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民最差的，並不是秦始皇或是尼祿式「舉措暴眾」的殘暴統治。相反，造成大災難的總是明君之下的「善治」。「善治」的可惡，在於明君創造的一時太平，足以麻木幾代人的心志。物質條件的改善，使得這個城市在政治上獨裁堪比法國大革命前的波旁皇朝，也可以自比文明之都，馬跑舞跳，不知人間何世。
既然生活在英國人的手下尚算安穩，做臣民的，又何需吃力不討好的主動爭取政治權力？但到英國人走了，港人才驚覺市民無權，而政府大權，實際是前者任由魚肉，非常危險。建華之亂，已將篤信乖乖就有糖的「香港式保守主義」的中產們搞得人仰馬翻。負資產、失業、破產、跳樓、燒炭，是那個時代的記號，也是歷史給予的教訓。但是經過港英在六七暴動後的「善治」，港人已經被馴化得無可救藥。在建華之亂後，港人實際上是怕得要死的。因為政府一個政策的改變，就可以奪走他們半生營役的成果。他們知道政府的權那麼大，牽一髮而動全身，乃極危險，卻不知道要如何變、從何變起。
梁啟超說：「治人者有權，治於人者無權。」[1]市民須有權，才能對暴政惡策說不。而體現權力的是「治」。你不治人，就是別人治你。從來權力只有兩個位置，不是從屬就是主宰。在一間黑房中，你不是S就是M。曾蔭權涉嫌貪污瀆職，有此機會，立法會在情在理，都是要插手調查的。這不只是對真相的追究，也是為了讓庶民奪政府的權，讓人民「治」長官：現在你要向庶民交代一切。
一半民選的議會要徹查行政官僚之首，具有強烈的下剋上的政治意義。事情與五區總辭一樣，與泛民式的小罵大幫忙是兩個層次的事，這是北京不願意看到的。連霍震霆之流都受命出動拖時間、親共議員紛紛收到電話。著重意識形態和政治象徵意義的中共這麼緊張，是有原因的。
然而我們這個幸福的社會裡的人，被養肥了，心思遲頓了，就不懂這個道理。由於一時的善政和多年的愚民教育，我們整個社會對政治的理解是還在幼稚園階段的。好像一些藝術家談政治的時候，總是笑料百出。藝術家有一種純真的邪惡。他們營建了自己一個小舞台，能夠在上面渾然忘世。他們每天看的、想的，都是美麗的東西。他們的心靈是如此美好而單純，使他們不願意面對世界的醜惡。即使魔鬼在他們面前出現了，他們都能用藝術的眼光發挖魔鬼的美感。文化人林奕華對於曾蔭權涉嫌收受利益，被輿論猛烈批評，看法也是十足的奇趣：
「曾是典型[香港人]性格, 罵他貪威識食有便宜貪jetso愈狠,愈似[香港人]把自恨投射在他身上, 不見自省.」[2]
這麼說，彷彿香港人必須要立志修身，成了道德聖人，才能批評位高權重的曾蔭權一般。本地一些鄉愿的天主教徒，也不知怎的學了左翼文化人的口氣。對著曾蔭權，也好談包容、講寬恕：「沒有犯過錯的人（才）可向曾蔭權投擲石頭，社會人士應首先反省自己是否不曾做錯事，否則應該像寬恕自己的過失一樣，包容他人。」[3]跟林奕華的說法真是同一個鼻孔出的氣。
一般香港仔，凡夫俗子，不像林奕華般有條件講道德、談品味。他們貪威識食，是人之常情。禮不下庶人，是因為小人物要做壞事，其人微言輕、能力有限，總壞不到哪裡去，對旁人的影響也很有限。但是特首要做壞事，損害的是全港民眾的切身利益。民眾罵得再兇，都不過是示範了何謂現代社會的政治倫理。
然而藝術家總是浪漫的，他們總能看到事情離題萬丈的另一面。明明問題是曾蔭權有否貪污，卻可以談到香港人的道德問題。另一位攝影師吳卓明則更加離奇有趣，對這件事他的看法是：
「究竟什麼事情讓一個滿腔熱血雄的大好青年──曾蔭權先生的志氣磨滅呢？我個人深信，其中一個原因是曾蔭權先生得不到市民的愛護與鼓勵；得不到善眾的願力與助緣… 經常受到的，是咒罵、抗爭… 結果導致他心灰意冷，放棄了理想… 放棄了香港… 」[4]
我相信這些文字，不是那些工多藝熟的五毛能夠寫得來。吳堅信人性本善，曾蔭權是個好人，那只是市民罵得他太多‥‥‥這樣直必腸的人性善論，相信孟子復活，也要甘拜下風。人家在談政治原則，他們卻愛談個人道德。想想二千年來道德化的政治傳統，流毒至今，隨處可見。
這些藝術家、保守宗徒對政治的看法，也可代表大部份港人的典形心態。他們性格平和，厭惡政治權力的爭拗，極力逃避擔起自己那份民權的責任。他們認為政治骯髒，所以不想沾污雙手。他們不想「治」人，也不願自「治」，所以結果就必然是受政府所「治」。治於人者，無權，所以任由宰割。
然而，藝術家們比起販夫走卒畢竟多一點條件去風花雪月。就算一生為奴，也不覺得屈辱和痛苦，倒下來的姿勢也總有一股淒涼美。
- [1] 梁啟超：〈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1902） ↩
- [2] 林奕華facebook ↩
- [3] 蘋果日報：教友包容 願給曾蔭權機會(3月4日) ↩
- [4] 吳卓明facebook ↩
from 無待堂 http://dadazim.com/journal/2012/03/govern-and-governeds/
