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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改革的四條邊界線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丁學良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編者按】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終身 教授 丁學良 先生將與FT中文網讀者分享他關於中國政治與社會改革的一系列思考，本文為該系列的第一篇，敬請關注。
今天我與FT中文網讀者交流的話題，是嘗試為多年來“千呼萬喚不露面”的中國政治改革，清理出一個基本到不能再基本（基本到底線）的框架。也就是在今天中國的宏觀條件方方面面的約束下，勾劃出推動政治改革出臺的粗略邊界。
下面要講的幾點，不僅僅是就中國談中國，而是把中國大陸在目前情況下推行政治改革的現實可能性，放在歷史的和比較的大平臺上來看。所謂歷史的平臺，是把中國大陸的現在和它的以前相對照，縱向地看問題和可能的出路。而更重要的是比較的平臺，是橫向地看問題和可能的出路，把中國大陸跟周邊的國家和地區，比如跟臺灣等華人社會、日本等文化和傳統上相近的國家比較，同時還必須跟當年的蘇聯和正在進行式的朝鮮比較，因為中國和蘇聯、朝鮮都是從同一個根本制度演變出來的，是政治體制意義上的類似基因家族。
只有在歷史的和比較的大平臺上來考慮今天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基本問題，我們才不至於陷進完美主義的隧道——也即完全從最佳的可能性著眼，泛論如何把合乎正義立場的改革方案施加於病灶重疊的中國政治。
其實從最佳的可能性著眼提出政治改革方案，是比較容易做的事情。因為從最佳的可能性著眼的話，你可以找出一百個優點來論證為什麼你的方案是不應該被拒絕的，你可以對中國社會裏大部分的無權無勢者產生最大的吸引力，同時也能高揚最強有力的政治道德支持。
但是，從歷史的和比較的眼光看，由最佳的可能性高度出發來思考中國的改革，中國人已經嘗試過好幾次了，這是從清朝末年就開始了的激進改革傳統，雖屢戰屢敗，但屢敗屢戰。從比較的眼光看，在中國周邊的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出現過類似的由最佳可能性出發的政治改革大方案。但這些對政治改革的高標準之類的構想，付諸實踐的可能性也幾乎是最低的。
從謹慎的現實主義角度出發，我覺得中國大陸目前及下一步的政治改革，首先要理清楚幾個邊界條件，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客觀條件制約性。你不管是熱愛還是不熱愛它們，也不能不冷靜面對它們。
哪幾個邊界條件？第一點，政治改革在中國現有的最根本的政治制度的大框架下，能夠有起步和展開的餘地或空間，而不是必須“重起爐灶”即重新建立一個大框架，因為那樣就可能已經超越了政治改革的溫度線，邁向了政治革命的領域。政治革命——這裏講的是非暴力的政治革命，而不是毛澤東最熱衷於鼓吹的“你拿起屠刀，我也拿起刀來”的血腥道路——並不是天然有過錯的、永遠不應該考慮的，但政治革命是另外一回事，它不是這篇評論文章裏的主題。
第二個非常重要的邊界條件是：雖然要在中國現有的最根本的政治大框架下推展政治改革，但這個改革又不應該是表面裝飾性的。這種表面裝飾性的政治改革以前在中國社會裏已經嘗試過多次，其效果是什麼？它們不但沒有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邁出有意義的步伐、推進中國的良性政治生態迴圈，反而造成了本來所不希望造成的劇烈反彈，因為人們有充分理由覺得你是在蒙混他們、忽悠他們，或者說系統地操縱以欺騙他們，而這又會適得其反地推動矛盾朝對抗發展。在一個缺乏基本信任的社會裏，政治改革是難以起步的。
這第二個邊界條件是對上述第一個條件的制衡，也就是說，政治改革雖然是在現有的政治大框架下推展，但必須是有積極內容的，有實質上的進步意義的，儘管這種進步不是大步向前、一日十裏。
第三個邊界條件是：政治改革能夠起到化學術語上的良性“觸媒”效果。換句話說，這樣一種政治改革在剛剛起步時還不一定具有足夠的廣度或深度的蔓延和推展潛力，一開始可能不是很激動人心和鼓舞大眾的，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很“亮麗”、很“給力”的；但只要能夠做起來，能夠重複地做，一點一滴地做，就值得我們慶倖了。
為什麼要強調“重複地做”？政治改革是一種政治實踐（就像20世紀初孫中山對缺乏民主政治經驗的中國人強調的一樣：民主不僅僅是一套政府制度，民主還應該是一種生活習慣），它必須是一種可以重複的行為，而不應該是一次性的，不應該是像放鞭炮，放一下很好看，煙花燦爛，然後就沒有了，這不是我們所期待的政治改革。中國過去二十多年裏，也有過幾個政治改革的方案，多數是剛一嘗試，就被“和諧”掉了，然後石沉大海。假如它們被反復地施行，今天的中國政治就不至於落到這麼個狀態。
我相信，非“大躍進”式的政治改革只要被重複了若干次，就能夠對現有的政治體制、政治架構的方方面面產生雖然不是那麼快速、但卻積極正面的效果，然後能夠蔓延滋生更多的、良性的、多層面的活動，這就是所謂的“觸媒”的效果，能夠對僵化的體制注射進活水、鮮血，慢慢導致和推動一種更良性的政治生態的演變進程。
這一點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做社會科學研究的人知道，在制度的演進方面，歷來有兩個大的基本學派。第一個學派的核心觀點是認為，任何一種宏觀制度，不論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社會的，都可以被一幫聰明人精心設計出來。這幫聰明人可以叫“領袖”，可以叫“導師”，可以叫“智者”，可以叫“具有遠見卓識的智囊團”等等。設計出來以後，按照這個聰明的設計，自上而下落實就行了。很多年以前俄羅斯共產黨的第一代革命者自信滿滿，他們對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和經濟制度就是這麼設計出來的，當代社會科學文獻中對它有個術語——“政治工程學”（political engineering），它的最駭人的原則就是把千百萬普通人的生活和生命當作革命實驗室裏的原材料，其所導致的實際後果我們現在都很清楚了。
另外一個有關制度成長的學派則強調，真正在人類社會中起作用的制度，都不是精心設計而是有機演化的（organic）,是慢慢嘗試出來的。它可以被反復試行，而在試行之前並沒有一個完整的藍圖。因為是試行的，所以在試行過程中可以不斷微調，可以找到一些更適合客觀條件的改進做法。經過這樣一種有機的過程形成的制度，雖然進展比較慢，在試行過程中有很多微調或修改，但正因為它是基於千千萬萬普通人日常實踐的有機過程，所以它每往前邁的一點點，哪怕這一點點是很微小的，長期累積下來，就是非常堅實的，可以在它所處境的社會肌體裏根深葉茂地成長下去。對這一點，大政治經濟學家哈耶克曾給予特別的強調。
第四個邊界條件是，政治改革在中國社會裏邊起步推展的時候，至少要能讓現有的establishment（即在臺上的人，不只包括上層，還包括中層、下層，在中國可以到縣一級，甚至再往下一級。以前有人把它翻譯成“統治階層”，級別太高了，可以大而化之地把它翻譯成“在位群體” 或者“現有體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比如說，至少三分之一的人，最好能達到一半，不會將其視為一種馬上到來的、直接的威脅。如果他們這些在位群體裏的大多數視這種改革為嚴重威脅，他們絕對不會去實行，除非在當前的中國社會裏，有一個像當年的鄧小平那樣的人，能夠利用他強有力的權威，把在位群體裏邊絕大多數成員的反對意見一手推開，但這種強人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了。今天中國的最高層級領導都是被提拔起來的、按部就班的幹部，他們無法模仿鄧小平去一手“破冰”。
對我們還記憶猶新的例子有幾個。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時候，鄧小平、葉劍英等人面對“文化大革命既得利益派”的抵抗時，起過類似的作用。可以說，一直到1984－1985年左右，在這七八年期間，鄧小平團隊好幾次重要的改革舉措（當然不是鄧一個人，還包括他周圍最重要的幫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勳等人組成的優秀改革團隊），能夠讓當時的“現有體制”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笑納”鄧團隊的“破冰”之舉。鄧小平去世之前最後一次嘗試做的這類事情，就是著名的1992年2月的南巡講話，他當時講過“誰不改革誰下臺”（其實原話是“誰不改革誰睡覺”，意思是把位子讓出來）。今天高層領導裏大概沒有一個人敢於這麼力排眾議了。
更進一步說，當今中國政治改革的提案，不但不應該一出臺就招致“在位群體”裏的大多數人反對，而且應該力求使他們中間的相當多數成員，真正認識到該提案也是在為他們說公道話，也是為他們——特別是他們裏邊的正直成員爭取正當權益的。
當然還有更多的邊界條件可以列舉出來，但這篇評論不是學術論文，所以我們不要講的太複雜細緻了。以上的四個邊界條件，我在講述的時候，就已經感覺到它們非常的“不痛快”，甚至“很窩囊”。讀者 諸 君們，實在沒辦法！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下，講“痛快話”易，講“約束話”難。最容易講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道理，就是毛澤東思想的那條精髓：“你拿起了屠刀，我也拿起刀來！”（詳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126 - 1127頁；合訂本第1024 - 1025頁）。中國兩千年的政治互動，大部分時候都是在這個邏輯下展開的。我們在21世紀的初期要力爭走出這個惡性循環，實在不容易，所以就列出來以上的那四條邊界線，目的就是讓中國社會裏的政治發展，脫離“動刀動槍、你死我活”的歷史慣性。
在這些邊界條件劃出來的有限領域之內，我覺得中國改革起步最關鍵的是要做兩件事，我把它們稱為“中國政治改革的兩個基本步法”，就像士兵操練一樣，得從這基本步法扎實地做起。在下一篇評論中，我們再與FT中文網的讀者們細細討論這兩個基本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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