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印度计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就像是那些已经伤害不了谁的老人，因为曾经害人，至今还在被唾骂。在他们最风光的岁月，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披着高尚信念的外衣，却带来了民不聊生的后果。
理 论上，这个已经时日无多的委员会是一个归属于政府的智库，肩负着重新构想印度经济未来的崇高任务。但在文化上，它是一个长达60年的教训，告诉我们精英阶 层的理想主义有很多可怕的地方。该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曾经是印度计划经济的心脏，一小撮人关起门来决定资金的划拨，工厂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什 么样的产业对国家是有益的——事实上任何事情都要这样决定。多年来它的权力渐渐减弱，其功用也受到了质疑。
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总理在周五的独立日讲话中说：“有时候，修缮一座旧房子的成本更高，而且我们不会有成就感。我们觉得，建造一座新房子会更好。因此，我们将在近期用一个新的机构取代计划委员会。”
莫迪对委员会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敬意，但经济分析人士欢呼雀跃，他们说，这头印度社会主义实验时期诞生的年迈野兽，终于要被宰杀了。这就引出了一件趣事，当初为委员会的成立埋下伏笔的，正是印度的几位首屈一指的资本家。
1944 年，包括当时印度产业界大人物J·R·D·塔塔(J.R.D. Tata)和G·D·贝拉(G.D. Birla)在内的八人起草了一份印度经济15年设想，在他们的社交圈内传阅。后来这个设想被称为“孟买计划”(The Bombay Plan)。计划的作者们希望在15年内实现人均收入翻番，每一个印度人都能享受最起码的生活水准——比如每年可以用上30码（约合27米）的布料，有一 个至少100平方英尺（约合9.2平方米）的居住空间。
现在看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当时要求政府对产业进行更严厉的监管。他们宣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要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个人权利和企业自由会被暂时搁置。”
学界普遍认为，刚刚独立的印度之所以要成立计划委员会，这份文档起到了莫大的作用，而这个委员会日后将成为商界最痛恨的机构。
委员会常被说成是一头“苏联式”的巨兽。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对这种类比十分反感。
在 《不确定的荣耀》(An Uncertain Glory)一书中，他和经济学家让·德雷兹(Jean Drèze)写道：“抛开那些政治灌输和教条主义不谈，从苏联到改革前的中国，再到越南或古巴，有一件事是共产主义国家一心想做到的，那就是立刻实现免费 的全民教育。”
至少在最初几年里，印度的中央规划是无视穷人的初等教育问题的，后来更是在这方面达到了玩忽职守的地步。
书中写道，“事实上，1951年启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大学教育表示赞同，给予了大力支持，却反对在小学层面进行普及教育，转而支持一种所谓的‘基础教育’制度，这个制度建立在一种强烈的浪漫情怀和怪诞理念之上，认为孩子应该通过自食其力的手艺来学习。”
这个想法的灵感来自莫罕达斯·K·甘地(Mohandas K. Gandhi)，他认为一个孩子在学习文化知识前，应该先懂得如何制作一只袋子，否则会“制约他们的智力发育”。
在印度的发展历程中，不知有多少甘地的理念被摒弃，而这是一项不为人知的伟大成就。
印度在哲人们的手中死里逃生，当然如今还撑过了当道数十载的委员会，深入的经济改革已经减弱了它的破坏力，直至将其变成一件文物。
敬请在Facebook上关注马努·约瑟夫(Manu Joseph)。他著有小说《他人的不正当幸福》(The Illicit Happiness of Other People)。
翻译：经雷
理 论上，这个已经时日无多的委员会是一个归属于政府的智库，肩负着重新构想印度经济未来的崇高任务。但在文化上，它是一个长达60年的教训，告诉我们精英阶 层的理想主义有很多可怕的地方。该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曾经是印度计划经济的心脏，一小撮人关起门来决定资金的划拨，工厂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什 么样的产业对国家是有益的——事实上任何事情都要这样决定。多年来它的权力渐渐减弱，其功用也受到了质疑。
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总理在周五的独立日讲话中说：“有时候，修缮一座旧房子的成本更高，而且我们不会有成就感。我们觉得，建造一座新房子会更好。因此，我们将在近期用一个新的机构取代计划委员会。”
莫迪对委员会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敬意，但经济分析人士欢呼雀跃，他们说，这头印度社会主义实验时期诞生的年迈野兽，终于要被宰杀了。这就引出了一件趣事，当初为委员会的成立埋下伏笔的，正是印度的几位首屈一指的资本家。
1944 年，包括当时印度产业界大人物J·R·D·塔塔(J.R.D. Tata)和G·D·贝拉(G.D. Birla)在内的八人起草了一份印度经济15年设想，在他们的社交圈内传阅。后来这个设想被称为“孟买计划”(The Bombay Plan)。计划的作者们希望在15年内实现人均收入翻番，每一个印度人都能享受最起码的生活水准——比如每年可以用上30码（约合27米）的布料，有一 个至少100平方英尺（约合9.2平方米）的居住空间。
现在看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当时要求政府对产业进行更严厉的监管。他们宣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要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个人权利和企业自由会被暂时搁置。”
学界普遍认为，刚刚独立的印度之所以要成立计划委员会，这份文档起到了莫大的作用，而这个委员会日后将成为商界最痛恨的机构。
委员会常被说成是一头“苏联式”的巨兽。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对这种类比十分反感。
在 《不确定的荣耀》(An Uncertain Glory)一书中，他和经济学家让·德雷兹(Jean Drèze)写道：“抛开那些政治灌输和教条主义不谈，从苏联到改革前的中国，再到越南或古巴，有一件事是共产主义国家一心想做到的，那就是立刻实现免费 的全民教育。”
至少在最初几年里，印度的中央规划是无视穷人的初等教育问题的，后来更是在这方面达到了玩忽职守的地步。
书中写道，“事实上，1951年启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大学教育表示赞同，给予了大力支持，却反对在小学层面进行普及教育，转而支持一种所谓的‘基础教育’制度，这个制度建立在一种强烈的浪漫情怀和怪诞理念之上，认为孩子应该通过自食其力的手艺来学习。”
这个想法的灵感来自莫罕达斯·K·甘地(Mohandas K. Gandhi)，他认为一个孩子在学习文化知识前，应该先懂得如何制作一只袋子，否则会“制约他们的智力发育”。
在印度的发展历程中，不知有多少甘地的理念被摒弃，而这是一项不为人知的伟大成就。
印度在哲人们的手中死里逃生，当然如今还撑过了当道数十载的委员会，深入的经济改革已经减弱了它的破坏力，直至将其变成一件文物。
敬请在Facebook上关注马努·约瑟夫(Manu Joseph)。他著有小说《他人的不正当幸福》(The Illicit Happiness of Other People)。
翻译：经雷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world/20140825/c25in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