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轉載】下周一便是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維園的燭光肯定會風雨不改地點亮。此際正是特區管治班底換屆的春夏之交,時代變革在即,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看來在未來五年、更大可能在未來十年,將會受到一波又一波的衝擊,到底是更加靠向一國,抑或堅持守住兩制的防線?觀乎近日接觸的記者反應,悲觀看法似乎佔大多數。
傳媒之所以稱為社會的第四權,在於發放的資訊經過篩選、核實,報道內容對群眾具有公信力,從而達到監察政府的職能。傳媒一旦淪為政權的喉舌,縱使仍然能夠經營,甚至悶聲發大財,但已難取信於民眾,逐漸受到唾棄,變成對社會可有可無的「建制派媒體」,就算是一門賺錢的生意,公信力早已淪喪。
傳媒風骨 歷歷在目
遙遙回看八九六四,那年頭傳媒風骨錚錚,帶動六百萬香港人(當時人口)聲援學運,香港的記者拚命往北京天安門跑,大有不惜灑汗濺血的豪情。當時,記者是備受社會尊崇的職業,那股熱情感動了許多年輕人立志入行,不少人如今已成為業界的中流砥柱。
上周六翻閱《信報》,看到《文匯報》前副總編輯程翔的訪問,內容免不了談及《文匯報》「痛心疾首」的社評。程翔明確地說,那是另一位副總編輯曾敏之出的點子,社長李子誦和總編輯金堯如支持,再經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拍板;他在訪問中強調:「《文匯報》是有紀律的,社論開天窗這般大事沒可能不經上頭(新華社)拍板,張浚生批准這社論,是一剎那閃現人性。」然而,廣場上血與汗迅速洗刷乾淨,經濟起飛,人性只是曇花一現,黨性壓倒一切。
常聽到資深傳媒人說,左派老文人都是腰板挺直,行事做人追求光明磊落,從不掩飾自己的愛國立場,而李子誦先生一生堅持「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不隱」,贏得左中右業界的尊重。然而,時代在轉,李社長的十六字辦報真言,雖然為「中立報道」下了最有力批著,但是,誠如才子陶傑本月16日在報章專欄所言:「以國際新聞學標準,用這十六字來辦報紙,依然不合格」。
陶傑在文章裏說:「問題出在『有喜報喜,有善必揚』這八個字。政府有什麼『政績』,……若是事實,只須報道。譬如殖民地時代,東區走廊落成,海洋公園揭幕,不必理會是喜訊還是憂聞,報紙三兩百字報道,從不用頭版,更不必用一篇社論拍馬屁。但相反,政府政策出錯,報紙必將鞭伐,換言之,報紙的功能,不必代政府『報喜』與『揚善』,但政府有問題,都必須大幅重點報憂與伐惡」。
為民做事 政府本分
在此強調,筆者認同陶傑所言並無折損李社長之意,皆因傳媒的監察權力,源頭不是來自「中立」,而是來自對當權者的「鞭伐」。管治機關坐擁龐大的公共財產,掌握統治和分配資源的權利,香港政府還奉行高薪養廉政策(近年經常出現高薪養貪——貪薪金,也貪權),薪金福利名列世界前茅,特首薪酬高過美國統總奧巴馬;而香港人出名溫馴易管治,過去的遊行示威從未演變成暴動(未來則難說)。
在這樣有利的管治環境下,幹實事只是公僕應盡的本分,做得好何須放大褒獎?惟回歸以來,政府施政失誤處處,追究問責亦是合理不過,何況政府從來不缺人脈和宣傳渠道,民辦的媒體若仍然甘心為當權者附和唱好,那就是等於放棄第四權。
因此,當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撰文交給傳媒刊登時,如何處理就成為報館的表態時刻。須知道,身為一個地方的候任首長,從他當選那一刻到任期完結為止,都不可能有「個人意見」,也談不上「言論自由」,因為其一言一行都與港人的福祉有關,否則曾蔭權接受富豪朋友「私人款待」,就不會掀起軒然大波了。
梁振英的文章由六份報章同日刊登,分別是《明報》、《晴報》、《新報》、《文匯》、《大公》、《商報》,內容質問立法會議員以拉布阻礙新政府改組,對市民有什麼好處?指市民對新政府有期望,應該讓新政府團隊齊整地在7月1日全體就任。
這篇「未來行政長官」稿件,被當成特稿或來論處,以「無添加」方式直接出街,報章版面成為官方通告的傳聲筒,許多行家均質疑是否妥當,為什麼不是當新聞去報道,然後加上學者議員的評論?關乎行政長官的看法,為什麼不是由政府新聞處公告?只給個別傳媒,抑或所有傳媒都收到?是不是屬於有稿費的「投稿」方式?為何選擇用這種方式發聲?期望喜歡指點傳媒的候任特首辦高人公開回答。
擴大班子 有責查明
行家談論得最多的「公信報」,該報號稱本港中文報章之中公信第一,但特首選舉期間,政界人士公開質疑它是「挺梁派」,縱使報社多次發表社論否認,但仍未能讓外界釋疑,如今又刊登一篇官樣文章,往後將更難「洗底」。
更大的爭議來自「公信報」翌日的社論:〈與其七一前為難梁振英不如七一後監察梁班子〉,調子跟梁營同出一轍,指立法會應先通過新政府改組議案,日後再觀察官員表現;標題上「為難」一詞是負面用語,有責難阻礙者、斥責阻礙無理之意。該篇社論在面書和討論區廣泛流傳,反應滿是痛心和失望,認為跟梁的文章互相呼應,報館內部亦有不同意見。
本欄曾經寫過,社論關乎報社的立場,下筆前必須由高層人員討論和擬定內容,再由特定人選執筆,絕不是個人意見欄目。如今立法會內各黨派尚且對新班子滿是疑竇,除了新增大量職位、涉及逾七千萬元公帑外,當中會否有政治酬庸?人選是否恰當?過去問責制令市民大失信心,政府推出前都大談先讓人選上任,然後再「聽其言、觀其行」,然後呢?
答案是,職位不斷增加,局長不行?就請團隊幫忙,團隊不行?就找顧問,顧問不行?再換……。七一後有沒有新管治班子都好,香港也不會變天,但改組成五司十四局後,肯定易請難送,面對一個不由人民授權的新政府,哪間傳媒充當抬轎者,都是等於斷送第四權的幫兇,何必呢!
痛心,是因為仍心存希望;正如六四的燭光不滅,代表人心不死,傳媒同業,請慎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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