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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 September 2012

新“义和团运动”在北京的垮掉

颜昌海

二十世纪初，清朝末年，中国发生了一次“扶清灭洋”的排外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众，最初打的旗号是“反清复明”，跟朝廷作对，随着清朝统治日久巩固，义和团众也不提“反清”，不想“复明”，到得清末，外国传教士势力在中国扩张，信众日增，加之鸦片战争后国势衰弱，洋人渐渐坐大，这便导致义和团（当时还叫“义和拳”）转向支持清朝廷，将攻击矛头指向洋人，“扶清灭洋”，烧教堂，杀洋人，杀信洋教的中国人。

那一阵子，慈禧太后也觉得常受洋人乌气，看着洋人不顺眼，有这一帮子义和团代自己出气，很痛快。1901年1月，颁旨维护，朝廷正式支持义和团，由得他们烧杀抢掠，胡作非为。义和团起初杀洋人，杀信洋教的中国人，后来发展到通洋语、用洋货者也可杀之，有人因身怀一张洋纸被杀，有人因为不捨得扔掉两本洋书被杀，最后是看谁不顺眼，或贪图某人财产，贪某人妻女美貌，随便安一个“通洋”的罪名，不论男女老幼，皆屠之杀之。单于北京，死于义和团刀下的，便有十几万人。

浩劫一发不可收拾，八国联军借意攻佔北京，慈禧弃京逃到西安，清廷反过来帮手镇压，这一场大火才算扑灭，“扶清灭洋”的“民族主义运动”宣告失败。这就是“义和团”，面对手无寸铁的外国人，他们个个勇猛；面对洋枪洋炮的外国军队，他们立马逃遁，全是外强中干的暴民、欺软怕硬的懦夫！

想不到21世纪初，民族主义火焰又在中国各地烧起。就在前些天，一条震撼标语在西安出现：“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北京乃至整个中国大陆，仿佛在表演历史穿越剧，庚子年间的“义和团”个个刀枪不入、人人扶清灭洋，爱国主义热血冲天高涨。当年三十万之众的“大师兄、大师姐”们攻打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可等到人家七拼八凑的八国联军一来，一仗未接就鸟兽散。而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保钓人士在8月15日登上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之后，中国大陆就爆发了广泛的反日抗议活动，保钓、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网络上不乏“抵制日货”“夺回钓鱼岛”的口号，军方高级军官不断发出“不惜一战”的誓言。众多媒体，包括《人民日报》，都向日本政府发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和警告。

但国内出现的反日情绪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忧虑。北京敢言的知识分子胡星斗表示，在一个缺乏公民精神的社会里，民族主义烈火是极其危险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中国近期出现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感到极为不安：“中国民众由于缺少公民教育，要么就是当封建奴才，要么就是当文革战士，很少有理性的公民精神。”

一向以讲话直率而闻名的胡星斗教授表示，他理解民间的反日心结和爱国热情，并表示支持，他个人也一向认为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但是，胡星斗说，他担心的是，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热情和心态很容易被人利用，煽动起新的仇恨。最近在中日两国进行的民调显示，两国民众对对方的看法都相当负面。

胡星斗说，“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是一片杀气，要杀死所有的日本人，充满了义和团的作风，或者说是文革的作风。”

人民日报驻东京分社社长韩晓清撰文对保钓行动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她在《认真反思日中关系，冷静评判香港保钓者行动》一文中说，钓鱼岛问题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遗留下来的，非一个冲动就能解决。一波又一波的保钓人士登岛被捕、被强制遣返只会向全世界传达一个对中国非常不利的信息，就是日本在有效地控制着钓鱼岛，有效地行使着行政管理权和司法管理权。

韩晓清指出，中日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保持中日关系的稳定对中国迈入世界强国之列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韩晓清认为，保钓登岛不是“爱国”而是“害国”行为。

香港保钓协会前会长陈多伟反驳了韩小清对保钓行动的评价。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民间保钓团体将会继续按照自己的立场做事。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赞同韩晓清关于钓鱼岛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不会在短时间得到解决的看法。不过，胡星斗指出，钓鱼岛问题之所以被拖了半个多世纪，责任在国民党也在大陆官方。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当初都对钓鱼岛不感兴趣。胡星斗认为，在领土问题上，大陆官方态度一向慷慨。缅甸有1/4的国土都是中国奉送的。东北长白山（朝鲜称白头山）的大量土地被送给了朝鲜，南中国海上的一个重要岛屿送给了越南，中印边界战争之后，中国自动把大片由中国控制的领土送给了印度。胡星斗说，中国名义上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但现在实际上只有930万平方公里。

时下，因钓鱼岛主权归宿之争，中日双方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被推到了领土主权争斗的风口浪尖。日方近来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系列错误的态度和行为，不断伤害着中国人民的情感。中华大地的反日浪潮也是一波接一波，各种形式的抗议和宣示活动此起彼伏，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悠久传统彰显无余。北京、济南、青岛、广州、深圳、西安、太原、杭州等中国30多个城市均有规模不一的群众聚集、游行，人群高喊抵制日货的口号，抗议日本政府的态度以及日本右翼分子非法登上中国领土钓鱼岛的挑衅行为。这些活动，作为中国政府对日立场的一种自发呼应与声援，既显示了中国社会的广泛民意，又彰扬了“护土有责”的爱国传统。但其中也有一些“障眼”的行为，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审慎与思考：一是在“抵制日货”的旗帜下，有同胞甚至是警方的日系车被情绪失控的人群砸坏、商店被砸。二是游行队伍的横幅上，赫然出现了这样的标语：“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杀向倭寇，溅血东京”。其态度之决绝、意向之恐怖，费人思量。三是网上出现了这样的传言，“如果中国人一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如果中国人六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一半人失业。如果中国人一年不买日货，日本经济结构彻底瓦解！”

上述言行，虽然说只是眼下反日浪潮的局部镜头，但折射出的是这个民族应该警醒的深层次问题。第一种行为，说轻点是损害了同胞的私人财产，伤害了同胞及家人；说重点是公然的打砸抢，是对国家法律的蔑视与践踏。难道爱国就可以无法无天？就可以殃及无辜？第二种行为，则让人不能不想到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的“纳粹”，以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华夏都“遍地坟”了，所爱的“国”还是“国”吗？第三种情况，抵制日货作为一种反制措施确实有其必要、也有其威慑力，但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背景下，本国政府采取与日经济合作政策，引进日本技术，进口日系车生产线，本国国民和政府机关因日系车具有某种比较优势而买进，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甚至旧普通国民来说，那些充斥我们国土的索尼、尼康、佳能、东芝、理光、松下、卡西欧、奥林巴斯、日立、宾得、三洋、富士等等品牌，根绝得了吗？如果不问青红皂白一概抵制，一方面既不可行，另一方面也可能得不偿失。经济制裁是一把双刃剑，报复对手的同时，也同样会伤及自身。这种盲目排外的行为，与当年义和团的拳民们“焚教民居，无论男女老幼皆杀之”的愚昧与野蛮一脉相承。难道今天的中国人留给世界的就是这样一幅面孔？并且这种自发的民意宣泄的游行，在缺少约束的前提下滑入了“民粹主义”的泥潭，其最终的意义必然是距“爱国”甚远，离“害国”却近。以爱国的名义打砸日系车、辱骂拥有日货的同胞、砸毁同胞的商店，恰恰应验了列宁的一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

博客中国的一名博主这样认为：在领土主权上面，面对日本政府和右翼政客们的无耻挑衅，每一个有良知有血性的中国人，确实都应该站出来，表达愤怒、表明立场，勇于担当，与国同仇。但前提是行为和方式必须守法、必须有理性。这种“理性”，大陆政府和国民都需要强化。第一，政府要依法培养壮大各种民间组织，既让他们在政府处于“短板”的时候，伸出强有力的援手，又将这种民间行为纳入法律的规范。从而有效规避那些违法暴力现象的发生，进而根绝民粹主义滋生的土壤。第二，国民的行为要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更要在国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事，特别是要有长远的应对策略，不能只是图一时之快、泄一时之愤。中日之间钓鱼岛的主权争议，绝非短期内能够解决的。无论中国政府还是人民，都应树立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第三，要在“软实力”上练好内功，要真正让自己“硬”得起来。比如，我们就要发愤图强，造出比日本技术过硬的国产轿车。像韩国人那样，用自己的国产品牌将日货驱逐出本国市场。第四，要让我们的行为举止文明起来、优雅起来，让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准“提升上来”，让游行队伍既是威武之师，又是文明之师，让国外旅游场所里那些中文“警示用语”埋进垃圾箱。第五，要向世界输出我们中华民族打得响、立得起的价值理念，以我们的先贤们确立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展示出中华文化的经典魅力。如此，我们才能在世界面前树立起真正的大国和强国形象，我们的反日行动才有充足的底气，才能获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

但大陆官方用民族主义维系合法性，很可能造成“回旋镖效应”，当对外关系出现问题时，在高亢的民族主义调门和现实的政策应对之间，将会进退失据。而民众在仇外情绪支配下的义和团式激进行为，尤其是“临时起意”的事件，则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北京时间8月27日下午，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在乘车返回官邸途中，遭遇不明身份人士“袭击”，插在座驾上的日本国旗被夺走。据NHK报道，当天下午四点左右，丹羽宇一郎大使在行车途中，遭遇两辆汽车夹击，被迫停车。对方车上下来一名男子，将插在使馆汽车上的日本国旗拔下带走，但没有对大使本人及随员进行攻击。NHK并没有明确指出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只说发生在北京的“环路”上，而据《每日新闻》报道，事件发生在北京四环路的东北某处，并称夺旗者是一名30多岁的男性。但也有消息称，事情发生在交通堵塞过程中，并非逼停。

日本驻华使馆当天晚间已经向大陆官方提出抗议，要求后者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调查。中国外交部也反应迅速，亚洲司司长罗照辉对此表态称，对发生这样的事情深感遗憾。将全力查明事实真相，对相关当事人实施严惩，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2010年上任的丹羽宇一郎，此前是业绩卓著的企业家，是首位以民间人士身份被任命的驻华大使，也被认为是“亲华派”代表。但在中日钓鱼岛矛盾激化后，他明确反对东京都的购岛计划，因而遭致日本国内部分舆论的不满。在遭遇“夺旗事件”之前，丹羽宇一郎已被确定今年秋天离任。与他同期离任的，还有日本驻韩国及美国的大使。

“夺旗事件”一经披露，立刻在中日两国引起轩然大波。NHK通过网站和电视实时追踪事件进展，并称围堵大使汽车的是两辆德国品牌车，牌号已经被记录，袭击者也被拍了照。而中国方面尤其是民间舆论的反应，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同一天刚刚发表“中日开战将洗刷世纪耻辱”论调的《环球时报》对此却反应谨慎，其主编胡锡进明确谴责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并称这不是爱国之举，只会让中国人蒙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多评论者看来，这一事件正是《环球时报》长期鼓吹的“商业民族主义”的产物。媒体人安替反问“这种人不是贵报的忠实读者吗？”著名律师斯伟江也质疑“这不是你《环球时报》播下的种子吗？”

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杨锐此前因发表排外言论引起争议，但他也认为日本大使遇袭事件“是火上浇油，警惕有人挑拨”。他甚至援引费迪南大公遇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例，呼吁“中国所有爱国者更要冷静”。这种论点具有相当代表性。在批评声音中，也有一部分不谈对错，只是出于纯粹的策略考虑，认为眼下局势中发生针对日本大使的袭击行为，可能“小不忍则乱大谋”，或者“授人以柄”。

总体来看，各界公众人物极少有第一时间为袭击者辩护的情况，但另一方面，依然有为数不少的网民为这一举动叫好，在发言门槛较低的新浪微博上，有众多草根网民称日本大使“活该”，此举是“长中国人志气”，甚至要为袭击者“记功”、“送锦旗”，更有人援引当年李鸿章赴日谈判遇刺的事例，认为是“一报还一报”。

针对27日下午的事件，有声音质疑拔掉国旗不算“袭击”。但也有观点认为，如果袭击者在行驶过程中强行逼停丹羽大使坐车属实，本身已经对人身安全构成威胁。而“夺旗”行为甚至更加恶劣，含有对大使本人及日本政府的羞辱意味。为减轻心理冲击，《参考消息》等媒体将这一事件称之为“袭扰”。

截至北京时间27日夜间，还没有迹象显示这是一起蓄意针对日本大使的行为。不过按照中国大陆的通例，交通工具的外交牌照为黑色，并不难加以区别。即使袭击者不知道车内是大使本人，仍然应该可以预见到对方为外交车辆。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政府诉诸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基础，尤其是在反日情绪鼓动下，民众动辄声称“抵制日货”、砸日本车、冲击日资店铺的行为，被指责为与一世纪前的义和团如出一辙。而这次针对外交官的袭击事件极具象征意义，使人们回想起1900年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当街被杀，并由此成为八国联军侵华的直接导火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在微博上怒斥这一袭击事件是“义和团式的蒙昧粗野”。观察家担忧，尽管大众媒体对类似事件尚能保持理性和克制态度，但用民族主义“狼奶”喂养大的部分民众已形成既定的思维模式。大陆官方用民族主义维系合法性，但很可能造成“回旋镖效应”，投出的武器反过来伤到自己，当对外关系出现问题时，在高亢的民族主义调门和现实的政策应对之间，将会进退失据，反而损害执政合法性。而民众在仇外情绪支配下的义和团式激进行为，尤其是类似“临时起意”的事件，则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对被大陆官方一直吹捧、被写进“爱国主义”教科书的“义和团运动”，在义和团之乱的几十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者们对于义和团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众多被大陆官方认可的爱国志士对义和团给予了彻底的否定，比如——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总结说:“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闻一多写道:“我简直被义和团精神吓一跳！”（《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 ……

据悉，目前官方也对这种新义和团运动十分讨厌；有报载两个截车拔旗的义和团“大师兄”已被逮捕，那个抛瓶子的义和团“大师姐”也被当场拘捕。网民呼吁：对于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渣，建议重判！中国人的脸面都是被这种货色丢光的。现在看来，新“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已经垮掉了，连《人民日报》也撰文直称登陆钓鱼岛的行为不是“爱国”而是“害国”。甚至以“愤青大本营”著称的官媒《环球时报》也批评拦截日本驻华大使座车的行为是“胡闹”。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不无抑郁地嘲讽中国大陆：“一个只输出电视机而不能输出价值理念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世界大国的。”同理，一个盛产民粹主义的民族，也是不可能在世界面前赢得尊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