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和共富，就口號本身，其中既有對過去的繼承性，也有面對民意訴求的先進性；但過去塵埃的陳腐味道反而掩蓋了口號的未來性，本意是從紅色中尋求「與現實差異化」的競爭性政治口號，卻被釘在紅色上擺脫不得。
文/劉會遠
如果在多年以後審視今天，重慶模式中的抽象政治行為或許才是最值得討論的問題。但即使如此，重慶的種種抽象政治行為，似乎也模糊而矛盾：一邊是對唱紅打黑的批評，對人治、侵犯私權的聲討，另一邊是本地人對民生好處的普遍認同。
進入到重慶大學的「民主湖論壇」，認同民生好處的意見也不在少數，雖然溫和的「右」派早已被版主驅離論壇，但剩下的這些學生並未被意識形態所迷惑，也不缺乏理性和知識，他們只是比純理性的批判者多了一些親身的感受。
正如一位女研究生所說：「作為一小市民，我還是真心喜歡這幾年，森林重慶、平安重慶是實實在在的切身體會。」在這模糊而矛盾的紛爭中，採用「工具理性」、「軟性競爭」、「民權發展」等觀點，也許能超越膚淺的、圖騰化式的左右之爭，找到一個共同的邏輯主線。
現 實中，中國並非朝鮮式的家天下，也絕非全憑長官意志或裙帶任人唯親，中國已發展出「上級軟性票選，下級軟性競爭」的政治競爭機制。這種機制的具體表現包括 各地GDP的競爭和地方穩定的考察。雖然這種非條文的上級軟性票選，造成官員眼光朝上，滋生出很多包括截訪在內的不正常、甚至違法現象，但這些現象卻證明 了這種上級軟性票選機制的存在。
隨 著經濟改革的進行，意識形態淡化，為了爭取民意並最終爭取到上級軟性的票選，官員會改變自己的行為和倡導的價值體系。因此，在以職位升遷為目標的政治競爭 中，工具理性就取代原教旨的意識形態成為了最大的行為原則。所謂「工具理性」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馬克斯·韋伯認為：價值理性更強調 動機的純正和手段的正確，而工具理性則偏重於理性的行動達成目的，強調目的的實現，而忽視價值觀。
所 以，在很大程度上，在當下中國各地看到的意識形態現象，並非忘記了過去極左的意識形態的傷痛，進而去倡導左；也非憧憬民主自由的願景，而倡導開明。實質上 都不是原教旨導向、而是以工具理性為導向的意識形態化，是一種目的在於民意，並最終，在於「上級票選」的軟性政治競爭。
所 以，這種意識形態是多變的，不穩定的，最終在於利益而非價值觀。客觀來看，較之於原教旨意識形態動輒不顧民意、民生搞大規模社會實驗，這種方式不僅依賴上 級認同，也還要爭取民意，解決民生，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和西方競選中向選民許諾具有相似的性質。所以，這種專注於自身利益的工具理性不是政治退步。
紅歌和共富則是這種軟性政治競爭中的競爭口號。從工具理性的功利角度出發，理想主義色彩對於有更現實抱負的人而言，遠沒有那麼重要。口號的選擇，遵從的不是內心的信仰，而是根據競爭所需要的「與現實的差異」的策略來進行。
奧 巴馬的口號「你相信改變嗎？」，「改變」這個詞的本質，正是「對現實的一個差異」！「與現實的差異」往往是針對現實的改進方案，故它能喚起大眾注意，繼而 給予競爭者力量。重要的不在於這種「差異」是否能解決現實問題，而在於差異必然吸引注意，而「秀出來」、「吸引注意」正是一個好口號的首要條件。
口 號必然是現實的，必然和當前重慶乃至全國的現實情況有深刻的關係。一方面，經濟上的共富口號，不但是當下分配體系突出矛盾的反映，也是對30年，甚至60 年前歷史承諾的呼應，概而言之，是對當下的反思。另一方面，這個口號也體現了改革開放30年甚至自解放以來的所有經濟、政治進步，是對當下的讚同，並以此 為基礎——共富的基礎必然是30年經濟發展的纍纍碩果；而一定程度的能夠自主選擇政治標籤，起碼從選擇行為本身而言，反映的是民主發展的結果。
口 號，必然也需要差異。在西方的選舉中，競選者會把細微的差異充分演繹以滿足競選需要，甚至不惜捏造差異，在當選後再進行調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中國的態 度。在中國的政治話語體系中，情況則大不一樣。首先，提出意識形態意味的口號的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地方不可僭越、創新。地方口號一般僅是把全國口號結合 本地實際的再演繹，比如「在xx思想的指導下，xx地實行了xxxxxx的政策」，這類口號並不具備差異化的性質，更談不上競爭。
因 此，在中國提出具有差異化的口號，必然是戴著鐐銬跳舞。改革開放以來各類口號承接緊密，對大眾而言差異很小，難以分辨。但主流意識形態以1978年為界， 前後卻截然不同，同時，起碼在名義上，道統卻仍舊繼承。所以，要想不僭越、只演繹，既能反映當下矛盾，又能與主流價值觀保持差異，且具合法性和體制內道 統，那麼，1978年之前的「紅色」就成為了唯一的政治資源。從更現實的技術細節出發，紅色資源演繹出來的口號，不但能毫不費力的穿透輿論管制——烏有之 鄉也正是得益於此，而且，口號天然的道統還能帶來一種微妙的政治優勢，當然，同時也會有潛在的危險。
在 現實中，雖然紅歌耗費社會資源甚多，但比起其他各類政績工程、「高鐵大躍進」，甚至國企的各類天價採購，也不過如此。而認為公權力強制不唱不行，在辭職自 由的今天，即使對於企事業機關而言，媒體的想像也多過現實。實際上，歷史的發展終究是不可阻擋的，社會意識的不斷發展，使得今日之紅已遠非當年之紅。意識 形態不在堅硬，變得柔軟體貼——今日之紅已笑納當年的各種「黑」和「黃」，西方經典和中國傳統也一併納入囊中。36首紅歌之一的《套馬桿》歌詞這樣唱道： 「我願融化在你寬闊的胸膛」，這到底是和鄧麗君一樣的「黃」歌呢，還是和《老鼠愛大米》一樣的三俗？
從 另一方面來看，目的在於「秀」的紅歌，非常明顯的，在宣傳、吸引注意力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就它成為了意識形態靶子被猛烈攻擊而言，也證明了這一點。 但同時，不難發現，紅歌卻幾乎不具備政治動員力和政治凝聚力。不管是對重慶市民還是全國範圍，紅歌本身更多是作為一種「組織出錢的娛樂」而存在，並不具備 意識形態上的強迫性和動員力，不能灌輸價值觀，甚至還不如奧巴馬「改變」的口號更能激起情感。
膚 淺的輿論看不到紅歌的深層次動因、邏輯中所隱含的亮點，過度拔高、闡釋一個不具備政治動員能力的競爭「口號秀」。於是，在輿論的渲染下，幾十年前作為政治 動員和強迫的派生物而出現的紅歌，現在，卻由「派生」變成了「本身」，變成了標誌和旗幟！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但現在唱歌卻唱出了「文革重現」。紅歌，成為一個激怒公牛的紅色大斗篷。
於 是，為應對輿論的質疑，一方面做出和文革切割的表白，同時，為了保衛口號，也開始尋求各種理論依據和媒體支持，比如和「烏有之鄉」的抱團取暖。實際上，尋 求理論依據和媒體支持，乃是現代民主政治中的正常現象，歐美競選期間的各種各樣的金錢哺乳下的政治廣告均屬這個範疇。不過，在當下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的理 解中，輿論權利只有「政治正確者」才有權擁有，而政治不正確者則不該亂說亂動，否則就有「勾結」嫌疑——在這一點上，他們和他們所反對的，確有幾分所見略 同。
紅 和共富，就口號本身，其中既有對過去的繼承性，也有面對民意訴求的先進性；既有源於烏托邦的公平，也有西方福利主義的影子。但是，和烏有之鄉身上充滿過去 塵埃味道的理論接近，不但不能取暖，過去塵埃的陳腐味道反而掩蓋了口號的未來性。這進一步引起溫和派與沉默大多數的更深度的誤解。最終，本意是從紅色中的 尋求「與現實差異化」的競爭性政治口號，但卻被釘在紅色上擺脫不得。
不 過，需要指出的，雖然紅歌現象並不能簡單推導出文革或者左這類淺薄的結論。但是，這些論述同樣也不能用以相反的推導，即：一切和意識形態無關，畢竟，人是 能動的在和環境互動。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則是：口號是合法性和成功的來源，是一種承諾。因此，口號一旦提出，就成為法統的來源，部分獨立於提出者之外， 反過對提出者產生「路徑約束」，限制提出者成功後的行為模式。從這個意義而言，「紅」口號中紮根過去的一面是否會在將來形成諸多障礙，也讓人疑慮。也許， 我們曾經的歷史就是對這個問題最好的問答——階級鬥爭的口號被棄之不用，但是，棄用的代價卻非常之大。
(作者係北京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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