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触动警钟的根本问题,包括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影子银行活动迅速扩张、公司杠杆率高企等,仍没有解决。在这些问题中,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最紧迫的威胁是高借贷成本、非金融企业利润低下,以及企业杠杆率畸高的组合问题。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研究,截至2012年末,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与GDP之比达113%。标准普尔公司认为,一年后,这些企业的总债务将达到14.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未偿还债务规模(13.1万亿美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企业债发行国。
没有迹象表明,这一比率会在短时间内下降,而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中国工业企业面临着低盈利能力和高借贷成本。事实上,去年中国企业利润率仅为6%,前500大企业(大部分为国有企业)利润率勉强超过2%。
与此同时,尽管较去年略有下降,非金融企业银行贷款利率仍接近7%。此外,今年二季度,小型非金融企业贷款年化利率超过了25%。
非金融企业没有足够多的利润用于投资,因而将日益依赖外部融资。随着它们的杠杆率的提高,风险溢价也会随之上升,导致他们的借贷成本升高,进一步制约利润率。这一恶性循环很难打破。比如,如果公司降低投资,就会危及增长,进一步增加杠杆率。
诚然,中国在1998年到2001年期间,曾经克服过公共部门类似的挑战。当时中国追求提振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以消除通缩,同时人为维持低利率以遏制公共债务增加。
但此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实上,在2001年后的十年中,推动两位数增长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加剧了结构性弱点,目前已到了必须纠正的地 步。事实上,中国必须遏制近几年已占GDP13%以上的房地产投资。但这样做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减速,并进一步降低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
此外,公开及暗地里进行的利率自由化,意味着要继续人为地压低借贷成本,其难度将越来越大。尽管中国人民银行仍对存款利率实施着官方上限,但在非 银行金融机构,特别是信托公司的合作下,商业银行正在利用理财产品,给予事实上是自由市场利率来吸引存款。结果,中国人民银行正在失去对企业贷款利率的控 制,因此也不再能够约束杠杆率。
尽管存在这些风险,预言中国发生企业债危机仍为时尚早。首先,没人知道多高的企业杠杆率才会触发危机。1996年,日本公共债务与GDP之比达到 了80%,许多日本经济学家和官员担心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近20年过去了,如今日本的这一比率已超过200%,但危机仍然没有爆发。
此外,中国尚未完成其市场改革,这意味着它可以在诸多领域,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制度因素在中国企业债问题上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这方面的改革,可以在解决企业债问题上大放异彩。
中国领导人应该利用动荡和信心不足的间歇期加倍努力实施改革。否则,警钟将再次敲响,而到那时就不一定有平息警报所必须的工具了。
作者余永定是前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主席,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所长,2004-2006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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