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30 March 2012

fredyan:梁振英未來的挑戰

吵闹了几个月之久的香港特首选举终於在3月25日落下帷幕。57岁的梁振英以689票当选香港第四届特首,同台竞爭的主要对手唐英年则以285票落败,而另一位竞选者,来自泛民的何俊仁则获取76票。同为特权阶层的支持者,一个意气奋发开始展望未来,另一个则强忍悲痛,挺起腰骨告慰支持者“可以难过,不要悲伤。”

这是香港自回归以后第二次有竞爭的特首选举,第二次有电视直播候选人公开辩论的特首选举,並且如果真如民眾所期望的那样,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固守小圈子游戏的特首选举。

过去,民主派对小圈子选举一直抱著杯葛的態度,没有积极参与选举委员会的选举,以致2005年董落曾上的时候,100张提名票也拿不到,连进场陪跑的资格也没有,其结果就是直接成全了曾荫权,毋须任何考验,只凭藉强励政治的口號和改善管治的几点建议,便轻轻鬆松登上特首宝座。2007年的第三届特首选举,出自泛民的梁家杰拋出支持有竞爭选举这一口號,从而开启了香港首次有竞爭性特首选举的歷史。2007年的两场电视直播辩论,两位候选人分別阐述本方政纲和对香港未来建设的规划,共同为香港市民奉献了一次精彩的政治辩论选战。梁家杰在做最后一次总结陈述时动了感情,“我今次参选,我见到香港人求变的心,我见到香港人不计成败的勇气,敢於挑战不公义的制度。我见到香港人的一种承担,令到我好感动。香港其实已经贏了。”

回归以来最黑暗的一日

2007年的特首选举,虽然依旧是在小圈子选举团中做戏,但毕竟让我们看到了香港政治发展中一些新鲜的因素;一场有竞爭的选举,也对香港最终实行民主普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梁家杰说香港贏了,这样的总结是十分中肯的。

然而这一届的特首角力,一位英叔贏了,香港却输了,甚至有民眾在接受採访的时候直指,今日是回归以来最黑暗的一日。

在竞选的整个过程中,两位英叔轮流被媒体揭爆丑闻:一位陷入住宅违建、婚外情、私生子风波中,无奈之下只好弃车保帅,把妻子推到前臺承担所有的罪责;另一位则捲入西九漏报的黑金政治诚信危机中,刚刚以一系列“我忘记了,没印象,我大部分都不记得了”否认指责,又被专程从加拿大飞抵香港的梁慕嫻推断为“中共地下党员,以及行为实质地下党员”,引起全港譁然,港人治港要成为党人治港了。而在电视直播辩论中,两位英叔更是不断互揭对方的黑材料,而撇去理应为重点的政纲理念和政治抱负的比拼。

完全违背民意的选举

而更可怕的是,这些所谓的丑闻和黑材料,並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新闻捏造和政治攻訐,很多都得到了证实,或虽难以被证实但在蛛丝马跡间已引起民眾的猜疑乃至恐慌。其结果,就是两英相搏,一英惨胜,得票率和民望均达至香港特首选举歷史上的最低点(1996年,董建华竞选得票率为80%,市民支持度46.7%;2007年,曾荫权竞选,得票率81.1%,市民支持度80.9%;2012年,梁振英竞选,得票率60.9%,市民支持度35%)。另一方面,在港大民意研究计画主持下的3‧23民间全民投票选特首中,有超过22万普通市民自发排队参与投票,其中梁振英的得票率只有区区17.8%,而支持流选的比率却高达54.6%。这样的结果,诚如信报社评所言,纵然梁振英仍是三位候选人之中获支持度最高的一个,但也只有三十多个百分点,他的当选,也绝非民意使然,而是其背后势力千方百计、不惜诱迫並出尽九牛二虎之力推他上位的结果。这样的特首,根本谈不上市民认受性。

代表精英阶层和公务员阶层的选委会支持度低,代表市民的民调又下滑严重,这意味著管治基础薄弱,政府缺乏足够的认受性。获得中央力挺,只可以解决一时的上位问题。政府需要获得民眾的支援和拥护,外力(无论是政治还是资本)的推动兴许可以保证一段时期內的安定祥和,但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眾对政府的不信任,弥补社会的撕裂。民眾並不是那些以商业利益为第一考量,看到股价跳水就及时转向的商界人士。地產霸权可以在投票结束后忽然失忆说不记得投给谁了,也可以在选举结束后第一时间为梁掁英站台,从而保证家族所持股份增值。但普罗市民不会,他们会千里迢迢跨区参加一场虚擬的投票,在短短一天之內就聚集起极大的动员力量和热情。民眾对政府公信力的评判標准,政治上,是香港核心价值是否可以得到坚守,香港的言论自由、民主法治是否会得到践行;经济上,则是贫富差距、医疗福利(包括双非问题)、中產置业等关切民生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有效的行政措施得以解决。

与既得利益妥协

经济上,梁振英面临著一个如何平衡商界与普通民眾利益矛盾的两难问题。这里,明报的社评十分中肯:大財团与梁振英的矛盾较大,而且危机较多。梁振英上台后如果要儘快建立威信,就要制约大財团的利益,打破它们的高度垄断,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才能贏得民意。但如果他真的这样做,就会跟大財团的既得利益碰撞。如果他像曾荫权一样,跟大財团妥协,那么肯定民意就会继续下滑。而另一方面,近些时间激化的中港两地矛盾、双非生子,以及连带的医疗服务两极化趋势,如若处置不当,不仅会伤及社会底层,也极易演化成掀起另一场街头抗爭的政治炸弹,產生极为负面的政治效果。

政治上,梁振英已经被质疑曾提出缩短商台牌照时间,试图用行政手段扼杀言论自由。一些评论更是在他指出23条立法是《基本法》对特区的要求,是特区责任后,担心他会在任內以强硬手段推23条立法。至於党人治港的民眾恐慌,更是成为掣肘下一届政府高认受性的主要危机。

事实上,香港民眾最为担心的,就是当年《中英联合声明》中所承诺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成为一纸空谈。中联办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小圈子选举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在今次特首选举中展露的最为透彻,也激起了最大的不满。普选是香港人的梦想,也是香港人爭取民主的目標。香港人因追求民主而爆发的能量,在董建华治下已有充分展现。香港的政制发展到今天,已经確定了清晰的普选时间表,社会分歧逐步收窄,追求全面更高度的民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梁振英的本届任期到2017年,正好是《基本法》所规定的特首普选年。在这一关键的歷史时刻,任何政治上对中央政府的过分依傍,或者是不成熟的政府改革,都会被解读为破坏社会共识、迫使民主倒退。

当前,梁振英和他下届政府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今年7月1日就职当日可能面临的大规模民眾游行和示威抗议。2003年七一的五十万人大游行,直接导致了董建华脚痛辞职。这之后每年的七一游行,口號和性质逐渐转向更加关注经济福祉的民生议题。但是今年的七一,因为是次特首选举所暴露出的种种政治弊端,因此极有可能重新回归政治议题和诉求,参与游行的人数,甚至不排除创出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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