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部分来自《思考二十世纪》，该书由我和Timothy Snyder合著，由Penguin出版社出版。
知识活动类似引诱的过程。如果直接扑向目标，你肯定无法成功。你想成为能够对世界历史争论有所贡献的人，于是你直接开始行动，向世界历史争论贡献意见，你肯定不会成功。用我们的话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确保自己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前提下谈论那些与世界历史有关的题目。如果你对于某项对话的贡献被选中了，从而成为了更大规模的对话的一部分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进行的对话的一部分，你就顺其自然，一切会变得更顺利。
所以我认为知识分子整天谈论世界需要变得更加民主或者人权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好的尊重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我的意思并不是这些目标不值得追求，而是整天谈这些对于实现这些目标或者增加对话的精确性并没有太大的建设性作用。同一个人，如果他对于不同民主的缺陷有所真正的了解，他说我们的民主是其他人需要模仿的，这样的论证就很好。如果这个人只是单纯地说我们的体制是民主的或者只是说我对于自己的民主体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帮助你们建立民主体制，他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走开，先好好修理下你们自己的民主，然后你才可能会有一些国际听众。如此看来，知识分子想要发挥国际影响力，他首先必须关注国内。
今天我们需要关心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很长的改进周期的末尾。这个周期开始于十八世纪晚期，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不论发生了什么，这个周期仍在继续着：领袖接受像法治这样的原则的国家在不停增多。我认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这股增长却逐渐被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所盖过：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然而，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看上去好像是和政治自由相联系，但事实上却对后者有着潜在的威胁。
在我看来，如今的这个世纪是不安全感逐渐上升的一个世纪，而导致其发生的原因部分在于经济自由的过分发展（我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自由”），另一部分原因包括环境变化和一系列不可预测的国家政权所带来的挑战。作为知识分子或者政治哲学家，我们会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个境地：我们的首要目标并不是畅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是想办法拦截一个更糟糕的世界出现。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变化了的情境之下，那些善于描绘理想化的改良图景的知识分子或许不是最值得我们倾听的人。
我们会发现现在我们需要问自己如何才能捍卫已经得到建立的司法和宪政原则、人权、自由以及其他种种机制。我们问的问题不是伊拉克战争就为中东地区带来民主、自由、市场而言是否是一种好的方式；我们问的问题是，即使这场战争能够实现它的目标，发动战争是否是一种谨慎的选择？我们需要意识到战争的机会成本：因为资源有限，战争的进行势必让我们错过了其他一些东西。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些问题都很难，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将自己看成是捍卫或者推动抽象概念的。但是我认为，对未来的几代人而言，捍卫与推动庞大的抽象概念要依靠保护那些使其具体化的机制、法律、规则以及实践。对于这些保护运动投注精力的知识分子将会是最重要的。
Timothy Snyder：我们该谈论的不是民主或者人们需要传播民主，该谈论的是民主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东西，它由很多细小而不稳定的机制和实践组成。确保投票的作用就是这其中之一。
如果你观察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最具民主美德国家的历史，你会发现最早到来的是宪政原则、法治原则和三权分立。民主总是最后到来的。如果我所说的民主就是指所有成年人都有权利参与管理自己的政府的选择，民主的到来则是相当迟。在我的年代，现在许多在我们看来是伟大的民主国家，比方说瑞士，才实现这样的民主，而像法国那样的其他欧洲国家则是在我父辈的时代才实现了这样的民主，所以我们不应该对自己说民主是一个出发点。
民主对于一个有秩序的自由社会就相当于是一个过度自由的市场对于一个成功、监管有序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大众民主意味着你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让公众明白布什偷走了2000年总统大选，但事实还有另一面，大多数人对之都不再介意。在一个选举权更有限的十九世纪式的自由社会中，布什想要偷走选举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因为很少人参加选举，所以参加的人对于选举都很重视。因此，我们为自由主义的大众化付出了代价，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清晰的认识。这不是说我们要回到过去，回到有限参选权或者划分选民为两个等级的时代。这里我想论证的是民主并不是解决一个不自由社会问题的途径。
Timothy Snyder：但是民主对于一个更为悲观的世纪来说不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我认为，民主最好被当做是防止更糟糕体系出现的机制，被当做是一种确保民众不会每一次都被愚弄的大众政治方式。
丘吉尔的格言，即民主是政府的最坏形式，但例外的情况是，在尝试过其他形式皆行不通的时候，体现了一定的但却是有限的真相。民主对于不民主的替代方案而言，在短期内是最好的防御机制，但是对于它自身的不足却不构成防御。希腊人知道，民主不容易在极权主义、独裁主义或者寡头政治前倒下，但民主容易倒在一个糟糕的民主版本脚下。
民主受侵蚀得很快。民主通过语言和修辞遭到侵蚀，这是奥威尔关于语言的观点。民主之所以遭到侵蚀是因为人们并不是对它很在意。比方说欧盟。欧盟最早的议会选举是在1979年，当初选民参与率高于百分之六十二，而现在，尽管欧洲议会相比以前已经更加重要，有更多权力，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下。维持自发参与选择执政者的兴趣被证明是一个困难的挑战。我们需要知识分子，需要优秀的记者，其原因就在于我们需要他们来填补民主体制的两端，即执政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断增长的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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