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30 November 2020

最新民调:66%台湾人认为未来10年中国不可能实现统一台湾

来源:
美国之音

在台海关系紧张加剧之际,台湾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有多达66.3%的台湾受访民众认为,未来10年中国大陆不可能实现与台湾统一,有1/3多的民众对大陆整体印象变差,变差的比例增加3个百分点。

台湾“远见杂志”周日(11月29日)晚上公布了该杂志在11月所做的最新民调结果。该杂志表示,美国总统大选大致底定,国际关系进入新常态,这次的年度台湾民心动向大调查针对的是台湾民众对经济以及两岸关系等方面的看法。

今年以来中国大陆对台湾威胁不断,军机频频进入台湾西南空域,飞越海峡中线等扰台举动已成家常便饭;两岸间对香港、台独等问题多次针锋相对,台湾民众还多次举行游行,声援香港的民主活动。

在这种氛围下的最新民调显示,有高达66.3%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大陆不可能在未来10年内实现与台湾统一。认为10年内大陆可能实现统一台湾的比例则为17.6%。

对大陆整体印象方面,有33.7%的受访民众感觉变差,与去年相比,变差的比例增加3个百分点,印象变好的比例比去年降低1.6个百分点,为24.3%。

这次调查还发现,台湾民众对统独的立场有所波动。“赞成台湾独立”的比例比去年的25.5%上升到29.8%;“赞成与大陆统一”的比例微幅上升到6.3%,“永远维持现状”占25.1%,为历年来新高。

如果把“先维持现状再看”与永远维持现状”的选项合并为“维持现状”,则“维持现状”的比例在五成以上,大大高于“赞成台湾独立”的比例。

不过,远见杂志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岸最近频繁摩擦,但反而有64.2%的台湾民众认为两岸应该增加互动,这个比例比去年增加0.6个百分点,只有21.1%的人认为两岸应该减少交流,这个比例比去年略有下降。

然而,今年10月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TEDS) 委托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所做的民调则显示,有63.4%的受访民众支持台湾“和平独立”,支持“战争独立”的受访者占44.2%,这两项数字都达到16年来的新高。

另一方面,“远见”的这次最新民调显示,有39.3%的受访者不看好台湾明年的总体经济,而有52.2%的人认为大陆经济比较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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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被指支持马杜罗破坏民主而被美国制裁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财政部周一(11月30日)宣布对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CEIEC)实施制裁,指责其支持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破坏民主的努力。财政部长姆努钦说,美国将“毫不犹豫”地打击世界各地任何压制人民民主意愿的人。国务卿蓬佩奥随后在声明中说,通过这一最新行动,美国重申致力于追究所有参与非法的马杜罗政权破坏民主努力的人的责任。

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家中国公司支持马杜罗政府“限制互联网服务并对政治对手进行数字监控和网络行动的努力”。

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声明中说:“美国将毫不犹豫地把任何帮助压制委内瑞拉人民和世界各地其他人的民主意愿的人作为打击目标。”

美国财政部和美国国务院都表示,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自2017年以来一直为马杜罗政府提供支持,并向委内瑞拉政府实体,包括国营电信提供商委内瑞拉国家电话公司(CANTV)提供软件、培训和技术专长。

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委内瑞拉国家电话公司控制委内瑞拉70%的互联网服务,并经常封锁在线独立报纸以及反对派成员的讲话。

“通过这一最新行动,美国重申致力于追究所有参与非法的马杜罗政权破坏民主努力的人的责任,”蓬佩奥说。

委内瑞拉和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目前还没有对美国采取的制裁做出回应。

华盛顿在马杜罗2018年被普遍认为存在欺诈的大选中连任后加大了对他的制裁和外交压力,并于2019年1月承认委内瑞拉政治家瓜伊多(Guaido)为这个欧佩克成员国的合法领导人。瓜伊多得到了五十多个国家的承认。2019年8月,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全面经济禁运”。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美国准备制裁任何支持马杜罗政权的人。马杜罗政府当时谴责美国的制裁是“严重侵略”,将导致“政治对话的失败”。

得到委内瑞拉军方以及俄罗斯、中国和古巴支持的马杜罗目前继续执政。

美国星期一采取的行动将冻结这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任何资产,并禁止美国人与它进行交易。

财政部还签发了一份许可证,授权在1月14日之前“逐步停止”与这家中国公司的交易。

蓬佩奥在声明中再次表示支持瓜伊多并暗示,美国不会承认马杜罗政权组织的任何选举的结果。

他说:“马杜罗竭力操纵民主进程应该使人毫无疑问,任何由这个非法政权组织的选举,包括12月6日的议会选举,都将是既不自由也不公平。我们与临时总统瓜伊多和多年来为恢复委内瑞拉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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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2020大选:高科技资本深度参与的数据政变

来源:
大纪元

2020美国大选是一场精心谋划的数据政变,堪称人类选举史上集各种舞弊手段之大成的经典教科书,暴露的不仅是美国政治的暗黑,还让美国引为骄傲的“软实力”陷入破产,让热爱这座民主灯塔的人们失望伤心。更重要的是,这场数据政变从多方面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在高科技时代缺乏足够的风险防范能力。这一点,宾州参议员Mastriano 11月27日在宾州议会的听证会上已经说得非常清楚:“50年前我们可以将人送上月球,但(今天)我们不能在费城和宾州举行可靠安全的大选,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绝对是设计好的,因为我们有这种技术,我们拥有令世界羡慕的隐形飞机,但我们却不能比阿富汗更好地举行大选。”

放任各州使用有安全隐患的Dominion系统

Dominion在11月3日晚创造的“拜登曲线”(Biden Curve)让世界深感震惊:美国民主党怎么可以这样操作选举机器,弃真实民意于不顾,为美国定制了一位总统?当我遍查各种资料,最后竟然发现:选举机器这一特点——其实是选举安全的缺陷,并非秘密。不仅美国选举委员会及相关专家早就知道,大选之后宣传Dominion系统是安全的几家主流媒体也曾报导过。

我在The Technology that Drives Government IT(GCN,一家提供技术评估、建议和案例研究,支持负责规范、评估和选择技术解决方案的公共部门IT经理的行业协会)上找到2019年1月和2020年1月的两篇文章,连标题都极为相似,一篇是《选举安全行为准则:是否太少太迟》(Voting security guidelines:Too little too late?FEB 28,2019);《选举机器安全:是否太少太迟?》(Voting machine security:Too little too late?Jan 10,2020),作者是同一个人,德里克·B·约翰逊(Derek B. Johnson)。这两篇时隔一年的文章讲的是同一件事情:2019年1月,美国选举委员会在关于选举机器安全性的听证会中指出,Dominion公司的机器安全标准仅涵盖投票系统的技术方面,未涉及可能对选举产生影响的网络安全。各州与会者指出,联邦选举委员会颁发了《自愿投票系统指南》,但不少州可能没有时间在2020年选举之前针对新标准测试其系统。密歇根大学教授兼选举安全专家亚历克斯·霍尔德曼(Alex Haldeman)在会上指出,更新后的标准“范围相对较弱”,不包括有关选举后审核和安全选举系统其它整体组成部分的指南。他要求立法者要求各州和投票机供应商遵守最低限度的可行安全法规,以作为联邦资助的条件。

2020年1月9日,全美选举委员会再次就选举机器的安全性开会,一些专家警告说,Dominion机器不利于有效的选民核实和选举后的审核程序。对公司的软件和硬件供应链也存在担忧,因为至少有一个主要的投票系统供应商从中国采购零件和组件。但各州官员表示,在大选之前来不及改正了。(这次会议的视频:2020 Election Security,https://c-span.org/video/?467976-1/2020-election-security)

也就是说,机器存在问题是肯定的,结合美国选举委员会2019年、2020年两次关于机器安全性能听证的结果,结论是:早就发现Dominion的安全有问题,而且就出在不能核查选民身份与不能事后审计这两点;中国提供部件也是事实。但美国多数州还是无视选举安全专家的警告采用了(据说不少州购买Dominion系统拿了回扣,乔治亚州长与国务卿就是一例)。

《纽约时报》、CNN在前几年都曾报导过美国选举机器系统出错的问题。远的不说,彭博社今年1月3日就发表过一篇《美国不会放弃易被入侵的无线投票机器》,这篇文章以密西根州的投票系统为重点,指出Dominion系统两个大问题:一是即使短暂连接到互联网,哪怕只有接一毫秒就足以通过系统传播恶意软件;二是地方政府将熟悉性、便利性和可访问性放置安全性之上,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系统操作,导致安全隐患。事实上,这次拜登曲线就出现在密西根州。这是不是故意留下的作弊后门,只要看民主党为此做的法律准备就知道了。

有件事情必须提一下,上述两次听证会召开之时,是11月7日向CNN声称大选没有舞弊的前任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艾伦·温特劳·布什在任,这位主席任由各州使用这些有安全隐患的机器并为作弊一方背书。现任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Trey Trainor今年7月中旬到任。

民主党立法者出于党派私利对选举法的修改

美国民主党这次作弊是经过长期精心准备。11月10日,华府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高级法律研究员、前联邦选举委员会成员、选举法专家斯帕科夫斯基(Hans von Spakovsky),接受了著名保守派主持人莱文(Mark Levin)的专访。他除了详述本次选举舞弊的具体操盘过程,并指出民主党为收割选票所作的准备:大选前,民主党及其代理人提起了几百个诉讼——这种针对选举法进行的密集诉讼前所未有,所有的诉讼都试图消除已有的缺席和邮寄选票的安全措施,如证人签名、签名对比,让本次选举陷入选举欺诈和选票收割的泥潭。11月12日,《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Kimberley A. Strassel在《2020美国大选中的收割选票》(Harvesting the 2020 Election,By Kimberley A. Strassel,Nov. 12,2020,)一文中,简述了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2019年公布的一份长达600页的法案House Resolution 1(H.R. 1),专门用于“选举改革”。其中一些立法旨在武器化竞选融资法,赋予民主党更多控制政治言论和恐吓反对者的权力,两大类内容:1.该法案将要求各州提早投票,必须允许选举日和在线选民注册,从而削弱了投票册的准确性。将使各州从政府数据库中自动注册选民,包括联邦福利受益人。高校被指定为选民登记中心,并且16岁的年轻人将提前两年进行投票登记。2.该法案要求“无过错”的缺席投票,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通过邮件投票。它设想了联邦缺席选票的预付邮资。这将削弱大多数州的选民身份证法。它保留了“选票收集”规则。该规则使有薪激进主义者可以在社区中四处徘徊,以提高缺席者的选票。

今年的疫情给了邮寄选票最好的借口。可以说,除了实施多年的传统舞弊手法,比如一人多次重复投票、幽灵投票、非公民投票、点票员改票、护理员受薪后在自己服务的养老院收割选票等之外,最大的舞弊发生于邮寄选票与电脑软件系统改票。

邮寄选票舞弊的类型有邮递员丢弃川普的选票,这已经有十余起邮递员被捕事例为证;邮局命令员工改票,比如宾州的邮寄选票截止日期是11月3日,邮局命令员工加班,将所有准备好的邮寄选票全改成11月2日的邮戳。宾州邮递员霍普金斯向“真相工程”的奥基夫举报了宾州邮政局长把迟到的邮寄选票的日期倒填回选举日的11月3日,霍普金斯因此受到联邦特工拉塞尔·斯特拉瑟的威胁,他的Twitter账户@titansfanjeff亦被特工关闭。

这类事件在主流媒体上见不到,但在Twitter上到处都是,美国的一些中小媒体也纷纷加入了揭露真相的行列。选举安全专家@RussRamsland已经对美国的选举机器进行了许多调查。在本节目中,他说,“我们开始意识到改变选举是件多么容易的事情,这次选举发生在选举日之前”。

目前,川普团队及美国一些NGO正在各地开展对选举舞弊的诉讼。由于对作弊看不下去,越来越多的人挺身而出揭露作弊,证据陆续浮出水面。

高科技资本对选举的黑灰色介入

美国大选历来都会有资本的介入,但这种介入只是体现在捐款上。2020大选有两点不同于以往,一是高科技资本取代了金融资本,成为介入的主力;二是这种介入不止于捐款,而是直接操盘,因此,这种介入是杠杆性的,标志着美国资本和权力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除阶段,高科技资本对权力的支配将成为美国的政治灾难,Dominion系统只是高科技介入美国选举的灾难之一。

早在几年前,我就指出过,美国民主党的社会基础构成发生极大变化,基本成了一个社会边缘化群体和科技、金融大佬结合、知识群体(60%左右)结合起来的一个党,其中不少社会主义者。今年美国大选展示了高科技资本有足够的能力从各个层面介入大选这一能力与愿望,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是做得最肆无忌惮的一位。根据托马斯·莫尔基金会(Thomas More Foundation)的“阿米斯塔德计划”(Amistad Project)在宾州中部提起的诉讼,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向市政当局提供资金,以违反州法律进行选举。堪萨斯州前检察长菲尔·克莱恩(Phill Kline)支持宾州的诉讼。他表示,“我们正在与扎克伯格进行斗争”,他(扎克伯格)正在利用CTCL(Centers for Tech and Civic Life,科技与公民生活中心),向数个摇摆州的左翼据点输送数亿美元资金以影响选举结果。克莱恩表示,选举私有化破坏了选举的诚信,有大量私人的资金涌入政府选举办公室,以影响和改变选举,其中包括费城,扎克伯格实际上还支付了选举法官薪水。

这一事实应该引起西方社会的警惕:高科技企业的优势一是资本,二是信息的传播与垄断权,Twitter、Facebook早就通过删帖、禁言限制保守派言论,放大左派言论的传播效应,对政治与言论自由的祸害远比传统的金融资本大得多。

本文分析的三点——2019年的H.R.1法案进行的选举法改革为民主党用各种方式收割选票进行了制度性的铺路准备;坚持使用被专家数度指出问题且使用中国供应商部件的选举机器为民主党在短时间内向拜登灌注选票;高科技大资本对选举进程的直接干预,都是美国过去未曾出现过的现象,美国也缺乏对这些破坏宪政之举的制度性防范。2020年大选的最终结果,将决定美国的命运,此刻情形,正如弗林将军11月26日在接受豪斯采访时所说,“美国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将决定它是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家生存还是变成一个无法辨认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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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忌:全民檢測自打嘴巴 安心上路刻舟求劍

20201130

第四波武漢肺炎爆發後,香港特區政府與港共保皇黨,不斷自相矛盾「互扯貓尾」;先有在九月以公帑搞「全民檢測」的特首,出來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指出「全民檢測」只能是「口號」,說明當初九月檢測那場政治騷,完全是無謂之極、浪費公帑行為;然後一眾土共,就繼續詐騙香港市民,把完全沒有作用,也不可能實現的全民檢測,不斷重複說謊一萬次,然後質疑政府為何不做云云。

事實就是當香港的政界,只餘下保皇黨與共產黨,兩者再次證明了沒有民主,就連民生都會不保。九月時,政府做出來的「口號式全民檢測」,自稱178萬人參加,成功找出了32個帶病毒陽性反應者,結果又如何?當時不少醫學界質疑成效,特首反過來質問專家「良心」;如今兩個月後,林鄭月娥終於「覺今是而昨非」,終於知道沒有全面封鎖全香港,即使「全民檢測」找出所有潛在的帶毒者,結果一解封就又會互相感染。

記得九月檢測過後,當時親政府人士不斷爭取的,就是中港通關,然後不斷開放免檢疫人士進出;政府當時還在發「旅遊氣泡」的大夢,甚至欺騙市民,說搞了檢測,就可以去外地旅行;這些港共人士不斷爭取解封,放寬限制措施,以至邊境拒不封關;這些免檢疫人士把病毒帶入境散播,於是成功爭取第四波疫情爆發了。

先爭取解封,令病毒可以「復活」;如今就再爭取全港封城,要求不顧一切亂搞全民檢測,甚至聲稱要搞「禁足令」;可以想像的,就是一旦特區政府真的荒謬得跟進「禁足令」,然後這些港共的無恥之徒,就會反過來爭取部份人士可以有特權,可以得到豁免;這種不斷兩面爭取,毫無邏輯的搖擺政策,正是香港在處理武漢肺炎時,即使多數市民自律,也仍然不斷被自私自利者破壞,而一爆再爆的真正原因。

香港市民心中希望的,就有如台灣政府做得到的一樣──先封關,令病毒無法入境;然後市民就可以在香港之內,有限度解除各種限制;然而港共想做到的,卻是另一件事──對他們而然言,最重要的是和中國大陸「通關」;為了通關可以不惜犧牲一切──包括香港人的生命安全,然後就用盡一切沒有用的方法,去欺騙大家有用,即包括一再檢測,或者甚麼健康碼,以至最沒有用,被笑作「安心上路」的「安心出行」手機程式。

古有成語刻舟求劍,今有港共「安心上路」,就是當病毒已經四處擴散之後,才在事後想「追回」病毒散播的途徑──病發後遲了十四天,找得到又如何?結果還不是又要經濟停頓?然後又要爭吵說要「封城」?邊防大開中門,任由病毒透過免檢疫人士進港,就爭取減少市民生活限制,然後大爆發又來全面封鎖,又有何用?可以想像的是,這種病毒疫情大爆發,只會繼續發生。


——RFA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0/11/blog-post_900.html


作為德國人的我為何與香港人並肩作戰

我永不忘 2018 年五月份在武漢的那一天:被搶手機、被逮捕,被中國警察在派出所關押好幾個小時。我當時一個人,沒人知道我在哪裡 — 我在想:警察會對我做什麼?我當時跟著中國人權律師藺其磊去看守所見他的當事人:一位被終身監禁的異見者。

律師進看守所後,我就在外面被警察帶走了。這個感覺我不會忘記,更難忘的是不同維權律師受迫害的經歷、律師親戚的痛苦,以及律師的孩子不能上學的故事。另一位律師跟我說他在監獄被私酷刑的遭遇—即被毆打、被逼坐直不動好幾個小時,連睡覺都不被允許。

幾年前的香港還不是這樣,以前的香港是自由的、法治的和文明的。

我在 2018 年被中國大陸驅逐出境後就逃到香港,在香港大學繼續讀書。我還清楚記得當時的香港還是一片自由的土地。上課時可以自由討論中國政治,不會像在清華大學般被同學向學院領導舉報;採訪的時候什麼問題都能問,不會有警察來搶相機;出門的時候什麼都不會發生,亦不用擔心會被國保跟蹤或被攝像頭監控。

我很想念這個香港。2019 年 6 月,有一百萬港人上街遊行,當時的我站在維多利亞公園附近的一條街上。記得當時人山人海,大家都在舉標語、喊口號:「香港人加油!」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人在這麼小的地方。遊行前幾個月,我沒想過港人會再一次告訴北京,告訴中共:你們剝奪不了我們的自由;亦沒有人想過會有這麼大規模的社運。看到港人上街讓我感到樂觀,當時我在想:這一次香港人肯定會贏的,民主肯定會來的。

但我錯了,我們在這一場戰爭中輸了、我們那些主張人權、主張民主的夥伴輸了。

那麼,我為何還繼續為香港人站起來?這個有短期、中期、及長期目標。

短期來說,我認為國際社會發聲對香港有用:譬如制裁中國及香港官員有可能迫使中國及香港當局不會那麼嚴厲地實施港版《國安法》。即使「犯了」國安法,犯事者可能不會被判入獄多年,當局可能不會逮捕那麼多人,亦不會向港人私酷刑。

中期來說,我認為這對台灣有利:通過制裁等方式明確告訴中共,你們在香港也開始剝奪港人的最基本權利,這是我們的底線!希望能就此避免台灣成為下一個香港。

長期來說,我還是樂觀的:雖然這幾天天看上去很黑,但會有第二天,會有更美好的未來。誠如梁天琦所說:黎明前嘅黑暗,係至撚黑暗!我們還年輕,習近平老了,我們還會體驗到一個民主的中國,一個民主的香港。我非常肯定。1989 年也沒有人預料到柏林牆會倒塌,但是還是倒了。

我們一起往這個目標努力會有一天讓這個夢想實現的。

中國人、香港人、台灣人、主張人權的人:我們都站在一起肯定會成功的!



from 立場新聞 Stand News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4%BD%9C%E7%82%BA%E5%BE%B7%E5%9C%8B%E4%BA%BA%E7%9A%84%E6%88%91%E7%82%BA%E4%BD%95%E8%88%87%E9%A6%99%E6%B8%AF%E4%BA%BA%E4%B8%A6%E8%82%A9%E4%BD%9C%E6%88%B0/


赵立坚推特发假照片 澳总理批行径可耻促北京道歉

来源:
自由亚洲

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再陷低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发文贴出一张澳大利亚士兵,持刀架在一名被指是阿富汗儿童颈上的图片,斥责澳大利亚军队残酷对待阿富汗人。照片被揭是中国战狼艺术家创作的宣传品,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形容中国官方行径可耻,要求北京道歉。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反驳指,“阿富汗人命也是命”,称澳大利亚政府应向阿富汗人民道歉。

澳大利亚和中国新一轮外交风波,源自赵立坚周一(30日)在推特贴出一幅假图片。赵立坚在推特图文并茂写道:“澳大利亚军杀害阿富汗平民和囚犯令人震惊。我们强烈谴责这种行径,并要求他们承担责任。”赵立坚所贴的图,描绘一名特种部队士兵刀割他声称是阿富汗小童的颈,刀上染血,小童的头被澳大利亚国旗包裹,图配上“别害怕我们会为你带来和平”的文字。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批评中国官方发布假图片,做法“相当令人反感”,澳大利亚已要求北京当局道歉。莫里森表示已要求推特删除赵立坚帐号上的假图片,并对记者形容中国官员做法“令人震惊,没有任何借口可以合理化这种行径”,批评北京应为这则贴文感到蒙羞。

莫里森对记者表示,赵立坚的行径极其可耻,他说“图片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是真实的,中国政府应当对贴文感到羞愧。”莫里森又认为中国这样做法,不但诋毁澳大利亚军人,更会令其在国际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渺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一回应记者时,指斥澳大利亚政府才应该“感到羞愧”,声言“阿富汗人民的命也是命”。华春莹与赵立坚对澳大利亚的批评是源自澳大利亚国防军上周发表报告。其中称,有19名现役或前特种部队士兵因在2009年至2013年间,在阿富汗杀害39名囚犯、农民和平民而被调查。

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总监舒比里茨对本台说,世界得以知悉39名阿富汗人非法被杀,是因为澳大利亚当局花了4年半时间作法证调查,并公布480页的报告,令涉及杀害阿富汗平民和囚犯的澳大利亚军方人员,面对法律制裁。舒比里兹又表示,要承担责任的应该是北京,“因为北京并没有像澳大利亚一样的处理方式,承认和面对在新疆和香港问题上犯下的错误,例如滥权。”他又表示,尤其在新疆,“全球透过逃出禁闭营人民的口述和外泄的档案,以及卫星图像,得知中国的威权政府于新疆的种种行径。”

至于赵立坚这次对澳大利亚的“战狼”举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华认为中国对外回应澳洲对北京过往的指责,对内巩固民族主义情绪,令国民支持政权。

傅景华说:中国官方的目标对外,潜台词是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持绩紧张,由早前澳大利亚要求世卫调查中国在疫情的角色,到最近澳大利亚都高调回应与中国有关的事件。两国在外交上都有回应对方,尤其是部分回应是针对中国,尤其是中国的人权问题,似乎这次中国趁机(澳军杀害阿富汗平民事件),作出回应。赵立坚引用澳洲传媒,中国明显顺势向其他国家施压,是过往两国关系的延续。对内亦有关,过去不少事件,外交官员向外采强敢姿态,中国国内会得到不少正面回应,人民支持国家用强硬态度回应,尤见于网络,可显示巩固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赵立坚的推特是用英文转发,对象应是澳大利亚和英语世界,但傅景华认为中国单用推特影响外国国民对本国的认知,影响不大。

傅景华说:中国利用推特户口作外宣,其实互动很少,海外上对民众的影响有限,覆盖断不会比澳大利亚的传媒和推特的覆盖多,影响是否大呢?这次风波澳洲也有报道,中国的做法只是令外国在外交上尴尬,但究竟会否令民众改变对政府的态度?还是会激化外国国民对中国产生更多不满?这也不奇。

赵立坚贴出的漫画由自称“战狼画手”的“乌合麒麟”创作,“乌合麒麟”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有绘制图片,宣扬中共对反修例人士的强硬态度,又在美国大选期间以画作讽刺总统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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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范國瀚非法集會案:一張笑臉紙牌引起的刑事訴訟

對於常人來說,這大概只是一張笑臉圖,世界上數以億計的人每天在網絡世界使用這個表情符號,以表達自己心情愉快。

在新加坡,它的意義遠非這麼簡單。有人因為這幅圖而被告上法庭,面臨數以萬元計的罰款。

也有人冒著風險,用這樣的笑臉一浪接一浪地聲援這位同胞。

在新加坡這個世上數一數二的富有、先進國家裏,這張笑臉為何會讓當局勃然大怒?

一張笑臉如何得罪人?

似乎問題核心不在笑臉本身,而是誰展示這張笑臉。

40歲的范國瀚(Jolovan Wham)是一位民權活動人士。他近年在新加坡成功引起民眾對言論自由的關注——也許他本人會形容是引起大家對新加坡缺乏言論自由的關注。

范國瀚惹惱政府的事情舉不勝舉,這張照片只是最新一起事件而已。

去年,他因為在2016年邀請香港知名活動人士黃之鋒參加Skype會議而被判罪。

另一次,他為一名因販運毒品遭處決的馬來西亞人舉行燭光晚會,又在地鐵上靜默抗議,使他被當局緊盯。

只要看過泰國與香港的街頭抗議,新加坡的這些事情也許實在微不足道。但新加坡在公眾集會方面有極其嚴格的規定,言論自由與媒體自由也被嚴密限制。

任何有倡議或表達立場的公共集會都須取得警察凖證。新加坡政府一直堅持有必要實施這些公眾集會法令,以維持治安。

但范國瀚很少會去申請許可證,結果,那場Skype會議、燭光悼念晚會和地鐵示威已經讓他麻煩纏身,更別說3月拍的這張手舉笑臉的照片了。
何必要自找麻煩?

從一開始,范國瀚就抗辯說那不是抗議活動。11月23日到法院應訊時,他否認一項非法公眾集會罪。

他聲稱今年3月,有兩名氣候變化活動人士被警察傳召問話,他只是要表達對兩人的支持。

兩人中,20歲男學生阮一明(Nguyen Nhat Minh;音譯)在范國瀚拍照的同一位置展示一張標語:「SG(新加坡)比石油好」,另有一名18歲女學生在美國石油業巨頭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的新加坡辦事處外,展示一面促請應對氣候變化的標語。

他們的行為與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有相似之處。這位瑞典少女作為活動人士長期為氣候變化進行靜默抗議,其堅毅受到國際社會推崇。

這兩人最終被警察問話並沒收手機,范國瀚譴責警方違反新加坡對保障言論的承諾。

范國瀚堅持那張照片並非抗議,但警方的看法不一樣。

警方就范國瀚的控罪發表聲明說:「演說者角落是讓新加坡人就其關注事務表達意見的正確場所,也是讓新加坡人民無須凖證就能集會的地方,但須遵守一定條件。」

於2000年成立的芳林公園「演說者角落」(The Speakers' Corner)籠統地參考了倫敦海德公園(Hyde Park)的模式。該處目前因為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的管制措施而關閉,迄今為止新加坡嚴密的防疫措施大致成功有效。

這個演說者角落是該國唯一一個能合法示威的地點。據政府網站介紹,光是發表演說就先得向國家公園局申請,演說不得引起種族或宗教仇恨,必須以英語、馬來語、淡米爾語或華語(中文)發言,不能展示含不良內容物品。不符以上各項,或者是要舉行公眾集會,則須進一步向警察部隊申請許可證,且集會只許新加坡公民與永久居民參加,外國人參與即屬違法。

范國瀚這次一旦被判有罪,范國瀚將面臨最高5000新元(3700美元)罰款。他目前也因為2018年另一起法非法集會嫌疑而被起訴。

民權活動人士范國瀚

范國瀚已經坐過兩次牢。

今年3月,他因為此前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比較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司法體系,被判犯有藐視法庭罪,被判罰款5000新元,但他選擇以刑抵債,坐牢一周。

2019年2月,因為黃之鋒會議案被判非法主辦集會罪成立,罰款2000新元,今年8月上訴被駁回,他同樣選擇以刑抵債,坐牢10天。

根據新加坡《刑事訴訟法》(Criminal Procedure Code),沒能繳付法庭罰款,而其罪行本身不能判處監禁者,則法官可判處最多六個月監禁抵債。

范國瀚說,這樣做值得。

范國瀚接受BBC採訪時說:「新加坡想要把自己打扮成開放的國際化大都會,但現實不是這樣的。它只是外觀上先進,但高度不容忍人民表達自我。」

兩年前,當地藝術家西南巴萊(Seelan Palay)一場表演被視為一人示威,違反《公共秩序法》,被判囚兩周。當時他一個人舉著一面鏡子,走向國會大廈,紀念新加坡被囚最久政治犯謝太寶(Chia Thye Poh)。

另一邊廂,范國瀚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持。他接到200人給他發來笑臉圖,甚至有人把自己的笑臉圖具名發表,上面註明「#smileinsolidarity」(以微笑表達支持)標籤。

一些人怕被追究刑責,發佈笑臉圖時沒有公開身份。他說:「我收到很多支持我的信息,但人們害怕表達自己,都給我發私訊。」

范國瀚說,也有人是來批評他的所作所為。但他不認為這代表新加坡人都滿足於現狀,「也有人不滿這些法律。」

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亞洲區副主任費爾·羅柏森(Phil Robertson)說,范國瀚所受的檢控「荒謬」。

羅柏森說:「新加坡政府得成長起來,認識到自己需要來一場全國對話,了解大家在21世紀的所需、所想。這包括尊重人民的公民與政治權利。」

報道:Preeti Jha



from BBC中文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097770


Sunday 29 November 2020

香港報紙檔百年變遷,革命黨人、消失的「禁書」和《國安法》下的恐懼

過去100餘年,要獲取新聞信息,其中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到報攤買報紙。中國大陸有報攤與報刊亭之分,台灣會把這種路邊攤稱為「書報攤」,香港和澳門一般俗稱「報紙檔」。

如今人手一部智能手機,瀏覽新聞信息易如動動指尖,報紙檔漸漸成為夕陽行業。但百年來,香港報紙檔有其獨特一面,你能在這裏找到報紙雜誌,也能找到有關中國官場各種八卦的「禁書」,同時也有裝瓶水等其它物品展賣。

它們的遭遇也與新聞自由度波動密不可分。隨著中共加緊對香港的控制,「禁書」在消失,整個行業在萎縮。在《香港國安法》給媒體行業帶來新挑戰的今天,重溫香港報紙檔的歷史更顯彌足珍貴。

BBC記者蔡曉穎給你介紹香港報紙檔的故事。

促銷催生報紙檔

在香港,報紙最初不做公開銷售,而是透過訂閲、派報來發行。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莊玉惜博士著有《街邊有檔報紙檔》一書。她指出,香港第一個報紙檔在1904年誕生,當時是英文《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為了擴大讀者群的一個營銷策略,希望能把報紙送到外國僑民和遊客的手上。

這個報紙檔設在太平山山腰的山頂纜車紅棉道總站附近,相鄰的中半山區在英國殖民早期是外籍富戶街區,華人是不能在此居住的。

值得注意的是,《南華早報》創辦人之一謝纘泰是個革命黨人,辦報的目的就是要支援顛覆滿清皇朝的革命事業,而最終清朝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被推翻。

從造型精美的地標到「就地取材」的街邊攤

莊玉惜博士在其著作中介紹,香港最初的四個報紙檔都是由《南華早報》設立,目前有考證的是中環卜公碼頭(Blake Pier)的一座。是《南早》在香港設立的第三個報紙檔。

卜公碼頭曾是香港門戶,是無數英中政要入境、登岸之地。1923年2月20日,孫中山先生作為中華民國廣州政府非常大總統回訪母校香港大學也是從這裏登岸並受到群眾歡迎。如今海岸線已因填海兩度北移,原址成為一個大路口,原有碼頭建築則南遷至赤柱。

莊玉惜的研究結果顯示,第一代卜公碼頭報紙檔呈八角形,木製,高8英尺(2.44米),長和寬約5英尺(1.52米),算是一個有頂篷的桌面,供擺放報紙,其結構堅固。 1906年9月18日丙午颱風致全港1.5萬人死亡,碼頭頂篷盡毀,但這一座報紙檔卻屹立不倒。

1909年,港英政府批准《南早》改建報紙檔,升級版更像現代報亭,報販可在檔內營業。相比之下,其他領有凖證的報販都只能穿梭街巷叫賣。

報紙檔的設立讓《南早》銷售顯著增長,此後開始向中環鬧市擴展。但報社所辦報紙檔的建造成本是其他報販無法負擔之高。而適逢1935年港府修法允許路邊樓房建設騎樓(華南上居下鋪型店屋把上層橫跨人行道而建,整排店屋連通而形成的地面廊道,常見於兩廣、福建、台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業主爭相改建,人行道變得有瓦遮頭,繼而陸續有報販佔據騎樓底下的有利位置,搭建簡陋攤位擺賣,免去沿街叫賣之苦。

二次大戰日軍投降後,百業恢復,報販瞄凖茶樓門口、商店櫥窗邊、巴士站旁等空間就地取材搭建簡易報紙檔,包括用「蘋果箱」(水果攤丟棄的紙箱)、紙皮(攤平了的紙箱)和木板等。報紙檔就這樣成為香港的一景。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退休系主任梁天偉教授數年前出版的《數風流人物——香港報人口述歷史》中有一篇與香港資深報人,前《天天日報》社長韋基舜的對談。韋基舜提到,位處茶樓門口的報紙檔曾有「租報紙」服務,甚至出租寫真集。

韋基舜說:「喝茶時八至十個人一桌,大家一起傳閲同一本寫真,看完就還給報販,不帶回家。報販也喜歡這種模式,因為賣一本只能賺一次錢,每一次租完可以『回尾』!」

已故香港民間典故專家,電影學者吳昊博士的社交媒體紀念頁面也有這樣的記載:1960年代,報紙每份售價1毫(1港角;0.1港元),報販拆賬得收入3仙(3港分;0.03港元);租報紙每份每次「斗零」(5港分;0.05港元),收回可再出租。按當時物價資料,租報紙一次價錢,恰巧能買一碗白粥或一根油條。

2020年,香港各中英文報章售價每份8港元(1.03美元;6.79元人民幣)至12港元不等,連鎖粥店白粥一碗11港元。

「回尾」又稱「回紙」,在香港出版界裏指把賣剩的報紙、雜誌退回發行商或報社。不過據莊玉惜著作所言,直到1995年《蘋果日報》創刊前,報紙不設回紙。梁天偉對韋基舜的訪談也沒進一步解釋其他出版物是否有不同的回尾制度。

但莊玉惜還提到另外兩種競爭手段,能說明報紙檔曾經有多興旺。

同樣在茶樓門口,報販允許茶客「讀一份,換一份」,1967年10月港九報販總工會通過改制,顧客得先付款買下一份報紙,之後可以補5港分換另一份報紙,宗旨依然是以優惠價格讀兩份報紙,帶走一份。

更有名的是1970年代出現的「拍拖報」,每天下午2時過後,以一份暢銷大報與一份銷量較差報紙配搭出售把剩餘報紙賣掉。這樣的安排直到最近十多年才隨著報業萎縮,報紙檔衰落而式微。莊玉惜稱報紙配對原則之一是相同立場報章捆綁,但也有其他本地媒體專題報道稱是立場相反者捆綁,例如讓中共控制的《大公報》與親國民黨的《華僑日報》「拍拖」。

中共建政後, 香港報業百花齊放

1949年中共建政後,大量不願接受中共統治的人逃離大陸,南下香港。香港報業公會曾在其紀念刊指出,讀報章是當時普羅大眾下班歸家之後的重要娛樂消遣方式。而與此同時,香港也被視為各黨派對外宣傳的輿論基地,紛紛在港辦報,讓香港媒體的地位與日俱增。與此同時,英國殖民政府對媒體的管控略較鄰近地區寬鬆,香港漸漸成為華文地區最自由的地方,這從報紙檔繁榮發展可見一斑。

二次大戰後,《星島日報》、《華僑日報》和《工商日報》為香港三大中文報章。其中,《星島日報》屬緬甸華僑胡文虎主辦東南亞」星「字頭報系,《華僑日報》由前《南華早報》員工岑維休創辦,《工商日報》屬富商何東家族所有。在同一時間,《星島日報》報系也創辦了《英文虎報》(Hong Kong Standard;今稱The Standard)。戰前創辦的《成報》也恢復出版。

梁天偉教授的著作指出,《星島》、《華僑》、《工商》與英文《南華早報》和《德臣西報》(China Mail)均屬於親國民黨陣營。為了爭奪輿論陣地,中共與國民黨也分別在港自主辦報。其中,中共主辦《大公報》、文匯報》與《香港商報》,國民黨則主辦《香港時報》。

《華僑日報》每年出版《香港年鑒》,與港府官方《香港年報》分庭抗禮,是記載當代香港歷史非常重要的典籍。據《香港年鑒》記載,1950年代,香港有30餘份新辦報紙。《明報》就是在1959年創立。

踏入1960年代,《成報》成為香港銷量第一中文報紙,《文匯報》前副總經理周奕對梁天偉教授說,當時的報人以「印銀紙的」(印鈔票的)來形容《成報》的賺錢能力。但同期創刊的《天天日報》和《東方日報》漸漸挑戰著《成報》地位。

據香港報業公會刊物記載,1960年代也是晚報的黃金時期。《星島》、《華僑》、《工商》、《明報》均辦有晚報,還有中共陣營主辦的《新晚報》。同期,集中談論香港賽馬與澳門賽狗的「馬經」、「狗經」盛行,有既有報章加設相關版面,也有單獨發行。報道影藝消息的大報娛樂版以至於單獨發行的娛樂日報也在此時面世。

1966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香港左派在1967年發起反英動亂,歷時八個月,最終被港英政府連同駐港英軍鎮壓。香港報業公會指出,「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銳意培養以香港為本位的力量,此時政治中立報章開始出現,股票市場、黃金市場行情等財經新聞崛起。

1980至1990年代是香港報業發展的黃金時期,報道重點也從中國大陸政治轉移到本地事務之上。隨著中英兩國開始談判1997年以後的香港前途問題,香港人日益關心這座城市的未來。

1990年代,香港共有2500個報紙檔,境內中文日報18份,英文日報兩份。香港報販協會副主席林長富介紹,最繁忙的報紙檔每天出售1000份報紙。

林長富說:「每份報紙都有它的個性,當時市場龐大,大小報章各有所長,各有生存空間。」

報紙檔不光賣報紙,還出售各種雜誌,本地漫畫,和很受女性與年青人歡迎的日本漫畫。

進入1980年代,隨著中英兩國談判香港前途,政治報道需求增加。 但廣播電台與電視的蓬勃發展,使報紙尤其是晚報的消遣功能減弱。包括《工商》報系在內的多份報章在此時停刊。

《大公報》記者張矛認為,1972年香港紅磡海底隧道通車,1980年地下鐵路尖沙咀至中環段通車,改變九龍半島與香港島之間的交通格局,也是導致晚報衰亡的原因,因為通勤模式改變,原本每年2億人次的渡海小輪服務萎縮,再也沒有這樣的景象了:人們放工後湧向碼頭途中在報紙檔買上一份晚報,在乘船橫渡維多利亞港的10至20餘分鐘期間讀報。

時移世易

1995年6月20日,成衣商人黎智英創辦《蘋果日報》,當時中文報章協同定價每份5港元,但黎智英把《蘋果》用優惠券方式變相減價至2港元一份,引發《東方日報》、《成報》、《天天日報》等先後加入價格戰。

香港報業公會會刊記載,當年業界形容這是一場「割喉之戰」,導致多份報章、周刊接連停辦。這包括《華僑日報》、《星島晚報》、《新晚報》和《香港時報》。

此後一段時間,《東方日報》與《蘋果日報》一直佔據香港報紙銷量榜前兩名。

林長富說:「那時候《蘋果日報》手法很另類。它的排版跟傳統報紙不一樣,更像是外國的小報。遣詞用字充滿色彩。這些都讓讀者覺得新鮮。」

《蘋果日報》的出現也給報紙檔帶來了新氣象——創刊首日售出高達22萬份,被廣泛認為改變了香港報業格局。但《蘋果日報》此後爭議不斷,被批評報道煽情和濫用「狗仔隊」跟蹤採訪對象。

沒多久,報紙檔似乎迎來了厄運。2000年代初,免費報章登陸香港,到2010年已變得相當普遍,直接衝擊著報紙檔的盈利。

1990年代以來,《星島》報系一直經營著專門報道社區新聞的《地區星報》,每周免費派發。

2002年4月15日,瑞典《都市日報》(Metro)首發香港版,在地下鐵路車站派發,成為香港首份免費日報。隨著港府落實地鐵與九廣鐵路合併成港鐵公司,《都市日報》發行網絡擴大。

免費報紙熱潮興起後,《星島》報系於2005年發行《頭條日報》,2007年把《英文虎報》從收費改成免費;知名房地產中介施永青2005年獨資創辦《am730》,《香港經濟日報》報系2011年創辦《晴報》和2011年壹傳媒《爽報》香港版。2012年《新晚報》以免費報身份重新出版。

但這股熱潮並沒持續太久。香港《爽報》於2013年10月停刊;《新晚報》2014年3月再次結業;香港《都市日報》自2013年7月起數度轉手,2019年12月紙本停刊,網站經歷一輪混亂後,於2020年6月恢復網站與社交媒體運作,但只刊登簡訊與短專欄。

跟這場潮流好像不太相關的《地區星報》輾轉被改成《星島日報地區報》,且從周報變成月報,2018年8月最後一次出版。

目前香港免費報市場只剩《頭條日報》、《英文虎報》、《am730》、《晴報》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2018年起出版的《香港仔》。其中,《am730》是唯一一份不屬於任何報系的免費報紙。

緊接就是數碼媒體崛起,進一步讓報紙檔黯然失色。

香港中文大學2020年的一項調查指出,超過70%香港人透過智能手機應用程序來接收新聞信息。傳統報章經營日趨艱難,立場新聞、英文香港自由新聞(Hong Kong Free Press)等「獨立網媒」直接跳過了紙本出版。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則相信,獨立網媒崛起不單純是科技使然,而是對媒體自我審查的直接回應。楊健興在香港媒體界為人熟悉的另一個身份是前任《南華早報》資深編輯,如今他也是網媒從業員,在眾新聞擔任主筆。

他說:「特區成立早年,我們還能看到比較平均的媒體格局,所謂的親建制媒體和親民主派媒體均有存在。」

但楊健興指出,如今許多主流媒體機構的擁有人都在中國大陸經營著一些生意,主流媒體其後日趨親政府和親北京,「這局部說明了為何獨立網絡媒體與公民媒體相繼冒起,因為他們(讀者)不相信他們從主流媒體讀到的信息」。


香港記協每年發表《言論自由年報》。2017年的年報已指出,把廣播電視媒體一同計算,香港35%媒體機構由親北京「紅色資本」控制或大額持有股份,其中就包括了首創報紙檔的《南華早報》。由馬來西亞「亞洲糖王」郭鶴年家族於2016年將報紙轉售於中國網購巨頭阿里巴巴,當時阿里巴巴由創辦人馬雲控制。

《南華早報》因刊登中國維權律師李和平助理「考拉」趙威的「認罪專訪」受到質疑。 2018年再刊登銅鑼灣書店事件主角之一桂敏海的同類訪問,再使其立場受到質疑。已被親北京商人收購的《星島日報》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中也先後獨家刊登了股東李波下落的信函宣佈放棄英國國籍的專訪,同樣成為外界質疑其立場的理由之一。

香港民意研究所(HKPORI),也即前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HKUPOP)進行多年的「市民對新聞傳媒的評價」調查顯示,以互聯網作為主要新聞來源的香港市民比例,從2000年10月的12.3%,增至2020年10月的70.4%。楊健興為香港民研分析最新調查結果時指出,年輕一代普遍認為主流媒體已經「歸邊」,不予信任。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市民對傳媒公信力的評分」追蹤調查2019年8月的調查結果進一步印證了楊健興的說法。據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撰文介紹,電子媒體(廣播電視)與報紙所得評分下跌,網絡媒體與社交媒體的公信力評分上升。調查正值反對《逃犯條例》示威爆發兩個月之際,許多以直播為主要傳播途徑的新網媒與學生媒體活躍於警民衝突現場,甚至拍下得到國際通訊社採用的關鍵片段。

而偏偏報紙檔的下一個大商機也是來自於新聞審查。

被打壓的經營模式

張德榮在遊客密集的九龍尖沙咀經營報紙檔,那是他的家族生意。他是最先開始出售大陸「禁書」的的報紙檔之一,這些書籍談的都是官員貪污腐敗、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以至於中國領導人私生活等事情。

買家幾乎都是中國大陸遊客,但這類業務真正熱鬧起來,要算是2003年大陸遊客赴港自由行實行之後。

張德榮說:「高峰時我每個月能賣1000到2000本。」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因妻子谷開來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事件曝光而落馬時,這些「禁書」更是洛陽紙貴。

他說:「那些從大陸開車來香港的買得最多。我們有時候把20、30本書裝紙箱去,送去酒店給他們。我們甚至把書送到深圳去。」

多年來, 這些「禁書」從香港瞞著海關流入中國大陸是個公開的秘密。直到2015年,五名銅鑼灣書店職員失蹤前,大家感受不到北京的手抓得有多緊。

其中一位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林榮基後來召開新聞發佈會,曝光自己曾被中國執法人員扣壓,與外界失去聯繫,24小時遭監視。

6月30日深夜生效的《香港國安法》可謂致命一擊。張德榮說:「這種政治書籍再也沒有人出版了,書商甚至從報紙檔把存貨都召回了。」

「我們也不想再賣了。不然得坐牢啊!」

 掙扎求存

據香港立法會2019年初會議紀錄,香港目前只剩390個報紙檔。

2020年8月,國安警察逮捕黎智英並搜查《蘋果日報》報社,曾讓報紙檔出現「小陽春」。事發翌日凌晨,支持者開始排隊購買《蘋果日報》表達對黎智英和壹傳媒的支持,甚至有人買上一疊報紙四處派發。

但這只是曇花一現,不足以延緩報紙檔的衰落。

林長富指出,煙草如今佔報紙檔營業額的70%,報紙只佔不到10%。

他向政府請願多年,要求准許報紙檔售賣手機充電器、纜線,還有飲品等。他相信報紙檔也可以裝上電子屏幕,進化成遊客諮詢台。

莊玉惜博士說:「要是報紙檔從香港消失,那會是一大憾事。」

「報紙檔是香港街頭風景線的一部分,有人覺得報紙檔都很凌亂,但其實亂中有序。這也是讓香港與眾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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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報道:葉靖斯


from  BBC中文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4914130


中国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规模相当三个三峡 引周边国家关注

来源:
自由亚洲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董事长晏志勇近日证实,中国将实施“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预计发电量将超过世界规模最大的三峡电站。但这项计划可能再挑起雅鲁藏布江流域周边国家的敏感神经。

据中国能源报报导,晏志勇近日出席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时提到,中共党中央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实施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

他还强调“实施”二字,证实这项开发案已敲定,并称这是一项“国家安全工程”,包含水资源及中国的国土安全等。

晏志勇表示,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水能源,理论蕴藏量近8000万瓩。其中,下游的“大拐弯地区”在5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形成2000公尺的落差,汇集近7000万瓩的技术可开发资源,规模超过3个三峡电站(装机容量2250万瓩)。

他并称,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近6000万瓩水电开发后,每年可提供近3000亿度低碳电力;水电站运作后,也可为西藏自治区带来人民币200亿元以上的财政收入。

晏志勇还宣称,这是一项“国际合作”工程,将使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更加畅通。

据公开资料,雅鲁藏布江是中国坡度最陡的大河,台湾中央社的消息说,流域包含中印主权争议的边境地带,也就是中国声称的“藏南地区”。此外,中印两国也曾就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水文资料共享、修建水坝等议题发生争执。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11/%E4%B8%AD%E5%9B%BD%E9%9B%85%E9%B2%81%E8%97%8F%E5%B8%83%E6%B1%9F%E4%B8%8B%E6%B8%B8%E6%B0%B4%E7%94%B5%E5%BC%80%E5%8F%91%E8%A7%84%E6%A8%A1%E7%9B%B8%E5%BD%93%E4%B8%89%E4%B8%AA%E4%B8%89%E5%B3%A1%7C%E5%BC%95%E5%91%A8%E8%BE%B9%E5%9B%BD%E5%AE%B6%E5%85%B3%E6%B3%A8.html


中国巨额关税或导致大量澳洲小型酒商倒闭

来源:
SBS中文

澳大利亚葡萄及红酒协会(Australian Grape and Wine)首席执行官Tony Battaglene说,中国宣布的巨额关税让该产业从业者措手不及,“深感震惊”。

他说,大约1400家完全依赖中国市场的小型葡萄酒厂有可能面临倒闭。

根据澳中自贸协定,在昨天最高达212%的关税实施之前,澳大利亚红酒可以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

“有这种关税的话,澳大利亚酒商很难去竞争,”Battaglene说。

“中国葡萄酒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他们有来自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南美的产品。”

“我们靠着和中国进口商和消费者的良好关系取得了不错的市场份额,但加上关税后的价格会让我们很难维持。”

中国是澳大利亚葡萄酒的最大买家。

澳大利亚每年对中国出口价值约12亿澳元的葡萄酒,占葡萄酒总出口额的三分之一。

根据中国近日宣布的反倾销措施,两升以下的葡萄酒将面临巨额关税,金额从107%至212%不等。

配合中国反倾销调查的公司则可缴纳较低关税,约在160%至170%之间。

Battaglene说,澳大利亚通过倾销廉价葡萄酒损害中国葡萄酒行业的说法“不可能”成立。

“目前我正在读那份80页的初步调查报告,里边全都是漏洞,”他说。

“我真的不觉得有任何技术上的理由或者道理来指控澳大利亚对中国倾销葡萄酒。”

“如果真有什么的话,那也只能是我们卖得更贵。”

部分对于中国的行动有所预期的葡萄酒生产商已经开始努力开拓其他市场。

猎人谷的红酒生产者Bruce Tyrrell有10%的产品都出口去中国。当中国于今年早些时候刚刚开始对澳洲红酒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他就把目光转向了其他亚洲市场。

“没有别的选择。当时我就觉得很明显中国会用某种形式来阻止我们出口到中国,我们在中国的销量肯定是会下降的,”Tyrrell说。

“我不觉得短期内(中国对澳洲葡萄酒)会有市场。澳大利亚(葡萄酒)在这个市场已经失去了竞争力,我们必须把精力放在其他地方。”

Tyrrell表示,如果算上212%的关税,他的产品将无法在这个市场中生存。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11/%E4%B8%AD%E5%9B%BD%E5%B7%A8%E9%A2%9D%E5%85%B3%E7%A8%8E%E6%88%96%E5%AF%BC%E8%87%B4%E5%A4%A7%E9%87%8F%E6%BE%B3%E6%B4%B2%E5%B0%8F%E5%9E%8B%E9%85%92%E5%95%86%E5%80%92%E9%97%AD.html


港府调查:境外公司驻港数目十年来首跌 英美公司跌幅最大

来源:
法广

港府数字显示,境外母公司的驻港公司数目今年只有9025间,比去年略少15间,跌幅轻微,但却是十年来首次下跌;若撇除中资公司大举进驻,外资在港机构一年内大减202间,跌幅增至2.7%。另有4%的境外公司表示有意在未来三年从香港撤资,较去年增加一个百分点。而境外公司的雇用人数亦大减至48.3万人,是至少近五年来首次下跌,跌幅达2%。不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以「相若」形容有关变化,并指曾经表达忧虑的美欧公司,大部分目前仍留在香港。

港府统计处在本年6月1日至9月中以自填问卷方式就海外公司的驻港公司情况展开调查,即有关数据已反映了去年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运动、武汉肺炎疫情以及北京为香港制订国安法对香港商业环境的影响。

根据调查报告,响应的境外母公司的驻港公司总数降至9025间,按年跌幅为0.1%,是2010年连升十年以来首度下跌。当中,以香港为地区总部的公司总数亦至少是近五年来首次下跌,按年减少37间,跌幅达2.4%。

若按地区划分,外资撤走以及中资进驻的趋势十分明显,来自中国内地的驻港公司总数升至1986间,较去年增加187间,升幅为10.3%,成为在港最多驻港机构的来源地,其在过往数年的增幅填补了外资公司数目的减少,以致境外公司到今年才出现总数减少。境外在港公司总数排第二的是日本,有1398间,按年减少15间;而美国则大减61间至至1283间,减幅是4.5%;排第四的英国减幅最大,有48撤走,令总数降至665间,减幅为6.7%。

另外,调查亦访问了公司未来三年在港的发展计划,维持不变的公司占总数56%,较去年升四个百分点;有意扩充香港业务的公司只有15%,较比去年急降八个百分点;另有4%表明有意部分或全部撤出香港,按年增一个百分点。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近期虽有不少人担忧在港的外国企业数目会否大幅减少,但最新数据反映只有轻微下跌,海外在港的初创企业更不减反增。他更透露,去年底至今年初,不少欧美公司均忧虑香港社会动荡和疫情影响销售量,但这些公司现时大部分仍然继续留在香港,只是会调整经营策略。被问及不少国家就《港区国安法》实施表达关注和忧虑,他强调,国安法有其需要,并反问如果没有安稳的宪法和法治社会,外资亦会受损。

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庄太量指出,全球经济动力受损,令不少外资或要把资本调回本国而放弃驻港公司,而去年的反修例冲突,亦可能削弱了部分外资的信心,最终决定搬离或结束香港据点。但他认为,不少外资均希望加大对华投资和发展中国内地市场,料地缘政治问题不会导致香港大量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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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封锁无法救中国

来源:
民报

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媒体言论颠覆政治的战争,而中共正在努力抢钱,并紧缩言论。

马云之后被整肃的大午集团,集团老板孙大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发财后依然过着清贫生活,用他的钱救济乡民,补助兴办学校,扶助农民,但是,因为发表不满政府言论遭到整肃。

趁着美国还在总统难产的混乱中,中共急急忙忙抢救经济,刚推出东协自贸协定“RCEP”,企图稳住还滞留中国台商脚步,顺便对台湾经贸施压,另一手硬的还是老套,发出红色通缉令,把扑克牌的创意改成“台独黑名单”,还罗列出犯罪刑期,最低三年起跳,这一招很明显是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挺台的发言,还把苏贞昌放进黑名单第一位,依照中共的台独标准,如果把台湾的“中华民国派”也算进去,看来,台湾只剩下几个红色统派代理人不在名单内。

台商也担心被关押

一位台商朋友素来很少碰政治,回台后偶尔和独派人士通通电话,看到中共这一招,这个月本来要回中国上班,立即打住脚步,我问他原因,他说,“赚钱有数,生命要顾”,公司可以不要,人只有一条命,如果被关进黑牢,赚再多钱也没有用,年初武汉瘟疫以来,滞留中国的台商,大约只剩下三十万,这是陆委会统计的一半,失去台商的挹注资金,无法增加就业,中国想要让经济恢复元气,恐怕不容易,其次,中共一边推出惠台政策,但是,却又不停对民营企业割韭菜,台商心里怕怕,口里说要开放经济,实际上却紧缩政治,左右两边很显然自相矛盾。台湾人不管蓝绿,只要喜欢民主选举的日子,都可以算是台独,所以习近平这一棒打下来,少说也有2300万人被雷公打到,如今还滞留中国的台商,恐怕大半是无法逃离的传统产业,或者已经举步困难,只好待一天算一天。

中共用黑名单恐吓台湾人,收买黑道对反共分子泼红漆、泼粪、打黑枪,施展长臂管辖,还算客气,对付香港就是直接逮捕。“反送中”期间,一位独立新闻撰稿人蔡美玉,因为撰写香港港警勾结黑道在街上打人,他的报导揭露港警黑暗面,也因此使不少年轻人免于遭到司法迫害。前天,港警无预警逮捕蔡美玉,这是继民主派议员总辞之后,中共对香港言论进一步打压,如今香港只有类似《大公报》或“中评社”,跪下来替中共当红色喉舌的媒体能够生存,国际记者协会对香港言论自由评价,香港言论自由从18名排行,落到80名,也就可想而知了,香港媒体全部姓党的日子,已经来到。

中共再度紧缩言论

中共很清楚控制媒体,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尤其是经济情势越来越糟糕,没饭吃的人只要揭竿起义,中共就会遇到大浪翻船,而香港是唯一尚未被中共驯服的地方,只是港人没想到“一国一制”的日子,居然来得这么快速。

中共进一步紧缩香港言论自由的时候,美国却因为中国红色渗透媒体,呈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媒体纷乱局面,左派媒体力挺拜登,右派媒体替川普发音,前几天,川普说,“我可能不会赢”,就立即被左派媒体放大说,“川普认输”,川普第二天发出更正,左派媒体却刻意不发,14日,华府川粉大游行,至少有数十万人与会,左派媒体故意说几千人,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媒体不管是主流或非主流,被渗透收买相当严重。

据悉,川普阵营将提出的违宪诉讼,最有利的证据就是计票软件有后门,可以更改计票,这套软件由委内瑞拉开发,曾经帮助马杜罗,查维兹胜选,软件开发背后还有中国资金因素,本来,美国已经在十年前禁止使用,没想到这一次选举大量在各州政府出现,一开始,美国的右派媒体《大纪元》报导,SCYTL公司的伺服器在法兰克福被找到,左派媒体立即加入,把这则消息视为假讯息,演变到现在已经真假难分。

如果这次美国大选,存在大规模舞弊情况,而且拜登阵营还涉及勾串,很可能未来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诉讼中,如果川普胜诉,那么拜登的总统大位会直接被剥夺,甚至会走进监牢,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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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中国影响 日本将帮助印度发展5G等领域

来源:
法广

日本政府官员近日表示,日本和印度将在信息和通信领域联手,以对抗中国在电信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据《日本经济新闻》11月29日援引日方官员的话指,两国政府将支持日本企业向印度引进5G无线网络、海底光缆等技术。此外,日本还将从印度获得数字技术专业人才教育方面的合作。

印日两国的相关合作将包括价值数百亿日元(数亿美元)的项目。日本总务大臣武田良太与印度通信和信息产业部长拉维·尚卡尔·普拉萨德(Ravi Shankar Prasad)将在12月举行的一次在线会议上,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以缔结这一全面性协议。据悉,相关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日本和印度内阁部长级成员此前从未签署过这样的备忘录。

今年6月中印发生边境冲突后,印度政府出台了强硬的报复措施,包括禁止在其国内使用抖音国际版TikTok等数百个中国App。值得一提的是,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任内推崇的印太战略正在加速成型。此前,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与日本首相菅义伟17日共同宣布,两国“在原则上”达成了《互惠准入协定》(RAA)。

该协定提供了允许日澳军队互访对方国家并进行训练和联合行动的法律框架。它将为两国联合训练与演习、情报共享、国防工业合作提供便利。这是日本自1960年签署《驻日美军地位协定》后的首份允许外国在其领土上军事存在的协定,也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仅次于美国与日本有共同防务的国家。

今年6月,莫里森和印度总理莫迪还在视频会议中还签署了“印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二人就增强两国军方的军事合作及交流,特别是通过《双边后勤支援协议》(MLSA),以给予对等的军事基地互用权达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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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治理芯片行业盲目投资及烂尾乱象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工信部副部长王志军11月28日在第二届中国发展规划论坛上表示,继前些年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领域存在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包括光伏等一些新兴产业出现过重复建设后,目前芯片制造等行业也出现了盲目投资和烂尾项目。

王志军表示,前段时间,媒体曝出有关集成电路制造项目方面的投资造成巨大损失,这需要规划和加强监督。同时,要看到兼并重组是企业整合创新资源,实现规模化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有效形式。

自从电信巨头中兴和华为等企业芯片供应近年受美国限制和制裁以来,中国国内掀起大规模的“造芯”运动。公开信息显示,截至今年10月初,中国已有5万多家登记为半导体集成电路方面的公司,仅今年头9个月新成立的芯片公司就达1万2千740家。

有报道表示,许多这类公司是由与半导体集成电路行业毫无关系的公司拥有,包括房地产公司、水泥和食品制造商、海鲜业者、汽车零件商等。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要获取国家资助和减免赋税。

此前,面对芯片断供的恐慌而引起的芯片产业乱象,中国当局表示,要对目前全国各地大搞芯片的无序状况进行整顿,清除大量庞大的烂尾项目。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言人孟玮在10月20日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一些没经验、没技术、没人才的“三无”企业投身芯片行业,盲目上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风险日益显现出来。

中国国务院2014年出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以来,包括上海、深圳、南京、武汉、合肥、成都、贵阳在内的多个城市都在重金布局芯片产业,以争取国家资源。

中国为打造芯片供应的自主,近年来以举国之力发展半导体产业,但也出现被称为“中国最大半导体骗局”的武汉弘芯。该公司今年因财务问题严重,确定被地方政府接管,再度显示中国在追求自产晶片这条路上的挫败。武汉宏芯本应是200亿美元投资计划的关键部分,原本希望有助于将武汉转变为半导体制造中心。

武汉弘芯去年更是高薪挖角大批台积电员工,还延揽前台积电共同营运长蒋尚义担任执行长。一年后武汉弘芯因为濒临破产、公司营运陷入停摆,连被视为是弘芯招牌的蒋尚义都坦言“根本是场噩梦”。蒋尚义已经请辞武汉弘芯,今年7月离开大陆前往美国。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芯片进口国。美中关系恶化导致中国市场对芯片供应中断的担忧,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实施新制裁措施之后。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魏少军8月26日在世界半导体大会上说,中国是芯片进口大国。他说,中国在2013年以后其芯片进口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2018年,这一数字超过了3000亿美元,到2019年依然保持在这一水平。他认为,如果2020年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发生,中国的芯片进口额可能不会低于3000亿美元。

美国是全球芯片供应大国,其芯片出口份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大约52%。中国进口的大部分芯片都来自于美国。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一向把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引以为傲的一项制度优势。但这种举国体制有利有弊,可以被动员起来做好事,也往往成为巨大灾难的温床。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共发动了全国性的“三面红旗”、“大跃进”运动,结果就造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大饥荒,导致约4000多万人饿死。

许多专业人士表示,芯片制造是一个极为复杂和要求极高的工艺,砸钱是砸不出来的。目前中国芯片业的乱像不过是各地政府都想通过设立项目而捞取国家投资的一种现象。出现巨大的浪费也是这个举国体制的内在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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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作者談螞蟻上市和美國政治

1997年何清漣的《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一書在中國出版後立即成為非小說類暢銷書,書中對中國經濟改革弊端的分析和看法在海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何清漣對當時的中國經濟改革的危險作出預言,諸如國有資產流失,腐敗官僚借改革巧取豪奪,社會分配不公,農民喪失土地的社會危險……

這本被稱為「盛世危言」的書後來在中國被禁。

有人說何清漣關於中國經濟陷阱的預言都一一應驗。但也有批評說《陷阱》一書對中國的批評不夠全面,對中國發展評價過於悲觀。無論如何,1997年後的20多年裏,中國GDP規模已經從當年位居意大利之後世界第七的位置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正直追美國。

現在中美關係在特朗普總統任內急轉直下,中國已經被美國視作最危險的長期對手。何清漣至今也流亡美國近20年。

時過境遷,中國經濟發展繞過「陷阱」了嗎,美國政治發展是否遭遇了政治陷阱?BBC中文網記者蒙克採訪了《陷阱》一書的作者何清漣,請她談了現在中國的發展問題和美國大選後的政治分裂。

記者:你當初在《陷阱》一書裏提出權力市場化的概念,20年後用這個這個概念分析中國的問題是否仍然有效?最近馬雲的螞蟻金服上市受挫及其爭議,是否也可以用此概念工具來分析?

何清漣:權力市場化這個概念,其實就是權力與市場的關係。只是在中國與西方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國家,二者表現形式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國家主要表現為權力(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在中國還多了一條:資源的分配。

20年前,中國政府掌握的資源與現在一樣,大類仍然是硬資源(與軟資源相比,硬資源沒有大變化,主要是土地、礦產、森林、水資源等;但軟資源則與時俱進,隨著經濟領域的不斷向縱深拓展,政府政策的管制也不斷加深(政府稱之為完善)。因此,馬雲的螞蟻金服上市,雖然範疇仍然是權力與市場的關係,但形式上卻表現為政府對金融市場的監管,背後的大背景是中國政府對大數據時代監管資本的擔憂。

馬雲曾在一個講話中,形容傳統銀行是「當鋪」,未來金融應該建立在「大數據」基礎上。這件事情本身就深犯中國政府之忌諱,一則是互聯網時代,掌握信息是控制力的根本,螞蟻金服掌控巨量用戶數據,而這些數據除非特別要求,平時不會被政府方面直接獲得。二則是以往民間金融發展,比如P2P等形式,最後都造成金融風險,讓中國政府疲於應付。三則是美國政府面對高科技公司的無力狀態,中國政府不僅關注到這一點,而且還有意利用。

可以總結為:馬雲螞蟻金服事件,是中國政府在大數據時代處理資本與權力的關係的一個樣本。

記者:怎麼看評論認為,螞蟻金服背後的方方面面的資本力量,隱性股東等,本身就已經是市場化的權力的一部分,因為他們在中國官本位的社會中,也有能左右輿論的影響力,甚至同政治權力勾兌的影響力,馬雲外灘金融論壇高姿態講話的底氣,被認為是自恃背後有某種權力撐腰。

既然權力市場化是一種弊病,是不是比較合理的狀態就是市場決定政治權力,即西方市場經濟民主的模式?假如螞蟻金服這次打敗了監管,是不是算作從權力市場化,向市場決定權力的理想狀態過渡的一個插曲?

何清漣:有人猜測是他背後的政治靠山希望借機牟利,讓他出面說話做事,推動螞蟻集團上市。這點因素我相信存在。馬雲背後的政治勢力,據《紐約時報》2014年7月的文章指出,在投資阿里巴巴的四家中國企業的高管中,有2002年以後在20多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子孫,這種樹大根深、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網絡,遠遠超過吳小暉、王健林,甚至比超級白手套肖建華的更廣泛。但是,我在讀過馬雲10月26日在上海外灘金融論壇的演講全文之後,認為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他本人對如今世界經濟大勢也有獨到的判斷(也許還比較模糊)。他結尾那段對綠色經濟的假設性質疑,實際上是否定了綠色經濟這條歐洲與各國左派還死抱著的偽創新經濟路線,想在互聯網金融這塊尚未被深度開墾的莽荒之地做點事情。

但他不可能打敗監管,乃因馬雲的電商行業至少牽涉到消費者數據保護、互聯網消費金融、金融科技監管等三方面,可以說佔了金融監管的重點領域約一半。

西方也不是市場決定權力,只是資本與權力的關係更複雜一些,而且相對平等一些,但也不能稱之為理想狀態。資本可以通過各種合法甚至灰色的途徑介入政治。今年美國大選展示了高科技資本有足夠的能力從各個層面介入大選這一能力與願望。這一事實應該引起西方社會的警惕:高科技企業的優勢一是資本,二是信息的傳播與壟斷權,遠比傳統的金融資本更難納入監管的範圍。

記者:按你的分析方法, 這次空前分裂和對立的美國大選如何表現了美國社會的資本和權力的關係,特朗普的支持者在裏面如何定位,或特朗普代表的勢力是什麼?

何清漣:全球主義者總將特朗普稱為反全球化者,甚至也將英國退歐歸於這一類,其實不對。當今之世,沒有任何國家可以離開全球化孤立生存,無論是美國特朗普政府還是退歐的英國,他們一直保持與世界的密切關係,但他們與歐盟的全球主義及左翼的全球主義有一點本質區別,他們是提倡國家主權的全球主義,英國退歐的理由很清楚,一是要恢復英國的國家主權,二是反對無限制的移民(非法移民)。美國則提倡美國優先。

美國優先這口號沒有錯,因為全世界所有國家的領袖都會主張本國利益優先,比如中國政府就是赤裸裸的國家主義,甚至要求西方國家尊重其核心利益——中共永久性的執政權。為什麼世界所有國家可以這樣主張,也從無人批評中國的國家主義,卻只有美國不可以?那是因為二戰以後,美國作為世界領導者,一直為世界提供維護國際秩序這一公共品,聯合國與世界其他國家都已經習慣成自然了,認為這是美國必須背負的永恆義務。當特朗普向北約提出各國要按約定出軍費,並在聯合國相繼退群,各國自然很多批評,而且都希望特朗普連任失敗,原來的美國再度回來。

在奧巴馬之前,民主黨的基本盤其實包括美國的製造業工人,美國工會至今還是民主黨的支持者,但大多數工會會員不再是了。民主黨的基本盤現在由「無、知、少、女」組成。現在,知識群體(媒體業與教育系統)因嚴重左傾其中大多數支持民主黨,「無」完全成了福利族而非低薪工作階層,「少」囊括的三個「少」,非裔的三分之二、拉丁裔的一半以上;性少數群體中的多數;青少年當中的信仰社會主義者,民主黨基本成了一個社會邊緣化群體和科技、金融大佬結合、知識群體(60%左右)結合起來的一個黨,而共和黨則成了一個由尊重法律與秩序的中產階層、中小企業主、製造業工人組成的黨。

現階段,美國民主黨的選民結構堪稱世界上獨一無二:科技、金融精英等巨富為頂端,他們是全球化的淨受益者;大學、研究機構的左派知識人為中端,主體是國家財政供養的教育產業從業者與工會上層、警察之外的公務員群體;各類社會邊緣人群為龐大的底端,只需要福利,以及現在從事街頭活動的金錢。這個黨現在不需要用政策來吸引美國的選民,以意識形態與金錢作為主要動員力。近30年來美國嚴重左傾的教育(從K12到大學)培養出一代信奉共產主義的青年,將成為民主黨未來的票倉。

馬雲與中共一樣,對外擴張時,肯定是全球主義者;但在捍衛中國利益時,就是國家主義者。中國人大多數都是這一類型。

記者:關於美國優先,中國國家主義,存在不同看法。特朗普的美國優先也被稱為美國民族主義,偏離了過去同盟國的協調關係,因此遭到歐美陣營內部的反對。中國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也不是沒有受到歐美輿論指責,比如關於政治制度和地緣利益方面核心利益的提法。但從中國角度看,這些屬於國家主權範疇,而且是大國應有的勢力範圍。中國的地緣利益仍然局限在周邊地區,而美國一直在全球範圍維護自己的和盟友的利益,這點在特朗普時期也沒有變。

何清漣:從民族構成來看,美國根本就沒有一個民族,只有種族之分,由於移民近20年急劇增長,早就從「大融爐」(Melting Pot)變成「涼拌菜」(Salad Bowl) ,各種族平行存在,內部只有種族訴求,因此用美國民族主義來稱呼特朗普的讓美國優先,還不如用國家主義更妥當。

特朗普上任以後,調整了與同盟國的關係,歐盟各國內部壓力增大,這種壓力來自於中東穆斯林移民急劇增長,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對國內安全與經濟發展都有極大壓力。但是從長遠來看,有很大好處。因為依賴容易養成惰性,一旦不能依賴或者減少依賴,各國的求生能力甚至創新能力就會迸發出來。目前歐洲三大國當中,德國經濟從去年開始下降,在默克爾任期內也不會有大的改變,但法國、英國就都有自己的應對。

法國從兩方面開始考慮法國的復興。今年8月31日,法國政府宣佈確定5大產業實施「減少對外依賴,戰略工業回流」計劃,法國政府推出雄心勃勃的1000億歐元(約1610億新元)的經濟振興計劃,為了重振法國的「工業主權」,政府即將出爐的1000億歐元振興計劃,其中劃出400億歐元支持法國工業,這其中包含從2021年1月1日起,企業生產各類稅務減免的100億歐元。法國政府已聯手法國公共投資銀行,向「所有提出戰略工業回流的企業開放補助金申請通道」——這個計劃剛出來時,人們戲稱這是摹仿特朗普的「讓法國重新偉大」計劃。最近因幾起密集的斬首恐怖事件,馬克龍也終於忍無可忍,因應民眾的安全要求,批評了「伊斯蘭主義」,因為前面沒有冠以「極端」二字,引發了不少伊斯蘭國家的反對。但是法國已經成功地將反伊斯蘭主義這個話題推向歐盟內部,馬克龍11月10日在巴黎跟奧地利總理庫茨會面,並與德國總理默克爾、荷蘭首相呂特、歐盟常任主席查爾斯•米歇爾及和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召開視像會議,討論恐怖威脅問題。雖然這只是小型歐盟峰會,但意義重大,因為峰會非正式,歐盟首度正式將恐襲威脅指向移民,而且矛頭直指伊斯蘭主義。

英國現在因疫情困擾,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經濟復蘇難題,只能繼續採用持續性的貨幣寬鬆政策刺激經濟,最近英國央行將會宣佈加碼購債1000億英鎊,使資產購買總規模增加至8450億英鎊。在財政政策方面,英國政府表示將延長對休假員工的財政援助計劃,以確保暫時失業的工人能拿到80%的工資。但是,即使如此困難,英國最近還是做出了一個決定,未來4年英國將增加241億英鎊國防開支,這是英國政府30年來最大幅度的軍費上調。這說明英國現政府有點危機意識。

記者:另外你前面提到的美國的「共產主義青年」是否該加引號?畢竟在美國政治光譜裏的左翼,或中文裏的「白左」跟傳統意義上的共產主義有根本不同,他們不可能有相同的經濟和政治主張,諸如生產資料公,階級專政之類的內容。

何清漣:我其實經常使用的是「社會主義青年」。2016年美國大選中,社會主義者桑德斯橫空出世,而且贏得眾多年輕選民的追捧,與歐洲青年普遍左傾一樣,美國青年的思想也偏左。2018年11月,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和民調公司YouGov發佈一項調查,該調查共詢問了2100名不同世代的美國人,讓他們回答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等問題的看法。根據調查,52%的美國千禧世代希望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超過希望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40%)的人。一小部分年輕人希望生活在法西斯主義社會,還有6%的年輕人認為共產主義是最佳選擇。

這些信仰社會主義的青年一代,基本集中在民主黨。2018年7月3日,《紐約時報》曾發表一篇《民主黨正在社會主義化嗎?》,文中引述一項調查,在18~34歲的民主黨人當中,61%的人對社會主義持正面態度,這些人是民主黨內的極端進步主義者。桑德斯於2016年之後,利用北歐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正了名。因為有三個條件此時已經具備:1、1990年代初冷戰結束,1980年代及以後出生的美國青年根本不知道蘇聯與毛的中國曾是社會主義正宗,也不了解這兩國曾經發生過什麼人間悲劇。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北歐一家。2、桑德斯率領社會民主主義集體加入了民主黨,並成功導致民主黨整體左轉,終於有了一個政治基地;3、民主黨保護非法移民、容納異質宗教的多元化與福利政策,成為培植社會主義的合適溫牀。

你談到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主義女議員AOC的綠色計劃與其相距一步之遙,這也是拜登為什麼不能全部拿出來競選的原因。但到後來,因為美國2020年的選舉不需要用政策吸引選民,主要依靠郵寄選票與多米尼系統,拜登也就越來越向左傾。



from BBC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5121422


伊朗顶级核科学家被暗杀凸显其安保弱点

来源:
美国之音

伊朗最高领导人发誓对暗杀伊朗顶级核科学家的行为进行报复。

周六(11月28日),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呼吁对造成莫森·法赫里扎德(Mohsen Fakhrizadeh)死亡的责任人进行“明确惩罚”。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周五被暗杀的法赫里扎德是今年第二位遇害的伊朗高级军方人物,这突显了伊朗政府在保护其重要官员方面的弱点,也反映了伊朗对手清除他们的高超技巧。

伊朗方面称,现年59岁的法赫里扎德在周五(11月27日)白天的一场武装袭击中丧生,当时他乘坐的车行驶到首都德黑兰以东约90公里的北部城镇阿布沙德(Absard)。

法赫里扎德遇害后,并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立刻宣称对袭击负责,法赫里扎德是伊朗国防部国防创新与研究组织的负责人,该组织的波斯语缩写为SPND。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他此前曾领导过伊朗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起的一项秘密核武器计划,该计划表面看于2003年被放弃 。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将法赫里扎德之死归咎于以色列。

鲁哈尼在一次电视内阁会议上说:“世界傲慢(Global Arrogance)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雇佣军那邪恶的双手上再一次沾染了伊朗之子的鲜血。”“世界傲慢”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常被伊朗领导人指代美国和以色列。

法赫里扎德被暗杀事件发生在伊朗最高军事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被杀将近11个月后。今年1月3日,美国在巴格达发动空袭刺杀了苏莱曼尼。美国政府声称这是一场保护在外美国人免受苏莱曼尼袭击的防御行动,苏莱曼尼当时领导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这个卫队是美国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

渥太华大学教授、中东安全专家托马斯·朱诺(Thomas Juneau)在接受美国之音波斯语组采访时说,法赫里扎德和苏莱曼尼被暗杀是伊朗领导层在安全方面的重大失败。

朱诺说:“我们一般认为这两人都会受到伊朗政权的严密保护。”

他还说,暗杀行动也突显了伊朗对手的相对优势。

朱诺说:“无论谁是杀害法赫里扎德的责任人,他们白天在首都郊区和街上展开行动时都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而且我猜测法赫里扎德还是在受到保护的情况下。”朱诺说。 “至于苏莱曼尼被杀,那是美国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追踪他的结果,美方窃听了他的谈话以了解他的行踪。”

伊斯兰教徒统治的伊朗一直否认发展核武器,伊朗将法赫里扎德的被害归咎于其地区宿敌以色列,并威胁要进行严厉的报复。

伊朗长期以来扬言要消灭掉的以色列对此尚未发表任何评论。以色列及其主要盟国美国拒绝排除军事行动,以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法赫里扎德是过去十年中被暗杀的第五位伊朗核专家。伊朗也将此前一系列造成多名专家死亡的炸弹袭击和枪击归咎于以色列,2010年有2名专家丧生,2011年和2012年各有一人死亡。以色列同样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参与这些刺杀行动。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核分析师埃里克·布鲁尔(Eric Brewer)告诉美国之音,伊朗在保护其核科学家方面以往并没有良好的记录。

他还指出,伊朗没能阻止2018年初以色列方面从伊朗仓库中偷走核档案的行动。伊朗对被盗材料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美国情报官员对其进行了审查,认为它是真实的。

布鲁尔说:“从伊朗和科学家的角度来看,他们有理由担心自己成果的秘密性和保护这类敏感工作的能力。”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主管苏珊娜·马洛尼(Suzanne Maloney)在推文中表示,周五的暗杀事件使人们对伊朗的安保能力产生了更多怀疑。

她在推文中写道:“当伊朗政府屡次无法阻止其对手特工潜入首都并从装满敏感情报的仓库盗取材料或暗杀其主要官员时,德黑兰那所谓的强大安全部队和争取地区霸权的努力,这说明了什么?”

中东研究所伊朗项目负责人亚历克斯·瓦坦卡(Alex Vatanka)在对马洛尼的推特回复中说,伊朗“总是在谈论一个远超其能力范围更大的游戏。”

“想象一下,有一群潜在的政权内部人士准备为外国势力效力。以这样的速度,伊朗伊斯兰政权中没有人能躲过遭暗杀的可能。”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11/%E4%BC%8A%E6%9C%97%E9%A1%B6%E7%BA%A7%E6%A0%B8%E7%A7%91%E5%AD%A6%E5%AE%B6%E8%A2%AB%E6%9A%97%E6%9D%80%E5%87%B8%E6%98%BE%E5%85%B6%E5%AE%89%E4%BF%9D%E5%BC%B1%E7%82%B9.html


Saturday 28 November 2020

張建宗:加強港人國家安全教育勢在必行 教育局將辦中小學國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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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BC%B5%E5%BB%BA%E5%AE%97-%E5%8A%A0%E5%BC%B7%E6%B8%AF%E4%BA%BA%E5%9C%8B%E5%AE%B6%E5%AE%89%E5%85%A8%E6%95%99%E8%82%B2%E5%8B%A2%E5%9C%A8%E5%BF%85%E8%A1%8C-%E6%95%99%E8%82%B2%E5%B1%80%E5%B0%87%E8%BE%A6%E4%B8%AD%E5%B0%8F%E5%AD%B8%E5%9C%8B%E5%AE%89%E6%B4%BB%E5%8B%95/


谷歌下架百度应用 超限收集资料疑配合中共大数据监控

来源:
自由亚洲

2019年8月26日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在中国重庆举行的第二届智能中国博览会(SCE)开幕式上致辞。(路透社)

问:有保安专家在上月发现百度搜寻以及百度地图两款中国应用程式过量搜集用户个人资料,以及有保安漏洞,其后谷歌商店二话不说就将百度搜寻和百度地图下架。其中,百度搜寻较早前已经重新上架,但百度地图仍然在下架状态。到底百度做错了什么事,令谷歌采取如此强硬的下架行动?

李建军:中国公司的应用程式胡乱传送手机上可以辨识用户个人身份的资料并加以追踪,此模式可谓恶名昭彰。

这次百度是搜集用户的SIM辨识资料,并用作追踪用户的用途。此举危险之处是,当应用程序收集追踪用户SIM的资料,那就算用户日后更换手机,相关程序都仍然可以根据已获取的讯息对用户继续进行追踪,用户唯有连SIM一并换走才能解决问题。这种做法,很明显严重侵犯用户私隐,因此谷歌采取行动,将百度两款程式下架。但这件事,亦正正解释了为何用户如非必要,都不要使用中国公司出品的应用程式,否则势必后悔莫乃。

问:为何百度要知道用户的SIM资料?其实追踪手机的IMEI已经很大问题,现时还得要追踪SIM,究竟百度的葫芦里卖什么药?

李建军:其实百度要知道用户SIM资料的原因,除了是为了令用户难以摆脱百度的追踪外,还有中国国情的特殊考虑。自中国所有手机包括预付卡在内都要采取实名制后,用户要换SIM卡是十分之麻烦的事,几乎只有转台或SIM卡损坏,用户才可能换SIM卡。再加上百度会同时一并追踪你的IMEI,亦即用户若要完全摆脱百度,单独换SIM卡或换手机都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两者一并换才能解决。这些措施对当局要锁定特定人士行踪是十分之合适,因此,不排除这个服务,有可能是百度配合中国当局的各类监控行动,包括监控海外人士行动的手段。这亦解释了为何谷歌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应用程式搜集SIM资料,但仍然要求百度搜寻和百度地图两个应用程式下架的原因。因为相关技术功能和资料收集,已经远超一般商业应用所需。

问:现时苹果以至不少公司的手机,都有eSIM功能。如果用上eSIM的功能,又能否令听众即使安装了百度搜寻一类的应用程式,都可以轻而易举摆脱后台监控?

李建军:首先,由于百度两款被下架应用程式会同时追踪用户手机IMEI,所以假如不换手机,单纯靠eSIM功能根本难以摆脱监控。另一方面,假如用户身处西方国家,使用eSIM可谓十分方便,因为有不少西方国家电讯公司为照顾用户私隐,只要用户缴付行政费用,就可以更换eSIM资料;但中国的电讯公司,碍于实名制,以及政府法规所限,根本不可能让用户任意换eSIM,所以在苹果以及谷歌新款手机上出现的eSIM功能,只不过令使用不同电讯公司、拥有多个号码的用家,换SIM卡麻烦减少,对载有百度应用的用户而言,并不能破解百度所设下的天罗地网。

问:谷歌将百度的程式下架后,百度搜寻获得改进,继而已经重新获谷歌批准上架。这是否代表中国的软件,日后不会有同类问题,可以安心使用?

李建军:中国的应用程式声誉甚差,因为中国公司出产的应用程式,经常使用一些隐藏的程式库或函数,暗中作出资料搜集工作。所以就算这次百度的应用程式获准重新上架,难保其中仍然藏有相当多的隐患,在听众并无能力判断百度地图一类应用程式衍生的问题下,不使用中国公司所推出的软件,才算得上是自保之道。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11/%E8%B0%B7%E6%AD%8C%E4%B8%8B%E6%9E%B6%E7%99%BE%E5%BA%A6%E5%BA%94%E7%94%A8%E3%80%80%E8%B6%85%E9%99%90%E6%94%B6%E9%9B%86%E8%B5%84%E6%96%99%E7%96%91%E9%85%8D%E5%90%88%E4%B8%AD%E5%85%B1%E5%A4%A7%E6%95%B0%E6%8D%AE%E7%9B%91%E6%8E%A7.html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因美國制裁家藏現金 中資銀行為何「愛莫能助」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因為美國制裁,作為香港特首卻無銀行賬戶,收入支出只能用現金。中資銀行為何無法為林鄭開設賬戶呢?

林鄭月娥最近在接受電視採訪時表示,由於美國對她的制裁讓她無法擁有銀行賬戶,因此不得不把工資以現金形式保存在家中,結果導致家中「現金成堆」。

因為香港實施《國安法》,美國財政部對林鄭月娥等香港和中國大陸負責香港事務的高官實施了制裁。

今年8月,美國對林鄭月娥等11位中港官員實行制裁,以回應中國對香港實施的國安法。

報公開報道,香港特首的工資待遇是全球各國和地區領導人中收入最高之一。

林鄭月娥此言一出,引起了社交媒體的熱議。

特首高薪

作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年薪約為520萬港幣,一個月的工資就有約40萬港幣。

林鄭月娥周五(27日)在接受香港當地一家英語頻道香港國際財經台(HKIBC)的電視採訪中說,自己每天都用現金付賬。

林鄭月娥對HKIBC表示,坐在你面前的是一位沒有銀行賬戶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還表示,由於沒有銀行賬戶,政府只能用現金支付她的工資。

同時,她還補充道,受到美國政府「不公正的制裁」,讓她感到「非常榮幸」。

國安法爭議

今年7月,中國在香港開始實施具有爭議的《國安法》。批評人士稱該法威脅香港的言論自由和自治。

國安法的實施讓政府更容易懲罰抗議者,人們擔心它可能對香港的司法獨立構成威脅。

為此,美國8月決定對11位中港辦官員實行經濟制裁,包括凍結和沒收他們在美國的資產等。

在美國宣佈針對11名中港官員實施制裁後,這些官員先後發聲批評美方的行動,又指自己在美國沒有資產,也不會到美國旅行,因此自己不會受影響。

中資銀行為何無助

控制了全球80%以上的跨境支付的金融機構間金融信息傳遞系統SWIFT被認為是一個受美元控制的跨境金融系統,也是美國在全球範圍內進行金融制裁的強有力工具。

SWIFT是一家由全球銀行共同擁有的合作組織,其董事會的名額總額不超過25人,每個國家不超過2家銀行的2名代表,美國的花旗銀行、摩根大通,德國的德意志銀行,法國的法巴銀行,英國的勞埃德銀行,中國銀行都在上述25席之列,代表著各自國家的SWIFT用戶的利益。

截至2019年12月,SWIFT數據顯示,美元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為42.2%(幾乎等於歐元、英鎊和日元的總和)。

美元這樣的絶對主導地位成為美國實施金融制裁的有力工具。只要美國決心制裁某個國家或者機構,可以直接切斷該金融機構(或其對應的美元代理行)與美元跨境結算系統(CHIPS)的連接,從而使其無法進行任何與美元相關的交易。

因此,美國如果宣佈對某個人或機構制裁,全球幾乎所有國際性銀行都需要檢視自己有沒有與被制裁人士有業務往來。

所有中資大小銀行都需要防止因與被制裁人士、公司或機構的業務來往本身國際業務受到影響。大型中資銀行為了國際金融業務不受影響,也無法違反美國的制裁令。

伊朗、朝鮮等國家的銀行因受到美國金融制裁,其國際貿易活動因此受到打擊。

早些時候,香港《南華早報》還引述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一名前官員本納(Jeremy Paner)說,外界往往低估美國制裁的效力,認為自己在美國沒有資產就不受影響。



from BBC中文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5115639


個人的立場、事實的真相 — 後真相時代與資訊素養

【文:黎金志老師】

資訊素養是一種知識管理策略,著重透過科技尋找、評估及運用資訊,它是「學會學習」的重要技能及態度。事實上,資訊素養作為跨學科的共通能力,是培養學生自主發展的基礎。

通識教育下的事實與立場

通識教育科強調議題與世界事務扣連,資訊量多、瞬息萬變,而且重視評估與反思。因此,在運用資訊時,必須緊扣四點原則:

  •     需要什麼資料?
  •     從哪裡獲取資料,尋找多少資料?
  •     如何分辨資料真偽?
  •     怎樣取捨合適資料應用於建立見解?


對於有一定基礎的學生,首兩點不難掌握,真正的考驗在於後兩點,尤其在對真偽的理解。原來,今天的網絡世界,很多事情已沒有「真相」,只有「事實」與「立場」。

充斥回音的空間

今時今日,社交媒體成了生活的重要部份。我們看什麼、讚好什麼、留什麼言,全是個性的反映。我們的行為影響了網絡生態,然而,更多的是被網絡信息帶動思維。

不論在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或微博,我們會關注的對象總與自己的興趣掛鉤,與我們有類近的取向與立場,我們看報導、回意見、給讚好、按分享,不知不覺建造出一個「回音牆」。處身其中,你會發現如同大自然的同溫層,很多與你立場接近的人,彼此認同、相互支持。

在同溫層內,由於聚集的大都是與自己觀點接近的人,意見變得單向,甚至會屏蔽了反對聲音,降低了「多角度思考」的機會。

戴著耳機,外面的聲音變得微弱

要了解回音牆效應,我們先要明白社交媒體的演算法。它會參考及學習用戶的使用習慣,包括曾經瀏覽及搜尋的資訊,從而過濾與其性質不符的內容,價值觀不同的意見間接地受到限制。換言之,資訊先被篩選了,意見會被同質化,變相排擠了不同聲音。

另一方面,社交媒體內的意見傾向把複雜的問題平面化,甚至簡陋至非黑即白的層次。面對富爭議的議題,好些人不斷轉貼及發表評論,目的只是認同或宣揚當中的理念,並未照顧到議題的具體事實,以致偏離了事件本質。而且,都市人生活繁忙,有時候只在地鐵車廂內草率地看到某某標題吸引,還未及細看內容便按上讚好,在資訊爆炸下,造就了大量一知半解的表態。部份人只顧直接接收資訊,甚至無視反對者的言論,令自己滯留於同溫層內圍爐取暖。

社交媒體的另一特性是容易傳播流言,令人趨向偏激,把負面情緒甚至仇恨放大,尤其當深信身邊大眾都有相同想法時,可能是一個警號。

群眾的傾向,爐邊的真相

網絡文化催生了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立場宣讀,注重個人的「發文」而非眾人的「討論」,網民表態容易,但卻缺乏溝通。

對比圍爐取暖,「後真相」的影響顯然更深更大。

2016 年,《牛津辭典》選了「後真相」(post-truth)為年度詞彙,並定義為:「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情況。」以突顯後真相現象對社會的重要性。

後真相並非假新聞,而是巧妙地以各種斷章取義或似是而非的言論,把真相放在立場之「後」。透過傳媒及社交媒體,大家都能掌握部分「事實」,但在強烈主觀元素之下,我們往往不為意那是立場先行的「意見」,誤以為就是「真相」。

互聯網令每個人都有權發佈消息和意見,加上社交媒體演算法,我們容易囚於同溫層,習慣情感主導的資訊接收模式,以致製造「真相」的門檻可以極低,相信符合自己期待的消息多於有根據的報導。最終,真相變得愈加抽象、日益模糊。

今時今日,傳媒、社交媒體與後真相的關係錯綜複雜,令我們的資訊素養能力備受挑戰。對於經常穿梭於社交媒體的網民,清晰的頭腦、廣闊的眼界實在極之重要,切忌令自己囚於小眾空間,互相圍著火爐喧寒問暖,以為世界沒有冬天。

 

HK Educators’ Club Facebook / Medium



from 立場新聞 Stand News 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E5%80%8B%E4%BA%BA%E7%9A%84%E7%AB%8B%E5%A0%B4-%E4%BA%8B%E5%AF%A6%E7%9A%84%E7%9C%9F%E7%9B%B8-%E5%BE%8C%E7%9C%9F%E7%9B%B8%E6%99%82%E4%BB%A3%E8%88%87%E8%B3%87%E8%A8%8A%E7%B4%A0%E9%A4%8A/


吴祚来推介《乔·拜登神奇超越选举常规的五个方面》

有位朋友发给我一篇英文文章,叫做《乔·拜登神奇超越选举常规的五个方面》,我读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在这里给大家详细介绍解读一下。
文章的作者叫J·B·舒克(J.B.Shurk),他说,主流媒体在宣布拜登胜选的时候,却没人吹捧拜登在这次选举中的非凡表现,这是很好玩的事。
有哪些非凡表现呢,比如拜登比奥巴马在2012年连任时获得的选票多出1500万张,貌似赢得了大选,但同时也失去了几乎所有被认为是风向标的县。也就是说,一向被视为对大选结果至关重要的,有着风向标作用的县,拜登几乎全输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总统候选人有这样神奇的能力。在原文中,他用的词是一个日语词:jujitsu,柔术。这个选举柔术很牛。
拜登在美国每个县的总得分,都低于当年的希拉里,但在佐治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大都市地区的表现却远超希拉里,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纪录的选票,而在各地众议院和州议会席位上,民主党人却普遍失败。也就是说,上天本来并不青睐民主党,却只眷顾拜登。
与他的共和党对手相比,拜登在党内初选中的得票率,也是创历史记录的新低,但他最后却获得了大选的胜利。这些巨大的、意想不到的成就,通常都会得到主流记者们的分析和赞扬,但不知何故,那些记者们对拜登的这一伟大成就似乎视而不见,几乎不曾提及。
作者感叹,这是多么神奇啊,他总结了五点:
1、川普比上次大选多赢了一千多万张选票,在少数族裔选民中,也有创纪录的支持率,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位总统在连任竞选中获得如此多的选票,但仍然落败。而拜登对选民的吸引力竟然远超奥巴马,真的让人质疑,是不是拜登在2008年和2012年把奥巴马拉过了终点线。
2、拜登是60年来第一位在竞选过程中输掉俄亥俄州和佛罗里达州,但依然获胜的总统。一个世纪以来,这些州一直在预测大选的结果,它们被认为是风向标。尽管全国民调显示拜登在这两个州都领先,但他最终在俄亥俄州落后8个百分点,在佛罗里达州落后3个百分点以上。
对于拜登来说,以显著的劣势失去这些关键的州,仍然赢得全国大选,本来是有巨大新闻价值的。自从1960年,据称黑手党帮助肯尼迪做票赢得伊利诺伊州,从而击败尼克松以来,还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完成过这一巧妙的把戏。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仅仅是这两个州,拜登其实失去了全国几乎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风向标县,依旧能成为正在走向白宫道路上的人。《华尔街日报》独立分析了美国19个县的结果,这些县在过去40年里,获胜总统都是赢家,而川普虽然赢得了它们,却依旧最终失败(除了华盛顿州的克莱兰县)。
拜登以大约3个百分点的优势拿下克莱兰,而川普在其他18个县的平均胜率超过16个百分点。在自2000年以来正确选择总统的58个风向标县的更大名单中,川普以平均15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其中51个县,拜登只以大约4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剩下的7个县。风向标县们以巨大的热情选择了川普,但拜登还是赢了,神奇不神奇?
3.除少数几个城市外,拜登落后于克林顿
华盛顿邮报选举分析师罗伯特·巴恩斯从2020年的选举结果中发现了一个统计上的奇怪之处:"除了密尔沃基、底特律、亚特兰大和费城,拜登在全国每个主要大都会地区的表现,都远逊于希拉里。"
巴恩斯补充说,在那些由民主党人管理的摇摆州的大城市,其投票数甚至超过了登记选民的数量。"在最重要的州,有如此多的邮寄选票从这些城市涌入拜登手中,以至于拜登获得破纪录的成就,推翻了看起来像是川普轻松领先的州总数。
如果民主党人成功地消灭了选举人团,拜登在少数几个城市大量制造压倒性选票的神奇公式,应该会让民主党人永远不可战胜。
4 拜登赢了,尽管民主党人在其他地方都输了。兰迪·德索托在"西部日报"上写道:"唐纳德·川普几乎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这样的总统:他在竞选连任中落败了,而他所属的政党却赢得了大规模的众议院席位。"这就是拜登的奇迹!
2020年,库克政治报告和《纽约时报》将27个众议院席位评为选举日之前的胜负难分的席位。目前,共和党似乎赢得了全部27个席位。民主党人未能推翻一个州众议院,而共和党人推翻了新罕布夏州的参众两院,并扩大了他们在全国各州立法机构的主导地位。
令人惊讶的是,拜登击败了川普——让他的共和党同僚都取得胜利的人,这才是历史性的!
5.拜登压倒了特朗普压倒性的初选票数。过去初选的总票数在预测大选获胜者方面一向非常准确,政治分析人士大卫·查普曼在选举前强调了三个历史事实:
首先,没有一位获得75%初选选票的现任总统在连任中失利。
其次,川普总统获得了94%的初选选票,是历史上第四高(高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克林顿或奥巴马。事实上,特朗普还是1912年以来,获得超过90%初选选票的五位在任总统之一。
第三,特朗普在2020年创下了在任总统获得初选选票最多的纪录,有超过1800万人投票支持他,之前的纪录是比尔·克林顿保持的,但仅仅是这个数字的一半。而最后拜登却在大选中获胜,这颠覆了一个世纪以来的选举数据。
总的来说,乔·拜登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有趣的是,主流媒体的记者目前还没有一个人指出这一点。于是拜登这么伟大的成就,有可能要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中,非常可惜。
总之,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不得不对拜登的能力感到神奇。其实还有一个数据,比起当年的希拉里,拜登在深蓝的纽约州多损失了80万票,也就是说,川普在深蓝州的纽约,比四年前多赢了80万票,却在所有的摇摆州(停止计票后)都输了,拜登是多么神奇的一位政客呀!如果他把自己这种神奇的力量传递下去,那今后就没共和党什么事了。
我佩服这位有着神奇之力的老头。

——吴祚来脸书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0/11/blog-post_753.html


日本新冠疫情直线上升 医疗现场窘迫

日本最近新冠疫情连续上升,28日新确认新冠新增感染者达561人,连续两天超过500人。重症患者已达67人,为解除紧急事态以后最多。

11月25日感染者达1946人,11月26日确认新增感染者达2504人,自21日以来再次超过2500人,27日为2531人,迄今为止的单日最高纪录为11月21日的2592人。

日本政府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小组会,在25日汇总了对策建议,要求在未来3周对于一些感染急速扩大的地区,也就是“第三阶段”(感染骤增)地区,尽可能避免往来,且在三周内采取紧急措施。

作为必要的防疫对策,对策小组会提出了缩短提供酒类的饮食店的营业时间、对感染扩大地区的往来进行自我克制、临时“GoTo  Travel”停止等,在继续事项“GoTo  Travel”的地区,要求将来自感染扩大地区的出发排除在外。尾身指出:“进来和出去的人一起采取措施,在应对疫情上是最为有效的方法”。

医疗现场目前也处于危机状态。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5日病床占有率有40个都道府县比1周前恶化。15个都道府县达25%以上,达到感染扩大第二严重的“第三阶段”的水准。专家表示:“医疗现场紧迫,状况非常严重”。

病床占有率最高的兵库县达68%,比上一周(18日时刻)恶化24个百分点;大阪恶化14个百分点达55%,重病者用床位也达到49%,提高21个百分点,仅次于东京的50%,关西圈病床窘迫状况正在迅速加快。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A%9A%E6%B4%B2/20201128-%E6%97%A5%E6%9C%AC%E6%96%B0%E5%86%A0%E7%96%AB%E6%83%85%E7%9B%B4%E7%BA%BF%E4%B8%8A%E5%8D%87-%E5%8C%BB%E7%96%97%E7%8E%B0%E5%9C%BA%E7%AA%98%E8%BF%AB


葉一知 通識死因

為甚麼通識要死?這個禍甚麼時候埋下伏線?印象中,自 2013 年 DSE 後,建制派便以梁美芬為主打,狙擊通識科,其「關注通識教育聯席會議」也是這一年暑假(即試後三個多月)成立。之後一直無限上綱,更把佔中歸咎通識科,越炒越熱。

我認為,這個重大轉變,就始於這一年的政治題(如圖),觸動了建制派的神經。

該題出得稱職,能分到學生高下,無論在資料或問法上都持平,毫不偏頗。但本不應是問題的問題是:資料呈現了真相。

資料 A 涉及立法會議席的組成,即涉及立法會選舉的不公平 — 在直選和新功能組別,民主派得席較多,但在功能組別,建制派議席不符比例地遠多於民主派,導致建制派佔了立法會議席的大多數,也因而引申到資料 B 漫畫的諷刺情況 — 民意授權遠低的建制派永遠能「大石砸死蟹」。

這只是通識考試的第二年,題目自此成為 past paper,成為教「政治社會參與」這一課的教材。換言之,學生在課程中很大機會(因為是 past paper)會了解「立法會制度不公」(包括選舉和分組點票制度)這些問題。同時,因為通識科涉及不同範疇的社會問題,學生思考議題時,很可能會上溯到制度問題,建制派的 mandate(姑且叫「民意授權」)問題便無所遁形。

沒有人可以對此拿出實證,但觀感上,建制派自此非常痛恨這一科。別忘了 2012 年也有政治題,同年更有反國教風波,但通識科未成為中矢之的,到 2013 年考試後,便有必除之而後快之感,於是開始堆砌罪名:通識科令學生激進、不愛國、不認同國民身份……但一切都只是配菜,就像錯教鴉片戰爭的常識科老師被強加「錯教造紙術」的罪名一樣。

建制派不斷誇大通識科和通識老師的「魔力」,認為這一科有能力改變學生思想,這一點已有很多專家反駁過。我不妨再補充兩點。

首先,在 2019 年之前,很多中學生喜歡上深圳消費喝喜茶。喜茶來港開店,更有人排幾小時要喝一杯,當中不少身穿校服的,相信大家記憶猶新。今天年輕人都不想到大陸了,為甚麼?要多謝林鄭。如果說通識科有「魔力」,那麼它花十年也做不到林鄭的十分一啊!林鄭用一年就超超超額完成了,香港年輕人如今對國家認同創歷史新低,有一群人還推卸到通識科上,真是一點也不面紅。

其次,在盤古初開之時,很多傳媒都有通識科專欄,包括今天常常炮轟通識的《文匯報》,老早就有大量通識教材欄目。其他諸如星島》、《信報》、《明報》、已結束的《太陽報》等都搞過通識教材,但被視為「最反動」的《蘋果》系反而搞不起(《爽報》時期曾有通識專欄及動新聞)。換言之,歸邊的傳媒全都出版通識教材,被很多老師挪用,如今還厚顏說教材偏頗有問題,可笑嗎?

當然,他們會把責任全都推向通識科老師,因為一個稱職的通識老師,批判思考必然比較強,而批判思考的唯一用處,就是明辨是非。這類通識老師比較像所謂的「公共知識份子」,而公共知識份子落入極權社會就易名為「異見人士」,是不容於體制內的,怎可讓他們來教育學生?

其實,楊潤雄上場不久,便有殺科風聲傳到耳邊,如今任務完成。這樣的一科被謀殺,死因說到底只是「真相」二字 — 課程呈現了香港、中國甚至全球的種種真相,而發掘真相的過程往往要直視制度問題,明辨是非的能力排除了藉口、粉飾、謊言、抹黑、fake news 等障眼法,讓人必須直視醜陋,這自然是罪大惡極 — 任何極權體制,總不希望讓你直視真相。

各位通識科同工,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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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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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認可知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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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声言“脱贫攻坚”的宣传与实际

来源:
美国之音

资料图:中国北京寒冷的冬夜,一名流浪汉在北京南站附近的巷子里推着行李。(2016年1月23日 路透社)

在2020年即将过去之际,中国官方宣布全国所有贫困县实现脱贫。在今年实现农村和农民脱贫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宣布的宏伟目标。与此同时,了解情况的人士则表示,中国农村和农民贫困问题以及中国贫困人口问题积重难返,中共当局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是中国人贫困的主因。

官方的宣传与中国的现实

11月23日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贵州宣布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这不仅标志着贵州省66个贫困县实现整体脱贫,这也标志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在今年内实现中国全面脱贫是习近平亲自提出的目标。官方媒体近年来为此进行了大力宣传,其中包括本星期一(11月23日)中共的宣传喉舌新华社宣传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中共操控的中国官方媒体几年来大力进行的这种宣传似乎也让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詹姆斯·阿莱迪(James T. Areddy)觉得至少部分可信。在11月17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中,阿莱迪写道:

“中国农村的穷人自从(中共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召集他们参加其革命以来一直是中共战略的工具,然后他们又被强迫参加人民公社生产,结果是灾难性的。几十年之后,邓小平让他们到城市地区的建筑工地和工厂工作。习近平则第三次征用他们服役。为了缩小中国城市富人和农村穷人的差距,他试图让中国乡村城镇拥有企业主和消费者。”

然而,对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下过一番研究功夫的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表示,官方媒体的宣传使许多中国人或外国人对相关的问题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胡星斗在以个人身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我想,(中国即使是官方宣布所有的贫困县摘帽之后)贫困人口肯定还多得很,特别是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那就更多了。如果按照联合国或世界银行每天收入两美元来衡量,中国也要有好几亿贫困人口,是好几亿,不是几千万的问题。”

胡星斗解释说,中国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确实是在脱贫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这个仅仅从农村的住房条件就可以看出来;虽然现在依然有贫困地区,但跟以往的普遍贫穷不可同日而语了,这应是毫无争议的事实。但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脱贫还是低水平的脱贫,并不是脱贫了之后就进入了富裕或小康水平;中国现在的贫困标准现在跟联合国的赤贫标准齐平了,大致相当于每天收入在大约1.25或1.30美元之间。

胡星斗说,这个水平跟美国的贫困标准无法相比;有人说美国还有四千多万贫困人口,那些说这种话的人大概很多不知道那是美国的标准,美国的贫困标准比中国的高二十多倍,不是高两倍,而是二十多倍;这些人不知道这里的标准差别,就错以为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还有贫困人口四千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才一千来万,而且今年就全部脱贫了,比美国强多了。

习近平是否关心中国农民贫困

中国还有几千万或数亿的贫困人口,中国贫困人口大都是农民。当今中国农民为什么贫困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政治经济学问题。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共1949年在中国大陆武装夺取政权之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奴隶制,将数亿中国农民一举变成中共政权的农奴。这些农奴必须为中共政权劳作,中共政权使他们年复一年地劳作,不给他们提供生产工具、工资、住房、衣着、医疗,甚至不给他们提供口粮。在几十年里,许多中国农民/农奴一年辛苦下来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收入,甚至反而倒欠中共政权口粮钱。

这些分析人士还指出,这些现代中国农奴自己是农奴,他们的子孙也是生下来农奴,不能改变身份,他们是中共统治之下的人下人,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在中共已故的独裁者毛泽东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一意孤行瞎指挥导致的经济大灾难和人造大饥荒中被饿死的数千万人几乎全部是农民。

中国历史研究者宋永毅搜集的中共和中国政府内部文献显示,当时的死亡者很多不是饿死的,而是被打死的,因为他们不肯放弃自己和家人可以用来活命的口粮就被中共地方官员打死。

批评者说,在中共1970年代末位开始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农民情况有所改善,获得了有限的迁徙自由,可以到城市打工,由原先几乎毫无权利可言的人下人变成中国的二等公民,但他们到城市打工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中共政权可以对他们任意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北京当局2017年11月底12月初把大批在北京打工谋生的农民工/移民工在大冬天的半夜里把他们从合法租住的居所驱赶到大街上,把他们驱赶出北京。中国还有其他城市跟北京有样学样驱赶农民工/移民工。

由于事情是发生在习近平所在的北京,许多中国人一度期望反复声言关心大众福祉、关心基层群众困难的习近平能为那些移民工/农民工说点公道话,对残暴的北京政府官员提出批评。但习近平在北京当局驱赶移民工之际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过后也没有任何批评。

习近平的这种镇定自若导致许多批评者说,尽管他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宣传说他“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但显然他并不在乎群众的困难。与此同时,也有批评者说,习近平对他所任用的酷吏残害农民工/移民工的做法不管不问并不是他的疏忽或怪癖,而是中共统治中国70多年来肆意役使农民的一贯思路使然。

因工作关系跟中国农村人口有经常性接触的大陆资深媒体人王先生对中共政权的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思路提出批评说:“农村的资源是非常贫瘠的,出于(政治和政权安全)稳定考虑把农民约束到土地上,是不明智的,也是不道德的,也就是说无论农民多么辛苦,在农村就业都非常艰难,所以鼓励农民去城市就业才是正路;就业主要靠农村是非常有限的。”

还有批评者指出,中共虽然靠农民和农村在中国大陆夺取了政权,但在掌权之后对农村和农民的歧视和歧视性政策始终一贯,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教育。中国的教育资源大都集中在大城市,农民子女的教育被中国政府轻视或忽视,得不到多少国家资源。

但在高考的时候,来自农村地区的考生不但不能因国家造成的不利条件受到补偿,反倒要受到进一步的歧视,他们报考同样的高等学校考分要比大城市的考试生高出许多才能被录取。与此同时,中共当局严禁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到城市上学或参加高考。当局也禁止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自办子弟学校给自己身边的孩子提供最基础的教育,将农民工子弟学校封闭,甚至夷为平地。

批评者说,对于这些跟农民脱贫密切相关的非常现实的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声言要竭尽全力使中国贫困人口脱贫的习近平从未展示出任何的关心甚至兴趣。

当今中国农民/农民工困境

已故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有长期在中国农村工作经验。在鲍彤看来,过去70年或100年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说来说去可以很复杂,但也可以很简单。

他说:“中国的农民问题,过去(1911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开创者)孙中山讲过,根本问题就是耕者有其田的问题,这个观点(中国)共产党是认同的,因此后来就搞土地改革。中国的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后来)耕者无其田。我看这个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

鲍彤接着说,中共把土地改革给农民分配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当作自己的功绩,也把后来剥夺农民土地实现“耕者无其田”当作功绩,当作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功绩,中共对此并没有隐瞒。

在鲍彤看来,中国的农民和农村问题有一种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特殊性。他说:“现在(中国)农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农民丧失了土地之后涌入城市。有一段时间农民是不能进入城市的,现在是有条件地可以进入城市。有条件进入城市的农民很多人身份变了,变成了农民工。但他们的家人还在农村,因此中国农村现在有一个特殊的、全世界都不存在的问题,这就是农民家庭的破碎,夫妇不在一起,或父母跟子女不在一起。”

中国的农民/农民工为中共政权主导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包括他们在城市打工交税,却不能获得跟城市居民平等的居住、医疗、教育、养老的权利,他们被迫为了谋生而将自己的父母和孩子留在农村。

鲍彤的说法是,“全世界的孤儿都是失去了父母,父母死亡了,但中国的孤儿不是父母死了,而是父母离开了子女,子女离开了父母,父母还活着,但家庭却不能团聚。子女是一个问题,老人也是一个问题。”

鲍彤在这所说的农民工家庭子女和老人问题,又名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问题。他接着说,中国的传统习惯是子女要赡养父母,父母失去了劳动力,子女要赡养。中国的农民工为了生存就这样跟父母和子女分开。这是牵涉三代人的悲剧,是一个社会现象,而且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

对中国农民为中共控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这种生离死别的沉重代价,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要么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要么是避而不谈,回避任何深入具体的报道。但因为这一问题牵涉中国千百万家庭,中国公众非常关心,也深有痛感。

中国这种痛感在2013年3月下旬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呈现出罕见的爆发。偕同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习近平妻子彭丽媛到莫斯科一个孤儿学校访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彭丽媛“看望俄孤儿 代表中国千万母亲”。

这种官方报道在许多中国网民当中招致强烈的反感和抨击。一些批评者谴责彭丽媛和中共政权伪善,批评她作为一个母亲对中国成千上万的留守儿童跟父母分离的困境不管不问,还盗用中国千万母亲的名义到国外假装关心孤儿,假扮富有爱心的母亲。中共当局对网民的这种批评没有做出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回应,并对有关的批评意见进行封杀。

是促成还是毁坏农村经济发展

中共政府自己也承认中国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城乡贫富差距还很大,即使是今年全国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中国离真正的脱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有许多观察家和评论家指出,中国农村和农民之所以整体上比城市和城市居民贫穷得多,主要并不是因为中国农民懒惰或愚笨,而是因为中共掌权70多年始终一贯地实行一种将城市和农村区别对待、在户籍、土地、金融、财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歧视农村和农民的政策。

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有研究的经济学者胡星斗说:“应当逐渐地拆除户籍的篱笆,不仅要准许农民进到城市里来,而且也要准许城市的人到农村去。城市的人到农村去,他们就会投资农村的幼儿园,小学,投资农村的医院,这样才能把农村带动起来,这样才是建设新农村的一条途径。”

胡星斗又说:房地产也是一样,城市和农村是两套土地制度,城市人还不能到农村去买房子,买房子是小产权房,都是违法的,这些障碍都要破除;只有破除将城市和农村区别对待、歧视农村的二元制度,才能使农村经济发展繁荣起来,中国才能真正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观察者指出,胡星斗的这种城乡融合的美好愿景能否实现令人怀疑。就在胡星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发表上述评论之际,北京昌平小汤山镇当局对北京市居民到那里建设的农业科普示范园及附属的自建住房切断天然气,随后再发出拆迁通牒,声言他们要在11月29日到来前自行拆除他们的建筑,否则将予以强拆。

尽管当初那些北京居民是被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发展当地农村经济招引过去的,尽管他们用自己的积蓄资金在那里的建设都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许可,他们也有昌平县政府颁发的“土地经营权证书”,有效期从1999年至2049年,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当地政府出尔反尔对他们实行强拆驱赶。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北京郊区一直在进行这种强拆驱赶,与此同时,在毗邻北京的河北省,当地地方当局拘留了著名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并夺取接管了他的企业。这一局面使人们再度对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所声言的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脱贫的说法的诚意产生怀疑。

孙大午这不是第一次被抓捕。2003年,当局曾经以批评者所说的莫须有的非法集资的罪名抓捕他,并将他判刑三年,缓刑四年,当时在中国引起广泛的批评和抗议,中国当时相对自由的媒体也有报道。当局后来在抗议的压力下释放了他。

这一次孙大午被抓,中国的媒体已经没有当年的自由,没有批评或抗议的报道。一度长期担任中共高级干部的鲍彤说,孙大午的具体情况,他不了解,但听说孙大午口碑很好,在他的村里很受爱戴,因为他不但自己发家致富,更乐善好施,散财济贫,喜欢跟众人分享他的财富。

鲍彤谈孙大午和农民企业家问题

鲍彤说:“我有一个朋友叫姚监复,姚监复原来是在中央农村工作研究室工作的,后来老了,跟我年纪一样,就进养老院了。养老院很贵。后来听说孙大午的养老院很便宜,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很高兴,说孙大午那个地方对老人照顾很好,不光是照顾一般的生活,也包括疾病治疗都很好,费用很低。我不知道孙大午出事之后,像姚监复这样的老人还能不能找到这么好的养老院嘛?

河北当局为11月11日抓捕孙大五提出的理由是他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来自中国的报道说,警方当天抓捕了28人,其中包括孙大午夫妇、孙大午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等家人以及一些公司高管;知情人士说抓捕孙大午的导火线是孙的企业与当地一个国营农场有土地纠纷。

鲍彤说:“有人说,问题主要是国营农场跟孙大午有土地纠纷,因此(当地政府)就把孙大午抓起来了。什么有土地纠纷就要把纠纷的一方抓起来,我不懂。如果有纠纷就要抓起来,那应当也把国营农场的人抓起来呀。当然我是反对这种情况的(反对这么随便抓人的)。说有土地纠纷就要抓起来,我看抓任何一方都是不对的。有土地纠纷应该依法办理。”

在鲍彤看来,孙大午这个农民企业家的企业与国营企业发生纠纷,中国政府当局抓捕孙大午,国营企业一方则安然无恙,这种明显的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景象显然不是一种失误或偶然现象,而是当今中国根深蒂固的问题。

鲍彤说,“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讲了一句话,说是有一个远景,就是到2035年,也就是再过15年,争取这个国家基本上建成一个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这就是说,从现在到未来15年以内,(中国)基本还没有法治,基本上公民在法律面前不可能人人平等。”

鲍彤表示,中共的这种说法,这种好似充满艰辛的法治远景展望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他说,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是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农村经济发展不能一蹴而就,农民脱贫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这些都可以理解,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当是立马就可以实现的。他说,连“万恶的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中国更可以做到;让孙大午也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不需要15年,只要一天,甚至1分钟就可以做到,关键是看你想不想做。

中国人的贫困问题与常识

谈到中国农村和农民贫困问题,鲍彤认为,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只需要常识,也就是英语世界的人所说的常识(common sense)。他说,中国农民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皇粮拿工资的干部(官员)越来越多造成的。鲍彤在1950年代作为中共干部到安徽去,安徽,河北,一个乡只有一两个,最多三四个干部,还有的只有一个半干部。当时乡会计是全职的干部,乡长只是半职干部,乡党委书记不是干部,还是农民。甘肃有的地方只有半个干部。现在则是每个乡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干部。

鲍彤说,这种靠劳动人民养活、不从事生产又旱涝保收的干部/官员越来来越多,政府财政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人数庞大且持续迅速增加的官员,这不仅是农村的问题,也是城市的问题;中国城市也有低端人口,城市贫民,人民负担太重了;贫富差别在中国特别表现为官民差别。

鲍彤所说的官员太多令劳动人民难以负担的说法也是许多前任和在任中共高级官员的说法。

谈到中共当局眼下大力宣传农村脱贫的问题,因工作需要经常到农村的大陆资深媒体人王先生说,“(中国)大陆对农村的扶贫方式大多比较原始,帮助当地农民找项目找贷款,或提供捐助帮助农民迅速致富,这其中有三个方面的情况:1,确实引进有价值的项目,能够持续造福当地农民;2,引进一些短平快的项目,让农民短期获益,迅速拉高其实际收入;3,通过农业补贴贷款和对口支援单位捐助,让农民短期收入上升,甚至没有实际项目支持,包括短期项目,基本上是一种造假行为。

“现在无法判断哪种情况的权重更大。根据我对农村多年了解的经验,造假和短期行为应该是主流。也就是说,这种运动式扶贫只会产生短期效益,不可持续太久,农民返贫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在这方面,美国《华尔街日报》11月17日的报道呈现了一种有趣的景象。中国官方媒体过去几年来宣传说,习近平2016年4月下旬考察了安徽六安市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与当地村民讨论了脱贫问题,随后大湾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了红红火火的旅游地。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部分是因为习近平的到访使大湾成了旅游点。当时他和村民围坐在一起的座椅给固定在地上,还有当时摆出来的花生的复制品,以及挂在他身后墙上的一块腊肉。日前的一个下午,那个山村来了三辆满载游客的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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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建利 高牆與雞蛋 ——習近平與周庭們的較量

本文是為日本商務雜誌Wedge寫的命題撰稿。承蒙東京大學阿古智子教授翻譯,現已刊出。適逢黃之鋒周庭在港等待判決中,網上這篇文章得到了很高的點擊率。在此发表該文中文原稿,

以饗讀者。

  

日本雜誌Wedge中的頁面

2012年對周庭和習近平都是至關重要的一年。

那一年,15歲的高中生周庭出道香港社會運動,成為香港反國教運動的重要成員。反國教是以香港中學生為主的反對香港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著重中共愛國主義灌輸、中共黨化洗腦的運動。運動的發起者是同樣是15歲的高中生黃之鋒創辦的“學民思潮”,運動得到大多數香港居民的支持, 堅持數月獲得奇蹟般的成功。周庭後來出任“學民思潮”的發言人,成為“學民女神”。

同一期間的習近平正在通向中共最高權力的道路上步步驚心,周庭甚至連香港反國教運動可能都未進入他的視野,當時他面臨黨內至少三派勢力—-江派、團派和薄、週派---的輕視和挑戰,每一步都得踏准了,不然前功盡棄,滿盤皆輸。運氣極佳、深諳宮廷鬥爭的習近平在當年11月份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坐上了中共權力的最高位。

甫上台的習近平尚未暴露超越前任的巨大野心,卻實實在在地面臨著雙重危機,他個人權力危機和中共的政權危機。

在外界看來還立足未穩的時候,習近平發起了一場罕見的選擇性反腐,讓習慣了江胡時代權力運作四平八穩的觀察家大跌眼鏡,卻不料習近平的政治手腕相當老辣,在王岐山的配合下,其反腐改變了其前任淺嚐輒止的做法,幾年下來,竟然成功地借反腐穩固了權力。反腐的任意執法手段讓本來就不好的法治環境更加惡質化,法治的倒退反過來大大地方便習近平對剛剛發育的民間社會施以重手,以消除中共政權不穩定的隱患。

同時,習近平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始反攻,大踏步左轉,起死回生帶有文革特點的全民政治灌輸和管控。 2013年4月,中共中央下發“9號文件”嚴令在高校教育系統“七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本主義及司法獨立不要講。思想意識形態的收緊不限於高校教育系統,擴展到全社會,當然也波及香港。

在2014年“雨傘運動”之前,無論中國內地政治形勢多麼不堪,香港人有兩個堅強的信念,一是,無論多麼艱難,香港人能夠大致按照《香港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以及北京中央政府的承諾,在已有的自由、法治和公民社會的基礎上逐漸擴大民主權利;二是,中國內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情勢將會越來向香港靠近。爭取雙普選的“雨傘運動”的失敗動搖了這兩個信念,香港人意識到:在習近平政治之下,爭取更大的民主權利幾乎無望;不是內地越來越像香港而是香港越來越像內地。而且,一向愛國的香港人發現,習近平時代,港人愛國的含義被鎖限在港人愛黨的單行道上。周庭作為學民思潮的發言人,休學參加了雨傘運動,運動受挫後,她與羅冠聰、黃之鋒等人成立了“香港眾志”,繼續打拼。而此後的香港民主運動更多是保衛戰,保衛香港的自由、法治和公民社會--守護香港的政治文化身份本身。 

 

2020.11.23 周庭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前 蕭雲攝

決心政治高壓到底的習近平是不會允許香港的自由、法治、公民社會以及爭取更大民主權利的運動對內地產生示範作用的,對雨傘運動彈壓的成功無疑助長了習近平的政治瘋狂。經過了上台後兩、三年的鋪墊,習近平於2015年7月以“709”事件為標誌開始對民間社會進行大掃蕩,隨後一路變本加厲把政治氣氛肅殺推到極點,把對網絡言論的管制和封殺、對全民的監控推向極點。 2016年以“媒體姓黨”為標誌,中國社會全面黨控、黨化,公民社會被消滅殆盡,形成了“習家黨,黨天下”的局面。

隨著在黨內鞏固了權力和對民間實施了全面的高壓控制,習近平更大的野心暴露出來了,他要做與毛澤東比肩的“偉大領袖”,於是,中共開始了緊鑼密鼓的個人崇拜造神運動,核心的稱呼、習近平思想寫入黨章和憲法、恢復終身製、、、一路下來,除了在2018年7月一個叫董瑤瓊的女孩潑墨習近平像引發黨內的挑戰而被平息後,習近平再未遇到任何可觀的反抗,終於定於一尊。

然而,這一切非但沒有完全化解原有的危機,而且孕育著新的危機。

與他在政治上的好運氣比,習近平的經濟上的運氣實在可以說是很壞,江胡時代長期積累的經濟弊病顯現,經濟衰退已經開始,而擅長於“政治”的習近平並不擅長於經濟。其實,無能只是其中一個原因,關鍵的還是習近平的共產黨意識形態底色及其政治維穩指導思想作祟。習近平的黨內反腐延伸到對資本的節制,他認為沒收控制靠共產黨給的特權積累的財富和資本天經地義,第二次公私合營和權力干預市場勢在必行,另外他對民間掌控太多的資源不放心,認為會對政權造成威脅,財源的枯竭和維穩費用的高企,也使權力越來越傾向於動用一切手段對民間---尤其是中產階級和民營企業家階層---進行搜刮,這本身就是對中共統治的社會基礎—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合體--的解構,習近平開始失去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共靠收買籠絡的社會基礎,其統治變成了用政治高壓維持的脆鋼結構。

“六四”以後岌岌可危的中共依靠兩個合法性來源維持它在中國的統治地位,一個是高速度的經濟發展,以此建立了上面所說中共統治的社會基礎;另一個是民族主義。經濟上的衰退讓第一個、主要的合法性來源慢慢枯竭,習近平必須越來越多地依靠第二個合法性來源—民族主義,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共語境裡,這首先就意味著對外強勢擴張和稱霸,然而,建立紅色帝國稱霸世界恰恰就是習近平的中國夢,習近平幾乎是自然而然走向對外擴張的道路:一帶一路、南海軍事化、掠奪性國際貿易、盜竊高科技以擴張軍力、強勢收買國際組織和各國各界人士、腐蝕自由世界的民主生活方式、網絡攻擊、挑釁台灣、日本、印度及其他鄰國、、、

本來習近平時代的意識形態左轉,政治高壓、個人崇拜、廢除任期制已經使國際社會從一個迷思中醒悟,這個迷思是隨著專制國家經濟水平的提高,其追求自由的力量也會趨於增長,政治自由化是自然而然的結果。他們終於認識到,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中國的專制者利用經濟實力的提高來吸收社會精英進入既得利益階層成為統治結構的一部分,不僅有效地化解他們對政權的威脅而且增強了專制者對內鎮壓和對外擴張的能力,從而延長了專制的壽命。再加上習近平的霸權圖謀強勢外交,目前中共遇到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外交危機。

在中共的政治語境下,民族主義有對外和對內兩個部分。對外就是如上段所描述的霸權圖謀和強勢外交,對內,民族主義其實就是漢族沙文主義。習近平認為他必須對“有異心”的民族和地域進行打壓甚至消滅以調動佔人口92%的漢族的民族主義情緒來鞏固他的權力,所以習近平上台以來對藏族、維吾爾族和蒙古族實施了比他所有的共產黨領導人的前任都更殘酷的文化滅絕,而對“政治異域”的香港實施了政治文化滅絕。

習近平在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中,看到了香港人保衛自己的政治文化身份的決心,他不能容忍,於2020年7月1日在香港強行實施《港區國安法》。 2020年8月10日,在“反送中”運動中已經被捕了三次的周庭因涉嫌煽惑分裂國家,違反《港區國安法》,被香港警方以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再次逮捕,12月2日在她23歲生日的前一天,周庭將會被判刑。周庭說,她無悔。但是,人們不應忘記習近平的無恥。

距離2012年八年過去了,當年“加冕”的習近平已成了比肩毛澤東的大獨裁者,當年以15歲少年出道香港社會運動的周庭將在年滿23歲那天成為世界最年輕的、最受關注的政治犯之一。和2012年不同,周庭不僅進入了習近平的視野,而且成了襯託他獨裁成功而政治失敗、他的政權受到各方挑戰的象徵人物之一。

這個反差巨大的襯托非常有意義,它既顯明了習近平的強大,也顯明了習近平的脆弱。習近平的敵人太多了,他在為自己被推翻準備必要條件:普遍反對的人民、可持續的政治反對運動、中共黨內的裂變、黨內反習力量與民間和國際社會的結盟,國際社會對民主革命的支持、、、

  

照片來自黨刊

2020年9月3日,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週年”會議上的講話,道出了他非常害怕的幾件事,他是用“中國人民絕對不答應”的方式說出的:
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醜化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歪曲和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否定和醜化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通過霸凌手段把他們的意志強加給中國、改變中國的前進方向、阻撓中國人民創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破壞中國人民的和平生活和發展權利、破壞中國人民同其他國家人民的交流合作、破壞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其實還有一個害怕他不好意思說出口,那就是“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分裂中國共產黨、把黨和習近平割裂起來、對立起來,中國人民都絕對不答應。 ”




習近平這次講話的場合讓我不得不說一下日本。

今天中國在經濟、軍事上的發展很接近於二戰前的日本情形,是一種具有嚴重缺陷的現代化進程。這種缺陷導致中國無法被有效納入現代國際文明秩序。當我們談論中日關係的時候,應該看到,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國家關係,也不是一般的睦鄰關係,而是一個現代國家與一個半現代國家之間、混合了各種現實利益和歷史糾葛的關係。

中國軍事實力的全面增長,對日本的國家安全構成最大的不利因素,當前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矛盾,究其根本是意識形態的矛盾,或者說,如果沒有價值觀的根本衝突的話,兩國的矛盾、利益衝突都有理性法治化的解決途徑而不會走向極端,因此,我們也可以說,與中國的基本價值觀的對立才是日本國家安全的最主要成因。

人們常說,二十一世紀是亞洲的世紀,其實,二十一世紀是每一個人的世紀,好壞賴於自己的把握。亞洲目前的情況並不像一些預言家描述的那麼美好,也許恰恰相反,亞洲蘊釀著可能造成全球問題的危機爆發點:朝核、東海、南海、台海、印巴,環境、人口、難民、中國的變局、、、不一而足。然而,亞洲缺乏集體減除和應對這些危機的國家聯盟,尤其是沒有以價值為基礎的民主國聯盟,畢竟大部分危機的根源或者不能消除這些危機原因是專制。日本作為亞洲最強大的民主國家,應該在形成這樣的區域機制上扮演領導角色。這樣的以民主國家為核心的區域聯盟的建立,客觀上將對中國的民主化起到推動作用。我2017年4月在明治大學演講時提出了日本朝野各派應有的三點中國共識,在此重申這三點共識:
一個體量龐大的不民主、不文明的鄰國政權對日本的安全和民主生活方式是不利的。
日本的歷史歉疚感是對中國人民而不應該是對中共的,支持中國的人權改善、民主化最終會幫助化解中國人民對日本的仇視。
日本是亞洲最強大的民主國家,應該有更多的自信心和道德責任感幫助中國的民主化。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曾說:在高牆和雞蛋的較量中,我永遠站在雞蛋一方。雖然我並非無條件地贊同這句話,但是在習近平(高牆)和周庭(雞蛋)之間,我的選擇是明確無誤的,相信日本的選擇也是明確無誤的。站在周庭一方,是日本的文明和強大。



日文連結為 https://wedge.ismedia.jp/articles/-/21420


from 熱門文章 - Matters https://matters.news/@JianliYang89/%25E9%25AB%2598%25E7%2589%2586%25E8%2588%2587%25E9%259B%259E%25E8%259B%258B-%25E7%25BF%2592%25E8%25BF%2591%25E5%25B9%25B3%25E8%2588%2587%25E5%2591%25A8%25E5%25BA%25AD%25E5%2580%2591%25E7%259A%2584%25E8%25BC%2583%25E9%2587%258F-bafyreidvrxdamvvf54svij2lx6eibrdfyd6mpqp26abwsjdqqc5d5u5hqi


《中国噩梦》:北京脆弱政权背后的全球野心 - 美国之音

华盛顿 — 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项目主任卜大年(Dan Blumenthal)最近发表新书《中国噩梦:一个摇摇欲坠政权的远大野心》(The China Nightmare: The Grand Ambitions of a Decaying State)。这位曾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高级主管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拥有强大实力,试图重塑全球秩序,但其内部却存在许多脆弱性。他认为,这样一个试图施展全球野心而又受困于内部弱点的国家,对美国乃至全球都构成更大的威胁,他称之为“中国噩梦”。

与一些中国问题分析人士的看法一样,卜大年认为,北京想要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战略伙伴网络,一个对中共威权统治更加友好和兼容的国际秩序。他写道,这种秩序如果实现,“那看起来更像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更加压迫;更依赖社会控制、胁迫和压迫工具;更加封闭和不民主。”

卜大年:中共政权内部脆弱

不过他指出,尽管这种野心对美国和西方民主社会构成挑战,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在中共统治下的不安全感和脆弱性。这些弱点包括:中国经济持续多年放缓,债务水平居高不下;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及其前任胡锦涛)摒弃邓小平时代以来的许多以市场为主导的政治经济改革,转向更多的国有控制,拆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压制了创新能力;面临环境恶化和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中共极度恐惧所谓的“西方精神污染”,亦即民主社会的自由、法治等思想观念,对教育界甚至商业界加大管控和打压;习近平的集权、废除任期和反腐等政策使得中共政权内部出现更多裂痕,习近平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

卜大年认为,这些弱点会令中国实现其战略野心遭遇阻碍,但这并不一定意味中国是厌恶风险(risk-averse)的。他写道:“尽管(或者也许正因为)中国存在日益严峻的内部弱点,它仍在推进其宏大的战略野心。”他认为,这样的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会是一个“噩梦”。

“中国噩梦”与新冠疫情

卜大年对美国之音说:“这之所以是一个噩梦,是因为中国极为强大,但它受困于和受制于内在的弱点和挫折,所以它向外出击。一个野心得不到满足并且受挫的强国构成一种特别的威胁。”

他指出,这种“噩梦”还在于,由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其内部问题带来的后果会波及全球。他说,新冠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习近平的过度集权和政治打压使得中共政权的官僚体系陷入瘫痪,武汉地方官员不敢上报疫情,不敢在习近平发话前有所行动,再加上中共政权向来的审查制度和社会控制,导致真相被掩盖,一场区域性传染病演变成全球大流行病。

“新冠疫情处理不当给习近平造成很大的国际反弹,但是他没有屈服于压力。事实上,他将行动升级。”卜大年在一个讨论他新书的网络座谈会上说,“一个噩梦情形是,当习近平越来越受挫,他会试图通过更多的对外侵略行动来进行弥补。而这正是我们已经看到的。”

他举例表示,在中国和其他各国应对新冠的同时,中共在印度边境挑起冲突,因澳大利亚提出要对病毒源头发起国际调查而对其加大政治施压,施压欧洲国家移除任何有关中国新冠虚假信息活动的措辞,继续在南中国海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胁迫和恫吓台湾,进一步打压香港自治,继续在新疆实行针对维吾尔人等少数族裔的压迫政策。

卜大年:打击中国弱点 迫使中国处于守势

卜大年认为,应对“中国噩梦”,美国战略的关键在于打击中国的弱点,迫使中国处于守势。

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中国的脆弱性和弱点对美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如果美国利用那些脆弱性,让中国明白,一旦他们向外出击就会遭遇美国的反击。我认为,这将更好地威慑中国的某些行为。”

卜大年认为,美国应当继续过去几年所采取的行动,包括回击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挑战中国的领土声索和侵占行为,打击中国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恶意影响力活动。他认为,美国还应与盟友合作,与其他国家建立民主阵线,一同应对中国挑战。

美国国务院上周(11月17日)发表一份研究报告,为美国如何应对威权中国崛起所构成的挑战制定了一个蓝图。报告也分析了中共存在的诸多脆弱性,并列出重新制定对华战略的十项任务,包括加强联盟体系并创建新的国际组织以促进民主和人权,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北京展开合作并在需要时限制和震慑中国,培养新一代了解与中国大国竞争的公务人员。

一位国务院官员表示,这份报告并不是为下一届政府定调。卜大年认为,虽然当选总统拜登表示希望与中国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有更多合作,但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的总体方向上不会和现在有很大改变。不过他建议,新一届政府应避免为了寻求在气候等议题上的合作,向中国提供任何战略让步。

博尔顿:台湾为华盛顿提供非对称应对方式

曾任特朗普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博尔顿(John Bolton)认为,拜登政府的风险不是政策混乱,而是被严重误导。他说,卜大年的“中国噩梦”论为拜登政府提供了帮助。

他在给卜大年新书写的书评中说,北京显然从来没有认识到帝国时代已经结束,北京对台湾的执念为华盛顿提供了应对中国恶劣行为的不对称性手段。

他认为,最具影响力的一步就是全面外交承认台湾。他说,这势必会重挫美中关系,但这是中国应当担心的,而不是美国。他说,华盛顿还可以采取其他程度小一些的行动,比如美台官员互访常态化,这也可以严重削弱中国试图强制一统台湾的合法性。

卜大年:北京武统台湾之际即美台建交之时

卜大年认为,美国过去几年来的对台政策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行,包括对台军售、美台安全合作和高级别官员访台次数的增加。他说,美国对台政策应是充分确保台湾的民主,让台湾人民自由决定政治未来。

对于中共武统台湾的威胁,卜大年认为美国应当正告北京其中的严重政治后果。他说:“我们应当私下里告诉北京,攻打台湾将意味着美国‘一中政策’的终结以及外交上承认台湾。”他认为,美国还应派遣更多军事和非军事安全顾问以及一些军人前往台湾,直到北京的威胁减弱。

来源:美国之音



from 南蒙古时事评论 http://smglnc.blogspot.com/2020/11/blog-post_34.html


荣剑 | 民族意識濫觴與民族主義歧途:從德川到明治的思想轉型及其啟示



导语:日本明治维新以“脱亚入欧”为思想导向,全面学习西方,在三十年时间取得巨大成功,一举击败中俄两个老大帝国,跻身于世界列强。随后日本又开始“脱欧返亚”的思想转型,以民族主义为导向,建构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主义,同时和中国与西方脱钩 ,从而在昭和时代走向了绝对的国家主义。日本在二战前后所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变化——从疯狂的崛起到疯狂的自我毀灭,在明治时代已经埋下种子,甚至可以上溯到德川时代,在朱子学作为幕府官方意识形态的解体过程中,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开始支配著日本思想向皇国史观、日本主义和国家主义转变。正是在這种思想转型的轨道里,日本从明治维新逐步走向了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及行动。总结日本从德川到明治的思想转型及其后续影响,对于中国或许会有重大启示。本文首发于台湾《思想》杂志第四十一期。 ——————————————— 美國學者約翰.道爾在其《擁抱失敗》一書的開篇這樣寫道:「日本作為現代國家的興起令人震驚:更迅猛、更無畏、更成功。然而最終也比任何人能夠想像的更瘋狂、更危險、更具有自我毀滅性」[1]。事實上,這位美國學者觀察到的日本在二戰前後所發生的令人震驚的變化——從瘋狂的崛起到瘋狂的自我毀滅,在明治時代已經埋下種子了,甚至可以上溯到德川時代,在朱子學作為幕府官方意識形態的解體過程中,一種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情緒已經開始支配著日本思想向皇國史觀、日本主義和國家主義轉變。正是在這種思想轉型的軌道裡,日本從明治維新逐步走向了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及行動。總結日本從德川到明治的思想轉型及其後續影響,對於中國或許會有重大啟示。

一、從「脫亞入歐」到「脫歐返亞」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被人們普遍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啟,同時,也被許多日本人視為日本從近世走向近代的一個轉捩點。日本史學家增田涉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他認為:「鴉片戰爭是世界史的問題,至少是東洋歷史的大問題。在中國,認為鴉片戰爭的失敗,引起了『近代』的覺醒。對於我國也可以說,以鴉片戰爭為契機轉換了歷史大方向。」[2]增田涉在他的著作中記載了這樣一個事件:肩負與日本締結通商條約的美國使節哈里斯在安政四年(1857)到訪江戶時,在幕府將軍的首席老中(幕府最高行政官員)堀田正睦的府邸發表了六個小時的演說,最後特別強調,如果日本不實行開國政策,美國將效仿英國對付中國那樣從香港派遣軍艦到日本來,用火炮打開日本的國門。增田涉認為,這確實是「歷史上決定性的瞬間」[3],日本朝野在震動之餘決定了向新時代邁進的決心。
如果說幕府末期在英美炮艦的壓力下,被迫從「勤王攘夷」的鎖國政策走向了開國政策,那麼,到了明治維新初期,明治政府選擇的則是一條主動開國的路線,從制度轉型、置產興業、文明開化、國民教育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都採取了向西方學習的立場,日本由此進入了「鹿鳴館時代」[4]。但在新的時代氛圍中,日本並沒有成為一個西方式的國家。明治維新的主要任務是「王政復古」,一方面是重建天皇的中央集權,另一方面則是重建日本的民族精神。用宮崎市定的話來說,「隨著中央集權的明治政府的成立,勤王攘夷史觀馬上轉變為皇威發揚史觀、日本民族發展史觀」[5]。而就「日本民族發展史觀」而言,宮崎市定認為: 明治維新是日本民族的覺醒,其實也可以說是亞洲各民族覺醒的先驅。歐洲實現產業革命以後,勢力不斷向外伸張,亞洲逐漸淪為其殖民地;與之相拮抗的,是位於亞洲東端日本的覺醒,這種覺醒不久就擴展到了整個亞洲。從這一結果來看,明治維新也是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6] 從制度轉型來看,明治維新無疑具有雙重性質,就它所完成的王政復古、廢藩置縣、版籍奉還等措施來看,這是封建的幕府體制向中央集權的天皇體制的轉變;就它所完成的君主立憲、置產興業、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等措施來看,這是近世社會向近代(現代)社會的轉變。明治時代圍繞著這兩個轉變所展開的思想啟蒙、政治實驗、黨派鬥爭和各種風雲人物前仆後繼的表演,以及繁蕪複雜的世界形勢和東亞形勢的變化,實際上始終貫穿著兩條主線,那就是宮崎市定所提到的皇權史觀和民族史觀。皇權史觀的集大成主要體現在明治憲法中,該憲法賦予了天皇至高無上的權力,這個權力最後導向了一種「絕對國家主義體制」(丸山真男語)。而民族史觀則在持續支持皇權史觀的漫長時間裡,衍生出它的各種理論形態,從日本主義到亞洲主義再到大亞洲主義,以及關於東亞主義和大東亞主義的各種敘事,並且在民族史觀不斷甚囂塵上的時代氛圍中,湧現出民族主義的各種組織,比如玄洋社、黑龍會、老壯會、經綸學盟等。
基於皇權史觀和民族史觀的演變來觀察明治維新的思想轉型及其對制度轉型的影響,大致可以作出一個判斷:明治維新的思想演進並不是單向直行的,而毋寧是一個雙向反復的過程,我把這個過程稱之為從「脫亞入歐」到「脫歐返亞」。
「脫亞入歐」論的主要代表人物非福澤諭吉莫屬,他在明治十八年(1885年)三月十六日的《時事新報》上,以〈脫亞論〉為題撰文,明確指出:「朝野無別,採擇西洋今世之文明,擺脫舊套,開全新之機軸於亞細亞,其主義唯『脫亞』兩字。日本地處亞細亞東部,而其精神深處,業已擺脫亞洲固陋,朝向西洋發展」[7]。福澤的主張非常明確,毫不含糊,脫亞就是入歐,脫亞和入歐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不可分割。他在自傳裡曾寫道:「我在日本竭力提倡洋學,定要使日本變成一個文明富強的西式國家,因此使慶應義塾成為西洋文明的嚮導,宛如西洋文明的東道主,一手包辦西洋文明制度的買賣,或是洋學在日本的特別代理人」。他還說:「我的目的不是教年輕人讀外文原著,而是使閉關自守的日本打開門戶,走向西方那樣的文明世界,最終富國強兵,躋身文明諸國」[8]。


福泽谕吉《脱亚论》
事實上,在福澤諭吉公開提出「脫亞入歐」論之際,全盤西化的浪潮已經在日本全境形成了勢不可擋的局面,福澤的文章不過就是像在熊熊的烈火上又澆上了一大桶油。明治維新前「蘭學」在日本的興起與普及,昭示著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學」的崛起,它對日本的「舊學」——從朱子學到古學再到國學,都構成了根本性的挑戰。明治維新確立的「五條御誓文」,將「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作為其中的一條,表明明治新政府在當時已經充分意識到學習西方新的知識對於振興皇國的基石性作用。
從「脫亞入歐」來看,「入歐」的方向性非常明確,那就是擁抱西方文明,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教育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全面向西方學習。而就「脫亞」來說,方向性也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脫離中國和朝鮮這樣的「東方惡友」,尤其是要脫離中國對日本已經持續了上千年的歷史影響。因此,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既是全盤西化論,也是去中國中心論。作出這樣的理論定位,既符合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國家近代轉型的訴求,也滿足了日本從德川時代到明治時代日趨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子安宣邦教授對此有精闢的概括,他認為:「日本的近代史也就是把東亞中的中國從日本的政治地理上或者從日本人的意識層面抹消的實驗過程」[9]。
從明治維新的實際進程來看,「脫亞入歐」論所取得實際效果是極其驚人的,在短短三十年的時間裡,日本從一個蕞爾小國迅速成長為一個東亞大國,並開始具有世界性影響。其標誌性事件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和1905年的日俄戰爭,在這兩場戰爭中,日本一舉擊敗亞洲和歐洲的兩個老大帝國,不僅讓世界列強刮目相看,而且極大激發出日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主義情緒。福澤諭吉就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欣然地認為,他不需要再為國家的前途擔憂了,新日本的文明富強已經來臨,他以後只需要去討論道德和宇宙的哲學問題[10]。
然而,正是以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為轉捩點,日本在其後的歷史進程中並沒有沿著「脫亞入歐」的路徑一直走下去。相反,發生了新的思想轉型,從歐美的立場又開始退回到亞洲的立場,對此,我謂之「脫歐返亞」。丸山真男教授在論述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時曾認為,把維新以來到今天的現實歷史過程概括為「脫亞入歐」是否妥當,屬於近代日本的全盤性問題。丸山的質疑是:假如「脫亞入歐」真能象徵日本近代的根本動向,那麼,作為「大日本帝國」精神支柱的「國家神道」從明治時出現了全國性的組織化,到伴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的失敗和盟軍的命令而被迫走向解體的歷史,難道能用「脫亞入歐」一詞來表現嗎?那個鑲嵌著濃厚儒教道德色彩的「教育敕語」(1890年頒布),究竟在什麼意義上屬於「脫亞」和「入歐」?隨著日中戰爭的擴大,新設的「國民祭日」(1939年9月起每月一天)被命名為「興亞奉公日」,而1941年以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所謂「聖戰」的思想根據,也正是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確立。在這樣的歷史動向中,哪裡有什麼「脫亞」意識和「入歐」意識?那些由「大日本帝國」高唱的「亞洲主義」不過是令人嗤笑的虛偽意識而已。這已經為歷史所證明[11]。基於上述質疑,丸山認為,把「脫亞入歐」視為福澤諭吉獨創的片語而大肆傳播,甚至被作為福澤思想的關鍵用語流傳於學界,進而波及一般的新聞出版界,會嚴重阻礙人們對福澤思想的客觀理解。
以丸山之見,明治維新以來的「脫亞入歐」進程是否可以被一筆勾銷了?或者說,需要對明治以來的思想轉型重新進行新的梳理或概括?以子安宣邦教授的看法為對照,「以西洋文明為本位的福澤文明論,同時也發現了作為否定性對象的東洋專制王國中國,而為近代日本設計了『脫亞入歐』的文明化路線」[12]。當把丸山和子安放在一起閱讀時,我們或許可以更加清晰地觀察到明治思想轉型的兩條相反路徑是如何形成的。而且,能夠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明治以來的思想轉型為什麼會有這種顛覆性的反復?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探討日本從德川以來直至明治時期的思想變遷。明治思想不是突如其來的,明治思想轉型及其變化有著從德川以來思想史的深刻邏輯。


二、德川朱子學解體過程中的民族意識


內藤湖南在〈日本文化的獨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日本文化到底最初是在什麼樣的狀態中發展起來的、又在什麼時候形成了真正日本的文化?」[13]這個問題與其說是文化發生學的問題,毋寧說是日本的自我認同、自我意識或民族意識如何生長以及何時生長起來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日本文化或日本民族意識是如何以及何時從長達上千年的中國文化影響下獨立出來。
內藤湖南的弟子宮崎市定在他的《日出之國與日沒之處》一書中認為:「西方人和中國人動輒認為日本因靠近中國而被包含在中國式體制之中,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數千年以來,日本始終獨立於中國體制之外,保持著日本式體制,並且不斷地用日本式體制撼動著中國。」[14]宮崎市定這本著作的書名就是來源於推古天皇遣使隋朝覲見隋煬帝時所發出的問候:「日出處天子致日沒處天子,無恙」,這被宮崎市定視為是日本獨立於中國的一個重要標誌。他由此認為:「雖然東亞範圍內有時也有國家向中國要求平等,但都早已滅亡,只剩下日本數千年來始終維持著平等的精神,這就是日本式體制對於世界歷史的意義。」[15]
在宮崎市定卓越的史學見解中,是不是也不可避免地滲透著一種民族意識或民族主義情結?日本在中國隋唐時期連續數十次遣使中國,廣泛地向中國學習,是無可爭議的歷史事實,但日本由此建立起來的唐式律令制國家的確和中華帝國的治理模式有著重大差異,宮崎市定據此認為日本在那個時期已經獨立於中國,的確未嘗不可。問題就在於,地理和政治上的獨立是不是就意味著文化上的獨立?內藤湖南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顯然要比他的弟子更為客觀一些,他認為大致在13世紀末至14世紀的日本南北朝時期,由於日本面臨社會革新的形勢,「以往一切皆墨守中國陳規的日本文化也面臨得以獨立的機遇。」[16]獨立的主要標誌是北畠親房於1339年編撰了六卷本《神皇正統記》,該書記述了從神武天皇到後村上天皇的皇位傳承的歷史。湖南對該書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認為日本歷史上能夠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並付諸筆墨的人寥若晨星,「《神皇正統記》是一部令人景羨的皇皇歷史巨作」[17],該書開闢了明治維新王政復古思想的先河,同時也意味著日本文化獨立的開始。「在此之前,日本敬仰中國,而在這一時期,中國已不足道,印度亦不足道,沒有哪個國家能像日本如此尊貴,這樣一種觀念成為了當時的新思想,這一時期日本的文化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觀念才得以實現獨立。」[18]
宮崎市定從政治史觀、內藤湖南從文化史觀來闡釋日本政治和文化的獨立性,顯然都貫穿著一種民族史觀或民族主義敘事。因此,他們關於日本如何以及何時獨立於中國的史學見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日兩國文化交往的實際歷史情況,需要進一步探討,民族意識和民族觀念有可能會遮蔽或妨礙他們對歷史的某些事實判斷。在我看來,在宮崎市定和內藤湖南的歷史敘事中,至少沒有合理地解釋:為何在德川時代,也就是內藤湖南所說的南北朝終結之後約兩百多年,日本重新從中國引進朱子學,並將朱子學確立為幕府的官方意識形態和社會的基本道德準則?由此是不是可以進一步推論:到了德川時代,日本獨立的文化意識、歷史意識和民族意識實際上並沒有從中華文化的巨大影響下脫穎而出;或者更準確地說,日本文化獨立於中國的這一歷史性任務,是在德川時代的朱子學確立其思想統治地位之後才逐步完成的。
在中日思想交流史上,德川時代可以被看作是日本大規模地、成體系地學習和引進儒家思想的時代。所謂大規模,是指朱子學不僅成為德川幕府的官學,而且也成為流布於民間的私學。當時的大儒山崎闇齋開設學館,弟子多達六千餘人,影響廣泛,波及市肆野鄉。所謂成體系,是指日本儒者對中國儒家思想的引介不是像以往朝代那樣,僅限於片鱗半爪,抓住一點,不及其餘,而是選擇系統地引進和研究朱子學,並從朱子學出發,回溯先秦儒學,經歷了從宋學的大學、中庸主義,到伊藤仁齋的論語、孟子中心主義,再到荻生徂徠的「六經」中心主義,並且在方法論和語言學上完成了從理學到古義學再到古文辭學的演變。
儒學何以在德川時代被確認為官方的意識形態,或者說朱子學成為德川幕府的官學?丸山真男在他的代表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有精闢的概括。他主要是基於兩點理由:一是儒學內在地具有其普適性的價值,在傳播異域的過程中被不斷地「抽象化」和規範化;二是儒學的思想結構大致符合日本幕府體制的「封建性」,在類型上可以同作為儒學前提的中國帝國結構相對照。「要而言之,日本近世封建社會的社會結構與儒學倫理的思維結構在類型上相似,這就是近世儒學作為最強力的社會倫理在思想界中能夠佔據指導地位的客觀條件。」[19]
確立朱子學為德川時代的意識形態,對於鞏固德川政權和教化社會意義重大,德川時代擺脫了對宗教(主要是佛教)的依附而走向了自立。這個情況也表明,日本的思想和文化在德川時代非但沒有從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中獨立出來,反而是在朱子學的基礎上建構了德川時代的思想形態。以藤原惺窩、林羅山父子、山崎闇齋等為代表的大儒,對於朱子學的闡釋和推廣盡心盡力,不僅在學理上深信朱子學對於德川時代建構與幕府制度相適應的思想秩序、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重要性,而且還轉化為在信仰上對朱子學的一種虔誠的態度。山崎闇齋的話是有代表性的,他說:「學朱子而謬,與朱子共謬也,何遺憾之有?」[20]由此可見,德川初期朱子學在幾位大儒的推動下並在幕府官方的支持下,已成為社會公認的知識和道德準則。丸山真男認為:「這些朱子學家對待程朱幾乎就像對待聖人一樣皈依不二,因此他們的學說也只是忠實地介紹程朱的學說而沒有越雷池一步。」[21]他由此很不客氣地將德川早期的朱子學大儒稱之為「精神奴隸」。
對朱子學從接受到迷信的這種思想局面其實並沒有持續多久,以林羅山於1605年進入德川幕府擔任侍講為標誌,朱子學確立了其作為德川官學的地位,但這個地位很快就遇到了挑戰。挑戰首先來自於山鹿素行發表於1666年的《聖教要錄》,這篇四千餘字的文章對朱子學的批判是顛覆性的。素行有言:「宋之心學、道學流布,可謂盛也。然不達治平之效,禮樂不盛,更有夷狄之禍,及至南宋之偏安。」[22]一句話就擊中了宋學的痛處。朱子學作為中華帝國的意識形態,沒能在本土解決好夷夏之辨,何以能指導日本取得治平之效?
因此,從17世紀下半葉起,朱子學就處在不斷分化和解體的過程中,出現了從水戶學到古學再到國學的思想演變。用丸山真男的話來說:「『朱子學的思維方式』在江戶時代初期,剛一達到社會普遍化,就在17世紀後半葉和18世紀初之間開始逐漸崩潰,並開始面對新興古學派所發出的挑戰。」[23]丸山的著作就是旨在從朱子學思維方式所經歷的歷史變遷中,追尋德川時代正統世界觀的解體過程。


丸山真男(1914-1996)
德川朱子學為何在其確立為幕府官方意識形態之後不過半個世紀,就面臨著一個自我解體的過程?其自我解體的動力學機制何在?丸山真男的解釋是基於兩個關鍵字:內生性和近代性。在日本德川思想史研究中,丸山的著作無疑建構了一個理論高地,他首先把德川朱子學解體視為一個內生的過程,著力證明德川朱子學解體並不是來自於外部的壓力,而毋寧是朱子學在日本的條件下所進行的自我革新,或者說,是一個自我的解體過程。丸山這樣寫道:「日本朱子學派、陽明學派的產生,特別是排斥宋學、直接復歸原始儒學的古學派的興起等,近世儒學的這種發展過程,同中國宋代的朱子學、明代的陽明學、清代的考據學的產生過程,從現象上看,是頗為類似的。但其思想的意義卻完全不同。日本近世儒學的發展是這樣一種過程,即通過儒學的內部發展,儒學思想自行分解,進而從自身之中萌生出完全異質的要素。」[24]
這個「完全異質的要素」,實際上涉及到丸山著作中的第二個關鍵字——近代性,也就是丸山自己強調的「用『近代意識』成長的觀點來敘述德川思想」[25],闡明從近世朱子學的解體過程中日本的近代思想是如何成長起來的。正是基於「近代意識」,丸山把荻生徂徠視為朱子學解體過程中的一個關鍵性人物,認為徂徠接續山鹿素行對宋學合理主義的批判和伊藤仁齋主張回到原始儒學的立場,進一步通過論述「公私二元論」、政治優先於道德的觀點以及進行以「禮樂刑政」為目標的政治實踐(經世致用),最終為從藤原惺窩開始展開的近世儒學劃下了一個句號。丸山實際認為,徂徠著作中的這些「完全異質的要素」,為後來的明治維新變革封建社會、建立近代秩序提供了「邏輯武器」,從而「能在德川時期的思想發展過程中,完全探尋出乍看起來猶如深淵相隔的維新後的『近代』思想的邏輯脈絡。」[26]
丸山從「內生性」和「近代性」這兩個視角切入,來把握德川朱子學的自我解體過程,顯示出他基於自由主義學理的深邃理論能力,克服了日本史學長於敘事而短於理論概括的局限,將邏輯的敘事方式和歷史的敘事方式結合在一起,從而能夠持續地對後來的研究者給予極大的啟示。但是,丸山關於德川思想史的敘事未必可以視為問題的最終解決[27]。就「內生性」而言,中國學者呂玉新的著作《政體、文明、族群之辯:德川日本思想史》,以晚明儒者朱舜水東渡日本為切入點,揭示出德川朱子學的自我革新和解體——從水戶史學的建構到以伊藤仁齋、山鹿素行、荻生徂徠為代表的古學派對宋學的批判,最後完成對宋明理學和心學的超越而走向古典儒學,完全是來自於朱舜水的思想啟示,朱舜水從「外部」為德川的思想變遷和轉型提供了關鍵性的學術和知識支援[28]。
德川朱子學的解體,從幕府統一的意識形態逐步分化為水戶史學、古學、國學和後期水戶學的不同思想形態,其原始動力不管是來自於外部──諸如呂玉新所論的朱舜水對日本儒者的思想啟示,還是來自於內部──丸山真男的「內生變革」論,最後是在明治維新的前夜促進了日本民族意識的高漲和民族主義的覺醒。所以說,在主導德川思想演變的「內部因素」、「外部因素」和「近代因素」之外,還有一個「民族因素」始終貫穿於德川時代。由內藤湖南所楬櫫的日本自白畠親房撰寫《神皇正統記》以來,日本的歷史意識和民族意識不斷覺醒的力量是在德川朱子學的解體過程中,完成了關鍵性的突破。
在學習朱子學階段,以藤原惺窩、林羅山、山崎闇齋等為代表的官學和私學,儘管在學理上完全服膺宋明理學和心學的一系列基本教義,但這並沒有改變他們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情結。德川初年發生的明清變革不僅對於漢族士人構成前所未有的衝擊,而且對於朝鮮和日本的知識人也有重大和深遠的影響,由此在朝鮮和日本產生一個核心問題:誰是中華?在中華母土發生了華夷之變時,作為中華文化次生地帶的朝鮮和日本,必然面臨著誰是中華文化的真正傳承人的問題意識。當時不少日本儒者都主張「華夷變態」論,所謂「中華有夷狄,夷狄有中華」,日本取代滿清成為中華文化新的中心。林羅山後人林春勝、林信篤父子編撰的《華夷變態》(1674年)記述了從1644年至1724年滿清入主中原之後所發生的各種事情,認為「崇禎登天,弘光陷虜,唐魯才保南隅,而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也。」[29]
在華夷變態的觀念下,德川朱子學的建構一開始就具有雙重面向,一方面是為幕府主導的政治統治秩序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提供學術支援,這是對中國儒家思想「敬」的一面[30]。另一方面則是為培養日本的歷史意識和民族意識而展開一系列自我理論建構,這是對中國儒家思想「變」的一面。「華夷變態」的實質,就是要變中華為日本。
觀察從藤原惺窩、林羅山、山崎闇齋為代表的正統朱子學,到伊藤仁齋、山鹿素行、荻生徂徠的古學派,再到賀茂真淵、本居宣長、平田篤胤的國學派,可以發現日本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情緒不斷膨脹的過程,不僅主導著朱子學的解體,而且還主導著「中國中心論」的解體。具體表現為,古學對朱子學的突破,是揚棄宋學而走向古典(先秦)儒學,從「四書」走向「六經」,從坐而論道走向經世致用,這個變化大致還是在中國儒家思想譜系中進行的。但是,國學對宋學乃至古學的突破,已經完全離開了中國儒家思想譜系,國學回到古典,不再是回到中國古典儒學,而是回到日本古典,以《日本書紀》、《古史記》、《萬葉集》等日本古典文本為思想源頭,驅除日本文化中的「漢意」和「漢心」,重新構造屬於日本自己的思想世界——以皇國史觀為核心的思想建構。通過這種思想建構,最終是為了證明日本實乃皇國,日本民族實乃皇民,皇統萬世一系,居於世界第一。
在德川思想演變中可以看出,日本民族意識和歷史意識的覺醒和建構,經歷了從學習朱子學到改造朱子學再到拋棄朱子學的不同階段,最後在國學和後期水戶學階段,完成了日本皇國史觀以及一系列以日本話語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敘事。特別是在平田篤胤的宣導下,國學向更加能動的意識形態方向的發展,塑造出被神格化的以天皇為中心的國民統合概念,由此深刻地影響著明治維新時期的思想轉型。用日本學者吉野耕作的話來說:「其結果,對尊皇運動,還有戰前、戰時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主軸即國家神道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31]


三、明治思想轉型的民族主義動力


德川思想和明治思想的關係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德川的「種子」開出了明治的「花」,明治思想是德川思想合乎邏輯的結果。明治維新的成功,從思想上看,是基於德川思想在明治前夜完成了三項前提性的工作:
第一,水戶史學提出的「尊皇敬幕」的主張,以確認天皇作為國家最高權威和幕府作為國家實際最高統治者的雙重合法性,經過後期水戶學的再闡釋,被改造成一個徹頭徹尾的皇國史學,以確認「神州萬國之元首,皇統不得有二,以萬民奉一君,其義在盡臣子之分也。」[32]這套說法為明治維新的「尊王倒幕」、「大政奉還」的政治主張創造了直接的理論根據。 第二,古學派對宋學的批判、返回古典儒學以及宣導儒學「經世致用」的傳統,徹底解構了朱子學作為德川時代的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雖然「儒學在幕末的最後瞬間,還頑強地保留著流通市場」[33],甚至在明治維新之後天皇頒發的《教育敕語》中被改造成一系列道德教條,但儒學對日本官方和民間思想的束縛已經被打破,這為日本迎接新的西方思想掃清了障礙。
第三,國學派徹底告別儒學,回到日本的古典,以《日本書紀》、《古史記》和《萬葉集》為依託重建日本歷史意識和民族意識,不僅為皇國史觀提供了主要思想資源,而且也為後來的一系列民族主義動員提供了重要的學術性支持,國學、國粹、國體成為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可以共用的關鍵字。
如果說德川時期所完成的上述三項前提性工作是理論動員和理論準備,是「文化民族主義」,那麼,明治維新則是將理論動員直接轉化為政治實踐和政治制度建設,「文化民族主義」則轉化為「政治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構成了明治維新思想轉型和制度轉型的一個主要動力。
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三章以「『早期』民族主義的形成」為題,對德川封建體制下的民族意識進行了初步探討。他基於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認為「民族主義恰恰就是近代國家作為近代國家而存立所不可缺少的精神推動力。」[34]在丸山看來,德川封建體制所形成的270個「屏藩」以及碎片化的社會結構,對於日本形成民族統一意識是一個根本性的桎梏,因此,「明治維新是通過一君萬民的理念,排除介於國民與國家政治秩序之間的障礙,打開民族主義發展軌道的劃時代的變革。」他同時也強調:「從廣義上說,一切反對乃至超越封建的思維形態,它自身之中就包含有近代民族主義的因素。」[35]
確如丸山所言,民族主義是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理論前提,也是近代民族國家形成後的結果。當「民族」以「國家」的形態出現時,民族主義對於推動形成統一的民族(國民)意識,加強國民的民族(國家)認同,意義重大。而且,近代民族國家建設不是如以前封建體制那樣,處在與外部世界隔絕的條件下,而是處在一個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新的世界秩序中,這對於明治初期的日本來說,必然面臨著民族主義建構的雙重挑戰。一方面,是如何通過民族主義教育來整合日本的國民意識,培養日本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是如何通過民族主義動員來應對外部挑戰,特別是應對來自於英美發達國家的挑戰。事實上,正是兩個挑戰,對於明治維新之後的思想轉型和制度轉型產生了重大影響。
明治維新初期首先是致力於以天皇制為中心的制度建設,經確立「五條御誓文」,統一建國理念,實行王政復古、廢藩置縣、版籍奉還等政策,民族國家的雛形初現。但隨後也出現一系列混亂,其間有藩閥執政、西南戰爭,西鄉隆盛兵敗自殺,木戶孝允病死,大久保利通被刺身亡,明治三傑均退出歷史舞臺。內政動盪,外交亦是風起雲湧,從1873年起,日本對外關係中先後出現「征韓論」(1873)、征台之役(1874)、朝鮮壬午之亂(1882)、甲申之變(1884)、中日甲午戰爭(1894),直至1905年發生日俄戰爭。因此,日本的民族主義建構和民族國家建設緊密相關,如何在國內建設一個既符合天皇制又具有英美式文明準則的國家,以及如何在既有的世界秩序中維護國家主權和爭取國際地位,就成為明治政府迫切需要解決的時代課題。
大致在明治六年(1873)前後,為促進文明開化,明治政府大力推行新學制、徵兵制和地租改革,明確了日本近代公民的三大義務——接受教育、服兵役和納稅;同時,引導國民開啟新的生活方式,提倡散髪、廢刀、穿西洋服飾。該年成立的「明六社」,標誌著一個自由民權運動的興起,西洋教育蔚然成風,民辦報紙和雜誌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以宣導西方普世價值為核心的思想啟蒙開始在日本廣泛展開。在此期間,福澤諭吉當之無愧地起到了思想領袖的作用,他寫的《勸學篇》和《文明論概略》在當時可謂振聾發聵,是明治自由主義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作。
福澤諭吉從勸學篇到文明論再到脫亞論,貫穿著他對文明本質的深刻理解和以西洋文明為目標的基本立場。他從「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原則出發,強調人作為萬物之靈,生而平等;進而認為,國與國之間也應該秉持平等的原則。如他所言:「只要真理所在,就是對非洲的黑人也要畏服,本諸人道,對英美的軍艦也不應有所畏懼。如果國家遭到侮辱,全體日本國民應當拼著生命來抗爭,以期不使國威失墜。」[36]正是基於平等、自由、獨立的觀念,福澤試圖在「民權」論和「國權」論之間達到一種平衡,即「對外基於國際公法與各國建立邦交,對內向人民宣示自由獨立的原則。」[37]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達到「人權」和「主權」的統一。而就民權(人權)和國權(主權)的關係而言,福澤事實上更強調民權的重要性,認為根基於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民權論是天然的正道,而人為的國權論只是「權道」(權宜之道)[38]。國權之獨立是取決於民權之獨立,沒有人民的獨立精神,就不會有國家的文明和國家的獨立。
從福澤諭吉的上述思想來看,民族主義的內在緊張——民族意識的整合與外部世界的緊張關係——似乎基於自由主義的理念已經在理論上被解決了,可是這種緊張關係一直體現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對中國、朝鮮包括對後來的俄國、英國和美國的關係之中。福澤文明論的宏大構想無疑是指向建設一個獨立的、自尊的、強大的日本。但是,在日本與外部世界的現實關係中,民權和國權的平衡則始終難以被正常建構起來,以致福澤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在民權主義和國權主義的悖論之中。丸山真男在詮釋福澤的思想時,精闢地看到了福澤的悖論所在,即福澤作為個人主義者的同時,也扮演著一個國家主義或國權主義的角色。或者說,福澤在日本面臨著弱肉強食、強權環伺的國際形勢以及與朝鮮、中國的地緣政治而不得不對國內聲浪日高的國權論作出重大妥協。丸山認為,福澤的國際社會觀到寫《勸學篇》(1872-1876)時為止,基本上是以啟蒙主義的自然法為根基,並主張以自然法支配的國際平等觀。但大致在四年之後(1880年),福澤的國際社會觀便轉向了對「強權即公理」的認可,所謂「百卷之萬國公法不如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39]福澤之無奈,由此可見一斑。


福泽谕吉(1835-1901)
福澤從民權論轉向國權論,從自由主義轉向民族主義,反映了當時日本思想界的民族主義浪潮已不可阻擋,即使像福澤這樣在日本引領風氣之先的思想領袖亦不得不主動或被動地去適應這個浪潮。丸山真男所說的「福澤的民族主義」,也就是「近代民族主義」,是力圖和自由主義達成某種平衡,但在其他思想領袖那裡,比如本來也屬於「明六社」的思想家加藤弘之,則從民族主義完全轉向了國家主義的理論建構,成為明治政府中對國家決策有決定性影響的「學帥」。至於像德富蘇峰那樣的民族主義者,曾被人稱為「日本的梁啟超」,以創辦「民友社」和《國民之友》雜誌而著名,提倡平民主義,反對藩閥政治。但自壬午之亂後「韓事」再起,尤其是在甲午戰爭前後,為配合明治政府對朝和對華關係的激進政策,德富蘇峰徹底改變立場而鼓吹《大日本膨脹論》,明確認為:「我國民在向世界各處膨脹之際,不要忘記其大敵不是白色人種,而是支那人種。」「我國將來的歷史,無疑就是日本國民在世界各地建設新故鄉的膨脹史。」[40]
日本取得甲午戰爭的勝利,對日本國民的民族主義情緒無疑是個巨大的鼓舞,對於福澤諭吉這樣具有自由主義情懷的思想家來說,似乎也解決了持續存在於他內心的「民權論」和「國權論」之間的悖論。日本戰勝中國並獲得巨額賠款,讓他深感欣慰,認為當世界已經淪為弱肉強食的「禽獸世界」時,日本要生存下去,也不得不作為禽獸的一員來行動。這在丸山真男看來,無疑意味著「福澤意識到了當時已再沒有給日本的國家及其權力行使附上道德性美化形容詞的餘地了。」[41]這話毋寧是說,明治時期的民族主義已不需要或已被剝去了自由主義的外衣,它只需義無反顧地向著國家主義的方向裸奔而去。
明治時期日本民族意識的高漲和民族主義的總動員,儘管持續存在著諸如福澤諭吉、中江兆民這些自由民權運動主導者基於自由主義理念所產生的困惑,也持續存在著諸如那些對中華文化還抱有複雜情感的學者們的內心糾結,但隨著維新政策的日趨深入,明治政府在短短三十年的時間裡,通過民族主義總動員的確在全體國民中激發出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中日甲午戰爭之前,從天皇到普通平民,紛紛捐款,共同籌備軍費,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同仇敵愾,誓與大清帝國決戰到底。德川時代古學派和國學派一直夢寐以求的以日本取代中華的夢想,終於在明治時代一舉實現,日本以東亞大國的身份躋身世界列強之林,這等民族崛起的圖景讓每一個身臨其境的日本人都會油然而生一種民族自豪感。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即使是再冷靜的思想家恐怕也不能不被感染。問題就在於,由皇權史觀和民族史觀所主導的「明治奇蹟」能不能持續地維持下去?由民族主義為動力的「明治列車」究竟會駛向何方?


四、從民族主義到國家主義


明治維新作為制度轉型,從時代上看,是從「近世」走向「近代」;從制度性質上看,是從幕府封建體制走向天皇中央集權體制;從國家形態上看,是從家族國家走向民族國家。由此可以判斷,明治時代是對德川時代一個質的變革和超越。但是,從德川到明治的思想轉型,則並不是像制度轉型那樣,新舊時代的關係猶如深淵相隔。主導明治思想演進的皇權史觀和民族史觀以及最後形成民族主義運動,實際上是來源於德川時代民族意識的濫觴,正是在德川時代朱子學的解體過程中,經由從水戶史學到古學再到國學的思想演變,日本的自我認同、歷史意識和民族意識才從原來的自發狀態轉變為自覺狀態,並從中華儒家思想的束縛中走了出來,最後匯流成聲勢浩大的時代潮流。因此,明治思想絕不是與德川思想的斷裂,而是對德川思想的發揚光大。
從德川到明治的思想轉型不僅主導著明治維新的具體路徑,而且對於明治之後的大正和昭和時代的國家政治運行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確切地說,明治時代的皇權史觀和民族史觀以及民族主義運動,自大正之後有了更加極端的發展,那就是從民族主義走向了國家主義,最後走向了法西斯主義。日本學者堀幸雄在其撰寫的《戰前日本國家主義運動史》中認為,日本戰前的最大問題是「天皇主義」或「日本主義」在進入近代國家的入口處沒有受到清算,由此「導致日本破滅的國家主義運動,一方面旨在通過建立國家社會主義來改造國家,另一方面,連綿不斷地維持著日本精神的日本主義驕橫跋扈之時,所有的人都被瘋狂的波濤所吞滅。理性從日本消失了。」[42]
皇權史觀作為明治時代的意識形態,核心是確認和維護天皇作為國家最高統治者的地位,天皇擁有國家統治大權,被憲法賦予了召集、解散國會,統率陸海軍,宣戰,締約,制定法律,宣布戒嚴,授予勳章爵位榮典,大赦特赦等廣泛的權力,天皇制成為國體。因此,皇權主義或皇道主義實質就是國家主義,甚至是超國家主義或絕對國家主義。而日本主義則是民族主義的典型表述。明治三十年(1897)由哲學家井上哲次郎和高山樗牛等人組建「大日本協會」,出版刊物《日本主義》,「日本主義」由此成為日本民族動員和建構民族精神的一個核心關鍵字。日本主義從實質上看,既是民族主義,也是國家主義,日本學者野村浩一在探討北一輝的思想性質時就認為:「北一輝從明治維新中看到了最重要的成功要訣,那就是日本的國家民族主義的興起。」[43]國家民族主義是以國家為後盾,是在「國家意識覺醒」的基礎上以民族主義為武器來對抗英美所主導的國際秩序。丸山真男對此也有精闢的看法,他認為: 民族主義乃是立志推進國家統一、獨立、發展的意識形態運動。所以民族主義概念具有多種意義,它與國家這個範疇的多種意義乃至曖昧性是分不開的。但賦予民族主義生命力的,無疑是被稱為國家主體契機的民族意識。民族主義乃是這種民族意識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從單純的文化階段提高到政治階段,也就是有了預想的敵對意識與行動時始會出現。[44] 丸山的這個看法揭示出了日本的民族主義走向國家主義的真實邏輯,那就是當日本以擴張性和進攻性的態勢向周邊國家以及國際秩序發起挑戰時,民族主義必然走向國家主義。
雖然從德川時代的民族意識到明治時代的民族主義再到昭和時代的國家主義,具有一脈相承的邏輯關係,但明治時代的民族主義就其加強天皇制這一「國體」和日本追求其平等、獨立的國際地位而言,是有其正當的「國家理由」;即使從中日甲午戰爭來看,日本通過訴諸民族主義的動員手段來提高其國家戰爭能力並致力於取得戰爭勝利,應該也是符合當時流行的國際準則,兩國交兵,選擇民族主義,無可厚非。而且,當時以福澤諭吉、中江兆民等為代表所推動的自由民權運動,試圖在自由主義、平民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達成某種平衡,對極端的民族主義有所約束。如日本學者內山秀夫所說:「福澤的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只是一種『對立統一』。就是說,一方面需要自由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需要民族的自由主義。這種思想與實踐在雙重意義上構成福澤自由主義的本質,它以辯證的形式給歷史創造提供能源。」[45]
自由主義一直試圖讓民族主義在國家理性的軌道中運行,一些富有見識的政治家也在試圖控制民族主義情緒的惡性膨脹。比如,參與甲午戰爭後中日談判的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對當時日本國民陶醉於日清戰爭勝利成果而普遍陷入的「主觀判斷」深感憂慮,對「狂放不羈」的「愛國精神」頗覺尷尬,他甚至引用了斯賓塞說的「愛國精神原本就是一種蠻俗的遺風」來對當時日本的政黨和國民輿論所表現出來的「傲慢風氣」發出警告[46]。但歷史的弔詭就在於,這種情況後來在昭和時代也同樣發生,日本從政界到民間的一息尚存的理性力量始終無法控制民族主義向國家主義方向演變,最後只能在軍部力量的主導下無可挽回地走向了法西斯主義。丸山真男在戰後對絕對國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深刻批判是無與倫比的,他痛徹感受到了民族主義向國家主義的惡性發展給日本以及亞洲國家所帶來的災難性影響。他對國家主義做了如下概括: (1)對國家的忠誠優先於任何其他形式的忠誠;(2)對平等和強調國際連帶的思想及宗教的憎恨;(3)對反戰和平運動的抵抗情緒和對「武德」的讚美;(4)對國家「使命」的謳歌;(5)呼籲保護國民的傳統和文化免遭外部勢力的邪惡影響;(6)一般重視義務勝於權利,強調秩序超過自由;(7)重視作為社會結合基本紐帶的家族和鄉土;(8)把一切人際關係用權威主義方式來編成的傾向;(9)「正統」國民宗教以及道德的確立;(10)對知識分子或自由職業者抱有警戒心和猜疑心的傾向,其理由是這些人容易變成破壞性思想傾向的普及者。[47] 丸山所概括的國家主義這十個特徵,在日本從明治維新到二戰前的歷史進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正是在國家主義的本質規定下,日本在明治時代還有所收斂的民族主義到了昭和時代則是無所顧忌了,繼承德川時代的民族意識所發展起來文化民族主義,鋒芒不僅是針對中華思想,以完成徹底「去中國化」的任務;而且在20世紀新的時代條件下,為配合日本進一步獲得在國際秩序中新的利益,鋒芒又開始指向西方思想了,由此開始了「脫歐返亞」的歷史進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不僅是政治家和軍部分子共同謀劃以戰爭方式來建立所謂的「東亞共同體」和「大東亞共榮圈」,而且還有數量眾多的知識人——從左翼到右翼,從自由主義到馬克思主義,從「國粹」派到「歐化」派,幾乎盡數淪陷於國家主義的泥坑之中,成為「大東亞聖戰」的積極鼓吹者。甚至像內藤湖南這樣的學者,曾經奉中國文化為圭臬,終身治中國學問達至極高的境界,也無法擺脫民族主義幽靈的纏繞。1914年和1924年,湖南兩次撰寫《支那論》(後篇以《新支那論》為題),前文認為中國文化不會因為國家的滅亡而滅亡,中國文化遠勝於日本文化,後文則認為「日本對支那之侵略主義」實乃是「將中國從衰死中救了出來」的「大使命」。正如野村浩一批評: 湖南一方面想為日本入侵中國正名,另一方面,卻又忍受不了世間對中國文化的貶低與鄙視。所以,一面談論著「支那之亡國」,一面又竭力讚揚中國文化,這一顛倒不堪的意識,就是從這裡產生出來的。他的《支那論》是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大陸這一平面上展開的,這一事實是不言自明的。[48]
湖南的「支那論」因為來自於研究中國問題的頂級學者而在當時被廣泛引用,對日本官方制定所謂的「大陸政策」和「滿洲政策」提供了切實的學術支持,而且,對京都學派後來轉向全面支持國家主義的政治傾向有直接的影響。二戰期間,來自京都學派的一些代表性人物,諸如西田幾多郎、田邊元、和辻哲郎、高阪正顯、高山岩男,以及像竹內好、保田與重郎這樣的左翼作家和浪漫派詩人,從哲學、歷史、文學諸方面來參與「輿論總力戰」,提出了諸如「近代的超克」、「世界新秩序」、「世界史立場與日本」等各種新的理論和說法,形成了「昭和的意識形態」(子安宣邦語)。這個意識形態的核心是國家主義,其理論邏輯是「近代的超克」——即用東亞(以日本為中心)現代性來超越西方現代性,重建日本在「世界史」和世界秩序中的支配性地位,用戰爭手段推動建設「東亞協同體」和「大東亞共榮圈」。子安指出:「『東亞協同體』論的確是日本在中國及亞洲實施的帝國主義戰爭的理論產物。但是,同時也是現代日本眾多的學者知識分子從一開始便參與的有關亞洲問題理論建構的歷史體驗。」[49]學者們的任務就是為日本政府所進行的「大東亞戰爭」提供正當性的理論證明。
從民族主義走向國家主義的進程中,日本逐步偏離了近代民族國家發展的正常軌道而走上了軍國主義之路,從「脫亞入歐」到「脫歐返亞」,不僅在文化上選擇與中華思想和西方思想同時「脫鉤」,而且轉化為政治上的衝動,選擇了同時與中國和英美的戰爭,由此導致了日本的災難性命運,並對東亞秩序和國際秩序造成了重大的負面影響,教訓極其深刻。
日本戰後著名政治家吉田茂用「激蕩的百年史」來概括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百年裡所展現出來的進步、動盪、曲折、失敗和失敗之後的再次崛起,幾乎就是一篇新的民族主義宣言。他明確認為:「戰後日本完成的事業既是日本明治時期的偉大振興事業的再現,又是對日本明治時期事業的延續」。令人欣慰的是,在這篇宣言裡,民族自決、獨立、發展和強大的觀念又被重新納入在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理論框架中,日本在戰敗之後坦然面對由佔領軍主導的巨大變革,就像明治之前武士們「攘夷運動」失敗之後下決心打開國門一樣,坦然「承認以英美為代表的傑出的文明」[50]。日本由此徹底告別戰爭,和平地與各國平等相處成為日本憲法的最高宗旨,日本戰後的發展和政治實踐也證明,憲政民主制度是解決古今(現代性)之爭和東西(民族性)之爭的最佳路徑,日本為此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歷史經驗和重要的啟示。




榮劍,獨立學者,著有《民主論》、《馬克思晚年的創造性探索》、《社會批判的理論與方法》等專書,以及論文多篇。2019年在香港出版《山重水複的中國——榮劍演講及對話錄》。



注:

[1][美] 約翰.道爾,《擁抱失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胡博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頁1。
[2][日]增田涉,《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由其民、周啟乾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頁33。
[3] 同上書,頁35。
[4] 鹿鳴館是日本明治維新後在東京建的一所西洋風格的會館,是達官貴人們聚會的主要場所,代表著日本最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和交際方式。
[5][日]宮崎市定,《日出之國與日沒之國》,張學鋒、馬雲超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頁186。
[6] 同上書,頁185。
[7][日]福澤諭吉,〈脫亞論〉,《時事新報》明治十八年(1885)3月16日,轉載盛邦和,《亞洲認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頁109。
[8] 《福翁自傳》第十章、第十二章,轉引自
[英]艾倫.麥克法蘭,《福澤諭吉與現代世界的誕生》,周堅譯(深圳: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19),頁96。
[9][日]子安宣邦,《近代日本的亞洲觀》,趙京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頁2。
[10] 參見艾爾伯特.克雷格,《明治時代民族主義的哲學奠基人福澤諭吉》,頁135,轉引自艾倫.麥克法蘭,《福澤諭吉與現代世界的誕生》,頁105。
[11] 參見
[日]丸山真男,《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區建英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序言〉,頁7。
[12][日]子安宣邦,《近代日本的亞洲觀》,頁9。
[13][日]內藤湖南,《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104。
[14][日]宮崎市定,《日出之國與日沒之國》,頁126。
[15] 同上書,頁128。
[16][日]內藤湖南,《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頁105。
[17] 同上書,頁112。
[18] 同上書,頁118。
[19][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序言〉,頁7。
[20] 轉引自同上書,頁23。
[21] 同上書,頁20。
[22] 轉引自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頁31。
[23] 同上書,〈序言〉,頁21。
[24][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頁10。
[25] 同上書,〈序言〉,頁17。
[26][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頁160。
[27] 丸山研究德川思想史的「近代意識」,其真正用心顯然不僅僅在於將荻生徂徠的思想「提前」納入到近代性的思想譜系中,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通過這項研究將明治維新的近代化變革的思想源頭上溯到德川時代,由此證明,日本從德川向明治的思想轉型,一方面體現出「去中國中心主義」的思想趨勢,另一方面則體現出內在於日本思想結構中的近代化動力—在此動力之下,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了它的「東亞現代性」進程。因此,丸山的「內生性」和「近代性」的敘事最後必定會導向一種「民族主義」敘事,這既是由德川思想轉型的民族主義邏輯所決定的,也是由丸山本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情結所決定的。
[28] 呂玉新,《政體、文明、族群之辯:德川日本思想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該書對朱舜水和日本水戶學、古學的互動關係有令人信服的分析和展開,材料詳實,見解獨到,堪稱是對丸山真男的德川思想「內生自我變革」論的一個挑戰,至少是一個重要的補充。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學者關於德川思想史研究很少有人談到朱舜水的「外部影響」,這是不是因為民族主義情結而有意遮蔽這一點?本文限於篇幅,點到為止,不再展開論述。
[29] 轉引自楊棟樑主編,《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二卷,趙德宇、向卿、郭麗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頁59。
[30] 伊藤仁齋認為對孔子所編的六經真諦,惟以「敬」一字概括之。參見呂玉新,《政體、文明、族群之辯——德川日本思想史》,第114頁。
[31][日]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義的社會學:現代日本自我認同意識的走向》,劉克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57-58。
[32][日]會澤正志齋,《下學邇言》,轉引自呂玉新,《政體、文明、族群之辯:德川日本思想史》,頁280。
[33][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序言〉,頁22。
[34][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頁269。
[35] 同上書,頁280。
[36][日]福澤諭吉,《勸學篇》,群力譯、東爾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頁4-5。
[37] 同上書,頁5。
[38] 參見同上書,頁28。
[39] 轉引自丸山真男,《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頁87。
[40] 轉引自楊棟樑主編,《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三卷,劉嶽兵著,頁348、349。
[41][日]丸山真男,《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頁157。
[42][日]堀幸雄,《戰前日本國家主義運動史》,熊達雲譯,高士華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7。
[43][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張學鋒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頁67。
[44][日]丸山真男,《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陳力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295。
[45] 轉引自丸山真男,《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頁248。
[46][日]陸奧宗光,《蹇蹇錄》,趙戈非、王宗瑜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頁94。
[47][日]丸山真男,《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頁205-206。
[48] 參見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頁50-51。
[49][日]子安宣邦,《近代日本的亞洲觀》,趙京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頁63。
[50][日]吉田茂,《激蕩的百年史》,趙曉丹、趙一喬譯(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9),頁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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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7 November 2020

国际专家团将进入武汉调查病毒起源 北京开始新一轮甩锅

新冠病毒中国武汉爆发即将一年之际,国际专家终得以前往武汉调查病毒起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周五对此作了肯定地表示。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官方舆论又在营造病毒在中国爆发,病源可能在外国的舆论。

中国官方确认新冠疫情12月底在武汉爆发,在澳大利亚、美国等多国要求调查病毒起源下,世卫组织两位专家7月抵达中国,但只在在北京待了三周,迫于中方阻挠,并未前往武汉调查。日前,『纽约时报』从世卫组织及五十多位外交人员获得的内部文件和采访中得知,世卫组织前往中国武汉调查病毒起源的要求,都不同程度遭到中国干扰和拒绝,世卫组织最后不得不屈从于北京。

11月27日,世卫组织举行线上记者会,记者直接询问谭德塞,世卫组织的国际专家是否会前往武汉实地调查病毒源头?谭德塞肯定地回答,国际专家将会进入武汉调查病毒起源。这是自新冠疫情爆发近一年后,国际专家团确认能进入新冠疫情爆发源头武汉实地调查。

谭德塞尚未说明国际专家团前往武汉现场调查的具体日期,另外,国际人士担心,北京在迟至一年才允许国际专家进入武汉调查病源,“任何发现相关迹象的可能性都烟消云散了”。

中国官方对国际专家调查病毒源头一直很不积极,三月份以来,北京当局多次改变说法,先后把病毒来源归咎于意大利、美国等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份曾指责美军把病毒带到了武汉,结果遭致美国强烈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北京要对病毒全球大流行负责、澳大利亚以及西方国家要求独立专家前往中国调查源头,国际上要求追责的呼声也很强烈,但是中方一直采取拒绝态度。

最近,中国上海、天津等地出现了本土病例,官方开始把疫情源头指向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冷链食品和包装。意大利国家癌症研究所专家日前发表的怀疑新冠病毒在意大利传播的时间早于武汉爆发的时间的说法也被中国官媒拿去大做文章。

路透社报道说,『人民日报』11月25日在英文版脸书发帖称,专家认为,新冠病毒不是从中国中部的武汉发迹的,而可能是通过进口冷链食品和包装进入中国的。

法国《人道报》27日报道中国政府再次改变有关新冠病毒发源地的说法,“现在中共当局锁定了进口外国冷冻食品,而世卫组织科学家们无法进入武汉对新冠病毒的发源展开广泛的调查”。该报记者Dorian Malovic写道,中国官方一再强调虽然武汉首先爆发新冠疫情,但是新冠病毒是从外国进入。该报指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诉中国的民众,新冠病毒来自外国。

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人们可以通过接触冷冻食品或者其包装感染新冠病毒。德国、新西兰等国也拒绝接受北京当局指称其冷冻肉品及包装可能是传播源头的说法。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也渲染新冠病毒源自国外,该报11月24日引述中国疾控中心前首席流行病学专家曾光表示,病毒很有可能在武汉发现病毒之前,曾在多个地方共存过。

根据路透社报道,曾广和中国官媒都引用了意大利国家癌症研究所发表的那篇论文来支持他们的说法,那篇论文称,去年10月在意大利国家癌症研究所采取的癌症患者样本中发现了新冠肺炎抗体。

但这些研究在西方招致批评,美国之音引述伦敦大学学院遗传学家弗朗索瓦.巴鲁克斯表示,“在没有对更广泛的现有证据进行必要的审查和考虑的情况下,一些站不住脚的证据支持的主张被广泛的报道”,他说,即使病毒9月份出现在意大利,也不一定意味着它起源于那里。

这位专家还对路透社表示:”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接近SARS-CoV-2的病毒是在中国的蝙蝠中传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源头仍有可能在东亚,最有可能是中国,然后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

无论如何,国际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再也不要阻挠国际专家前往武汉现场调查,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怀疑,让真相大白。调查病源,最重要的是有利于预防未来的病毒大流行,对人类的健康至关重要。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1127-%E5%9B%BD%E9%99%85%E4%B8%93%E5%AE%B6%E5%9B%A2%E5%B0%86%E8%BF%9B%E5%85%A5%E6%AD%A6%E6%B1%89%E8%B0%83%E6%9F%A5%E7%97%85%E6%AF%92%E8%B5%B7%E6%BA%90-%E5%8C%97%E4%BA%AC%E5%BC%80%E5%A7%8B%E6%96%B0%E4%B8%80%E8%BD%AE%E7%94%A9%E9%94%85


中国报复加码 澳洲葡萄酒被加征212%保证金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报复继续加码。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商被认定有倾销行为,被下令交付巨额保证金。

中国商务部周五(11月27日)宣布,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葡萄酒被裁定存在倾销行为,并下令澳大利亚出口商从周六开始交付高额保证金。

中国商务部在2020年第59号公告中说,有关调查初步认定,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倾销行为给中国葡萄酒产业造成“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该部要求澳大利亚葡萄酒生产商交付的保证金类似加征的高额关税,幅度区间为107.1%至212.1%。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表示,加征这样的关税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对于数以百计的葡萄酒厂商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时刻,它“将使许多厂家、使他们跟中国的葡萄酒贸易难以为继”。

澳大利亚农业部长利特尔普劳德(David Littleproud)说:“澳大利亚政府坚决拒绝所谓我们的葡萄酒生产商向中国进行倾销的指控。”

据澳大利亚官方数据,澳大利亚每年向中国出口价值10亿澳元的葡萄酒,在该国全部葡萄酒出口占比近40%。

上个星期,中国向澳大利亚媒体提供了一份清单,列举出14项北京对堪培拉的不满,包括在台湾、香港等事务上挑战中国、限制中国的投资和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散播有关中国应对新冠病毒的“虚假信息”等。

利特尔普劳德周五对媒体表示,中国最近的言行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在意的是对这些事情的不满,而不是哪个行业实际上出现了什么问题。”

“感到担忧的不只是澳大利亚出口商,全世界的出口商都会感到不安,”这位农业部长补充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上称,对澳洲葡萄酒实施临时反倾销是中方“依法对进口商品”采取的措施,是对“国内产业和消费者负责”。

不过,赵立坚并没有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程度。他还说:“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澳方应多做有利于两国关系的事。”

赵立坚还特别强调说:“澳方一些人士应反躬自省;澳洲应严肃考虑中国关切,而非损害中国利益。”

观察人士指出,赵立坚的话已经说的非常明白,就是中国处罚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商只是诸多报复措施中的一个而已,以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直到澳大利亚低下头来,臣服北京。更重要的一点是,北京通过这种毫无节制的报复,也是要让跟随在美国后面的西方国家明白,指责中国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最近几年一直磕磕碰碰。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全面渗透在澳大利亚国内引起强烈反弹。但是,两国关系真正的拐点则是出现在今年病毒大流行初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国际社会对在中国爆发的新冠病毒源头展开独立调查,这触动了北京的神经。随后,中国的报复全面逐步展开,从大麦、牛肉、煤炭、海鲜,一直扩大到木材、糖、葡萄酒和棉花等。

中国官方还劝阻本国公民和学生不要去澳大利亚旅游和留学,以打击澳大利亚的旅游业和教育机构。

今年9月,中国还秘密拘捕了澳大利亚华裔记者成蕾,后来又动用安保恐吓,迫使两名澳大利亚驻华记者紧急撤离回国。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11/%E4%B8%AD%E5%9B%BD%E6%8A%A5%E5%A4%8D%E5%8A%A0%E7%A0%81%7C%E6%BE%B3%E6%B4%B2%E8%91%A1%E8%90%84%E9%85%92%E8%A2%AB%E5%8A%A0%E5%BE%81212%E4%BF%9D%E8%AF%81%E9%87%91.html


出錯頻頻仍獲「加單」 中資金域檢驗獲醫管局續約承辦檢測、中標政府新檢測中心

具中資背景的「金域檢驗」月內兩度出錯,包括向 6 名陽性病人錯送陰性結果短訊,又疑因化驗室受污染,令 4 名司機出現懷疑「假陽性」,惟醫管局今日(27 日)仍表示,為配合措施延續性,已與金域延長 12 個星期合約,繼續承辦「加強實驗室監測計劃」。另外,政府今日宣佈,5 間新增的檢測中心周六起陸續啟用,金域亦獲承辦坑口社區會堂的檢測服務。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認為,連番出錯並非小事,局方應至少要求金域呈交報告交代事件,在新合約中亦要加強規管,又指政府沒有協助增加本地實驗室的檢測能力,變相要繼續依賴金域等具中資背景的化驗室。

由黨委書記擔任大股東的金域檢驗早前以 4065 萬元投得 3 個月合約,合約期原為 9 月 5 日至 11 月 27 日,即今日屆滿。醫管局回覆傳媒查詢時指,為配合衞生防護中心有關措施的延續性,局方早前已按合約條款,將有關承辦商的合約延長 12 個星期。

馬仲儀回覆《立場》查詢時表示,金域連番出錯並非小事,若在醫管局內發生可屬「重大事故」,認為局方應至少要求金域呈交報告交代,了解是單一事件抑或能力不足,亦可派員到化驗所調查。她又認為,公眾未必清楚檢測是由醫管局,還是金域等承辦商處理,擔心相關事件會令市民對醫管局的檢測亦失信心,局方亦應向公眾交代事件詳情。

政府沒支持本地檢測 續依賴中資化驗室

對於醫管局解釋,續約是由於「措施的延續性」,馬仲儀說,理解在第四波疫情之際,目前的檢測需求大,但就認為是由於政府未有趁疫情和緩之際,協助增加本地實驗室的檢測能力,變相要繼續依賴金域等具中資背景的化驗室,「好似冇路數咁」,又指局方即使續約,亦應在新合約中加入條款規管。

金域在今個月內兩度出錯,包括日前錯誤向 6 名測試呈陽性的病人,發送其他人的陰性結果短訊。醫管局解釋,事件是因為工作人員錯配測試人士的聯絡資料所致,局方已要求承辦商全面檢視有關系統及修正錯誤,又稱醫管局有既定的招標機制以公開、公平、公正為原則就外判服務進行招標工作,推出電話短訊報告有關服務前曾經要求承辦商進行用戶驗收測試(User Acceptance Testing),當時系統運作正常,顯示承辦商有提供相關服務的經驗。

本月初亦出現 4 個經金域檢測的「假陽性」個案,當時金域驗出4 名的士司機及 1 名復康巴士司機的初步確診,惟經公立醫院重新抽取樣本檢測後,發現只有一名的士司機呈陽性,政府專家顧問、中大醫學院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估計樣本在化驗室受污染。

增 5 社區檢測中心 金域、華大繼續獲承辦檢測

另外,政府宣佈,將在荔景社區會堂、粉嶺和興社區會堂、屯門兆麟社區會堂、坑口社區會堂和油塘社區會堂,共 5 個地方設社區檢測中心,中心將由周六至下周一陸續啟用,首階段運作三個月,服務收費上限同樣是 240 元。

在新增 5 間中心中,金域將承辦坑口檢測中心收集到的樣本,華大基因承辦粉嶺及屯門中心,而安球醫學化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有限公司則分別處理荔景及油塘中心。



from 立場新聞 Stand News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87%BA%E9%8C%AF%E9%A0%BB%E9%A0%BB%E4%BB%8D%E7%8D%B2-%E5%8A%A0%E5%96%AE-%E4%B8%AD%E8%B3%87%E9%87%91%E5%9F%9F%E6%AA%A2%E9%A9%97%E7%8D%B2%E9%86%AB%E7%AE%A1%E5%B1%80%E7%BA%8C%E7%B4%84%E6%89%BF%E8%BE%A6%E6%AA%A2%E6%B8%AC-%E4%B8%AD%E6%A8%99%E6%94%BF%E5%BA%9C%E6%96%B0%E6%AA%A2%E6%B8%AC%E4%B8%AD%E5%BF%83/


陈破空:中国主导RCEP?北京刚签约就违约

来源:
自由亚洲

2020年11月15日,亚太十五个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英文全称: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签署国家包括东盟十国,外加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RCEP达成并签署后,有媒体报道和评述:这是由中国牵头和主导的区域经济协定,把美国排除在外,增加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云云。

事实并非如此。首先,RCEP最早由东盟十国倡议,邀请周边大国加入,经八年多谈判,最终达成了10+5的区域经济贸易协定。故而准确而言,RCEP是东盟而非中国牵头。其次,原本还有印度参与,但印度在最后阶段退出了谈判。原因之一:

中国不断升高与印度的冲突,尤其在中印边界升高成战争或准战争的敌对态势。印度誓言,今后不会参加任何有中国在内的区域或国际经济贸易协定。可见,对此协定,中国的加入不仅没有起到主导作用,反而起到了破坏作用。

再者,所谓“把美国排除在外”,纯属幻觉。在这十五国中,包括中国在内,无不把美国视为最大的出口市场。尤其,在美中爆发贸易战之后,产业链和供应链从中国转向东盟国家,美国大市场更成为东盟各国的总站。而各国对美国技术产品的依赖,更是排在第一的进口市场,无可替代。

鉴于中国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体,RCEP是否增加了中国的领导力?这可从RCEP的意义来解析。RCEP规定:区域内各国相互减免关税,直至十年内实现零关税。包括,“协定生效立即降为零”、“过渡期降为零”(包括10年内降为零)、“部分降税”以及少量“例外产品”等四大类商品。

RCEP的死穴就在于,作为该协定最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体的中国,多半不会遵守协议,它以最不遵守承诺而著称于世。中国之崛起,就建立在对他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任中国产品低价倾销、用不平等贸易占他国便宜的胁迫模式上。

就在中国与十四国签约前后,仅仅因为澳大利亚要求调查大瘟疫(COVID-19)的来源,中共就对澳大利亚实施经济制裁,并不断加码。对澳大利亚的大麦、牛肉、葡萄酒等商品征收高关税,发展到限制澳大利亚的小麦、龙虾和棉花等进口,再发展到限制澳大利亚的煤炭进口。

中国原本是澳大利亚煤炭的最大进口国,但就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签约RCEP的同时,大量澳大利亚煤炭却滞留中国海关。实际上,50多艘、装载570万吨煤炭的澳大利亚货轮按双边贸易合同运抵中国,却已在中国港口滞留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中方以“安检”为由不予放行,其实出于政治报复,故意刁难。

换言之,北京刚签约就违约。中共针对澳大利亚的行为等于在警示各国,中国加入RCEP与其说是展示领导力,不如说是展示拖后力,或者破坏力。其实,岂止RCEP?加入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何曾遵守联合国宪章,尤其联合国人权宣言?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国,何曾履行《国际卫生条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又何曾遵守该组织基本规则?惟引发最多的诉讼和最多的败诉。中共加入国际组织的记录犹如野牛闯进瓷器店,带给世界的是一场接一场的惊悚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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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郑月娥:受美制裁无银行服务 家中存大量现金

来源:
自由亚洲

据香港《明报》11月27日报道,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当地媒体采访,被问及遭美国政府制裁后有否带来不便。林郑月娥表示,因为制裁银行户口停用,政府用现金向她发放工资。

林正月娥表示,没有银行提供服务给她,她每天使用现金买所有的东西,并在家中放有大量现金。而因为她没有银行户口,政府也改用现金支付工资。不过,林郑月娥表示,她是为“维护国家安全”而受到制裁。

美国财政部于今年8月7日宣布,针对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及特首办主任兼国安委秘书长陈国基、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警务处前处长卢伟聪、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等11名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实施制裁。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在今年7月14日签署《香港自治法》,更取消了美国对香港的特殊待遇。美国参众两院国会也一致通过《香港自治法案》,授权美国政府部门以金融等制裁手段,惩罚侵蚀、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和实体。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11/%E6%9E%97%E9%83%91%E6%9C%88%E5%A8%A5%EF%BC%9A%E5%8F%97%E7%BE%8E%E5%88%B6%E8%A3%81%E6%97%A0%E9%93%B6%E8%A1%8C%E6%9C%8D%E5%8A%A1%7C%E5%AE%B6%E4%B8%AD%E5%AD%98%E5%A4%A7%E9%87%8F%E7%8E%B0%E9%87%91.html


网络犯罪专家证词:所有战场州几十万张选票从川普转给了拜登

来源:
博谈网

网络犯罪专家Navid Keshavarz-Nia博士作为证人,出现在了西德尼·鲍威尔周三提交的史诗级的诉讼里。

Keshavarz-Nia博士在给Sidney Powell的证词中得出结论,所有战区州的选举数据都被篡改,导致数十万张川普选票被转移给了乔·拜登!

11月27日,“Gatway Pundit”报道说,Keshavarz-Nia博士对主流媒体并不陌生。事实上,《纽约时报》早在9月就发表了一篇关于Navid Keshavarz-Nia博士的报道,报道写道:“与他共事的人都说,Navid Keshavarz-Nia'永远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展!

Keshavarz-Nia博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道德黑客、大数据架构师和云计算、区块链技术和大数据分析解决方案的云安全专家。他曾领导或支持CIA,NSA,DHS US-CERT,USCYBERCOM和FBI。

“Press California”在11月27日报道说:

事实证明,律师西德尼·鲍威尔有足够的火力,来支持她关于2020年总统大选的说法,包括高科技情报专家,他们认为电子选票盗窃造成了关键战场州的选举结果反转。

首先是Navid Keshavarz-Nia博士,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网络犯罪调查员和数字安全高管,曾与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军方反间谍部门,以及德意志银行和Stripe等企业金融巨头合作。

作为在周三午夜前向佐治亚州法院提交的鲍威尔诉讼书的一部分,Keshavarz-Nia有这样一个爆炸性的评估。

Keshavarz-Nia在宣誓证词中说:“我非常有信心地得出结论,2020年大选数据在所有战场州被篡改,导致投给川普总统的数十万张选票被转移到副总统拜登手中。”

他补充说,这些篡改是由于投票软件和系统普遍存在漏洞,使得秘密操作人员可以进行“中间人网络攻击”。

原文 HUGE!Sidney Powell Witness Whom NY Times Described as“Always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Room”Conclude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otes Transferred from Trump to Biden IN ALL BATTLEGROUND STATES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11/%E7%BD%91%E7%BB%9C%E7%8A%AF%E7%BD%AA%E4%B8%93%E5%AE%B6%E8%AF%81%E8%AF%8D%EF%BC%9A%E6%89%80%E6%9C%89%E6%88%98%E5%9C%BA%E5%B7%9E%E5%87%A0%E5%8D%81%E4%B8%87%E5%BC%A0%E9%80%89%E7%A5%A8%E4%BB%8E%E5%B7%9D%E6%99%AE%E8%BD%AC%E7%BB%99%E4%BA%86%E6%8B%9C%E7%99%BB.html


鲍威尔诉讼证人:“伪造”选票使用了不同的纸和水印

来源:
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欧阳剑编译报道)据“Gateway Pundit”11月26日报道,11月25日晚,大律师西德尼·鲍威尔向乔治亚州提起了长达104页的诉讼,指控2020年选举中存在大规模的选民舞弊行为。

西德尼·鲍威尔的诉讼中包含了许多违规、异常、老式的“塞选票”、违反乔治亚州选举法、非法审计程序和使用投票机操纵选票等指控。

许多证人作证说,他们看到投给川普总统的选票被放进乔·拜登的选票堆里,而预先印制的“无使用痕迹”选票100%投给了乔·拜登。

一名证人作证说,他们看到带有深色水印的“伪造”选票,100%投给了乔·拜登。

当证人向选举主任报告这些假选票时,他们推脱说水印较深是因为使用了不同的打印机。

在鲍威尔提交的档案中的第35页,宣誓人就“选票使用不同的纸张,构成欺诈”作证说:

我注意到,我检查的选票几乎都是投给拜登的。许多批次的选票都是100%投给拜登。我还注意到,至少有3张选票上的水印是纯灰色的,而不是透明的,这使我认为选票是伪造的。我对此提出质疑,选举主任说这是一张合法选票,是由于使用了不同的打印机。许多选票上只有拜登的标记,整个选票上再没有其它标记。

另一位宣誓人(在Wood诉Raffensperger案中作过宣誓证词的同一证人)解释说,她观察到有一批质地不同的未有使用痕迹的纸质选票,上面有机器盖章的气泡,98%的选票都是投给乔·拜登的。

大部分选票已经被处理过,被人写过字,边缘有磨损,表明它们明显地被使用过。然而,有一批选票却与众不同。它是崭新的。纸张的质地有差别——好像它们是用来做缺席投票的,但却没有被用来做缺席投票。在手感上也有不同。

这些不同的选票有轻微的(机器压制的)预折痕,所以可以很容易地折迭和展开,以便在扫描机上使用。但这些选票上没有任何标记,没有显示它们来自哪里,或在哪里被处理。这些选票很醒目。

我有20年处理选票的经验,我观察到这些选票上的候选人标记异常统一,也许是用了某种设备统一填写的选票。根据我对这些选票的观察,我估计大约98%的选票是投给乔·拜登的。我只观察到其中两张选票是投给唐纳德·J·川普总统的”。

原文 Georgia Lawsuit: Witness Testifies About Use of Different Paper For ‘Counterfeit’ Ballots, ‘Watermark Solid Grey Instead of Transparent’ – 100% For Joe B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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