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30 September 2013

中国网络观察:习总与荒诞

作者:齐之丰

观察当今中国,总是能让观察家们遇到种种现象,让他们感到自己陷入一种哭笑不得、十分纠结的伦理和理智困境,无论观察者是学者、记者,还是普通的关心国事、有思想的中国人。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目前正在推行的所谓“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就是这种让观察者哭笑不得、深陷伦理和理智困境的现象。

*荒诞可笑又危险的批评*

以习总为首的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正在中国全面推行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习近平为此多次高调发表讲话,并亲自挂帅筹划、发动、领导和参与运动。

在详细介绍、解说当下的中共“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荒诞可笑又危险之前,不妨回顾一点历史。

中共在其90多年的历史上进行了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

历史学者们指出,中共历次所谓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归根结底无非是让中共各级“干部和群众”彼此承认自己是坏蛋或混蛋,只有中共现任最高领袖及现任最高领袖的领导是光荣的,伟大的,而且是一贯英明正确的,坏事或错事都是领袖下面的人干的。

不用说,在一般理智正常、精神正常的人看来,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是绝对荒诞可笑的。但在比较专业的观察者看来,这种运动也是危险的,甚至是有致命性的危险。

研究中共历史的学者指出,中共发动的历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都是以残酷打击批评者而告终。例如,

—在1940年代,也就是中共延安时代,中共老党员王实味响应当时的中共领袖、也就是如今的中共领袖习近平十分崇敬的毛泽东的号召,对中共领导层提 出了批评,结果是被用大刀砍头;后来中共承认王实味确实是不该砍头,但那已经是王实味身体和头颅被中共强行分离三四十年之后的事了,王实味的头已经找不回 来了;

—在1950年代,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各地机关大力动员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以便帮助中共改进领导作风;毛泽东宣告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政策,许多知识分子相信了毛泽东的诚意,提出了意见;毛泽东随后发动“反右”运动,至少50万提意见的知 识分子遭到延续几十年的残酷打击,被发配劳改,剥夺工资,家人也受到几十年的株连;在被批评是搞阴谋之后,毛泽东又表示他只是搞“阳谋”,目的是“引蛇出 洞,”让毒草生长出来以方便彻底铲除;中共后来承认,“反右”运动的打击错误率至少是99%999,但“反右”运动依然是必要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共至 今坚持拒绝对所谓“右派”分子及其家属做出任何道歉,拒绝做出一分钱的赔偿,甚至拒绝补发“右派”分子一分钱的工资;

—在1960年代,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因批评毛泽东不懂经济瞎指挥,导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造大饥荒,造成几千万中国人饿死,毛泽东于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整死;

—在2013年8月下旬,湖南网民杨盛显然是响应当今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出的“要容得下尖锐批评”的号召,以及响应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要摒弃毛 泽东一人独断专行的号召,发帖劝谏习近平不要学不得人心的毛泽东,结果杨盛第二天就被警察抓捕,其罪名是“公然侮辱国家主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中共的历史反复显示,中共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总是荒诞可笑又危险。就是这种荒诞可笑又危险的现象使观察家们深陷哭笑不得的伦理和理智困境。

一方面,中共所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说法和做法极其荒诞可笑,看上去比小孩子过家家可笑不知多少倍。另一方面,中共又能随时、随意翻脸、动辄让批评者丧失脑袋或丧失自由,从而让观察家们不由得感到自己以鉴赏的心情和眼光看他人陷入危险是不道德的。

这种荒诞可笑和危险的组合,让观察家又想笑又不能笑,哭笑不得,纠结不已,陷入一种困境,让观察家感到难以挣脱、摆脱、超越、回避、或无视。

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各种迹象显示,迄今为止,看来全世界还没有一个观察家找到一种理想的途径可以超越观察当今中国时难免遇到的这种伦理和理智困境。

*习近平成笑柄(1)*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发动的这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与中共以往历次的同类运动一样,其最明显的特征或标志也同样是让中共各级干部在可控的范围和 场合彼此承认,自己是坏蛋或混蛋,只有中共现任最高领袖及现任最高领袖的领导是光荣的,伟大的,而且是一贯英明正确的,坏事或错事都是领袖下面的人干的。

假如说,这一次习近平亲自发动和挂帅参与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与以往的同类或同名运动有什么重要差别,那么,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大概就是如今是互 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因此在中国公众眼中,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这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荒诞可笑。

中共权威通讯机构社新华网报道说:

“9月23日至25日,滹沱河畔,翠屏山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省份河北,全程参加并指导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对河北省委常委班子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十分关心,要求会议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那么,在习近平亲自领导和挂帅监督下,中共河北省委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呢?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批评中共河北省秦皇岛市委书记田向利:“急于求成,急于证明自己,急于让领导认可;”

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梁滨批评周本顺:“对干部工作投入的精力不够;”

河北省常务副省长杨崇勇批评周本顺:“希望(周)书记能够强力推进决策落实;”

周本顺批评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干事过于急躁,有时过于追求规模、声势和形式;”

赵勇批评周本顺:“对扶贫工作过问不够。”

在习近平如此亲自披挂上阵、亲自督阵之下,中共河北省委进行的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中国网民的笑料,习近平也由此成为大众笑料。

中国网民这种难以压抑、难以自制的笑声之大,显然连中国官方媒体和习近平本人也无法完全忽视或无视。

*习近平成笑柄(2)*

鉴于趋利避害是全人类乃至大多数高级动物(如猴子或狐狸)或低级动物(如蚯蚓或海蜇)的本能,鉴于中共已经三番五次地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为由头对 批评者实行残酷镇压或打击报复,中国公众和中共干部早就学乖了,学猾了。众所周知,在可能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被别人耍弄,被别人“引蛇出洞”打死打残, 或当成“毒草”除掉。

因此,每每遇到中共发动“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中共所说的群众和干部)为了表示服从、服帖、对中共没有二心,或为了蒙混过关 而自保,便向中共各级领导人提出“我对领导最大的意见是领导工作太拼命、太不注意爱惜自己的身体、不懂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之类的批评。

这种荒诞可笑的局面也导致许多政治学和文学言研究者提出,自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至今,中国的这种政治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超大规模的荒诞剧;其演员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其总导演是中共最高领袖,其舞台是九百三十六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其中没有非荒诞特区。

习近平本人显然知道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令全中国和全世界感到荒诞可笑。从习近平发表的有关讲话和中国官方媒体所做的有关报道来看,习近平和中共当局显然是力图避免让习近平和他所领导的中共再度成为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笑柄。

据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新华网的报道,习近平到河北亲自督阵,领导和参与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

习近平对中共河北省委说:

“我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的民主生活会,可不是听你们讲莺歌燕舞的,要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于是,在习近平的直接统帅监督下,中共河北省委成员做出了上述让全世界、全中国忍俊不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习近平做出了认真的努力,力争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看到中共这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真刀真枪、货真价实的,不是装模作样的荒诞剧。然而,习近平的一番努力显然只是使他本人、使中共河北省委以及中共政权显得更加荒诞可笑,让中国网民笑翻了天。

在当今中国,由于直接嘲讽或批评习近平及其领导下中共政权依然有现实和当即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如杨盛以及其他许多例子所显示的),中国网民的嘲笑性评论只能是迂回曲折,大都不敢或不能直接提及习近平,但网民们的价值观和娱乐嘲笑对象 清晰可辨。

这种娱乐嘲笑如今已经两套版本,一套是现代的,一套是借古讽今的,其代表作如下:

“听说河北兴起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领导们相互‘严厉’批评。对此我很不以为然,这事小学的时候就做过了。当时班主任叫同桌互相写对方的缺点与自己 的缺点,由于那个年代同桌椅子是长凳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义愤填膺的写下:『小婷缺点:屁股太大,总是挤到我坐的面积。我的缺点:长(得)太帅,让小婷过于 自卑。』”

“西门庆对武大郎说,我今天必须批评你,出门老是不关好门窗。武大郎委屈的说,大官人,我也提醒你一下,你来我家时,不要被隔壁的王婆看见好伐。潘 金莲满脸娇羞,武大郎一本正经的批评,娘子,下次晒衣时,注意晾衣杆,高空坠物很危险滴。潘金莲说:死鬼,下次能再晚点回家么”

还有中国网民把习近平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图片并列贴出,算是一种评论。

观察家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如今将习近平与大多数中国人所强烈鄙视的金正恩相提并论,因为公众和网民认为习近平跟金正恩越看越相似,其相似之处包括:

1)习、金两人都肥胖,而且两人都喜欢炫耀自己喜爱体育运动;
2)习、金两人都是靠自己的老子而不是靠选民的选票当上了执政党和国家元首;
3)习、金两人都是不学武术、志大才疏,但又刚愎自用,无知无畏,除了老调的宣传和铁腕的镇压之外,治国的理念、思想和政绩乏善可陈。

对中国公众和网民所表达的这种对习近平不利的言论,中共当局已经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有力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大张旗鼓地直接抓捕言论者,以威慑、震慑、恐吓其他胆敢发表当局所不喜欢的言论的人(如抓捕湖南的杨盛);再就是防患于未然,尽力封锁或阻碍网民有关的言论。

如今,中国网民假如在中国微博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搜索“习胖”,便会立即得到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超荒诞可笑的告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习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这一告示,显然是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法律法规和政策如何荒诞的最生动形象的广告。

*前途未卜的认真批评 *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迄今为止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言行显示,他试图将中国拉回到中共最高领导人可以一统天下、说一不二、万众仰从的毛泽东时代。

然而,中国网民对习近平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的评论,显示了如今的中国毕竟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要将2013年的中国拉回到1976年之前不是非常容易。

那些嘲讽性的评论在毛泽东时代人们不敢发表,无处发表。现在却有不少人敢于发表,而且也能发表,发表了之后又能广泛流传。

这种局面,导致一些中国一波又一波的网民禁不住跃跃欲试,虽然明知中共的所谓“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不是要真心实意要接受批评、承担责任,但还是忍不住提出认真、半认真、或调侃式的、可能给他们招来切身危险的批评。

有网民对中共统治下的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运作提出批评:

“河北去年春晚请大腕花费330万,有关领导自我批评说是浪费了!想请教的是,宣传部花的是不是纳税人的钱,既然是,为什么不经人大审批?如果经过了,人大为什么不去监督,而任其浪费?如果人大只起到图章的作用,那纳税人养活人大起什么作用呢?”

有人对中共垄断权力、不准许反对党存在提出批评:

“事实上反对党就是最好的监督机构,包脓养疮是任何团体和个人的本能。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填补了没有反对党的纠错机制,但自从‘统一思想’的歪理 出来后,批评与自我批评迅速演变为表扬与自我表扬,结果自然是你好我好,满园长草,河北省委的民主生活会,能否脚踏实地,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执政者的明 天。”

还有人对习近平所主导的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言不及义、回避公众强烈关心的司法正义问题提出批评:

“17年前,一个叫聂树斌的说自己没杀人但被判死刑并执行了;后来,出现了一个叫王书金的坚持说被杀的人是自己杀的,交代的细节和警方查证的证据高度吻合,但检方坚决认为人不是他杀的。河北,今天刚刚批评与自我批评过,明天(9月27日)怎么判?”

观察家指出,上述这些认真的批评意见都是前途未卜的,提出上述意见的人甚至有可能让自己陷入牢狱之灾。

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和法规,按照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司法解释,上述言论可以轻而易举地归类于涉嫌“寻衅滋事”、“诽谤损害国家形象”、甚至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可以顺理成章地“依法”予以拘捕和定罪判刑。

当然,是否入罪,定多重的罪,可以由中共最高当局和中共地方当局任意决定。

不过,关于聂树斌案,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答案:王书金承认自己杀人,但河北当局为了维持自己的正确性,对中国全国瞩目的聂树斌案进行了长达9年的复查,依然坚持说杀人者不是王书金,对聂树斌判处和执行死刑没有错误。

河北高级人民法院9月27日作出裁决,提出在共产党国家十分反常的“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判杀人者不是王书金,从而再次创造了当事人坚决认罪、司法机关却竭尽全力、拼死努力为当事人脱罪的荒诞可笑又可怕的局面。

中国著名法律学者贺卫方就此通过微博发表评论和呼吁:

“今天,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排除了王书金杀死康姓女的嫌疑。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该院也遵循同样的原则,重审疑云密布的聂树斌案。我们也郑重呼吁:在聂树斌案重审结果发布前,最高法院不得核准执行王书金死刑!”

千百万中国人担心,河北当局和中国最高法院会迅速将王书金处死,以便让聂树斌案成为一件彻底的无头公案,从而保护当年将聂树斌定为死罪的一系列官员,使他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追究;与此同时,聂树斌的父母将陷入终生的痛苦深渊。

*观察家的看点*

在观察家们看来,聂树斌/王书金案、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习近平亲自发动和挂帅领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都是层层相套的荒诞,都是荒诞可笑又危险的当今中国国情。

中国公众普遍认为,中共所宣传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来都是谎言。对他们所认为的中共荒诞可笑的谎言性宣传和荒诞可笑的运动,中国网民已经发明了一套可以几乎是以不变应万变、总是合适的评论。例如,

“今天还恬不知耻的公然撒谎!尤其不可理喻的是你明知大家都知道你公然撒谎的时候你依然撒谎!”

“时代不同了,撒谎要增加技术含量!”

现在各方观察家们现在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在互联网时代,在民智大开的时代,习近平当局如何能维持这种荒诞局面,或这种荒诞局面能维持多久。

观察家们正在兴味盎然又忐忑不安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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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再套现305亿传递的信号

 9月28日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李嘉诚旗下电能昨日宣布,将分拆上市主要为香港供电的港灯,套现305亿元“走人”。10天前,还说“爱香港”的香 港首富李嘉诚,在最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相继抛售百佳超市、上海陆家嘴物业410亿港元的中港资产。李嘉诚的再度套现港灯的消息显然引起不少引资者的恐 慌,有港媒称李嘉城做空中国。李的新闻发言人也意识到了事件的敏感性,不待媒体问及便讲分拆纯粹是一项商业决定,不应视之为撤出香港投资。
 大陆的企业家们嗅出了什么味道?
 从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在微博表示,“精明的李嘉诚先生在卖北京(备注:应为广州)、上海的物业,这是一个信号,小心了!”到“中国首富”娃哈哈集 团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数日前被媒体问及难道要把企业整个搬到国外去吗?宗馥莉的回答“真是有可能,你知道李嘉诚都已经搬出去了,为什么我以后不可能搬出 去呢?”显然,不少人最近在此二人的“提醒”下,惊觉华人首富李嘉诚正在不断抛售内地香港两地的资产,一时间备感身处经济危机前夜。
 更何况港灯在香港从事发电、输电、配电及供电业务,是一块优良的资产。李嘉诚如此放弃香港的优良资产套现,不由得想起他曾说过的一段“商业圣 经”:一个新产业,当5%的人知道时你赶快做,做早了就是先机;当50%的人知道时,你做个消费者就行了;当超过50%的人都知道时,你连看都不要看了。 这是亚洲首富的经验之谈。素有“超人”之称的他,数十年商海遨游鲜有败绩,显然,李嘉诚意识到房产的风险正步步逼近,提前抛售套现,占尽先机风流。
 事实上一个月以前就有分析师评价李嘉诚此番举动,“李嘉诚以商人的独到眼光,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显然有自己的判断,嗅出了未来经济与政治的变 化,密集减持的动作或许还会继续发生。”李嘉诚的再度套现此番又被言中。一方面以李家为代表的富豪阶层与社会大众的矛盾其实在酝酿和集聚。而中国内地十年 来的社会矛盾也层出不穷,其风险也不亚于香港,正是这个原因,李嘉诚必须为子孙后代打算。再加上内地的首付宗庆后遇袭,虽然这是偶然事件,但是这一定会给 更多富豪提一个醒。
 撤资与“爱国”之间如何平衡?
 对于李嘉诚的几次大规模套现,阴谋论者称李嘉诚用脚投票,同样也是对内地楼市泡沫的提前离场。媒体的解读也几乎形成了套路:香港卖楼=为了撤资, 内地拿地=香港撤资;海外投资=中港撤资……而9月17日李嘉诚公开出来回应,表示“不会从内地撤资,我爱香港、爱国家,长实及和黄绝对不会迁册”。李嘉 诚虽然经常将“爱香港”挂在嘴边,但旗下商业中港两地资产却越卖越少,这是不争的事实。
 仔细分析李嘉诚的发言,更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他把“爱香港、爱国家”作为前提条件,貌似在做“政治表态”。而那句为自己套现辩解的:“当然股东 的利益,我也要负起绝对的责任。”也正好透露了他撤资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坚定信心。李嘉诚说是为了股东的利益,这股东不仅有他自己,而且他是最大的股东之 一。可以看出,此番撤资的核心还是在于对香港和中国经济不看好,否则,李嘉诚不会做出这种让市场人心惶惶的决定。商业投资的实质仍然在逐利,缺乏友善的商 业环境,李嘉诚表再多“爱港”忠心也无法改变投资重心改变的事实。
 在内地,有些媒体认为,李嘉诚出售百佳反映香港“营商环境变差”、“社会多争拗”,例如码头工人罢工,香港市民捐款支持,令他意兴阑珊。在香港, 评论则多集中于探讨李氏王朝与现届政府的不咬弦,“被逼走”一说不胫而走。对此,有政界人士称,分拆港灯无疑会被外界视为李家进一步撤出香港的取态,此消 息会对梁振英、特区政府有非常大的震动。显然,作为商界领袖的李嘉诚此番动作,除了经济利益之外,更有深层次的考量——政商关系。李嘉诚作为顶端商人,一 贯政治经济嗅觉灵敏,他是否已经预料到未来的政治动向和经济前途了?
 李嘉诚担心的是哪些风险?
 2007年的金融危机使李嘉诚的财富缩水了1000亿,1996年,大盗张子强曾绑架了李嘉诚长子李泽钜,并持枪闯入李嘉诚住所,取得十亿元赎金 后逃去。这些事件并没有影响李嘉诚对香港的信心,甚至在一年前的2012年,李嘉诚还做出这样的表白:“我1940年到香港,对这片土地有特别的感情,自 己身为中国人,永远都是中国人。我绝对不会从香港撤资,我说话很少那么坚定。”然而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李嘉诚却出现了差不多180度的转弯。
 李嘉诚是个精明的商人,得以在香港最动荡的年代起家,靠的本领便是准确判断形势,然后低买高卖。李嘉诚撤资或许与中国经济下滑,房地产泡沫将崩盘 有关。有金融业人士对此评论:“想当年巴菲特抛售中石化股票,大家都不明白,后来石油大跌,才明白,不得不佩服老巴。如今李嘉诚抛售大陆资产,如果不明 白,到时候就明白了,大佬都是先知先觉。”不少人的直觉判断就是,中国的房价太高了,泡沫太大了,上海的房地产已经不具备投资价值,纷纷猜忌是内地一线城 市房地产市场开始转向不好的预示。
 大陆资产价格行情的泡沫化程度,全球所有资本玩家都清楚得很。大陆资产泡沫之所以迟迟不破,多亏地方政府、各大银行和各路房爷房奶房子房孙们的支 撑,问题是,还能撑多久呢?李嘉诚作为世界上管理着最大的投资组合的基金经理,必定有更强的洞察力和敏锐直觉。一方面他需要考量经济下行的基本面风险,另 一方面他一定不会忽视政治环境的因素。但作为普通人,大佬都走了,小业主们应该怎么想呢?


 撰文/风清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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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凯:想念里根——中共大外宣“和平演變”美國(續)



图:里根总统发表柏林墙讲话(1987年6月12日)

奧巴馬的美國"戰略重點向亞洲轉移"無所作為,而習近平正緊緊把握時機。中國正如同當年的蘇聯,但今日的西方,已經沒有里根,也沒有撒切爾夫人……


奧巴馬不是里根

我在上一期《動向》雜誌撰文《向普世價值宣戰——中共大外宣"和平演變"美國》,講述二零零八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對西方民主社會開展"大外宣"的戰略決策,五年來已見成效,在美國,大外宣無所不在,而西方社會對此並無有效的抵禦與反擊,令人擔憂。本文我要講述的是:二零一二年,美國總統奧巴馬開始第二個任期開始之際,明確提出美國的"戰略重點向亞洲轉移",給人以希望和鼓舞,但一年多過去了,"戰略轉移"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希拉里·克林頓擔任國務卿執掌美國的外交政策時,人們還能感覺到些許"戰略轉移"的態勢,希拉里辭職,約翰·克里接任,美國的亞洲戰略基本回到往常,"戰略轉移"無影無蹤了。

奧巴馬的美國"戰略重點向亞洲轉移",使人想起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總統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戰"計畫,這項計畫埋葬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使里根成為美國自羅斯福以來最具遠見卓識最有政治魄力的偉大總統。當今的中國與當年的蘇聯有很多相似之處,其危機甚至比當年蘇聯更為嚴重:都存在積重難返的經濟問題,都面臨尖銳激烈的社會矛盾,都積累著平息不了的民憤民怨,都好像是一隻疲憊的駱駝和一堆澆滿汽油的乾柴,只要一根稻草壓下去或者一根火柴劃著,便勢成摧枯拉朽。歷史的機遇給了奧巴馬,如果奧巴馬因"戰略轉移"結束了中共的集權專制統治,中共僅有的四個社會主義小兄弟也必然跟著瓦解,為害人類百年的共產主義運動就此便結束了。於是奧巴馬有可能與里根比肩,成為美國的又一位偉大總統。

但奧巴馬不是里根。所以關注中國前途命運、關注中共大外宣肆虐西方侵蝕人類普世價值的人們,此時都會不約而同的想念和呼喚里根。

看不見奧巴馬有相應的新思維

如今看來,奧巴馬的"戰略轉移"與里根的"星球大戰"難以同日而語:"星球大戰"有著周密的設計,有可操作的實施方案,有一萬億美元做資金保證,獲得國會兩黨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得到西方社會多數國家的政治領袖,尤其是像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那樣的偉大政治家的全力的支持和配合。里根總統從不在言語上更不在行動上討好蘇共,也從不隱瞞結束共產專制邪惡帝國的政治抱負,他在莫斯科大學對著一群蘇聯青年發表演講,說道:"沒有什麼比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俄羅斯成為繁榮、自由和民主的國家更讓我歡心的事了。"而奧巴馬的"戰略轉移",一年多來,人們看到的只是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增加了幾艘軍艦,部分駐歐洲部隊調防亞洲而已。面對朝鮮囂張的核挑釁,美國仍然一籌莫展,繼續求助於中國對朝鮮施加影響。美國的"戰略重點向亞洲轉移"當然是針對共產極權專制
的中國而提出,但我們看不見奧巴馬有相應的新思維。美國面對中共對國內民主和維權運動的殘暴鎮壓,對外部資訊的蠻橫封鎖,一如既往視而不見。美國的領導人訪問中國,照例發表滿篇阿諛之詞的演講。要求美國領導人在與中共領導人會見時,說上幾句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話,都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在中共大外宣經費已達一百億美元並且繼續追加的情況下,美國不是在加強而是削弱對中國的宣傳,有人竟然提出取消"美國之音"的對華廣播,而仿照當年對蘇聯東歐廣播的"自由歐洲電臺"建立的"自由亞洲電臺"微不足道的經費也遭削減。

如今的西方,都癡迷中國廉價的勞工和十四億人的龐大市場,美國的政、經、學界,逐利者日多,仗義者漸少。美國的大公司幾乎無一例外為與中國合作賺取利潤而放棄了道義原則,因此發生雅虎向中國政府出賣網上資料導致中國政治異議人被捕判刑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中國的網路防火牆使用的是美國公司提供的設備,以致中國政治異議人士忍無可忍要向這些美國公司提出抗議。而美國的學界面對中國的利益誘惑自甘墮落也慘不忍睹,有著良好學術聲譽的紐約大學,為了與中國合作在上海辦大學,竟然驅趕中國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紐約大學不是極端的例子,更加不堪的美國高校比比皆是。美國的一些學術機構和中國問題專家,已放棄了對中共專制政權的戰略研究,進而接受中共提供的經費,去研究中共指定的課題。

如果里根仍在,如果撒切爾夫人仍在,我相信上述這些事情絕不至於發生。當一根稻草或一根火柴尚不知在何處的時候,中共政權仍然強大。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制約中共政權越來越力不從心。美國的"戰略重點向亞洲轉移",可能是歷史給奧巴馬,也是給美國,給整個西方社會,完成終結百年共產主義運動偉大使命的最後一次機會了。再過若干年,中共政權將反過來制約美國以致整個西方,就像我曾說過的,中共建政之初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領導人身上的預言已成泡影,現在是中共的大外宣在"和平演變"美國。

习近平正把握西方不作为的机会

人們總以為,民主自由必然戰勝極權專制,那指的是歷史長河奔流到人類大同的海洋之時,而在歷史長河的流淌過程中,出現曲折和倒退,極權專制戰勝了民主自由,人類社會出現了短暫甚或較長時期的黑暗,短則一個年代、兩個年代,長則半個世紀、一個世紀,也不無可能。試想如果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未經民主啟蒙處於愚蠻狀態的中國人,在仗持強大國家財力的中國共產黨驅使下,大規模向全世界進犯,世界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景?一部人中國人富起來也只不過十來年的光景,他們就已經到全世界的商場、酒店喧嘩,在羅浮宮前的水池裡洗腳,在埃及神廟的浮雕上刻字了。

歷史從來都是英雄或領袖創造而群眾只是追隨者,美國出了偉大總統里根、英國出了偉大首相撒切爾夫人,便一舉埋葬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集團。中國出了一個習近平,他便可能把中國拖回毛澤東時代。我們在觀察習近平未來的走向時,清楚看到,他的"中國夢"是中共野心勃勃的"世界夢",他正比他的前任更加強勢的運作中共的大外宣。確切的消息是:他已下達指示並作部署,要把"中國夢"納入大外宣之中。奧巴馬的美國"戰略重點向亞洲轉移"無所作為,而習近平正緊緊把握時機。習近平何嘗不知道中國正如同當年的蘇聯,但習近平的自信來自於,即使中國正如當年的蘇聯,但今日的西方,已經沒有里根,也沒有撒切爾夫人。

二零一三年九月五日


——原载《动向》杂志9月号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29.html

《新世纪》淮河癌症


财新《新世纪》 记者 谢海涛 刘虹桥 实习记者 黄金 张霞

 中国有没有严重的环境公害病?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知道答案,但多年来,中国的官方和环境健康学者一直没有做出正面回答。今年6月底,中国的环境公害病正式脱去皇帝的新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发布其团队历时八年进行淮河流域癌症研究的结论——淮河流域严重的水污染,与这一地区沈丘、颍东、扶沟、蒙城、埇桥、灵壁、汶上、巨野等八县区居民消化道肿瘤(主要为肝癌、胃癌、食道癌)的严重高发,二者之间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致性”,且两者有“相关关系”。

 所谓环境公害病,医学上的定义为:由于人类活动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引发的地区性疾病。在百年近代史中,包括日本“水俣病”在内的震惊世界的八大环境公害病,让成千上万的人付出生命代价。

 在杨功焕团队的研究发布之前,社会、媒体对“癌症村”的讨论非常热烈,网络上还流传着一份根据媒体报道梳理的详细“癌症村”清单。但是,从未有卫生学者从疾病学的角度确认这些多发的癌症与当地环境污染直接相关。

 杨功焕团队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中国官方机构的学者首次用科学研究的方式,正式、大规模确认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该研究佐证了“癌症村”的真实存在,也证实因为环境问题,中国还出现了癌症高发县。

 在水污染导致严重健康问题取得破题之外,空气污染导致健康危害的研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2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团队发布研究报告,经测算,2010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城市因PM2.5污染导致超额死亡人数共计7770人。作为参与研究的学者,潘小川还透露,早在2007年,世界银行和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共同进行了一项研究,形成的结论之一是:以PM10为指标衡量的空气污染,每年在中国导致35万至40万人“早死”。(参见本刊2012年第50期“致命呼吸”)

 杨功焕、潘小川等学者联合官方进行的研究,初步揭开了中国环境健康问题的“盖子”。这仅仅是一个开始,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导致死亡,更多地会表现为各种环境疾病。环境健康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水和空气污染,还有土壤污染、固废污染等。然而,太多急迫需要展开的研究,还没有展开。

 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杨功焕认为,中国50%左右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被污染背后,肯定存在不少的环境健康问题。她还认为,淮河癌症的研究方法可以用到其他河流,可以推向全国。

 同样,潘小川也认为,中国的严重空气污染并不局限于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其余城市也需要更详尽的空气健康研究。

 公众有理由期待,中国各级政府和学者能够继续直面环境健康真相,尽快科学、系统地厘清环境健康损害,并采取切实措施阻断损害继续发生。这也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应有的起点。

 本刊推出“淮河癌症”报道,深度解读杨功焕团队以及民间环保人士揭开淮河流域污染真相的过程,并客观呈现淮河癌症患者曾经和正在挣扎、无奈的生存,正是出于以上良好愿望。

 淮河的悲剧不应继续上演,更要避免在其他地区重演。

 ——编者

 多年以后,霍岱珊还能想起,在黄孟营村看见张桂枝的情景。

 那是2001年,在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桂枝躺在家里,骨瘦如柴,身上几无水分,食道癌使其面目全非,她还能说话,她说她渴。霍岱珊拿出一瓶水。这是她第一次看到瓶装水,眼睛很亮。她问霍岱珊:“这能治我的病吗?”霍岱珊只能点头,但她连水也咽不下去了。

 霍岱珊曾经是记者,现从事民间环保,张桂枝是他统计的黄孟营村第83个癌症死者。那时,这个村庄周边沟渠的水是黑色的,数里外的沙颍河也是黑色的。死时年仅46岁的张桂枝,让霍岱珊想到自己的母亲,她在同样的年龄,同样死于癌症。

 12年后的2013年7月,霍岱珊坐在沈丘县城新华街的办公室里,对财新记者谈起淮河流域的癌症村,语气平稳而沉重。那一个个黑水环绕的村庄,那些绝望的面孔,如露如电,让他无法忘记。

 2013年夏天,财新记者走访黄孟营村。酷暑逼人,一些癌症幸存者在病痛中煎熬。

 66岁的周玉荣,已经一天没吃饭,喝了口水,也吐了出来。

 周玉荣在桌子上摊开一堆病历,两口子相对无言——周玉荣的九年前患的食道癌又复发了。

 千里之外的北京,学者杨功焕的电脑定格到一张电子地图上。那是一张淮河流域1997年至2009年的水质污染频度地图,深红、浅红色的严重、次严重污染区覆盖着河南、安徽、山东三省的40余个县。周玉荣所在的沈丘县,正处深红污染区中。

 “这张图,在科研上十分宝贵,在现实中,极为沉重。”64岁的杨功焕,捋了一下微卷的短发,语气缓慢地告诉财新记者,“我们的团队在淮河流域有代表性地选取了14个县,最终证实其中9个消化道肿瘤新的高发县中,有8个在水污染严重区,就是地图上的深红色区域中。”

 2013年6月,杨功焕团队在调查八年之后,出版了《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上述电子地图,即为地图集中最重要的一张。

 杨功焕口中的消化道肿瘤,特指恶性肿瘤,即消化道癌症,包括食道(食管)癌、胃癌、小肠癌、大肠(结肠、直肠)癌、肝癌、胆癌、胰腺癌等。“从环境医学角度,如果饮用水受到严重污染,就有可能直接导致消化道癌症,最常见的是导致肝癌、胃癌和食道癌。”

 杨功焕说,团队历经八年的研究,最具开创性的成果,就是首次画出了这张污染数据频度地图,并证明污染严重区中8个研究样本县呈癌症高发态势。“严重区中还有30多个县,由于研究条件限制,没有数据验证,但从逻辑推理上讲,也可能是癌症高发地区。”

 杨功焕团队的淮河课题研究成果,2013年6月底向社会发布。至此,中国第三大河淮河流域严重的水污染和多发的居民癌症之间,被中国官方画上了连接符。这样大型的环境与健康连接符,对于中国官方和科学界,均是第一次。

 杨功焕的研究并非个人行为。在做这项研究时,她的身份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这一淮河课题,同时被科技部列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攻关课题。正因为如此,杨功焕的研究受到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

 “我们的研究排除了可能导致上述癌症的其他常见因素,用的是国际上认可的研究方法,可以回应一切质疑。我们用的数据,都是环境和卫生领域公开的、可靠的科学数据,我们将原本互不交接的环境和卫生健康两个系统的数据放在一起,让数据自己开口说出两者具有相关性的结论。”

 出于可以想象的原因,杨功焕不愿披露具体的相关系数。但她对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非常自信。

 在霍岱珊的心中,也有着一幅淮河流域癌症“地图”。这份“地图”,比杨功焕的地图具象得多。数十个癌症村,以及众多癌症死亡者安息其间,更有大量活着的癌症患者的惨象。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因为母亲患癌死亡开始关注淮河水污染的霍岱珊,一直在调查和记录淮河流域的癌症。

 淮河是中国东部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一条大型河流,在水量上为中国第三大河,仅次于长江和珠江。淮河源于河南省桐柏县,流域面积27.47万平方公里,泽被苏鲁豫皖四省、189个县市,1.65亿人口。民间相传“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淮河流域,更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中国治理江河,淮河可谓代表。从上世纪50年代治洪,到90年代治污,留下了太多人与自然相处的经验与教训。那么,淮河癌症多发如何开始?曾经经历了怎样的触目惊心?死者和患者,又经历过和正在经历何等的挣扎和痛楚?

 淮河,仅是中国受污染河流中的一条。那么,中国又到底有多少淮河式的健康悲剧?

黄孟营的谜团

黄孟营村十余年间有116人死于癌症。该村村医说,2004年之前,村里人口是负增长的,10个病死者中就有6个死于癌症

 在淮河“癌症村”中,黄孟营村是最先被发现的。2013年夏天,财新记者来到这个多难的村庄,发现20多年来,绝大多数癌症病人无法像周玉荣一样活到现在。他们的命运,却最早撕开了淮河癌患的残酷面目。

 早在1998年,已着手调查淮河流域的前《周口日报》摄影记者霍岱珊,听说沈丘周营乡附近的公路上,老是有智障的孩子手里掂着砖,拦车要钱。一问,是黄孟营村的。这孩子后来被车轧死了,但又有孩子干这事,他去问,又是黄孟营的。“我纳闷,怎么黄孟营老出这样的孩子啊?”

 1999年,麦收时节,霍岱珊骑车去了黄孟营村。村医王世文把他带到了该村苏楼自然村的街上,一连看了十几户,几乎家家有癌症患者。

 其中一户的女主人孔贺芹,30岁出头,患直肠癌,已做了三次手术,直肠切除。第四次要做手术时,她已没有信心,支撑她活下去的是两个孩子。她说:“我不能死,我要让孩子喊妈时,有人答应。”

 孔家对面,是范秀英家,其夫孙逢良,1990年得了结肠癌和肝硬化。得病年余,就去世了。范秀英的儿媳郭娥英,在2010年得了胰腺癌。发病前,脊梁凉得受不了,她把醋加热,在背上熥。她死于次年,撇下一儿一女。

 范家北面,是孙逢海家。他的妻子于数年前死于胃癌,他也于十年后疑患癌症卧床不起。

 范家南面一家,老夫妻俩,分别死于胃癌、食道癌。

 再南面是刘玉芝家。刘玉芝,20多岁刚嫁来时,就感觉村里的水难喝。干渠里逮的鱼,吃了不得劲。之后,她得了骨癌,浑身酸疼,在床上一躺十多年,腿如麻杆,手如鸡爪,靠一天吃两回止痛片,一片消炎药,“慢慢地糊弄”。

 刘家南面,是孙逢山家,他死于胃癌,其后家人搬走,家里一片荒草。

 孙逢山家南面,是孙逢周家。妻子肝癌,死于2007年,他是胃癌,后上吊。

 在这条令人恐怖的街道上,霍岱珊发现,癌症病人多得人们已见怪不怪。

 在村民印象中,黄孟营村第一例癌症,发现于1986年。至1990年,一年就死了12人。

 霍岱珊调查发现,从1990年至2005年,2470人的黄孟营村,已有116人死于癌症。该村村医王世文告诉财新记者,2004年之前,村里人口是负增长的,10个病死者中,就有6个是癌症,多为胃癌、食道癌、肝癌。

 此外,村里当时还有失明、聋哑、残疾者,多达41人。1998年出生的王慧美,一出生就有心脏病,稍一跑步就心跳过速,头昏,嘴唇发紫。医生分析该病并非遗传,若不治疗,活不过十七八岁。这孩子后来在霍岱珊的帮助下,做了手术而获救。

 那时,村民不知道癌症为何高发。这个黑色的谜语罩着黄孟营村,也笼罩着淮河流域众多的村庄。彼时,黄孟营村里的16个坑塘,水皆黑色。

淮河污染

黄孟营的癌症噩梦背后,有着整个淮河流域深重水污染的黑色背景

 杨功焕团队后来的研究解开了黄孟营的谜团,“癌症与水污染有相关性”。

 距沈丘县城约15公里的黄孟营村,位于淮河的最大支流沙颍河南岸一两公里处。淮河支流众多,南岸支流少,源短流急;北岸支流多而长,洪河、谷河,沙颍河、西淝河、涡河、包河、奎河等,自西北向东南,呈羽状,汇入淮河。

 杨功焕的研究表明,淮河流域的癌症高发区域有一特点,即并不分布在干流两侧,而在一级、二级甚至更小的支流流经之地。她说,“污染支流两侧2.5公里内的村庄,消化道肿瘤尤其严重。”

 黄孟营村由黄孟营、苏楼、小李寨三个自然村组成。三村原本为寨,寨外有沟,沟将三村连在一起,村中坑塘多达16个。全村通过三条干渠,和沙颍河相连。一条干渠紧挨着村北,另两条干渠则在村南。

 村支书王林生出生于1962年。他向财新记者回忆了村庄水系污染史。在他印象中,小时候坑里都是水,村民在坑里洗澡,两只脚能踩到鱼。1986年后,干渠就开始来“坏水”了,1988年后没人游泳了,因为游泳身上会起红点。“坏水”时不时地来,一过来,水上就漂鱼。1990年左右,坑里连鱼也没了,河水经常有味道,村里的井水也“不好吃”了。

 淮河流域消化道肿瘤高发区的居民,普遍有长期喝浅层地下水的经历。这是杨功焕团队在上述区域内发现的又一特点。

 “地表水的污染居民看得见,不会去喝的。居民以为地下水是干净的,但其实浅层地下水与河流地表水是相通的,地下水也被地表水污染了。水污染就这样通过饮水方式进入居民体内。”杨功焕解释。

 黄孟营打井吃地下水,始于上世纪80年代。其时,淮河流域地表水污染日趋严重,各地政府开始扶持群众打井饮用和灌溉。据新华社报道,至2000年底,淮河流域共打井132万多眼,年采水超过120亿立方米。

 王林生家的压水井,是1986年打的。初时,沙颍河两岸,水量丰沛,4米就已见水,王林生打了8米,但有水锈。他又打了10米的井,吃着吃着,水又有了腥味。1988年,他打了13米的井,一年后,又有怪味。

 黄孟营的癌症噩梦背后,有着整个淮河流域深重水污染的黑色背景。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食品、造纸、皮革等高污染行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淮河两岸。滋养亿万百姓数千年的淮河水系,无论是干流还是大多数支流,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深重污染。

 沈丘县受污染尤重。沙颍河流至沈丘,要经过一座建于1959年的槐店大闸。由大闸,向南向北,分别延伸出沙南总干渠、沙北总干渠,再通过六道干渠以及更多的支渠,如毛细血管一样,每年把约2亿立方米河水送至全县500多个村庄、75万亩良田。

 这种深沟河网化的水利建设,曾使沈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河南的一颗明珠。但多年后,人们没有想到,水利完全变成了水害,哪里水利建设搞得好,哪里污染严重,得癌症的多。

 在80年代的污染中,地处沙颍河下游的沈丘,承纳着河南上至郑州,下至项城,共30多座城市的污水。这些污水在槐店大闸汇集,再通过四通八达的支渠,流到各个乡村。沈丘全县的癌症高发区也由此形成。

 伴随着上述长期深重污染,淮河流域其他地方也出现诸多类似黄孟营的“癌症村”。2003年前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曾先后聚焦这些“癌症村”,村民和媒体的怀疑直指河水污染。

 2013年,杨功焕团队的科研证实,村民的怀疑方向是对的。

 1973年至1975年,中国卫生部门曾进行过一次全国死因普查。这次普查为杨功焕团队的此次淮河调查提供了最可宝贵的对比数据:其时,淮河流域基本未受污染,沙颍河流域的河南沈丘县、安徽阜阳市颍东区、涡河流域的河南扶沟县和安徽亳州市蒙城县、奎河流域的安徽宿州市埇桥区和灵壁县、南四湖流域的山东汶上县和巨野县,均属中国的癌症低发区域,在全国平均癌症水平的60%至80%之间。

 但2004年至2006年上述八县的癌症死亡率,从低发向高发快速转变,其上升速度是全国癌症上升速度的数倍之多。卫生部数据显示,从1973年至2006年,中国癌症死亡率从每10万人发生66.95人上升至80人左右。2006年,上述八县癌症死亡率全部高于全国水平。

 数据触目惊心——在2004年至2006年,沈丘县癌症死亡率为每10万人发生180人至204人,是全国水平的近2.5倍。

 ——汶上县和颍东区癌症死亡率为每10万人发生144人至179.90人,约是全国水平的2倍。

 ——扶沟县、蒙城县、灵壁县癌症死亡率为每10万人发生119人至143.90人,约为全国水平的1.5倍。

 ——巨野县和埇桥区癌症死亡率为每10万人发生95人至118.90人,约为全国水平的1.3倍。

 并不巧合的是,上述八县恰好位于淮河流域污染最严重的沙颍河、涡河、奎河和南四湖流域。杨功焕团队同步披露的沈丘县内沙颍河的纸店站水质监测数字显示,从1997年至2009年间,该水质断面全部为劣五类水质,是污染最严重的水质;该河另三个水质断面在同时间段内,劣五类水质均为83%以上。

 这是中国首次公布淮河流域癌症的真实一面。

杨功焕受命调查

淮河支流两岸的居民,死于消化道肿瘤主要是肝癌、胃癌、食道癌的比例,显著高于远离河流污染的对照区,有些地区高出5倍之多

 杨功焕告诉财新记者,2004年下半年和2005年上半年,中国各地的媒体对淮河流域的癌症高发现象进行了相当密集的报道,也引起国家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

 在此期间,国家相关部委派出多路人马了解淮河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要求当时的卫生部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起来,搞清楚淮河的污染问题,也搞清楚淮河肿瘤(即癌症)高发的问题。隶属卫生部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紧急接受了任务,我被派去带队做这个事。”杨功焕说。

 2005年夏天,杨功焕受命带着70多名疾病、环境专家等组成的调察组,来到了沈丘县。

 霍岱珊很快找到杨功焕,两人长谈了一个上午。霍岱珊讲述了自己的调查研究方法,对癌症与水污染的关系的理解等。但杨功焕作为政府派出的科学家团队带头人,显然不能用霍岱珊的办法进行调研。

 杨功焕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回答淮河流域是不是真的存在癌症高发,二是癌症是不是真的与水污染有关。

 但这两个任务并不简单。“村民或媒体可以根据村里医生或村干部说的癌症死亡人数进行汇总统计,但作为疾病控制科学家,不能简单相信这种不科学的统计。”

 杨功焕的团队面对的最大难点,是研究区域人群有关死因登记的空白。迄今为止,中国人的死因登记覆盖人群不到20%。换言之,只有死在城市医院中的居民有详细的死因登记,而80%以上死于家中或死于农村的死者,卫生部门并不知道其因何种疾病而死。淮河流域的癌症死者,大多数死于农村家中,虽然有些人在生前到医院就诊过,但并没有死因登记证明书记录明确的死因。

 显然,团队的研究结果,将会影响国家关于淮河的下一步决策。“时间紧,任务重,还要科学。这挺难办到的。”杨功焕最终设计出一套“短打”的办法。

 杨功焕的团队选定河南沈丘、安徽埇桥、江苏盱眙三县区作为研究对象,又将每个地方的淮河支流两侧2.5公里内的村庄划为具体的研究区。三个研究区,各有5万村民作为研究对象。她又在三县区远离淮河支流的丘陵区或其他未受地表水影响的地带,设立三个对照区,也各有5万村民。

 之后,国家、省、市等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对上述30万村民逐户展开2003年、2004年、2005年村民的死因回顾调查。疾控专家或受过培训的医学工作者通过去查阅医院病历、调取医院资料、听取亲属描述和第三人描述等形式进行“会诊”,以确认死者的真正死因。

 这项工作进行了半年多。最终汇总的死因资料显示,在沈丘、埇桥两地,淮河支流两岸的居民,死于消化道肿瘤主要是肝癌、胃癌、食道癌的比例,显著高于本县远离河流污染的对照区。其中,沈丘的数据表明,在生活习惯相当的两组人群中,研究区消化道肿瘤患病率,为对照区的近5倍。

 在沈丘县之外,2013年7月,财新记者赴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采访。

 埇桥区杨庄乡的郝庄自然村村民告诉财新记者,上世纪70年代时,郝庄还在村西的奎河岸边种植水稻,多达五六百亩。上世纪90年代以后,奎河水乌黑发臭,水稻没法种了,农民脚一下水就起泡,甚至水稻也被浇死。

 “癌症村”也就此悄然产生。在郝庄所属的高庄行政村,村支书高永立向财新记者回忆称,上世纪90年代,癌症开始高发,最严重是1990年到2005年。高庄下辖三个自然村,其中万庄、高庄各有600人,每年各有七八人死于癌症;郝庄1800多人,一年十多个死于癌症。

 村文书张传安则称,1990年至今,郝庄有200多人死于癌症,以胃癌、肝癌、食道癌为多。此外,该村结石病人多,万庄有30多人,郝庄有五六十人。

 高永立也在1995年,得了双肾结石,先后去徐州“震”了几次,至今仍天天喝中药。村里高血压、脑血管病、糖尿病也多;小孩智障、老人偏瘫等也多。

 与高庄行政村隔河相望的伊桥村,是附近癌症发病率最高的村庄。伊桥村卫生院院长王安宝,1994年来伊桥村工作时,村里一年患癌症的有五六个;至2001年,一年有八九个;至2008年,村里一年十多人死于癌症。

 除了癌症,村里乙肝患者也多。2004年,王安宝普查时发现,全村1200人,表面抗原阳性的就有100多人。血管病也在逐渐增多,糖尿病、高血压多,结石病人有一二十个。

 2006年3月和4月,杨功焕团队拿出了淮河流域癌症高发的初步研究结论。前卫生部就此组织了专家论证会。

 来自环保、水利、科研院所等的医学、环境专家论证后确认,此次调查的三个县区中沈丘和埇桥沿河村庄的癌症高发与水污染有关,而另一癌症高发县盱眙与水污染无关(注:盱眙为传统癌症高发县,且研究区与对照区癌症无明显差别)。

 随后,卫生部将报告正式呈报国务院。“仅一周多的时间,国务院就批准了这个报告。”杨功焕回忆说。

 当杨功焕在进行专业调查时,霍岱珊对“癌症村”的救援也在进行中。2004年起,他在社会资助下,为“癌症村”安装小型净水器。

 由于披露“癌症村”真相,2005年起,霍岱珊发现他被当地个别官员扣上了“特务”的帽子。家门口常年停着吉普车,他一出门,就有人跟着。他常去的黄孟营、孙营等村,日夜有人把守。

 此前的2004年,多次接受媒体采访的王林生,被免去黄孟营村支书职务。此后的2007年,东孙楼村王子清,遭当地领导上门问罪。

 在淮河流域,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等考虑,往往对“癌症村”噤若寒蝉,沈丘作为全国最大的粮食仓储物流基地,对此更是谨慎。对信息的遮蔽,是中国诸多“癌症村”长期得不到救助的重要原因。

 但霍岱珊还在坚持。至2007年,随着国家环保总局对周口市实施“流域限批”,沙颍河治污也终于动真格了。

淮河八县的悲剧

杨功焕:“未来学者可以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用特定污染物分析等科学方法证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2007年起,中国就淮河流域水污染和肿瘤防治,行政系统和科研机构齐头并进,一面进行环境污染控制和癌症防治,一面进行环境污染与肿瘤高发的研究。

 2007年上半年,杨功焕的第二期研究得到科技部的大力支持,被列入国家“十一五”科技攻关课题。

 之后,杨功焕团队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庄大方团队对淮河流域水污染与肿瘤的相关性进行了评估研究。

 庄大方团队对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根据环境系统多年来对淮河干流、一级支流、二级支流、附属湖泊等污染公开数据,绘制出本文开头提到的淮河污染频度图等重要图表,初步标示清楚淮河流域污染最严重的40余个县市区。

 杨功焕则沿袭此前的调查思路,在淮河流域七种类型区域中选取14个样本县进行研究。

 第一步工作是建立死因登记系统,调查14县中5810个行政村在2004年、2005年、2006年的全部居民死因。与第一期研究不同的是,此期研究未设对照区,而是直接与全国癌症水平进行对比。其原因,一是研究样本已足够巨大,14县覆盖1264万人口,占淮河流域总人口的8%;二是每个县域内,既包括近淮河水污染的人群,也包括远离水污染的人群,设立对照区意义不大。

 对14个县的总体分析显示,地表水水质等级和GDP与肿瘤呈负相关,其他环境因子均与肿瘤死亡存在正相关。14个县中的8个,显示出消化道肿瘤高发性。与上世纪70年代死因数据的对比则进一步显示,这8个县均为新发肿瘤高发区。

 “图集发布的研究结果围绕污染范围和新发癌症的高发范围两个问题。这两个范围的契合,进一步加强我们认为水污染与癌症相关的证据。”杨功焕说。

 杨功焕特意强调了两点。第一,14县中8个污染严重县的癌症高发,并不是指全县普遍癌症高发。“实际上,我们的团队中,有学者做了具体的癌症聚集区研究,例如沈丘县,主要有三个聚集区,均靠近沙颍河等地表河流。全县的高发数据,其实是被这些聚集区‘拉动’的。”

 第二点,此次团队的研究结果所提供的证据级别,只能回答淮河流域八县肿瘤和环境污染存在相关关系,但“还不能回答二者是否存在病因学联系”。换言之,即不能证明水污染与消化道肿瘤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我认为,未来学者可以在我们现有研究基础上,用特定污染物分析等科学方法证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应是未来的努力方向。”杨功焕说。

全淮有多少黄孟营?

财新记者特意选取了一个不是杨功焕研究样本县、但属于严重水污染区的县区作采访,情况严重

 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在淮河40多个历史上污染严重县中,8个被研究县之外的30多个县,消化道肿瘤是否高发?

 杨功焕无法给出准确答案。原因之一是未进行科学研究,之二这些县没有死因监测数据。她只能笼统地回答,根据现有研究得出的规律看,“极有可能也呈癌症高发态势”。

 为了解实际情况,财新记者特意选取了一个不是杨功焕研究样本县、但属于严重水污染区的县区——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进行实地调查。

 从污染地图上看,谯城区所在的淮河第三大支流涡河1997年至2009年间呈严重污染状况,其上游的河南扶沟县、下游的安徽蒙城县,后均被杨功焕团队证明为癌症高发县。

 据《江淮晨报》报道,2005年时,流经亳州的涡河已被污染成“下水道”。彼时,谯城区农村饮用水不安全人数达41万,占总人口的35.84%。

 在谯城区石大营村,村民告诉财新记者,癌症高发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多的时候一年死六七个。2000年以后稍好,但从2001年到2013年,仍有35人死于癌症,以肺癌最多,胃癌、肝癌次之。

 在该村的一户人家,财新记者了解到,这个离涡河仅150米的院子,周围四家都有人都得了癌症。

 这座房子北边是石成吾家,他70多岁时死于食道癌;西边石孔氏,60多岁,上世纪90年代死于食道癌;石孔氏家北边是石继生,死于血癌,媳妇带着俩孩子改嫁了,家里草已深;东边杨桂芝,死于肝癌。

 在这户人家的东边胡同,在1991年左右,挨着三家,都有食道癌患者。石佟氏50多岁;石继才70多岁;石殿臣60多岁,两口子一个食道癌,一个胃癌。

 多位村民讲述了村里的癌症,那是一个长长的名单——“石凌强,淋巴癌,1993年死的;石凌房的媳妇,食道癌,60多岁死的;石凌壁60多岁,得胃癌死的;石北传,食道癌,60多岁死的;石宝同,胃癌,死了十多年了;石李氏,胃癌,1993年死的……”

 此外,村里心脑血管病多,结石病人多。出生的婴儿有畸形的,有没耳朵的,到了十来岁,有一个孩子的耳朵还没长出来。

 癌症一度让人恐慌,有人搬到城里去住,也有村民向上反映情况,但被压了下来,说是怕影响当地的药材产业。有“中华药都”之称的亳州,是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涡河两岸遍布白术、白芍、桔梗等。

 在石大营东北方向的张店乡,2001年时,流经这里的包河已成“死河”。鲁大楼村干部鲁家领称,从80年代到现在,该村患癌症的有六七十个,一得病就是癌症,肝癌、肺癌、胃癌占60%以上,胃癌尤其多。

 该村南头靠河,也是癌症高发区。住在这里的鲁守勤、鲁守俭兄弟,先后得癌,一个死于50岁,一个死于40多岁;鲁守林、鲁守春兄弟,一位48岁死于胃癌、一位50多岁死于肝癌。

 鲁家领称,除癌症外,该村从2000年至今,有三四百人得结石病,三四百人高血压。

 在鲁大楼村西边的牛楼村,从2000年开始有多起癌症。村民牛俊锋说,他的母亲牛张氏,四年前死于肺癌;四叔牛建礼,两年前73岁时死于胃癌;大哥牛俊华,四年前死于胃癌。此外,村上的老人偏瘫、痴呆、心血管疾病多。

依然危险的未来

淮河水污染和消化道肿瘤研究,揭示了一个被公众和政府长期忽视的问题,即河流的支流、小支流的污染长期未被重视,它们才是造成环境伤害的主要凶手

 必须要指出的是,由于淮河癌症的媒体报道推动,2004年,中国政府重新审视了淮河污染治理政策,淮河污染治理由此走向拐点。

 庄大方告诉财新记者,根据环保部门的监测数字,2005年至今,淮河干流水质持续好转,但相当多数量的一级支流、二级支流以及更小的支流,因为工业污染及水坝拦截,污染依然相当严重。

 杨功焕则认为,淮河水污染和消化道肿瘤研究其实揭示了一个被公众和政府长期忽视的问题,即河流的支流、小支流的污染长期未被重视,它们才是造成环境伤害的主要凶手。

 2005年3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2005-2006年农村饮水安全应急工程规划》。对“癌症村”的“清洁饮水救助”由民间项目扩大为国家项目,安徽、河南等地开始解决安全饮水问题。

 2005年3月31日,河南省政府下发《关于解决淮河海河流域污染较重地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规划方案的通知》,确定投资2.4亿元,分两批在全省800个村庄,启动安全饮水工程。

 首批实施农村饮水安全的村庄有540个。这一年,沈丘打了47眼深水井,20多个见报较多的癌症村都打了井,井深150米至400米,13万人喝上清洁水。

 黄孟营村的深水井,是2004年央视调查之际,沈丘县紧急打成的。

 从2010年起,黄孟营癌症死亡率降低了。一年死十五六人,仅两三个是癌症。村医王世文说,村里疾病确实下降了很多。2004年之前,他的诊所一天要接诊胃肠病人二三十个,到2013年时,一天也治不过三五个。

 2005年之后,癌症发病率开始下降的情况,财新记者在沈丘、亳州谯城区等县区的多个村庄都得到了验证。但警报仍未解除。

 杨功焕告诉财新记者,“考虑到环境污染健康效应滞后的特点,可以预计在未来十年里,淮河流域水质指标出现高污染频度的中西部平原、中东部平原和南四湖流域地区,依然面临严峻的肿瘤防控形势。”

 一度被沈丘个别官员视为“眼中钉”的霍岱珊,于2007年获得由中宣部、原国家环保总局等七部委评选的“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称号。近年,由他牵头的环保组织“淮河卫士”,致力于在受污染村庄兴建净水装置。

 霍岱珊位于沈丘县城新华街的办公室里,放着一个鱼缸,一群鱼游来游去。其中两只鲤鱼,因脊椎变形,尾弯如S,一只叫大S,一只叫小S。

 它们来自2007年的沙颍河,在摇头摆尾间,似乎仍在提醒人们:那些年污染的可怕。■

相关日志




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55533

昨天是昌都农民永仲自焚一周年的日子



昨天,9月29日,是27岁的昌都农民永仲,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自焚一周年的日子。在此,以这盏点燃的酥油供灯,作为对这位迄今生死不明的自焚藏人的纪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3年9月28日,在境内藏地有121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26位藏人自焚,包括19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07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04人,境外3人。

以下有关永仲的简介,转自由雪域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记录之书《自焚藏人档案》。

55、永仲(གཡུང་དྲུང་།  Yungdrung)

康昌都(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嘎玛区农民,27岁。

2012年9月29日,中国国庆节前夕,傍晚7点多,永仲穿传统藏装,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城十字街头自焚,呼喊“西藏独立!”、“让尊者达赖喇嘛和嘎玛巴仁波切回到西藏”、“祈愿达赖喇嘛永久住世!”“嘎玛巴千诺!”、“洛桑森格是西藏的领袖!”、“汉人返回中国,不许掠夺矿产和水源!”他被严重烧伤,被军警强行带走,此后生死不明。

有消息指他在被军警带走的途中身亡。

又有消息说,在医院被问及名字时,永仲仅能回答:“西藏,西藏……”(意思是“西藏自治区”)。但更多情况不明。


from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9/blog-post_30.html

Sunday 29 September 2013

英媒:習無意政改 只想破蘇共統治紀錄

《星期日泰晤士報》刊登遠東事務記者邁克爾·謝裏丹的報道,從最近中共組織黨員觀看蘇聯垮台紀錄片分析習近平的整黨新動向。

中國國慶前夕,觀看紀錄片的命令「似乎旨在警告8500萬黨員中的自由主義思想。」

今年的國慶,是習近平接任中國黨政軍領導人之後的第一個國慶節。

「答案已經有了:習近平是個毛派。」

中共還需要繼續執政10年,才能趕得上蘇聯共產黨的74年執政歷史。

雖然中國全國民眾放假7天,但黨內卻沒有放假。習近平的整風宣傳運動完全照搬了毛的做法和說辭。

上個星期,習近平會見了第四屆全國道德模範及提名獎獲得者,特別提到了老將軍甘祖昌的夫人龔全珍。

據新華社的報道,90歲的龔全珍奉獻畢生精力給農村學生的教育事業,一直過著儉樸的生活。

最近中國一連串官員被審判和逮捕,特別是前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因貪污、腐敗、濫權被判處無期徒刑。對很多中國人來說,其中的道理已經非常清楚。

報道認為,習近平所說和所做的其實都是繼承了毛澤東時代的作風,與薄熙來當年為爭取進入政治局常委所提倡的做法沒有不同。

新華社在報道習近平與河北地方官員的一次「自我批評」會議上,用了一個詞「揭短」,讓很多中國人回憶起毛澤東時代的整風運動。

《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提及習近平「打蒼蠅和打老虎」的反腐敗運動,提及在成都最近不少失蹤的富商,何玉英自殺以及對周永康身邊親信的調查收緊。

為了統一輿論口徑,中共加緊了針對日本的愛國主義宣傳,向釣魚島水域附近派遣飛機和船隻。

官媒還開始重提反對外國間諜和帝國主義者的老調,支持香港民主進程的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夏千福被批評「說三道四」、英國則被指責在中國南方的領事館中安插間諜。

報道認為,中國年輕一代生活非常繁忙,似乎沒有被這樣的宣傳所打動。網上的審查也沒能控制住人們在互聯網上發表評論,對領導人的道德宣傳表示懷疑。

報道認為,樂觀主義者認為習近平需要建立牢固的思想基礎為即將在11月舉行的中共三中全會推進市場改革鋪路。但悲觀者表示,習近平想要的並不是政治改革,而是經濟成就,並希望以此來打破蘇聯統治74年的執政歷史紀錄。

(編譯:羅玲 責編:路西)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3/09/130929_press_xi_mao_style.shtml

南方朔: 國民黨「十九全」延期易地和其他




上個星期,台北的馬英九鬥王金平案,忽然爆出了許多枝節,檢察總長黃世銘在立法院被立法委員連番追問,他承認了許多電話監聽的內幕,使得違法監聽、濫權違憲這個問題又現高潮,馬政府的危機已開始擴大。

但台灣境外的人更關心的,可能是929日國民黨「十九全會」延期改地點的事件了。國民黨的全代會,理論上乃是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十九全」早已決定「九二九」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召開,但國民黨卻突然於924日,即預定開會的5天前宣布,會議改期,將來的地點也要改在台北陽明山的中山樓。全代會都馬上要開了,許多住在外國的代表可能回台的飛機票都已買了,卻突然宣布延期,這種事在國民黨歷史上,乃是第二次。當年國民黨在大陸時,「六全」於1945年召開,當時已經兵荒馬亂,都沒有延期。只有「七全」應在1949年召開,但當時國民黨已丟了中國大陸,全會已不可能召開,遂延至1952年。難怪國民黨人有許多認為這次延期不是個好兆頭了。

國民黨的「十九全」延後,可能延到1026日,原因非常明顯。最近台灣的政治亂七八糟,經濟也很不好,民怨當然高漲,因此「九二九」早已成了民怨的目標。截至最近,已有43個社會運動團體聯合發起「九二九包圍馬英九」行動,它們已宣稱至少會有10萬人參加。

10萬人當然不是很多,但對台灣而言,這已是大型的群眾運動,這種運動通常都有滾雪球效應。今天10萬,過幾天就會變成20萬、30萬或者更多。顯然馬英九已被「九二九」可能出現的大型群眾運動嚇到了。因此他遂決定「十九全」延期,並於923日(星期一)深夜,將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其他副主席和國民黨秘書長等找來開會,名為開會,實為宣達,大家當然附和,於是「十九全」的延期易地遂告定案。

根據國民黨秘書長曾永權的表示,他們宣稱是「為了社區安寧」、「擔憂情勢失控」、「不樂見藉機滋事」,不論說詞為何,它的用意就是要閃避「九二九」的群眾運動。它們把地點改為陽明山中山樓,任何人都知道,中山樓地點偏僻,沒有汽車根本到不了。而且中山樓地勢高,軍警容易控制,群眾根本無法進去,「易守難攻」,國民黨把個「十九全」搞得緊張兮兮,風聲鶴唳,如臨大敵,它的恐懼已不想可知。

不過,「九二九」的「十九全」召開在即,為了群眾運動而緊急暫停,延期又換地點,國民黨同時也決定限制出席代表的提案權,這些反應都顯示出國民黨的恐懼和意圖限制黨內的民主,因此國民黨當然受到台灣各界嚴厲的批評。其中以社運團體的批評最為嚴厲,它們批評說「馬英九是豎仔,有本事就出來面對人民」、「拿出你對王金平的魄力,九二九不要躲起來!」

「豎仔」是台灣的鄙視罵人話,它的意思是「沒膽的小子」,用「豎仔」這種話來說馬,已是很嚴重的鄙視。而真正嚴重的是,當兩方互動,一方畏懼怯懦,另一方就會更加理直氣壯。這也意謂覑反馬的群眾運動,並不因「十九全」的延後換地點而告泄氣,反而是反馬的能量更增。

目前,台灣的社運團體對「九二九」的包圍馬英九行動並未取消,而是將運動的時間也拉長。「九二九」、「雙十」、「一○二六」都將舉行反馬行動。「九二九」的群眾行動地點,也由國父紀念館,擴大到凱達格蘭大道,以及馬的官邸前面;「雙十」則會在凱道集結;「一○二六」則可能在陽明山仰德大道發起萬人路睡,癱瘓整個陽明山交通,讓「十九全」都開不成。國民黨的「十九全」延期改地點,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是把問題愈鬧愈大。

而就在上個星期,台灣又出現了兩個重大的插曲。

國民黨開會延期 京官告知吳伯雄

第一個是923日星期一國民黨開會,決定「十九全」延期時,榮譽主席吳伯雄也參加。據台灣媒體報道,他在會上表示,「十九全」延期,他早已聽說了,但不是台灣有誰告訴他,而是大陸的對台官員告訴他的。他這個國民黨的榮譽主席,國民黨自己的機密大事都不知道,還要北京的官員告訴他。在星期一的會上,只有他反對「十九全」延期換地點,但他的反對完全無用。吳伯雄的發言已點出了幾個很重要的問題﹕馬的許多重大決定,北京都會先知道,這是馬和北京有秘密管道?或是馬身邊的親信有人會向北京報告?「十九全」延期,乃是國民黨的黨國大事,國民黨自己的榮譽主席都還不知道,北京卻早已知道,這是相當蹺蹊的現象,將來值得注意。

另外一個插曲,則是台灣媒體於927日(星期五)報道,就在911日馬開始鬥王時,當天有個日子難過的計程車司機劉進義在陽明山自殺。他死後多日,兒子找到了他的遺書,其中有一段句子﹕「謝謝馬英九,給了我一個機會,做出一個最難的決定,景氣如此的差,你們這些當官的還有時間再搞內鬥。」由他的遺書,可以看出經濟不好,馬卻仍在搞內鬥,乃是促使他自殺的原因,因此他的自殺可以說是一種「死諫」﹕他雖是個小人物,但他的死卻無疑的是個大事件。它會促使馬的鬥爭停止嗎?或者使得反馬運動更為壯大?答案不久當會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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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我們最幸福 順民心態澳門製造

 譚蕙芸

兩周前,我登上了往澳門的水翼船。這次旅程有點不一樣,以前只會到食店,豬扒飽、燒乳豬、水蟹粥,通通今次要照去,順路經過葡式古蹟,還要扮文藝青年留影。但不同的是,這趟我特意要求澳門朋友增加兩個景點:立法會選舉票站及候選人競選總部。

我 知道,這是一個莫名奇妙的「政治考察」。澳門選舉在港人心中,除了千奇百趣疑似「賄選」手法(如派發印有候選人頭像的薯片,託兒所寄學生手冊給家長時夾競 選單張,包起酒樓任飲任食,出動電單車載員工投票)。然後,就只剩下鄉親派商人惡鬥民主老手的老掉牙戲碼。簡單一句,香港人「看不起」澳門選舉。

這 一種「看不起」,是基於澳門政治局勢,整體比香港建制得多。香港廿三條引發二○○三年五十萬人遊行;澳門廿三條卻在二○○九年悄悄通過。香港政改明年或會 引發劍拔弩張的佔領中環;澳門去年完成的政改,立法會直選議席比例沒加,特首選舉基本上還是小圈子。澳門民主派也曾就政改掙扎過,搞了一場數千人的民間投 票,但瞬間愛國陣營卻可急召十萬份意見書力撐,可見澳門反對派猶如螳臂當車。今次澳門選舉民主派敗陣,也窺見澳門建制勢力牢不可破。澳門的和諧似乎輸入了 電腦程式,自動埋位,叫阿爺安心,叫隔鄰港人震驚。

與其說是震驚,更多是大惑不解。和內地不同,澳門人可自由閱覽香港傳媒,家家戶戶看香港電視新聞,而且原汁原味,不像內地遇到政治禁區會插播廣告。不少澳門的士司機收聽香港的電台;不少澳門人讀「反動」的《蘋果日報》。澳門人上facebook沒問題,不像內地要翻牆。但神奇地,澳門人大量飲用香港傳媒奶水,對民主抗爭信息似乎免疫。學者發現,澳門人不但比港人更愛國,亦較順從政府。我的澳門朋友多次說:「澳門人係怕事。」學者也戲言,澳門猶如「半個解放區」。

我 跟身邊的港人談這事,大家闊佬懶理,更形容「澳門跟大陸一樣吧!」我聽到這裏有點忐忑。明明只隔一小時船程,不少澳門人在港求學工作,收看一樣的傳媒,我 不相信,香港人天生叛逆,澳門人基因裏就是和諧。我認為,當香港媒體聚焦討論澳門賄選、民主派失利這些表徵,不如問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澳門這些疑似賄選, 建制大勝的格局,即使不是澳門人主動選擇,也是澳門人默許的。我會問:為何澳門人如此馴服,接納這種社會現狀?

抱 這個疑惑,我赴澳兩次,參加了一個「選舉檢討會」,訪問了澳門民主派人士和多位年輕人,透過學者介紹閱讀相關文獻。我發現,澳門人的「順民性格」源遠流 長。澳門公民意識乾涸,源自多年政治文化土壤貧瘠。原來,香港和澳門像孿生兒,同樣經歷殖民,走的路卻近乎相反。連串事件,一環扣一環,孕育了一代又一代 比港人更馴服的澳門人。

(一)他們的「六七暴動」

一九六六至六七年,受內地文化大革命影響,港澳均發生群眾運動,結果卻相反。一九六七年在港人記憶是「土製菠蘿」滿地、商台廣播員林彬被燒死。港英政府成功鎮壓,定性事件為「暴動」,事後左派經歷低潮,港人一般覺得左派人士「搞搞陣」、「思想偏激」。

一九六七年前後,澳門同樣發生一場運動,卻是「反殖抗暴」勝利。一九六六年底,澳門華人因建校問題跟葡政府衝突,左派乘勢進行「反殖抗爭」,引發流血事件,八名華人死亡,是為「一二三事件」(事件發生於十二月三日)。抗爭期間大量紅衛兵從內地準備入澳,反而中國政府不想於當時「收回澳門」,派解放軍鎮守邊界,再派廣東官員斡旋,最後葡國政府向澳門華人道歉,更賠款告終。自此澳門華人覺得「鬼佬唔夠華人鬥」、「祖國是保護華人的」。

(二)他們的「調景嶺」被消失

回歸前,十一和雙十兩天,香港街頭可見兩種旗幟,共產黨和國民黨在香港社會互相制衡,勢均力敵。老一輩記得,調景嶺寮屋區未拆前,聚居了親國民黨人士,山頭還有「蔣總統萬歲」大字。

相反,澳門的親台勢力,早早被清洗。一九六○年代中「一二三事件」後,葡政府應愛國社團要求,把澳門境內國民黨員全部驅走。澳門「關前街」一帶至今有不少丟空舊樓,據老澳門說,是國民黨員敗走澳門時留下的,業權不明,現儼如死城。故此,數十年殖民澳門,親台勢力幾近消失,親北京陣營獨領風騷。

(三)他們沒有「陳日君」

港澳同為殖民地,有深厚教會傳統,兩地天主教徒佔人口比例相近(6-8%)。然而香港天主教較多涉及政治,如回歸前教區公開支持彭定康政改,「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常參與社會行動。回歸後,前主教陳日君多次論政,教區近日亦表示,若公義不彰顯,可接受如佔中等公民抗命。

相反,澳門天主教卻與中共關係友好。本身是修女亦是學者的梁潔芬分析,澳門教會自一九六○年代「一二三 事件」後,因在事件裏受到左派人士衝擊,從此少涉足政治。到了一九八○十年代,澳門天主教主教獲邀為基本法草委,是唯一的宗教界代表;相反,香港這邊草委 有佛教和基督教代表,唯獨沒天主教。梁潔芬形容,澳門教會傳統上和親中勢力關係「融洽」,相反香港教區偶與中共唱反調,教徒亦較多介入社會,擔當「社會良 心及希望」的角色。

(四)他們沒有「黃之鋒」和「華叔」

被 稱為「澳門社運女神」、本身為澳門小學教師的甘雪玲,今次替民主派助選,她留意道:「澳門年輕人收到傳單時眼神空洞,像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她估計,香港 通識教育培育了一批關注社會的年輕人,卻難以想像澳門會孕育出一個像黃之鋒這樣的學生。余振等學者亦發現,澳門中學生「愛國」程度高,對民主政治欠深入了 解。

身為老師的甘雪玲解釋,澳門學校少談政 治,即使有公民教育科,亦只談品德教育和愛國教育。兩地教育界風氣也不同,香港教師工會如「教協」有數十年爭取民主傳統,相反,澳門九成學校是私校,老師 要每年續約,工作欠保障,教師對社會議題敢怒不敢言。即使大學也缺乏自由開放風氣。二○○八年澳門推廿三條,四間大學的學生會借澳門大學舉行論壇,主辦單 位卻受壓取消活動。

(五)殖民政府的能力

港 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後,改善施政,吸納民間意見,設立廉政公署,推行免費教育。港人不一定要借助人脈,也可直接與政府部們接觸,辦理生活所需手續。但葡國政 府行政效率低,貪污嚴重,加上沒推行葡文教育,華人生活遇上困難,需靠愛國社團「出頭」。余振等學者舉例,澳門以前民間嫁娶要放煙花,棺木要運回內地埋 葬,也要靠社團向葡政府周旋才獲得批文。故此,澳人習慣左派社團「庇護」,到了選舉支持社團背景議員亦順理成章。

回 歸後,香港經濟表現未如澳門,亦可能引發「港人抗爭,澳人順從」兩種心態。澳門民主派議員歐錦新和吳國昌均指,香港回歸後經濟一般,港青面對「下流社 會」,薪金沒上升,更要住房,易生怨氣;相反,澳門回歸後因賭權開放,財源滾滾,二○○六年澳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更首次超越香港,澳門人自覺「站起來」, 濠江似乎進入了「盛世」,物質生活充裕,民主變得不重要。

澳 門年輕人跟我說:「祖國對澳門很好,回歸後開放賭牌,又成功申請世遺,經濟大好,要比『衰到貼地』葡國佬好很多。」也有一說:「以前向葡政府申請證件拖很 久,現在政府效率好,公務員『面色』(服務態度)也好了。」當香港青年懷念港英時代,高舉英國旗;澳門華人極少懷念葡萄牙,類似「港獨」或「本土自治」論 述,難以在澳門生根。

一個澳門人的心路歷程

在澳門土生土長,後赴香港讀大學,現於香港傳媒工作的L,跟我解釋「一個澳門人的心路歷程」。她說,小時候在澳門只知努力讀書,對社會毫不關心:「六四,我覺得不關我事,好似旁觀者,覺得香港好煩。」即使澳門人大量收看香港傳媒,但大家總有辦法「視而不見」。

我問她,澳門人不抗爭,是害怕打壓嗎?她努力回憶:「連害怕也說不上,更接近是『沒感覺』。」L來港求學工作後漸漸發現自己開始認同香港價值,覺得澳門愈來愈陌生,心裏頗難受:「覺得自己兩邊不是人」。今次特意回澳門投票,結果民主派失利,很失望:「澳門如今『窮得只剩下錢』,跟北韓人活在極權下仍自覺『我們最幸福』的心態差不多。」

怕涉政治飯碗不保

澳門人怕涉足政治,其中一個原因是擔心飯碗不保。在澳門期間,不同場合有人認真問我:「為什麼戴耀廷不會因佔中丟掉教席?」「為何學校不向黃之鋒施壓?」聽到這些問題我訝異不已。問的人,一個是留學回來的澳門人,另一個也是知識分子。

原 來,澳門是一個小城,數十萬人口,大家互相認識,行頭很窄,一旦因政治原因失工作,很難東家唔打打西家。近日活躍澳門政治的甘雪玲老師說,已感到學校給她 壓力,有心理準備丟工作。我跟澳門人解釋,在香港若戴耀廷被解僱,黃之鋒無書讀,媒體必群起採訪。但澳門人說,若有人因參政被炒,犧牲會是靜悄悄的,因澳 門主流傳媒不會報道。事實上,澳門傳媒噤聲,已不是新聞。余振等學者也發現,過去澳門選舉,傳媒會多點報道建制派,少點報道民主派。澳門民主派議員吳國昌 說,近年他愈來愈難登上澳門主流媒體,有選民說:「今屆不投你,因為在傳媒看不到你,覺得你冇做,我寧可投給陳明金。」

今 次選舉傳媒寵兒,要數拉票招數甚有台灣味的「福建幫」生意人陳明金,其名單取下三席大勝,有人分析,財雄勢大商家有資源派禮物,且打「福建人」同鄉牌吸引 新移民,香港應引以為鑑,並指向香港同樣龐大的新移民票源,以及建制派「蛇齋餅」攻勢,悲觀地預言:今日澳門,明日香港。

然 而,我卻從澳門故事,看到港人更應堅持。相比澳門,香港幸運得多。我們有更廉潔的政府、更開放的傳媒、更有牙力的議會(澳門立法會直選議席少,權力亦不及 香港)。連基本法,香港那一張也寫得較寬鬆。原來,澳門基本法條文上沒寫「普選」,香港基本法卻因當年草委爭取而寫入「最終達至普選」。可見,濠江的戰場 更艱難,香港卻比澳門擁有更多有利爭取民主的籌碼:如廉政、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等,這些橋頭堡,港人未來必須捍衛,半寸不能讓。

港澳命運脣齒相依

澳 門不是沒希望的。這次往澳門採訪遇到很多有心人,他們都是土生土長、有學歷的年輕人,寧可放棄賭場或政府工等高薪厚職,在小城涉足吃力不討好的政治,或幾 個有心人搞獨立媒體,為的是對澳門的一份感情,我在他們身上看到理想、衝勁和希望。看到澳門朋友在那麼艱難的條件下仍然堅持,香港人更沒藉口放棄。誠如澳 門民主派議員吳國昌說過:「香港二○一七年會否有真普選,不是澳門人能干預的。反而,香港二○一七政改的過程和結果,對澳門政改下一步,必有重大影響。」

作 為一個港人,寫這篇文章我是膽怯的。無論做幾多訪問,讀幾多史料,我仍是一個外人,對澳門的理解或有偏差。然而,澳門同路人都希望我下筆,因為你們說過: 「澳門人只能透過港媒『出口轉內銷』知道澳門消息」。作為香港記者,我有內疚,香港傳媒多年忽略了澳門,除了四年一次選舉,五一遊行看看有沒有亂象,平日 濠江根本進入不了香港媒體的視角。我想說,香港遊客將來到訪澳門,水蟹粥是要吃的,角子老虎機可以繼續拉,然而大家不要忘記,以澳門為家的六十萬人,和香 港這邊七百萬人,有唇齒相依的命運。

參考資料:

余振、婁勝華、陳卓華《澳門華人政治文化縱向研究》

吳國昌《民主派濠江論政》

Moises Silva FernandesMacau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

梁潔芬「非殖民地化:港澳天主教會的回應」


from Just Getting By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5425.html

Saturday 28 September 2013

第126位藏人自焚:9月28日,阿坝牧民西琼自焚牺牲


西琼( ཞི་ཆུང། 

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阿坝县各莫乡)人,牧民,41岁。

报道,2013年9月28日下午约4点半,牧民西琼从当地正在举行的名为“缅顿”的法会上返回家中,而后在自家门前将自身点燃,喊着口号向公路跑去,随即倒地牺牲。

僧俗民众将西琼遗体送回他家,当局派出上百军警进行威胁,要求交出西琼遗体。在村里老人恳劝下,民众们只能眼看着西琼遗体被军警抢走,法会也提前结束。

自焚牺牲的西琼遗下妻子和一对儿女,妻子名叫瓦罗,39岁;女儿名叫才波,18岁;儿子名叫平措,14岁。

而在当地藏人举行“缅顿”法会时,当局诸多官员与军警到现场进行警告与监视。当时西琼曾对朋友說:“这些汉人不会让我们安心,我真的需要在他们面前实施自焚。”这应该视为西琼留下的遗言。

第二天中午,西琼在尊者达赖喇嘛法相前供奉了一盏酥油灯,继而点火自焚。

西琼的自焚和牺牲,使得2009年以来的自焚藏人人数升至126人(其中境内藏地121人,境外5人)。而2013年1至9月,已发生25起自焚(境内藏地23起,境外2起)。已知道有107人牺牲,包括在境内藏地牺牲的104人,在境外牺牲的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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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126位自焚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3年9月28日,在境内藏地有121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26位藏人自焚,包括19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07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04人,境外3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有47位自焚藏人(境内44人,境外3人;包括两位伤者、42位牺牲者、3位生死不明者)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而每位自焚藏人,在自焚之时发出的心声是最响亮的遗言,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注:这两起自焚迄今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原因不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即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9月,25起自焚(境内藏地23起,境外2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4月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2起。
5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1起。
6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7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
8月1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9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5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4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98人,康21人,嘉戎3人,羌塘2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4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今夏河县)15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以及安多左格(今若尔盖县)9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
四川省藏区63人:阿坝州阿坝县34人、壤塘县6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9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4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
青海省藏区26人:果洛州甘德县1人、班玛县1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曲麻莱县1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4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甘肃省藏区27人:甘南州玛曲县1人、夏河县15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6人;
西藏自治区9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2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07人,女性19人。其中有22位父亲,10位母亲,遗下未成年的孩子。

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16岁。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约26岁。

僧尼:3位高阶僧侣(Rinpoche,朱古),33位普通僧侣,6位尼师,共计42位僧尼,涉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以格鲁派僧尼居多;

农牧民:64位牧民和农民,包括57位牧民,7位农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当局工作中驱逐出寺;4人曾是僧人,属自己还俗离寺。其中1位自焚牺牲的农民,原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僧人;7位自焚牺牲的牧民,属藏传佛教觉囊派所在地区。1位自焚牺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贡唐仓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3位男学生;3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贩;1位木匠;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党员及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可以说,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其中这三个群体值得关注:僧侣;牧民;学生。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26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107人牺牲(境内104人,境外3人),其中80人当场牺牲,24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1人在家人送往医院途中被军警抢走之后牺牲),2人在印度新德里医院和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

另有15人被军警带走。其中7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和5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寺院或家中,如图人间蒸发,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牧民松底嘉。

其中被军警带走的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其中被军警带走的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报道他于数月前返回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但在境外即加德满都自焚的境内藏人竹钦泽仁,于2013年2月13日自焚,当晚牺牲于当地医院,之后他的遗体被尼泊尔政府扣留,拒绝交给流亡藏人社会依照传统西藏葬俗办理后事。3月26日,尼泊尔政府以“无人认领”为理由,在加德满都帕舒帕蒂地区阿里亚加特(Aryaghat)火葬场,将竹钦泽仁的遗体轻率火化,骨灰被扔弃。

在境外即加德满都自焚的境内藏人嘎玛俄顿嘉措,于2013年8月6日自焚,当场牺牲,遗体被尼泊尔警察带走,于9月初秘密火化,骨灰不见。

两位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和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自焚后,先是被僧俗藏人送到医院,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加央华旦本来在恢复中,但他决意赴死,绝食一周多,于自焚六个多月后牺牲。

5、自焚者名单:

(1)121位境内自焚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23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秋措,洛桑达瓦,贡确维色,丹增西热,旺钦卓玛,贡确索南,西琼。

(2)5位流亡自焚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2人)——竹钦泽仁、嘎玛俄顿嘉措。

(另,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拉巴次仁。)

补充:

1、7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在异地蹊跷身亡,久谢杰服毒自焚时毒发身亡。以及在印度的流亡藏人隆日多杰、次成多杰、达瓦顿珠。

2、2013年3月底,从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结古镇),传出一名藏人妇女因抗议当局强拆其房屋而自焚受伤的消息,但因更多情况不明,故未加入本档案中。

——唯色记录。

from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9/1269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