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也叫日清战争或者第一次中日战争，它使中日双方实力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中国开始滑入半殖民地的泥潭，而日本则一跃成为“列强”。
在中日战争发生之前，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即便是西方列强也无法轻视。据西方人后来的统计，当时中国GDP还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是否
真的如此强大还有待商榷，但中国显然不是一个弱国。在同治中兴之后，洋务运动使中国军事快速现代化，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军事装备并不存在代级的差距，这和第
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差距不可同日而语。就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还屡挫法军，甚至导致了法国内阁的下台。中法条约现在被视为清政府软
弱卖国的罪证，但事实上，在随后的中越（法）划界中，中国占了不少便宜，很多原先传统上属于越南人居住的地方最后都划给了中国。
反观日本，和中国相比仅仅是一个省左右的分量，尽管已经开始现代化的进程，但为时尚短，碍于国力，和中国对比并没有什么优势。认为她在
当时就已经要“侵略”庞然大物中国实在是太过高估日本的实力。事实上，当时日本对中国常常以“惶恐”和“谨慎”的心情。因此，并不能因为甲午战争后日本成
为强国，而中国成为弱国，而倒推出甲午战争是日本以强国身份蓄意侵略弱国的战争。
甲午战争的性质是什么呢？这必须放在几个不同的框架中理解。
“华夷”秩序理论框架
在西方势力进入东亚之前，东亚政治中以传统的华夷天下观为政治伦理的核心。简单地说，东亚人把“天下”分为“华”与“夷”两部分。“华”是指实行“华夏制度”的国家，而“夷”是指不实行“华夏制度”的国家。华夷之辨的本质并不在于民族，而在于文化。
“华”，最早指中国的中原地区。因此，中国中心论传统上指认为自己才是“华”，但是这个概念并不符合实际和其他民族的认知。事实上，在
东亚地区，至少有五个国家认为自己是“华”。除了中国之外，日本、朝鲜、琉球和越南也认为自己是“华”。这五个国家的共同特征就是她们长期使用汉字，并接
受儒家文化。朝鲜和越南废除汉字都是19世纪之后的事，日本（和琉球）到现在还使用汉字，（讽刺的是中国在近代还有一段时间提倡废除汉字）。这五个地区，
就共同组成“中华文化圈”。
（另外历史上有两个国家也属于华的一部分，分别是东北的渤海国和西南的南绍—大理。前者被属于夷的契丹所灭，而后者被另一个夷——蒙古——所灭，其地最后被重新恢复“华”的明朝所取得。）
除了中华文化圈之外，现代中国的疆域还包括了大量的“夷”，最简单判断它们是华还是夷的方法就是看他们是否用方块字之外的文字。在清朝
建立之前，中国的疆域基本上限于后来被称为中国本部，或内地十八省的地区。东北，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这些边缘地区，在清末以前都不被视为“华”的一部
分。而且，这些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完全是因为满人的缘故：东北是满人带来的，在清末之前，汉人被禁止进入东北地区；蒙古是满人联姻而作为共
同统治中国的核心力量；新疆是清朝通过战争扩张而来的；青海和西藏也是清朝扩张的产物（大理先为蒙古所灭，再为明从元中继承）。
因此，在近代清朝时的中国本部，事实上从属于两个圈子，一个是政治上的圈子，中国本部在是当时清朝的国境；而另一个是文化上的圈子，是中国本部和日本、朝鲜、琉球和越南所组成的“华”文化的圈子。
现在清朝被视为中国的正统。但事实上，清朝的统治者满族和众多分布在亚洲东北和北部的其他通古斯民族、蒙古民族和突厥民族一样，在未进
入中国（入主中原）的时候是地道的夷，她有不同于中国的文字和语言，有和中国截然相反的习俗，有和中国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明朝出于羁縻的需
要，册封了女真族的一些首领，但这并不意味这他们从夷变成了华。后来，满人为了统治中国的需要，开始接受了“华”的文化，至少在最初仅仅是一种笼络人心和
制造统治中国合法化的工具，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是“华”的一部分。日本、朝鲜和越南都在文化上看不起满人，认为中华的传统已经在清朝终结了。比如，日本学者
在18世纪就提出“中华变态”的概念，这里的变态不是现在说的精神不正常，而是说中国被鞑虏横行中原，从“华”变成了“夷”之态。越南不止一次地指出，清
朝的服饰遵从蛮夷的风俗，要求进入越南的中国人要改换成越南的服饰（即传统的中国服饰）才能入境。
“华”的中心争夺
东亚“中华文化圈”各国受华夷秩序的影响，华夷秩序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文化优越感，另一个是自我中心性。于是这些国家一直在做两件事。
第一曰教化，即以“华”的文明让周边的“夷”认同。中国的教化对象是周边的少数民族，自不必多言。越南的教化对象是南方的占城和真腊和西方的南掌；而日本
的教化对象是北海道的虾夷和阿伊努人。朝鲜和琉球似乎没有什么教化的对象，这和她们历史上比较弱小有关。
第二件事是争中心地位，最主要的竞争者就是中国和日本。中国在这方面显然处于一个优势地位，越南、朝鲜和琉球都是中国的藩属。但日本则
不承认中国的中心地位。在明朝朝鲜之战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对这个中心地位的争夺。这一点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更为明确，中国和日本本来已经达成停战协议，但后
来中国要求丰臣秀吉成为中国的臣属，丰臣秀吉大怒，又继续出兵朝鲜。日本在17世纪开始控制琉球，把琉球成为自己的藩属，从而琉球成为“两属”之地。琉球
的藩属地位是很低的，她仅仅是日本萨摩藩的藩属，而萨摩藩本身又只是日本中央的藩属，于是在理论上说，琉球是藩属的藩属。而事实上，日本对琉球的控制远比
中国为深，中国对琉球的宗主关系基本停留在仪式上，日本则基本控制了其内政，这也导致琉球最后成为日本的一部分。
越南也不例外，一直自称“中国”或者“夏”。越南元首称为“皇帝”，自称“南朝”而称呼中国为“北朝”，在意识形态上是和清朝所并列的平等国家，对出使中国用“邦交”，而不用朝鲜的“事大”。
因此，在东亚中华文化圈的政治体系中，并不存在一个众所公认的中心，这一点在清朝，“夷”统治了“华”之后更为明显。日本和越南对满族所统治的中国尽管在政治上存在敬畏，但是在文化上都是俯视的姿态。
东亚秩序框架下的朝鲜
朝鲜在中日关系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朝鲜作为中日势力的交汇处，自古以来多次成为中日交锋的场地。唐朝，中国侵略并吞并百济，日本为援
助盟国和中国在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日本不敌。元朝，中国以朝鲜为基地，两次侵略日本，但为日本所挫败。明朝，日本侵略朝鲜，中国出兵和朝鲜一起击败日本。
可见，朝鲜实是中日这两大“华”文化之间为争夺东亚中心而拉锯之处。
甲午战争的起因也是因为朝鲜。从历史的角度看，甲午战争事实上是传统东亚中心争夺战的延续。
在长期闭关锁国之后，日本在18世纪末开始重新产生对外扩张的思想。在中国被誉为“日本良心历史学家”的井上清对林子平赞不绝口，而林
子平就是早期的扩张主义者。在19世纪中期，日本的扩张主要在北方的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在黑船事件后，日本面临被殖民的危机，在此形势下，除了明治维新的
新政外，扩充军力，对外扩张也是应对方法之一。对朝鲜的侵略于是重新被重视，被视为日本利益线内的范围。
中国常常强调日本侵略朝鲜，但是却很少提及中国对朝鲜的侵略。朝鲜在清代为中国的藩属，但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19世纪80年代，中
国把西方对中国所做的事也放在了朝鲜之上。比如，1882年10月，清朝与朝鲜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国在朝鲜取得领事裁判权。1884年，中
朝签订《仁川华商租界章程》，在仁川设立租界（日本和西方在朝鲜设立租界反在中国之后），此后又在其他地方设立租界。朝鲜越来越有被中国吞并的危机。事实
上，中国亦有吞并朝鲜的呼声，比如袁世凯就密电李鸿章说：“思日本既能废琉球，我又何不可废朝鲜改行省？”如果不是日本的制衡，朝鲜恐怕早已被中国吞并。
因此，单单强调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意图，而刻意回避中国也有侵略朝鲜的意图，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碍于正确理解甲午战争。事实是在近代国际关系转型事，中日两大国又一次在朝鲜发生碰撞。
民族国家理论框架下的东亚
在近代史上，民族主义运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潮。其最核心的理论就是一个民族有权成立自己的国家，即民族自决。1648年《威斯特伐利
亚和约》确立了现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但直到18世纪晚期，民族主义运动才开始在欧洲兴起。国家从封建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民族主
义革命在欧洲爆发，蔓延到几乎整个欧洲，后来又传到世界各地。从此，民族主义理论成为政治学的主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民族主义理论也是重要的组成部
分。这时，欧洲范围的多民族帝国主要有三个：俄罗斯，奥地利（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她们境内的被统治民族都为自己的独立而奋斗。
民族主义理论对日本来说关系不大，因为日本本身就基本上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一直享有独立地位，要说有影响的话，那么只能说，日本先天性就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其核心凝聚力极高。但民族主义和民族问题对朝鲜和中国来说，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前后，却有关键的影响。
民族主义思潮对朝鲜的影响是重大的。尽管朝鲜基本上算是独立的国家，但是却受传统的宗藩关系所束缚，尚未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在19世纪末，过时的宗藩关系注定要为新的国际体系所淘汰。在这个从旧体系向新体系的转变中，朝鲜完全独立无疑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正义选择。
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受日本支持的进步改革和争取独立的力量推翻了守旧的保皇党，中国随即出兵镇压。正如上述，中国曾企图吞并
朝鲜，仅仅在日本的反对之下才不得不作罢。但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却一直不肯放弃对朝鲜所谓“宗主权”，不甘心承认朝鲜的独立地位。这无疑和要争取完全独
立自主的朝鲜人民的意志相违背。
相反，日本则支持朝鲜独立。因此，对追求独立的朝鲜人民来说，日本反而是正义的一方，中国反而是非正义的一方。至于日本以后吞并朝鲜，
这显然违背了日本政治家最初的承诺。这恰恰与朝鲜的“民族英雄“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有关，因为伊藤博文正是最主要的反对日本吞并朝鲜的政治家。
现代的民族主义理论在甲午战争前在中国并没有成为重要的思潮。但这不代表民族矛盾在甲午战争中不占有重要地位。
清朝的复杂的民族成份和文化体系令中国进入近代之后无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从本质上说，中国和欧洲三国一样是一个“民族监狱”式的传统帝国。尤为不幸的是，其主体民族汉族还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反清复明”这个朴素的口号一直在民间有深厚的力量。
满族，特别是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深知自己是对主体汉族进行压迫统治的少数民族，因此并不信任汉族官员，尽管他们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表现
了忠诚的一面。对满族核心统治者而言，如何在中国保持其统治地位才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当然，这并不能苛求他们，现在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摆在第一位的也是政
权的稳定，国家完整也是放在第二位的。在当时，汉族官员在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后已经成为尾大不掉的势力。汉人，尤其是掌握实权的淮军，在战争中实力受损对于
清廷来说反而是维持统治的好事。有人认为，慈禧太后是甲午战争中的受益者，此点并非没有道理。
于是，在甲午战争中，清朝并没有充分动员。甲午战争中基本上仅仅有汉人的淮军和日本作战，满人统治者并不用满洲的军队（或蒙古军队）加
以援手，即便是日本攻到满族的龙兴之地也是如此。满族统治者更无法发动全民抗战，因为他们深知这样的唯一后果就是满人政权的覆沒。在如此的结构之下，“宁
赠友邦，莫送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必然的选择。
甲午战争的后果，几乎完全由汉人所承担。所割让的台湾和澎湖，汉人已经成为人口的多数。而赔偿的军费更是几乎由人口主体的汉人所负担。甲午战争后，汉人的民族主义思潮就几乎立即出现了。
甲午战争有多重意义
很多人认为，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这显然是过分简单化的论断。事实上，甲午战争有着多重的意义。
从传统秩序观来看，甲午战争充分体现了“华夷秩序观”的两项核心内容。首先，它是东亚中心争夺战，而中日两国对朝鲜的争夺以确定东亚中
心的地位，已经断续地延续了一千多年。其次，它也是“华”对“夷”的战争。日本把中国视为“华夷变态”的国家，认为自己才是“华”的正宗，对清作战是“驱
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一部分（尽管和日本作战的主要是汉人）。不但在日本看来是正义的口号，在当时不少中国人看来也是如此。比如1894年10月，日军进
入东北的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而在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当地百姓称日本人为“大明国大元帅”！
在近代的政治伦理框架之下，中日朝鲜之战也有双重的意义。第一是大国之间势力范围之争。这在近代惯于实行丛林法则的西方大国来说司空见惯，是当时国际社会的常态。在西方国家看来，中日两国之战，难言任何一方正义与否。
第二是支持还是阻碍朝鲜走向完全的独立，成为真正的民族国家，《马关条约》第一条就规定朝鲜独立。在这方面，从朝鲜的角度看来，中国处
于非正义的一方，而日本处于正义的一方。当然要强调的是，日本虽然打出了朝鲜独立的口号，但从以后的所作所为来看，其支持朝鲜独立仅仅是要控制朝鲜的第一
步。朝鲜独立的美好愿望仅仅十年之后就破灭了。
甲午战争最初的战场在朝鲜。朝鲜政坛一直有亲中和亲日之争。在甲午战争之前，亲中派控制了政府。而朝鲜爆发了反对政府的东学党起义，而
亲中政府要求中国派军入朝协助镇压。中国不知会日本就派兵朝鲜，违反了1885年的《天津条约》。于是日本也派兵往朝鲜。日本随后推翻了闵妃而扶植了大院
君的傀儡政权。这无疑是对朝鲜内政的干预。但类似的干预内政中国在以往十来年也做得不少，1882年中国推翻大院君扶植闵妃，1884年中国出兵镇压开化
党政变都是实例。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并没有和朝鲜军队作战，也没有朝鲜人民“反侵略”，这当然和朝鲜的傀儡政府有关。但另一方面，日本作战的首要目标是把
中国势力赶出朝鲜，而让朝鲜完全独立。这对朝鲜并不是一件坏事。日本也没有能继续控制朝鲜，因为仅仅在战争结束后一年，亲俄势力就控制了朝鲜。如果不是日
俄战争中俄罗斯战败，朝鲜继续保持独立地位是可以期待的。
在战争的后一阶段，日本攻入了中国。在东北，这更加像是乘胜追击，歼灭对方军事反扑的举动。这在当时各国交战中是一个常态。如果一国退回己方边境，要另一国再静待你补充军源和物资再战，这只是传说中的妇人之仁。对当时日本这样的国家，自然不能以如此高道德标准要求之。
要说对中国的侵略，唯有日本最后对澎湖和台湾的进攻算是。因为那两地不在交战区，也是日本处心积虑要夺取的地方。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虽然损失惨重，但有趣的是，日本击败清朝并不在当时事后引发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按照现在的思维，战败后不出现反日思
潮简直不科学。但事实上，汉人却出现了向日本学习的亲日思潮。无论是保皇党还是革命党，都以日本为中心展开反清运动。革命党人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的口号。这里不评价这个口号是否正确，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口号成功地团结了众多的反清者，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
中国真正出现反日情绪的开始，还是在民国建立即主体民族重新掌握了政权之后的“二十一条”事件，再后的五四运动才有真正有反日的浪潮。
from 黎蜗藤的历史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2ed3c30102v0cy.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