异彩。在“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上，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日本的文化源于中国。我们在奈良、京都行走时，处处感觉到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与唐朝对日本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的唐招提寺里，据说还保存有鉴真和尚的真身。谢天谢地，中国经历了多次战乱与比战乱更可怕的“文革”等政治浩劫，别说高僧的真身，就是普通人家的祖坟也被挖得差不多了。在当今的中国，只有毛泽东的“真身”还保存在天安门广场。
这次旅行中，我有一个感觉：彬彬有礼的日本人在诸多方面，都比当今的中国大陆人更好地继承了儒家思想，堪称孔子的学生。例如，孔子希望大家和谐相处，君爱民，民爱君，别动不动就搞革命、犯上作乱。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显示，我们的君不爱民，民更不爱君，打打杀杀两千多年，弄得历史的“进步”是以农民杀掉皇帝、改朝换代作为标志的。可在同样信奉儒家的日本岛国，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君主制——据说有了天皇以后，天皇制就没有被推翻过，同一家族的皇帝几乎都能一脉相承。地球上，恐怕只有受儒家影响的东方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吧？
同信力建老师在京都的周恩来碑前留影，在东京长野公园踏着鲁迅的足迹散步时，他告诉我：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日俄战争后的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胡风、周扬、田汉、夏衍等等。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四次前来考察日本制度与文化的信老师说，连马克思主义思想都是从日本带回来的，而不是从苏联，更不是从欧洲。
日本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探求救国之道的地方，主要原因就是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尤其是日俄战争（1905年）后，中国人发现旁边这个同我们有相同文化，有类似制度的“小日本”竟然靠学习西方而把自己搞得如此强大，打败我们不说，还打败了白种人。日本可以，中国有何不可？于是政治人物与知识分子纷纷东渡取经，他们回到中国后，都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日本也因此影响了中国，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在当时，这也许是好事，但由于这些人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好事已经变成了坏事。
学习日本没有什么不对，但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他们打心眼里崇拜的依然是二战前强大的日本。他们虽然讨厌那时日本侵略中国，但却以日本为榜样，要富国强兵，要敢于同世界强权美国为敌。他们评判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不是以社会和谐、民众富裕、幸福作为标准，而是以国家的强大与否作为惟一的标准。为了国家的强大，他国可以被蹂躏，自己国民的人权可以被牺牲。法西斯就是这样形成的。
有意思的是，近、现代日本是少有几个经历了两种类型“强大”的国家，且是惟一的东方国家。日本让东方文化展示了其“强大之处”：当儒家文化同从德国传入的法西斯制度结合后，日本成为亚洲的强权，几乎灭了中国，直接挑战美国；而当美国打败了日本，迫使日本抛弃西方的法西斯制度，接受美国为主导的自由民主制度时，日本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东方最优秀的民主政体。
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样两次变化过程中，日本依然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与传统，其中主流的部分正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儒家文化。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对日本进行了全面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造。但绝大多数改造都只涉及制度层面，几乎没有破坏、更没有摧毁日本原有的文化与传统。麦克阿瑟将军带来的只是民主制度，并没有把美国的文化强加给日本，例如在宗教方面，日本也始终以神教与佛教为主，美军的占领并没有增加多少基督徒。占领军迫使天皇发表《人间宣言》，承认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但今天已经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日本人，依然尊重他们的天皇。那是他们“神教”文化的一部分。
不改变文化，而只是换一种制度，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这对当时的美国来说，是一个冒险，也是一个试验。战后日本的试验显示：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也许不能生出民主制度，但东方传统文化与民主制度显然是不抵触的。美国在日本的试验结果鼓舞了一大批亚洲国家与地区，包括韩国与中国的台湾。美国人显然也受到了鼓舞。他们在成功树立了日本这个榜样后，如今又在中东伊斯兰文化的土地上弄出了一个伊拉克。过去的历史显示，伊斯兰文化至今没有养育出西方那种民主制度，那么，如果西方的民主制度被强制移植过去，伊斯兰文化与这种制度是否能够共存？如果像远东的日本那样得到肯定的回答，将会有更多的民主国家诞生在中东伊斯兰文化土壤上。
中国人学日本刚好学到二战结束，那以后，日本被打败了，不值得我们学习了；日本被美军占领，我们不便学习了；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日本的制度来了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法西斯转向民主自由。而在中国，我们依然停留在百年前那代人留给我们的“日本经验”上。他们看重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的崛起与强大，却没有看到或者有意忽略了日本由此走上了给人类带来灾难，也差一点把自己毁灭的独裁法西斯道路。
我们这代人要向日本学习，既不是停留在老一辈对日本军国主义与所谓强大的崇拜上，也不能学习它那种“民主模式”，等着一个造福民众的制度从天而降。我们应该认真反思日本的经验与教训，认识到自己文化与传统的优越性，更要认识到这种文化只有吸取外来制度的精华，才能焕发出光彩。我们传统文化的土壤也许无法孕育出民主制度，但民主自由的种子一旦被我们播种在这块土地上，就一定能够开花结果。
《日本的眼神：从浅草寺到靖国神社》
今天一行人开车去浅草寺。接近目的地时，看到路边有貌似游行的活动在进行，于是请司机停车，我们想下去看看他们在维啥权。原来是一群日本人抬着神物在游行。这镜头我在电视中看到很多次了，但如此近距离观察还是第一次。日本人有很多鬼神，多得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路过一个地方，总有几个神社，里面供奉的是只有在中国的《封神演义》里才能找得到的鬼神。有些神寺根本不说供奉了哪位神仙，你进去拜时，心中想着谁，就是谁了。
这种抬着神物游行的仪式也很普遍。看他们穿着有些怪异的服装（一个男人漏出来大半个屁股，让我看到他穿的是一条男性丁字裤），抬着一个我们叫不出名字的鬼神，吆喝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个个满头大汗，认真、吃力的样子，我想起了家乡农村“跳大神”的场景，可那被作为迷信，基本上被灭绝了。当我走得更近时，我却被这群人吸引，严格地说，是被他们的眼神吸引住。直到他们走远，我还没有完全从他们的眼神中回过神来。
今天可能是特殊日子，浅草寺附近的街道都封了，几条街上都有拜神的游行队伍，此起彼落，敲锣打鼓。他们抬的架子都差不多，但上面供的鬼神就各不相同了。我们看到了五、六起拜神队伍，并都跟着他们拍照了，这种规模与吵闹，要是在中国，早就被“维稳”了，但在这里，却很和谐的样子，与街边象征西方文化的“星巴克”也相映成趣。
有两起是以孩子为主的拜神活动。日本的学校像西方的一样，在宗教上保持“中立”，不得灌输任何教义与主义，但这并不妨碍家长从小就教化孩子们去“信”。当我再次碰触这些“跳大神”的日本人的眼神时，我才意识到是什么触动了我。原来是那眼神里的“信”与“单纯”。
尤其当这种眼神出现在这类让我联想到中国“跳大神”的活动中，而这群人的先辈就是侵略中国、制造“南京大屠杀”的鬼子们时，我的内心感情是复杂的，甚至造成了一定的震撼。说实话，我感到有些惭愧，也有些害怕。要知道，眼前这些人有白领也有打工仔，有知识分子还有大老板，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鬼神”，就能够凝聚在一起，如此虔诚、真实。
我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有“信仰”（按照西方的宗教观念，他们这种作为还真不能称为“信仰”），但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他们依然“相信”某种东西。而这种“相信”恰恰是在同为黄皮肤的中国族群中所罕见的。作为群体的中国人的眼神这些年除了被金钱、权力欲望弄得贼亮贼亮，以及偶尔被爱国主义的怒火点燃一阵子之外，大多是涣散与空洞的，仿佛失去了灵魂。
但这眼神也让我感到害怕。要知道，这种眼神中蕴含的“力量”与“希望”并不都是正面的，其中流露出的“信”与“单纯”也是可能成为杀人的利器。这种眼神，让我想到前一天去“靖国神社”时的经历。在“靖国神社”旁那个美化战争的“游就馆”里，经过了几面贴满了二战中战死的日本官兵黑白照片的墙壁，照片中的年青日本人也有着“单纯”甚至“真诚”的眼神，他们也曾经如此地“相信”过。但他们却是犯下了历史上最残忍的反人类罪的一群魔鬼！
这就是日本人，这就是日本人的文化，这就是日本。从他们的眼神中，我试图解读他们的文化与本性。记得1990年第一次到东京时，我对高楼大厦、整洁的街道与礼貌的人群充满了好奇，内心深处还有一些崇拜，幻想中国也有一天会达到这样的“现代化水平”。但现在我知道，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民众整体素质的提高，我们同日本在物质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小的。
可是，从眼神看，我们的差距反而在扩大。从“靖国神社”尤其是美化战争的“游就馆”出来时，我心里充满了对美国人的感激。很显然，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任由它走上邪路，贻害人间，别说我们，就是全亚洲联合起来，过去不是他的对手，将来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而美国人，却用世界上最厉害的两种致命武器——也是现代人类最大的两个发明，彻底驯服了日本人：用高科技的核子武器在战争中击败了日本，又用更犀利的“民主制度”让日本人走上了和平发展、永不言战的道路。
我承认对日本人的感情是复杂的，用“又爱又恨”可能夸张了点，但对他们这种眼神的感动与害怕，正好反映了我内心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制度有优劣，文化却并无好坏之分。所以，当我们在看日本文化的时候，是不应该抱持二分法的。例如，日本人都有选择自己信仰的自由，并有表达信仰的权利，这无疑是好事，但日本却也是出现了奥姆真理教等邪教的地方；日本人把天皇当成“神”，并对先人与“死人”竭尽崇拜，这也不是坏事，可是，当他们把二次世界大战被处死的战犯也放进“靖国神社”里当“神”来顶礼膜拜的时候，就让受害国家的民众不能接受了。
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优越过其它的，更没有可能通过短暂的占领、镇压与洗脑，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但任何一种文化却都有优劣两面，一种好的制度可以发扬优秀的文化，消除至少是限制糟粕的一面。我们看到日本人在二战后死不认错，和有相同制度的德国表现得完全不同。其实这也是日本的文化使然，整个亚洲尤其是受儒家影响的文化，本身就有死不认错的毛病。你去检视一下包括韩国、中国台湾、日本与新加坡等国家的领导人，少数几个勇敢承认错误，有反省精神的领导人几乎都是基督徒。
要感激美国人的不只是遭受日本蹂躏的亚洲人，日本人也应该感激。否则，以他们当时选择的法西斯制度，结合日本的固有文化，不但无法走向民主，估计迟早会走向与全人类为敌，最终导致日本和它的文化的灭绝。是美国人的占领，在移植了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制度的同时，又保存了日本的传统文化与精神思想。
这是我在“靖国神社”与浅草寺时的思考，但我思考最多的不是日本，也不是日本的文化与制度，而是中国大陆。二战以日本失败与中国胜利告终，但六十多年了，我们至今深陷制度死结，迷失在文化之中。二战后，日本虽然被强加了一个民主制度，但文化却完好无损，我们正好相反，由自己的人建立一个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在建国头三十年里大面积的破坏甚至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与传统。制度被废了，一夜之间可以建一个新的；文化被摧毁了，几代人也无法恢复。
文化与传统是我们祖先传下来的，是经过几千年的沉淀而成的。遇到坏的制度，沉渣泛滥；遇到好的制度，焕发青春活力。东方文化与文明在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民主体制里得到了发扬光大。
杨恒均 2012－5－20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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