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力量首次公開闡明在面對京港關係時的立場和思維內涵：在評斷是否接受一些來自北京的政策規劃時，最關鍵是這些政策規劃是否有違反香港城市發展的願景。
文/謝曉陽
上個世紀60年代迄今，香港社會運動接續未休，從反殖民、爭取居民權益、要求民主政制，一浪一浪。然而，進入2000年，一場從沒在香港冒現的社運引起撼動，在可預示的將來，它不僅影響香港城市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更在港人調整與北京的關係上提出獨特的選項，並形成一套「進步本土觀」。這一場運動，從「本土行動」開始。
八十年代開始，香港的政治經濟模式便以「發展觀」為主。在這個前提下，加上工業北移，資本主義模式轉向以房地產和金融業為主，短短十數年，房地產被炒到全球前列，金融市場肆意開放，這種部分香港學者稱之作新自由主義的模式，到了2000年之後，變本加厲，加上2003年50萬人走上街頭所凝聚的社會力量等等，構建成「本土行動」誕生的主要力量。
2009年香港大專學生反高鐵
2006年，特區政府要清拆聳豎多年的中環天星碼頭及鐘樓，進行填海工程，再拓寬道路興建商廈，成為一個典型的地產發展項目。一群青年學生、學者及社會活躍人士以遊行、示威、絕食等方式抗議，喊出保留「集體回憶」的口號，並反抗主流發展觀。儘管抗議行動最終失敗，鐘樓和碼頭消失於起重機和推土機之下，然而，行動卻延展成一場香港前所未有的社會運動，一場以反思「發展觀」為精神的運動。運動後，留下一個重要註腳：部分參與運動者組成了民間團體「本土行動」。
從2006年至今，「本土行動」為始點的社會運動發展有三個特點：一）從抽象的「集體回憶」走向社區耕耘；二）從體制外抗議到計劃進入體制內抗爭；三）一套「進步本土觀」的出現。
首先，從2006年的保衛天星碼頭，到翌年保衛天皇碼頭，不管是運動口號或是焦點，主要集中在「集體回憶」。也正因此，當時有少數聲音批評這群社運人士是「戀殖」，不是「解殖」。依筆者看，那只是「沒有把話講清楚」的階段。
然而，到了今天，這群社運人士放下了抽象的「集體回憶」，進而走向日常生活的抗爭實踐，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本土行動」成員朱凱迪2009年參與了「反高鐵」及「保衛菜園村」運動。雖然後來運動失敗，菜園村村民還是要搬家，但運動首次成功爭取了「原村重建」。今年3月，朱凱迪等人還出版了以報道社區新聞為主的《八鄉報地區》，藉著介入地區事務開始，實踐本土精神。
在落實本土精神的同時，這群社運人士也開始調整他們與代議政制的關係。早年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運動中，大部分參與者拒絕與體制內、甚至是民主派合作。但到了2009年「反高鐵」時，儘管明知部分泛民人士「抽水式參與」，但他們並沒有拒絕。
到了2011年，部分「本土行動」成員及一些社運人士組成了政治組織「土地正義聯盟」，並於去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中派出六名候選人參與，儘管他們全軍覆沒，但這是社運人士很重要的策略調整，意味著他們將結合體制內和體制內的優勢進行運動。當然，這個過程中，也有部分人士反對體制內改革的社運人士，只能各自各精采。
至於最後一個特點，是這條社運之路在回對「中港關係」上被屢屢挑戰後出現的清晰定位：一套「進步本土觀」。在「反高鐵」事件上，有人批評他們只站在「本土」立場，非常短視，沒有看到「京港融合」的好處；在近月的「雙非」事件上，又有人批評他們「討好共產黨」。面對這些挑戰，他們思考良久，藉著「自駕遊」事件，提出了一套「進步本土觀」。
今年2月初，「土地正義聯盟」兩名成員朱凱迪和陳劍青在報章上發表一篇名為《來吧，不要什麼都應承──反對『跨境自駕遊』運動芻議》的文章，首次公開闡明在面對京港關係時的立場和思維內涵：在評斷是否接受一些來自北京的政策規劃時，最關鍵是這些政策規劃是否有違反香港城市發展的願景。譬如說，自駕遊與構建一個道路安全、空氣清新的香港走反方向，自當反對。
這種思維，打破了「非港即中、非中即港」的二分思維，更超越「只要賺大陸人錢」的短視心態，成為一套進步本土觀的起點。
從「本土行動」的出現，到「土地正義聯盟」組隊參政，是香港九七後社會運動重要的一頁，這一頁，還將繼續譜寫下去，甚至成為港人建構主體性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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