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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7 May 2012

陈子明:中共高层的不谐之音

喜欢效仿毛泽东话语的薄熙来是倒台了，但是借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0周年，中国正掀起一场大红潮，一百名作家搞手抄成为网络谴责的大丑闻。

2012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评论部”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文章写道：“自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已如舟至中流，有了更开阔的行进空间，也面临着‘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挑战。”“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莫不与此有关。”“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面对全新的改革历史方位，当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宽广视野，以无私无畏的责任担当，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所要求的，‘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

3月14日，温家宝在记者会上说：“建国以来……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上述的文章和讲话，代表了中共高层的一种声音，即绝不允许“文革”的悲剧重演，以“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态度，“不失时机”地“继续推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事业”。但是，最近我们也听到了中共高层的另一种声音。

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任仲平的文章《文化“为人民”的历史跨越——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十七届六中全会》。文章说：“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民族危亡背景下的文化思考到改革发展时代的文化繁荣，我们党始终将文化发展摆在重要位置，精心领导，并伴随时代发展不断提出新的战略思想，做出新的决策部署。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起点，70年风雷激荡的历程中，共产党人探索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道路。”“70年前，延安文艺座谈会滋润的雨水，让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抽芽、成长，汇聚成唤醒工农战胜强敌的时代洪流。70年后，十七届六中全会浇灌的甘霖，必将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伸展出造福的树枝，开花、结果，凝聚成13亿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不但摘要介绍了此文，而且还头条配发了相关新闻。连续几天，全国各地的电视节目中尽是唱“红歌”的。

在一片“唱红”声中，最让人恶心的是作家出版社借机推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一书。在“百位文学艺术家”中，既有曾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耄耋老人，如贺敬之、玛拉沁夫、王昆、周巍峙等；也有“文革”后才得以脱颖而出的中年作家，如铁凝、莫言、二月河、唐浩明等。据参与其事的叶兆言、周国平等作家自我揭发，他们是因为“作家出版社寄了一千块现金，要没头没脑抄一段”，才做了这件“丢人”的事。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创造的思想改造的纲领，做完这个讲话，毛泽东就亲自领导了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延安整风，全面清除五四自由民主思想对延安的影响。延安整风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历史学家高华先生不朽之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揭示了这段历史的真实。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1966年7月2日中国报刊全文发表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次年5月23日再次全文发表。《讲话》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纲领之一。在“文革”时期，几乎年年都要纪念。用当时的话来说，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1966年“五一六通知”，构成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一条红线。正是在这条“红线”的指引下，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越来越“左”，一步步走向极权专制，走向物质匮乏与精神猥琐。中国人在受尽十年“文革”之苦后，毅然决然地告别“红线”，解放思想，开启“改革开放事业”。如果从1942到2012的70年可以构成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那么1978年还有什么历史地位？还有什么必要为“改革开放事业”而“奋斗”？

喜欢效仿毛泽东话语的薄熙来是倒台了，但是中共高层还有不少薄熙来式的“小毛泽东”。他们还在留恋文革符号、文革话语、文革路线。如果对于薄熙来的清算仅仅停留在“刑事犯罪”上，那么，“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作者简介：陈子明，1952年生人，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曾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周报》总经理。多次因参与民主运动系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