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偉謙
反思一: 社會革命有其「原罪」?
社會革命，例如十月革命中的左翼，是必須要「功利主義式的」，爭取大量群眾的支持及行動力，以及以簡單，有力的語言，讓他們儘快的投入在當時的行動。而且已經開始了「集中決定」，眾人或工農委員會的依從。
不過，在革命政權建立，工農委員會卻不能獨立，致使「一切權力歸回工農委員會」的口號，也是在社會主義工黨多數派(布爾什維克)得以在委員會取得支持及領導地位的前提下喊出的，而十月革命後之克隆斯塔特及彼得格勒水兵起義，就是在軍事共主義沒法平衡國內經濟，當地無政府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右派)，及社會革命黨(民祽農業社會主義者)，在這種對他們的排斥甚至是肅清的情況下發出不滿情緒的行動，我個人的評價是，也許有些人會有反動傾向，這定案不盡然錯，但是的確爭取到更多的無黨派的同情人士，這是基於彼得格勒的民生情況惡劣，官僚及黨處理事件的態度引致的。
反思二 : 精英主義及民祽主義的天秤辨證
另外，我不可能認同精英主義，我要求的是具充分討論的，有公共空間思考的充分民主，老實說，托派及無政府主義中卻充斥了這種精英主義的領袖人物，尢其指出無政府主義的人士中，要求的是一刻就要「達到」革命最高點而非有中間過程的終點，動員可是以精英主義的領袖，反精英主義民祽舉措。
社會革命的原罪，在很久的獨媒的文章上，就說到，行動哲學或革命哲學(無產階級的)是否可能擺脫民祽式的動員，例如激進的辨論及宣說，而十月革命可以作為參考點，沒錯，在初期的蘇聯(11月4日至1921年初)，民眾不停的為革命的氣氛感染，不停找尋可看之書，互相討論消化，但是內戰及之後水兵起義事件，就連民眾的參與政治「熱情」減退。那是否完成了一個完整的，激烈的啟蒙呢?
這某程度是啟蒙，但是到了現實操作的階段，致使左翼，也很可能要把玩民祽的言論(不知列寧從德國回來一下火車的一次發言的例子是否恰當，但是革命初期的列寧是有如此傾向的，意向是爭取及動員)，而我們如果投入政治，也難以不把玩民祽遊戲。當然，我也不認為民眾是愚昧的，而他們是真誠考慮過的。
然而，民眾在強烈無力感下，還有對於實際生活的不可掌控下，總有一些人，如懂把玩文字語藻的知識份子精英會帶領民眾，使人民認同，套入一種理性主義加上大系統論述，後進行有行動力的舉措，民眾就此依賴這種「救世主情結」，而在不完全接收資訊並消化的情況下，認同他們的信念及動員。
反思三 : 全民參與就是具有公共空間構想的「最大參與民主」?
這就是我極力質疑及提問「革命先鋒黨」理論的核心 : 先鋒黨的成員取得民眾支持，而他們在官僚化(尢其是被委任後的官僚化)後，他們就開始操縱民眾了。這始終是一個吊詭及原罪。有人誤以為我是無政府主義者，但現實是他們在實踐上更精英主義。全民參與是一個吊詭及原罪，動員他們之後，他們是否有充分的公共空間，知識資源，獨立的思考方式及尊重異見，達成「全民參與」的概念，例如一班人一起為保護蘇維埃，打俄國革命後的內戰，而黨員及軍事聯合體，要求服從用軍事式的長官制/官僚制，對了，數量上是全民參與。但是，這真是一種徹底的，具有公共空間構想的最大參與民主 ?
Daniel Bensaid這樣說 : 「學習民主需要一段時候、時間和精力，和經濟改革的節奏並不相同。 “較容易”的方法是把民眾的權力機關隸屬到一個開明的導師和黨之下，並由黨作出委任來代替民主選舉官員、民主控制和撤換官員的原則。這種過程，早在1918年便已開始。這個邏輯，以鎮壓政治多元化、政治自由和用權力壓倒權利而達到頂點。」
Daniel Bensaid :《1917十月革命的教訓》
官僚集權化的過程的過程是如何開始的 :「在革命後，自然是幾乎立即開始了官僚化的過程；秘密警察“契卡”（“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設委員會”）自然在列寧時代已有，自有著其“警察”的動力；不錯是有政治犯，索洛夫斯基監獄島從內戰結束後開始運作；而且，當時自然並沒有真正的政黨多元化；言論自由有限；在1921年第十次黨大會後，甚至黨內民主也受到禁制。」
然後，Daniel Bensaid 繼續說到 :
「早在斯大林登上權力之先，權力主義傾向已經開始發展，這我們不會否認。布爾什維克領袖們在十分真實的“主要敵人”，即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資本主義復闢的糾纏下，忽略和低估了“次要敵人”官僚層的危害性。到了最後，是這個“次要敵人”把他們推到一旁，最後更把他們消耗殆盡。」
Daniel Bensaid《1917十月革命的教訓》
另外，有另一個更值得爭論的，是列寧是否推展參與民主收縮的進程。儘管托洛斯基主義的朋友們，對於以下解讀是「列寧在戰爭的時間必要的舉措」，指責斯大林主義的教條主義，然而，我們再一次檢視以下文章，考慮一下禁止派別是否必然是革命後的舉措:
「還在全黨爭論工會問題以前，黨內就已經顯露出派別活動的某些徵兆，即產生了幾個具有特別的綱領、力求在某種程度上自成派別和規定自己紀律的集團。這種派別活動的徵兆，例如在莫斯科和哈爾科夫這兩次黨代表會議上，已經在所謂“工人反對派”方面，局部地也在所謂“民主集中派”方面表現出來。」「必須使一切覺悟的工人都清楚地認識到：任何派別活動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許的，因為即令是個別派別的代表人物極力想保持黨的統一，派別活動事實上也必然會削弱齊心協力的工作，使混進執政黨內來的敵人不斷加緊活動來加深黨的分裂，並利用這種分裂來達到反革命的目的。」「在同派別活動進行實際鬥爭中，每一個黨組織必須密切注意：決不容許有任何派別言論。對黨的缺點進行絕對必要的批評時，應當使一切實際的建議以盡量明確的形式毫不延遲地立刻提交黨的地方和中央領導機關去討論和決定。此外，每一個提出批評的人，在批評的形式上應當考慮到黨處在敵人的包圍中的情況，而在批評的內容方面則應當通過自己直接參加蘇維埃和黨的工作，從實踐中來檢驗如何糾正黨或個別黨員的錯誤。任何對黨的總路線的分析或對黨的實際經驗的總結，對黨的決議的執行情況的檢查，以及關於如何糾正錯誤的方法的探討等等，都決不能事先交給在某種'綱領'等等基礎上形成的集團去討論，而只能直接交給全體黨員討論。因此，代表大會決定更經常地出版《爭論專頁》和專門文集，力求能就問題的實質來進行批評，而絕不採取那種有助於無產階級的敵人的方式。」「因此，代表大會宣布毫無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種綱領組成的派別，並責令立即執行。凡是不執行代表大會這項決議的，應立即無條件地開除出黨。」
(以上論述均見列寧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草案初稿》)
不受歡迎的總反思
因此，在這篇應該不受左翼歡迎的文章中，再重申社會主義革命中實際操作中的考慮及反思。在早期《有關實現「社會主義」的提問，及實際操作上的考慮》提出的問題，這裡的重拾就可以更精練了。
一: 如果先鋒黨帶領社會主義革命，可能就要各因為戰爭追求效率，而改變高效率的，由上而下的管理主義及長官主義，甚至是滋生官僚的溫床，這問題是否可以解決?
二 : 設立肅反委員會是否必須，他們是否有權不經審判定罪處分?
三 : 在實際操作中，工人政權需要吸收之前政府接收的資產階級官僚，以繼續工人國家運作。那麼，工農委員會的自治性有多大，和中央官僚之間(上述過程組成的)的關係如何，是否是中央的權力於工農委員會之上?
四 : 如果工農委員會為一個先鋒黨帶領，但是先鋒黨的官僚化(如地下職業革命家團伙)，應該如何平衡處理?
五 : 和無政府派系，獨立左派人士及其他派系的關係，你們在籌組立憲的過度政府時，他們的角色如何，會否排斥他們，尢其是他們很可能會與你們一起進行革命，但未必和你們的戰略一致及服從?
《有關實現「社會主義」的提問，及實際操作上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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