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政治變遷停滯了半個世紀的緬甸，新的領導層正在試圖進行由內而外的快速轉型。政府釋放了政治犯，舉行了選舉（後續還會有更多選舉），開始了經濟改革，並開始大規模向外部投資示好。
不難理解，長期以來對緬甸的獨裁機制進行著制裁的國際社會依然對緬甸保持謹慎的態度。緬甸的改革來的太迅猛，即便是最著名的緬甸專家也無法確定該國會何去何從。
現在是改革的良機
但在我看來，顯然，緬甸現在正處於永久變革的良機，國際社會不能坐視這次機會溜走。世界應該為緬甸制定前景日程，不僅僅是提供援助，更要取消現在已成為阻撓緬甸轉型的制裁。到目前為止，2010年11月立法選舉以來的轉型已經稱得上令人矚目。軍方（自1962年以來一直大權獨攬）保留了25%的席位，因此人們擔心此次選舉只是一場鬧劇。但是選舉產生的政府在反映緬甸公民基本訴求方面的表現要遠好於人們的預期。
在新總統吳登盛的領導下，緬甸當局回應了政治和經濟開放的呼聲。與少數民族叛軍的和平談判取得了進展。此類衝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時期的分割統治策略，在獨立後的60餘年裡，緬甸統治者也延續了這一策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不但被解除了軟禁，還開始全力爭取在4月的補選中問鼎議會席位。
在經濟領域，預算過程引入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衛生和教育支出實現了翻番（儘管基數很低）。大量關鍵領域的執照控制也有所放鬆。政府甚至還承諾統一其複雜的匯率體系。希望精神在緬甸隨處可見，但老一輩緬甸人目睹著集權統治不斷地放鬆和收緊，對這一次仍然心存疑慮。這或許也是國際社會對放鬆孤立緬甸猶豫不決的原因。但大部分緬甸人認為，如果變革能夠得到很好的管理，那麼緬甸將進入不可逆轉的轉型過程。
2月份，我參加了緬甸知名經濟學家吳敏丹（U Myint）在仰光和新建首都內比都舉行的討論會。這兩次討論會不可不謂盛大，參與聽眾既多又活躍，兩位20世紀60年代離開緬甸、40餘年後首次回國著名緬甸經濟學家做了既深刻又動人的演說。
亞洲的發展戰略
我的哥倫比亞大學同事Ronald Findlay指出，兩位經濟學家之一、91歲高齡的倫敦經濟學院教授Hla Myint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發展戰略的提出者，即開放經濟、刺激出口導向增長。近幾十年來，這一戰略在亞洲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最顯著的便是中國。如今，終於輪到他的祖國了。
2009年12月，我在緬甸做講座。當時，身居緬甸需要如履薄冰，因為政府對你如何界定該國的問題——即使是貧困、農業生產率低下、勞動力素質不高這樣的問題都頗為敏感。
如今，懷疑早已被拋到了九霄雲外，取而代之的求賢若渴的緬甸政府急切地想知道如何應付上述三項及其他挑戰，也明自己需要技術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從人口和收入水準看，緬甸是世界上接受國際援助最少的國家之一。）
關於緬甸近期改變之迅猛的原因還存在頗多爭議。或許其領導人認識到，這個曾經的世界第一大水稻出口國正在落後於鄰邦。或許他們聽到了阿拉伯之春的弦外之音。或許只是因為他們明白了，在300萬緬甸人僑居海外的情況下，想讓國家孤立於世界、防止資訊從鄰國滲入國內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不管原因為何，變革實實在在地發生著，變革所帶來的機會也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大量國際制裁不管在過去起到了什麼作用，現在看起來已是適得其反。例如，金融制裁抑制了透明的現代金融體系的發展，阻止了緬甸融入世界的步伐。由此產生的基於現金的經濟不啻於催生腐敗的溫床。
類似地，限制來自發達工業國的更有社會責任心的公司在緬甸開展業務為投機倒把者開啟了方便之門。我們應該歡迎緬甸對來自多邊機構和聯合國開發計畫的指導和建議的渴求；但是，在實際中，我們卻在繼續束縛這些機構在緬甸轉型方面所能施展的拳腳。
每當我們拒絕給予援助或堅持施加制裁時，我們就應該再三思考，是誰在給我們所尋求的變革製造障礙。開放農業和紡織品貿易——即使只是開放提供給其他貧窮國家的品種——能夠為佔緬甸人口70%的貧困農民帶來直接的好處，還能創造就業機會。富貴階層能夠繞過金融制裁，無非略有破費而已；而普羅大眾要想擺脫國際二等公民的影響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我們看到，阿拉伯之春的花朵在一些國家頑強地縱放著；但另一些國家中，我們還不能確定花朵會變成果實。緬甸的轉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稱得上悄無聲息，沒有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引起熱烈關注，但其真實程度並不亞於阿拉伯之春，也和阿拉伯之春一樣值得國際社會予以支持。
作者是哥倫比亞大學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有”Freefall: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一書
from 政經評論 http://kurtlau.blogspot.com/2012/03/josephestiglitz.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