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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9 May 2012

本嘉明:文革和八九(1-5)

先说句题外话。

葡萄，你真的不适合做宣传。

“WG就是好”这么个题材，其实还蛮不错的，你勤勤恳恳专心做了几年，就好比一个庄家只围着一个股票，忙忙碌碌了几年，但股价增长仍不如预期，有点做僵了。怎么回事呢？

首先是你太固执。做宣传，跟在国内的外资企业当销售总监，或者追一个校花MM，是一回事，你要观察客户的需求，柔软自己的身段。大家议论你的文风，好几年了，你考虑改进过吗？

其次，是你的粉丝只会追捧，让你骄傲了，固步自封了。宣传，就是思想上的短兵相接，你的格斗技巧不行。

书归正传。你既然点了菜，认为WG和八九完全无关，小本我又胡说八道，不能自圆其说了，那么今天其他就不谈，单说这一话题。当然，要说八九，比我有资格的前辈多的是，不过我身临其境，跟你说说也是勉强将就的。

（一）

不错，89中，学生是被当枪使了。

我把这个“当枪使”，切割成三部分：

1）给海外势力当枪使。这个，大约占20%。这些海外势力，是美国日本台湾香港官方半官方的很多组织，在整个事件中出人力（出谋划策）财力物力，背后操纵这场中国首次的颜色革命。

2）给“当局里的开明派”当枪使，这占10%。所谓当局，就是党的当权派，所对应的“人民”，就是除了国家暴力机关（军队，情报）以外社会各界大多数国民，包括大多数普通党员。

3）给“人民”当枪使，这占70%。

事后批判“风波”时，刻意强调了前两点，回避了第三点。

至于风波的起因，官方现在允许的，人畜无害的正统观点，是胡逝世+闯物价关失败+官倒。但这三件事，没有对人民基本生活构成致命的冲击，当时生活水准仍在逐年提高，没有过不下去，比起三年自然灾害，算是好的。为什么问题就恶化了？

学生们打出的口号，初期是博人民的同情，是“拥护党，反官倒”，后来层层加码，直到逼宫，要结束老人政Z。这每次推出加码口号，都是小心翼翼试探社会各界的反应，人民接受了，就铺开。这等于是炒股做庄，股价每突破一次，就盘实，然后再上，温水煮青蛙。当局的保守派对此极为警惕，一直在多方阻击，但学生的口号越来越激进，对当局的开价越来越高，阻挡不住。这其中，尤其是中后期，关键因素，就是全国人民对学生暗暗地同情和支持，以及北京城乡人民公开地同情和支持。敌对势力的人财物支援，只是启动了萌芽，后来就自行发展了。

那么我的问题就很简单：物价改革，只不过使北京的老爷儿们晚上在大杂院支桌喝酒的时候，不能削三根黄瓜了，只能削两根了。就这，就能让大家拍案而起，提着脑袋去堵军车进城？

WG前，党的威信犹存；WG一开，老二老三屡屡打倒，不得好死，民怨沸腾，党的威信，虽然不是皇帝的新衣，也已经捉襟见肘了。89一起，当局迅速丧失议价空间，就是因为民众对党疏离，对学生亲近。学生，是人民的“枪”，人民的代言人，人民的子弟，当时北京社会各界同学生（包括大批外地来京学生）的关系，只能用“鱼水之情”来形容。军队开枪进城时，唱着国际歌，去用石块阻挡军队的，主要是北京市民，其次是学生。

没有WG，人民不会那么明显地站队，那么大比数地倒过去，直至默认“最最反动”的政治要求出笼；没有WG，当局还有多种筹码，89不一定那么急转直下地发展。可以说，人们很讨厌WG那种运动，其实每个国家都会有问题，有了问题用什么方式寻求解决，这也是很大个事，慢一点迟钝点低烈度的方法，最终也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当年的人民几乎是抛弃党，就因为党有这个天生基因，有这个冲动，说不定啥时候又运动了，所以人民想CHANGE。当时只要广大群众站出来说：“学生娃娃，你们这个口号就不对了，反党那就过头了。”事情或许可以遏制，缓慢降温。

比较讽刺的是，邓公是反WG的受益人，但开枪，首先保了当局，其次保了WG。如果变天，WG就变成德国的纳粹运动，台湾的二二八。不但修史建馆，刨根问底，而且言论钳制。新左派们这几年说的话，很可能100%是敏感瓷，1%就够判刑。

89的一个极大后续发展，是苏东波。因为89开枪，导致苏东的社会主义政权们无法开枪，无力开枪，被历史的狂潮冲决。这一块，我将来再给大家八卦。

（二）

葡萄，我直言不讳一点，你不要生气。

一，爆内幕是好事，但你的功利性比较强。

说简单点，就是你欺负我们读者（这样说，好记一点，没别的意思）。好比说有两个内幕消息，是互相克制，互相平衡的，感觉上你只报了其中一个，藏起了另一个（或者别人只泄露给你一个）。比如前一段，力挺B公，仿佛重Q那个位置多么重要，上峰力求B公去干，谁看不到这一点，那是要被“晃点”的，诸如此类吧。

我们大家当然很喜欢看内幕，但大家的时间无偿贡献出来，追着你看，就是一个消费者，希望看到保证质量的内幕，而不是被一味地片面误导。如果那样，还不如没有你这内幕，我们转而去看社会上流传的“遥言”，倒比较全面，说啥的都有。

所谓平衡报道的原则是：你自律，觉得可以平衡了，就公开报道；如果平衡被破坏，就宁可不报道。如果相生相克的两个内幕，你都知道了，但只允许你爆一个，你应该有主见，不爆。

二，爆完内幕，不应该加太多的点评

因为有些点评，比如“卷轴”什么的，我们不容易理解，觉得太飘渺了，连带影响到内幕和你原创思想的可信度。

三，不要太迷信“古罗马”

这等于说，今天的湖南省建设不好，回去看看楚襄王是怎么搞的，这怎么管用呢？

美国自称“新罗马”，但人家骨子里是立足现实独创的，只不过表面上附庸风雅，就好比曾国藩在死人堆里功成名就后，自称是曾子后裔。

四，我不是说你了解的那30年几个当权家族的恩怨不重要，但在历史的大潮前，任何家族都是渺小的，齐奥赛斯库，通吃东西方，一夜间说垮就垮了。侯门深如海，你站在侯门里，重重屋檐遮了你的望眼啊。

****

葡萄，你是左派里难得的大才，是有机会建功立业的，在少数几个方面强化一下，说不定就真的举重若轻了。其实你的思想里有很多闪光点，你一直坚持的这套理论（片面地说，“WG至上”论吧，还是为了好记哈，勿怪），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最近这段时间，我感觉你越弄越糟了，反而要把好东西也赔掉了。我支持左右共生，这个关头，希望你能站出来挑大梁，不要再原地踏步了。

你就把我当少林寺的十八铜人阵好了，我陪你练。

你如果认为我说的不对，就一笑而过吧，海涵海涵。

—–

（一）

1987年的学潮，迫使邓公出手，解除了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并启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但邓公当时手里没有什么嫡系可以接替胡，唯一够资历的人选就是赵。赵时任总理，正在“勇闯物价关”的关头，逼不得已放下国务院，去任总书记，总理由李接替。

赵
在知识界的威信并不高，但他同时也不是喜欢折腾知识分子的人，因此“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也就走了走过场。赵还找机会建言邓公，把“左王”胡乔木痛打了
一下，算是为中央里的胡派找回一场。不过赵虽然还“兼管经济”，毕竟隔了一手，李姚（依林）在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指导下，开始找机会下保收棋。

1988
年的“勇闯物价关”，引起居民抢购和银行挤提，沿海城市的物价上涨达30%之高；同时官倒日益猖獗，佼佼者就是残疾人基金会的康华公司。经济改革被迫急刹
车，李鹏出台“治理整顿”，言明全国要准备过两三年紧日子。（比较有意思的是，如今中央部委有老人把四大总理排了排，论实绩居然与任期顺序一致，就是赵最
好（开创了很多新架构，大进大出的外向型模式）；李就排第二，因为李为人谨慎，做事不拖拉，善于收缩保守，而且能够容人。）

在这个大环境
下，知识界酝酿着很大的不满。第一，胡任总书记时，对知识界很好，力求给大家“宽松，宽容”的政治环境，现在胡下台，立刻不同了。第二，西方的思潮已经大
规模进入大学校园。第三，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太差，社会地位太低。由于在胡主政时代，知识界已经自发串联起一些小圈子，所以以这些圈子为基础，在1989
年初，开始出现一次“上书潮”。

首先是1989年1月6日，方（励Z）上书邓公，希望大赦政治犯，并明确提到大赦魏（京S）。

2月，诗人北岛和陈军，发起联名信，内容同方信大同小异，联署者33人。

3月6日，是中科院许良英/施雅风发起，42名科学界人士联署。

第四封，社科院苏炜发起。

这四次上书，基本都发生在89年3月之前，两会期间，期望能由人大批准特赦。

从这四封信看，新中国建立，反右以来，知识界表现出了空前绝后的独立和主体意识。到今天，几乎仍可以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天鹅之歌”。

其中我个人以为比较重要，而又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工科男们的第三封信。

（二）

许良英先生的事迹，大家很容易搜到，他是王淦昌的学生，大科学家，而且至今健在，还开有微博。

在这封信里，工科男们以一贯的谨慎态度，没有如其他几封信那么张扬地指名道姓，而是要求释放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的所有政治犯，并废除“因言获罪”。在政治体制改方面，则提出由人民监督ZF，杜绝腐败；确保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另外，还专门提到要增加教育和科研经费。

这封信的份量重，一是联署人中不乏重量级学术带头人，包括有两弹元勋钱昌照和王淦昌。二是切中时弊，解决方案也相对合理可操作。而这批人士在风波后，没有一人去坐牢。

没
有经历过1989年的人士，无法理解当时的宽松气氛。由于胡总书记致力于搞活思想，而赵又维持现状，所以当时思想界比起今天，那活跃得不止高两个数量级，
政改，多党制，修宪，都是随处可谈的热门话题。甚至保守派在前台的代表李总理，也只是表态：“民主化的进程不可以走得太急，或者走过头。”

但
相比起来，89已经比88年要差多了。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88年3月25日—4月13日）颇为民主活跃；而到了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89年3月20
日—4月4日），高层矛盾已经趋于尖锐，气氛相当严峻，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严厉批评自1987年以来的经济改革的失误，暗示赵的失职。人代会上开始谣
传赵将于89年夏天下台，由姚依林接任总书记。

如果在这个时候，中央借着许良英上书的台阶，做一些铺垫，那么后来的情况，可能大为改观，至少89年不一定有事。

但人算不如天算，谁也没想到胡会在这个危机四伏的节骨眼儿上去世。

二，发丧

其实自WG后复出以来，邓公在中央的位置，一直没有太舒服过。他的性格，是下定了决心，就一定要水滴石穿，把隧道打穿，见到天日，这就是改革不回头。但他受到两大挚肘，一是“八老”之中，支持陈云的保守路线的多，中立摇摆的多；二是老邓手里无人，始终是少数派——不是没有支持改革的人才，而是熬出高资历的高级干部太少。毕竟30年来，党一直是培养左派的机器。

在事实上，在经济改革的攻坚不遂阶段，僵持阶段，适当的保守路线，还很可能是对的。但这涉及到政治上的得失，所以当经济改革这台车陷在坑里的时候，邓的第一反应，通常就是加大油门，硬冲，谁不改革谁下台。因为死硬的左派老头子们都还健在，你这“少数派”一退，后果不堪设想。1988年的物价闯关，是邓拍板，赵执行。到89年的人大开会，李鹏代表保守派发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强调经济政策上的失误和困难，绝口不再提政改。囿于形势，这样的报告邓办也肯签发，那么谣传赵要作为替罪羊交出总书记宝座给保守派，也是有根有据的。

邓，胡，赵这三人，邓赵气质相近，都是彻底的实用主义者，胡则有鲜明的士大夫浪漫气质。胡绝对是个好心人，但他有中国士大夫的两大特色：轻佻，和孤愤。

所谓实事求是，有两种，一种是下到车间地头，站那里看看，这是“实事求是”，总比高高在上要好。第二种是自己挽袖子干一阵（不是一天两天，浅尝辄止）。但党和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怎么有空干这个下人的活，所以一旦身居高位，能够做到第一种，已经谢天谢地。想要有工业化大生产的实际体验，必须是年轻身微时，比如彼得大帝，跑到德国学排字，跑到荷兰学造船。耀邦的实事求是，始终是第一种，他一高兴起来，手舞足蹈，信口开河，不要说赵总理老是跟着擦屁股，就连邓老总都吃不消（见“陆铿采访耀邦”事件）。这跟当年东林党骂魏宗贤，骂完自己又干不了事，是异曲同工，就是一种士大夫袖手空谈的轻佻。（当然小本我自己也很过头，特自动掌嘴50）

而孤愤，就是一种儒家的原教旨主义：老子真理在手，你们怎么能不听呢？实用主义者是跟着现实走的：现实要我是龙，我就是龙；现实要我是虫，我就是虫；现实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爷。

耀邦下台后，很忧郁，也可以说是一种气愤，认真检点一下自己错误的痕迹比较少——哪怕是管一个小公司，也不能当滥好人，耀邦的执政确实有可改善处。其实时间在他这一边，徐图之，大事或许可谐，但他就是想不开，下台没几天，心脏病发；没两年，因为不听医生护士的，自己折腾了一下，突然病故。这跟老赵下来后还能活这么久，这种自我调节能力的差别，高下立见。

在89年初，已经是巨鹿大战前夕的样子，两边排兵布阵，战云密布，只是在等一个时机。两会期间，知识界上书要求当局退让，标杆就是放魏。魏案是邓公一手办的，当然不退；那么拣几个不重要的，大赦一下？这涉及到TG对知识界的一贯态度。TG之土，就土在对“在野士大夫”一眼看穿，用党内切口说，就是不能让他们“翘尾巴”。你放一个，他们就翘，然后得寸进尺，没完了。所以当局派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出来宣布，不考虑任何大赦——无非你放马过来。

和谈破裂，知识界拟定的总攻时间，是五-四纪念日。

4月15日，耀邦突然病故，总攻提前。首先，是各高校和知识分子扎堆的单位自发组织悼念；其次是要求给胡平反，丧葬规格回到总书记地位。

逝世当天发的讣告，居然没有把耀邦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标准称谓。而且只有“治丧办公室”，不是“治丧委员会”。中国人要的，就是这些虚名，胡夫人要求赵总书记赶紧改过来。

胡在位的时候，赵只要远远一看到他在那儿对一群人务虚，头立刻就大——每次都是耀邦乱拍板空许诺，赵跟着再做恶人。但现在人已经过世，一条船上的，难免胡死赵悲，所以一口答应反映上去。

中国当时的资源有限，胡的好心肠，集中于知识界和官僚集团，无形中等于占了其他阶层的便宜，赵要招呼全局，心里有数。但知识界的声音，完全被“在野士大夫”们把持，胡必然就是唯一的好人。在中央的闭门会议中，对于胡的丧葬细节和正式悼词，争辩激烈，但当时外界无从得知。对于胡的后事安排上的任何松动，对手会有翘尾巴的风险，这是保守派一再强调的。这只是前哨战，但对方重兵紧跟在后，前哨战也不能退，要打出个气势来。关键是双方都有非战不可的各种准备，当局不退，就触发知识界的悲情，觉得这么小的要求都不能考虑，人死为大，太绝情。当局退了，知识界可以欢欣鼓舞，再接再厉。

4月18日，北大同学们率先向当局提出7点要求：

1）重新评价胡的功过。

2）否定“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运动。

3）要求新闻自由。

4）增加教育经费。

5）公布部长级以上官员及家属的财产。

6）取消北京市政府限制散步的十条规定。

7）如实报道悼念活动。

当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国家包学杂费，包分配，毕业就是干部编制，穷山村的孩子只要考上，就是跳了龙门了。国家重点院校按人头划拨经费，人均一年的国家投资大约在1500到2000元。增加了教育经费，教职员和学生都能得到改善。这个“七条”，是全国知识界普遍的想法，把悼念活动同一些“与悼念无关的活动”捆绑在了一起，当局要肯接受，那就怪了。

当局的想法，就是把后事赶紧办完，不出大纰漏，再说。知识界的想法，就是趁着大家悲痛，人也聚起来了，开始动，出点无关的纰漏才好。

于是，双方的车马炮都动了，就带出一个“4月20日凌晨冲击新华门”事件。

三，新华门和追悼会

冲击新华门事件，非常关键。这个事件，是促使邓公给事件定性，并把定性讲话转化为“四-二六社论”的临门一脚。

在89年6月9日，风波事后，邓公《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毫不含糊地说：“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都决定了一定要出现这样的事情，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怎么样做工作，也还要来的。（只是）迟早问题，大小问题。一看就明白是件什么事，毫不含糊，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

4月19日凌晨，数千名原来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的学生突然转向新华门，要求把花圈和请愿信（即“七点要求”）送入中南海，两次都被武警阻挡，人群喊出挑衅性的口号：“李鹏，出来！”。当时新华门前只有100余名公安和武警，单靠人力阻拦数千人，人群一旦发力前冲，根本无法阻挡，因此局势非常危险。到凌晨4：20，约2000名公安武警赶来，把人群劝散，没有动武。

19日深夜，又有约2万人来到新华门前。这次当局有所准备，用上千警力封锁长安街，同时用广播车呼吁人群在20分钟内离去。凌晨2：30，武警冲入人群，用警棍，铜头皮带驱散学生，百余学生受伤。一名女生愤怒之下，喊出：“打倒共X党！”

当时武警动手不算很重，仍有数百学生冒打在新华门外静坐，另数千人则在新华门以东一公里处静坐。两批静坐人群之间，隔着数以百计的武警。

凌晨4：50，西边出现大量警察，急冲而来；而东面则故意放开一个缺口，大多数学生见势从东面离开，少数坚持不走的和行动稍慢的，则被西面来的警察追上用警棍殴打，但没有再用皮带，因此可以判断是本地警察。这就是“四-二零”事件。

“四-二零”事件使整个局势不可能再转圜。当局一面指责出现了反党口号等动向，一面立刻展开布置。由于4月22日上午10：00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官方追悼会，为防止出事，自4月21日起，至少调派了2万军人，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及大会堂西侧的一个巨大坑塘里通宵待命。而学生也对“四-二零”流血事件悲愤不已。

4月21日晚，有谣传说广场会清场，以阻止学生在广场上等待22日的追悼会，入夜后，群众汹涌而来，也分不清是学生还是市民了。22日凌晨，北京各高校的队伍陆续来到，绕广场游行后各自划地静坐，秩序极好。由于又谣传6点会清场，学生们向大会堂里的“治丧办公室”提三点要求：

1）绝对保证参加悼念活动的同学的安全。

2）进大会堂瞻仰遗容。

3）公布“四-二零”事件真相，向受伤学生道歉。

治丧办公室一概拒绝，但答应学生可以留在大会堂东门外广场，收听实况广播。追悼会由杨尚昆主持，由于紧张，把“奏国歌”说成了“奏国际歌”。赵致悼词，这个悼词在党内反复拉锯，数易其稿，虽然加了几个“伟大的”，但没有提到辞职，等于盖棺而不论定。

实况转播下，广场上的人们大失所望，“打倒官倒”“李鹏对话”等口号此起彼落，三名学生代表在大会堂台阶上跪举请愿信，人们转而要求李鹏出来对话。一些高校的方阵开始向大会堂台阶靠拢，大会堂地下室里立刻涌出无数武警，在台阶上层层排列，向下推进，压制人群。李则在追悼会结束后，立刻经地下通道离开大会堂。当时应邀参加追悼会的部分人士经东门离开，一出来就面对下跪的学生和人群，口号。一些人立刻也跪了下来，拥抱学生。《新观察》主编戈扬，73岁的老太太，气得大骂门口的警卫：“你们怎能这样对待学生？！”

骂警卫也没用，三个代表跪了半个小时后，获准进入大会堂送花圈和请愿信。

四：4-27

89年4月27日，是中国人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

（一）

表面看，追悼会结束，当局可以缓一口气，其实不然。胡平反不平反？87学潮平反不平反？4-20事件要真相，要赔偿怎么办？5-4纪念日再散步？这些都是后手棋，随时可以发动。不把学生的主体力量击溃，这事没得完。

当时的五大常委，是赵，李，乔石，姚依林，胡启立。据说邓公在家召集长老和北京市委（李锡M，陈希T）开会，北京市委提供了有立场偏向的报告，渲染学生们成立非法组织，上串下联，搞wg那一套。邓公表了态，定性为“动乱”，李连夜组织干部大会传达，随后以邓的讲话记录为主体，制作了人民日报4-26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一种说法，是邓公对这样把自己架上火炉极为恼火，随后再召集开会时当着众人指斥了李。而我个人感觉，即便邓公一怒，很快也就过去了。因为一，以邓的性格，处事极其明快，一旦认定了，总是要说的，怕什么？二，这篇社论，在邓的高度，是讲给美国佬听的，龟儿子就放马过来好了。三，当时的局面，是两个汉子掰腕子，各自还没有使出全力，前哨战不胜不败，战役怎么会结束？不如搦战一下，看对方怒气冲天，全力以赴之下，还有多少威力。

这个社论，在北京市委的觉悟高度，只能理解为是可以用强的尚方宝剑，而同学们当然也同样看待。于是校园之内，一片悲愤：明明是为国家好，怎么就是反革命了呢？！

各校领导，都是建国头30年各项运动的老运动员，一看这个措词，个个吓得魂灵出窍，撒不出尿。就是刚刚“非法成立”的学生自治会的头儿们，大多是大三大四的学生娃，这时也束手无策，至少是大多数领头人赞成，先不要安排游行。当局说了狠话了，一旦真抓人打人，同学们有了伤亡，怎么能担待得起？高压之下，清华的学生自治会宣布解散，退出“北高联”，也明确不参加游行。

这时候推动历史的，恰恰是基层的普通大学生。大家的第一反应，是愤怒；第二反应，是害怕。但怕过以后，是更大的，无法遏止的愤怒。同学们一群一群，互相祝福握手，明天去游行！

所有人都豁出去了，男生写遗书，女生就是哭。再胆小的，也说：要死就死一块儿！

校领导吓坏了，老师们也很担心。人民大学26名资深老师自发联署，恳求学生27日不要出校门——大家知道那时候的老师在同学心目中是什么地位吗？虽然清贫，那就是父母啊。

政法大学的校长江平，是动乱中有名的“坏份子”，他的学生去游行，他居然援引刑法说：“去天安门广场，那是可以的。冲新华门，就违法了。”，他给同学们捎话，只要不去游行，他这个有条假腿的胖老头儿可以跪在校门口。

清华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知到人：如果明天去游行，后果自负。

北京师范大学宣布，明天考试，学校关闭大门。

谣言满天，大家的心情忽起忽落，没有一刻消停。

所有的学校都不断广播，所有的老师被派到宿舍区去劝告。结果是年轻老师就参加进去了，中年以上的掏光身上的钱，红着眼睛出来。

27日一早，艳阳当空，北大首先出动。打头第一面横幅，是：“人生自古谁无死！”

北高联成员学校40余所，当天共出动15万学生教师。沿途夹道欢迎和参加游行的市民有百万之众。有超过10万的市民主动走在学生前面，为学生队伍“开道”。

（二）

北京市委领得尚方宝剑，立刻召开万人干部大会，同时下发通告，“为了维护社会安全和正常的交通秩序，严禁聚集街头，演讲，募捐，散发传单，违者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27日一早，北京市区各主要路口，各高校大门口必经之路，都有重兵把守。根据中央“要克制”的指示，大批武警官兵手挽手组成人墙，阻塞街口。大量市民在道旁围观，也有青年市民主动走在学生队伍前面，去冲撞武警人墙，一旦武警回以老拳，围观群众和学生立刻大叫“警察打人！”“反对暴力！”

而警察人墙一旦被冲开，则立刻放弃阻拦，任由队伍通过。市区各处的警察防线陆续被冲垮后，各路队伍会合，通过天安门广场前。由于广场被封闭，为避免同驻广场警察冲突，学生没有冲进广场，而是毫不停留，绕城一匝。整个游行，由早上8：00到次日凌晨1：00。整个过程中，学生高度自律，没有喊任何“打倒XX”的口号，而代之以“拥护共产党”的标语。

当局也确实是极度克制，当晚7：00，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新闻联播中肯定了学生提出的对话要求，欢迎对话，但希望同学们复课。学生表现了最大程度的愤怒，仍然没有打砸抢的现象，当局对这个“压力测试”多少还是可接受的。

学生们在路过广场时，守卫广场的武警奉命坐下，以示善意。结果队伍通过时，同学们齐呼“感谢警察”，搞得小兵蛋子们很不好意思，你总不能回答：“同学们辛苦了！”

（三）

4-27游行，是在一种赴死的悲壮心情下，由基层自发催动的游行，每个公民“后果自负”的游行，是整个89年里唯一的一次“特别游行”。而且游行得到了北京绝大多数市民公开的同情和支持，这在学生们也是出乎意料的。在这次游行后，北京人民和学生们水乳交融，整个北京城，变成了一个青年。

但这次游行，也暴露了严重的隐患。一个是学生们的狂热，即便是威信最高的学生领袖也已经无法控制。第二是北京市民中的混混，借此发泄对公检法的仇视，开始玷污学运的纯洁性，不过这一点很快被学联所克服。

总的讲，这次游行所体现出的热忱，感染了全北京，就连观察游行的外国青年外交官，都深为振奋，觉得他妈的俺们家怎么就不来一哈子？

四二六社论

　　4月26日

　　《社论》在昨晚广播之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各级领导和党团员振作起来了。北京市委下午开了万人大会，江泽民在上海上午就开了会。北京市街头和电线杆上的小字报已一扫而空。

　　胡启立和曾建徽来，送审一个电视新闻，是通过一个座谈会澄清我为什么没有接见学生的问题。新闻片软弱无力，我没有同意发表。

　　江泽民同志下令对经济导报进行停刊整顿，钦本立停职。

五：外一篇

这里先叉开一笔，讲一讲苏东波，也解释一下八平方后，东欧国家怎么都“不能”开枪了。

苏东波的起源，是波兰；高潮，是柏林墙倒塌；结尾，是苏共解散。

波兰的团结工会，成立于1980年8月。由于波兰是天主教大国，在当年的教皇，波兰人保罗二世的大力支持下，团结工会的会员数将近1000万。几经拉锯，执政的“统一工人党”终于同意，于1989年陆月斯日，举行半自由的大选。当年5，6月，中国风波。欧洲是小国林立的国家，一个国家能收听邻国的电台，收看邻国的电视，不稀奇。而且早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实打实搞“公开化”，新闻媒体都自立了，西方的媒体就更不用提了，所以对波兰人也一样，新闻是无法封锁的。中国的事震撼全球，直接影响到波兰人的投票，结果团结工会大胜，8月底执政，飞快地把国家改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接着是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

捷克那帮鸟人就不谈了，二战前夕，不放一枪投降德国；而波兰英勇抵抗，流尽最后一滴血才被德苏瓜分，到了战后，捷克居然很沾沾自喜地算帐，觉得投降得真划算。所以如今又要变天，毫不犹豫就韬了。

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是仅有的几个为中国的八平方辩护的外国领袖。罗马尼亚的国情较为特别，早在二战期间就拥有苏联以外欧洲唯一的油田，可以卖石油赚取外汇，所以战后受苏联控制较少，可以走一条较独立的外交道路，在中，苏，西方这几大块之间左右逢源。就像当年的中国人民都熟知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一样，罗马尼亚人也比较关心中国。89这个事一出，罗马尼亚民间的震撼非常大。

齐奥赛斯库自1965年开始独裁，全国不过2000多万人口，这24年里有近200万是思想异见人士，不是投入监狱就是受到监控。80年代后期油价暴跌后，罗马尼亚的农产品供应不足，人民怨声载道。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有个地方叫“基米绍尔”，警民冲突，秘密警察开枪杀人，全国各地趁机大规模游行，并谣传“基米绍尔杀人近万”。

21日，首都布加勒斯特共产党总部前广场举行大集会，近10万人被动员来参加，齐奥赛斯库在阳台上讲话，谴责基米绍尔动乱。此时有人在后排点燃爆竹，同时有事先准备好的电喇叭在人群中声称保安部队正在向人群射击，现场大乱，在大学生和市民等人的配合引导下，当场转变为反齐奥赛斯库的示威。守备党部大楼的保安部队立刻开枪，造成伤亡。由于电视直播，全国乃至欧洲邻国都看到了现场画面。全国暴动迫在眉睫。

齐奥赛斯库立刻召来国防部长米列亚，要求军队出动平暴，米列亚坚持“人民的军队为人民”，执意不从。当晚，米列亚死亡，事后高度怀疑“被自杀”，但至今没有定论。

次日清晨找到尸体后，军方立刻反水。22日，齐奥赛斯库宣布戒严，军队则针锋相对，出动占领各地党政要地，同忠于齐奥赛斯库的保安部队激烈交火。人民完全占在军队一边，送水送饭支前。当天，军队即包围总统府。23日，齐奥赛斯库夫妇被俘。一种说法是，在安排正常的民事法庭审判过程中，忠于齐奥赛斯库的秘密警察部队试图劫法庭，于是将军们一不做二不休，改为军事法庭审判，审完即于25日就地枪决。第二种说法是抓到即杀，没有任何审判过场。

罗马尼亚是苏东变天中，唯一流血的革命，共死了千把人。受此强大榜样的震慑，此后其他政权，全都不放一枪就乖乖交权。

这个罗马尼亚革命过程，充满了神秘和“偶然”，在2006年，德国电视台制作播出一部纪录片，揭发这是美国为首，苏联坐视的“斩首谍报战”杰作。

日前，德国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由布兰德什塔黛导演的纪录片，首次披露是美国中情局（CIA）策划了罗马尼亚政变，精心导演了推翻齐奥塞斯库的进程。

　　导演采访了参与推翻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当事人，包括当年的各国总统、总理、政府部长、情报局长，以及直接策划这一事件的美国情报委员会主席哈奇逊。据他们披露，齐奥塞斯库之所以被推翻，完全是在美国中情局直接插手下的一次西方情报部门大合作。直接领导行动的是中情局驻东欧情报站站长博尔登。

　　当时，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发生了政权动荡，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却对此无动于衷，甚至加强了全面控制。中情局由此认为，必须像拿掉毒瘤一样铲掉齐奥塞斯库。他们物色了一位能接替齐奥塞斯库的人，就是戈尔巴乔夫当年的大学同学伊利埃斯库。影片披露，美国人为此还偷偷征询过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据博尔登本人在片中证实，是美国政府亲自批准了“铲除喀尔巴阡山天才的行动计划”。

据行动计划参与者们披露，铲除齐奥塞斯库政权的行动计划分为三阶段：

首先，恶意诽谤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国家政权，破坏他的形象。参与这一阶段行动的有几十名情报人员，他们不断向各国媒体传播小道消息，揭露“齐奥塞斯库政权的腐败和邪恶”，描绘该政权的“丑恶嘴脸”和“累累罪行”。

　　第二个阶段是宣传炒作能接替“独裁者”的最佳人选，不断渲染和描绘齐奥塞斯库对立面的良好形象和政策主张，即有比齐奥塞斯库更适合担任罗马尼亚领导人、能成为罗马尼亚人民救星式人物。

　　第三个阶段是计划的全面铺开，当时选择的主题是通过媒体拼命歪曲发生在罗马尼亚基米绍尔的所谓“镇-压血腥惨案”。据当时西方媒体说，当地民众与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发生冲突，政权滥杀无辜，百姓死伤无数。在他们播放的电视片中，反复出现无辜平民“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镜头。据布兰德什塔黛了解，镜头中出现的尸体，大都是从停尸房里收集来的，根本不是在所谓“冲突”中死亡的无辜平民。

　　恰恰是基米绍尔边境地区的“血腥事件”，成了推翻齐奥塞斯库的导火索。自此之后，罗马尼亚全国开始了向齐奥塞斯库政权“讨还血债”的民主浪潮，最终迫使齐奥塞斯库夫妇仓皇出逃，丧命荒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