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香港主权移交北京25周年。25年间，原本承诺五十年不变的高度自治已经形同虚设。 « 基本法»承诺的特首及立法会普选遥遥无期，原本的小圈子选举不仅在“爱国者治港“口号的限定下，圈子变得更小，而且回归等额选举方式。今年5月，警员出身的李家超作为唯一候选人，成为香港特区第六位特首，将在7月1日走马上任。李家超在最近五年一再开创警员出任港府问责官员的先例，凸显北京的维稳逻辑正日渐走入这座曾经的自由港。李家超近日公布了新政府成员名单。这个新的管治团队构成传达哪些信息？从中可以看出港府哪些可能的政策走向？此前曾多年在香港任教、目前担任台湾国防部下属智库国家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的侍建宇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他的观察与分析。
法广：香港新特首李家超7月1日走马上任。最近几天公布了新的执政团队名单。新班子一个引入注意之处是整个团队中有四名成员都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您如何理解这个港府新团队的构成呢？
侍建宇：“这四名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的人能够继续在港府担任重要职务，说明中国并没有想在香港问题上，向美国做任何妥协或者示弱。中国可能在一些其它议题上与美国合作，做些妥协，但不是在香港问题上。所以才会用这些人占据高位。“
“当然，中共究竟想通过李家超这个领导班子完成什么任务？他们当然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而且可能未来几年也做不完。但眼前立即要做，甚至已经开始做的事情有两件：第一是让所有异议的声音、反对的声音全部闭嘴，全部噤声。这是他们目前要做的，未来五年还会继续做。另外一个要做的，但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事，就是从中国角度所说的所谓“去殖民化”，去除英国统治留下的殖民遗迹，尤其是重新塑造中国认同。这需要化很多时间。让大家闭嘴，不要讲话、不要发表不同意见，不管你心里是不是与共产党站在同一个立场，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改变人们的价值，改变他们对中国或中国国家的认同，则需要一段时间。“
李家超政府——北京的白手套
法广：警员出身的李家超本人在香港政界、商界并无深厚根基，而香港经历2014年的占领运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以及2020年港版国安法的打压，公民社会几乎破坏殆尽，2019年底由直接普选产生的区议会成员中很多人或者被捕，或者迫于压力而辞职。即将上任的新政府依靠什么来推行管治呢？
侍建宇：“正如前述所说，新政府的目的是让香港不同意见的声音先闭嘴，并没有想做太大的改善。李家超是警察出身，与商界或其它专业领域没有很多涉猎，有人甚至认为他的有些学历是假的。总而言之，从他的经历来看，他不能做太多的改变。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只要按照北京的意思去做就好了。他等于就是一只白手套。“
“香港的‘一国两制’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可能还有一定的自治，是传统中国所谓“以夷制夷”或者说以当地的政治精英来治理当地的方法，（港府）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从李家超开始，这种自主性应该会逐渐消失，甚至完全消失。李家超本来自己就没有什么自主性，没有自己不同的意见，没有不同利益的纠葛，他就变成一只白手套。“
“那当然如果回顾1980、1990年代，大家都知道，学界也有很多研究和讨论， “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政府主要的功能其实是效忠或者去服务两种不同势力。一股势力是香港本地的大商人、大企业家的利益，另外一个功能是效忠北京的中共统治权力。港府在这两种功能的纠葛之中，很多事情既做不到，也做不好。香港必须依靠那些大商人，才能让香港经济继续繁荣，中国政府标榜的“一国两制”下的繁荣、和平、稳定的形象才可能持续。如果这些人的利益没有被照顾到，他们随时会把资金撤离香港。这种趋势其实已经开始出现。所以在未来五年，如果香港政府想有所作为，就还是要照顾这些人的利益。不这样的话，香港的经济可能会变得更差。北京非常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如果过去香港政府还要调和这两边的利益的话，未来可能就变成北京直接与香港大商人讨论。李家超政府也就成为其中的一个白手套了。“
李家超新政：让不同声音闭嘴，重塑中国认同
法广： 香港政权移交25周年。这25年间，甚至在主权移交之前就已经开始，香港与中国内地人员流动频繁。最近几年随着社会运动，又有大批港人离开香港。随着李家超团队上任，现时的香港社会对中国的管治模式是否会有更大的接受度 ?
侍建宇：“这其实需要一个过程。首先需要让这些人“躺平”，让这些人不讲话，让他么闭嘴，不要发出不同的声音，让这个社会从外表看起来非常和谐。这需要做很多努力。我想，未来五年李家超主要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人们闭嘴。但闭嘴就必须要进行清洗，要在各行各业清洗。这样的例子很多，我自己可能都是例子之一。所谓清洗就是，他们可能把你赶走，把你抓起来，可能是不让你升官，可能给你穿小鞋了，给你各种难堪，总而言之是要让你闭嘴。闭嘴之后，就要塑造你的中国认同，要你觉得北京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认为中共的权威至高无上、不可以侵犯……这种中国认同塑造可能要化更长的时间，五年的时间肯定不够，但这些已经开始进行。“
“这之后才会是（接受）中国管治方式。中国管治方式并不是说中国军队有多强、警察有多强，或者监控能力有多大，真正的最高准则是让所有老百姓都认识到一个价值，那就是中共的权威不可以挑战、不可以侵犯的。什么都可以讨论，什么生意都可以做，可是不要讨论中共执政的正当性，不要讨论中共有什么做错了……这是一种自我审查。最高的境界是让整个社会都懂得如何自我进行政治审查。“
“不过，这需要很长时间，可能要一代、两代人才可能做到这一点。现在（政府）需要做的就是让大家闭嘴，不要讲话。如果顺利的话，我想，未来五年内应该可以做到这一点。“
“接下来是中国认同改造。这一点，他们必须找到香港人来教导香港人，让一批已经亲中的香港人去教导那些还不亲中的香港人怎样“亲中”，至少不要挑战中共。李家超团队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至少有四名官员是从立法会议员中挑选出来的。其中有个人很特别，就是担任民政与青年事务局局长的立法会议员麦美娟。她原来从事劳工运动，是工联会成员。民政与青年事务局就是告诉青年人如何在中共统治下，做一个好青年。关于香港青年问题从2014年雨伞运动开始就在讨论，北京一直认为这是香港特区政府一直没有做好的一件事，所以才会又有2019年的抗争运动——这是北京方面的认知。北京不会再派一名香港的公务员或者从北京派一个港漂来做这项工作（那样会没有说服力），而是让香港的亲中派，让他们告诉港人怎样服从中共领导。所以才会有麦美娟出任这个职务。否则她根本不是公务员出身，也没有处理青年事务的经验，而是从事劳工运动起家的人。同样，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均也是类似情形。“
“不过，这项工作需要长期做，并不是他们一任局长、司长几年内，就可以改变什么。”
法广：但高压维稳并不能化解民生问题，侍建宇先生认为，这种管治方式将面对现实的挑战。李家超政府很快就不得不面对实际问题，比如困扰香港多年的房屋问题，
现实的挑战
侍建宇：“但是，我觉得，他们在让大家闭嘴的同时，开始洗脑或者塑造中国认同的同时，还有很多实际的问题需要面对，而这一点会是这个管治班子的危机。李家超任期五年，可能未来两三年他就会面对一些很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自1997年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房屋问题。中共自己都承认这是香港社会深层次的问题。说是“深层次”意思就是说不好解决。但是，一直不解决，问题就会解决吗？！前任特首林郑月娥曾经主管过房屋事务。2012年她离任发展局局长的时候，如果一个收入不高的人符合条件可以等待公共分配房屋的话，大概平均需要等候三年就可以轮到，可以选择是否接受公共房居住。但到2020年、2022年林郑月娥离任特首的时候，等候公共住房的时间已经需要六年半！说明住房情况已经恶化，变成10年前的两倍。在这种情况之下，2019年发生社会运动、民众对政治不满，理由显而易见。而且并不是只有房屋问题，还有教育、医疗、环境卫生、贫富不均等等。过去的政府没有办法解决好这些问题，情况还在恶化。如果现在的李家超政府只是强调让大家闭嘴，要让大家洗脑，而不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过两年，如果社会气氛稍微有所松散，人们上街的理由或许不是 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普选，而是承诺的房屋在哪里？那时候就会变得非常难看。港府是不是可以透过警察的力量、国安的力量让大家闭嘴？我很难猜测。“
法广：侍建宇先生指出，要解决房屋问题根本是要解决供给需求平衡问题。但地产开发商的开发经费、地产交易等在香港的GDP总值中占有很大比例。如果港府出台的楼市调控措施损及这些地产开发商利益及信心，他们就可能从香港撤资，从而影响香港经济。对于北京来说，倘若香港经济变差，不仅香港丧失其原本功能，而且也给北京提出一个如何出手相救的难题。北京不同意，地产商不高兴，香港政府也做不到。但无所作为，意味着问题只会持续恶化，
香港经济优势不再
侍建宇先生注意到，李家超团队中有一位中国内地出生背景的成员将担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这是否意味着中央政府有意调整香港经济发展模式？
侍建宇：“ 李家超班子里有一个很奇特的人物，叫孙东。是一位港漂。他在中国出生，曾在国外读书，后来来到香港的大学里当教授，现在被邀请、被拔擢，担任李家超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换句话说，将来香港的产业向哪个方向走，跟他有很大程度关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意味着香港要另外发展一套与原来不一样的内容。事实上从90年代末期，从1997年开始，香港的实业——制造业和一些具体的产业，逐渐空洞化，经济重点变成服务业，无论是法律、金融、房地产、甚至港口运输这些物流产业，都属服务业。过去二十几年香港基本上都是在操作服务业工作。这些服务业的客人一方面是香港本地的大商人，另外一方面是中国内地通过香港与海外做生意的那些人。当这些行业的发展目前看来已经走到极致。中国可能想把香港融入到中国南部以广州，以珠江三角洲为区域的产业之中。所以他们这次拔擢了孙东。或许孙东与北京有特别关系，或者北京对他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和了解，认为他可以有创造性的帮助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里走出一条路。”
“但是，香港过去曾有的优势已经不在了。香港的法制很重要，因为这是所有服务业的基础，任何纠纷都要靠司法来解决。但是香港的司法独立在过去两年间，在国安法公布实施之后，基本上已经被摧毁了。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香港警察过去的正面形象在过去几年的社会运动之中，已经完全被摧毁。港版国安法公布之后，人们发现，这是个凌驾于其它法律之上的法律，它的法官都是指认的，是由特定的法官进行审理，而不是轮流制（香港实行的是普通法，不是大陆法。普通法制度下，很多不同地方的法官可以轮调，核心是案例，英国的法官因此也可以来香港任职）。在这样的情况下，法治已经在一定程度被摧毁。社会对法治还有多少信心，很难讲。更不用说服务业因为疫情，因为动态清零政策，开始逐渐移出香港。从这些情况看，未来并不乐观。中国可能有另外一套办法，想重建香港的产业。当具体办法还没有推出来，我们不知道它会变成怎样的情况。”
侍建宇先生认为，港版国安法公布实施是一个分水岭，宣示香港不再是以前的香港，未来的香港本质上就是一座普通的中国城市。但是，除非建立像新疆模式的“再教育营”，否则，想要快速在香港达到洗脑效果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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